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過失致重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交上訴字第3號上訴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高東輝選任辯護人蔡勝雄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致重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 1年度原交易字第31號中華民國112年6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841號），提起一部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上訴人即檢察官與被告高東輝（下稱被告）於本院中均已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被告並撤回除量刑以外之上訴，此有刑事一部撤回上訴狀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3、29 5頁、第263頁至第264頁），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 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檢察官、被告均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證據、理由、論罪（含罪名、罪數）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前開部分均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理由略以：被告無照駕駛，復對應遵守之交通規則輕忽怠慢，造成告訴人賴○霖受有多重傷害及左臂神經叢併肢體功能喪失之重傷害，迄未賠償告訴人，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原審量刑過輕，請將原判決之刑之部分撤銷，更為適當之判決等語。被告上訴理由略以：伊違規逕自快車道右轉致告訴人閃煞不及而摔車受傷，固然不對，但告訴人超速行駛之與有過失情節亦非輕微，又伊因囿於財力有限，無法與告訴人就賠償金額達成共識，亦無力賠償，並非沒有和解誠意，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等語。三、本院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項：　　　㈠原審審理後，認事證明確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刑罰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查，檢察官上訴意旨所主張被告無照駕駛，復對應遵守之交通規則輕忽怠慢，造成告訴人受有多重傷害及左臂神經叢併肢體功能喪失之重傷害，迄未賠償告訴人等情，均已為原判決量刑時所具體審酌。然被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損害賠償之和解或調解，除係因雙方之和解或調解之賠償條件不一致所導致外，亦囿於被告身無恆產，目前僅能依賴打零工與老人年金維生之個人現實財力狀況，尚不能片面歸責被告而對被告加重量刑。是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因被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云云，難認為有理。被告上訴意旨主張：伊並非無賠償誠意，但現實上伊實在沒有財力可賠償告訴人所要求至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金額，且告訴人與有過失之情節亦非輕微，原審量刑過重等語，即非無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改判，以期使罰當其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初因不諳法律，誤解認需兩車碰撞致告訴人受傷方構成過失傷害，而否認犯罪，但經原審及本院闡明過失傷害罪之成立不以兩車發生碰撞為必要後，於原審、本院中均能知所悔悟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堪認已有自我反省，又被告違規逕自快車道右轉，製造法所不容之風險，固係本案事故之肇事主因，但告訴人若無超速行駛，亦不致於發生上情時閃煞不及而摔車受重傷，是告訴人與有過失之肇事次因情節，亦難謂輕微，兼衡告訴人因本案事故所受重傷害程度；被告囿於身無恆產，目前僅能依賴打零工與老人年金維生之個人現實財力狀況，而未能賠償告訴人所要求至少500萬元金額，尚非惡意規避賠償責任，暨被告於本院中自陳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離婚，經濟來源靠務農打工及老人年金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6 1、30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莊琇棋提起公訴及上訴，檢察官黃怡君、鄧定強、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交易字第31號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高東輝選任辯護人　蔡勝雄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3 84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高東輝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刑法第284 條後段之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　實一、高東輝之駕駛執照業經註銷，於民國110年7月15日13時8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沿設有劃分島劃分快慢車道之臺東縣○○市○○○大道快車道由西往東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街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若係行駛於設有劃分島劃分快慢車道之快車道，除非另設有指示得右轉彎之標誌、標線或號誌管制，否則不得右轉彎，又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道路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狀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其行向右側之劃分島上設有禁止右轉標誌，貿然從該路段之快車道右轉，且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適有賴○ 霖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同路段慢車道同向行駛於高東輝右後方，亦未充分注意路口車輛通行動態，且有超速行駛情事，因而閃煞不及自摔，致賴○霖因而受有低血容休克、肺挫傷及左側多根肋骨骨折併血胸及呼吸衰竭、急性腎衰竭、右股骨幹骨折、左手臂臂神經叢損傷、左手橈股尺股骨折、左肩胛股骨折、脾臟撕裂傷、肺炎、雙下肢擦傷及右足第一及第二根腳趾頭皮膚部分壞死等傷害，經送醫治療後，迄今仍有左臂神經叢損害並肢體功能喪失之重傷害。　　理　由一、本案被告高東輝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其於準備程序中就前揭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受命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認為適宜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證據之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 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所規定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本院卷第266頁至第26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賴○霖、證人即被告車上乘客吳○鈞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台東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義大醫院診斷證明書、義大醫院111年3月10日義大醫院字第11100428號函、臺東縣政府112年4月24日府社福字第1120083263號函暨身心障礙鑑定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交通部公路總局111年12月23日路覆字第1 110147155號函附覆議意見書、臺東分局刑案現場勘察採證查核表、○○○大道GOOGLE街景圖各1份、A2交通事故通事故相片42張、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照片59張可憑（偵卷第15至18頁、第15至18頁、第29、第31頁、第43至45頁、第 47至49頁、第57至86頁、第133頁、第135至141頁、第133頁、第157至159頁、第171頁，本院卷第91頁、第149至152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至於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於案發時雖有未依規定逕行右轉之過失，但依證據來看被告之汽車未與告訴人之機車發生碰撞，則被告上開過失是否導致告訴人之重傷害，顯非無疑等語。經查　　　1.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設有劃分島劃分快慢車道之道路，在慢車道上行駛之車輛不得左轉，在快車道行駛之車輛不得右轉彎；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第 102條第1項第6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本案車禍事故地點位在臺東縣○○市○○○大道與○○街口，往○○路方向之車道由左至右共有4車道，第1至2車道為快車道，第3至4車道為慢車道，該路段並設有劃安全島劃分快慢車道，且第2車道旁之安全島上設有禁止右轉標誌等情，有前揭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街景圖、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照片在卷可稽，故被告當時駕車行駛於上開路段之快車道，行至上開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其係不得右轉彎，且於變換車道至右側之慢車道時，應讓慢車道上之直行機車先行，詎其竟疏未注意右側慢車道上之直行機車，逕行自該快車道右轉，是被告有違上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規定駕車之情形甚明。　2.又本案車禍發生後，被告汽車之車體上未發現相對應之撞擊區域等情，有前揭現場勘察採證查核表、A2交通事故通事故相片可憑，固可認定告訴人係因自摔而生有前揭重傷害結果；然上開路段係禁止從快車道右轉路段，不論被告汽車當時係開始轉彎、轉彎中、抑或轉彎完成，告訴人之機車係直行車均擁有絕對之優先路權；是被告前揭違規右轉行為亦已侵害告訴人之用路權；再衡情違規右轉之行為，將導致直行車與轉彎車產生碰撞、擦撞，抑或為閃避致重心不穩失控倒地之結果，客觀上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足見被告違規逕自快車道右轉，已製造法所不容許之風險，而告訴人為閃避被告之汽車而摔車受重傷，自可歸責於被告之違規右轉行為，此不因2車實際上有無發生碰撞或擦撞而有異；至於告訴人就本案車禍發生雖有超速行駛之肇事次因，有前揭覆議意見書可憑，然刑事責任之認定，並不因告訴人與有過失，而得免除被告之過失責任，告訴人與有過失之情節輕重，僅係酌定雙方民事上損害賠償責任之依據，並不影響被告所犯刑事責任之罪責至明。是辯護人上開所辯，無從解免被告過失責任之認定，而不足為其有利之判斷。 (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一)按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於民國112年5月3日公布修正後之規定為：「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二、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三、酒醉駕車。四、吸食毒品、迷幻藥、麻醉藥品或其相類似之管制藥品駕車。五、行駛人行道、行近行人穿越道或其他依法可供行人穿越之交岔路口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六、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四十公里以上。七、任意以迫近、驟然變換車道或其他不當方式，迫使他車讓道。八、非遇突發狀況，在行駛途中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九、二輛以上之汽車在道路上競駛、競技。十、連續闖紅燈併有超速行為」，上開修正規定，雖經行政院以命令公布自112年6月30日施行，惟就修正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規定「無駕駛執照駕車」構成要件內容，本次修法僅係將條文予以明確化，並無改變構成要件之內容，亦未變更處罰之輕重，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合先敘明。 (二)經查，被告於案發時原領有駕駛執照業經註銷乙節，此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陳在卷（本院卷第106頁），並有臺東監理站111年5月23日高監東站字第1110111868號函可查（本院卷第75頁），是被告無照駕駛自用小客車肇事致告訴人受有重傷害，核被告所為，係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 條第1項第1款、刑法第284條後段之罪，其無駕駛執照駕車肇事致告訴人受重傷，應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 1項第1款之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聲請意旨雖漏未論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容有未洽，惟因二者基本事實同一且屬法條競合關係，且經本院告知被告前述變更後之罪名（即原修正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 第1項、刑法第284條後段之罪），並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本院卷第264頁），已保障被告之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之汽車駕駛執照早已因酒駕逕註，依法本不得駕車上路，而其無照駕車上路，更應確實遵守交通規則以維護自身及其他用路人之安全，竟疏未注意本案車禍發生地之快車道禁止右轉，且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貿然自該路段快車道右轉，且轉彎車未禮讓直行車先行，肇致本案交通事故發生，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犯後原否認犯行，最終坦認犯行，惟迄今未與告訴人成立調解或賠償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上開違反注意義務之過失程度、為本案車禍發生之肇事主因、告訴人則為肇事次因、告訴人所受傷勢之情形，及其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打零工，每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約2萬元、須扶養就讀大學的女兒，患有高血壓及心血管疾病之身體狀況，及告訴人、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科刑範圍之意見等一切情狀（本院卷第277至278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項、第300 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刑法第11條、第284條後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莊琇棋提起公訴，檢察官洪清秀、莊琇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姚亞儒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郭丞淩中　　華　　民　　國　　112 　年　　7 　　月　　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汽車駕駛人，無駕駛執照駕車、酒醉駕車、吸食毒品或迷幻藥駕車、行駛人行道或行經行人穿越道不依規定讓行人優先通行，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汽車駕駛人，在快車道依規定駕車行駛，因行人或慢車不依規定，擅自進入快車道，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減輕其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01

