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30號再審聲請人即告發人羅宗佑被告詹鎮安上列再審聲請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3 27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1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77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618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羅宗佑（下稱聲請人）因與被告詹鎮安（下稱被告）所利用之不知情李紹宏簽約，並支付合約價款20%即新臺幣1萬元訂金，而為此受有交付財物之營業損失。原確定判決認定被告所為僅成立公司法第19條之罪，而不另成立詐欺取財罪，實乃漏未審酌聲請人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對話（即本院卷第25至35頁，下稱「再證一」）所致，蓋「再證一」既明確顯示被告乃向聲請人謊稱前曾幫案主設計過形象網站、員工達18位等諸多不實情辭，方使聲請人陷於錯誤而簽約付款，足認被告確實另涉詐欺取財罪無訛，則原確定判決實具刑事訴訟法第421條「就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再審事由，為此聲請再審。二、按「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得由左列各人為之：一、管轄法院之檢察官。二、受判決人。三、受判決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四、受判決人已死亡者，其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為受判決人之不利益聲請再審，得由管轄法院之檢察官及自訴人為之」，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428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告訴人或被害人對確定判決並無（為被告之不利益）提起再審之權利，告發人更不待言。另同法第42 1條乃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除前條規定外，其經第二審確定之有罪判決，如就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亦得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等語，則以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不利被告事證為由提起再審，同非法之所許。末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乃為同法第433條所明定。從而，如告訴人、被害人、告發人逕向原確定判決法院提起再審，其程序即已屬違背規定，且無從補正，苟其等竟另援引刑事訴訟法第42 1條規定求予開啟再審程序而為不利被告之判決，更顯為法所不容至灼。三、聲請人為告發人，並非自訴人，依諸前述說明，其原無為被告不利益提起再審之權利，更遑論係以「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不利被告事證」資為再審事由，是本件聲請再審程序於法有違，且無從命補正，自應逕予駁回。又聲請人既自始不具聲請再審適格而要無補正可能，本院自顯無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被告、檢察官意見之必要，俾免耗費有限司法資源且徒增聲請人、被告之奔波勞費，併指明之。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2024-12-02

KSHM-113-聲再-130-20241202-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907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李長甡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年度執聲字第53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李長甡因妨害秩序等罪，分別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陸月。　　理　由一、受刑人李長甡（下稱受刑人）因妨害秩序等罪，經法院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確定在案，其中僅編號4部分為徒刑併科罰金，另僅編號1、4該罪之有期徒刑部分，得聲請易科罰金，茲受刑人於民國113年10月11日具狀請求檢察官聲請就前述各罪之有期徒刑部分，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卷第11至13頁），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二、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 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314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 項、第3項，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倘一裁判宣告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下稱原定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亦即基於有利被告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定執行刑，原定執行刑有拘束新定執行刑上限之效果，法院裁量所定之刑期上限，自不得較重於「原定執行刑加計新宣告刑之總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436號裁定意旨參照）。三、審酌本院將檢察官聲請狀繕本於113年10月25日合法送達予受刑人後，其遲不表示意見（本院卷第97頁）。考量受刑人所犯附表所示之罪中，其中編號1為侵害國家法益之妨害秩序罪，編號2、3均為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詐欺罪，而編號4 為持有逾量第三級毒品罪、編號5至7則均為販賣第三級毒品，即編號4至7部分均屬助長毒品氾濫之罪。又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時間乃分布在110年4月19日至112年4月24日間，前後歷時2年餘，而難認集中。佐以附表編號2至3所示2罪之原定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0月、附表編號5至7所示之3罪則原定執行刑為有期徒刑4年6月，而均已獲明顯之減輕，則本院裁量所定之刑期上限，自應受前述原定執行刑加計編號1、4該罪宣告刑之總和（即有期徒刑6年1月）之拘束等情。再綜合斟酌受刑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數罪所反應受刑人人格特性與傾向等一切情狀，爰就各該罪有期徒刑部分，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四、至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4所示該罪之有期徒刑部分，原固均得聲請易科罰金，惟因與其餘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併合處罰結果，已不得聲請，自無庸為折算標準之記載，附此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2024-12-02

KSHM-113-聲-907-2024120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上訴字第735號上訴人即被告黃毅晟民國00年00月00日生選任辯護人謝明佐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2年12 月14日所為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735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提起上訴，應於送達判決後20日內為之；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62條前段規定分別定有明文。二、查上訴人即被告黃毅晟（下稱被告）因販賣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0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13年（共8罪），被告不服提起上訴，再由本院112 年度上訴字第735號判決上訴駁回，並於民國112年12月26日送達判決至法務部○○○○○○○由其親自簽收在案，此有卷附送達證書可稽，嗣因被告未於法定上訴期間聲明上訴而確定。然被告遲至113年10月23日再行具狀針對本案提起上訴，顯逾法定上訴期間，核屬違背法律上程式且無從補正，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6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 　　日　　　　　　　　　　　　　　　　　　　書記官　鄭伊芸

2024-12-02

KSHM-112-上訴-735-20241202-2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988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陳泰穎民國00年0月00日生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年度執聲字第593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陳泰穎犯附表所示各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柒月。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陳泰穎（下稱受刑人）因詐欺等數罪，先後經法院判決確定如附表，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及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等語。二、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量刑過程，即對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等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以兼顧刑罰衡平原則。再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另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然對於法律之內、外部界限仍均應受其拘束。三、查受刑人犯附表所示之罪，業經法院判處該表所示之刑暨日期確定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該刑事判決在卷可稽，其中編號1與編號2、3雖分別係得（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乃屬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例外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惟經其具狀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本院卷第9頁），符合同條第2項規定，從而檢察官依其請求而為聲請，本院審核認為正當。又編號2、3前經法院定應執行刑在案，然既有附表所示之罪應定執行刑，前揭所定之刑即當然失效，本院自可更定其刑。是本件既不得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法律外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所示各罪總和，亦應受內部界限拘束（即有期徒刑1年10月），復審酌附表所示各係（加重）詐欺罪，犯罪手段、不法內涵暨各罪實施時間相近等諸般情狀，另被告以書面陳述現已全數賠償被害人，又須扶養2名小孩且為家中唯一經濟來源、請求從輕量刑等語在卷，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至編號1之罪先前雖經法院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惟因與其餘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合併定執行刑，即毋庸再行諭知，附此敘明。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鄭伊芸附表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備註法院、案號判決日期法院、案號確定日期編號2、3前經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 1 詐欺有期徒刑伍月 (得易科罰金) 111.3.26至111.3.28 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50號 113.5.30 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50號 113.5.30 2 加重詐欺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111.2.6 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50號 113.5.30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97號 113.9.11 3 加重詐欺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11.2.10

2024-11-28

KSHM-113-聲-988-20241128-1

