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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簡字第116號原告吳敏訴訟代理人梁恩泰律師被告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人劉鏡清訴訟代理人魏潮宗律師歐陽芳安律師上列當事人間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事件，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本件於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訴字第149號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事件終結前，停止訴訟程序。理由一、按「（第1項）行政訴訟之裁判須以民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準據，而該法律關係已經訴訟繫屬尚未終結者，行政法院應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第2項）除前項情形外，有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民事、刑事或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行政訴訟法第177條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於簡易訴訟程序仍適用之，同法第236條亦有明文。二、本件原告聲明撤銷被告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民國lll年4月27日促轉調字第2 號處分（下稱原處分）。又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2年度訴字第149號促轉條例案件(下稱另案)中，另案原告即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下稱國民黨)，係聲明撤銷被告依促轉條例第 16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lll年4月27日促轉調字第1號處分　　（本院卷第477-478頁），且另案所涉國民黨黨史館館藏目錄調查清單檔案(即本件被證2之1、共2冊，下稱系爭檔案) 是否為政治檔案之認定，與本件認定原處分是否適法，亦以認定系爭檔案是否為政治檔案相關，因另案現繫屬於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尚未終結，為避免裁判歧異，有裁定停止本件訴訟程序之必要，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法　官　陳宣每　　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洪啟瑞

2025-03-26

TPTA-112-簡-116-20250326-1

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行政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3年度訴字第62號 114年2月13日辯論終結原告謝武良被告法務部代表人鄭銘謙（部長）訴訟代理人楊朝圍劉家綾賴冠伶上列當事人間行政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2月7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827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程序事項：㈠被告代表人原為蔡清祥，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鄭銘謙，茲由其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21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行政訴訟法第 111條第1項、第3項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之聲明原為：1.訴願決定、原處分（被告民國112年8月8日112年度法義字第17號處分書）均撤銷。⒉被告應賠償原告最低新臺幣(下同)45億元（本院卷第9、13、81、197頁）。嗣於11 3年9月27日（本院收文日）以書狀補正、變更為：1.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⒉被告應作成准予如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⒊被告應賠償原告最低45億元（本院卷第227頁）。復於 114年2月13日言詞辯論程序，追加聲明⒋申請被告賠償原告及大哥謝仙煌（大嫂陳壽華繼承）每人精神賠償1千萬元等語（本院卷第345頁）。上開變更、追加雖經被告表示不同意（本院卷第249、346頁），惟本院認其起訴狀理由本已經提及上開情事，上開訴之變更，衡諸其請求之基礎相同，無礙於訴訟終結，本院認為適當，爰予准許，先此敘明。二、事實概要：原告於111年6月28日具申請書略以，其父謝萬生（下稱謝君）於47年間參與何應欽將軍（下稱何將軍）廢除新興區公園預定地之集會，會後與他人共同集資，向政府購買該處土地，面積二分多，土地地號現為高雄市新興區新興段3小段178 8地號（按重測前舊地號為大港埔段370-6、370-7、370-46 、370-47地號合併，面積為2,295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惟系爭土地旋遭政府徵收並設立交通部台灣電信管理局（下稱電信局，現為中華電信中山機房，門牌號碼為○○市○○ 區○○○路00號），其曾向交通部陳請補償，交通部以108年7 月12日交總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108年7月12日函）復略以，按土地登記簿登載，系爭土地係原該部電信總局於47 年2月1日買賣取得，非以徵收取得，並已於89年間作價投資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等語。原告乃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6條之1第1項規定，向行政院申請平復行政不法，經該院以111年7月13日院臺正字第0000000000號秘書長函轉被告辦理。經被告調查結果，以電信局前於46年6 月27日基於籌建電信設備，呈請交通部徵收大港埔段370-2 、370-3、370-4、370-5、370-6、370-7、329-1地號等7筆土地(下稱大港埔段等7筆土地)，經函轉內政部及行政院令准予徵收在案；復系爭土地於當時47年間僅包含大港埔段37 0-6、370-7地號兩筆土地，面積共2,918.47平方公尺，所有人為張君，嗣經70年4月24日土地重測後，始將大港埔段370 -46、370-47地號併入系爭土地，面積縮編為2,295平方公尺，並登記為交通部電信總局所有，堪認該局已依法原始取得大港埔段370-6、370-7地號土地所有權；至交通部雖以108 年7月12日函稱系爭土地係47年2月1日買賣取得，非以徵收取得，然依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112年5月23日高市地新登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年5月23日函）復內容所載，大港埔段370-7地號土地於光復初期土地登記總簿所有權部備註欄記載奉台灣省政府47府民地丁字第349 號令核准徵收，惟65年7月27日轉載至電子化前土地登記簿，錯誤抄錄登記原因：買賣，可知該筆土地原登記為買賣係屬誤植，實與大港埔段370-6地號土地同因徵收而登記為交通部電信總局所有，又觀諸大港埔段370-6、370-7地號土地謄本所載，上開土地自36年10月23日即登記為張君所有，嗣於47年2月1日為交通部徵收，期間並無謝君相關之權利記載，況參諸原告於112年7月3日提出之申請書，除仍稱謝君係向何將軍及政府購買系爭土地、不識張君等語之外，未再提出謝君合法擁有土地所有權，或與土地所有權登記名義人張君有何共同出資之相關證明，實難逕認其財產所有權遭受侵害，被告以依現有證據，尚難認有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為侵害人民生命、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自與促轉條例第6條之1第1項之平復行政不法之要件尚有未合，乃以112年8月8日112年度法義字第17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申請。原告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三、本件原告主張：㈠何將軍當局騙造新興中央公園地廢棄出售，對其父謝君詐騙財物，還沒有過戶即予徵收，是威權政治暴力、國家不法行政，應予撤銷。　㈡本件肇因於被告及行政機關之違法行政，乃依111年5月27日蔡英文總統公告之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相關賠償準則之規定，請求就系爭土地對價賠償最低新臺幣（下同）45億元及原告、大哥謝仙煌（大嫂陳壽華繼承）每人1千萬元精神賠償。另，系爭申請案經行政院秘書長111年7月13函轉被告，由被告審議迄今，是原告並未向權利回復基金會提出申請等語。並聲明：1.訴願決定、原處分均撤銷。⒉被告應作成准予如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⒊被告應賠償原告最低45億元。4.申請被告賠償原告及大哥謝仙煌（大嫂陳壽華繼承）每人精神賠償1千萬元等語。四、被告則以：　㈠系爭土地於47年間僅包含大港埔段370-6、370-7地號兩筆土地，自36年10月23日即登記為訴外人張啟華所有，政府於47 年2月1日依法徵收為國有後，由當時之電信局管理： ⒈電信局前於46年6月27日基於籌建電信設備，呈請電信總局轉呈交通部申請徵收大港埔段370-2、370-3、370-4、370-5、 370-6、370-7、329-1地號等7筆土地，經行政院交內政部議復後准予徵收在案。其中大港埔段370-6、370-7地號兩筆土地部分，自36年10月23日即登記為張啟華所有，經政府依前述徵收計畫於47年2月1日徵收為國有後，由電信局管理之，嗣高雄市政府於70年5月27日辦理土地重測時，另將同段370 -46、370-47地號土地併入，4筆土地合併後成為今日系爭土地（新興段3小段1788地號）；故原告主張謝君購買之系爭土地，於47年間僅包含當時大港埔段370-6、370-7地號兩筆土地部分，與今日範圍略有不同。　⒉原告所提出之交通部108年7月12日交總字第0000000000號函雖稱系爭土地係電信總局47年2月1日「買賣」取得，且土地登記簿亦記載47年2月1日所有權登記原因為「買賣」，然經被告函詢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其以112年5月 23日高市地新登字第00000000000號函復：「……該筆土地(按：大港埔段370-7地號）於光復初期土地登記總簿（又稱舊簿）所有權部備註欄記載奉台灣省政府47府民地丁字第349 號令核准徵收，惟民國65年7月27日轉載至電子化前土地登記簿（又稱新簿），錯誤抄錄登記原因：買賣。」），可知前述交通部108年函及土地登記簿記載「買賣」一節，純屬誤植，大港埔段370-7地號土地實與同段370-6地號土地同因徵收而登記為國有，其記載應更正為「徵收」，方屬正確。　㈡本件經被告調閱相關資料，並無任何證據顯示謝君曾取得土地所有權或出資購買，原告復未提出其他佐證資料供被告進行調查，本件實難僅憑原告單方陳述，逕認謝君之財產權遭受侵害：　⒈觀諸卷附土地登記簿所載，大港埔段370-6、370-7地號兩筆土地自36年10月23日即登記為張啟華所有，嗣政府於47年2 月1日徵收，電信局呈報之土地業主名冊亦記載業主姓名為張啟華，期間並無謝君相關之權利記載。　⒉被告曾於112年6月26日法制決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112 年6月26日函)主動函知原告有關前述大港埔段370-6、370-7 地號土地之所有人異動情形，並請原告提供謝君與張啟華共同出資購買土地，並約定登記於張啟華名下，及謝君獲得補償金之相關佐證資料（例如買賣契約、通信紀錄、補償金發放收據等），惟原告除自承其不識張啟華外，仍未提出任何相關佐證資料以供被告進行調查，本件實難僅憑原告單方陳述，逕認謝君財產所有權遭受侵害。至於原告雖主張其大嫂為人證云云，然依原告所提之書面資料可知，其大嫂至多僅能說明與原告知悉相同情事而已，亦無法證明謝君財產所有權遭受侵害。　⒊是本件依現有證據資料尚難認定有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為侵害人民生命、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自與促轉條例第6條之1第1項平復行政不法之要件尚有未合。㈢原告主張依111年5月27日總統公告之賠償準則請求系爭土地對價賠償，其性質應屬促轉條例所定之權利回復事項，依促轉條例第6條之3、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下稱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第2條第1項之規定，原告應另向權利回復基金會申請權利回復，經權利回復基金會作成特定之行政處分後，如有不服，再經訴願後提起課予義務訴訟，不得直接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且爭訟對象應為權利回復基金會，原告對被告並無請求賠償之公法上請求權存在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述爭點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11年6月28日申請書、112年7月3日申請書（原處分卷第21-25、179-181頁）、交通部電信總局 46年7月19日台總字第985號呈（原處分卷第111-112頁）、交通部46年7月27日交總（46）字第06255號呈（原處分卷第 109-110頁）及行政院47年1月10日台47內字第0148號令（原處分卷第108頁）、徵收土地計劃書、徵收土地圖說、土地使用計畫圖及土地業主名冊（原處分卷第113-130頁）、交通部108年7月12日函（原處分卷第27頁）、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112年5月23日函（原處分卷第166頁）、行政院111年7月13日院臺正字第0000000000號秘書長函/轉被告辦理（原處分卷第20頁）、系爭地籍圖謄本（原處分卷第69頁、本院卷第339頁）、系爭土地登記謄本、人工登記簿謄本（原處分卷第131-165頁、本院卷第325-337頁）、原處分（本院卷第65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91-98頁）附卷可稽，洵堪認定。經核兩造之陳述，本件爭點厥為：原告得否請求被告為行政不法之行政處分？原告主張被告應賠償原告最低45億元、原告及大哥謝仙煌（大嫂陳壽華繼承）每人精神賠償1千萬元，有無理由？六、本院得判斷之心證　㈠促轉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促轉會隸屬於行政院，為二級獨立機關，除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另有規定外，依第4條至第7條規定，規劃、推動下列事項： ……三、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促轉條例第6條規定：「（第1項）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應重新調查，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9條規定，以平復司法不法、彰顯司法正義、導正法治及人權教育，並促進社會和解。……（第3項）下列案件，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刑事審判者，其有罪判決與其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單獨宣告之保安處分、單獨宣告之沒收，或其他拘束人身自由之裁定或處分，於本條例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並公告之：一、受難者或受裁判者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之規定，而獲得賠償、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之刑事審判案件。……。」　㈡促轉條例第6條之1規定：「（第1項）威權統治時期，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為侵害人民生命、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由促轉會依職權或申請確認不法，以平復行政不法。（第2項）前條第3項第1款案件之受難者或受裁判者，於獲得賠償、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範圍內所受之前項處分或事實行為，於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均視為不法。（第3項）前2項處分經確認或視為不法者，於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視為撤銷。（第4項）前條第2項平復司法不法之方式，於本條準用之。」促轉條例第6條之2規定：「（第1 項）第6條第3項第2款、第4項及前條第1項之申請，由受不法追訴、審判、行政處分或事實行為而權利受損之人為之。但權利受損之人死亡者，由家屬為之。（第2項）為辦理前二條所定之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事項，該管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審查會，依審查會之決議作成處分或相關處置。（第3項）前項審查會之組成、委員資格、遴（解）聘、任期、迴避，調查程序、範圍、方式、審查、決議、保密義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該管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4項）關於辦理第6條第2項識別及處置加害者之相關事宜，另以法律定之。」促轉條例第6條之3規定：「第6條第2項及第6 條之1第4項準用第6條第2項被害者或其家屬之權利回復事宜，另以法律定之。」　㈢促轉條例第11條之2第1項第1款規定：「促轉會解散後，國家應辦理之轉型正義事項，依下列各款規定移交予各該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一、平復司法不法、行政不法，與識別及處置加害者事項，由法務主管機關辦理。」　㈣原告雖主張何將軍當局騙造新興中央公園地廢棄出售，對其父謝君詐騙財物，還沒有過戶即予徵收，是威權政治暴力、國家不法行政，應予撤銷云云，並提出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112年5月23日函、大港埔段370-7地號土地(重測後新興區新興段三小段1788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本院卷第55頁)、系爭地籍圖謄本（原處分卷第69頁、本院卷第339頁）、系爭土地登記謄本、人工登記簿謄本（原處分卷第131-165頁、本院卷第325-337頁）、自由時報111年2月 21日報紙影本(本院卷第59頁)等證據，並主張可以其大嫂為證人，然而，本院以為原告之主張並無理由，理由如下：　⒈原告雖提出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112年5月23日函、大港埔段370-7地號土地(重測後新興區新興段三小段17 88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系爭地籍圖謄本、系爭土地登記謄本、人工登記簿謄本、自由時報111年2月21日報紙影本等證據。但依照上開土地登記謄本，甚或人工登記簿謄本（原處分卷第131-165頁、本院卷第325-337頁；另可參照土地業主名冊，原處分卷第118頁以下），大港埔段370-6、37 0-7地號兩筆土地自36年10月23日即登記為張啟華所有(上開土地於70年4月24日土地重測後，與大港埔段370-46、370-4 7地號土地合併，原處分卷第136頁)，而政府乃於47年2月1 日徵收，電信局提供之土地業主名冊亦記載業主姓名為張啟華，並無原告所述謝君相關之權利記載，更與原告主張何將軍當局騙其父謝君一事無關；至於其他原告提出之戶籍謄本甚或報紙影本，亦難以證明與原告主張其父親謝君經何將軍詐騙等威權不法行為。　⒉再者，依照被告112年6月26日函，已經請原告補充提供謝君與張啟華共同出資購買土地，並約定登記於張啟華名下，及謝君獲得補償金之相關佐證資料（例如買賣契約、通信紀錄、補償金發放收據等）等語(原處分卷第192-193頁)，然而，依照原告回應書狀可知，已經自承不識張啟華等語(原處分卷第180頁以下)，原告更未提出任何相關佐證資料(關於其父經何將軍詐騙事由)以供被告進行調查，至於原告主張大嫂為人證一事，因所作證內容亦僅為有見證過原告父親所言行政不法標的乃系爭土地等語(本院卷第339頁)，無法證明謝君財產所有權遭受詐騙等侵害，自無通知其到庭作證之必要。是本件自未符合促轉條例第6條之1第1項規定「平復行政不法」之要件，原告主張，尚不足採。　⒊況原告依促轉條例第6條之1第1項規定，向行政院申請平復行政不法，經該院以111年7月13日院臺正字第1110090353號秘書長函轉被告辦理。經被告調查結果，以電信局前於46年6 月27日基於籌建電信設備，呈請交通部徵收大港埔段等7筆土地，經函轉內政部及行政院令准予徵收在案；復系爭土地於當時47年間僅包含大港埔段370-6、370-7地號兩筆土地，所有人為張君，嗣經70年4月24日土地重測後，始將大港埔段370-46、370-47地號併入系爭土地，並登記為交通部電信總局所有；又交通部雖以108年7月12日函稱系爭土地係47年 2月1日買賣取得，非以徵收取得，然依高雄市政府地政局新興地政事務所112年5月23日函復內容所載，大港埔段370-7 地號土地於光復初期土地登記總簿所有權部備註欄記載奉台灣省政府47府民地丁字第349號令核准徵收，惟65年7月27日轉載至電子化前土地登記簿，錯誤抄錄登記原因：買賣等情，已如前述，並有如上理由五之卷證可示。因而，被告認為系爭土地原本所有人為張君，而後交通部徵收大港埔段等7 筆土地；另大港埔段370-7地號土地為買賣係屬誤植，實與大港埔段370-6地號土地同因徵收而登記為交通部電信總局所有，而以原處分否准原告申請，核與促轉條例第6條之1第 1項等規定相符，尚屬有據。㈤原告依照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條請求被告應賠償原告最低45 億元，為無理由：　⒈行政訴訟法第7條規定：「提起行政訴訟，得於同一程序中，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依其立法意旨：「因行政機關之違法處分，致人民權利或法律上利益受損害者，經提起行政訴訟後，其損害有能除去者，有不能除去者。其不能除去者，自應准許人民於提起行政訴訟之際，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之給付，以保護人民權利，並省手續重複之繁。」可知人民對於違法的行政處分，除依國家賠償法直接向民事法院請求國家賠償外，亦得利用對於違法行政處分的行政訴訟程序，合併請求國家賠償。又行政訴訟法所以為第7條得合併請求損害賠償或其他財產上給付的規定，是因此等請求與其所合併提起的行政訴訟間，有一定的前提或因果關係，是基於訴訟資料共通，避免裁判歧異及訴訟手續重複的勞費所為的規範。故於當事人有依行政訴訟法第 7條規定併為請求時，必其所據以合併的行政訴訟，已經行政法院實體審究且為勝訴的判決，行政法院始得就該當事人依行政訴訟法第7條所為請求，為實體審究並為勝訴的判決（最高行政法院97年度判字第988號判決參照）。經查，本件被告以原處分否准原告「平復行政不法」既無違誤，則原告合併請求損害賠償如訴之聲明三、四，即無理由，應併予駁回。　⒉況依照促轉條例第6條之3規定：「第6條第2項及第6條之1第4 項準用第6條第2項被害者或其家屬之權利回復事宜，另以法律定之。」又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為處理本條例所定賠償及權利回復相關事項，由行政院設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以下簡稱權利回復基金會）」同條例第10條規定：「因國家不法行為致財產所有權被剝奪之被害者，得檢附具體資料，以書面向權利回復基金會申請權利回復；被害者死亡，得由其家屬申請之。」同條例第17條規定：「（第1項）權利回復基金會經職權調查後，就財產所有權被剝奪之權利回復方式及金錢賠償之金額作成決定。（第2項）第11條第1項後段情事之認定，應於作成返還原財產之決定前，舉行聽證程序。（第3項）權利回復基金會得就財產所有權被剝奪之權利回復方式與申請人協議，協議內容對於權利回復基金會作成第1 項決定有拘束力。（第4項）依第10條規定申請權利回復，應檢附之具體資料、決定程序、返還原財產、賠償金發放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權利回復基金會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返還被害者財產所有權申請及處理辦法（下稱：處理辦法）第4條規定：「（第1項）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以下簡稱權利回復基金會）辦理財產所有權被剝奪之權利回復，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程序如下：一、受理申請。二、調查。三、聽證。四、審議。五、決定。六、辦理給付或囑託移轉登記。（第2項）前項第3款所定聽證程序，於本條例第11條第1項後段情事之認定，始須辦理之。」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第1項）申請人申請財產所有權被剝奪之權利回復，應檢附下列文件：一、申請書。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三、被害者受國家不法行為致財產權被剝奪之證明文件。四、系爭財產清冊。五、其他權利回復基金會規定應提出之文件。（第2項）申請人為被害者之家屬者，除檢附前項文件外，並應檢附被害者之繼承系統表、被害者及申請人之戶籍資料。（第3項）申請人有數人時，得檢具委託書委由其中一人申請。」從而，參照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第10條規定，及處理辦法第4條、第5條等規定，必須被告先為「平復行政不法」之認定，權利回復基金會方得為原告為權利回復之調查、審議及給付等程序，原告始具有請求權；況依促轉條例第6條之3、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第2條第1項之規定，原告應另向權利回復基金會申請權利回復，而非向被告請求賠償，且原告請求被告賠償其大哥謝仙煌（大嫂陳壽華繼承），亦屬當事人不適格，本件縱闡明原告依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1項、第2項規定變更被告為權利回復基金會，惟本件既尚未完成訴願程序，依上述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4項規定，原告亦不得追加或變更被告，一併敘明。七、綜上，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請求被告作成行政不法之處分，並請求賠償45 億元、精神賠償各1千萬元等，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八、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審判長法官洪慕芳法官孫萍萍法官周泰德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書記官　徐偉倫

2025-03-13

TPBA-113-訴-62-20250313-2

軍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聲請再審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軍聲再字第4號聲請人即被告劉柏琪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貪污案件，對於國防部最高軍事法院96年度上重更三字第1號中華民國96年9月13日確定判決（起訴案號：國防部高等軍事法院高雄分院檢察署93年度雄訴字第9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　　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發現確實之新證據，足認受有罪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得聲請再審。　㈠聲請人因貪污案件，經國防部最高軍事法院判決處刑確定，該確定判決認定聲請人犯罪受該司令及軍事檢察官以利誘、脅迫、威嚇不法手段而取得之證據，依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書102年度易字第635號及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02年度上易字第660號所述，均判聲請人無罪，該新事實、新證據，可資證明當時聲請人確實受到不當之違法取供，並且所述事實絕對有所本。　㈡現任高雄市警局警備隊員呂品，願意負法律責任，也出具保證書，表示願意替聲請人出庭作證，證明地區司令臧幼俠和軍事檢察官張翕兩人預謀陷聲請人入罪，種種明顯之證據，難道還不能證明他們違法取供嗎？　㈢違法情形：　⒈軍事檢察官張翕在開庭時恐嚇聲請人並按下錄音機將錄音中斷，並且對聲請人咆哮，叫聲請人承擔下來，並且用退休金威脅說，他可以讓聲請人一毛錢也領不到，貪污罪可以判很重，十年以上刑責，但只要聽話，就可以當作貪污罪沒發生。　⒉他也說，已經和司令通電話，臧幼俠說要利用這個機會修理聲請人，因為他還想高升，因被人檢舉行為不檢，如此一來可以殺雞儆猴一下，以增加其威信。　㈣裁定違法情形：　⒈未讓證據說話，未依法辦案，不符比例原則，預謀陷害聲請人入罪，用違法之手段，對聲請人實施有計畫的凌遲，國防部軍法司違背良知專業，違法取供，陷人入罪，屈打成招（洪仲丘），叫聲請人承擔一切罪狀，符合毒樹毒果理論。　⒉軍法濫訴錯判凌遲被害人，並且串通人事官偽造文書，冒充聲請人簽名，以撇清責任，這些難道沒有裁定違法嗎？另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書102年度易字第635號及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102年度上易字第660號所述，亦傳相關軍事檢察官、書記官等人，當庭承認有和當時司令臧幼俠通話，當時審判法官可證明聲請人確實受到不當違法取供以致身心受創，不得不承擔，請問可有違法？　㈤93年國防部怕聲請人上訴，就扣留聲請人退休金，讓聲請人生活困頓沒有多餘金錢請律師上訴，而實際上，聲請人至今尚未辦理退伍，更沒有填寫退伍資料，軍人身分證迄今仍在身上，這是否合乎常態？如此手法，就跟洪仲丘事件一樣，如有不從，就是殺無赦，其手段，真是罄竹難書。劇本早寫好，軍法官們只是奉命行事，做做樣子，透過他們的嘴巴講出，寫上貪污及竊取軍用品外之罪，但貪污如何來，真的假的，不是軍法官他們決定，開完庭後，審判長對聲請人說，一個法官對聲請人這起訴貪污及竊取軍用品罪，後面承接的軍法官們願意判冤獄嗎？軍法是不可能這樣的，叫聲請人不要再上訴了，也因此，永遠不願面對這個案子的錯誤過程做反省、修正，國防部永遠不肯翻案，不願做公平處理，現在蔡政府有轉型正義，因洪仲丘案，軍法遭到人民唾棄而廢除，希望有理念有正義感的司法人員，不要讓此案湮滅。聲請人當初請的律師們，一致認為此案很明顯是司令及軍事檢察官張翕編出來的錯誤的案子，現在還不願意面對它，那怎麼還叫轉型？馬政府時代，聲請人也曾努力申冤過，希望蔡政府藉由這個案子，證明「這個政府不一樣的」，聲請人不願做了20年的軍人，背負著莫須有的罪名，所以努力申冤，希望再審能夠成立，月前聲請人看到立法院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就像看到一線曙光，希望司法還聲請人清白。聲請人此件案件，應該還要再審，並找相關人員重新重組，把真相還原，在目前的社會中，司法改革還不完整，但是國防部軍法司所判的冤案也不能遺忘，冤獄所帶來的傷痛，朝著對的方向努力，社會才能真正的安定，不再有冤案發生，李登輝民主協會理事許龍俊強調，政府可以當作沒看到社會的脈動，但民間不能忍受，冤案必須平反，正義才能彰顯。　㈥為此，依法聲請再審，請貴院明察，裁定准予開始再審，以免冤抑，而符法治。二、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經前項裁定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3條、第434條第 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三、經查，聲請人本次聲請意旨及提出聲請再審的證據，與聲請人前向本院113年度軍聲再字第1號聲請者，幾乎一樣，而本院前案審理後，認為聲請人均是持業經實質審理而裁定駁回的相同理由，重複聲請，而認為其聲請不合法，予以裁定駁回確定，有本院前案裁定在卷可資對照（本院卷第187頁），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電子卷宗核閱屬實（本院卷第185頁），合先敘明。四、再查，聲請人本次聲請再審理由㈠、㈡、㈢部分，前經本院以1 06年度軍聲再字第1號、第2號實質審理後，先後以再審無理由駁回聲請，並由最高法院分別以106年度台抗字第336號、第623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再審理由㈣、㈤部分，前經本院以108年度軍聲再字第1號實質審理後，以再審無理由駁回聲請，並由最高法院以108年度台抗字第1281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等情，有本院前案各該裁定附卷可資比對（本院卷第19 1、211、229頁以下，本院自製的比對表則見第235頁）。聲請人執相同理由再聲請本案再審，顯違反刑事訴訟法第434 條第3項之規定，其聲請程序不合法，應予駁回。五、本件聲請程序既不合法，縱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規定，通知聲請人到庭聽取其意見，亦無從補正，故本院認為無通知聲請人到場之必要，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規定，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蔡廷宜　　　　　　　　　　　　　　　　　　　法　官　林坤志　　　　　　　　　　　　　　　　　　　法　官　蔡川富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本裁定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蔡曉卿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2025-02-18

