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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780號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781號上訴人即被告李德禛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4號及第6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65號、113年度偵字第6761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各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壹年參月。　　理　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之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李德禛（下稱被告）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含定應執行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780號卷第71、 102、128、129頁，本院781號卷第57、106、107頁)，因此本件僅就被告上訴之科刑（含定應執行刑）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認犯罪、真心悔悟，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等語。三、原判決係認定：被告如該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 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被告與「柳偉昌」、「（某韓文字）」及本案詐欺集團各成員間，就上開事實欄一㈠、㈡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上開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行使偽造文書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分別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四、本院判斷：　　　㈠刑之減輕暨新舊法比較：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制定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者，為該條例所稱詐欺犯罪。又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亦有明文。所謂自白，係指對於自己所為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而言；且不論其係自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1 次或2次以上，暨其自白後有無翻異，均屬之。經查：　⑴被告就原判決「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因無證據足證被告實際獲有報酬，而無犯罪所得，業經原判決認定明確。又被告於偵查期間、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認並自白此部分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等情，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原審及本院筆錄在卷可憑（偵6761號卷第15至21頁，原審62號卷第32 、46頁，本院781號卷第54、55、106頁），故被告此部分所犯，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⑵被告就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為，亦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雖於偵查期間、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認並自白此部分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原審及本院筆錄在卷可憑（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274413300號卷第1至7頁，原審24號卷第82 、92頁，本院780號卷第54、55、106頁），然因被告並未將此部分犯行之犯罪所得港幣2,000元自動繳交，故被告此部分所犯，自無適用上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予以減刑之情形。　　　⒉洗錢防制法部分：　　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茲比較如下：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依修正前規定並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勾，故於113年7月 31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⑶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結果，以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自白減刑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⑷綜上析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又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按：11 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能減輕其刑），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刑 7年，倘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刑6年11月，故縱未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故本件就被告洗錢犯行部分，仍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又因被告所犯二罪，均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故就其所犯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㈡」部分，雖符合一般洗錢罪部分之減刑事由，亦僅能列為量刑審酌事項。至於原判決「事實欄一、㈠」部分，則因被告並未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尚不得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23條第3項規定予以減刑，亦不得於量刑時斟酌此等減刑事由。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就該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應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1年4月，並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固非無見。惟查：　⒈就原判決「事實欄一、㈡」部分，被告於偵查期間、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認並自白加重詐欺犯行，且無證據足認被告就本案獲有任何犯罪所得，業如前述，是核被告所為，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原判決未及適用該規定予以減刑，尚屬未恰　⒉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公布，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經比較新舊法，被告就其被訴洗錢行為部分，應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之處斷刑範圍對被告較為有利，業如前述，原審未及審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已見微疵，另又未及審酌該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而認原判決「事實欄一、㈠」部分符合減刑事由，將其列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亦屬未合。　⒊綜上，被告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其中關於原判決「事實欄一、㈡」部分為有理由；另關於原判決「事實欄一、㈠」部分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未及審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瑕疵，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開2罪之科刑（含定應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合法途徑或覓得正當職業獲取所需，僅為貪圖輕鬆獲取不法利益，竟參與詐欺集團擔任收取贓款之車手工作，成為詐欺集團層層分工之一部，復以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手法訛騙他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犯本案犯行，影響社會治安及正常交易秩序，致生損害於特種文書之名義人及該等文書之公共信用，並使被害人胡純雅、告訴人李海麟分別受有15萬元、20萬元之財產損害，助長詐欺犯罪風氣之猖獗，並危害社會治安，所為顯有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被告就原判決「事實欄一、㈡」一般洗錢犯行部分，雖因成立想像競合而未能依前述規定減刑，然仍應於量刑予以審酌)，迄今並未與被害人胡純雅、告訴人李海麟和解，而未能實際填補上開被害人等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暨考量其於本案犯罪之角色分工、地位、犯罪之情節、手段及上開被害人等受騙金額高低，兼酌以被告自述大學在學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為學生，兼職月收入約港幣2千元至3千元，未婚，無子女，入監前與父母、姐姐、祖母同住，不需扶養他人等一切情狀（本院780號卷第137頁，本院781號卷第115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㈣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犯本案 2罪，雖可合併定其應執行刑，惟被告另犯詐欺等案件現由法院審理中或檢察署偵辦中，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為免日後重覆定刑，揆諸前揭說明，宜待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另由最後判決確定之對應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裁定為宜，故本案就被告所犯之罪不定其應執行刑，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曾財和、郭郡欣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09