毒聲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重新審理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毒聲重字第11號聲請人即受裁定人高俊韓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觀察勒戒)案件，對於本院 113年度毒抗字第13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確定裁定（原審案號：臺灣澎湖地方法院113年度毒聲字第4號），聲請重新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重新審理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再審之客體，限於實體之確定判決；對於「確定之裁定」，除得依刑事訴訟法相關程式救濟外，均不得為再審之對象；至於聲請重新審理，則係不服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確定裁定請求救濟之方法，故當事人表示不服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確定裁定之意思，縱其形式上誤用再審字樣，仍不妨礙其聲請重新審理之效力。二、聲請人民國113年11月18日書狀所載聲請重新審理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受裁定人高俊韓（下稱聲請人）之所以會於112 年（書狀誤載為113年，應逕予更正）8月10日經採尿送驗呈陽性反應，是因為張皓鈞為了脫免自身遭追究施用毒品犯行，乃採在聲請人住處誤食之抗辯，而誣告聲請人，且張皓鈞為了讓其抗辯可資採信，乃於同年7月25日至8月5日間，多次以免費為餌，引誘聲請人施用其所提供之甲基安非他命，簡言之，本已戒毒達13年之聲請人乃淪為張皓鈞脫罪工具，則聲請人因此於112年8月10日關於曾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自白，自應認欠缺任意性，另聲請人尿檢呈現陽性反應亦應認屬偽造之證據。聲請人知悉該情後，實在不服張皓鈞為了讓自身脫罪竟無端誣告聲請人，故一年以來已多次遞狀抗辯司法警察之辦案程序違憲，但尚不敢得罪張皓鈞及其背後之販毒團體，直到上星期獲悉張皓鈞背後大哥落網，才敢說明上述張皓鈞為脫罪而誣告且免費提供毒品予聲請人施用之真相，並依法提出本件聲請，請求法院撤銷觀察、勒戒之決定，回復給予聲請人戒癮治療之機會等語。三、按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裁定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為應不施以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者，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或檢察官得以書狀敘述理由，聲請原裁定確定法院重新審理：…二原裁定所憑之證物已證明為偽造或變造者…六受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處分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聲請重新審理，應於裁定確定後30日內提起；但聲請之事由，知悉在後者，自知悉之日起算；法院認為重新審理程序不合法者，應以裁定駁回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1項第2、6款、第2項、第4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四、依聲請人前述聲請意旨，可知其應係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0條之1第1項第2、6款事由，請求重新審理。經查：　㈠聲請人前因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臺灣澎湖地方法院（下稱澎湖地院）以113年度毒聲字第4號裁定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期間不得逾2月，聲請人不服提起抗告，再經本院於113年8月13日以本院113年度毒抗字第137號裁定（下稱原確定裁定）駁回抗告，因該裁定乃不得聲明不服之裁定，是於113年8月13日當日即發生確定之效力。　㈡聲請人對於原確定裁定聲請重新審理，自應於該裁定確定後3 0日內即113年9月11日以前提起，除非該據以聲請重新審理之事由知悉在後。然不僅聲請意旨本即明載，聲請人「1年餘前」即已「知悉」自己遭張皓鈞誣告，並遭引誘施用甲基安非他命致令尿檢結果因而呈陽性反應（聲請人自行將之定性為偽造證據）等情，係因不敢得罪張皓鈞背後勢力，致歷來均採爭執司法機關執法適法性之途徑申辯，嗣因約於113 年11月11日間獲悉張皓鈞身後之大哥業已落網，才於113年1 1月18日具狀提出本件聲請；參諸聲請人先前本即以係遭張皓鈞之誣告等由，而對澎湖地院之觀察、勒戒裁定提起抗告，亦有原確定裁定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至13頁），足見聲請人至遲於對澎湖地院之觀察、勒戒裁定提起抗告之際，即知悉其本件據以聲請重新審理之事由無訛。然聲起人卻遲至 113年11月19日（註：書狀上之澎湖地院收文日期戳章乃為1 13年11月19日，本院卷第5頁參照）始遞狀聲請重新審理，自顯逾30日之法定期間。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重新審理因已逾30日之不變期間，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0條之1第4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2024-11-28

KSHM-113-毒聲重-11-2024112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936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364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蘇聖鴻民國00年00月00日生選任辯護人王璿豪律師被告劉語晴民國00年00月00日生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等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28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15日及112年度訴緝字第77 號113年3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 1年度偵字第28046、32035、32284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蘇聖鴻、劉語晴無罪（即被訴民國111年7月2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均撤銷。蘇聖鴻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伍年。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追徵之。劉語晴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拾年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追徵之。其他上訴（即蘇聖鴻被訴民國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所處之刑）駁回。蘇聖鴻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與前開主文第二項撤銷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年陸月。　　事　實一、蘇聖鴻、劉語晴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猶共同意圖營利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經歐孟翔於民國111年 7月24日中午前某時先以電話聯繫蘇聖鴻，告知將前往其位於高雄市○○區○○街00○0號2樓住處（下稱前開住處），嗣於同日12時許歐孟翔騎乘機車搭載吳美娟抵達該址，逕向是時同在該址之劉語晴表示欲以新台幣（下同）7000元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且雙方達成合意，遂由劉語晴當場交付甲基安非他命（重量約1錢，下稱本案毒品）予蘇聖鴻轉交歐孟翔既遂，歐孟翔則將7000元現金交予蘇聖鴻轉交劉語晴收受。其後歐孟翔在該址當場施用些許本案毒品，剩餘部分交由吳美娟保管，直至翌日（即同月25日）凌晨吳美娟在鳳山區光復路一段52號「全家超商」遭警盤檢扣得上述剩餘本案毒品，進而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　一、上訴人即被告劉語晴（下稱被告劉語晴）經本院依法傳喚，猶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相關證明，尚難認有不到庭之正當理由。是其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二、本案上訴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茲據檢察官針對上訴人即被告蘇聖鴻（下稱被告蘇聖鴻）、劉語晴經原審諭知無罪（即兩人被訴111年7月24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提起上訴，應由本院就此被訴事實全部加以審理。另被告蘇聖鴻既明示僅針對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量刑提起上訴（112年度上訴字第936號〈下稱甲案〉卷第 116、382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中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餘則非本案審理範圍。　三、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　　　本判決所引用各項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但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外部情況俱無不當，且檢察官、被告2人暨辯護人明知同法第159條第 1項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除檢察官、被告蘇聖鴻暨辯護人、被告劉語晴之辯護人在準備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甲案卷第118至119、225頁，113年度上訴字第364號〈下稱乙案〉卷第59頁）外，被告劉語晴則始終未到庭聲明異議，嗣於審判程序業經本院依法調查乃認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至於相較審判中證述是否具較高證據證明力，乃另一問題）。貳、撤銷改判有罪（即被告2人被訴111年7月24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　一、認定有罪之理由：　　　訊之被告蘇聖鴻固坦認當日接獲歐孟翔來電告知欲前往前開住處，隨後歐孟翔偕同吳美娟抵達該址並購得甲基安非他命毒品之情，但否認販賣毒品犯行，辯稱歐孟翔係向劉語晴購買甲基安非他命、錢也是劉語晴收去，伊並未參與本次交易過程；其辯護人乃主張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先後證述歧異，不足以證明被告蘇聖鴻涉有本次犯行。另被告劉語晴始終否認犯行且抗辯與本案完全無關，其辯護人則以證人歐孟翔、吳美娟係受同案被告歐孟翔影響始為不利被告劉語晴之證述，均不足採信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原係夫妻，兩人於110年8月26日離婚後，被告劉語晴仍不定時至前開住處居住；又歐孟翔於11 1年7月24日中午前某時先以電話聯繫被告蘇聖鴻告知將前往前開住處，嗣於同日12時許歐孟翔偕同吳美娟騎乘機車抵達該址等情，業經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分別於警偵及原審證述甚詳，並有被告2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甲案原審卷一第17至20頁），復據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坦認屬實；又歐孟翔於上述時地以7000元購得本案毒品並當場施用少量甲基安非他命，剩餘部分交予吳美娟保管，直至翌日（即同月25日）凌晨吳美娟遭警盤查扣得上述剩餘本案毒品一節，亦據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分別證述與被告蘇聖鴻供證在卷，至證人吳美娟、歐孟翔與被告蘇聖鴻針對此次交易過程陳述雖有歧異（詳後述），但均一致證述歐孟翔於案發時地確有以7000元現金購得本案毒品甚明，是此等事實俱堪採認。　　㈡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固據被告蘇聖鴻由辯護人於偵查中抗辯其在聲請羈押時因小孩生日快到了、不想被羈押、才坦承犯行（偵卷一第255頁），與原審辯稱擔心無法適用減刑規定、始坦承本次犯行（甲案原審卷一第295頁）云云，然審酌被告蘇聖鴻前於偵查中羈押訊問業由法院為其指定辯護人，原審準備程序暨第1 次審判程序則自行委任辯護人（均為同一人）到庭全程辯護，乃坦承與劉語晴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歐孟翔之情在卷（聲羈卷第25至26、29至30頁，聲羈更一卷第21頁，甲案原審卷一第106、108、191頁），堪信是時其與辯護人對本案犯罪事實暨可能涉犯罪名俱有充分認知，當無誤解法律而任由被告蘇聖鴻違背本意自白犯罪之虞。又被告蘇聖鴻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係最輕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同時另涉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此部分僅為量刑上訴），且犯罪嫌疑人認罪與否核與法院是否裁定羈押尚不生必然關係，衡情亦無可能僅為暫時免除羈押或為謀減刑，即願甘冒重典、率爾謊稱自己販賣毒品之情，況其事後改以否認此一犯行以致無由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之減刑規定，核與審判中自始否認犯罪無異，更彰顯其辯稱擔心無法適用減刑規定方始虛偽認罪誠屬無據。再佐以被告蘇聖鴻始終未提出檢察官暨原審法官於上述訊問程序果有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不正取供情事以供調查，故其事後空言抗辯該等自白俱屬不實云云，委無足採。　　㈢被告2人確於上述時地販賣本案毒品予歐孟翔　　　⒈本件固據被告2人分別抗辯如前，但觀乎被告蘇聖鴻初於 111年8月4日及10月5日警詢雖辯稱案發當日幫歐孟翔開門後直接進房間，後來出房間才知道歐孟翔向劉語晴購買毒品云云（警卷一第8至9頁，偵卷一第37頁），嗣於同年10月6日及25日羈押訊問改以坦認與劉語晴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歐孟翔（聲羈卷第25至26、29至30頁，聲羈更一卷第21頁），並於同年10月6日羈押訊問及1 1月16日偵查中供稱負責交付毒品予歐孟翔並向其收取7 000元（聲羈卷第25至26頁，偵卷一第254頁），直至原審準備程序暨第1次審判程序仍坦承起訴書所載與劉語晴共同販賣本案毒品予歐孟翔之情（甲案原審卷一第10 6、108、191頁），其後始翻詞否認犯罪，是被告蘇聖鴻先後陳述反覆不一，證人歐孟翔、吳美娟針對案發過程歷次證述亦有歧異（詳後述），遂未可逕以被告2人片面否認遽為其等有利之認定。　　　⒉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歧異時，事實審法院應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審理所得心證，為合理之取捨判斷；至同一證人前後證述情節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部分證言而當然排除其他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當然結果，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全部不可採信。查證人吳美娟初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即證稱本案剩餘毒品係同月24日與歐孟翔至前開住處、由被告蘇聖鴻當場秤重出售予歐孟翔等語（警卷三第80頁），隨後偵查及原審均改稱本案毒品係向劉語晴購買，惟在原審證述除確認案發當日係蘇聖鴻向歐孟翔收錢、再由劉語晴交付本案毒品（甲案原審卷一第301至302、306頁，原審卷二第83頁）外，針對案發重要情節多答稱不記得、忘記了；另參酌證人歐孟翔首次於111年10月5日警詢暨其後偵訊雖謂本件係向劉語晴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並於上述時地交付現金7000元予劉語晴、由劉語晴當場秤量本案毒品給伊（警卷二第79頁，偵卷一第116至117、 219至221頁），但111年10月5日偵訊先稱被告蘇聖鴻於交易毒品過程在房間睡覺（偵卷一第117頁），嗣於同月21日偵訊又改稱蘇聖鴻在場，本案毒品係劉語晴透過蘇聖鴻交予伊，並由伊將錢交給蘇聖鴻、再由蘇聖鴻轉交劉語晴（偵卷二第219至220頁），直至原審再一反前詞改稱交易過程係由劉語晴交付毒品及收錢、蘇聖鴻並未在場云云。前開證人彼此先後所述雖明顯歧異，然本院茲就其2人暨被告蘇聖鴻（如前揭㈡所示）歷次陳述相互勾稽，再佐以卷附被告蘇聖鴻與歐孟翔、吳美娟通訊軟體訊息內容（警卷二第81-1至85頁，甲案原審卷一第 95頁），可知被告蘇聖鴻獲悉吳美娟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並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後，旋於同月26、27日分別向歐孟翔、吳美娟表達不滿之意，以致事後歐孟翔、吳美娟於偵訊即稱其並未參與本案交易；俟被告蘇聖鴻於同年10月6日、同月25日羈押訊問坦認與劉語晴共同販賣毒品之情，該2人始改稱被告蘇聖鴻確有參與本次交易過程如前，足徵證人歐孟翔、吳美娟乃係配合被告蘇聖鴻供述內容而翻異其詞甚明。