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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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316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林幸蓉上列聲請人因詐欺等案件，對於本院於中華民國98年12月29日所為97年度上易字第2964號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法院94年度易字第759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94年度偵字第5463、5645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再審之聲請駁回。理由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本案強制執行標的新竹市○○段000號土地於民國92年12月4日進行特別變賣程序的減價拍賣，因無人應買，由陳俍甫繳納新臺幣（下同）178,600元保證金聲明承受，經承辦法官審核准予債權抵繳承受，並製作筆錄，因債權比例分配結果，債權人吳榮鏜分配受有清償212,738元，並將領取分配金額放於法院提存，並非如鈞院97年度上易字第2964號判決（以下簡稱原確定判決）所稱無人應買而撤銷的情形，顯見原確定判決記載並非事實。　㈡同案被告蔡智雄於00年0月間向案外人楊淵雄借款，所簽票號為NO145919號之本票（證1，以下簡稱919號本票），並未書寫違約金「每百元日息7分」及「每百元加日息7分計付」的字樣，此觀蔡智雄以借款人身分及他的胞姊蔡瑋珍以連帶保證人身分共同簽立的「借款證書」（證2），其內容記載：「緣立借款證書人蔡智雄因需借款使用，願將所有觀音活佛古董二尊作為抵押品，持向金主楊淵雄借款約明條件如左…… 」，且上述古董二尊價值約500萬元，足供擔保楊淵雄借予蔡智雄的款項，自無庸再贅載違約金約定。又蔡智雄另立的收據，僅記載簽發面額300萬元整的本票1紙交予楊淵雄，並無附加違約金的項目。吳榮鏜之前寄發存證信函給蔡智雄時，對於他受讓楊淵雄的債權，也從未提及除本金300萬元外，有另附加違約金項目。再依楊淵雄於警詢及偵訊中證稱：「當時本票是現開的，本來說要違約金，但蔡智雄說是短期的，不會倒」等語，顯然蔡智雄與楊淵雄間並無違約金約定的合意。嗣楊淵雄轉讓919號本票給吳榮鏜，吳榮鏜另於本票外側擅自偽造違約金項目，再提出於法院，故吳榮鏜提出於民事法院的本票是偽造的。此有證人許嘉芬於鈞院100年度上字第814號民事案件審理中證述明確，許嘉芬出具的證明書（內容：許嘉芬聽聞楊淵雄曾說本票違約金是吳榮鏜自己加上去的等語），及蓋有蔡智雄印文的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下簡稱新竹地院）民事執行處送達證書、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林幸蓉(以下稱聲請人)及陳俍甫暨蔡智雄三人所提出鈞院100年度上字第814號民事事件之言詞辯論陳述狀影本可證明。　㈢蔡智雄有本票製作權，他所簽發發票日為89年6月18日，到期日為89年12月18日，面額為360萬元的本票1紙交予聲請人調款，姑不論發票日期是在他服刑期間，依票據法規定票據為無因證券、文義證券，均發生票據上的效力，故不因此使發票人與執票人應共同負刑責。　㈣聲請人、陳俍甫、蔡智雄因經過十年，而供述蔡智雄借款的時間、地點、交付方式等稍有出入，但原確定判決竟以此認定聲請人、陳俍甫與蔡智雄間未有金錢往來，或無債權債務關係，不予採信可證明聲請人與蔡智雄間存在債權債務關係的證據：證人倪美玉於98年3月4日原確定判決審理證述聲請人與蔡智雄間的借貸關是由她承辦，有資料可循，現場聲請人有拿錢給蔡智雄等語，且出具證明書兼切結書（內容：聲請人有借款予蔡智雄）、聲請人銀行帳戶明細、陳俍甫銀行存單明細、聲請人及陳俍甫與蔡智雄因借貸關係的債務不履行事件在臺北市○○區○○○○○○○000○○○○○000號調解書、蔡智雄 83年10月4日簽立400萬元本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臺北地院）90年票字第4517號本票准許強制執行裁定（聲請人：林幸蓉、相對人：蔡智雄）、聲請人與蔡智雄於87年 6月3日簽立的借款契約書、蔡智雄87年12月18日簽立180萬元本票、新竹地院核發債權憑證（債權人：林幸蓉、債務人：蔡智雄），一、二審均漏未審酌前述證據，認定事實有誤。聲請人與蔡智雄自始無詐欺及偽造文書的犯意，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有誤。　㈤聲請人與蔡智雄間確實有借貸法律關係存在。蔡智雄於83年1 0月4日提供房產設定400萬元第二順位抵押權擔保借款，有聲請人的筆記可佐證，又於85年2月14日簽署借貸契約書，約定與聲請人借款共計300萬元；復於87年6月3日簽署另份借貸契約書，約定與聲請人借款共計300萬元。嗣蔡智雄未履約返還債務，聲請人才拿他所簽發的本票參與執行分配。歷次借款確實有據，聲請人對於蔡智雄有債權，有權合法參與執行程序。此等契約書資料，確是原確定判決前有未經發現，不及調查斟酌，至其後始行發現者。　㈥蔡智雄簽立的借款證書内容中「古董二尊作為抵押品」，該借貸關具有擔保債權的性質，故蔡智雄所簽發的本票無須再加註違約金相關約定字樣，其中違約金項目，「每日7.七. 分.」草寫分、違約金的不同的寫法，其中分不像分，七不像七，令人懷疑，依票據法第128條規定應視為記載無效。又蔡智雄向楊淵雄借款簽約時既已交付「古董二尊」作抵押品，則依經驗法則楊淵雄不可能在蔡智雄未交付「古董二尊」前即隨便放款。且楊淵雄因良心發現，在新竹地院97年度訴字第119號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等事件證稱：「是他姐姐告訴我，他弟弟（指蔡智雄）要向他借250萬元，要我借給他，而且他在華南銀行上班，2、3個月就會短期週轉……他姐姐提供2尊佛像供擔保，我就把資料給他，他就給我借款證書」、「借款證書上沒有寫違約金」、「因為大家有約定…… 而且本件是短期的，不會向他要（按指違約金之意）」等語，楊淵雄於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的陳述屬新證據，為極重要發現的新事實及新證據。又94年7月20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訊時，楊淵雄證稱：當時本票是現開的，本來有說要違約金，但是蔡先生說這是短期的，不會倒，可知借款證書根本無違約金項目，本票上的違約金並非蔡智雄所寫，是事後偽造，原確定判決卻對吳榮鏜以「盜刻圖章」、「偽造文書」、「倒填日期」作出不法作為；又依借款證書第5條，蔡智雄與楊淵雄間的債務早抵銷受償，但吳榮鏜竟蒙騙法院准自82年3月30日起算，以借款日即發票日作為起算違約金，吳榮鏜有偽造文書、高利貸詐欺等犯嫌。另蔡智雄於00年0月00日出具的借款證書及楊淵雄於88年間所出具的存證信函内僅陳述全部債權300萬元，時隔6年後在民事訴訟程序中始誑稱根本無是項抵押品存在，顯與事實不符，且在存證信函内並無隻字提到另有「違約金」的約定，原確定判決對此容有曲解。㈦楊淵雄與吳榮鏜利用蔡智雄「因案通緝」期間，向法院聲請支付命令，蔡智雄自法院發支付命令後，因其在3個月内不能送達，以致其未於法定期間内聲明異議，依民事訴訟法第 515條的規定，其支付命令失其效力，自不發生既判力的問題。又依民事訴訟法第400條第1項規定確定判決的既判力，但於判決主文所判斷之訴訟標的以外的事項，縱令與訴訟標的的法律關係有影響，因而於判決理由中對之有所判斷，除同條款項所定情形外，尚不能因該判決已經確定而認此項判斷有既判力，原確定判決採信吳榮鏜片面之詞，顯有違誤。另吳榮鏜於88年間與楊淵雄共同偽造文書，在蔡智雄簽發的本票右側方外沿，由吳榮鏜偽填「違約金」等項目，並分別向臺北地院非訟中心聲請支付命令，及向新竹地院民事執行處聲請拍賣蔡智雄所有財產，其純屬虛偽造假，足以認定吳榮鏜在第一審所謂一切債權的證據資料完全不存在，此有證人許嘉芬於另案（鈞院100年度上字第814號民事事件）提出的新證據「證明書」及證言可證。日前巧遇倪美玉，她願意出庭作證目睹聲請人拿錢給蔡智雄，且在先前刑事案件也曾證稱親眼目睹聲請人拿錢給蔡智雄。㈧本案檢察官與吳榮鏜之子吳國源律師素有深交，而對蔡智雄告訴吳榮鏜、楊淵雄偽造文書、重利等案件（94年度偵字第 5654號），曲意迴護，在偵查期間不准聲請人傳喚倪美玉、林建興到庭作證及不准聲請人提出答辯，問案筆錄誤導亂記，在第一次開庭即濫發拘票，註明「抗傳即拘」等怪異動作，對於吳榮鏜一人主導計算分配表、參與分配等事項，不但未予詳查、視若無睹，復於94年10月13日簽報追加聲請人共同涉犯損害債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詐欺取財等罪，已觸犯刑法第125條第1項第3款濫用職權追訴處罰罪。又蔡智雄開立交給楊淵雄82年3月28日的本票，以前記載欄旁邊無此章，閱卷時也無此章，吳國源律師於103年7月11日開庭中拿出蔡智雄開給楊淵雄82年3月28日本票記載欄確實蓋有此章，是吳榮鏜偷蓋此章，吳榮鏜之子吳國源律師為何提供圖章予法院，及提供新竹地院民事執行處的圖章是不一樣？上述圖章應拿給調查局鑑定，是否偽造、捏造、變造？所有本票正本，包括聲請人所有本票正本都由法院保管，唯獨吳榮鏜之子吳國源律師的蔡智雄本票自己保管，把本票捏造、變造後自己保管，不敢交給法院保管，並盜刻圖章、盜領拍賣蔡智雄財產得來1200多萬元。　㈨倪美玉在鈞院審理期日作證，親眼目睹聲請人拿錢給蔡智雄，庭上都沒有認罪，寫上認罪。又吳榮鏜在警察局的筆錄是假筆錄，並且偽造本票及圖章，當時蔡智雄在坐牢期間，盜刻圖章，盜取1,200多萬元。另聲請人要至國外當看護，需有良民證（證3）。綜上，請鈞院詳查，還聲請人清白及司法公道。　　二、再審制度是有限的救濟手段，應符合法定要件始予准許：　㈠再審制度，是為發現確實的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之後，另設救濟的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的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或任意爭執，有害判決的安定性，立法政策上遂設有嚴格的條件限制。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為受判決人的利益聲請再審，必須聲請的理由合於本法第420條第1項第1至第6款所定情形之一；如屬於不得上訴第三審的案件，除前述情形外，其經第二審確定的有罪判決，如就足以生影響於判決的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也得聲請再審。其中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同條第3項規定：「第1項第 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由此可知，現行法所規定的新事實或新證據，雖不以具備事實審判決前已經存在，為法院、當事人所不知，事後方行發現的「新規性（嶄新性）」為限，但仍須該事證本身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卷內的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顯然可認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而應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罪名的「確實性（顯然性）」要件。若僅就卷內業已存在的證據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的職權行使，徒憑己意為指摘，或對證據的證明力持相異的評價，即與前述要件不合，自不能遽行開啟再審，而破壞判決的安定性。是以，聲請人聲請再審如未符合前述要件，即不能據為聲請再審的事由。　㈡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3項、第433條前段分別規定：「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經第1 項裁定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而所謂同一原因，是指同一事實的原因而言，是否為同一事實的原因，應就重行聲請再審的事由暨其提出的證據方法，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的先前聲請，是否完全相同，予以判斷，若前後二次聲請再審原因事實以及其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相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的原因，自不許其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最高法院107年度台抗字第1166號裁定意旨參照）。三、本件再審聲請或不合法或無理由：　㈠原確定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及偵審流程：　　吳榮鏜向新竹地院民事執行處聲請就債務人蔡智雄位於新竹市○○段○000號、第416號、第429號土地強制執行，由新竹地院以91年度執字第450號強制執行案件拍賣，嗣因無人應買而撤銷。吳榮鏜隨即於92年2月13日向新竹地院聲請繼續執行，經新竹地院改依92年度執字第1172號案續行拍賣。