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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裁決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3年度交字第419號原告許榮川住○○市○○區○○街000巷0號1樓被告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代表人張淑娟訴訟代理人李國正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3年3月8日高市交裁字第32-B2PC20775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主　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新臺幣參佰元由原告負擔。事實及理由一、程序事項：按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7規定，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本件屬交通裁決事件，依兩造所述各節及卷內資料其事證已臻明確，本院認無經言詞辯論之必要，爰不經言詞辯論而為判決。二、事實概要：原告於民國112年11月3日17時5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在高雄市三民區建工路與大順二路口處（下稱系爭地點），因有「汽車駕駛人行駛道路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進行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之違規行為，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民族路派出所（下稱舉發機關）員警填掣掌電字第B2PC20775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下稱舉發通知單）當場舉發。嗣原告不服舉發，於應到案日期前之112年11月22日向被告陳述不服，經被告函詢舉發機關後，認原告確有上揭違規行為，被告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1項、(113年5月29日修正公布前)笫63條第1 項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2條第5項第1款第2目規定，於113年3月8日開立高市交裁字第32-B2PC20775號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3,000元，並記違規點數1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三、原告主張：㈠原告駕駛系爭車輛行駛至大順路口時，原告行駛方向是綠燈，且原告已經通過路口停止線，前方義交突然舉起指揮棒，示意四面停車，原告被迫只能停在馬路中央，當下原告要專注左邊的來車，還要專注左後視鏡有沒有空間可後退一點，又要看前方義交指揮，短短20幾秒時間，原告哪有空拿手機使用。原告車上有一台10吋的車載系統螢幕，還有方向盤中間兩側是金屬面板，還會發光，員警可能因此誤以為原告在使用手機。　㈡員警當下並未告知原告其要開立罰單，也沒告知是使用手機罰單，員警也沒有到系爭車輛上檢查、比對角度。當原告第一次申訴後，收到員警寄發之更正通知單，將汽機車駕駛人更正為機車駕駛人，違規的法條也不對。且裁決所寄發之通知函所附6張相片，也沒有原告使用手機或拿手機的畫面，原告習慣是左手拿手機，當下原告左手一直握著方向盤等語。㈢並聲明：原處分撤銷。　四、被告則以：經檢視採證影片可見：「畫面時間17:52:28-員警：……我看你在滑手機、17:52:44-原告：……剛好有人賴我，看一下訊息，我沒有滑，就放著了……影片結束」，足證原告於行駛過程中，確有「手持手機」、「開啟螢幕」及「接收訊息」等事實，自有可能從事汽車駕駛人行駛道路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相關裝置實施及宣導辦法（下稱宣導辦法）第3條第1項各款所列「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是原告於前揭時間、地點既有「汽車駕駛人行駛道路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進行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之違規事實，被告據以裁處，洵無不合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五、本院之判斷：　㈠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原告行為後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關於記違規點數之規定有所變更，依裁處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僅限於經當場舉發之違規汽車駕駛人，始得適用本條關於違規記點之規定，本件原告之違規行為係經員警當場舉發，經綜合比較新舊法規定，適用裁處前之法律並未較有利於受處罰者，故本件應逕適用裁處時之規定，先予敘明。　㈡應適用之法令：　⒈道交條例：　⑴第31條之1第1項：「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者，處3,000元罰鍰。」　　⑵第63條第1項：「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　　⒉處理細則第2條第5項第1款第2目：「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經當場舉發者，除依本條例處罰外，並予記點：一、有本條例下列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1點：……㈡第31條之1第1項。」　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0條第1項第3款：「駕駛人駕駛汽車，除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並服從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外，並應遵守下列規定：……三、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⒋道交條例第31條之1第5項授權訂定之宣導辦法：　⑴第2條第1項前段：「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進行撥接、通話、數據通訊或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⑵第3條：「本條例第31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規定所稱其他相類功能裝置，指相類行動電話、電腦並具有下列各款之一功能之裝置：……七、執行應用程式。」　⑶第4條：「本條例第31條之1第1項及第2項規定所稱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指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電腦或前條規定之相類功能裝置，操作或啟動前條各款所列功能之行為。」　　㈢上開規範其立法目的在於為避免駕駛人於駕駛車輛之同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或其他相類功能裝置，可能導致注意力分散，影響駕駛人對行車操控之注意力，一旦遭遇緊急狀況將產生無法迅速反應之危險，故立法特予禁止。　㈣本件如事實概要欄所述之原告違規事實，有舉發通知單、原處分之裁決書、送達證書、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 112年12月27日高市警三二分交字第11275458200號、113年1 月31日高市警三二分交字第11370312200號、113年4月22日高市警三二分交字第11371606000號函、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更正通知書、採證照片、採證光碟等在卷可稽（詳本院卷第45至61頁），且經本院於調查程序當庭勘驗採證光碟並製作勘驗筆錄及擷取影像畫面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80 至81、87至89頁），堪認屬實。　㈤原告固主張其於短時間內，專注於應付交通狀況，無法使用手機，員警可能誤認系爭車輛上之螢幕或金屬面板為手機螢幕云云；然經檢視採證光碟勘驗內容略以：「檔案名稱：BK C-8815-B2PC20775（有聲音）。勘驗時間：影像時間2023/1 1/0317:48:53至17:58:53。勘驗內容：17:51:27-原告車輛停止於待轉區內，員警遂準備上前提醒。17:51:39-員警靠近原告車輛時，因車輛玻璃顏色較暗且錄影畫面呈現黑白色，無法看見車內原告是否有使用手機之情形。17:51:40-員警輕敲原告車輛，示意其路邊停靠。……17:52:15-原告下車，此時原告左手拿著手機，接受員警臨檢。17:52:16-員警：你知道你剛剛做什麼事嗎？原告：嘿？員警：我在旁邊一直比你後退一點，那邊是待轉區，你不理我，然後我往前看，我看你在滑手機。原告：我沒有滑。抱歉抱歉。沒有拉剛剛他（義交）叫我停下來。員警：我知道，我只是要比你後退一點而已。原告：我一直看前面，沒有注意看旁邊，不好意思啦。阿剛好有人LINE我，看一下訊息，我沒有滑，我就放著了。員警：手機不可以用手持的，你要用手機要買手機架。（其餘影像內容與本件構成要件無關）」（本院卷第80 至81頁），可見原告於員警對其表示看到其在滑手機時，並未否認其使用手機之事實，且自稱剛好有人傳LINE，故伊看一下訊息等語，足認原告確有以手持方式操作手機並查看訊息，符合上開宣導辦法第4條所稱「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　㈥原告又主張被告所附之採證照片並無原告使用手機或拿手機之畫面云云；惟依現行法律規定，行政法院處理交通事件，並不限於科學儀器所採證據，仍須就事件所涉相關證據資料，包括供述及非供述證據，依據證據法則，憑以認定行為人交通違規行為之有無，此乃因交通違規事件之特性，行為態樣甚多，復不乏瞬間稍縱即逝之違規行為，亦不易即時利用科學儀器，取得證據資料，若舉發員警係親眼見聞違規經過，仍不失為認定交通違規事實有無之證據方法。況警員舉發交通違規，係依道交條例授權所為之職權行使，而汽機車駕駛人違規行為之取締，揆其行為本質，多係發生於瞬間，通常需由當場執行取締違規公務員之認識及判斷，且必須為立即取締作為，此為達成維持交通秩序目的所必要。復參酌舉發機關之警員身為執法人員與原告並不相識、亦無任何仇隙，或有何糾葛之利害關係，殊無甘冒負刑事罪責，故為虛構情節誣陷不利於原告之必要與事理。況且，原告於遭員警攔停後，自承其有看一下手機LINE訊息，此情業如前述，故本院綜合審酌各項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後，認員警舉發事實及違規情節均有所本，並無顯然違反經驗法則及證據法則之疑慮，原告猶執前詞空言否認前揭違規事實，核無足採。　㈦原告另主張員警寄發之更正通知單，將汽機車駕駛人更正為機車駕駛人，違規的法條也不對云云；然按處理細則第33條第1項、第2項前段規定：「（第1項）處罰機關受理移送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時，發現應填記內容不符規定，或所列附件漏未移送者，應即洽請原移送機關更正或補送。（第2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處罰機關受理後發現舉發錯誤或要件欠缺，可補正或尚待查明者，退回原舉發機關查明補正後依法處理…。」可知處罰機關受理舉發機關移送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後，若發現舉發錯誤或要件欠缺，尚可退回原舉發機關查明補正後依法處理，則舉發機關應無不得自行查明補正之理。查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以112年12月27日高市警三二分交字第11275458200號函(下稱112年12月27日函)補正說明原告行為應該當道交條例第31 條之1第1項「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進行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之要件，並製發更正通知書重新送達原告收執(本院卷第55至57頁)，被告亦依舉發機關更正後之舉發違規事實作成處分，並經原告本人收受無誤，堪認符合行政程序法第101條第1項之規定，已生更正之效力，舉發程序並無違誤；雖112年12月27日函檢附之更正通知書係記載「機車駕駛人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進行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然舉發機關已於112年12月27日函文中清楚記載違規車輛之車牌號碼，且明揭舉發違規事實應更正為「汽車駕駛人於行駛道路時，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進行其他有礙駕駛安全之行為」，被告據以裁處之裁決書內容亦無何錯誤之處，是上開瑕疵並不足以影響舉發程序之合法性，原告此部分主張，洵無理由。六、綜上所述，原告主張各節，均乏依據，要不可取。原處分於法並無違誤。原告猶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訴請撤銷原處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七、本件判決基礎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無一一論述之必要，併予敘明。八、本件第一審裁判費為300元，依法應由敗訴之原告負擔，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法官謝琬萍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或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載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上訴狀及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如未按期補提上訴理由書，則逕予駁回上訴），並應繳納上訴裁判費新臺幣750元。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林秀泙

