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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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58號上訴人即被告蘇昱廷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831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毒偵字第1886 、19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本院審理之範圍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經查，本件原判決判處上訴人即被告蘇昱廷（下稱上訴人）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同條例第2項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被告提起上訴，其上訴意旨略以：對於原審判決書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均不爭執，僅就量刑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70 、92頁），足認被告只對原審上開部分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貳、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其坦承全部犯行、深感悔悟，原審判太重，希望從輕量刑，也希望累犯部分不要加重等語。參、本院之判斷一、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簡上字第107 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民國107年12月26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為累犯等情，業據原審公訴檢察官於審判中提出主張，且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認為就被告於上開毒品案件經論罪科刑確定及執行完畢後，竟於5年內再犯罪質相同之本案，可見被告之刑罰反應力薄弱，前案刑之執行並未確實達到督促被告反省改過之效果，又被告於本案所犯之各罪，尚無因加重最輕本刑而生刑罰逾其罪責之情，均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二、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三、原審判決已綜合審酌各項量刑因子予以量定，並審酌被告除前述構成累犯之前科外，另有多次施用毒品前科，並於111 年間亦因施用毒品犯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新修正之相關規定送觀察、勒戒，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按，仍不知悛悔，復再施用毒品而犯本案，殊值可議，惟念其施用毒品乃戕害自己身心健康，尚未直接危及他人，並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暨其自陳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服務業，未婚，無子女，入監前與家人同住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被告所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部分，處有期徒刑6月，就被告所犯施用第一級毒品部分，處有期徒刑8月，及就其所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及說明就上開二罪不併予定其應執行之刑之理由。原審之量刑既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濫用自由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情事；況原審就被告所犯施用第一級毒品罪、施用第二級毒品罪2罪量處之刑度均僅較法定最輕本刑（即6月、2月）略增數個月之刑度，並就施用第二級毒品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均無過重可言，是認其量處之刑度尚屬適當。至被告雖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惟本院認為被告符合累犯規定，且自律性與遵守法規範意識不佳，故當應依累犯規定加重，業如前述，又原審量刑時已將前揭被告之犯後態度等情狀均列為量刑因子詳予審酌，是本院認均無從變動原審據以為量刑之基礎。從而，被告提起上訴指摘原審刑度過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莊富棋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適用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3-20

TPHM-114-上易-158-20250320-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60號上訴人即被告嚴數學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姜惠如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70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15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嚴數學於民國111年11月13日凌晨4時40分，在址設臺北市○○ 區○○○路0段00號2樓e書漫（下稱本案店家）內，因與店員劉仲庭生消費糾紛，經劉仲庭報警後，嚴數學因不耐等候而逕自離去，劉仲庭遂追至上址樓梯間攔阻嚴數學並要求須待警員到場。詎嚴數學竟基於傷害之犯意，以其右手抓劉仲庭左手，再以左手抓住劉仲庭左肩往牆壁推撞，致劉仲庭右肩胛挫傷擦傷破皮、食指挫傷等傷害。二、案經劉仲庭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嚴數學（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1至53頁），復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應認有證據能力。