聲請人因早就吳榮鏜以鉅額的違約金對蔡智雄名下土地強制執行，影響她受償的比例心有不甘，乃聯絡蔡智雄，她們2人明知聲請人之子陳俍甫對蔡智雄並無360萬元的借款及利息債權，竟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詐欺得利及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之概括犯意與犯意聯絡，先由蔡智雄於89 年12月19日假釋出監後某日，在不詳地點，虛偽簽發發票日為89年6月18日、到期間為89年12月18日、面額為360萬元的本票1紙（票號：097313號），借款日期分別為86年7月28日、87年7月3日、88年11月22日、各向陳俍甫借款100萬元的借條共3紙，及簽立時間為89年6月18日的切結書1紙交予聲請人收執，再由聲請人代陳俍甫（概括授權聲請人從事以他的名義所為之下列行為，但無詐欺得利及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公文書的犯意，詳下述）於92年2月12日將上述不實本票持向臺北地院聲請准許強制執行裁定，使無實質審查權的承辦法官、書記官將陳俍甫對蔡智雄有360萬元本票債權及法定遲延利息等不實事項，於92年2月20日登載於所執掌之9 2年度票字第8011號准予強制執行裁定的公文書上，足以生損害於吳榮鏜及法院製發本票裁定的正確。嗣聲請人再於92 年4月18日以陳俍甫為第3債權人的身分，持上述臺北地院92 年度票字第8011號不實的本票裁定聲請參與新竹地院92年度執字第1172號債權人吳榮鏜與債務人蔡智雄間的強制執行案件（經新竹地院以92年度執字第3222號併案執行）而行使之，使無實質審查權的新竹地院民事執行處承辦人員於92年9 月17日將此不實的債權金額，登入其所掌管的分配表內，陳俍甫因此就拍賣蔡智雄位於千甲段第415號、第416號地號土地的價金104萬元，參與分配而獲得72萬489元，致使吳榮鏜所能分配的金額減少，足以生損害於吳榮鏜及法院製作分配表的正確性；因千甲段第429號土地無人應買，聲請人委由不知情的代理人羅文男以陳俍甫名義聲明承受，並對千甲段第429號地號的拍賣所得89萬2,800元參與分配，經新竹地院無實質審查權的承辦公務員於93年2月14日將陳俍甫可受分配68萬62元的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的分配表，足以生損害於吳榮鏜與法院製作分配表的正確性。嗣遭吳榮鏜發現陳俍甫是聲請人之子，於89年間年僅20歲，無資力出借蔡智雄360萬元，且蔡智雄於89年6月18日尚在監執行徒刑中，無從簽發360萬元本票，乃聲明異議，並提出分配表異議之訴，始未獲分配68萬62元，經吳榮鏜訴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聲請人上述所為，經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經新竹地院以94年度易字第759號判決認定聲請人所為，是犯詐欺得利罪。聲請人不服而提起上訴，經本院以97年度上易字第2964號撤銷，改判處聲請人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標準。其後，聲請人前後數度提請再審，經本院分別以99年度聲再字第38、107、260、313與4 10號、100年度聲再字第491號、101年度聲再字第564號、10 3年度聲再字第83、352與459號、104年度聲再字第2與423號、105年度聲再字第214與258號、106年度聲再字第135、243 、270、366與497號、107年度聲再字第17、146、240與353 號、108年度聲再字第144與238號、109年度聲再字第375與5 24號、110年度聲再字283、344與612號等裁定駁回她的再審聲請。以上乃有關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的訴訟過程及結果，應先予以說明。　㈡有關聲請意旨㈠部分，聲請人主張原確定判決有關千甲段429 地號土地有無人應買而撤銷的情形，記載非事實等語。惟查，聲請人前曾持同一原因聲請再審，經本院以109年度聲再字第375號、109年度聲再字第524號等裁定，認其再審無理由或不合法而駁回再審聲請。是以，聲請人再以同一原因向本院聲請再審，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聲請人此部分聲請再審意旨，已違背相關程序規定，自不合法，應予以駁回。　㈢有關聲請意旨㈡、㈢、㈣、㈤、㈥、㈦、㈧、㈨部分，聲請人提出證1 、證2，關於聲請人與蔡智雄間存在債權債務關係並有倪美玉的證述可證、蔡智雄為有權製作簽發本票之人、蔡智雄向楊淵雄借款有無約定違約金、蔡智雄所簽發的本票上有無違約金、違約金如何記載、吳榮鏜有偽造文書、盜刻圖章、製作不實筆錄等情。惟查，聲請人曾以同一原因及相同證據（證1、證2）向本院提出再審，經本院先後以99年度聲再字第 38、107與260號、100年度聲再字第491號、101年度聲再字第564號、103年度聲再字第83、352與459號、104年度聲再字第2與423號、105年度聲再字第258號、106年度聲再字第1 35與366號、107年度聲再字第17與353號、108年度聲再字第 144與238號、109年度聲再字第375與524號、110年度聲再字 283、344與612號等裁定認再審無理由或不合法駁回再審聲請。是以，聲請人再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此部分顯然違背程序規定，於法不合，應予以駁回。　㈣聲請意旨㈨關於聲請人主張倪美玉之前在本院作證，庭上都沒有認罪，寫上認罪等語。惟查，聲請人此部分未敘明再審理由的前因後果？與本案事實有何關聯？符合何款再審事由？本院自無從審酌。又聲請人提出證3，並主張需要良民證部分，實與本案犯罪事實無涉。是以，聲請人此部分主張，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再審要件。四、結論：　　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就聲請意旨所為的各項指摘，顯然是以先前相同的事由向本院聲請再審，或所提出的證據資料與本案事實認定無關，顯不足以影響或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的事實，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聲請再審的要件不符，其聲請顯不合法，或顯無理由，應予以駁回。又本件再審聲請既有前述顯無理由的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 429條之2規定，應逕予駁回，尚無通知聲請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意見的必要，附此敘明。五、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433條、第434條第1項。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廖建瑜　　　　　　　　　法　官文家倩　　　　　　　　　　　　　　　　　　　法　官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2024-10-28

TPHM-113-聲再-316-20241028-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041號抗告人史明鋒 (即受刑人）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283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史明鋒前於如附件所示之犯罪日期，犯如附件所示之罪，先後經原審法院判處如附件所示之刑確定在案，有前揭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茲因如附件編號1所示之罪，其判決確定日期為112 年9月12日，而如附件編號2至6所示之罪，其犯罪日期如附件編號2至6之犯罪日期欄所載，係在112年9月12日之前，則附件編號2、4至6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之罪，與附件編號1 、3所示為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固不得併合處罰，惟本件係檢察官依抗告人之請求而提出聲請，有抗告人出具之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稽，是檢察官依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就附件所示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核屬正當，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再按行為人所犯為數罪併罰，其中之一罪雖得易科罰金，但因與不得易科之他罪合併處罰之結果，於定執行刑時，祇須將各罪之刑合併裁量，不得易科罰金合併執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44號解釋意旨參照）。是抗告人所犯如附件編號2、4至6所示之罪雖得易科罰金，但因與不得易科之如附件編號1、3所示之罪合併處罰之結果，原審法院於定應執行之刑時，自不得諭知易科罰金。復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臺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於徵詢抗告人之定刑意見時，抗告人表示希望法院重新量刑，其已知悔改乙節，亦有該署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為憑，附此敘明。爰考量抗告人本件所犯如附件各罪，均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依該罪之罪質、法律目的、抗告人之犯後態度、犯罪之嚴重性、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前揭抗告人對本案之意見等情，在定刑之內部界線（有期徒刑共計26月）內，爰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且依上開說明，不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所犯毒品等罪，其犯罪時間於112年至113年間，係屬同一時間所為，因經檢察官先後起訴，始分別審判，此對抗告人權益難謂無影響，原裁定並未就抗告人整體犯罪行為、態樣、時間觀察，亦無說明裁量之特殊事由，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致實質上抗告人所受處罰將高於其餘同類案件，顯不利於抗告人，原裁定裁量權行使尚非妥適，為此提起抗告，盼秉持刑罰公平原則之前提，並參酌臺灣臺中地方法院98年度易字第2067號恐嚇取財與詐欺案件共116罪，刑期合計有期徒刑24年1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 年4月、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192號詐欺案件共27罪，刑期總計有期徒行30年7月，定執行刑4年等判決，法院對於罪犯大幅減輕刑期，及94年修法刪除連續犯規定後，法院對於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除不逾越內、外部界限，尚重教化功能，懇請重新裁定，給予抗告人改過向善的機會，予以抗告人從輕、最有利，符合公平、正義及比例原則之裁定云云。三、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抗告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之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號判決意旨參照）。至數罪併罰合併定應執行刑之制度目的，在就所犯數罪，以各罪宣告刑為基礎，合併後綜合評價犯罪人最終應具體實現多少刑罰，方符合罪責相當要求並達刑罰目的。足見宣告刑與應執行刑有別，其應裁量事項，論理上應有不同。刑法第51條明定數罪併罰之方法，就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該條第5款所定界限內，其衡酌之裁量因子為何，法無明文。惟依其制度目的，應綜合評價各罪類型、關係、法益侵害之綜合效果，考量犯罪人個人特質，認應對之具體實現多少刑度，即足達到矯治教化之必要程度，並符罪責相當原則，以緩和宣告刑可能存在之不必要嚴苛。此裁量權之行使，屬實體法上賦予法院依個案裁量之職權，如所為裁量未逾法定刑範圍，且無違背制度目的、公平正義或濫用裁量權情形，即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05 年度台抗字第927號裁定意旨參照）。四、經查：抗告人因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6所示各罪，經原審法院先後判處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刑確定，且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6所示之罪，其犯罪時間係在原裁定附表編號1所示裁判確定日（即112年9月12日）前所犯，而本件聲請定應執行刑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為原審法院等情，有各該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又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4至6所示之罪，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審易字第1993 號判決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且抗告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2、4至6所示之罪，均係得易科罰金之罪，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3所示之罪，則係不得易科罰金之罪，茲檢察官依抗告人請求，就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6所示各罪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等情。