2025-03-13

KSTA-113-交-419-20250313-1

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傳染病防治法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三庭 112年度訴字第955號 114年2月13日辯論終結原告加利科技有限公司兼代表人林明進共同訴訟代理人陳鼎正律師複代理人陳心豪律師被告衛生福利部代表人邱泰源訴訟代理人朱敏賢律師陳新傑律師上列當事人間傳染病防治法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 年7月26日院臺訴字第1125014853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程序事項：原告起訴後，被告代表人由薛瑞元變更為邱泰源，茲據變更後現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93 頁至第194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二、事實概要：　㈠被告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需要，依傳染病防治法第54條第1項及傳染病防治財物徵用徵調作業程序及補償辦法（下稱徵用補償辦法）第4條規定，於民國109年1月31 日衛授疾字第1090400080號函檢附疫情應變物資徵用書，自 109年1月31日起至109年2月15日止，特徵用原告公司製造之一般醫用口罩、外科手術口罩（見本院卷第87頁至88頁，下稱109年1月31日全面徵用書）；其後被告先後以109年2月11 日衛授疾字第1090400118號、109年2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 001726號、109年2月19日衛授疾字第1090002055號、109年3 月4日衛授疾字第1090002332號、109年3月13日衛授疾字第1 090400230號、109年4月13日衛授疾字第1090400330號、109 年4月15日衛授疾字第1090004292號等函通知原告公司分別展延徵用期限、新增徵用規格及新增（或調整)徵用價格，並於109年5月30日衛授疾字第1090400589號函稱自109年6月 1日零時起解除徵用（見本院卷第89頁至103頁，下合稱109 年2月11日等8函）。被告於109年6月3日衛授疾字第1090400 594號函檢附疫情應變物資徵用書，自109年6月1日起向原告公司徵用一般醫用口罩及/或外科手術口罩每日19萬片（見本院卷第105頁至110頁，下稱定額徵用書1)；另於109年8月 31日衛授疾字第1090400826號函檢附疫情應變物資徵用書，自處分送達時起向原告公司徵用至109年12月31日止(見本院卷第111頁至119頁，下稱定額徵用書2)。㈡嗣被告所屬食品藥物管理署於109年9月2日會同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及新北市政府衛生局至原告公司製造廠稽查，另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於109年9月4 日持法院核發搜索票至原告公司八里廠搜索後，再逕行搜索忠孝路倉庫及楓林坑倉庫後發現，原告公司於109年1月起即自大陸地區進口非醫用一般口罩，在其廠房及新北市○○區○○ 路000號倉庫內等處，將上開非醫用一般口罩與一般醫用口罩混充後交付予被告。被告依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54條第1 項規避及妨礙徵用醫用口罩，依第67條第1項第5款、行政罰法第18條第2項等規定，於112年1月30日衛授疾字第1120400 061號函處原告公司新臺幣（下同）4,019萬5,750元罰鍰，併依行政罰法第15條第1項、同條第3項等規定，處代表人原告林明進100萬元罰鍰（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29頁，下稱原處分）。原告均不服，提起訴願遭駁回（見本院卷第33頁至第45頁），繼之提起行政訴訟。三、原告均主張：徵用書內所稱「貴公司製造」，並無限制原告公司進用大陸或外國來源貨品，若進口半成品並經相關篩選程序製成成品，難謂非原告公司製造。原告公司曾於109年7 月21日將自大陸進口之口罩送請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檢測其細菌過濾效率達到99.3%至99.9%，已達政府實名制口罩95%之標準以上，非不良品。被告未具體說明原告公司混充大陸地區進口之口罩數量及日期，所為推論即嫌速斷，亦未盡其舉證責任證明原告公司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情形。再者，原告公司受領被告所發給徵用口罩補償款，係基於被告之補償處分，原告公司如未交付合於規格之口罩，乃後續被告補償處分是否應相對減少或拒絕給付之問題，非可認係原告公司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因而受有利益等語，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四、被告則以：被告為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推動口罩實名制政策，確保民眾皆有醫用口罩使用，自109年1月31日起陸續向原告公司徵用由其每日生產全部或定額數量之一般醫用口罩、外科手術口罩，非屬原告公司所自行製造者，即與徵用要件不合。詎原告公司自109年1月起，將自中國大陸地區進口之口罩與一般醫用口罩混充後交付予被告，上開案件經新聞媒體大幅度報導後，造成社會大眾恐慌，因無法辨明原告公司所交付口罩何者為其製造，何者係自中國大陸進口，導致被告必須全面辦理民眾退貨及全數銷毀，原告公司受領被告支付徵用價款，屬因違反義務之不法利得，扣除每片口罩出廠價後，原告公司所得利益為4,019萬5,750元（見附表計算式），併依行政罰法第15條第1項、第3項規定，裁處原告公司代表人林明進100萬元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五、本院之判斷：　　　　㈠傳染病防治法第54條第1項規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成立期間，各級政府機關得依指揮官之指示，徵用或調用民間土地、工作物、建築物、防疫器具、設備、藥品、醫療器材、污染處理設施、運輸工具及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指定之防疫物資，並給予適當之補償。」第67條第1項第5款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五、拒絕、規避或妨礙各級政府機關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五十四條第一項所為之優先使用、徵調、徵用或調用。」如事實概要欄所示等情，有109年1月31 日全面徵用書、被告109年2月11日等8函、定額徵用書1、定額徵用書2、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19430號起訴書、原告公司109年1月至9月進口資料、原告公司109年1月4次自大陸地區進口口罩之進口報單、財政部國庫署匯款資料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87頁至第138頁、第161頁至第162頁、第321頁至第328頁，訴願卷右上方頁碼第90頁至第112頁)，堪信為真。本件發生時新冠肺炎疫情嚴峻，全球正值防疫期間，大眾對於醫用口罩需求甚高，屬防疫必備用品，而醫用口罩之產地及品質甚為重要，影響大眾對於口罩之信賴程度及使用意願，甚而影響國內疫情控制程度，攸關人民健康甚鉅，原告公司將非醫用口罩與醫用口罩混充交付予被告，使其交付給不知情之人民，對國民健康及公共衛生安全均有危害之虞，有妨礙被告徵用口罩之目的。　㈡原告雖引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336號判決，主張已就109年1月 31日至同年6月1日自大陸進口之口罩去向交代，應由被告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原告確有混用口罩等語；惟查：原告公司確於109年1月向中國大陸進口口罩等情，有原告公司109 年1月2日、1月6日、1月16日及1月22日進口報單、原告林明進於109年9月5日士林地檢署109年度他第4229號詐欺案之訊問筆錄，以及109年9月9日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之調查筆錄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321頁至第328頁、第337頁至第367頁），審酌原告林明進於其上稱：「(問：如果依照你宣稱，大陸進口的非醫用口罩，其實是醫用口罩，過濾效果也高達95%，你為何不放到一般通路賣，而放到國家徵用？) 因為安景瑞不能固定提供我量，只能趁他有空幫我代工生產。所以我把它拿來交給實名制」、「(問：你跟安景瑞公司下單每日出貨20萬片有沒有簽署合同？)沒有，上述對話就算是真的下訂，因為我跟對方有交情，他們也相信我，所以沒有訂單。」、「(問：你最早從何時開始自大陸安景瑞公司進口口罩)很久了，我只記得是92年SARS疫情之後，但確切時間點不記得了。」等語(見本院卷第345頁、第366頁、第353頁)，參以原告公司會計薛美玲於109年9月5日109年度他第4229號詐欺案訊問筆錄稱：「（問：是向大陸那家廠商進貨?）是安徽安景瑞公司，這家是林明進認識很久的廠商。」（見本院卷第389頁），足見原告林明進向中國大陸安徽安景瑞公司購入口罩由來已久，非自109年1月起始為之，且原告林明進原意將大陸進口的口罩於徵用時交付被告實施口罩實名制用。又原告林明進明知在大陸地區生產之醫用口罩，並非臺灣地區製造之商品，竟基於虛偽標記商品原產國之犯意，於109年3月前不久之某日，向大陸地區廠商購買製造口罩之設備及醫療口罩共計6萬9,570片，並於上開口罩上加註「MADE IN TAIWAN」之鋼印字樣而為虛偽標記後，再於 109年3月29日以原告公司名義向財政部關務署基隆關報運進口，因犯商品虛偽標記罪，累犯，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等情。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0年度智易字12號判決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15頁至第217頁），足見原告林明進早於109年3月前即有將中國製非醫療用口罩混用之行為，再者，原告公司在本院審理時，未提出明確銷貨資料或途徑可供查核，難認原告公司確實已將於109年1月自大陸進口之口罩銷售至其他通路等情屬實，本院就調查所得證據，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本於確信加以判斷，不受其他案件判決之拘束。　