HLHM-112-原交上訴-3-20241101-1

選上訴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訴字第6號上訴人即被告劉世鴻選任辯護人黃建銘律師湯文章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4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27號、112年度選偵字第4號、112年度選偵緝字第1號；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12 年度選偵字第29號），提起一部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劉世鴻刑之部分（含褫奪公權）撤銷。前項撤銷部分，劉世鴻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貳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萬元。褫奪公權貳年。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上訴人即被告劉世鴻（下稱被告）於本院中已明示僅就刑一部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15、259頁），則依刑事訴訟法第 348條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被告刑之部分。被告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證據、理由、論罪（含罪名、罪數）、沒收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就該等部分均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因一時失慮誤觸法網已知錯認罪，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之宣告，以勵自新等語。三、上訴理由之論斷：　㈠被告無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偵查中自白減刑之適用：　　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犯第1項或第2 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是被告須於偵查中自白，始有該減刑規定之適用。此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亦即被告之自白內容，應包含其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97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辯護人黃建銘律師雖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於偵查中已供述其於民國111年5、6月間在○○部落交付黃○國、黃○安各新臺幣( 下同)5千元，請其等幫忙選舉等語，應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99條第5項前段規定之偵查中自白減輕其刑適用云云。然稽諸卷內證據，被告雖在偵查中供稱在賴春貴陪同前往選民住處拜票過程中，交付現金予黃○國及黃○安各5千元，惟辯稱性質並非賄選之賄款，此由被告於偵查中供述：「(檢察官問：你在拜票的時候有沒有給選民錢，跟他們買票？)當時黃○國跟黃○安那邊我是有問他們能不能幫我在部落說一些好話，我有給錢。(檢察官問：給黃○國錢的經過是怎樣？)當時還在評估是要選○長還是○○代表，時間是五六月份，當時覺得跟他不是很熟，要請他幫忙講一些好話，他如果要講好話可能需要買檳榔或菸，這些錢給他拿去買檳榔跟菸，幫我講好話。(檢察官問：這五千塊的用途都是你說的買菸酒檳榔給選民嗎？)就是買菸買檳榔，那時還沒確定要不要選。(你有明確的跟黃○國講說這五千塊是要叫他以後幫你講好話的時候買檳榔、買菸給其他選民享用嗎？) 我跟他說要幫忙講好話，當時的內容我現在不是很記得了，但我的用意是這樣。(你的用意是這樣，但你有明確的跟他講嗎？)我有跟他講說要買檳榔跟買菸，這個錢總是要給他們」；「(檢察官問：你說去黃○安家拜訪只有一次，你這次有給黃○安錢嗎？)有，給他五千塊。(檢察官問：為何要給他五千塊？)也是跟他講說他在地方滿熟的，幫忙我認識民眾，多講一些好話。(檢察官問：那為何要給錢？)請他去外面幫忙總是要請人家吃檳榔或抽菸。(檢察官問：你給黃○安這五千塊時有沒有明確跟他說這個錢的用途？)我是說幫忙講好話，如果有時候有一些經費需要，就買檳榔買菸」等語即明(見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緝字第1號卷《下稱選偵緝卷》第15頁至第19頁)，足徵被告對於其被訴「交付現金予黃○國及黃○安各5千元作為向其等約使為投票支持之對價」，及其「主觀上具有行賄及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之犯意」等節，於偵查中顯均為否定之供述。依上開說明，堪認被告並未就本案犯行於偵查中自白，自無選罷法第99條第5項前段偵查中自白減刑之適用。從而，原判決未依前開規定減刑，核無違誤，辯護人黃建銘律師此部分辯護主張，洵非可採。　㈡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被告之刑：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二者並非屬截然不同之範圍，於裁判上酌量減輕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各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 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各款事由之審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978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經查，被告所犯投票交付賄賂罪之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之重刑，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法定最低刑以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而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以符合比例原則。基此，本院衡酌被告挑戰禁止賄選之法令，有害民主政治，所為固應非難，然審酌其於偵訊及原審審理時雖未自白犯罪，但最終仍能知所悔悟而於本院中認罪，犯後態度已有改善；兼衡被告本案賄選之人數為2人，對價各為現金5千元，對選舉影響尚屬有限，是綜合本案具體犯罪情節，及被告客觀犯罪情節與主觀之惡性加以考量，本院認對被告科以所犯罪名之法定最低本刑（3年），仍嫌過苛，容有法重情輕之情形，參酌前揭所述，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㈢原審以被告犯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事證明確，予以科刑，固屬卓見。惟被告上訴後已認罪，是犯後態度此一量刑因子已生有利於被告之變動，且被告本案犯行容有情輕法重之情狀，業如上述，原判決無法審酌上訴後之前開量刑因子變動而未及適用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難謂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尚有未洽。被告上訴以其知錯認罪，深感後悔，原審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而指摘原審所為量刑過重，就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刑之部分（含褫奪公權）予以撤銷改判。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選舉乃民主之重要基石，其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而賄選為敗壞選風之主要根源，不惟抹滅實行民主政治之真意，亦嚴重影響選舉之公正性與社會之風氣，扭曲選舉制度尋求民意之真實性，而公職人員選舉為民主重要機制，賄選足以導致不公平之選舉結果，破壞選舉之純潔、公平與公正風氣甚鉅，被告為求順利當選，竟為本案交付賄選犯行，妨害選舉制度之公平、公正及純潔性，實有不該，固應予譴責。惟衡酌本案賄選對象人數僅2人、所交付賄賂之價值有限、臺東縣○○鄉○長選舉在公職人員選舉中之層級與規模、賄選對選舉結果之影響程度有限，兼衡被告並無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暨前述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及被告於本院中自述大專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有正當工作，月薪2萬3千元，尚須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見本院卷第118頁至第119頁、第266頁)之家庭生活經濟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五、褫奪公權之說明：　　按犯選罷法第5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6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此觀選罷法第113 條第3項規定即明，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然因選罷法第113條之規定並未針對褫奪公權之期間即從刑之刑度為何有所規範，故依選罷法第113條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2 項之規定，仍為1年以上10年以下，使其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依憑始為合法（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135號、98年度台上字第629號刑事判決參照）。被告犯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罪，為選罷法第5章之罪，經宣告前述有期徒刑以上之刑，應依選罷法第113條第3項規定，並參酌刑法第37條第2項有關宣告褫奪公權期間規定，及衡酌其犯罪情節，併宣告褫奪公權如主文第2項所示。六、附負擔之緩刑宣告：　㈠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刑罰之目的不外應報與預防，以及兩者間的調和。現代刑法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傾向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行為人所處刑罰執行與否，多以刑罰對於行為人之矯正及改過向善作用而定，亦即重在預防，而非應報功能。就預防作用言，刑罰的機制是透過刑罰向社會宣示規範的威信，重點不在對於行為人的懲治應報，自由刑的執行乃單純集中在監獄剝奪或限制其行動自由，對於行為人或能達到嚇阻之作用，但執行過程對於行為人本身及其與家庭及社會關係的破壞，或許可能更嚴重且難以挽回。緩刑制度之目的即在避免刑罰剝奪自由的難以挽回之傷害，給予受刑人自新機會。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是否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就犯罪狀況、造成之損害及危險性、被告犯罪之動機暨犯後態度，以及有無再犯之虞等情，綜合加以審酌。至於所犯罪名及法定本刑之輕重，尚非絕對、必然的判斷基準。　㈡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憑參，衡酌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犯本罪，上訴本院後已坦承犯行，深表悔意，並考量其本案賄選對象人數僅2人、所交付賄賂之價值、賄選對選舉結果之影響程度均屬有限，信其經此偵、審程序與科刑教訓後，當知警惕，應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受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宣告緩刑4年。又為使其深切反省，預防再犯，本院認應依其涉案情節之程度，課予其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令其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案判決確定後2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金額。倘其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緩刑之宣告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檢察官得聲請撤銷其緩刑之宣告。另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與保安處分之宣告，刑法第74條第5項定有明文，而刑法第37條第5項但書亦規定宣告褫奪公權同時宣告緩刑者，其褫奪公權之期間自裁判確定時起算之規定，因此，被告依法宣告之褫奪公權並不受緩刑效力所及，併予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謝慧中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鄧定強、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選訴字第4號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劉世鴻選任辯護人　湯文章律師　　　　　　黃建銘律師　　　　　　李重慶律師（已終止委任）被　　　告　賴春貴選任辯護人　王家敏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選偵字第27號、112年度選偵字第4號、112年度選偵緝字第1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選偵字第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劉世鴻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肆年貳月。禠奪公權肆年。扣案交付之賄賂新臺幣壹萬元沒收。賴春貴無罪。　　犯罪事實一、劉世鴻為民國111年臺東縣○○鄉○長選舉（下稱111年○○○長選舉）候選人，其為求順利當選，明知黃○國、黃○安對111年○ ○○長選舉，係有投票權之人，仍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接續犯意，於不知情之賴春貴（所涉幫助投票行賄罪部分，詳下述）帶領劉世鴻拜訪臺東縣○○鄉○○村○○地區（下稱○○部落）時，為下列行為：　㈠於111年5、6月間某日傍晚17、18時許，在○○部落教會會長黃 ○國（所涉投票受賄罪，另由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下稱臺東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位在臺東縣○○鄉○○村 ○○○00○0號住處，由劉世鴻交付黃○國現金賄款新臺幣（下同）5,000元，對黃○國約其在111年○○○長選舉中支持劉世鴻，而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　㈡於111年5、6月間劉世鴻拜訪黃○國後某日，在○○部落頭目黃○ 安（所涉投票受賄罪，另由臺東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位在臺東縣○○鄉○○村○○○00號住處，由劉世鴻交付黃○ 安現金賄款5,000元，對黃○安約其在111○○○長選舉中支持劉世鴻，而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二、案經臺東縣警察局成功分局報請臺東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甲、有罪部分壹、程序事項：一、證人於警詢中陳述之證據能力　　被告劉世鴻之辯護人就證人即同案被告賴春貴、證人黃○國、黃○安、張○福之警詢供述之證據能力予以爭執，本院審酌證人賴春貴、黃○國、黃○安已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到庭作證，且其供述內容與警詢所述並無不符；證人張○福部分已有其偵訊時具結之證述作為證據（詳下述），因認上開證人警詢供述並無「必要性」，而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定得例外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同法第159條第1 項之規定，自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使用。二、證人於偵查中陳述之證據能力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第159 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又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僅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例外得為證據，則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此類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 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方符立法本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57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劉世鴻之辯護人就證人黃○國、黃○安、張○福於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之證據能力予以爭執，本院審酌證人黃○國、黃○安、已於本院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到庭作證，且渠等供述內容與偵查中未經具結之證述大致相符；證人張○福部分已有其偵訊時具結之證述作為證據（詳下述），揆諸前揭說明，因認上開證人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定得例外作為證據之情形，依同法第159 條第1項之規定，自無證據能力，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使用。　　㈢至劉世鴻之辯護人固曾具狀主張檢察官於偵查中以不正訊問所取得之證人賴春貴之供述，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112 年度原選訴字第4號卷【下稱本院卷】第293至296頁），惟經本院當庭勘驗證人賴春貴偵訊光碟結果略以檢察官本次訊問時，態度懇切，以開放性問題由證人賴春貴自行回答，並無誘導情形，筆錄記載亦與賴春貴所述內容相符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可佐（見本院卷第570頁），劉世鴻之辯護人隨後於辯論時改稱：證人賴春貴一直強調自己有病在身，剛剛開庭勘驗光碟也顯示是開放式問題，沒有強暴逼迫，所謂程序上有瑕疵，要看整個被告被羈押的過程，而不是看他訊問的時候，訊問當然是懇切的態度，但他所面臨的環境也要考慮到等語（見本院卷第593頁），然辯護人主張上情均與檢察官訊問時所使用之方法無涉，辯護人復未具體指明有何客觀事證足認證人賴春貴受不正訊問，難認證人賴春貴於偵查中遭檢察官不正訊問，辯護人此部分主張自不足採。本院審酌證人賴春貴於檢察官訊問時外部情狀，無受不正訊問之情形，已如上述；偵訊筆錄之記載，均係以一問一答之方式為之，證人賴春貴在受訊問後亦於筆錄上簽名；且證人賴春貴於偵查中委任之辯護人陪同接受訊問前、後，就劉世鴻詢以是否買票乙情均為一致陳述（詳下述）等情，認證人賴春貴於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具有特信性。又證人賴春貴於偵訊所述，與其審判中以證人身分所證述之內容不符，且就不符部分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亦具必要性。又證人賴春貴於偵查中具結後之陳述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揆諸前揭說明，就證人賴春貴於偵查中之陳述，自均有證據能力。三、就證人黃○國、黃○安、張○福於偵查中經具結之陳述、證人賴春貴於本院羈押、延長羈押訊問時之陳述，檢察官於本院準備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88頁），劉世鴻及其辯護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見本院卷第188、 565至597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之規定，認均得作為證據使用。四、卷內所存其他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本院於審判期日並以提示或告以要旨等法定調查方式予以調查，復經當事人對之表示意見，故認上開經本院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得作為證據使用。　　貳、實體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劉世鴻固坦承其係111年○○○長選舉候選人，並於111年5 、6月間，由賴春貴帶領前往黃○國、黃○安之住所，並各交付黃○國、黃○安5,000元之事實，惟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拜訪黃○國、黃○安係為評估要選○長或○○代表，分別交付黃○國、黃○安5,000元係要他們購買檳榔、香菸，幫忙講好話的經費等語。其辯護人則以：劉世鴻拜訪黃○國、黃○安目的係尋求若劉世鴻參選○長給予支持，因黃○國是教會會長，黃○安是○○部落頭目，其等影響力與一般人不同，故請其等推薦劉世鴻給部落居民，而黃○安後擔任被告後援會的副主任，黃○國亦擔任後援會成員，廣義上都是劉世鴻競選○長的幹部，劉世鴻其中5,000元給黃○國、黃○安，係因原住民部落聊天的時候，會有吃檳榔、喝小米酒的習俗，劉世鴻為圖便利逕以現金交予黃○國、黃○安，作為拜訪其他部落居民拉票，拉票過程須發放小物件，供黃○國、黃○安自行購買檳榔、香菸所用，是劉世鴻交付黃○國、黃○安各5,000元，並無對價關係，亦無約明行使一定之投票權。且黃○國、黃○安拿到錢後都有從事拉票行為、發傳單，黃○安還有站臺，黃○ 國、黃○安的確有幫劉世鴻競選活動，與一般賄選完全沒做事有別。發傳單、拉票，對於價值性很難評估，因為黃○國、黃○安影響力比較大，重點在於黃○國、黃○安真的有拿到錢，真的有做事情，而從事競選的工作。給予黃○國、黃○安之各5,000元，都是選舉活動的經費，跟買票行為沒有對價關係；買票行情臺東就是1,000元，並非一票5,000元；黃○ 國、黃○安所述之證詞為其他共犯之自白，需有補強證據以為補強；證人賴春貴於111年11月24日偵訊時所為不利劉世鴻之陳述，為證人賴春貴於審判中否認並稱係因檢察官大聲質問、患有心血管疾病，甫遭羈押，是配合檢察官之訊問。且該次陳述內容與卷內證據不符，不能以證人賴春貴於偵查中之單一自白為劉世鴻不利之證述等語，為劉世鴻辯護。　