茲檢察官聲請原裁定法院定其應執行之刑，經原裁定法院認聲請為正當。就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6 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2年，而原裁定所定之應執行刑，分別係在各宣告有期徒刑之最長期（即8月）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即2年6月）以下，經核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之外部性界限，且符合上開裁判前所定應執行刑加計其他裁判所處刑期之量刑裁量之內部性界限（即 2年2月＝7月+4月+8月+7月），刑度已有減輕，符合恤刑意旨，無明顯過重而違背比例原則之情形，自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抗告意旨雖援引其他案件所處之刑，於定應執行刑時多大幅減輕刑度而指摘原裁定所定之應執行刑實有過於苛重云云，然不同案件之犯罪態樣、情節輕重、一再干犯之態度、行為惡性、反社會人格程度等均不相同，難以將不同案件裁量之行使比附援引為本案之量刑輕重比較，以視為判斷法官本於依法獨立審判之授權所為之量情裁奪有否裁量濫用之情事。本件抗告人經多次查獲施用毒品，仍一再施用，惡性非輕，自不宜輕縱。是抗告人執此而請求撤銷原裁定，重新裁量妥適之裁定云云，顯非有據，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邱滋杉法　官劉兆菊法　官呂寧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書記官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2024-10-16

TPHM-113-抗-2041-20241016-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546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林俊文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1778號），本院裁定如下：主文聲請駁回。理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林俊文因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之規定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等語。二、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而數罪併罰有二以上裁判者，應定其應執行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定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判，於確定後即生實質確定力，如再就其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應執行刑，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此乃因定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定，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行為人所犯數罪，經裁定酌定其應執行刑確定時，即生實質確定力。故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併合處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判實質確定力之拘束，並確保裁判之終局性。基此，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不得就已確定裁判並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就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是以，檢察官在無上揭例外之情形下，對於受刑人就原確定裁判所示之數罪，重行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請求，自不應予以准許（最高法院111年度台抗字第1284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三、經查：本件受刑人因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等數罪，先後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本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並經本院於民國113年8月14日以113年度聲字第1 703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確定等情，有前開判決書、裁定、本院113年9月10日依法送執行函稿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3至32、47至51頁），揆諸前開說明，本件定刑之聲請既非因上開已確定之裁定而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犯罪，或該已確定之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致原確定裁判定刑之基礎已經變動之情形，聲請人亦未說明有何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就前開應執行刑之裁判所示完全相同之數罪，重複聲請定應執行之刑，依上說明自有違一事不再理之原則。故聲請人就附表所示之罪向本院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於法未合，自難以准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邱滋杉法　官劉兆菊法　官呂寧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2024-10-16

TPHM-113-聲-2546-20241016-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924號抗告人即受刑人彭定發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彭定發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所為113年度聲字第3081 號裁定（113年度執聲字第226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壹、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裁定意旨略以：受刑人彭定發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先後經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分別確定在案，且各罪均為首件裁判確定（民國112年11月28日）前所犯，而本院為本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的法院。其中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得易科罰金，編號1、2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均不得易科罰金，原不得合併定應執行刑。但受刑人已請求檢察官就附表所示之罪合併聲請定應執行刑，合於刑法第50條第2項的規定，檢察官就附表所示之罪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核無不合，應予准許。爰審酌受刑人經通知表示：請判輕一點等語。又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3之罪均為竊盜案件，所反應的人格特性、法益侵害程度相同，對危害法益的加重效應較屬有限，並斟酌受刑人行為人責任、對社會規範秩序的危害程度、矯治教化的必要程度及回歸社會正常生活的時間等情，定其應執行刑1 年。貳、抗告人即受刑人抗告意旨略以：　　本件原審裁定未將同屬編號2的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下簡稱桃園地院）112年度審易字第992號的詐欺案件納入合併，請審酌受刑人提出的要求。參、本件抗告無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法院於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同條第2項規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亦得請求檢察官為前項之聲請。」由此可知，依法定受刑人應執行刑的案件，由該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的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偶，僅得請求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是以，法院依據前述規定裁定應執行之刑時，應以檢察官所聲請定其應執行刑的內容，作為審查及定執行刑的範圍，未經檢察官聲請定執行刑的案件，法院基於不告不理原則，自不得任意擴張並予審理，否則即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裁判的違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173號裁定同此意旨）。二、抗告意旨雖主張應將桃園地院112年度審易字第992號案件納入本件合併定應執行刑等語。惟查，法院於裁定定應執行刑時，本於不告不理原則，自無權擅自代為請求或主動為裁定，已如前述。本件檢察官既僅就受刑人所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3所示各罪聲請定其應執行刑，原審基於不告不理原則，自僅能在檢察官的聲請範圍內，就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罪部分予以定刑，礙難逾越檢察官的聲請範圍。是以，受刑人前述抗告意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於受刑人如認檢察官未將同屬原裁定附表編號2的桃園地院112年度審易字第992號詐欺罪部分納入聲請定刑的範圍，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應由受刑人向檢察官為請求，檢察官如審核無誤，自會另向法院聲請裁定重新定應執行刑，附此敘明。肆、結論：　　綜上所述，本件原審於定執行刑時，已就檢察官聲請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3所示各罪為裁定，且考量受刑人所犯數罪反應出的人格特性，並權衡、審酌他所為犯行的整體刑法目的、相關刑事政策及回復社會秩序的需求，也沒有背離司法實務在相同或類似案件的所定執行刑的基準。是以，受刑人提起本件抗告所為的主張，顯無理由，應予以駁回。　伍、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412條。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廖建瑜　　　　　　　　　法　官文家倩　　　　　　　　　　　　　　　　　　　法　官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書記官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2024-10-14