是考量證人吳美娟雖罹有智能障礙，歷次訊問過程猶能瞭解問題並依個人意思回答無礙；次依卷附通訊軟體訊息可知其與被告蘇聖鴻既以兄妹相稱且彼此並無仇怨，實無任意設詞誣攀之理，況當事人於案發之初所為供述因較少權衡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依經驗法則本較事後翻異之詞更為可信，從而證人吳美娟先前警詢陳述相較事後翻異之詞應具更高證明力，且此部分證述核與證人歐孟翔前揭偵查中指證及被告蘇聖鴻自承共同販賣毒品之情大抵相符，至其餘故為迴護被告蘇聖鴻或其空言否認犯罪之詞均不足採信，故本件應認被告蘇聖鴻於本次交易過程確有在場，且係劉語晴透過蘇聖鴻將本案毒品交予歐孟翔，並由歐孟翔交付現金7000元予被告蘇聖鴻再轉交被告劉語晴無訛。　　　⒊其次，針對行為人主觀犯意究應該當（共同）販賣、幫助販賣或幫助施用毒品，應參酌卷證且依整體犯罪過程加以觀察，尚未可僅擷取片面事實遽為不利被告之推論。其次，聯絡毒品買賣、交付毒品及收取毒品買賣價金等行為均屬販賣毒品罪構成要件事實之部分行為，苟有參與其事，即係分擔實行犯罪行為，自應負共同販賣毒品罪責，是就毒品買賣之時間、地點、金額數量之磋商，及毒品之實際交付、收取現款，均係構成販賣毒品罪之重要核心行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32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作為評價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無論所參與者是否為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抑或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皆屬共同正犯；倘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並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幫助犯。本件茲依被告蘇聖鴻自承接獲歐孟翔來電即知道其要向劉語晴購買毒品、伊與劉語晴算是合資（偵卷一第254頁，聲羈卷第26頁），與證人歐孟翔證稱均係先聯絡蘇聖鴻、再至前開住處向劉語晴購買毒品等語暨前揭各情交參以觀，堪信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彼此確有合資並分工販賣毒品之舉，遂應成立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責。　　　⒋此外，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虛偽自白與真實不符，遂對證明力加以限制，明定藉由補強證據擔保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依據；又刑事審判上共同被告係基於訴訟經濟等原因，或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各別被告暨犯罪事實仍屬獨立存在；至刑事實體法所謂「共犯」則係依參與犯罪型態暨程度加以觀察，包括「任意共犯」及「必要共犯」在內，故二名以上共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共同被告），縱令彼此所述一致，仍屬自白，原則上不得相互採為證明渠等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但應究明兩者依上述實體法之共犯關係為何，未可一概而論。準此，審酌「對向犯」係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行為，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犯罪（如賄賂、賭博、重婚等罪），因行為者各有目的且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間要無所謂犯意聯絡，苟無特殊事由以致須對證據證明力有所限制（例如不得僅以行賄者單方指訴採為公務員收受賄賂之唯一證據），倘若對向犯之雙方均已自白，彼此陳述內容亦無明顯齟齬且合致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者，當可採為相互補強並採為認定另一被告成立犯罪之證據方法。本件被告劉語晴雖堅詞否認如前，惟依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及共同被告蘇聖鴻前揭證述已堪採認其涉有共同販賣本案毒品犯行，業經審認如前，是其空言否認犯罪即無足採。　　㈣毒品本係我國法律嚴加禁止，非可公然買賣或任意散布，以致施用者多需透過特定管道方能取得毒品，又為阻絕毒品擴散，避免造成社會潛在風險暨危害他人身心健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乃設有販賣（第4條）、非法使人施用（第6條）、引誘他人施用（第7條）及轉讓（第8條）等處罰規定。惟交付毒品之可能基礎事實不一，倘由施用者角度觀之，大抵可分為有償取得（支付一定對價）或無償取得（無庸支付或僅須支付顯不相當之對價）兩類。另自交付毒品者立場而言，常見多為販賣或轉讓之犯罪類型。其中「販賣」依歷來審判實務意見雖認應以行為人具有「營利意圖」為必要，然慮及毒品價格往往隨諸交易雙方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寬嚴程度，購買者事後供出來源之可能風險或節約存貨成本等因素而異其標準，並隨時機動調整，非可一概而論，況在一般有償交易之情形，苟非併予查獲毒品上游之人且與本案有關，則除被告單方供述外，法院多無從查知販毒者實際購入成本或轉售過程是否果有從中賺取價（量）差等情事，故本院乃認「營利意圖」當指行為人本諸為自己計算之意思、欲藉由交付毒品獲取經濟上利益之謂，要非以實際售價扣除成本後仍有獲利為必要。另佐以一般販賣毒品者若非自行製造，本須自他人處購入毒品再行轉售，因而形成所謂上、中、下游毒品交易網絡，甚而透過第三方居間交易之例，遂未可逕以行為人必須先向他人取得毒品、即率爾阻卻其主觀販賣故意。準此，除可證明行為人單純基於便利、助益施用者之意思而代購毒品，僅成立幫助施用毒品罪外，考量販賣毒品乃屬重罪，衡情若無利可圖或有其他特殊情事，一般持有毒品者當不致任意交付或無償轉讓他人，遂應認其具有營利意圖而成立販賣毒品罪，俾免輕啟販毒者僥倖之機。本件雖未明確查知被告2 人取得本案毒品實際成本為何，但考量其等與歐孟翔既非近親或有何特殊交誼，當無可能甘冒重責任意交付毒品之理，憑此堪信被告2人確係基於計算自己利益之意思而為本件毒品交易，依前開說明堪信其等主觀上確有營利意圖而應論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㈤綜前所述，被告2人雖否認犯行，然本院審酌卷載證據交互判斷，仍認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2人就此一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兩人販賣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應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立法目的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早日悔過自新，並期節約司法資源、以利毒品查緝，俾收防制毒品危害、使案件儘速確定之效而設，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皆已自白始得適用；此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查被告蘇聖鴻雖於偵查及原審一度自白犯行，但在原審嗣後否認犯罪，另被告劉語晴則始終否認參與本件販賣毒品行為，遂均無由適用上述減刑規定。　　　⒉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毒品下游者具體供出其上游供應人，俾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共犯，以確實防制毒品泛濫或更為擴散，且該項所稱犯罪係以法院認定、判斷結果為準，非謂行為人必須自白犯同條項所列之罪，始稱充足。換言之，經起訴販賣等者，縱否認犯罪，如確能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仍應適用該項減免其刑規定，否則無異強迫須自白販賣等犯行而違背被告不自證己罪原則。又此所稱「其他正犯或共犯」除指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外，亦包括與行為人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查本件初據證人吳美娟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並指證向被告蘇聖鴻購買本案毒品，經警循線於同年8月4日至前開住處實施搜索並逮捕被告蘇聖鴻，繼而依其當日警詢供述歐孟翔向共同被告劉語晴購買本案毒品之情，再查悉被告劉語晴共同涉犯本案，此有證人吳美娟及被告蘇聖鴻警詢筆錄可參（警卷三第71至82頁，偵卷一第31至 39頁），由是可知本件員警當係透過被告蘇聖鴻供述而查獲共同被告劉語晴，是被告蘇聖鴻雖否認犯罪，依前開說明仍應適用該規定減輕其刑。至本件始終未見被告 2人供述此部分毒品來源究為何人，被告劉語晴即無從適用該規定減刑。　　　⒊再者，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宣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規定在適用於「無其他犯罪行為，且依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可認屬情節極為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個案之範圍內，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違憲（見該判決主文第1項），該判決效力僅限主文及其主要理由，並僅以宣告適用上開違憲之範圍為限，此外即無從任意擴張其效力、擅行比附援引於其他販賣毒品罪，或單以該判決為據、置刑法第59條要件於不顧而逕依該規定減刑。又該條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以外之販賣毒品罪法定刑，或有由立法者本於整體毒品刑事政策暨體系正義之考量，併同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刑通盤檢討之必要，惟各罪既仍留有由法院衡酌個案具體情節，以符罪刑相當原則之量刑裁量空間，與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法定刑極端僵化，以致有違罪刑相當原則、甚而有立法者取代司法者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之違憲疑慮，已有不同。至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雖未具體依行為人屬於大盤毒梟、中、小盤或零售，抑或針對販賣價量而區分不同刑度，但法制上另輔以偵審自白及供出上游而查獲等減輕規定以資衡平，除前述販賣第一級毒品罪經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認適用上違憲外，身負依法裁判誡命之執法者，理應尊重立法決定，猶不得任意比附援引逕謂本罪法定刑同屬過重、動輒援引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俾免架空立法意旨。查被告2人本次販賣對象雖僅只1人，但價量相較一般零星販售之例為高，且被告蘇聖鴻前於111 年7月17日已涉有同類犯行（即駁回上訴部分），相隔數日即再犯本案，依其客觀犯行及主觀惡行相較一般毒品犯罪實難認輕微，是參以被告2人犯罪情節暨被告蘇聖鴻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後（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3年4月），客觀上要無情輕法重或任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亦未見被告2人暨辯護人有所主張或提出相關事證，自無由依此酌減其刑。　　㈢本院分別審酌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本件販賣毒品價量相較其他販毒集團輕易獲得厚利之情形，犯罪危害尚非重大，除被告蘇聖鴻一度坦承犯罪外，被告劉語晴則矢口否認犯行，均難見悔意；兼衡其2人自述智識程度、家庭及生活狀況（甲案本院卷第395頁，乙案原審卷第49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再審酌被告蘇聖鴻所犯本罪及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此詳見駁回上訴部分所述）行為類型暨侵害法益相同、犯罪時間接近，倘以實質累加方式定應執行刑顯將超過其行為不法內涵，復考量刑罰目的重在矯正被告之法治觀念及反社會性，並期能藉由刑罰手段促使其再社會化，是依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當足以適度評價本件犯行，遂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7年6月，以資懲儆。　　㈣再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本次販賣毒品所得價款7000元係其等犯罪所得財物，惟依卷證無從查知各自實際分得數額為何，爰依共同沒收即平均分擔之法理加以認定（兩人各為 3500元），並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追徵（因犯罪所得為現金且數額確定，毋庸記載追徵價額）。參、駁回上訴（即被告蘇聖鴻被訴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所處之刑）部分　一、被告蘇聖鴻上訴意旨略以原審量刑過重。辯護人則為其辯稱：被告蘇聖鴻此部分所販賣毒品實係劉語晴所提供，且其在偵查中亦供出劉語晴之毒品上游為「周志霖」，故該 2人應為此部分犯行之毒品來源，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蘇聖鴻僅因一時失慮實施此等犯行且對犯罪事實坦承不諱，請法院考量其犯罪情節輕微，另因長期飽受躁鬱症所苦，再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　二、論罪科刑暨加重減輕事由　　㈠核被告蘇聖鴻此部分所為，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又其販賣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當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蘇聖鴻先後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俱就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坦認在卷，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 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係指犯罪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前後手），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人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相關資料，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發動調查或偵查程序因而查獲其人暨犯行，且所供出毒品來源與本案被訴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查被告蘇聖鴻初於警詢未供出毒品來源以供員警追查，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 112年3月17日高市警鳳分偵字第11271070400號函暨職務報告在卷可憑（甲案原審卷一第151至153頁）；又其雖於偵查中供稱此部分毒品來源為劉語晴及周志霖，惟此業據同案被告劉語晴始終否認，證人周志霖亦證稱並未販賣毒品予劉語晴或由劉語晴轉賣蘇聖鴻（甲案本院卷第229頁），另依證人許皓翔證述當天至前開住處向蘇聖鴻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看蘇聖鴻到他房間內拿出1包夾鍊袋包裝的甲基安非他命交給伊，過程中僅與蘇聖鴻接洽、未看到劉語晴（警卷第41至42頁，偵卷一第57頁）等語觀之，尚無從推認共同被告劉語晴果有參與該次犯行，是依前開說明被告蘇聖鴻此部分犯行即與上述減刑規定不符。　　