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吳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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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580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佳珂選任辯護人高秀枝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81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43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李佳珂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一、李佳珂與代號AE000-A110416號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女）前為男女朋友，雖未共同居住，仍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3條之1第2項所定之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緣二人因故分手，李佳珂知悉甲女之工作地點鄰近台灣高鐵桃園站（址設：桃園市○○區○○○路0段0號；下稱高鐵桃園站），其為刪除甲女之手機內二人照片及影片，遂於民國 109年8月17日下午9時40分許，駕駛由租車公司提供車牌號碼不詳、廠牌為Lexus之銀色車輛（下稱本案車輛）至高鐵桃園站1號門旁之臨時停車場，並於高鐵桃園站1號門通往嘟嘟房高鐵桃園一站停車場（下稱本案嘟嘟房停車場）廣場某處等甲女，待甲女下班至該廣場與其友人見面後，乍見在該廣場某處等待之李佳珂，遂上前對李佳珂質問，李佳珂向甲女表明來意後，先取走甲女之隨身皮包，並拉住甲女之手臂，雙方因而發生口角爭執。李佳珂欲使甲女到本案車輛上談判，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徒手將甲女拉往本案車輛，嗣雙方產生拉扯，李佳珂將甲女抱往本案車輛，並將甲女推入本案車輛之副駕駛座，致甲女受有左、右側大腿挫傷、右側上臂擦傷及左側腕部挫傷等傷害，其後旋即駕駛本案車輛至新北市新莊區某處，以此強暴之非法方式剝奪甲女之行動自由。二、案經甲女訴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發交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下稱中壢分局）報告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甲、有罪部分壹、程序方面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66 條明定第二審法院應就原審判決經上訴　　之部分調查之，是第二審對於未經上訴之部分自不得審判。查本案檢察官及被告均就原審判決提起上訴，就檢察官上訴部分言，檢察官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主張：「上訴書所載強制猥褻部分，經偵查檢察官不另為不起訴處分，此部分只是告訴人之意見，作為量刑參考」、「只就原判決有罪部分上訴，不另為無罪部分不在上訴範圍」、「原判決有罪部分上訴之部分，僅就刑之部分提起上訴」、「只對原判決有罪部分上訴，強制猥褻部分是告訴人即甲女（下稱告訴人）請上意旨」、「起訴部分是傷害和剝奪行動自由，強制猥褻當時是依事證不足以認定，起訴書並無認定強制猥褻部分要起訴」等語（見本院卷第98、203、236頁），可知檢察官上訴部分應僅及於原判決認定被告李佳珂（下稱被告）有罪部分（即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認被告該當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等罪之事實）之刑度部分。而就被告上訴部分言，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主張：「全部上訴」、「強制猥褻部分，之前開庭論述過，不在上訴範圍」、「本件就強制猥褻部分應該不在上訴範圍內，上訴書也提到無罪部分不在上訴範圍」等語（見本院卷第203、237頁），可悉被告上訴部分應係指原判決認定被告有罪部分（即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認被告該當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等罪之事實）之犯罪事實、罪名及刑度等部分。復經本院審判程序與檢察官、被告確認本案審理範圍，檢察官、被告就強制猥褻部分不在本案審理範圍內乙節均表示沒有意見（見本院卷第237頁）。是本案於本院審理之範圍應僅及於原判決認定被告有罪部分（即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㈡所認被告該當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等罪之事實）之全部，合先敘明。二、告訴人身分遮隱之說明　　按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指觸犯刑法第221條至第227條、第228條、第229條、第332條第2項第2款、第334條第2項第2款、第348 條第2項第1款及其特別法之罪，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 3項、第2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查告訴人提出告訴時曾主張被告涉犯刑法第224條第1項強制猥褻罪嫌，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曾以妨害性自主案由進行偵查，嗣因僅有告訴人單一指述，欠缺其他積極或補強證據而事證不足，該被告涉犯強制猥褻部分並非本案審理範圍等情如前。本案起訴時僅論及被告涉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同法第277 條第1項傷害罪等罪名，然考量告訴人提告部分原含以妨害性自主罪章之強制猥褻罪，嗣因強制猥褻部分事證不足，偵查機關故以其他罪名起訴，就此，如反需揭露被害人之姓名時，恐有失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保護被害人之原意，是宜認上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規定，不因被告被訴妨害性自主部分之事實經不起訴處分或無罪而失其適用。故本判決關於告訴人之姓名部分，仍予以遮隱，併先敘明。三、證據能力　㈠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之陳述部分　⒈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所謂「與審判中不符」，係指該陳述之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導致應為相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而所謂「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係指陳述依其作成當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觀之，一般而言，在類此環境、情況下所為，虛偽可能性偏低，而具有可信為真實之特別情況者，例如被告以外之人出於自然之發言、臨終前之陳述，或違反自己利益之陳述等情形均屬之，因具有較可信之特別狀況，故以之為傳聞法則之例外，承認其證據能力，故是否具備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法院應比較其前後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08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就所謂「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之要件，應就前後階段之陳述進行整體判斷，以決定其間是否具有實質性差異；而所謂「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之情形，亦應就前後陳述時之各種外部情況進行比較，以資決定何者外部情況具有可信性，若陳述係在特別可信之情況所為，則虛偽陳述之危險性即不高，雖係審判外陳述，或未經被告反對詰問，仍得承認其有證據能力；所稱「外部情況」之認定，例如，⑴時間之間隔：陳述人先前陳述是在記憶猶新的情況下直接作成，一般與事實較相近，事後即可能記憶減弱或變化，致有不清晰或陳述不符之現象產生。⑵ 有意識的迴避：由於先前陳述時被告未在場，是陳述人直接面對詢問警員所為陳述較為坦然；事後可能因陳述人對被告有所顧忌或同情，因而在被告面前較不願陳述不利被告之事實。⑶受外力干擾：陳述人單獨面對檢察事務官或司法警察（官）所為之陳述，程度上較少會受到強暴、脅迫、詐欺、利誘或收買等外力之影響，其陳述較趨於真實，若被告在庭或有其他成員參與旁聽時，陳述人可能會本能的作出迴避對被告不利之證述，或因不想生事乃虛構事實而為陳述。⑷事後串謀：目擊證人對警察描述所目賭情形，因較無時間或動機去編造事實，客觀上亦較難認與被告間有勾串情事，其陳述具有較可信性，但事後因特殊關係，雙方可能因串謀而統一口徑，或事後情況變化，兩者從原先敵對關係變成現在友好關係等情形，其陳述即易偏離事實而較不可信。⑸警詢或檢察事務官偵查時，有無辯護人、代理人或親友在場：如有上開親誼之人在場，自可期待證人為自由從容之陳述，其證言之可信度自較高。⑹警詢或檢察事務官所作之偵查筆錄記載是否完整：如上開筆錄對於犯罪之構成要件、犯罪態樣、加重減輕事由或起訴合法要件等事實或情況，均翔實記載完整，自可推定證人之陳述，與事實較為相近，而可信為真實。法院應斟酌上列因素綜合判斷，亦應細究陳述人之問答態度、表情與舉動之變化，此一要件係屬訴訟法事實之證明，以自由證明為已足。是若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係在特別可信之情況下所為，則虛偽陳述之危險性即不高，雖係審判外陳述，或未經被告反對詰問，仍得承認具有證據能力。　⒉查證人即告訴人經原審傳喚到庭作證，其於原審審理中證述：被告先跟我在廣場上有拉扯包包的情況，後來被告直接把我抱上車，我想一下，應該是公主抱，但我下不來等語（見訴字卷第127至128頁）之情節，已有部分與其先前警詢中之陳述：被告上前將我隨身包包搶走，並用手拉扯我手臂，要我陪同他上車好好聊聊，但我不想跟被告聊就拒絕隨被告上車，準備起身走人，此時被告加大手部力道，將我拉往被告停在高鐵站1號門臨時停車場內之車輛，我試圖反抗，被告直接用雙手環抱我的腰部，直接將我抱到該車輛的副駕駛座，並將我推上副駕駛座等語（見家護1401卷第8頁）所述之情節有所不同，且就事件部分流程及細節於警詢時陳述較為明確、詳盡，故告訴人於警詢所為陳述即有與原審審理中不符之情形。觀諸告訴人於警詢時之陳述甚為詳盡，且依警詢調查筆錄記載內容，係採取一問一答方式，告訴人對員警之問題均能為連續陳述，佐以告訴人於警詢時自陳是在自由意識下所為陳述，並於原審準備程序、審理時並未主張上開警詢供述係受不法取供而為之，亦無事證足認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述時，有受到員警以任何不正方法訊問之情事，足認告訴人於警詢時之陳述顯係出於自由意志，並非經不正方法取得，無不可信之情形存在，是依告訴人警詢陳述之外部附隨環境與條件等情，尚查無不法取證或筆錄記載失真等情事，並審以其於調詢之陳述比之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距本案為警查獲時較近，當時記憶自較深刻清晰，可立即回想反應其所親身見聞體驗之事實，不致因時隔日久而遺忘案情或記憶受外力之污染，時間上尚不及權衡利害及取捨得失，亦較無來自被告在場之有形、無形之壓力，而出於不想生事、迴護被告之供證，是告訴人於警詢時之心理狀態既未遭受任何外力壓迫，記憶未受污染，心智亦屬健全，所述應係出於其真意，依當時客觀環境與條件加以觀察，堪認其於警詢時陳述之客觀環境及條件，相較於其於原審審理證述時而言，應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為證明被告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應認有證據能力，而得採為本案之證據。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主張告訴人之警詢筆錄屬傳聞證據，並無證據能力乙節（見本院卷第206、242頁），並無足採。　　㈡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 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時，除告訴人於警詢之陳述外，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05至208、240至243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或取得時狀況，並無顯不可信或違法取得等情況，且經本院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並認為適當，而有證據能力；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貳、實體方面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就其於上開時、地，以強暴之非法方式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部分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203至204、239頁），並於警詢時供稱：我當時是開租車公司提供之代步車，車號我不太記得了等語（見偵1434 7卷第8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陳述：當天我與朋友坐在高鐵桃園站1號門往本案嘟嘟房停車場的吸菸區廣場的座椅閒聊，當我起身準備到該停車場騎車回家時，見到被告在吸菸區遊蕩，我就上前質問被告是否跟蹤我，被告說他從我下班出高鐵桃園站時就一直跟蹤我，講完被告就上前將我隨身包包搶走，並用手拉扯我手臂，要我陪同他上車好好聊聊，但我不想跟被告聊，就拒絕隨被告上車，準備起身走人，此時被告加大手部力道，將我拉往被告停在高鐵站1號門臨時停車場內之車輛，我試圖反抗，被告就直接用雙手環抱我的腰部，直接將我抱到該車輛的副駕駛座，並將我推上副駕駛座，被告強拉我上車的車輛廠牌是Lexus，車型為UX，車身顏色為銀色等語（見家護1410卷第8、10頁），及告訴人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家事法庭訊問時陳稱：我與被告是前男女朋友，沒有同居過，有發生親密關係等語（見家護1410卷第34 頁）互核相符，並有被告與告訴人之對話擷圖資料（見本院卷第43頁）、原審勘驗行車紀錄器擷圖、勘驗筆錄（見訴字卷第69至72、87至91頁）及本院勘驗筆錄（見本院卷第162 至171頁）等資料附卷可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㈡告訴人所受傷害時點之認定　⒈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我回到桃園已經是半夜快4、5點，睡覺起來，早上請別人帶我去報警，應該是晚上去驗傷，我驗傷前都沒有去別的地方玩或上班，我有跟老闆請假，我覺得我所受左、右側大腿挫傷、右側上臂擦傷及左側腕部挫傷等傷害，是在高鐵廣場拉扯、被告車上推擠及在被告住處爭吵時發生等語（見本院卷第156至157頁），與卷附聯新國際醫院109年8月18日診斷證明書記載：「左側大腿挫傷、右側大腿挫傷、右側上臂擦傷及左側腕部挫傷」等內容（見他581卷第13頁）及傷勢照片8張（見他581卷第15 至17頁）互核以觀，足認告訴人確於109年8月17日受有左、右側大腿挫傷、右側上臂擦傷及左側腕部挫傷等傷害，並於同年月18日隨即前往驗傷等情，至為明確。然告訴人係於何時受有上開傷害，則需再依卷內事證予以認定。　⒉查被告於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供稱：109年8月17日晚上9時 40分許我有到高鐵桃園站，告訴人的手機是我購買的，我當時跟告訴人說要她將手機內的檔案刪除，但告訴人不願意刪除，所以我們就互相拉扯，為何強抱告訴人上車，可能是因過程中有拉扯，我被告訴人打4、5個巴掌，很多人圍觀，我覺得丟臉，我就想說上車處理，就抱住告訴人並將告訴人抱到車門旁，然後開車門讓告訴人進入車內；我和告訴人在車上時，是我被拉扯，我車開到新莊，我們都在爭吵為什麼告訴人要出軌，告訴人一直說要找我媽媽對質，在車上我沒有強制壓著她；到我住處時，證人黃淑美（即被告母親）當時只是在旁邊看我們起衝突，在我家時我和告訴人沒有拉扯之動作，我拿著手機，告訴人碰到我的手，我沒有作其他動作，因為我身高本來就比告訴人高，我手舉起來就比她高，我的意思是在高鐵站有和告訴人拉扯，但在到我家之前及我家時，沒有與告訴人拉扯等語（見偵14347卷第106至107頁；訴字卷第177、195至196頁；本院卷第239、246頁），與證人黃淑美於偵訊及原審審理具結證稱：當天被告載告訴人回到家中，告訴人一到我家就大聲叫囂，我不認識告訴人也不知道當時發生何事，我當時沒有不讓告訴人離開，我只是在旁邊觀看，我擔心被告和告訴人起衝突，被告與告訴人在爭吵手機的事情時，我在滑我的手機看直播，因為我覺得我無法參與，只要被告和告訴人沒有肢體衝突就好，告訴人與被告搶手機時，被告是把手機拿高，在我家裡時，被告沒有與告訴人發生拉扯導致告訴人跌到在椅子上，告訴人離開時有說要告死我們等語（見偵14347卷第107至108頁；訴字卷第1 66、170至172、174頁）相合，並細繹被告與告訴人間之對話擷圖：「【告訴人】：『今天打了你我對不起你』，【被告】：『嗯只有抓傷而已』、『妳手我很用力也很抱歉』」等內容（見本院卷第45頁），及觀諸原審及本院勘驗被告與告訴人在車上之對話爭執始末（見訴字卷第87至91頁；本院卷第16 2至171頁），僅悉被告與告訴人間就雙方分手緣由有所爭執，未能認定被告對告訴人有所拉扯等情明確，可知被告與告訴人於高鐵桃園站之廣場時，雙方確實有發生拉扯乙情甚明，至被告於本案車輛及其住處等時點是否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僅有告訴人單一指述，礙難逕認被告於本案車輛上及其住處等時點有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爰此，衡諸事理常情及社會一般通念，被告於高鐵桃園站之廣場時，為刪除告訴人手機內二人之照片與影片，與告訴人發生肢體衝突而有所拉扯，自被告之行為態樣、移動距離以觀，被告係徒手使力強行拉扯、抱住告訴人，將告訴人從高鐵桃園站廣場拉往停放於高鐵桃園站1號門臨時停車場內之本案車輛副駕駛座上，其過程確實足認被告與告訴人於此時點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是認被告應係於高鐵桃園站廣場與告訴人發生拉扯，並將告訴人強行抱住並拉往本案車輛上之際，造成告訴人受有左、右側大腿挫傷、右側上臂擦傷及左側腕部挫傷等傷害等節無訛。　㈢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　㈠按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私行拘禁及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其構成要件中所稱「非法方法」，本即包括強暴、脅迫等一切非法手段在內；故犯上述罪名，因而致被害人普通傷害者，乃強暴、脅迫當然之結果，不另論以普通傷害罪。惟妨害自由罪，並非以傷人為當然之手段，行為人於私行拘禁或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時，另行基於普通傷害之故意，而對被害人實行傷害之行為者，仍應另成立普通傷害罪，而與上述私行拘禁或剝奪行動自由罪分論併罰（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 3412號判決、94年度台上字第4781號判決、101年度台上字第385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係於上開時、地，於高鐵桃園站廣場與告訴人發生拉扯，並將告訴人強行抱住並拉往本案車輛上之際，造成告訴人受有左、右側大腿挫傷、右側上臂擦傷及左側腕部挫傷等傷害等節，業經論證如前，足認告訴人所受上開傷害係被告以強暴之非法方法，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之當然結果，並非另行起意，爰不另論以普通傷害罪。