TPHM-113-抗-1924-20241014-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310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陳宗軒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1613號），本院裁定如下：主文甲○○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壹日。理由一、檢察官聲請意旨及受刑人陳述意見：　㈠檢察官聲請意旨：受刑人甲○○因詐欺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一覽表編號2所示之罪的「犯罪日期」欄位的記載，應更正為「106.5.18/106.8.7」）所示之刑，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　㈡受刑人陳述意見：本院通知受刑人對本件定應執行刑表示意見，受刑人未遵期具狀表示意見。二、本件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為合法：㈠刑法第50條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本文、第477條第1項也分別規定：「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依刑法第 48條應更定其刑者，或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 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據此可知，如行為人有刑法第50條第1項情形，檢察官指揮執行定應執行之刑時，應向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的法院聲請。　㈡本件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所示的犯罪時間，是在如附表編號1所示裁判確定（民國107年1月30日）前所犯，而本院為如附表編號2所示犯罪事實的最後事實審法院。是以，本院審核後，認定本件檢察官的聲請符合法律上程式，即屬合法。三、本件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之刑為有理由：　㈠刑法第51條第1項第5款及第53條分別規定：「數罪併罰宣告有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數罪併罰的定應執行之刑，不僅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的人格特性，並應權衡行為人的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相關刑事政策的關連，且應審酌回復社會秩序的要求，始無違量刑自由裁量權的界限。而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的事項，並不是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拘束。法院就自由裁量權的行使，除不得逾越法律所規定範圍的外部性界限外，尚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的規範，謹守法律秩序的理念，體察法律的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至於其具體的裁量基準，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的犯罪類型者（如複數竊盜、施用或販賣毒品等），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高，即得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如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的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的個人法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時，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較低，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如所犯數罪不僅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甚至彼此之間具有關連性與依附性者，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更高，更可酌定較低的應執行刑；反之，如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的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的程度最低，當可酌定較高的應執行刑。㈡本件受刑人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本院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而且都已經確定在案等情（附表編號1 所示之罪，曾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6年度審簡字第198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4月，緩刑4年，並於緩刑期間履行所附加的緩刑條件，因受刑人未履行緩刑所定負擔，嗣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0年度撤緩字第280號裁定撤銷緩刑宣告確定），這有各該刑事判決及本院製作的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證。本院審核後，認定檢察官的聲請為有理由，應就如附表編號1、2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之刑。㈢本院斟酌受刑人如附表編號1、2所示各罪，其罪名、罪質、犯罪手法、侵害法益相類似，均為普通詐欺罪（侵害被害人的財產法益），而犯罪行為相隔時間較長，犯罪時間的密接性較低、關連性亦不高；並權衡受刑人犯數罪所反應出的人格特性、行為人就整體事件的責任輕重；再佐以法院未曾就如附表所示各罪的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或對於前、後定應執行刑的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致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的危險；另併予考慮受刑人的年紀與社會復歸的可能性等情狀，基於責罰相當、犯罪預防、刑罰經濟、恤刑政策等意旨，就受刑人所犯各罪為整體的非難評價，裁定應執行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四、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雖已經執行完畢，但編號2所示之罪是在編號1所示之罪判決確定前所犯，符合數罪併罰要件，仍應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僅由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扣除已執行完畢部分的徒刑，附此敘明。五、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廖建瑜　　　　　　　　　法　官文家倩　　　　　　　　　　　　　　　　　　　法　官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2024-10-14

TPHM-113-聲-2310-2024101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家暴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037號上訴人即被告鄭○○ 選任辯護人林明葳律師蔡宗隆律師傅羿綺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 113年5月29日所為112年度訴字第12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12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事實及理由壹、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　　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卷內證據調查的結果為綜合判斷，認被告鄭○○犯傷害罪部分罪證明確，判處拘役3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的折算標準，其犯罪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及量處罪刑均無不當，應予以維持。貳、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一、被告辯稱：　　我否認犯罪，我沒有要傷害告訴人甲○○的意思。二、辯護人為被告所為的辯解：　　本件是因為雙方的婚姻糾紛而來，實際上雙方爭吵已久，如同本件類似行為，也不是第一次。本件爭吵可分為前段和後段，前段是雙方在門口吵架，被告有去撥甲○○的帽子，原審認為本件犯罪事實是被告撥帽子進而導致甲○○受傷，但是被告沒有留指甲，根本無從造成那樣的傷口。原審認定被告有罪的唯一的證據就是甲○○的陳述，但被告沒有傷害甲○○的故意，甲○○的傷勢也不是被告行為所致，被告並不該當傷害罪構成要件。如鈞院認為甲○○的傷勢確實是被告所導致，當時是因為被告被甲○○架起才有此行為，因此有正當防衛的適用。參、本院駁回被告上訴的理由：一、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所不爭執的事項：本院於準備程序偕同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整理本件不爭執與爭執事項，雙方同意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　　　　　　被告與告訴人為夫妻，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的家庭成員，2人共同育有未成年子、女各1名（以下簡稱A子、A女）。被告於民國110年12月25日上午10時30分左右，在臺北市○○區○○路000號5樓的住處大門前，因不滿甲○○未準時將A 子喚醒並帶往補習班進行課後輔導，而與甲○○發生口角爭執。以上事情，已經甲○○證述屬實，並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臺北地院）111年度婚字第296號民事判決在卷可證，且為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爭執事項：　⒈被告有無於前述時間、地點基於傷害的犯意，以右手抓傷甲○ ○的後頸，致甲○○受有後頸擦傷的傷害？　⒉如認為被告於前述時間、地點有對甲○○為傷害行為，是否因甲○○所受傷勢輕微，而不具有實質違法性？　⒊如認為被告於前述時間、地點有對甲○○為傷害行為，是否符合正當防衛的要件，而應不罰？　㈢綜上，被告不服原審判決此部分所為的論罪科刑並提起本件上訴，而需由本院審理、釐清事實真相並加以判斷者，在於因被告上訴意旨所引發的爭執事項，實際的情況究竟為何。以下本院逐點剖析，分別論證說明。　二、有關爭點⒈部分，被告有於前述時間、地點基於傷害的犯意，以右手抓傷甲○○的後頸，致甲○○受有後頸擦傷的傷害：　㈠甲○○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天我要送2個小朋友去補習及課輔，其中A子前一晚可能比較累，我沒有辦法叫醒他，當我送A 女出門時，被告在上午10時10分左右起床，發現A子沒有準備出門，就質疑我為何沒有辦法將小孩叫醒並送他去課輔，動作有比較激動，有抓我的脖子，當時我戴棒球帽要出門，被告撥弄我的脖子及頭部，在門口擋住不讓我出門，被告當時對我吐口水，撥亂我的帽子，將我後頸抓傷，後頸的傷口是在我還沒有與被告發生拉扯衝突之前就造成，後頸的傷口是被告右手手指的指甲造成的，因為當時沒有任何凶器、外物及異物，當時我請A女手持手機錄影，被告發現A女在錄影，情緒上有稍微激動一點，要去抓A女的手機，錄影才中止，因為被告抓A女手機及搶奪手機，我當時有搶回A女手機，並與被告產生拉扯，也因為這樣我將被告拖回房間，她就報警等語（原審卷二第87-88、91-92、95-97頁）。前述甲○○ 於原審審理時的證詞內容，核與他於警詢（臺北地檢署111 年度偵字第3275號卷〈以下簡稱偵卷〉第15-16頁）、偵訊（偵卷第48-49頁）時證述的情節大致相符。而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案發當日我跟甲○○會起口角，是因為我們在前一天已經有約定好他要帶小孩，我發現小孩子上學已經遲到，便和他起了口角，後來他對我說了很難聽的話，貶低我的人格，持續激怒我，我才會不讓他出門，並開始有肢體拉扯，後來他就叫A女拿手機錄影，因為我不想要讓A女目睹家暴及拍攝這些不是事實的影片，才會動手搶A女手機等語（偵卷第18- 19頁）；於偵訊時供稱：當時我有問甲○○2個小孩要一起出門，為何只帶A女不帶A子，他卻不斷地逼近我，嘴巴碎念三字經，我與他在大門口互相推擠時，就伸手抓他後頸等語（偵卷第47-48頁）。綜上，前述甲○○的證詞核與被告供述發生衝突的情節大致相符，顯見被告是在住處大門口與甲○○發生口角爭執時，先以右手抓傷甲○○後頸，其後才陸續發生甲 ○○要求A女持手機錄影、被告出手搶奪A女手機，以及被告、甲○○之間後續以肢體拉扯並發生衝突。　　㈡經臺北地院家事庭勘驗A女當時手機錄影的影像及擷圖，可見被告、甲○○當時站在住處大門口，甲○○頭戴的棒球帽呈現向右歪斜的狀態，被告雖向甲○○稱：「不要威脅我，你不要逼我那麼近，我會很害怕」、「你幹嘛逼近我，你為什麼要這樣逼近我」等語，卻持續以自己的身體靠近甲○○，甲○○則雙手放在自己身後，不斷後退，一邊向被告稱：「我沒有」，一邊向A女稱：「她剛剛抓我耶（比自己脖子）」等語，A女則向被告稱：「妳完全不害怕」、「是妳的錯！妳的態度更差！」、「他（即甲○○）沒有那樣，是妳啦！」、「是妳的錯耶！」