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亦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證據關連性，均認有證據能力。三、至於辯護人主張告訴人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52頁），故不以告訴人於警詢時之陳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證據，併予說明。　　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劉仲庭發生消費糾紛，隨後被告有以左手抓住被害人往牆壁推撞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被告在本案店家與告訴人發生消費糾紛，是因為告訴人一開始沒講清楚，突然說倒垃圾還要加收錢，我說把垃圾還我我可以自己拿去超商丟，但告訴人又不還我，我才跟告訴人爭吵，告訴人還報警找警察來；因為我有長年高血壓病史，與人發生衝突血壓會升高，所以我避免與人衝突，也不喜歡待在不友善的環境，當時我血壓高、身體發熱，才會急著要離開該處，我說報案沒關係，之後我再去做筆錄，但告訴人不讓我離開，硬要把我留在該處，甚至還用搭肩後環抱身體的方式，阻止我離開，我為了要掙脫告訴人，才會有上開行為；可見我當下並無傷害告訴人的故意，而且告訴人限制我的行動自由，是現在不法侵害行為，我這樣只是基於正當防衛；我也質疑告訴人所受的傷勢，告訴人自己弄一下弄破皮也可以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被告當時僅因為消費糾紛與告訴人爭執，並無刑事不法行為，非現行犯，被告因急事無法久候員警到場要先行離去，告訴人並無阻止被告離去之權利，是以告訴人所為妨害被告行動自由，被告所為自符合正當防衛；又即使認為告訴人行為不構成現在不法侵害，被告行為不該當正當防衛之要件，但被告在當下短暫時間內必須即時反應，亦不可能充分思考告訴人所為是否構成現在不法侵害行為，故被告也成立「誤想防衛」，按學說與實務見解，應認為被告行為欠缺期待可能性，而不具可責性，是請撤銷原審判決，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因與本案店家之店員即告訴人生消費糾紛，經告訴人報警後，被告因不耐等候而逕自離去，告訴人遂追至本案電話之樓梯間攔阻被告並要求須待警員到場，被告竟以其右手抓告訴人左手，再以左手抓住告訴人左肩往牆壁推撞等節，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8張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 3至16頁）；亦有原審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確認無訛，製有勘驗筆錄及附件截圖在卷（見原審卷第173至174頁、第215至216頁，原審勘驗結果如附表所示），又就被告與告訴人因消費糾紛發生爭執，告訴人報警後，被告逕自離去，告訴人追上前阻止被告離去，被告隨即出手將告訴人往牆壁推撞等客觀情節，亦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是上揭事實，足堪認定。　㈡又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即前往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就診，經診斷受有右肩胛挫傷擦傷破皮、食指挫傷等傷害，有該院診斷證明書存卷可考（見偵卷第17頁），衡以告訴人前往醫院就診時間與案發時間尚屬密接，難認另有其他外力因素介入致告訴人受傷之可能，且告訴人之受傷部位、傷勢，也與告訴人所述其遭被告抓住左手，及抓住左肩往牆壁推撞，而造成手指因拉扯及整個肩膀撞擊至牆壁會造成之傷勢相符，益徵告訴人上開證述確屬事實，而可採信。至於被告質疑告訴人傷勢，並表示如本院認定結果對其不利，要傳喚開立診斷證明之醫師到庭作證等語，惟本院審酌告訴人遭被告推撞至牆壁，告訴人前往醫院驗傷之情形，均屬明確，告訴人所受傷勢亦與當時遭被告推撞之狀況相符，被告只空泛質疑診斷醫師之可信度，並未能就醫師到庭說明之必要性提出具體理由，是認為上開證據並無調查之必要，併予說明。　㈢又被告雖辯稱，當時是其只是身體不舒服想先離開，告訴人卻追上來，伸手環抱其身體，不讓其離開，才想掙脫告訴人，沒有傷害故意等情詞；惟查，經核原審勘驗上揭監視錄影結果，可見當時告訴人在樓梯間轉角處追上被告，而告訴人試圖攔阻被告離去，然被告旋即出手抓住告訴人，將告訴人推往牆壁，從上述監視錄影檔案，亦清楚可見告訴人是在遭被告推撞牆壁以後，才與被告相互拉扯之情形，被告既為具有正常智識程度之成年人，其明知抓住他人身體並使之往堅硬之牆壁衝撞，會使他人身體在施力與衝撞過程中受傷，卻仍強行抓住告訴人左手，又抓住告訴人左肩將其往牆壁推撞，主觀上自有傷害故意無疑，是被告所辯上情，自無足採取。　　㈣被告及辯護人並主張其上開行為，係因告訴人妨害其自由，而為擺脫告訴人之糾纏，故屬正當防衛等語，惟按刑法第23 條之正當防衛，係以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為要件。因之正當防衛，必以基於防衛之意思，對於現在不法侵害所為之防衛行為，始足成立，倘非出於防衛之意思，則與正當防衛之情形有別。所謂不法之侵害，係指對於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施加實害或危險之行為；所稱權利，則係指刑法及其特別法保護之法益。又所稱現在，乃有別於過去與將來而言。過去與現在，係以侵害行為已否終了為準；將來與現在，則以侵害行為已否著手為斷。若侵害已成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行為尚屬未來，則其加害行為，均無由成立正當防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8 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因強制罪係屬開放性構成要件，可資判斷該當強制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範圍相當廣闊，故在強制罪之犯罪判斷，需從事實質違法性判斷，將不具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排除於強制罪處罰範疇之外。亦即強制罪之成立應經實質違法性判斷，故強制行為之違法性乃決定於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關係上，亦即以目的與手段關係作為判定是否具有違法性之標準，若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上，可評價為法律上可非難者，亦即以強制手段而達成目的之整體事實，係社會倫理之價值判斷上可責難者，則該強制行為方具有違法性；苟若行為人所為之強制行為僅是造成輕微之影響，則此種強制行為仍不具應以國家刑罰權加以制裁之可非難性，即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以避免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動輒得咎。