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又被告與告訴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3條之1第1、2項之曾有親密關係之未同居伴侶，然該條規定並未準用同法第 2條第2款家庭暴力罪規定，是被告所為，不另成立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　㈡無酌量減輕條款適用之說明　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科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為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然並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輕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10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時雖有主張被告性格溫和柔弱，因急於刪除照片及影片才會去找告訴人，告訴人有打被告巴掌、被告沒有反擊，並無毆打告訴人致生重大傷勢，原審量刑過重，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等語（見本院卷第41、121至122頁），惟被告之犯罪動機、犯行態樣及所生結果等因素，衡諸本案情節，僅須就所犯罪名於法定刑度內，依刑法第57條規定予以審酌即可。爰此，本案並無法重情輕，判處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憾，認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被告及辯護意旨所主張有酌量減輕條款即刑法第59 條規定之適用云云，洵不足憑。三、撤銷改判　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涉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及傷害部分之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雖非無見，惟查被告造成告訴人所受有左、右側大腿挫傷、右側上臂擦傷及左側腕部挫傷等傷害之時點，應係被告與告訴人於高鐵桃園站廣場拉扯及被告將告訴人強行抱住並拉往本案車輛上之際所造成，原判決所認定告訴人所受傷害時點，容有未洽；且就告訴人再行上被告駕駛本案車輛部分之事實（即後述乙、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及被告與告訴人在被告家中部分之事實（即後述丙、無罪部分），就此部分，原判決認事用法上均有未洽之處。檢察官就原判決有罪部分之刑度部分，以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雖無理由；且被告就原判決有罪部分上訴，就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前段部分，亦雖為無理由，但就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後段及㈡等部分，為有理由。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至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第2行至第3行部分，應係將「中壢區」誤載為「大園區」，附此敘明。四、量刑　㈠量刑目的　　刑之量定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法院除就具體個案犯罪，斟酌其犯罪情狀，有無可堪憫恕之情外，並以行為人的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罪責因素後，予以整體評價，而為科刑輕重標準的衡量，使罰當其罪，以實現刑罰權應報正義，並兼顧犯罪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1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量刑時，除應注意法律相關規定外，並宜綜合考量下列刑罰目的： ⑴對於不法侵害行為給予相應責任刑罰之應報功能。⑵矯正行為人並使其復歸社會之特別預防功能。⑶適切發揮嚇阻犯罪、回復社會對於法規範之信賴，及維護社會秩序之一般預防功能，此司法院107年8月7 日函頒「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2點有明文規定。爰此，本院基於綜合審酌應報、預防之「相對應報理論」，對過去之犯罪藉由應報之處罰以達到將來犯罪之抑止、預防目的，並衡酌欲藉由刑罰所達成之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目的，應係伴隨應報觀點之刑罰所生之間接、反射性效果，宜於決定應報刑（責任刑）之範圍內，妥適評價作為一般、特別預防之量刑因子，以符公平量刑及罪刑相當原則，應予敘明。　㈡量刑因子之說明　　法院為達公平量刑之目的，基於相對應報理論之觀點，首先考量刑法第57條第9款「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同條第3 款「犯罪之手段」，以結果不法與行為不法之程度劃定責任刑之範圍，此部分⑴結果不法層次審酌：①法益侵害程度、範圍，犯罪之時間、地點或法益侵害係屬持續性或一時性； ②被害結果發生有無可歸責於被告、被害人或其他第三人之情形；③被害結果有無回復之可能性，及如有回復可能性則係完全、部分或並未有回復；⑵行為不法層次則審酌：①行為態樣是否具有惡質性（即犯行手段上有無殘忍、執拗、危險、巧妙、反覆或模仿等情形），如有其程度為何；②有無共犯之參與及參與程度（即客觀事件背景、共犯彼此間關係、犯罪行為經過、共同謀議形成過程、準備與實行階段、犯行後狀況；主觀分擔犯行之動機、犯意強弱、參與態度積極或消極），及與其他共犯間屬於主導或從屬關係。再於該劃定責任刑之範圍內妥適考量：⑶同條第8款「違反義務之程度」（即違反注意義務之內容、情節是否特殊或實與一般情形無異），同條第7款「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即①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親疏遠近、交誼深淺及②行為人是否因被害人而犯罪）、同條第1、2款「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所受之刺激」（即行為人有無反社會傾向及動機、目的是否屬惡質，如有則程度為何）、同條第4至6款之「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同條第10款之「犯罪後之態度」（即① 被告有無自白；②如有則係在偵查或審判階段自白，其對於釐清犯罪事實部分有無助益；③被告有無努力修復被害結果及其與被害人間之關係），及其他一切情狀（如：①犯行後有無遭懲戒或免職、②有無違法偵查之不利益）等因素。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分手後，為刪除告訴人手機內二人之照片及影片，未能理性處理，反以侵害告訴人之行動自由方式為之，被告所為應予非難。惟本院為達公平量刑及罪刑相當之目的，仍需審酌：⑴結果不法層面，被告與告訴人雖未有達成和解，且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欲從重量刑（見本院卷第251頁），但觀案發後告訴人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所示「【告訴人】：今天打了你我對不起你」等內容（見本院卷第45頁），及告訴人所受傷害程度較輕，且遭剝奪行動自由之程度非鉅，結果不法程度應屬較低；⑵行為不法方面，被告係以徒手方式強拉告訴人上本案車輛，但未以其他工具或有其他共犯，行為不法程度非鉅；⑶ 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與一般行為人之動機、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程度無異，均係因分手後未能理性處理所致；⑷復於前開劃定之責任刑範圍內，審酌一般預防及復歸社會之特別預防因素，審酌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理時就上開犯行坦承不諱，其於本院準備、審理期間均未有任何妨害法庭秩序之情事，是其態度尚可之情形明確；考量被告與告訴人原為男女朋友之關係及被告素行；並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自陳：所受教育程度大學肄業，目前在早午餐店工作，月薪新臺幣3萬多元（見本院卷第251頁），及其他量刑資料所示：被告患有焦慮症（見本院卷第47頁），尚須扶養 6歲女兒、與年屆70歲之父親、63歲之母親共同租屋，尚有車貸（見本院卷第219至226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考量本件偵查機關並無違法偵查之情形等一切情狀，基於規範責任論之非難可能性的程度高低及罪刑相當原則，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徒刑如易科罰金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折算標準。五、附此敘明　　查被告於本院審理之最後陳述自陳：我已檢討過自己，是我做錯，希望法院給我改過自新機會等語（見本院卷第252頁），期被告經此教訓，能理解人與人之間感情問題之處理，每個人想法或有不同，有人喜愛短暫相遇，亦有人盼能攜手相伴到老，果若雙方感情已成往事，仍宜好聚好散、理性面對，觀諸本院勘驗筆錄記載內容，被告及告訴人爭執之過程（見本院卷第165至166、168頁），雙方口角爭執曾波及被告之年幼女兒，誠屬不該，被告應以珍惜家人為念，善待所需扶養之年幼女兒，往後不宜將自己之感情糾紛牽連子女，附此敘明。乙、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壹、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駕駛本案車輛離開現場，前往其位於新北市○○區○○街0巷00號2樓之住處（下稱位於○○之住處），於路程中，被告並向告訴人恫稱：要死一起死等語，其後雙方在車上發生爭執，被告在車內怒咬告訴人之臉部，並用手壓告訴人之脖子，不讓告訴人離開，復於告訴人趁隙下車之際，以扣留告訴人所有之包包（其內有智慧型手機1支及長夾錢包等物品）為脅，要求告訴人再度上車，而以此方式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因認被告對告訴人就此部分，亦涉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嫌等語。貳、查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審理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有碰到告訴人的臉，但沒有咬告訴人的臉，告訴人再上車到我家部分，沒有剝奪告訴人之行動自由等語（見偵14347卷第9、 106至107頁；訴字卷第192頁；本院卷第239頁），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第1次是抱上車，第2次因被告說上車就還我手機，是我自己走上車等語（見訴字卷第15 0頁），並細繹被告與告訴人在本案車輛上之對話：「【告訴人】：你把我載到這邊幹嘛？你要嘛現在就把我載到你家，我跟你媽對質；【被告】：要對質什麼？來啊。【告訴人】：現在就去，快點，把我載過去」、「【告訴人】：手機先給我好嗎？你手機給我。【被告】：妳要不要上車？妳上車我給妳啊，妳要回訊息給妳回啊。【告訴人】：跟你講繼續耗下去他們就會報警。【畫面右側2名路過男子持續停留注視本案車輛方向】……【告訴人】：你要等警察來是嗎？【被告】：我可以直接走，我想趁著，來妳先上車啊，看一下我們之後，我們是要怎樣啊，妳是要現在回我，剛剛自己講得很開，很大聲，妳說要回我家。【告訴人】：剛你自己不先走的耶，你在那邊看什麼東西啊，你有事嗎？」、「【被告】：……我人生沒遇到過這麼難過的事情，真的是頭一遭被玩了，妳當初不行就不要這樣跟我講說男朋友，講的好像很開心，什麼叫做不夠，對啊時間到了，不會最後到一起就分手，幹，分手有妳這種的嗎？外面已經在跟男生聊了，我他媽的無知的狀態下發現，為什麼？【告訴人】：不然你去跟女生聊啊，關我什麼事。【被告】：講的好像你是沒有錯事光明正大的。【告訴人】：我就說了我們要分手了。【被告】：沒有放屁，分手了嗎？還沒分手啊。【告訴人】：現在已經分手了。」、「【告訴人】：趕快把我載去你家啦，我打你小孩啦，煩死了好不好，講什麼東西啦。開快一點啦。【被告】：我帶妳去死好了。【告訴人】：帶我去打妳小孩啦。【被告】：要死喔，來啊，幹你娘咧講三小。【告訴人】：開快一點好不好。。【被告】：嗯。【告訴人】：闖紅燈啊。【被告】：誰理妳啊，神經病。」等內容（見本院卷第163、165至166、169至170頁），雖足認被告與告訴人就雙方分手事宜有所爭執，但礙難認定被告有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乙、壹之事實，且觀告訴人第二次上車係自行上車，被告與告訴人間在本案車輛上之對話紀錄，就此部分，亦難認被告有何強暴、脅迫之行為而致告訴人之行動自由受到侵害。是上開公訴意旨所指乙、壹之事實部分，因檢察官所舉證據，無法使本院達於毫無合理懷疑而得確信之程度，揆諸前揭要旨，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又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有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此敘明。丙、無罪部分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109年8月17日晚間11時11分許抵達其位於○○之住處後，告訴人要求歸還皮包，雙方復發生爭執，被告主觀上可預見拉扯告訴人可能導致告訴人受傷，竟仍基於縱使告訴人受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傷害他人身體之不確定故意，在上址住處內拉扯告訴人身體，造成告訴人受有左右側大腿挫傷、右側上臂擦傷、左側腕部挫傷等傷害。因認被告就此部分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再按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而被告否認犯罪，並不負任何證明責任，僅於訴訟進行過程中，因檢察官之舉證，致被告將受不利益之判斷時，被告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不存在而提出某項有利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然僅以證明該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不利心證為已足，並無說服使法院確信該有利事實存在之必要。此為被告於訴訟過程中所負僅提出證據以踐行立證負擔，而不負說服責任之形式舉證責任，要與檢察官所負兼具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有別。苟被告依其形式舉證責任所聲請調查或提出之證據，已證明該有利事實具存在可能性，即應由檢察官進一步舉證證明該有利事實確不存在，或由法院視個案具體狀況之需，裁量或基於義務依職權行補充、輔佐性之證據調查，查明該事實是否存在；否則，法院即應以檢察官之舉證，業因被告之立證，致尚未達於使人產生對被告不利判斷之確信，而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不得徒以被告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確切證明該有利事實存在，遽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39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事訴訟法除於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明文要求補強證據之必要性外，對於其他供述證據，是否亦有補強性及補強規則之適用，並未規定。依最高法院之判決先例所示，承認被害人之陳述（32年上字第657號）、告訴人之告訴（52年台上字第1 300號）及幼童之證言（63年台上字第3501號）應有適用補強法則之必要性，係鑑於被害人、告訴人與被告立於相反之立場，其陳述被害情形，難免不盡不實，或因幼童多具有很高之可暗示性，其陳述可能失真，此等虛偽危險性較大之供述證據，即使施以預防規則之具結、交互詰問與對質，其真實性之擔保仍有未足，因而創設類型上之超法規補強法則，以濟成文法之不足（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2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依最高法院判決所揭櫫之意旨，如僅有被害人、告訴人個別片面指述，而無其他具有補強性且足以補強被害人、告訴人指述之證據存在時，難以認定個別被害人、告訴人之指述得以信實。參、公訴意旨認被告就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⑴告訴人於警詢、偵訊之指述；⑵聯新國際醫院109年8月18日診斷證明書；⑶告訴人傷勢照片等資料，為其所憑之論據。肆、訊據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理時固坦承有載告訴人回到被告住處等語（見本院卷第204、239頁），但就此部分堅詞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被告及辯護意旨則以：告訴人所受傷害可能是被告找告訴人一開始有肢體碰觸造成等語（見本院卷第23 9頁）置辯。是查，告訴人受有左、右側大腿挫傷、右側上臂擦傷及左側腕部挫傷等傷害之時點，經衡諸事理常情及社會一般通念，認被告應係於高鐵桃園站廣場與告訴人發生拉扯，並將告訴人強行抱住並拉往本案車輛上之際所造成等節，業經論證如前，被告於其住處是否造成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部分，僅有告訴人個別片面指述，復無其他具有補強性且足以補強告訴人指述之證據存在，參酌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難以認定告訴人之於警詢、偵訊之指述足以信實。被告及其辯護人就上開丙、壹之公訴意旨部分所辯，尚與客觀事證相合，洵足採憑。　伍、綜上所述，卷內除告訴人曾於偵訊及原審審理證稱被告在該住處拉扯告訴人並推倒告訴人外，並無其他在場者之證述得予以補強，且告訴人於警詢時指稱：黃淑美跟被告將我推倒在椅子上等語（見偵14347卷第31頁），與其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將我推倒在椅子上等語（見訴字卷第139、155頁）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足認告訴人就此部分之指述憑信性低，況被告徒手將告訴人拉往本案車輛，雙方因而產生拉扯，被告將告訴人抱往本案車輛，並將告訴人推入本案車輛之副駕駛座等情，業經論證如前，告訴人所受傷勢亦未能排除係於被告上開時、地，對告訴人強拉、抱往及推入本案車輛副駕駛座所致，是檢察官所舉事證，尚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於其位於○○之住處對告訴人為傷害之犯行，揆諸前開規定及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就此部分，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陸、原審未予詳查，就此部分遽為被告有罪之判決，自有未洽。是被告上訴否認此部分犯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於該住處對告訴人涉犯傷害罪部分撤銷，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施婷婷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安蕣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26