等語，這有臺北地院家事庭法官於111年度家護抗字第98號通常保護令事件審理中所製作的勘驗筆錄及擷圖在卷可證（臺北地檢署111年度調偵字第228號卷第85-90頁）。由前述的勘驗筆錄及擷圖，顯見案發當時甲○○即向A女指訴自己有遭被告抓脖子的情事，而A女亦當場向被告表示這場糾紛的錯完全該歸責於被告。　㈢甲○○於110年12月25日上午11時45分左右前往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驗傷，經醫師診斷結果，受有後頸擦傷的傷害等情，這有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110年12月25日驗傷診斷書、家庭暴力通報表、被告提出的當日錄音譯文各1份等在卷可稽（偵卷第31-34、77-79頁）。由此可知，甲○○於本件案發不久後，隨即前往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驗傷，而驗得如前所述的傷勢。　㈣綜上，由前述被告供稱及相關書證，均足以佐證甲○○證詞的可信度，顯見被告有於前述時間、地點，以右手抓傷甲○○的後頸，致甲○○受有後頸擦傷的傷害。而被告身為醫生，依一般人通常的社會經驗及她的專業知識，應知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徒手抓他人的身體，因手指指甲的尖銳，勢必可能造成他人身體受有傷害，應認被告是基於傷害的犯意而為。又縱使被告為醫護人員而未留有長指甲，但人的指甲平均每天生長約0.1mm (0.01cm)，且指甲不可能剪到甲根，如以甲尖劃到人的身體，確實可能造成擦傷的傷害。是以，被告辯稱沒有要傷害甲○○的意思，辯護人辯稱被告沒有留指甲、無從造成那樣的傷口等語，均不可採。　　　三、有關爭點⒉部分，被告所為造成甲○○受有前述傷勢，且影響未成年子女A女健全人格的形塑，具有實質違法性，有科以刑罰的必要：　㈠刑法上犯罪成立與否，乃先確認行為人的行為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之後，再依序從事違法性及罪責的判斷。其中構成要件的形式規定本身，僅一般抽象違法性的類型推定，行為的具體違法性仍有待個案作綜合的調查認定。基於刑法謙抑思想、最後手段性及罪責相當原則，並符合人民法律感情及社會通念，對於違法行為的評價，應就行為內容、程度，以被害法益是否輕微、行為逸脫是否輕微等基準，從質、量的面向考量是否值得科處刑罰。如行為人的違法行為未達值得處罰的「可罰違法性」，即可阻卻違法，仍難成立犯罪。亦即，行為雖該當犯罪構成要件的規定，但侵害的法益及行為均甚輕微，在一般社會倫理觀念上尚難認有科以刑罰的必要，且此項行為不予追訴處罰，亦不違反社會共同生活的法律秩序，始得視為無實質違法性，而不繩之以法。　㈡本件被告所為，造成甲○○受有前述傷勢等情，已如前述。再者，由前述甲○○的證詞及原審勘驗筆錄及擷圖，顯見被告僅因小孩接送補習事宜，在住處大門口與甲○○發生口角爭執時，先以右手抓傷甲○○後頸，其後才陸續發生甲○○要求A女持手機錄影、被告出手搶奪A女手機，以及被告、甲○○之間後續以肢體拉扯並發生衝突，這場糾紛的發生完全可歸責於被告。何況被告在未成年子女A女在場的情況下，竟然公開對甲○○為施暴行為，不僅使甲○○受有前述傷勢，亦會造成A女心理上的壓力，使她心中難以說出口的傷痕和陰影慢慢侵蝕心靈，勢必影響她健全人格的形塑，甚至引發憂鬱、焦慮、自傷等症狀。是以，被告所為雖未使甲○○身體受有嚴重的傷勢，卻違反社會共同生活的法律秩序，依照前述說明所示，即有科以刑罰的必要。四、有關爭點⒊部分，被告所為並不符合正當防衛的要件，即不得阻卻違法：　　　㈠刑法第23條前段規定：「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本條文規定的正當防衛，是以對於現在不法的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的行為為其要件。如侵害已成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行為尚屬未來，則其加害行為，自無成立正當防衛的可言。而如果是彼此互毆，必以一方初無傷人的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的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以正當防衛論。　㈡由前述說明可知，被告因小孩接送補習事宜，在住處大門口與甲○○發生口角爭執時，先以右手抓傷甲○○後頸，其後才陸續發生甲○○要求A女持手機錄影、被告出手搶奪A女手機等情事。而被告對甲○○的後頸為傷害行為之際，既無證據證明甲 ○○有何對被告施以現在不法侵害的行為，致被告有必須為防衛行為的情狀可言，自難認被告抓傷甲○○後頸的行為是基於防衛的意思所為，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即與正當防衛的要件未符。是以，被告所為即不符合正當防衛要件，被告此部分的上訴理由亦不可採。肆、結論：　　綜上所述，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原審判決就被告上訴意旨所指摘的傷害罪刑認定均無違誤，被告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伍、法律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　　　　　本件經檢察官江文君偵查起訴，由檢察官張啓聰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廖建瑜　　　　　　　　　法　官文家倩　　　　　　　　　　　　　　　　　　　法　官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2024-10-09

TPHM-113-上訴-4037-20241009-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1987號抗告人蘇偉誠（即受刑人）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262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即受刑人蘇偉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先後經法院判處如附表所示之罰金刑，並分別確定在案，有各該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又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均係於附表編號1所示判決確定日前為之，且原審法院為如附表所示各罪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故檢察官就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之罪，聲請定其應執行之罰金刑，核與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3條、第51條第7款及刑事訴訟法第 477條第1項規定相符，應予准許。爰綜合審酌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罪質、時間間隔、侵害法益、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並考量抗告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數罪所反應抗告人人格特性與傾向，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情狀，定其應執行罰金新臺幣(下同)3萬5千元，並諭知易服勞役折算之標準。　㈡至抗告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雖經執行完畢，原審法院仍應依法就抗告人於判決確定前所犯之數罪定其應執行刑，僅於檢察官指揮執行應執行刑時，再就上開形式上已執行部分予以折抵。另抗告人雖以意見表陳稱：「擬自己撰寫聲請狀呈遞」等語，惟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合於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規定，既無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之情形，抗告人即無選擇權，其受刑利益未受影響，檢察官本得依職權向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刑，均附此敘明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所犯原裁定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既已執行完畢，理當無庸需再與未執行完畢案件合併更刑，懇請　　以另案判處罰金3千元之竊盜案件為基準，與上開另案竊盜案確定前所犯之未執行完畢之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罪合併定應執行之罰金刑，並考量上開所犯案件之罪質、犯罪情節、動機、目的、手段均有異，尚難認各罪行為有惡性重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理當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裁定不加重其最低本刑，苟能公門好修刑之旨多行慎刑恤獄之道驅民避刑，或許司法典刑更能多點人道，抗告人自許日後定當安分守法，悛改向善，爰依法提起抗告云云。三、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應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刑法第50條、第53條、第51條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法律上屬於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逾越。在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定其應執行之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裁量之事項，然仍應受前述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之拘束。事實審法院於酌定應執行刑之量定，如未違背刑法第51條各款或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3項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者（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此外，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故二裁判以上之數罪應併合處罰者，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倘有部分罪刑已執行完畢者，因僅係檢察官指揮執行時，應如何予以扣抵之問題，不影響定應執行刑，法院不能因此即認檢察官之聲請為不合法，予以駁回（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204號裁定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依法應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是法院依據上開規定裁定定應執行刑時，應以檢察官所聲請定應執行刑之內容為範圍，未據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之罪，法院基於不告不理原則，自不得任意擴張並予審理，否則即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裁判之違法。如法院裁定後，發現有其他可一併再定應執行刑之罪，或應另與其他罪一併定應執行刑，應由檢察官另行聲請，尚無從由法院就未聲請之案併予審酌之理（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42號裁定參照）。四、經查：　㈠抗告人因犯如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4所示各罪，經本院、原審法院先後判處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刑確定，且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4所示之罪，其犯罪時間係在原裁定附表編號1所示裁判確定日（即110年4月9日）前所犯，而本件聲請定應執行刑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為原審法院等情，有各該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茲檢察官聲請原裁定法院定其應執行之刑，經原裁定法院認聲請為正當，就原裁定附表編號1至4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定應執行罰金3萬5千元，而原裁定所定之應執行刑，分別係在各宣告罰金之最多額2萬元以上，各罰金刑合併之金額3萬7千元以下，經核並未逾越法律之內、外部性界限，刑度（金額）已有減輕，符合恤刑意旨，無明顯過重而違背比例原則之情形，自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　　㈡抗告意旨所稱原裁定附表編號1已執行完畢，無庸定應執行刑，請求將原裁定附表編號2至4與另案合併定應執行罰金刑云云，惟：　⒈按數罪併罰之案件，其各罪判決均係宣告刑，並非執行刑，縱令各案中一部分犯罪之宣告刑在形式上已經執行，仍應依法聲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裁定，然後再依所裁定之執行刑，換發指揮書併合執行，其先前已執行之罰金部分，僅應予扣除而不能認為已執行完畢，在所裁定之執行刑尚未執行完畢前，各案之宣告刑並不發生執行完畢之問題。