KSHM-113-金上訴-780-20250109-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恐嚇取財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93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鍾昀軒選任辯護人林冠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恐嚇取財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1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2905、235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鍾昀軒部分，撤銷。鍾昀軒犯恐嚇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事　實一、鍾昀軒因張仁傑先前積欠其約新臺幣(下同)1萬元之債務未清償，為向張仁傑討債，乃指示留維聰（由本院另行審理）代為協尋張仁傑之行蹤，嗣因留維聰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 號普通重型機車於民國110年9月28日11時34分許發現張仁傑在高雄市○○區○○○街00號之便利超商前繳費，隨即聯繫鍾昀軒並告以張仁傑之所在位置，鍾昀軒及留維聰2人即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推由留維聰先行攔阻張仁傑，鍾昀軒再前來會合，留維聰遂騎乘上開機車於同日11時42分許至高雄市前金區新盛一街與六合二路口處，從其機車內取出1把木頭刀鞘持以攔阻張仁傑離去，而鍾昀軒旋於同日11時43分許經由其不知情之友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將之載至現場，從上開路口下車後即走向張仁傑，利用留維聰持上開木頭刀鞘之恫嚇手段致張仁傑不敢任意離去之情狀，層升原強制犯意為恐嚇取財之犯意，向張仁傑索討債務，張仁傑因此心生畏懼而開啟其之機車置物箱，之後鍾昀軒便將該置物箱內裝有至少4萬2,700元現金之牛皮紙袋全部取出，並離開現場。嗣經張仁傑報警，為警持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於同年月30日晚上11時4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 5樓之樓梯間拘提鍾昀軒到案，並實施附帶搜索，扣得現金3 萬2,700元，而悉上情。二、案經張仁傑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鍾昀軒（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51、259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告固坦承其有事先聯繫同案被告留維聰代尋張仁傑之行蹤，留維聰於前揭時、地尋獲告訴人張仁傑（下稱告訴人）後，通知被告到場，被告則向告訴人索討金錢，之後曾將告訴人所有內裝有現金之牛皮紙袋1包取走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不法犯行，辯稱：告訴人欠我錢，我去找他要錢，我只是叫留維聰幫我找人，叫他請告訴人留在現場不要走，是告訴人自己開機車車箱叫我拿錢，我拿到那包錢的時候並沒有清點，那是因為我當時很氣憤，才馬上離開現場等語。辯護人則以：被告並未要求留維聰強制將告訴人留下，且被告到場後，留維聰早已無持刀鞘，故被告亦未對告訴人為任何強暴或脅迫之不法行為；再者，告訴人是主動將裝有現金之牛皮紙袋交付予被告，並表示係用以清償其先前之借貸債務，故被告亦無恐嚇取財之犯行可言等情，為被告置辯。　㈡經查：　⒈關於被告前與告訴人有金錢債務關係，被告認為告訴人尚未將前開債務清償完畢，為向告訴人討債，乃指示同案被告留維聰協尋告訴人，留維聰遂於110年9月28日騎乘車號000-00 00號普通重型機車在高雄市前金區六合路與新盛街口附近尋找告訴人所在，待告訴人於同日11時34分許，在國泰世華銀行前金分行領得22萬7,000元之保險理賠金，並將其機車停放在高雄市○○區○○○街00號之便利超商前繳費時，留維聰隨即聯繫被告並告以告訴人之所在位置，復於同日11時42分許騎乘上開機車至告訴人前方，持木頭刀鞘要求告訴人在新盛一街與六合路口等待被告到場，被告接獲通知後便指示不知情之友人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小客車將之載往上開路口，並下車徒步走往告訴人及留維聰之所在處，向告訴人索討金錢，告訴人遂開啟機車置物箱，任由被告將機車置物箱中裝有4萬2,700元現金之牛皮紙袋取出，被告旋即離開現場，嗣經告訴人報警，為警持檢察官核發之拘票，於同年月30日晚上11時4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巷00號5樓之樓梯間拘提被告到案，並實施附帶搜索，扣得現金3萬2,700元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 他卷第15至17頁，偵一卷第49至52頁，原審院二卷第131至1 45頁)，並有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國泰人壽)開立之支票（警一卷第55頁）、路口監視器畫面及蒐證照片（警一卷第73至85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下稱新興分局)110年09月30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警二卷第49至55頁）、國泰世華銀行前金分行監視器及OK便利商店監視錄影擷取相片（警三卷第86至96 頁)、原審勘驗筆錄(原審院二卷第171頁)等件各1份在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否認（見本院卷第155、156頁之不爭執事項），是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與留維聰2人共同施以強制力，妨害告訴人行使自由離去之權利：　⑴同案被告留維聰於偵訊時陳稱：被告於110年9月28日打電話給我，問我有無上班，我說沒有，被告說告訴人欠他錢，給我告訴人的照片，叫我去六合、新盛街口那邊繞，看有沒有看到告訴人，後來我在附近的萊爾富看到告訴人，就馬上打給被告，通知說找到人了，我先將機車擋在告訴人前面，問告訴人是不是欠被告錢，他手就舉起，我從車箱拿出刀子前面的套子(刀鞘)，沒有刀子，那時被告就從後面過來，被告跟告訴人說欠錢要處理等語(他卷第67、68頁)；並於警詢時陳稱：我跟被告及另一位朋友，大約（110年9月28日）早上10點多，去六合路上美迪亞吃早餐，吃完早餐後我就去對面巷子内（裡面有萊爾富）要牽車，我突然看到告訴人跟他的女朋友從萊爾富出來，我就跟被告說我剛剛有看到告訴人走過去，被告就叫我去確認是不是告訴人，如果是告訴人的話叫我把告訴人攔下來，我就騎機車過去問告訴人是不是欠被告錢，告訴人回答我說對，我就把告訴人攔下來，被告這時就走過來，被告就問告訴人說欠的錢為何不願意還等語(警一卷第4、5頁)。參以原審於審理中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影像(全文見原審院二卷第171頁)，得見同案被告留維聰於當日上午11時42分52秒將機車斜擋在告訴人前方，阻攔告訴人離去之際，被告即於同日時43分02秒從畫面中出現，並逕行走到留維聰及告訴人對話之處，從而，留維聰係經由被告之指示去找尋告訴人蹤跡，於找到告訴人後便立刻通知被告到場，並於被告到場前有防阻告訴人離開舉止之事實，已屬明確。易言之，同案被告留維聰係因接受被告之指示而強制告訴人留在現場無法離去，足見被告及留維聰2人係共同妨害告訴人行使自由離去之權利。　⑵復佐以被告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陳稱：我找留維聰去等告訴人確實是為了要討債，我有拿告訴人照片給留維聰看，說幫我找這個人，若有遇到再撥電話給我，當天是留維聰找到告訴人時打電話通知我，我才到場的，我有請留維聰跟告訴人說叫他留在現場等我不要走等語(偵一卷第12頁，原審院二卷第148、170頁)，益足徵被告係因告訴人未主動清償債務，始請託留維聰找尋告訴人所在，並指示留維聰於尋獲告訴人時，必須將告訴人留在現場待其抵達。是以，關於留維聰對告訴人施以強制力阻止告訴人離開現場之行為，被告與留維聰之間確有犯意聯絡，被告與留維聰2人於案發時、地共同施以強制力妨害告訴人行使自由離去之權利之事實，堪以認定。　⑶至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被告並未要求留維聰強制將告訴人留在現場，故未與同案被告留維聰間有強制之犯意聯絡云云。惟查：被告自承其因告訴人積欠債務，方指示留維聰去尋找告訴人行蹤，以便催討債務，而留維聰於發現告訴人行蹤後，第一時間即通知被告到場，被告旋於接獲通知後立即抵達現場向告訴人催討債務，業如前述。故倘若被告於指示留維聰前去尋找告訴人行蹤之際，並不要求留維聰於發現告訴人行蹤後，立即將其留在現場及通報，而可任由告訴人離去，則被告指示留維聰去尋找告訴人行蹤以利其討債之目的又如何能達成？從而，被告及其辯護人前揭辯詞，顯與事理相悖，自難信採。　　⒊被告對告訴人為恐嚇取財之犯行：　⑴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從超商出來到巷子裡，一個不認識的男生（即被告同案留維聰）突然拿刀比著我，因為我當下有點驚慌，我就開啟機車置物箱，被告過來就把裝錢的牛皮紙袋拿走，被告把錢拿走的時候，留維聰還在現場，因為留維聰拿著刀子，我怕他會對我生命造成危險，我覺得我若不把錢留下來給他們，他們就可能刀子刺過來，我是因為害怕被傷害，所以才將裝有現金的牛皮紙袋任由被告取走等語(警一卷第13頁，偵一卷第50頁，原審院二卷第138頁)；核以同案被告留維聰於偵訊時亦陳稱：我在附近的萊爾富看到告訴人，就馬上打給被告，說找到人了，我先將機車擋在告訴人前面，問告訴人是不是欠被告錢，他手就舉起，我從車箱拿出刀子前面的套子(刀鞘)，那時被告就從後面過來，被告跟告訴人說欠錢要處理等語(他卷第67、6 8頁)，足見告訴人於案發現場之所以會將裝有現金之牛皮紙袋交予被告，係因受到同案被告留維聰在現場手持類似刀子之刀鞘加以威嚇，方會打開其機車置物箱，任由被告將該牛皮紙袋取走。　⑵觀諸告訴人歷次證述，其均證稱係因見到留維聰手持刀子的行為，造成其心理壓力，方會將裝有現金的牛皮紙袋任由被告取走；而同案被告留維聰於原審審理時亦陳稱當被告到場後，其仍停留在現場附近，並未先行離去（原審院二卷第17 2頁）；再參以前揭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之筆錄所載(原審院二卷第171頁)，亦得見留維聰在攔下告訴人後約10秒左右，被告即前來會合，並與告訴人進行交談，在該2人交談時，留維聰仍在附近並未離去。雖然告訴人指訴留維聰於案發現場係持刀子加以威嚇而非木頭刀鞘，但卷內並無證據相佐，以證明告訴人此部分所述屬實，惟依留維聰前開所述，其當時手持之木頭刀鞘既然同屬可持以攻擊及傷害他人之器具，則留維聰以持木頭刀鞘方式成功強制告訴人無法任意離去，待被告到場後仍停留在告訴人附近，此時留維聰在旁持攻擊器械之行為，自會對告訴人持續產生之心理壓力，從而，告訴人主張其係因心生畏懼始開啟機車置物箱任由被告取走裝有現金之牛皮紙袋等情，確屬可採。　⑶至於上開牛皮紙袋內之現金數額究竟為何乙節，告訴人於警詢時陳稱：其被拿走的牛皮紙袋內裝有10萬7,000元等語(警一卷第13頁)；另於偵訊時證稱：110年9月28日我從國泰世華銀行請領了我的保險金25萬多元，先到超商操作提款機還款15萬元給當舖，還有分2、3萬元給女友等語(偵一卷第50 、51頁)；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因為腎臟開刀住院，國泰人壽支給我22萬7,000元保險理賠金，加上我原本身上的現金就差不多30萬元，我有做一些處理，有匯一些錢出去，還有一些錢交給前女友，牛皮紙袋內還剩10萬至12萬元等語 (原審院二卷第132、136、137、140、141頁)，足見告訴人就上開遭被告取走之牛皮紙袋內現金究竟為多少金額，先後陳述並不一致。然而，告訴人於案發前確曾向國泰人壽領取 22萬7,000元之保險理賠金，此有國泰人壽票號AF0000000支票1張、國泰人壽網路APP-智能客服阿發理賠案件查詢1份結果在卷可佐(警一卷第55頁，偵一卷第55頁)，故依告訴人前開所述，採最有利於被告之方式，加以計算上開牛皮紙袋內之現金金額，即為告訴人領取到該筆保險金22萬7,000元後，扣除其償還他人之款項15萬元，再扣除告訴人分給其女友之2、3萬元(以最有利被告之3萬元計算)，此時牛皮紙袋內之現金餘額應僅有4萬7,000元（計算式：22萬7,000元-15萬元-3萬元＝4萬7,000元）。另警察於案發後2日之110年9月30 日拘提被告，並查扣其身上之現金3萬2,700元，此有新興分局110年9月30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等件在卷可稽（警二卷第49至55頁），而被告於偵訊時陳稱：我跟告訴人拿的錢已經大概先花了1萬元，剩下的錢被警察扣走等語(偵一卷第12頁)，故依被告之陳述及上開經扣押之金額觀之，被告拿走上開牛皮紙袋時，袋內現金應僅有4萬2,700元，此亦與上開依告訴人歷次陳述中最有利被告證詞所計算出之金額差距不大。在無證據可認紙袋內金額究竟為4萬7,000元或逾4萬2,700元情況下，基於罪疑惟輕有利被告原則，認定被告取走上開牛皮紙袋時，該袋內之現金至少為4萬2,700元無訛。　⑷又被告於警詢時稱：告訴人欠我9,000元左右等語(警二卷第6 頁)；偵訊時及原審時則陳稱：告訴人欠我約1萬多等語(偵一卷第12頁，原審院二卷第149頁)，告訴人亦於警詢時指稱：我曾欠被告1萬元等語(警一卷第15頁)，堪認告訴人前曾積欠被告約1萬元債務，且尚未清償完畢。是以，被告主觀上應知悉告訴人欠款數額至多為1萬元，其於案發當時自告訴人處取得之現金數額超過1萬元，即難認有據。至被告雖辯稱：那些錢我沒有細點(偵卷第12頁)；我當下沒有點錢，錢拿了就走(原審院二卷第166頁)等語，然佐以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均證稱被告有打開紙袋看袋內金額等語(警一卷第13頁，原審院二卷第144頁)，且新臺幣千元紙鈔10張疊放一起之厚度與40張以上疊放之厚度明顯有異，拿取時可以輕易發現兩者差別，被告顯應知悉其取走上開牛皮紙袋時該紙袋內超過告訴人欠款1萬元之款項甚多，惟被告仍利用同案被告留維聰先前採取之恫嚇手段對告訴人產生之威嚇效果，決意逕自取走該牛皮紙袋內所有金錢，足認被告原先授意同案被告留維聰強迫告訴人停留於案發現場待其到場會合之強制犯意，此時已層升為恐嚇取財犯意，而被告逕將超過欠款數額甚多之款項一併取走，其主觀上對於超過其債權額部分之金錢具有不法所有意圖，而為恐嚇取財之犯行，已然明確。　⑸至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被告並未對告訴人為任何強暴或脅迫之不法行為，是告訴人主動將裝有現金之牛皮紙袋交付予被告，用以清償其先前之債務，故被告並無恐嚇取財之犯行云云。惟查：告訴人既然會不讓被告知道其行蹤，顯然其並無主動償還債務之意願，案發當天若非同案被告留維聰先以強制力將告訴人強留在現場，上訴人豈有自願留在現場等待被告前來催討債務之理？待被告抵達現場後，如非同案被告留維聰持木頭刀鞘強制告訴人無法任意離去，致告訴人所受之心理壓力持續存在，告訴人又焉有主動打開其機車置物箱，任由被告將內裝有現金之牛皮紙袋取走之理？又豈會讓被告取走超過其債務數額之現金？從而，被告及其辯護人前揭所辯，顯然悖於事理之常，洵非足採。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所辯均非可採，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及刑之加重事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被告與同案被告留維聰就阻攔告訴人妨害其行使自由離去權利之強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至被告先與同案被告留維聰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妨害告訴人自由離去之權利，當被告嗣後到場向告訴人索討欠款，發現告訴人提出之牛皮紙袋內裝有超過其欠款數額甚多之現金，便將其原先之強制犯意提升為恐嚇取財犯意，逕行取走該牛皮紙袋內之全部現金，業如前述，由於恐嚇取財罪已包攝有強制之罪質，而被告由強制犯意提升為恐嚇取財犯意之犯行，時間又屬密接，故應整體評價為一罪，依重行為吸收輕行為之法理，應僅論以恐嚇取財罪，併此敘明。　　㈡被告應論以累犯加重其刑　　⒈被告前因違反藥事法（轉讓偽藥未遂）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訴字第25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10年4月16日因徒刑執行完畢出監，業經被告供述在卷（本院卷第276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按，是被告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該當刑法第47條第1項之累犯。　⒉參以公訴意旨於起訴書已論及上情，檢察官本院審理時尚以被告之前案紀錄表為據，主張被告構成累犯，應加重其刑等情（本院卷第275頁），暨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考量被告所犯前案與本案之罪質雖非完全相同，但皆屬故意犯罪，且被告於執行前案出監後5個月左右即再犯本案，可徵被告不知記取教訓，對刑罰之反應力不足，遵守法紀之意識實屬欠缺等情，且本案被告所犯部分並無未處以最低法定本刑即有違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縱加重最低法定本刑亦無過苛，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三、上訴論斷之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上開所為係恐嚇取財罪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⒈原判決載稱被告可預見若要求同案被告留維聰尋找並攔下告訴人，留維聰可能會以強制之方式使告訴人停留在一定處所無法自由離去，故被告係基於強制之不確定故意與基於強制犯意之留維聰形成犯意聯絡，指示留維聰協尋並攔下告訴人等情。然而，既然被告明知告訴人係因積欠債務而避不見面，則在留維聰於接受被告指示前去尋找而發現告訴人行蹤並加以回報時，被告豈會不要求留維聰將告訴人留置在現場，而任由其離去？又告訴人既係因積欠債務而躲避被告，如無任何外在強制力妨害其之行動自由，又怎會不選擇離開而在現場等待被告前來？況且，被告是於接獲留維聰通報及留維聰將告訴人攔阻後，約莫10秒左右即抵達現場，業如前述，更足見被告當時不僅人已在現場附近，且因擔心告訴人有可能會脫離留維聰之掌控，方立即前來處理。故衡諸社會一般常情，當被告接獲留維聰通報之際，即應已指示留維聰必須將告訴人留在現場，不讓其任意離去，較為合理。從而，被告係基於強制之直接故意與留維聰形成犯意聯絡，原審認定被告就此部分犯行係基於強制之不確定故意，自有違誤。　⒉又原判決載稱被告雖可預見留維聰若已採取恫嚇手段攔下告訴人，告訴人可能因此心生畏懼始容任其拿取該紙袋內金錢，猶不違背其本意，層升原犯意為恐嚇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將整包牛皮紙袋內連同超過債務數額之金錢取走並離開現場等情，而認定被告係基於不確定故意為本件恐嚇取財犯行。然而，既然被告抵達現場時，已明知留維聰係施以強制力方能阻止告訴人擅自離去，則告訴人在此等威嚇手段所造成之心理壓力下，不得不打開其機車置物箱，任由被告取走內裝有現金之牛皮紙袋，則被告當屬基於恐嚇取財之直接故意為此部分犯行。易言之，原審認定被告此部分犯行係基於恐嚇取財之不確定故意，亦屬有誤。　⒊原審認為被告取得告訴人內裝有現金之牛皮紙袋，花費其中之1萬元後為警查扣3萬2,700元，該3萬2,700元業經告訴人聲請發還獲准，有前述新興分局扣押筆錄、原審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2號裁定等件可佐，故尚有1萬元未實際發還告訴人，此等1萬元即屬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而宣告沒收。然而，原審既認定該1萬元為告訴人積欠被告之債務，被告係對於超過1萬元部分方具有不法所有意圖（原審判決第7至9頁），卻於沒收理由中又論謂該1萬元為犯罪所得（原審判決第1 2頁），判決前後理由顯有矛盾，自非適法。　⒋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此係最高法院統一之見解。被告是否構成累犯，性質上係屬刑罰加重事實，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及指出證明之方法，其方式或由檢察官於起訴書內加以記載，或至遲於審判期日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時以言詞或書面主張，均無不可。……而被告之前案紀錄表係由司法、偵查機關相關人員依憑確定判決、執行指揮書等原始資料所輸入製作而成，倘當事人對於被告前案紀錄表之同一性或正確性，並未爭執，法院審酌後亦認為適當，因而對該前案紀錄表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者，並進而就被告是否應加重其刑之法律效果，於科刑階段進行調查及辯論，並憑以論斷被告於本案構成累犯並裁量加重其刑者，於法即無不合（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26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檢察官已就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提出主張及具體證明之方法，事實審法院於踐行調查、辯論程序後，不論是否認為構成累犯，應否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均應具體說明其斟酌取捨、及據以量定刑罰之理由，已經司法院大法官以釋字第775號解釋闡述甚明，若第一審法院對此未為說明，即難謂無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而第二審法院對於上述違法未予撤銷，徒以無害瑕疵為由逕予維持，亦有判決不適用法則之違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52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依原審判決所載，起訴書已敘明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檢察官並於審理期日提出被告前案紀錄表，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且檢察官及被告均表示對於載明上開前科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內容並不爭執（本院卷第276頁），應認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已主張及已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此外，本件起訴書既已應載明：請承審法院依刑法第47條規定及參照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審酌被告是否應依刑法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揆諸上開說明，原審法院理應具體論述被告構成累犯是否應加重其刑及據以量定刑罰之理由，然原審卻認為檢察官未說明需因累犯加重之理由及證明方法，因而推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有依累犯加重其刑以矯正其惡行之必要，而不予加重等情（原判決第11頁），尚屬速斷，並非合宜。　⒌綜上所述，被告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惟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判決對被告量刑過輕，為有理由，且原判決既有上開認定被告所為係基於強制、恐嚇取財之不確定故意及沒收、累犯不予加重等違誤，自應由本院就被告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不滿告訴人未清償金錢債務，竟與同案被告留維聰共同以不法方式妨害告訴人自由離去之權利，推由同案被告留維聰手持致人心生畏懼之物限制告訴人之人身自由，再由被告前去向告訴人索討欠款，在告訴人承受外在威嚇力之心理壓力下，取走告訴人之財物，因而取得超過雙方債務數額甚多之不法款項，造成告訴人精神上及財產上之損害，被告所為實應予以非難；兼衡以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及未曾與告訴人試行調解之犯後態度，以及本件告訴人所受財產上損害之金額；再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告自述之學歷、經濟及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276頁），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　㈢關於被告所取得超過其債權數額之犯罪所得3萬2,700元，雖經扣案，然業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易字第12號裁定發還告訴人，已如前述，是無庸再就該等犯罪所得為沒收之諭知。參、原判決關於同案被告留維聰部分，業經檢察官提起上訴，由本院另行審酌，併此說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嬿如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俊秀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46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09