TNHM-113-軍聲再-4-20250218-1

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訴字第187號 114年1月2日辯論終結原告黃華被告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代表人張文貞（董事長）訴訟代理人喬政翔律師上列當事人間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12月7日院臺訴字第11250222 2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事實概要：原告黃華以其因國家不法行為，致人身自由受拘束，於民國112年2月9日填具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申請書（下稱權利回復申請書），向被告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申請生命、人身自由受侵害之賠償。經被告以112年8月24日權復業字第1120000166號函（下稱原處分）復原告，以原告因國家不法行為，致人身自由受拘束期間分別達2年6個月又4日（自52年12月31日至55年7月4日）、10年（自56年8月20日至64年7月14日及自65年7月26日至67年9月2日【原處分誤植為67年9月1日】）、8年8個月又27日（自67年9月3日【原處分誤植為67年9月2日】至76年5月30日）、1年6個月又16日（自79年11月3日至81年5月18日），依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下稱威權時期權利回復條例或本條例）第4條、第5條第1項第2款、第6條第2項、第19條第 1項、第3項及第20條第1項規定，應分別核定賠償基數為19 （2年4個月以上2年8個月未滿）、42（10年以上10年6個月未滿）、38（8年8個月以上9年未滿）、15（1年6個月以上1 年8個月未滿），共計賠償基數為114，以本條例附表一最高基數67計，每基數賠償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7萬元，賠償金額計1,139萬元（計算式：17萬元×67基數=1,139萬元），惟應扣除原告已依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下稱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及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下稱戒嚴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第6條第1項準用冤獄賠償法，因同一事由受有之補償金590萬元及冤獄賠償金458萬5,000元，故應給付差額90萬5,000元（計算式：1 ,139萬元-590萬元-458萬5,000元=90萬5,000元）。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2年12月7日院臺訴字第112502 2225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二、原告起訴主張及聲明：　㈠法律以「明文」為最高基準，尤其「金錢數額」更需明文。本條例附表一只有「33年以上」、基數「67」、賠償金「1, 139萬元」，並沒有「明文」寫出67是最高基數，也沒有「1 ,139萬元」是最高賠償金，不像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5條第1項、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受裁判者補償金核發標準（下稱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金核發標準）第 2條等規定。故依威權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第22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應從有利於原告之認定，依原告受人身自由拘束的各段期間，分案比對本條例附表一的賠償基數及計算賠償金額，然後再合計總賠償金，而不是認定總基數為 114，卻又以最高基數67來計算賠償金額。再者，依刑事補償法第6條第1項、第6項規定可知，「被冤死者」的賠償金不一定必須大於「被冤獄者」的賠償金，故被告辯稱人身自由之侵害，必然不得超過（被冤死者）1,200萬元等語，並不正確。㈡威權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應扣除已依…因同一事由受有之賠（補）償金後給付之。」重點為「因同一事由」並非一定都必須扣！原告未曾依威權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第4條規定，檢具任何資料向被告申請「被管訓」之賠償（因為原告「被管訓」已獲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判賠），原告向被告所提的資料是經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決定撤銷判決的3個案件，即第1次因叛亂罪名被判10年（因減刑只被關7年10月又16日，依本條例附表一，15萬元×35基數＝525萬元）、第2次因叛亂罪名被判10 年（加上被取消減刑的2年1個多月，被關10年9月又4日後假釋，依本條例附表一，16萬元×43基數＝688萬元）、第3次因叛亂罪名被判10年（因刑法第100條修正，實際被關1年6月又16日，依本條例附表一，14萬元×15基數＝210萬元），故「被管訓」這個「同一事由」之賠償不需計算，即不賠不扣。上開總計賠償金額為1,423萬元，扣除原告依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所領取之590萬元，原告應獲賠償833萬元，而非90萬5,000元。　㈢聲明：(本院卷第137頁) 　　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不利於原告部分均撤銷。　　⒉被告對於原告112年2月9日的申請，應作成再給付833萬元之行政處分。三、被告答辯及聲明：　㈠人民因國家不法行為致人身自由受侵害時，賠償上限為1,139 萬元：　　⒈依威權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第4條、第7條第1項、第19條第3 項、第20條第1項等規定，人民有因國家不法侵害而遭剝奪人身自由之情事時，由被告依職權調查後決定賠償金額。若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或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下稱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已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下稱228條例）第8條第1項第3款、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6條第2款及第3款規定認定賠（補）償基數者，或經法院依戒嚴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第6條第1項準用冤獄賠償法准予賠償之天數計算其人身自由受剝奪之天數時，被告應依前開基金會及法院計算之天數，對照本條例附表一之賠償基數，計算賠償金，並扣除人民已申領之補償或賠償金後，就剩餘部分賠償予人民。　　⒉又依威權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第6條所載立法理由第4點、第5 點可知，立法者於制定該條例時，即明示如因國家不法行為致死或失蹤時，基於國家不法剝奪人民生命，係對人民個人法益之最嚴重侵害，考量本條例附表一之最高賠償上限（即1,139萬元）後，明定上限賠償金額為1,200萬元，是人民受拘束人身自由之侵害，其計算賠償基數及總額，必然不得超過1,200萬元，否則將造成國家不法侵害人民自由之賠償金額，可能超出人民因國家不法行為致死之賠償金額。被告於112年3月24日第1屆第3次董事及監察人會議亦決定：「人身自由受侵害案件前數機關（購）賠（補）償或有數原因事實者，其賠償金計算方式：數段或數案分別核定基數後併算，並以『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第6條附表一計算之新臺幣1,139萬元為核發金額上限。」從而人民受人身自由拘束之期間達 33年以上，依法固適用67之賠償基數上限，而若有數原因，被告即會分段計算，其加總後之基數總和，仍應以基數 67為賠償上限。　㈡原告因國家不法行為，其人身自由受侵害之時間為22年9個月又15日，經桃園地院及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計算天數，並賠付及補償原告共計1,048萬5,000元。被告將原告因不同國家不法原因，以致人身自由遭剝奪之期間分別計算後，依法核定賠償基數為最高上限67，並據此計算應給付原告之賠償金額為1,139萬元，復依法扣除原告因同一事由，已依228條例、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及戒嚴時期權利回復條例所受領之賠（補）償金1,048萬5,000元，核定應再向原告給付90萬5,000元，於法並無違誤。　　　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四、本院之判斷：㈠按威權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第1條規定：「為促進轉型正義、回復人民於威權統治時期因國家不法行為受損之權利，特制定本條例。」第2條第1項規定：「為處理本條例所定賠償及權利回復相關事項，由行政院設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以下簡稱權利回復基金會）。」第3條第1款至第3款規定：「本條例用詞，定義如下：一、威權統治時期：指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之時期。二、國家不法行為：指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六條及第六條之一認定之司法不法行為及行政不法行為。三、被害者：指於威權統治時期因國家不法行為致生命、人身自由、財產、名譽受侵害者。」第4條規定：「因國家不法行為致生命或人身自由受侵害之被害者，得檢附具體資料，以書面向權利回復基金會申請賠償；被害者死亡，得由其家屬申請之。」第5條第1項第1款、第2款規定：「前條賠償範圍如下：一、受死刑之執行、遭擊斃、緝捕致死、凌虐致死或失蹤。二、受逮捕、拘禁、拘提、羈押或拘束人身自由之裁判或處分。」第6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前條第一項第一款之情事，賠償金為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第2項）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情事，賠償金以核定之賠償基數乘以對應之每基數賠償金額計算。核定賠償基數與所對應之每基數賠償金額依附表一定之。」第7 條第1項規定：「權利回復基金會經職權調查後，決定賠償金額。」第19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於本條例施行前，業經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二二八基金會）或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以下簡稱補償基金會）依法調查事實並認定賠償基數予以賠（補）償者，或經法院依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六條第一項準用冤獄賠償法准予賠償者，得依第四條及第十條規定向權利回復基金會提出權利回復之申請。…。（第3項）經二二八基金會或補償基金會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第八條第一項第三款、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六條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認定賠（補）償基數者，或經法院依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第六條第一項準用冤獄賠償法准予賠償者，如受有賠（補）償原因符合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逕依已認定之拘束人身自由期間或法院認定賠償之天數，對照附表一定其賠償之基數，並依第六條第二項計算賠償金。」第20條第1項規定：「前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賠償金，應扣除已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及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因同一事由受有之賠（補）償金後給付之。」　㈡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除後述爭執事項外，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權利回復申請書(原處分卷第3、4頁)、桃園地院89年度賠字第54號決定書(原處分卷第15頁至第17頁)、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88年度592號補償案件卷宗(原處分卷第18頁至第116頁)、促轉會促轉聲字第74號平復司法不法案件卷宗(原處分卷第117頁至第148頁)、被告112年6月16 日第1屆第6次董事及監察人會會議紀錄(原處分卷第149頁至第155頁)、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7頁至第30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可以認定。茲原告爭執所在，乃原處分將原告各次受人身自由拘束所認定之賠償基數予以加總後，依最高基數「67」核定賠償金額（另扣除原告已受領之相關賠償或補償），以及原處分扣除原告依桃園地院89年度賠字第54號決定書所領取之458萬5,000元等節，是否合法有據？　㈢關於賠償基數認定及賠償金額核定部分：　 ⒈威權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第6條第2項所定之「附表一：侵害人身自由之賠償基數表」（即本條例附表一），係依「合計實際受人身自由拘束之期間」（最短區間為「一個月未滿」，最長為「三十三年以上」），劃定「核定賠償基數」（最高基數為「六十七」），「每基數賠償金額」為1 至6基數為12萬元、7至14基數為13萬元、15至17基數為14 萬元、18至41基數為15萬元、42至59基數為16萬元、60至 67基數為17萬元(本院卷第65、66頁)。　　⒉承上，「如」就原處分所認定原告受人身自由拘束之期間，予以「分別」認定賠償基數及賠償金額，其結果如下：　　　⑴原告於52年12月18日遭基隆市警察局非法逮捕、留置後，送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下稱警總）職訓三總隊管訓至 55年7月4日獲釋，期間共計917日（參見桃園地院89年度賠字第54號決定書。原處分卷第15頁至第17頁），即 2年6個月又4日，依本條例附表一，人身自由受拘束之期間為「二年四個月以上二年八個月未滿」者，其賠償基數為19，每基數賠償金額為15萬，總計為285萬元。　　　⑵原告因叛亂案件，經警總以57年初特字第5、15、24、35 號判處有期徒刑10年確定(原處分卷第50頁至第90頁)，原告因該案自56年8月20日起遭羈押、執行，嗣因警總依中華民國六十四年罪犯減刑條例規定，以64年諫減字第54號裁定減處有期徒刑6年8月(原處分卷第97、98頁) ，而於64年7月14日獲釋(原處分卷第43頁)；然原告復因叛亂案件，經另案（警總65年諫判字第70號判決，詳後述）判處罪刑確定後，上開減刑遭撤銷而應補執行有期徒刑2年1月又6日，執行期間為65年7月26日至67年9 月2日(原處分卷第44頁、第106頁)，總計原告因此案（警總57年初特字第5、15、24、35號叛亂案）受羈押、執行期間為10年。依本條例附表一，人身自由受拘束之期間為「十年以上十年六個月未滿」者，其賠償基數為 42，每基數賠償金額為16萬，總計為672萬元。　　　⑶原告因叛亂案件，經警總以65年諫判字第70號判處有期徒刑10年確定(原處分卷第91頁至第96頁)，執行期間為 67年9月3日起至76年5月30日假釋(原處分卷第44頁、第 99、100頁、第106頁)，總計為8年8個月又27日。依本條例附表一，人身自由受拘束之期間為「八年八個月以上九年未滿」者，其賠償基數為38，每基數賠償金額為 15萬，總計為570萬元。　　　　　⑷原告再因叛亂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79年度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年確定(原處分卷第118頁至第12 5頁)，原告因該案自79年11月3日起遭羈押、執行，嗣因「法律變更不處罰其行為」，於81年5月18日獲釋(原處分卷第126、127頁)，其人身自由受拘束之期間為1年 6個月又16日，依本條例附表一，人身自由受拘束之期間為「一年六個月以上一年八個月未滿」者，其賠償基數為15，每基數賠償金額為14萬，總計為210萬元。　　　⑸另須說明者，乃原告因前述⑴所載事由，經桃園地院審認原告「經治安機關逮捕以罪嫌不足釋放前，受羈押管訓」期間共計917日，而依戒嚴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第6條準用裁判時冤獄賠償法（按：該法於100年7月6日修正時，變更名稱為刑事補償法）第1條第1項、第3條第1項等規定，准予賠償458萬5,000元，以及因前述⑵、⑶所示人身自由受拘束期間，經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依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6條（第2款）、處分時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金核發標準第4條第4款、第7條規定，決定補償590萬元，均經原告領訖等情，為原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122、123頁)，並有申請補償審查意見表、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89年7月12日（八九）基成法寅字第4716號函、領款資料等為證(原處分卷第111頁至第116頁)。嗣前開⑵、⑶所示警總57年初特字第5、15、24、35號判決、警總65年諫判字第70號判決，經促轉會以原告業已獲得賠償、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乃依行為時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6 條第3項第1款規定，以109年3月17日促轉三字第109530 0069F號函知原告上開刑事有罪判決暨其刑之宣告，於促轉條例施行之日（按：即106年12月29日）視為撤銷( 原處分卷第6頁)；前開⑷所示臺灣高等法院79年度訴字第1號刑事判決，亦經促轉會依行為時促轉條例第6條第 3項第2款規定，於109年5月27日以促轉司字第35號決定書決定上開刑事有罪判決暨其刑之宣告，於106年12月2 9日即促轉條例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原處分卷第138頁至第146頁)。 ⒊準此，原告前揭各次所受人身自由拘束之期間，其賠償基數加總後固為「114」，然本條例附表一「核定賠償基數」欄所列基數最高為「67」，則原處分以基數「67」核定原告應受賠償之金額，於法自屬有據。原告固以前開情詞，據為有利於己之主張，然而：　　　⑴關於原告主張威權時期權利回復條例未明文以「67」為最高基數，且「被冤死者」的賠償金不一定必須大於「被冤獄者」的賠償金，被告應從有利於原告之認定等節：　　　　①由前揭威權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第5條第1項第1款、第2 款及第6條第1項、第2項規定可知，本條例分別就國家不法行為所致生命（受死刑之執行、遭擊斃、緝捕致死、凌虐致死或失蹤）、人身自由（受逮捕、拘禁、拘提、羈押或拘束人身自由之裁判或處分）之侵害，設定不同之賠償標準；而參諸第6條規定之立法說明略以：「四、國家不法剝奪人民生命，『屬對個人法益最嚴重之侵害』，且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致死亡或失蹤之被害者多屬青壯年人，並考量其在死亡前亦可能受到身體、人身自由、健康等其他侵害，『故其賠償金應較其他權益受損者為高』。『爰參照第二項附表一換算之最高賠償金』，訂定第一項，明定賠償金額為新臺幣一千二百萬元。五、對於拘束人身自由之賠償方式，本條例參照二二八條例及補償條例採行基數制，並參考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受裁判者補償金核發標準（以下簡稱補償金核發標準）中之〈執行死刑、徒刑、交付感化（訓）教育補償基數表〉（以下簡稱補償基數表）所定之基數級距基準。惟該補償基數表因補償條例第五條第一項明定受裁判者最高補償六十個基數之限制，對於人身自由拘束期間十八年六個月以上者，僅能一律給予五十九個補償基數，致人身自由長期受拘束之被害者，無法獲得適當且相應之補償。經參酌上述情狀及現行對威權統治時期長期關押者關押期間之統計資料，爰訂定第二項之附表一。」（雙引號部分為本院所加），足知立法者除認知到生命權係屬「最高」個人法益外，亦將被害者於死亡前可能受到「人身自由」等侵害一併納入考量，乃參照本條例附表一換算之最高賠償金（即17萬元【每基數賠償金額】×67基數＝1,139萬元），而立法裁量以高於1,139萬元之「1,200萬元」，作為因國家不法行為致生命受侵害者之賠償金額；且在參考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條例之立法前例時，考量該條例所定之補償金核發標準，無法使人身自由長期受拘束之被害者獲得適當且相應之補償，乃根據相關統計資料，釐訂侵害人身自由之賠償基數（即本條例附表一），並採取將人身自由實際受拘束之期間予以合計之方式（此觀諸本條例附表一「『合計』實際受人身自由拘束之期間」欄之用語自明），作為賠償基數之核定基礎。是威權時期權利回復條例分就「生命」、「人身自由」予以設定賠償最高標準之立法意旨應稱明確，並無原告所指威權時期權利回復條例、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金核發標準第2條等規定，未明文以「67」為最高基數之情。　　　 ②又如前所述（⒉⑸），原告因上開⒉⑵⑶所載之事由，經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依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條例第6條（第2款）、處分時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金核發標準第4條第4款、第7條規定，分別認定42基數、38基數（總計80基數），然因法定最高賠償基數為59，乃依「59」基數核定補償金590萬元(原處分卷第111、112頁)。如原告所稱本件應就其各次受人身自由拘束期間分別認定賠償基數及計算賠償金後，予以加總賠付等語可採，則原告因前開⒉⑵⑶所載之事由，其賠償基數分別為42、38，總計為80基數，賠償金額則各為672萬元、570萬元，總計為1,242萬元，將逾前述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所核定之補償金 590萬元，而形同變相解除該核定補償金處分所依據之法令原已設定人身自由受拘束之最高賠償金額的限制；然觀諸威權時期權利回復條例，不僅未見有相關明文或立法意旨，且本條例第20條第1項、第5項規定已就被害者前已依228條例、不當叛亂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或戒嚴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甚至其他法令因同一事由受有之賠（補）償金等情形，明文採取逕行扣除之方式，而非明文應另行分次計算後加總再予以扣除已領取之賠（補）償金。是原告上開主張，自無可採。　　　　③至被告參據其112年3月24日第1屆第3次董事及監察人會決議：「人身自由受侵害案件前數機關（構）賠（補）償或有數原因事實者，其賠償金計算方式，提請討論。決議：數段或數案分別核定基數後併算，並以『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第 6條附表一計算之新臺幣1,139萬元為核發金額上限。」(本院卷第71頁至第73頁)，將本件原告所受前述各次人身自由受拘束期間予以分別認定基數，因認定後之基數總計為「114」，已超過本條例附表一所定最高基數「67」，而依最高基數「67」核定賠償金額（另扣除原告已受領之相關賠償或補償），乃係採取有利於原告之計算方式（若計算過程係採取將原告各次受人身自由拘束之期間合計後，再對照其賠償基數之方式，則原告所受人身自由拘束之期間總計為22年9 個月又17日，依本條例附表一，其所對應之賠償基數為61），然尚無從據此反認應就原告各次受人身自由拘束期間所認定之賠償基數，分別計算賠償金額並加總後，認定應賠付之金額，而無庸受最高基數「67」之限制，併此敘明。　　　⑵關於原告主張其向被告所提的資料是經促轉會決定撤銷判決的3個案件，而未檢具任何資料向被告申請「被管訓」之賠償（因原告「被管訓」已獲桃園地院判賠），故「被管訓」這個「同一事由」之賠償不需計算，即不賠不扣一節：如前所述，就原告於52年12月18日至55年 7月4日期間（917日或2年6個月又4日）所受人身自由之拘束，業經桃園地院89年度賠字第54號決定書認定係屬「經治安機關逮捕以罪嫌不足釋放前，受羈押管訓」，而依戒嚴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第6條準用裁判時冤獄賠償法第1條第1項、第3條第1項等規定，准予賠償458萬5,0 00元在案。是原告所受上開人身自由之拘束，乃係在威權統治時期（即34年8月15日至81年11月6日期間），於未經司法機關追訴、審判之情形下遭羈押管訓，被告認定此部分亦屬原告於威權統治時期因國家不法行為致人身自由受侵害，且原告已依上開規定獲得賠償，屬威權時期權利回復條例第20條第1項規定所稱「依…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因同一事由受有之賠（補）償金」，而依同條例第7條第1項規定為職權調查後，依第20 條第1項規定扣除原告就此部分領取之賠償金，於法並無不合。是原告上開主張，亦無可採。㈣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均無足採。本件被告依原告之申請，就其於威權統治時期因國家不法行為致人身自由受侵害，予以核定其賠償基數並據以計算賠償金額，再扣除原告前已依法領取之賠償金或補償金後，決定給付差額90萬5,000元，認事用法均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本院為如其聲明所示之判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聲明陳述，於判決結果無影響，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五、結論：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審判長法官　楊得君法官　彭康凡法官　李明益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范煥堂