㈣另參酌前開貳㈡⒊所述，被告蘇聖鴻此一犯行犯罪情節暨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規定（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5年）後，客觀上要無情輕法重或任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至其坦承犯行核屬法院量刑參考事由，尚無從執為酌減其刑之依據，故辯護人此部分抗辯尚屬無據。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蘇聖鴻被訴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許皓翔部分罪證明確，審酌其從自身施用、接觸毒品之經驗，應明知毒品極易造成施用者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除嚴重戕害身體健康、亦可能衍生其他犯罪，對人體及社會治安危害甚鉅，仍無視嚴禁毒品之法律及刑罰嚴重程度，僅為圖小利實施本件犯行，惟念犯後坦承犯行，販賣地點為自家住處、對象係同有施用毒品習慣之成年人且報酬僅為1000元，販賣模式、數量、次數等整體應受非難評價程度尚與大量販賣毒品賺取暴利之大盤、中盤毒梟有別，復考量其前因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年2月確定，假釋期滿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罪，顯見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與另有其他犯罪紀錄、兼衡自述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及患有情感性精神病（甲案原審卷第97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4月，誠屬妥適。是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審判決既已綜合考量上訴理由所指各項量刑基礎事實，故被告蘇聖鴻暨辯護人猶執前詞指摘原審就此部分量刑過重、請求撤銷改判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71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貽琮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27

KSHM-112-上訴-936-202411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44號上訴人即被告馬國竣民國00年00月0日生指定辯護人義務辯護人黃尚仁律師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 2年度訴字第244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6日第一審判決所處之刑（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17、38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程序事項：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業據上訴人即被告馬國竣（下稱被告）明示針對附表編號1至3（即第一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量刑提起上訴（本院卷第57、138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此部分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餘則非本案審理範圍。貳、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與本院量刑審酌　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有供出毒品上游為「任德慶」，又於民國111年2月13日曾向「潘可欽」購買甲基安非他命，請求減輕其刑；辯護人則以被告前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稱高雄市刑大）具體指明人事時地物、足以認定任德慶係其毒品上游，亦提出通訊軟體訊息證明雙方確有交易行為，請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等語為其辯護。　二、論罪科刑暨加重減輕事由　　㈠核被告就附表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3罪）。其各次販賣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分別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被告前因施用毒品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08年度簡字第1089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下稱前案），於108年9月2 0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一節，業據檢察官於起訴書指明並援引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憑，且經本院核閱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相符，是其前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應依刑法第4 7條第1項論以累犯。惟此據檢察官在原審表示本案與前案罪質不同而無累犯適用（原審卷第265頁），亦未具體主張或指出被告有何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情，另檢察官在本院復陳稱「不主張累犯加重，請列為量刑審酌事項」（本院卷第141頁），本院乃認應無加重其刑之必要。　　㈢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係鼓勵是類毒品犯罪人遭查獲後能坦白認罪，達成明案速判效果，避免徒然耗費司法資源。此所謂「自白」乃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查被告先後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俱就本案犯行坦認在卷，應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　　㈣其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 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係指犯罪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前後手），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人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相關資料，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程序，並因而查獲其人及其犯行者，且所供出毒品來源與其被訴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查本件初據被告於原審供述毒品來源有「吳宗崑、陳鑫庭、任德慶」等人，直至上訴確認附表編號1至3犯行毒品來源為「任德慶」（本院卷第58頁），嗣本院依其聲請查無相關事證（詳後述），竟又改稱毒品來源為「潘可欽」（本院卷第140 頁），先後所述明顯不一，已難盡信。再被告所指「吳宗崑、陳鑫庭」涉嫌販賣毒品時間均在附表編號1至3犯行之後，依其時序顯與本案無關連性；至「任德慶」部分則無相關事證可資佐證確有販賣毒品予被告且與本件相關等情，此有高雄市刑大113年4月23日函附職務報告暨相關資料、起訴書（陳鑫庭、任德慶部分）、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113年5月31日函文（原審卷第137至161、181至194、221 至228、243頁）、高雄市刑大113年10月21日函附職務報告暨被告警詢筆錄（指述向任德慶購買時間為110年10月2 3日，本院卷第111至121頁）在卷可稽。另本院依被告聲請勘驗其與「岡山任德慶」通訊軟體訊息紀錄（本院卷第 77至79、94至95頁），非僅內容語意不明，且依被告所稱係「110年10月23日」向任德慶購買毒品（本院卷第116至 117頁），及111年2月13日向「潘可欽」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等節，俱與附表編號1至3所示犯罪時間（111年4月15、 17日及7月28日）相隔數月，客觀上難認有何關連性可言，是依前開說明，本件應與上述減刑規定不符。至被告聲請調查與「潘可欽」間匯款紀錄部分，無非係為謀減刑而任意指摘為毒品來源，依前述核與本案無重要關係且無調查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2款規定予以駁回，附此敘明。　　㈤此外，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宣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規定在適用於「無其他犯罪行為，且依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可認屬情節極為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個案之範圍內，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違憲（見該判決主文第1項），該判決效力僅限主文及其主要理由，並僅以宣告適用上開違憲之範圍為限，此外即無從任意擴張其效力、擅行比附援引於其他販賣毒品罪，或單以該判決為據、置刑法第59條要件於不顧而逕依該規定減刑。又該條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以外之販賣毒品罪法定刑，或有由立法者本於整體毒品刑事政策暨體系正義之考量，併同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刑通盤檢討之必要，惟各罪既仍留有由法院衡酌個案具體情節，以符罪刑相當原則之量刑裁量空間，與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法定刑極端僵化，以致有違罪刑相當原則、甚而有立法者取代司法者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之違憲疑慮，已有不同。至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雖未具體依行為人屬於大盤毒梟、中、小盤或零售，抑或針對販賣價量而區分不同刑度，但法制上另輔以偵審自白及供出上游而查獲等減輕規定以資衡平，除前述販賣第一級毒品罪經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認適用上違憲外，身負依法裁判誡命之執法者，理應尊重立法決定，猶不得任意比附援引逕謂本罪法定刑同屬過重、動輒援引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俾免架空立法意旨。考量被告本案販賣對象雖僅1人，但其中編號1、2價量顯較一般零星販賣為多，且先後數次實施同類犯罪而非偶一販賣，依其客觀犯行及主觀惡行相較一般毒品犯罪實難認輕微，是參以犯罪情節暨適用前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規定減刑後（最輕處斷刑為有期徒刑5年），客觀上要無情輕法重或任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自無從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3次）事證明確，審酌其明知毒品為國家嚴加查緝之違禁物，戕害施用者身心健康，猶無視法律禁令實施本件犯行，惟犯後坦承犯行，交易價量較諸販毒集團頻繁交易大量毒品獲取暴利、販賣對象為多數不特定人、嚴重破壞社會治安之情形顯難相提並論，再考量其各次販賣價金暨所獲利益，及本案前僅有施用毒品前科之素行，與此部分雖不符供出上游減刑規定，仍提供相關線索，犯後態度亦值肯定，兼衡自述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原審卷第26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附表編號1至3「原審判決主文」欄所示之刑；再依罪責相當之比例原則及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並聽取被告暨辯護人意見，審酌被告各次（包括撤回上訴部分即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4、5）犯罪時間及交易對象，犯罪類型與侵害法益俱同暨各罪所生損害、反應出人格特性、刑罰加重效益及整體犯罪非難評價等綜合判斷，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誠屬妥適。是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審判決既已綜合考量上訴理由所指各項量刑基礎事實，則被告提起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淵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犯罪事實原審判決主文 1 如原審判決附表編號1 馬國竣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一、二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如原審判決附表編號2 馬國竣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一、二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柒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如原審判決附表編號3 馬國竣販賣第二級毒品，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扣案如附表二編號一、二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024-11-27