KSHM-113-上易-393-20250109-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780號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781號上訴人即被告李德禛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4號及第6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65號、113年度偵字第6761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及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各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壹年參月。　　理　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之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李德禛（下稱被告）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含定應執行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780號卷第71、 102、128、129頁，本院781號卷第57、106、107頁)，因此本件僅就被告上訴之科刑（含定應執行刑）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認犯罪、真心悔悟，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等語。三、原判決係認定：被告如該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刑法第 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被告與「柳偉昌」、「（某韓文字）」及本案詐欺集團各成員間，就上開事實欄一㈠、㈡所示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又被告上開所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行使偽造文書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分別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四、本院判斷：　　　㈠刑之減輕暨新舊法比較：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制定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者，為該條例所稱詐欺犯罪。又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亦有明文。所謂自白，係指對於自己所為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而言；且不論其係自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1 次或2次以上，暨其自白後有無翻異，均屬之。經查：　⑴被告就原判決「事實欄一、㈡」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因無證據足證被告實際獲有報酬，而無犯罪所得，業經原判決認定明確。又被告於偵查期間、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認並自白此部分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等情，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原審及本院筆錄在卷可憑（偵6761號卷第15至21頁，原審62號卷第32 、46頁，本院781號卷第54、55、106頁），故被告此部分所犯，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⑵被告就原判決「事實欄一、㈠」所為，亦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雖於偵查期間、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認並自白此部分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原審及本院筆錄在卷可憑（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274413300號卷第1至7頁，原審24號卷第82 、92頁，本院780號卷第54、55、106頁），然因被告並未將此部分犯行之犯罪所得港幣2,000元自動繳交，故被告此部分所犯，自無適用上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予以減刑之情形。　　　⒉洗錢防制法部分：　　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茲比較如下：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依修正前規定並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勾，故於113年7月 31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⑶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結果，以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自白減刑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⑷綜上析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又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按：11 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能減輕其刑），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刑 7年，倘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刑6年11月，故縱未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故本件就被告洗錢犯行部分，仍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又因被告所犯二罪，均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故就其所犯如原判決「事實欄一、㈡」部分，雖符合一般洗錢罪部分之減刑事由，亦僅能列為量刑審酌事項。至於原判決「事實欄一、㈠」部分，則因被告並未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尚不得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23條第3項規定予以減刑，亦不得於量刑時斟酌此等減刑事由。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就該判決「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應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1年4月，並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固非無見。惟查：　⒈就原判決「事實欄一、㈡」部分，被告於偵查期間、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認並自白加重詐欺犯行，且無證據足認被告就本案獲有任何犯罪所得，業如前述，是核被告所為，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原判決未及適用該規定予以減刑，尚屬未恰　⒉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公布，並於000年0月0日生效施行，經比較新舊法，被告就其被訴洗錢行為部分，應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之處斷刑範圍對被告較為有利，業如前述，原審未及審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已見微疵，另又未及審酌該法第23條第3項之規定，而認原判決「事實欄一、㈠」部分符合減刑事由，將其列為有利於被告之量刑因子，亦屬未合。　⒊綜上，被告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其中關於原判決「事實欄一、㈡」部分為有理由；另關於原判決「事實欄一、㈠」部分雖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未及審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瑕疵，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上開2罪之科刑（含定應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合法途徑或覓得正當職業獲取所需，僅為貪圖輕鬆獲取不法利益，竟參與詐欺集團擔任收取贓款之車手工作，成為詐欺集團層層分工之一部，復以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等手法訛騙他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犯本案犯行，影響社會治安及正常交易秩序，致生損害於特種文書之名義人及該等文書之公共信用，並使被害人胡純雅、告訴人李海麟分別受有15萬元、20萬元之財產損害，助長詐欺犯罪風氣之猖獗，並危害社會治安，所為顯有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被告就原判決「事實欄一、㈡」一般洗錢犯行部分，雖因成立想像競合而未能依前述規定減刑，然仍應於量刑予以審酌)，迄今並未與被害人胡純雅、告訴人李海麟和解，而未能實際填補上開被害人等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暨考量其於本案犯罪之角色分工、地位、犯罪之情節、手段及上開被害人等受騙金額高低，兼酌以被告自述大學在學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為學生，兼職月收入約港幣2千元至3千元，未婚，無子女，入監前與父母、姐姐、祖母同住，不需扶養他人等一切情狀（本院780號卷第137頁，本院781號卷第115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㈣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犯本案 2罪，雖可合併定其應執行刑，惟被告另犯詐欺等案件現由法院審理中或檢察署偵辦中，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為免日後重覆定刑，揆諸前揭說明，宜待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另由最後判決確定之對應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裁定為宜，故本案就被告所犯之罪不定其應執行刑，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曾財和、郭郡欣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09

KSHM-113-金上訴-781-20250109-1

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裁定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1號抗告人即被告鄭福隆上列抗告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 2月26日羈押裁定（113年度易字第66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鄭福隆有大女兒鄭○○，高雄市 ○○○○里00鄰00號是鄭○○之地址，請別再羈押被告云云。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有無羈押被告之必要，係屬為保全被告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目的，而對被告實施人身強制處分權。抗告人雖以上開抗告理由，指摘原裁定不當。惟查：　㈠所謂有逃亡之虞，係指有具體之情況事實，可合理推測被告有逃避刑事追訴、審判或執行之謂，抗告人於原審自承其戶籍地所在房屋因為颱風而已經倒榻等語（見原審卷第35頁），且抗告人於原審所陳報之居住處所乃一名為靜修齋之精舍，然抗告人並未提出獲得該精舍同意其居住之證明，僅泛稱那個地方是每個人都可以去住的等語（見原審卷第37頁），則抗告人是否真有居住在該精舍之權利，實大有可疑，是原裁定依此而認抗告人居無定所，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確有所據，於法核無不合。又抗告意旨固然提出其女鄭宇舜之住址，並附上信封為證，然此住址及信封並無法證明抗告人得居住在該處，至抗告意旨所陳其也是受害者及應還其公道部分，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核與有無羈押原因及必要無關，應予指明。　　　㈡綜上所述，抗告人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羈押原因存在，並有羈押之必要等情，均堪認定。是原審審酌上情，認抗告人有上開羈押原因，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或執行，有羈押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羈押，經核並無不合。抗告意旨所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要係對於原審法院審酌羈押時得裁量、判斷之職權行使而為爭執，尚不足以推翻原羈押裁定之適法性，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書記官　王秋淑