本案之起因，乃被告與告訴人斯時係因消費糾紛而發生爭執，告訴人因而撥打電話報警，並要求等待警察到場處理，惟被告因不耐等候而逕自離去，告訴人遂追至樓梯間攔住被告並要求須待警員到場，被告旋為前揭行為等節，此經認定如上。因此縱認告訴人有攔阻被告離去之行為，惟究其目的係因先前已與被告就消費金額計算與結帳等問題發生糾紛，被告與告訴人無法以理性溝通方式化解歧見，始要求被告暫時留在現場等候員警到場後，再釐清糾紛及責任歸屬，復依卷內事證，並無證據可認告訴人除攔阻被告離去外，另有其他不必要之肢體接觸或阻擋行為，且告訴人當時阻擋被告離去之舉動，造成被告權利之妨害之情節，尚屬輕微，足認告訴人所使用之手段、目的間尚屬相當，合乎一般社會合理性、相當性，尚不具社會倫理可非難性，要難認告訴人當時阻攔被告離去之行為，有何實質違法性可言，無從以刑法強制罪責論處。是以，即難認為告訴人當時有對被告為現在不法侵害之行為，被告當無主張正當防衛之餘地。又告訴人當時雖試圖攔阻被告，但未見有傷害被告身體等攻擊被告之行為，被告卻即時就將要求其留在現場等候之告訴人推往牆壁，實難認為被告主觀上係誤以為當下遭受到急迫危害，而只得以上揭推撞之手段排除危害。因此，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均難認有據。　㈤此外，被告另辯稱其有高血壓病症，故不願與人發生衝突，當時也是因為血壓升高，為避免衝突，才急著離開等語，然而被告所述不僅與本案被告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無關；且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尚自承：告訴人需要我再多額外支付一個費用，我覺得很不合理，所以跟告訴人爭論一下，或許聲音有大一些；只是那時在氣頭上，跟他吵一下，他可能覺得我太大聲會影響他的營業，就報警找警察來；我說沒問題，等一段時間就說如果警察沒有要來，我就要走了等語（見原審卷第 172頁），亦有本案店家之櫃檯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可資佐證（見偵卷第13、14頁），可見被告當下逗留在本案店家櫃檯處大聲爭吵，才會有後續告訴人報警前來排解糾紛之舉措，與其辯稱愛好和平不與告訴人衝突等情詞，亦與事實不符，不足採為對其有利之認定，併予說明。　㈥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又被告以其右手抓告訴人左手，再以左手抓住告訴人左肩往牆壁推撞等行為，係基於同一傷害目的之決意所為，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身體法益，各舉動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傷害舉動之接續施行，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並於原判決說明認定被告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復敘明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間之消費糾紛，經告訴人報警處理並攔阻其離去時，被告不思克制情緒及理性處理，竟以前揭方式攻擊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顯見其自我情緒管理能力及尊重他人身體法益之法治觀念欠佳，所為實屬不該；兼衡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其為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經營電腦工作室為業、須撫養1名16歲之小孩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201頁），暨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所為認定俱與卷證事證相符，亦與論理、經驗法則無違；且在綜合考量被告上述行為之動機、目的、與告訴人之關係、情節嚴重程度、造成告訴人損害程度，以及被告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犯後迄今均否認犯罪，未以理性態度與告訴人協商修補告訴人所受損害等情節後，認為原審所處刑度尚無逾越法定刑度，無明顯失出或裁量濫用之情形，自無違法或不當可指。被告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行，辯稱沒有傷害意思，亦無傷害到告訴人，且屬於正當防衛等語，惟其所為辯解業經論駁如前，均不足採取。綜上，本案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附表（原審勘驗內容）：勘驗標的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一、畫面時間04：47：57至04：48：09 　　被告步出店內走下樓梯，告訴人隨後快步步出店內攔阻被告離去。嗣2人消失在攝影機拍攝不到之死角。二、畫面時間04：48：13至04：48：15 　　被告以左手抓住告訴人右手，另以右手掐住告訴人左肩膀之方式，將告訴人推往牆壁。三、畫面時間04：48：15至04：49：00 　　告訴人與被告互相拉扯，2人推擠至畫面右方時仍抓住彼此，惟之後畫面遭樓梯擋住，至04：48：43時，可見告訴人已與被告分開，之後告訴人與到場之員警一同上樓。

2025-03-20

TPHM-113-上易-1860-20250320-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49號上訴人即被告江捷睿選任辯護人李柏杉律師上訴人即被告侯尊耀選任辯護人劉鑫成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87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62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對江捷睿、侯尊耀所處之刑及沒收江捷睿犯罪所得部分，均撤銷。前項撤銷部分，江捷睿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參年。且應依附表所示方式，向告訴人支付損害賠償。