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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38號上訴人即被告 RONALDO BICHAYDA GOZO 選任辯護人李兆隆律師上訴人即被告 OZARAGA JAMES LILANG 選任辯護人李承書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23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2730號、112 年度偵字第32728號，移送併辦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34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乙○○ ○○○○ ○○ 、甲○○ ○○○ ○○○ 均明知海洛因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1款所列之第一級毒品，亦屬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3項授權規定公告之管制進口物品，未經許可不得運輸或私運進口，且均已預見其等出國旅費由他人支付，僅需將不詳人士交付之內容物不詳物品轉交予不詳之人，即可獲有披索7萬5000元（依匯率1：0.56 計算，約為新臺幣4萬2000元）之高額報酬，依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極可能係替運毒集團運輸毒品，仍基於縱使運輸毒品及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且不問可能之毒品種類、級別為何，均不違背其等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而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Maann Chana」（起訴書誤載為「Mann Chan」，應予更正）、「Paul Lao」之成年人，共同基於運輸第一級毒品及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犯意聯絡，在民國112年間某日，「Maann Chana」指示乙○○ ○○○○ ○○ 尋覓1人共同自菲律賓運輸海洛因進入臺灣，乙○○ ○○○○ ○○ 即與甲○○ ○○○ ○○○ 聯繫，並由「Maann Chana」先給付披索3萬5000元作為2人來臺灣之機票費用。乙○○ ○○○ ○ ○○ 及甲○○ ○○○ ○○○ 於112年9月21日1 8時許，在菲律賓馬尼拉帕賽市SOGO飯店前，向「Maann Cha na」拿取行李箱2個（其內裝有夾藏海洛因之後背包、被套、瑜伽墊、彈性繃帶等物），「Maann Chana」同時交付乙○ ○ ○○○○ ○○ 美金1000元零用金，並指示乙○○ ○○○○ ○○ 至臺灣後與「Paul Lao」聯繫。乙○○ ○○○○ ○ ○ 及甲○○ ○○○ ○○○ 隨後返回飯店房間，將上開物品另行分裝至渠2人欲攜帶出境之2個行李箱內，再於翌日（22日）各自攜帶1個行李箱至機場辦理登機手續以搭乘飛機至臺灣，俟其等於同年月22日11時35分許，自菲律賓馬尼拉搭乘中華航空CI712號班機運輸上開毒品抵達臺灣高雄小港機場，在接受入境檢查作業時，經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察覺有異，當場扣得乙○○ ○○○○ ○○ 託運行李內之海洛因3袋（即附表編號1所示，拆封檢視實際數量20包，共計毛重4,095.79公克、純質淨重2,823.48公克）、背包 2個、行李箱1只、手機2支，以及甲○○ ○○○ ○○○ 託運行李內之海洛因6袋（即附表編號6所示，拆封檢視實際數量53包，共計毛重5,477.17公克、純質淨重3,700.11公克）、背包2個、行李箱2只、手機1支，而悉上情。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移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一第203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一、被告乙○○ ○○○○ ○○ （以下簡稱被告甲）部分：上揭犯罪事實，被告甲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雖否認被告甲○○ ○○○ ○○○ （以下簡稱被告乙）知悉上情而為其共犯，但皆坦承其運輸、走私上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犯行不諱（112年度偵字第32728號【下稱偵一（一）卷】第31 7頁、原審卷第96、178頁、本院卷一第199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於警詢、偵查之證述（見偵一（一）卷第93、 99-102、174-178頁、112年度偵字第32728號卷二【下稱偵一（二）卷】第242-243頁）大致相符，並有「Maann Chana 」、「Paul Lao」與被告甲之對話紀錄、被告2人間之Messe nger對話紀錄、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受執行對象為被告2人）、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照片、護照資料、被告2人之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資料、手機通訊資料及轉帳通知等在卷可稽（見偵一（一）卷第25-27、37-51、57-69、73-80、131-135、139-152、19 7-199、295-297頁、偵一（二）卷第65-70頁）。另本案扣得如附表編號1、6所示之物，經送鑑定結果，確檢出含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有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2年1 0月23日調科壹字第11223921520、00000000000號鑑定書附卷可參（見偵一（一）卷第265-266、269-270頁，鑑定結果如附表編號1、6所載）。綜上補強證據，堪認被告甲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二、被告乙部分：訊據被告乙固坦承有於事實欄所示時間、地點，以事實欄所載方式將藏有海洛因之行李箱自菲律賓運輸至臺灣之事實，惟否認有何運輸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犯行，辯稱：我主動問被告甲可否帶我出國，是他請我攜帶黑色行李箱登機，我對他非常信任，我當時沒有想太多，想說就幫他的忙，我不知道行李箱裡面藏有毒品，如果知道的話我不會來臺灣等語（見偵一（一）卷第93、98 、101頁、原審卷第29、96頁、本院卷一第14頁上訴狀、第1 63頁準備程序筆錄）；辯護人亦以：被告乙不知道行李中夾藏毒品，被告甲並未告訴他，且他是在菲律賓機場才知道甲要給他錢，並不是在提出要一同來臺灣時即知悉能賺錢，他來臺灣之目的是為了旅遊觀光，並非為了賺取金錢，從他與配偶間之對話紀錄可知其對於來臺灣一事充滿歡樂，足見主觀上並無運輸毒品或走私之犯意等語為被告乙辯護（見偵一（一）卷第256頁、原審卷第96頁、本院卷一第14頁以下）。經查：　㈠被告乙在112年間某日與被告甲聯繫後約定一同出國至臺灣，被告乙無須負擔出國旅費，且可獲得披索7萬5千元（約為新臺幣4萬2千元）之報酬；被告2人於出國前一日即112年9月2 1日18時許，在菲律賓馬尼拉帕賽市SOGO飯店前，向「Maan nChana」拿取裝有後背包、被套、瑜伽墊、彈性繃帶等物之行李箱2個，隨後被告2人返回飯店房間，將上開物品分裝至欲帶出境之2個行李箱，翌日由被告2人各自攜帶1個行李箱搭乘飛機至臺灣，俟被告2人於同年月22日11時35分許，自菲律賓馬尼拉搭乘中華航空CI712號班機抵達臺灣高雄小港機場，在接受入境檢查作業時，經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等事實，為被告乙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 168頁「不爭執事項」），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甲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之證述相符（見偵一（一）卷第9-10、14-16、2 0、190-193、316頁、原審卷第153-160、162-163頁），並有上揭被告甲部分之證據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可以先行認定。　㈡按認識為犯意之基礎，無認識即無犯意可言，此所以刑法第1 3條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又稱直接或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又稱間接或不確定故意）。故不論行為人為「明知」或「預見」，皆為故意犯主觀上之認識，所異者僅係前者乃行為者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故對於行為之客體及結果之發生，皆有確定之認識，並促使其發生，即行為者對構成要件結果實現可能性有「相當把握」之預測；而後者則係行為者對於行為之客體或結果之發生，並無確定之認識，但若發生，亦與其本意不相違背，即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之估算，祇要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為已足，其涵攝範圍較前者為廣，認識之程度則較前者薄弱，然究不得謂不確定故意之「預見」非故意犯主觀上之認識。而觀諸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之條文，均未規定「明知」，顯然該等條文規範包括直接故意及間接故意在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146號、101年度台上字第111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乙警詢及偵查時供稱：被告甲是我的乾爹，我跟他很久沒碰面，一年頂多見2、3次面，都只有用手機互相問好，我在臉書上看到他很多出國照片，有一次他打電話給我，問我想不想去旅遊，只要陪著他玩還可以賺7萬元披索，我沒有問他怎麼賺，因為我很興奮。剛好我公司有假，我就問他可不可以帶我一起出國來臺灣，來臺灣沒有任何行程，機票是由他預訂，且他說會全程支付旅途期間所有食宿、交通費用，並承諾會額外給我7萬元披索，我是覺得奇怪為何有7萬元披索可以分，在菲律賓的時候他沒有供應錢給我等語（見偵一（一）卷第98-99、101、175-177、310-311頁），及證人即同案被告甲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第二次來臺灣時（依其入出境資料顯示為112年8月7日至10日），有打電話給乙，當時我有提議要帶他來，我有跟他提到說我會給你零用金7萬元披索，他當時跟我說下次要帶著他一起。後來「Maann Chana」又委託我幫忙帶東西來臺灣，她說會出錢招待，幫忙出機票錢跟出國期間的花費，還向我表示成功即可獲得報酬7萬5千元披索，她告訴我再多帶一個人，因為一個人只能帶20公斤，我問被告乙要不要賺外快，所以我帶乙，他也一樣可以領到7萬5千元披索的工作費等語（見偵一（一）卷第9-10、15-16、20、191、316頁、原審卷第153 -155、159、162頁），並佐以被告乙之護照申辦日期（112 年8月12日）及被告乙與其配偶（未登記）之對話紀錄所示，被告乙於搭乘飛機出境前，即已與其配偶多次提及只要等到被告乙從臺灣回國，即可購買電動腳踏車給其配偶跟給付家裡費用等節（見偵一（二）卷第165、187、207頁），可知被告乙係於112年8月7日至10日間某日即已知悉陪同被告甲來臺灣無須支出任何費用，尚可賺取零用金披索7萬元，遂答應與被告甲一起來臺灣，隨即於同年月12日申辦護照。是以，辯護人稱被告乙是到機場時才知悉來臺灣能賺錢等語，顯與事實不符；再者，由被告乙上開供述可知，其於出發前即已就此行除能免費出國尚能賺取披索7萬元乙事心生疑問，顯然已查知可獲取高額報酬之不合理，卻未曾詢問被告甲，仍為了得以免費出國及賺取金錢而於事實欄所載時間與被告甲自菲律賓出境至臺灣，堪以認定。　㈣被告乙雖一再否認犯行，然究其前後所供，有下列前後矛盾及與事理不合之處：　⒈關於申辦護照及出國之動機：被告乙於112年9月23日警詢中稱：「我本來就有計晝想要出國工作，我本人獨自前往申辦護照，『之後』有看到臉書上有他之前出國的照片，所以我主動問他可不可以帶我一起去，所以不是受他的指示，且他沒有要求我做任何事就直接答應了」、「我來台灣的主要目的是觀光旅遊及拍攝照片影片，因為這是我第一次出國離開菲律賓」等語（偵一（一）卷第98頁），於同日偵查中供稱：「（來台灣的旅費是誰支出？）被告甲支出全部；他跟我說，走，我們到台灣玩，我幫你付所有費用」、「被告甲問我想不想去旅遊，還可以賺7萬元披索」、「（怎麼賺？）我沒有去問，因為我聽到可以出國很興奮」、「被告甲只有跟我說只要陪著他就可以賺這7萬元，剛好我公司有假，我也想要出國就問他說我們一起出國好嗎」（偵一（一）卷第17 5頁以下）、「因爸爸即被告甲叫我去辦在職證明及ATM提款卡，去佐證我有正當工作，避免無法登機」（偵一（一）卷第242頁）、「有一次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在台灣，他有答應我要帶我出國」等語（偵一（一）卷第310頁），於羈押庭訊中供稱：「我因為本身很想要出國，我沒有出過國，也看到被告甲有P0很多出國的照片，因為他知道我也很想要出國，所以有約我一起出國，那時候我因為工作上也有假期，所以就問被告甲要不要一起出國」等語（聲羈卷第25頁），於112年12月13日偵訊中供稱：「因為第一次出國，爸爸（即被告甲）叫我去辦在職證明及提款卡，佐證我有正當工作，避免無法登機」、「（對話紀錄提到『這是為了你幫你買電動腳踏車跟付家裡的費用』，這是否為你來台灣所可以獲取的報酬？）爸爸說來台灣會給我生活費開銷，我有答應我太太說我在台灣盡量少花錢，因為我回菲律賓就要開始上班，由我太太要接送小孩，所以就想幫他買一台電動腳踏車，我也有承諾要買給他」等語（偵一（二）卷第242、243頁）。綜合上開被告乙歷次供述，對於申辦護照之動機，被告乙先稱，是因為「有出國工作」的打算，故是為了自己將來出國工作而申辦，但其隨即又稱，是利用工作的假期與被告甲一同出國，但其申辦護照之時間，顯然緊接在同案被告甲邀約其一同出國時間之後，且係利用工作休假而出國旅遊，且準備在職證明證明（以免無法登機），顯無辭職另行出國工作之計畫，故其所稱申辦護照之動機，顯然不一；而對於由何人提議一同來台，其於警詢中稱，是自己看到被告甲臉書上的出國旅遊照片，遂主動詢問被告甲可否帶其一同出國旅遊，但於偵訊起又稱「被告甲問我想不想去旅遊」、「來台灣一個禮拜前，被告甲突然打電話給我，跟我說準備要出國了」等語（偵一（一）卷第310頁），證人即被告甲則於原審結證稱：「（辯護人問：Messenger對話内容是否就是被告乙主動跟你提議說他想來台灣玩？）是我提議要帶他來玩的，他也有說你下次也帶我」、「我第一次打電話給他時我有提到是7萬元菲幣，被告乙有跟我說2萬至3萬元其實就可以了，因為我的重點是只要能到台灣來旅遊」、「被告乙要跟我一起來台灣，但他沒有問來一趟要多少錢、他要付多少錢」等語（原審卷第154至155頁、第160頁），表明是其主動去電被告乙，並提議下次帶被告乙同行，且一開始就告知可以賺取7萬元披索，被告乙則不曾詢問一同來台所需支付之費用，而非被告乙所稱，是「自己原本就有出國旅遊的打算，是自己看到被告甲臉書上的出國旅遊照片，遂主動詢問被告甲可否帶其一同出國旅遊」，被告乙之辯解顯然前後矛盾且與證人所證及事理不合。則被告乙既然已經許久不見被告甲，突然經被告甲告知，可以一同到台灣旅遊，且不但不用支付旅費，也不打算支付旅費，還能賺取高額報酬，卻不曾進一步詢問確認，更於登機前告知配偶（同居人），此行結束後可以為配偶添購電動腳踏車，顯與常理不合。　2.關於本次與被告甲同行之緣由、目的，被告乙於112年9月23 日警詢稱：「最後一次與被告甲見面是大約1年又9個月前，他跟一些朋友到我家聚會，平時都以臉書聯繫」（見偵一（一）卷第98頁）、「（你跟被告甲近幾年互動密切？）我們會透過臉書聯絡，四個月前有見過面，一年頂多見兩三次， 2019年我搬離他的住處，就比較少見面」（同上卷第310頁）等語，則兩名被告既然已經長期不曾密切互動，但其等之供述，或被告乙所稱是其因看到被告甲於臉書中所張貼之出遊照，就主動開口要求被告甲帶其出國旅遊，甚至不打算自行支付旅費，顯與常理不合，故而可見證人即被告甲於112 年10月31日偵訊中所供證稱：「（為何會找被告乙來台？） Maann Chana叫我再多我一個人，因為一個人只能帶二十公斤」、「（你跟被告乙說出國可以賺七萬五，他的反應？）我只有跟他說把東西帶去台灣後，我會給他七萬五，他很驚訝，他說我可以出國，又有錢可以拿」等語（偵一（一）卷第316頁），表明是其先經共犯「Maann Chana」要求多帶一人同行，並告知可以賺取7萬5千元披索之報酬，其才找被告乙同行等語可信，亦即被告甲自始就告知被告乙，邀其同行是要被告乙一同攜帶物品來台，就可以賺取7萬5千元披索之報酬，可見被告乙自始就是為了賺取7萬5千元披索之報酬，而應允被告甲之邀約攜帶物品來台。　3.關於費用支付方式不合常理：被告乙供稱自己從事電信服務工作，月收入約1萬8千元至2萬2千元披索，而證人即同案被告甲則證稱「兩人來回機票約3.2萬披索」（原審卷第163頁），換算每名被告約需花費1.6萬元之披索購買機票，若加上住宿與日常花費，亦即被告乙於需要扶養同居人及三名幼子之經濟狀況下，主張其原本打算花費一個月的收入而供自己出國旅遊玩樂，進而預先申辦護照，顯與常理不符。