本件抗告人所犯原裁定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所處之罰金，縱經執行完畢，然附表所示各罪既合於數罪併罰之要件，依前揭說明，在所裁定之應執行刑尚未執行完畢前，仍應就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合併定其應執行刑，至於前揭業經執行之罰金部分，僅係就所定應執行刑執行時，應為如何折抵之問題。抗告意旨執此指摘原裁定違誤云云，容有誤解。　　⒉法院裁定應執行刑應以檢察官所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作為其審查及裁定定應執行刑之範圍，檢察官所未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並非法院所能逕予審酌，是抗告人另有犯合於定應執行刑之案件，自應由檢察官另行聲請，尚無從由法院就未聲請之案併予審酌之理，況此結果客觀上自無不利於抗告人，亦即抗告人前開所指案件倘均合於定應執行刑規定，自可再由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且於日後定應執行刑時，受本次恤刑利益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限制，自難認對其恤刑利益有何具體影響或不利益。是抗告人請求將檢察官所未聲請之另案併予定應執行刑云云，為無理由。　　　㈢綜上所述，原裁定附表所示之罪合併定應執行刑，與法尚無不合。抗告人執以前詞，就原審裁量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意而為指摘，並請求將原裁定附表部分案件與另案一併定其應執行刑，核其抗告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刑事第二十五庭審判長法　官邱滋杉法　官劉兆菊法　官呂寧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書記官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2024-10-09

TPHM-113-抗-1987-20241009-1

附民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附民字第1670號原告黃瓊娟被告黃文鵬上列被告因113年度上訴字第3674號詐欺等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查其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9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官廖建瑜法官文家倩法官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邵佩均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2024-10-09

TPHM-113-附民-1670-2024100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275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陳建勳被告劉佩珍選任辯護人李怡欣律師王元勳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所為113年度訴字第335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25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就卷內證據調查的結果為綜合判斷，以不能證明被告劉佩珍犯罪為由，諭知被告無罪，已詳敘其證據取捨的理由，且不悖論理及經驗法則，核無不當，應予維持，為達簡化判決與訴訟經濟的要求，並引用原審判決所記載的證據及理由。　　貳、檢察官上訴意旨及被告的辯解：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本件被繼承人劉江秀玉的子女有被告、劉小蘋、告訴人劉佩雯共3人，被繼承人劉江秀玉於民國110年6月23日死亡後，就劉江秀玉所有臺灣土地銀行（以下簡稱土地銀行）活存帳戶的存款提領，被告即應取得其他所有繼承人同意，才能轉帳至被告的帳戶。如因死後事務的委任關係仍持續存在的例外情形，亦僅應限於處理對死者有重大意義的事項；如金額差距過大，就此部分仍不具民法第550條但書規定的委任關係。本件被告轉帳金額共計新臺幣（下同）177萬1,700元，據被告陳報的支出金額，期間從110年7月18日至111年9月12 日，共計106萬9,980元，期間將近1年，金額差距近70萬元，亦無任何證據顯示，被告於此段期間內有取得劉佩雯的同意授權。而該70萬元應屬所有繼承人共同繼承的遺產。被告事後雖已均分給其他繼承人，但被告轉帳時，既未經劉佩雯同意，即無礙於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犯行的認定。如被告主觀上誤認為她是有製作權之人，即因對於「自己無製作權之事實」欠缺認識，乃屬構成要件錯誤，得阻卻犯罪的故意，自亦不成立本罪。惟被告明知劉江秀玉已死亡，亦未取得所有繼承人同意而轉帳，顯然知悉自己為無製作權之人，充其量僅是誤信以本人名義製作不違法，屬禁止錯誤（或稱違法性錯誤），僅能適用刑法第16條規定，對於有正當理由而屬無法避免者，免除其刑事責任，非屬無法避免者，得視具體情節，減輕其刑。是以，原審判決逕認被告無罪，尚嫌遽斷，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的判決。二、被告的辯解：　㈠被告辯稱：　　檢察官上訴無理由，我將母親劉江秀玉所有土地銀行活存帳戶內的款項轉入我的郵局帳戶，是有得到授權，我沒有侵害任何人的權利。　㈡辯護人為被告所為的辯解：　　　由證人的證詞及卷附的證據，可知被告確實有得到劉江秀玉生前的授權，以其財產為其處理死後喪葬或遺產繼承的相關事宜，依照民法規定，委任關係不因為劉江秀玉死亡而消滅。再者，被告確有將其財產用在辦理喪葬或遺產繼承的費用，餘款也已經在分割遺產案件中依照被告及其他繼承人的應繼份比例分配完畢，並無侵占的情形。何況依照劉佩雯在原審的證詞，可知當時劉佩雯對於被告就母親喪葬或是繼承的相關事宜均是拒絕、不連繫。在這種情況下，如就母親的喪葬或是繼承事宜仍然需得到劉佩雯的同意才可以進行，對於被告而言無期待可能，且顯有困難，被告是在有權動支母親遺產的情況下為轉帳行為，即無涉犯刑法偽造文書罪的相關罪責。參、本院駁回檢察官上訴的理由：一、犯罪事實應憑證據以資認定，法院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的方法，以為裁判的基礎。而證據的取捨與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的職權；如果法院就此所為的裁量及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的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敍其何以作此判斷的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　二、本件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的事項：　㈠劉小蘋、劉佩雯與被告是劉江秀玉的女兒，劉江秀玉於110年 6月23日死亡。劉江秀玉之前是獨居，生前最後一年是與被告同住，被告為主要照顧者。　㈡劉江秀玉就其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活存帳戶內（以下簡稱劉江秀玉土銀活存帳戶）的提款、轉帳，於109年3月至110年4月29日都是採臨櫃辦理，其後於110年5月3日臨櫃辦理開通網路銀行，並同步將被告名下的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簡稱被告郵局帳戶）設為約定轉帳帳戶。　㈢劉江秀玉曾在110年4月8日以手寫預立遺囑1份，其內容除就劉江秀玉名下房屋、土地、土地銀行、郵局帳戶內存款應如何分配為指定外，亦載明：「本人指定劉佩珍為遺囑執行人遺產之處理，均由本遺囑執行人全權處理」。　㈣劉小蘋與被告2人曾於000年0月間在通訊軟體LINE（以下簡稱 LINE）上討論遺產的事，2人在LINE上的對話內容中，被告表示：「你當做不知道哦」；劉小蘋回稱：「好」，被告另表示：「我跟她講了也問了公證人我媽不要那房子要給舅舅但是不管現在請代書辦贈與或是寫在遺囑上給他都會有贈與稅和土增稅。國稅局只管有沒有繳不會管誰繳贈與稅還有一人每年220萬元的免稅萬一超過220萬媽說就我們三個一人繳1/3 可以從活存現金定存均分上面三個人平分支付稅金這是媽對自己弟弟的感恩」、「金寶山的部分。媽說要問你們兩的意見。我的意見是我不想跟佩雯共同持有還奢望佩雯來拜嗎？小蘋天高皇帝遠又要拜陳家我的想法是塔位寫給我吧我來負責這是我的想法還會去問你和鴻源 (按：即劉佩雯之夫蔡鴻源)的想法」、「所以那房子就寫入遺囑日後再處理」、「那塔你覺得呢要跟佩雯共同持有嗎」、「我不要」、「不然你們兩個持有吧」、「公證人是說還有一個問題是如果遺囑生效了舅舅萬一不在了到時候也是一個問題總之就先這樣辦吧」等內容。　㈤被告於110年6月24日18時32分至35分左右，輸入劉江秀玉名下土地銀行的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將劉江秀玉之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號、000000000000號帳戶內的定存款項各新臺幣（下同）50萬元，共150萬元（起訴書誤載為共100萬元，應予更正）辦理轉帳銷戶，所得款項均匯入劉江秀玉土銀活存帳戶，再以約定轉帳方式，將該帳戶內的款項共計177萬1,700元匯入被告郵局帳戶內。　㈥被告自劉江秀玉土銀活存帳戶轉入177萬1,700元款項後，除用於喪禮、遺產稅、房屋稅、代書代辦遺產稅費用、不動產出租管理之外，所餘款項已經平分予劉佩雯、劉小蘋及被告。　㈦以上事情，已經劉小蘋、劉佩雯分別證述屬實，並有劉江秀玉的除戶戶籍謄本、劉江秀玉土地銀行帳戶基本資料、歷史交易明細查詢與存摺、遺囑翻拍照片、土地銀行個人網路銀行申請書暨約定書、劉小蘋與被告2人之間的LINE對話紀錄擷圖、手寫支出明細等件在卷可證，且為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三、劉江秀玉生前不僅以手寫預立遺囑1份，且指定被告為遺囑執行人，授權被告動用其帳戶內存款用以支付喪葬費、遺產稅、管理遺產必要費用等事宜，難認被告主觀上有行使偽造準文書的故意：　㈠劉佩雯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問：根據調查，劉江秀玉過世後，劉佩珍是將劉江秀玉土銀帳戶內的存款177萬1,700元匯到她名下的郵局帳戶，劉佩珍事前有跟你說過這件事情嗎？）不知道，那個事情是到11月7日我委任律師之後，然後開庭那些，我才知道有這件事情。（問：就你所知，劉江秀玉有無授權劉佩珍將劉江秀玉存款轉匯到劉佩珍名下的郵局帳號？）完全不知道。（〈提示他字6713號卷第29頁劉佩雯L INE對話紀錄〉問：劉佩珍是不是有傳這些訊息給你？）沒有看過。（問：可是上面顯示是已讀，這不是你看的？）對不起，應該有看過，但是我只有已讀，我完全沒有回覆。（問：為何不回覆？）那時候我們已經鬧翻了，我心緒也很亂，因為我也跟我媽媽的感情不好，也沒有想過要繼承她的遺產，只是後來覺得憑什麼她可以兩張紙就叫我認帳這些遺囑的事情」、「（問：是否知道劉江秀玉是什麼時候過世？）那時候好像劉佩珍她們傳LINE說6月23日過世這樣……後稱是6月 25日左右那時候知道的。（問：你知道之後，有沒有去跟劉佩珍或劉小蘋商量劉江秀玉的後事要怎麼辦？）我先生有問劉小蘋說後續怎麼辦……，（問：不是你自己去跟劉佩珍或劉小蘋詢問的？）不是我自己詢問的。（問：你有無跟劉佩珍或劉小蘋詢問辦理告別式或相關遺產繼承費用應該如何分擔？）我根本不知道有多少遺產，我根本不去問那件事情，因為我沒有打算要繼承。（問：所以你當時有問告別式的費用分擔嗎？）只有問告別式。那個部分我認為我媽她會自己把這些錢弄好，所以我沒有問」、「（問：當時為何不是劉佩珍或劉小蘋自己跟你講這件事？）因為我已讀不回，她們也沒有自己親自來找我。（問：你說你跟劉佩珍鬧翻之後，就不再讀她的訊息，也不再跟劉小蘋聯絡？）我有去過劉小蘋家玩，到110年我發現她比較偏向劉佩珍之後，我再也不跟她聯絡」等語（原審卷第66-71頁）。而劉小蘋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我平時都是跟被告聯絡，我媽確診之後，一直都聯絡不到劉佩雯，我打電話給她，她都不接我電話，我媽確診時也都聯絡不到劉佩雯，我媽在生病期間一直跟我說叫被告去聯絡佩雯來看她，也都聯絡不到劉佩雯，我覺得我很心寒，就沒有再聯絡劉佩雯，這張遺囑出來的時候，我很擔心我沒有錢可以支付遺產稅，被告就說沒關係，媽媽有說過遺產稅的部分用遺產的現金作支出，被告叫我安心，我知道被告將劉江秀玉土銀活存帳戶內存款117萬1,700元轉到被告郵局帳戶這件事情，因為被告都有跟我講，被告也有拍去支付相關的遺產稅或者是繼承的相關費用的單據給我看（原審卷第77、80-83頁）。綜上，前述劉小蘋與劉佩雯的證詞大致相符，可以採信，顯見劉佩雯因為長期與劉江秀玉、劉小蘋、被告的關係不睦，不僅對於家人不理不睬，且於劉江秀玉過世時，亦未關心過劉江秀玉喪葬或遺產繼承等相關費用如何分擔的問題，甚至對於被告傳送的訊息已讀不回。