KSHM-113-上訴-644-202411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936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364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蘇聖鴻民國00年00月00日生選任辯護人王璿豪律師被告劉語晴民國00年00月00日生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等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28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15日及112年度訴緝字第77 號113年3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 1年度偵字第28046、32035、32284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蘇聖鴻、劉語晴無罪（即被訴民國111年7月2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均撤銷。蘇聖鴻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伍年。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追徵之。劉語晴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拾年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追徵之。其他上訴（即蘇聖鴻被訴民國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所處之刑）駁回。蘇聖鴻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與前開主文第二項撤銷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年陸月。　　事　實一、蘇聖鴻、劉語晴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猶共同意圖營利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經歐孟翔於民國111年 7月24日中午前某時先以電話聯繫蘇聖鴻，告知將前往其位於高雄市○○區○○街00○0號2樓住處（下稱前開住處），嗣於同日12時許歐孟翔騎乘機車搭載吳美娟抵達該址，逕向是時同在該址之劉語晴表示欲以新台幣（下同）7000元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且雙方達成合意，遂由劉語晴當場交付甲基安非他命（重量約1錢，下稱本案毒品）予蘇聖鴻轉交歐孟翔既遂，歐孟翔則將7000元現金交予蘇聖鴻轉交劉語晴收受。其後歐孟翔在該址當場施用些許本案毒品，剩餘部分交由吳美娟保管，直至翌日（即同月25日）凌晨吳美娟在鳳山區光復路一段52號「全家超商」遭警盤檢扣得上述剩餘本案毒品，進而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　一、上訴人即被告劉語晴（下稱被告劉語晴）經本院依法傳喚，猶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相關證明，尚難認有不到庭之正當理由。是其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二、本案上訴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茲據檢察官針對上訴人即被告蘇聖鴻（下稱被告蘇聖鴻）、劉語晴經原審諭知無罪（即兩人被訴111年7月24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提起上訴，應由本院就此被訴事實全部加以審理。另被告蘇聖鴻既明示僅針對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量刑提起上訴（112年度上訴字第936號〈下稱甲案〉卷第 116、382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中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餘則非本案審理範圍。　三、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　　　本判決所引用各項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但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外部情況俱無不當，且檢察官、被告2人暨辯護人明知同法第159條第 1項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除檢察官、被告蘇聖鴻暨辯護人、被告劉語晴之辯護人在準備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甲案卷第118至119、225頁，113年度上訴字第364號〈下稱乙案〉卷第59頁）外，被告劉語晴則始終未到庭聲明異議，嗣於審判程序業經本院依法調查乃認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至於相較審判中證述是否具較高證據證明力，乃另一問題）。貳、撤銷改判有罪（即被告2人被訴111年7月24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　一、認定有罪之理由：　　　訊之被告蘇聖鴻固坦認當日接獲歐孟翔來電告知欲前往前開住處，隨後歐孟翔偕同吳美娟抵達該址並購得甲基安非他命毒品之情，但否認販賣毒品犯行，辯稱歐孟翔係向劉語晴購買甲基安非他命、錢也是劉語晴收去，伊並未參與本次交易過程；其辯護人乃主張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先後證述歧異，不足以證明被告蘇聖鴻涉有本次犯行。另被告劉語晴始終否認犯行且抗辯與本案完全無關，其辯護人則以證人歐孟翔、吳美娟係受同案被告歐孟翔影響始為不利被告劉語晴之證述，均不足採信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原係夫妻，兩人於110年8月26日離婚後，被告劉語晴仍不定時至前開住處居住；又歐孟翔於11 1年7月24日中午前某時先以電話聯繫被告蘇聖鴻告知將前往前開住處，嗣於同日12時許歐孟翔偕同吳美娟騎乘機車抵達該址等情，業經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分別於警偵及原審證述甚詳，並有被告2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甲案原審卷一第17至20頁），復據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坦認屬實；又歐孟翔於上述時地以7000元購得本案毒品並當場施用少量甲基安非他命，剩餘部分交予吳美娟保管，直至翌日（即同月25日）凌晨吳美娟遭警盤查扣得上述剩餘本案毒品一節，亦據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分別證述與被告蘇聖鴻供證在卷，至證人吳美娟、歐孟翔與被告蘇聖鴻針對此次交易過程陳述雖有歧異（詳後述），但均一致證述歐孟翔於案發時地確有以7000元現金購得本案毒品甚明，是此等事實俱堪採認。　　㈡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固據被告蘇聖鴻由辯護人於偵查中抗辯其在聲請羈押時因小孩生日快到了、不想被羈押、才坦承犯行（偵卷一第255頁），與原審辯稱擔心無法適用減刑規定、始坦承本次犯行（甲案原審卷一第295頁）云云，然審酌被告蘇聖鴻前於偵查中羈押訊問業由法院為其指定辯護人，原審準備程序暨第1 次審判程序則自行委任辯護人（均為同一人）到庭全程辯護，乃坦承與劉語晴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歐孟翔之情在卷（聲羈卷第25至26、29至30頁，聲羈更一卷第21頁，甲案原審卷一第106、108、191頁），堪信是時其與辯護人對本案犯罪事實暨可能涉犯罪名俱有充分認知，當無誤解法律而任由被告蘇聖鴻違背本意自白犯罪之虞。又被告蘇聖鴻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係最輕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同時另涉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此部分僅為量刑上訴），且犯罪嫌疑人認罪與否核與法院是否裁定羈押尚不生必然關係，衡情亦無可能僅為暫時免除羈押或為謀減刑，即願甘冒重典、率爾謊稱自己販賣毒品之情，況其事後改以否認此一犯行以致無由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之減刑規定，核與審判中自始否認犯罪無異，更彰顯其辯稱擔心無法適用減刑規定方始虛偽認罪誠屬無據。再佐以被告蘇聖鴻始終未提出檢察官暨原審法官於上述訊問程序果有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不正取供情事以供調查，故其事後空言抗辯該等自白俱屬不實云云，委無足採。　　㈢被告2人確於上述時地販賣本案毒品予歐孟翔　　　⒈本件固據被告2人分別抗辯如前，但觀乎被告蘇聖鴻初於 111年8月4日及10月5日警詢雖辯稱案發當日幫歐孟翔開門後直接進房間，後來出房間才知道歐孟翔向劉語晴購買毒品云云（警卷一第8至9頁，偵卷一第37頁），嗣於同年10月6日及25日羈押訊問改以坦認與劉語晴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歐孟翔（聲羈卷第25至26、29至30頁，聲羈更一卷第21頁），並於同年10月6日羈押訊問及1 1月16日偵查中供稱負責交付毒品予歐孟翔並向其收取7 000元（聲羈卷第25至26頁，偵卷一第254頁），直至原審準備程序暨第1次審判程序仍坦承起訴書所載與劉語晴共同販賣本案毒品予歐孟翔之情（甲案原審卷一第10 6、108、191頁），其後始翻詞否認犯罪，是被告蘇聖鴻先後陳述反覆不一，證人歐孟翔、吳美娟針對案發過程歷次證述亦有歧異（詳後述），遂未可逕以被告2人片面否認遽為其等有利之認定。　　　⒉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歧異時，事實審法院應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審理所得心證，為合理之取捨判斷；至同一證人前後證述情節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部分證言而當然排除其他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當然結果，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全部不可採信。查證人吳美娟初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即證稱本案剩餘毒品係同月24日與歐孟翔至前開住處、由被告蘇聖鴻當場秤重出售予歐孟翔等語（警卷三第80頁），隨後偵查及原審均改稱本案毒品係向劉語晴購買，惟在原審證述除確認案發當日係蘇聖鴻向歐孟翔收錢、再由劉語晴交付本案毒品（甲案原審卷一第301至302、306頁，原審卷二第83頁）外，針對案發重要情節多答稱不記得、忘記了；另參酌證人歐孟翔首次於111年10月5日警詢暨其後偵訊雖謂本件係向劉語晴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並於上述時地交付現金7000元予劉語晴、由劉語晴當場秤量本案毒品給伊（警卷二第79頁，偵卷一第116至117、 219至221頁），但111年10月5日偵訊先稱被告蘇聖鴻於交易毒品過程在房間睡覺（偵卷一第117頁），嗣於同月21日偵訊又改稱蘇聖鴻在場，本案毒品係劉語晴透過蘇聖鴻交予伊，並由伊將錢交給蘇聖鴻、再由蘇聖鴻轉交劉語晴（偵卷二第219至220頁），直至原審再一反前詞改稱交易過程係由劉語晴交付毒品及收錢、蘇聖鴻並未在場云云。前開證人彼此先後所述雖明顯歧異，然本院茲就其2人暨被告蘇聖鴻（如前揭㈡所示）歷次陳述相互勾稽，再佐以卷附被告蘇聖鴻與歐孟翔、吳美娟通訊軟體訊息內容（警卷二第81-1至85頁，甲案原審卷一第 95頁），可知被告蘇聖鴻獲悉吳美娟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並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後，旋於同月26、27日分別向歐孟翔、吳美娟表達不滿之意，以致事後歐孟翔、吳美娟於偵訊即稱其並未參與本案交易；俟被告蘇聖鴻於同年10月6日、同月25日羈押訊問坦認與劉語晴共同販賣毒品之情，該2人始改稱被告蘇聖鴻確有參與本次交易過程如前，足徵證人歐孟翔、吳美娟乃係配合被告蘇聖鴻供述內容而翻異其詞甚明。是考量證人吳美娟雖罹有智能障礙，歷次訊問過程猶能瞭解問題並依個人意思回答無礙；次依卷附通訊軟體訊息可知其與被告蘇聖鴻既以兄妹相稱且彼此並無仇怨，實無任意設詞誣攀之理，況當事人於案發之初所為供述因較少權衡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依經驗法則本較事後翻異之詞更為可信，從而證人吳美娟先前警詢陳述相較事後翻異之詞應具更高證明力，且此部分證述核與證人歐孟翔前揭偵查中指證及被告蘇聖鴻自承共同販賣毒品之情大抵相符，至其餘故為迴護被告蘇聖鴻或其空言否認犯罪之詞均不足採信，故本件應認被告蘇聖鴻於本次交易過程確有在場，且係劉語晴透過蘇聖鴻將本案毒品交予歐孟翔，並由歐孟翔交付現金7000元予被告蘇聖鴻再轉交被告劉語晴無訛。　　　⒊其次，針對行為人主觀犯意究應該當（共同）販賣、幫助販賣或幫助施用毒品，應參酌卷證且依整體犯罪過程加以觀察，尚未可僅擷取片面事實遽為不利被告之推論。其次，聯絡毒品買賣、交付毒品及收取毒品買賣價金等行為均屬販賣毒品罪構成要件事實之部分行為，苟有參與其事，即係分擔實行犯罪行為，自應負共同販賣毒品罪責，是就毒品買賣之時間、地點、金額數量之磋商，及毒品之實際交付、收取現款，均係構成販賣毒品罪之重要核心行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32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作為評價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無論所參與者是否為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抑或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皆屬共同正犯；倘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並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幫助犯。本件茲依被告蘇聖鴻自承接獲歐孟翔來電即知道其要向劉語晴購買毒品、伊與劉語晴算是合資（偵卷一第254頁，聲羈卷第26頁），與證人歐孟翔證稱均係先聯絡蘇聖鴻、再至前開住處向劉語晴購買毒品等語暨前揭各情交參以觀，堪信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彼此確有合資並分工販賣毒品之舉，遂應成立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責。　　　⒋此外，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虛偽自白與真實不符，遂對證明力加以限制，明定藉由補強證據擔保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依據；又刑事審判上共同被告係基於訴訟經濟等原因，或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各別被告暨犯罪事實仍屬獨立存在；至刑事實體法所謂「共犯」則係依參與犯罪型態暨程度加以觀察，包括「任意共犯」及「必要共犯」在內，故二名以上共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共同被告），縱令彼此所述一致，仍屬自白，原則上不得相互採為證明渠等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但應究明兩者依上述實體法之共犯關係為何，未可一概而論。準此，審酌「對向犯」係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行為，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犯罪（如賄賂、賭博、重婚等罪），因行為者各有目的且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間要無所謂犯意聯絡，苟無特殊事由以致須對證據證明力有所限制（例如不得僅以行賄者單方指訴採為公務員收受賄賂之唯一證據），倘若對向犯之雙方均已自白，彼此陳述內容亦無明顯齟齬且合致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者，當可採為相互補強並採為認定另一被告成立犯罪之證據方法。本件被告劉語晴雖堅詞否認如前，惟依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及共同被告蘇聖鴻前揭證述已堪採認其涉有共同販賣本案毒品犯行，業經審認如前，是其空言否認犯罪即無足採。　　㈣毒品本係我國法律嚴加禁止，非可公然買賣或任意散布，以致施用者多需透過特定管道方能取得毒品，又為阻絕毒品擴散，避免造成社會潛在風險暨危害他人身心健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乃設有販賣（第4條）、非法使人施用（第6條）、引誘他人施用（第7條）及轉讓（第8條）等處罰規定。惟交付毒品之可能基礎事實不一，倘由施用者角度觀之，大抵可分為有償取得（支付一定對價）或無償取得（無庸支付或僅須支付顯不相當之對價）兩類。另自交付毒品者立場而言，常見多為販賣或轉讓之犯罪類型。其中「販賣」依歷來審判實務意見雖認應以行為人具有「營利意圖」為必要，然慮及毒品價格往往隨諸交易雙方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寬嚴程度，購買者事後供出來源之可能風險或節約存貨成本等因素而異其標準，並隨時機動調整，非可一概而論，況在一般有償交易之情形，苟非併予查獲毒品上游之人且與本案有關，則除被告單方供述外，法院多無從查知販毒者實際購入成本或轉售過程是否果有從中賺取價（量）差等情事，故本院乃認「營利意圖」當指行為人本諸為自己計算之意思、欲藉由交付毒品獲取經濟上利益之謂，要非以實際售價扣除成本後仍有獲利為必要。