2025-01-16

TPBA-113-訴-187-20250116-1

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0年度訴字第1544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原告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代表人朱立倫（主席）訴訟代理人陳學驊律師複代理人孫晧倫律師被告國家發展委員會（原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代表人劉鏡清（主任委員）訴訟代理人魏潮宗律師歐陽芳安律師上列當事人間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事件，原告不服國家發展委員會（原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中華民國110年10月27日促轉復查字第16號復查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處分關於除附表所示審定清冊序號檔案外之其餘序號檔案及該復查決定部分均撤銷。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十分之七，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事項：一、本件訴訟進行中，原先之被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已於民國111年5月30日依法解散，關於其審定政黨持有之政治檔案及命移歸為國家檔案相關業務，依政治檔案條例第2條第1項、第6條第3項規定，由國家發展委員會（下稱被告）承受辦理，並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51、2 52頁），應予准許。二、本件被告代表人原為葉虹靈，訴訟中先後變更為龔明鑫、劉鏡清，業據被告代表人龔明鑫、劉鏡清先後提出承受訴訟狀（本院卷一第251至252頁，本院卷三第163至164、167頁）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應予准許。三、依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2項規定：「（第1項）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第2項）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本件原告起訴時，聲明為：「一、原處分及原復查決定均撤銷。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本院卷一第13 頁）。嗣於113年2月22日言詞辯論期日變更訴之聲明為：「一、原處分關於審定清冊序號1至892號、897至3177號及該部分復查決定均撤銷。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本院卷三第71頁），被告對訴之變更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本院卷三第72頁），本院認為適當，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貳、事實概要：一、促轉會為辦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18條第 3項規定之主動調查政黨、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審定事宜，於107年8月2日知悉原告與國立政治大學（下稱政大）簽署「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黨史資料委託管理合作協議書」（下稱合作協議），委託政大管理黨史資料。促轉會乃函請原告、政大提供移交保管檔案等資料。經政大函覆移交保管檔案為「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共計3萬1,017筆，下稱省黨部檔案），並提供檔案清冊及數量後，被告審查後，發現原告僅就部分通報為政治檔案，乃分別發函原告、政大限期提供全部檔案，然原告、政大屆期並未提出，被告遂以109年9月18日促轉一字第1095100315號公告，封存省黨部檔案1批，禁止任何人搬運、移轉檔案資料，亦不得以其他任何方式毀棄、損壞或隱匿檔案（下稱封存處分，原告不服上開封存處分，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110年度訴字第321號判決駁回，復經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583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　　二、嗣政大依促轉會要求，於109年l1月3日政資字第1090073394 號函提供省黨部檔案數位化影像、現有檔案目錄清冊，經被告邀集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協助審選，於1l0年1月4日及1月21 日召開審選諮詢會議，經原告陳述意見，以ll0年8月4日第8 1次委員會議（下稱系爭委員會議）決議，並依促轉條例第3 條、第18條規定，以l10年8月5日促轉一字第1l05100201號函（下稱更正前原處分）通知原告經系爭委員會議決議審定省黨部檔案其中3,177筆檔案（如審定清冊所列3,177筆）為政治檔案，並命原告於110年9月30日前將檔案原件移歸被告檔案管理局（下稱檔案局），嗣被告以111年3月30日促轉一字第1115100068號函原告、政大關於原處分所附審定清冊序號893至896號檔案為重複審定而刪除，更正為3,173筆檔案（即更正處分，與更正前原處分下合稱原處分，又3,173筆檔案下稱系爭檔案）。原告不服申請復查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參、本件原告主張：一、原處分作成之程序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　㈠按促轉條例第8條第1項規定，行政院長提名委員時，同時即應指定受提名人中之一人為主任委員，立法院針對該受提名為主任委員之人，同時審酌是否適任促轉會委員暨主任委員，立法院所行使之同意權亦係同時同意該人擔任促轉會委員暨促轉會主任委員，又依促轉條例第8條第6項規定，除促轉條例第8條外，再無其餘委員或主任委員產生、代理之相關規定，並未設有主任委員出缺或無法行使職務時得由其他委員代理之規定，顯見立法者於制定促轉條例之時，慮及被告所轄事務所涉層面極廣，主任委員之人選係被告是否能成功完成促進轉型正義及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任務之決定性因素，不得任意由他人代理主任委員之職位，以避免因不適任主任委員之人作成錯誤之決策，由此可見，促轉條例就主任委員之任命決定權保留於立法院，為學理所稱之「國會保留」。　㈡被告前任代理主任委員楊翠，自107年10月15日受命為「代理主任委員」以降，遲至109年5月26日始經立法院同意出任為「主任委員」，於110年5月28日請辭，並經行政院長核定；其後被告主任委員遺缺，由副主委葉虹靈代理。楊翠辭職後，未依促轉條例第8條第1、6項之規定任命新任主任委員，被告主任委員處於懸缺之狀態，竟由葉虹靈代理主任委員，違反促轉條例上開國會保留原則，應為無效，葉虹靈無權限以代理主任委員之名義對外署名並作成行政處分，原處分記載「代理主任委員葉虹靈」之署名於法無據，屬違法且無效之署名，迄111年5月底促轉會解散前均未能及時補正組織不合法之瑕疵，已然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存有未具備書面行政處分應具備之形式要件，應予以撤銷。二、被告未就各檔案之「內容」逐一審視是否屬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之政治檔案，有審定流程之瑕疵：㈠被告判斷各別檔案之內容是否與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之「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應一一審視內容、個別審定，然被告以統包審定方式，僅檢視檔案題名、案名。未逐一檢視檔案內容，例如系爭檔案序號947檔案（省060/000.031）依原告所持有之PDF檔案（原證5）係關於籌建辦公廳舍，而被告提出被證3之TIFF圖像檔案為黨工待遇跟隨軍公教人員調整，兩者內容不同，顯示被告未逐一檢視檔案內容，逕以錯誤之檔案認定為政治檔案，審定流程有瑕疵，據此所做成之原處分應予以撤銷。　㈡被告稱係依據被證18所示「促轉會審訂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檔案-審定政治檔案清冊底稿」（下稱底稿）審定系爭檔案為政治檔案，然底稿依序編排為「序號」、「檔案」、「題名」、「案名」、「出版日期」、「內容描述」、「促轉會審選」、「促轉會審選理由（目錄分類）」、「頁數」、「次分類」、「促轉會備註」，然促轉會審選欄位竟置於最前，可見被告先進行審選再找理由，並未就逐一審視檔案內容。另底稿「促轉會備註」為選擇性備註，則底稿之「促轉會審選理由（目錄分類）」、「次分類」、「促轉會備註」區別標準、實益均不明，無從據此確認被告逐一審視系爭檔案內容。三、原處分僅就系爭檔案一併認定為政治檔案，原告無法得知各筆檔案遭認定為政治檔案之緣由，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之明確性原則，應予撤銷。四、被告自處分時「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審定政黨、附隨组織或黨營機構保管或持有之政治檔案基準」（下稱審定基準，11 1年5月31日廢止）第2點與母法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相抵觸，被告據此所為原處分有瑕疵：　㈠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規定，檔案內容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者為政治檔案。然審定基準第2 點第2、3、4、5、7、8、9、10款未區分是否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與母法相牴觸，且被告於準備程序中自承所提出審定理由（詳本院卷一第189至190頁之附表1，下稱附表1）除類型1外，餘均逾越促轉條例文義、違反法律保留原則，應屬無效，被告據此為原處分為違法之行政處分。　㈡被告本件訴訟中以類型化方式提出7種理由（即附表1），包括：一、二二八事件；二、涉及叛亂案件、情治單位往來；三、日產、敵偽產業接收、轉帳撥用、囑託登記；四、黨政關係（含政府與政黨職務交流、政幹班）；五、政黨特權（含行政機關贈與地方黨部財產、政府經費補助、辦公廳舍讓受；六、社會控制、黨政關係；七、地方黨部組織、地方黨部運作），認定系爭檔案為政治檔案，然被告上開理由除類型一外，與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之文義、授權不符，被告不當擴增政治檔案定義之範圍，於法未符，顯有違反司法院釋字第443號解釋所揭橥法律保留原則。　㈢底稿所載「促轉會審選理由（目錄分類）」諸如「日產」、「日產接收、轉帳撥用」、「地方黨部組織」、「地方黨部運作」、「行政機關贈與地方黨部財產」、「社會控制」、「叛亂」、「政府經費補助」、「政府與政黨職務交流」、「政幹班」、「政黨特權」、「情治單位」、「敵偽產業接收」、「辦公廳舍讓售」、「轉帳撥用」、「政黨關係」、「囑託登記」與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政治檔案文義不符，且無法律依據說明。又底稿之「次分類」亦與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政治檔案文義不符，且無法律依據說明。　㈣系爭檔案下列序號檔案內容並非屬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審定基準所列之政治檔案：　⒈序號9檔案（省004/001.007，題名：台灣省黨部人士改進方案相關報告）、序號10檔案（省004/001.008，題名：呈中央委員會第一組台灣省黨部人事案）均僅為原告黨內內部文書，並非政治檔案，底稿「促轉會審選理由（目錄分類）」僅記載「地方黨部組織」，無從判斷是否屬政治檔案。　⒉序號22檔案（省004/004.001，題名：吳○熹建築事務所檢奉辦公大樓與宿舍設計圖致台灣省黨部）原告僅為受通知黨部辦公大樓工程事宜，非政治檔案。底稿「促轉會審選理由（目錄分類）」記載「情治單位」，與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要件不符。　⒊序號24檔案（省006/001.001，題名：台灣省黨部辦公大樓基礎設計變更案）原告僅為受通知黨部辦公大樓工程事宜，非政治檔案。底稿「促轉會審選理由（目錄分類）」記載「情治單位」，與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要件不符。　⒋序號31檔案（省006/001.008，題名：台中市委員會呈請台灣省黨部撤銷徵收國有土地作為台中市水肥會基地）僅係依書寫在原告用紙背面空白處文案、未有發文者署名及用印，非正式文書，非政治檔案。　⒌序號304檔案（省034/001.001，題名：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支團部籌備處主任為卸任令繕具各項移交清冊並經台灣支團部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派員點收完竣）、序號305檔案（省0 34/001.002，題名：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支團部籌備處為幹事會撤銷經分別造冊完竣函請台灣支團整理委員會派員點收）、序號306檔案（省034/001.003，題名：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支團部籌備處移交手續業經完竣，檢附各項清冊送呈台灣省黨團統一委員會鑒核），三民主義青年團（下稱三青團）本質僅為原告黨內組織，並非底稿「促轉會審選理由（目錄分類）」記載「社會控制」，非屬政治檔案。　⒍序號929檔案（省059/001.013，題名：台灣省產業黨部委員會檢呈三、四月份黨員經濟輔導月報表）共計12頁，然其內容均與底稿「促轉會審選理由（目錄分類）」記載「社會控制」、「備註」記載「策動同志組織」無關，非政治檔案。　⒎序號947檔案（省060/000.031）依原告所持有之PDF檔案（原證5）係關於籌建辦公廳舍，而被告提出被證3之TIFF圖像檔案為黨工待遇跟隨軍公教人員調整，屬原告內部人事業務進行，均與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所定政治檔案定義不符。　⒏序號l062、l063、l059檔案涉及民眾服務社，迄今民眾服務社未經認定為原告之「附隨組織」，且內容為請來文者循行政體系行文行政機關辦理，或獲取政府補助，均與原告無關，應非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所稱之政治檔案。　⒐序號2356檔案（省335/004.017，題名：鐵路特別黨部陳送黨訓班學員成績表予臺灣省委員會案），所謂鐵路黨部，僅係原告轄下眾多分支黨部之一，則就原告轄下黨部學員成績之事宜，僅係黨部內部業務而與轉型正義無涉，非促轉條例第 3條之政治檔案。至被告稱此為「原告有於臺灣鐵路管理委員會吸收黨員」、「在在呈現原告藉由從政黨員執行公務之便蒐集社團內部資訊、於社團擴張黨務組織」、「透過經費補助人民團體」、「介入團體內部幹部之選舉」云云，然與此檔案並未記載被告上開主張。　⒑序號2360檔案（省335/006.037，題名：臺灣省委員會為陳○ 勝仍擬留公工作電復中央調查統計局案），中央調查統計局為原告內部原中央統計處、組織部之黨務調查處合併擴大而成，隸屬原告秘書處，掌理黨務之統計及紀律案件調查等事宜，與政治檔案無關。　⒒序號2363檔案（省338/001.007，題名：擬定強化本省縣市黨務機構要項案），僅係關於原告於各縣市設立黨務機構之規劃，我國現今各政黨亦多有如此規劃，與所謂「黨國體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無關。　⒓序號2437檔案（省342/002.038，題名：臺灣省委員會復臺南市黨部電報該會留用黨訓班二期分發政幹班學員謝○登人事表應准遇缺補實報備案），幹訓班為原告訓練黨內人才機構，此檔案僅為原告任用該幹訓班人員，與政治檔案無關。　⒔序號2600檔案（省390/000.053，題名：調卷單）之文本僅為 4張載明文號、年月日之調卷單，被告固主張此屬審定理由「六、社會控制、黨政關係」而屬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規定之政治檔案，然審定理由逾越促轉條例之授權，並非可採。五、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㈠系爭檔案原件屬原告所有，原告耗費極大心力、投注相當之金錢建置適合於保存紙本文件保存之環境，原告之黨史館庫房恆溫恆濕，24小時運轉，並經常性添購無酸器材以保存珍貴史料，另為兼顧將史料數位化之需求以及避免因掃描、複印、攝影過程造成文件本身之損害，原告亦添購數位化專用的機器，包含掃描器和微卷機等等，方能將檔案文件保存數十年之久，該檔案原件實屬原告之財產權，受憲法第15條所保障。又促轉條例第1條第1項及處分時促轉條例第2條對照觀之，促轉條例以促進轉型正義及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為宗旨，而轉型正義之事項中，與政治檔案有所關聯者為開放政治檔案及還原歷史真相，由此可知，促轉條例第18條第1 項所欲達成之目的為開放政治檔案及還原歷史真相二者，然隨著近20年來臺灣民主之落實漸深，原告為釐清歷史真相及滿足社會大眾「知」的權利，早已著手實行開放檔案史料多年，原告乃訂定「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文獻史料調閱辦法」（下稱調閱辦法），依調閱辦法除史料有嚴重受損之虞或依法令不得開放之檔案外，原告庋藏之一切紙質書面史料與書籍刊物均盡可能的開放予各界人士事閱覽、抄錄，反觀依政治檔案條例第8條第1至4項、第9條之規定，移交之檔案需為檔案當事人、配偶、繼承人，且非政治檔案條例第8條第2項各款之檔案類型，方得申請閱覽，則系爭檔案檔案移歸被告檔案局後，是否能達到開放政治檔案及還原歷史真相之目的仍存有諸多變數，與現今原告早已將系爭檔案開放予社會大眾閱覽之情相比，原處分作成對社會大眾「知」的權利以及諸多從事相關歷史研究之專家，學者、研究學生等更是一大扼傷。　㈡再者，就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而論，開放政治檔案旨在於供社會大眾均可知悉檔案之內容，而還原歷史真相之目的亦著重於檔案中所記載之內容之研究，只要確保檔案之複本、影像檔之內容清晰、正確、無遮蔽等情形，縱非檔案原件亦可達成開放政治擋案及還原歷史真相之目的，實無必將檔案原件移歸國有之必要，又史料檔案之編輯及管理，係將一系列相關連之檔案編纂成冊，對於史料之解讀應將整冊合必併共同閱覽方能完整理解，始不致僅見一隅，惟原處分卻將單獨之檔案自整冊系列檔案中抽出，則將造成對於史料之內容無法完整理解，更有甚者，珍貴之史料檔案亦會因抽取及重新裝訂之過程造成損傷，且系爭檔案移交後，檔案局尚需重行製作複本及數位影像檔，更將造成檔案之二度損傷，因此，既有提供複本、影像檔等侵害較小之方式，亦可達到與提供檔案原件相同之效果者，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六、原處分未給予原告合理補償，違反司法院釋字笫400、425、 516、652號解釋意旨，應予以撤銷：　㈠原告保存多年系爭檔案，耗費之心力、資金、人力甚鉅，而系爭檔案包含諸多開國元勳、黨國政要、名人士绅之歷史軌跡，隨著時間之經過，其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水漲船高，倘被告基於促進轉型正義之公共利益所必要，而將原屬原告財產權之系爭檔案原件移歸國有，屬司法院釋字第652號解釋所稱之特別犧牲，依司法院釋字第400、425、516、652號等解釋意旨，被告應給予原告合理之補償。　㈡至司法院釋字第793號解釋理由意旨固認政黨之財產權保障標準應與人民不同，惟根據該解釋背景與所設法規範，應係指政黨及其附隨組織所不當取得財產，即外界就原告之「黨產」之狹義解釋，與本件均屬原告內部檔案、往回公文等不同，故就系爭筆檔案財產權保障之標準，應回歸上開一般特別犧牲法理。七、並聲明：　㈠原處分關於除附表所示審定清冊序號檔案（下稱附表所示檔案）外之其餘序號檔案及該部分復查決定均撤銷。　㈡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肆、被告答辯略以：一、原處分作成之程序未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　㈠原處分業經葉虹靈署名蓋章，並無欠缺，且原處分係以被告名義發函，並有葉虹靈署名蓋章，自形式上任何人一望即知原處分係由被告作成，依最高行政法院99年度判字第444號、100年度判字第357號、99年度判字第224號判決意旨，無論被告之首長署名蓋章有無欠缺，原處分之效力均不受影響。　㈡原告主張葉虹靈無權限以代理主任委員名義對外署名云云，惟被告為行政院所屬之二級獨立機關，依促轉條例規定有法定任務及職掌，不因正副主委出缺而妨礙機關業務運作。又被告內部並未就職務代理訂有特別規範，自應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第3點第1項規定，決定職務代理順序與代理時行使職責之限制，而行政院110年5月28日院授人培字第 11030020294號函敘明，促轉會前主任委員楊翠辭職後遺缺，於新任主任委員接任前，由同樣經立法院同意之葉副主任委員虹靈代理，依上開規定，基於機關業務考量之內部人事措施，以維繫機關整體運作，並無達法之處（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522號判決持相同見解）。又按促轉條例第13條第1 項規定，被告為合議制機關，被告之行政處分必須由獨立行使職權之委員合議決議之。系爭檔案係經110年8月4日本會第81次委員會議決議為政治檔案，符合法定程序，並無瑕疵，原處分由葉虹靈署名對原處分效力實無影響。二、原處分未援引被告自訂審定基準，係依據促轉條例第3條第2 款規定而審定，故原告爭執審定基準逾越促轉條例第3條之規定，與本案無涉。又省黨部檔案為原告透過中央、省、縣市、區級等各層級黨部組織間，以及黨部組織與政府間之往來，落實戒嚴體制與動員戡亂體制於地方層級之文件，當為呈現原告事實上長期主導國家權力，以黨領政之規劃與運作圖像不可或缺之證據，因系爭檔案涉及人事調配、財產變動、社會控制等型態之內容，範圍廣大、類型多元，被告審定為政治檔案之類型化理由即附表1所示共7類，並未違反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規定。　　三、促轉會已針對系爭檔案逐筆進行實質審查，並對各項審定理由於專家諮詢會議討論始自共計3萬1,017筆之省黨部檔案中，審定其中3,173檔案（按指系爭檔案）為政治檔案：　㈠關於省黨部檔案共31,017筆之審定作業，被告係從政大提供之檔案目錄形式觀察先排除作成時點超出威權統治時期之12 ,163筆檔案後，再依政大提供檔案目錄中之「題名」、「案名」、「內容描述」，擬具審選建議及其餘18,854筆檔案目錄送請學者專家提供書面審查意見，待書面審查完竣後，於 ll0年1月4日及同年1月21日召開審選諮詢會議，彙整各方專家學者意見後，再由被告經辦人員逐筆進行實質審定而完成底稿（底稿內已逐一註記審定理由即被告附表1所示之7種理由類型，包括：⒈二二八事件、⒉涉及叛亂案件、⒊日產、敵偽產業接收、轉帳撥用、囑託登記、⒋黨政關係〈含政府與政黨職務交流、政幹班〉、⒌政黨特權〈含行政機關與地方黨部財產、政府經費補助、辦公廳舍讓受〉、⒍社會控制、黨政關係、⒎地方黨部組織、地方黨部運作），復於系爭委員會議討論並決議通過審定3,173筆系爭檔案為政治檔案，被告始作成原處分。　㈡被告於訴訟中就系爭檔案依據何審定理由提出附表1加以說明，僅為就原處分已敘明之審定理由進一步對應說明，不構成行政處分之追補理由，更非屬行政處分之補記理由。倘本院認為附表l為原處分之追補理由，附表1審定理由對應說明並未改變原處分之同一性，依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238 號判決、109年度上字第972號判決意旨，基於訴訟經濟之觀點，應容許被告提出。　㈢至於原告主張附表1審定理由類型並未記載各筆檔案之事實涵攝，故原處分有瑕疵云云，惟查：　⒈依最高行政法院l09年度判字第238號判決可知基於行政處分之處理事項有繁簡差異，敘明理由之義務自應衡酌行政效率，而以行政處分記載已足使人民瞭解即為適法。　⒉查系爭檔案數量眾多，被告已提出附表1各筆檔案之審定理由類型，且針對原告提出有爭議之檔案，並於答辯狀中說明，應足認原處分已使原告瞭解相關事實法令適法。　