㈢原告雖稱徵用書內所稱「貴公司製造」，並無限制本公司進用大陸或外國來源貨品等語；惟查：原告公司本係以製造醫療用具為主之公司，被告為提供防疫期間國民所需口罩數量，乃向製作口罩之廠商全面徵用其生產之口罩等情，有被告疫情應變物資徵用書、許可證檢索資料及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88頁、第106頁、第113頁、第3 29頁至第335頁)，根據徵用書主旨欄記載：「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之需要，特徵用貴公司製造之一般醫療用、外科手術口罩…」等語，徵用書既已清楚表明欲徵用之口罩係原告公司所製造之一般醫用口罩，則原告公司自大陸地區進口非醫用口罩，不屬上開所述之一般醫用口罩，亦不符合被告全面徵用書之口罩要求。是以，不論原告主張曾將大陸進口之口罩送請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檢測細菌過濾效率達到99.3%至99.9%，已達政府實名制口罩95%之標準以上等情（見本院卷第17頁），是否屬實，徵用書主旨已述明徵用原告公司所製造之口罩，原告公司交付大陸混用口罩予被告，不符合被告徵用口罩之規定。　㈣行政法院與民事法院各自有其審判權限，行政訴訟採取職權調查主義，不受當事人主張及自認之拘束，與民事訴訟採取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辯論主義，民事法院應以當事人主張之事實及提供之訴訟資料，以為裁判基礎，不得斟酌當事人所未提出之事實及證據，並不相同。行政法院對繫屬案件事實之認定，固可參考相關民事判決所認定之事實，惟並不受拘束，仍應依法自行認定事實。原告公司舉士林地院110年度智易字5號刑事判決為據（見本院卷第265頁至第281頁），主張該刑事判決認定其係陸續自109年7月底至同年9月2日止，始有混充共計364萬8,000片自中國大陸進口之口罩，與被告據以裁罰之事實不同等語；惟刑事訴訟係以確定國家具體之刑罰權為目的，涉及人身自由及生命財產之限制與剝奪，對於犯罪事實之認定，採嚴格證據法則，就證據之取得、證據能力及其證明力均有嚴格之規範與要求，其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與行政爭訟所涉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或違反行政規範行為之事實認定並因此衍生之行政制裁，具有本質上之不同，故行政爭訟事件有關事實之認定，自不受刑事判決或檢察官偵查處分認定事實之拘束(最高行政法院102年度判字第75 6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前揭判決認原告林明進開始以中國大陸口罩混充之時點為109年7月底至同年9月2日的看法，不能拘束本院。　㈤按行政罰法第15條第1項規定：「私法人之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其職務或為私法人之利益為行為，致使私法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應受處罰者，該行為人如有故意或重大過失時，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應並受同一規定罰鍰之處罰。」第3項規定：「依前二項並受同一規定處罰之罰鍰，不得逾新臺幣一百萬元。但其所得之利益逾新臺幣一百萬元者，得於其所得利益之範圍內裁處之。」查原告林明進為原告公司代表人，因本件以中國大陸製造一般口罩混充實名制徵用口罩，交付364萬8,000片給政府，經士林地院11 0年度智易字第5號刑事判決認定構成詐欺罪及違法製造醫療器材罪，處有期徒刑三年等情，有士林地檢署檢察官109年度偵字第19430號起訴書及前揭刑事判決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121頁至第138頁、第265頁至第281頁）。又原告林明進明於上開口罩上加註「MADE IN TAIWAN」之鋼印字樣而為虛偽標記，因犯商品虛偽標記罪等情，已如前述。原告林明進經營管理違反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顯係基於故意使原告公司為前開違法行為，被告依行政罰法第15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以原處分對原告林明進裁處100萬元罰鍰，於法無不合。　㈥行政罰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第2項規定：「前項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得於所得利益之範圍內酌量加重，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第18條之立法理由載明：「第1項規定裁處罰鍰時應審酌之因素，以求處罰允當。又裁處罰鍰，除督促行為人注意其行政法上義務外，尚有警戒貪婪之作用，此對於經濟及財稅行為，尤其重要。故如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獲有利益，且所得之利益超過法定罰鍰最高額者，為使行為人不能保有該不法利益，爰於第2項明定准許裁處超過法定最高額之罰鍰。」是依行政罰法第18條第2項規定加重者，即同條第1項之罰鍰，不受法定罰鍰最高額之限制。於全面徵用即109年1月31日起至6月1 日止，原告分別交付3,471萬4,000片一般醫用口罩(徵用價格2.5元)、48萬6,000片立體口罩(徵用價格5元)予被告，被告給付生產款項共9,367萬5,750元予原告（計算式：3,471 萬4,000片*2.5元*1.05營業稅＋48萬6,000片*5元*1.05營業稅＝9,367萬5,750元）。原告於定額徵用期間，被告支付生產及補償款，計570萬片一般醫用口罩徵用價格2.7元，共1, 615萬9,500元（計算式：570萬片*2.7元*1.05營業稅＝1,615 萬9,500元），另被告於全面徵用期間，以109年3月4日函新增生產口罩激勵措施，即原告每生產一片口罩得另獲得0.2 元之原料穩價穩量金及0.5元之生產激勵金（見本院卷第377 頁），並以109年4月15日函新增假日激勵金，如原告每日目標產能得達到100%者，每片口罩能獲得1元補貼（見本院卷第379頁至第380頁），原告尚獲得109年2月4日至3月4日之原料穩價穩量金105萬5,880元（計算式：502萬8,000片*0.2 元*1.05營業稅＝105萬5,880元）、109年3月5日至4月3日之原料穩價穩量金95萬5,920元（計算式：455萬2,000片*0.2 元*1.05營業稅＝95萬5,920元）、109年3月5日至4月3日之生產激勵金238萬9,800元（計算式：455萬2,000片*0.5元*1.0 5營業稅＝238萬9,800元）、109年3月14日至4月3日之假日生產激勵金132萬900元（計算式：125萬8,000片*1元*1.05營業稅＝132萬900元）。復依財團法人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110 年12月15日函，於全面徵用時期之一般醫用口罩出廠價為每片1.82元（見本院卷第381頁至第384頁），被告又為穩定口罩供貨無虞，於109年7月起將一般醫用口罩調整為每片3.1 元（見本院卷第385頁），則原告所得利益計算方式如下：⑴ 原告於全面徵用期間所得利益計3,533萬4,250元（計算式： 9,367萬5,750元－（3,471萬4,000片醫用口罩＋48萬6,000片立體口罩）*1.82元/片＋105萬5,880元＋95萬5,920元＋238萬9 ,800元＋132萬900元＝3,533萬4,250元）；⑵於定額徵用期間所得利益為486萬1,500元（計算式：1,615萬9,500元－（360 萬片*1.82元/片）－（210萬片*2.26元/片）＝486萬1,500元）；⑶合計共4,019萬5,750元（計算式：3,533萬4,250元＋48 6萬1,500元＝4,019萬5,750元）。故原處分按徵用期間原告交付口罩所取得淨利，處以4,019萬5,750元罰鍰，難認有顯然過苛之情形。原告雖舉被告111年2月25日衛授疾字第1110 400132號、第1110400132A號函（見本院卷第473頁至第476 頁），主張被告要求返還所受領徵用補償款，目前分別繫屬本院111年度訴字第1366號、1ll年度訴字第1367號案件等語（見本院卷第461頁），惟前揭案件現裁定停止訴訟中，被告是否有實體上請求權尚未確定，不影響本院對此部分裁處金額之認定。至原告引士林地院111年度智附民字第13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主張該判決認被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28條規定，得請求原告公司及原告林明進連帶賠償1,013萬669元等語，惟該判決是以同院110年度智易字第5 號刑事判決認定之事實為據（刑事訴訟法第500條前段條文參照），即原告林明進開始以中國大陸口罩混充之時點為10 9年7月底至同年9月2日，與本院認定不同。六、綜上所述，原告所訴各節，均無可採，其請求判決如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關於口罩機產能之爭論，因無確切數據可供參考，估算量之數據有高度不確定性，故為本院所不採，惟不影響本院依卷證資料所為上開認定。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訴訟資料，經本院詳加審究，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併予敘明。八、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 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審判長法　官蘇嫊娟　　　　　　　　　　　　　　　　　　　法　官林季緯　　　　　　　　　　　　　　　　　　　法　官鄧德倩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書記官黃品蓉　附表：原告所得利益計算表（見本院卷第319頁）徵用階段項目出貨期間片數(A) 徵用價格(B) 未稅元/片金額 (C=A*B*1.05) 含稅小計含稅成本 (D=出廠價*A) 2-6月出廠價1.82 7月出廠價2.86 所得利益 (E=C-D) 全面徵用生產口罩款項 109/1/31-6/1 34,714,000 (一般醫用) 2.5 91,124,250 99,398,250 63,179,480 (1.82*A) 27,944,770 486,000 (立體口罩) 5 2,551,500 884,520 (1.82*A) 1,666,980 原料穩價穩量 109/2/4-3/4 5,028,000 0.2 1,055,880 5,722,500 109/3/5-4/3 4,552,000 0.2 955,920 生產激勵金 109/3/5-4/3 4,552,000 0.5 2,389,800 假日生產激勵金 109/3/14-4/3 1,258,000 1 1,320,900 定額徵用生產口罩款項+原料穩價穩量 109/6/12-6/24 3,600,000 2.7 10,206,000 16,159,500 6,552,000 (1.82*A) 3,654,000 109/7/1-7/14 2,100,000 2.7 5,953,500 4,746,000 (2.26*A) 1,207,500 合計 115,557,750 75,362,000 40,195,750