2025-01-09

KSHM-114-抗-11-20250109-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38號上訴人即被告候裕偉指定辯護人吳政勲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1年度原訴字第33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648號、110 年度偵字第849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程序事項　㈠按上訴程序，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乙○○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本院傳票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在卷可稽，辯護人亦當庭陳稱：被告沒有在監所，也沒有說明何理由等語未到庭（見本院卷第 165頁）。是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且符合就審期間之規定，竟無正當理由而於審判期日未到庭，爰依前揭規定，不待被告之陳述，逕行判決。　㈡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94頁），是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就被告所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二、被告所陳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承認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被告知道錯了，希望判輕一點等語。三、原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認被告就本件犯行之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毀損他人物品罪、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傷害罪處斷，經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後，因而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未思理性處理其子甲○○與告訴人丁○○之買賣糾紛，竟徒手拉本案車輛車門以利甲○○、另案少年2人行動，並持石塊丟擲本案車輛致告訴人丙○○受傷，共同毀損、傷害告訴人2人，致告訴人2人受有身體及精神上之痛苦，本案車輛需新臺幣（下同）20萬元之維修費用，所為殊不可取，應予非難。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節，雖告訴人丁○○先有燃放鞭炮的挑釁之舉，被告乙○○以拉車門、丟擲石塊方式參與本案犯行，行為態樣較輕，應予適當評價。又被告前無因妨害自由、傷害案件遭法院論罪科刑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可見被告素行尚可。被告自始否認犯罪，且未賠償告訴人2人，沒有填補告訴人2人之損害，難認對本案犯行已有悔意，犯後態度不佳。兼衡被告自陳案發時從事園藝臨時工，平均月收入3、4萬元，目前是一樣的工作，高中肄業，未婚，有1未成年子女，目前與祖母、弟弟、妹妹、父親同住，需扶養未成年子女，名下無財產、無負債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工作經濟狀況（原審卷二第135頁），並參酌前述一切量刑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量刑未逾越法定範圍，亦未濫用其職權，應屬適當。四、被告雖以上開上訴意旨指摘原決不當。惟查，原判決已具體審酌被告犯罪之行為情節、犯行危害、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情狀，核與刑法第57條之規定無違，亦未見怠於裁量之情事。且本案就被告所為之可責性而言，本院認被告非但未能阻止其子甲○○及其友人對告訴人丁○○實施恐嚇、毀損犯行，猶進一步加入其等所為，自應予相當之非難；又就被告犯後態度而言，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均矢口否認犯罪，甚至於原審就甲○○有無持本案獵槍為本案犯行部分，經具結後猶為虛偽陳述而經判處偽證罪乙情，有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原簡字第138號判決可憑，可認被告犯後態度確實惡劣，被告直至上訴本院始承認犯罪，然其自始至終均未與告訴人2人和解及賠償損害，尚難徒以被告於本院坦承犯行，即認其犯後態度良好而應予從輕量刑。經參酌刑法第57條揭櫫行為人責任為量刑之基礎，並審酌與犯罪、被告有關之一切情狀，作為科刑輕重之依據，被告之犯罪情狀可責性甚高，及其犯罪後非但未能及時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2人和解，甚至於原審審理時為偽證行為。是本院綜合上述考量，認原判決就被告所為量刑核屬妥適，乃無再予減輕其刑之必要，被告以上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並請求從輕量刑，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文書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王秋淑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1-08