⒊下列序號檔案應屬政治檔案：　⑴序號10檔案（省004/001.008）」題名為「呈中央委員會第一組台灣省黨部人事案」，內容為省黨部報告原告中央委員會第一組，省黨部依據48年9月訂定之各級黨部人事改進方案，於49年7月至50年7月間共三期實施如培植地方幹部、建立幹部互調、輔導從政黨員、成立黨務幹部訓練班等成果之文件，附有臺灣省委員會及所屬縣市區級工作人員職期調任統計表暨名冊、革命實踐研究院黨訓班第一期結業研究員工作分發情形一覽表。又序號9檔案（省004/001.007）題名為「台灣省黨部人事改進方案相關報告」，內容為省黨部向原告中央委員會常務委員、秘書長、副秘書長等單位，針對序號 10檔案中實施三期各級黨部人事改進方案提出分析報告，並於建議事項中著重招募吸收本省籍大專以上畢業生，以獲得人才投入革實院加以訓練，再透過各級黨部的之幹部調動，增加黨員工作經驗及地方黨部人事間的「新陳代謝」。依學者龔宜君研究指出，原告於39年起之黨務改造運動，於完成上層（即黨中央）之權力改造後，改造的重點也轉移為發展鞏固政權的社會基礎，透過黨中央決定政策，省縣級擔任組織軀幹、承上啟下，並鑑於大陸時期政權的失敗經驗，改造後的原告，特別強調區級以下的基層組織，區級以下的基層黨部，成為黨的細胞分布於社會，真正與群眾接觸、滲透群眾，深入民間實際執行工作，足見原告地方黨部組織於黨國體制之運行有其重要性。是以，序號9、10檔案為原告積極布局基層人事調動、訓練之關聯案情檔案，反映於威權統治時期，為成功地在臺灣穩住陣腳，積極規劃基層黨務組織人事結構與人才培育，以滲透地方並建立社會基礎之時代背景，從而，原告地方基層黨部之人事相關檔案，當屬與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確屬政治檔案。　⑵序號22檔案（省004/004.001）題名為「臺灣省黨部辦公大樓基礎設計變更案」，內容與臺中市民防計畫書有關。依國防部檔案〈臺中市民防指揮部沿革史〉之記載，有關民防指揮部之編制，各縣市局港民防業務指揮部雖改隸各縣市政府，但實際上仍由臺灣警備總司令部指揮監督。且內容記載臺中市民防指揮部於51年收到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的命令，請各指揮部將舊有空襲及緊急事變疏散計畫（「○○計畫」）依據現況檢討修正，此筆檔案上註記「密」（應屬軍事機密），並併檢附副本與原告所屬省黨部，顯示省黨部於威權統治時期具有特殊之政治地位，應屬政治檔案。　⑶序號24檔案（省006/001.001）」題名為「吳○熹建築事務所檢奉辦公大樓與宿舍設計圖致臺灣省黨部」，檔案內容為省黨部辦公大樓附屬之招待所及單人宿舍建築平面圖。又序號 25檔案（省006/001.002）題名為「臺灣省黨部為興建辦公大樓及單職宿舍舉辦籌建小組第三、四、五、六、七、九次會議」，係以序號24檔案所附建築圖作為討論基礎之歷次籌建小組的會議紀錄，內容第1頁明載，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局陳副主任協助省黨部監造檢查工程施作是否符合設計圖，及第13頁明載，建設廳技士陳○添在黨部大樓籌建小組列席並報告工程監工狀況，甚至提出工程改善建議。由是可知，省黨部藉其特殊政治地位，延請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公共工程小組協助監造，甚至列席會議報告監工狀況，形同將省黨部大樓視為公共工程而由公務員兼辦，均屬政治檔案。　⑷序號31檔案（省006/001.008）題名係「台中市委員會呈請台灣省黨部撤銷徵收國有土地作為台中市水肥會基地」，並謄錄於省黨部簽文用紙。原告主張此筆檔案非對外行文非屬政治檔案，惟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明定政治檔案並未限以業經簽核並對外行文者始足論之，亦不論有無發文者之署名或用印，原告上開主張實屬無據。　⑸序號86檔案(省008/001.006)」內容第2頁明載省黨部遷建經費列入省政府預算新臺幣（下同）600萬元，足徵省黨部運用臺灣省政府之預算，以作為省黨部之遷建經費，符合審定理由第五類「政黨特權（含行政機關贈與地方黨部財產、政府經費補助、辦公廳舍讓售）」之要旨，應屬政治檔案。　⑹序號304檔案（省034/001.001）、序號305檔案（省034/001. 002）及序號306檔案（省034/001.003）部分，依學者松田康博研究指出，三青團乃原告於臺灣光復後來臺辦理接收事宜的派系之一，曾積極吸收尚未被行政長官公署及省黨部錄用的本省人以擴大勢力，原告內部派系因此逐漸形成為爭取臺灣當地人士而對立之情況，派系鬥爭甚至導致二二八事件之衝突擴大；三青團因來臺後吸收許多左派成員加入，並於二二八事件時有不少成員要求採取武力鎮壓，而遭懷疑曾受中共組織的滲透，原告爰推動三青團的組織再造，最終於36 年10月至37年3月間「黨團合併」，三青團併入原告中央黨部，左派分子退出原告；學者陳○蓮教授亦指出，三青團來台後吸收成員廣泛，尤其包含醫師、律師、各級公職人員等社會菁英，然而其中另有日治時期以來的社會運動分子，特別是有農民組合、新文協、台灣共產等左翼人士。使三青團的幹部成員大多有左翼背景，使其成為左翼人士聚集的團體，成為該團體在二二八事件後被國民黨大力剷除的主因。事件過後來調查的監察委員，認定三青團成員複雜，眾多成員又參與暴動甚多，應予徹底改組並嚴加訓練。三青團主任亦在事後被警備總部逮捕。序號304檔案（省034/001.001）題名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支團部籌備處主任為卸任奉令繕具各項移交清冊並經台灣支團部整理委員會主任委員派員點收完竣」、序號305檔案（省034/001.002）題名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支團部籌備處為幹事會撤銷經分別造冊完竣函請台灣支團整理委員會派員點收」，以及序號306檔案（省0 34/001.003）題名為「三民主義青年團台灣支團部籌備處移交手續業經完竣，檢附各項清冊送呈台灣省黨團統一委員會鑒核」，均係三青團台灣支團部為辦理黨團統一（黨團合併），於37年5月至7月間將分團人員名冊、財產、剩餘貸金等項造冊移交臺灣省黨團統一委員會之案情，應認其與二二八事件之處理，以及事件前後吸收青年黨員情形相關，確屬政治檔案。　⑺序號349檔案（省035/002.003）題名為「同意李翼中承租濟南路二段十七號宿舍案」，因當時日產處理相關規定，戰後日產屬於國有特種財產，屬敵偽產業物資原應由敵偽產業處理局作價出售變現，公務機關領用敵偽產業物資，依行政院 35年12月19日節京嘉丙字第24264號訓令所附「各公務機關領用敵偽產業物資國庫轉賬手續」之轉帳程序，得以國庫收支轉帳之方式，將敵偽物資購入成為公用財產再撥用予公務機關使用。然「序號349（省035/002.003）」之檔案題名為「同意李翼中承租濟南路二段十七號宿舍案」，該檔案內容略為：省黨部前主委李翼中於任職期間，經前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即後來改制之臺灣省政府）核定撥用，以日人私產房屋共兩幢作為該黨部黨員宿舍。由是可知，原告之省黨部於行憲後已非屬政府機關，卻能違反當時日產處理相關規定，並取得中央政府核定撥用國有特種財產，足以證實原告之省黨部於戰後確實有其特殊地位，藉以取得不當利益，並再次鞏固其特殊地位，應屬政治檔案。　⑻序號352檔案（省035/002.006）題名為「杭州南路一段六廿四號宿舍歸屬與租約爭議案」，內容略為：臺北市政府日產清理室發文給日產房屋承租人，並聲明該房產係屬省黨部管併奉准轉帳之財產，為臺北市政府日產清理室行文「通知」承租人先前與臺北市政府簽訂之租約「應即吊銷」，並將該房產移交省黨部接管。而省黨部於行憲後已非屬政府機關，卻違反上開日產處理規定，取得中央政府核定撥用國有特種財產，足以證實原告之省黨部於戰後確實有其特殊地位，藉以取得不當利益，並再次鞏固其特殊地位，應屬政治檔案。　⑼序號929檔案（省059/001.013）」題名為「臺灣省產業黨部委員會檢呈三、四月份黨員經濟輔導月報表」，案情為臺灣省產業黨部向省黨部陳報所屬第一、二支黨部下轄區黨部51 年3、4月份黨員經濟輔導工作成果，由其中輔導項目可見「由省局辦理按照員工年齡扣繳員工退休金本月份互助十五名」、「為減輕員工貧病困苦投過從政主管同志漁局務會議決定醫藥減價收費並增加設備」、「由省局辦理按照員工年齡扣繳員工退休金本月份互助十二名」等情。另序號871檔案（省052/000.056）內容第3頁「省屬事業單位補助鐵路公路航海區產等黨部經濟座談會紀錄」，明載：「座談會紀錄五、討論事項（三）…1.郭秘書長鏡秋同志對以上三案發言意見：臺灣省政治綜合小組會議時周主席至柔同志表示：對產業黨部經費之支持，大前提自無問題…」。而產業黨部為原告於臺灣鐵路管理局（即現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臺灣省公路局（即現交通部公路局）等省屬事業單位中所設黨部，相互勾稽比對，序號929檔案為原告於省屬事業單位佈建黨部，再透過省屬事業單位之從政黨員介入公務預算用於支持產業黨部活動，且僅限產業黨部黨員得受惠，進而擴張黨務組織，屬原告基於動員戡亂及戒嚴體制中特殊地位，對特定產職業機構滲透之體現，當屬與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原告雖主張底稿中本筆檔案「促轉會備註」欄位記載內容「策動同志組織、透過從政同志透過局務會議減價並增加設備」，與促轉條例不符云云，惟底稿中之備註記載僅係本筆檔案之內容描述而非審定理由。　⑽序號930檔案（省059/001.015）」題名為「為核定第四十七次工作會議決議項目希遵照積極進行通知函」，內容主要是有關黨產處置之會議紀錄，如四春園、竹子門農場等。又序號394檔案（省037/001.013）及序號401檔案（省037/001.0 20），內容分別有關竹子門農場（前身為「金子農場」）以及四春園旅社（皆為日產），並奉准轉帳予省黨部接管。違反上開日產處置之法令，屬政治檔案。　⑾序號947檔案（省060/000.031）題名及內容描述表徵涉及黨職與公職職務互通、年資併計及相關情形，符合政治檔案定義。實際上被告亦僅檢視檔案目錄為審定作業，未參採政大提供錯誤之PDF圖像電子檔，又被告以檔案目錄記載題名及內容描述進行檔案審定流程，符合政治檔案條例第4條第2項之規定，程序上亦合乎通常審定作業程序，依本院108年度訴字第1522號、109年度訴字第537號、110年度訴字第40號判決意旨，於實質內容上亦已如實就檔案內容進行審定，原告主張未檢視序號947號檔案內容為審定流程瑕疵云云，於法無據，並無可採。　⑿序號1059檔案（省079/000.014）之檔案內容，亦可見省黨部函復臺南縣黨部，省政府已交辦臺南縣政府補助安定鄉民眾服務分社興建公廳舍經費。自前述檔案均足見省黨部指示各縣市民眾服務社執行特定事務，或民眾服務社運作相關事務經省黨部協調獲得政府經費之案情，據此亦可呈現原告藉由以黨領政所發展之特殊黨政關係，透過支配民眾服務社取得政府資源發展黨務之各階段樣態，乃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重要紀錄及文件而顯屬政治檔案，已臻明灼。此外，原處分對象乃省黨部檔案之持有人即原告，而非民眾服務社，該社是否經認定屬原告附隨組織與本案無涉，臺灣省黨部系列檔案之審定亦不以此為前提，原告執此為辯，顯圖混淆視聽，應無可採。　⒀序號1062檔案（省079/000.021）、1063檔案（省079/000.02 2）依49年「中國國民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第五次會議紀錄」記載之中央常務委員會提案「擬具『改進民聚服務處站之組織運用與工作方法案』草案」，提案原文說明表示：「數年來黨部普建民眾服務處站。區黨部普建民眾服務處站。黨部與服務處站為一體之兩面，無論人員經費與辦公處所，均屬相互依存，不能分割，期以民眾服務處站，掩護基層組織活動，以黨的組織力量，開展社會關係，使準繩」，足徵民眾服務社外觀雖為人民團體，實為原告基層黨部，倘民眾服務社與原告無關，又何以此些檔案涉及民眾服務社興建辦公廳舍需經縣市黨部請示省黨部？　 ⒁序號2356檔案（省335/004.017）題名為「鐵路特別黨部陳送黨訓班學員成績表予臺灣省委員會案」，內容係鐵路管委會主任委員陳○文以鐵路特別黨部用箋於35年9月14日行文「臺灣省鐵路管理委員會工務處」，表示鐵路特別黨部為促進原告黨員參加黨組織與活動，舉辦鐵路黨員總報到以便清理黨籍，希望各同志如期辦理報到以免受游離黨員之處分等語。由是可知，鐵路管委會雖屬於政府機關，然其內部設置鐵路特別黨部組織，並由鐵路管委會主任委員兼任黨部主任委員，以執行黨務幹部訓練。質言之，本筆檔案實為原告於政府機關、社團佈建黨部，以蒐集內部資訊、擴張黨務組織之佐證，至於原告所稱鐵路特別黨部學員成績純屬黨內事務，即無可採。　⒂序號2360檔案（省335/006.037）題名係「臺灣省委員會為陳 ○勝仍擬留公工作電復中央調查統計局案」，案情為中央調查統計局電請省黨部將黨員陳○聖調回南京工作。省黨部電復中央調查統計局因亟需設置電台，仍擬將陳○聖留台工作。由學者吳○瑩研究成果可見，中央統計調查局自始即為特務單位，於38年即改制為內政部調查局此一重要情治單位，而此筆檔案涉及中央統計調查局行文省黨部有關人事異動之案情，屬「情治單位」之政治檔案。　⒃序號2363檔案（省338/001.007）題名係「擬定強化本省縣市黨務機構要項案」，內容詳載原告於各縣市設立黨務指導員辦事處，作為縣市黨部成立前之籌備單位，規劃其部分黨務事業費由地方政府經費收入中提取百分之一補足。由此可見，本筆檔案有關縣市指導員辦事處設置規劃之史實，係原告憑藉執政優勢地位，汲取政府資源以推行地方黨務，實行黨國體制之明證，屬政治檔案。　⒄序號2433檔案（省341/004.013）」題名為「蘇○楷補送通訊組幹事履歷表及擬敘薪額表等簽請臺灣省委員會支給薪津案」，內容為蘇○楷辦理補送黨員支薪相關業務之黨務文件。根據檔案局典藏之國史館檔案，蘇○楷出身○○，於35年8月18 日來臺擔任臺灣省調查統計室主任負責「防制奸偽」，在任職期間向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報告相關情報，如：二二八暴動徵兆、黨內嫌疑份子、蔣○川煽動群眾、奸偽份子謝○紅密謀暴動等情報，證實蘇○楷非單純辦理黨員支薪業務，而係透過黨部人事單位掩護其○○身分，且參與二二八事件之防制奸偽工作甚深，而屬類型一「二二八事件」之政治檔案。　⒅序號2437檔案（省342/002.038）題名為「臺灣省委員會復臺南市黨部電報該會留用黨訓班二期分發政幹班學員謝○登人事表件應准遇缺補實報備案」，內容為臺南市黨部為留用黨訓班二期分發政治幹部訓練班（簡稱政幹班）學員謝○登，向省黨部陳報該員相關表件並請予以核備；省黨部函復臺南市黨部應准謝○登留用、遇缺補實報備等案情。序號2464檔案（省348/002.052）題名為「臺灣省改造委員會為借用政幹班學員請惠允全部調回代電予國防部政治部案」，可見省黨部曾因基層黨務工作需人恐急，電請國防部政治部調用政幹班集訓待命之學員100名，先核黨訓班第二期集訓一個月，再核其能力、志願分發各縣市黨部服務，薪餉仍由政幹班按月核發。而序號2437檔案係臺南市黨部依據序號2464檔案函復省黨部留用政幹班調用學員。可知政幹班為國防部政戰人員訓練機構，調用政幹班學員訓練並核撥至各縣市黨部任職，且薪餉仍由國家支應，是以序號2437檔案所載臺南市黨部留用黨訓班分發政幹班之學員等情，揭示原告於威權統治時期以黨領政下，運用國家所培育之人力於發展黨務之樣貌，為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重要紀錄及文件，顯屬政治檔案無疑。 ⒆序號2600檔案（省390/000.053）為省黨部下轄眾多黨務組織，經手黨政事務之前制研擬、規劃、執行、溝通、督導至最終成果陳報，及辦理相關事務之制度、人力、資源等整合與分配，另有機關、事業或團體形成省黨部做成檔案具事務型態多元、案情繁瑣、內容細微之特質；又序號2600檔案（省 390/000.053）所示調卷單上記載收文文號與序號2606檔案（省390/000.059）、2614檔案（省390/000.067）相符，為該2筆檔案之經辦及併案過程，自應與序號2606（省390/000 .059）及2614（省390/000.067）併同審定，方能完成呈現檔案所涉事件之經過，詳盡還原當時辦理相關案件之歷史真相。　⒇序號2746檔案（省412/002.035）題名「臺灣省委員會代電王 ○凱推介五十七年度三民主義巡迴教育組員游○良、張○達、歐○繁、劉○鎰等人志願從事黨務工作予中央委員會核備」，內容為王○凱黨部函臺灣省黨部，並推薦該黨部三民主義巡迴教育軍官組員共八人參加省黨部之黨務工作，而王○凱黨部為軍中黨部之化名，係原告於威權統治時期違反憲法第13 8條有關軍隊中立化之規範而於軍中設立之黨部，可徵原告於威權統治時期利用其特殊政治地位，於軍中設立黨部。依被告典藏北斗鎮農會檔案記載，三民主義巡迴教育係由王○ 凱黨部主辦，但以各縣市政府「借調」國防部預備軍官的方式至各地辦理巡迴演講，協辦單位含括各縣市境內黨政軍各單位，藉此宣揚原告黨義之活動，且內容提及8名志願從事黨務者之身分為國防部預備軍官，可徵原告於威權統治時期利用其特殊政治地位，吸收國防部義務役預備軍官，使其擔綱宣揚黨義之任務，並於工作結束後推介至各地黨部工作之實情，應屬政治檔案。　序號2990檔案（省637/000.003）題名為「臺灣省委員會檢陳原住民成立『臺灣原住民自治區議會』籌備會資料予中央委員會社會工作會」，內容第2至3頁關於劉○興黨部進行社會調查，將原住民族自治運動相關情報彙整送往主管臺灣省各級黨部。「劉○興」為原告於內政部警政署內設立的黨部化名，本件公文便由劉○興黨部檢送臺灣省委員會，再由臺灣省委員會將本件公文檢呈給原告之中央委員會社會工作會，而這套情報流程可以概覽原告於威權統治時期監控社會的行政流程，應屬政治檔案。四、原處分記載未違反「明確性」原則，原處分說明欄第三項詳已敘明系爭檔案均為涉及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之形成、運作、鞏固之政治檔案，及促轉條例第18條規定審定為政治檔案及命移歸檔案局，原告此部分主張洵無可採。五、原處分未違反比例原則：　㈠依促轉條例第1條第2項前段規定可知轉型正義相關處理事宜，原則應由促轉條例規劃、推動之，原告自行訂定調閱辦法與促轉條例之規定不符，無從據以主張被告依促轉條例規定所為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㈡原告本身即係威權統治時期之執政黨，倘任由原告自行決定其所保管之政治檔案是否開放乃至開放程度如何，實與促轉條例第1條明定依促轉條例規劃推動轉型正義相關處理事宜之立法目的不符，毋寧依促轉條例之規定將系爭檔案原件交由檔案局依法典藏及開放應用，由國家及各方研究機構、學者均能從不同角度對過去政治檔案進行諸如轉型正義研究與民主法治及人權教育等開放應用，更能杜絕爭議。　㈢調閱辦法第2點規定：「得開放」，可知原告所保管之政治檔案是否開放乃至開放程度如何，確仍取決於原告之意思，不僅不能防免檔案因部分開放而遭斷章取義，更不能防免檔案於開放前遭變造、竄改，且其開放之形式限於閱覽、抄錄，亦限制人民取得檔案內資訊之方式，亦顯與檔案法及促轉條例所定檔案開放應用之意旨與目標有違。　㈣又以被告先前另案審定4,399筆政治檔案經移歸檔案局後，檔案局隨即上網公開檔案目錄，供各界申請應用；對於已完成數位化之檔案，除涉及個人隱私等不應公開之內容外，皆於國家檔案資訊網（https://aa.archives.gov.tw）公開全文影像，任何民眾只要登入該資訊網，即可觀看、下載、列印檔案全文影像，並無任何限制，公開之內容更包括原告本未公開之檔案，迺原告竟主張原處分作成後檔案開放程度不如原告開放程度云云，明顯昧於事實。　㈤原告主張縱非檔案原件亦可達成開放政治檔案及還原歷史真相之目的云云，惟促轉條例第18條第4項明定移歸政治檔案以原件為原則，被告依法行政並無違反比例原則之情事。況檔案之複本或影像檔若無從確保檔案之正確性及完整性，錯誤或片段之檔案複本反而有害歷史真相之還原，顯非有效之替代手段，故原告主張原處分命移轉檔案原件違反比例原則之必要性原則云云，亦無可採。六、原處分命原告移歸系爭檔案之原件，對原告不構成特別犧牲，被告無需給予合理補償：　㈠基於政黨有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義務，其財產權相較於其他人民團體，國家得予以更多限制，此有司法院釋字第79 3號解釋理由書揭示：「政黨既能影響國家權力之形成或運作，自應服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以謀求國家利益為依歸，不得藉此影響力謀取政黨或第三人不當利益。政黨與其他結社團體，對於個人、社會或民主憲政制度之意義既有不同，其受憲法保障與限制之程度自有所差異」、「政黨之財產權相較於其他人民團體，國家得予以更多限制或賦予特權（例如政黨補助金）」，故促轉條例特別規範政黨持有政治檔案者負有通報及移歸為國家檔案之義務，難謂有特別犧牲之情事。　㈡原告係過去威權統治時期之執政黨，基於其黨國體制下特殊地位作成及持有諸多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此等檔案涉及威權統治時期歷史真相之釐清及還原，基於公益考量，立法者透過促轉條例明定持有政治檔案之政黨應將之移歸為國家檔案，並審酌原告於威權統治時期以黨領政之黨國體制下的特殊地位，認定其因負有將政治檔案移歸國有之社會責任，並不構成特別犧牲，亦無值得保護之利益，而未規定應予補償，是被告依促轉條例之規定審定系爭檔案為政治檔案並命原告移歸為國家檔案，自無違法可言。　㈢原處分對原告不構成特別犧牲，被告自無需給予原告合理補償。七、並聲明：　㈠原告之訴駁回。　㈡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伍、如事實概要欄所載之事實，有合作協議（原處分卷第11至43 頁）、封存處分（原處分卷第68頁）、政大109年11月3日政資字第1090073394號函（原處分卷第73、74頁）、被告1l0 年1月4日及1月21日審選諮詢會議會議紀錄（本院卷二第329 至353、355至387頁）、系爭委員會會議紀錄（本院卷二第3 91至397頁）、原處分（原處分卷第84至282頁）及復查決定 (見本院卷一第59至70頁)、111年3月30日促轉一字第111510 0068號函（本院卷一第215頁）附卷可稽，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陸、本院之判斷：一、原處分作成之程序未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　㈠處分時促轉條例第2條第2項規定：「促轉會隸屬於行政院，為二級獨立機關，除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另有規定外，依本條例第4條至第7條規定，規劃、推動下列事項：一、開放政治檔案。二、清除威權象徵、保存不義遺址。三、平復司法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四、不當黨產之處理及運用。五、其他轉型正義事項。」第8條第1項、第3項、第4項及第6項規定：「（第1項）促轉會置委員9人，由行政院長提名經立法院同意後任命之。行政院長為提名時，應指定1人為主任委員，1人為副主任委員。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及其他委員3人為專任；其餘4人為兼任。但全體委員中，同一政黨之人數不得逾3人；同一性別之人數不得少於3人。……（第3項）促轉會主任委員，特任，對外代表促轉會；……（第4項）委員任期至促轉會依第11 條第2項解散為止。……（第6項）委員因故出缺者，依第1項程序補齊。」第12條規定：「（第1項）促轉會應依據法律，行使職權。(第2項）促轉會委員應超出黨派以外，依法行使職權，於任職期間不得參加政黨活動。」第13條第1項規定：「促轉會之決議，應經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另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17條規定：「機關首長綜理本機關事務，對外代表本機關，並指揮監督所屬機關及人員。」第18條第1項規定：「……合議制機關之首長稱主任委員。……」綜合上開規定可知，促轉會因其法定任務及職掌具有高度政治性，故組織上設制為合議制獨立機關，組成促轉會的委員，同一政黨人數不得超過3人（即全體委員數的3分之1），且委員不論初任命或因故出缺補任，均須經國會同意，行政院長提名委員經國會同意時，則應在其中指定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各1人。其中主任委員作為促轉會的機關首長，其法定職權，對外代表促轉會，對內綜理機關事務，原則上雖與一般機關首長職權相同，並得對所屬機關及人員行使指揮監督權，但因委員行使職權具有獨立性，每位委員各應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主任委員在促轉會委員行使該會合議制之法定職權時，並不具有使委員須服從其指揮監督的權限。換言之，促轉會主任委員作為機關首長的法定職權，與一般合議制機關首長相當，甚至更受有法定之限制，不得不當干預委員之職權獨立行使。由此可知，促轉條例第8條第1項、第6項關於促轉會組成委員產生方式之規定，重在於使促轉會此任務高度政治性之合議制獨立機關，其全體成員均須經由國會同意產生而具政治多元的民主正當性。至於主任委員因故出缺在依法替補前，促轉會仍有法定任務與職掌應執行，對外仍須有具公職身分之人得以代表促轉會對外行使職權遂行法定公共任務，此等涉及主任委員法定職權之行使，參照上述促轉條例第8條第1項、第6項規定意旨，應得由同具國會同意民主正當性之其他委員代理，以維繫機關業務的正常運作。再者，關於主任委員因故出缺而依法替補前的職權暫行代理，促轉條例上開規定並未予以禁止，也未要求應保留由國會再經決議同意方得為之（即學理所稱「國會議決保留」）。