且被告甲於112年10月31日偵訊中稱，其每月收入僅有2萬5千元菲幣（偵一（一）卷第317頁），而被告乙一再強調其與被告甲相識甚久、情同父子（原審重訴卷第29頁、本院卷一第 163至164頁），衡情當對於被告甲之經濟狀況有所了解，則被告甲之月收入約與被告乙相當，被告乙卻認為被告甲能不但出資帶其出國旅遊，更於被告乙不用付出任何勞力之狀況下，僅僅陪同出國5日，就大方給予被告乙3-4倍月薪之報酬，顯不合理，而被告乙卻不曾詳細詢問原由以及被告甲花費巨資要求其攜帶來台之物品為何？均顯與常理不合，益徵被告乙早就對於被告甲所要求其攜帶來台之物品應為違法之違禁物品等情有所預見，故而對於被告甲願為其支付相關費用不感意外。　4.關於來台是否能獲得報酬，被告乙於案發日之警詢中辯稱，「被告甲只有說會給7萬菲幣零用金，而未提及報酬」等語（112年9月23日警詢筆錄，偵一（一）卷第101頁），但於同日偵訊中卻先稱「被告甲問我想不想去旅遊，還可以賺7 萬元菲幣」等語，隨即改稱「被告甲只有說幫他把東西帶去台灣，並沒有說帶去台灣就能賺7萬，後來才說給我老婆7萬 5千元，我跟被告甲說先不用給錢，先來台灣好好玩」、「我一開始覺得奇怪，為何有7萬可以分，我以為被告甲是做生意」等語（同上卷第175-177頁），被告甲於112年9月23 日警詢中供證稱：「我問被告乙要不要賺外快，我告訴他，只要我把東西帶到台灣，交給指定的人，我們可以各拿7萬5 千元菲幣」、「被告乙不知道該筆款項是MAANN CHANA給的，我跟他說是我會給他7萬5千元菲幣」等語（同上卷第21頁）。則被告乙既稱被告甲是邀約要帶同其一同前往台灣旅遊，衡情不但應自付機票錢，更無「賺錢」可言；而關於被告甲允諾給予的7萬或7萬5千元之性質，更不可能有同筆款項被告乙卻主張有「零用金」、「陪伴旅遊之報酬」、「攜帶物品來台之報酬」等不同屬性，更遑論僅僅陪同旅遊，竟能獲得高其月薪近4倍之報酬，被告乙竟不曾向被告甲確認，而稱「被告甲只有說，陪著他就能賺得這7萬」、「我問他這些東西是要在台灣銷售？他沒說話」、「我想說這些東西是要帶去賣的」，顯然前後矛盾且與事理不合，可見被告乙明知被告甲支付（或為其支付）合計達近10萬元菲幣之目的，是要其一同攜帶前述扣案物品，而該報酬、獲利高達近被告乙5個月之薪資所得，顯不合理；而以被告乙之學歷、經歷、工作經驗，顯可明顯察覺被告甲所要求其一同攜帶來台之物品極有可能為毒品等違禁物。　㈤另參被告乙於警詢及偵查時供稱：我們大約9月21日下午2點入住菲律賓馬尼拉Pasay的SOGO飯店，6、7點時有人打電話給被告甲，他要我一起到飯店外面與人碰面，因為有東西要帶來臺灣，我們在飯店外等了20分鐘，一台車開至飯店前，他上前跟司機講話，之後司機打開後車廂並取出2件一大一小黑色行李箱交給他，回到飯店裡面，我問他行李箱裡面是什麼，他跟我說是要帶去臺灣的東西，有包包、針線包、瑜珈墊、棉被等，我還有拍這些東西給我老婆看，他從大黑色行李箱拿出所有東西並分裝進他自己的咖啡色行李箱及另一個小的黑色行李箱，我問他這些東西是要銷售嗎，他沒有說話，只有叫我把東西分裝到行李箱裡面，他請我以我的名義攜帶小的黑色行李箱登機。我是在SOGO飯店當天看到東西時才知道要幫人帶東西過去，就想說是這些東西要帶到臺灣，後來他說要給我7萬5 千元披索等語（見偵一（一）卷第93 、99-100、102、174-176、310頁、原審聲羈卷第24-26頁），及證人即同案被告甲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是在菲律賓SOGO飯店前拿取要帶來臺灣的貨品，當時一台車開來，我跟被告乙一起從後車廂取出一個大的黑色行李箱、一個小的黑色行李箱，然後「Maann Chana」拿零用錢1千元美金給我，拿回飯店房間，打開大行李箱內有2、3個後背包、瑜珈墊、繃帶、棉被，我們把這些東西拿出來，「Maann Ch ana」說要分裝，把大行李箱丟掉，因為我沒辦法同時放進我的行李箱，所以才會用被告乙的行李箱裝。被告乙是在飯店打開行李箱看到要運送到臺灣的物品後，才說「原來是這些東西」、「原來我們要帶東西去」，我跟他說只要把東西帶到臺灣，我們就可以賺錢，在機場時我跟他說能拿到7萬5 千元披索，他就表示「喔！真的嗎」等語（見偵一（一）卷第9、14-16、20、190-193頁、聲羈卷第23頁、原審卷第155 -158、163頁），並佐以被告乙與其配偶之對話紀錄所示，被告乙在見到「Maann Chana」前，有跟其配偶表示被告甲在跟人講話、在等他的老闆，並於向「Maann Chana」拿取行李箱回飯店房間分裝後，傳送物品之照片給其配偶，向其配偶表示這些產品是要帶去臺灣的東西等節（見偵一（二）卷第167、177-178、195頁），可知被告乙於112年9月21日（即出境前一日）晚上向被告甲之「老闆」拿取行李箱並將其內物品另行分裝至被告2人要攜帶至臺灣之行李箱時，即已知悉其只要將該些由被告甲之「老闆」交付之普通日常用品（瑜珈墊、繃帶、棉被等物）運輸至臺灣即可以賺錢，而非單純被告甲帶同被告乙來台旅遊。然被告乙卻於歷次應訊強調，其此行來台是與被告甲一同旅遊：如112年9月23日警詢中稱「（本次前往台灣之行程？）我們停留臺灣期間原本預計全部都在臺中旅遊」（偵一（一）卷第99頁），同日羈押庭訊中稱：「我所知道的只是要單純出國旅遊，去看景點及夜市，我們是要在臺灣居住五天，我當初僅是單純以為要出國玩」、「住五天，9月22日到26日，行程是在臺中逛逛買東西，去一些公園拍拍照，之後就返回菲律賓」等語（聲羈卷第26、27頁），然其對於為何要攜帶上開由「Maann Ch ana」所交付之物品來台一節，卻一再稱「我在飯店時在跟我老婆講電話有拍這些東西給他看，我『想』說可能是要帶到台灣去賣的，我有問被告甲說這些東西是要在台灣銷售，他沒有說話，只有叫我把東西分到行李箱裡面」、「一開始被告甲是跟我說給我7萬元，我看到東西時就『想』說是這些東西要帶到台灣」、「我一開始覺得奇怪為何有7萬可以分，我『以為』被告甲是在做生意的，我老婆也覺得說可能是他做生意賣東西有錢可以賺」、「這些東西都是新的，我『想』說是要帶過去幫忙賣的。」（偵一（一）卷第176、177頁偵訊筆錄）、「我『以為』這些東西是要拿來賣或是推銷的，我才問被告甲說是否要把這些產品賣過去臺灣，被告甲沒有回答我」、「我是被告甲叫我下去幫忙拿行李的時候，才知道要幫忙攜帶東西去台灣，我『想』被告甲想要把這些東西帶去臺灣，所以才會有錢」、「當時候我看到行李裡面的東西有包包、瑜珈墊、棉被，所以我當時才『想』說這些東西可能要帶去臺灣賣的，所以賣掉後才會有錢」（聲羈卷第24至26頁）等語，表明其主觀上覺得攜帶上開物品來台，是被告甲打算販售並作為旅費及給予被告乙報酬之用，然不論是被告甲或被告乙均無一人表示來台之後有安排銷售上開物品之行程與計畫，故被告乙所辯之來台目的，顯然矛盾。　㈥承上，被告乙辯稱其以為被告甲打算販賣「Maann Chana」所交付之上開物品營利，充作其旅資與報酬，然被告乙為專科肄業、曾在被告甲所經營之餐廳工作多年，來台前為電話客服人員，並已育有三名子女，顯有相當之智識與社會經驗，且菲律賓並非極度落後之地區，此從被告乙經常使用手機網路瀏覽資訊並與被告甲、同居人聯絡，可知其當有探索外國狀況之能力，其顯然知道上開物品不論在菲律賓或台灣地區，都甚為平常，且並無太高的價值，更無刻意從菲律賓帶至台灣地區販售之理由，但其竟稱其以為被告甲是要來台販售上開物品營利，且足以賺到兩人之旅資與支付被告乙高達其 4倍薪資之利益，顯無可採；且被告乙既然辯稱其認為被告甲是要攜帶「老闆」所交付物品來台販售，進而賺取其二人之旅費，卻稱未安排任何販賣該等物品之行程，其辯解顯然矛盾且與事理不合，其顯然明知其與被告甲所攜帶來台之物品並非販售之用，但被告甲卻慎重其事地將該等物品攜帶來台，被告乙應可合理預見被告甲與「Maann Chana」所要求其攜帶來台之物品，應為見不得人且不法之違禁物。　㈦毒梟經常以將毒品夾藏於貨櫃運送之貨品，或以行李、身體挾帶方式私帶入境，藉以矇混通關，此為具一般常識之人可知之事，亦為國際販毒集團常用之運輸毒品方式；而查緝毒品走私係各國政府一向之政策，治安或海關人員亦屢有破獲以包裹或身體夾藏毒品之方式運輸入境之情，並廣於媒體上報導。被告乙既稱其認為被告甲是以攜帶「Maann Chana」所提供之物品來台而營利，顯應認為被告甲可以獲得之利益不會比自己少，亦即此趟台灣之行，被告乙顯可預見被告甲至少可獲得近20萬元披索之報酬（3.2萬機票錢+各7.5萬元之報酬+旅台5日之住宿費用），然該等報酬顯不可能是上開其表面上所見「Maann Chana」所提供行李箱內物品可以換得，但被告乙明知上開諸多不合理之情事，卻未發一語詢問被告甲，則其對於本案所為有涉及運輸毒品犯罪之高度可能，確有預見，而被告乙仍僅為貪圖上揭利益而率然允諾以上開方式參與被告甲所交付行李箱之運輸，有不問其內藏有毒品、毒品之種類、級別為何，均不以為意而容任該運輸及私運進口之結果發生之意思，甚為明確。　㈧至證人即同案被告甲雖一再證稱：被告乙不知道我來臺灣要做什麼，我沒有跟他說錢的來源或名目，他沒有問我帶到臺灣的東西是什麼，他不知道攜帶的物品有夾藏毒品等語（如原審卷第154、156、158-160頁)，但其亦一再強調，只有其自己與「Maann Chana」聯絡，被告乙並不知道要攜帶的物品為何等語。然：　⒈關於行前曾否或何時告知被告乙有報酬可領，」，被告甲於1 12年9月23日警詢中稱：「我問被告乙要不要賺外快，我告訴他，只要我把東西帶到台灣，交給指定的人，我們可以各拿7萬5千元菲幣」、「被告乙不知道該筆款項是MAANN CHAN A給的，我跟他說是我會給他7萬5千元菲幣」等語（偵一（一）卷第21頁），於同日偵訊中稱：「我只有跟他說我們把這些東西帶去台灣，然後會賺錢」、「（你有跟JAMES說將東西運到台灣後會分給他7萬5 ?）是」等語（同上卷第192- 193頁），嗣於112年10月31日偵訊中則稱「（何時跟JAMES 說跟你一起出國可以賺7萬5？）在菲律賓機場」（偵一（一）卷第316頁），又於原審結證稱：「我第一次跟他提到這個的時候是打電話的時候，我說我會給你零用金，被告乙就是「喔」了一下，不太相信，第二次就是我在機場當面跟他說我會給你零用金7萬5千元，被告乙有回說真的嗎？」、「我第一次打電話給他時我有提到是7萬元菲幣，被告乙有跟我說2萬至3萬元其實就可以了」等語（原審卷第155頁），但其卻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審判長問：你之前承認拿這些毒品進入台灣，你跟被告乙都可以拿7萬5千元？）我並沒有跟被告乙說他自己有7萬5千元菲幣佣金可以拿，我只是跟他說這次出國我會給他7萬5千元菲幣零用金可以拿」，故就其帶同被告乙來台究竟有無報酬？何時告知有報酬？有多少報酬？其說詞顯然一再反覆，已難遽採。　⒉「Maann Chana」所交付之大行李箱內之物品，實際上是由其與被告乙將之取出，再裝入由被告乙攜帶並託運之行李箱中，此經被告甲於原審結證明確（原審卷第158頁），可見被告甲並不避諱讓被告乙看到、碰到藏有扣案海洛因之上開物品，若被告乙毫無「該物品中可能藏有違禁物」之意識，顯有可能因為粗心大意而使該等物品包覆之海洛因露出、破損，故被告甲所稱，其放任主觀上毫不知情之被告乙徒手處理包有海洛因之上開物品，即與常理不合；而被告甲更證稱，「Maann Chana」是單獨向其一人允諾其與被告乙每人都可以分得7萬5千元披索之報酬，而被告乙對此並不知情。故被告乙若果對於被告甲所要求其攜帶之物品為違禁物一節毫不知情，易言之，並未像被告甲於主觀上承擔東窗事發面臨重刑處罰之壓力，且需負責與毒品上下手聯絡，並收取及交付毒品等犯罪細節，而被告乙自始與其聯絡並同意一同出遊之動機，只是想一圓出國旅遊之夢，被告甲並非邀同被告乙出國工作賺錢，故是否獲得報酬一節，應該本來就不在被告乙的預期之中，更遑論被告甲已經為被告乙支付高額之機票與住宿費用，而使被告乙得到意料之外的豐厚獎賞，而被告甲自承自己的月收入僅有2萬5千元披索（112年10月31日偵訊筆錄，偵一（一）卷第317頁，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則稱為7 萬元披索），相較於疫情前已經大幅縮減，故若非被告乙對於被告甲之犯罪行為亦有所認知，以被告乙之主觀需求與客觀分擔之內容，被告甲顯無理由平白讓被告乙獲得跟自己一樣多的報酬，故被告甲上開證詞與常理不合，難以作為有利於被告乙之認定。　㈨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乙及辯護人所述尚難憑採。被告2人前揭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四、論罪：　㈠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定運輸毒品罪，係指本於運輸意思而搬運輸送毒品而言，區別該罪既遂、未遂之依據，應以毒品已否起運為準，而懲治走私條例所定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係指私運管制物品進入我國國境而言，應以私運管制物品已否進入國境，為區分既遂、未遂之標準（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141號、98年度台上字第15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裝有如附表編號1、6所示海洛因之行李箱均自菲律賓起運後運輸進入我國境內，迄至運抵臺灣入境後始經查獲，揆諸前揭說明，本案運輸及走私行為均已既遂無疑。　　㈡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運輸第一級毒品罪、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其等持有第一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其等運輸第一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刑法上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另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若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如甲分別邀約乙、丙犯罪，雖乙、丙間彼此並無直接之聯絡，亦無礙於其為共同正犯之成立。是以，因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可以包含間接之意思聯絡，行為人無須知悉全部犯罪計畫、整體犯罪分工，即可成立共同正犯，本案被告2人與「Maann Chana」、「Paul Lao」間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2人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揭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運輸第一級毒品罪論處。　㈢刑之減輕：　⒈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被告甲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均自白其運輸第一級毒品之犯行，業如前述，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　⒉另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舉凡提供於該毒品流通過程之各階段中，涉嫌毒品供給之相關嫌犯具體資訊，而有助益於落實毒品查緝，遏止毒品氾濫者，應皆屬之；所謂因而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當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依循被告所提供之毒品來源具體資料，而查獲於該毒品流通過程各階段中供給毒品之相關嫌犯（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476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甲被查獲後，雖曾配合指認並提供其所知毒品來源「Maann Chana」、共犯「Paul Lao」之犯罪計畫等資訊，惟依卷內證據，尚難認偵查機關有因其供述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是被告甲所犯運輸第一級毒品罪即無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 1項規定減刑之餘地。　⒊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客觀上處以經依法減刑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本件被告2人所涉運輸第一級毒品罪，法定最輕本刑為無期徒刑，其刑罰甚為嚴峻，用以嚇阻毒品擴散，進而禁絕毒害，惟運輸毒品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危害社會之程度亦屬有異，倘依個案具體情節，認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且可達防衛我國及國際社會禁絕毒品之目的者，非不可綜合考量一切情狀，探究是否有法重情輕之顯可憫恕之處，妥慎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量減輕其刑，使之量刑能斟酌允當，符合罪責相當原則。查被告2人為謀求利益，共同運輸如附表編號1、6所示純質淨重合計6523.59公克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入境，均助長毒品氾濫，對於國民健康及社會秩序造成危害，原應予嚴懲。