TPHM-113-上訴-1580-20241226-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毀損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508號上訴人即被告沈基煌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毀損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7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317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沈基煌（下稱被告）係以基於單一毀損債權之犯意，接續於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間及金額為隱匿其財產之行為，而犯刑法第 356條之損害債權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不當，量刑之諭知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並補充記載理由（如後述）。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沒有損害債權的故意，沒有犯罪，只是民事欠債而已；我雖然有使用范玉饒的帳戶，但告訴人即前妻張瑄（下稱告訴人）有聲請執行，告訴人執行太慢，有其他銀行進來參與分配，告訴人聲請執行後把我客戶嚇走；因為客戶會將要繳的營業稅款匯到我的帳戶，我擔心我的帳戶被扣款會扣到客戶的營業稅款，被扣款後我無能力支付，客戶就會抱怨，客戶會將記帳工作轉移給別家事務所做，這件事我有跟客戶說明，檢察官有傳客戶來說明，客戶也是據實告知；我欠告訴人才11萬元，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不合理，判得太重，並請法院准予扣除5萬多元；我和告訴人離婚前，告訴人將我的鞋子丟在樓梯間、將襪子丟在電視機上，下班後要我將機車交給告訴人保管並要我不可外出，我被告訴人母子霸凌，我現在因有保護令，不能去告訴人的家等語（見本院卷第110至112、148至149、163至165頁）。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㈠債權人取得強制執行名義時，即表示其得隨時透過國家公權力行使其債權；此時債務人若有毀壞、處分或隱匿財產，將致債權人不能達受償之目的，自有以刑罰規制之必要。且刑法第356條毀損債權罪，以行為人基於毀損他人債權之意圖，而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有毀損、處分、隱匿其財產行為，即對債權人受償之利益生一般之危險，犯罪即已成立，不以債權人之債權因而造成無法受償之結果為必要。因此，刑法第356條所定「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應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序完全終結前之期間」而言，並不以債權人業已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為限，否則債務人將更易於脫免執行，而失法律規範之本旨（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103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成立，固以其損害行為在「將受強制執行之際」為要件，然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係指債權人對債務人取得執行名義起，至強制執行程序完全終結前之期間而言，此亦有最高法院30年6月10日刑事庭會議決議㈢可資參照。是債權人於取得執行名義或債權憑證後，債務人之財產即有受強制執行之可能，若債務人明知於此，仍基於損害債權之意圖將名下財產處分，即與該罪之構成要件相當。　㈡查被告沈基煌於偵訊時供稱：我會用范玉饒的帳戶，收取力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力方公司）及連江印刷有限公司（下稱連江印刷公司）及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自110年9月起，我有叫力方公司及連江印刷公司等客戶匯款至范玉饒的帳戶，我會叫客戶匯到范玉饒的帳戶，是因為之前記帳的費用匯到我的帳戶，會被我前妻聲請強制執行扣走，我就是避免生活費被執行等語（見他4509卷第47 2至473頁），與告訴人於偵訊時陳稱：我於111年3、4月執行處執行無結果時，才知悉沈基煌有隱匿財產，沈基煌借用他人帳戶作為客人匯款使用等語（見他4509卷第144頁），及證人范玉饒於偵訊具結證稱：沈基煌一開始跟我說，可以用證券戶幫我買股票，我有在第一銀行辦存款帳戶、證券帳戶等兩個帳戶，都交給沈基煌，我有交2本存摺和提款卡給沈基煌，提款卡是沈基煌要用的時候才會跟我借，沈基煌用完隔天就會還我，沈基煌沒有跟我說要用我的帳戶收受客戶匯入之報酬，我不知道自110年9月起，沈基煌有用我的帳戶收力方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及紐強公司之匯款等語（見他45 09卷第500至501頁），及證人即力方公司負責人薛瑤琴於偵訊具結證述：力方公司約於20幾年前委託沈基煌記帳事務所申報、記帳，我是用匯款方式給付報酬，一開始都是匯到沈基煌個人帳戶，但我記得去年開始沈基煌有要求更改匯款帳號，要我匯到另一個帳戶等語（見他4509卷第261至262頁），及證人即連江印刷公司會計劉沛慈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於100年6月進連江印刷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從成立時起，則委託沈基煌辦理記帳、申報稅務，支付費用之方式有開支票、沈基煌本人親領或匯款至帳戶，大部分都是開支票、少部分是匯款，沈基煌用LINE提供帳戶給我，最近3次都是匯到范玉饒的第一銀行帳戶等語（見他4509卷第351至352頁），及證人即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負責人陳英杰於偵訊時具結證述：紐強公司委託沈基煌記帳已有7、8 年，我不知道「尹普惠」是何人，是依沈基煌指示開票等語（見他4509卷第409至410頁）互核相符，並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板簡字第1230號、109年度簡上字第393號等民事判決、民事判決確定證明書、107年度婚字第37號和解筆錄、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6677號債權憑證、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銀行）111年9月26日一總營集字第11100112247號函檢附證人范玉饒所有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下稱范玉饒之第一銀行帳戶）、力行公司匯款單據、連江印刷公司採購單、被告向連江印刷公司、紐強公司請款單據、證人劉沛慈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等資料在卷可稽（見他4509卷第33至36、53至65、209至2 35、243至247、265、355至383、395至405頁）。足認告訴人於取得執行名義及債權憑證後，被告之財產即有受強制執行之可能，被告於偵訊時已自承因記帳費用匯到其帳戶，將被告訴人聲請強制執行所扣走，其為避免生活費被執行等情如前，被告其後為排除告訴人強制執行，而要求力方公司、連江印刷公司匯款至證人范玉饒之第一銀行帳戶，並要求紐強公司開立以非被告本人之名義（即「尹普惠」）收取支票，其主觀上基於損害債權之意圖甚明，從而與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構成要件相當。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所述，顯屬無稽，洵非足憑。　㈢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查原審審理後，認定被告有相當之智識能力與社會經驗，知悉自己與告訴人間有債權債務糾紛，卻隱匿財產，所為實有不該；被告犯後亦未能坦然面對，又翻異和解條件，犯後態度難認適當；衡以告訴人意見略以：被告不只欠我這筆錢，還有很多其他筆沒有還，其還有告被告別的案子，而被告在每個案子的答辯都不一樣，被告表面上把業務移轉給別的事務所，其實都還是由被告負責進行，不是我不願與被告和解，而是被告之前曾跟我和解，約定分期給付，被告給付前面幾筆款項後，其餘就拒不支付，還反過來罵我，實則被告日前剛賣房子，手上有現金卻哭窮，希望法院加重量刑等語（見原審卷第122頁）；再審酌被告自述高商會計科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記帳士、已離婚，子女已成年，無人要扶養之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121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所隱匿之財產價值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關於被告之量刑，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事項，另審酌被告所犯刑法第356條法定本刑為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依卷存事證就被告犯罪情節及行為人屬性等事由，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所為量刑尚稱允洽，應予維持。被告以前詞提起上訴，並認原判決量刑過重云云，係就原審已為審酌之事項，重複爭執，認不足推翻原審之量刑。　㈣至被告前揭上訴意旨所指其對告訴人不滿部分，任憑己意執前詞爭執，均與本案無涉，均無足採。五、綜上，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7號刑事判決。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56條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7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沈基煌　　　　　　　　　　　　　　　　　　　　　　　　　　　　　　　上列被告因毀損債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院偵字第317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沈基煌犯毀損債權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沈基煌與張瑄前為配偶關係，於民國107年8月22日，與張瑄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和解離婚，沈基煌同意給付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張瑄，給付方式為自107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張瑄8,000元至清償完畢時為止（下稱甲和解筆錄），另張瑄於108 年間再向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對沈基煌提起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之民事訴訟，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以109年度板簡字第123 0號判決沈基煌應給付張瑄8萬元，並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9 年度簡上字第393號判決駁回上訴，於110年2月3日確定（下稱乙民事判決），上開事件經張瑄多次聲請強制執行，均因沈基煌名下未有足夠財產而未獲清償。詎沈基煌明知自己有上開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之債務，竟仍意圖損害張瑄之債權而基於毀損債權之故意，於110年9月起受強制執行之際，接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不知情之范玉饒（另為不起訴處分）所開設之第一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帳戶（下簡稱范玉饒一銀帳戶）收取沈基煌所經營之「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之客戶力方室內裝修有限公司（下稱力方公司）、連江印刷有限公司（下稱連江印刷公司）給付之如附表所示之報酬，並以支票方式輾轉收取紐強國際實業有限公司（下稱紐強公司）所給付之如附表所示之報酬，以此方式將財產予以隱匿。【依司法院「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及參考範例」不載移送過程。】　　理　由一、證據能力部分：檢察官、被告沈基煌對本案各項證據資料之證據能力均未表示爭執，依司法院「刑事裁判書類簡化原則及參考範例」不予記載。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依甲和解筆錄，尚欠告訴人張瑄4萬4千元未付、依乙民事判決則應給付告訴人8萬元，及其要求客戶將記帳費匯至范玉饒一銀帳戶或開立支票方式給付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本案犯行，辯稱略以：告訴人逼得伊無法生活，伊沒有要毀損債權的犯意云云。　㈡按刑法第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成立，係以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為要件；本罪係以保護債權人之債權受償可能性為其規範目的；所稱「執行名義」，以強制執行法第4條第1項各款所定之情形為準，包括民事確定判決、本票准予強制執行之裁定等；而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則指債務人對債權人所負之債務，經債權人對之取得強制執行名義後，至強制執行程序尚未終結以前之期間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5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強制執行，依假扣押、假處分、假執行之裁判及其他依民事訴訟法得為強制執行之裁判為之；而債權人聲請對債務人為假扣押，經法院裁定以債權人提供若干擔保後，始得對於債務人財產於若干財產範圍內為假扣押時，就此附條件之假扣押裁定，必債權人依該裁定內容提供擔保後，始得對債務人之財產實施假扣押，而具有執行力，是刑法356條損害債權罪之所謂「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就附擔保條件之假扣押裁定而言，應係指債權人依裁定意旨提供擔保後即屬之。至該罪中所謂之「處分」其財產者，係指債務人依法律行為，對其財產予以處分之謂，此與民法上所稱之處分同義，而民法上之處分者，係指辦理物權移轉、設定負擔之物權行為而言，此應與何以為處分之贈與等原因行為即債權行為無涉為是。至所謂「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者，應係指行為人所以為此處分或毀壞、隱匿其財產之行為，在使債權人之債權無法獲得全部或一部之清償之謂，至於債務人是否因以獲利、債權人之債權是否果真受損，並非所問；是以若債務人已知負有債務，並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卻仍予處分供債權人擔保之財產，自不阻卻犯罪之故意而應負刑責。　㈢經查，依甲和解筆錄，被告應給付告訴人30萬元，給付方式為自107年9月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告訴人8千元，直至清償完畢止，被告至本院審理時尚欠4萬4千元；依乙民事判決，被告應給付告訴人8萬元，及自民國108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之利息，該判決並於110年2月3日確定；告訴人持乙民事判決執行，於110年8月9日因僅執行到1萬1720元，由本院核發債權憑證；而被告為專業記帳士，其以范玉饒一銀帳戶或開立支票方式收取如附表所示之客戶所支付之記帳費用等節，為被告所不爭，且有各該和解筆錄、歷審判決書、債權憑證、上開帳戶交易明細（見他字卷第33至34頁、第 53至65頁、第35至38頁、第211至235頁）及附表所示證據在卷可憑。是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㈣查被告當庭表示請告訴人不要逼得伊沒有收入，總要讓伊留口飯吃等語（見本院卷第55、121頁），又自承伊以他人帳戶兌現紐強公司付款支票後，需要錢時會再請該友人將款項領出供伊做為生活費使用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自堪認被告明知伊尚積欠告訴人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之債務未付，卻以范玉饒一銀帳戶收取相關客戶將記帳費用，目的係為將相關記帳費用留為己身花用，而規避告訴人強制執行，自堪認其有毀損債權之故意及行為。被告雖辯稱：伊已70歲，之前也不是沒有還告訴人錢，113年5月28日審理期日有攜 2萬元到庭，伊沒有犯意，是告訴人逼得伊走頭無路云云（見本院卷第121頁），惟此反適足佐證被告係基於「避免遭告訴人強制執行」之意欲而為上開行為，再再可證其有毀損債權之主觀故意，又況強制執行法本有關於酌留債務人生活必需費用之相關規定，被告捨法定程序不為，自不足取。再查本案被告上開甲和解筆錄及乙民事判決本金部分共計積欠 11萬4657元（尚未計入利息），被告前於本院113年3月26日庭期要求降低還款金額，即以11萬元一次性給付方式和解，並同意於113年5月28日庭期給付，詎至該日庭期，被告又改稱只能先支付2萬元，其餘需分期給付云云（見本院卷第58 、108頁），堪認被告明知自己隱匿財產後，告訴人將面臨求償困難之窘境，並藉此一再要求降低還款金額，自足認被告主觀上有損害債權之意圖及毀損債權之故意。被告雖另辯稱部分款項係伊代收代付之客戶稅款，倘遭告訴人扣押，伊對客戶沒有交待云云，惟本案起訴範圍本僅有被告所收取之記帳費報酬，而未及於代收稅款部分，被告所辯自有誤會。　㈤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6條之損害債權罪。被告如附表所示多次行為，係基於單一毀損債權之犯意，時間密接，方法、目的相類，為接續犯之實質一罪。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相當之智識能力與社會經驗，知悉自己與告訴人間有債權債務糾紛，卻隱匿財產，所為實有不該；被告犯後亦未能坦然面對，又翻異和解條件，犯後態度難認適當；衡以告訴人意見略以：被告不只欠伊這筆錢，還有很多其他筆沒有還，伊還有告被告別的案子，而被告在每個案子的答辯都不一樣，被告表面上把業務移轉給別的事務所，其實都還是由被告負責進行，不是伊不願與被告和解，而是被告之前曾跟伊和解，約定分期給付，被告給付前面幾筆款項後，其餘的就拒不支付，還反過來罵伊，實則被告日前剛賣房子，手上有現金卻哭窮，希望法院加重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22頁）；再審酌被告自述高商會計科畢業之教育程度、職業為記帳士、已離婚，子女已成年，無人要扶養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21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所隱匿之財產價值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晉毅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建論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魏小嵐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56條債務人於將受強制執行之際，意圖損害債權人之債權，而毀壞、處分或隱匿其財產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名稱時間證據及出處隱匿之財產（新臺幣） 1 力方公司 110年間 1.證人薛瑤琴於偵查之證述（他字卷第261至262頁） 2.力方公司於111年3月14日匯款至范玉饒一銀帳戶之匯款單據影本（他字卷第265頁） ⑴110年9月13日：7千元 ⑵110年11月15日：7千元 ⑶111年1月17日：7千元 ⑷111年3月14日：7千元 ⑸111年5月16日：7千元 ⑹111年7月12日：7千元 ⑺111年9月14日：7千元 ★小計：4萬9千元 2 連江印刷公司 111年3月10日 1.證人劉沛瀅於偵查之證述（他字第卷第351至352頁） 2.連江印刷公司採購單、被告以「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名義開予連江印刷公司之請款收據、支票影本、證人劉沛瀅與被告間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他字卷第355至383頁、第395至405頁） ⑴111年3月10日：7400元 ⑵111年5月11日：7400元 ⑶111年7月11日：7400元 ★小計：2萬2200元 3 紐強公司 111年5月8日 1.證人陳英杰於偵查之證述（他字卷第409至411頁） 2.被告以「沈基煌記帳及報稅代理人事務所」名義開予紐強公司之請款收據（他字卷第343至347頁） ⑴111年5月8日：6千元 ⑵111年7月5日：6千元 ⑶111年9月6日：6千元 ★小計：1萬8千元