KSHM-113-原上訴-38-20250108-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業務侵占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72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瑛芳選任辯護人朱中和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業務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65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7746號、第377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以被告黃瑛芳就本案犯行之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因而變更起訴法條，判處拘役55日，並諭知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身為財團法人高雄市文武聖殿(下稱文武聖殿)董事長，可決定開啟功德箱之權責、地點，縱使功德箱的鑰匙平常係置於保險箱內並由會計人員保管，但被告仍有絕大之權力，決定何時開啟功德箱，且被告身為董事長，如同一家之長，會計人員及總幹事均為廟方所聘僱之人，均應承被告之命令行事，如其他董監事屆時未能到達現場，仍得由被告一人負責開啟、點收，被告在本件案發之前即有多次未通知各董監事而獨自開啟功德箱之情事，豈能僅因功德箱的鑰匙平常置於保險箱內由會計人員保管，即認在功德箱內之財物非被告業務上所持有之物。又因功德箱內之財物屬於文武聖殿廟方所有，而被告對外代表文武聖殿，當然有權管理，則被告與告發人楊榮誠等人一起進行清點功德箱財物，當然為其職務上之行為，被告持有該功德箱之財物，顯然為其業務上所持有之物。是被告對於業務上所持有功德箱財物予以侵占入己，構成刑法第336條第2項之業務侵占罪，而非原審所認定之普通竊盜罪。　㈡按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予法院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除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依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注意下列事項，其中第 5款、第10款明文規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犯罪後之態度」，是作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查被告先前因殺人未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法院判決確定，於行為當時尚在假釋中，竟不知警惕又犯本件犯行，且犯後飾詞狡辯，毫無悔意，然原審僅量處被告拘役55日，顯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未能使被告罰當其罪，難認原審法院判決妥適。　㈢原審法院既有前述適用法律之違誤與量刑之不當，請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他人所有之物，或變易持有之意思為所有之意思而逕為所有人行為，為其成立要件，故行為人侵占之物，必先有法律或契約上之原因在其合法持有中者為限，否則，如其持有該物，係因詐欺、竊盜或其他非法原因而持有，縱其加以處分，自不能論以該罪；又業務侵占罪之成立，以因執行業務而持有他人之物為前提，必行為人先合法持有他人之物，而於持有狀態繼續中，擅自處分，或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而逕為所有人之行為，始克相當。倘其持有之初，係出於非法方法，即非合法持有，除應視其非法行為之態樣，分別成立相關罪名外，無成立業務侵占罪之餘地（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821號、90年度台上字第111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堅詞否認持有文武聖殿功德箱內之財物，且觀諸卷附文武聖殿捐助暨組織章程（見原審審易卷第73至76頁），其內並未規定功德箱內之財物由董事長所持有，僅於第10條第6 款定有董事會負有「管理本殿一切財產」之職權，自形式上而言，尚難認功德箱內之財物乃被告基於業務上所持有之物，而原判決已敘明：依證人賴明然、朱威亮、葉丁和、歐錦寶於原審所證之詞，堪以認定文武聖殿功德箱的鑰匙平常置於保險箱內由會計人員保管，被告權責僅止於開功德箱前檢視內裝有功德箱鑰匙之信封是否遭開拆，故功德箱內之財物尚非被告業務上所持有之物之旨，所為認定俱有所憑，並無任何違誤之可言。　㈢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每次清點功德箱香油錢時都是由現場在場的工作人員及董事、監事一起清點，地點都是在1樓的辦公室，每次清點功德箱前，總幹事都是在LINE群組通知，看誰要到場幫忙都可以自由前來。案發當天我在1樓辦公室辦公，楊榮誠、賴明然及他們的家屬及其他廟裡工作人員，在 2樓董事的辦公室開1個功德箱清點香油錢，過了約30分鐘後，我事情做完後就上去看看，我一到了以後，我看到他們有清點一部份了，於是我就開始幫忙收集千元大鈔等語（見他卷第50頁），證人楊榮誠則於偵查中證稱：文武聖殿的相關章程沒有特別規定清點功德箱的流程，但廟的慣例是每3個月會清點1次，清點功德箱會聯絡包括董事長在內的董監事，可以的就請其出席，並通知銀行人員到場，包括董事長在內的董監事清點完交給會計，會計清點完再交給銀行人員，後面由董事長及2位常董簽名，就完成程序，在座的人要簽名也可以等語（見偵卷第47頁）；於原審證稱：清點功德箱之流程是由董事長決定清點時間，本件案發當天是下午3點要開會，我們是在2點去整理功德箱。功德箱全部都在樓上6 張桌子併起來，倒在那邊清點。當初有十幾個董監事和眷屬都有去，還有員工十幾位，在當時清點差不多約20幾分鐘的時候董事長上來。董事長上來就在那邊遊走2次。一般清點流程是由董事長決定幾點開功德箱，通知董監事有空的幫忙開，把功德箱搬到2樓，由總幹事撕功德箱的封條，跟員工一起拿出來，再把錢倒出來到在桌上，所有的眷屬會分開10 0元、500元、1,000元，再摺一摺，整理成一疊一疊，最後再給會計歐錦寶處理，會計數完會一疊一疊放進箱子，之後記錄，報告董監事總共收入多少錢。當天被告在我們點了20 幾分鐘的時候上來，上來後他就坐在那邊開始手在動，我看到他都收1,000元的拿在手上，他就走到我後面，走了兩趟，第一趟我以為他要拿橡皮筋，要把1,000的捆起來，第二趟時我轉頭過去看到他左手拿著錢從左邊的褲袋裝進去，起來錢就沒有了。我才發現他是裝錢進去，我喊他說，董仔，這樣不好看。之後差不多將近過了1、2分鐘，他才拿1張白紙出來，我說不是這個，你把塞進去那一把拿起來，他才拿出來放在桌上。他放在桌上當初在場每個人都有看到等語（見原審易卷一第214至216頁），及證人朱威亮於原審證稱：本件案發當天在場清點功德箱的人大概有10多個。一開始因為裝鑰匙的牛皮紙袋是董事長拆封，所以董事長在，但也有可能是晚一點上來，不是我們一開始開的時候就在現場，他可能在一樓，晚幾分鐘上來，這是有可能的等語（見原審易卷二第28、42頁）。　㈣依被告及證人楊榮誠、朱威亮所為之上開供述及證述，可知文武聖殿功德箱內之現金需經眾人加以清點，經董事長及2 位常務董事簽名確認數額後，交由會計人員入帳，本件案發當天在場清點功德箱之人多達一、二十位，且被告並非於一開始清點功德箱時即在場，則被告顯係利用眾人專注清點功德箱而無暇注意之機會，下手竊取自功德箱倒出之現金2萬1 ,000元，並非將其原已持有之現金據為己有，而被告既係竊取尚在清點中之現金，其顯非合法持有所竊得之現金，自無成立業務侵占罪之餘地，原判決因認被告所為該當竊盜罪，並無任何事實認定錯誤之情形，縱被告於功德箱清點完成後需簽名確認數額以交由會計人員入帳，仍無礙其未持有尚在清點中之現金之認定，檢察官上訴意旨並未有任何證據予以支持，徒以被告身為文武聖殿董事長，即認文武聖殿功德箱內之現金為其業務上所持有之物，乃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此部分所執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認定被告犯竊盜罪為不當，難認有理由。　㈤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即就個案量刑審酌之情狀為整體綜合之觀察，苟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為之觀察，倘其刑之量定並未逾越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亦不生量刑畸重之裁量權濫用，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930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判決就被告所為竊盜犯行之犯罪情節及如何量刑，已於理由內具體敘明，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係就被告之主觀惡性、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危害等節，而合理評價被告就本案所為竊盜犯行應接受之法律制裁，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情（被告之素行及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均經原判決詳予審酌而為量刑，況被告於原審判處有罪後並未提起上訴，復於本院審理程序始終坦承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見本院卷第128、183頁），足認其已知所為與法不容，犯後態度顯有所改變，是原判決所量之刑既未逾越法定範圍，復未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亦無濫用其裁量權，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縱原判決所量之刑稍嫌較輕，然經考量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此部分量刑因子有所改變，仍應認原判決所為量刑核屬妥適。　㈥綜上所述，檢察官以上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經核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簡弓皓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俊宏提起上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王秋淑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5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5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黃瑛芳　選任辯護人　朱中和律師上列被告因業務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 7746號、112年度偵字第3774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瑛芳犯竊盜罪，處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黃瑛芳為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財團法人高雄市文武聖殿(下稱文武聖殿)董事長，於民國112年7月9日14時許，在前開處所2樓董、監事辦公室，與董事賴明然、監事楊榮誠、常務監事葉丁和、總幹事朱威亮、員工及眷屬進行清點功德箱財物時，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徒手竊取功德箱之現金新臺幣(下同)2萬1000元，將之放進其褲子口袋而得手。嗣因楊榮誠目睹其竊盜之過程，遂當場在賴明然、朱威亮等人面前，請黃瑛芳將前開竊取之現金拿出返還文武聖殿，始悉上情。二、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辯護人主張證人楊榮誠及賴明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無證據能力（見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858號卷【下稱審易卷】第70頁），本院判斷如下：　㈠證人楊榮誠及賴明然於警詢時之證述無證據能力：　　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定有明文。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　⒉經查，本院審酌證人楊榮誠及賴明然就相同事項，均已於本院審理中證述在卷，所證基本內容經核與其等於警詢中之供述並無顯著差異，就使用證據之必要性而言，因有其等審理中之具結證詞可作為證據，故其等於警詢中之陳述，尚非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否所必要，且證人楊榮誠及賴明然於警詢時之陳述，復查無合於刑事訴訟法所定傳聞證據得為證據之例外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之規定，證人楊榮誠及賴明然於警詢時之證述無證據能力。　㈡證人楊榮誠及賴明然於偵查中之證述有證據能力：　　　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係以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職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其可信性極高，而具結之陳述已具足以取代被告反對詰問權信用性保障情況之要件，又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為兼顧理論與實務，爰於第2項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是被告如未主張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從就無該例外情形而為舉證，法院亦毋庸在判決中說明無例外情形存在之必要；僅於被告主張有例外情形而否定其得為證據時，法院始須就有無該例外情形予以調查審認。另綜觀刑事訴訟法第248條第1項及第2項之規定，除並未要求檢察官須待被告在場，始得訊問證人、鑑定人，即令被告在場，如證人、鑑定人於被告前有不能自由陳述之情形，仍可不許被告親自詰問證人、鑑定人，是初已無所謂偵查中應給予被告詰問證人機會，如未經被告行使對質詰問權，證人於偵查中具結之證述亦無證據能力之理。此種證據須於法院審判中經踐行含詰問程序在內之合法調查程序，始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乃屬於人證之調查證據程序規定，與本條項係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之證據能力規定，應分別以觀（最高法院10 5年度台上字第662號、102年度台上字第399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院審酌證人楊榮誠及賴明然於偵查中已依法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在客觀外部情狀上，並無遭檢察官違法取供及其他外力干擾等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有其等112年11 月23日之偵查筆錄及證人具結結文附卷可參（見高雄地檢署 112年度偵字第37746號卷【下稱偵卷】第45至49、55、59頁），是就該等外在環境與條件予以綜合觀察審酌，堪認足以擔保該份筆錄製作過程可信性。且本院亦於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傳喚證人楊榮誠及賴明然到庭，而給予被告黃瑛芳對質、詰問之機會，被告及其辯護人復未具體指出證人楊榮誠及賴明然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證人楊榮誠及賴明然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自具有證據能力。辯護人空言辯稱證人楊榮誠及賴明然於偵查中所為之證述無證據能力云云，顯無可採。　二、辯護人復爭執證人楊榮誠提出之被告於案發當時與在場董、監事對話錄音及譯文之證據能力（見審易卷第70頁），惟按私人錄音、錄影之行為，雖應受刑法第315條之1與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29條第3款之規範，但其錄音、錄影所取得之證據，則無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蓋我國刑事訴訟程序法（包括通訊保障及監察法）中關於取證程序或其他有關偵查之法定程序，均係以國家機關在進行犯罪偵查為拘束對象，對於私人自行取證之法定程序並未明文。私人自行或委託他人從事類似任意偵查之錄音、錄影等取證之行為，既不涉及國家是否違法問題，則所取得之錄音、錄影等證物，如其內容具備任意性者，自可為證據；私人將蒐取之證據交給國家作為追訴犯罪之證據使用，國家機關只是被動接收或記錄所通報已然形成之犯罪活動，並未涉及挑唆、參與支配犯罪，該私人顯非國家機關手足延伸，國家機關據此進行之後續偵查作為，自具有正當性與必要性。利用電話通話或兩人對（面）談因非屬於秘密通訊自由與隱私權等基本權利核心領域，國家就探知談話內容所發生干預基本權利之手段（即檢察官或法院實施之勘驗）與所欲達成實現國家刑罰權公益目的（即追訴、證明犯罪）兩相權衡，國家公權力之干預，尚無違比例原則，法院自得利用勘驗結果（筆錄），作為證據資料使用；況私人之錄音行為，不同於國家機關之執行通訊監察，應依通訊保障及監察法規定聲請核發或補發通訊監察書等法定程序及方式行之，但私人為對話之一方，為保全證據所為之錄音，如非出於不法之目的或以違法手段取證，其取得之證據即難謂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612號、第1700號判決意旨參照）。辯護人雖爭執被告於案發當時與在場董、監事之對話錄音之證據能力，惟查，上開錄音光碟，觀其錄音內容連續無中斷，無證據證明出於不法之目的或以違法手段取證或有剪輯、變造之情事，並經本院於113年4 月22日勘驗上開錄音光碟，並作成勘驗筆錄，有卷附勘驗筆錄可資佐證（見本院113年度易字第65號卷一【易卷一】第9 1至108頁），上開對話錄音自有證據能力，至證人楊榮誠提出之前開對話錄音譯文，因本院已就上開對話錄音做成勘驗筆錄，並未引用證人楊榮誠提出之錄音譯文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證據，爰不贅論其證據能力。　　三、至辯護人雖爭執證人王建財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被告之女黃敬玲在臉書張貼之文章之證據能力（見審易卷第70頁），但本院並未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爰無贅述其證據能力之必要。　　　　四、除上開證據外，本判決下開所引用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行準備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易卷一第40頁），或知有傳聞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取證之瑕疵或其他違法不當之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應均具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前揭時、地，在文武聖殿與董事、監事、員工及眷屬一起清點功德箱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當天我是在其他人清點快完了才到場，清點時大鈔都是我在點，當時我是要拿到出納歐錦寶那邊清點，我沒有把2萬1000元放進口袋內，以往清點功德箱的地點是在文武聖殿1樓，事發當天卻在2樓，是楊榮誠他們設計好要陷害我云云（見易卷一第34至35、143頁）。辯護人則以：本件除證人楊榮誠於警詢時指訴有看見被告把一疊千元鈔票放到左邊口袋裡面等語外，其他證人均未能指證被告確有將千元鈔放入口袋或放置何處，已難單憑證人楊榮誠一人之指訴，即認被告有將一疊千元鈔票放入口袋之事實；況且，其他在場之人均一致證稱當場被告有把持有之千元鈔票拿出來，固不論被告路過證人楊榮誠之身後，究係將一疊千元鈔票暫時集中放入何處，被告所持有之千元鈔票，仍在清點功德箱之現場，且接續於證人楊榮誠出口質疑，經短暫之爭執後，被告即將千元鈔票放置於現場之桌上，可見，該等鈔票仍在現場，係多數人可共聞共見之公然狀態，尚未脫離董事會工作人員之占有，更未置於被告可以使用、收益或處分之實力掌控中，自與竊取之要件不符等語（見審易卷第65至70頁、本院113年度易字第65號卷二【下稱易卷二】第144頁），為被告辯護。經查：　㈠被告為文武聖殿董事長，於112年7月9日14時許，在前開處所 2樓董、監事辦公室，與董、監事、員工及眷屬一起清點功德箱財物之事實，業據證人楊榮誠、賴明然分別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見偵卷第46至49頁、易卷一第214至230、231 至244頁）、證人朱威亮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見高雄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6066號卷【下稱他卷】第67至69頁、易卷二第2543頁）、證人葉丁和、證人即文武聖殿出納歐錦寶分別於本院審理時（見易卷二第47至67頁）證述明確，復據被告坦認在卷（見易卷一第36頁），並經本院勘驗現場錄音檔案屬實，製有勘驗筆錄附卷足憑（見易卷一第91至108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於前揭時、地，有將功德箱之現金2萬1000元放入褲子口袋，主觀上有竊盜之犯意：　　⒈證人楊榮誠於偵查中證稱：112年7月9日14時許，開功德箱時沒有錄影，被告上來就站在我左手邊，跟很多人一起算錢，當時我看到被告都是拿1000元的鈔票將其摺平，並拿在左手從我後面走過去，走到賴明然的老婆那邊，又走回原來位置，然後再走同樣路線一次，我以為他要找東西，我頭轉過去剛好看到被告把握錢的手放到左邊口袋，手再伸出來時錢就不見了，我就說「董仔這樣很不好喔，這樣不好看喔」，我叫被告拿出來，被告在那邊拖很久，後來終於拿出來，叫被告算錢，總共2萬1000元，在場的人都有看見，被告還有說他跟關聖帝君拿錢剛剛好而已等語（見偵卷第46頁），其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7月9日14時許開功德箱時我有在場，當時有董、監事、眷屬及員工等10幾個人在場，當時清點約20幾分鐘後，董事長上來，上來後他就坐在那邊開始撿 1000元的鈔票，並拿在手上，後來他走到我後面，走了兩趟，第一趟我以為他要拿橡皮筋把1000元的鈔票捆起來，第二趟時我轉頭過去看到他左手拿著錢從左邊的褲袋裝進去，手伸起來時錢就沒有了，我才發現他是裝錢進去，我喊他說：「董仔，這樣不好看」，之後差不多過了將近1、2分鐘，他才拿1張白紙出來，我說不是這個，你把塞進去那一把拿出來，他才拿出來放在桌上，在場每個人都有看到，都是1000 元的，常董讓被告自己算，算完我們才知道是2萬1000元，歐錦寶說這個要列入銀行裡面報帳，所以才拿去給歐錦寶點等語（見易卷一第214、216至218、224至227、229頁），就被告於事發當時，有將手持之千元鈔票一疊共計2萬1000元放入左邊口袋內乙節證述一致。　⒉證人賴明然於偵查中證稱：112年7月9日14時許，在文武聖殿 2樓董、監事辦公室，我在點鈔時被告慢慢地移動，把一疊1 000元的大鈔拿在手上，走到我太太陳華雲背後時，被告的手就順勢放下去，手伸起來時錢就不見了，然後楊榮誠就發聲音叫被告拿出來等語（見偵卷第48頁），其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7月9日14時許，在文武聖殿2樓清點功德箱時我有在場，我坐在我老婆對面，楊監事（即楊榮誠）在我右前方，清點時董事長也有插過來清點，通常大鈔都會丟到桌上的鐵盆裡面，被告從鐵盆裡面拿走千元大鈔，放在手上整理，後來他側身走到我老婆後面將手放下，手再次伸起來時錢就不見了，我看到覺得奇怪錢怎麼不見了，楊監事馬上出聲跟他說不好看，過了一下下，被告才把錢拿出來等語（見易卷二第231至236、240至242頁），證述於事發當時，被告手中原持有一疊千元鈔票，卻於其將手順勢放下後復伸起時，手中之千元鈔票已消失無蹤。　⒊證人朱威亮於警詢時證稱：112年7月9日14時許，我們在董、監事的辦公室清點香油錢，場地是六張辦公桌雙拼，我當時在看員工撥錢，大約過了30分鐘左右，我聽到楊榮誠監事用臺語說：「董仔，難看，拿出來」，大約說了2次，有看到董事長黃瑛芳拿錢出來，黃瑛芳當下就說我拿這剛好而已，別人去算黃瑛芳拿出來的千元紙鈔是2萬1000元，然後大家就開始吵架了，後來大家冷靜後把錢清點完後就去開會了等語（見他卷第68頁），其復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天我們都在數錢，突然間聽到楊榮誠用臺語說「董仔拿出來這樣難看」，董事長是拿一張白紙出來，說這是他等一下開會要講的內容，楊榮誠說不是這個，再講一次「董仔拿出來這樣難看」，董事長手上就有錢，他就把錢放在桌上，全部都是1000 元的紙鈔，楊榮誠拿去給出納用點鈔機清點，出納有說是2 萬1000元等語（見易卷二第30至32頁）。證述其於事發當時聽聞楊榮誠出聲要求被告將錢拿出來時，被告一開始僅是拿出一張白紙，嗣於楊榮誠再次要求被告將錢拿出來時，被告之手中即出現千元鈔票，金額經清點後是2萬1000元。互核上揭證人之上開證述內容，可知被告在辦公室內之走道時，將手順勢放下，手再次伸起時，原持有之一疊千元鈔票消失無蹤，旋遭楊榮誠出聲質問後，被告之手中復出現一疊千元鈔票；而觀之現場照片（見他卷第9頁），該處應無觸手可及之處供被告放置其原手持之現金2萬1000元，是以，證人楊榮誠證述其目睹被告將一疊千元鈔票放入其褲子左邊口袋等語，尚非全然無稽，堪屬信實。　⒋再觀諸事發當時之現場錄音譯文，證人楊榮誠對被告說「董仔，這樣不好看！拿出來，拿出來！這樣不好看」、「你把那一疊放入，這樣不好看！」、「大家都在這裡，你說，你把那一疊放入口袋不好看，你把那把拿出來就沒事情了」、「沒啦，現在、現在這問題是怎樣，你在這裡揀一揀，我轉頭過去剛好看你放入...」等語時，被告覆以：「嘿阿，好啦，沒關係!我就是這樣告訴你，我若是要拿聖帝祖的錢... 」、「我說給你聽，我花掉的錢就是了，幾百萬的，不止這樣啦」、「好啦沒關係啦！沒關係啦！沒關係啦！沒關係啦！要這樣認為的話OK啦，黑啦，你們如果要這樣認為OK啦！」等語（見易卷一第92至93頁），可見事發當時，被告對於楊榮誠當場指控其將一疊千元鈔票放入口袋乙情，未立即反駁，反稱其為文武聖殿付出的金錢不止幾百萬元而已，試圖卸責，果若被告並未將其手持之千元鈔票共計2萬1000元放入其褲子口袋內，何以對楊榮誠之指控並無反駁之情，反而是不置可否之反應，益徵證人楊榮誠前開證述被告於事發當時，有將一疊千元鈔票共計2萬1000元放入口袋內乙節，應堪採信。是以，被告於事發當時，手持一疊千元鈔票共計2 萬1000元於辦公室內來回走動，以掩人耳目，嗣趁隙將之藏放於褲子口袋內，主觀上顯有竊盜之意思甚明。　　㈢被告雖辯稱：之前清點功德箱都在文武聖殿1樓，事發當天突然改到2樓，是楊榮誠等人設局陷害云云，然證人賴明然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以前功德箱有在1樓開，這次是在2樓開啟，但不是第一次在2樓開，好像是第3次了，本次在2樓清點不是楊榮誠提議等語（見易卷一第238頁）；證人朱威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開功德箱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董監事臨時通知來的，人數不多，董事長一般會在一樓開，本案是董事長指示112年7月9日下午2點要開功德箱，3點要開定期會，因為到場的人數比較多，1樓沒有足夠場地容納那麼多人，所以改到2樓，依照以往的經驗，第9屆開功德箱也都是在 2樓開，本案事發當天在2樓開功德箱不是楊榮誠要求的等語（見易卷二第26、36頁），證人歐錦寶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第九屆開功德箱往例都是在2樓開，第十屆的前面1、2年是在1樓開，7月9日這次開功德箱不是楊榮誠要求到2樓開的等語（見易卷二第61頁），可知文武聖殿在本案之前即有在 2樓開功德箱之往例，非於本案事發當天突然變異地點，且當天在2樓開功德箱亦非楊榮誠指定，被告此部分所辯，顯係臆測之詞，不足採信。　　㈣辯護人另辯稱：該等鈔票仍在現場，係多數人可共聞共見之公然狀態，尚未脫離董事會工作人員之占有，更未置於被告可以使用、收益或處分之實力掌控中，自與竊取之行為不符云云，惟按竊盜罪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所竊之物已否移入自己支配之下為標準，若已將他人財物移歸自己所持有，即應成立竊盜既遂罪。至其後將竊得之物遺棄逃逸，或行竊時被人撞見，將竊得之物擲棄，或尚未將物帶離現場，仍無妨於該罪之成立（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509號判決、49年台上字第939號判決、71年度台上字第1560號判決意旨參照）。刑法竊盜罪之成立，係以行為人破壞本人對物之持有支配關係，並建立新持有支配關係，為其要件；所謂持有支配關係，僅需對該物擁有事實上之管領力，即為已足。查被告將現金2萬1000元置於其褲子口袋內，被告處於隨時可離開之狀態，堪認其已破壞文武聖殿董事會人員對該等財物原有之持有支配狀態，並進而將之置於自己實力支配範圍內甚明，縱被告尚未離去現場，或因遭發覺而即時制止被告，對本件被告竊盜犯行已得手乙節仍不生影響，辯護人此部分所辯，委無可採。　㈤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未經同意，取走文武聖殿功德箱之現金2萬1000元，置於其褲子口袋內之竊盜犯行，洵堪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公訴意旨雖認本案2萬1000元原係被告業務上所持有之財物，被告將之放進口袋，係易持有為所有，應構成業務侵占等語，惟按刑法業務侵占罪之成立，係以因執行業務而持有他人之物為前提，倘行為人基於業務關係合法持有他人之物，而於持有狀態繼續中擅自處分、或易持有為所有之意思而逕為所有人之行為，始足當之。查，證人賴明然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平常功德箱的鑰匙都是總幹事在保管，放在金庫裡面，董事長沒有保管等語（見易卷一第238頁），證人朱威亮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董事長指示開功德箱之後，指定時間到時，在指定地點，會計從保險箱中拿出一個有董、監事簽名封存的牛皮紙袋交給董事長拆封，檢查裝有功德箱鑰匙的牛皮紙袋有沒有被開過的情形，董事長開完牛皮紙袋確認沒問題後，將鑰匙交給我，因為當天在2樓開功德箱，我就把鑰匙拿到2樓去，由員工將功德箱推到指定地點，我拿鑰匙將功德箱打開，功德箱開完以後，鑰匙會放在牛皮紙袋內，開口處會用膠帶封存，由出席的董、監事在上面簽名，簽完之後牛皮紙袋由會計收走，放在一樓辦公室的保險箱，保險箱密碼只有會計知道，若要開功德箱，只有會計可以把保險箱打開，把牛皮紙袋拿出來等語（見易卷二第25至27、42至44頁）；證人葉丁和、歐錦寶於本院審理中亦證稱：功德箱的鑰匙是由會計在保管等語（見易卷二第48、61頁），綜合上開證人之證述可知，功德箱的鑰匙平常係置於保險箱內，由會計人員保管，被告雖可決定清點功德箱之時間，然其權責僅止於開功德箱前，先檢視平常置於保險箱內裝有功德箱鑰匙之信封是否遭開拆，堪認功德箱內之財物尚非被告業務上所持有之物，被告未經同意逕自取走功德箱之現金，應係構成竊盜罪，而非業務侵占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成立業務侵占罪，容有誤會，惟此二者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本院審理中已當庭向被告及其辯護人諭知可能涉犯竊盜罪（見易卷二第118頁），無礙被告及其辯護人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法獲取所需，利用其身為文武聖殿董事長之身分，於清點功德箱時，竊取文武聖殿之財物，不知尊重他人財產法益，所為實可非難；另衡以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難認其有悔悟之心；復酌以被告竊得財物價值、犯罪手段、竊得之財物於事發當時已當場返還文武聖殿，是被告犯罪所生損害已有減輕；兼衡被告前於101年間有殺人未遂前科紀錄之素行（目前假釋中，未構成累犯），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因涉及隱私，故不予揭露，詳見易卷二第14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三、末查，被告業已將竊得之現金2萬1000元交給文武聖殿出納人員歐錦寶乙節，業據證人歐錦寶、葉丁和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易卷二第53、64頁），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簡弓皓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俊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蔣文萱　　　　　　　　　　　　　　　　　　　　　　　　　　　法　官　林怡姿　　　　　　　　　　　　　　　　　　　　　　　　　　　　　　　　　　　　法　官　吳俞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4　　日　　　　　　　　　　　　　　　　　　書記官　許孟葳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1-08