然考量上開毒品運抵入境後即遭查獲，而未流入市面，幸未造成重大且不可彌補之損害；再衡量被告甲雖經前揭減刑後，量處最低刑度即有期徒刑15年，仍屬過重、被告乙並非基於直接故意，對於毒品確切數量及內容並無認識，其惡性亦較具有直接故意為輕，且非屬主導地位，則以上開重刑相較於其前揭犯罪情節，應仍不無情輕法重、衡情可憫恕之處，本院考量被告2人具體犯罪情節、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及再社會化預期情形等一切情狀，認其等所涉犯運輸第一級毒品犯行，客觀上應有可堪憫恕之處，爰基於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被告甲遞減其刑）。　⒋另憲法法庭112年8月11日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於其主文及理由闡述略以：基於肅清煙毒、防制毒品危害，藉以維護國民身心健康，進而維持社會秩序，俾免國家安全陷於危殆之立法目的（毒品條例第1條規定），毒品條例將毒品依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之程度，分為四級（毒品條例第2條），並於第4條將販賣毒品者依所販賣毒品之級別為標準，分定不同之法定刑。毒品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以下稱系爭規定），將販賣第一級毒品之行為，以無期徒刑為最低法定刑，應係鑑於第一級毒品其成癮性、濫用性及對社會危害性最為嚴重，且販賣毒品之行為，屬於毒品供給之禍源，因其屬高利潤之不法所得行為，有引發他人施用毒品之高度可能性，將會對國家整體經濟力產生侵害，間接影響社會制度之運作，其危害程度明顯甚大，而認有從重科處刑罰之必要，其目的除為防免毒品買受者之個人受到危害，更著重整體國民身心健康、社會秩序及國家安全之維護，可認屬特別重要公共利益，固屬立法機關之政策考量。然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者，其犯罪情節差異甚大，所涵蓋之態樣甚廣，就毒品之銷售過程以觀，有跨國性、組織犯罪集團從事大宗走私、販賣之型態；其次為有組織性之地區中盤、小盤；末端則為直接販售給吸毒之消費者，亦有銷售數量、價值與次數之差異，甚至為吸毒者彼此間互通有無，或僅為毒販遞交毒品者。同屬販賣行為光譜兩端間之犯罪情節、所生危害與不法程度樣貌多種，輕重程度有明顯級距之別，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系爭規定基於前述立法目的，一律以無期徒刑為最低法定刑，而未依犯罪情節之輕重，提供符合個案差異之量刑模式，亦未對不法內涵極為輕微之案件設計減輕處罰之規定，在此僵化之法定刑規定之下，司法實務對於觸犯系爭規定者，除涉及走私巨量毒品進口或大盤者外，甚少逕行科處無期徒刑以上之刑者，而絕大多數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於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範圍內量刑（刑法第65條第2項規定參照）。然而依該規定減刑之後，最低刑為15年以上有期徒刑，適用於個案是否仍為過苛，自應將犯罪之情狀、犯罪者之素行，以及法安定性及公平性之要求一併考量。準此，系爭規定對諸如無其他犯罪行為，且依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可認屬情節極為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於此範圍內，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所為之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 2年內，依判決意旨修正之。又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至修法完成前，法院審理觸犯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罪而符合前揭情輕法重之個案，除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外，另得依本判決意旨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等旨。足認係因販賣第一級毒品行為之個案犯罪情節輕重及危害程度差異極大，系爭規定卻對於販賣第一級毒品者，不問前述差異，一律以無期徒刑為最低法定刑，導致實務上普遍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以減輕其刑，且仍僅能於20年以下、1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範圍內量刑。相較於毒品條例於歷次修正過程中，就轉讓第一級毒品與持有第一級毒品行為之處罰，已依涉及毒品之數量而區隔法定刑（參見毒品條例第8條第1項、第6項、第11條第1項、第3項，及行政院依第8條第6項授權所定之「轉讓毒品加重其刑之數量標準」），系爭規定就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者，未於法定刑予以區別，一律以無期徒刑為最低法定刑之處罰，使法律適用之結果過度僵化，恐致犯罪情節極為輕微之行為人因此所受之處罰，與其罪責相衡，發生顯不相當之結果，而與憲法比例原則相牴觸（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7 4號判決意旨參照）。由本案參與犯行之被告2人供述可知，本案起因於「Maann Chana」與被告甲前即已曾合作，由被告甲運送物品來臺灣二次（經被告甲供承明確，並有入出境資料、手機內相片及轉帳通知可稽，見偵一（一）卷第197 、287、292-293、297、317頁、原審卷第29頁），本次亦係由「Maann Chana」與被告甲謀議自菲律賓運輸夾藏毒品之物品至臺灣，因礙於搭乘飛機有行李限重之故，遂要求被告甲再邀同被告乙共犯，本案主要聯繫事由均是被告甲為之，業經本院敘述如上，依上開犯罪情節可知，本案最先萌生犯意，對法益侵害程度最深，而負責重要犯罪行為之主謀為被告甲，涉案程度較深、對整體犯罪情節參與較多，而僅提供協力之被告乙，參與程度最為輕微。本案被告乙之行為固然不可取，所運輸者為高純度且重達6千多公克海洛因，但本案運輸之毒品入境後，隨即為海關發覺，旋遭偵查人員查扣，毒品尚未流入市面，與其他販賣海洛因給他人而已發生實害之毒販相較，被告乙之行為對法益侵害及他人健康危害程度略低，且被告乙先前並無毒品之相關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其提供之良民證可稽（見原審院卷第129頁），本件被告乙又無其他減輕其刑事由，則若對被告乙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所處刑罰顯然逾越其不法行為應有之評價（被告甲則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之適用），足以讓一般人認為有法重情輕之情事，然被告乙縱使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最低亦僅得量處有期徒刑15年，以被告乙犯罪情節與被告甲有相當程度之差異，縱使對被告乙判處有期徒刑15年，亦無法彰顯出兩名被告間之適當差別對待，故依上開被告乙支犯罪情節、對法益侵害程度等說明，被告乙就運輸第一級毒品犯行，除依刑法第59 條規定減輕其刑外，應可再按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3 號判決意旨減輕其刑。　⒌從而，被告2人就本案分別有上揭減刑規定之適用，均應依法遞減之。　⒍至辯護人為被告甲請求再依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遞減其刑，然被告甲於本案兩名被告中實屬主謀，且其運輸之第一級毒品僅純質淨重已逾6公斤，數量龐大，一旦流入市面，將嚴重戕害我國民之身心健康，危害甚鉅，原審已經依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及刑法第59條之規定遞減輕其刑，法定刑下限已經減為有期徒刑7年6月，而無法重情輕之感，自無再行適用該憲法法庭判決意旨遞減其刑之餘地，辯護人此項主張並無理由。　　⒎又，被告甲雖於本院審理中指認「Maann Chana」之照片，並將其所知「Maann Chana」之相關資料交付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請求轉交菲律賓國警方查緝該毒品來源等情，經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以113年12月27日高市緝字第1 1368650140號函覆表示，並未依被告甲之供述而緝獲該國外之毒品上手（本院卷二第169頁），故被告甲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　　　⒏另被告乙之辯護人雖請求調閱被告乙於案發當日抵達小港國際機場辦理通關之錄影畫面，擬以被告乙通關時之神情佐證其通關時有無緊張、驚慌、害怕等情緒與舉動等情，然經本院電詢、函詢本案移送機關即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及財政部關務署高雄關均回覆表示，並無被告等人通關時之錄影，僅有針對行李領取處設有錄影（本院卷第317至321 頁），故被告乙之辯護人此項請求，尚難准許，復此說明。五、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上開規定，並審酌被告2人僅為貪圖不法利益即共同運輸純質淨重合計6523.59公克之第一級毒品，無視各國為杜絕毒品犯罪而採取之嚴厲管制措施與禁令，所為不僅助長跨國毒品交易，更影響國家緝毒形象，有害整體社會秩序，所幸本案毒品於運抵我國後即遭查獲，未流入市面擴散，尚未造成國民身體健康之危害；復酌諸被告2人係受上游指示而接應毒品，然未確知運輸毒品之種類及數量等涉案情節，暨被告甲雖為兩名被告中主要操作運輸毒品犯行流程之人，但坦承犯行，並積極提供上游共犯之資料，雖未能使菲律賓警方查獲，但已足見其悔意，而被告乙雖否認犯行，然其惡性究不如本案主要聯繫者被告甲；被告2人於臺灣均無前科，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兼衡被告甲自陳其學歷為大學畢業，從事種植鳳梨、外送生意、直銷，另外還有餐廳收入，月收入約7萬菲幣，單身，但需照顧領養之12歲兒童及罹癌的阿姨，被告乙自陳其學歷為專科肄業，擔任電話客服人員，月收入約1 萬8千元至2萬2千元菲幣，需要扶養三個小孩跟同居人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告甲有期徒刑9年、被告乙有期徒刑7年 10月；並敘明扣押之如附表所示編號1、6之物為第一級毒品，故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附表編號2、3、4、7、9、10所示之物則為被告2人持以從事本案運輸毒品犯行之聯絡工具、用於包裝及掩藏本案所運毒品之物，業據被告2人供明在卷（見原審卷第166-167 頁），依上說明，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核無不合，量刑亦屬允當。被告乙上訴意旨否認犯罪，指摘原判決不當，被告甲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且否認被告乙為其共犯，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六、刑法第95條固規定：「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而依照被告2人本案之犯罪情節，運輸大量之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入境，對我國國民身心健康危害甚鉅，且經宣判上開重刑，而有不宜繼續居留國內之情形，然：　㈠「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規定：『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此即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103年6月4日增訂公布施行，同年月0日生效之同條第2項固規定：『前項所稱刑，指宣告刑及數罪併罰所定應執行之刑』惟所謂不利益，除就所宣告之主刑、從刑作形式上之比較外，尚須為整體之觀察，凡使被告之自由、財產、名譽等權益受較大損害者，即屬實質上之不利益。又保安處分，固為防衛社會之目的，對於受處分人之危險人格特質命為一定之處置，然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執行時，常使受處分人不能任意行動，致人身自由受有某程度之限制，此一人身自由限制所形成之社會隔離、拘束行動之結果，實與刑罰無異。倘將原未宣告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之判決撤銷，改判為應予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自屬更為不利，亦應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對於執行完畢或經赦免之被告再為驅逐出境處分，係剝奪被告在本國合法居留生活之權利，並斷絕其與本國生活、工作、教育等連帶關係，此一附加之保安處分對被告而言不利益，如此解釋始能符合立法者保護被告上訴權之意旨，並貫徹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精神」、「本件原判決維持第一審判決論處潘文順森林法加重竊盜罪刑，及相關沒收諭知部分之判決，駁回潘文順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所憑之證據及認定之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原判決此部分並無潘文順上訴意旨所指判決違背法令之情事，是潘文順關於原判決罪刑暨沒收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然查本件僅潘文順對第一審有罪判決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檢察官並未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判決既認第一審此部分之判決，其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俱無不當，而予以維持，另卻逕行增加潘文順非屬法定必應宣告之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保安處分諭知，尚與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所規定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立法精神有違」，最高法院著有11 2年度台上字第346號判決要旨可參。　㈡承上開最高法院意旨，本案既然只有被告二人上訴，自有刑事訴訟法第370調第1項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則本院既維持第一審判決論處被告二人運輸第一級毒品罪之罪刑，及相關沒收諭知部分之判決，駁回被告二人之上訴，自不得逕行增加被告二人非屬法定必應宣告之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保安處分諭知，附此說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俊傑提起公訴，檢察官李靜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方百正　　　　　　　　　　　　　　　　　　　法　官　莊鎮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曾允志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扣案物品名稱/數量備註被搜索人：被告乙○○ ○○○○ ○○ 執行搜索時間：112年9月22日17時 1 海洛因3袋（拆封檢視實際數量20包，實際毛重4,095.79公克）送驗粉塊狀檢品20包經檢驗均含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合計淨重3,835.73公克（驗餘淨重3,829.83公克，空包裝總重260.06公克），純度73.61%，純質淨重2,823.48公克。（見偵一（一）卷第269頁） 2 背包2個 3 行李箱1只 4 Realme手機1支（黑，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 Realme手機1支（綠，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被搜索人：被告甲○○ ○○○ ○○○ 執行搜索時間：112年9月22日17時 6 海洛因6袋（拆封檢視實際數量53包，實際毛重5,477.17公克）送驗粉塊狀檢品53包經檢驗均含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合計淨重5,104.31公克（驗餘淨重5,099.06公克，空包裝總重372.86公克），純度72.49%，純質淨重3,700.11公克。（見偵一（一）卷第265頁） 7 托運行李箱1只 8 手提行李箱1只 9 背包2個 10 IPhone XR手機1支（紅，IMEZ000000000000000）