2025-03-13

TPBA-112-訴-955-20250313-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06號上訴人王博右選任辯護人胡鳳嬌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10月9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訴字第4584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0089號、112年度偵字第163 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王博右有其犯罪事實欄一所載與莊鎮宇（業經另案判刑）及暱稱「西南將」、「祺哥」、「元」等不詳姓名、年籍之成年人，共同以非法方法剝奪告訴人陳治翰行動自由之犯行；暨其犯罪事實欄二之㈠所載與上開暱稱「西南將」、「元」之成年人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共同對其附表二編號1、2所示告訴人葉奕君、黃麗年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以及其犯罪事實欄二之㈡所載與暱稱「LOVE」之不詳姓名、年籍的成年人，共同對其附表二編號3至12所示告訴人林沛忻等1 0人為洗錢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上開犯罪事實欄二部分之科刑判決，比較行為時及裁判時法律，適用最有利之規定，改判均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如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2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各罪刑（共2罪），及論處同附表編號3至12所示洗錢各罪刑（共10罪），並諭知相關之沒收及追徵；另比較行為時及裁判時法律，適用最有利之規定，維持第一審關於上開犯罪事實欄一部分，論處上訴人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刑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本件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供詞，及證人陳治翰、張庭嘉、陳竟瑋，暨其附表二所示告訴人葉奕君等12人（下稱葉奕君等12人）之證述內容，復參酌卷內陳治翰之護照、器官捐贈同意書、健康檢查證明書、身分證、全民健康保險卡、臺灣居民來往大陸地區通行證、COVID-19 疫苗接種紀錄卡等翻拍照片、葉奕君等12人之匯款資料暨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紀錄擷圖，以及上訴人與暱稱「西南將」、「LOVE」、「Louis Vuitton」等人間通話紀錄擷圖，暨其他證據資料，而據以認定上訴人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前開非法剝奪陳治翰行動自由，及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已詳敘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就上訴人所犯非法剝奪陳治翰行動自由部分，將上訴人之供詞，及上訴人與暱稱「西南將」之人間通話紀錄擷圖，互為勾稽，認上訴人自始即與暱稱「西南將」、「元」等人接洽並參與陳治翰出賣器官之過程，其明知所謂「集中管理」係將其等所稱「豬」、「人頭」控制在飯店內，不得任意進出，且其不僅主導陳治翰買賣腎臟一事，更將陳治翰帶至暱稱「元」之人處，嗣後再親自至飯店與陳治翰對話，其對於陳治翰斯時於飯店內無法自由進出之狀態，顯然知之甚詳等情，因認上訴人所辯：陳治翰未曾告知其遭限制行動自由一事，其不知「元」等人控制陳治翰行動自由云云為不可採；另就上訴人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部分，依據陳治翰於第一審證稱：我跟上訴人說要賣腎後，上訴人當時跟我說「辦這個本子可以先借給『他們』使用，後面沒有任何問題」等語，及上訴人於第一審所供稱：其實我以器官為理由，誘使陳治翰出國，從事詐欺集團之工作，但並未出國成功，因當時陳治翰並不想要從事非法工作，所以我才會以賣器官方式誘導他等語，認上訴人明知「西南將」及「元」等人均係詐欺集團成員並從事詐欺取財行為，且其等收受陳治翰帳戶並非使陳治翰得以收取出售腎臟之款項，仍向陳治翰借用帳戶後交付予「元」，而供「元」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使用，其與「西南將」、「元」及所屬詐欺集團其他成年成員間，顯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情，復參酌卷內上訴人與暱稱「LOVE」、「Louis Vuitton」等人間對話紀錄擷圖內容，以及證人蘇峻永、邱翊銘、蔣勝秦、邱亞萱所證述：其等分別將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至4、6所示之銀行帳戶交予他人使用等情，認上訴人取得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至6所示帳戶之個人資料後，再將之轉交付予暱稱「LOVE 」之人，供其作為對原判決附表二編號3至　　12所示告訴人詐欺，使該等告訴人匯入款項之用等情，並就上訴人所辯：其從通訊軟體「臉書」取得該等帳戶資料後傳給暱稱「LOVE」之林塋靜，但她並沒有表示收購，所以沒將該等帳戶交給「LOVE」或其他人云云，何以不足採信，以及蘇峻永、邱翊銘、蔣勝秦、邱亞萱之部分證詞，如何不足以資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已斟酌卷內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其取捨之理由甚詳。其論斷說明俱有前揭證據資料可稽，且不違背證據法則及論理法則。而關於上訴人犯意之認定，係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其此項職權之行使，既無違背證據法則之情形，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於不顧，猶執上開蘇峻永、邱翊銘、蔣勝秦及邱亞萱之部分證詞，並持上述辯解，就前開犯罪之單純事實再事爭辯，且謂其受暱稱「元」等人之利用，並無證據證明其與詐欺集團成員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之爭執，暨其他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依上說明，應認其關於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上訴人對於上開洗錢重罪部分之上訴，既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應從程序上駁回，則與該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詐欺取財輕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第4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第一、二審均為有罪之論斷），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一併加以審理，亦應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法　官林怡秀法　官林海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丁淑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2025-03-13

TPSM-114-台上-506-20250313-1

台上

最高法院

偽造文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11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黃和村上訴人即被告陳美美選任辯護人簡文玉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9月12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055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調偵續字第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　　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即被告陳美美有其事實欄所載與韓逸榛（另案審理）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準文書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被告共同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並諭知相關沒收之判決，而駁回檢察官及被告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本件原判決係依憑證人即告訴人鄭景怡不利於上訴人之指證，復參酌卷內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及檢察官勘驗客服詢問電話錄音檔內容之結果，暨其他證據資料，以及被告自承其於中國人壽保險公司電話照會時，佯稱其為鄭景怡本人，以使上開變更申請書順利通過審查等情，詳加研判，而據以認定被告有本件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準私文書之犯行，已詳敘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以卷內刑事警察局鑑定書之鑑定結果所載敘：上開變更申請書法定代理人欄之簽名與鄭景怡簽名字跡不相符等旨，與被告所自承其於中國人壽保險公司電話照會時，佯稱其為鄭景怡，並確認上開變更申請書為鄭景怡親簽，以使該變更申請書順利通過等情，復參酌蔡樞豪所供證：上開變更申請書為被告、韓逸榛拿來給我簽名等語，因認上開變更申請書上法定代理人欄經偽造簽名後，再由被告、韓逸榛持以行使等情，復由系爭保險之性質，認被告以不詳之方法，擅自偽造「鄭景怡」之簽名，變更系爭保險之要保人蔡○綸（為未成年人，人別資料詳卷）為蔡樞豪，將使要保人得行使之權利，由原蔡○綸之親權人共同行使（即鄭景怡、蔡樞豪共同行使），變更為蔡樞豪一人行使，而單方排除鄭景怡一人之親權，自足生損害於蔡○綸、鄭景怡，及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對於保險契約管理之正確性。因認被告辯稱：上開變更申請書上法定代理人欄為鄭景怡親自簽名，且系爭保險迄今並無解約或保單質借等情形，縱使變更要保人亦無損害公眾或他人云云為不可採。而原判決就被告否認犯罪之辯解，何以不足以採信，以及證人韓逸榛附和被告之證詞，何以均不足以採信，已斟酌卷內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其論斷說明俱有前揭證據資料可稽，且不違背證據及論理法則，自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被告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上開明確論斷於不顧，未綜觀全案證據，僅擷取鄭景怡及被告之片斷陳述，作為對自己有利之解釋，猶執持上述辯解，就其有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事實，再事爭辯，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且具有調查可能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重要關聯性者，始足當之，若僅係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目的僅在延滯訴訟，甚或就同一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欠缺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依聲請為無益之調查，皆無違法之可言。本件被告於原審雖聲請傳訊刑事警察局負責本案鑑定之人及證人韓逸榛，以究明前開變更申請書法定代理人欄「鄭景怡」三字並非被告偽造；以及韓逸榛於民國107年10 月有至被告住處，親見鄭景怡簽名，且此要保人變更不影響蔡○綸之權益等事項。然原審法院斟酌前揭相關事證，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並無再調查上開事項之必要，已於判決理由內加以敘明。從而，原審就此未再行無益之調查，尚無調查未盡之違法可言。被告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審調查未盡一節，依上述說明，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第三審為法律審，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故於第二審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而資為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本件依卷內資料，鄭景怡所指訴蔡樞豪涉嫌與被告共同為本件行使偽造私文書行為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調偵續字第58、59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查。而檢察官於原審始終未曾主張蔡樞豪有與被告、韓逸榛共同為本件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行為，被告所涉詐欺部分因而成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罪等情。乃其於上訴本院後，始為上開主張，顯係在第三審主張新事實，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被告於原審始終未曾提出韓逸榛於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請假單，及鄭景怡與蔡樞豪間自107年10月1日至11月13日以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乃其於上訴本院後始行提出，亦係在第三審提出新證據，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六、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倘其量刑合於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已敘明第一審判決如何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包括被告為其子蔡樞豪之不法利益，為本件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犯行之動機，及其犯後並無表達確實之悔意，且未能取得鄭景怡之諒解等犯後態度），而為量刑，認其量刑並無不當而予以維持，經核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自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且已審酌被告之犯罪動機及犯後態度，尚難遽指為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謂被告犯罪動機乃為泯滅人性之報復行為，加以其於庭外之態度惡劣，未有調解之真意，自應對其宣告不得易科罰金之刑度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七、原判決於其事實欄認定：被告與韓逸榛共同意圖為蔡樞豪之不法利益，基於詐欺得利、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由被告以不詳之方法，在中國人壽保險公司契約內容變更申請書法定代理人欄，偽造「鄭景怡」簽名1枚，再持交不知情之蔡樞豪在新要保人簽章欄簽名，復在中國人壽保險公司，由韓逸榛行使遞交，表示系爭保險之法定代理人鄭景怡同意變更要保人為蔡樞豪之意思等情；並於論罪理由說明被告偽造簽名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等旨，核其論斷，於法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未論以偽造私文書罪為違法，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八、檢察官及被告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係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為違法，或單純為事實上之爭執，暨其他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依上說明，應認其等關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偽造準私文書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其等對於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重罪部分之上訴，既不合法律上之程式而應從程序上駁回，則與該罪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詐欺得利輕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第4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第一、二審均為有罪之論斷），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一併加以審理，亦應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江翠萍法　官張永宏法　官林怡秀法　官林海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2025-03-13