KSHM-113-上易-472-20250108-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64號上訴人即被告李政樑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2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毒偵字第250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李政樑於本院審判期日表明僅就原判決量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4 4頁），是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就被告所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在警員未發現之前即坦承吸食毒品，即屬自首，被告若非自願採尿，警方無從發現，被告第一時間承認吸食毒品事實，理應從寬判決，給予被告反省之機會，再被告肩負照顧年邁母親，請撤銷原判決，審酌輕判等語。三、原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認被告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之罪證明確，經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再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至被告雖經通緝到案，惟原審法院因被告經合法傳喚未到庭且拘提無著後，乃於民國113年5月8日對被告發布通緝，而被告於113年5月8日因另案入監服刑，原審始於113年6 月11日察知被告在監而提訊之，亦即原審法院對被告發布通緝時，其人身自由已受限制，自難認被告無接受裁判之意思，故本件仍得適用自首減刑規定），因而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社會秩序及國民健康危害至深且鉅，竟仍無視國家對於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徹底斷絕與毒品之聯繫，於多次施用毒品經判刑確定及經觀察、勒戒並執行完畢後，就其因傷所生之不適仍未能尋求正當醫療管道醫治，反透過施用毒品以減輕痛苦，足徵戒毒意志不堅。且被告除構成累犯之前科外（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尚有竊盜、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動產擔保交易法、家庭暴力防治法、詐欺、竊盜、不能安全駕駛及其餘搶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足認素行非佳。惟念及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且施用毒品僅屬戕害自身健康之行為，雖有治安潛在危險，但未直接危害他人，暨被告為國小畢業，入監前從事機械承包，尚須扶養母親、家境勉持（見原審卷第16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7月。經核原判決量刑未逾越法定範圍，亦未濫用其職權，應屬適當。四、被告雖以上開上訴意旨指摘原決不當。惟查，原判決業已認定被告合於自首要件，並依法減刑在案，無消極未適用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之違誤，原判決復具體審酌被告犯罪之行為情節、犯行危害、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情狀，核與刑法第57條之規定無違，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有年邁母親需照顧之情，亦已列入量刑審酌事項，未見原判決量刑有怠於裁量之情事。本院衡以被告有多次施用毒品前科經判刑及執行完畢之紀錄，上一次經執行完畢之前案乃於107年因施用第一級毒品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7年度審訴字第106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9月，並經本院以107年度上訴字第1460號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甫於109年3月24日縮刑期滿執行完畢；本件犯行遭查獲前復因施用第一級毒品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2年度簡字第229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現正執行中）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其無法斷絕施用毒品惡習，顯見意志力薄弱且漠視法令，況被告因施用第一級毒品犯行經判處有期徒刑 9月並入監執行完畢後，猶再為本件相同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犯行，足見被告具法敵對意識，自不宜輕縱，是原審就被告本件犯行量處有期徒刑7月，與其所犯前案相較，已屬輕判，並無上訴意旨所指量刑過重之情。從而，被告以上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彥竹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書記官　王秋淑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1-08