另佐以一般販賣毒品者若非自行製造，本須自他人處購入毒品再行轉售，因而形成所謂上、中、下游毒品交易網絡，甚而透過第三方居間交易之例，遂未可逕以行為人必須先向他人取得毒品、即率爾阻卻其主觀販賣故意。準此，除可證明行為人單純基於便利、助益施用者之意思而代購毒品，僅成立幫助施用毒品罪外，考量販賣毒品乃屬重罪，衡情若無利可圖或有其他特殊情事，一般持有毒品者當不致任意交付或無償轉讓他人，遂應認其具有營利意圖而成立販賣毒品罪，俾免輕啟販毒者僥倖之機。本件雖未明確查知被告2 人取得本案毒品實際成本為何，但考量其等與歐孟翔既非近親或有何特殊交誼，當無可能甘冒重責任意交付毒品之理，憑此堪信被告2人確係基於計算自己利益之意思而為本件毒品交易，依前開說明堪信其等主觀上確有營利意圖而應論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㈤綜前所述，被告2人雖否認犯行，然本院審酌卷載證據交互判斷，仍認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2人就此一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兩人販賣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應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立法目的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早日悔過自新，並期節約司法資源、以利毒品查緝，俾收防制毒品危害、使案件儘速確定之效而設，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皆已自白始得適用；此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查被告蘇聖鴻雖於偵查及原審一度自白犯行，但在原審嗣後否認犯罪，另被告劉語晴則始終否認參與本件販賣毒品行為，遂均無由適用上述減刑規定。　　　⒉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毒品下游者具體供出其上游供應人，俾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共犯，以確實防制毒品泛濫或更為擴散，且該項所稱犯罪係以法院認定、判斷結果為準，非謂行為人必須自白犯同條項所列之罪，始稱充足。換言之，經起訴販賣等者，縱否認犯罪，如確能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仍應適用該項減免其刑規定，否則無異強迫須自白販賣等犯行而違背被告不自證己罪原則。又此所稱「其他正犯或共犯」除指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外，亦包括與行為人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查本件初據證人吳美娟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並指證向被告蘇聖鴻購買本案毒品，經警循線於同年8月4日至前開住處實施搜索並逮捕被告蘇聖鴻，繼而依其當日警詢供述歐孟翔向共同被告劉語晴購買本案毒品之情，再查悉被告劉語晴共同涉犯本案，此有證人吳美娟及被告蘇聖鴻警詢筆錄可參（警卷三第71至82頁，偵卷一第31至 39頁），由是可知本件員警當係透過被告蘇聖鴻供述而查獲共同被告劉語晴，是被告蘇聖鴻雖否認犯罪，依前開說明仍應適用該規定減輕其刑。至本件始終未見被告 2人供述此部分毒品來源究為何人，被告劉語晴即無從適用該規定減刑。　　　⒊再者，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宣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規定在適用於「無其他犯罪行為，且依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可認屬情節極為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個案之範圍內，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違憲（見該判決主文第1項），該判決效力僅限主文及其主要理由，並僅以宣告適用上開違憲之範圍為限，此外即無從任意擴張其效力、擅行比附援引於其他販賣毒品罪，或單以該判決為據、置刑法第59條要件於不顧而逕依該規定減刑。又該條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以外之販賣毒品罪法定刑，或有由立法者本於整體毒品刑事政策暨體系正義之考量，併同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刑通盤檢討之必要，惟各罪既仍留有由法院衡酌個案具體情節，以符罪刑相當原則之量刑裁量空間，與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法定刑極端僵化，以致有違罪刑相當原則、甚而有立法者取代司法者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之違憲疑慮，已有不同。至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雖未具體依行為人屬於大盤毒梟、中、小盤或零售，抑或針對販賣價量而區分不同刑度，但法制上另輔以偵審自白及供出上游而查獲等減輕規定以資衡平，除前述販賣第一級毒品罪經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認適用上違憲外，身負依法裁判誡命之執法者，理應尊重立法決定，猶不得任意比附援引逕謂本罪法定刑同屬過重、動輒援引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俾免架空立法意旨。查被告2人本次販賣對象雖僅只1人，但價量相較一般零星販售之例為高，且被告蘇聖鴻前於111 年7月17日已涉有同類犯行（即駁回上訴部分），相隔數日即再犯本案，依其客觀犯行及主觀惡行相較一般毒品犯罪實難認輕微，是參以被告2人犯罪情節暨被告蘇聖鴻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後（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3年4月），客觀上要無情輕法重或任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亦未見被告2人暨辯護人有所主張或提出相關事證，自無由依此酌減其刑。　　㈢本院分別審酌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本件販賣毒品價量相較其他販毒集團輕易獲得厚利之情形，犯罪危害尚非重大，除被告蘇聖鴻一度坦承犯罪外，被告劉語晴則矢口否認犯行，均難見悔意；兼衡其2人自述智識程度、家庭及生活狀況（甲案本院卷第395頁，乙案原審卷第49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再審酌被告蘇聖鴻所犯本罪及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此詳見駁回上訴部分所述）行為類型暨侵害法益相同、犯罪時間接近，倘以實質累加方式定應執行刑顯將超過其行為不法內涵，復考量刑罰目的重在矯正被告之法治觀念及反社會性，並期能藉由刑罰手段促使其再社會化，是依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當足以適度評價本件犯行，遂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7年6月，以資懲儆。　　㈣再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本次販賣毒品所得價款7000元係其等犯罪所得財物，惟依卷證無從查知各自實際分得數額為何，爰依共同沒收即平均分擔之法理加以認定（兩人各為 3500元），並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追徵（因犯罪所得為現金且數額確定，毋庸記載追徵價額）。參、駁回上訴（即被告蘇聖鴻被訴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所處之刑）部分　一、被告蘇聖鴻上訴意旨略以原審量刑過重。辯護人則為其辯稱：被告蘇聖鴻此部分所販賣毒品實係劉語晴所提供，且其在偵查中亦供出劉語晴之毒品上游為「周志霖」，故該 2人應為此部分犯行之毒品來源，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蘇聖鴻僅因一時失慮實施此等犯行且對犯罪事實坦承不諱，請法院考量其犯罪情節輕微，另因長期飽受躁鬱症所苦，再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　二、論罪科刑暨加重減輕事由　　㈠核被告蘇聖鴻此部分所為，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又其販賣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當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蘇聖鴻先後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俱就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坦認在卷，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 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係指犯罪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前後手），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人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相關資料，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發動調查或偵查程序因而查獲其人暨犯行，且所供出毒品來源與本案被訴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查被告蘇聖鴻初於警詢未供出毒品來源以供員警追查，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 112年3月17日高市警鳳分偵字第11271070400號函暨職務報告在卷可憑（甲案原審卷一第151至153頁）；又其雖於偵查中供稱此部分毒品來源為劉語晴及周志霖，惟此業據同案被告劉語晴始終否認，證人周志霖亦證稱並未販賣毒品予劉語晴或由劉語晴轉賣蘇聖鴻（甲案本院卷第229頁），另依證人許皓翔證述當天至前開住處向蘇聖鴻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看蘇聖鴻到他房間內拿出1包夾鍊袋包裝的甲基安非他命交給伊，過程中僅與蘇聖鴻接洽、未看到劉語晴（警卷第41至42頁，偵卷一第57頁）等語觀之，尚無從推認共同被告劉語晴果有參與該次犯行，是依前開說明被告蘇聖鴻此部分犯行即與上述減刑規定不符。　　㈣另參酌前開貳㈡⒊所述，被告蘇聖鴻此一犯行犯罪情節暨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規定（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5年）後，客觀上要無情輕法重或任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至其坦承犯行核屬法院量刑參考事由，尚無從執為酌減其刑之依據，故辯護人此部分抗辯尚屬無據。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蘇聖鴻被訴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許皓翔部分罪證明確，審酌其從自身施用、接觸毒品之經驗，應明知毒品極易造成施用者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除嚴重戕害身體健康、亦可能衍生其他犯罪，對人體及社會治安危害甚鉅，仍無視嚴禁毒品之法律及刑罰嚴重程度，僅為圖小利實施本件犯行，惟念犯後坦承犯行，販賣地點為自家住處、對象係同有施用毒品習慣之成年人且報酬僅為1000元，販賣模式、數量、次數等整體應受非難評價程度尚與大量販賣毒品賺取暴利之大盤、中盤毒梟有別，復考量其前因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年2月確定，假釋期滿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罪，顯見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與另有其他犯罪紀錄、兼衡自述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及患有情感性精神病（甲案原審卷第97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4月，誠屬妥適。是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審判決既已綜合考量上訴理由所指各項量刑基礎事實，故被告蘇聖鴻暨辯護人猶執前詞指摘原審就此部分量刑過重、請求撤銷改判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71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貽琮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27

KSHM-113-上訴-364-20241127-1

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過失致死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83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鍾俊輝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交訴字第7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偵字第378號），關於科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撤銷。鍾俊輝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被告鍾俊輝（下稱被告）及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明示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61至64、84至85頁）。職是，本院僅就原判決之宣告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先予指明。二、上訴意旨之說明　㈠檢察官因告訴人李瑋恩（下稱告訴人，即被害人李接榮長子）之請求，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原審審理過程中未與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犯後態度極差，原判決之量刑顯屬過輕等語（本院卷第9至10、62頁）。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一直有賠償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之誠意，但受限於明年起方有加薪機會，經濟能力受限，是以不敢空口承諾於3年內分期賠付新臺幣（下同）100萬元，然於提起二審上訴後，既經告訴人及其他被害人家屬（即被害人李接榮之配偶、次子、長女）同意延長分期賠款之期限而順利和解成立，被告必定依約履行，請撤銷原判決從輕量處被告得聲請易科罰金之刑，使被告免於入監，而有機會在社會上利用近年來習得之油漆、防水工程等所長，好好工作賺取薪酬賠償告訴人及其他被害人家屬（共4人）等語（本院卷第15至19、85至87頁）。三、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㈠於審究上訴有無理由之前，應先予說明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發生本案交通事故後停留現場，並於偵查機關尚不知孰為本案肇事汽車（下稱A車）駕駛人時，向到場處理本案交通事故之承辦員警坦承駕駛A車肇事等情，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內埔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存卷為憑（相卷第51頁）。