㈠劉世鴻為111年○○○長選舉候選人，於111年5、6月間某日，由賴春貴帶領至○○部落地區，分別拜會對111年○○○長選舉有投票權之教會會長黃○國、○○部落頭目黃○安，並交付黃○國、黃○安各5,000元之事實，業據劉世鴻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 117至121、189、584頁），核與證人黃○國、黃○安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臺東地檢署 111年度選偵字第27號卷【下稱偵一卷】第135至139、205至 207頁，本院卷第432至495頁），就賴春貴曾帶領劉世鴻拜訪黃○安、於111年5、6月間拜訪黃○國，拜訪黃○安係在拜訪黃○國後乙節，亦據證人賴春貴證述在卷（見本院卷第329、 332至333、343至344、349至351、358頁），並有臺東縣選舉委員會112年5月2日東選一字第1120000395號函及函附資料1份、臺東縣警察局成功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及扣案物照片、本院扣押物品清單各2份（見偵一卷第189至193頁，臺東地檢署112年度選偵字第4號卷第225至229、253至259頁，本院卷第20之1、20之4、37至40 頁），及證人黃○國、黃○安各提出之現金5,000元扣案可佐。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至黃○安固曾於偵訊時證稱劉世鴻係於111年9月中旬某日拜訪等語（見偵一卷第39頁），惟依證人賴春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有帶領劉世鴻至部落拜訪社區居民一次。（一次是什麼意思？）只有一次是帶劉世鴻去拜訪，各個居民只去一次，不是一天就去完。（總共拜訪幾戶人家？）記不清楚了。（○○部落有多少戶具有選舉權利？）記不清楚幾戶了，差不多80幾戶。（可以投票的人數有多少？）不清楚，約100多人等語（見本院卷第329頁）。證人黃○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部落戶數是90多戶。去拜訪90戶的話，1、2天就可以拜訪完等語（見本院卷第447頁），可知○○部落戶數、具投票權者均非多數，則考量選舉時間寶貴，於相近時間拜訪相同地區之居民，避免因重複至相同地區徒費車程時間，而由證人賴春貴帶領劉世鴻至○○部落，於相近時間一次性拜訪當地居民，應屬合理，是就賴春貴帶領劉世鴻拜訪黃○安之時間，應認係與拜訪黃○國之111年5 、6月相同，公訴意旨認係於111年9月底、10月初間某日傍晚17、18時許所為，應予更正。從而，本件應審究者厥為劉世鴻交付黃○國、黃○安各5,000元是否係賄選之對價。　㈡證人黃○國於偵訊時結證稱：我有111年○○○長選舉投票權。劉世鴻是農會○○長，我跟劉世鴻沒有私交，平常生病、逢年過節沒有收過劉世鴻的紅包、白包，也不會送禮，平時沒有這種往來。111年5、6月間，賴春貴帶劉世鴻到我家，劉世鴻親手給我5,000元。我當時收錢就知道是因為選舉，因為有風聲說劉世鴻要出來，5,000元可能是要我投給劉世鴻的意思，這5,000元算是大錢，我有拿5,000元就不得不投劉世鴻等語（見偵一卷第135至139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有 111年○○○長選舉投票權。賴春貴有在111年5月還是6月帶劉世鴻去我家拜訪我，那天早上賴春貴帶劉世鴻拜訪時，我不曉得他們來做什麼，劉世鴻就送現金給我，劉世鴻那時候還沒有出來競選○長，但我知道劉世鴻要出來選舉。我是聽到別人說劉世鴻要出來，但我記不得知道劉世鴻要參選○長的時間，但是在劉世鴻跟賴春貴去拜訪我之前聽到的，我看到賴春貴帶劉世鴻來就知道是為了選舉這件事，所以劉世鴻講「幫忙」或是「拜託」我就知道是為了選○長的事情。我認為劉世鴻給我5,000元就是買票等語（見本院卷第433至439 、443、456至457、461頁）；證人黃○安於偵訊時結證稱：賴春貴與劉世鴻一起來我家，賴春貴在門口叫頭目，我一打開門賴春貴就到旁邊去，劉世鴻握我的手說拜託拜託，劉世鴻手裡有像紙張的東西，我本來以為是傳單，結果才發現是現金，我說不要，劉世鴻還是強塞給我，劉世鴻給我錢之前，我曾聽賴春貴聊天時說劉世鴻要選○長，劉世鴻給我錢當下只有一直說拜託拜託。（劉世鴻交付現金5,000元給你的目的是否就是要你投票給他？）一定是這樣等語（見偵一卷第205至207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有111年○○○長選舉投票權。111年選舉前賴春貴有帶著劉世鴻去拜訪我，為了競選的事情。有兩次，第一次就是在我家前面路邊而已，當時賴春貴跟劉世鴻都在，兩人都跟我說話，說「拜託、拜託」這樣，當時我知道賴春貴跟劉世鴻要拜託我劉世鴻要當○ 長。賴春貴跟劉世鴻第二次拜訪我，劉世鴻跟我握手，鈔票就放在手裡，我握手的時候發覺手裡有東西，想說有錢拿就拿，因為我們都沒有錢，然後劉世鴻講「拜託」就走了。劉世鴻拿錢給我是要拜託當○長，劉世鴻這一次也就是第二次拜訪我的時候，我就知道劉世鴻要出來競選○長，劉世鴻就跟我講明「我要競選○長」。當時我想要拒絕，不拒絕的話，好像心裡不太舒服，因為不能拿這種錢，覺得不舒服是因為覺得拿這個錢就是要支持劉世鴻。如果劉世鴻沒有給我5, 000元，我不會支持劉世鴻。當然劉世鴻沒有給，我就認為我選舉有另外支持的競選人，我是因為劉世鴻給5,000元才之後願意支持劉世鴻等語（見本院卷第464至468、478至479 、481至483、489頁）。是依證人黃○國、黃○安上開證述，其等於賴春貴帶領劉世鴻至其等住所拜訪時，均知係劉世鴻為參選111年○○○長選舉事宜而來，劉世鴻於拜訪其等所說「拜託」、「幫忙」等語所指即為111年○○○長選舉，而劉世鴻拜訪時各交付其等之5,000元現金，係為使其等支持劉世鴻參選○長一事所為，其等亦因劉世鴻各交付5,000元現金，而影響其等於111年○○○長選舉之投票意向等情，應屬明確。　㈢又證人黃○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劉世鴻交現金給我的時候，沒有跟我說這些錢是需要我幫忙去向其他人拉票、在部落說好話，也沒有說這筆錢讓我拉票之後可以順便買一些檳榔或是其他東西請人家吃。我收錢後沒有幫劉世鴻助選、跑行程或拉票。平常跟劉世鴻很少往來，劉世鴻平常過年過節也沒有給我送禮。我除了參加兩次說明會外，並沒有出來講話表達支持劉世鴻，也沒有跟賴春貴或是跟部落的其他人一起在部落掃街拜票，劉世鴻競選總部成立亦沒有參加。（除了你剛才講過有一些活動你有出席之外，在劉世鴻的競選活動當中你有做甚麼競選工作嗎？例如你所說的拉票？）除了我剛才講過有一些活動有出席，我有發傳單，是劉世鴻老婆拿給我，我就幫忙發，發的數量沒有一疊，數量發給村莊很像也不夠。就發給村莊的人，那時候社區有活動的時候就順便發，沒有花多時間，那時候我們村莊集合辦活動，有人的時候我就發一發，沒有占用我自己的時間，因為我也參加活動，不是專程去發傳單。劉世鴻給的5,000元已經花掉了等語（見本院卷第437、441至442、444至446、450、457至459頁）；證人黃○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拿的錢因為我養雞，沒有錢去買飼料，就順便去買飼料了。除了幫劉世鴻拉票外，沒有幫劉世鴻處理選舉的其他事情，沒有幫劉世鴻做事，就是有看到人就幫劉世鴻拜託這樣。劉世鴻拿錢給我的時候沒有交代我這些錢是請村莊的其他人去買檳榔或是買些東西吃。我有擔任劉世鴻競選後援會的副主任委員，是賴春貴跟劉世鴻找我擔任，我擔任副主任委員就是幫忙拉票，除了幫忙拉票外，沒有參與他們一些選舉活動，我都在部落。我有在劉世鴻○○部落舉辦說明會時幫忙說「劉世鴻要參選○長，拜託鄉親」。除了說明會外，我沒有參加如在部落裡面發傳單或是巡街、掃街等其他活動等語（見本院卷第468至470、474 至476頁），是除證人黃○國分發傳單、證人黃○安拉票外，證人黃○國、黃○安均未參與劉世鴻○○○長選舉之選舉團隊活動，而證人黃○國係於參與社區活動順便為劉世鴻分發傳單，非係為劉世鴻○○鄉選舉而專程分發傳單；證人黃○安自陳都在部落、未參與一些選舉活動，堪認其等所為拉票行為應屬偶一為之。且劉世鴻於111年5、6月間各交付5,000元時，亦未告以證人黃○國、黃○安係將之購買檳榔或其他物品，或須分發傳單、拉票，足見劉世鴻交付之證人黃○國、黃○安各 5,000元，並非尋常選舉活動時凝聚人氣、宣傳加深印象所為，而係為擔保證人黃○國、黃○安投票權之行使所為，具有對價關係。　㈣就劉世鴻交付金錢之方式，證人黃○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劉世鴻給錢的方式是單手握手，把錢塞在右手掌心握我的手等語（見本院卷第458頁），證人黃○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劉世鴻拜訪握手，鈔票放在手裡，我拒絕劉世鴻就給我放在我的手裡面，我沒有辦法拒絕，一直握我的手。劉世鴻是用雙手，一隻手跟我握手，另外一隻手包著我的手，所以我無法推辭等語（見本院卷第466、468、486頁），是以上開證人證稱劉世鴻係將金錢塞於手內，乘握手之際交付，足見劉世鴻交付金錢時顯有意避人耳目，不欲他人所知，此情亦與一般賄選買票情形無異。　㈤又證人賴春貴於111年11月24日偵訊供稱：我知道劉世鴻去拜票的時候會給錢，劉世鴻拜票的時候跟我說要不要給賄選的錢，我回答「看你的」，劉世鴻是有提示，有跟我說要不要賄選。劉世鴻是暗的給，不是明的給，可能握握手的時候給，我看不到等語（見偵一卷第371至373頁）；於111年12月1 日在其偵查中委任之辯護人陪同下接受訊問時亦供稱：（你上次跟檢察官說你自己知道劉世鴻去拜票的時候會給錢，並且是他自己跟你說的，是怎樣的情況？）劉世鴻在找我的時候有提，我忘記時間了，是一開始找我的時候，在拜訪黃○ 國之前，劉世鴻有意思說去購票，我勸劉世鴻不要去，我讓劉世鴻自己做決定，後面的事情我就不知道等語（見偵一卷第399至401頁）；於111年12月16日在其偵查中委任之辯護人陪同下接受訊問時又供稱：（你之前說劉世鴻有問你要不要買票，是真的嗎？）是有，我跟劉世鴻說自己決定，但我沒有鼓勵也沒有告發劉世鴻，我講說讓劉世鴻自己決定等語（見偵一卷第431至433頁）；於112年1月11日在其偵查中委任之辯護人陪同下接受訊問時復供稱：（你現在跟檢察官說如果劉世鴻要賄選你就不會帶劉世鴻去，但你在11月24日跟檢察官說你知道劉世鴻拜票的時候會給錢，劉世鴻有跟你說拜票的時候要不要給，你回答看你的，對於這個部分有什麼意見？）我跟劉世鴻說你的事情自己決定。（劉世鴻是什麼時候跟你講這個事情然後你叫他自己決定的，是拜訪黃○國之前就有跟你講這個話嗎？）對。（如果你這麼堅決反對劉世鴻做賄選的事情，那劉世鴻在問你要不要給選民錢的時候，你不是應該堅定地跟他說你絕對不能給選民錢，否則我就不會帶你去拜訪，反而是跟他講看你自己的決定？）我沒有阻止劉世鴻，因為我已經講過了，是劉世鴻自己的決定等語（見偵一卷第465至467頁）；於本院延長羈押訊問時再供稱：（劉世鴻去拜票的同時會買票，你是否知道？）當時劉世鴻有問我說要不要，後來我就說你自己決定，我沒有辦法等語（見本院112年度偵聲字第6號卷第32至33頁），是依證人賴春貴上開證述，可知於證人賴春貴帶領劉世鴻拜訪○○部落地區居民前，劉世鴻曾向證人賴春貴詢以是否要賄選，並參酌劉世鴻隨後於拜訪○○部落之黃○國、黃○安時以隱蔽方式交付各5,000元，且交付時亦未告以現金係用以購置選舉物品等情，足認劉世鴻交付黃○國、黃○安各5,000元係出於賄選之意。且若劉世鴻僅係為單純拜訪選民尋求支持，應係向證人賴春貴詢以○○部落地區居民需求事項為何，將之轉化為政見，藉以獲取當地選民支持，無須詢問證人賴春貴是否須賄選，然劉世鴻卻向證人賴春貴詢以是否賄選，旋於拜訪黃○ 國、黃○安時各交付5,000元，足徵劉世鴻交付黃○國、黃○安之各5,000元係劉世鴻賄選之對價。　㈥且依證人張○福於偵訊時結證稱：我是劉世鴻競選團隊總幹事，是從111年10月中旬，大家招集之後說我是總幹事，競選團隊在11月9日成立。我負責競選總部成立時間之11月9日接待貴賓、進場、協助程序進行。除11月9日活動外，劉世鴻會打電話給我，跟我說有說明會，我有空會參加。說明會我通常在說劉世鴻是肯做事會做事的人，○○部落那場說明會我有助講。我當總幹事沒有領錢，只是以朋友立場幫劉世鴻等語（見偵一卷第303至309頁）；證人賴春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幫劉世鴻去○○部落拜票沒有從劉世鴻那裡獲得好處，我幫劉世鴻因為我們是農會的同事等語（見本院卷第330頁），核與劉世鴻於本院審理時自陳：我交付5,000元的原因是請證人黃○國、黃○安為我說好話。（所以你在選舉中如果有請人幫忙說好話，是否都會一併交付5,000元現金？）沒有，就只有證人黃○國、黃○安這2人等語（見本院卷第586頁），即劉世鴻僅交付5,000元予證人黃○國、黃○安，未因請他人協助拉票而交付費用乙節相符。是證人張○福擔任劉世鴻○○○長選舉之競選團隊總幹事，證人賴春貴則係負責帶領劉世鴻前往○○部落拜票，其等於選舉期間均有實際為劉世鴻從事選舉團隊行為，然其等均未因而自劉世鴻處獲取報酬，反係參與劉世鴻○○○長選舉活動程度未如證人張○福、賴春貴密切之證人黃○國、黃○安，自劉世鴻處各獲得5,000元，且若劉世鴻交付證人黃○國、黃○安各5,000元確係為求證人黃○ 國、黃○安為其拉票，則以本次○○○長選舉，選區涵蓋不僅限於證人黃○國、黃○安所在之○○部落地區，劉世鴻於○○鄉各地進行選舉活動理應有多名為其拉票之人，劉世鴻卻未向○○鄉各地為其拉票者交付5,000元，而僅交付證人黃○國、黃○安，益徵劉世鴻交付證人黃○國、黃○安各5,000元，應屬賄選之對價無訛。　㈦復依證人賴春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開設雜貨店，雜貨店有賣檳榔和菸酒，在○○部落，我協助劉世鴻活動所需用品，如免洗碗筷、檳榔等物品是由我這邊先支出再向劉世鴻請款。在○○部落賣檳榔的雜貨店有3家，與劉世鴻熟識的只有我們的雜貨店。若劉世鴻辦造勢活動，看人數多少，就拿多少檳榔，我自己先記帳。（你若沒有先與劉世鴻講好，你先支出，他再來與你結帳，他要如何知道要與你結算？例如活動上要用的東西之類的，是否有事先講好？）對。我的雜貨店於選舉期間幫劉世鴻提供的物資就是10月28日社區說明會 1,620元、11月6日625元、11月19日造勢1,075元這三筆，這些開銷皆為劉世鴻在○○部落地區選舉行為的支出，有相關選舉開銷，就是從我的雜貨店支出，我之後再請款等語（見本院卷第368至370、374至375頁），並有帳目表翻拍照片3張在卷可證（見偵一卷第53至54頁），則證人賴春貴所開設之雜貨店為劉世鴻在○○部落地區選舉行為，共計支出價值3,32 0元（計算式：1,620元＋625元＋1,075元＝3,320元）之物資，堪以認定。是劉世鴻於111年○○○長選舉期間，在○○部落地區從事如說明會、造勢等對外公開之選舉活動所需之物資，係由證人賴春貴開設之雜貨店按人數先行支出後記帳，且事先講明活動需用物資，衡情選舉活動規模、花費隨選舉投票日接近應當擴大、增加，然劉世鴻於鄰近選舉期間之111年10 月28日、同年11月6日、同年11月19日，在○○部落舉辦選舉活動之物資花費僅3,320元，足見因○○部落人口非多，縱於○ ○部落舉辦具規模之選舉活動，相關物資開銷亦不大。而劉世鴻於距離選舉尚有一段時間之111年5、6月間，即交付證人黃○國、黃○安個人，每人各5,000元，對比劉世鴻於○○部落舉辦選舉活動3筆合計支出僅3,320元，劉世鴻交付證人黃 ○國、黃○安者顯非供購買物資所用，且與一般社會普遍容許之禮尚往來有別而逸脫常軌，益徵劉世鴻交付證人黃○國、黃○安各5,000元係賄選之對價。劉世鴻及其辯護人辯稱：劉世鴻交付證人黃○國、黃○安之款項係供證人黃○國、黃○安拉票購買檳榔、香菸、小米酒等物，係走路工之費用等語，均不足採。　㈧按有關指證他人投票行賄之證言，本質上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尤應認有補強證據之必要性，藉以限制其證據價值。然此之補強證據，祇須求之於該指證者之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資證明其所指之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別一證據，換言之，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942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就劉世鴻交付證人黃○國、黃○安各5,000元乙節，有劉世鴻之供述，並有證人黃○國、黃○安之證述足資補強。就劉世鴻交付證人黃○國、黃○安各5,000元係賄選之對價乙節，除證人黃○國、黃○安之證述外，則有證人賴春貴、張○福之證述、帳目表翻拍照片3張予以補強。從而，就劉世鴻於111年5、6月間交付證人黃○國、黃○安各5,000元，係賄選對價之事實，應堪認定。　㈨辯護意旨及對劉世鴻有利證據不採納之理由　⒈劉世鴻之辯護人主張：臺東買票的行情是1,000元，沒看過買票行情有到5,000元等語。惟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賄選罪此等法律禁止之行為，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金錢多寡，因選舉種類、局勢、收賄者影響力等節而有不同，亦無所謂市價或行情之絕對標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45號、10 7年度台上字第100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黃○國為○○部落地區教會會長、黃○安為○○部落頭目，已如上述，而依證人賴春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黃○國、黃○安為○○部落地區地位較高之人，影響的就是○○部落地區80幾戶，具有投票權的10 0多人等語（見本院卷第375頁），於如○○部落之原住民部落，具有教會會長、頭目等信仰、政治地位者，在原住民部落之影響力較一般人高，而黃○國、黃○安因具此特殊身分，對於○○部落地區之影響力自應較一般部落居民為大。復依劉世鴻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拜訪的目的是如果我要參選，因為○○鄉原住民太多，我是漢人，對於當地原住民不是很熟，所以想去瞭解一下。是想看原住民朋友是否願意支持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13頁），於本院審理亦曾表示：與證人黃○ 安很早就認識等語（見本院卷第491頁），且劉世鴻之辯護人於辯護時為劉世鴻表示：劉世鴻很早即認識黃○國、黃○安等語（見本院卷第592頁），亦為劉世鴻肯認辯護人所述係出於其意（見本院卷第597頁），是劉世鴻係因原住民選民因素而拜訪○○部落，且與黃○國、黃○安相識已久，對於黃○ 國為○○部落地區教會會長、黃○安為○○部落頭目，自當有所知悉。則劉世鴻於知悉原住民選民對○○○長選舉有高度重要性，黃○國、黃○安在原住民部落之○○部落為教會會長、部落頭目之前提下，於賴春貴帶領拜訪黃○國、黃○安時，對黃○ 國、黃○安以較高之金額賄選，影響其等投票意向，欲進而藉由黃○國、黃○安影響○○部落地區居民，較之對○○部落地區居民一一行賄對劉世鴻更為有利；且○○鄉具原住民身分之選民甚多，參選○○○長是否能勝選，繫諸於具原住民身分之選民之支持，若能以較高之金額成功行賄對原住民部落深具影響力之教會會長、部落頭目，在不區分選民是否具原住民身分之○長選舉，即能為選情博得巨大優勢。從而，自本件選舉種類為不區分選民是否具原住民身分之○長選舉、劉世鴻參選之○○○長選舉局勢受鄉內具原住民身分者眾多影響、本件收賄者黃○國、黃○安為對○○部落具影響力之人等節綜合判斷，劉世鴻交付之賄選對價5,000元，足認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劉世鴻之辯護人此部分主張，洵不足採。　⒉黃○安於本院審理時固曾證稱：認為收到的5,000元是我幫忙競選活動的走路工費用，是給我為劉世鴻競選活動期間的費用代價等語（見本院卷第480頁），惟依其證稱：拿錢時還未收到顧問證書，不知道他們要聘我做顧問，也還沒被聘為後援會的副主任委員。是競選總部當場拿到證書，就知道是副主任委員，這是在我拿到錢之後。之前沒有人因為要選舉給我錢，當下推辭的原因是覺得拿了不舒服，因為覺得拿這個錢就是要支持劉世鴻。（你覺得這是買票的錢嗎？）我沒有這樣想耶，因為他拜託我，因為我是路工，因為我聽說有這個錢可以當路工用。（你不是說以前沒有這樣的情形，所以你覺得你拿了會不安心不舒服？）對。（怎麼現在又說以前就聽人家說有路工費這件事？）不是，我就是拿這個錢有路工費，我是這樣想，是不是人家說路工費是有錢。因為我需要那個錢，所以我說路工費是我幫忙他工作我就是要、要這個錢。（這個是你後來自己合理化你的行為的想法嗎？）是。（後來才自己想成這樣是不是？）是。（但收的當下你覺得心裡不舒服的原因是因為你覺得這筆錢不應該收對不對？）對。（劉世鴻去你家拜訪你的第二次，給你錢的時候，有沒有說要給你買酒買檳榔，幫他拉票的時候用的？）我那時候都聽不清楚。（你剛才回答檢察官說沒有？）因為我那個錢是要去買飼料，我就是想這樣子而已。（所以你只知道劉世鴻給你錢，劉世鴻並沒有告訴你這個錢是要做甚麼用的，就是要給你的是不是？）對啊。（因為當時給你錢的時候還沒有叫你當顧問，也還沒有叫你當副主任委員，所以後面要不要你去幫忙走路活動的工作，在收錢的時候你並不知道對不對？）對等語（見本院卷第486至491、494至495頁），則證人黃○安收受5,000元時即因拿此款項心理不舒服而推辭，足見其知悉此筆款項並非一般選舉活動選民所能收受者。而證人黃○安收受時此筆款項時，既不具選舉顧問、副主任委員身分，復未聽聞劉世鴻稱該款項是買菸、買檳榔所用，自難認證人黃○安收受5,000元時即認為該款項為選舉走路工費用。且證人黃○安亦坦認其稱5,000元係走路工費用，係後續為合理化自己行為所想，足見證人黃○安所收之5,000元係賄選之對價，證人黃○安證稱收受5,000元係走路工費用等語，毋寧是事後避重就輕之詞，不足為有利劉世鴻之認定。　⒊證人賴春貴於本院審理時固證稱：（請鈞院提示偵一卷第371 頁。這個是111年11月收押後檢察官問你的筆錄，第一個問題往下。檢察官問你，你自己知道劉世鴻去拜票的時候會給錢對不對，你回答知道。檢察官問你說你如何知道的，你回答檢察官說他自己跟我說的，他說那些我們沒有拜票的是誰是誰。檢察官又問你說他跟你說了什麼導致你會知道錢這件事情，你回答他拜票的時候跟我說要不要給。有何意見？）我有意見，因為那時候檢察官問我的時候我說我不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沒有看到，給錢的部分我不知道。（檢察官的問題是你知不知道事前劉世鴻有沒有要給錢？去拜票的時候有可能要給錢了？事前知不知道會給錢？）沒有。（為何你當時會這樣說？）因為我說我不知道，檢察官就大聲地叫我，我本身就有心臟病，就已經很緊張了，他就大聲的逼我去認罪，我說我沒有就沒有怎麼認罪。他就大聲的說我不對，我心臟那時候跳得很快，覺得不對頭，覺得該怎麼辦，我就逼不得已就這樣隨便說。（提示偵一卷第371頁的筆錄。此為你被羈押後的筆錄，在看守所期間是否有反應身體不適需就醫之情事？）我有申請做心臟節律器的檢查但是都沒有准。（檢察官問你的當下有身體不適嗎？）我覺得有一點。（你有向檢察官反應嗎？）沒有等語（見本院卷第337、371 至372頁），惟經本院勘驗證人賴春貴該次偵訊光碟，檢察官訊問時態度懇切，並無證人賴春貴所述大聲逼迫認罪之情事，已如上述，且卷內資料亦僅見證人賴春貴於112年1月11 日檢察官訊問時庭呈手寫書狀、證人賴春貴偵查中之辯護人於112年1月11日具狀提及證人賴春貴須前往醫院檢查心臟節律器（見偵一卷第489至492頁），檢察官旋於112年1月13日發函法務部矯正署○○看守所戒護證人賴春貴至醫院就診（見偵一卷第499頁），並無證人賴春貴所述申請檢查未獲准之情事，且證人於歷次偵訊亦未提及心臟有異、身體不適，是就證人賴春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偵訊時係受檢察官逼迫、心臟不適，故為此番陳述云云，並無可信。又證人賴春貴於歷次偵訊及本院延長羈押訊問時，距離案發時間較本院審理時近，記憶自當較本院審理時為清晰。就賴春貴帶領劉世鴻「拜訪黃○國、黃○安時」，係由劉世鴻與黃○國、黃○安對話，賴春貴未親眼看見劉世鴻交付賄款之行為等情，偵查中歷次所述洵屬一致（見偵一卷第67至77、87、369至373、395至4 03、421至431、457至483頁），而證人賴春貴為上開陳述，經檢察官告以此為否認犯罪事實，證人賴春貴與其偵查中之辯護人討論後，仍為相同之陳述（見偵一卷第423頁），足見證人賴春貴於偵查中就此部分並未迎合檢察官之訊問，是證人賴春貴於偵訊時就「帶領劉世鴻拜訪黃○國、黃○安前，詢以是否要賄選」乙節，為如上開㈤之證述，堪信屬實。就證人賴春貴於本院審理時此部分證述，應不足採。　㈩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者，應認為不必要，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2 款分別定有明文。經查，劉世鴻之辯護人固具狀聲請調查證人賴○興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劉世鴻之通訊監察錄音及譯文，然本件應審究者，係劉世鴻交付黃○國、黃○安各5,00 0元是否係賄選之對價，已如上述。然就賴○興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與黃○國、黃○安所收受之款項是否係賄款無涉，僅能證明賴○興是否有自劉世鴻處收受款項乙節；又劉世鴻既係於111年5、6月間親自拜訪黃○國、黃○安時交付款項，非以電話聯絡時為之，且本件通訊監察係自111年10月5日開始，是就劉世鴻之辯護人聲請調查上開證據，均難認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應予駁回。　