TPSM-114-台上-611-20250313-1

台上

最高法院

妨害秩序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46號上訴人林辰翰仝祐嘉范宇翔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848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6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林辰翰、仝祐嘉、范宇翔（以下除分別載稱姓名者外，以上3人合稱為上訴人等）之科刑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①林辰翰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刑（一行為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強制罪，處有期徒刑7月）；②仝祐嘉、范宇翔均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刑（俱一行為觸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強制罪，仝祐嘉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范宇翔處有期徒刑7月【累犯】），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上訴人等之上訴意旨略稱： 是否構成「脅迫」之行為態樣，應具體評價，被害人蔡子右證稱其係自願上車，且上訴人等有向蔡子右提及是否要報警處理，報警既係合法行為，顯見蔡子右跟隨上訴人等乘車離去，並未違反其意願，上訴人等自無脅迫情事。原審以蔡子右被通緝，為免遭警逮捕被迫上車，非出於自願，棄蔡子右之證詞不顧，將上訴人等揚言報警之合法行為汙以脅迫手段，自屬判決違法。 本案起因係林辰翰與蔡子右個人租車糾紛，自僅會針對蔡子右個人，而無波及他人之可能，且蔡子右乘車與上訴人等離開並未違反其意願，而蔡子右上車後，上訴人等也離開，亦未逗留，難認有外溢造成該場合之公眾危害、或使他人遭波及之可能。原審漏未審酌前開情形，逕以地點位於路口，且係附近住戶聽聞騷動而錄影拍攝報警始啟偵查為由，認上訴人等之行為已波及蔓延該公共場所附近之社區住戶、用路人之安寧秩序，顯係將看熱鬧群眾之行為誤為評價，亦屬速斷。 原審以第一審認上訴人等係徒手毆打蔡子右，並未認定有脅迫行為，與事證未合為由予以撤銷，顯已重新認定犯罪手段，且既認上訴人等未毆打蔡子右，犯罪情節理應較第一審輕微，然原審就上訴人等仍分別諭知與第一審相同之執行刑，未就無毆打蔡子右之量刑基礎重新評斷與說明，有漏未審酌量刑因子、罪刑不相當及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情事，並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等語。惟查： 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㈠原判決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明認定上訴人等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因林辰翰與蔡子右有租車糾紛，乃透過張耀駿（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將蔡子右約至○○市○○區○○路與環河路口處之公共場所，林辰翰竟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1月24 日晚間10時10分許前糾集仝祐嘉、范宇翔、葉昌洋（業經第一審判處罪刑確定）及姓名不詳之2名成年男子（下稱甲、乙），分乘4部自用小客車在該處欲圍堵蔡子右，嗣蔡子右於同日晚間10時10分許抵達，上訴人等、葉昌洋及甲、乙即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及強制之犯意聯絡，由范宇翔、葉昌洋分別抓住蔡子右左右手，欲將蔡子右拉上其中1輛白色自用小客車，范宇翔及甲、乙則持不明長條狀物品圍繞蔡子右，防止蔡子右逃脫，蔡子右掙扎不欲上車，甲、乙中1人上前踢踹蔡子右1腳、另1人持不明長條狀物品作勢要毆打蔡子右，令蔡子右上車，蔡子右見其等人多勢眾，無力掙脫，被迫曲從，而坐上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由葉昌洋駕駛該車輛搭載蔡子右離去，以此共同對蔡子右實施強暴、脅迫，並妨害其自由離去之權利及使其行無義務之事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另對於上訴人等否認犯行，均辯稱：蔡子右要我們不要報警，他是自願跟我們上車的，我們沒有強迫或毆打他等語，以及其等之原審辯護人為其等辯護稱：上訴人等均否認有毆打蔡子右，而蔡子右歷次警詢也都陳述他沒有遭到毆打，卷證資料中並沒有蔡子右的驗傷單，唯一之證據僅係蔡子右突然在事發2、3年後之第一審時改稱他現場被打得很慘，證詞前後矛盾，足認蔡子右前揭改稱遭受毆打，尚有可議，且上訴人等都有提到，他們到現場就有跟蔡子右說要報警處理，而蔡子右自己也提到因為他是通緝犯，懼怕警方到場，所以要求不要報警，因此他自願與上訴人等離去去找車，加上警方提出的錄音檔也有錄到上訴人等有提到報警處理，足認上訴人等並無妨害蔡子右離去之情，從而，上訴人等所為應沒有達到強暴、脅迫之程度，與刑法第150條所定構成要件不相符等語，如何均認與事實不符而無足採等情，詳予指駁。　㈡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調查職責未盡、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㈢再： ⒈109年1月15日修正刑法第150條第1項妨害秩序罪之立法理由揭示「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等旨，該罪係抽象危險犯，擬制有該行為即會發生立法者所預設之危險。然該罪保護之法益既係公眾安全及安寧秩序不受侵擾破壞，所指「強暴脅迫」，如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自屬該當，如係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仍以所實施強暴脅迫之原因、對象或方式已具備危害公共安全之典型危險為必要。於憑藉聚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外溢危害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者，固然屬之，倘被害人係經隨機選取，或因隸屬於特定群體之身分而受害，或其他施強暴、脅迫之情狀，足以侵害不特定多數人對於生命、身體或財產免於恐懼之安全感者，亦仍屬之。行為人主觀上僅須對該危害狀態有所認識，仍執意為之，並不以其目的在擾亂公共秩序為必要。至於行為人是否主觀上有所認識及客觀上有致公眾或他人危害、恐懼不安之虞，乃委由事實審法院依社會一般之觀念，為客觀之判斷。原判決已說明如何依據上訴人等之部分陳述，參酌卷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相互勾稽、綜合判斷，而為不利於上訴人等之認定；並說明：臺中市大里區爽文路與環河路口係一般用路人均可隨時經過之處，自屬公共場所，上訴人等糾眾在此，又以上開抓住蔡子右左右手強拉、踢踹及持不明長條狀物品作勢要毆打等強暴、脅迫方式，迫使蔡子右上其等所駕之車離去，致附近居民聽聞騷動聲響而錄影報警處理，客觀上影響人民安寧及對公共秩序有顯著危害，且該強暴、脅迫雖係對蔡子右而為，但已外溢到該處附近住戶、用路人人身安全之危害等旨，並未認定上訴人等有以報警處理為脅迫蔡子右之手段，所為論斷，與卷內資料並無不符，亦無對其有利之證據不予判斷情事，核與經驗及論理法則不相違背。又本罪為抽象危險犯，以聚眾施強暴脅迫行為只要造成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寧之危險即可，不以行為時具體使公眾生恐懼與不安以肇致社會治安與秩序產生危害為必要，已如前述，縱上訴人等未對蔡子右以外之人施以強暴、脅迫，亦不足以為其等有利之認定。 ⒉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即難謂違法。而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故其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或為指摘。是原判決縱未逐一列載量刑所審酌事項之全部細節，於結果並無影響。又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規定「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此即學理上所稱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旨在避免被告畏懼因上訴招致更不利之結果，而輕易放棄上訴權。而其既謂「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可見僅在禁止第二審法院加重第一審判決之刑，並未禁止諭知與第一審判決相同之刑。且藉由前述拘束第二審法院之刑罰裁量，即足以保護被告利益，使其得充分、自由行使其上訴權。倘謂第二審法院僅得諭知較第一審判決更輕之刑，無異積極鼓勵被告上訴，已逸脫該原則保護被告上訴決定自由所必要之程度。是以，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應僅限於禁止加重，而非必然減輕。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等之科刑判決，業以上訴人等本件犯罪責任為基礎，對其等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輕重應審酌之事項分別加以審酌，且所量處之刑，均未逾法定刑度，亦無濫用量刑職權及有違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情事，尚難率指為違法。何況，原判決既認定上訴人等與葉昌洋、甲、乙係共同正犯，而本件係以范宇翔、葉昌洋分別挽住蔡子右左右手，甲、乙其中1人踢踹蔡子右1腳、另1人持不明長條狀物品作勢毆打，命令蔡子右上車之強暴、脅迫方式，迫使蔡子右曲從，上車離去，其餘之人並無毆打蔡子右（見原判決第2、17頁），雖未如第一審判決所認定其等均徒手毆打蔡子右，然共同正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之行為，應同負全部責任，並應就全部犯罪結果負其責任。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等與其他共犯係以上開強暴、脅迫方式犯本案，較之第一審判決僅認定有以徒手毆打之強暴方式，已有擴張，原判決將上訴人等部分撤銷改判，仍均量處與第一審判決相同之刑度，揆諸前揭說明，與刑事訴訟法第370條規定無違，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㈣上開上訴意旨所指各節，或係就無礙於事實認定之事項，或係重執上訴人等在原審辯解各詞及其等個人主觀意見，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俱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上訴人等之其他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綜上，應認上訴人等對原判決關於得上訴第三審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名部分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俱予駁回。又：上訴人等所犯刑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罪名（按：第一審就此部分亦為有罪判決），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縱該罪名與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名部分，具有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關係而為裁判上一罪；但上訴人等對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名部分之上訴，既屬不合法而應從程序上予以駁回，無從為實體上判決，則對於強制罪名部分，亦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而為實體上審判。上訴人等對原判決關於強制罪名部分之上訴亦不合法，併俱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陳如玲法　官李麗珠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2025-03-13