又主任委員出缺的職權暫行代理，就其事務本具有緊急、機動而需予彈性反應的必要，且如前所述，促轉會主任委員的法定職權，經核與一般合議制機關首長實屬相當，甚至更有受限，並無特別重要或性質上不容許他人代理之權限而致不得由其他委員代理的情形，並非具有強烈重要意義而須保留予國會議決同意才得行之者，故不論就消極或積極的衡量標準而言（關於「國會保留」事項判斷所涉及積極、消極的衡量標準，參見許宗力，論法律保留原則，收於氏著「法與國家權力（一）」，元照出版，95年8月，第199-202頁），均非保留須經立法院同意始得進行的「國會保留」事項。原告主張促轉會主任委員出缺補任前之職權暫行代理，屬「國會保留」事項，應另經立法院同意始得為之，容屬對促轉條例第8條第1項、第6項規範意旨之誤解，並不可採。準此，促轉會主任委員因故出缺在未依法定程序補任前，自得由行政院長指定同具國會同意民主正當性之其他委員代理。　㈡經查，促轉會前主任委員楊翠於110年5月28日辭職，並經時任行政院長之蘇貞昌解除其職務後，即指定促轉會主任委員辭職後遺缺，於新任主任委員接任前，由副主任委員葉虹靈代理，並以行政院110年5月28日院授人培字第11030020294 號函（本院卷一第165頁）敘明，促轉會前主任委員楊翠辭職後遺缺，於新任主任委員接任前，由同樣經立法院同意之葉副主任委員虹靈代理，參照前開說明，於法並無不合。而審定系爭檔案為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稱之政治檔案，由葉虹靈代理主任委員召集系爭委員會議，並擔任主席，全體委員中除代理主任委員外，尚有陳○凡委員、王○勇委員、彭○郁委員、徐○群委員、蔡○偉委員出席，連同代理主任委員共6 人達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照案通過決議系爭檔案為政治檔案，有系爭委員會會議紀錄（本院卷二第392至397頁）在卷可考，符合促轉條例第13條第1項之規定。而原處分則是由上開代理主任委員代表促轉會蓋職名章而作成並對外發布，經核並無違背促轉條例第8條第1項、第6項規定意旨，或違反法律保留原則、國會保留原則的問題，自然也無違反行政程序法第96條第1項第4款規定行政處分在程式上應由首長署名或蓋章的瑕疵。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國會保留原則、違背行政程序法上開規定而有程序瑕疵，容有誤會，並不可採。　二、本院認原處分並未違反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　㈠行政程序法第5條規定：「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第96條第1項第2款規定：「行政處分以書面為之者，應記載下列事項︰…二、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原處分詳述其主旨為「有關中國國民黨（按指原告）原告持有附件清冊所列之政治檔案1批，經本會（按指促轉會）本（110年）8月4 日第81次委員會議決議審定為政治檔案，請於本年9月30日前將所列檔案原件移歸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隨函檢送本會審定清冊1份。」，說明欄引用促轉條例第3條、第18 條規定作為法律依據，並將如何取得省黨部檔案數位化影像、目錄電子檔，如何清查出系爭檔案，以及認定系爭檔案為政治檔案的理由與過程均詳為交代，且引用相關學者見解等為證，另原處分說明欄三就促轉會審定系爭檔案為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所稱政治檔案之理由，予以詳細說明，依其理由說明，意義明白確定，非難以理解，並得由本院司法審查確認所敘理由是否有據，並不違反行政程序法第5條所定之行政明確性原則其處分甚為明確，主旨、事實、理由及其法令依據均詳為記載，並無違反明確性原則。至於原告主張原處分所列審定理由不夠充分，不足使原告知悉系爭檔案各該審定為政治檔案之理由一節，經核乃原處分在形式上記載已臻明確的理由中，就所述理由內容，所涉為公法實質法律關係上，是否足以支持原處分依促轉條例上開規定作成審定的問題（關於此點，本院司法審查之理由見下述），與行政明確性原則無涉。原告因不認同原處分所列理由之說明，主張原處分就審定系爭檔案為政治檔案部分，違背行政明確性原則等語，亦有誤會，並不可採。　㈡依行政程序法第7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依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多種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促轉條例第1條規定：「（第1項）為促進轉型正義及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特制定本條例。（第2項）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不法行為與結果，其轉型正義相關處理事宜，依本條例規劃、推動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促轉條例第4條第1、2項分別規定：「（第1項）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蒐集、製作或建立之政治檔案相關資料，應予徵集、彙整、保存，並兼顧檔案當事人之隱私權與資訊自由、及轉型正義研究與民主法治及人權教育之需要，區別類型開放應用。（第 2項）為完整回復威權統治時期相關歷史事實並促進社會和解，促轉會應主動進行真相調查，依本條所徵集之檔案資料，邀集各相關當事人陳述意見，以還原人權受迫害之歷程，並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其立法理由略以：「……二、轉型正義首要之務為真相發掘和歷史事實調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對於真相與歷史事實之追索，應基於檔案資料及當事人之陳述，並依此撰寫調查報告及規劃人事處置等相關工作。此外，其對於司法不法之平復亦具有作為各訴訟程序中證據之功能，否則一切通過促進轉型正義以恢復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工作將徒勞無功。但於此同時，亦應顧及個人隱私權之保障，故本條第一項明文規定政治檔案相關資料之開放應同時兼顧分類開放應用及隱私保護之原則。三、為還原人權受迫害之歷程，並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之責任，本條第二項規定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有主動調查真相之義務……」政治檔案條例第1條規定：「為建立符合轉型正義精神、兼顧檔案當事人隱私之政治檔案開放應用制度，並推動關於威權體制、國家總動員、戒嚴、動員戡亂時期以及二二八事件之歷史研究與公民之轉型正義教育，公開真相並促成社會和解，辦理政治檔案之徵集、整理、保存、開放應用、研究及教育，特制定本條例。」同條例第2條第2項：「政治檔案之徵集、整理、保存及開放應用事項，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案局）辦理之；政治檔案之研究、出版、展示及教育推廣等事項，由文化部會同相關機關（構）辦理之。」同條例第6條第1項：「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經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審定為國家檔案者，應於該會指定期限內移歸檔案局管理，並由該會、檔案局及持有檔案之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依審定清冊作成紀錄。」。㈢系爭檔案經審定為政治檔案後，依促轉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原告移歸政治檔案應以原件為原則，此為法律所規定，由於原件應是最真實的史料，從紙張質料、筆跡、書寫方式等內容，均可以直接反映當時情形，或是可以鑑定真實性，或是可以避免原件與複印本之間內容有所差異時的爭議，況原告就是促轉條例所適用的對象之一，也不宜繼續持有原件，移歸由檔案局依法持有原件，以行政中立方式開放運用，並受立法者、相關權益當事人、各界依法監督，應較能達成促轉條例、政治檔案條例之立法目的，此為法律課予國家的責任，不宜移轉給私人承擔，特別是不宜移轉給原告承擔。若仍由原告持有原件，一方面與法律規定不符，另一方面有可能難以達成促轉條例、政治檔案條例的立法目的。故原告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並無可採。三、被告就系爭檔案認定屬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之政治檔案部分：　㈠參諸上開處分時促轉條例第2條第2項第1款、第18條第1項規定，及促轉條例第3條第1至3款規定：「本條例用語定義如下：一、威權統治時期，指自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起至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止之時期。二、政治檔案，指由政府機關（構）、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所保管，於威權統治時期，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或各類紀錄及文件；已裁撤機關（構）之檔案亦適用之。三、政黨，指依據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四條第一款所稱者。」，及按同條例第18條第3項、第4 項、第5項及第6項規定：「（第3項）促轉會得主動調查政黨、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之情形，並經審定後命移歸為國家檔案。（第4項）政黨、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移歸政治檔案以原件為原則。(第5項)政黨、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拒絕將促轉會審定之政治檔案移歸為國家檔案者，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第6項）政治檔案之徵集、彙整、保存、開放應用、研究及教育等事項，除本條例有規定外，另以法律定之。」又政治檔案條例乃為建立符合轉型正義精神、兼顧檔案當事人隱私之政治檔案開放應用制度，並推動關於威權體制、國家總動員、戒嚴、動員戡亂時期以及二二八事件之歷史研究與公民之轉型正義教育，公開真相並促成社會和解，辦理政治檔案之徵集、整理、保存、開放應用、研究及教育而制定（同條例第1條規定參照），及上開政治檔案條例第2條第2項、第6條第1項之規定，可知為建立符合轉型正義精神、兼顧檔案當事人隱私之政治檔案開放應用制度，並推動關於威權體制、國家總動員、戒嚴、動員戡亂時期以及二二八事件之歷史研究與公民之轉型正義教育，公開真相並促成社會和解，政黨、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於威權統治時期，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或各類紀錄及文件，應依促轉條例第18條第1項規定通報促轉會，促轉會亦得依同條第3項規定依職權主動調查其持有情形，經促轉會審定者，應移歸為國家檔案由檔案局管理，若拒絕移歸可處 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準此，政黨就其持有之檔案、各類紀錄及文件，僅就符合「政治檔案」定義者始有移歸之義務，而所謂政治檔案，除作成時間為34年8月15日起至81年11月6日外，尚須其內容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始足當之。促轉會審定政黨持有之檔案是否為政治檔案，應就檔案實質內容加以審認，若檔案內容單純僅為上訴人黨內事務或一般通常事務，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毫無關聯，即不得審定為政治檔案命移歸為國家檔案（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420號判決、111年度上字第808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原告分別於原處分後即110年12月28日、同年月29日、111 年10月21日移交系爭檔案其中1410筆、1749筆、14筆與檔案局，則系爭檔案已全數移交與檔案局（計算式：1,410筆＋1, 749筆＋14筆＝3,173筆）等情，有移歸點交工作紀錄3紙（本院卷三第97至99頁）在卷可參，復為兩造所不爭執，則系爭檔案於原處分作成時由原告所持有乙節，合先認定。　㈢經查，原告曾於107年2月29日與政大簽立合作協議，觀諸卷附合作協議（原處分卷第11至12、14頁）第1條：「合作目的為使甲方（按指原告）所有之黨史資料（包括但不限於檔案、卷宗、書籍、報紙、期刊、圖畫、照片等資料，以下合稱『黨史資料』……得以妥善保存、收藏，甲方同意委託乙方（按指政大）提供場所典藏、保管上開資料，並由乙方依本協議書約定之內容管理，並合理優先研究、利用上開之黨史資料。」第2條：「合作方式 ……㈡甲方得依據檔案保管之需要，將黨史資料中不宜公開之部分予以標示或目錄逐項載明區分 ……㈣乙方就黨史資料應依本協議書之規定予以典藏、管理、數位化及利用。」第4條：「黨史資料之保管 ……㈥乙方每六個月應向甲方提出館藏報告，如甲方要求，應赴甲方報告館藏計畫之實踐及黨史資料之使用狀況。」又合作協議之附件（即原告委託管理黨史資料之館藏管理計畫，原處分卷第 23頁）記載：「參、保管方式 ……一、檔案整理及存放 ……⒋ 檔案依不同媒體類型分別整理，且經完成分類編案後，於上架前進行整卷、入卷、目次表製作等立卷事項。」可知原告與政大簽訂合作協議，由政大依此就省黨部檔案編列檔案目錄（包括「題名」、「案名」），且每6個月應向原告提供報告，則原告理應知悉政大所編列之檔案目錄（包括「題名」、「案名」），參以被告不否認上情，並自承促轉會係依據政大提供之檔案目錄（包括「題名」、「案名」）為審查依據（本院卷二第130頁），則政大所提供之檔案目錄既為原告所委託製作且知情，促轉會係依據政大提供檔案目錄為審查，原告就政大編列之「題名」、「案名」，自無從反於其與政大間之合作協議，進而否認其真實性。㈣附表所示檔案部分：　⒈附表編號1所示審定清冊序號部分檔案，其「題名」或「案名」提及「二二八事件」或「二二八事變」等字樣（其中序號 3112至3177檔案之「案名」另提及「接收日產」），此部分檔案目錄記載之「題名」或「案名」既由原告委託政大所製作、提供，並為原告所知情，是由附表編號1所示檔案之「題名」或「案名」即堪認此部分檔案均與「二二八事件」或「二二八事變」相關，符合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規定之於威權統治時期，與二二八事件相關之檔案或各類紀錄及文件，屬政治檔案。 ⒉附表編號2所示審定清冊序號檔案之「題名」、「案名」或提及「敵偽資產」、「敵偽產業」、「敵偽財產」、「日產」、「日人動產」、「日治時代」等字樣，此部分檔案目錄記載之「題名」或「案名」既為由原告委託政大所製作、提供，並為原告所知情，是由附表編號2所示檔案之「題名」或「案名」即堪認此部分檔案均與「敵偽資產」、「敵偽產業」等相關，涉及日本戰敗本應由政府接收之所還財產，卻由原告處理，與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符合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規定，屬政治檔案。　⒊附表編號3所示審定清冊序號部分檔案，業據兩造提出可供核對之檔案全文或節本（序號9本院卷三第193至200頁、序號1 0本院卷三第201至216頁、序號22本院卷第217至249頁、序號24本院卷二第583至585頁、序號25本院卷二第587至656頁、序號31本院卷三第767頁、序號86本院卷二第657至663頁、序號304、305、306本院卷三第251至475頁、序號349本院卷二第465至476頁、序號352本院卷二第477至521頁、序號3 94本院卷二第679至682頁、序號401本院卷二第683至691頁、序號871本院卷四第73至78頁、序號929本院卷三第755至7 66頁、序號930本院卷二第669至677頁、序號947本院卷一第 455至466頁、序號1059本院卷一第507至508頁、序號1062本院卷一第467至481頁、序號1063本院卷一第483至505頁、序號2356本院卷一第509至515頁、序號2360本院卷三第485至4 88頁、序號2363本院卷一第517至525頁、序號2433本院卷二第413至418頁、序號2437本院卷三第483至484頁、序號2464 本院卷四第61至67頁、序號2600本院卷一第317至323頁、序號2606本院卷二第211至234頁、序號2614本院卷二第235至2 46頁、序號2746本院卷二第523至575頁、序號2990本院卷二第665至667頁）附卷可參，被告亦詳為說明認定各自為政治檔案理由（詳見事實及理由肆、三、㈢、⒊，本院卷一第333 至337頁、本院卷二第129至140、297至304頁、本院卷三第7 4頁、本院卷四第6至14頁），其中諸如序號9、10號檔案為原告積極布局基層人事調動、訓練之關聯案情檔案，為威權統治時期，為成功地在臺灣穩住陣腳，積極規劃基層黨務組織人事結構與人才培育，以滲透地方並建立社會基礎之時代背景，與原告地方基層黨部之人事相關檔案，序號22檔案內容記載臺中市民防指揮部於51年收到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的命令，請各指揮部將舊有空襲及緊急事變疏散計畫（「○○計畫」）依據現況檢討修正，此筆檔案上註記「密」（應屬軍事機密），並併檢附副本與原告所屬省黨部，顯示省黨部於威權統治時期具有特殊之政治地位等等（詳見事實及理由肆、三、㈢、⒊），足以使本院核對辨明促轉會實質審視此部分檔案內容，而為法律涵攝定性之思辨過程，且被告上開主張經本院實質審查後，認各該序號檔案內容與底稿促轉會審選理由（目錄分類）欄所載諸如「政黨特權」、「地方黨部組織」、「情治單位」、「政府經費補助」、「社會控制」等相符，揆諸上開意旨，原處分認定此部分序號檔案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而為政治檔案應移歸檔案局，並無違誤。原告主張相關檔案諸如促轉會僅審視檔案編目、或民眾服務社非附隨組織等原因，而非政治檔案云云，委不可採。　㈤除附表所示檔案外其餘檔案（下稱附表以外檔案）部分：　　被告固稱促轉會為實質審定作業，先彙整專家學者及會議討論意見後，排除作成時點超出威權統治時期之12,163筆檔案後，由經辦人員依政大提供之檔案目錄逐筆逐一註記審定理由在底稿、擬具審選建議後，將檔案目錄送請學者專家提供書面審查意見，待書面審查完竣後，於ll0年1月4日及同年1 月21日召開審選諮詢會議，彙整各方專家學者意見後，再由經辦人員完成底稿，經系爭委員會議討論並決議通過審定系爭檔案為政治檔案，被告始作成原處分云云（本院卷二第28 9至290頁）。然查：　⒈觀諸原處分所附審定清冊，附表以外檔案出版日期欄記載自3 6年1月20日起至81年10月15日止期間不等，甚或記載年代不詳，以其作成時間橫跨逾40多年，數量逾2,000筆，且省黨部黨內事務繁多，黨務種類不一而足，是否均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仍應就檔案實質內容予以調查審認始能判斷此部分檔案。亦即附表以外檔案是否單純僅為省黨內事務或一般通常事務，不無疑義，例如序號1155 檔案「題名」記載「臺灣省委員會復高雄戲院自費整修及添購設備暨報廢木座椅案」、序號1170檔案「臺灣省委員會檢送涵碧樓招待所房屋租金收據文」等，然除附表編號1、2部分檔案自政大提供檔案目錄「題名」、「案名」足資判斷為政治檔案外，卷內僅有附表編號3所示序號檔案全文或節本乙節，業據被告自承明確（本院卷四第86頁），換言之，附表以外檔案卷內並無檔案全文或節本可供比對，本院尚無法單就檔案目錄「題名」、「案名」判斷是否為政治檔案，況省黨部檔案詳細內容或因手寫之書寫方式，或因紙張質料、筆跡，不甚清晰，依「功能最適原則」，被告縱不能提出檔案全文或節本，亦應逐筆提出附表以外檔案各記載符合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政治檔案之清晰、清楚之相關文字，並應標註相關文字究係引自各該檔案之頁碼、行數，並將相關手寫文字以電腦打字之方式呈現，尤應釋明該等文字表現之意涵為何，供本院實質核對促轉會就附表以外檔案審定之思辨過程，即本院無從自卷內證據及資料，判斷被告就附表以外檔案審定之思辨過程，難認原告已為實質審定附表以外檔案，揆諸上開意旨，應認原處分認定原告實質審定附表以外檔案為政治檔案，於法無據。　⒉再觀卷附底稿所載備註、不當黨產委員會暨審定事宜之意見（本院卷二第399至411頁）、1l0年1月4日及1月21日審選諮詢會議（本院卷二第329至353、355至387頁）、系爭委員會議紀錄（本院卷二第391至397頁），其內容或為審選之建議標準、不予審選之類型、舉例等，然均為單純紀錄，無從使本院核對辨明思辨過程，被告以上開資料主張已為實質審定附表以外檔案云云，並不可採。四、本院認原處分關於附表所示檔案命原告移轉檔案局，對原告不構成特別犧牲，被告無需給予合理補償：　㈠按人民就其財產原得行使之使用、收益、處分等權能，因國家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財產權遭受逾越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範圍之損失，而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國家應予相當補償（司法院釋字第813號解釋參照）。惟「政黨既能影響國家權力之形成或運作，自應服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以謀求國家利益為依歸，不得藉此影響力謀取政黨或第三人不當利益。政黨與其他結社團體，對於個人、社會或民主憲政制度之意義既有不同，其受憲法保障與限制之程度自有所差異。」（司法院釋字第793號解釋理由書第15段參照）。㈡查，原處分關於附表所示檔案，為促轉條例第3條所稱威權統治時期內所作成，由原告所保管，於威權統治時期，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或各類紀錄及文件。省黨部檔案為原告黨中央、省、縣市、區級等各層級黨部組織間，及黨部組織與行政機關間之往來文件，而動員戡亂體制與戒嚴體制之構成與運作係由原告與政府機關（構）所構成，兩者不可分割，體現動員戡亂體制致使原告事實上長期立於主導國家權力之絕對優勢地位，又省縣、區級等地方層級亦體現原告長期絕對優勢地位，均呈現威權統治時期動員戡亂體制及戒嚴體制於地方層級之運作實況及特殊運作態樣，至少都需要透過包括命原告移歸系爭檔案的方式，予以徵集、彙整、保存，並兼顧檔案當事人之隱私權與資訊自由、及轉型正義研究與民主法治及人權教育之需要，區別類型開放應用。完整回復威權統治時期相關歷史事實並促進社會和解，還原人權受迫害之歷程，並釐清壓迫體制加害者及參與者責任（促轉條例第4、6條參照）。㈢原處分關於附表所示檔案經審定為政治檔案後，應有助於了解還原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時期的史實，原告因此負有移歸為國家檔案之義務，此與原告主張「系爭檔案包含諸多開國元勳、黨國政要、名人士紳之歷史軌跡，隨著時間之經過，其歷史、文化、藝術價值水漲船高……」等情形完全無涉，被告命原告將附表所示檔案移歸檔案局，僅為最基礎之取得史料工作，原告仍保留附表所示檔案之數位檔，並自行依法運用，揆諸上開說明，並非特別犧牲，原告此部分主張全無可採。五、綜上所述，本院核對辨明促轉會就附表所示檔案之思辨過程，足認促轉會就附表所示檔案已實質審定屬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之政治檔案，據以作成原處分此部分，尚無違誤，此部分復查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執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附表以外檔案，本院無從核對辨明促轉會就此部分檔案之思辨過程，難認促轉會實質審定屬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之政治檔案，原處分就附表以外檔案部分，有所違誤，此部分復查決定未予糾正，同予維持，亦有不合，均應予以撤銷。此部分原告執詞訴請撤銷，為有理由。柒、本件判決基礎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一併說明。捌、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審判長法官鍾啟煌法官李毓華法官蔡如惠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書記官　陳湘文