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劉世鴻上開犯行應堪認定，自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刑罰有關投票行賄、受賄罪之規定，旨在防止金錢介入選舉，以維護選舉之公平與純正。故候選人為求當選，於選務機關發布選舉公告之前或其登記參選之前，即對於有投票權之人預為賄賂，請求於選舉時投票支持，已足敗壞選風。則於選務機關已發布選舉公告或候選人已登記參選後，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者，固應予以處罰；即在選舉公告或該候選人登記參選前，行賄或受賄者，均預期行賄者將來會參選，而約定予以投票支持時，自仍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之適用，方合乎立法意旨。故行賄時縱尚未登記參選，如其已著手賄選之犯行，日後並實際登記取得候選人資格者，即與該罪之要件該當。（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319號判決意旨參照）。簡言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此等法律禁止之行為，不以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時，選務機關已發布選舉公告或該候選人已登記參選為限，祗須提前賄選之雙方，於行賄、受賄當時，均預期行賄者約定之有意參選人將來成為候選人時，將投票予以支持，於日後該有意參選者成為候選人，受賄者亦為有投票權人之時，犯罪構成要件即屬成就，並不因其賄選在先，而影響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6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劉世鴻固於○○○長選舉登記參選前之111年5、6 月間向黃○國、黃○安行賄，然劉世鴻嗣後已實際登記取得○○ ○長選舉候選人資格者，自該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要件。是核劉世鴻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　㈡刑法上之接續犯，係指行為人就同一犯罪構成事實，以單一行為之數個舉動接續進行，以實現一個犯罪構成要件，侵害同一法益。雖接續犯於犯罪行為完畢之前，其各個舉動與該罪之構成要件相符，但行為人主觀上視其各個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而客觀上，亦認係實施一個犯罪，是以僅成立一個罪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賄罪係侵害國家法益之犯罪，行為人對於多數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若多次犯行時間、空間密接，顯係基於投票行賄之單一犯意，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侵害同一選舉公正之法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依接續犯論以投票行賄罪一罪。（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235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劉世鴻分別對黃○國、黃○安交付賄賂，顯係基於單一犯意，密接時間、於同一選舉區內之特定部落為之，侵害同一國家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揆諸前揭最高法院裁判意旨，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依接續犯僅論以一投票行賄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民主制度奠基於選舉，藉由公平選舉以落實主權在民，並為國舉才，而賄選行為將影響選舉公平性，使選舉淪為不公平競爭，因此每逢選舉期間，政府無不積極宣傳禁絕賄選行為，而劉世鴻為圖己當選，而對本件○○○長選舉具有相當影響之○○部落地區教會會長黃○國、○○部落頭目黃○安，為本件交付賄賂犯行，且賄選之金額非微，嚴重破壞本次選舉之公正、公平及純潔，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其犯後否認犯行之態度，念及劉世鴻未有被判處罪刑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01至603頁），其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從事農會 ○○長，月收入約2萬3,000元，已婚，育有5個孩子，3個孩子已成年，妻子及2個未成年孩子須要扶養，本身患有糖尿病，妻子患有高血壓，家庭經濟狀況小康等語（見本院卷第58 7頁），及戶役政資料所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等情（見本院卷第11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㈣犯本章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具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劉世鴻既經本院認定犯有上開罪名，並受有期徒刑之宣告，自應依前揭規定，併參酌刑法第37條第2項有關宣告褫奪公權期間之規定及被告本件犯罪情節，宣告如主文所示之褫奪公權期間。三、沒收　㈠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此項沒收為刑法第38條之特別規定，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祇要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或已否扣案，茍不能證明已滅失而不存在，法院均應宣告沒收，並無自由裁量之餘地。但如該賄賂已交付與有投票權之人收受，因收受者係犯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投票受賄罪，其所收受之賄賂應依同條第2項規定沒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故犯投票行賄罪者，其已交付之賄賂，固應依刑法第143條第2項之規定，於其對向共犯所犯投票受賄罪項下宣告沒收、追徵，而毋庸再依上開規定重複宣告沒收；但若對向共犯（即收受賄賂者）所犯投票受賄罪嫌，業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253條規定為不起訴處分，或依同法第253條之1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則收受賄賂之對向共犯既毋庸經法院審判，其所收受之賄賂，即無從由法院依刑法第143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追徵。至刑事訴訟法第25 9條之1雖規定：檢察官依同法第253條或第253條之1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屬於被告者為限，「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惟其特別限制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得之物，必須「屬於被告者」，始「得」由檢察官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係採相對義務沒收主義，與刑法第38條第1項第2、3 款及第3項規定之內容相仿，而與前揭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沒收之，其範圍並不相同。且該法條用語既曰「得」，而非曰「應」，則檢察官是否依該條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仍有裁量權，若檢察官未依上述規定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或不合於上述單獨聲請沒收規定之要件而未獲准宣告沒收，則法院自仍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之規定，將犯投票行賄罪者所交付之賄賂，於投票行賄罪之本案中，予以宣告沒收，始符立法本旨（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399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經查，劉世鴻交付黃○國、黃○安各5,000元之賄款，業經黃○ 國、黃○安於偵查中提出並扣案，且黃○國、黃○安投票受賄罪部分，均經臺東地檢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上開賄款復未經檢察官聲請單獨宣告沒收，是就扣案之賄款共計1 萬元，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於本案宣告沒收。　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劉世鴻於111年9月底、10月初間某日傍晚18 時許，前往黃○義在臺東縣○○鄉○○村○○○00號之住處，交付黃 ○義現金賄款2,000元，對黃○義約其在111年○○○長選舉中支持劉世鴻，而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因認劉世鴻此部分所為，亦涉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二人以上共同實行犯罪，不論係學理上之任意共犯，或必要共犯中之「聚合犯」或「對向犯」之一方，基於共犯之自白，如同被告之自白，難免有嫁禍他人而為虛偽供述之危險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乃刑法第144條之特別規定，相對應於刑法第143條之投票受賄罪，屬於必要共犯之對向犯類型。以投票受賄者指證他人投票行賄，因自首或自白收受賄賂，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1條第1項規定，得邀免除其刑或減輕其刑之寬典，甚或得由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指證他人投票行賄而拒絕收受賄賂者，不成立刑法第143條之罪。故關於指證他人投票行賄之證言，本質上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尤應認有補強證據之必要性，藉以限制其證據價值（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37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訊據劉世鴻否認於上開時、地交付證人黃○義2,000元賄款之行為。公訴意旨認劉世鴻有交付黃○義2,000元乙節，無非係以證人黃○義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扣案之現金2,000元、手寫名單，為其依據。經查，證人黃○義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劉世鴻交付其2,000元等語（見偵一卷第1 45至148、169至173頁，本院卷第407至501、515頁），並提出現金2,000元扣案可佐，惟扣案之2,000元並非劉世鴻所交付之原物等情，業據證人黃○義證述明確（見偵一卷第147頁），是扣案2,000元已非原物，係證人黃○義事後單方面提出扣案，公訴意旨雖提出所稱賄款之2,000元為憑，但仍未逸出證人黃○義所為陳述之範疇，不能作為劉世鴻有交付投票賄款犯行之補強證據。至扣案之手寫名單，係劉世鴻為發顧問聘書，希望拉攏名單上之人支持等情，業據劉世鴻於本院準備、審理程序時供稱在卷（見偵緝卷第21頁，本院卷第12 1、380至381、384、386、390頁），證人黃○義亦證稱確實有獲得顧問聘書等語（見偵一卷第146、148、171、173頁，本院卷第506頁），則劉世鴻供稱該手寫名單係為發放顧問聘書等情，尚非虛妄。又本院固認定劉世鴻對該名單上之黃 ○國、黃○安行賄，然查該名單扣除公訴意旨認劉世鴻對之行賄之黃○國、黃○安、黃○義3人外，尚有其餘21人，均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則自難以本院認定劉世鴻對之行賄之黃○國、黃○安於該名單，遽認於該名單者均為劉世鴻交付賄款之對象，尚不足以此為證人黃○義證述之補強證據。是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均不足以證明劉世鴻確有對黃○義交付賄賂，就劉世鴻對黃○義涉嫌投票行賄罪之犯罪不能證明，依法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因此部分如成立犯罪，亦與劉世鴻上開有罪部分具有接續犯之包括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乙、無罪部分（被告賴春貴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賴春貴知悉劉世鴻有意於其帶同前往選民住處拜票之機會對選民交付賄款為投票行賄犯行，竟於不違背其本意之情形下，仍基於幫助投票行賄之不確定故意，帶領劉世鴻前往○○部落拜票，劉世鴻遂利用賴春貴帶同前往拜票機會，基於對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定其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概括犯意，為下列行為：(一)賴春貴帶領劉世鴻，於111年5、6月間某日傍晚17、18時許，前往教會會長黃○國位在臺東縣○○鄉○○村○○○00○0號住處，由劉世鴻交付黃○國現金賄款5,000元，對黃○國約其在111年○○○長選舉中支持劉世鴻，而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二)賴春貴帶領劉世鴻，於11 1年9月底、10月初間某日傍晚18時許，前往黃○義位在臺東縣○○鄉○○村○○○00號住處，由劉世鴻交付黃○義現金賄款2,00 0元，對黃○義約其在111年○○○長選舉中支持劉世鴻，而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三)賴春貴帶領劉世鴻，於111年9月底、 10月初間某日傍晚17、18時許，前往部落頭目黃○安位在臺東縣○○鄉○○村○○○00號住處，由劉世鴻交付黃○安現金賄款5, 000元，對黃○安約其在111年○○○長選舉中支持劉世鴻，而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因認賴春貴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幫助犯投票行賄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次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上之幫助犯，係指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直接構成某種犯罪事實之內容，僅係助成其犯罪事實實現之行為而言。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故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行為人雖無庸過於瞭解正犯行為之細節或具體內容，惟對正犯不法之主要內涵、基本特徵或法益侵害方向，仍須有相當程度或概略認識，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81號判決意旨參照）。末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從屬於正犯而成立，並無獨立性，故幫助犯須有正犯之存在（107年度台上字第3332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賴春貴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賴春貴之供述、證人劉世鴻、黃○國、黃○安、黃○義、張○福之證述、臺東縣警察局成功分局111年11月21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之手寫名單、手寫記帳單影本、顧問聘書影本等，為其依據。四、就公訴意旨認賴春貴涉犯幫助投票行賄黃○義乙節，因本院認定劉世鴻就該部分應為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故就此部分劉世鴻並無正犯行為，基於幫助犯之從屬性，亦難認賴春貴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幫助犯投票行賄罪行，先予敘明。五、訊據賴春貴固不爭執知悉劉世鴻為○○○長候選人，並有參與劉世鴻之選舉團隊，曾帶劉世鴻前往○○部落拜訪當地居民且有拜訪黃○安、黃○國之事實，惟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未親眼見到劉世鴻交付黃○安5,000元、交付黃○國5,000元；偵訊時供稱劉世鴻曾於拜訪○○部落詢以是否要賄選，係受檢察官所逼、且因身體不好所述等語。其辯護人則以：賴春貴僅係介紹劉世鴻與黃○安、黃○國認識，事前不知悉劉世鴻欲行賄黃○安、黃○國，亦未看到劉世鴻交付現金予黃○安、黃○ 國；賴春貴於偵查中並未坦認犯行等語，為賴春貴辯護。從而，本件應審究者厥為賴春貴是否知悉劉世鴻欲對黃○安、黃○國行賄，猶帶領劉世鴻至○○部落拜訪黃○安、黃○國，而具備幫助故意及幫助既遂故意，經查：　㈠賴春貴知悉劉世鴻為○○○長候選人，於111年間曾帶領劉世鴻至○○部落拜訪黃○安、黃○國等情，業據證人劉世鴻、黃○國、黃○安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381至393、433、464頁），並有臺東縣選舉委員會112年5月2日東選一字第1120000395 號函及函附資料1份（見本院卷第37至40頁），且為賴春貴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8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依證人劉世鴻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還沒有登記前，我有請賴春貴幫我○○部落做評估。拜訪黃○國過程細節我記不起來，我有交付5,000元給黃○國，賴春貴應該不知道我交付5,000 元給黃○國。拜訪黃○安的時間應該是晚上、傍晚，除我、賴春貴、黃○安沒有其他人在場，我一樣有交付黃○安5,000元，我沒有告訴賴春貴會交付5,000元給黃○安，是臨時所為的。沒有印象拜訪黃○國、黃○安時賴春貴在做什麼，也記不得賴春貴當時站在什麼地方。給黃○國、黃○安各5,000元是突發，口袋剛好有錢，過程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79至380 、382至383、391至392頁）。證人黃○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賴春貴帶劉世鴻拜訪我時，我在屋子裏面，賴春貴用叫的說「理事長來了」，我就從家裡走出來到走廊上，賴春貴請我出來就沒有跟我說什麼了，賴春貴沒有講到選舉的事，只有劉世鴻跟我打招呼，我出來後是劉世鴻直接跟我講話。劉世鴻跟賴春貴拜訪我時，沒有其他人在場，當時賴春貴像站在劉世鴻的左邊，在劉世鴻的後面，距離大概1公尺。我是跟劉世鴻面對面，不確定賴春貴有沒有看到等語（見本院卷第436、447至449、454至457頁）。證人黃○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第二次拜訪時，賴春貴有一起來。當時我坐在家門口，賴春貴沒有叫我，但有跟我打招呼、說拜託，講完賴春貴就先走到路邊，距離差不多50公尺，一個彎道處，留劉世鴻一個人。在賴春貴走後劉世鴻拿錢給我，所以賴春貴沒有看到劉世鴻拿錢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466至467、481、485至 486頁）。是以證人劉世鴻證稱未事先告知賴春貴會交付黃○ 國、黃○安各5,000元；證人黃○國證稱不清楚賴春貴有無看到劉世鴻交付現金；證人黃○安證稱劉世鴻係於賴春貴走到一旁後方交付現金，故賴春貴未見劉世鴻拿錢過程等情以觀，賴春貴帶領劉世鴻拜訪黃○安、黃○國，均未親眼見劉世鴻交付現金予黃○安、黃○國。且依證人黃○安、黃○國之證述，劉世鴻交付現金之方式均係於握手之際將現金置於手內交付之，則賴春貴縱於劉世鴻交付現金時立於周遭，亦難認賴春貴可知悉劉世鴻正交付現金，更遑論證人黃○安證稱劉世鴻交付現金時賴春貴係已離去。是本件劉世鴻雖係於賴春貴帶領拜訪黃○安、黃○國時交付現金，然對賴春貴而言，其主觀上所認知之事實應僅及於帶領劉世鴻拜訪黃○安、黃○國，就劉世鴻對其等行賄部分，則無認知。直言之，依賴春貴主觀認知之事實，無論客觀上劉世鴻係於賴春貴帶領時行賄或係於賴春貴帶領後自行前往行賄，均無歧異，而於後者情形顯難認賴春貴對其帶領劉世鴻拜訪○○部落之行為足以幫助劉世鴻行賄具幫助故意，否則形同一經行賄者徵求行賄與否之意見，無論是否知悉行賄者確實行賄、何時或如何行賄，只要為與選舉有關之行為均成立幫助犯投票行賄罪。基此，自不得以前者即劉世鴻係於賴春貴帶領○○部落時行賄，即認賴春貴對於帶領劉世鴻拜訪○○部落之行為具有幫助故意。　㈢至賴春貴偵訊及本院延長羈押訊問時供承於帶領劉世鴻拜訪居於○○部落之居民前，劉世鴻曾向證人賴春貴詢以是否要賄選等情，固據本院認定屬實，已如前述。惟依賴春貴於偵訊時供稱：我也擔心不希望劉世鴻去跟選民買票。（你既然會擔心劉世鴻在拜票的時候買票，為何不在旁邊盯好劉世鴻，如果劉世鴻要買票就制止他？）因為我不知道劉世鴻有這種行為，所以我沒有注意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的話，我會勸劉世鴻不要這樣，或者直接離開，我想說劉世鴻不可能會在我帶他去拜訪時弄這個錢。我覺得劉世鴻應該不會這樣害我，劉世鴻應該要自己去買票等語（見偵一卷第401、461、46 5至469、473頁），其對於劉世鴻交付現金予黃○安、黃○國並不知情，亦不希望劉世鴻於其帶領時行賄。則以賴春貴帶領劉世鴻至○○部落除拜訪黃○安、黃○國外，尚有拜訪○○部落其餘居民，並非僅拜訪黃○安、黃○國，是否能以劉世鴻在出發拜訪○○部落前曾詢問是否要行賄，而賴春貴於主觀上不知情劉世鴻是否確欲行賄○○部落居民，且於劉世鴻交付現金予時黃○安、黃○國亦不知情，即以事後查獲劉世鴻係於賴春貴帶領拜訪○○部落時，交付現金予其中2名拜訪對象之黃○安、黃○國，遽認賴春貴對於劉世鴻行賄黃○安、黃○國已有相當程度或概略認識，進而認賴春貴具幫助既遂故意，尚非無疑。　㈣至賴春貴固曾於111年12月16日偵訊時供稱看見劉世鴻交付黃 ○國、黃○安現金乙節（見偵一卷第423至431頁），然賴春貴於該次訊問時係先供稱錢交付部分不知情等語（見偵一卷第 421至423頁），後補充若證人黃○安、黃○國就收受金錢部分坦承，雖其自身並未看見交付過程，亦承認等語（見偵一卷第425頁），足認賴春貴真意係就其未親眼見聞之交付賄款行為，以實際收受賄款之證人黃○安、黃○國所述為準，尚非表示賴春貴確有親眼見劉世鴻交付黃○國、黃○安現金。六、綜上所述，本案實難僅憑賴春貴供稱劉世鴻於其帶領拜訪○○ 部落前，詢以是否行賄等語，遽認推斷賴春貴對劉世鴻投票行賄黃○國、黃○安主觀上具有幫助故意、幫助既遂故意，檢察官復未能提出其他足以嚴格證明賴春貴主觀意念之積極證據，卷存事證亦無法使本院就賴春貴被訴犯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揆諸前開法條規定及說明，基於罪疑利益歸於被告原則，自應為賴春貴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謝慧中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陳薇婷、林永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貴蘭　　　　　　　　　　　　　　　　　　法　官　李承桓　　　　　　　　　　　　　　　　　　法　官　藍得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仲騏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2024-11-01