2024-12-26

TPHM-113-上易-1508-20241226-1

上更一

臺灣高等法院

個人資料保護法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72號上訴人即被告黃品云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7號，中華民國112年6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院偵字第1556號），提起上訴，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本件前經本院判決後，檢察官上訴書係載明僅針對「原判決關於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違背法令，應行提起上訴」等情，有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上訴書在卷可稽（見台上字卷第27頁），最高法院審理後，則就原判決關於被告被訴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撤銷發回本院更審（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410號判決主文參照），是原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所載被告被訴對告訴人涉犯加重誹謗罪部分，業經判決無罪確定（見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454號卷第338 －1頁）而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核先敘明。二、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卷內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包含人證與文書證據等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 124至127頁），上訴人即被告黃品云（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並未到庭，亦未以書狀爭執除上開爭執部分外以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且其於原審準備程序時雖曾爭執告訴人指訴不同意為證據，其餘證據同意做為證據使用等語（見訴字卷第35頁），然其就告訴人指訴部分僅表示此為片面說詞等語（見訴字卷第35頁），並未具體指摘告訴人指述有何不得作為本案調查證據資格之理由，應認僅屬證明力之爭執，又被告復於原審審理時未再爭執該證據及其他證據之證據能力（見訴字卷第94至96頁），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與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三、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被告被訴對告訴人鄭蕎蔓（下稱告訴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四、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判決內容與證據、事實不符，其主觀上並無犯意，實為遭告訴人扭曲事實等語（見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454號卷第37頁）。五、原判決依憑被告對己之不利供述、證人即告訴人之指訴、手機簡訊內容及社群平台Facebook（下稱臉書）網頁擷圖資料等證據，認定被告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犯行，並說明被告辯稱：其在個人臉書發布貼文，只是提醒友人小心詐騙，所為言論均非指摘告訴人，是抒發自己心情、自言自語，其張貼告訴人照片及姓名係因告訴人向其公司訂購面膜，卻未收到貨款，因其公司及助理均無法聯繫上告訴人，伊才在臉書張貼貼文，之後再以簡訊聯繫，隔三日便收到款項云云等節，並非可採，已詳敘所憑之證據與認定之理由，並無任何憑空推論之情事，亦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六、被告本案所為具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規定「損害他人利益」之主觀意圖，且已逾越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之利用　㈠個人資料：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此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原判決附表編號1所示時間，將告訴人臉書個人資訊頁面（含告訴人之中文姓名、肖像照片）擷圖後，在其個人臉書網頁發布貼文（見偵字卷第19頁），已足使觀覽被告臉書網頁者識別該告訴人之「姓名、肖像」等個人資訊，屬於受個人資料保護法所規範之個人資料。　㈡個人資料保護法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並自105年3月15 日施行，修正後第41條採取兩種意圖型態，一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一為「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其中「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行為人之目的既在於造成他人之損害，即與「意圖營利」之意義截然不同，且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立法目的，原係「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此觀同法第1條自明。基此，新法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其「利益」固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同條所稱「意圖損害他人之利益」中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裁定意旨參照）。另所謂「足生損害於他人」，係指他人有可受法律保護之利益，因此遭受損害或有受損害之虞，不以實際發生損害者為必要。而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其中就個人自主控制個人資料之資訊隱私權言，乃保障人民決定是否揭露其個人資料、及在何種範圍內、於何時、以何種方式、向何人揭露之決定權，並保障人民對其個人資料之使用有知悉與控制權及資料記載錯誤之更正權。倘無法定事由，又未經當事人同意，擅自揭露個人資料者，即屬侵害憲法所保障之資訊隱私權。查被告於原判決附表編號1所示時間，在其個人臉書網頁發布告訴人臉書個人資訊頁面（含告訴人之中文姓名、肖像照片）擷圖後，並於該則貼文中以留言方式記載：「若是推銷產品我倒是覺得還好。若是個鬼，你會不會嚇死」等內容（見偵字卷第41頁），並於原判決附表編號2、3所示時間，在其個人臉書網頁發布記載：「欠公司的錢還沒匯款趕緊匯款」、「不要一直說已經結清個字」、「總是說自己是帝寶鄭小姐」、「倒是騙我錢的人快來還我錢」、「自己主動加人好友貼近我們這些人真是恐怖」及「總是說有多少下線你還活在以前直銷啊」等內容（見偵字卷第39、43頁），依其文義脈絡，將使觀覽被告個人臉書網頁者認為告訴人積欠被告款項尚未結清，被告甚因告訴人浮誇自身經歷而受騙等情，而有損於告訴人之名譽權、人格權及資訊隱私權。是被告於其個人臉書網頁所發布之貼文，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名譽權、人格權及資訊隱私權，依前開說明意旨，被告主觀上自有損害告訴人之意圖甚明。被告辯稱其主觀上並無損害他人利益之意圖云云，並無可採。　㈢「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第3款固定有明文，惟該條文所規範者，係關於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並不及於對個人資料之「利用」。再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明文規定：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是同法第5條、第20條所稱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之利用，其內涵實指憲法第23條指示之比例原則。司法院解釋多次援引本條為比例原則之依據，揭示其衍生權包括合適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狹義比例原則（即過量禁止原則），據此，對於上開規定所稱「有無逾越特定目的必要範圍」之判斷，自應審查被告目的是否有正當性、基於正當性目的而利用個人資料之手段是否適當、是否是在所有可能達成目的之方法中盡可能選擇對告訴人最少侵害之手段、因此對個人造成之損害是否與其手段不成比例等情（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22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縱然被告合法蒐集取得告訴人之個人資料，倘利用該個人資料非基於蒐集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為之，逾越比例原則者，仍該當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查被告雖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供稱：因告訴人訂購面膜後，其已經出貨給告訴人，但告訴人欠公司貨款不還，且無中生有、搬弄是非，其才張貼告訴人照片，要身邊的人小心等語（見偵字卷第8頁；訴字卷第34、96頁），惟被告於回覆原判決附表編號1貼文留言所稱「若是推銷產品我倒是覺得還好。若是個鬼，你會不會嚇死」等內容之負面用語，佐以前開原判決附表編號2、3所示內容，可知被告未經告訴人同意即公開利用告訴人一般個人資料，其目的即係將其與告訴人間買賣產品之貨款糾紛或私人恩怨訴諸於眾，已非屬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之合法利用，衡諸事理常情，均已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難認符合社會之相當性，其「手段與目的並無正當關聯」。是被告利用告訴人之個人資訊已逾越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依前開說明意旨，自屬非法利用個人資料。　㈣至依臉書使用條款，縱有臉書用戶同意他人使用其所張貼之資料內容之約定，然「利用」臉書上個人資料，仍須符合各該國家之相關法令規定，自不待言。　　　七、綜上，可知被告所為，主觀上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意圖，客觀上顯已逾越利用個人資料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自該當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之非公務機關未於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罪。從而，被告執前揭辯詞提起上訴，惟被告否認犯行所指摘各節，均經本院詳予論述、指駁如前。是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八、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彥霖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施昱廷、李安蕣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7號刑事判決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六條第一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　　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　　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非公務機關依前項規定利用個人資料行銷者，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時，應即停止利用其個人資料行銷。非公務機關於首次行銷時，應提供當事人表示拒絕接受行銷之方式，並支付所需費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一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47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查署檢察官被　　　告　黃品云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 1年度調院偵字第1556號），本院前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2 年度簡字第292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品云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黃品云與鄭蕎蔓間因買賣面膜貨款支付發生糾紛，黃品云心生不滿，竟意圖損害他人利益，基於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使用臉書暱稱「Vi vian Huang」發表特定多數人均得閱覽如附表所示之貼文及留言，以此方式利用鄭蕎蔓之姓名、照片、職業、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等個人資料，足生損害於鄭蕎蔓之隱私及個人資訊之自主權。二、案經鄭蕎蔓告訴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一、證據能力： (一)本院認定事實所引用之下列各項供述及非供述證據，經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各項證據資料，就證據能力未表示爭執，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下列各項證據方法之作成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且與本案具有關連性，應認以之作為證據為屬適當，而均有證據能力。 (二)又上開各項證據已經本院於審理時合法踐行調查程序，自得作為認定事實、論罪科刑之依據。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其個人臉書發表如附表所示之貼文，然矢口否認有何非法利用告訴人個人資料之犯意，辯稱：伊是在個人臉書發布貼文，只是提醒友人小心詐騙，所為言論均非指涉告訴人，是抒發個人心情、自言自語；伊會張貼告訴人照片及姓名，係因告訴人向伊公司訂購面膜，卻都未收到貨款，公司和伊之助理均無法聯繫上告訴人，伊才在臉書張貼貼文，之後可能再加上簡訊聯繫，隔了三天就有收到款項云云。是被告確有以暱稱「Vivian Huang」於個人臉書發布附表所示貼文，該等貼文亦均至少有數十至上百人閱覽、按讚、評論等情，並有被告之臉書貼文截圖在卷可稽（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院偵字第1556號卷，下稱調偵卷，第47至61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按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款定有明文；又按行為人指摘之對象，不以直接指名道姓為限，苟依行為人所為言論之語境、旨趣及其他客觀情事綜合觀察間接可得特定者，亦屬之。經查，被告於111 年8月1日之臉書貼文發布有告訴人姓名及照片之截圖、緊接於111年8月4日、111年8月6日發布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臉書貼文，雖未明言指涉人之姓名，然已分別提及「另外有我臉書好友的妳　若你不知來龍去脈就截我的圖文給她　那請妳自動退出我的臉書好友圈」、「欠公司的錢還沒匯款趕緊匯款　不要一直說已經結清這個字」、「總是說自己是帝寶鄭小姐（表情符號）真是不要臉都不住在哪了」、「#總是說有多少下線你還活在以前直銷啊」等關鍵字，併承接被告前所張貼之告訴人姓名、照片等節綜合以觀，即可知悉被告所傳述之對象即係告訴人，而被告於臉書貼文中張貼載有告訴人姓名及長相之照片截圖、職業（直銷）、聯絡方式（前住所）、財務情況（是否欠債）等，自屬上開法律明定之個人資料。 (三)再按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尊重當事人之權益，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特定目的之必要範圍，並應與蒐集之目的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 條定有明文；又同法第20條第1項前段規定，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利用，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於蒐集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為之，除非有第20條第1項但書所定例外狀況，方得為特定目的外之利用：一、法律明文規定。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三、為免除當事人之生命、身體、自由或財產上之危險。四、為防止他人權益之重大危害。五、公務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六、經當事人同意。七、有利於當事人權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5條闡述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或利用，應遵守之相關基本原則，包括：誠實信用原則、不得逾越特定目的及正當合理關聯原則。而該法第5條、第20條所稱之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其內涵實即指比例性原則。比例原則之依據為憲法第23條明定，憲法所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害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司法院解釋即多次引本條為比例原則之依據。此原則之衍生權，包括：合適性原則、必要性原則及狹義比例原則（即過量禁止原則）；即有無逾越特定目的必要範圍，應審查被告目的是否有正當性，基於正當性目的而利用個人資料之手段，是否適當，是否是在所有可能達成目的之方法中，盡可能選擇對告訴人最少侵害之手段，因此對個人造成之損害是否與其手段不成比例。經查：　1.被告與告訴人原為朋友關係，並為臉書好友，被告因交誼而獲悉告訴人之姓名、照片、職業、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等個人資料，然被告並非公務機關，若無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所定之例外狀況，則於使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時，自須依誠實及信用方法為之，不得逾越其取得前揭資料之目的之必要範圍，且利用亦應與此取得原因具有正當合理之關聯。　2.依被告所辯，其與告訴人間係因數萬元之買賣面膜貨款催收、給付有所糾紛云云，然此種買賣所生債務糾紛情節，本與閱覽而得悉告訴人個人資訊之多數人及公共利益均無關，更非免除當事人財產上之危險、防止他人權益重大危害之情形；況被告雖辯稱：因催收貨款卻找不到告訴人、告訴人遲遲不接電話云云，然觀諸被告提出其助理與告訴人間於110年8 月3日起之數則簡訊（見本院卷第39至59頁），可見被告之工作人員傳送訊息、要求告訴人給付面膜款項之數額、匯款方式，告訴人均有立即回覆、同意付款並於上班期間即辦理匯款，實未見有何溝通聯繫困難之處。且縱算有債務催討事宜，本即應循正當法律程序（例如民事訴訟）行之，衡以在臉書張貼貼文之舉，僅能使多數人知悉告訴人之個人資料，致告訴人隱私權、個人資訊自主權等受損，無助於解決渠等間之糾紛。可認被告使用告訴人之個人資料，並無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0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列之免責事由之情形。　3.是以，被告因貨款紛爭而於臉書貼文刻意揭露告訴人之個人資料，使特定多數人得以觀覽、知悉，其利用告訴人個人資料之行為，不具正當目的，並非係出於誠信原則，不符合蒐集目的，且非於合理必要之範圍為之。　 (四)末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規定「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條第1項、第15條、第 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其所稱「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應限於財產上之利益；至所稱「損害他人之利益」，則不限於財產上之利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大字第1869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證人即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伊與被告認識約三年，是某次被告將150盒面膜寄給伊，伊覺得幫被告分享也沒關係，被告本也沒跟伊說要收錢的事情，直到被告在臉書上罵伊後，才叫助理私訊伊說要多少錢，被告可以傳訊息給伊，沒有聯繫不上的情形，伊也沒有不願意付錢；又伊與被告的臉書間有600位共同好友，伊遭被告封鎖後，是朋友截圖告訴伊被罵的事情，被告把伊的資料越說越仔細，伊曾經與前夫在帝寶住了八年，被告也曾送水果到帝寶給伊，被告知道伊住在哪裡，被告這樣發文罵伊，讓伊覺得進出帝寶探視小孩都好丟臉等語（見本院卷第85至92頁），由證人所證，可見被告因與告訴人間有交易糾紛之私怨，被告將附表所示之告訴人個人資料揭露於個人臉書，造成告訴人為人所討論、指責之效果，已侵害告訴人之隱私權、個人資訊自主權。被告客觀所為，已損及告訴人之非財產上利益，其主觀上亦有損害告訴人利益之故意甚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1項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 (二)被告於附表所示時間，接續發布、張貼告訴人之個人資訊，係於密接之時間及空間內侵害同一法益，各行為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罪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間原為友人，僅因買賣貨品產生齟齬，竟而向特定多數人揭露告訴人之個人資料，損害告訴人之隱私權、個人資訊自主權等人格法益，所為實屬不該。復考量被告於本案前並無任何前科紀錄，素行尚可，及其自述學士學歷之智識程度、現擔任美容顧問，需扶養三個小孩及母親等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2 頁），暨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未能告訴人達成和解，而告訴人表達：被告犯法又不承認、至今不願道歉也不刪除臉書文章，伊前夫不諒解、不讓伊看小孩，也被帝寶秘書討論，造成伊生活很大的麻煩，請求從重量刑之量刑意見（見本院卷第10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黃品云與告訴人鄭蕎蔓間為美容產品供應商與客戶關係，雙方因買賣面膜貨款支付發生糾紛，被告心生不滿，意圖散布於眾，基於加重誹謗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使用臉書暱稱「Vivian Huang」，發表多數人均得閱覽，如附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認涉犯加重誹謗之內容」欄之不實文章及留言，指摘、傳述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事，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 (二)按侮辱者，係指直接對人詈罵、嘲笑而使人難堪或其他表示足以貶損他人評價之意思。而公然侮辱與誹謗罪之別，在於如係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具體或可得具體之事項，應成立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倘僅係漫然指罵，並未指有具體事實，仍屬公然侮辱，應依同法第309條第1項論科，此有司法院院字第2179號解釋意旨可資參照。亦即，誹謗行為與公然侮辱行為，雖均足以損害他人名譽，但兩者有所不同，行為人並不指摘特定事實而公然侮辱特定人或可得推知之人，係屬公然侮辱行為：若行為人指摘傳述足以損害他人名譽之具體事件內容，則屬誹謗行為。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項，必須具有足以損害被害人名譽之具體事件內容，始有誹謗行為可言；否則，若行為人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其主觀之意見或評論，且其內容係情緒性或人身攻擊之批評，或屬謾罵性之言詞或用語，則仍非屬誹謗行為，而應論以公然侮辱罪。又按刑法誹謗罪之成立另以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為其要件。是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必須是具有足以損害被指述人名譽之具體事件內容，始有誹謗行為可言。而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事是否「足以毀損他人名譽」，應就被指述人之個人條件以及指摘或傳述內容，以一般人之社會通念為客觀之判斷。須行為人所指摘或傳述之具體事實，足以使被指述人在社會上所保有之人格及聲譽地位，因行為人之指摘或傳述，使之有受貶損之危險性或可能性方屬之。惟名譽究有無毀損，非單依被害人主觀上之感情決之，實應依社會客觀之評價，如因之可受貶損，則雖對其人之真價值未生影響，或並未傷及被害人主觀之感情，仍應視為名譽之侵害；反之，縱然已傷及被害人主觀之情感，然實際上行為人之行為對其社會之客觀評價並無影響，仍難認為名譽之侵害。再按所謂「言論」在學理上，可分為「事實陳述」及「意見表達」，「事實陳述」始有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表達」或對於事物之「評論」，因屬個人主觀評價之表現，即無所謂真實與否可言。而自刑法第 310條第1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第3項前段：「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規定文義觀之，所謂得證明為真實者，唯有「事實」。據此可徵，我國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屬同法第 311條第3款所定免責事項之「意見表達」，亦即所謂「合理評論原則」之範疇，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評內容用詞遣字尖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不能以誹謗罪相繩，蓋維護言論自由俾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健全發展，與個人名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權衡，顯有較高之價值。易言之，憲法對於「事實陳述」之言論，係透過「實質惡意原則」予以保障，對於「意見表達」之言論，則透過「合理評論原則」，亦即刑法第311 條第3款所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之誹謗罪阻卻違法事由，賦與絕對保障。又特定言語之客觀涵義及表意人之主觀意思，必須綜合觀察言論之整體脈絡及外在語境，結合該表意行為所根基之背景事實、一般社會之理性客觀認知、經驗法則及表意人所訴求該言論發生之效果等相關情狀而為探求，以避免去脈絡化而截取片言隻字，切割與前後語句之相互關聯性及其時空背景，失之片斷致無法窺其全貌，造成判斷上之偏狹。是以，妨害名譽案件，當不能以鋸箭方式率爾切割行為人陳述之前後脈絡，亦不可將言論自陳述者所處情境中抽離，斷章取義而執為入罪之論據。 (三)經查：　　　　　　　　　　　　　　　　　　　1.被告有於附表所示之各時間，於個人臉書頁面張貼如附表所示之貼文，完整內容如附表「被告利用告訴人個人資料之方式」欄所示，其中並有附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認涉犯加重誹謗之內容」欄所示之言論，被告雖辯稱該等言論並非指述告訴人云云，然依被告於臉書發文前後文以觀，被告前已張貼告訴人姓名、照片，並密接延續而繼續發表言論，可知悉被告所傳述之對象即係告訴人，已如前所述。是被告確實有在特定多數人得共見聞下，發表附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認涉犯加重誹謗之內容」欄所示之言論，該等言論亦可特定係指述告訴人，則本件應審究者厥為被告所言之言論，是否對告訴人構成侮辱或誹謗？此據被告所為之附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認涉犯加重誹謗之內容」欄所示之言論，雖部分內容尚屬隱晦、語意不明或文字不通順，然綜合前後文及脈絡以觀，尚可得知被告係自述及針對其與告訴人間銷售產品貨款紛爭、彼此經營美容保養事業、交友原則及人際關係等特定具體事件，核非無關事實真偽而純屬謾罵之抽象內容，則此部分應屬刑法誹謗罪之規範範疇，尚無構成公然侮辱罪之問題，合先敘明。　2.由被告自述其交付面膜予告訴人後，有產生退貨問題、告訴人尚未給付貨款，並說明其與告訴人均在經營美容保養事業、其等間有共同朋友，然其與告訴人間之電話聯繫並不順暢等語，暨參酌證人即告訴人前所證稱之：伊與被告認識三年但不熟，被告原本找伊投資一起做水果，但伊不需要搞得很複雜，所以沒有同意，伊是有介紹名人給被告認識，以讓該名人做被告公司的代言人，伊與被告間的通訊軟體群組就是在處理介紹認識的事情，被告在111年7月間有寄面膜，說要分享，只是被告都不敢用打字的、都用留言，伊自己就在做直銷、做面膜，不需要跟被告合作做面膜的事，被告也沒跟伊說要付錢，伊是願意付錢的，也沒有聯繫不上的問題等語（見本院卷第86至92頁），互核被告及告訴人所述彼此認識交往過程、平日聯繫之狀態暨本次訂購交付面膜、退貨、收取貨款等節，被告乃係就其自身與告訴人交友、經營美容事業、買賣產品之見聞，暨其所經歷事項及所得理解之資訊，依個人價值判斷，提出主觀且與事實有關連之意見或評論，其穿插所用語句，縱有情緒性用語、負面意涵，但此乃於發表意見時，為突顯個人意見或批判他人意見時所常見，難認有何誹謗之犯意。況人於爭執之中所表示之情緒性、尖酸刻薄用語，他人若見聞此情境，依生活經驗及智識水準，亦能認知乃因嫌隙一時相爭、勢如水火而致口不擇言，仍得基於對事實之認知而加以判斷孰是孰非，客觀上難認告訴人之社會上人格評價有因而受貶損之虞。　3.是被告所為，縱然已傷及告訴人主觀之情感，仍與加重誹謗罪之要件不符。 (四)惟被告此部分若成立犯罪，與其前揭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 條第1項之違反同法第20條第1項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彥霖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柏宇　　　　　　　　　　　　　　　　　　　法　官　魏小嵐　　　　　　　　　　　　　　　　　　　法　官　唐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勤涵中　　華　　民　　國　　112 　年　　6 　　月　　1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張貼時間被告利用告訴人個人資料之方式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認涉犯加重誹謗之內容 1 111年8月1日某時許被告於個人臉書發布以將告訴人臉書個人資料頁面截圖（告訴人之姓名、照片）之貼文，並於該貼文下留言「請小心這位」「請小心這位（張貼告訴人之FACEBOOK個人資訊頁面）」、「若是個鬼你會不會嚇死」 111年8月1日某時許在上開貼文下，對暱稱「Jachi Chang」之留言回覆「若是推銷產品我倒是覺得還好若是個鬼，你會不會嚇死」 2 111年8月4日某時許被告於個人臉書發布貼文，內容為：我不得不說一下這個人太噁心跟莫名其妙搬弄是非別逼我讀三字經（表情符號）說謊會下地獄被割舌頭 #與神同行另外有我臉書好友的妳若你不知來龍去脈就截我的圖文給她那請妳自動退出我的臉書好友圈因為我不需要這樣的人在我臉書裡、非常謝謝大多有認識交集過就知道的這個人了我不是一個會說人是非的人因為妳的好壞及過去未來都與我無關但若欺負到我或我好友我就得保護自己與身邊的人（表情符號）噁心到一直看到人就說自己有多美保養有多好、殊不知你一直拿粉餅在擦臉有事嗎（表情符號）（睜眼說瞎話）另外妳全身上下是真是假我們都不想知道也不想探討但拜託不要污染了我們的耳朵因為真的很噁心（表情符號）欠公司的錢還沒匯款趕緊匯款不要一直說已經結清這個字（表情符號）「我不得不說一下這個人太噁心跟莫名其妙搬弄是非」、「說謊會下地獄被割舌頭」、「噁心到一直看到人就說自己有多美保養有多好、殊不知你一直拿粉餅在擦臉有事嗎（睜眼說瞎話）」、「因為真的很噁心」、「欠公司的錢還沒匯款趕緊匯款不要一直說已經結清這個字」 3 111年8月6日某時許被告於個人臉書發布貼文，內容為：打人喊救人真是要緊～～～過去的媒體我也不怕大家知道何況都是放大效果那個成功企業家沒有跌倒過誰又會是一帆風順的做人要問心無愧，也不要打腫臉充胖子，臉都是自己湊上來丟的。自己改了N次名字怎麼說別人改名字呢？暈倒睜眼說瞎話我就事論事變態到扯人的過去就算、還說姊妹的隱私、請問要不要把妳的隱私及過去呈現讓大家也瞧一瞧好了、總是說自己是帝寶鄭小姐（表情符號）真是不要臉都不住在哪了（說謊的你準備下地獄割舌頭） #勇敢做自己待人問心無愧 #我沒有欠任何人錢 #倒是騙我錢的人快出來還我錢 #老虎不發威妳當我病貓啊原先我是懶得理妳這瘋婆子 #自己主動加人好友貼近我們這些人真是恐怖 #總是說有多少下線你還活在以前直銷啊 #照照鏡子吧噁心（表情符號）「變態到扯人的過去就算、還說姊妹的隱私」、「總是說自己是帝寶鄭小姐真是不要臉都不住在哪了（說謊的你準備下地獄割舌頭）」、「倒是騙我錢的人快出來還我錢」、「老虎不發威妳當我病貓啊原先我是懶得理妳這瘋婆子」、「照照鏡子吧噁心」