2025-01-09

TPBA-110-訴-1544-20250109-1

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政治檔案條例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訴字第42號 113年11月28日辯論終結原告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代表人朱立倫訴訟代理人梁恩泰律師被告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人劉鏡清（主任委員）訴訟代理人魏潮宗律師歐陽芳安律師上列當事人間政治檔案條例等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 2年11月10日院臺訴字第1125021608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程序事項：　　本件被告之代表人原為龔明鑫，於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劉鏡清，茲據被告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一第283 至28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二、事實概要：　㈠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已於民國111年5月30 日依法解散，關於其審定政治檔案及移歸為國家檔案之相關業務，於促轉會解散後由被告辦理）前於110年8月5日以促轉一字第1105100201號函（下稱110年8月5日函）審定原告持有之3,177筆（嗣後更正為3,173筆）「臺灣省黨部」檔案為政治檔案，且於110年12月28日及同年月29日會同原告及被告所屬檔案管理局（下稱檔案局）於代管上開檔案之國立政治大學（下稱政治大學）辦理移歸。惟政治大學發現「省 54卷」（檔號：省054/000）檔案目錄與內容不符，經重新檢核，確認有5筆檔案因未編目或重新分件而未經審定，內容包含原告之「臺灣省委員會變產興建宿舍處理小組會議紀錄」、「臺灣省澎湖縣委員會變產造產計劃草案等處置黨產」之案情（下稱省54卷檔案）。被告依政治大學提供系爭省 54卷檔案之目錄及數位化影像，於111年11月15日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認省54卷檔案符合政黨所保管、於威權統治時期與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應屬政治檔案；復於111年12月27日以發檔（徵）字第1110015220號函（下稱111年12月27日函）附待審定檔案清冊，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原告具112年2月1日函陳述意見。　㈡促轉會前於108年5月、108年12月及109年9月分三階段審定原告持有之3筆、4,286筆及80筆「總裁批簽」類檔案為政治檔案，嗣政治大學於111年間發現原告託管之檔案中，有14筆未經審定之「總裁批簽」檔案（下稱總裁批簽檔案），經被告於111年12月2日以發檔（徵）字第1110015192A號函請原告限期通報，原告迄未回復。嗣被告依政治大學提供總裁批簽檔案之目錄及數位化影像，經逐筆審視，認系爭總裁批簽檔案符合政黨所保管、於威權統治時期與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應屬政治檔案；復於112年3月25日以發檔（徵）字第1120015070號函（下稱112年3月25日函）附待審定檔案清冊，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原告具112年4月18日函陳述意見。　㈢被告查認省54卷檔案及總裁批簽檔案（下合稱系爭檔案，詳如附表，提及各筆檔案則僅簡稱其序號）除具體呈現威權統治時期之動員戡亂體制與戒嚴體制於地方層級之運作及政治、社會、政黨等脈絡關係，另有先總統蔣中正作為原告總裁之批示，皆係理解動員戡亂體制與戒嚴體制運作之重要檔案，符合政治檔案條例第3條第1款及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所定之政治檔案定義，爰依政治檔案條例第6條、促轉條例第11條之2第3項及第18條第3項等規定，於112年6月1日以發檔（徵）字第1120002537號函檢附處分書（下稱原處分）及被告審定政黨持有政治檔案清冊（下稱審定檔案清冊）予原告並副知政治大學，以原告持有審定檔案清冊所列之系爭檔案計19筆屬政治檔案，經被告審定並指定移歸為國家檔案，請於文到30日內將系爭檔案原件移歸檔案局。原告不服，提起訴願經決定駁回，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三、原告之主張及聲明：　㈠原告並未持有應移歸之系爭檔案：　⒈原告黨史館之館藏檔案歷經長年且多次之搬遷，檔案佚失毀損甚鉅，加諸近年受限於人力、物力有限，原告得以投入於維護黨史館之金錢、人力越來越少，故原告近年對於館藏檔案之維護管理實不可同日而語。被告以原處分命原告移歸之系爭檔案，省54卷檔案本係原告交由政治大學代管，後經被告將系列檔案全部命移歸為國家檔案並已辦理移歸完竣。又總裁批簽檔案係屬「總裁批簽」文件系列檔案，該系列檔案業早已經原告全數送交予被告所屬檔案局在案，原處分命移歸附件清冊之系爭檔案早已全數移歸予被告完竣，原告並未持有。更甚者，促轉會111年1月4日於社群軟體Facebook官方帳號發表文章自承，政治大學在110年10月辦理原告黨史館檔案搬遷作業期間，尋獲5筆先前於109年9月4日處分審定但尚未移歸之「總裁批簽」檔案，也在同日一併辦理移歸及點交，此即為省54卷檔案，原處分其後再認定原告仍持有上開檔案，自屬認定事實錯誤。　⒉原告業已配合促轉會陸續辦理完成數千筆政治檔案之移歸及點交作業，由審定檔案清冊檔案案由（題名）多屬原告日常黨務而未涉及政治性或機密性之檔案，甚至「總裁批簽」類檔案題名即為檔案文書內容要旨，由時任原告總裁之蔣中正批簽，縱非被告召開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亦可檢視審定檔案清冊之案由（題名）後，得出該批檔案並非涉及政治性、機密性之當然結果，以常情常理觀之，原告若非不能，實不可能甘冒遭行政機關多次裁罰之風險，故意拒絕、隱匿提出系爭檔案。且原告前移交政治大學之系爭檔案，業經促轉會於109年9月18日於政治大學封存，並由政治大學及促轉會陸續尋獲指定移歸之檔案。原告於原處分作成時並未持有原處分認定應移歸之政治檔案，原處分未合於促轉條例第18條所稱之持有要件，認事用法均有錯誤，應予撤銷。　㈡系爭檔案並非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所稱之政治檔案：　⒈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關於政治檔案之定義，固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惟於每份資料之審定仍應就檔案之實質內容具體認定，詳細判斷資料之內容、目的及涉及之範圍，據以認定是否屬於政治檔案，被告就此並無判斷餘地。又被告於政治檔案審定作業時，採行「全宗審定原則」，以系爭檔案均屬「總裁批簽」或「臺灣省黨部」系列之文件檔案，未檢視個別檔案之具體內容是否符合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之定義，均一律視為政治檔案，惟「全宗審定原則」業經最高行政法院數則判決所不採，實務多認「系爭檔案雖為總裁批簽類檔案，然其作成時間橫跨20多年，數量有80筆，而原告黨內事務繁多，黨務種類不一而足，蔣中正以總裁身分對黨內主管簽呈之批示，是否均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仍應就檔案實質內容予以調查審認始能判斷」，足證系爭檔案是否為政治檔案應逐一檢視個別檔案之內容而定，不得單單以「全宗審定原則」為由而一概視為政治檔案。因此，系爭檔案應由法院就具體文件內容逐一審定，方得認定是否屬於政治檔案，細觀系爭檔案內容，均屬原告日常黨務或正常國家運作之文件，並內容均未涉及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規定「與228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之規範要件，自非政治檔案。　⒉被告認定系爭檔案係「包含處分相對人之省、縣市等各層級黨部組織間，以及黨部組織與行政機關間之往來文件，其內容呈現處分相對人基於動員戡亂體制及戒嚴體制中之特殊地位取得政府經費補助、公有不動產之所有權或使用權等，以及屬促轉會已審定檔案之關聯案情者，實係威權統治時期動員戡亂體制及戒嚴體制於地方層級之運作實況及特殊運作樣態之具體證據。」「本次審定之14筆『總裁批簽』，性質上均屬前總統蔣中正身兼處分相對人之總裁，自39年8月處分相對人之中央改造委員會成立至64年月5日蔣氏病逝期間，對處分相對人之秘書長或秘書長與相關單位主管聯名簽呈，以處分相對人總裁身分親自審閱、批簽決定事務之紀錄或文件，其做成時間均屬促轉條例所界定之威權統治時期內。考量黨國威權體制之成形及延續，主要肇因於動員戡亂體制及戒嚴體制下，立法監督、制衡行政權功能大幅減弱，總統權力因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規定及失去行政權制約而擴大，且當時總統兼為處分相對人無須面對政黨間公平競爭即得長期掌有執政權力，因此蔣氏任處分相對人總裁在此等黨國一體時期，對處分相對人黨務親自審閱、批簽決定事務之紀錄或文件，直接影響動員戡亂體制及戒嚴體制之形成、運作與鞏固。」云云，實屬被告之推敲與臆測，甚而促轉會解散後，由被告承襲其信仰理念，然而卻無相關證據顯示其認定是否與事實相符，被告所為前揭認定侵害原告黨史財產權，卻完全未能舉證系爭檔案如何遭認定為政治檔案，其中具體人事時地物以及涉入之程度，原處分之認定顯有重大瑕疵。　㈢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　⒈原告過去數十年間為保存系爭檔案，業已耗費極大之心力、投注相當之金錢建置適合保存紙本文件保存的環境，另為兼顧史料數位化之需求，以及避免因掃描、複印、攝影過程造成文件本身之損害，尚添購數位化專用機器，包含掃描器及微卷機等，方能將檔案文件保存逾70年之久。原告為釐清歷史真相及滿足社會大眾知的權利，已著手實行開放檔案史料多年，並定有「中國國民黨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文獻史料調閱辦法」（下稱文獻史料調閱辦法），除史料有嚴重受損之虞或依法令不得開放之檔案外，原告庋藏之一切紙質書面史料與書籍刊物均儘可能開放各界人士閱覽、抄錄。例如原告自102年5月18日即陸續將檔案史料移存政治大學供學術研究使用，嗣於107年3月與政治大學簽署「黨史資料委託管理合作協議書」，開放黨史檔案，一般民眾可於政治大學中正圖書館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閱覽室以數位設備自由使用檔案查詢、申請及應用之服務，有利於消除黨國威權統治所存有對立、隔閡與不信任，達到轉型正義之宗旨。倘將系爭檔案移歸國家檔案，則應遵守政治檔案條例第8條、第9條限制閱覽、抄錄或複製之規定，非當然開放社會大眾閱覽、抄錄或複製，開放程度不如原告開放之情，對社會大眾知的權利，以及從事相關歷史研究之專家、學者、研究學生等更是一大扼傷。　⒉促轉條例第18條第4項僅規定政治檔案之移歸以原件為原則，然開放政治檔案旨在供社會大眾知悉檔案之內容，且還原歷史真相之目的，亦著重於檔案中所記載內容等史料之研究，並不具有唯一性或獨特的稽評價值，只要確保檔案之複本、影像檔之內容清晰、正確、無遮蔽等情形，縱非檔案原件亦可達成開放政治檔案及還原歷史真相之目的，實無將檔案原件移歸國有之必要，原告自可以將留存之影像檔案提供國家，而非由促轉會、被告強硬地以行政處分屢次要求原告已客觀上不能提出之系爭檔案原件。且珍貴之史料檔案恐因抽取及重新裝訂、製作複本及數位影像檔之過程而損傷，既有提供複本、影像檔等侵害較小之方式，達到與提供檔案原件相同之效果，原處分令原告將系爭檔案原件移歸國家檔案，即與比例原則相悖。　⒊系爭檔案包含諸多開國元勳、黨國政要、名人士紳之歷史軌跡，極具歷史、文化、藝術價值。倘被告基於促進轉型正義公共利益所必要，欲將原屬原告財產權之系爭檔案原件移歸國有，則原告較其他人民受到更多財產權之剝奪及限制，自屬司法院釋字第652號解釋所稱之特別犧牲，被告應依司法院釋字第400號、第425號、第516號、第652號等解釋意旨，給予原告合理之補償，方符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並應補償原告已歷次遭審定移歸國家之政治檔案，始屬適當。　㈣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四、被告之答辯及聲明：　㈠系爭檔案並未曾辦理移歸，原告於原處分作成時仍持有系爭檔案：　　「臺灣省黨部」系列檔案係於110年12月28日及29日會同原告與檔案局辦理移歸，移歸作業期間發現省54卷（檔號：省 054/000）檔案目錄與內容有部分不符，經政治大學111年2 月重新校閱檢核，促轉會乃發現省54卷檔案因未編目或重新分件而未經審定，非屬110年8月5日函審定並辦理移歸之標的。而「總裁批簽」系列檔案係促轉會分三階段辦理移歸作業，因促轉會進行點收作業時，發現不在通報政治檔案清冊內之檔案，故就未通報部分接續進行審定作業並另作成命移歸之行政處分，而被告係因政治大學於原告託管檔案中新發現總裁批簽檔案，始得悉原告尚有14筆檔案並未通報且未經審定，故原處分接續審定並命移歸，並非先前歷次審定命移歸之檔案。又系爭檔案於原處分作成時係由政治大學受原告委託管理中，原告擁有最終管領力及支配力地位之政治檔案持有人，嗣於原處分作成後，原告及檔案局已於112年9月8 日派員至政治大學中正圖書館完成點交及移歸作業，足見，原告確屬政治檔案條例第6條第1項及促轉條例第18條第1項規定之持有政治檔案。至促轉會Facebook官方帳號文章及自由時報報導之記載內容，實際上均非原處分審定並指定移歸之標的，尤有甚者，系爭檔案係於112年9月8日進行點交移歸作業，此有移歸點交工作記錄暨清單可稽，原告猶主張伊於原處分作成時已移歸而未持有系爭檔案云云，顯無可採。　㈡系爭檔案符合政治檔案條例第3條第1款及促轉條例第3條第2 款所定政治檔案之要件：　⒈政治檔案條例第3條第1款及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規定之「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為不確定法律概念，檔案資料是否符合「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要件，應依據歷史專業充分考量歷史脈絡、價值以及內涵，並秉持轉型正義精神予以判斷，鑒於該不確定法律概念已涉及歷史真相、推動轉型正義之價值判斷，故被告作為政治檔案之審定及指定移歸國家檔案之主管機關，參考外部專家學者意見，認為系爭檔案均與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而屬政黨政治檔案，應具有判斷餘地。又促轉會107年12月18日及108年8月12日諮詢學者專家之意見，顯示歷史學者認為總裁批簽檔案不只包括有二二八事件，亦與動員戡亂體制相關，明顯與政治檔案無關的條目非常少，建議以全宗為單位進行審定以避免破壞檔案完整性。圖資及檔案學者亦認為總裁批簽檔案是原告內部便於整理及歸檔所建立之類別，實務上會盡量以整個文件系列或全宗移轉，以保留檔案資料的脈絡，移轉後通常不會破壞原本之分類原則，被告參考促轉會先前已諮詢外部歷史學、檔案學及法律學等學者專家意見，認定總裁批簽檔案與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符合政治檔案之要件，應具有判斷餘地。　⒉系爭檔案是否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應考量原告於威權統治時期以黨領政之黨國體制結構。綜觀系爭檔案涵蓋之人物、事件、規範脈絡，係著實呈現原告基於動員戡亂體制與戒嚴體制下執政優勢地位，以黨領政下之黨政互動樣貌，上至蔣中正憑藉其總統兼原告總裁身分，運用國家資源處理黨務，或原告透過內部會議決議以影響動員戡亂體制及戒嚴體制之形成，下至前開兩體制於地方運作之實況，均符合政治檔案之定義，具審定之合法性及正當性，不應僅論以單純黨務例行運作之內部文書。　⒊序號1檔案係涉及原告所屬臺灣省委員會（即省黨部）為機動處理黨產興建宿舍工作，成立「變產興建宿舍處理小組」研議相關事務之案情；序號3檔案亦屬前開省黨部變產興建宿舍處理小組處理黨產興建宿舍工作之內容；序號2及序號4檔案為澎湖縣委員會為興建職員宿舍、辦公廳及禮堂，擬訂變產造產計畫草案、成立變產造產執行小組以及後續執行之關聯案情檔案；序號5檔案之案情係臺南市委員會為籌建工作人員宿舍擬先出售近商業區之西門路六巷房產四戶，呈請臺南市委員會核定公開標售底價之案情。又檔案局於111年11 月15日邀集專家學者召開外部諮詢會議，依政治大學提供之目錄及數位化影像，經逐筆檢視檔案影像，與會學者專家審認省54卷檔案之內容包含原告之省、縣市等各層級黨部組織間，以及黨部組織與行政機關間之往來文件，其內容呈現原告基於動員戡亂體制及戒嚴體制中之特殊地位取得政府經費補助、公有不動產之所有權或使用權等，以及屬促轉會於前階段已審定命移歸檔案之關聯案情者，涵蓋原告地方黨部事務之規劃、執行及溝通等經過，係展現動員戡亂體制與戒嚴體制下，原告以黨領政之黨政互動與特權樣貌，實係威權統治時期動員戡亂體制及戒嚴體制於地方層級之運作實況及特殊運作樣態之具體證據，自屬與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並非純屬原告日常黨務之相關文件。況省54卷檔案與促轉會另案審定之政治檔案（即序號897、903、905、906及90 8號）互為關聯案情，須將相關聯之檔案完整審定且移歸，方能完整還原歷史事件之全貌。被告參考學者專家意見，認定省54卷檔案確與政治檔案條例第3條第1款及促轉條例第3 條第2款所規定之政治檔案定義相符，實屬合法有據。　⒋依政治大學歷史系與原告共同出版之「蔣中正總裁批簽檔案目錄」著作可知蔣中正作為威權統治者，其政黨內部之公文簽核實與國防、外交、內政及司法等國家公權力之行使、國家政策形成密切相關，直接影響動員戡亂及戒嚴體制之形成與維繫。因此，總裁批簽檔案多由總統府機要室經辦，其內容屬前總統蔣中正身兼原告總裁，於威權統治時期，對原告之秘書長或秘書長與相關單位主管聯名簽呈以原告總裁身分親自審閱、批簽決定事務之紀錄或文件，乃呈現蔣中正在黨國一體時期憑藉其總統兼原告總裁身分，運用國家資源處理原告黨務進而影響動員戡亂體制及戒嚴體制之形成、運作與鞏固之實況，為瞭解原告如何透過其組織、人事等各方面黨務之運作，使其與國家政策之形成密不可分的歷史證據，並非純屬原告日常黨務之相關文件。又序號6至12號檔案內容涉及由原告總裁主導之中央改造委員會，依循總裁意志草擬由「中國國民黨黨章」以落實黨員、組織控制，使其聽從原告指揮，以及「中國國民黨政綱草案」決定政府施政方向；序號13至17檔案內容反映原告所屬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討論並決議之報告及議案，實際為影響政府施政方向及壯大原告對於社會掌握度之決策，再透過對從政黨員之落實，達成以黨領政之威權統治脈絡，則序號6至17檔案均係以總統府機要室及總統官邸侍從秘書室經辦簽呈，自應與國史館典藏之中全會會議資料及紀錄為相同之處理；序號18檔案為參謀總長至原告內部會議中進行報告，表示執行公務係遵照原告總裁之訓示行動，此乃呈現原告於威權統治時期以黨領軍，嚴重違反軍隊國家化實證之重要文件；序號19檔案顯現外交及出入境管理事務雖屬政府事務，但於威權統治時期，當他國政黨欲入境我國進行訪問，不論是訪問政府或政黨，卻係透過我國大使經由原告報請總裁蔣中正核可始得入境，呈現以黨領政、黨政不分之實況。從而，總裁批簽檔案從檔案外觀形式及實質內容，屬與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文件，均可論證確與政治檔案條例第3條第1款及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規定之政治檔案定義相符。　㈢原處分並未違反比例原則：　⒈系爭檔案移歸為國家檔案，係由檔案局永久保存及管理，並依政治檔案條例相關規定，於兼顧檔案當事人隱私之情形下，辦理開放應用事項，有助於使政黨持有之政治檔案移歸為國家檔案，俾能永久保存、管理及開放應用，以達促轉條例落實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及還原歷史真相之目的，合於適當性原則。又促轉條例第18條第4項明定移歸政治檔案以原件為原則，其立法意旨係審酌政治檔案是還原歷史真相之重要基礎，而檔案原件具唯一性及稽憑價值，可以確保檔案之正確性及完整性，絕非複製品可得代替。原處分命原告移轉之系爭檔案均屬於威權統治時期，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是還原及釐清歷史真相之重要基礎，被告審定並命以原件移歸為國家檔案，俾能確保檔案之正確性及完整性，符合促轉條例規定，依法行政並無違反比例原則。況檔案之複本或影像檔若無從確保檔案之正確性及完整性，錯誤或片段之檔案複本反而有害歷史真相之還原，顯非有效之替代手段，故原處分無違必要性原則。　⒉政治檔案開放應用制度應依政治檔案條例相關規定辦理，原告自行訂定文獻史料調閱辦法與促轉條例及政治檔案條例之規定不符，無從據以主張原處分違反比例原則。況原告本身即係威權統治時期之執政黨，如任由原告自行決定其所保管之政治檔案是否開放乃至開放程度如何，實與政治檔案條例第2條第2項明定由檔案局辦理政治檔案之徵集、整理、保存及開放應用事項之立法目的不符，毋寧依政治檔案條例之規定將系爭檔案原件交由檔案局依法典藏及開放應用，由國家及各方研究機構、學者均能從不同角度對過去政治檔案進行諸如轉型正義研究與民主法治及人權教育等開放應用，更能杜絕爭議。依文獻史料調閱辦法第2點係稱「得開放」，可知原告所保管之政治檔案是否開放乃至開放程度如何，確仍取決於原告之意思，不僅不能防免檔案因部分開放而遭斷章取義，更不能防免檔案於開放前遭變造、竄改，且其開放之形式限於閱覽、抄錄，亦限制人民取得檔案內資訊之方式，顯與檔案法、政治檔案條例及促轉條例所定檔案開放應用之意旨與目標有違。　⒊基於政黨有維護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義務，其財產權相較於其他人民團體，國家得予以更多限制，此有司法院釋字第79 3號解釋理由書可參，故政治檔案條例及促轉條例特別規範政黨持有政治檔案者負有通報及移歸為國家檔案之義務，難謂有特別犧牲之情事。原告係過去威權統治時期之執政黨，基於黨國體制下特殊地位作成及持有諸多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此等檔案涉及威權統治時期歷史真相之釐清及還原，基於公益考量，立法者透過政治檔案條例及促轉條例明定持有政治檔案之政黨應將之移歸為國家檔案，並審酌原告於威權統治時期以黨領政之黨國體制下的特殊地位，認定其因負有將政治檔案移歸國有之社會責任，並不構成特別犧牲，亦無值得保護之利益，而未規定應予補償，是被告依政治檔案條例及促轉條例之規定審定系爭檔案為政治檔案並命原告移歸為國家檔案，自無違法可言。況特別犧牲之補償涉及國家財政資源之分配，應由立法者制定法律為之，政治檔案條例及促轉條例並無補償之明文，則被告並無給予補償之法律依據。綜上，原處分命原告移歸系爭檔案之原件，並不構成特別犧牲，原告主張應給予合理補償云云，於法無據。　㈣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五、上開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經過，除下列爭執事項外，其餘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處分及審定檔案清冊（本院卷一第53至61頁、第63頁）、訴願決定（本院卷一第67至99頁）、檔案局112年9月18日檔徵字第1120015232號函暨政黨、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政治檔案移歸點交工作記錄、移歸清單（本院卷一第261頁、第262頁、第263至267頁）、系爭檔案影本（本院卷一第309至464頁）、促轉會107年12月18日政黨持有政治檔案通報審查會議紀錄、108年8月12日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審定原則諮詢會議紀錄及簽到表（本院卷二第92至96頁、第98至105頁）、檔案局111年11 月15日原告「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政治檔案審定外部諮詢會議開會通知暨會議資料（本院卷二第107至119頁）、政治大學107年8月10日政資字第1070023709號函暨原告黨史資料委託管理合作協議書、109年4月9日政資字第1090008631號函、109年8月24日政資字第1090064590號函暨孫中山紀念圖書館閱覽規則、109年11月3日政資字第1090073394號函、11 1年2月15日政資字第1110002693號函、112年3月6日政資字第1120004680號函（原處分卷第15至16頁、第17至25頁、第 28至29頁、第35至36頁、第37至38頁、第42至43頁、第66至 67頁、第91頁）、促轉會109年3月27日促轉一字第10951000 96號函、109年8月5日促轉一字第1095100243號函、109年8 月20日促轉一字第1090001729號函、109年9月18日促轉一字第1095100315號公告、109年10月30日促轉一字第109000230 9號函、110年8月5日函、110年8月17日調查記錄、109年9月 18日促轉一字第1095100317號函暨109年9月18日調查記錄、 111年3月30日促轉一字第1115100068號函、108年12月4日促轉一字第1085100461號函、109年9月4日促轉一字第1095100 281號函（原處分卷第26至27頁、第30至31頁、第33頁、第3 9頁、第40至41頁、第44至50頁、第52至53頁、第55至59頁、第68頁、第76至82頁、第83至88頁）、原告109年8月10日文字第1090000157號函、109年8月26日文字第1090000167號函、112年2月1日文字第1120000005號函、112年4月18日文字第1120000015號函（原處分卷第32頁、第34頁、第75頁、第96頁）、政黨、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政治檔案移歸點交工作紀錄、移歸清單及簽到表（原處分卷第60至61頁、第62至 63頁、第64至65頁）、檔案局111年11月24日檔徵字第11100 15212號函暨111年11月15日「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政治檔案審定外部諮詢會議紀錄（原處分卷第69頁、第70頁），及被告111年12月27日函暨省54卷檔案清冊、111年12月2日發檔（徵）字第1110015192A號函、112年2月17日發檔（徵）字第1120000666號函、112年3月25日函暨總裁批簽檔案清冊（原處分卷第71至72頁、第73頁、第89頁、第90頁、第92至 93頁、第94頁）等文件可參，自堪認為真正。