據此，辯護人為被告辯稱：劉佩雯對於母親喪葬或繼承的相關事宜均是拒絕、不連繫，被告就此如仍需得到劉佩雯的同意才可以進行，顯有困難並無期待可能等情，即屬有據。是以，劉佩雯既然證稱：「（問：所以你當時有問告別式的費用分擔嗎？）只有問告別式。那個部分我認為我媽她會自己把這些錢弄好，所以我沒有問」等語，則當劉江秀玉往生時，顯然無法處理自己的喪葬，應認劉佩雯有概括默示劉江秀玉所指定之人以其遺產處理喪葬或繼承的相關事宜。　　㈡劉江秀玉之前是獨居，生前最後一年是與被告同住，被告為主要照顧者，劉江秀玉曾在110年4月8日以手寫預立遺囑1份，指定被告為遺囑執行人，負責劉江秀玉遺產的處理，劉小蘋與被告2人曾於000年0月間在LINE上討論劉江秀玉遺產的事，劉江秀玉土銀活存帳戶的提款、轉帳原本都是採臨櫃辦理，其後於110年5月3日臨櫃辦理開通網路銀行，並同步將被告郵局帳戶設為約定轉帳帳戶等情，已如前述不爭執事項所示。而劉小蘋於偵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母親在110年4 月8日寫遺囑，是請被告幫忙寫，寫完後被告有打電話跟我說遺囑內容，叫我當作不知道，我當時很擔心我沒有錢可以支付遺產稅，被告叫我安心，因為母親有說可以用她的現金來支付稅款；本來有要找公證人公證遺囑，被告告知我已約好公證人及一位叫「玉環」的朋友當見證人，但要公證那天我母親突然癱軟無力，沒辦法去公證等語(他卷第172頁，原審卷第76-86頁)。綜上，劉江秀玉在110年4月8日手寫的預立預囑內容，雖未經劉江秀玉自書遺囑全文，並不符合民法所規定自書遺囑法定形式，但劉小蘋的證述內容、預立遺囑內容、被告與劉小蘋於LINE上的討論內容，可見劉江秀玉在生前以預立遺囑方式分配其遺產時，擬指定被告為其遺囑執行人，劉江秀玉並於110年5月3日臨櫃辦理開通網路銀行、設定被告郵局帳戶為約轉帳戶，使得被告得以動支該帳戶內款項。據此，被告供稱劉江秀玉生前已授權她在其身故後，動用其帳戶內存款以支付喪葬費、遺產稅、管理遺產必要費用等，核屬有據，應可採信。是以，被告既然是依照劉江秀玉生前的授權，動用其帳戶內存款用以支付喪葬費、遺產稅、管理遺產必要費用等事宜，難認被告主觀上有行使偽造準文書的故意。四、檢察官上訴意旨雖指稱：被告明知劉江秀玉已死亡，亦未取得所有繼承人同意而轉帳，顯然知悉自己為無製作權之人，充其量僅是誤信以本人名義製作不違法，屬禁止錯誤，僅能適用刑法第16條規定，依其情況免除或減輕其刑，原審判決逕認被告無罪，尚嫌遽斷等語。惟查：　㈠刑法第13條的「故意」及同法第16條所謂「違法性錯誤（或稱禁止錯誤）」的核心內容「不法意識」，同屬行為人主觀認知，皆委由法官視行為人的社會地位、能力及智識程度等情形，依個案為適當的裁量，以免造成罪責不相當的結果。而刑法構成要件可區分為描述性構成要件及規範性構成要件，前者僅單純描述，無須價值判斷；後者則須憑藉法律、文化或社會評價予以補充，如刑法上偽造、變造有價證券或文書罪中所稱的偽造或變造，為規範性構成要件，是指無製作權而擅自製（改）作而言。行為人在他人生前，曾獲授權代為處理事務，一旦該他人死亡，其權利主體已不復存在，除有民法第550條但書情形外，原授權關係當然消滅，雖不得再以該他人名義製作有價證券、文書，但如行為人誤信本人死亡後該授權關係仍然存在，即屬得排除故意的構成要件錯誤，不成立該罪；如行為人知悉其於本人死亡後已無製作權，但誤認以本人名義製作不違法，則屬禁止錯誤，僅得依刑法第16條規定，視其有否無法避免的正當理由而免除其刑事責任，或按情節減輕其刑；至於行為人已知悉無製作權限仍執意代為或已逾越授權者，自成立該條之罪，乃屬當然。四者各有其判斷標準，適用互異，應予分辨，不可混淆，如具體個案的情節有別、案例事實不同，自不能比附援引。而民法第6條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又依民法第528條、第549條第1項、第550條與第551條規定，可知委任契約是建立在當事人的信任基礎，亦因當事人一方死亡、破產或喪失行為能力而消滅。但契約另有訂定，或因委任事務的性質不能消滅者，不在此限。委任關係的消滅，如有害於委任人利益之虞時，受任人於委任人或其繼承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能接受委任事務前，應繼續處理其事務。據此可知，縱使原經他人生前授予代理權以處理事務，但該本人一旦死亡，人格權利即消滅，其權利能力立即喪失，已無授權或同意別人代理之可言，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如民事訴訟法第73條、民法第550條但書）者外，原代理權當然歸於消滅，但行為人主觀認知為何，亦須予以考慮。再者，依民法第1084條第1項、第1114條規定，可知子女應孝敬父母，並負有對父母的扶養義務，於父母生前負擔必要醫療費及為父母死後支出喪葬費，乃天經地義之事，本無須法律特別教示。但因個人身分、地位、職業、家庭或經濟能力的不同，當父母生時，子女若因負擔扶養義務而不能維持自己生活者，尚得視其經濟能力而減輕其義務（民法第1118條、第1119 條）；於父母死亡繼承發生時，如依民法第1151條規定：繼承人為數人，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為公同共有。這意味於繼承開始時，必須先由醫院開具死亡證明，再至戶政機關辦理除戶登記，然後向國稅機關申報及繳納遺產稅後，始得與其他繼承人辦理分割、處分遺產。若有其他如向法院聲請或命陳報遺產清冊（3個月內）、對被繼承人之債權人陳報債權公示催告（不得在3個月以下）、拋棄繼承（3 個月內）或搜索繼承人（6個月以上）等情形存在，倘不論任何狀況，均要求全體繼承人必須先辦妥繼承事宜後始能動用遺產處理父母喪葬後事，非但緩不濟急，且對於孝順卻原本資力不佳之子女，在悲傷之餘，又需為籌措喪葬費，殫精竭慮，無異雪上加霜，絕非任何立法的本意。因此，現行民法關於喪葬費雖無明文規定，在解釋上應認屬繼承費用，依民法第1150條規定由遺產中支付之，自為妥適，俾適當調和繼承制度與其實現過程間所產生衝突。尤以我國已邁入高齡化社會，父母隨著年老體衰，逐漸難以或無法自理生活，委由陪伴照料之子女代為管理財務及交代後事如何處理，甚為常見。何況被繼承人死後事務的處理，除遺產外，尚涉及遺體處理、喪葬儀式、祭祀方法等對死者有重大意義的「身後事」，就此等「死者為大」的「交代後事」，當被繼承人死亡而留下帶不走之遺產被繼承時，被繼承人生前自主決定其身後事，如何以自身所留下財產來處理的「遺願」，能被繼承人肯定、尊重，「死亡」者才算是有尊嚴的「往生」，此不但符合我國慎終追遠的傳統文化，更貼近社會福利國對高齡化銀髮族善終權益的體現，契合老人福利法、長期照顧服務法的立法本旨。是以，行為人未經全體繼承人同意以遺產支付被繼承人的必要醫療費或喪葬費等，倘涉及刑事責任時，除應考慮上述各種實際情況(即時提領的必要性與急迫性、繼承權分配認知上確信程度)外，並應依行為人的社會地位、能力、智識程度及有無民法上無因管理、死後事務委任關係不因當事人一方死亡而消滅（參見民法第550條但書）等一切因素納入考量整體評價，以定寬嚴綜合判斷行為人主觀上是否有犯罪的故意、有無意識其行為的違法且能否避免等情，而分別為有、無罪、免刑或減輕其刑等舉措，不致有罪責不相當之憾，以落實刑法謙抑原則所採刑罰作為最後手段性的當然理解及運用，並能兼顧情、理、法的傳統美德（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38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㈡劉江秀玉生前授權被告動用其土銀活存帳戶存款以支付喪葬費、遺產稅、贈與稅等必要費用，依其委任事務的性質，本需待劉江秀玉去世後，被告始須執行該等受委任的事務，且該等事務對於劉江秀玉有重大意義，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明，自不應因劉江秀玉死亡而認其委任關係已消滅。再者，被告動用劉江秀玉土銀活存帳戶存款以支付喪葬費、遺產稅、贈與稅等必要費用已經獲得繼承人之一的劉小蘋之同意，劉佩雯則因與家人關係不睦，對於劉江秀玉喪葬或繼承的相關事宜均是拒絕、不連繫等情，已如前述，被告即難取得劉佩雯的同意或授權。何況被告確有將自劉江秀玉土銀活存帳戶轉入的177萬1,700元，用於劉江秀玉喪禮、遺產稅、房屋稅、代書代辦遺產稅費用、不動產出租管理等事宜，截至 112年3月28日止合計已支出223萬元3,030元等情，除有被告於原審所提出的金寶軒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壽儀部契約服務異動明細表等各項支出單據、劉江秀玉的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全國贈與資料清單、無欠繳稅捐等證明、房屋租賃契約書等件在卷可證（他字卷第35-60、146-1 64、178-187頁），並於本院提出送貨單、房屋仲介費等件為證（本院卷第69-73頁），顯見被告主觀上是本於處理她受劉江秀玉委任的事務，而為上述款項的動支，客觀上亦是於受委任事務的授權範圍內，執行她所受任的事務。是以，被告既然是基於特殊委任關係，而登入劉江秀玉土銀帳戶的網路銀行為上述轉帳操作，難謂無製作權，自不成立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應認檢察官的上訴意旨並不可採。肆、結論：本院審核全部卷證資料後，認定檢察官所提出的證據方法，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 項的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的主觀犯意，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諭知。檢察官上訴時未能再積極舉證被告確有起訴意旨所指的犯行，已經本院論駁如前所述。原審同此見解而為無罪諭知，經核並無違誤，檢察官猶執前詞指摘原審判決證據取捨及認定不當，其上訴理由並不可採，應予以駁回。伍、法律適用：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　　　　　本件經檢察官陳柏文偵查起訴，於檢察官陳建勳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張啓聰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廖建瑜　　　　　　　　　法　官文家倩　　　　　　　　　　　　　　　　　　　法　官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書記官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2024-10-09

TPHM-113-上訴-4275-2024100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674號上訴人即被告黃文鵬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 年1月18日所為112年度審訴字第1823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034號，移送併辦案號：11 2年度偵字第4039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黃文鵬宣告刑部分撤銷。前項撤銷部分，原審所認黃文鵬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六月。事實及理由壹、審理範圍：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由此可知，當事人一部上訴的情形，約可細分為：一、當事人僅就論罪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二、當事人不服法律效果，認為科刑過重，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三、當事人僅針對法律效果的特定部分，如僅就科刑的定應執行刑、原審（未）宣告緩刑或易刑處分部分提起一部上訴；四、當事人不爭執原審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及科刑，僅針對沒收部分提起一部上訴。是以，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定應執行刑、（未）宣告緩刑、易刑處分或（未）宣告沒收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的犯罪事實及未上訴部分，作為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特定部分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本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判決後，被告黃文鵬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上訴。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所量處的刑度過重，且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減刑，顯有違誤等語。是以，本件僅由被告就原審判決量刑、未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部分提起一部上訴，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本院自僅就原審判決此部分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原審判決其他部分並非本院審理範圍，應先予以說明。貳、本院撤銷原審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的理由：　一、原審針對被告於偵訊與原審審理時的自白，未及依新制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以下簡稱詐欺條例)第47條規定予以減刑，核有違誤：　㈠被告行為後，詐欺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自同年8月 2日起生效施行。