KSHM-113-上易-464-20250108-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043號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王佳齡籍設高雄市○○區○○里○○○路000號0樓之0(高雄○○○○○○○○○○) 上列受刑人因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指揮（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雄檢信岳113執聲他2644字第113 9093492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一、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所謂諭知該裁判之法院，係指對被告之有罪裁判，於主文內宣示主刑、從刑或沒收之法院而言。又數罪併罰於裁判確定後之聲請法院定其應執行之刑，專屬檢察官之職權，為維護受刑人應有之權益，同法第477條第2項明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得請求檢察官為定應執行刑之聲請，若經檢察官否准，乃檢察官拒絕受刑人對於指揮執行之請求，自須有救濟之途，應許聲明異議。參諸刑事訴訟法第477 條第1項規定「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因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目的在聲請法院將各罪刑合併斟酌，進行充分而不過度之評價，則其對檢察官消極不行使聲請權之執行指揮聲明異議，與檢察官積極行使聲請權具有法律上之同一事由，本於相同法理，倘請求檢察官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之該數罪併罰案件，係各由不同法院判決確定時，自應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管轄，以資救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851號裁定意旨參照）。二、本件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王佳齡（下稱異議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院107年度聲字第80號裁定（下稱Α裁定）定其應執行刑，另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7年度聲字第715號裁定（下稱Β裁定）定其應執行刑，異議人主張就Α裁定中附表編號4之罪與Β裁定中附表編號12至16之罪，請求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向法院聲請重新定應執行刑，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11月8日以雄檢信岳113執聲他2644字第113 9093492號函復否准其重定執行刑之請求（本院卷第25、26 頁），異議人因此執以聲明異議，指摘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等情，有上開裁定書、高雄地檢署函文在卷可稽。茲因異議人主張就Α裁定中附表編號4之罪刑與Β裁定中附表編號12 至16之罪刑，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重新定應執行刑，該等各罪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係Β裁定附表編號12至16所載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即該法院於106年1月23日之10 5年度訴字第685號判決，嗣於同年2月2日確定），此有異議人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29、30頁），揆諸首揭說明，異議人以檢察官否准其上開請求之指揮執行為不當，聲明異議，其管轄法院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自應向該法院為之，始屬適法，其向無管轄權之本院聲明異議，於法自有未合。三、綜上所述，異議人向本院聲明異議，顯屬違背法定程序且無從補正，是本件聲明異議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梁美姿【Ａ裁定附表】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備註法院、案號判決日期法院、案號確定日期編號1至3曾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 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104.3.2. 高雄地院104年度簡字第1766號 104.6.3 高雄地院104年度簡字第1766號 104.7.28 2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104.1.25 高雄地院104年度簡字第2663號 104.7.31 高雄地院104年度簡字第2663號 104.9.30 3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104.5.3. 高雄地院104年度簡字第2480號 104.8.31 高雄地院104年度簡字第2480號 104.11.5 4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15年6月 103.9.29 本院105年度上訴字第855號 105.12.13. 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889號 106.9.27 　　【Β裁定附表】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備註法院、案號判決日期法院、案號確定日期編號5至6曾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3月確定編號7至8曾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1月確定編號12至16曾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4年8月確定 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104.10.17 高雄地院105年度簡字第53號 105.1.25 高雄地院105年度簡字第53號 105.2.23 2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104.9.7 高雄地院105年度簡字第1429號 105.4.25 高雄地院105年度簡字第1429號 105.5.17 3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8月 105年1月27日16時許為警採尿時往前回溯72小時內某時高雄地院105年度審訴字第816號 105.6.2 高雄地院105年度審訴字第816號 105.6.2 4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105.1.25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5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8月 104年9月19日凌晨1時30分許為警採尿時往前回溯72小時內某時高雄地院105年度審訴字第338號 105.6.2 高雄地院105年度審訴字第338號 105.6.2 6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8月 104年11月13日14時許為警採尿時往前回溯72小時內某時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7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104.9.17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8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104.11.12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9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8月 104年10月1日15時20分許為警採尿時往前回溯96小時內某時高雄地院104年度審訴字第2169號 105.6.2 高雄地院104年度審訴字第2169號 105.6.2 10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104年10月1日15時20分許為警採尿時往前回溯120小時內某時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1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5月，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 104年6月2日20時40分許為警採尿時往前回溯120小時內某時（不含公權力拘束時間）高雄地院104年度審易字第2010號 105.5.17 高雄地院104年度審易字第2010號 105.5.17 12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3年7月 104.12.1 高雄地院105年度訴字第685號 106.1.23 高雄地院105年度訴字第685號 106.2.21 13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3年8月 104.12.3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14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3年7月 104.11.4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15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3年7月 104.11.14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16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3年8月 104.11.20 同上同上同上同上

2025-01-07

KSHM-113-聲-1043-20250107-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131號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高子翔上列受刑人因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執行指揮（中華民國113年11月29日雄檢信屹113執聲他2827字第11 39100006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明異議及定執行刑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一、聲明異議意旨略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高子翔（下稱異議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院108年度聲字第505號裁定（下稱Α裁定）及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108年度聲字第904號裁定（下稱Β裁定）分別定其應執行刑，然異議人希望透過重新裁量程序改組搭配，進行充分而不過度之評價，並綜合判斷各罪整體關係及密接程度，注意輕重罪間刑罰體系之平衡，酌定較有利異議人且符合刑罰經濟及恤刑本旨之應執行刑期，故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請求就Ａ裁定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罪與Β裁定附表編號1、2所示之罪重組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另就Ａ裁定附表編號4至9所示之罪與Β裁定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罪合併定其應執行刑，惟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於民國113年11月29日以雄檢信屹113執聲他2827字第1139100006號函復否准（本院卷第57頁），爰對檢察官之執行指揮聲明異議，請求撤銷上開函文，並准予重新裁定定其應執行刑等語。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 條定有明文。此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又數罪併罰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係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77 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已經裁判定應執行刑之各罪，如再就其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應執行刑，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為限，此乃因定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定，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行為人所犯數罪，經裁定酌定其應執行刑確定時，即生實質確定力。法院就行為人之同一犯罪所處之刑，如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而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故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併合處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判實質確定力之拘束，並確保裁判之終局性。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不得就已確定裁判並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就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此為最高法院最近之統一見解。是以，檢察官在無上揭例外之情形下，對於受刑人就原確定裁判所示之數罪，重行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請求，不予准許，於法無違，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112年度台抗字第1365號、112年度台抗字第1491號裁定意旨參照）。再者，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所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案件，而應依同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係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所稱併合處罰，係以裁判確定前犯數罪為條件，倘被告一再犯罪，經受諸多科刑判決確定之情形，上開所謂裁判確定，乃指「首先確定」之科刑判決而言。亦即以該首先判刑確定之日作為基準，在該日期之前所犯各罪，應依刑法第51 條第5款至第7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在該確定日期之後所犯者，則無與之前所犯者合併定執行刑之餘地，倘其另符合數罪併罰者，仍得依前述法則處理，固不待言。數罪併罰定應執行之刑，既有上揭基準可循，自不可任擇其中數罪所處之刑，合併定其應執行刑。三、經查：　㈠異議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分別經本院於108年 4月15日以108年度聲字第505號裁定（即Α裁定）就附表編號 1至9所示之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5年6月確定；另經高雄地院於108年5月7日以108年度聲字第904號裁定（即Β裁定）就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10月確定等情，有Ａ裁定、Β裁定、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可參。　㈡異議人固主張應再將Ａ裁定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罪與Β裁定附表編號1、2所示之罪重組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另就Ａ裁定附表編號4至9所示之罪與Β裁定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罪合併定其應執行刑云云，惟查：　⒈Ａ裁定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罪之犯罪時間係在106年7月6日及同年3月18日，而Β裁定附表編號1、2所示之罪之判決確定時間均是在105年12月29日，故上開Ａ裁定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罪顯係在Β裁定附表編號1、2所示之罪判決確定後所犯，並不符合合併定應執行刑之要件。　⒉又Α裁定附表編號4至9所示之罪之犯罪時間係在106年3月13日至同年10月2日之間，而Β裁定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罪首先判刑確定之日則是在106年3月2日，從而，上開Ａ裁定附表編號 4至9所示之罪顯亦不符合與Β裁定附表編號3至5所示之罪合併定應執行刑之要件。　　⒊此外，Ａ、Β二裁定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各罪均無因非常上訴或再審程序經撤銷改判，亦無因赦免、減刑，致原裁判定刑基礎變動而有另定應執行刑必要之情形，依前述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該等確定裁定均已生實質確定力，基於一事不再理原則，自不得就其中部分犯罪重複定應執行刑。是以，異議人上揭主張，實難採認。　　㈢異議人雖請求本院就其上開主張重新定執行刑云云，惟依上述說明，僅檢察官有聲請法院定（或重定）應執行刑之權限，受刑人只能請求檢察官聲請之，是異議人逕行向本院聲請主張重新定執行刑，於法亦屬未合。四、綜上，檢察官依據Ａ、Β二裁定，分別核發執行指揮書指揮接續執行，於法有據，其基於一事不再理原則等理由，以前開函文拒卻異議人重新定刑之請求，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異議人執上開情詞指摘檢察官指揮執行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至異議人請求本院以其所主張之方式重組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則於法不合，均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梁美姿【Ａ裁定附表】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備註法院、案號判決日期法院、案號確定日期編號4至9曾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3年確定 1 肇事逃逸有期徒刑1年2月 106.7.6. 高雄地院107年度審交訴字第17號 107.3.15 高雄地院107年度審交訴字第17號 107.4.10 2 肇事逃逸有期徒刑1年4月 106.3.18 高雄地院107年度審交訴字第25號 107.3.20 高雄地院107年度審交訴字第25號 107.4.24 3 過失傷害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106.3.18. 高雄地院107年度審交訴字第25號 107.3.20 高雄地院107年度審交訴字第25號 107.4.24 4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8年6月，共2罪。 106.3.13 106.5.1 本院105年度上訴字第934號、107年度上易字第557號 108.1.3. 本院105年度上訴字第934號、107年度上易字第557號 108.1.22 5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4年6月，共3罪。 106.4.1 106.4.15 106.4.28 同上 108.1.3. 同上 108.1.22 6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7年8月，共2罪。 106.4.9 106.5.1 同上 108.1.3. 同上 108.1.3 7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7年9月 106.4.20 同上 108.1.3. 同上 108.1.22 8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4年，共3罪。 106.5.1 106.5.7 106.5.8 同上 108.1.3. 同上 108.1.22 9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7月 106.10.2 同上 108.1.3. 同上 108.1.22 【Β裁定附表】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備註法院、案號判決日期法院、案號確定日期編號3、4曾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4年10月確定 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105.7.25 高雄地院105年度審訴字第2052號 105.12.29 高雄地院105年度審訴字第2052號 105.12.29 2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8月 105.7.25 同上 105.12.29 同上 105.12.29 3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3年10月 105.10.3 高雄地院105年度訴字第885號 106.2.9 高雄地院105年度訴字第885號 106.3.2 4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4年 105.10.4 同上 106.2.9 同上 106.3.2 5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1年2月 105.10.4 高雄地院106年度審易緝字第62號 106.11.22 高雄地院106年度審易緝字第62號 106.12.12