是本件爭執事項厥為：㈠原告是否持有原處分認定應移歸之系爭檔案？㈡系爭檔案是否屬政治檔案條例第3條第1款及促轉條例第3條第2 款所稱之政治檔案？㈢原處分是否違反比例原則？原處分命原告移歸系爭檔案之原件，是否構成特別犧牲而應補償原告？六、本院之判斷：　㈠本件應適用之法令：　按促轉條例第2條第2項第1款規定：「促轉會隸屬於行政院，為二級獨立機關，除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另有規定外，依本條例第4條至第7條規定，規劃、推動下列事項：一、開放政治檔案。……」第3條第1款至第3款規定：「本條例用語定義如下：一、威權統治時期，指自中華民國34年8月15日起至81年11月6日止之時期。二、政治檔案，指由政府機關（構）、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所保管，於威權統治時期，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或各類紀錄及文件；已裁撤機關（構）之檔案亦適用之。三、政黨，指依據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第4條第1款所稱者。」第18條第1項、第3項、第 4項、第5項及第6項規定：「（第1項）政黨、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者，應通報促轉會，經促轉會審定者，應命移歸為國家檔案。……（第3項）促轉會得主動調查政黨、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之情形，並經審定後命移歸為國家檔案。（第4項）政黨、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移歸政治檔案以原件為原則。（第5項）政黨、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拒絕將促轉會審定之政治檔案移歸為國家檔案者，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第6項）政治檔案之徵集、彙整、保存、開放應用、研究及教育等事項，除本條例有規定外，另以法律定之。」又政治檔案條例乃為建立符合轉型正義精神、兼顧檔案當事人隱私之政治檔案開放應用制度，並推動關於威權體制、國家總動員、戒嚴、動員戡亂時期以及二二八事件之歷史研究與公民之轉型正義教育，公開真相並促成社會和解，辦理政治檔案之徵集、整理、保存、開放應用、研究及教育而制定（同條例第1條規定參照）。同條例第2條規定：「（第1項）本條例之主管機關為國家發展委員會。（第2項）政治檔案之徵集、整理、保存及開放應用事項，由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檔案局）辦理之；……」第6條規定：「（第1項）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持有政治檔案，經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以下簡稱促轉會）審定為國家檔案者，應於該會指定期限內移歸檔案局管理，並由該會、檔案局及持有檔案之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依審定檔案清冊作成紀錄。……（第3項）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持有之政治檔案，其審定及指定移歸國家檔案相關事宜，於促轉會依法解散後，由主管機關辦理，有關審定事項得邀集學者專家及社會公正人士為之。……」可知，為建立符合轉型正義精神、兼顧檔案當事人隱私之政治檔案開放應用制度，並推動關於威權體制、國家總動員、戒嚴、動員戡亂時期以及二二八事件之歷史研究與公民之轉型正義教育，公開真相並促成社會和解，政黨、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持有於威權統治時期，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或各類紀錄及文件，應依促轉條例第18條第1項規定通報促轉會，促轉會亦得依同條第3項規定依職權主動調查其持有情形，經促轉會審定者，應移歸為國家檔案由檔案局管理，若拒絕移歸可處新臺幣100萬元以上50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連續處罰。準此，政黨就其持有之檔案、各類紀錄及文件，僅就符合「政治檔案」定義者始有移歸之義務，而所謂政治檔案，除作成時間為34年8月15日起至81年11月6日外，尚須其內容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始足當之。促轉會審定政黨持有之檔案是否為政治檔案，應就檔案實質內容加以審認（最高行政法院111年上字第420號、第808號判決意旨參照）。足見政治檔案之判斷乃涉及事實之調查及認定，不涉及法律之抽象解釋，僅為一般法律適用，無涉判斷餘地。促轉會於111年5月30日依法解散後，關於其審定政治檔案及移歸為國家檔案之相關業務，依政治檔案條例第2條第1項、第6條第3項規定，即改由被告承受辦理。　㈡原告為系爭檔案之持有人：　⒈經查，改制前促轉會前以110年8月5日函審定原告持有之3,17 7筆（嗣後更正為3,173筆）「臺灣省黨部」檔案為政治檔案，且於110年12月28日及同年月29日會同原告及被告所屬檔案局於代管上開檔案之政治大學辦理移歸。惟政治大學發現「省54卷」（檔號：省054/000）檔案目錄與內容不符，經重新檢核，確認有5筆檔案因未編目或重新分件而未經審定，內容包含原告之「臺灣省委員會變產興建宿舍處理小組會議紀錄」、「臺灣省澎湖縣委員會變產造產計劃草案等處置黨產」之案情即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省54卷檔案。被告依政治大學提供系爭省54卷檔案之目錄及數位化影像，於111年1 1月15日召開專家學者諮詢會議，認省54卷檔案符合政黨所保管、於威權統治時期與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應屬政治檔案；復以111年12月27日函附待審定檔案清冊，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原告具112年2月1日函陳述意見；促轉會另於108年5月、108年12月及109年9月分三階段審定原告持有之3筆、4,286筆及80筆「總裁批簽」類檔案為政治檔案，嗣政治大學於111年間發現原告託管之檔案中，有1 4筆未經審定之「總裁批簽」檔案即附表編號6至19所示總裁批簽檔案，經被告於111年12月2日以發檔（徵）字第111001 5192A號函請原告限期通報，原告迄未回復。嗣被告依政治大學提供總裁批簽檔案之目錄及數位化影像，經逐筆審視，認系爭總裁批簽檔案符合政黨所保管、於威權統治時期與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檔案，應屬政治檔案；復以11 2年3月25日函附待審定檔案清冊，通知原告陳述意見，經原告具112年4月18日函陳述意見。嗣經被告作成112年6月1日原處分附審定檔案清冊予原告並副知政治大學，以原告持有審定檔案清冊所列之系爭檔案計19筆屬政治檔案，經被告審定並指定移歸為國家檔案，請於文到30日內將系爭檔案原件移歸檔案局等情，有原處分及審定檔案清冊、系爭檔案影本、政治大學111年2月15日政資字第1110002693號函、112年3 月6日政資字第1120004680號函等（本院卷一第53至61頁、第63頁、第309至464頁、原處分卷第66至67頁、第91頁）附卷可稽，堪可認定。　⒉原告固以前揭情詞主張於原處分作成時並未持有原處分認定應移歸之政治檔案，原處分未合於促轉條例第18條所稱之持有要件，認事用法均有錯誤等語，惟查，被告係因政治大學於原告託管檔案中新發現系爭檔案，漏未編目且未經審定，始得悉原告尚有如附表所示19筆檔案並未通報且未經審定，故以原處分接續審定並命移歸，並非先前歷次審定命移歸之檔案，此已為兩造於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參本院卷一第29 6頁筆錄）；又依原告與政治大學簽立之委託管理合作協議書以觀（原處分卷第17至25頁），系爭檔案於原處分作成時係由政治大學受原告委託管理中，原告仍為系爭檔案之所有權人，係擁有最終管領力及支配力地位之政治檔案持有人，況於原處分作成後，原告及檔案局已於112年9月8日派員至政治大學中正圖書館完成點交及移歸作業，此有檔案局112 年9月18日檔徵字第1120015232號函暨政黨、附隨組織或黨營機構政治檔案移歸點交工作記錄、移歸清單等（本院卷一第261頁、第262頁、第263至267頁）附卷足憑，足見系爭檔案於原處分作成及嗣後辦理移歸作業時均為政治大學受原告委託管理中，且於112年9月8日經辦理移歸點交作業之所有在場人確認檔案實體後，再辦理移歸予檔案局無誤，此既為原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所是認（本院卷二第6頁），則原告屬政治檔案條例第6條第1項及促轉條例第18條第1項規定之持有政治檔案者至明。　㈢系爭檔案均屬政治檔案條例第3條第1款及促轉條例第3條第2 款所稱之政治檔案：　按所謂政治檔案，除作成時間為34年8月15日起至81年11月6 日外，尚須其內容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始足當之。促轉會審定政黨持有之檔案是否為政治檔案，應就檔案實質內容加以審認，業如前述，原告固以前揭情詞主張系爭檔案內容均屬原告日常黨務或正常國家運作之文件，未涉及「與二二八事件、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規範要件，自非政治檔案等語，但本院基於下列之理由認原處分認定系爭檔案均屬政治檔案，於法並無違誤：　⒈省54卷檔案部分：　⑴觀諸序號1檔案，可知內容係涉及原告所屬臺灣省委員會（即省黨部）為機動處理黨產興建宿舍工作，成立「變產興建宿舍處理小組」研議相關事務。50年8月31日第1次會議紀錄載稱略以：「為屏東縣委員會租用市公所土地如何利用以獲得權利金及建舍土地，是否由本會先行撥款購買……」等語；另「臺灣省黨部預計變產收入暨興建縣市工程費用初步估算表」有關建築基地情況記載「縣府負擔」；各縣市黨產及興建宿舍籌劃情形視察報告載稱略以：「各縣市黨有不動產現況及使用情形各殊……或為工作同志宿舍或為以離職同志繼續佔用，或為市民、軍人或機關等所佔用……」、「關於各地籌措地方補助及建築基地之準備，以及當前亟需辦理之各項事項表列如左：基隆市府可補助50萬……」等語（本院卷一第309 至357頁）；序號2檔案為澎湖縣委員會為興建職員宿舍、辦公廳及禮堂，擬訂變產造產計畫草案、成立變產造產執行小組，有關變產部分報告事項載稱：「○○縣○○鎮○○路00號房屋產權經馬公市公所檢送證明書贈與民眾服務處（成為原告之黨產）」等語（本院卷一第358至372頁）；序號3檔案為原告臺灣省黨部變產興建宿舍處理小組50年10月6日第2次會議紀錄討論事項載稱：「……二、為各縣市黨部工作同志借住公有房屋者如何處理提請討論案。決議：一律繼續配住不再配建宿舍。」（本院卷一第374至379頁）；序號4檔案為澎湖縣委員會為興建職員宿舍、辦公廳及禮堂，擬訂變產造產計畫草案四、「修建經費來源」載稱略以：「○○鎮○○路00號民眾服務處舊址運用黨政關係透過馬公鎮公所及鎮民代表大會先將該房屋轉移後以資變賣約值30餘萬元。」等語（本院卷一第381至400頁）；序號5檔案係臺南市委員會為籌建工作人員宿舍擬先出售近商業區之西門路六巷房產4戶，呈請臺南市委員會核定公開標售底價（本院卷一第402至407頁）。　⑵檔案局於111年11月15日邀集專家學者召開外部諮詢會議，依政治大學提供之目錄及數位化影像，經逐筆檢視檔案影像，經與會學者專家審認前揭省54卷檔案之內容包含原告之省、縣市等各層級黨部組織間，以及黨部組織與行政機關間之往來文件，其內容呈現原告基於動員戡亂體制及戒嚴體制中之特殊地位取得政府經費補助、公有不動產之所有權或使用權等、日產之處理，涵蓋原告地方黨部事務之規劃、執行及溝通等經過，係展現動員戡亂體制與戒嚴體制下，原告以黨領政之黨政互動與特權樣貌，實係威權統治時期動員戡亂體制及戒嚴體制於地方層級之運作實況及特殊運作樣態之具體證據，爰認屬與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並非純屬原告日常黨務之相關文件，此有檔案局111年11月15日原告「臺灣省黨部」文件系列政治檔案審定外部諮詢會議開會通知暨會議資料、會議紀錄等附卷可考（本院卷二第107至119頁、原處分卷第70頁），原處分因此審定省54卷檔案均屬政治檔案，洵屬有據。　⒉總裁批簽檔案部分：　⑴序號6至12號檔案內容涉及由原告所屬中央委員會秘書長張其昀簽請原告總裁蔣中正核示有關原告於41年10月召開之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歷次會議紀錄、蒞臨主持（本院卷一第408 至416頁）；序號13至19檔案內容則反映原告所屬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歷次會議討論並決議之報告及議案，43年8月2日召開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日程表第二日議程載稱「第三次大會（五院政治報告）」；44年10月4日呈請核示應否召見返國參加六中全會之委員；44年10月4日簽呈載稱略以：「查六中全會對黨務工作報告五院從政主管同志工作報告軍事專題報告及國際關係與外交決議文均經中央常務委員會分別推定……等同志依據大會發言意見，就本黨今後努力方針擬具初稿一種以為提案……謹先檢陳政治與軍事決議文草案初稿各一份……」隨案檢附之六中全會對於五院從政主管同志工作報告決議案草案載稱略以：「本會議聽取行政院院長…、立法院院長…司法院院長…、考試院秘書長…、監察院院長…等分別以口頭及書面報告後，認為7個月來各方面工作，均能遵照總裁指示，與五中全會對於政治報告決議各案，努力以赴，具有績效……甲、行政方面：五中全會以來，行政方面之各項重大措施，如輔導退除役官兵就業、扶植金門自耕農、改進臺灣漁業組織……；一、內政部分㈠關於地方自治者……乙、立法方面…丙、司法方面…丁、考試方面…戊、監察方面…」六中全會對於軍事專題之決議案（草案）則載稱：「全會聽取軍事報告後對於半年來的軍事措施，如共同作戰計畫之簽訂、外島防衛之加強、戰力之培長、後勤之改進、退除役官兵之轉業安置諸種重大措施，悉能遵照總裁指示及五中全會軍事決議逐步實現……」44年10月4日簽呈檢呈六中全會預備會議第1、2次大會會議紀錄及參謀總長彭孟緝軍事專題報告（標註極機密），隨案檢附原告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議事規則、會議日程表第二日議程載稱：「第三次大會五院從政主管同志工作報告與檢討－包括軍事情勢之報告」另原告第七屆六中全會軍事報告書目錄內容包含「半年來軍事重大措施」及「今後軍事措施須待協援事項」等；44年10月5日簽呈事由為：「本會第三組副主任陳元等三同志報告在韓與韓自由黨晤談與該黨擬組團情形」，內容載稱略以：「前駐韓大使王東原同志電稱韓國自由黨組團來談訪問，請去電歡迎等情，業經簽奉鈞座核可，並經遵辦，茲據本會第三組副主任……韓國自由黨主要幹部曾4次邀約晤談，其具體表示㈠希望加強兩國文教合作、擴展兩國貿易…… 。」等語（本院卷一第417至463頁）。　⑵綜合前揭檔案以觀，原告全國代表大會及中央委員會形式上雖屬其內部會議，但基於威權統治時期係由原告一黨獨大之歷史背景下，實際上均足以影響政府施政方向，透過從政黨員對內報告，內部決議足以拘束五院之施政，達成以黨領政之威權統治脈絡，故前揭內部文件不乏五院首長、參謀總長至原告內部會議中進行報告，表示執行公務係遵照原告總裁之訓示行動，此乃呈現原告於威權統治時期以黨領政、領軍之現象，又外交及出入境管理事務雖屬政府事務，但於威權統治時期，亦係透過我國大使經由原告內部會議報請總裁蔣中正核示。從而，原處分綜觀前述檔案內容，審定總裁批簽檔案從檔案外觀形式及實質內容，均屬與動員戡亂體制、戒嚴體制相關之文件，確與政治檔案條例第3條第1款及促轉條例第3條第2款規定之政治檔案定義相符，核屬於法無違。　　㈣原處分並未違反比例原則，亦與特別犧牲無涉：　⒈按政治檔案條例第8條規定：「（第1項）檔案當事人得申請與其本人所涉案件之政治檔案；檔案當事人死亡時，其配偶或民法第1138條各款所定繼承人得申請之。（第2項）依前項規定申請之政治檔案，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外，檔案局應於指定場所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一、依本條例規定得依法核定之機密檔案。二、經其他檔案當事人或其繼承人表示不予公開之私人文書。（第3項）依第1項規定申請之政治檔案涉及個人隱私者，檔案局應於指定場所提供閱覽、抄錄，或就涉個人隱私部分經分離處理使其無從識別特定之個人後，提供複製。但該個人死亡或同意複製者，不在此限。……」第 9條規定：「（第1項）非檔案當事人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政治檔案，依下列方式提供：一、屆滿30年之政治檔案，依前條第2項及第3項規定辦理。但涉及前條第6項所定檔案當事人高度個人隱私，且未屆滿70年者，依第2項規定辦理。二、未屆滿30年之政治檔案，依前條第2項規定辦理；涉及個人隱私者，除經該個人同意，得於檔案局指定場所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外，不得提供。（第2項）前項第1款但書所定政治檔案，除有下列情形之一，得提供閱覽、抄錄或複製外，應就涉檔案當事人高度個人隱私部分經分離處理後提供：一、檔案當事人死亡。二、檔案當事人書面同意提供。三、申請人取得檔案當事人同意提供之書面文件。（第3項）申請人依法取得之政治檔案複製品涉個人隱私者，未經檔案當事人同意，不得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或以其他方法供人閱覽；其保有、處理及利用應依相關法律規定辦理。……」立法理由揭示為落實轉型正義，協助檔案當事人藉由檔案瞭解事件過程，並兼顧保障第三人之隱私權、資訊自由等權益，爰限制申請政治檔案之資格、閱覽方式及採資訊分離處理原則；又為促進政治檔案開放應用，對於非檔案當事人規範申請閱覽、抄錄或複製政治檔案之方式，如有涉及個人隱私者，採分離原則，經抽離及遮掩處理後，僅就其他部分提供複製，以加速提供應用，並促進資訊流通。　⒉原告固主張：為釐清歷史真相及滿足社會大眾知的權利，已著手實行開放檔案史料多年，並定有文獻史料調閱辦法，倘將系爭檔案移歸國家檔案，則應遵守政治檔案條例第8條、第9條限制閱覽、抄錄或複製之規定，非當然開放社會大眾閱覽、抄錄或複製，開放程度不如原告開放，對社會大眾知的權利，以及從事相關歷史研究之專家、學者、研究學生等更是一大扼傷云云，然對照原告自行訂定之文獻史料調閱辦法第2點規定：「本辦法所稱文獻史料，包括本館庋藏之一切紙質書面史料與書籍刊物。凡經整編之文獻史料，在不違反我國相關法令的情況下，得開放各界人士閱覽、抄錄，惟不得以任何形式複製、列印與翻拍。」第9點規定：「本館文獻史料凡涉及黨政與工商機密、個人隱私與資料、著作權與智慧財產權和其他我國相關法規限制，或是未達到史料解密日期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本館得拒絕調閱。」（參本院卷二第21頁）足見原告對於其所保存之政治檔案固自行訂定有文獻史料調閱辦法，然依該辦法之規定，僅開放「閱覽、抄錄」，惟禁止任何形式「複製、列印與翻拍」，而反觀政治檔案條例第8條、第9條規定尚允許「閱覽、抄錄或複製」；又依原告文獻史料調閱辦法，凡涉及黨政、工商機密、個人隱私、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我國相關法規限制，甚或未達到史料解密日期，均得成為原告拒絕調閱之理由，其限制範圍與政治檔案條例前開規定相較，顯屬有過之而無不及，且原告文獻史料調閱辦法並無任何與資訊分離原則相關，經抽離及遮掩處理後即得就其他部分提供複製之例外規定，難謂已周延妥適保障申請調閱檔案者之權益，由此足徵原告前揭主張顯與事實不符，難認可採。　⒊再者，轉型正義首要之務為真相發掘和歷史事實調查。對於真相與歷史事實之追索，應基於檔案資料及當事人之陳述，此為促轉條例第4條課予政府機關應予徵集、彙整、保存政治檔案義務之目的。又促轉條例第18條第4項明定政黨移歸之政治檔案以原件為原則，衡諸其立法意旨當係審酌政治檔案是還原歷史真相之重要基礎，複本及數位影像檔均有遭偽、變造之虞，為確保檔案之正確性及完整性，還原歷史真相，絕非複製品可得代替。況原告自承其黨史館之館藏檔案歷經長年且多次之搬遷，檔案佚失毀損甚鉅，加諸近年受限於人力、物力有限，得以投入於維護黨史館之金錢、人力越來越少，是倘容任原告自行保管系爭檔案之原件，無異係與促轉條例課予政府機關保存政治檔案之義務背道而馳。從而，被告審定系爭檔案為政治檔案，並命以原件移歸為國家檔案，符合促轉條例規定，且複製品非同等有效之替代方案，原處分並無違反比例原則，原告執前開情詞主張：只要能確保檔案之複本、影像檔之內容清晰、正確、無遮蔽等情形，實無將檔案原件移歸國有之必要，原處分令原告將系爭檔案原件移歸國家檔案，即與比例原則相悖云云，難認有理由。　⒋末以，原告另主張因原處分受有特別犧牲乙節，惟按人民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15條設有明文。國家機關依法行使公權力致人民之財產遭受損失，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人之特別犧牲者，國家自應依法律之規定給予補償，且補償與損失必須相當。惟其補償方式，立法機關有一定之自由形成空間（司法院釋字第400號、第440號、第57 9號解釋意旨參照）。又政黨係在協助人民形成政治意見，並透過選舉參與國家機關及公職人員之建構，將凝聚之個別國民意志轉化成國家意志予以實現，而直接或間接影響國家運作，於民主政治運作有其重要性與必要性。政黨既能影響國家權力之形成或運作，自應服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以謀求國家利益為依歸，不得藉此影響力謀取政黨或第三人不當利益。政黨與其他結社團體，對於個人、社會或民主憲政制度之意義既有不同，其受憲法保障與限制之程度自有所差異。就政黨財務而言，其不僅事實上影響各政黨之競爭資源，亦影響政黨能否正常運作及能否致力履行協助人民形成政治意見之任務，更涉及政黨公平競爭機制之建構。是國家為滿足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之政黨政治及政黨機會平等之要求，自應對政黨財務予以適度規範。從而，政黨之財產權相較於其他人民團體，國家得予以更多限制或賦予特權（司法院釋字第793號解釋意旨參照）。查系爭檔案固多為原告內部簽呈或會議紀錄，然因原告係過去威權統治時期之執政黨，基於黨國體制下特殊地位，於動員戡亂體制及戒嚴體制歷史背景下作成及持有諸多相關重要之檔案，因此等檔案有助於威權統治時期歷史真相之釐清及還原，不應單純僅視為原告政黨之財產，基於公益考量，政治檔案條例及促轉條例均明定持有經審定為政治檔案之「政黨、附隨組織及黨營機構」，應通報、移歸為國家檔案之義務，且被告依法行使公權力致政黨之財產遭受損失，尚未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故未賦予政黨請求補償之權利，然此法定義務並未及於一般私人團體（政治檔案條例第3條立法意旨參照），顯係立法者衡酌政黨於民主政治運作下，服膺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應相對負擔較諸一般人民更重之國家及社會責任，而無涉特別犧牲。從而，原告空言主張：原處分將原屬原告財產權之系爭檔案原件移歸國有，其較其他人民受到更多財產權之剝奪及限制，應屬特別犧牲，被告應予補償云云，尚無堪採憑。七、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各節均非可採，原處分依政治檔案條例第6條、促轉條例第11條之2第3項及第18條第3項等規定，以原告持有如附表所列之系爭檔案計19筆屬政治檔案，經被告審定並指定移歸為國家檔案，請原告於文到30日內將系爭檔案原件移歸檔案局，核無違誤，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審判長法官　陳心弘　　　法官　畢乃俊　　　法官　鄭凱文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高郁婷