2025-03-13

KSHM-113-上訴-338-20250313-6

竹簡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跟蹤騷擾防制法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竹簡字第915號聲請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周韋澔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988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乙○○犯跟蹤騷擾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二、核被告所為，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被告於如起訴書附表編號3所示以訊息多次傳送警告、嘲弄、辱罵、貶抑等文字予告訴人甲○，並傳送雙方交往期間之照片等行為，係出於單一目的，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地點為之，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割裂，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又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係處罰行為人實行同法第3條第1項所稱之跟蹤騷擾行為，而所謂之跟蹤騷擾行為，依同法第3條第1項規定，又係以行為人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實行跟蹤騷擾行為，為其要件，顯然本罪之成立，本身即具有集合犯之特性，是被告於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5所示自民國113年5月1日至同年月16日間多次騷擾告訴人甲○之行為，亦係基於單一犯罪決意，於密接時間內，持續以傳送文字訊息、圖片、留言、留置物品等行為，對告訴人甲○要求聯絡、挽回、（向甲○母親）告狀等方式侵害告訴人法益，揆諸上開規定，應論以集合犯之包括一罪。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已成年，不思以理性、適法方式面對感情困境與抒發情緒，竟為滿足自身私慾，無視告訴人感受，於短時間內多次跟蹤騷擾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怖，並影響告訴人日常生活與社會活動，承受精神上之困擾、痛苦，實屬不該；念被告於犯罪後坦承犯行、尚知悔悟，雖表示有和解意願，然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以賠償損害之結果及原因（見偵卷第58頁、第50頁），犯罪所生危害尚未填補；參酌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手段、告訴人所受損害，及被告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偵卷第4頁），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其它前案科刑紀錄，素行尚稱良好，被告、告訴人就本案之量刑意見（見偵卷第 54頁、第5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第3條第1項第3款、第6款、第7款，刑法第11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五、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須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翁旭輝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新竹簡易庭　法　官　王怡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蘇鈺婷附錄論罪科刑法條：　　　　　　　　　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本法所稱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下列行為之一，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一、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二、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所、學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之場所。三、對特定人為警告、威脅、嘲弄、辱罵、歧視、仇恨、貶抑或其他相類之言語或動作。四、以電話、傳真、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對特定人進行干擾。五、對特定人要求約會、聯絡或為其他追求行為。六、對特定人寄送、留置、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七、向特定人告知或出示有害其名譽之訊息或物品。八、濫用特定人資料或未經其同意，訂購貨品或服務。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第 1 項之罪，須告訴乃論。檢察官偵查第 1 項之罪及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蒐集證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時，不受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1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最重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限制。附件：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9883號　　被　　　告　乙○○　男　2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巷00號　　　　　　　　　　　　居新竹市○區○○路0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乙○○與代號BF000-K113032號之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前為男女朋友，雙方於民國113年4月底某日分手後，乙○○因遭甲○封鎖各通訊軟體帳號，竟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在不詳地點，透過網際網路使用不同暱稱，反覆、持續，違反甲○之意願，對甲○、甲 ○友人及甲○之母傳送或發表，如附表所示之內容，以此方式對甲○進行跟蹤騷擾行為，致甲○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嗣因甲○不甘受害，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二、案經甲○訴由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乙○○於警詢及偵查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甲○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訴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偵查報告、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書面告誡、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送達證書各1份、113年5月1日雙方對話紀錄擷圖3張、1 13年5月3日甲○機車前置物箱照片1張、113年5月15日雙方對話紀錄擷圖3張（內含雙方私密照片4張）、113年5月16日被告將雙方交往期間之私密對話紀錄擷圖2張傳送予甲○友人及 113年5月16日甲○與甲○之母對話紀錄擷圖1張（內含被告在甲○之母臉書留言及雙方私密照片1張）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二、核被告所為，係犯跟蹤騷擾防治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該法第18條之跟蹤騷擾罪，係以同法第3條第1項對於跟蹤騷擾行為之定義為斷，並以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實施跟蹤騷擾行為為前提。該要件判斷除以時間上的近接性為必要，並就個別具體事案之樣態、緣由、經過、時間等要素為是否持續反覆的評斷。立法者既已預定納管之跟蹤騷擾行為應具反覆實行之特性，使得本罪之成立，本身即具有集合犯之特性。經查：被告先後為附表所示之行為，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犯罪時間延續並無中斷，故被告所為應構成集合犯，請論以一罪，即為已足。三、至告訴暨報告意旨雖認被告於113年5月3日、5月4日、5月5 日5月6日、5月8日、5月9日、5月10日、5月15日多次以其行動電話門號、未顯示號碼致電告訴人、以匿名帳號對告訴人發出交友邀請及私訊告訴人等節，另涉有跟蹤騷擾防制法第 18條第1項之實行跟蹤騷擾罪嫌，惟告訴人對此並無提出其他補強證據，復經衡酌被告所為仍未達反覆或持續之程度外，且難認其所為係「與性或性別相關」，自非屬跟蹤騷擾行為。況且，此部分若成立犯罪，因與上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部分，具有集合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自應為上揭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效力所及，故爰不另為不起訴處分，附此敘明。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　　　　　　　　　　　　　　　檢　察　官　翁旭輝

2025-03-13

SCDM-113-竹簡-915-20250313-1

金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948號公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藝航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838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法官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被告之意見後，裁定行簡式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肆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均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參年，緩刑期間應履行本院一一四年度刑移調字第二十號調解筆錄內容（詳附表甲）。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10行「中華郵政 000-000000000000號」之記載，應更正為「中華郵政000-00 000000000000號」；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甲○○與詐欺集團成員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偵卷第11頁）」、「被告甲○○ 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本院卷第45、61、63、67 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二、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檢察事務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及第159條之5之規定，故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又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規定，係以犯罪組織成員犯該條例之罪者，始足與焉，至於所犯該條例以外之罪，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自仍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而上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係排除一般證人於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然被告於警詢之陳述，對被告本身而言，則不在排除之列。查證人即告訴人丙○○、丁○○、戊○○、乙○○於警詢所為之陳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依前揭說明，於被告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部分，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之基礎（惟就被告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等罪，則不受此限制）。至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陳述，對於被告自己而言，則屬被告之供述，為法定證據方法之一，自不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之排除之列，除有不得作為證據之例外，自可在有其他補強證據之情況下，作為證明被告自己犯罪之證據。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3項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原第3項規定。本案被告所犯「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且其洗錢之財物均未達1億元。如依行為時法，其得宣告之最高度刑為有期徒刑7年，依裁判時法，則為有期徒刑5年，後者對被告較為有利。又洗錢防制法有關犯一般洗錢罪，就行為人在偵、審中是否自白而有減刑規定之適用，迭經修正，依被告行為時法規定（ 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及裁判時法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後），行為人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裁判時法復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規定。本案被告於偵查時否認犯行，本院審理時始坦承犯行，經依上開說明綜合比較結果，應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論科，較為有利。　㈡被告於警詢中陳稱：我將款項交給「林義涵業務專員」指定之專員等語（偵卷第7頁反面），並於本院準備程序中陳稱：我與跟我拿錢的人有當面看過，另外我有以LINE通訊軟體跟指示我去提領的人通話過，他們聲音不一樣等語（本院卷第61頁），參以被告提領款項之際，確有與「林義涵業務專員」以LINE通訊軟體通話乙節，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1份（偵卷第11頁反面）在卷可參，足認本案共犯確有三人以上。核被告甲○○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1、1-2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就起訴書附表2至4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與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就本案各次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騙起訴書附表編號1-1、1-2所示之告訴人丙○○「多次匯款」至人頭帳戶之行為，係於密接之時間實行，就同一被害人而言，所侵害者為相同法益，各舉止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就先後詐騙同一告訴人多次匯款之行為，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㈤被告就起訴書附表編號1-1、1-2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就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4 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各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各從一重即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又詐欺取財罪係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則關於行為人詐欺犯罪之罪數計算，原則上係依遭受詐騙之被害人人數定之。被告所涉4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㈦刑之減輕：　⒈被告於偵查並未自白本案犯行，僅於本院審理中坦承本案犯行，故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併此敘明。　⒉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客觀上處以經依法減刑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又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萬元以下罰金」。查被告思慮欠周，遭不法份子利用，所為固非可取，然其於本案所涉犯行，係集中於113年5月10日提領款項，被害金額將近14萬元，且被告已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丁○○、戊○○調解成立，現正分期履行中，而其餘告訴人則未到庭，本院綜合被告主觀惡性及客觀犯罪情節，認被告所犯加重詐欺罪之犯罪情狀與其法定刑相較，確有足堪憫恕之情形，而有情輕法重之處，縱科以法定最低刑，猶嫌過重，爰就被告所涉4次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均依刑法第59 條規定酌減其刑。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參與詐欺集團共同從事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實有不該；惟審酌被告於審理中終知坦認犯行，並考量本件被害人之人數、受損金額，及被告與告訴人丁○○、戊○○調解成立等情，有本院調解筆錄、被告庭呈台新銀行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翻拍照片各1份在卷可憑（本院卷第55至56、71頁），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分工情形及參與程度，及提領款項之金額多寡，暨被告自述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現從事物流工作，家庭經濟狀況普通（本院卷第68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定其應執行之刑，暨就罰金部分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㈨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其因一時疏失致罹刑典，惟犯罪後已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且已與告訴人丁○○ 、戊○○調解成立，堪認被告頗有悔意，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予以宣告緩刑3年，用啟自新。為促使被告履行上開調解筆錄內容，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履行本院114年度刑移調字第20號調解筆錄（即附表甲），以期符合本件緩刑目的。若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不履行或違反上開所定負擔，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得撤銷其宣告。四、沒收部分：　㈠被告本案犯罪所得部分，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陳稱：本案並無獲得報酬等語（本院卷第67頁），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就本案犯行有何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即對於洗錢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是否屬於行為人所有，均應依本條規定宣告沒收。依據洗錢防制法第 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經查，被告就其詐得財物已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上繳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尚無經檢警查扣，且依據卷內事證，並無法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參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修正說明意旨，認無執行沒收俾澈底阻斷金流或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之實益，且對犯罪階層較低之被告沒收全部洗錢標的，實有過苛，爰不依此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柏萱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瑞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王靜慧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林曉郁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甲：編號調解內容案號 1 一、相對人甲○○願給付聲請人蕭源佑即丁○○新臺幣（下同）49,989元，其給付方法為：自民國（下同）114年2月起至114年4月止，按月於每月15日給付聲請人15,000元，餘款4,989元於114年5月15日前給付完畢，並匯入聲請人指定之帳戶，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二、相對人甲○○願給付聲請人戊○○9,000元，給付方式：當庭給付5,000元，並經聲請人點收確認無訛，不另給據，餘額4,000元於114年1月24日前給付完畢，並匯入聲請人指定之帳戶。本院114年度刑移調字第20號附　件：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0838號　　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甲○○於民國113年5月10日前某時許，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犯意，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林義涵業務專員」等人所屬，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證明成員中有未滿18歲之人），並擔任取款車手工作。甲○○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其他不詳之成員，對附表所示之人，以附表所示之方式施以詐術，致附表所示之人陷於錯誤，分別匯款至如甲○○所申設之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下稱本案郵局帳戶），甲○○再於所示之時間、地點，領得如附表所示之金額得手，再將所提領之數額全數交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成員，以此方式產生金流斷點，掩飾上開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嗣如附表所示之人發覺有異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錄影器畫面，而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丙○○、丁○○、戊○○、乙○○訴由新竹縣政府警察竹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 1 被告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①證明被告甲○○於附表所示之時間提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之事實。 ②證明提領畫面影像為被告之事實。 2 被告提款影像畫面。證明被告確實於附表所示時間提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之事實。 3 ①告訴人丙○○於警詢時之指訴。 ②內政部警政署犯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普仁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示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_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④告訴人丙○○與詐欺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 ⑤告訴人丙○○匯款紀錄畫面截圖。 ⑥本案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及存款交易明細。證明告訴人丙○○遭詐騙而匯款之事實。 4 ①告訴人丁○○於警詢時之指訴。 ②內政部警政署犯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③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康定路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示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④告訴人丁○○與詐欺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 ⑤告訴人丁○○匯款紀錄畫面截圖。 ⑥本案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及存款交易明細。證明告訴人丁○○遭詐騙而匯款之事實。 5 ①告訴人戊○○於警詢時之指訴。 ②內政部警政署犯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壽天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示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④告訴人戊○○與詐欺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 ⑤告訴人戊○○匯款紀錄畫面截圖。 ⑥本案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及存款交易明細。證明告訴人戊○○遭詐騙而匯款之事實。 6 ①告訴人乙○○於警詢時之指訴。 ②內政部警政署犯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③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秀水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示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 ④告訴人乙○○與詐欺成員間之對話紀錄截圖。 ⑤告訴人乙○○跨行存款明細。 ⑥本案郵局帳戶開戶資料及存款交易明細。證明告訴人乙○○遭詐騙而匯款之事實。二、所犯法條：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 月16日修正，於同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前開規定移列為洗錢防制法第19 條第1項，並修正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查本件洗錢之財物金額為77萬元，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 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等罪嫌。被告就上開犯行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所涉上開犯行，均係一行為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又被告對於附表所示4 名告訴人之罪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請分論併罰。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1　　日　　　　　　　　　　　　　檢　察　官　吳柏萱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書　記　官　戴職薰附　表：被害人帳戶明細及車手提領時間一覽表編號被害人詐騙方式被害人匯款時間匯入之人頭帳戶匯款金額 (新臺幣) 提領犯嫌提領時間提領地點提領金額 (新臺幣) 有無影像備註 1-1 丙○○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4月30日晚上9時許，透過「抖音」暱稱「專業銀行經理」、LINE暱稱「張經理諮詢」向告訴人丙○○佯稱：透過富邦金控網站http://hugea.tabangwu.top/h5/#並提供保證金及止保金即可申請貸款等語，致告訴人丙○○陷於錯誤，而於右列之時間，匯款右列之金額至右列之帳戶內。 113年5月10日下午2時37分許中華郵政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申登人：甲○○） 50,000 甲○○ 113年5月10日下午2時39分許竹北光明郵局（址設新竹縣竹北市縣○○路000號） 50,000 有提款影像2 2 丁○○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5月10日下午12時55分許，以臉書暱稱「Yuan Jia Ling」向告訴人丁○○佯稱：想要透過蝦皮賣場交易等噢，待告訴人丁○○提供賣場連結後，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丁○○表示該訂單遭凍結，並提供偽冒之蝦皮客服連結，接續對告訴人丁○○佯稱：需進行金融帳戶驗證，驗證通過後會退款等語，致告訴人丁○○陷於錯誤，而於右列之時間，匯款右列之金額至右列之帳戶內。 113年5月10日下午2時39分許 49,989 113年5月10日下午2時56分許 60,000 提領影像3 3 戊○○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5月9日某時許，透過「抖音」暱稱「張董貸款路」向告訴人戊○○佯稱：可透過http://hugea.tabangwu.top/h5/#網站貸款，惟須支付3%服務費等語，致告訴人戊○○陷於錯誤，而於右列之時間，匯款右列之金額至右列之帳戶內。 113年5月10日下午2時39分許 9,000 4 乙○○ (提告) 詐騙集團成員於113年5月10日下午2時6分許，向告訴人乙○○佯稱：他所提供之旋轉拍賣賣場無法下單等語，並改透過LINE暱稱「涓涓」向告訴人乙○○聯繫並接續佯稱：因拍賣帳號未經認證而遭凍結，須依銀行專員之指示處理等語，致告訴人乙○○陷於錯誤，而於右列之時間，無摺存款右列之金額至右列之帳戶內。 113年5月10日下午2時43分許 29,985 113年5月10日下午2時57分許 30,000 1-2 丙○○ (提告) 同編號1-1 113年5月10日下午2時44分許 1,000