2025-01-07

KSHM-113-聲-1131-202501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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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解除扣押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511號抗告人即被告吳克敏原審選任辯護人黃淯暄律師上列抗告人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案件聲請解除扣押，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6日裁定(113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即被告甲○○於民國104年6月26日與李彥廷結婚，而高雄市○○區○○○路000號4樓之1房屋暨其基地即高雄市○○區○○段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甲房地）之登記原因發生日期為104 年1月10日、登記日期則為104年2月2日，顯係抗告人與李彥廷結婚前所購入，性質屬於抗告人之婚前固有財產，而非被訴之犯罪事實所直接或間接產生之特定物，應非屬本案犯罪所得，自無原裁定所稱「日後若有追徵房地價額」之必要，原裁定駁回解除扣押聲請之理由，應有違誤。　㈡原裁定謂：抗告人經扣押之存款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總額新臺幣（下同）159萬6,760元，尚不足起訴書所載李彥廷交付抗告人藏匿之其餘款項471萬6,000元，且抗告人之甲房地及高雄市○○區○○街000號21樓之5房屋暨其基地即高雄市○○區○○段 0000地號土地（下稱乙房地）尚有近1,250萬元貸款未清償，而前揭房地日後若有追償之必要，可否足敷前揭金額，亦非無疑等旨。然本案起訴書無明確揭示具體聲請宣告沒收抗告人之犯罪所得數額，且檢察官就抗告人所涉洗錢罪部分並無主張抗告人有何犯罪所得，再者，起訴書未主張原裁定所稱下落不明之471萬6,000元均為抗告人所藏匿，況由抗告人保管之現金2,160萬元亦經檢調於搜索時扣案，抗告人現遭扣押之財產總額顯大於原裁定所示抗告人藏匿而下落不明之款項，已屬超額扣押，故是否有繼續扣押抗告人所有之甲房地、乙房地，以保障日後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必要，容非無疑。　㈢抗告人已扣押之存款帳戶總價值31萬2,227元、遭扣押之土地總價值高達1,302萬560元、遭扣押之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總價值亦高達128萬4,533元，倘以原裁定所稱抗告人藏匿而下落不明之款項為471萬6,000元均屬其犯罪所得，上述存款、土地、保單之扣押價值已超過原裁定計算之471萬6,000元甚鉅，顯已超額扣押，而無繼續扣押甲房地、乙房地之必要，原裁定認抗告人藏匿471萬6,000元，有違無罪推定之原則，又僅計算抗告人之存款及保單價值準備金，漏未計算抗告人遭扣押之3筆土地，故駁回抗告人聲請解除甲房地、乙房地扣押之理由，應有違誤。　㈣有關471萬6,000元之流向如下：①110萬元（起訴書附表七編號三）、②68萬元（起訴書附表七編號6）、③225萬元（交付李彥廷二哥李怡興，請其協助處理公司各項事宜）、④120萬元（抗告人協助李彥廷繳納之公司貸款）、⑤30萬元（抗告人已繳納之車牌號碼000-0000賓士車貸款），又抗告人與李彥廷離婚後，獨立扶養三名未成年子女，為提供子女與過往相差無幾之生活條件，仍需持續繳納房貸、車貸，然李彥廷於離婚當時允諾給予之1,200萬元子女扶養費皆已遭扣押，倘繼續將抗告人所有之財產扣押，將致抗告人於生活困頓之窘境，應與比例原則不符。二、原審裁定則以：抗告人經扣押之存款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總額（312227＋0000000＝0000000），尚不足起訴書所載李彥廷交付抗告人之其餘款項（即471萬6,000元減去159萬6,760元，尚不足311萬9,240元），且抗告人所有之甲房地、乙房地尚有近1,250萬元貸款未清償，而前揭房地日後若有追償之必要，可否足敷前揭金額，亦非無疑。經考量抗告人與檢察官就本案之犯罪所得如何計算明顯存有爭議，且因本案卷證龐雜，迄今尚未審理終結，有關抗告人犯罪所得數額之計算以及應予沒收、追徵之範圍，仍猶待證據調查及辯論程序釐清，抗告人亦未提出其他已達檢察官所主張之犯罪所得數額之財產作為擔保，故甲房地、乙房地仍有留存之必要，爰裁定駁回抗告人解除扣押甲房地、乙房地之聲請在案。三、按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所得沒收之標的，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至第3項規定，可分為「利得原物沒收」及「替代價額沒收」。「利得原物沒收」之扣押，係保全將來國家取得具體利得物之所有權或權利，俟判決確定後，應沒收標的之所有權或被沒收之權利自動移轉至國家；「替代價額沒收」之扣押，係依替代價額額度凍結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責任財產，使國家金錢債權得以實現之保全手段，並不限於單一或特定財產標的，被宣告追徵者之任何財產均可能作為保全之標的，判決確定後，國家取得對義務人之金錢給付請求權，並以義務人之財產為責任財產以實現該債權。循此以論，於「替代價額沒收」扣押之情形，其目的在於以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總體財產作為日後有效追徵之擔保，且此部分財產不必然與犯罪本身有關，扣押物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之程度，予以妥適裁量。四、本院之判斷　㈠依本案起訴書所載，抗告人被訴之犯罪事實係將如起訴書附表七所示款項（共2,831萬6,000元）交予李彥廷及藏匿在住處天花板上而涉犯一般洗錢罪，其前置犯罪則為李彥廷所犯之詐欺取財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公訴意旨認李彥廷及共犯之犯罪所得共3,994萬1,412元，抗告人所涉嫌洗錢之款項，除扣案現金2,160萬元及支付律師費用200萬元外，其餘款項（471萬6,000元）均下落不明。　㈡檢察官認李彥廷等人之犯罪所得3,994萬1,412元，應依法宣告沒收，然本案經扣押之現金僅為2,160萬元，與檢察官所認定李彥廷等人之犯罪所得有多達1,834萬1,412元之差距，而乙房地之所有權人為抗告人、李彥廷，各人之權利範圍均為二分之一乙情，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113 年9月9日高市地民登字第11370733000號函附乙房地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及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四第95至105頁），李彥廷就乙房地既有二分之一所有權，故乙房地自應作為追徵李彥廷之犯罪所得之擔保。　㈢經參酌扣案抗告人之銀行存款31萬2,227元、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總額128萬4,533元之總價額，與抗告人所涉洗錢犯行而下落不明之471萬6,000元，確有311萬9,240元之差距，而甲房地現值為229萬3,337元（見113年度逕扣字第3號卷第11頁），截至113年9月24日尚有貸款本金200萬8,933元未清償乙情，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30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30023768號函可憑（見原審卷四第149頁），故甲房地變價後之價額能否高於應沒收之犯罪所得，確有可疑。　㈣至檢察官雖另將抗告人名下3筆土地扣押在案，該3筆土地總價值為1,302萬560元（見113年度逕扣字第3號卷第11頁），然此3筆土地之異動時間日期均為111年2月10日乙情，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113年度他字第1332號卷二第54頁），此等異動時間日期既係於抗告人與李彥廷結婚後，則此3筆土地是否為抗告人因李彥廷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而有對身為第三人之抗告人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必要？亦有待查明，經將此3筆土地總價值與前揭檢察官所認定李彥廷等人之犯罪所得差額1, 834萬1,412元相較，仍有所不足，實難以此3筆土地遭扣押即認本案對抗告人已超額扣押，原裁定就此雖未予說明，惟並不影響結論。此外，甲房地、乙房地遭扣押之法律效果為禁止抗告人任意處分該等不動產，並未限制抗告人就甲房地、乙房地為使用收益，容無致抗告人於生活困頓之窘境之可言，故原裁定認有繼續扣押抗告人所有之甲房地、乙房地，以保障日後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必要，合於法律規定及比例原則。　㈤綜上所述，原裁定並無違法或不當，抗告人以上開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王秋淑

2025-01-07

KSHM-113-抗-511-202501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