堪認被告係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並因而減省司法查緝A車駕駛人之資源耗費，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原審對被告所為之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後，已與告訴人及其他被害人家屬（共4人）達成和解，並業實際賠付部分金額（詳後述），原審「未及」將此部分納為量刑審酌，即有未合。職是，檢察官因告訴人之請求而以首揭上訴意旨指摘原審量刑過輕，雖屬無理由；惟被告以前述事由指摘原審對其有量刑過重之不當，則屬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予以撤銷（即如主文第1項所示）。㈢本院審酌被告於前案因故意犯罪經判處無期徒刑之假釋期間（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不思恪遵法令規範，竟因駕車超速之過失，造成被害人死亡此一重大而無可挽回之結果，致使告訴人及其他被害人家屬痛失至親，傷痛萬分，犯罪所生損害甚大。惟念被告犯後始終全然坦承犯行不諱，且於二審審理中，已與告訴人及其他被害人家屬，達成「除強制險保險金及先前業支付之8萬元慰問金外，再賠付100萬元，且其中25萬元於民國113年11月5日當庭給付予告訴人代表收受，餘款75萬元分38期，自114年1月起至11 7年2月止，按月於每月26日前各給付2萬元（最後1期為1萬元）」之和解內容，告訴人及其他被害人家屬因而求予對被告從輕量刑（本院卷第89至90頁所附113年度交附民字第33 號和解筆錄參照）等犯後態度。並考量被害人之騎車過失同為本案車禍肇事原因。末斟以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從事油漆工作、未婚無子女等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又被告乃係於前案因故意犯罪經判處無期徒刑之假釋期間違犯本案，且現仍在該假釋期間中，自不符緩刑之宣告條件，併指明之。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廖期弘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吉泉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26

KSHM-113-交上訴-83-2024112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家暴誣告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49號上訴人即被告王建隆選任辯護人王建元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家暴誣告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7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7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甲○○與丙○○之配偶王意瑩為堂姊弟，其與丙○○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5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詎仍為下列犯行：　㈠甲○○前於民國109年8月12日16時許，在其斯時之戶籍地即高雄市○○區○○○路00號，與偕同乙○○、丁○○而來之丙○○(以下合稱丙○○等3人)發生糾紛，嗣其竟基於意圖使丙○○等3人受刑事處分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之犯意，於109年11月10日(起訴書誤載為109年11月20日，應予更正)20時1分許，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下稱高市警局）仁武分局大樹分駐所，向具有犯罪偵查權限之員警，誣指丙○○等3人在上述糾紛中推由丁○ ○搶下其手持之手機，並由丙○○持擺放於現場之鐮刀刺向其頸部云云，對丙○○等3人提出強制、殺人未遂之刑事告訴(上述3人所涉此部犯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丙○○同時所涉之傷害犯行，則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下稱橋頭地院〉判處罪刑確定)，復於110年9月23日16時6分許，在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第6詢問室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以及於111年12月8日9時30分許在橋頭地院合議庭審判程序接受交互詰問時，承前同一誣告之犯意，接續誣指丙○○ 等3人有其所指前述殺人未遂、強制之行徑，使丙○○等3人受有遭刑事追訴之危險。　㈡甲○○另基於意圖使丙○○受刑事處分而向該管公務員誣告之犯意，於110年10月1日20時51分許，至高市警局岡山分局甲圍分駐所，向具有犯罪偵查權限之員警誣指丙○○曾於110年9月 23日16時35分許，在橋頭地檢西側停車場，持球棒下車指向其並出言向其恫嚇云云，對丙○○提出恐嚇危害安全之刑事告訴(丙○○所涉此部犯嫌，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復於11 1年1月13日9時39分許，在橋頭地檢第9偵查庭接受檢察官訊問時，承前同一誣告之犯意，接續誣指丙○○有其所指前述恐嚇危害安全之行徑，使丙○○受有遭刑事追訴之危險。二、案經丙○○訴由橋頭地檢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一、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定有明文。準此，原審關於不另為無罪諭知之部分，即非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所提起第二審上訴效力之所及，而非本院得予審究，合先指明。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及辯護人固主張證人丙○○、王意瑩、丁 ○○於警詢之證述，為審判外之證述而無證據能力等語（本院卷第82至84、91頁）。惟證人丙○○於原審民國113年1月16日審理中多次證稱「不知道」、「忘記了，那麼久了…我被你（指被告）告十幾件了…被…告到頭暈」、「我被你們那家人告到我已經頭暈暈了…同一件事（去）大樹派出所告我，又去仁武分局也告我…告到我都花了…不起訴了，換你爸爸（指王進生）又去告…上禮拜還去告我們夫妻，又告我兒子、女兒，連四歲小孩也在告，你們已經…浪費很多國家資源，我也被你們那家人告到快瘋了，我已經閃你們閃到沒路了，你們還告要我，我也沒辦法」等語（原審訴字卷第343至344頁）；證人王意瑩於上述審理中亦多次證稱「我忘記了」、「那天是假日嗎…」、「時間過那麼久了…忘記了，因為很久了 …」、「他（指被告）…他爸爸（指王進生）…都亂告」（原審訴字卷第346至349頁）；另證人丁○○則於本院113年11月5 日審理中證稱「我也不記得」（本院卷第150頁），堪認前述證人於歷審審理期日作證時確已記憶模糊，更因窮於應付被告（甚且被告之父）之頻頻提告，而容有混淆之虞，致其等審理中所述與警詢之內容，尚有實質不符之處。是以，本院審酌證人陳盈利、王意瑩、丁○○於警詢陳述時間距案發時間較近，記憶原較清晰，復較無與遭被告另行提告之其他事項相互混淆之疑慮（按：依橋頭地檢111年度他字第1997號卷，下稱他卷第9至23頁所附不起訴處分書，可知被告對陳盈利提告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者，至少即有4次，且部分不起訴處分之提告事實並非單一；另被告對丁○○提告並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者，至少即有2次，故被告確曾對丙○○等人多次提告）；又該等筆錄內容，係由員警依法定程序詢問，過程尚無任何不正取供情事，復經該等證人確認無訛後始簽名，客觀上堪認應具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再者，證人陳盈利、王意瑩、丁○○於警詢之陳述，乃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基於發見真實之需求，斟酌上述供述證據之取得過程尚無瑕疵，並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相當之關聯性，職是，證人陳盈利、王意瑩、丁○○於警詢之陳述，顯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應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情形，而有證據能力。　㈡除前已說明之部分外，本判決下列所引用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歷審行準備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82至84、91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既無違法取得情事，復無證明力明顯過低等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1項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至被告及辯護人另爭執證據能力之證人乙○○警詢陳述等項（本院卷第91頁），因未據本院引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是以本院自不贅述該等部分證據能力之有無，併予指明。貳、實體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各該向員警申告，暨接續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或檢察官訊問，甚且於審判程序交互詰問時為相同之指述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誣告之犯行，辯稱：我上述所陳內容均屬實在，不構成誣告云云。經查：　㈠不爭執事項之認定　1.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㈠所示時間前往高市警局仁武分局大樹分駐所，向員警申告事實一、㈠所示內容而對丙○○等3人提出強制、殺人未遂之刑事告訴，並於嗣後檢察事務官詢問及橋頭地院合議庭審判程序訊問時為相同之指述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81、84至85頁），並有被告上開提告之警詢筆錄及嗣後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暨於橋頭地院合議庭審判程序交互詰問之筆錄(橋頭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3787號卷〈下稱偵卷〉第31至36頁；橋頭地檢110年度偵字第4546號影卷〈下稱影偵一卷〉第29至32頁；橋頭地院111年度簡上字第63號影卷〈下稱調簡上卷〉第121至125頁)、高市警局仁武分局大樹分駐所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及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高市警局仁武分局110年3月2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09739028 00號影卷〈下稱影警卷〉第135至137頁）、高市警局仁武分局 112年8月22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2063900號函暨所附受理報案e化管理系統紀錄在卷可稽（原審訴字卷第240至242 頁），此部分首堪認定。　2.被告於犯罪事實一、㈡所示時間前往高市警局岡山分局甲圍分駐所，向員警申告事實一、㈡所示內容而對丙○○提出恐嚇危害安全之刑事告訴，並於嗣後檢察官訊問時為相同之指述等情，同為被告所不爭執（本院卷第81、84至85頁），並有被告上開提告之警詢筆錄及偵訊筆錄(偵卷第37至41頁；橋頭地檢111年度偵字第354號卷〈下稱影偵二卷〉第110至111頁 )、高市警局岡山分局112年12月18日高市警岡分偵字第1127 5448200號函暨所附職務報告（原審訴字卷第254至256頁）存卷可佐，亦堪認定。　㈡就事實一、㈠部分之爭點乃為，丙○○等3人曾否如被告申告內容所示，強搶被告之手機並持刀刺向被告。經查：　1.王意瑩於109年8月12日下午偕兒女返回高雄市○○區○○○路00 號之奶奶（王謝闊）家，惟遭被告質問而無法脫身且被告復申明丙○○務須到場處理不可，遂致電配偶丙○○，而丙○○獲悉後，因業飲用含酒飲品，乃委託駕車搭載丁○○之乙○○搭載自己於同日16時許到場，丙○○到場後與被告發生糾紛，並相互推擠、拉扯，業經證人乙○○、丁○○於本院審理中（本院卷第 143至144、148頁），及證人丙○○、王意瑩前於警詢中供陳屬實（影警卷第8至12、33頁）。又丙○○在該次推擠、拉扯中致被告受有左上臂挫傷、頸部挫擦傷等傷害，所為之傷害犯行，固經橋頭地院以111年度簡上字第63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等情，亦有該案判決書在卷堪以認定(原審訴字卷第19 至26頁)。　2.然丙○○等3人於同一時、地，是否有被告另指訴之殺人未遂、強制(即強行搶下被告手機)犯行？業經證人丙○○於警詢及原審審理、乙○○於本院審理、丁○○於警詢中一致證稱：當天之肢體接觸只發生在被告與丙○○間，就是該2人相互推擠、拉扯，當天沒有任何人下手強取（搶下）被告之手機，亦無人持刀、甚至持刀指或刺向被告等語(影警卷第10至11、25 至27頁，原審訴卷第341至342頁，本院卷第143至146頁)。而分別核與糾紛當下出面勸阻之證人吳雅文（被告之二伯母、王意瑩之二嬸）於原審審理中所證稱：高雄市○○區○○○路0 0號本身是二層樓透天厝，旁邊加蓋有鐵皮屋，建物雖是我與被告之母所共有的，但親戚都可以進出，只是平日大家都由地勢較平坦之鐵皮屋（鐵皮倉庫）進出。當天王意瑩準備要帶小孩子離開前正在跟我聊天，被告看到王意瑩就上前質問但我沒注意2人具體在講什麼，再之後不知道是王意瑩還是被告打電話叫丙○○，丙○○就跟兩個朋友一起抵達，但只有丙○○進到鐵皮屋，另2人不曾進到鐵皮屋或透天厝內，丙○○ 就跟被告吵架互推，我有去勸阻，在被告與丙○○衝突過程中，不曾有人拿刀，也不曾有人拿走被告的手機，被告提告時交給員警拍照的刀子我沒有看過；及證人王進昌（被告之二伯、王意瑩之二叔）於原審審理中證稱：高雄市○○區○○○路0 0號是我與母親（王謝闊）、配偶（吳雅文）、女兒所居住使用，事發當天原是被告、王意瑩先在吵架，之後被告要王意瑩通知丙○○到場，丙○○抵達後有與被告吵架、互推，確切的爭執地點是透天厝旁加蓋的鐵皮屋（鐵皮倉庫），鐵皮屋是擺放被告父親的油漆工具及被告的攤車，靠近門邊（還是在鐵皮屋內）就是一個洗手台及洗衣機，丙○○與被告是在鐵皮屋內洗手台一帶互推並互嗆「你很厲害」、「白目」等詞彙，我跟太太就勸阻，當下被告與丙○○衝突頗為激烈，且丙 ○○情緒都起來了，如果現場確有刀具傷勢絕對不只如此，我可以對天發誓丙○○沒有拿刀子。而跟丙○○一起的朋友都沒有進來而只待在路邊，當天丙○○或他的朋友沒有拿刀子也沒有拿被告的手機各等語（原審訴字卷第321至329、331至338頁），互無齟齬，原足信證人丙○○等3人關於事發當下沒有人強取被告手機、亦無人持刀指或刺向被告等所述內容，真實性甚高。　3.況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供稱：案發當日晚上，我父母曾至案發現場找王進昌、吳雅文追究上揭糾紛等語(原審訴字卷第1 27至128頁)，則若被告於該衝突中曾遭搶奪手機或甚至曾遭持刀攻擊危及生命，被告之父母豈有不向王進昌、吳雅文質問此事之理？然而參諸被告所提出其父母當時向王進昌、吳雅文追究上揭衝突時之錄影畫面，當王意瑩(即勘驗筆錄中之E女)以：「他（指丙○○)沒有拿刀子也說他有拿刀子、都他（指被告）在生話的」質疑丙○○竟無端遭被告誣指曾持刀攻擊之際，不僅未見現場有任何人加以反駁或重申丙○○確有持刀攻擊被告乙事，且刻意攝錄此一追究過程俾留下證據者，反而就匆匆中斷錄影，乃經原審當庭勘驗被告提出之錄影畫面屬實，並製有勘驗筆錄及擷圖照片可參(原審訴字卷第3 19至320、370至372頁)。是上開錄影畫面所呈現眾人於案發後討論上開衝突之情狀，亦突顯被告所申告對方有持刀指（刺）向自己等內容，斷非事實。　4.更遑論被告於準備程序針對其所申告手機遭搶暨遭丙○○持刀攻擊之細節供稱：丙○○等人搶下我的手機後即丟棄在旁，致使手機螢幕裂開，而丙○○所持刀械即係擺放於現場洗手台之小鐮刀等語(原審訴字卷第99至101頁)，意指丙○○等人所為之強制、殺人未遂之行徑，均有破裂之手機及現場之刀械等可立即保全之證物可佐。