2025-03-13

SCDM-113-金訴-948-20250313-1

台上

最高法院

偽造文書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15號上訴人黃喜松選任辯護人李泰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6號，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123號，111年度偵字第16 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若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黃喜松有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共同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刑，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載述憑以認定之心證理由。三、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所稱「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有調查必要，且有調查可能性之證據而言。若法院認為待證事實依據卷內相關證據已臻明瞭，別無再調查其他證據之必要者，縱未再調查其他證據或傳訊相關證人，亦不能遽指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之違法。上訴人於原審準備程序並未聲請調查證據，有原審民國113年6月21日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稽。且原審審判期日，經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均答稱：無等語，有113年8月22 日原審審判筆錄在卷可憑。則原審綜合卷內證據，以上訴人雖非○○縣○○鎮○○路OO-O號「關山汽車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關山汽車公司)之登記負責人（按登記負責人為上訴人之女友黃○英），但係該公司之實際負責人，且關山汽車公司受交通部公路總局臺東區監理站委託辦理車輛檢驗業務，上訴人共同犯行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之事證已明，不再為其他無益之調查，自不能指為違法。上訴意旨謂其僅係關山汽車公司之行政管理，又無驗車執照，更未從事驗車業務。原判決未傳訊黃○英或調閱相關委託之文書，即認定伊係受委託從事公務，於法不合，有重要事證漏未調查之違法云云。依上述說明，自非依據卷內資料執以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　　四、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共同正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為保障其他共同正犯之利益，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同正犯犯罪事實之認定。所謂其他必要之證據，應求諸於該共同正犯自白以外其他與犯罪有關之證據，且所謂補強證據，並不以證明全部事實為必要。本件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不利於己之供述（對於其係關山汽車公司之實際負責人，潘福榮、鄭百山為公司員工，公司有受監理站委託辦理車輛檢驗業務，暨起訴書附表所示之檢驗日期，潘福榮、鄭百山有在公司之電腦設備檢驗紀錄表「檢驗結果」欄為不實勾選，及將不實資料上傳至公路監理系統等事實不爭執），佐以潘福榮、鄭百山、徐駿騰（前揭3人業經判刑確定）等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及卷附交通部公路總局高雄區監理所車輛檢驗紀錄表及法務部廉政署南部地區調查組勘驗報告等證據資料，經綜合判斷，認定上訴人有上開犯行，並說明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未曾對潘福榮及鄭百山說：「大型車輛可以讓它過就讓它過，不要一板一眼。」、「泵浦車不要太嚴格，能放水就放水。」等語；且關山鎮僅關山汽車公司一家檢驗廠，並無同業競爭壓力，況伊在宜蘭、花蓮、臺東有13家租車行，又經營民宿業，高雄、屏東地區亦有數個驗車修理場，不可能對潘福榮及鄭百山作違法指示，潘福榮及鄭百山所述前後不符，不可盡信云云，如何不足採信，說明潘福榮及鄭百山若非受上訴人一再指示，當無自行冒著被查辦及撤銷執照之風險，為不實檢驗。且其2人在偵查之初即坦承犯行，而偽造文書罪並無供出共犯得以減輕其刑之規定，實無坦承犯行，再攀咬上訴人之必要。另上訴人於多角化事業經營版圖下，除追求業績外，為減少被客訴、籠絡客群做人情，而作出放水指示，亦有合理動機。至於證人張清吉之本職並不負責關山汽車公司之檢驗車輛業務，而係在上訴人經營之關山會館擔任管理職務，由於其亦具有檢驗員證照，故偶爾在潘福榮、鄭百山其中1 人請假時前往代班，但即使前往代班，亦不負責前段人工檢驗之業務，僅處理後段由儀器判定部分之業務，故甚少參與上訴人及潘福榮、鄭百山之會議，則其證稱未聽到上訴人有要求放水之指示等語，無從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且上訴人要求放水之指示，與本案原判決附表檢驗車輛之行使不實準公文書之結果，在客觀上有因果關係，上訴人與潘福榮、鄭百山間有共同之犯意聯絡。所為論斷，並未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又原判決認定上訴人與潘福榮、鄭百山係共同正犯，而潘福榮、鄭百山於第一審均係自白犯行，且依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引用起訴書之記載，其2人之自白與陳昭安、林春木及陳美珍之供述（均證稱係將車牌拆下〈或由他人〉後，以樣板車送檢驗等事實）相符。換言之，潘福榮、鄭百山二人之自白，有陳昭安、林春木及陳美珍之證詞作為補強證據。潘福榮、鄭百山2人之自白既有其他補強證據，足以證明其2人自白犯罪事實之真實性，則原審以其潘福榮、鄭百山之證詞作為上訴人犯行之補強證據，難認有違補強法則。再者，雖不同車輛有不同之引擎號碼。惟鄭百山於第一審證稱：驗車時有關車輛之外觀、引擎號碼、車牌號碼必須用人工看是否符合，不是透過機器去判別等語。而如上述，陳昭安、林春木及陳美珍均證稱係將車牌拆下後，以樣板車送檢驗。則在檢驗者有意放水之情形下，自能輕易蒙混過關。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白之論斷於不顧，仍執陳詞，謂潘福榮、鄭百山已分別證稱：上訴人並未為不法之指示；鄭百山更證稱：係其錯誤之聯想等語。可見伊與潘福榮、鄭百山不可能有犯意聯絡。又不同之車輛有不同之引擎號碼，若潘福榮與鄭百山有核實受檢車輛之引擎號碼，自可分辨係不同之車輛，其2人怠於檢查引擎號碼，卻將過錯歸罪係伊指示要便民，然伊自始未曾為不法之指示，本件欠缺潘福榮、鄭百山自白以外之補強證據，指摘原判決僅憑潘福榮、鄭百山之自白認定其觸犯上開罪名，違反證據法則云云。係對原審適法的證據取捨及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再為爭辯，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黃斯偉法　官蔡廣昇法　官何俏美法　官劉興浪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張功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2025-03-13

TPSM-114-台上-615-20250313-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號上訴人蔡沇錄選任辯護人陳世雄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9月2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9233、4380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蔡沇錄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上訴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 第1項之詐欺銀行罪刑（一行為觸犯詐欺銀行罪、刑法第339條之 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 款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處有期徒刑2年，並諭知附條件緩刑5 年），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稱： 本件僅冠森建設有限公司（下稱冠森公司）有支付良有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良有公司）興建鳳凰水岸建案（即冠森公司於民國104年間在上訴人所有之本案13筆土地上興建一般事務所及旅館之新建工程）工程款之義務，上訴人僅為地主，並無建築款項周轉之壓力，且上訴人所有之本案13筆土地淨值高達新臺幣（下同）22億元，遠逾本件融資總金額16.4億元甚多，自無甘冒刑責，共同對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銀行）圖謀不法所有之必要。原審未說明上訴人與李賢士（冠森公司負責人，業據原審判處罪刑並諭知附條件緩刑確定）、李卿夋（冠森公司股東、李賢士之子，業據原審判處罪刑並諭知附條件緩刑確定）、蔡進財（良有公司之負責人，已於108 年6月18日歿）等人究係如何取得共識，難謂無證據調查未盡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依原判決之認定，元大銀行就本件建築融資案分為甲項及乙項。其中甲項授信係由地主提供土地設定抵押權登記，即可全額撥貸，此部分業據上訴人提供本案13筆土地設定抵押權，並獲得全額撥貸，就此部分而言，上訴人自無施詐致元大銀行陷於錯誤之情形；乙項授信則係建築融資，是按照工程進度分次動用，涉及李賢士、李卿夋及蔡耀德（蔡進財之子，蔡進財死亡後由蔡耀德擔任良有公司負責人，原審另行判處罪刑，並諭知附條件緩刑）等人之施工專業情事，自非僅為地主之上訴人所能掌控，能否認為上訴人就乙項部分與其他被告有共識，自有疑慮。況依授信合約之記載，冠森公司係借款人，亦係其與良有公司簽訂委建契約，上訴人僅任連帶保證人，亦無與李賢士、李卿夋及蔡進財共同施詐之必要。　 依證人即時任元大銀行民生分行資深協理之貸款承辦人袁大翔於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詢問（下稱調詢）時所述，可見其主要均是與蔡進財聯繫、討論，且核貸時已確信本件如准貸，風險偏低及還款能力無虞。而證人陳月娟於調詢時亦稱本案係李賢士與蔡進財同意後，李卿夋跟蔡佳樺（蔡進財之女，擔任良有公司會計；原審另行判處罪刑，並諭知附條件緩刑）才著手去做。是本件應僅屬冠森公司之李賢士及良有公司之蔡進財所為，上訴人縱消極知情，但僅係建案基地所有人及連帶保證人，實無甘冒重刑之必要，堪認上訴人與蔡進財等人並無犯意聯絡及積極參與犯行之分擔行為。況本案保證人之一黃政勇既是良有公司股東，也是上櫃公司德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德昌公司）負責人，若良有公司興建過程出現困難，可由德昌公司接手及黃政勇負責，此亦為元大銀行同意本件融資之主要原因。能否猶認元大銀行於審核冠森公司提出之營建成本金額、徵授信、擔保品鑑價本案工程標單及本案興建計畫書等文件後確有陷於錯誤之情事？原判決就上開有利於上訴人之證述，未予調查釐清，亦未說明其不足採信之理由，遽採上訴人之自白，自有違證據法則，並有證據調查未盡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 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就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犯行有明知之故意，卻未論敘其依憑，且上訴人主觀上究係出自明知之直接故意抑或有預見之間接故意，或並不知情，攸關上訴人是否亦構成商業會計法第71條第1款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罪之罪責，原判決未詳論其認定之依憑，即有判決理由不備之違法。　　 依原判決之認定，上訴人僅與李賢士有原判決事實欄（下稱事實欄）二之㈠、㈡等犯行，而李賢士除此之外，尚有事實欄二之㈢犯行。可見上訴人之犯意與犯行均較李賢士為輕，然原判決均判處其等同一刑度即有期徒刑2年，並均諭知緩刑5年，以及應向公庫支付同一金額1,200萬元，此之量刑依憑，並無隻字片語提及，已見原判決未以上訴人及李賢士間各別犯罪動機、目的、犯罪之手段、角色、地位、分工情節、實施、參與時間、犯罪所生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等刑法第57條事項及其等責任為基礎，作為量刑審酌之依據，自與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有違，不足以保障上訴人之訴訟權，其量刑確有過重，自有量刑失入之不當違誤等語。　惟查： 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㈠原判決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明認定上訴人有事實欄二之㈠所載，與李賢士、李卿夋、蔡進財（以下與上訴人、李賢士、李卿夋合稱李賢士等4人）、蔡佳樺、蔡耀德等人為使鳳凰水岸建案取得元大銀行建築融資及能將元大銀行核准授信額度全數動用等目的，李賢士等4人共同意圖為冠森公司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銀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而蔡佳樺、蔡耀德則基於縱使與李賢士等4人詐欺銀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亦不違背其等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及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共同與李賢士等4 人形成犯意聯絡而接續為如該事實欄所載之詐欺元大銀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以及事實欄二之㈡所載，與李賢士、李卿夋明知冠森公司與原判決附表三至六所示公司間，並無實際進項交易之事實，仍與陳月娟共同基於填製不實會計憑證之犯意聯絡，而接續為如該事實欄所載之填製不實會計憑證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㈡經核原判決關於上訴人部分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調查職責未盡、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㈢再： ⒈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固規定，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但應行調查之證據範圍，在同法並未定有明文，該項證據，自係指第二審審判中已存在之證據，且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又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固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然此所謂之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自白之犯罪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自白之真實性即已足；且得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被告之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自白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原判決已敘明如何以上訴人及同案被告李賢士、李卿夋等人之自白，佐以卷內相關證據資料以為補強證據，交互參酌而為認定；並就如何認定上訴人分別與李賢士、李卿夋、蔡進財、蔡佳樺、蔡耀德間就事實欄二之㈠犯行；與李賢士、李卿夋、陳月娟間就事實欄二之㈡犯行，具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等旨，均詳論其依憑，並非單以上訴人不利於己之自白，作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之唯一證據，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違背證據法則。何況，依卷內資料，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判期日，經原審審判長詢以「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時，均答稱：「無」（見原審卷二第263至264 頁）。原審認上訴人本件犯罪之事證已明，未再贅為其他無益之調查及說明，亦難謂有調查證據職責未盡及判決理由欠備之違誤。又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罪，與詐欺罪同屬即成犯之性質，上訴人此部分犯行既已明確，縱事後清償完畢或已完成建築或有保證人足以代為完成建案，仍不影響於此部分事實之認定。　　 ⒉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即難謂違法。又刑法上之共同正犯，雖應就全部犯罪結果負其責任，但科刑時，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情狀，分別情節，為各被告量刑輕重之標準，尚難相互援引，比較量刑孰輕孰重。原判決撤銷第一審關於上訴人部分之科刑判決，已敘明如何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並依銀行法第125 條之4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再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所量處之刑，核未逾法定刑度，亦無濫用量刑職權，更非僅以犯意及犯行為量刑唯一依據，尚難率指為違法。㈣上開上訴意旨所指各節，或係就無礙於事實認定之事項，或係重執上訴人在原審辯解各詞及其個人主觀意見，就原審採證認事、量刑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俱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上訴人之其他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關於其部分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綜上，應認上訴人對原判決關於其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陳如玲法　官李麗珠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2025-03-13