第一項撤銷部分，侯尊耀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壹、本院審理範圍　　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江捷睿、侯尊耀（以下合稱被告2人）均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被告江捷睿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明示僅就量刑及沒收犯罪所得部分上訴；被告侯尊耀則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70、71、111頁）；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對被告2人所處之刑及對被告江捷睿沒收犯罪所得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被告2人之犯罪事實、所犯之罪名等部分，先予敘明。貳、被告上訴意旨一、被告江捷睿上訴理由略以：被告江捷睿坦承犯行，並於原審及上訴審與告訴人曹介兆（下稱告訴人）達成和解，同意賠償告訴人全部款項，並已給付新臺幣（下同）162萬5,000元，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一再表明願意原諒被告江捷睿，且同意給予被告江捷睿緩刑機會，讓被告江捷睿得以在緩刑期間內遵期給付後續和解分期款項，另被告江捷睿育有3 名未成年子女，並有定期從事公益活動，也願意接受法治教育，請考量上情，從輕量處被告江捷睿得易科罰金之刑，並給予被告江捷睿緩刑自新機會等語。二、被告侯尊耀上訴理由略以：被告侯尊耀並無犯罪前科，本案係因被告侯尊耀不熟悉殯葬商品，才因為介紹費之小利，而誤觸法網；現被告侯尊耀已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另同案被告江捷睿也已與告訴人和解，同意賠償告訴人全部被害金額；被告侯尊耀在因本案被警查獲後，已不再從事殯葬商品相關行業，目前腳踏實地從事二手汽車業務；被告侯尊耀對自身行為造成對社會之危害，懊悔不已，除面對司法責罰，還向兒福聯盟捐款。懇請審酌上情，從輕量處被告侯尊耀得易科罰金之刑，並給予被告侯尊耀緩刑自新機會等語。參、本院之判斷一、按刑法第57條第9款、第10款所定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本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國家更有義務於責令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制裁，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填補2種目的之實現中，謀求最適當之衡平關係，以符「修復式司法」或稱「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之旨趣。從而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自應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477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前揭修復式正義之意義，乃期望於犯罪發生後，藉由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間自主、平等進行對話，使犯罪行為人能真誠反省自身行為過錯，自主採取行動以彌補犯罪所造成被害人及其所屬社會之損害，藉此支持被害人復原，更期許犯罪行為人重新回歸社會、不再重蹈覆轍；而此一修復式正義理念業已廣為當代刑事政策所重視，認屬可能替代直接執行刑罰之有效手段，並具體落實在刑事司法程序之實踐中，據此設計各種修復式司法途徑，及研擬替代入監執行刑罰之處遇措施，期待達成對犯罪行為人究責、解決紛爭、彌補損害等原本執行刑罰之目的（參見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20), Handbook on Restorative justice pr ogrammes, second edition.）；此一精神同樣展現於我國近年增訂刑事訴訟法第248條之2、第271條之4偵查及審理中轉介修復程序之規範上，至於法院於論罪科刑，審酌決定處遇措施時，除在刑罰裁量以外，亦得斟酌運用刑事訴訟法中諸如附條件緩刑等機制，以此刑罰以外之處遇措施促進修復式司法之實現，先予敘明。　　二、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審理後，以被告2人犯罪事證明確而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查：1.被告2人於偵查、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罪，態度均不足取，惟被告2人於上訴至本院後，均坦認一切犯行，並積極尋求告訴人之諒解，除被告2人在原審時與告訴人以連帶給付100萬元成立調解，並支付其中10萬元款項以外，被告江捷睿於上訴後已全部履行該100萬元調解條件完畢，並另與告訴人成立和解，約定賠償告訴人212萬7,500 元，並於114年2月20日已先支付其中62萬7,500元，其餘部分，則約定從114年3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6萬2500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詳如附表所示）；被告侯尊耀也另外與告訴人成立和解，賠償告訴人3,000元，是以現在被告2人已同意填補告訴人所受全部損失，且截至本院審判期日為止，合計已實際履行162萬7,500元（辯護意旨狀誤載為162萬5,0 00元）加計3,000元之賠償金額等節，除經被告、告訴人陳述甚明外，並有被告2人與告訴人於原審法院民事調解庭成立調解之調解筆錄（見原審卷第225、226頁）、被告2人與告訴人之和解筆錄（見本院卷第83、84頁）、被告江捷睿提出之還款明細（見本院卷第121至137頁），可見被告2人於歷經偵查起訴及原審予以論罪科刑之教訓後，已知所悔悟，並積極彌補其等行為所造成之損害，原審於量刑時未及審酌上情，尚有未合；2.被告江捷睿既已經與告訴人和解，並有實際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失，則原審認為屬於被告江捷睿之犯罪所得且尚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之數額為302萬7,500元，且未考量過苛規定，而予以宣告沒收部分，亦有不當之處。