HLHM-113-選上訴-6-20241101-1

原上訴

妨害秩序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40號上訴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顏銘成王富產林景隆共同指定辯護人羅文昱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秩序等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 年度原訴字第1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127號），提起一部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上訴人即檢察官於本院中已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見本院卷第88、133頁），被告顏銘成、王富產、林景隆（下稱被告3人）則均未上訴，則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被告3人之量刑部分。檢察官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證據、理由、論罪（含罪名、罪數）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前開部分均如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理由略以：　　被告之犯罪動機、犯罪情節、犯罪所生之危害及犯後態度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尚不得據為刑法第 59條酌量減輕之理由，是原審依上開情狀認被告3人有刑法第59條之情形而酌減其刑，並非合法。又原審未依刑法第15 0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加重被告3人刑度，亦有未妥，另被告 3人迄未賠償被害人林○輝，原審量刑過輕，請將原判決之刑之部分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上訴理由之論斷：　㈠刑法第59條之部分：　　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資為判斷，且適用刑法第59 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同法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101年度台上字第5 393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3人本案所犯妨害秩序罪，為法定刑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然同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態樣非可一概而論，其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倘依個案情狀予以減輕，即可達社會防衛之目的者，自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本院審酌被告3人為本案犯行之際，係因被害人對被告顏銘成出言不遜，被告3人一時氣憤，方由被告顏銘成持酒瓶（即本案之兇器）；被告王富產、林景隆徒手毆打被害人而觸蹈法網，其等所為固值非難，但究屬臨時起意，而非預謀犯案，且本案毆打持續時間僅數分鐘，彼此間衝突亦未外溢造成其他人之危害，徵顯其等犯罪動機單純，對大眾安全與社會秩序之危害程度尚屬輕微，復斟酌被告3人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深表悔意，又雖有意與被害人和解，但因被害人於案發後約4個月即因其他原因過世，其繼承人亦不願意和解，而莫可奈何，併衡酌被告3人本案犯罪情節，實與大規模夥同他人持刀械在街頭械鬥之徒有別，倘逕依刑法第150條規定處以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6月，非無過苛之憾，尚有堪資憫恕之處，本院認依其等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應適用刑法第 59條規定，均酌量減輕其刑。原判決同此認定，核無不當。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並非適法云云，為無理由。　㈡不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加重其刑之說明：　　按刑法第150條第2項加重規定之性質係屬裁量加重事由，事實審法院就上開事由如就該款所列情狀與案件相關者，已依法為調查並據以斟酌裁量，倘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或不當。經查：原審對於被告3人不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加重其刑之理由，業已論述翔實（見原審判決第2頁倒數第3行至第3頁第2行）。且依據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客觀具體情狀，被告3人所為對大眾安全與社會秩序之危害程度尚屬輕微，業如前述，復與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而有走避或報警之情形不同，由此堪認被告3人所犯侵害社會秩序安全之具體情況，並無嚴重或擴大現象。是依上開各節，本院認尚無依該款項規定加重被告3人刑之必要。原審同此認定，而裁量不予加重，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原審未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加重被告3人刑度係屬不當云云，為無理由。　㈢量刑部分：　　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而不當。經核原判決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兼顧被告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既未逾越法定範圍，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畸重、畸輕或有所失入、失出之裁量權濫用，核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又能否成立和（調）解與被告經濟狀況及被害人意願有關，不能全然歸咎被告一方。查被告3人案發後雖有意與被害人和解賠償，但因被害人於案發後不久即因其他原因過世，其繼承人亦不願意和解，而無可奈何，自不能將被告3人迄今未與被害人和解或賠償情事片面歸責被告3人，而作為對被告3人加重量刑之因子。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因被告3人未與被害人或其繼承人達成和解、調解或賠償，指摘原判決量刑過輕云云，亦難認有理。四、綜上，檢察官以前揭上訴意旨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薇婷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永提起上訴，檢察官鄧定強、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訴字第10號公　訴　人　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顏銘成　　　　　　王富產　　　　　　林景隆共　　　同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丁經岳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127號），被告等於本院準備程序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獨任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顏銘成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王富產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林景隆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顏銘成、王富產、林景隆於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見本院卷第 67-71、73-79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二、論罪科刑：㈠、核被告顏銘成、王富產、林景隆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 2項第1款、第1項後段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3人就上開2罪俱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而被告3人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屬想像競合，應從重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然刑法條文有「結夥三人以上」者，其主文之記載並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第4231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是本條文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應為相同解釋，爰不在主文加列「共同」之文字，特此敘明。㈣、按刑法第150 條第1 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條第2 項則規定：「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2 分之1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得裁量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尚非概括性之規定，即非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惟依上述規定，係稱「得加重…」，而非「加重…」或「應加重…」，故法院對於行為人所犯刑法第 150 條第2 項第1 款、第1 項後段之行為，是否加重其刑，即有自由裁量之權，且倘未依該項規定加重，其法定最重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 年，如宣告6 月以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 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即應一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標準，始為適法。衡諸全案緣起於雙方發生口角爭執，涉及人數非多、無持續增加等難以控制之情，造成之告訴人傷害並非甚鉅。綜上，本件被告3人所犯情節侵害社會秩序安全，並無嚴重或擴大現象，本院認尚無加重其刑之必要。㈤、另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資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顏銘成、王富產、林景隆為上開犯行之際，係因一時氣憤、輕估後果以致觸蹈法網，而非預謀犯案，且被告3人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又本案持續時間非長，其等間之衝突亦未外溢造成其他人之危害，參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其最輕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6月，就本案犯罪情節衡之，有情輕法重之情，爰就被告3人所犯，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四、爰審酌被告3人不思理性解決，竟公然聚眾對告訴人施以強暴、傷害行為，所為均實值非難；惟念及被告3人犯後均坦承犯行，兼衡被告顏銘成教育程度為國中肄業、案發迄今無業、離婚、有2名未成年子女需扶養、經濟來源仰賴低收入戶補助、領有身心障礙證明及低收入戶證明；被告王富產教育程度為高中肄業、案發迄今無業、未婚、經濟來源仰賴補助、於民國113年5月9日因病住院，於同年月28日方始出院；被告林景隆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案發迄今從事綁鋼筋、日收入約新臺幣1000元、未婚（見本院卷第76-77、81-85頁），暨本件犯罪情節、動機、手段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就易科罰金部份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應適用之法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　　　　　　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本案經檢察官陳薇婷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永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林涵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12　　日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附件：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5127號　　被　　　告　顏銘成　　　　　　　　　王富產　　　　　　　　　林景隆　上列被告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顏銘成、王富產、林景隆於民國112年9月29日13時許，在臺東縣○○市○○路000號鼎○客運旁民眾休息區，因故與林○輝（已於112年12月6日死亡）發生爭執，顏銘成、王富產、林景隆均明知上開地點為公眾往來使用之區域，屬公共場所，若於該處實施強暴之行為，極可能對往來公眾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竟共同基於傷害與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犯意聯絡，由顏銘成持酒瓶、王富產、林景隆徒手之方式毆打林○輝，致其因而受有頭部未明示部位鈍傷、頭皮開放性傷口等傷害。嗣警據報到場，當場逮捕顏銘成、王富產、林景隆，而悉上情。二、案經林○輝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顏銘成、王富產、林景隆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並有刑案現場測繪圖、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113年1月18日東醫歷字第1130070508號函文暨告訴人林○ 輝病歷資料各1份、員警職務報告2份、現場暨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11張、現場監視器光碟、員警密錄器光碟各1片附卷可稽，足認被告3人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等犯嫌應堪認定。二、核被告3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等罪嫌。被告3人就上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3 人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嫌，為想像競合犯，請從一重處斷。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0　　日　　　　　　　　　　　　　　　檢　察　官　陳薇婷本件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6　　日　　　　　　　　　　　　　　　書　記　官　黃淑婷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01