TPSM-114-台上-7-20250313-1

台抗

最高法院

妨害性自主等罪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350號抗告人李錫泓上列抗告人因妨害性自主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30日駁回其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更審裁定（113年度侵聲再更一字第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 按原判決所憑之證言已證明其為虛偽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前開款項情形之證明，依同條第2項之規定，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始得聲請再審。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新事實或新證據，除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嶄新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顯著性」特性，二者先後層次有別，且均不可或缺，倘未兼備，自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再者，再審及非常上訴制度，雖均為救濟已確定之刑事判決而設，惟再審係為確定判決有認定事實錯誤而設之救濟程序，非常上訴程序則在糾正確定判決之法律上錯誤，如認確定判決有違背法令情事，則應循非常上訴程序救濟，二者迥然不同。　 本件抗告人李錫泓就原審法院111年度侵上訴字第80號妨害性自主案件刑事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第1項第2款、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其聲請意旨如原裁定理由欄所載。原裁定以：抗告人雖指稱證人盧○靜（名字詳卷）於本案之證詞係偽證，然並未提出盧○靜受法院判處偽證之確定判決或相關憑證，亦未提出任何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之證明，況抗告人告發盧○靜涉犯偽證罪嫌，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9493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難謂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再審要件。又抗告人固提出盧○靜與吳智娟間通訊軟體Instagram 對話紀錄截圖（下稱再證1）、其與盧○靜間通訊軟體微信對話紀錄截圖（下稱再證2），主張盧○靜自承其受告訴人甲女（姓名詳卷）教唆，而於原確定判決案件（下稱本案）作證時為虛偽陳述云云，惟盧○靜就再證1、再證2對話內容之真實性及原因，於原審證稱：其就本案在法院作證後，抗告人要其出面表示在本案之證詞與事實不符，並稱如出面承認作偽證，即幫忙償還其積欠甲女之款項。又其不在案發現場，不知抗告人與甲女間真實情況為何，而抗告人講的跟甲女也不一樣，聽完抗告人之說詞後，覺得迷茫，有在想甲女說的情節是否事實，所以其在再證1之對話中，才會向吳智娟稱：「就發現我朋友（指甲女；下同）跟我講的不是實話」。另會向吳智娟表示：「但李（即抗告人）他朋友好像有套出我朋友說他們兩個是兩情相願的」，則是抗告人給的資訊。至於再證2的對話中，在抗告人感謝其願意出來作證時，會回稱：「沒事、我希望的是我能幫對人、我不想要說曾經因為她是我好朋友、我就會一直站她那邊～我也不想要說、去害到你的家庭、我寧願幫助你」，則是因熟識的朋友蔡侑妘說抗告人有家庭，小孩也快要出生了，希望其能出面幫忙，再加上抗告人說甲女已被套出說「他們兩個是兩情相願」，因此被洗腦，想說抗告人可能才是對的，所以才有前述回話。嗣經思考，認為不知抗告人與甲女誰說的才是實話，且在本案作證時也沒說謊，才決定不幫抗告人等語，堪認再證1、再證2中盧○靜所為之上開表示，雖與其前在本案作證所言相異，然此乃因抗告人積極透過友人尋找到盧○靜，盧○靜因聽信抗告人及其友人事後提供之資訊所致，尚難憑以認定盧○靜在本案之證詞不實。是抗告人所執之前述新事實，無論單獨或與先前之原確定判決引用之證據綜合判斷，均無法產生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合理懷疑，而為抗告人無罪之判決，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要件不符。因認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予以駁回，而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同屬無據，併予駁回等旨。經核於法洵無不合。 抗告意旨略謂：甲女歷次證述諸多環節邏輯矛盾、前後不一，亦未提出驗傷證明，倘遭性侵害，豈會仍與其單獨相處，此後又從事酒店此高度風險之工作。又盧○靜所述乃聽聞自甲女，且人云亦云，也與甲女所言互有齟齬，自非適格之補強證據。原確定判決僅憑甲女單一指訴，不採鄭昶佑之證詞，更未依其聲請傳喚黃品彰到庭作證，逕認其對甲女為強制性交之犯行，有適用證據法則不當、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云云，並未針對原裁定駁回其聲請之論述，如何違法或不當為具體指摘，復置原裁定已明白論敘之事項於不顧，且所述各節，或屬對原確定判決已論斷說明及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為不同之評價，非聲請再審所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或屬得否提起非常上訴之判決有無違背法令之問題，尚非本件再審程序所得審究。綜上，應認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林海祥法　官張永宏法　官劉方慈法　官江翠萍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修弘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2025-03-13

TPSM-114-台抗-350-20250313-1

易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01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耀榮選任辯護人林殷佐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續字第1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丙○○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與告訴人AE000-K111341（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係鄰居。被告基於跟蹤騷擾之犯意，分別於民國111年8月24日、同年月25日及同年月31日(下分稱24日、25日及31日)，在渠等位在桃園市蘆竹區住處社區（地址詳卷），盯梢、監視及攝錄告訴人甲行蹤，對告訴人反覆進行騷擾，致告訴人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及社會活動。因認被告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實行跟蹤騷擾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第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此觀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之規定自明。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被告及告訴人提供之錄音檔案及照片、被告與告訴人間通訊軟體LI NE對話紀錄等件，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24日有在社區中庭朝告訴人錄影、31日在社區中庭碰見告訴人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犯行，辯稱：於24日那天，因告訴人在社區遛狗沒有牽繩，造成社區環境髒亂，朝告訴人錄影目的在於蒐證；於25日那天並無與告訴人碰面；於31日那天，我僅在門前整理我自己家的花草，並無任何盯梢、監視告訴人之行為等語。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係同一社區之鄰居，被告與告訴人之住家均為獨棟透天房屋，被告住家位於告訴人住家之斜對面，兩人與其他同社區之住戶共用中庭花園，而被告於24日有持手機朝告訴人拍攝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 見偵字第43237號卷第9頁、本院易字卷第175頁)，並有證人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見偵字第43237號卷第20頁、偵續字第125號卷第176頁、本院易字卷第69頁) ，另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紀錄(見偵續字第125號卷第45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蘆竹分局(下稱蘆竹分局)偵查隊現場照片及黏貼紀錄表(見偵字第43237號卷第4 5至50頁)等件在卷可查，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二)公訴意旨固認被告於24日在社區中庭朝告訴人攝影之行為，客觀上該當跟蹤騷擾之犯行，然查： 1、按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所定之跟蹤騷擾行為，包含以人員、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或以盯梢、守候、尾隨或其他類似方式接近特定人之住所、居所、學校、工作場所、經常出入或活動場所之行為，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第1款、第2 款定有明文。又跟蹤騷擾防制法之立法意旨，參酌立法理由之說明：「跟蹤騷擾行為具態樣複合性，常係多種不法侵害之行為同時進行，另因其係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實施侵擾，使被害人長期處於不安環境中，嚴重影響其正常生活之進行，侵害個人行動及意思決定自由...」等文字，係為保護個人身心安全、行動自由、生活私密領域及資訊隱私，免於受到跟蹤騷擾行為侵擾而設。而參酌國外立法例及我國案例經驗，理解跟蹤騷擾行為係源於迷戀、追求（占有）未遂、權力與控制、性別歧視、性報復或性勒索等因素，而將被害人當成自己的附屬品之行為，為使國家公權力得就危險之個案提早介入調查及處罰，故以「與性或性別相關」定明為行為之構成要件，為跟蹤騷擾行為具備可罰性之建立。是跟蹤騷擾防制法明定跟蹤騷擾行為須針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之，且有使他人心生畏怖之結果，即應以已使被害人明顯感受不安或恐懼，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容忍之界限而言。 2、觀諸被告與告訴人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顯示，被告固分別有於109年3月24日傳送「下午邀請你去五酒桶山看櫻花」、「辛苦了，累不累，明天下午去南崁大鼓山看風車、海邊夕陽喝咖啡」等文字；於109年4月24日傳送「家家有本難念的經，私密交友要保守秘密，否則見光死，任何共同需求，都可以表白及嘗試」等文字；於110年8月10日傳送「要彼此有互動，壓力有時來自生理需求，不知你是否有同感」等文字予告訴人，有上開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偵字第43237頁第42、43頁)，然上開對話紀錄均發生在110年8月前，迄至本案發生之111年8月24日已逾1年。又證人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被告於110年9月27日晚間10時許，用LINE傳了「無恥 !自家門前雪都不掃，還待畜生製造糞尿。」等文字後，我實在受不了被告再三騷擾，所以我就封鎖了被告的LINE等語 (見偵字第43237號卷第23頁)。而證人告訴人於本院證稱：我封鎖被告的LINE後，被告最後傳訊息給我是在110年10月1 6日，後來我因社區事務有解除對被告的封鎖，而被告也曾於111年4月28日有傳訊息給我，但後來被告收回了，直到本案發生之111年8月間，我都沒有收到被告傳送的LINE訊息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66至67頁)。可徵告訴人於110年10月17 日起至111年8月24日間，均未收到被告傳送之LINE訊息，難以認定被告於此期間內，仍有持續或反覆以通訊軟體LINE對告訴人進行與性或性別相關之騷擾行為。又被告上開過往之 LINE訊息縱使帶有追求或曖昧之意圖，但已事隔一年以上，且告訴人亦已封鎖被告，客觀上即難認定被告先前之訊息與本次拍攝行為具有時間上之緊密關聯性，或構成持續性之騷擾行為。 3、再觀察告訴人於偵查中提出其於110年9月28日傳送予里長之對話紀錄顯示：「..我剛忘了跟您說，黃先生很看不慣我家的狗狗，我跟他說其他戶人家野放貓狗出來，你怎麼不去找碴...」、「他就要想盡辦法要阻止我到花園遛狗...」等文字(見偵續字卷第147至148頁)，可知被告與告訴人間確實因為告訴人養狗在社區中庭花園遛狗散步乙事，有所爭執。而告訴人於本院證稱：我於111年8月24日帶狗到社區中庭花園遛狗，當時被告在拍攝我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69頁)，可徵被告於24日拍攝告訴人之際，被告正在社區中庭花園遛狗.. .，亦難排除被告拍攝告訴人之目的，在於紀錄告訴人在社區中庭花園遛狗之情形，而不具備其他「與性或性別相關」之行為。再者，被告與告訴人居住於同一社區，彼此與其他住戶共同使用社區中庭花園，已認定如前，縱使被告於24日有朝告訴人方向拍攝之行為，然考量兩人均為同一社區住戶，且因告訴人遛狗問題長期存有嫌隙，亦難排除被告係因蒐證或其他與性或性別無關之目的而為拍攝，即難僅憑被告有拍攝告訴人之行為，即逕自推論被告主觀上有性騷擾之意圖。 4、綜上，被告縱有拍攝告訴人之行為，客觀上亦難認已符合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所定要件，亦乏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主觀上有何與性或性別相關之騷擾意圖，自難僅憑告訴人之主觀感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三)公訴意旨另認被告於25日及31日，分別有對告訴人有進行盯梢、監視及攝錄告訴人行蹤之行為，然查： 1、觀察蘆竹分局大竹派出所111年8月25日之員警工作紀錄簿顯示：「工作記事及處理情形：...處理○巷○號跟蹤騷擾(報案人○○○稱遭丙○○)長期拍報案人遛狗故請警方告知黃民勿再這樣做。暫時不提任何告訴。」等文字，有蘆竹分局113年12 月20日蘆警分刑字第1130047279號函及上開工作紀錄在卷可稽(見本院易字卷第85、89頁)。又告訴人於本院證稱：我在 25日也有帶狗到社區中庭花園遛狗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69 頁)，可認被告與告訴人再次因中庭花園遛狗一事有所爭執，告訴人因此請警方到場協助處理，並要求被告勿再對其在中庭遛狗乙事進行拍攝，然被告於25日此舉對告訴人有何與「性或性別相關」之騷擾行為，仍有未明。 2、再觀諸告訴人於31日之警詢筆錄記載：「...於31日14時50 分許至16時0分許...遭被告以整理花園的表象來實施間是觀察我。它的目的就是要給我壓力，讓我心生畏懼。」等語( 見偵字第43237號卷第20頁)。又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被告於31日站在門口監視我，而且還偷按我家門鈴，我有跟他說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是你一直在偷按我家門鈴，25日跟31日我都有報警等語(見偵續字第176頁)。另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31日一直看到被告，我只要出花園就看到被告，被告出來花園就是要過來跟我講一些五四三的，就是不要養狗、要幫我整理我家花園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63頁)，可知告訴人稱被告於31日對其進行跟蹤騷擾之行為，係以在社區中庭監視告訴人之方式為之。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辯稱： 31日我在整理我自己家裡的花草，告訴人就去報案了，我根本不曉得告訴人有去報案，我是警察來我才知道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75至176頁)。是考量被告住家位於告訴人住家之斜對面，且兩戶人家均有種植花草，並共同使用社區中庭花園，被告於自家門前或社區中庭整理花草，難以認定具有何「與性或性別相關」之意涵。又縱使被告整理花草之位置，碰巧可觀察到告訴人之動態，然因兩造住家位置相鄰，此為地理環境上難以避免之情形，實難因被告有整理花草之行為，且客觀上可能觀察到告訴人，即推論被告主觀上有跟蹤或監視告訴人之意圖，並進而認定其行為與性或性別相關。至告訴人指稱被告偷按其門鈴一事，除告訴人之單一指述外，別無其他證據可資佐證，在無監視器錄影畫面或其他補強證據之情形下，尚難僅憑告訴人片面之詞，即遽認被告有以按告訴人門鈴之行為進行騷擾。 (四)綜上，跟蹤騷擾行為之「持續反覆」要件，必須以次數、頻繁度及時間上的近接性作整體評價，且以行為人是否顯露出不尊重被害人反對的意願，或對被害人的想法採取漠視而無所謂的心態為斷。然被告持手機朝告訴人拍攝之行為或在其大門前整理花草行為，均難認與上開被告於109年3月間至11 0年8月間傳送予告訴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有所關聯，因此，本件有無該當跟蹤騷擾罪之「性或性別相關」、「使之心生畏怖」要件，尚屬有議。　　　　　　　　　五、綜上所述，綜合勾稽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本院對於被告上開行為涉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實行跟蹤騷擾罪嫌等節，均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認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本院自應為無罪之諭知。至告訴人於113年12月25 日以補充訴狀逕行提出於本院(見本院易字卷第93至119頁，下稱該補充訴狀)，復經檢察官當庭引為證據使用，然因該補充訴狀內提及有關24日、25日、31日被告所為跟蹤騷擾行為部分，業經本院為無罪宣告，業如前述，而該補充訴狀內提及有關被告另有長期騷擾告訴人部分，與上開經起訴部分，尚無不可分關係，不在提起公訴效力所及之範圍，本院自不得予以審理，併予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王俊蓉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七庭　法　官謝長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鍾巧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2025-03-12