2024-12-26

TPBA-113-訴-42-20241226-1

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行政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四庭 113年度訴字第219號 113年12月5日辯論終結原告吳政雄陳寶秀吳怡璇童月鶴共同訴訟代理人張金盛律師被告法務部代表人鄭銘謙（部長）訴訟代理人賴冠伶楊朝圍被告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代表人張文貞（董事長）訴訟代理人喬政翔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行政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3年1月3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17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甲、程序部分：　　一、本件被告法務部代表人原為蔡清祥，訴訟進行中變更為鄭銘謙，茲據被告法務部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見本院卷第193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訴之變更或追加，應予准許：一、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追加其原非當事人之人為當事人。二、訴訟標的之請求雖有變更，但其請求之基礎不變。三、因情事變更而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四、應提起確認訴訟，誤為提起撤銷訴訟。五、依第197條或其他法律之規定，應許為訴之變更或追加。」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查原告起訴時以法務部為被告，嗣於民國（下同） 113年7月3日準備程序時追加被告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下稱權利回復基金會）（參本院卷第207頁），核其上揭被告雖有追加，惟其請求之基礎不變，故其此部分訴之追加應予准許。三、次查原告訴之聲明原為：「一、請求確認63年訴字第2671號確定判決違背39年台上字第176號判例及日產移轉案件審查辦法第15條無效，違反豫告登記效力，無效，未撤銷，廢止 41府財產字第105640號公告並賠償原告損害而判決國家原始取得，牴觸憲法第15條規定，無效。二、請求確認前國有財產局58年覆財政廳函（訴願書證15）自承日產移轉案件審查辦法尚在援用，卻隱匿此事實，捏稱應依台灣省土地權利清理辦法及公有土地管理辦法，經民意機關之同意及行政院之核准不實事實，詐欺、偽造文書（虛偽陳述）騙得63年訴字第2671號確定判決，並據以於68.2.16將系爭土地登記為國有（按屬贓物），所為登記無效。三、被告應將附表土地（管理機關國有財產署北區分署委由台北市公園路燈管理處管理）回復登記為原告名義（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並賠償原告47年迄今之積極及消極損害新台幣2,887,427,780元正（由權利回復基金會支付），上開回復土地所有權得以公告現值1,638,969,218元代之。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第17頁）。嗣原告於113年5月2日以行政準備書狀（一）變更聲明為：「一、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4,526, 396,998元，並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二、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第167頁）。再於113年7月3日本院準備程序中變更聲明為：「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法務部應作成確認原告平復行政不法之行政處分。三、被告財團法人威權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人權利回復基金會應給付原告新台幣4, 526,396,998元，並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第207頁）。又於113年8月30日以行政言詞辯論意旨狀變更聲明為：「一、訴願決定撤銷。二、被告法務部應為行政不法之處分。三、被告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524,197,122 元並自起訴狀副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見本院卷第281 頁）。再於113年12月5日本院言詞辯論時變更聲明為：「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法務部應為行政不法之處分。三、被告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應給付原告新台幣6,524,197,122元並自起訴狀副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核其變更訴之聲明之內容尚在本件固有之審理範圍，無礙兩造前就本件實體爭點已為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之實效性，是基於程序經濟，本院認原告所為訴之變更，洵屬適當，應予准許。乙、實體事項：　　壹、事實概要：一、原告吳政雄於111年10月19日具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案件申請書略以，其父吳萬榮坐落臺北市士林區華岡段四小段 81、76、70、71地號及新安段三小段54、55、56、173、174 地號等土地（整編前為士林區草山段山子後小段186、188、 189、189-2、190地號；下稱系爭土地），於32年間遭祖父盜賣並移轉登記給日本人阿部伊三郎，吳萬榮遂於33年間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下稱臺北地院）提起塗銷登記訴訟並辦理豫告登記（日據時期用語，即預告登記），臺灣光復後，國民政府來臺，誤以系爭土地為日本人阿部伊三郎所有，由臺灣省日產處理委員會接收，並撥交臺灣省農業試驗所士林園藝試驗支所（下稱士林園藝所）接管使用。臺北地院於36 年4月29日以33年易字第297號判決阿部伊三郎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原告及其兄長遂向臺灣省政府申請發還土地，經臺灣省公產管理處送交公產管理審議委員會決議「清償賣價後發還土地」，原告等繳清賣價後，於47年 4月29日完成系爭土地總登記，取得土地所有權狀並繳納土地稅。惟原告等向士林園藝所請求返還土地時遭拒絕，嗣士林園藝所改隸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臺北市政府陳報行政院轉請原財政部國有財產局（下稱原國產局，現改制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依法辦理訴請塗銷登記，原國產局遂於63年間向法院請求塗銷系爭土地登記，案經臺北地院63年度訴字第2671號判決及歷審判決塗銷原告所有權登記確定，於68年2月16日經地政機關塗銷原告所有權登記、同年3月16日登記為國有，國民政府強佔民地不還，向民承租不成，興訟將土地登記塗銷改登記為國有，並檢附系爭土地47年土地所有權狀、臺灣省政府函詢本院等相關證據影本，向被告法務部申請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復於112年4月11日向被告法務部提交臺北地院63年度訴字第2671號判決、士林農業試驗所62年3月31日士總字第0369 號函影本等。二、案經被告法務部調查結果，認系爭土地於63年至67年間因土地所有權塗銷登記事件，經法院判決塗銷所有權登記確定，因該歷審判決均為民事判決，非屬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6條第1項所定「刑事案件」，不符同條例第6 條第3項第2款所定得申請平復司法不法之範圍；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政府機關占用部分，因士林園藝所係以「產權未定」且經投入巨額資金及人力，將一片荒蕪土地變成柑桔類試驗中心為由，而拒絕發還土地，嗣士林園藝所改隸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管理處後，臺北市政府為維護權益，報行政院轉請原國產局依法訴請塗銷，均難認係為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而為之；又原告於112年4月11日親洽被告法務部時提及系爭土地登記簿登載「豫告登記塗銷」欄位並無登記人員名章，應屬不法，該塗銷登記應屬無效一節，因相關法令並未規定一有漏蓋登記人員名章，其所為登記均失其效。況該登記人員漏未核章之行為，依現有檔案無從查證係出於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與促轉條例第6條之1第1項之平復行政不法之要件尚有未合，乃以112年8月8日112年度法義字第18號處分書（下稱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申請。原告不服，提起訴願，業經行政院113年1月3日院臺訴字第113500017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貳、本件原告主張：一、被告法務應為行政不法之處分有二：（一）臺北地院33年度易字第297號判決，於36年判決塗銷日人阿部伊三郎之所有權，判決確定後政府為使用土地，拒絕塗銷日人阿部伊三郎之所有權，致原告未能回復日治時期登記之所有權，有臺灣省政府41年1月26日呈行政院核示呈（訴願書證16）、行政院41法字第1081號指示文件、公產管理審議委員會審議決議（訴願書證17）可證。又系爭土地買賣違反民法第534條規定，依民法第71條無效，阿部伊三郎之登記無效，政府不依判決塗銷，顯屬行政不法。再詳述如下：　１、臺北地院33年度易字第297號確定判決（原證29）引用最高法院19年上字第2448號判例（原證28），據以認定買賣無效，日人阿部伊三郎應塗銷登記之判例，另依民法第534 條規定，賣方本人未到場時應附賣方之書面授權書於買賣契約，違者買賣無效，日人阿部伊三郎之買賣契約違反上開法條，買賣無效，阿部伊三郎之所權登記應予塗銷，但政府行政不法，阻止原告依臺北地院33年度易字第297號確定判決塗銷阿部伊三郎之所有權登記，致原告未能回復日治時代之所有權，此項權利受損害即本件權利回復條例所規範政府應回復原告權利之項目，否則，行政凌駕於司法之上，法院尚有何存在之意義？！謂國恥，飴笑世界，實不為過。２、臺北地院33年度易字第297號確定判決有絕對效力，有對世效力，依強制執行法得據以為強制執行，但政府行政不法架空司法判決之確定力及絕對效力、執行力，不讓原告取回日治時代登記之土地，當時政府一方面未主張原始取得，一方面架空原告日治時代登記之土地產權，矛盾惡行，無出其右，目的一個：讓士林園藝所能繼續使用系爭土地，行政不法證據確鑿！（二）臺灣省政府以41年11月3日41府財產字第105640號公告（下稱臺灣省政府41年公告）由原告清償賣價贖回土地，原告於45年付鉅額金錢贖回土地，47年登記所有權，56年士林園藝所欲向原告承租40年為原告所拒（訴願書證18），臺北市政府於62年報請行政院進行追奪（訴願書證13、14 ），由原國產局具名提起63年度訴字第2671號塗銷原告登記訴訟，原國產局隱匿58年台財產（一）字第5706號函（參訴願書證15），施用詐術並由政府高壓法院配合，臺北地院以63年度訴字第2671號判決塗銷原告47年4月29日所為之登記，置原告所付贖回價金，所繳稅金，未使用土地之損害於一旁，政府侵占據為己有，被告及十數年來原告起訴十數件承辦之公務員（國產署等）幫助政府繼續侵占迄今。強盜般行徑，行政不法，昭然若揭！至於幫政府侵占之公務員雖不勝枚舉，但亦不難計算得出，公務員觸犯刑事幫助繼續侵占罪一節，值得深思！二、原告請求被告權利回復基金會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6, 524,197,122元，並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部分：（一）請求權之基礎：依臺灣省政府41年公告（證20）請求。（二）法律依據：１、依最高法院判39年台上字第176號判例，臺灣省日產移轉案件審查辦法第15條（訴願書證9、證8），臺灣省政府41年公告合法有效，另依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3項，臺灣省政府41年公告迄仍有效存在。２、依第6條之1第1項請求平復行政不法，並依行政訴訟法第8 條提起一般給付訴訟。（三）當事人適格部分：依民法第821條規定，原告吳政雄一人申請回復共有物（贖回價金、地價稅、遺產稅，未點交土地之消極損害等損害賠償金額），僅得為全體利益為之，既為全體利益所為，則原告陳寶秀、吳怡璇、童月鶴併列為原告，當事人並無不適格，被告謂該三人非申請人，當事人適格有欠缺云云，乃屬誤會。（四）權利回復內容：１、回復原告日治時期之所有權部分1,997,800,124元（=土地1 10年公告現值1,638,969,216元+37年至46年10年未能使用土地之損害358,830,908元）。２、臺北地院63年度訴字第2671號確定判決塗銷原告47.4.29之所有權登記，原告所受權利損害4,526,396,998元（參原證23至原證26）。３、關於擴張請求1,997,800,124元部分：（1）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政府要求人民於一定期限內就日治時期登記之土地產權申報土地權利，完成土地登記簿上所有權之總登記，逾期未辦者即歸國有，就此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參起訴狀附件六）認為政府要人民於一定期限內申報土地權利，逾期即失權之效果乙節，違反憲法第15條，無效。（2）原告於36年持臺北地院33年度易字第297號確定判決申請土地所有權總登記（塗銷日人阿部伊三郎之所有權，回復原告之所有權），然政府基於公權力主體地位行使統治高權，不准原告依上開確定判決申辦所有權總登記（即不准原告依確定判決塗銷日人阿部伊三郎之所有權，回復原告日治時期之所有權），茲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意旨所示，原告今仍得申辦所有權總登記，並無民法第125條15年消滅時效問題，故原告仍得請求總登記，惟因士林園藝所須用系爭土地，原告權利回復內容爰請求以現金給付代替土地總登記，總登記之申請無消滅時效問題，現金給付（含未使用土地之消極損害賠償請求權），依權利回復條例有關法條亦無消滅時效問題，總之本件情形與112年憲判字第20號意旨完全雷同，無消滅時效問題，行政不法（不准原告持33 年度易字第297號確定判決申請土地所有權總登記），違背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甚明等語。三、並聲明：（一）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二）被告法務部應為行政不法之處分。（三）被告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應給付原告6,524,197,122元並自起訴狀副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參、被告法務部則以：一、程序部分：（一）原告依行政訴訟法第8條提起一般給付訴訟部分：１、查被告法務部係依促轉條例第6條、第6條之1及第11條之2 規定，辦理平復司法及行政不法，並無認定賠償數額或給付金錢之權責，合先敘明。原告吳政雄前以63年至67年間系爭土地所有權塗銷登記之民事判決，申請平復司法不法部分，非屬促轉條例第6條第1項、第3項第2款所定平復司法不法之適用範圍（詳參原處分書第4頁及第5頁）；原告吳政雄以政府機關占用系爭土地，申請平復行政不法部分，亦非促轉條例第6條之1第1項所定應予平復之行政不法（詳參原處分書第9頁至第13頁）。被告爰以原處分駁回原告吳政雄之申請，嗣行政院訴願決定駁回在案。原告等 4人對被告法務部並無公法上請求權可直接行使，卻對被告提起行政訴訟法第8條一般給付訴訟請求金錢給付，顯屬無理由。２、又被告法務部並非臺北地院63年度訴字第2671號判決或68 年3月16日系爭土地之國有登記之權責機關，且非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人或管理權人，原告等4人卻逕對被告起訴請求金錢給付，顯然亦屬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第1款被告當事人不適格之情形。（二）原告陳寶秀等3人起訴不合法：本件僅原告吳政雄向被告法務部提出申請並為原處分之相對人，其餘原告陳寶秀等3人既非申請人，亦非原處分之相對人，且渠等亦未具體表明原處分如何損害其權利或法律上之利益因原處分受違法損害，其訴訟要件難謂無欠缺，而有行政訴訟法第107條第3項第1款原告當事人適格及第1項第10款規定起訴不備合法要件之情形，原告陳寶秀等3人此部分起訴尚不合法。二、原告吳政雄以63年至67年間系爭土地所有權塗銷登記之民事判決，申請平復司法不法部分，顯非屬促轉條例第6條第1項、第3項第2款所定「平復司法不法」之適用範圍：查系爭土地於63年至67年間因土地所有權登記塗銷事件，經法院判決塗銷所有權登記確定在案（臺北地院63年度訴字第 2671號、臺灣高等法院63年度上字第1973號、最高法院64年度台上字第2617號、臺灣高等法院65年度上更（一）字第7 號及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字第893號等民事判決參照，原處分卷第130頁至第179頁），歷審判決均為民事判決，核與促轉條例第6條第1項、第3項所規定應予平復司法不法、彰顯司法正義之對象為「刑事案件」不符，非屬促轉條例得申請平復司法不法之範圍。三、原告吳政雄以政府機關占用系爭土地，申請平復行政不法部分，亦非促轉條例第6條之1第1項所定應予平復之行政不法：（一）系爭土地於36年間，係由日產清理處請臺北縣政府撥交士林園藝所使用，而士林園藝所係因產權未定且自接管後該地由一片荒蕪，經投入巨額資金及人力，而成為柑桔類試驗中心，始拒絕發還土地，於士林園藝所改隸臺北市政府後，臺北市政府為維權益，經報行政院轉請原國產局依法訴請塗銷，此有臺灣省政府農林廳56年4月15日農秘字第1 0938號通知及臺北市政府62年9月6日北府工公字第29975 號函在卷可稽（原處分卷第80頁至第83頁參照）；案經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字第893號判決審認系爭土地前已撥交士林園藝所占有使用，且依當時法令規定，日本人之私有土地應歸為國有，嗣雖因臺灣省政府命轄下陽明山管理局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於申請人名下，然未依當時有效之臺灣省土地權利清理辦法及公有土地管理辦法，經民意機關之同意及行政院之核准，該項移轉登記難謂發生效力，爰判決塗銷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國產局乃依法於68年3 月16日登記為國有至今，尚無不法占用情事。上開行為均難認係為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為之。是本件自與促轉條例第6條之1第1項規定之平復行政不法之要件未合。（二）另按35年4月29日修正公布之土地法第43條、35年10月2日訂定發布之土地登記規則第43條第3項及80年函釋意旨等規定，尚無因原登記欠缺登記人員名章即屬無效或失其效力之意旨。況依系爭土地之（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謄本（原處分卷第191頁、第202頁、第217頁、第229頁、第23 9頁參照）記載，系爭土地係依露子斉北府地二字第弍0六號辦理豫告登記之塗銷，查無其他證據證明其係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出於鞏固威權統治，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而為之，自與促轉條例第6條之1第1項規定之平復行政不法之要件尚有未合。縱日據時期土地登記簿謄本塗銷豫告登記，惟系爭土地曾於47年間總登記為原告家族所有（原處分卷第187頁、第198頁、第213頁、第225頁、第232頁參照），顯見該項豫告登記之塗銷與本件國產局占用系爭土地無涉。四、有關原告等4人主張臺灣省政府41年公告合法有效存在作為法律依據部分：查臺灣省政府41年公告性質為附負擔之行政處分，其附表記載「本案土地應由吳載松等清償賣價後准予發還」，上開行政處分作成後未經撤銷，原告吳政雄之父親及吳載松等人已履行負擔，清償原賣價，系爭土地曾於47年4月29日登記為吳載森等4人所有。原國財局（現改制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於上開行政處分未撤銷之情形下，嗣另行訴請民事法院塗銷吳載松等人所有權登記，經臺北地院63年度訴字第2671號、臺灣高等法院65年度上更一字第7號、最高法院66年度臺上字第893號判決勝訴確定，並依該確定判決塗銷吳載松等人之所有權登記，於68年3月16日將系爭土地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而改變系爭土地所有權屬。吳載雄等人既已履行臺灣省政府41年公告所設定之負擔（清償原賣價），系爭土地並於47年間辦妥移轉登記，該行政處分内容即已實現，無再執行可言（本院101年度訴字第127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原告等4人以臺灣省政府41年公告合法有效存在作為法律依據難認有理由等語。五、並聲明：（一）駁回原告之訴。（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肆、被告權利回復基金會則以：一、原告要求被告權利回復基金會對其為權利回復，並追加請求 1,997,800,124元部分，其訴之追加顯不合法：　　查原告於起訴狀送達被告權利回復基金會後，另於113年8月 30日聲明提出之行政言詞辯論狀，再行追加請求被告權利回復基金會應再給付1,997,800,124元，並變更請求權利回復之金額為6,524,197,122元，就此，被告不同意其追加，且衡其理由，亦並無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3項所稱之合法追加事由，為此，謹請本院得依法駁回之。二、原告要求被告權利回復基金會對其為權利回復，即認為被告應給付6,524,197,122元（包含行政言詞辯論狀所追加之1,9 97,800,124元）部分，顯與法不符：原告訴稱其受有原國產局之行政不法侵害，經現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之主管機關被告法務部，以及行政院駁回其平復申請及訴願，並繫屬本院審理中，是以，現原告是否受有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第6條之1所規定之國家不法侵害，尚未經有權機關依法認定，是原告是否受有國家行政不法侵害，尚屬未定，故被告權利回復基金會依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下稱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第10條規定，及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返還被害者財產所有權申請及處理辦法（下稱處理辦法）第4條、第5條等規定，被告仍無從為原告為權利回復之調查、審議及辦理給付等程序等語。三、並聲明：（一）駁回原告之訴。（二）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伍、兩造不爭之事實及兩造爭點：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事實，業據提出111年10月19日具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案件申請書（見原處分第6至9頁）、土地登記簿謄本、異動索引卡（見原處分卷第183至241頁）、臺灣省政府41年公告（見本院卷111頁）、臺灣省政府農林廳56年4月15日農秘字第10938號通知（見原處分卷第91至92 頁）、臺北市政府62年9月6日北府工公字第29975號函（見原處分卷第93至96頁）、臺北地院63年度訴字第2671號民事判決（見原處分卷第130至136頁）、臺灣高等法院63年度上字第1973號民事判決（見原處分卷第137至150頁）、最高法院64年度台上字第2617號民事判決（見原處分卷第151至156 頁）、臺灣高等法院65年度上更（一）字第7號民事判決（見原處分卷第157至167頁）、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字第893 號民事判決（見原處分卷第168至175頁）、原處分（見本院卷第49至67頁）、訴願決定（見本院卷第69至87頁）等本院卷、原處分卷所附證物為證，其形式真正為兩造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兩造之爭點厥為：一、原告陳寶秀、吳怡璇、童月鶴等3人未經訴願程序，提起課予義務訴訟，是否不合法？二、原告以政府機關占用系爭土地，申請平復行政不法，有無理由？三、原告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6,524,197,122元，並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有無理由？陸、本院之判斷：一、本件應適用之法條與法理：（一）促轉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促轉會隸屬於行政院，為二級獨立機關，除政黨及其附隨組織不當取得財產處理條例另有規定外，依第4條至第7條規定，規劃、推動下列事項：……三、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還原歷史真相，並促進社會和解。」（二）促轉條例第6條規定：「（第1項）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應重新調查，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9條規定，以平復司法不法、彰顯司法正義、導正法治及人權教育，並促進社會和解。……（第3項）下列案件，如基於同一原因事實而受刑事審判者，其有罪判決與其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單獨宣告之保安處分、單獨宣告之沒收，或其他拘束人身自由之裁定或處分，於本條例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並公告之：一、受難者或受裁判者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之規定，而獲得賠償、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之刑事審判案件。……。」（三）促轉條例第6條之1規定：「（第1項）威權統治時期，政府機關或公務員為達成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所為侵害人民生命、人身自由或剝奪其財產所有權之處分或事實行為，由促轉會依職權或申請確認不法，以平復行政不法。（第2項）前條第3項第1款案件之受難者或受裁判者，於獲得賠償、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範圍內所受之前項處分或事實行為，於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均視為不法。（第3項）前2項處分經確認或視為不法者，於本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視為撤銷。（第4項）前條第2項平復司法不法之方式，於本條準用之。」（四）促轉條例第6條之2規定：「（第1項）第6條第3項第2款、第4項及前條第1項之申請，由受不法追訴、審判、行政處分或事實行為而權利受損之人為之。但權利受損之人死亡者，由家屬為之。（第2項）為辦理前二條所定之平復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事項，該管中央主管機關應組成審查會，依審查會之決議作成處分或相關處置。（第3項）前項審查會之組成、委員資格、遴（解）聘、任期、迴避，調查程序、範圍、方式、審查、決議、保密義務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該管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第4項）關於辦理第6條第2項識別及處置加害者之相關事宜，另以法律定之。」（五）促轉條例第11條之2第1項第1款規定：「促轉會解散後，國家應辦理之轉型正義事項，依下列各款規定移交予各該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一、平復司法不法、行政不法，與識別及處置加害者事項，由法務主管機關辦理。」（六）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第10條規定：「因國家不法行為致財產所有權被剝奪之被害者，得檢附具體資料，以書面向權利回復基金會申請權利回復；被害者死亡，得由其家屬申請之。」（七）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第17條規定：「（第1項）權利回復基金會經職權調查後，就財產所有權被剝奪之權利回復方式及金錢賠償之金額作成決定。（第2項）第11條第1項後段情事之認定，應於作成返還原財產之決定前，舉行聽證程序。（第3項）權利回復基金會得就財產所有權被剝奪之權利回復方式與申請人協議，協議內容對於權利回復基金會作成第一項決定有拘束力。（第4項）依第10條規定申請權利回復，應檢附之具體資料、決定程序、返還原財產、賠償金發放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權利回復基金會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八）以下處理辦法核乃執行母法（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第17條規定第4項）之技術性、細節性行政規定，與立法意旨相符，且未逾越母法之限度，行政機關予以適用，自無違誤：　 1、處理辦法第4條規定：「（第1項）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以下簡稱權利回復基金會）辦理財產所有權被剝奪之權利回復，除本辦法另有規定外，程序如下：一、受理申請。二、調查。三、聽證。四、審議。五、決定。六、辦理給付或囑託移轉登記。（第2項）前項第3款所定聽證程序，於本條例第11條第 1項後段情事之認定，始須辦理之。」　 2、處理辦法第5條規定：「（第1項）申請人申請財產所有權被剝奪之權利回復，應檢附下列文件：一、申請書。二、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三、被害者受國家不法行為致財產權被剝奪之證明文件。四、系爭財產清冊。五、其他權利回復基金會規定應提出之文件。（第2項）申請人為被害者之家屬者，除檢附前項文件外，並應檢附被害者之繼承系統表、被害者及申請人之戶籍資料。（第3項）申請人有數人時，得檢具委託書委由其中一人申請。」二、原告陳寶秀、吳怡璇、童月鶴等3人雖未經訴願程序，其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仍為合法：（一）被告雖主張原告陳寶秀、吳怡璇、童月鶴等3人未經合法訴願程序，其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為不合法云云。惟按【本院93年度9月份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以：「……於例外情形，如訴訟標的對於原訴願人及其他有相同利害關係之人必須合一確定者，則既經原訴願人踐行訴願程序，可認為原提起訴願之當事人，有為所有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訴願之意，應解為與原訴願人利害關係相同之人得逕行依同法第4條第1項起訴」，核其意旨係考量訴訟標的對於數人必須合一確定時，原行政處分既經訴願決定，已符合訴願前置賦予行政自我審查之立法目的，而例外准許未經訴願程序之利害關係人，得於原訴願人踐行訴願程序後，逕行依行政訴訟法第4條第1項起訴。此項法律上理由固可適用於課予義務訴訟】（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6 02號判決參照)。（二）查系爭土地原為訴外人吳萬榮所有，吳萬榮於日本昭和19 年（即民國33年）間，以系爭土地於昭和18年10月14日（即32年10月14日）遭其父親吳建喜盜賣予日本人阿部伊三郎為由，向臺北地院提起塗銷登記訴訟，並於33年7月18 日辦理豫告登記（日據時期用語，即預告登記）。訴訟中吳萬榮死亡，由其繼承人吳載森（吳載森於104年11月13 日死亡，繼承人為吳政雄、童月鶴）、吳政雄、吳載松（ 89年間死亡，繼承人為吳載森、吳政雄）、吳載智（87年間死亡，繼承人為陳寶秀、吳怡璇）等4人（下稱吳載松等4人）承受訴訟，經臺北地院於36年4月29日以33年度易字第297號判決吳載松等4人勝訴（見本院裁定108年度訴字第1711號裁定），並有有全戶戶籍謄本可憑，可知吳政雄、童月鶴、陳寶秀、吳怡璇等4人為系爭土地繼承人之公同共有人，訴訟標的對於訴願人吳政雄及未經訴願之童月鶴、陳寶秀、吳怡璇等3人必須合一確定，則既經吳政雄踐行訴願程序，可認為吳政雄有為「所有必須合一確定之人」提起訴願之意，應解為與訴願人吳政雄利害關係相同之童月鶴、陳寶秀、吳怡璇3人得逕行依同法第4條第1 項起訴，此項法律上理由亦可適用於課予義務訴訟，是原告陳寶秀、吳怡璇、童月鶴等3人雖未經訴願程序，其提起本件課予義務訴訟，仍為合法，被告主張尚不足採。三、原告以政府機關占用系爭土地，申請平復行政不法，為無理由：（一）系爭土地於32年間移轉登記給日本人阿部伊三郎，光復後原撥交士林園藝所接管使用。嗣吳萬榮向臺北地院提起塗銷登記訴訟，經臺北地院判決阿部伊三郎之所有權移轉登記應予塗銷。原告吳政雄及其兄長遂向臺灣省政府申請發還土地經准許，原告家族遂繳清賣價，於47年4月29日完成系爭土地總登記。惟原國產局於63年間向法院請求塗銷系爭土地登記，經臺北地院63年度訴字第2671號判決及歷審判決塗銷原告吳政雄及吳載松、吳載智、吳載森等4人所有權登記確定，於68年2月16日經地政機關塗銷原告吳政雄及吳載松、吳載智、吳載森等4人所有權登記、同年3 月16日登記為國有，原告吳政雄遂向被告法務部申請平復威權統治時期司法不法及行政不法，經被告法務部以原處分駁回原告之申請，本院經核尚無不合。（二）原告雖主張臺北地院33年度易字第297號判決，於36年判決塗銷日人阿部伊三郎之所有權，政府阻止原告依臺北地院33年度易字第297號確定判決塗銷阿部伊三郎之所有權登記，致原告未能回復日治時代之所有權，此項權利受損害即本件權利回復條例所規範政府應回復原告權利之項目，臺灣省政府41年公告由原告清償賣價贖回土地，原告於 45年付鉅額金錢贖回土地，47年登記所有權，原國產局施用詐術並由政府高壓法院配合，臺北地院以63年度訴字第 2671號判決塗銷原告47年4月29日所為之登記，置原告所付贖回價金，所繳稅金，未使用土地之損害於一旁，幫助政府繼續侵占迄今，強盜般行徑，為行政不法云云（原告對於「司法不法」不主張，僅主張行政不法，見本院113 年12月05日言詞辯論筆錄）。（三）惟查臺灣省政府41年公告附表記載「本案土地應由吳載松等清償賣價後准予發還」，其性質為附負擔之行政處分，上開行政處分作成後未經撤銷，原告吳政雄之父親及吳載松等人亦已履行負擔，清償原賣價，系爭土地因而於47年 4月29日登記為吳載森等4人所有。原國財局（現改制為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於前揭臺灣省政府41年公告未撤銷之情形下，嗣另行訴請民事法院塗銷吳載松等人所有權登記，經臺北地院63年度訴字第2671號、臺灣高等法院65年度上更一字第7號、最高法院66年度臺上字第893號判決勝訴確定，並依該確定判決塗銷吳載松等人之所有權登記，於68 年3月16日將系爭土地登記為中華民國所有，而改變系爭土地所有權屬。吳載松等人既已履行臺灣省政府41年公告所設定之負擔（清償原賣價），系爭土地並於47年間辦妥移轉登記，該行政處分內容已經實現，無再執行可言，自已不存在，原告主張臺灣省政府41年公告仍合法有效存在作為法律依據云云，尚不足採。（四）系爭土地雖於47年4月29日登記為吳載森等4人所有，但經民事法院確定判決塗銷所有權登記（臺北地院63年度訴字第2671號、臺灣高等法院63年度上字第1973號、最高法院 64年度台上字第2617號、臺灣高等法院65年度上更（一）字第7號及最高法院66年度台上字第893號等民事判決，見原處分卷第130頁至第175頁），其係經民事判決塗銷原告吳政雄及吳載松、吳載智、吳載森等4人所有權登記，判決理由是「系爭土地前已撥交士林園藝所占有使用，且依當時法令規定，日本人之私有土地應歸為國有，嗣雖因臺灣省政府命轄下陽明山管理局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於吳載森等4人名下，然未依當時有效之臺灣省土地權利清理辦法及公有土地管理辦法，經民意機關之同意及行政院之核准，該項移轉登記難謂發生效力，爰判決塗銷系爭土地所有權登記」，國產局乃依法於68年3月16日登記為國有至今，其純係民事紛爭，難認有何「為鞏固威權統治之目的，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情事，是本件自未符合促轉條例第6條之1第1項規定「平復行政不法」之要件，原告主張，尚不足採。四、原告請求被告財團法人威權統治時期國家不法行為被害者權利回復基金會應給付原告6,524,197,122元，並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一）原告雖主張回復原告日治時期之所有權部分1,997,800,12 4元（=土地110年公告現值1,638,969,216元+37年至46年1 0年未能使用土地之損害358,830,908元）及臺北地院63年度訴字第2671號確定判決塗銷原告47年4月29日之所有權登記，原告所受權利損害4,526,396,998元（參原證23至原證26）。又依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0號判決意旨所示，原告今仍得申辦所有權總登記，並無民法第125條15 年消滅時效問題，故原告仍得請求總登記，惟因士林園藝所須用系爭土地，原告權利回復內容爰請求以現金給付（ 1,997,800,124元)代替土地總登記云云。（二）惟依被害者權利回復條例第10條規定，及處理辦法第4條、第5條等規定，必須被告法務部先為「平復行政不法」之認定，被告權利回復基金會方得為原告為權利回復之調查、審議及給付等程序。本件被告法務部以原處分否准原告「平復行政不法」既無違誤，原告並無請求被告權利回復基金會為給付之請求權，原告主張，尚不足採。五、綜上，原處分並無違誤，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訴請撤銷，請求被告法務部作成行政不法之處分，並請求被告權利回復基金會給付6,524,197,122元，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六、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審判長法官　陳心弘法官鄭凱文法官畢乃俊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書記官李依穎

2024-12-19

TPBA-113-訴-219-20241219-2

刑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刑事補償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補償決定書　 113年度刑補字第7號補償請求人即被告鄭自才上列補償請求人因違反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案件，請求刑事補償，本院決定如下：　　主　文請求駁回。　　理　由一、補償請求意旨詳如附件刑事補償聲請狀所載。二、按刑事補償法明定得請求刑事補償者，以同法第1條、第2條所定事由者為限。該法第1條第7款所定「非依法律受羈押、鑑定留置、收容、刑罰或拘束人身自由保安處分之執行」，屬完備刑事補償體系，以濟同條第1款至第6款不足之補充規定；所稱非依法律受刑罰之執行，係指未依刑事程序法律執行刑罰者而言，如刑之執行未依法折抵羈押期間等。倘作為執行刑罰基礎之裁判，於裁判時並非無據，且其後未因再審、非常上訴程序裁判無罪致原有罪裁判失其依據，或致刑罰之執行逾確定判決所定之刑（同法第1條第2款、第5款參照）；亦未有因再審、非常上訴程序判決免訴、不受理確定，而得請求刑事補償等情形（同法第2條第3款參照），即非屬「非依法律受刑罰執行」之範圍。三、次按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6條第1至4項規定：「威權統治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侵害公平審判原則所追訴或審判之刑事案件，應予重新調查，不適用國家安全法第九條規定，藉以平復司法不法、彰顯司法正義、導正法治及人權教育，並促進社會和解（第1項）。前項之平復司法不法，得以識別加害者並追究其責任、回復並賠償被害者或其家屬之名譽及權利損害，及還原並公布司法不法事件之歷史真相等方式為之（第2項）。下列案件，...，於本法施行之日均視為撤銷，並公告之：一、依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人民受損權利回復條例之規定，而獲得賠償、補償或回復受損權利之受難者。二、前款以外之案件，經促轉會依職權或依當事人之聲請，認屬依本法應予平復司法不法之刑事有罪判決者（第3項）。依前項規定撤銷之有罪判決前科紀錄，應塗銷之（第4項）」。可知依該條例第6條第3 項第2款重新調查並經平復之司法不法案件，得以識別加害者並追究其責任、回復並賠償被害者或其家屬之名譽及權利損害、還原並公布司法不法事件之歷史真相，以及塗銷前科紀錄等方式為之，但前述賠償之內涵及應如何請求等，該條例並無規定；依前述第3項第1款規定之意旨，並可認該條例之未具體規定，並非無意之疏漏。且刑事補償法係對於人民之人身自由，因實現國家刑罰權、實施教化、矯治之公共利益，致受有特別犧牲時，所給予之補償。因此，得依刑事補償法規定請求刑事補償者，應以有該法第1條、第2條所定事由者為限，以免補償失當或過於浮濫（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 110年度台覆字第52號刑事決定書意旨參照）。四、經查，本件補償請求人即被告鄭自財前於民國80年間，因違反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第3條第1項規定，成立同法第6 條第1項之未經許可入境罪，經本院以80年度易字第604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嗣臺灣高等法院以80年度上易字第5 928號駁回上訴確定。而法務部依促轉條例第6條第3項第2款之規定，於113年9月18日以113年度法義字第107號處分書，確認前開刑事有罪判決暨其刑之宣告為司法不法，於促轉條例施行之日起視為撤銷，有前揭確定判決書、法務部處分書在卷可稽。然前開確定判決係依促轉條例之規定而視為撤銷，與經法院以再審、非常上訴等司法救濟程序而裁判無罪之情形並不相同。補償請求人所受前述刑罰，係依前開確定判決而執行，依當時之規定，並無不合。是該確定判決雖因前述原因視為撤銷，核與刑事補償法第1條、第2條所定情形，仍有未合，無從援引，是本件所請於法無據，應予駁回。五、依刑事補償法第17條第1項，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　趙德韻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決定，應於決定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院提出聲請覆審狀後，經由本院向司法院刑事補償法庭聲請覆審。　　　　　　　　　　　　　　　　書記官　田芮寧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2024-12-13

TPDM-113-刑補-7-20241213-1

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訴字第375號抗告人即原告鄺定凡上列當事人因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事件，原告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 1月14日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3年度訴字第375號裁定，提起抗告。查本件抗告，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之4規定，應徵收裁判費新臺幣1,000元，未據抗告人繳納，茲限抗告人於收受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繳應徵之裁判費，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駁回抗告，特此裁定。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審判長法官　蕭忠仁　　法官　吳坤芳　　法官　羅月君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書記官陳又慈

2024-12-12

TPBA-113-訴-375-20241212-2

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促進轉型正義條例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裁定高等行政訴訟庭第六庭 112年度訴字第150號原告社團法人中國國民黨代表人朱立倫（主席）訴訟代理人梁恩泰律師被告國家發展委員會代表人劉鏡清（主任委員）訴訟代理人魏潮宗律師歐陽芳安律師上列當事人間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 111年12月8日院臺訴字第1110192895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本件於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49號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事件終結並確定前，停止訴訟程序。理由一、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有……其他行政爭訟牽涉行政訴訟之裁判者，行政法院在該……其他行政爭訟終結前，得以裁定停止訴訟程序。」二、爭訟概要：㈠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下稱促轉會)前以該會為辦理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下稱促轉條例）第2條第2項開放政治檔案、第11 條第1項、第3項之任務及第18條第1項審定政黨持有政治檔案等事項，於民國107年8月8日以促轉一字第1075100075號函請原告通報所持有之政治檔案，經原告於107年10月5日向促轉會通報政治檔案目錄計43,095筆。該會分二階段完成政治檔案審定作業後，發現原告就所持有之政治檔案仍有未通報之情形，乃於109年7月1日以促轉一字第1095100205號函請原告補正通報所持有之政治檔案，惟原告於109年7月10日函復該會稱並無其餘檔案可通報，促轉會爰依促轉條例第18 條第3項規定主動調查原告持有政治檔案之情形，並以109年 7月16日促轉一字第1090001484號函知原告。　㈡促轉會於110年1月12日以促轉一字第1105100010號函請原告補正通報如秘書處、政策委員會、組織工作會、大陸工作會、海外工作會、文化工作會、社會工作會、青年工作會、婦女工作會、第一組至第七組、設計委員會、設計考核委員會、海外對匪鬥爭工作統一指導委員會、訓練委員會、革命實踐研究院、海外工作指導委員會等單位尚未通報之政治檔案（下合稱工作會等政治檔案）、數量及其存放地點(下稱110 年1月12日函)，惟原告以110年2月1日文字第1100000019號函復該會稱並無其餘檔案可通報。嗣促轉會於110年3月12日以促轉一字第1105100075號函（下稱110年3月12日函）請原告陳述意見，原告以110年3月19日文字第1100000037號函復促轉會稱該會110年3月12日函所附清單，實為首見、無法確認附件內容之相應意義。而促轉會分別於110年3月12日、11 0年9月10日、16日、23日及111年3月17日，依促轉條例第14 條第1項規定通知原告之前工讀生羅國儲及呂鴻祺、原告前中央委員會文化傳播委員會（下稱文傳會）黨史館（下稱黨史館）人員胡蓬春、曾任國立政治大學圖書館主管人員、文傳會現任林副主委兼黨史館現任主任林巧敏及黨史館現任吳敏副主任陳述相關事實經過及意見，並於調查過程取得且確認「中國國民黨黨史館館藏目錄調查清單」及「託管協議執行清冊」各1份屬實，乃於110年11月30日及110年12月23日與原告就未通報之政治檔案等事宜召開協商會議，並於2次協商會議中就前述尚未通報之工作會等政治檔案請原告確認基礎資訊後提出。促轉會經以上調查，認定原告確實持有工作會等政治檔案，惟迄未提出，屬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該會之調查，違反促轉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乃於111年3月1 8日以促轉一字第1115100056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經原告具111年3月25日文字第1110000028號函陳述意見後，提經該會111年4月27日第100次委員會議決議，依促轉條例第16條第6項及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以同日促轉調字第1號處分書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萬元，並命原告於收受該處分書後7日內提出該會110年1月12日函所列尚未通報之政治檔案、數量及其存放地點(下稱前處分)。㈢嗣促轉會以前處分經送達原告，惟原告屆期並未補正，仍未提出該會110年1月12日函所列尚未通報之工作會等政治檔案、數量及其存放地點，認原告未改善屬無正當理由，規避、妨礙該會之調查，違反促轉條例第16條第1項規定，於111年 5月6日以促轉一字第1115100106號函請原告陳述意見，經原告具111年5月11日文字第1110000039號函陳述意見後，提經該會111年5月18日第102次委員會議決議，依促轉條例第16 條第6項後段及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以同日促轉調字第3號處分書裁處原告罰鍰35萬元，並命原告應自該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7日內改善，向該會補正通報該會110年1月12 日函所列之工作會等政治檔案、數量及其存放地點（下稱原處分）。其後，促轉會於111年5月30日依法解散，關於其審定政黨持有之政治檔案及命移歸為國家檔案相關業務，依政治檔案條例第2條第1項、第6條第3項規定，由被告承受辦理。原告不服原處分，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111年12月8日院臺訴字第1110192895號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仍不服，於是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三、被告以原告未履行前處分所命作為義務，以原處分裁處罰鍰並限期改正，則被告作成原處分是否適法，以前處分之合法、有效為前提，而為本件裁判之先決問題。為免裁判歧異及重複調查之勞費，依行政訴訟法第177條第2項規定，於審理前處分之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49號促轉條例事件終結並確定前，停止本件訴訟程序，爰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審判長法官洪慕芳法官郭銘禮法官孫萍萍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抗告狀並敘明理由（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抗告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抗告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抗告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抗告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抗告人應於提起抗告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書記官李虹儒

2024-12-11

TPBA-112-訴-150-202412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