HLHM-113-原上訴-40-20241101-1

上易

竊盜等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3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鍾進發選任辯護人徐韻晴律師(法扶律師) 被告林錫祿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463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檢察官僅就被告鍾進發（以下逕稱其名）被訴加重竊盜罪無罪部分；被告林錫祿（以下逕稱其名）被訴侵入住宅無罪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及於前開部分。二、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為無罪；對林錫祿被訴侵入住宅罪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均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鍾進發部分：依告訴人李○池於警詢、原審審理時證述可知鍾進發於民國112年1月9日進入花蓮縣○○鄉○○村告訴人住宅（下稱告訴人住宅，地址詳卷）時，已知告訴人不在家，但鍾進發卻進入倉庫房內搜尋財物，復在冷凍櫃處、廢鐵區翻找財物，且在告訴人住宅停留17分鐘，此有監視器錄影存卷可證，堪認鍾進發已為著手竊盜行為之實施，縱無法證明其竊盜得逞，仍應論以刑法第321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竊盜未遂罪，原審遽為無罪之諭知，容有違誤。　㈡林錫祿部分：　　　林錫祿於警詢時自陳過年前後其最後一次去告訴人住宅時，告訴人有大聲喝斥其出去等語，原審未審酌林錫祿之前多次前往告訴人住宅均未找到綽號「阿猴」之男子，且曾遭告訴人喝斥出去，主觀上已知無權且無正當理由，卻仍擅入告訴人住宅，自已該當侵入住宅罪構成要件。原審遽為林錫祿無罪之諭知，容有違誤。　㈢爰就上開部分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上開部分，更為適當之判決云云。四、經查：　㈠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裁判參照）。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裁判足參）。此即學說上所稱基於嚴格證明法則下之「有罪判決確信程度」，對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據應證明至「無庸置疑」之程度，否則，於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自始被推定為無罪之人，對於檢察官所指出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如檢察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官對於被告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諭知被告無罪。又告訴人或證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是其縱立於證人地位具結而陳述，依經驗法則判斷，其供述證據之證明力仍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從而，告訴人或證人就被害經過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且須就其他方面調查又與事實相符，始足當之。又刑法第 306條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而有無正當理由而侵入，其理由正當與否，應以客觀標準觀察，凡法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即不能謂非正當理由，是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又於住宅之居住權人有數人時，因居住權人對於該住宅原則上均享有平等之支配、管理權能，故均有同意之權限，是倘經複數居住權人中之一人同意而進入住宅中共同居住、支配、管理之空間時，即非無故侵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010號判決意旨參照) 。　㈡原判決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已詳敘：⒈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已證述其不知道鍾進發有無竊取廢鐵區的廢鐵，其在警詢時稱鍾進發有竊取其住宅存放廢鐵區的鐵桶、鐵板僅是其主觀猜測，實際上其沒有證據，故也不再追究等語明確。而佐以鍾進發與告訴人本即認識，告訴人每月均會邀約鍾進發至其住宅小酌，且鍾進發當日進入告訴人住宅後尚3次取水替告訴人之雞舍補水，監視器畫面亦無攝得鍾進發有拿取屋內任何財物，自無從僅憑鍾進發有四處走動查看物品、拿取冷凍櫃中物品又放下等行為，遽認鍾進發有不法所有之竊盜故意，無從形成鍾進發犯刑法第321 條第2項、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遂罪之確信，乃對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部分為無罪之諭知。⒉綽號「阿猴」男子本名為王○禮（以下逕稱其名），於110年至111年1 1月間在告訴人住宅處工作，並與告訴人同住該處，林錫祿是王○禮友人，王○禮有讓林錫祿來告訴人住宅，林錫祿也常到該處找王○禮，但王○禮離開後，告訴人並未告知林錫祿王 ○禮已離開等情，業據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則林錫祿先前既已獲同住於告訴人住宅之王○禮同意得進入該處，復於不知悉王○禮已離去告訴人住宅之情況下，循往例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找尋王○禮，於找尋未果後即於3分鐘內離開，自難認林錫祿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進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無從形成林錫祿犯刑法第 306條無故侵入住宅罪之確信，乃對林錫祿為無罪之諭知。原判決所為論斷，並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㈢檢察官雖執前開陳詞上訴，但：　⒈鍾進發部分：　　①告訴人和鍾進發認識20至30年，告訴人每月都會約鍾進發至告訴人住宅小酌聊天約1次，鍾進發對告訴人住宅很熟悉，也知道冷凍櫃中有食物，但告訴人於鍾進發112年1月9日離開後，並未發現冷凍櫃有財物損失等情，業經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第169頁至第175頁），此核與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筆錄所示鍾進發雖有打開冷凍櫃翻找其內物品，但並未自該櫃內取走任何物品之情相符（見原審卷第160頁至第161頁），自無從逕以鍾進發打開冷凍櫃並翻找其內物品之客觀行為，逕認鍾進發此舉乃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竊盜犯意而為之著手竊盜行為。　②依現場監視器錄影及原審勘驗筆錄固可證明（見原審卷第160 頁至第164頁），鍾進發於112年1月9日在告訴人住宅停留約 17分許，並四處走動，及進入一扇鐵門內約46秒，與站在告訴人所稱堆積廢鐵處前約35秒，然依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結果（勘驗筆錄見原審卷第161頁；截圖見警卷第51頁至第53頁、本院卷第109頁），監視器錄影僅有攝得鍾進發空手進入該鐵門內，嗣亦空手走出該鐵門，並未攝得鍾進發在內作何事，另鍾進發站在告訴人所稱堆積廢鐵處前時，因監視器畫面反光強烈，鍾進發身影幾近模糊，根本無法辨識鍾進發在該處之舉動（上訴意旨所引偵查中勘驗筆錄之勘驗結果與監視器錄影光碟客觀播放結果及截圖有所出入，自非可採），且鍾進發在上開住宅內的大部分時間，或在發呆看手機，或取水往返雞舍3次補水，或至戶外香蕉區活動，對於放在該住宅內明顯可見具有財產價值之電鍋等電器用品、價值至少千元之紅殼雞蛋數箱，均未碰觸、拿取，足徵鍾進發上開在告訴人住宅之行止，顯與一般竊賊侵入住宅後大肆搜索翻找財物及盡可能拿取目視可及有價值財物之舉止相異，由此堪認鍾進發辯稱：其進入告訴人住宅並無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等語，確屬有據，堪以採信。自無從憑鍾進發在上開住宅內四處走動、進出鐵門、站在廢鐵區前數十秒等客觀行止，遽認其係基於不法所有意圖竊盜犯意而為之著手竊盜行為。　③至告訴人於警詢時雖指述鍾進發進入其住宅後有竊取廢鐵區之鐵板、鐵桶云云（見警卷第29頁）。然其於原審審理時已證稱澄清：鍾進發112年1月9日離開後，經我清點財物，不能確認有無財物不見。因為我堆積的廢鐵很多，就算有找不到的，也是幾支像小支螺絲那樣的廢鐵，價值大約幾百元，但監視器看不出來鍾進發有拿取，我也沒有在場親眼看到，我沒證據證明鍾進發有偷竊，我在警詢中說被告有偷我堆廢鐵處的鐵桶、鐵板，是我自己的猜測，因為那部分的監視器畫面反光、看不清楚等語明確（見原審卷第169頁至第175頁）。從而，自難僅憑告訴人警詢時之主觀猜測遽為不利鍾進發之認定。　④檢察官上訴意旨謂鍾進發稱其前往告訴人住宅係為訪友之說詞，不可採信云云。然按刑事訴訟法規定被告有緘默權，被告基於「不自證己罪原則」，既無供述之義務，亦無真實陳述之義務，同時亦不負自證清白之責任，不能因被告未能提出證據資料證明其無罪，即認定其有罪；至法院審理刑事案件，檢察官對於控訴被告犯罪事實的證明責任，自包括提出證據的責任與使審理事實之法院相信被告有犯罪事實的心證責任，必須使法院無合理之懷疑，始得認定被告有罪（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2508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縱令鍾進發並未就其至告訴人住宅之原因、動機提出完整證據或解釋，亦難遽認鍾進發有上訴意旨所指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遂之犯行，是檢察官執此指稱原審判決鍾進發此部分無罪顯有違誤云云，亦無可採。　　　⒉林錫祿部分：　　上訴意旨以林錫祿已多次前往上址未遇王○禮，且於警詢時自陳於過年前後最後一次欲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時，經告訴人當場喝斥出去等語（見警卷第20頁），而認林錫祿於本案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時，主觀上已知其無權且無正當理由而具有侵入住宅之犯意。然林錫祿最後一次欲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時，經告訴人當場喝斥出去之時間係在112年1月17日之後，而在此之前，告訴人從未明確告知林錫祿不要再過來上址，亦未告知林錫祿王○禮已經離開等情，業經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綦詳（見原審卷第 314、316頁），則本案林錫祿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欲找王○禮之時間（112年1月14日），既在告訴人明確告知林錫祿不要再來之前，且檢察官亦未舉證證明林錫祿當時業知王○禮已不住在上址，則由林錫祿基於過往王○禮同意其進入告訴人住宅找王○禮之認識，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並於無人應聲後旋於3分鐘內離去等情綜合觀察，自難認林錫祿本案進入上址時，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進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是檢察官執此指摘原審判決林錫祿無罪顯有違誤云云，顯無可採。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難認鍾進發有起訴書或上訴書所指侵入住宅竊盜既遂或未遂犯行；亦難認林錫祿有起訴書所指無故侵入住宅犯行。從而，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被告2人是否涉犯上開犯行，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亦無法說服本院形成被告2人就上開罪名有罪之心證，則依罪疑唯有利於被告原則，應對被告2人為有利之認定。此外，本院在得依或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內，復查無其他積極明確之證據，足以認定被告2人有檢察官所指之上開罪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原審因而為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罪部分無罪；林錫祿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未提出適合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其上訴意旨所指各節仍就原審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然上開論點均不足認定鍾進發有不法所有意圖及竊盜犯意；亦不足認定林錫祿有明知無權進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自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基礎，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鍾進發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蘭雅提起公訴及上訴，檢察官鄧定強、劉仕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李水源　　　　　　　　　　　　　　　法　官　謝昀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原訂10月31日宣判，因10月31日颱風停班，順延至11月1日宣判。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書記官　劉又華 ●附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463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鍾進發選任辯護人　徐韻晴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林錫祿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92 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鍾進發被訴加重竊盜部分無罪；被訴無故侵入住宅部分公訴不受理。林錫祿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一、被告鍾進發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 月9日12時21分許(起訴書誤載為47分)，趁告訴人李○池住宅大門未完全關閉機會，侵入花蓮縣○○鄉○○村○○000○0號之告訴人住宅(下稱告訴人住宅)內，四處翻找財物後，竊取告訴人之財物鐵板後離去。因認鍾進發涉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 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嫌等語。二、被告林錫祿於112年1月14日10時24分許(起訴書誤載為50分) ，趁告訴人住宅大門未完全關閉機會，無故侵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內。因認林錫祿涉犯刑法第306條第1項無故侵入他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罪嫌等語。貳、鍾進發部分：一、無罪部分：　(一)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再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檢察官依實質舉證責任所提出之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二)公訴意旨認鍾進發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鍾進發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監視器錄影光碟、擷取畫面翻拍照片及偵查中勘驗筆錄等為其主要論據。　(三)訊據鍾進發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我要去找告訴人，但打電話沒有接，我就直接去告訴人家裡，沒有偷東西等語。辯護人則為其辯稱：自勘驗監視器畫面可知，鍾進發沒有拿任何東西，且鍾進發與告訴人有一定交情，四處摸摸看看亦非竊盜之著手而無未遂問題，且當時告訴人家中無人，若鍾進發有竊盜之犯意自能得手而非空手而歸等語，經查：　　　1.鍾進發於112年1月9日12時21分許，進入告訴人住宅，嗣於同時38分許離開等情，業據鍾進發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承不諱(偵卷第28頁，本院卷第67頁)，並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5至164頁)(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快26分鐘，參警卷第49至55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2.惟經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其中並無任何鍾進發竊取告訴人住宅財物之情(本院卷第155至164頁)，而警卷中之監視器擷取畫面翻拍照片(警卷第49至55頁)及偵查中之勘驗筆錄(偵卷第29至30頁)亦均未顯示鍾進發有何竊盜行為，已難認鍾進發有公訴意旨所指竊取告訴人鐵板之犯行。　　　3.又告訴人固於警詢時陳稱：鍾進發擅自進入我家，隨意翻動我的東西，不知道他是否有拿我東西，我後來發現廢鐵區的鐵桶和鐵板數量不清楚，他拿走我的東西就離開了等語(警卷第29頁)，並於偵訊中證稱：我認為鍾進發有拿我的廢鐵，應該是把東西拿衣服擋住，很快的放在副駕駛座或駕駛座等語(偵卷第29至30頁)，然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後，告訴人則證稱：那裡東西滿多的，實際上有無不見我不太清楚，這是我揣測的，監視器沒拍清楚沒有證據，我不再追究，我沒有辦法確定鍾進發拿走鐵條，但我怕他真的有拿，所以警詢時才這樣講等語(本院卷第169、171、175頁)，可知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中稱鍾進發拿走廢鐵僅為臆測之詞，自難作為鍾進發有竊盜犯行之積極證據。　　　4.至於檢察官於論告書中以鍾進發有四處走動查看物品，拿取冷凍櫃中物品後又放下等情，已著手為竊盜等語，然竊盜罪既以行為人主觀上有不法所有意圖為要件，自不得僅以其客觀上有查看、接近他人財物即得逕論已著手於竊盜。查鍾進發與告訴人本即認識，鍾進發偶爾會至告訴人住宅幫忙工作，1個月也會到該處小酌1次，案發當天原係告訴人約鍾進發至家中小酌，但因告訴人另有其他工作而取消等情，業據告訴人於本院證述甚詳( 本院卷第174頁)，是鍾進發稱當天是要去告訴人家中找告訴人等語，尚非全然無稽。且鍾進發當日在告訴人住宅中亦持1透明水杯來回裝水3次，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可稽(本院卷第162頁)，鍾進發並陳稱當時是去幫雞籠裝水(本院卷第165頁)，告訴人則證稱：我有養幾隻雞，當天鍾進發可能看到沒水幫我加水等語(本院卷第174頁 )，彼此互核一致，益證鍾進發並非為竊盜而進入告訴人住宅，而僅因時常至告訴人住宅幫忙或小酌，故四處摸摸看看，實與常人至友人家中拜訪之情形無異，難認有何竊盜之犯意。況查，若鍾進發果具有竊盜犯意，則於案發當時告訴人住宅空無一人之情況下，自得逕行竊取財物，實無在告訴人住宅中繞了一圈後即自行離開之理。　(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鍾進發有於案發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之事實，尚無法證明鍾進發有竊取鐵板或其他財物之行為，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鍾進發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二、不受理部分：　(一)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規定參照。又檢察官以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案件，提起公訴，如經法院審理結果，認為一部無罪，他部不受理或免訴者，其判決主文，應分別諭知(最高法院55年度第4次民、刑庭總會會議決議參照) ，合先敘明。　(二)本案告訴人告訴鍾進發侵入住宅部分，依刑法第308條第1 項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而此部分業經雙方和解且告訴人具狀撤回告訴（本院卷第239頁），因公訴意旨認此部分為前揭加重竊盜構成要件之一部分，故就告訴人告訴鍾進發侵入住宅部分，自應為不受理之諭知。參、林錫祿部分：一、刑法第306條所謂無故侵入，係指行為人無權或無正當理由，或未得住屋權人之同意，而違反住屋權人之意思，以積極作為或消極不作為之方式進入他人之住宅或建築物。又有無正當理由而侵入，其理由正當與否，應以客觀標準觀察，凡法律、道義、習慣等所應許可，而無背於公序良俗者，例如有搜索職務者之搜索，或追捕現行犯入內，或逮捕人犯入內，固均不能謂為無故，即如因訪親友、募捐款項、索討債務、投送電信、追覓家禽等而入他人住居處所者，既無背於公序良俗，亦不能謂非正當理由，是該罪之成立須行為人主觀上具有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又於住宅之居住權人有數人時，因居住權人對於該住宅原則上均享有平等之支配、管理權能，故均有同意之權限（但若屬各別住居權人單獨使用之房間，則僅該住居權人有獨立之同意權），是倘經複數居住權人中之一人同意而進入住宅中共同居住、支配、管理之空間時，即非無故侵入(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4010號判決意旨參照)，合先敘明。二、公訴意旨認林錫祿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林錫祿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監視器錄影光碟、擷取畫面翻拍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三、訊據林錫祿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等事實，但堅詞否認有何無故侵入之犯行，辯稱：我之前在搬蘿蔔時認識綽號「阿猴」之男子，阿猴後來帶我到告訴人住宅，我因此認識告訴人，阿猴說告訴人是老闆，阿猴也住在那裡，阿猴說有需要的話就直接進去告訴人住宅找他，當天我也是要去找阿猴，要問他在哪裡做農，告訴人沒有跟我說阿猴已經不住那裡了等語，經查：　(一)林錫祿於112年1月14日10時24分許，進入告訴人住宅之附連圍繞土地，嗣於同時27分許離開等情，業據林錫祿於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坦承不諱(偵卷第29頁，本院卷第131頁 )，並經本院當庭勘驗監視器畫面，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 本院卷第165至167頁)(監視器畫面顯示時間快26分鐘，參警卷第57至59頁)，此部分之事實應可認定為真。　(二)查告訴人於本院供、證稱：阿猴本名叫王○禮，59年次人，之前在我這邊工作且住在這，大約從110年至111年11月，王○禮養雞時經過林錫祿的蘿蔔田而認識，我家沒有裝門鈴，林錫祿之前就常直接進來我家找阿猴，有時我會給林錫祿香蕉，他會給我雞肉，王○禮離開後林錫祿仍來找了好幾次都找不到，我沒有跟林錫祿說王○禮已經離開了，也沒有跟他說你不要來了，但後來覺得不是辦法，就把大門做起來，意思是不希望林錫祿再來，但側門於案發時只有門框沒有門片，林錫祿當天就是從側門進來，我報完警做完筆錄才把側門做起來等語(本院卷第130、310至315 頁)，此與林錫祿所辯互核一致，可知前與告訴人同住之王○禮確有帶林錫祿至告訴人住宅，且林錫祿前會自行進入告訴人住宅找王○禮，告訴人當時並無異詞，而王○禮離開告訴人住宅後告訴人並未告知林錫祿此情亦未要求其不要再來等，堪認屬實。　(三)從而，林錫祿先前既已獲同住於告訴人住宅之王○禮同意得進入該處，而林錫祿於未獲告知王○禮已離開告訴人住宅之情況下，且案發時告訴人住宅並無門鈴、側門亦無門板而得直接進入，林錫祿即循往例直接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找尋王○禮，於找尋未果後即於3分鐘內離開，參諸前揭說明，林錫祿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之土地即難認背於公序良俗而無正當理由，林錫祿主觀上亦無明知其無權侵入而無正當理由仍執意侵入之故意。　(四)至於林錫祿聲請傳喚王○禮到庭作證，欲證明係王○禮帶其至告訴人住宅等部分，王○禮經本院合法傳喚而未到庭，此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送達證書及刑事報到單在卷可參 (本院卷第267、271、305頁)，然經本院依職權傳喚告訴人作證後，其已就相同之待證事實詳為證述，爰認無再傳喚王○禮到庭之必要，附此敘明。四、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僅能證明林錫祿有於案發時間進入告訴人住宅附連圍繞土地之事實，然林錫祿之行為難謂無正當理由，檢察官亦未證明林錫祿有無故侵入之故意，揆諸首揭說明，檢察官所提出之積極證據既不能證明林錫祿犯罪，即應為其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蘭雅提起公訴，檢察官林英正、孫源志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王龍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無罪部分不得上訴。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13　　日