TYDM-113-易-1101-20250312-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862號上訴人洪政軍選任辯護人文聞律師鄧藤墩律師張詠翔律師上訴人孔祥志選任辯護人王進輝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矚上訴字第1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緝字第1號，111年度偵字第29085號，111年度選偵字第87、119、1 20、124號，112年度選偵字第31、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洪政軍有原判決犯罪事實一所載之非法持有非制式衝鋒槍等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其共同犯非法持有非制式衝鋒槍罪刑併諭知相關沒收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洪政軍在第二審之上訴；又以上訴人孔祥志經第一審依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論處共同犯非法持有非制式衝鋒槍罪刑併諭知相關沒收後，檢察官及孔祥志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量刑部分不服而提起第二審上訴，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該部分科刑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孔祥志在第二審關於刑部分之上訴。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暨量刑審酌所憑之依據及裁量之心證理由，對於洪政軍否認犯行之供詞及所辯各語認非可採，亦已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洪政軍另共同犯受禁止出國處分而出國部分，業經判處罪刑確定）。三、上訴意旨略以：㈠洪政軍部分： ⒈⒈原判決先敘明證人即同案被告謝俊誠（與後述之蔡金郎均經判決無罪確定）於警詢、未經具結之偵查筆錄，無證據能力，復以該部分陳述，因洪政軍及其辯護人於第一審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且意思表示為瑕疵，不許撤回於第一審之同意，認該部分有證據能力，顯就同一證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其證據能力為不同之認定。又洪政軍於原審增列爭執同案被告王文宗、郭建彰（上2人與後述之李奇漢均經判處罪刑確定）、謝俊誠、蔡金郎及證人林玉忠（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蘇琮傑（另案偵辦中）之警詢、未經具結之偵查筆錄的證據能力部分，檢察官並未就此異議，而上述證人除謝俊誠外，其餘證人均未於審判中以證人身分作證，則上述於審判外之供述證據，並未經法院調查，自應准洪政軍撤回第一審同意作為證據之意思表示。而原判決以王文宗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距案發時間較近，無受外界干擾等情，採為判決之基礎，不採王文宗於原審之證述，已違反直接審理原則及嚴格證明法則，且未審酌其餘證人證述作成時之情況，亦有理由不備。況我國刑事訴訟之第二審為覆審制，而文聞律師於原審始受委任，辯護人本得獨立行使辯護權，自應准允對全案證據之證據能力表示意見，始符憲法第16條辯護權之保障。原判決不准洪政軍及其辯護人撤回作為證據之同意，適用證據法則顯有不當。 ⒉⒉洪政軍在孔祥志請求協助偷渡事宜前，對於孔祥志所為毫無所悉，俟孔祥志犯後告知時，始萌生一起偷渡念頭。而洪政軍既答應孔祥志偷渡逃亡，則其事前進行勘查規劃，即屬必要，不能倒果為因認其共同參與本件開槍犯行。又卷內既無洪政軍安排郭建彰購買系爭孔祥志作案所用之機車之事證，且原判決亦認郭建彰並未參與本案，則原判決認定孔祥志係經由洪政軍取得郭建彰購買之機車作為犯案工具，自有理由不備及矛盾。至王文宗於警詢陳稱其與洪政軍在中國酒店對話之陳述，為王文宗於審判外之陳述，本無證據能力，且為洪政軍抒發無奈之情所為之對話，並非洪政軍向王文宗承認犯行之自白，原判決以主觀立場，認王文宗於原審具結所為之證言，均不可採，違反證據法則。是以，原判決係以主觀臆測推論洪政軍有本件犯行，適用法則不當，判決違法。 ⒊原判決以孔祥志之證述，認孔祥志欲對被害人郭再欽、謝財旺開槍一事，已於事前告知洪政軍。然孔祥志於原審已明確證稱：只是央求洪政軍安排偷渡、逃亡，而預告「要做事」，是其主觀上以為告知「做事」，洪政軍就會知道要開槍。乃原判決以此部分係迴護之詞，不足採信，採證偏頗。又原判決以上述孔祥志不利洪政軍之證述作為判斷基礎，但此部分並無補強證據，違反證據法則。 ⒋原判決既認定李奇漢載送孔祥志前往武聖夜市時，已經知悉孔祥志要去開槍，且丟棄孔祥志換裝後之衣物，另又謂卷內無李奇漢與孔祥志謀議策劃槍擊案之證據，且李奇漢沒有參與開槍之構成要件行為，難以論以共同正犯。然洪政軍同樣未參與開槍之構成要件行為，只是安排案發後之逃亡事宜，何以李奇漢僅論幫助犯，洪政軍就成立共同正犯？況洪政軍與孔祥志一起偷渡至中國大陸時，本件開槍犯行之構成要件行為皆已完成，自不能以此論斷洪政軍為共同正犯。 ⒌原判決先謂洪政軍與被害人等並無仇怨，另一方面卻認本件係洪政軍指使小弟孔祥志所為，理由已有矛盾。而依卷內證據，無從證明洪政軍指使孔祥志開槍及本件有隱身幕後之不詳成年人存在等情，則原判決認洪政軍與幕後策劃者就本件槍擊案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即有判決未憑證據、理由不備及矛盾之違法。㈡孔祥志部分：其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家中尚有年老母親待其服刑期滿，回歸家庭以享天倫，參酌其他法院相類似犯行之判決，原判決判處其有期徒刑8年，顯屬過重。四、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之傳聞例外，乃基於當事人進行主義中之處分主義，藉由當事人等「同意」之此一處分訴訟行為，與法院之介入審查其適當性要件，將原不得為證據之傳聞證據，賦予其證據能力。而所謂「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之同意權人，依同法第3條規定，係指檢察官、自訴人及被告而言，不包含當事人以外之代理人或辯護人，此觀同法第159條之5第2項擬制同意權人包含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之規定自明。又此一明示同意之效力，既因當事人之積極行使處分權，並經法院認為適當且無許其撤回之情形，已告確定，即令上訴至第二審或判決經上級審法院撤銷發回更審，仍不失其效力，縱於第二審另委任其他辯護人仍不得再為追復爭執或撤回同意。　　原判決已敘明證人王文宗、郭建彰、蔡金郎、林玉忠、蘇琮傑等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部分雖屬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陳述，然洪政軍及其辯護人在第一審均明示同意，而具證據能力之理由，經合法調查後，乃採為認定洪政軍犯罪事實之部分論據，並無不合。又辯護人既非刑事訴訟法所指之當事人，自無明示同意之處分權可言。上訴意旨執另一位辯護人文聞律師係在原審始受委任，指摘原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云云，自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至原判決雖就證人謝俊誠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是否具證據能力乙節，前後論述有不一致之情形，然原判決並未援引謝俊誠上開審判外之陳述為不利洪政軍之認定，該項瑕疵與判決本旨不生影響，亦不生採證違法之違誤。五、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苟其取捨判斷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即不能指為違法。又共同正犯間，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原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祇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而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是共同正犯之行為，應整體觀察，就合同犯意內所造成之結果同負罪責，而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責。　　原判決認定洪政軍上揭犯行，係綜合其不利於己之部分供述、證人孔祥志、林玉忠、蘇琮傑、李奇漢、王文宗等所為不利洪政軍之證述，酌以卷附李奇漢所駕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車牌辨識系統資料、行經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及武聖夜市監視器錄影畫面照片，暨孔祥志犯案時騎乘懸掛「000-0000 」號偽牌機車之車牌辨識系統資料、行經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行經路線地圖分析，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暨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詳敘憑為判斷洪政軍於案發前之民國111年10月間已先行委託林玉忠駕駛舢舨船負責接應孔祥志，並於同年11月初指示蘇琮傑開車載孔祥志前往林玉忠住處，由林玉忠駕駛舢舨船載孔祥志至預定接應地點察看，且在孔祥志前往斯時臺南市議員候選人謝舒凡（謝財旺之女）位於○○市○○區○○路000號競選總部、郭再欽之前位於同上區頂山寮0之00號之公司開槍後，指示蘇琮傑到林玉忠住處叫醒因酒醉入睡而未能接聽電話之林玉忠，蘇琮傑並將洪政軍用以聯絡林玉忠接應孔祥志的插有黑莓卡之手機1支交予林玉忠，洪政軍隨即以這支手機指示林玉忠駕駛舢舨船前往事先察看的接應地點載送孔祥志回林玉忠住處等候，之後洪政軍指示林玉忠開車載孔祥志至台 88線快速道路往東港方向交流道處讓孔祥志下車，由另一部自小客車接應孔祥志前往與洪政軍會合後，兩人即一同從安平港搭漁船偷渡至大陸地區福建省泉州市藏匿等情，乃認洪政軍與孔祥志基於共同非法持有非制式衝鋒槍之犯意聯絡，於孔祥志作案前，即規劃孔祥志開槍後逃逸路線、如何接應孔祥志等事宜，及在孔祥志作案後安排與之一起偷渡至大陸地區，所為該當非法持有非制式衝鋒槍罪構成要件，與孔祥志並為共同正犯，洪政軍所辯未與孔祥志事前謀議，其係孔祥志開槍後，始知悉並協助共同偷渡至大陸地區等旨辯詞，委無可採等各情，其審酌之依據及取捨判斷之理由。另本於證據取捨之職權行使，對證人孔祥志於第一審及原審證述案發前未告知洪政軍將前往被害人等處開槍，及王文宗於原審所證洪政軍未承認策劃本件槍擊案等旨說詞，何以均不足為洪政軍有利之認定，併於理由內論敘明白，記明其取捨判斷之理由。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既非僅以孔祥志之證述作為唯一證據而有欠缺補強證據、或以臆測方式認定事實及理由不備等違法情形。又依原判決確認之事實，洪政軍既事前已參與孔祥志本案犯罪之規劃，縱事中僅推由孔祥志下手實行開槍，亦屬其等間之行為分擔，無礙須就全部犯罪事實共同負責之認定，論以前揭非法持有非制式衝鋒槍罪之共同正犯，並無違法可指，此與李奇漢事前未參與謀議，所為亦屬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乃論以幫助犯罪刑，自屬不同，要難相提並論。六、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以孔祥志所犯，說明第一審判決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 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維持第一審科處有期徒刑8年，併科罰金新臺幣20萬元，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核無濫用裁量權限或牴觸比例原則、罪刑不相當之情形存在。七、綜合前旨及其他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就原審採證認事或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徒以自己之說詞，任意指為違法，要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應認其等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予以駁回。又上開得上訴第三審之部分，既從程序上駁回，則上訴人等對於第一審及原審均判決有罪之想像競合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之上訴，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1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自亦無從為實體上審判，皆應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梁宏哲法　官周盈文法　官劉方慈法　官陳德民法　官楊力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俊良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2025-03-12