苟被告所申告之內容為真，大可於案發後立刻至警局報案並將上述相關證物交予員警妥存以免滅失。然被告竟係於案發後長達約3月之109年11月10日方赴警局提告，且於此前均未曾以電話或親自到所報案（原審訴字卷第64頁所附高市警局仁武分局112年2月14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270379300號函參照)，復於提告時不僅未提出任何其所稱「破裂」之手機供員警拍照存證（影警卷全卷參照) ，其所提出丙○○持以攻擊之擺放於案發現場之刀械(影警卷第69頁)，竟連居住於案發現場之吳雅文於原審當庭檢視照片後亦證稱未曾見過，業如前所述，益徵被告所申告遭丙○○ 等3人強取手機、遭持刀攻擊之內容，純屬杜撰無訛。　5.至證人丙○○於原審證稱：衝突當下，只有吳雅文、奶奶、我太太（指王意瑩）及小孩、我兩個朋友有看到云云（原審訴字卷第342頁），而意指證人王進昌不在場；暨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與丙○○衝突時我有喊聲叫他們別這樣，也有稍微擋一下，拉一下，就（只）是把丙○○拉開，除了我這樣作以外，我忘記乙○○有沒有這樣做，當天就只有我、乙○○、被告、丙○○共4人在那邊云云（本院卷第149至150頁）；及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所證稱：被告與丙○○衝突過程中，我沒有看到有人居中調停等語云云（本院卷第147頁），因係作證當下時隔經久致記憶模糊甚與其他遭被告提告之事混淆所致，而俱與事實未合。職是，被告之辯護人以證人乙○○、丁○○既（已）於本院審理中（改）證稱衝突當下僅其 2人與被告、丙○○共4人在場，且沒有其他人出面調停等節，即足認證人吳雅文、王進昌前揭證述內容真實性尚有可疑，且丙○○等3人前後所述也有不一致之處，故相關證述非無隱瞞其他參與者、刻意維護丙○○等3人之疑慮等語（本院卷第1 67頁），同無足採。　㈢就事實一、㈡部分之爭點厥為，丙○○是否曾如被告申告內容所示，在橋頭地檢西側停車場下車持球棒恐嚇被告。經查：　1.被告於110年9月23日16時35分許，曾步行經過橋頭地檢西側停車場，當時丙○○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汽車（下稱甲車）停放於該處，並與王意瑩一起在車內等待經其接送到橋頭地檢作證之吳雅文，因王意瑩示意被告疑似用手機對甲車進行攝錄，丙○○乃隻身下車而與被告有過交談等情，固經證人丙○○於警詢時證述明確(影偵二卷第9至14頁)，並有上開停車場旁之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在卷可佐（偵卷第43至47頁)，堪認屬實。　2.惟針對丙○○當時是否曾持球棒恐嚇被告乙節，業經證人丙○○ 於警詢時證稱：我只是下車詢問被告為何要對甲車拍照或攝影，我沒有拿球棒恫嚇被告，甲車平日是王意瑩接送兒女使用，車上沒有放置球棒等語(影偵二卷第10至12頁)，已明確指出被告關於遭丙○○持球棒恫嚇之申告內容，純屬虛構，丙 ○○下車之目的，乃在詢問被告何以攝錄甲車。此非但與被告赴警局申告斯時，確實主動提出其在橋頭地檢西側停車場所拍攝之甲車照片一節（偵卷第39、41頁參照），全然相契合；復與證人王意瑩於原審審理證稱：甲車上並無任何球棒或是棍棒狀的東西等語(原審訴字卷第347頁)，亦指出丙○○當時絕無可能持球棒恐嚇被告乙節，彼此互核相符，原足信證人丙○○前揭警詢中所述內容，真實性甚高。　3.再者，衡酌丙○○當時若確如被告所申告之內容，在平日人來人往之橋頭地檢西側停車場持球棒出言恫嚇被告，勢必將引起過往行人之注意，縱使周遭行人並未積極就近通報檢方法警妥適處理，至少會望向丙○○處而保持警戒，並迴避接近衝突點周遭，以免自身無端遭受波及。然觀諸原審當庭勘驗案發現場之監視錄影畫面，勘驗結果顯示：固然由於路樹遮蔽丙○○之身影且影像無聲音，不能直接從畫面中審視丙○○當時是否有持球棒下車，亦無法確認當時被告與丙○○交談之內容，然同時仍可發現，從丙○○自甲車駕駛座下車而立於車邊起，迄丙○○上車嗣並駕駛甲車離開停車場為止，行經停車場之其餘人等，竟不僅完全未曾刻意看向丙○○之所在位置，更對於步行通過甲車附近毫無任何避諱，此有勘驗筆錄及擷圖照片在卷可佐(原審訴字卷第128至130、134至182頁)。是由上述案發現場在旁路人之反應，益徵丙○○與被告在當時「尚無」任何足以引起旁觀者注意之明顯糾紛，自「斷無」被告所申告丙○○手持球棒對其施以恫嚇之舉。　4.綜上可知，被告於110年9月23日16時35分許，曾步行經過橋頭地檢西側停車場，並朝丙○○所駕駛而停放在該處之甲車拍照，丙○○固為此下車向被告詢問緣由，但不曾有何手持球棒對被告施以恫嚇之舉。又本院乃綜據證人丙○○、王意瑩之陳述，被告赴警局申告時之舉措，暨原審勘驗案發時、地監視錄影畫面之「完整」結果，復佐諸一般人若見聞在公共場所持球棒與人爭執、糾紛慣見反應之常情，而得出前述結論，自無被告之辯護人所稱：以主觀推論取代客觀證據之採證違誤（本院卷第168頁），是被告辯護人相關所述，連同被告空言抗辯其此部分所為申告內容確屬實情云云，俱無足採。　㈣告訴人所訴事實不能證明其係屬實在，對於被訴人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者，依本院成例固不能謂告訴人因此即應負誣告罪責，然此必以告訴人有出於誤會或懷疑被訴人有此事實…始足以當之，若告訴人以自己親歷被害事實，堅指被訴人有犯罪事實，指名向該管公務員告訴，經不起訴處分，認被訴人無此犯罪事實者，即不能率引前例而謂告訴人並非虛構事實；又所謂誤認他人有犯罪嫌疑而可認其無誣告之故意者，必在告訴人未親歷其事，僅由於輕信傳說懷疑誤會之情形下始能發生，若告訴人以自己親歷被害事實，堅指被訴人有犯罪行為，指名向該管公務員告訴…即不得認告訴人無誣告之故意（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84號判例、69年度台上字第1272 號判決意旨參照）。職是，被告在事實一、㈠向員警所申告遭丙○○等3人強取手機及持刀攻擊等節，及其在事實一、㈡向員警所申告有關其遭丙○○持球棒恫嚇乙事，客觀上顯非屬實；且被告既均身處案發現場，而知悉事實一、㈠之相關經過，及在事實一、㈡更為與（唯一對象）丙○○面對面交談之人，則對於在事實一、㈠時、地之肢體接觸衝突全貌僅為其與丙○○2人彼此推擠、拉扯，丙○○等3人中無人持刀攻擊自己，亦無人強取自己之手機，及丙○○在事實一、㈡時、地要無持球棒恫嚇舉措，主觀上絕無不知之理。尤有甚者，被告於11 0年10月1日赴警局申告時，原係指訴「（丙○○，下同，略）搖下車窗…罵我…然後他就…下車，之後便轉頭彎腰從駕駛座拿球棒出來…指向我」（偵卷第39頁），惟未幾即改稱「他先是辱罵我，之後就…下車以右手持球棒指向我」（偵卷第3 9頁），而在究係下車之後方進而覓持球棒，或直接持球棒下車，已前後迥異；另被告於109年11月10日赴警局申告時，本係指訴「丙○○夥同2名…男子…徒手毆打我頭部、之後又持我家削玉米刀要刺我，被他朋友擋下，順勢將削玉米刀子奪下，削玉米刀子沒有刺到我」（偵卷第32頁），而非但未指明被告持刀攻擊之具體部位，且稱係丙○○之同行男性友人一見丙○○持刀擬攻擊被告，即出手擋下並予奪刀，但旋即於「次一問答」改稱「當時丙○○打我頭部時，已經抓狂，就順勢拿起…洗手台削玉米刀子，將刀刃刺向我『頸部』，我掙脫後，丙○○手上的削玉米刀子才被他朋友拿下」（偵卷第32至 33頁），而意旨丙○○當下乃持刀刻意朝被告致命之頸部進行攻擊，幸經被告有效掙脫，丙○○之同行男性友人則在旁任令丙○○持刀攻擊未果後，才取走丙○○手中刀具，顯然「大幅加重（加劇）」丙○○等3人之惡意與惡行，俱有重大瑕疵可指，益徵被告各該申告斷非本於其親身經歷所留存之記憶，而係出於入他人於罪目的所編纂者。是被告各該次之申告，乃刻意以不實之情節分別構陷丙○○等3人、丙○○，則被告確俱具誣告之犯意與犯行，均殆無疑義。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如犯罪事實欄所示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至被告於事實一、㈠之橋頭地院合議庭審判程序中，以證人身分接受交互詰問時，固曾於供前具結(調簡上卷第116至127、155頁所附審判筆錄、證人結文參照)，惟刑事訴訟法第181條、第186條明定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與其有親屬等一定身分關係之人受刑事追訴或處罰者，得拒絕證言，旨在免除證人因據實陳述而自入於罪，或因陳述不實而受偽證之處罰，或因拒絕陳述而受罰鍰處罰，而陷於抉擇之三難困境。告訴人於其所申告之案件訴訟程序中到庭，如其申告之內容為虛構事實，倘續為原虛構之不實犯罪事實之陳述，毋寧為其立於誣告罪告訴人立場事所難免之本質，以誣告罪之規範約制已足，如命其具結，勢將令受偽證罪之處罰，惟如其據實陳述，又無異自證己罪，其所面臨困境，核與上開規定之情形相符，自得適用該等規定拒絕證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32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前述具結「之前」，未經告知其有上開拒絕證言之權利(調簡上卷第116頁參照)，則其前述具結即不生效力，縱其作證時為虛偽不實之證述，亦僅成立誣告罪，尚無從另課以「偽證」罪責，亦併敘明之。二、論罪與刑之加、減事由等說明　㈠被告行為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於112年12月6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0日生效，其中第3條第3款、第4款原規定「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或旁系姻親。」，分別修正為同法第3條第3 款至第7款「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五、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配偶。六、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七、現為或曾為配偶之四親等以內血親之配偶」，即就直系姻親及旁系姻親限制為四親等以內方屬該法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而被告與丙○○之配偶王意瑩為堂姊弟關係，乃經被告陳明在卷(偵卷第41頁)，則被告與丙○○間，無論依修正前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規定，或依修正後同法第3條第5款規定，均為家庭成員，是上述修正對本案不生影響，無法律變更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裁判時法。　㈡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又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而所謂家庭暴力罪，係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 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丙○○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 條第5款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已見前述。被告對丙○○所為之誣告犯行，使丙○○受有遭刑事訴追之危險，核屬於對家庭成員間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自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應逕依刑法誣告罪予以論罪科刑。　㈢罪數之認定：　1.誣告為妨害國家審判權之犯罪，以一行為誣告數人，或申告數項罪名，均衹成立一誣告罪（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2 18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被告固在事實一、㈠中，虛偽申告丙○○等3人涉及殺人未遂及強制罪，此部分應僅論以單純一罪。　2.至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案件，告訴人於該案偵審中，先後所為虛構事實之陳述，屬遂行誣告之接續行為。職是，被告在事實一、㈠當中先後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及橋頭地院合議庭審判程序所為之誣告犯行；及在事實一、㈡當中先後於警詢及檢察官偵訊時之誣告犯行，係分別基於同一犯意接續所為之行為，各為接續犯一罪。從而，起訴書就事實一、㈠部分，雖未記載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及橋頭地院合議庭審判程序中之誣告犯行；暨就事實一、㈡部分，亦未記載被告於檢察官偵訊時之誣告犯行，然上述部分既分別與業經起訴之警詢申告部分，具接續犯之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法院自應併予審究。　3.末被告如事實一、㈠及事實一、㈡所犯之2次誣告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㈣另被告前雖曾因妨害自由、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法院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下稱甲案），並於107年5月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48至49頁）。惟非但起訴書並未請求對其所為本案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且歷審公訴檢察官亦迭於審理期日當庭表明「不請求依累犯規定加重被告之刑，請依刑法第57條納為量刑審酌即足」等語(原審訴字卷第368頁，本院卷第170頁)，則法院就甲案自僅於刑罰裁量部分予以審酌，附此敘明。三、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　　原審就被告有罪部分，認其罪證明確，並審酌被告誣告丙○○ 等3人或丙○○個人，不僅造成丙○○等3人陷於可能遭刑事訴追之危險，亦使犯罪偵查機關啟動調查機制，浪費國家偵查犯罪之資源，並影響檢警對於犯罪調查之正確性，其犯罪手段及動機均應予非難。再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亦未與丙○○ 等3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復酌以被告在本案發生前，曾因贓物及甲案遭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前科素行(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衡諸被告在事實一、㈠係1次誣告3人，且誣告之罪名尚包括殺人未遂之重罪，犯罪情節較事實一、㈡更為嚴重。兼衡丙○○於原審所表達之科刑意見( 原審訴字卷第368頁)；暨被告於原審自陳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以務農維生，每月收入約新臺幣2萬餘元，已離婚並有1 名未成年子女，目前與父母及子女同住等家庭生活狀況(原審訴字卷第366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2罪，分別量處如附表「原審主文欄」各所示之刑。復參酌被告所犯2罪均為誣告罪，犯罪類型及侵害法益相類，惟「著手」犯罪之時間則已相隔近年等總體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8 月。本院經核原審此部分之認事用法，均核無不合，量刑及所定應執行之刑，亦俱屬允當。被告上訴意旨，猶執陳詞，否認犯罪，指摘原審此部分對其所為之有罪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被告之上訴。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書記官　王居珉附表：編號犯罪事實原審主文 1 犯罪事實一、㈠甲○○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2 犯罪事實一、㈡甲○○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肆月。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刑法第169條第1項》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26

KSHM-113-上訴-549-202411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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