2024-11-01

HLHM-113-上易-53-20241101-1

偽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945號上訴人即被告張恒嘉選任辯護人潘兆偉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79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36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張恒嘉緩刑貳年，並應於判決確定之日起參個月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陸萬元。理由一、本件被告提起上訴後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有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67-68頁)，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被告上訴部分。二、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坦承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僅就刑之部分上訴，被告並無前科紀錄，請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讓被告在社會上為國家盡一份心力，被告願意支付公庫新臺幣陸萬元等語。　　三、原審判決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所為對司法權正確行使之傷害程度，另兼衡被告無任何犯罪前案紀錄，素行尚佳，自述之智識程度、工作經歷、與配偶、子女同住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各罪，各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末亦審酌本案被告所犯各罪之罪質、手段及罪責重複非難之程度較高等全部情狀，而定其應執行刑，均屬妥適。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請求再予以從輕量刑，並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四、本院審酌被告提起上訴後，已於本院坦承犯行，堪認犯後尚能知錯悔改，且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亦明示願意支付公庫六萬元改過，堪認歷此偵審程序，已能達成刑罰之教化目的，確有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理由，併宣告緩刑二年，以啟自新。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姿函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刑事第十九庭審判長法　官曾淑華法　官李殷君法　官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2024-10-30

TPHM-113-上訴-4945-20241030-1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229號上訴人即被告張亮亮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戴遐齡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112年度金訴字第104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4680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張亮亮幫助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併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理由一、刑事上訴制度係當事人對於下級審判決不服之救濟途徑，以維護被告之審級利益。又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事實、罪名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上訴人即被告張亮亮(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陳明僅就原判決刑的部分上訴（本院卷第212頁)，對原判決認定事實部分未上訴，故原判決事實部分非本院審理之範圍，惟被告之犯罪情狀仍為量刑審酌事項。二、新舊法比較適用 (一)被告本件行為(民國109年11月27日至30日間)後，洗錢防制法全文31條，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明定除第6條及第1 1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下稱新法或本次修正)。雖新法第2條關於「洗錢」定義範圍擴張，然如原審判決書事實欄所載，被告本件犯行已該當修正前、後規定之洗錢，尚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問題，依一般法律原則逕適用修正後之規定。舊法之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新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新法之刑罰內容因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新臺幣1億元而異其刑罰。被告本件犯行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依上開事實欄所示金額顯未達1億元，合於新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自應依刑法第2 條第1項但書的規定，適用行為後最有利行為人之新法。 (二)關於洗錢防制法偵查或審判中自白減刑之適用說明：　⒈關於新舊法比較之法律整體適用原則，實務已改採割裂比較而有例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裁判即揭櫫法律能割裂適用的情形，謂「所謂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係源自本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例，其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但該判例所指罪刑新舊法比較，如保安處分再一併為比較，實務已改採割裂比較(本院96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壹)，而有例外」、「與法規競合之例，行為該當各罪之構成要件時，依一般法理擇一論處，有關不法要件自須整體適用，不能各取數法條中之一部分構成而為處罰，此乃當然之理。但有關於刑之減輕、沒收等特別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自非不能割裂使用，要無再援引上開新舊法比較不得割裂適用之判例意旨，遽謂『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系爭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之可言」等旨，是以，法律適用本來就沒有所謂「一新一切新，從舊全部舊」的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在罪刑與保安處分之比較適用上迄於產生破窗而有例外(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7號判決意旨)。故而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自非不能割裂適用。　⒉被告本件行為(109年11月27日至30日間)時，107年11月9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2條之罪( 含同法第14條)，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6月16日生效施行，修正後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本案裁判時，113年8月2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含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以行為時(即107 年11月9日生效施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所規定：「偵查或審判中自白」即可減刑最有利被告，是依刑法第2條第1 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有利被告之減輕規定，合先敘明。又本案裁判時洗錢防制法全文31條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被告雖僅就刑的部分上訴，但在原判決認定犯罪事實基礎上，刑罰規定已有變動，仍應為新舊法比較，以適用最有利被告之刑罰法律，併此敘明。　三、有罪之判決書，刑罰有加重、減輕或減免者，應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4款定有明文。又同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所指之「刑」，係指法院基於應報、威嚇、教育、矯治與教化等刑罰目的，就被告犯罪所科處之主刑及從刑而言。因此法院對被告之犯罪具體科刑時，關於有無刑罰加重、減輕或免除等影響法定刑度區間之處斷刑事由，以及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暨其他影響量刑之因素，均係法院對被告犯罪予以科刑時所應調查、辯論及審酌之事項與範圍。故本件關於「刑」之審判範圍，尚非僅限於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之量刑事項，亦包括被告有無其他法定加重、減輕規定及能否依各該規定加重、減輕其刑之事由(參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89號判決意旨)。經查： (一)依原審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 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 條第1項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交付其所有之本案聯邦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密碼及該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明，此次只交付聯邦銀行帳戶資料，且不是張生酩，詳本院卷第222頁)，任由該成年人或其他不明之人向附表一所示高柏渝、李㺭辰、張佑鴻、沈宏文、孫尚瑋、童浤嘉(下稱高柏渝等6人)施用詐術，致高柏渝6人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至他人上海銀行帳戶內，旋遭不詳詐欺之人將款項轉匯至第二層帳戶即本案被告所有之聯邦銀行帳戶內，再由不詳之人以聯邦銀行提款卡提領或以網路銀行帳戶將款項轉出，以此方式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等情，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數個幫助修正後之洗錢罪，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洗錢罪。是被告本件犯行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就其所犯幫助修正後上開洗錢罪，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二)查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原審、本院準備程序均否認犯幫助洗錢罪，然於本院審理時已自白犯幫助洗錢罪(本院卷第222頁 )，應依有利被告之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其刑。　　四、上訴評價原審認被告有其事實欄所載之罪，事證明確予以論處，固非無見。惟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本屬主觀事項，包括行為人犯罪後，有無悔悟等情形；犯後態度如何，尤足以測知其人刑罰適應性之强弱。被告在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意陳述，而坦承犯行，不惟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更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審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判決意旨)。查被告本件犯行，致附表一所示告訴人高柏渝等6人受有匯出款項之財產損失（詳附表一「匯款金額」欄所載)，雖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本院準備程序均否認幫助犯洗錢等罪，惟於本院審理時就上開犯行已認罪，是被告犯罪後之態度已有變更，認原審量刑之審酌事項已有變動，又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修正公布，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影響被告本件刑罰內容，原審就上情均未及審酌，被告上訴本院請求從輕量刑，尚稱有據，原判決量刑既有上開瑕疵可指，即難以維持，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刑的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五、本院量刑審酌事項：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將自身使用之本案聯邦銀行提款卡、密碼及該帳戶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交付予年籍不具信賴關係之人使用，作為與財產犯罪相關之犯罪工具使用，非但助長社會詐欺財產犯罪之風氣，致使無辜民眾受騙而受有財產上損害，亦擾亂金融交易往來秩序，危害社會正常交易安全，復因被告提供上開金融帳戶資料，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之真實身分，徒然加增告訴人高柏渝等6人追償之困難，另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均否認幫助犯洗錢等罪，直至本院審理始坦承前開犯罪，又被告與告訴人高柏渝等6人均未達成調解、和解或取得渠等諒解等情，並審酌被告前因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之犯罪紀錄表之素行，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兼衡被告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需扶養其他家人，經濟狀況勉持(見本院卷第133頁之被告個人戶籍註記、第170頁) ，及無證據證明獲有犯罪所得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就有期徒刑、併科罰金部分各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塗又臻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强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刑事第十九庭審判長法　官曾淑華法　官陳文貴法　官黃惠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蔡麗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附錄：原審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7月31日公布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一(沿用原審判決) 編號被害人匯款時間匯款金額 (新臺幣) 匯入帳戶 1 高柏渝 ①109年11月28日晚上7時55分許 ②109年11月28日晚上7時57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上海銀行帳戶 2 李㺭辰 109年11月30日晚上6時59分許 1萬7,600元上海銀行帳戶 3 張佑鴻 109年12月2日晚上8時53分許 2萬元上海銀行帳戶 4 沈宏文 109年11月30日晚上11時37分許 10萬元上海銀行帳戶 5 孫尚瑋 109年11月30日上午10時12分許 50萬元（起訴書附表誤載為不詳金額，經檢察官當庭更正，見原審卷第228頁）上海銀行帳戶 6 童浤嘉 ①109年12月1日下午1時29分許 ②109年12月1日下午1時32分許 ③109年12月2日中午12時52分許 ④109年12月2日中午12時54分許 ①5萬元 ②5萬元 ③5萬元 ④2萬4,000元上海銀行帳戶