詐欺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其目的既在訴訟經濟，並以繳交犯罪所得佐證悛悔實據，莫使因犯罪而保有利益，解釋上自不宜過苛，否則反而嚇阻欲自新者，顯非立法本意。因此，此處所謂「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自是以繳交各該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的全部為已足，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的所得在內，且犯罪所得如經查扣，被告實際上沒有其他的所得時，亦無再其令重覆繳交，始得寬減其刑之理。至於行為人無犯罪所得者，因其本無所得，此時只要符合偵審中自白，應認即有本條例規定減刑規定的適用，此亦符合司法實務就類似立法例的一貫見解（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982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自動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的全部時，即符合詐欺條例第47條的減刑規定；如行為人無犯罪所得（如犯罪既遂卻尚未取得報酬、因犯罪未遂而未取得報酬），只要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亦有詐欺條例第 47條減刑規定的適用。㈡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第16條規定，自同年月16日起生效施行；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全部條文並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其中第16條變更條次為第23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 日修正後第23條3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其中113年7月31日的修法，是配合詐欺條例的制定公布而修正公布洗錢防制法全部條文。由前述洗錢防制法的密集修法，可知行為人於行為後，有關於應適用洗錢防制法偵審自白減刑的行為時、中間時及裁判時規定均可能有所不同。又想像競合犯是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行為人犯罪行為侵害數法益皆成立犯罪，僅因法律規定從一重處斷科刑，而成為科刑一罪而已，自應對行為人所犯各罪均予適度評價，始能對法益之侵害為正當的維護。由前述說明可知，詐欺條例、洗錢防制法均有偵審自白減輕其刑規定的適用，則如行為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同時成立加重詐欺與一般洗錢罪，具有想像競合犯的關係，而應從一重的加重詐欺罪處斷，並符合詐欺條例第47條的減刑規定時，一般洗錢罪的減輕其刑事由，自無庸再併列為依刑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的量刑因子。　㈢本件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始終坦承犯行。　　而告訴人黃瓊娟遭詐騙集團成員詐騙時，發覺有異後報警追查，其後被告依約與黃瓊娟碰面，向黃瓊娟出示偽造的「晶禧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工作證，並將偽造的新台幣（下同）350萬元現金收款收據交與黃瓊娟請其簽名欲收款之際，為埋伏員警當場逮捕，未成功收款而未遂等情，已經原審認定屬實，顯見被告並未因本件犯行而有犯罪所得。由此可知，被告已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即有詐欺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的適用。是以，原審針對被告於偵訊與原審審理時的自白，未及依詐欺條例第 47條規定予以減刑，核有違誤，自應由本院就宣告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二、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原審量刑過重，且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減刑，請予以撤銷改判等語。惟查：㈠量刑又稱為刑罰的裁量，是指法官就具體個案在應適用刑罰的法定範圍內，決定應具體適用的刑罰種類與刑度而言。我國在刑法第57條定有法定刑罰裁量事實，法官在個案作刑罰裁量時，自須參酌各該量刑因子，並善盡說理的義務，說明個案犯罪行為人何以應科予所宣告之刑。如原審量刑並未有裁量逾越或裁量濫用的明顯違法情事，當事人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上級審也不宜動輒以情事變更或與自己的刑罰裁量偏好不同，而恣意予以撤銷改判。又刑法第59條規定為法院得自由裁量的事項，必須犯罪另有特殊的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的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這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的認定，乃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的事項，法官於具體個案適用法律時，必須斟酌被害法益種類、被害的程度、侵害的手段及行為人主觀不法的程度，以為適切判斷及裁量。　㈡本件原審判決已參酌刑法第57條所定刑罰裁量事實，善盡說理的義務，量處被告有期徒刑7月，並未有逾越法律所定的裁量範圍；被告也未提出本件與我國司法實務在處理其他類似案例時，有裁量標準刻意不一致而構成裁量濫用的情事，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被告自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再者，被告並未陳明他犯本罪有何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或憫恕的特殊原因、背景或環境。又被告加入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的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提款車手的工作，除犯本罪之外，另犯其他2罪並經法院判處罪刑，顯見被告並非一時失慮而為之，亦難認有何情堪憫恕之處。原審綜合上情，認被告的犯罪情狀在客觀上並沒有足以引起一般大眾同情之處，縱使量處法定最低度刑仍有過重的情況，因而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他的刑責，參照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乃其職權裁量的合法行使，核無不當。是以，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重、未依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部分的理由，均不可採。三、綜上，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重、請求依刑法第 59條規定酌量減輕他的刑責，雖屬無據，但原審針對被告於偵訊與原審審理時的自白，未及依新制定詐欺條例第47條規定予以減刑，核有違誤，自屬無可維持，本院自應將原審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參、本院就被告所為的量刑：　　有關被告應科處的刑度，本院以行為責任為基礎，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先以被告的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損害等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確認責任刑範圍，再以被告的犯後態度、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社會復歸可能性等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及其他事由）調整責任刑，茲分述如下：一、責任刑範圍的確認：　被告加入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的本案詐欺集團，由被告擔任與告訴人面交取得詐欺款項的車手工作，被告在詐騙集團施詐過程中扮演的是較為末端、被查獲危險性較高的角色，相較於主要的籌劃者、主事者或實行詐騙者，被告介入程度及犯罪情節較為輕微。再者，被告持偽造、表彰屬於投資服務特種文書的「晶禧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工作證與告訴人見面，並交付「晶禧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現金收款收據」與告訴人請其簽名而行使之，雖因告訴人早已識破而與警察合作，告訴人並未因此受有實際上的財產損害，但仍危及晶禧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的商譽與文件管理的正確性，被告所為與其他單純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的行為人具有較高的可責性。又臺灣社會電信詐欺盛行超過20 年，近年來詐欺集團更是猖獗，對社會及人民財產所造成的威脅與損害由來已久，政府亦長期致力於打擊與追緝詐欺集團，被告無視於此，仍加入本件詐欺集團犯罪，所為造成嚴重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破壞人際間的信任關係，堪認被告的犯罪手段及犯罪所生損害均屬重大。是以，經總體評估前述犯罪情狀事由，並參酌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可能的量刑後，本院認被告責任刑範圍應接近處斷刑範圍內的低度偏中區間。二、責任刑下修與否的審酌：被告供稱高職畢業、原從事美髮工作、沒有需要扶養之人的智識程度與生活狀況；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始終坦承犯行，且於法院審理時表示願意以3萬元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因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未到庭，始未能和解，應認犯後態度良好。是以，經總體評估前述一般情狀事由後，本院認被告的責任刑應予以下修，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應接近處斷刑範圍內的低度偏低區間，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三、綜上，本院綜合考量被告的犯罪情狀事由及一般情狀事由，基於平等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參酌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可能的量刑，認被告的責任刑應接近處斷刑範圍內的低度偏低區間，爰就撤銷改判部分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肆、適用的法律：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項。本件經檢察官郭千瑄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由檢察官張啓聰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刑事第八庭審判長法　官廖建瑜　　　　　　　　　法　官文家倩　　　　　　　　　　　　　　　　　　　法　官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 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具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之身分，犯前項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 1 項之罪者，應於刑之執行前，令入勞動場所，強制工作，其期間為 3 年。前項之強制工作，準用刑法第 90 條第 2 項但書、第 3 項及第 98 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 5 項之行為，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者，亦同。第 5 項、第 7 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0-09

TPHM-113-上訴-3674-20241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