2024-12-26

TPHM-113-上更一-72-20241226-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68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申翰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唐禎琪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35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397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申翰（下稱被告）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能預見提供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資料予不相識之人，可能幫助不相識之人以該門號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竟仍不違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之不確定犯意，於民國111年6月12日，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000 000000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並於111年6月12日1 6時許，在新北巿蘆洲區某路邊，以每支門號新臺幣(下同)3 00元之價格，出售予吳韋諺，再由吳韋諺於不詳時、地，以不詳方式，將上開門號交予某不詳之詐欺集團，幫助該詐欺集團從事詐欺取財犯行。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揭行動電話門號後，先向一卡通票證有限公司（下稱一卡通公司）註冊0000000000、0000000000號之一卡通MONEY電支帳號並完成驗證，復於111年6月13日起，透過簡訊及通訊軟體LINE與吳姝慧聯繫，佯以信用貸款，需繳交信用金、解凍金、律師公證等費用云云，致吳姝慧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27日匯款 3萬元至一卡通帳號0000000000號，嗣遭詐騙集團成員轉匯1 萬7,001元至上開一卡通帳號0000000000及轉匯1萬2,999元至前揭一卡通帳號00000000000號。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之罪嫌。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一般人蒐集行動電話門號使用，常係為行財產犯罪之需要，使相關犯行不易遭人追查，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已年滿21歲，大學畢業，並曾有在餐飲業打工及維護賽車模擬器之正職工作經驗，有相當智識能力及社會歷練，且依被告與其友人吳韋諺（下稱吳韋諺）之對話內容，被告主觀上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犯意，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撤銷改判等語（見本院卷第21至23頁）。　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㈠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同條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前者為確定故意（即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即間接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仍須以行為人主觀上對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而基此認識進而「容任」其發生之意欲要素，此與同法第14條第2 項之「有認識過失」只有「認識」，但欠缺容任其發生之意欲要素有別，不確定故意及有認識過失二者間之要件、效果迥然不同。當前詐欺集團猖獗盛行，經政府大力宣導、媒體大幅報導，人民多有提高警覺，詐欺集團取得人頭帳戶之管道或機會從而越發不易，為能取得帳戶，詐欺集團成員能言善道、鼓舌如簧，以各種名目誘騙、詐得個人證件、金融機構帳戶或提款卡及密碼，自不得僅以應徵工作或辦理貸款者等乃出於任意性交付金融帳戶存摺、金融卡及密碼等資料，率爾認定所為必有幫助或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等認知及意欲（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為究明被告主觀上有無認知及容任結果發生之不確定故意，仍須藉由客觀情事（如被告之年齡、所受教育程度、工作經驗、生活經歷、身心狀態、被告欲應徵工作之內容或辦理貸款之情境、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內容脈絡等事項）綜合判斷析之。　㈡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上之幫助犯，係指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使其犯罪易於達成而言，故幫助犯之成立，不僅須有幫助他人犯罪之行為，且須具備明知他人犯罪而予以幫助之故意，始稱相當（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上字第15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此，於交付行動電話門號而幫助詐欺之成立，必須幫助人於行為時，明知或可得而知，被幫助人將持其所交付之行動電話門號向他人詐取財物，倘交付行動電話門號之人並無幫助犯罪之意思，亦非認識或可得預見收受其行動電話門號之人將以之作為詐欺取財之財產犯罪工具者，則不能成立幫助詐欺取財罪。㈢查被告於警詢、檢察事務官（下稱檢事官）詢問、原審及本院均供稱：我有身心障礙手冊，是第一類亞斯伯格症，我曾有委任吳韋諺向渣打銀行貸款18萬元成功過，吳韋諺收取3 萬元代辦費，我被另一名友人騙走7萬元，吳韋諺知道我被騙後詢問我要不要幫他去辦門號換現金，吳韋諺說他配合的卡商家裡辦喪事，這個月沒辦法提供門號，吳韋諺說門號是用來投放貸款廣告，因為當下我想說吳韋諺曾幫我完成貸款，且他聽到我有困難也要幫我，我對吳韋諺有一定信任，吳韋諺也對我很好，我才會幫助他，我不是詐騙集團，也沒有詐騙過其他人，沒有幫助詐欺之犯意等語（見偵字卷第8至9 頁；原審卷第39、175至176頁；本院卷第50、239、246頁），可悉被告辯稱內容於偵、審階段始終一致並無變遷，非遲至審判程序始翻異前詞。　㈣次查被告患有先天性亞斯伯格症候群，屬第1類神經系統構造及精神、心智功能障礙之身心障礙，自民國96年5月在婦幼心智科初診並接受早期療育，其國小、國中都有定期門診並接受藥物治療，因社會情境判斷能力，人際互動與現實感弱，已有社會適應障礙達身心障礙輕度標準，屬永久性障礙，建議申請輔助宣告以保障個人權益並避免被有心人士利用等情，此有臺北市立聯合院112年4月12日診斷證明書、被告之身心障礙證明（見偵字卷第193至195頁）及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3年9月24日新北社障字第1131882787號函檢附被告於97 年至112年間歷次之鑑定資料各1份（見本院卷第59至222頁），足證被告確實患有先天性亞斯伯格症候群，在社會適應及社會情境判斷能力，人際互動與現實感層面之能力，較一般人為弱等情，至為明灼。　　㈤本院衡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之前在餐廳工作過，但都做不久，大概做3個月，做到後面老闆不給我上班，不讓我繼續工作，最長的工作曾做1年多、快2年，那份工作是我 1個人幫忙顧設備，工作不太需要與人接觸等語（見本院卷第248頁），並參以前開被告個人身心狀況，因患有先天性亞斯伯格症候群，屬因社會情境判斷能力，人際互動與現實感弱，達身心障礙輕度標準，屬永久性障礙等情，足認被告在與他人之社會互動間，存在社會適應及理解與人互動情境方面一定程度之障礙，且因被告此一身心障礙事由，導致其曾從事之工作期間均非久任，其從事較長期間之工作亦僅係獨自看顧設備，其與他人之社會互動經驗薄弱，可證被告前開於警詢、檢事官詢問、原審及本院謂其因誤信友人吳韋諺要做貸款廣告，而辦本案預付卡門號給吳韋諺等語，並非虛捏，應可採信。　㈥原判決業已詳述本件詐欺正犯所使用之一卡通電支帳號與被告全然無關，且被告申辦本案門號為預付卡型與一般月租型門號有別，被告欠缺社會交際能力之人格特質，其主觀上何以未具備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之理由，檢察官之前揭上訴意旨僅擷取被告與其友人吳韋諺之片段對話內容，未整體評價對話內容脈絡，亦未考量被告之年齡、所受教育程度、工作經驗、生活經歷、身心狀態等客觀情事，尤以被告為患有亞斯伯格症之身心障礙者，與一般人相較以言，其就社會適應及理解與人互動情境方面，實際上存有一定程度之障礙。在當前社會普遍以打擊詐欺犯罪、嚴懲詐欺犯罪行為人之整體氛圍中，倘行為人就身心方面確具與一般人不同之特殊情形，囿於該身心方面之特殊情形而遭詐欺集團所屬成員利用時，偵查機關於偵查階段仍宜審視個案情節給予妥適、合理之對待；職司社會福利之專責機關亦應提供積極協助，避免身心方面具特殊情形者淪為詐欺集團之利用對象。是檢察官上訴意旨僅泛稱被告主觀上有預見其提供本案行動電話門號可能遭到不法使用，洵不足憑。五、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所存證據，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幫助詐欺取財罪之確信心證，是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從而，原判決同認被告犯罪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均屬正確，應予維持。是檢察官之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偉提起公訴，檢察官蔡佳恩提起上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附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359號刑事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359號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張申翰　　　　　　　　　　　　　　　　　　　　　指定辯護人　張祐齊律師（義務辯護）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3979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張申翰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申翰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能預見提供申辦之行動電話門號資料予不相識之人，可能幫助不相識之人以該門號作為詐欺取財之犯罪工具，竟仍不違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之不確定犯意，於民國111年6月12日，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申辦0000000000、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門號，並於111年6月12日下午4時許，在新北巿蘆洲區某路邊，以每支門號新臺幣（下同）300元之價格，出售予吳韋諺，再由吳韋諺於不詳時、地，以不詳方式，將上開門號交予某不詳之詐欺集團，幫助該詐欺集團從事詐欺取財犯行。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前揭行動電話門號後，先向一卡通票證有限公司（下稱一卡通公司）註冊0000000000、00 00000000號之一卡通MONEY電支帳號並完成驗證，復於111年 6月13日起，透過簡訊及通訊軟體LINE與告訴人吳愷文（原名吳姝慧）聯繫，佯以信用貸款，需繳交信用金、解凍金、律師公證等費用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27日匯款30,000元至一卡通帳號0000000000號，嗣遭詐騙集團成員轉匯17,001元至上開一卡通帳號0000000000及轉匯12,999 元至前揭一卡通帳號0000000000號。嗣告訴人發現有異，並報警處理，經警調閱上開電支帳戶，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通聯調閱查詢單、遠傳電信公司預付卡申請書、iPASS Money電支帳號會員基本資料、交易紀錄、告訴人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等證據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幫助詐欺犯行，辯稱：我有申辦這2支預付卡門號，我的朋友小洪介紹從事申辦貸款業務之業務員吳韋諺讓我認識，當時吳韋諺有幫助我貸款成功，後吳韋諺詢問我是否能申辦門號讓其使用，要發送貸款廣告簡訊用，我就答應幫他申辦，我去申辦門號時，吳韋諺在車上等我，我一拿到 SIM卡就交給吳韋諺了，我以為是作為貸款廣告使用，我不知道會成為詐欺集團犯罪的工具，也想說只是預付卡，卡內沒有錢就無法撥打，不會有要墊繳費用之損失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以：吳韋諺向被告稱門號用途是發送貸款廣告簡訊，被告主觀上無幫助詐欺故意，被告係遭詐騙集團騙取門號，被告領有第1類身心障礙證明，且自幼即患有亞斯伯格症，無法預見門號會遭詐騙集團使用等語（本院卷第39頁、第 47-50頁、第168頁）。四、經查：　㈠上開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6月13日起，透過簡訊及通訊軟體L INE與告訴人聯繫，佯以信用貸款，須繳交信用金、解凍金、律師公證等費用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於111年6月27 日匯款30,000元至一卡通帳號0000000000號電支帳戶內，嗣其中17,001元轉匯至0000000000號電支帳戶內、12,999元至 0000000000號電支帳戶內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且經告訴人於警詢時指訴明確（112年度偵字第33979號卷【下稱偵卷】第113頁正反面），並有告訴人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偵卷第141-170頁）附卷可稽。又被告坦認00000 00000、0000000000號預付卡門號係其本人申辦，此亦有通聯調閱查詢單、遠傳電信公司預付卡申請書等資料在卷可參（偵卷第17、19頁、第127-128頁反面），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然依卷附一卡通公司函覆資料（本院卷第103-113頁)，一卡通公司提供iPASS MONEY帳號認證步驟如下：　⒈於LINE應用程式中點選錢包、LINE PAY後選擇iPASS MONEY，後點選註冊「iPASS MONEY」按鈕，閱讀iPASS MONEY使用條款並勾選同意後，設定iPASS MONEY登入ID：6-12位英數字（帳戶註冊完成後無法再修改）。　⒉後驗證手機號碼：點擊傳送驗證碼輸入收到的簡訊驗證碼，後進行身分驗證：掃描或輸入身分證資料，通過聯徵驗證後（爰無上傳身分證正反面圖檔），進行金融驗證步驟。　⒊該驗證可區分兩類，一類為驗證銀行為本公司合作之銀行（目前有聯邦銀行等24家），輸入本人之銀行帳戶號碼，由本公司系統將該銀行帳號及申請人身分證字號拋送銀行端，經過銀行端網銀登入或OTP簡訊驗證後，俟銀行端回覆身分資料相符方完成金融驗證程序，驗證通過後，該銀行存款帳戶同時綁定為可扣款儲值與提領之銀行帳戶。　⒋二類為中華郵政及其他非本公司合作銀行帳戶，申請人輸入本人之銀行帳戶號碼，由本公司系統將該銀行帳戶及申請人身分證字號透過跨行驗證機制確認是否為本人帳號，俟銀行端回覆資料相符，確認帳戶狀態正常，即通過驗證，驗證通過後，該銀行存款帳戶同時綁定為可提領電支帳戶餘額之銀行存款帳戶，惟不可扣款儲值。　⒌最終設定登入iPASS MONEY帳戶密碼：6位數密碼，完成註冊驗證流程。　㈢依㈡所揭之認證步驟可知，iPASS MONEY帳號之註冊固須傳送驗證碼至註冊會員帳戶時所留之手機，然尚須輸入身分證字號，以及該身分證字號之本人之銀行帳戶，再由一卡通公司將該銀行帳號及申請人身分證字號拋送銀行端，再經過銀行端網銀登入或OTP簡訊驗證之「進階認證」後，方可申設成功並使用扣款儲值與提領功能。而本件一卡通公司之「0000 000000」及「0000000000」號之電支帳號之會員於註冊時雖登記被告申辦之門號0000000000、0000000000號，然上開2 個一卡通電支帳號用以「進階認證」之身分證字號及該身分證字號之本人之銀行帳戶，均非被告或被告申設之帳戶，而分別係身分證字號為000***0000朱政榮申設之中華郵政末4 碼為6795之帳戶，以及身分證字號為000***0000林峻毅申辦之中華郵政末4碼為9880之帳戶，故可知本件詐欺正犯所支配控制之上開2個電支帳號用以進階認證之身分證字號及本人銀行帳戶資料，與被告申設之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無關。　㈣且告訴人遭詐欺集團詐騙而將款項匯入之帳號0000000000之電支帳戶，登記之門號0000000000並非被告所申辦，用以進階認證之身分證字號及該身分證字號之本人之銀行帳戶，也非被告或被告申設之帳戶，而係身分證字號為000***0000號蕭嘉鈴申設之華南銀行末4碼為8603之帳戶，此亦有一卡通公司113年2月2日一卡通字第1130202005號函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09頁），故可知本件詐欺正犯所使用之電支帳號，與被告全然無關。　㈤又被告申辦之本案門號均係預付卡型，免月租費、免帳單，使用方式為客戶購入行動電話SIM卡開通後，即可依所購入之金額使用通話，金額使用完畢後，須另行購入儲值金額，始可繼續使用，如未儲值，一旦使用完畢，該張預付卡將自動失效，無法再行撥打，性質上與一般申請使用之門號SIM 卡有所不同，是衡諸一般常情，預付卡若遭竊或遺失，或提供與陌生之第三人，縱未予積極處理，至多亦僅受有所剩儲值額度之損失，而非如一般月租型門號，若不予掛失而遭他人濫用，因此衍生之費用將由申請人負擔之可能，故被告以自己名義申辦預付卡門號並交付他人使用，即使事後可能無法取回SIM卡，亦無不可測之經濟上風險，是自難僅以申辦預付卡給陌生之第三人，即推論被告於提供上開預付卡門號時，對於上開門號可能遭他人持以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等不法用途，已有所預見。　㈥再觀諸被告提出與吳韋諺之對話紀錄（偵卷第40-48頁），兩人一開始在對話紀錄中討論貸款之事宜，吳韋諺表示：「我稍微問一下，目前資金需求是多少麼，請問幾歲，目前有工作嗎？做什麼的呢？有薪轉勞保嗎，目前外面有債務或者貸款嗎？」，並傳送「一、基本資料：請問全名有沒有改過名字？前名？請問戶籍地？出生年月日？學歷？手機號碼？身分證字號？請問現職公司名稱？現職做多久？公司有沒有幫您投保勞保？有無薪轉？二、信用狀況：請問銀行有哪些負債？信用卡、信貸還是房貸？當初借多少？已繳多久？月付金？還欠多少？有沒有遲繳？有沒有前置協商或更生？如果有協商更生多久了？是否有跳票或法扣？（含被民間強制執行）電信有/無欠費(哪幾家)？電信是合約期間內違約/還是合約已經到期後違約？目前使用哪家電信？近半年有沒有續約過？三、名下資產：請問名下是否有機（汽）車？幾年車？車牌號碼？機（汽）車有沒有貸款？在哪裡貸款？貸多少？繳幾期了？繳款正常嗎？有沒有在當鋪借錢？請問名下是否有房子或土地？房子有沒有貸款？在哪裡貸款？貸多少？繳幾期了？繳款正常嗎？有沒有私人設定或信託？四、加分項目：近半年辦過什麼貸款？哪幾間銀行或融資？核准還是拒絕？幾月辦的？有沒有當過他人保人？什麼貸款的保人？多久之前？有無欠稅或紅單？若有，欠多少？是否為警示帳戶？請問手機品牌和型號？有沒有專業證照？有沒有買基金？定存或儲蓄險？曾經是裕融？和潤？中租汽車貸繳款一年以上的客戶嗎？以上細項必填以了解您的實際狀況，評估約 10分鐘，請耐心填寫，稍後會與您聯繫分析目前狀況」之訊息給被告，被告依上開詢問事項均一一仔細填寫回傳。查被告之身分證字號、個人年籍、住址及信用資料均屬重要之個人資料，如非相信吳韋諺係申辦貸款之專員，應不可能揭露上開個人資料予他人知悉。且吳韋諺確實曾協助被告向渣打國際商業銀行申辦貸款，渣打國際商業銀行並於111年4月29 日將貸款款項173,970元匯入被告申設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末4碼為7981號帳戶內，此有被告提供之玉山商業銀行存戶交易明細表在卷可參（本院卷第51頁），其後，吳韋諺詢問被告：「用手機換現金，因為我最近需要卡，我這邊卡商，家裡出點事，要先繳一個月，…一個月後我就收回來了，…」等語（偵卷第69頁以下），被告雖然嗣後向吳韋諺表示：「不好意思哥，禮拜六沒辦法，然後我後來想一下，還是先不要好了，哥抱歉，我的家人不同意，家人知道我被騙的事情了，有跟他們講過手機的事，他們不放心，抱歉」（偵卷第 76頁），但在吳韋諺表示：「我窗口服務費已經給了，現在沒要辦的話我會虧錢，他不給我退，沒有要辦的話，我自己要貼快7000」等語（偵卷第79頁）後，被告答應辦門號予吳韋諺，此有前揭對話紀錄在卷可佐，足見被告辯稱是因為吳韋諺曾成功為其申辦貸款成功過，吳韋諺表示辦門號可以換現金，門號是用作發送廣告簡訊，雖然後來家人有反對，但因聽信吳韋諺表示不辦會虧錢之說詞，始提供上開預付卡門號等情，尚屬有據。依被告雖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然罹患亞斯伯格症而猶待業中，衡酌被告欠缺社會交際能力之人格特質及無社會工作經驗，實難以期待其能認識提供門號予吳韋諺使用，即係提供給詐欺集團作為犯罪工具。　㈦被告未能小心求證，深思熟慮而提供上開門號供吳韋諺使用，其對於申辦門號後之控管雖有疏失，雖然可能因此需負擔民事過失侵權之賠償責任，然尚難以此即推論被告於提供上開門號時，對於上開門號可能遭他人持以作為詐欺取財之不法用途，已有所預見，而有幫助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五、綜上所述，被告交付其申用之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予詐欺正犯使用，難認對於本件詐欺正犯實施之犯罪有何助力可言。且被告辯稱因吳韋諺曾為其申貸成功，而對於吳韋諺需要門號作為發送廣告簡訊使用一事並無懷疑，並未預見上開門號會遭作為詐欺集團犯罪之工具，實無幫助詐欺取財之直接故意或間接故意等情，尚堪採信。本件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均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之犯行，而本院對於卷內訴訟資料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亦無從獲致被告有罪之心證，揆諸前揭說明，本件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由檢察官黃偉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蔡佳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4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葉逸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瀚群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4 　　日