2024-10-29

TPHM-113-上訴-4229-20241029-1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771號上訴人即被告田佩玄選任辯護人許育齊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46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5914號暨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5931號、第7514號、第17125號、第21534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田佩玄幫助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叄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叄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併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理由一、刑事上訴制度係當事人對於下級審判決不服之救濟途徑，以維護被告之審級利益。又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事實、罪名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上訴人即被告田佩玄(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陳明僅就原判決刑的部分上訴(本院卷第176頁)，對原判決認定事實及沒收部分未上訴，故原判決事實及沒收部分非本院審理之範圍，惟被告之犯罪情狀仍為量刑審酌事項。二、新舊法比較適用 (一)被告本件行為(民國111年6月15日)後，洗錢防制法全文31條，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明定除第6條及第11條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 下稱新法或本次修正)。雖新法第2條關於「洗錢」定義範圍擴張，然如原審判決書事實欄所載，被告本件犯行已該當修正前、後規定之洗錢，尚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問題，依一般法律原則逕適用修正後之規定。舊法之第14條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新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新法之刑罰內容因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新臺幣1億元而異其刑罰。被告本件犯行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依原審判決書事實欄所示金額顯未達1億元，合於新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的規定，適用行為後最有利行為人之新法。 (二)關於洗錢防制法偵查或審判中自白減刑之適用說明：　⒈關於新舊法比較之法律整體適用原則，實務已改採割裂比較而有例外。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號裁判即揭櫫法律能割裂適用的情形，謂「所謂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係源自本院27年上字第2615號判例，其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但該判例所指罪刑新舊法比較，如保安處分再一併為比較，實務已改採割裂比較(本院96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壹)，而有例外」、「與法規競合之例，行為該當各罪之構成要件時，依一般法理擇一論處，有關不法要件自須整體適用，不能各取數法條中之一部分構成而為處罰，此乃當然之理。但有關於刑之減輕、沒收等特別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自非不能割裂使用，要無再援引上開新舊法比較不得割裂適用之判例意旨，遽謂『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系爭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之可言」等旨，是以，法律適用本來就沒有所謂「一新一切新，從舊全部舊」的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在罪刑與保安處分之比較適用上迄於產生破窗而有例外(參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7號判決意旨)。故而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之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自非不能割裂適用。　⒉被告本件行為(111年6月15日)時，107年11月9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2條之罪(含同法第1 4條)，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被告本案裁判時，113年8月2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犯前4條(含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以行為時(即107年11月9日生效施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所規定：「偵查或審判中自白」即可減刑最有利被告，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有利被告之減輕規定，合先敘明。又本案裁判時洗錢防制法全文31條於11 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被告雖僅就刑的部分上訴，但在原判決認定犯罪事實基礎上，刑罰規定已有變動，仍應為新舊法比較，以適用最有利被告之刑罰法律，併此敘明。　三、有罪之判決書，刑罰有加重、減輕或減免者，應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4款定有明文。又同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所指之「刑」，係指法院基於應報、威嚇、教育、矯治與教化等刑罰目的，就被告犯罪所科處之主刑及從刑而言。因此法院對被告之犯罪具體科刑時，關於有無刑罰加重、減輕或免除等影響法定刑度區間之處斷刑事由，以及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暨其他影響量刑之因素，均係法院對被告犯罪予以科刑時所應調查、辯論及審酌之事項與範圍。故本件關於「刑」之審判範圍，尚非僅限於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之量刑事項，亦包括被告有無其他法定加重、減輕規定及能否依各該規定加重、減輕其刑之事由(參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89號判決意旨)。經查： (一)依原審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 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 條第1項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交付本案華南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暨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物予自稱「阿嘉」之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人(下稱「阿嘉」)，任由「阿嘉」及其他不詳之人使用，上開之人即向附表所示謝瑞娥等9人(詳附表一「被害人」欄所載)施用詐術，致謝瑞娥等9人陷於錯誤而匯款至本案華南銀行帳戶內，旋遭上開之人以網路銀行層轉其他帳戶，以此方式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數個幫助修正後之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幫助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是被告本件犯行為幫助犯，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就其所犯幫助修正後上開洗錢罪，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二)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原審、本院準備程序均否認犯幫助洗錢罪，然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幫助洗錢等罪(本院卷第192頁) ，應依有利被告之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予以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其刑。辯護意旨請求本院斟酌刑事訴訟法第370條規範之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惟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之法定刑固為「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罰金略述)」，然如前說明，被告經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遞減其刑後，已無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的問題，是辯護意旨容有誤會。四、上訴評價原審認被告有其事實欄所載之罪，事證明確予以論處，固非無見。惟按：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本屬主觀事項，包括行為人犯罪後，有無悔悟等情形；犯後態度如何，尤足以測知其人刑罰適應性之强弱。被告在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意陳述，而坦承犯行，不惟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更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審酌(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084號判決意旨)。查被告如原審判決書所認定事實，致附表所示謝瑞娥等9人受有匯出款項之財產損失（詳附表「匯款情形」欄所載)，雖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本院準備程序均否認幫助犯洗錢等罪，惟本院審理時已認罪。是被告犯罪後之態度已有變更，認原審量刑之審酌事項已有變動，且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修正公布，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刑罰內容已有變動，原審就上情均未及審酌，被告上訴本院請求從輕量刑，尚稱有據，原判決量刑既有上開瑕疵可指，即難以維持，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刑的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五、本院量刑審酌事項：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將其所有之本案華南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密碼暨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物交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阿嘉」其人使用，作為與財產犯罪相關之犯罪工具使用，非但助長社會詐欺財產犯罪之風氣，致使無辜民眾受騙而受有財產上損害，亦擾亂金融交易往來秩序，危害社會正常交易安全，復因被告提供上開金融帳戶資料，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之真實身分，徒然加增被害人謝瑞娥等9人追償之困難，另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均否認幫助犯洗錢等罪，直至本院審理始坦承前開犯罪，又被告未與被害人謝瑞娥等9人達成調解、和解或取得渠等之諒解，並審酌被告前無犯罪經判刑紀錄之素行，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兼衡被告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離婚、有1名未成年子女待扶養(見本院卷第43 頁之被告個人戶籍註記、114頁)，並被告案發後經鑑定為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類別之身心障礙者，現領有身心障礙證明，並經原審法院宣告為受輔助宣告之人(見原審卷一第471至515頁及原審112年度輔宣字第19號民事裁定)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就有期徒刑、併科罰金部分各諭知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六、末按： (一)當事人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甚明。當事人對於下級審判決提起上訴，以使案件繫屬於上級審法院而產生訴訟關係，上級審法院秉諸尊重當事人基於程序主體地位具有程序處分權所設定之上訴暨攻防範圍，以及促進審判效能之立法意旨，而有加以審判之權限與責任。若當事人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而對於其餘認定犯罪事實、論罪、沒收暨追徵或保安處分等部分並未聲明不服者，則上訴審法院原則上僅應就明示上訴之範圍加以審理，對於上述其餘部分，本無庸贅為審查。又上訴係當事人對於下級審法院判決聲明不服而請求上級審法院救濟之方法，茲倘僅被告明示祇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而檢察官於其自身得上訴之期間內，對於第一審判決既未聲明不服，即非不得認為檢察官就第一審認定犯罪事實、論罪、科刑、沒收暨追徵或保安處分之判決，並無請求第二審法院予以變更之意思，則第二審法院在由被告單方所開啟並設定攻防範圍之第二審程序，應僅侷限在量刑事項具有審查權責，當不得就當事人俱未聲明不服之第一審判決關於認定犯罪事實部分擴張審理範圍。蓋刑事訴訟法增訂第348條第3項關於當事人得明示僅就法律效果為一部上訴之規定，在上述情形，應解為非無具備藉由程序立法制約第二審法院在通常救濟程序對於案件事實重為實體形成之作用，俾免被告礙於第二審法院或許將為較不利益判決之疑慮，以致對於撤回上訴與否猶豫瞻顧，而不當干預被告獲得公平法院進行公正審判程序之訴訟基本權。故檢察官在該等由被告單方所開啟，且第二審法院僅就量刑事項具有限審查權責之第二審程序，始為如前揭移送併辦意旨之請求時，第二審法院就不在其審查範圍內之第一審判決認定犯罪事實及移送併辦意旨所指事實部分，尚不得予以審理判決(參照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 2322號判決意旨)。 (二)如上說明，本件被告明示僅就原審判決關於刑的部分提起本院上訴，而檢察官對於原審判決並未聲明不服，嗣雖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就該署113年度偵字第9680號(告訴人崔新利被害部分)移送併辦意旨書暨相關卷證，請求併案審理。然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暨其立法說明，未經當事人聲明不服之第一審判決關於認定犯罪事實部分，並不在原審審查之範圍內，因而本院僅審查原審判決關於刑的部分妥適與否，就包括認定事實等其餘部分則無從贅予審查。是上開檢察署檢察官以併辦意旨書移送本院併案審理部分，自屬無從審酌，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榮林提起公訴，檢察官鄒茂瑜、黃瑞盛、洪松標移送併案審理，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刑事第十九庭審判長法　官曾淑華法　官陳文貴法　官黃惠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蔡麗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附錄：原審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7月31日公布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沿用原判決附表）　　　編號被害人匯款情形(新臺幣) 1 謝瑞娥（提告）謝瑞娥於111年7月1日12時57分許，臨櫃匯款100萬元至田佩玄名義之上開華南銀行帳戶內。 2 洪子寓洪子寓於111年6月28日13時56分許，臨櫃匯款353萬3524元至田佩玄名義之上開華南銀行帳戶內。 3 謝美玉（提告）謝美玉於111年6月30日19時1分許，匯款5萬元至田佩玄名義之上開華南銀行帳戶內。 4 黃世慶（提告）黃世慶於111年6月29日9時50分許，臨櫃匯款60萬元至田佩玄名義之上開華南銀行帳戶內。 5 蔡宜螢（提告）蔡宜螢於111年6月29日13時16分許，臨櫃匯款70萬元至田佩玄名義之上開華南銀行帳戶內。 6 李蘭馨（提告）李蘭馨於111年6月30日14時40分許，臨櫃匯款268萬元至田佩玄名義之上開華南銀行帳戶內。 7 焦中梅（提告）焦中梅於111年6月30日19時14分許，匯款3萬元至田佩玄名義之上開華南銀行帳戶內。 8 黃智祺（提告）黃智祺分別於111年6月30日21時16分許、同日21時18分許，各匯款5萬元、2萬元至田佩玄名義之上開華南銀行帳戶內。 9 魏嫒玲（提告）魏嫒玲於111年7月1日13時57分許，臨櫃匯款40萬元至田佩玄名義之上開華南銀行帳戶內。

2024-10-29

TPHM-113-上訴-3771-20241029-1

交上易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165號上訴人即被告李英敏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交易字第217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21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事實一、李英敏於民國112年2月2日17時5分，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號營業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沿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 段由西向東第3車道行駛，行經同路段98之1號前，應注意向右變換車道時，應讓右側之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禮讓右側之直行車輛先行即貿然變換車道，適有王秋微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搭載乘客卓文洋沿同路段同向外側第4車道自後駛至，李英敏所駕駛之本案車輛之右側車身即與本案機車之左側車身發生碰撞(下稱本案事故)，王秋微、卓文洋均人車倒地，王秋微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膝部及左足部各約0.5至2公分擦傷併局部挫傷等傷害；卓文洋則受有右側胸部挫傷，右手第三指、左手第五指及左足踝各約1至2公分擦傷併局部挫傷等傷害。二、案經王秋微、卓文洋訴由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程序事項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以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或言詞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英敏(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理時對上開供述證據，雖指摘上開人陳述不實，然未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05至106、388至390頁)，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所取得過程並無瑕疵，且與本案相關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認適當作為證據，是依上開規定及說明，認均具有證據能力。二、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如本件道路交通事故相關照片，為非供述證據之物證，或以科學、機械之方式，對於當時狀況所為忠實且正確之紀錄，性質上並非供述證據，均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此外復查無違法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發生本案事故，然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案發時其所駕駛之本案車輛是直行前進，事故原因是本案機車往左邊靠，才會發生本案事故；且由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來看，本案機車是往左側傾倒，如果本案車輛向右撞擊本案機車，豈有本案機車向左傾倒之可能云云 (原審卷第64至65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辯稱：我準備要向右變換車道，右後方我看不到，告訴人不是直行車，我準備要變換車道時，他們就來撞我，告訴人等所受傷害是他們自己造成的云云(本院卷第392頁)。惟查： (一)被告於112年2月2日17時5分許，駕駛本案車輛，沿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2段由西向東第3車道行駛，行經同路段98之1 號前，與沿同路段同向外側第4車道告訴人王秋微所騎乘並搭載告訴人卓文洋之本案機車發生碰撞，告訴人王秋微、卓文洋均人車倒地，告訴人王秋微受有左側前胸壁挫傷，左側膝部及左足部各約0.5至2公分擦傷併局部挫傷等傷害，告訴人卓文洋則受有右側胸部挫傷，右手第三指、左手第五指及左足踝各約1至2公分擦傷併局部挫傷等節，為被告所自承明確，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王秋微(見偵卷第13至14、39頁、原審卷第108至110頁)、卓文洋(見偵卷第17至19頁、原審卷第 102至104頁)於警詢、原審審理中證述相符，並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仁愛院區診字第FAZ000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 見偵卷第21頁)、診字第FAZ000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23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見偵卷第31至33頁，證明被告與告訴人同路段同向行駛)、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見偵卷第35頁，證明被告與告訴人之車籍資料及車損、受傷情形)、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見偵卷第41至43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見偵卷第47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見偵卷第4 9至50、53至58頁)、牌照號碼TAK-822營業小客車之行照影本1紙(原審卷第71頁)在卷可稽，上開事實應可認定。 (二)次查，證人即告訴人王秋微於警詢、原審審理中均證稱：我騎乘本案機車在最外側車道時，遭本案車輛之右側車身擦撞本案機車左側車身(見偵卷第13至14頁、原審卷第108頁)等語明確，又本案事故發生後，被告亦向在場員警表示：「我沿和平東路西向東第3車道直行至和平東路2段96巷口時，我打了右側方向燈，並且向右變換第4車道」等語甚明，亦有被告於112年2月2日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存卷可證(見偵卷第37頁)，對照勾稽被告案發後前揭陳述、證人王秋微證述內容，可認被告確有駕駛本案車輛向右側第4車道偏移之行為。再者，本案事故發生時，本案車輛位置係在臺北市○○區 ○○○路0段00○0號前由西向東第3車道與第4車道之分隔線上，本案車輛右側車頭明顯向右側之第4車道偏移，且於發生碰撞後右側車頭係處於第4車道中間等情況，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事故現場照片附卷可憑（見偵卷第31、49頁)，故由上開證據所示現場狀況觀之，可見本案車輛有跨越車道向右側偏移而進入第4車道之情形，並由發生本案事故後本案車輛所在地點應即發生本案事故碰撞之地點，而本案車輛右側車頭位在接近第4車道中線之位置，亦徵告訴人王秋微所騎乘之本案機車並未向左側之第3車道偏移而屬直行。由上開證據綜合判斷，本案事故之發生，係因被告駕駛本案車輛由所在之第3車道向右側之第4車道偏移，而與直行之本案機車發生碰撞所導致等情，洵堪認定。被告雖辯稱其是駕駛本案車輛直行前進，復稱告訴人並非直行車、是告訴人來撞我云云。然：被告上開辯解與其前揭案發後之陳述迥異，亦與證人王秋微之證詞及上開事證相互參酌之案發現場狀況相違，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並不可採。 (三)至於被告辯稱本案機車於本案事故後係往左側傾倒，若是由本案車輛右偏而發生碰撞，本案機車應不會有向左側傾倒之情況云云。然查，本案機車於案發後，固然以向左側傾倒之方式倒放在地，有事故現場照片可參(見偵卷第49頁編號1之照片)，惟證人王秋微、卓文洋於原審均結證稱於發生碰撞後，證人王秋微有欲維持本案機車平衡而左右搖晃之情況，然最終因無法控制而倒地等語(見原審卷第102、104、108、 110頁)，而被告於案發後亦有對現場員警表示「‥對方就搖搖晃晃往前倒地‥」，有上開被告之道路交通事故談話記錄在卷可參(見偵卷第37頁)。可知本件發生碰撞後，證人王秋微並非立即倒地，而有試圖控制本案機車，但最終仍無法控制而倒地之情形。是以，既然本案機車並非在受碰撞後立刻倒地，則倒地之方向可能受王秋微控制本案機車時所影響，並不能以本案機車係以左傾方式倒地，逕認本案事故發生前，即有本案機車係向左側偏移而碰撞本案車輛之情況存在，況且，被告上開辯解核與上開事證不侔，自無法憑以採認。 (四)再者，證人王秋微證稱：我在騎乘本案機車時，都是只看前方，所以沒有注意到本案車輛是否在左側，也沒有看到本案車輛就已經被撞到了，本案機車遭本案車輛碰撞之位置，是本案機車的左側龍頭等語在卷(原審卷108至110頁），證人卓文洋則證稱：王秋微案發時是直行行駛，我在後座為王秋微注意前方的車況，突然間本案機車受到外力就不穩左右偏就倒了，故我並未見到本案車輛有向右側偏移的情況，也未看到發生撞擊的瞬間之情事等語(原審卷第102至107頁)，是參照上開證人前開證詞，均稱其等僅注意本案機車前方之狀況，並未見到本案車輛，足認本案車輛於發生碰撞前，並非處於本案機車前方或左前方。又細觀本案車輛受損部位為右前方車門板金凹陷受損，以及右側後照鏡向車頭方向彎曲，均有本案車輛照片在卷可參(偵卷第49至50頁、原審卷第75 、143頁)，復參酌證人王秋微前揭證稱受碰撞位置為左側龍頭一節，對照機車龍頭與地面相距之高度，堪信本案事故發生前，本案車輛與本案機車係處於平行前進之狀態，然因本案車輛向右偏移，以致本案車輛右側後照鏡與本案機車之左側龍頭發生擦撞後，本案車輛右側後照鏡因而受力向前彎曲，並因本案車輛之副駕駛座車門再與本案機車左側車身發生擦撞，造成本案車輛右前方車門板金凹陷受損之情況等節，已堪認定。 (五)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汽車在同向二車道以上之道路(車道數計算，不含車種專用車道、機車優先道及慢車道)，除應依標誌或標線之指示行駛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六、變換車道時，應讓直行車先行，並注意安全距離」，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第98條第1項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據此，被告對於上開交通規定應注意，無不能注意之情，然疏未注意，於駕駛本案車輛，於變換車道偏右行駛時，未讓直行之本案機車先行，亦未注意與本案機車保持安全距離，以致本案事故之發生，而有過失，並因其過失行為造成告訴人王秋微、卓文洋受有上開傷害，具有因果關係，則被告自應負過失傷害之責甚明，此與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113年8月30日函送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本院卷第255至261頁)，認「被告李英敏駕駛本案車輛變換車道時未讓直行車(本案機車)先行，為肇事原因。告訴人王秋微騎乘本案機車無肇事原因」等語之鑑定結論一致，亦可作為被告有過失責任之參考依據。二、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前揭所辯，均非可採，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又被告係以一行為造成告訴人王秋微、卓文祥2人身體法益受有損害，而各成立過失傷害罪。被告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依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處斷。四、按被告在犯罪未發覺之前，向該管公務員告知其犯罪，而不逃避接受裁判，即與刑法第62條規定之自首條件相符，不以言明自首並願受裁判為必要。即或自首後，嗣後又為與其初供不一致之陳述，甚至否認其有過失或犯罪，仍不能動搖其自首之效力(最高法院73年度台上字第62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肇事後，於有偵查犯罪權限之機關及公務員發覺其犯罪前，向前往現場處理之警員當場承認為肇事人等情，有卷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乙紙在卷可參(偵卷第47頁)，被告既於員警到場處理時自承為肇事人，揆諸前開說明，被告上開所為已合乎自首之要件無訛，尚不因嗣後其否認犯罪並有如上之辯解而影響其自首之效力，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五、原審認被告有其事實欄所載之罪，事證明確予以論處，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違規變換車道，並未注意保持安全距離，導致本案事故之發生，並使告訴人王秋微、卓文祥受有前揭傷勢等如事實欄所載之違反法義務之程度、告訴人受傷情形，並被告自95年以後，即無任何犯罪科刑紀錄之素行，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兼衡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且未與告訴人王秋微、卓文洋達成和解或取得其等原諒之犯罪後態度，並其二、三專畢業(自陳台北女子師範大學畢業與戶籍註記不符)之智識程度，現以駕駛計程車為業，家庭經濟不佳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等旨，經核其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被告上訴本院猶執陳詞否認犯罪，其所辯均不可採。被告本件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書華偵查起訴，檢察官鄧定强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刑事第十九庭審判長法　官曾淑華法　官陳文貴法　官黃惠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蔡麗春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0-29

TPHM-113-交上易-165-202410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