據上，被告2人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為有理由，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之處，就原審對於被告江捷睿所處之刑及沒收部分，以及對被告侯尊耀所處之刑部分，均應予撤銷（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三、量刑之審酌　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利用告訴人手上有眾多殯葬商品無法出脫，而急於解套之心態，共同以上開詐術詐欺告訴人，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並交付高額款項，未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保護，所為自有不該，應予非難；再審酌被告2人本案詐欺取得之金額高達312萬7,500元，金額甚高，且係針對老年人下手實施犯罪，犯行實非輕微；惟考量被告 2人在本案犯罪計畫中之參與程度，被告江捷睿於本案基於主導之地位，而被告侯尊耀則係聽從被告江捷睿指示參與犯罪，地位較低，且被告江捷睿有獲取及分配犯罪所得之權限，被告侯尊耀則僅依據被告江捷睿之分配獲取報酬，是被告江捷睿之責任刑範圍應從中度刑予以考量，而被告侯尊耀之責任刑範圍則落於低度偏中度之區間。　㈡再審酌：1.被告侯尊耀並無前科，江捷睿則有過失傷害罪之前科紀錄，均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足見被告侯尊耀素行尚佳，得為從輕量刑之考量，而被告江捷睿素行尚可；2.被告2人雖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行，但上訴後已坦認全部犯罪情節，表示誠心悔改並願接受司法審判之制裁，且被告2人除在原審審理時與告訴人以賠償100萬元之條件成立調解以外，並於本院審理時分別以賠償212萬7,500 元、3,000元之條件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承諾賠償告訴人所受全部損失，並已實際履行前揭數額之款項完畢，業如前述，足認被告2人均展現出積極填補損害之態度；3.被告江捷睿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以賣車為業，月收約5、6 萬元，因為身障人士，找工作不方便，現從事自創品牌賣保養品，收入不固定；家中有母親、太太及三個小孩，其為家中經濟來源，需要扶養小孩、太太、母親等一切情狀；被告侯尊耀則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之前以賣車為業，現在在賣海鮮，月收入約6萬元至12萬元；家中有母親、姊姊，沒有親屬需其扶養，但須給家裡生活費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15頁）；4.其他相關之一切情狀，予以調整被告2 人責任刑程度。　㈢據上，足認為就被告2人所表現出反省之態度，及以實際行動填補積極犯罪所造成損害、修補與告訴人之關係等情，均有助於實現促使被告2人更生復歸社會之刑罰目的，應足以大幅下修被告2人之責任刑程度。　㈣從而，本院綜合考量被告2人犯罪情狀事由及一般情狀事由，基於平等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後，就撤銷改判部分量處被告 2人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至於被告江捷睿及其辯護人固請求判處有期徒刑6月以下之刑度，惟經考量被告江捷睿犯罪情節、犯行之惡性以及造成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均較為重大，在考量其責任刑範圍後，認為即使依據其犯後坦承犯行、和解賠償損害之態度等情節，而大幅下修其責任刑範圍，仍難以從輕判處有期徒刑6月以下之刑度，併予說明。四、緩刑之宣告　　　㈠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中就前揭第1款所稱「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應指受有期徒刑宣告確定者而言（參見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256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484、2494、2495 、2496號判決理由之說明）。經查，被告江捷睿於本案以外，另因詐欺犯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訴字第981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惟該案因被告江捷睿上訴由本院其他合議庭審理，故尚未確定乙節，有被告江捷睿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4、45頁），是以尚不能認為被告江捷睿已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又被告侯尊耀並無犯罪前科乙節，亦有被告侯尊耀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9、50頁）。　㈡被告2人所為上開犯行雖有不該，惟基於前述被告2人所表現出反省之態度，及以實際行動填補積極犯罪所造成損害、修補與告訴人之關係等情，均有助於實現被告2人更生復歸社會之刑罰目的之考量，堪認為被告2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尚無重大偏離，而仍得期待藉由緩刑宣告之約束力，促使被告2人悔過自新，不再重蹈覆轍，而無庸遽予執行刑罰。又衡酌全案情節，復考量前述被告2人之工作、生活、家庭、經濟狀況等情，認被告2人經此偵審程序並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至於被告江捷睿雖有前揭詐欺犯罪之前案紀錄，惟審酌該次詐欺犯罪乃被告江捷睿於本案詐欺犯行前不久所犯，且性質上亦是利用販售殯葬商品為名目，向該案被害人詐取財物，尚非被告江捷睿在本案犯行被查獲後，還有再從事其他詐騙行為，故就此不影響被告江捷睿更生自新可能性之判斷，併予說明。　㈢復斟酌告訴人表明願給予被告2人緩刑自新機會，希望被告2 人不要入監執行，也希望被告江捷睿能持續工作以履行前揭和解條件之意見（見本院卷第71、72、115頁），亦足見透過替代刑罰之處遇督促被告2人彌補告訴人損害，為補償告訴人、促進被告2人復歸乃至於回復法秩序之有效手段。　㈣綜上，因認被告2人所受刑之宣告，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再為確實保障告訴人之權益，而認為配合緩刑之宣告，有將被告江捷睿於本院與告訴人成立之和解內容納入作為緩刑負擔之必要。從而，本院於綜合審酌上情後，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江捷睿緩刑3年，並應依附表所示之方式支付款項予告訴人；被告侯尊耀緩刑2年，以啟自新。