TPSM-114-台上-746-20250313-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081號上訴人王皖龍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10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969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8757、12956、1494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原判決認定上訴人王皖龍有如其事實欄所載提供其在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所申辦之2個帳戶資料，給姓名不詳的人使用之幫助洗錢等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規定，從重論處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刑(下稱幫助洗錢罪，並想像競合犯幫助詐欺取財罪），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折算標準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伊雖曾向銀行貸款，然未曾向代辦業者申辦貸款，因此相信對方說詞，才在銀行帳戶上設定約定轉帳及交付2個銀行帳戶資料，但僅告知1個帳戶密碼，並非刻意提供另個帳戶密碼，應係伊或銀行行員將之記載在存摺內頁上，對方取得存摺時一併知悉，伊並無幫助洗錢之犯意，原審未查明上情，亦未依伊之聲請，查詢對方使用門號之申辦人資料，並傳喚該申辦人到庭，以證明伊確實受騙，遽認伊有本件幫助洗錢等犯行，顯有不當。又伊需照顧癱瘓父親，及負擔一家生活開銷，原審未依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第2點第1項關於「如受刑之執行，將使其家庭生活陷於困境」之規定，對伊所處刑期為緩刑之宣告，亦有違誤云云。三、惟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未違反相關證據法則，且敘明其得心證之理由者，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不利於己之陳述，佐以其附表所載告訴人等之證詞，及卷附上訴人帳戶交易明細、申辦網路銀行、異動、約定轉帳帳戶、使用網路銀行轉帳紀錄、語音/網銀主檔歷史查詢、語音/網銀國內轉出轉入帳號歷史查詢、其附表所示非供述證據，暨案內其他相關證據資料，經綜合判斷，認定上訴人有幫助洗錢等不確定故意，說明略以：上訴人雖辯稱係相信代辦公司之說詞，交付銀行帳戶資料供辦理貸款之用云云，然申辦貸款，縱需提供銀行帳戶供日後匯入核准款項之用，豈有一併告知密碼之理，亦無同時交出2個銀行帳戶資料之必要，更無要求申貸人先行將所交付銀行帳戶辦理約定轉帳之可能。上訴人身為公司負責人，具有相當社會工作經歷，並曾向銀行申辦貸款成功，對申辦貸款當無要求借貸者交付銀行帳戶資料暨密碼等常識，及銀行帳戶暨密碼交給不詳姓名之人，將失去對該帳戶掌控權，可能使該帳戶成為他人之犯罪工具等情，實難委為不知。竟仍依對方指示辦理數個約定轉帳帳戶，並將其銀行帳戶暨密碼等資料交付不詳姓名之人，而該等約定轉帳帳戶，即為嗣後詐欺集團成員將匯入上訴人帳戶內之詐欺款項，再行匯出之帳戶，因而不採信上訴人前揭辯詞，認為其主觀上有縱發生洗錢之犯罪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認定上訴人有本件被訴洗錢等犯行，並敘明上訴人將其銀行帳戶暨密碼等資料交付不詳姓名之人，容任對方使用而幫助洗錢之事實已臻明確，並無調取對方使用門號之通信紀錄、使用者資料之必要等旨綦詳，核其論斷，俱有卷內資料可資佐證，尚無違反經驗、論理及相關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述於不顧，仍執其在原審之相同辯詞，主張因欠缺向民間貸款經驗，而被人所騙，並無幫助洗錢之主觀犯意云云，指摘原判決認定其犯幫助洗錢罪為不當，無非係對原審之證據取捨，徒憑己意為不同評價，再為事實之爭辯，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緩刑之諭知，除應具備一定之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此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自有權斟酌決定。故倘裁量結果，認為不宜而未為緩刑宣告者，本無違法可言。至於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僅係供法院參考，並非符合該要點所定之形式要件，即應諭知緩刑。上訴人執此指摘原判決違法，尚非有據。五、是本件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執前揭不為原審所採信之同一陳詞，就原審適法職權之行使，及原判決已述明之事項，再為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其對幫助洗錢罪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前揭重罪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駁回，則與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幫助詐欺取財輕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為第4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復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例外情形，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之審理，該部分之上訴同非合法，應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法　官林靜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2025-03-13

TPSM-114-台上-1081-20250313-1

台上

最高法院

妨害秩序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47號上訴人陳國豪洪忠鋒共同選任辯護人陳旻源律師上訴人陳朝源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702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9、1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以上訴人陳朝源經第一審判決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共同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刑後，檢察官及陳朝源均提起第二審上訴，並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陳朝源部分之量刑，改判量處如原判決主文第5項所示之刑；另認定上訴人陳國豪、洪忠鋒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陳國豪、洪忠鋒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論處陳國豪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罪刑、洪忠鋒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刑，及諭知相關之沒收，已載述量刑審酌之依據及裁量的理由，暨依調查證據結果，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三、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依憑陳國豪、洪忠鋒不利己之供述（陳國豪、洪忠鋒均坦承案發當時在場，洪忠鋒並對於其當時手持空氣槍等情不爭執），佐以證人陳品豪、蔡堉恩、岩本和真（業經判刑確定）、少年盧〇義、林〇愉(後2人均民國00年0月生，名字皆詳卷，所涉非行均由少年法庭審理)等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及卷附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光田醫療社團法人光田綜合醫院沙鹿院區診斷證明書、第一審勘驗筆錄，暨扣案木棒球棍1支、鋁棒球棍1支、木棍2支、空氣槍1支、辣椒水1支等證據資料，經綜合判斷，認定陳國豪、洪忠鋒有上開犯行，並說明陳國豪否認犯行，辯稱：案發當天係受洪忠鋒之邀約而前往沙鹿探視洪忠鋒的小孩，途經案發現場，見有廟會、陣頭活動，便停車觀看，洪忠鋒喊「打起來」、「打起來」，其便下車站在馬路旁觀看云云；洪忠鋒否認犯行，辯稱：其與陳國豪、于克強（未經起訴）原本要前往沙鹿區看小孩，臨時看到廟會活動而在案發現場，未久看到陳朝源等人駕車抵達，且陳朝源等人下車與人互毆，其便下車喝止，其雖有在場，但並無傷人云云，如何不足採信。暨陳國豪、洪忠鋒與陳朝源、岩本和真、盧〇義、林〇愉等人先在陳國豪所經營之允陽土地開發有限公司（下稱允陽公司）會合後，攜帶空氣槍、棍棒等兇器，分乘2部車前往現場，其等顯係預謀犯案。抵達現場後，陳國豪指稱陳品豪「就是這個，給他死」，陳朝源等人隨即分持兇器攻擊陳品豪，再酌以陳品豪證稱其與陳國豪間有詐賭涉訟之紛爭，多年來屢遭陳國豪出言恫嚇，則陳國豪謀議對陳品豪實施強暴行為，糾集洪忠鋒、陳朝源、岩本和真、盧〇義、林〇愉等人趁陳品豪參加廟會活動之際，無視案發地點為公共場所，且有眾多信徒在場，仍分持兇器攻擊陳品豪，並無端波及在場之蔡堉恩，陳國豪等人之行為顯已外溢而波及他人，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恐懼不安之感受，其等人主觀上均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自堪認定。所為論斷，俱有卷內資料可資佐證補強，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尚非原審主觀之推測，核與證據法則無違。再者，陳品豪於警詢、偵訊時雖供稱：與陳國豪間有債務糾紛，陳國豪經營賭場，但因詐賭，我有去法院告他，最近最高法院才判決，導致陳國豪名下的財產被扣押，他被判賠新臺幣（下同）1,200多萬元，可能因此心生不滿報復我等語。然似無其所稱判賠1, 200多萬元之判決，惟陳國豪確有共同圖利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提供○○市○○區○○路0段700 號2樓（下稱環中路賭場），作為其與其餘共犯經營供不特定賭客賭博財物之場所，且陳品豪有於106年2月8日晚間至翌日凌晨1時許，前往環中路賭場賭博，並因此賭輸陳國豪約900萬元，嗣陳品豪僅給付陳國豪40萬元賭債，其餘部分均未清償等事實，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8年度易字第998號判決論處陳國豪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處有期徒刑6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660萬元及手錶1支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於陳國豪被訴因屢次向陳品豪催討賭債，陳品豪仍遲未清償，陳國豪與數名不詳人士共同向陳品豪恫稱：若不處理賭債，要陳品豪及其子出門躲好等語，致陳品豪心生畏懼，因認陳國豪另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部分，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嗣檢察官不服該判決提起上訴，為原審法院判決上訴駁回，有該院110年度上易字第789號判決可稽。則原判決事實欄認定陳國豪因與陳品豪間曾有賭債糾紛，心有不滿，竟基於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首謀犯意及傷害犯意聯絡等情，及於理由欄說明陳品豪證稱其與陳國豪間有詐賭涉訟之紛爭，多年來屢遭陳國豪出言恫嚇，陳國豪應是因此訟爭而心有不滿，企圖以強暴方式迫使陳品豪解決債務紛爭等旨。難認與上揭判決認定之事實及說明有所出入，至於陳品豪於警詢、偵訊提及陳國豪被法院判賠1,200多萬元部分，原判決並未採用作為判決內容。再者，陳國豪、洪忠鋒與岩本和真、盧〇義、林〇愉等人既於出發前先在陳國豪所經營之允陽公司會合後，攜帶空氣槍、棍棒等兇器，分乘2部車前往現場，而預謀犯案，且案發現場之監視器有其錄影之角度範圍，何況原判決已綜合卷內證據，認定陳國豪確有稱「就是這個，給他死」等語。因此，無從因陳國豪未與陳朝源或林〇愉、盧〇義共同出現，即推論陳國豪未稱「就是這個，給他死」等語。另第一審勘驗筆錄已載明洪忠鋒當時左手平舉指向對方，右手則拿著類似手槍之物品，以上情況亦經洪忠鋒當庭確認無誤，可見洪忠鋒確有於現場持兇器施強暴之行為。陳國豪、洪忠鋒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述於不顧，陳國豪仍執陳詞，謂伊與陳品豪間並無詐賭之金錢糾紛，陳品豪亦未對伊提起民事訴訟，陳品豪與伊，是否確有詐賭涉訟之紛爭，即非無疑。另依第一審之勘驗筆錄，伊既未與陳朝源或林〇愉、盧〇義共同出現，不可能朝陳品豪稱「就是這個，給他死」等語，原判決僅以陳品豪有瑕疵之單一指訴，遽認伊觸犯上開罪名；洪忠鋒謂其無對陳品豪攻擊之強暴行為，原判決逕以陳品豪有瑕疵之指訴，認定伊有對陳品豪攻擊施暴，有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云云。分別指摘原判決認定其2人觸犯上開罪名為不當，無非對原審證據取捨、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徒憑己意，再為爭辯，均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四、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係指如不問被告成立累犯之前案情節，是否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所指因素，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有違憲法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並非前後所犯之罪的罪質不同，即不適用累犯規定。換言之，法官認定被告符合累犯規定後，仍得就個案行使裁量權，檢視是否加重其刑，與被告前後所犯各罪之罪質是否相同，並無必然之關連。又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若檢察官已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自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本件檢察官於起訴書已指明陳國豪前因妨害自由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以109年度上易字第426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09年6月2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在卷可稽，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其前案之犯罪類型、罪質、手段與法益侵害結果，雖與本案不同，然均屬故意犯罪，彰顯其法遵循意識不足，佐以本案之犯罪情節、其個人情狀，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可能使其所受刑罰超過其應負擔罪責之疑慮，而請求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等旨。原審審理時，審判長提示陳國豪之前案紀錄表，並告以要旨，陳國豪表示無意見等語。檢察官則主張陳國豪有前開前案執行完畢之紀錄，其於5年內再犯本案，符合累犯規定，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請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有原審法院113年10月30日審判筆錄在卷可憑。是檢察官已就上訴人構成累犯之事實有所主張，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原審亦已踐行調查、辯論程序，則原判決敘明陳國豪前因上揭前案犯行，經法院判刑確定，並執行完畢，其受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審酌其前案與本案犯罪，均屬故意犯罪，且前案為妨害自由與本案妨害秩序均係對被害人實施暴力犯行，顯見前案有期徒刑執行並無顯著成效，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適用累犯規定予以加重其刑，不生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導致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形，而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已說明裁量加重其刑之理由，於法尚無不合。陳國豪上訴意旨置原判決適法之說明於不顧，以其前案係犯妨害自由罪，與本案所犯之罪名、罪質及保護法益均有不同，且檢察官未能證明伊對刑罰之反應力薄弱，原審亦未予以調查，竟予加重其刑，有違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暨應調查而未調查之違法云云。依上說明，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量刑輕重，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或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已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相關之一切情狀，依卷存事證就陳朝源之犯罪情節，及行為人屬性等，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裁量權，就其所犯上開罪名量處有期徒刑8月。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復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漏未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狀或濫用裁量權、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另原審以陳朝源所為不合於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要件，因而未依該規定酌減其刑。且未依該規定減輕其刑，並無說明理由之必要。陳朝源上訴意旨以其所為未發生重大危害，犯後已有悔悟，於偵審中坦承犯行，又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犯後態度良好，家中有甫出生之未成年子女待照顧，情堪憫恕，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且未敘明刑法第57條所列之一切情狀而為量刑，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云云。係就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及對原審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尚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六、綜合前旨及陳國豪、洪忠鋒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陳國豪、洪忠鋒及陳朝源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皆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何俏美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功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2025-03-13