2024-12-26

TPHM-113-上易-1668-2024122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950號上訴人即被告李秉修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778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750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上訴人如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查上訴人即被告李秉修（下稱被告）已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第一審有罪判決之「量刑」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51、70－1頁），被告並撤回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之上訴（見本院卷第70－1頁）。故被告上訴部分，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度」及是否給予緩刑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⑴其犯後坦承犯行並有成立和解，會努力賺錢還給被害人，期能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⑵其要提供社群應用程式Instargram暱稱「175_fu」、「碰氣」之人、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悟」者為其詐欺犯行之上游等語（見本院卷第23、50頁）。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　　㈡原審審理後，認定被告於原判決係犯刑法之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犯行事證明確，依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竟貪圖可輕鬆得手之不法利益，率爾加入詐欺集團，造成本案告訴人林琬蓉（下稱告訴人）受有財產損失，並製造犯罪金流斷點，增加檢警機關追查詐欺集團上游之困難，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財產交易安全，所為實值非難，惟念被告係擔任車手角色負責向告訴人取款，並非犯罪主導者，且犯後坦認犯行，堪認確有悔意，再考量其就所犯洗錢犯行部分尚符合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要件，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所生損害，暨其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業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而尚未履行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核其刑罰裁量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濫用權限、顯然失當情形，被告前開上訴理由所稱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及和解之部分，亦業經原審於量刑時加以審酌。是被告上訴執此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請求撤銷改判，難謂有據。　　　　㈢未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查被告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然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陳稱：被告迄今並未給付和解金額等語（見本院卷第72頁），且被告尚有其他涉犯加重詐欺罪之案件在案，此有卷附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是被告參與之詐欺案件所造成之財產等損害非輕，且本案原判決量刑及已屬從輕，被告於本院並未提出其他足認原宣告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理由，則被告上訴請求宣告緩刑，同為無理由，洵未足採。　㈣又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自稱：先前並未將「175_fu 」、「碰氣」及「悟」等資訊交給檢察官或警察等語（見本院卷第50至51、71頁）明確，難認有因被告自白，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後段減輕或免除規定之適用。被告上訴就此部分之主張，亦無理由，難以採憑。四、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及未給予緩刑，均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葉育宏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2024-12-26

TPHM-113-上訴-4950-20241226-1

附民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3年度附民字第2147號原告凃碧蓮被告江舒惠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113年度上訴字第5126號），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　實一、原告方面：訴之聲明、事實及理由均詳如附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更正狀所載。二、被告均未為任何聲明或陳述，亦未提出任何書狀。　　理　由一、按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而民事訴訟法關於和解之規定，於附帶民事訴訟準用之，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第491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調解經當事人合意而成立；調解成立者，與訴訟上和解有同一之效力；和解成立者，與確定判決有同一之效力，復為民事訴訟法第416條第1項、第380 條第1項所分別明定。再按除別有規定外，確定之終局判決就經裁判之訴訟標的，有既判力；原告之訴，有起訴違背民事訴訟法第253條、第263條第2項之規定，或其訴訟標的為確定判決效力所及之情形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第249條第1項第7款亦各定有明文。二、經查，原告凃碧蓮與被告江舒惠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聲請調解事件（113年度北司簡調字第2183號）時，就兩造因該案所生民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於民國113年12月6日調解成立，調解內容詳如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北司簡調字第218 3號調解筆錄所載，有該調解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41頁），揆諸上開說明，該等民事調解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準此，原告於被告上開同一刑事案件上訴本院期間，復就因同一起訴犯罪事實所生同一法律關係，再行向同一當事人（即被告）提起本件附帶民事訴訟，既係就業經判決確定之訴訟標的再行起訴，顯非適法，應予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韻如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2024-12-26

TPHM-113-附民-2147-20241226-1

附民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附民字第2091號原告何宸維被告江舒惠上列被告因113年度上訴字第5126號詐欺等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查其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官謝靜慧法官汪怡君法官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陳韻如中華民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2024-12-26

TPHM-113-附民-2091-2024122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偽造文書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3902號上訴人即被告唐申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 2年度訴緝字第2號，中華民國112年3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緝字第2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唐申所犯附表編號1、2所示刑之部分，及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3所示之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均撤銷。上開撤銷科刑部分，唐申各處如附表編號1、2之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上開撤銷改判部分所處之刑，唐申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上開撤銷沒收、追徵部分，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肆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其他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審理範圍　　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是上訴人如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查上訴人即被告唐申（下稱被告）已於本院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第一審有罪判決之「刑度」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208、266頁），被告並撤回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部分之上訴（見本院卷第276頁）。故被告上訴部分，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度」及「沒收」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承認犯罪，並已和解，每筆款項均有陳報等語（見本院卷第207、266頁）。三、本案累犯審酌及是否裁量加重最低本刑之說明　㈠刑法第47條第1項關於累犯加重之規定，係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 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又刑法第47條第 1項規定之「應」加重最低本刑（即法定本刑加重），於修法完成前，應暫時調整為由法院「得」加重最低本刑（即法官裁量加重），法院於量刑裁量時即應具體審酌前案（故意或過失）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5年以內（5年之初期、中期、末期）、再犯後罪（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等，綜合判斷累犯個案有無因加重本刑致生行為人所受的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的情形（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林俊益大法官及蔡烱燉大法官協同意見書意旨參照）。又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3807號判決意旨參照）。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已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為避免抵觸無罪推定之憲法原則及違反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允應居於補充性之地位，亦即限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待證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始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主動依職權調查。又符合刑罰加重要件之事實，乃不利於被告，檢察官本負有對此主張並舉證之職責，如檢察官未主張或舉證，法院自不得越俎代庖，馴致逾越公平法院之分際。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乃本院統一之見解。從而被告是否構成累犯，首應由檢察官於起訴書內加以記載，或至遲於審判期日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時以言詞或書面主張，另就有關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亦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32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本案檢察官於起訴書及原審審理時業已主張被告構成累犯（見訴緝卷第81至82頁；本院卷第10頁），並於本院審理時提出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273頁），可認就被告是否該當累犯乙情，已有主張並指出證明方法。次查被告前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以95年度簡字第387號判決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嗣經士林地院101年度聲減字第3號裁定減刑為有期徒刑1月15日確定；又被告另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以100年度基簡字第1811號判決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復經士林地院101 年度聲減字第3號裁定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民國103年1月2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之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累犯規定。惟是否加重最低本刑部分，本院審酌：①前案被告係故意犯罪；②被告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係易科罰金；③5年以內再犯本次犯行係於前案執行完畢後5年內之前期；④被告再犯之後罪，偽造文書部分與前罪屬同一罪質，侵占罪部分與前罪並非同一罪質，但後罪並非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⑤前罪與後罪之侵占罪部分不具有內在關聯性；而前罪與後罪之偽造文書部分因罪質相同雖具有內在關聯性，且本案除被告之前科紀錄外，並未提出其他足以證明被告本次犯行有立法意旨所指之特別惡性或刑罰感應力薄弱情形之相關事證，故本院綜合上開因素判斷，認尚難率認被告本次犯行有特別惡性或刑罰感應力薄弱之情，為避免與罪責原則相悖，爰依上開實務見解之意旨，就處斷刑最低本刑是否加重部分，裁量不予加重。四、撤銷改判　　原判決就被告所處之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理時坦承全部犯行，並與告訴人即梵宇公司之負責人林家宇（下稱林家宇）於本院達成和解，且迄今已賠償新臺幣（下同）86萬元等情，有本院和解筆錄、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及匯款明細資料各1份存卷可參（見本院第129、207、220至222 、234至244、248至252、266、278頁），可悉本件關於附表編號1、2所示之罪之量刑基礎已有改變，原審未及審酌被告已與該告訴人達成和解並依約定賠償之犯後態度、法益侵害部分回復等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及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1 所示部分，是否因成立累犯而裁量加重最低本刑，亦有未洽之處。是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至原審關於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部分，於原判決理由中已表示不依刑法第47條規定加重其刑（見本院卷第20頁），就此部分，關於附表編號2之原判決主文欄所載「累犯」，參酌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應屬贅載，附此敘明。五、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得林家宇之授權或同意，擅自盜蓋梵宇公司大小章向興安公司領取支票後調取現金償還自己積欠債務，侵占支票款項及行動電話1支，所為誠屬不該。惟本院為達公平量刑及罪刑相當之目的，仍需審酌被告犯後於本院審理與林家宇達成和解及償還部分賠償，結果不法程度有所降低；但侵占行動電話部分未返還林家宇（見偵緝270卷第118頁），此部分結果不法未降低；其行為不法程度，並無殘忍、執拗、危險、巧妙、反覆或模仿等惡質性程度；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與一般犯行使偽造私文書之行為人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程度無異；復於前開劃定之責任刑範圍內，審酌一般預防及復歸社會之特別預防因素，被告前有犯偽造文書罪之前科；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理坦承犯行，且其於本院準備、審理期間均未有任何妨害法庭秩序之情事，是其等態度尚可之情形明確；兼衡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高中肄業，從事環保工作，月薪約10萬元，離婚，尚須扶養其子女2名（見本院卷第2 14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考量本件偵查機關並無違法偵查之情形等一切情狀，基於規範責任論之非難可能性的程度高低及罪刑相當原則，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六、定應執行刑　㈠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等定執行刑之規範，刑法第50條第 1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就法院酌定應執行刑言，屬法律上之裁量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所謂「法律外部性界限」須符合刑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暨刑事訴訟法第370條規定所揭示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而「法律內部性界限」則係執行刑之酌定與法律授予裁量權行使之目的契合，無明顯悖於公平、比例、罪刑相當等原則及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206、1328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於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規範之目的，謹守法律內部性界限，以達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並宜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綜合考量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行為人之人格及各罪間之關係、數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若行為人所犯數罪係侵害不可替代性或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或各罪間之獨立程度較高者，可酌定較高之執行刑，但仍宜注意維持輕重罪間刑罰體系之平衡；又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除前述用以判斷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時間及空間之密接程度、行為人之人格與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外，不宜於定執行刑時重複評價（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22點至第26點意旨參照）。另於酌定執行刑時，行為人所犯數罪若屬相同犯罪類型並認有重複犯罪者，宜審酌各罪間之行為態樣、手段或動機是否相似，是否囿於社會、經濟之結構性因素或依犯罪行為特性之成癮性因素，導致行為人重覆實行相同犯罪類型，妥適評價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　　㈡爰審酌被告所犯2罪之罪名與犯罪態樣，其所侵害之法益及罪質相異，且行為態樣、手段有別，然又此2罪之犯行時間相近，均未侵害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本院以其各罪宣告刑為基礎，衡酌被告整體犯罪之非難評價予以綜合判斷後，於不得逾越法律外部性界限，本於公平、比例、罪刑相當等原則及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等之要求，就前開撤銷改判部分所處之刑，酌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之應執行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七、沒收　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第38條之2 第2 項定有明文。查被告關於附表編號1之犯罪所得為150萬元（見偵1595卷第11頁），而被告與林家宇於本院達成和解，且迄今已賠償86萬元等情如前，爰扣除被告已賠償林家宇之金額後，就未扣案之犯罪所得64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八、其他上訴部分駁回　　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4之沒收、追徵部分，林家宇於檢察事務官（下稱檢事官）詢問時陳稱行動電話及SIM卡部分，被告並未歸還等語（見偵緝270卷第118頁）歷歷，而被告於檢事官詢問時供稱林家宇直接將門號停掉等語（見偵緝270卷第118頁），足認被告就尚未歸還其所侵占之行動電話及SIM 卡部分未再爭執乙節明確。是原判決關於附表編號4之沒收、追徵部分，核無不合，就此部分予以駁回被告之上訴。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8條、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映蓁提起公訴，檢察官壽勤偉、李安蕣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侵占罪部分，不得上訴。其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附表編號原判決主文欄本院主文欄 1 唐申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貳年。唐申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唐申犯侵占罪，累犯，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唐申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佰伍拾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執行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拾肆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執行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 4 未扣案犯罪所得行動電話壹支（SONY牌Z3型，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壹張）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執行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均追徵其價額。上訴駁回。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26