五、不予宣告沒收被告江捷睿犯罪所得之說明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再按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且為遏阻犯罪誘因，並落實「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普世基本法律原則，刑法第38條之1明文規範犯罪利得之沒收，期澈底剝奪不法利得，以杜絕犯罪誘因。惟由於國家剝奪犯罪所得之結果，可能影響被害人權益，基於利得沒收本質為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應將犯罪所得返還被害人，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並避免國家與民爭利，刑法第38條之 1第5項規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以不法利得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條件，此項發還條款乃宣示犯罪利得沒收之補充性，相較於國庫沒收，發還被害人居於優先地位，此亦能避免被告一方面遭國家剝奪不法利得，另一方面須償還被害人而受雙重負擔之不利結果。由於利得沒收為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自應符合不當得利體系之要求，而須探求利益移動之軌跡，使最後利益歸屬之人，將該利益返還受損人，因此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所得利益，必須來自被害人所受之損害，兩者間須具有「行為人或第三人所得，即為被害人所失」之鏡像關係，是以該項發還條款所稱被害人，乃指直接財產損害之鏡像被害人，亦即行為人或第三人之犯罪所得，與被害人直接財產損害之間，具有鏡像關係，唯有「產自犯罪」之利得（例如詐欺、竊盜、侵占犯罪之贓物），具有上述鏡像關係，方為優先發還被害人之範圍；至於性質上出於不法原因給付之「為了犯罪」的報酬、對價（例如犯罪之酬金、收受之賄款），不生優先發還之問題，即無上述發還條款之適用而排除沒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15號判決參照）。　㈡又按宣告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 2第2項亦定有明文。本條項規範之過苛調節條款，明定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必要之情形，得不宣告或酌減，以調節沒收之嚴苛性，並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其中過苛之虞、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必要及犯罪所得價值低微之情形，屬實體過苛事由，乃禁止過度原則之具體展現（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74號判決參照）。　㈢就被告江捷睿前揭已經實際賠償給告訴人款項部分，可認為業已屬於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之款項，不予宣告沒收。至於其他尚未賠償之款項部分，則考量被告江捷睿已承諾按其與告訴人之和解條件約定分期賠償，並積極與告訴人修復關係，獲得告訴人原諒，告訴人並期待被告江捷睿係按照其雙方約定之賠償條件分期償還，且考量前述被告江捷睿之家庭經濟狀況後，認為如先予宣告沒收，之後再由被告江捷睿向檢察官請求扣除後續已賠償部分，及由告訴人聲請檢察官發還款項，不僅可能影響被告江捷睿分期賠償之能力，進而影響被告江捷睿與告訴人之間原已自主成立之修復計畫，甚且將使尚須扶養未成年子女之被告江捷睿家庭生計陷入困難。是以本院綜合考量上揭情節後，認為就此部分如仍宣告沒收，當有過苛之虞，故不予宣告沒收，併予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堯樺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被告江捷睿應給付告訴人曹介兆新臺幣（下同）212萬7,500元，除於114年2月20日先行給付62萬7,500元以外，其餘150萬元部分，並應於114年3月起，於每月15日前給付6萬2,500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2025-03-18

TPHM-113-上易-2049-20250318-1

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妨害電腦使用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77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范姜建成選任辯護人李柏毅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電腦使用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71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范姜建成犯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其餘被訴部分無罪。　　事　實一、范姜建成於民國76年7月1日起至110年10月31日止任職於台灣聚合化學品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聚合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12樓），離職前擔任總經理特別助理一職，台灣聚合公司於110年6月25日通知范姜建成，因其未能通過績效輔導改善計畫，將依法進行資遣，范姜建成未予理會，台灣聚合公司因此於110年6月30日通知范姜建成將於110年7 月31日進行資遣，然范姜建成已於110年6月27日申請勞資爭議調解，並預計於110年9月22日進行勞資爭議調解，嗣雙方調解不成立，台灣聚合公司於110年9月23日再次通知范姜建成，將於110年10月31日進行資遣，並通知范姜建成最後出勤日為110年9月30日，然范姜建成竟基於妨害電腦使用之犯意，於110年7月21日、23日、同年8月5日、同年9月30日，陸續以寄送電子郵件之方式，從自其所有之台灣聚合公司電子信箱frankfanchi0000000g.com轉寄附表一編號6、8、22 、27之電子郵件至其私人電子郵件信箱ffanchia0000000il. com，而無故取得附表一編號6、8、22、27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台灣聚合公司。嗣范姜建成離職後，台灣聚合公司派員於同年10月1日開啟原范姜建成任職期間所使用台灣聚合公司之電腦檢查時，始悉上情。