TPSM-114-台上-747-20250313-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號上訴人蔡沇錄選任辯護人陳世雄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9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9233、4380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蔡沇錄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 第1項之詐欺銀行罪刑（一行為觸犯詐欺銀行罪、刑法第339條之 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 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2年，並諭知附條件緩刑5 年），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稱： 本件僅冠森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冠森公司）有支付良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有公司）興建鳳凰水岸建案（即冠森公司於民國104年間在上訴人所有之本案13筆土地上興建一般事務所及旅館之新建工程）工程款之義務，上訴人僅為地主，並無建築款項周轉之壓力，且上訴人所有之本案13筆土地淨值高達新臺幣（下同）22億元，遠逾本件融資總金額16.4億元甚多，自無甘冒刑責，共同對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銀行）圖謀不法所有之必要。原審未說明上訴人與李賢士（冠森公司負責人，業據原審判處罪刑並諭知附條件緩刑確定）、李卿夋（冠森公司股東、李賢士之子，業據原審判處罪刑並諭知附條件緩刑確定）、蔡進財（良有公司之負責人，已於108 年6月18日歿）等人究係如何取得共識，難謂無證據調查未盡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依原判決之認定，元大銀行就本件建築融資案分為甲項及乙項。其中甲項授信係由地主提供土地設定抵押權登記，即可全額撥貸，此部分業據上訴人提供本案13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並獲得全額撥貸，就此部分而言，上訴人自無施詐致元大銀行陷於錯誤之情形；乙項授信則係建築融資，是按照工程進度分次動用，涉及李賢士、李卿夋及蔡耀德（蔡進財之子，蔡進財死亡後由蔡耀德擔任良有公司負責人，原審另行判處罪刑，並諭知附條件緩刑）等人之施工專業情事，自非僅為地主之上訴人所能掌控，能否認為上訴人就乙項部分與其他被告有共識，自有疑慮。況依授信合約之記載，冠森公司係借款人，亦係其與良有公司簽訂委建契約，上訴人僅任連帶保證人，亦無與李賢士、李卿夋及蔡進財共同施詐之必要。　 依證人即時任元大銀行民生分行資深協理之貸款承辦人袁大翔於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詢問（下稱調詢）時所述，可見其主要均是與蔡進財聯繫、討論，且核貸時已確信本件如准貸，風險偏低及還款能力無虞。而證人陳月娟於調詢時亦稱本案係李賢士與蔡進財同意後，李卿夋跟蔡佳樺（蔡進財之女，擔任良有公司會計；原審另行判處罪刑，並諭知附條件緩刑）才著手去做。是本件應僅屬冠森公司之李賢士及良有公司之蔡進財所為，上訴人縱消極知情，但僅係建案基地所有人及連帶保證人，實無甘冒重刑之必要，堪認上訴人與蔡進財等人並無犯意聯絡及積極參與犯行之分擔行為。況本案保證人之一黃政勇既是良有公司股東，也是上櫃公司德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昌公司）負責人，若良有公司興建過程出現困難，可由德昌公司接手及黃政勇負責，此亦為元大銀行同意本件融資之主要原因。能否猶認元大銀行於審核冠森公司提出之營建成本金額、徵授信、擔保品鑑價本案工程標單及本案興建計畫書等文件後確有陷於錯誤之情事？原判決就上開有利於上訴人之證述，未予調查釐清，亦未說明其不足採信之理由，遽採上訴人之自白，自有違證據法則，並有證據調查未盡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就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有明知之故意，卻未論敘其依憑，且上訴人主觀上究係出自明知之直接故意抑或有預見之間接故意，或並不知情，攸關上訴人是否亦構成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之罪責，原判決未詳論其認定之依憑，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僅與李賢士有原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二之㈠、㈡等犯行，而李賢士除此之外，尚有事實欄二之㈢犯行。可見上訴人之犯意與犯行均較李賢士為輕，然原判決均判處其等同一刑度即有期徒刑2年，並均諭知緩刑5年，以及應向公庫支付同一金額1,200萬元，此之量刑依憑，並無隻字片語提及，已見原判決未以上訴人及李賢士間各別犯罪動機、目的、犯罪之手段、角色、地位、分工情節、實施、參與時間、犯罪所生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刑法第57條事項及其等責任為基礎，作為量刑審酌之依據，自與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有違，不足以保障上訴人之訴訟權，其量刑確有過重，自有量刑失入之不當違誤等語。　惟查： 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㈠原判決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明認定上訴人有事實欄二之㈠所載，與李賢士、李卿夋、蔡進財（以下與上訴人、李賢士、李卿夋合稱李賢士等4人）、蔡佳樺、蔡耀德等人為使鳳凰水岸建案取得元大銀行建築融資及能將元大銀行核准授信額度全數動用等目的，李賢士等4人共同意圖為冠森公司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銀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而蔡佳樺、蔡耀德則基於縱使與李賢士等4人詐欺銀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亦不違背其等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及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共同與李賢士等4 人形成犯意聯絡而接續為如該事實欄所載之詐欺元大銀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以及事實欄二之㈡所載，與李賢士、李卿夋明知冠森公司與原判決附表三至六所示公司間，並無實際進項交易之事實，仍與陳月娟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而接續為如該事實欄所載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㈡經核原判決關於上訴人部分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調查職責未盡、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㈢再： ⒈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固規定，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但應行調查之證據範圍，在同法並未定有明文，該項證據，自係指第二審審判中已存在之證據，且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又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固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然此所謂之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自白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自白之真實性即已足；且得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被告之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自白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原判決已敘明如何以上訴人及同案被告李賢士、李卿夋等人之自白，佐以卷內相關證據資料以為補強證據，交互參酌而為認定；並就如何認定上訴人分別與李賢士、李卿夋、蔡進財、蔡佳樺、蔡耀德間就事實欄二之㈠犯行；與李賢士、李卿夋、陳月娟間就事實欄二之㈡犯行，具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等旨，均詳論其依憑，並非單以上訴人不利於己之自白，作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之唯一證據，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違背證據法則。何況，依卷內資料，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判期日，經原審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均答稱：「無」（見原審卷二第263至264 頁）。原審認上訴人本件犯罪之事證已明，未再贅為其他無益之調查及說明，亦難謂有調查證據職責未盡及判決理由欠備之違誤。又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罪，與詐欺罪同屬即成犯之性質，上訴人此部分犯行既已明確，縱事後清償完畢或已完成建築或有保證人足以代為完成建案，仍不影響於此部分事實之認定。　　 ⒉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即難謂違法。又刑法上之共同正犯，雖應就全部犯罪結果負其責任，但科刑時，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情狀，分別情節，為各被告量刑輕重之標準，尚難相互援引，比較量刑孰輕孰重。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部分之科刑判決，已敘明如何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並依銀行法第125 條之4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再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所量處之刑，核未逾法定刑度，亦無濫用量刑職權，更非僅以犯意及犯行為量刑唯一依據，尚難率指為違法。㈣上開上訴意旨所指各節，或係就無礙於事實認定之事項，或係重執上訴人在原審辯解各詞及其個人主觀意見，就原審採證認事、量刑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俱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上訴人之其他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關於其部分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綜上，應認上訴人對原判決關於其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陳如玲法　官李麗珠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2025-03-13