TPHM-112-上訴-3902-20241226-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927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黃信智　選任辯護人　廖聲倫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0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76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 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因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黃信智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皆明示僅針對第一審判決之「刑度」上訴，被告並撤回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之上訴（見本院卷第132至133、139頁），故關於被告上訴部分，本院僅就第一審有罪判決之「刑度」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二、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量刑裁量之權限，就第一審判決關於被告所犯如其事實欄（下稱事實欄，含其附表一、二【下稱附表一、二】編號1至20）所載犯行，分別論處被告如附表二編號1至3、14至19所為，均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附表二編號14、15、16、 17、18、19所為，均尚犯販賣第二級毒品）共9罪刑；被告如附表二編號4至13、20所為，均犯同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共11罪刑，及為相關沒收、沒收銷燬及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之宣告，被告及辯護人分別於本院審理時皆明示僅對於刑度部分提起上訴，本院認第一審對被告所處刑度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悖，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科刑理由（如后）。並補充記載科刑理由如下： (一)第一審判決科刑理由略以：原審就被告所犯各罪所為量刑，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就其所犯附表二編號1至3、14至19之販賣第一級毒品共9罪，均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依同法第70條規定遞減其刑，且敘明被告所犯上開各罪均無上開條例第17條第1項適用之理由外，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壯年，不思以正當途徑合法掙取金錢，明知毒品之施用具有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不僅殘害施用者自身健康，導致精神障礙、性格異常，甚至造成生命危險，且因施用毒品而散盡家財、連累家人，或為購買毒品鋌而走險者，更不可勝計，竟為謀其個人私利，而為本案販賣毒品犯行，使毒品危害範圍更加擴大，所為確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並考量被告販賣毒品之次數、數量、價格，兼衡其各次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暨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附表二編號1至20犯行，分別量處有期徒刑7年10月、7年10月、7年10月、5年2月、5年2月、5年2月、5年2月、5年2月、5年3月、5年3月、5年3月、5年3月、5年3月、7年11月、7年11月、7年11月、7年11月、7年11月、7年10月、5年8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2年等旨，茲予以引用。 (二)被告之犯行是否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輕其刑及其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說明：　1.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立法旨意在於鼓勵被告具體提供其毒品上游，擴大追查毒品來源，俾有效斷絕毒品之供給，以杜絕毒品泛濫。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係指被告翔實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因而使有偵查（或調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偵查（或調查），並因而查獲者而言。倘被告供出來源者之前，調查或偵查機關已先有確切證據，足以合理懷疑該來源者涉嫌販毒，而非由被告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或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與其所犯無關，或因不具證據價值而未確實查獲者，皆與上開規定不符，無其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 46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⑴被告於警詢時雖供稱其毒品來源分別為綽號「口腔癌」、「阿賓」之男子乙節(偵字卷第24頁，他字卷第203頁)，然經原審函送臺北巿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發動偵查，惟該分局偵查後函覆：被告於警詢筆錄內，對於綽號「口腔癌」即陳○○ 、「阿賓」即廖○○(音同)之男子，未有具體指證，遂無法追查等語，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113年5月31日北市警中分刑字第1133015130號函在卷為憑（原審卷第117頁）。是以，被告雖於警詢時供述綽號「口腔癌」、「阿賓」之男子為其毒品來源，然臺北巿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員警並未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與被告販賣第一、二級毒品犯行之其他正犯或共犯。故本案並未因被告於警詢供述而查獲其附表二編號1至20所示販賣第一、二級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或共犯，被告自無從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規定減免其刑。是被告上訴意旨所述其供出毒品來源，請求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乙節，容有誤解法律之規定，並無足採。　　 ⑵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或背景，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且於法律上別無其他應減輕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認即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適用該條酌減其刑與否，法院本屬有權斟酌決定。查被告上訴意旨及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並非大盤毒梟以源源不絕方式販賣他人，實際上次數並非大量，獲取金額亦不多，足見被告販賣次數不多，不法所得亦有限，係屬吸食者彼此間之少量轉讓，犯罪情節自與大盤毒梟不可等同併論；且被告既然已於偵查中自白，其自白有助於案情之釐清，非可認全無貢獻，應參酌前揭實務見解援引之「認罪的量刑減讓」之法理，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應給予較高減刑，於量刑上再予以減輕。另被告雖有多項前科，然僅係屬吸食者們彼此間之少量轉讓，仍有大好機會浪子回頭，被告現已戒毒，縱使日後收入不豐，但仍能於内心極為滿足、平靜，核其上情，原判決雖已審酌其販賣第一級毒品對象及次數非多，且販賣金額非鉅，尚屬零星小額交易，亦未因此獲有鉅額利潤，應屬有特殊原因與環境等，然於客觀上應足以引起更多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因而主張其就附表二編號4至13、20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亦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然辯護人上開求為酌減其刑部分理由，為刑法第57條所列量刑輕重可審酌之事項，尚非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所應審酌之「行為時」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或堪予憫恕之情狀。且被告犯罪態樣係以其所持用行動電話分別與廖皓廷、劉彥誠、林世芳於如附表二編號 4至13、20「聯絡方式及時間」欄所示之時間及方式，相互達成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合意後，分別相約在如附表二編號4至13、20「交易時間、地點」欄所示之時間、地點碰面，被告交付如附表二編號4至13、20「毒品種類、數量」所示之毒品予如附表二編號4至13、20所示之交易對象後，對方即以如附表二編號4至13、20「價金、交付方式」欄所示之方式，交付該欄位所示之款項予被告而完成交易。依其犯罪情狀、所販賣之第二級毒品之次數、毒品數量、交易金額、犯罪之動機及目的、對社會風氣與治安之危害程度等綜合判斷，衡諸社會一般人客觀標準，難謂犯罪時之情節輕微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況被告本件附表二編號4至13 、20所犯，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原法定最輕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依上開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可量處之最低刑度為有期徒刑5年，被告如附表二編號4至13、20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經原判決分別量處有期徒刑5年2月（5罪）、5年3月（5罪）及5年8月，均合於罪刑相當（後述），並無「法重」之情形。綜上，被告附表二編號4至13、20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並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辯護人為被告主張本件附表二編號4至13、20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應再依上開規定酌減其刑一節，並非足採。 (三)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判決既已審酌上開關於刑法第57條科刑之一切情狀，就被告附表二編號1至20所為販賣第一、二級毒品等犯行，分別酌情量處前開有期徒刑及定應執行刑，均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且原判決就被告附表二編號1至20所示販賣第一、二級毒品犯行，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就其所犯附表二編號1至3、14至1 9所示販賣第一級毒品犯行（其中附表二編號14、15、16、1 7、18、19所為，均尚犯販賣第二級毒品），均依刑法第59 條酌減其刑，並依同法第70條規定遞減其刑，且審酌上述科刑情狀，在罪責原則下，諭知遠低於法定刑度之前開各刑，量刑尚屬從輕。至被告於本院審理及辯護人辯護意旨所指：被告已於偵查中自白，其自白有助於案情之釐清，非可認全無貢獻，應參酌實務見解援引之「認罪的量刑減讓」之法理，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應給予較高減刑，並於量刑上再予以減輕，且被告母親年紀將近80歲，需要被告扶養，請改判較輕之刑，讓其可以出社會奉養母親等節，縱與被告犯後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有關，惟被告之犯後態度、生活狀況，並非原判決量刑主要依憑，原判決既已審酌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並考量其販賣毒品之次數、數量、價格，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暨其於原審審理時自陳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情，且依刑法第57條規定之科刑標準等一切情狀為全盤觀察，所為量刑與罪刑相當、比例原則無違，則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陳，即不影響原判決量刑之結果。再被告所為對於國民健康及社會秩序所生危害，依一般國民社會感情，對照其上述各次犯行可判處之刑度，尚難認有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所稱：「法院審理觸犯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罪而符合前揭情輕法重之個案，除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外，另得依本判決意旨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等情形，自無依該判決意旨再予減輕其刑，附此敘明。是以，原判決已以被告之責任為衡量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妥適量刑，難認有何量刑過重而違背罪刑相當原則之處。　 (四)按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多數有期徒刑時，應依刑法第51條第 5款規定，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亦即，採「限制加重原則」定其應執行刑，以最重之宣告刑為下限，以各宣告刑之總和為上限，併有一絕對限制上限之規定，其理由蘊含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酌定應執行刑時，係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數罪之總檢視，自應權衡行為人之責任與上開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俾對於行為人所犯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在行為人責任方面，包括行為人犯罪時及犯罪後態度所反應之人格特性、罪數、罪質、犯罪期間、各罪之具體情節、各罪所侵害法益之不可回復性，以及各罪間之關聯性，包括行為在時間及空間之密接程度、各罪之獨立程度、數罪侵害法益之異同、數罪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或加乘效應等項。在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方面，包括矯正之必要性、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採多數犯罪責任遞減之概念）、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以及恤刑（但非過度刑罰優惠）等刑事政策，並留意個別犯罪量刑已斟酌事項不宜重複評價之原則，予以充分而不過度之綜合評價（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0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犯附表二編號1至20各罪所處之刑，符合數罪併罰之要件，是以，本院就被告在行為人責任方面，審酌其犯罪時間之間隔、犯罪後坦承犯行之態度所反應之人格特性、罪數之多寡、罪質相同、各罪之具體情節相近、各罪犯罪所得，以及各罪間之關聯性、數罪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或加乘效應各情；又就其等在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方面，審酌矯正之必要性、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採多數犯罪責任遞減之概念）、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以及恤刑（但非過度刑罰優惠）等刑事政策，並留意個別犯罪量刑已斟酌事項不宜重複評價之原則，經充分而不過度之整體非難評價後，認原判決對被告所酌定之應執行尚屬相當優惠，已獲得相當之恤刑利益，符合限制加重原則之界線，並無過重而違反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存在。原判決雖未單獨敘明酌定應執行刑之理由，固有未周，惟尚不影響判決之結果，併予指明。　　 (五)無調查必要之說明：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而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應認為不必要，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被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雖聲請法院傳喚廖潘斌，證明被告供出毒品上游而查獲廖潘斌等旨（本院卷第132至133頁），惟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毒品來源為綽號「阿賓」之男子即廖潘斌乙節，經原審函送臺北巿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發動偵查，惟該分局偵查後函覆：被告於警詢筆錄內，對於綽號「阿賓」即廖文賓(音同)之男子（即被告所指「廖潘斌」），未有具體指證，遂無法追查等語，有上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 113年5月31日北市警中分刑字第1133015130號函可查，是本件檢警並未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與被告販賣第一、二級毒品犯行之其他正犯或共犯，業經本院審認如上，且被告及辯護人嗣於本院審理時亦捨棄傳喚廖潘斌（本院卷133至134頁），於辯論終結前未再主張此部分有何待調查之事項，應認此部分待證事實已臻明瞭，從而被告、辯護人於本院聲請調查上開證據，並無為無益調查必要，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本件被告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兆廷提起起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2024-12-25