TPSM-114-台上-862-20250312-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聲請再審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347號抗告人涂雄政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5日駁回其聲請再審之更審裁定（113 年度聲再更一字第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同條第3項規定：「第一項第六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準此，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而非徒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如提出或主張之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二、本件原裁定略以：抗告人涂雄政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販賣第一級毒品）案件，對於原審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687 號確定判決（下稱原判決，經本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52號判決，以抗告人之上訴不合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其聲請意旨如原裁定理由一所載，並提出書信2則（再證2，均影本）及聲請傳喚證人阮恩羚、蔡信華、涂薛美雲，欲證明原判決採為裁判基礎之證人蘇明富證言不可採，抗告人遭蘇明富栽贓、誣陷，確無販賣或交付毒品予蘇明富，凡此單獨評價或與卷存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以動搖原判決論罪之結果，據為新證據；又原判決所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已經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宣告法規範定期失效，請求停止再審審理等語。經查：原判決勾稽案內證據資料，認定抗告人確有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論以所載罪刑，並非單憑證人即購毒者蘇明富之指證，係綜合抗告人之部分供述、案發當日抗告人與蘇明富之通話紀錄、員警（蒐證）職務報告及扣案分裝袋、塑膠吸管等證據資料，載敘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就抗告人否認犯罪所執在住處1樓陪伴母親，未交付毒品海洛因給前往4樓之蘇明富等旨辯詞，何以委無足採，亦依調查所得證據論駁明白，所為論斷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欠缺補強證據之違法。並對再審意旨逐一載明：㈠所舉上揭書信，揆之內容，係蘇明富表明遭警查獲後，僅供稱向抗告人拿取毒品海洛因，未指證有金錢交易，但聽他人轉述抗告人對外宣稱其咬抗告人販賣毒品，使阮恩羚蒙羞，蘇明富因此心生不滿而要求抗告人給予金錢等旨，難認蘇明富有所指栽贓、誣陷抗告人之動機，或當認蘇明富所為證言為不實，不論單獨或與卷內其他證據綜合判斷，均不足以動搖原判決認定有罪之事實，而為抗告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㈡原審依抗告人聲請傳喚阮恩羚，依所證情節，阮恩羚不知道抗告人與蘇明富間有何恩怨或金錢糾紛，且案發當日未在場見聞，基於主觀臆測蘇明富與抗告人間或存有金錢糾紛、蘇明富未向抗告人購買毒品，顯無從採為抗告人有利之認定，且不論單獨或與卷內其他證據綜合評價判斷，仍不足動搖原判決所確認有罪之事實。㈢所執聲請傳喚蔡信華、涂薛美雲，欲證明抗告人未交付或分裝毒品海洛因予蘇明富，然販賣毒品係違法行為，自會隱密為之，縱蔡信華、涂薛美雲未見聞抗告人與蘇明富交易毒品之過程，從形式上觀察，尚不足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有罪之事實，如何無調查必要之理由。綜上，本件聲請再審意旨所指各節，均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再審要件不符等各情，業經原審調查審認，記明其判斷理由，乃認本件抗告人聲請再審為無理由，因而駁回其再審之聲請，並敘明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係宣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適用於「無其他犯罪行為，且依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可認屬情節極為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之販賣第一級毒品個案時，因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於該範圍內，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並未宣告該罪之法定刑違憲失效，不涉及原判決所認定之「罪名」，而無裁定停止審理之必要等語。經核於法尚無違誤。三、抗告意旨猶執前詞，就原裁定已為論駁之事項，再事爭辯，或就原判決已說明之事項及取捨證據等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以自己說詞，認具有前揭再審之理由，與法律規定得為聲請再審之事由不相適合，應認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段景榕法　官洪兆隆法　官汪梅芬法　官許辰舟法　官何俏美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鄭淑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2025-03-12

TPSM-114-台抗-347-20250312-1

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搶奪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807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承翰輔佐人林秋月上列被告因搶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偵字第45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李承翰犯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新臺幣壹仟元玩具鈔票半張，沒收之。被訴搶奪部分無罪。　　犯罪事實一、李承翰前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5年度易字第55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民國106年6月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詎其仍不知悔改，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06年12月11日6時6分許，騎乘機車至新北市○ ○區○○街00號檳榔攤，持右下角標有「魔術鈔票」字樣，其餘圖案與新臺幣（下同）1,000元紙鈔相同之玩具鈔票半張，向該檳榔攤員工鄭凱馨佯稱欲購買50元之檳榔，致鄭凱馨陷於錯誤，在該攤位拿取檳榔1包及現金950元找零交付予李承翰，李承翰得手後旋即騎車離去。嗣經鄭凱馨察覺有異報警後，警方於同日7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0號查獲李承翰，並扣得玩具鈔票半張、檳榔1包及現金200元。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甲、有罪部分：壹、程序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引用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及輔佐人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807號卷第60、139頁），檢察官、被告及輔佐人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上開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二、至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鄭凱馨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之證述大致相符（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452號卷第13至 15、50至51頁、同上訴字卷第140至143頁），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查獲現場照片、扣案物照片、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107年3月20日新北警鑑字第1070495312號鑑驗書在卷可稽（見同上偵卷第17至21、27至31頁、本院107年度審訴字第562 號卷第91至92頁），並有檳榔1包、玩具鈔票半張及現金200 元扣案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按行使偽造紙幣，本含有詐欺性質，苟其行使之偽幣，在形式上與真幣相同，足以使一般人誤認為真幣而矇混使用者，即屬行使偽造紙幣而不應以詐欺罪論擬，即刑法第195條偽造貨幣罪係在保障政府獨有之造幣權，並維持通用貨幣之信用，非顧私人之損害，因此所謂偽造係指必須完全仿造通用貨幣之真形而為之，始能成立，若摹造之名稱形狀不同，花紋簽章相異，質地有別，使人一望即能識別真假者，即不得謂為偽造。又按妨害國幣懲治條例第3條第1項之偽造幣券需係摹仿通用幣券之真形、質地、顏色、文字、花紋、簽章等，始得成立。苟其形式不相似，或質地不相同，一般人視之或在正常使用之情形下即可輕易識別真偽者，則不得謂為偽造，至於是否另成立詐欺取財罪，乃屬另一問題（最高法院 29年上字第1648號判決、93年度台上字第6044號、94年度台上字第6995號、97年度台上字第3272號、97年度台上字第51 54號判決意旨可參）。　㈡經查，被告持之向被害人購買檳榔之1,000元玩具鈔票，其右下角明顯印有「魔術鈔票」之字樣，且字體非小等節，有上開玩具鈔票照片可憑（見同上偵卷第59頁）。佐以被害人於警詢時供稱：伊在收1,000元的時候發現是玩具鈔等語（見同上偵卷第14頁）。則本案玩具鈔票上有魔術道具之字樣，觀之即可辨識非屬真鈔，其形式要與真鈔有異，被害人於收受後短時間內即發現其收受之紙鈔有異，亦可徵本案玩具鈔票與真鈔顯然有別，一般人視之即可識別真偽。是以，被告持玩具鈔票，偽以向被害人購買檳榔，並取得找零之行為，尚與行使偽造貨幣罪未合，應論以詐欺取財罪。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　㈢又被告前因詐欺案件，經本院以105年度易字第555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6年6月2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節，經檢察官主張並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憑，復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是被告於上開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為本案犯行，構成累犯。又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 5號解釋意旨，審酌被告成立累犯之前案，係犯幫助詐欺取財罪，與本案罪質相同，顯見被告未因前案入監執行記取教訓，足顯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是就其所為本案犯行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不生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情形，有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上開解釋意旨，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少壯，具正常謀生能力，竟不思循正途獲取財物，竟貪圖不勞而獲，持玩具鈔票詐騙被害人牟利，顯然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所為應予非難。惟念及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態度，兼衡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重複審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害人遭詐騙之財物價值、被告於本院自陳之教育程度、經濟狀況（見同上訴字卷第149頁）、已賠償被害人1,000元而彌補被害人損失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沒收：　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之1,000元玩具鈔票半張，為被告向被害人施用詐術所用，屬供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爰依前開規定沒收之。　㈡按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第38條之 2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本案向被害人詐得之檳榔 1包及現金950元，固為其犯罪所得，然上開檳榔1包、其中之現金200元，業已發還被害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可查（見同上偵卷第23頁），依首揭規定，就被害人已領回者，自毋庸宣告沒收。又被告另已於偵查中賠償被害人1,000元完竣，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點名單及偵訊筆錄足徵（見同上偵卷第49、51頁），被告業已彌補被害人之損失，可達沒收制度剝奪犯罪所得之目的，故如仍就未扣案、返還予被害人之現金750元，再為諭知沒收或追徵，容有過苛之虞，爰不予宣告沒收、追徵之。　　　乙、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前開時、地，出示前開1,000元玩具鈔票購買檳榔，惟被害人交付檳榔後，發現該玩具鈔票非真鈔，遂未給付950元。詎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搶奪之犯意，徒手奪取被害人手持之現金950元，被害人為阻止被告離去而與之拉扯，前開玩具鈔票因而破裂，被告則旋即騎車離去。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5條第1項搶奪罪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害人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扣案之玩具鈔票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有於前開時、地持1,000元玩具鈔票佯以向被害人購買檳榔，並從被害人處取得找零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搶奪犯行，辯稱：伊沒有搶奪950元找零，係被害人交付給伊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6年12月11日6時許，騎乘機車至新北市○○區○○街00 號檳榔攤，持1,000元玩具鈔票，佯裝向被害人購買50元檳榔，被害人即在攤位拿取檳榔1包與找零950元現金，嗣被告取得檳榔及找零後即騎車離去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同上訴字卷第61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大略相符（見同上偵卷第13至15、50至51、同上訴字卷第140至143頁），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玩具鈔票照片在卷可稽（見同上偵卷第27、29至30、59頁），並有1, 000元玩具鈔票扣案足憑，是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被告固不否認有自被害人處取得購買檳榔之找零，然其是否搶奪取得，即有究明之必要。經查：　⒈按刑法第325條第1項所稱之「搶奪」，係指乘人不備或不及抗拒而攫取他人支配範圍以內之物而掠取之，並移轉於自己實力支配下之行為而言。是搶奪罪之成立，自需使用不法之腕力，自財物所持人支配範圍內，移轉於自己之所持，始該當之。次按被害人之指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被害人之指訴作為證據方法，除其指訴須無瑕疵，且應有查與事實相符之佐證，始得資為判決之基礎；被害人因其立場與被告相反，故其陳述之證明力顯較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縱其陳述並無瑕疵，且前後一致，亦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又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相當程度關連性之證據，雖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然應佐證被害人所陳述之事實非屬虛構，足資保障其所陳事實之真確性，而無合理懷疑，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014、3993號判決意旨可參）。　⒉經查，被害人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稱：伊先將檳榔拿給被告，在收1,000元的時候發現是玩具鈔，伊要給被告950元找零前，就把錢收回，被告直接徒手搶奪伊手上的9 50元並硬塞1,000元玩具鈔到伊手上等語（見同上偵卷第14 、50頁、訴字卷第141頁），然此為被告所否認，並辯稱：被害人拿走1,000元玩具鈔票，才交給伊檳榔跟找零，50元因為不是紙鈔，就掉下來，伊騎車離開時，被害人要去撿50 元（見同上訴字卷第147頁）。則找零之950元究係被告搶奪、強取抑或被害人主動交付，被害人及被告係各執一詞，依前開說明，尚無從僅憑被害人前開證述，即遽為對被告不利之認定。況被害人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伊記得伊與被告手都有拿出去，被告從伊手上拿東西的時候，自己50元硬幣掉下來，伊跟被告還同時往下看著地上，當時被告已經拿走 900元，伊想要去撿50元等語（見同上訴字卷第140、141、1 43頁），核與被告供稱50元硬幣掉落，被害人要去撿拾等節相符。則被告如確係自被害人手上搶奪找零之950元，於其中50元硬幣掉落時，衡諸常情，在被告徒手未攜帶凶器之情形下，一般常人於經衡量財物價值後，應係追呼被告、索討遭搶奪之900元鈔票，而非去撿拾地上之50元硬幣，是被害人所述，與常理有違，其陳稱遭被告搶奪現金，是否屬實，自非無疑。　⒊次查，扣案之1,000元玩具鈔票，為破裂之半紙鈔票，固有上開鈔票照片可徵（見同上偵卷第59頁）。然被害人於偵查時證稱：1,000元鈔票一直都是半張，伊與被告沒有拉扯以致鈔票破掉（見同上偵卷第50頁背面）；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當時騎摩托車停在路中間，拿著半張1,000元鈔票。伊沒有跟被告發生拉扯，伊拿到鈔票時，就是破掉的等語（見同上訴字卷第142頁）。是依被害人之證述，足見其與被告於交易時，未曾發生拉扯，扣案之鈔票本即破損，並非因雙方肢體衝突而破裂。從而，亦無從憑上開鈔票，認定被告有何搶奪之舉。　⒋綜上，本案除被害人之單一指訴外，無其他證據可證被告拿取找零時，有對被害人施用暴行或使用不法腕力，自無法排除被告係於交易過程中，由被害人主動交付找零之可能。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然以不法腕力，掠取被害人之財物為搶奪犯行之積極證據，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自應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五、綜上所述，本案檢察官就被告前開涉犯搶奪罪犯行所舉證據，尚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施以不法腕力搶奪被害人財物之之確信心證，是既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謝承勳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璿伊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連雅婷　　　　　　　　　　　　　　　　　　　　　　　　　　　　法　官　黃園舒　　　　　　　　　　　　　　　　　　　　　　　　　　　　法　官　陳安信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玫君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12

PCDM-113-訴-807-202503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