二、案經台灣聚合公司訴請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北檢）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甲、有罪部分壹、證據能力一、被告范姜建成爭執告訴人即台灣聚合公司於114年1月14日所提出電子郵件（即刑事陳報三狀之告證2）之證據能力（本院112年度訴字第677號卷【下稱院卷】三第43頁至第48頁、第123頁），稱被告沒有印象曾收過該等電子郵件，且該電子郵件格式與被告於114年1月17日所提出電子郵件（即刑事綜合答辯意旨狀之被證2）之寄件日期、時間接近，但格式內容有諸多不同，而否認該證據之證據能力，經查：㈠、按「除前三條之情形外，下列文書亦得為證據：一、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二、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三、除前二款之情形外，其他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於傳聞排除法則之下，基於人類生活之體驗，認為某些傳聞證據具有本質上可信賴性，因而建立證據容許之例外，即賦予具有本質上可信賴性之傳聞證據有證據能力，該法第159之4之規定即屬此類。而此類容許之例外，因須賴人類長期體驗，法律難以預先列舉殆盡，故該條於第1、2款例示規定之外，並於第3款為概括規定。是紀錄文書不論符合該條第2款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或第3款概括容許之紀錄文書，均不能謂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503號判決意旨參照）。㈡、查台灣聚合公司於114年1月14日所提出電子郵件（即刑事陳報三狀之告證2）係台灣聚合公司於110年5月28日、同年6月 10日、24日、同年7月9日、23日，為因應新冠疫情期間居家辦公採行工作分流及結束居家辦公後返回公司工作之相關公告內容，其中包含員工分流進入辦公室工作之分配、疫情期間公司辦公區域管制、會議採行方式之變更及結束居家辦公後對於居家辦公期間所取得留存家中之文件及備份資料之處理方式，該等內容均係台灣聚合公司人資處人員於疫情期間為維持公司運作所寄發之日常業務文件，並非專為訴訟所製作，且於製作時亦無預見日後可能提供作為證據之偽造動機，本質上具有可信賴性，應認屬於刑事訟訴法第159條之4第 3款規定之「其他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此外，其上所記載之內容與本件待證事實有為證據之必要性及關連性，故該等電子郵件應具有證據能力。被告之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觀諸台灣聚合公司於114年1月14日所提出電子郵件（即刑事陳報三狀之告證2）中之寄發人員、收件者及副本收件者之人員，不論於排序、銜稱、所屬服務部門均與被告於114年1月17日所提出電子郵件（即刑事綜合答辯意旨狀之被證2）相同，且文件最末均有「集團人力資源處」之落款，雖告訴人提出之電子郵件中寄發人、收件人及副本收件者之人員電子信箱下方有黑色底線顯示，而未見該等人員所使用之電子信箱地址，被告所提出之電子郵件則無黑色底線，而係在相關人員後方〈〉內載有各該人員之電子信箱地址，惟兩者之差異應係個別電子信箱使用者對於其電子郵件設定顯示方式不同所致，兩者間並無實質上之差異，且被告亦未具體說明及提出告訴人所提出之電子郵件有何經人為造假之情事，自難以電子郵件之呈現方式有些許不同，即否認該等電子郵件之證據能力，故被告辯護人前開所辯，不足採信。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 9 條之1 至第159 條之4 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含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院卷三第123頁)，且迄至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三、另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本件卷內之非供述證據，檢察官及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主張排除前開證據之證據能力，且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審酌前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4 之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是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本件卷內之非供述證據，均認為有證據能力。四、至被告之辯護人固爭執告訴人委託告訴代理人所為之警詢、偵查中之陳述內容，認該等陳述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未經具結，認無證據能力（院卷一第57頁至第58 頁、院卷三第123頁），然本判決並未援引該等陳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自不予贅述此等部分證據之證據能力。貳、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110年7月21日起至同年9月30日止，接續以寄送電子郵件至其私人信箱ffanchia0000000il.com之方式取得如附表一編號6、8、22、27之電磁紀錄，惟矢口否認有何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犯行，辯稱：被告基於在職身分，依正當查閱權限取得前開電磁紀錄本屬正常，且有權以各種方式保存，縱使轉寄至被告私人電子信箱，至多僅有違反資訊安全之疑慮，然該等資訊並未外流，非屬無故取得，且對台灣聚合公司亦無造成損害；另依證人周士傑、楊琇媛、高畢勝等人之證述，可知被告本得透過私人電腦或手機，以自己設定之帳號、密碼登入台灣聚合公司網站後下載該等電子郵件，也有權透過私人電腦收發電子郵件及辦公，台灣聚合公司亦允許員工將電子郵件轉寄至個人信箱，故被告並非無故取得電子郵件。又台灣聚合公司之辦公室作業管理規範對象僅限於資訊處同仁，並無規範台灣聚合公司其他員工，且台灣聚合公司於居家辦公期間結束後，未明文公告在職人員於居家辦公期間所取得有關公司之文件資料必須予以刪除之相關規範，而台灣聚合公司前於110年6月30日預告將於110年7月31日資遣被告，被告不服，願照舊提供勞務，包括撰寫及提交非傳統法甲基丙烯酸甲酯(MMA)產品評估報告，然因甲基丙烯酸甲酯(MMA)之生產原料之一為丁烯(Bute ne)，被告為評估非傳統法甲基丙烯酸甲酯(MMA)產品，自有使用Butene-1價格檔案之需要，被告是為避免離職後無相關資料可推進工作，始備份檔案備用，實屬工作業務上之正當理由。