TPHM-113-上訴-5927-2024122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384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鍾仁華　指定辯護人　楊敏宏律師(義辯)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24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49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鍾仁華犯非法持有爆裂物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捌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事實一、鍾仁華知悉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具有殺傷力或破壞性之爆裂物，竟基於持有具殺傷力爆裂物之犯意，於民國110年9月23日前1、2日，以不詳方式取得爆裂物1枚後，即非法持有之，並將之置放於其位於桃園市○○區○○路000號0樓住處房間內，嗣經警於110 年9月23日16時5分許，因追查莊政華、任永哲涉嫌另案竊盜案件持搜索票進入上開住處時，於2樓房間櫃子上方查獲該爆裂物，而悉上情。二、案經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下稱龜山分局）報告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一、證據能力方面： (一)審判期日，除有特別規定外，被告不到庭者，不得審判，刑事訴訟法第281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然此所謂「審判」，乃指「審結判決」而言，尚非指被告未到庭者，法院即不得行除辯論終結外之調查證據等訴訟程序。又對證人行使詰問程序，屬法院調查證據之一環，若被告經合法傳喚未到庭者，為免訴訟程序延宕或證人出庭不易，法院依檢察官或被告辯護人之聲請，先行詰問證人程序，尚難遽指為違法；惟有刑事訴訟法第306條或第371條規定之情形者，法院得不待被告陳述逕行判決。再者，於被告缺席情形下所行證人詰問程序，俟被告日後到庭時，法院依法仍應提示或宣讀詰問程序筆錄要旨，詢問被告意見後，並行言詞辯論程序，或被告及其辯護人認有再行補充詰問證人之必要，經認允妥，而再行詰問，其訴訟程序之進行方屬完備（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2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第一審法院於112年12月11 日10時10分進行審判程序時，上訴人即被告鍾仁華（下稱被告）在新店戒治所附設勒戒所執行觀察、勒戒，原審雖未於該審判期日提解到庭，而被告及辯護人聲請傳喚之證人柯奕任、潘信宏業已到庭，經法院詢問檢察官及被告於原審之辯護人意見，徵得其等均同意後而進行詰問證人程序，被告雖未到庭，然其於原審之辯護人在庭並對該證人進行詰問（原審卷第251至267頁），已足以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且被告嗣於同年12月21日審判程序期日到庭，原審曾向被告提示上開證人詰問筆錄，並詢問被告、原審之辯護人「尚有證據請求調查？」被告及原審之辯護人當庭均表示「沒有」等語（原審卷第280、282頁），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亦未聲請傳喚上開證人，足認被告已放棄對上開證人行使反對詰問權，是證人柯奕任、潘信宏於原審之證述自有證據能力。 (二)刑事訴訟法第152條規定之「另案扣押」，係指執法人員在合法執行本案搜索、扣押時，發現他案應扣押之物，為掌握調查取得證據之先機，而當場及時予以扣押，期有助於該他案發現真實，乃規定「實施搜索或扣押時，發見另案應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此等扣押，不須就該他案證據重新聲請法官審核、簽發搜索票，性質上屬無票搜索之一種，乃「法官保留」原則之例外。然為符合上開保障人民基本權之精神，解釋上，所扣押之另案證據，一則必須係於合法搜索過程中，毋庸另啟搜索行為，即自然地為執行人員視線所及，而一目瞭然即可發現者，英美法謂之為「一目瞭然」法則，於未偏離原程序之常軌中併予扣押此等證據，因較諸原搜索行為，並未擴大或加深對受搜索人隱私之干預，自可毋庸重為司法審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6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係員警持原審法院法官核發之搜索票，至票載處所桃園市○○區○○路000號0樓執行搜索，於搜索過程中偶然發現爆裂物，雖與搜索票所載案由「竊盜」無涉，但顯屬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證物，乃依上開規定予以扣押等情，有原審110年度聲搜字第1065號搜索票、龜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清單（見第34956號偵查卷【下稱偵卷】第15、67至75頁），依上開說明，本件搜索扣押程序自無違法。又依證人即員警潘信宏於原審審理時證述：當天本來是因為竊盜案件過去搜索，結果在現場搜索時，在櫃子上目測看到爆裂物，一進去房間在櫃子上馬上發現爆裂物在上面，很明顯；該爆裂物可以說是我最早發現等語（原審卷第260 、262頁）；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爆裂物在我房間衣櫥上面找到的，腳墊高就看得到爆裂物等語（本院卷第70 頁）；且原審勘驗搜索錄影光碟結果所示，「A男（即被告，下同）：你看爆裂物......（模糊不清）我也是自動拿出來給你啊。乙警：那就放在上面，我看就看到了，我問你那是什麼東西。A男：對啊，那就放在那裡啊」等語，有原審勘驗筆錄及查獲爆裂物之刑案現場照片在卷可按（原審卷第 115頁，偵卷第99頁），堪認警員於執行搜索發現本件爆裂物時，係在桃園市○○區○○路000號0樓擺放於被告房間內櫃子上，並無外包裝包覆。是警員係因目視可及，而起出扣案爆裂物，且該爆裂物雖非竊盜案之應扣押物，然或為犯罪之違禁物，或為供犯罪所用之物，實已存在有「另案」犯罪之合理跡證，並足認有相當理由，相信係應扣押之物，執法警察為避免證據湮滅，既在搜索處所意外發現之物，依法自得為「另案扣押」。至於本件員警於110年9月23日查獲爆裂物當時錄影之密錄器影像檔案，已遭覆蓋而未留存乙節，有龜山分局111年12月8日函附該局偵查隊員警柯奕任出具之職務報告在卷可參（原審卷第137、139頁），然警察於搜索過程有無全程錄影，無礙搜索、扣押合法性之判斷，況員警搜索查獲本件爆裂物之過程，業經原審勘驗搜索錄影（音）光碟在案，且被告於員警發現爆裂物時，當場表示「是朋友放的」、「我也沒有藏起來」、「你有看到爆裂物......我也是自動拿出來給你啊」等語，並未爭執員警嫁禍栽贓被告之情形，有勘驗筆錄及被告與員警在搜索現場照片截圖在卷可佐（原審卷第114至115頁），與證人即員警張利帆、陳文彬、潘信宏、柯奕任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搜索查獲扣案爆裂物之情節委無不合，從而本案爆裂物暨其衍生之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鑑驗通知書經合法調查後，勾稽其他證據資料，自得採為被告犯罪之部分論據。被告上訴意旨所述本案員警搜索過程，被告全不得見，且員警於發現爆裂物第一時間並未錄影存證，其搜索扣押程序違背法令，所扣案之爆裂物並無證據能力等語，暨辯護人辯護稱本件員警在搜索發現爆裂物時沒有錄影存證，構成違反搜索、採證等節，並無足採。 (三)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及其辯護人除爭執上開所指搜索扣案爆裂物之證據能力外，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就其餘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均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 (四)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員警於上揭時間，在其住處房間櫃子上方查獲爆裂物1枚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非法持有爆裂物之犯行，辯稱：扣案爆裂物不是我的，是任永哲、莊政華他們的；我朋友阿德（指唐順德，下同）於警察搜索後2、3天來我家跟我講，爆裂物是任永哲、莊政華放的，因為阿德有跟他們2人一起來我家，所以知道是任永哲、莊政華放的；我不曉得該物是爆裂物，我也不會翻人家的東西，而且該物放在角落，我不會注意；我於「搜索前」發現該爆裂物後，我順手把它放到角落去，我本來當天就要把爆裂物處理掉，結果警察下午就來搜索，而且爆裂物警方馬上就試爆，也沒有就爆裂物驗指紋，證物也被銷毀了，完全沒有證物可以證明本案犯罪等語。經查： (一)本案爆裂物於110年9月23日前某日置放於被告位於桃園市○○ 區○○路000號0樓住處房間內，嗣龜山分局員警張利帆、陳文彬、柯奕任及潘信宏於110年9月23日16時5分許，因追查另案莊政華、任永哲涉犯竊盜之案件，持原審法院核發之搜索票進入被告上開住處進行搜索，而於2樓房間內之櫃子上方查獲本案爆裂物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偵訊、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供述在卷（偵卷第25頁、125頁及反面，原審卷第173、174、286至288頁，本院卷第70至71、271至2 73頁），核與證人即執行搜索之員警張利帆、陳文彬、柯奕任、潘信宏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情節相符（原審卷第159至173 頁、第223至232頁、第252至266頁），並經原審勘驗搜索錄影（音）光碟屬實，製有勘驗筆錄、被告與員警在搜索現場照片截圖及扣案之爆裂物1個在卷可佐（原審卷第111至131 頁，偵卷第99頁）。又扣案之爆裂物經鑑定，外觀檢視結果為圓柱形紙管（筒），外部以黑色膠帶緊密纏繞，頂端外露爆引（芯）1條（長約7公分），並以黑色膠帶纏繞固定爆引（芯），紙管頂端係以熱熔膠封口，底部以白色泥狀物封口，經量測證物長約9.8公分，頂端直徑為5.4公分，底部直徑為4.6公分，重約197.3公克，經以電發火頭點燃外露之爆引（芯），產生爆炸（裂）結果，將測試用紙箱炸毀，並將金屬釘向外推送，增加殺傷力及破壞性，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具有殺傷力之點火式爆裂物，有刑事警察局110年10月1 4日刑偵五字第1103400580號鑑驗通知書及鑑驗照片附卷可憑（偵卷第255至264頁）。是上開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告雖否認非法持有扣案爆裂物，並以前詞置辯，惟查： 1.被告於❶警詢中供稱：本案爆裂物是我朋友任永哲跟莊政華2 人於110年7月中旬從苗栗交保出來後來我住處找我，於第2 天離開時，任永哲放在我桌子的，我於110年9月22日才發現；❷檢察官偵訊時供稱：本案爆裂物是任永哲的，他是在苗栗交保回來後來我家找我後就放在我家衣櫥上面，我是（查獲）前兩、三天才發現的，我前兩天有打電話給莊政華，他說是任永哲放的，我當時跟莊政華說「叫他拿走」，不然我要交給警方處理；❸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在警察搜索的前兩天，我打掃我2樓的房間時就發現本案爆裂物，覺得怪怪的，不是好東西，我第一個就打給莊政華；後又稱：因為我聽另一個朋友「阿德」說是任永哲放的，因為「阿德」是我看到爆裂物後第一個來我家裏的人，所以我就問他關於爆裂物的事情，他說他有看到是任永哲放的，但我不知道「阿德」的真實姓名（見偵字卷第25、125至127頁，原審卷第83至 87頁）；❹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我記得搜索前當天凌晨我發現爆裂物，我本來要交到派出所，我打電話跟莊政華、任永哲講，我有聯絡到他們，他們不承認，是有一個朋友阿德說是他們放的，阿德是警察搜索後2、3天來我家跟我講是任永哲、莊政華放的，因為阿德有跟他們2人一起來我家，所以他知道是任永哲、莊政華放的；嗣於本院審理時改稱：警察來搜索之前我沒有發現爆裂物（本院卷第70至71、272頁）各等語。是被告對於何時知悉本案爆裂物置放於住處房間乙情，前後供述不相一致，惟依被告警偵訊、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時供述，佐以被告於員警發現爆裂物時，當場表示「是朋友放的，我還前兩三天，人家說這是什麼東西」、「我前兩三天才看到，我本來還想送到派出所去處理掉」等語，有勘驗筆錄在卷可按（原審卷第114、119頁），可知被告於員警查獲前即知悉該爆裂物置放於其住處房間內，復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確係於110年9月23日前何日即發現該爆裂物，基於罪疑惟輕之原則，應認被告係110年9月23日扣押之前1 、2日始發現本案爆裂物。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改稱：警察來搜索之前我沒有發現爆裂物云云（本院卷272頁），要屬卸責之詞，自不足採。　2.被告於原審、本院準備程序時雖供稱：我聽到一個朋友說爆裂物是任永哲的；綽號「阿德」之唐順德曾親見任永哲將爆裂物放置於其住處房間等語（原審卷第84頁、本院卷第71頁），然任永哲於檢察官偵訊時否認有交付本案爆裂物予被告保管，並供稱其沒有看過扣案爆裂物等語（偵卷第129頁反面）；莊政華於偵訊時亦證稱：被告沒有打電話給我詢問關於爆裂物的事情，我根本不知道本案爆裂物是誰的，任永哲跟我一起住，我從來沒有聽過任永哲有爆裂物，也沒有在他身上看過爆裂物（偵卷第239至240頁）各等語；且證人唐順德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案發後2、3天有去找過被告，才知道被告有犯這件案件被警察搜索到爆裂物，在警察搜索前，我沒有在被告住處看過爆裂物，案發當時我沒有在現場，是事後被告講說有爆裂物，說不知道誰放的，被告跟我講以後，大家有討論應該是誰放的；（事發之後你有無跟被告說這個爆裂物是任永哲的?）是大家猜測的，我也沒有講爆裂物是任永哲放的，我沒有親眼看到，我不敢講，我也不能說是誰的，我並沒有在被告住處看過扣案爆裂物等語（本院卷第276至281頁）；又本件員警採自爆裂物（轉移）之棉棒，經萃取DNA檢測，未檢出足資比對之DMA-STR型別一節，有刑事警察局110年10月25日刑生字第1108009047號鑑定書在卷可參（偵卷第211頁）。是被告供述扣案爆裂物係任永哲或其與莊政華2人放置乙節，與任永哲、莊政華、唐順德上開供證情節相左，復無其他證據佐證被告所述為真，其所辯尚難憑採。　　　3.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謂之「持有」，係指行為人將該條例所指之各式槍砲、彈藥、刀械及主要組成零件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下之狀態而言。祇須行為人主觀上對該等物品有執持占有之意思，客觀上並已將之置於自己實力得為支配之狀態，即足當之。此與持有時間之長短及槍砲之所有權歸屬，並無必然之關係（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83號判決要旨參照）。本件被告於偵訊、原審供稱：搜索前兩天，我在清掃2樓時，在我住處房間發現這個危險物品，我懷疑這是什麼東西，怪怪的，不是好東西；（為何這樣懷疑?）因為平常看電視、電影，覺得好像是爆裂物之類的，我不敢去動它，覺得好像蠻危險的，看起來很像之前當兵的黃色炸藥；員警搜索前，我發現爆裂物後，我本來要交到派出所；我有順手將該爆裂物放到角落去等語（原審卷第83至84、87、287 頁，本院卷第71頁），且員警係在被告居住之房間櫃子上方查獲扣案爆裂物，亦據被告供述及員警張利帆、陳文彬、柯奕任、潘信宏於原審審理中證述在卷，並有查獲扣案爆裂物之現場照片在卷可稽，並參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述：朋友必須經過我同意，才可以進入我房間等語（原審卷第288頁），顯見被告上開住處房間係其居住管領使用，他人非經被告允許，不得隨意進入。是被告於員警搜索前1、2日已知悉不詳之人放置在其住處房間之物為爆裂物，其逕自將該爆裂物放到自己居住管領之房間角落，嗣為警在房間櫃子上查獲，應認該爆裂物客觀上已在被告之實力支配下，且於110年9 月23日16時5分許在上址2樓房間櫃子上方查獲時，所距時間已有1、2日，亦非短暫，縱係他人暫放，但被告逕自將該爆裂物放置在其房間內，亦未報警處理，仍難謂其主觀上無持有之意思。從而，被告所辯該爆裂物非其所有，其不知那是爆裂物，並未持有該爆裂物等語，暨辯護人辯護稱：本案爆裂物係放在被告住處房間衣櫃上方，肉眼即可發現，並無加以藏匿或隱蔽，且被告主動告知員警該物為爆裂物，倘本案爆裂物係被告取得而持有，豈有將之隨意放置在櫃子上方而為他人發現，並主動告知員警該物為爆裂物之理，足見被告並無非法持有本案爆裂物之犯行等節，俱與上開各證據資料所印證之非法持有爆裂物等客觀事實不符，並非足採。 (三)無調查必要之說明：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而不能調查、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應認為不必要，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1、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本件警察搜索後，我說要驗指紋，警方就把爆裂物試爆，也沒有就爆裂物驗指紋，證物也被銷毀了，沒有證物可以檢驗指紋等語（本院卷第271 至273頁），惟本件員警採自爆裂物（轉移）之棉棒，經萃取DNA檢測，未檢出足資比對之DMA-STR型別，已如前述，且該扣案爆裂物業經試爆後已成殘渣、金屬釘及碎片，亦有刑事警察局鑑驗照片附卷可憑（偵卷第263至264頁），是被告所述就扣案爆裂物進行指紋鑑定一節，核屬不能調查，又被告所犯非法持有爆裂物犯行，有前開各項證據資料可資證明，足認本件待證事實已臻明瞭，從而被告聲請調查上開證據，並無為無益調查必要，併此敘明。 (四)綜上所述，被告有事實欄一所載非法持有爆裂物之犯行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爆裂物罪。 (二)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之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本院審酌被告未經許可持有具有殺傷力之爆裂物罪之法定刑為「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不可謂不重，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持有本案爆裂物之行為，雖危害人身安全及社會秩序，且為國法所嚴禁，但被告行為時將滿68歲，且其持有時間僅1、2日，時間非久，其對社會治安之危害顯然較小，以被告犯案情節觀之，倘以法定本刑之最低刑度有期徒刑 5年，仍失之過苛而不盡情理，不免予人情輕法重之感，且難謂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更無從與持有大量爆裂物，及長期持有者之惡行有所區隔，是其犯罪情狀相較於法定之重刑，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情節尚堪憫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四、上訴判斷 (一)原審以被告犯罪事證明確，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本院綜合被告行為時將滿68歲、持有爆裂物之時間非長及其犯罪情節等一切情狀，認就被告上開犯行，縱處以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未經許可持有爆裂物罪之法定最低本刑，仍有情輕法重之情，應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尚有未妥。被告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固無理由，惟原審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 (二)爰審酌非法持有爆裂物，對社會治安及他人生命、身體潛藏相當危害，而為國法所厲禁，並經各類教育及傳媒宣導週知多年，被告實無不知之理，仍非法持有爆裂物，應予非難，並衡酌其持有爆裂物之時間僅1、2日，惟其犯後未能坦承犯行，再斟酌其就本案所涉持有爆裂物之數量1枚、本案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所生危害，暨被告現高齡70歲，自陳具有高中同等學力之智識程度，現已退休，其脊椎骨壓迫神經之身體狀況，並與配偶、子女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三)扣案爆裂物1枚，經刑事警察局鑑驗時拆解取樣送驗，不具完整結構性，並失其破壞性及殺傷力，核非屬違禁物，如予宣告沒收或追徵，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曾柏涵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5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一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一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三項至第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25

TPHM-113-上訴-2384-202412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