TPSM-114-台上-7-20250313-1

台上

最高法院

偽造文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15號上訴人黃喜松選任辯護人李泰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6號，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123號，111年度偵字第16 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黃喜松有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共同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刑，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載述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三、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所稱「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有調查必要，且有調查可能性之證據而言。若法院認為待證事實依據卷內相關證據已臻明瞭，別無再調查其他證據之必要者，縱未再調查其他證據或傳訊相關證人，亦不能遽指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上訴人於原審準備程序並未聲請調查證據，有原審民國113年6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稽。且原審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均答稱：無等語，有113年8月22 日原審審判筆錄在卷可憑。則原審綜合卷內證據，以上訴人雖非○○縣○○鎮○○路OO-O號「關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關山汽車公司)之登記負責人（按登記負責人為上訴人之女友黃○英），但係該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關山汽車公司受交通部公路總局臺東區監理站委託辦理車輛檢驗業務，上訴人共同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之事證已明，不再為其他無益之調查，自不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謂其僅係關山汽車公司之行政管理，又無驗車執照，更未從事驗車業務。原判決未傳訊黃○英或調閱相關委託之文書，即認定伊係受委託從事公務，於法不合，有重要事證漏未調查之違法云云。依上述說明，自非依據卷內資料執以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共同正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同正犯之利益，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同正犯犯罪事實之認定。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應求諸於該共同正犯自白以外其他與犯罪有關之證據，且所謂補強證據，並不以證明全部事實為必要。本件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不利於己之供述（對於其係關山汽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潘福榮、鄭百山為公司員工，公司有受監理站委託辦理車輛檢驗業務，暨起訴書附表所示之檢驗日期，潘福榮、鄭百山有在公司之電腦設備檢驗紀錄表「檢驗結果」欄為不實勾選，及將不實資料上傳至公路監理系統等事實不爭執），佐以潘福榮、鄭百山、徐駿騰（前揭3人業經判刑確定）等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及卷附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車輛檢驗紀錄表及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勘驗報告等證據資料，經綜合判斷，認定上訴人有上開犯行，並說明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未曾對潘福榮及鄭百山說：「大型車輛可以讓它過就讓它過，不要一板一眼。」、「泵浦車不要太嚴格，能放水就放水。」等語；且關山鎮僅關山汽車公司一家檢驗廠，並無同業競爭壓力，況伊在宜蘭、花蓮、臺東有13家租車行，又經營民宿業，高雄、屏東地區亦有數個驗車修理場，不可能對潘福榮及鄭百山作違法指示，潘福榮及鄭百山所述前後不符，不可盡信云云，如何不足採信，說明潘福榮及鄭百山若非受上訴人一再指示，當無自行冒著被查辦及撤銷執照之風險，為不實檢驗。且其2人在偵查之初即坦承犯行，而偽造文書罪並無供出共犯得以減輕其刑之規定，實無坦承犯行，再攀咬上訴人之必要。另上訴人於多角化事業經營版圖下，除追求業績外，為減少被客訴、籠絡客群做人情，而作出放水指示，亦有合理動機。至於證人張清吉之本職並不負責關山汽車公司之檢驗車輛業務，而係在上訴人經營之關山會館擔任管理職務，由於其亦具有檢驗員證照，故偶爾在潘福榮、鄭百山其中1 人請假時前往代班，但即使前往代班，亦不負責前段人工檢驗之業務，僅處理後段由儀器判定部分之業務，故甚少參與上訴人及潘福榮、鄭百山之會議，則其證稱未聽到上訴人有要求放水之指示等語，無從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且上訴人要求放水之指示，與本案原判決附表檢驗車輛之行使不實準公文書之結果，在客觀上有因果關係，上訴人與潘福榮、鄭百山間有共同之犯意聯絡。所為論斷，並未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又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與潘福榮、鄭百山係共同正犯，而潘福榮、鄭百山於第一審均係自白犯行，且依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其2人之自白與陳昭安、林春木及陳美珍之供述（均證稱係將車牌拆下〈或由他人〉後，以樣板車送檢驗等事實）相符。換言之，潘福榮、鄭百山二人之自白，有陳昭安、林春木及陳美珍之證詞作為補強證據。潘福榮、鄭百山2人之自白既有其他補強證據，足以證明其2人自白犯罪事實之真實性，則原審以其潘福榮、鄭百山之證詞作為上訴人犯行之補強證據，難認有違補強法則。再者，雖不同車輛有不同之引擎號碼。惟鄭百山於第一審證稱：驗車時有關車輛之外觀、引擎號碼、車牌號碼必須用人工看是否符合，不是透過機器去判別等語。而如上述，陳昭安、林春木及陳美珍均證稱係將車牌拆下後，以樣板車送檢驗。則在檢驗者有意放水之情形下，自能輕易蒙混過關。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斷於不顧，仍執陳詞，謂潘福榮、鄭百山已分別證稱：上訴人並未為不法之指示；鄭百山更證稱：係其錯誤之聯想等語。可見伊與潘福榮、鄭百山不可能有犯意聯絡。又不同之車輛有不同之引擎號碼，若潘福榮與鄭百山有核實受檢車輛之引擎號碼，自可分辨係不同之車輛，其2人怠於檢查引擎號碼，卻將過錯歸罪係伊指示要便民，然伊自始未曾為不法之指示，本件欠缺潘福榮、鄭百山自白以外之補強證據，指摘原判決僅憑潘福榮、鄭百山之自白認定其觸犯上開罪名，違反證據法則云云。係對原審適法的證據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再為爭辯，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何俏美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功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2025-03-13

TPSM-114-台上-615-20250313-1

台上

最高法院

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

最高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台上字第218號上訴人翁水秋訴訟代理人陳樹村律師范馨月律師被上訴人翁秀蓉訴訟代理人謝佳蓁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9月18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重上字第13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理由 按上訴第三審法院，非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又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且提起上訴，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依民事訴訟法第469條之1規定提起上訴者，並應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另第三審法院應於上訴聲明之範圍內，依上訴理由調查之。同法第467條、第468條、第470條第2項、第475條本文各有明文。是當事人提起上訴，如依同法第469條規定，以原判決有所列各款情形之當然違背法令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有合於各該條款規定情形之具體內容，及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依同法第46 9條之1規定，以原判決有前條以外其他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條項，或有關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或成文法以外之習慣或法理、法則等及其具體內容，暨係依何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上述方法表明，或其所表明者與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即難認為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其上訴自非合法。　另第三審法院就未經表明於上訴狀或理由書之事項，除有民事訴訟法第475條但書情形外，亦不調查審認。 本件上訴人對於原判決提起上訴，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核其上訴理由狀所載內容，係就原審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所論斷：兩造為父女關係，被上訴人自民國74年3 月18日、4月11日依序登記為如原判決附表所示房屋及土地（下爭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起，尚難認其對之全無管理、使用及處分之事實。綜合兩造之陳述，證人劉添丁（承租人）、翁國雄、翁媛玲、翁陽青及蔡玉梅（依序為上訴人之子女、姪子及外甥女）之證述，及上訴人所舉證據資料，均無法證明兩造間就系爭房地有成立借名登記契約之合意。從而，上訴人主張終止借名契約，依民法第179條或類推適用民法第541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移轉登記系爭房地所有權，為無理由，不應准許等情，指摘其為不當，並就原審已論斷者，泛言理由不備、違反經驗、論理及證據法則，而非表明該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暨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並具體敘述為從事法之續造、確保裁判之一致性或其他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重要性之理由，難認已合法表明上訴理由。依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　 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4 條第1項、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林金吾法官陳靜芬法官蔡孟珊法官藍雅清法官高榮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　記　官　林沛侯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2025-03-13

TPSV-114-台上-218-202503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