至於被告取得電話分機表之目的，係因被告身為員工，公司內部各部門聯絡方式與被告自身業務有關，被告屬有權蒐集，且被告係為避免遭台灣聚合公司資遣後，無法使用公務信箱與下載分機表，才先下載備用，均屬正當目的，亦非無故取得，故被告取得前開電磁紀錄，均不構成刑法第35 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犯行。經查：㈠、被告坦承於110年7月21日、23日、同年8月5日、同年9月30日自其所有之台灣聚合公司電子信箱frankfanchi0000000g.co m轉寄標題為「FW Butene-1價格」、「TLP」、「HRTEL」、「PHF」等電子郵件至被告私人電子郵件信箱ffanchia00000 00il.com等情(院卷一第45頁、院卷三第133頁)，並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劉欣宜事務所111年度士院民公宜字第00004號公證書暨照片等資料附卷可參（北檢111年度他字第1013號卷【下稱他卷】第233頁至第343頁、第307 頁至第314頁、第319頁至第321頁、第336頁至第341頁、第5 74頁至第611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㈡、按刑法第359條規定「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所謂「無故」，係指無正當權源或正當事由，包括「無正當理由」、「無處分權限」、「違反所有人意思」、「未獲授權或逾越授權」等情，均屬「無故」，而具違法性。又前述規定，係基於電腦及網路系統之使用，已全面介入人民生活，電腦及網路系統之正常、安全運作已為民眾所依賴，為保護個人法益及資訊使用安全之社會信賴，乃就侵害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之行為，以刑罰手段規制；加以持有電磁紀錄本身即屬擁有一定之無形資產，且電磁紀錄常具可複製、可再現之特性，或已有備份。故無權取得或刪除他人之電磁紀錄 (如醫院之病歷，人民之納稅資料)，或不致剝奪或使處分權人喪失電磁紀錄之持有，而受現實之損害，然其得單獨持有、支配電磁紀錄之權益，難謂無礙。因此，上開規定所謂之「致生損害」，不以已經造成公眾或他人財產或經濟上利益之實質損失為限，若已破壞電磁紀錄處分權人對電磁紀錄獨有之支配、控制或完整使用，致有害於電磁紀錄所有人、處分權人或公眾之利益，即已該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2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附表一編號6之電子郵件即寄件時間為110年7月21日、信件標題為「FW Butene-1價格」，該信件係由被告寄送給台灣聚合公司高雄廠採購課人員，內容係要求該等採購人員提供有關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合興石化工業於109年4月至 110年2月間之有關Butene-1(丁烯-1)之報價資料，同時該信件中尚夾帶檔案名稱為「Butene-1價格000000-000000」之E xcel檔案，該檔案內記載台灣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合興石化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從109年5月至110年1月之得標金額( 他卷第609頁至第611頁)；附表一編號8之電磁紀錄即寄件時間為110年7月23日、信件標題為「TLP」，該信件雖未記載任何文字，然有夾帶檔案名稱為「TLP2021」之PDF檔案，而該檔案內容包含台灣聚合公司轄下各廠及與其他合作廠商之市話及行動電話等聯繫方式（他卷第606頁至第608頁）；附表一編號22之電子郵件即寄件時間為110年8月5日、信件標題為「HRTEL」，該信件未記載任何文字，但有夾帶檔案名稱為「HR00000000TEL」之PDF檔案，且該檔案內容包含台灣聚合公司之轄下各廠及與其他合作廠商之市話、行動電話號碼等聯繫方式(他卷第589頁至第591頁)；附表一編號27之電子郵件即寄件時間為110年9月30日、信件標題為「PHF」，該信件未無記載任何文字，但有夾帶檔案名稱為「PHF」之P DF檔案，且該檔案中含有台灣聚合公司之轄下各廠及與其他合作廠商之市話、行動電話號碼等聯繫方式(他卷第577頁至第581頁)，是被告轉寄取得之電子郵件內容，包含台灣聚合公司供應商所提供之價格、關係公司及往來廠商之通訊方式，且該等資料並非被告所製作，縱被告基於在職身分，因公務需求，依其權限得以閱覽，亦不代表被告因此取得該等電磁紀錄之獨有支配控制權限，或得以私自將之轉寄至其私人電子信箱，故被告將該等電子郵件轉寄至其私人電子信箱之舉，實已構成「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之要件。　⒉又證人即台灣聚合公司人事部人事課長級專員周士傑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台灣聚合公司於110年間曾居家辦公一段期間，在這段期間，員工若要使用公司系統或存取資料，只要公司的電腦不關機，都可以在家遠端連線至公司電腦。公司並沒有同意員工將郵件或檔案寄至私人電子信箱，也沒有說可以將公司檔案帶回家，而且已經開放從家裡遠端連線到公司電腦作業，員工並無將檔案再行轉寄到私人電子信箱之必要。況且，居家辦公期間結束時，公司有特別發公告信給全部員工，要求將這段期間員工自己所留存之檔案全部銷毀，因為這些資料根本就不該流出去等語明確（院卷一第391頁至第392頁）；證人即台灣聚合公司人事經理陳秀蘭亦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公司於疫情期間曾有居家辦公之政策，當時員工可以使用自己的私人電腦辦公，但要向資訊處申請遠端登入之VPN密碼，再使用帳號、密碼登入辦公等情(院卷一第40 9頁)，是依證人周士傑、陳秀蘭前開證詞可知，疫情期間，倘台灣聚合公司員工欲使用私人電腦辦公，員工可向資訊處取得VPN之密碼，以個人私人電腦透過遠端連線方式登入公司電腦進行操作，員工並無留存公司檔案於員工私人電腦或電子信箱之必要，且被告於偵查中亦自承：我使用個人筆電上網登入公務電子信箱並無困難（偵卷第107頁），足見被告並無將電子郵件另行轉寄至其私人電子信箱之必要。　⒊再參以台灣聚合公司集團於90年9月6日已於集團服務入口平台內公告「本關係企業電話分機表係供內部聯絡使用，同仁不得外洩，以免損及公司及個人權益，請予管制並進行」等語，而表明該等電話分機表係受台灣聚合公司管制使用，且台灣聚合公司亦於110年7月23日寄發公告信給全體員工，除告知員工將於110年7月26日結束居家辦公外，更要求員工於居家辦公期間留存於家中之文件及備份資訊，應立即攜回公司留存或銷毀，不可滯留於外等情，此有台灣聚合公司集團公告資訊頁面資料、台灣聚合公司110年7月23日人力資源處公告等資料附卷可參（他卷第311頁至第313頁、院卷三第43 頁至第44頁），益徵台灣聚合公司不論是否為居家辦公期間，均不允許員工將涉及公司內部資訊之供應廠商之供應價格、公司內部員工及關係企業聯絡廠商之聯繫方式留存於公司之外，甚為明確。　⒋故被告在未徵得台灣聚合公司之同意，即任意將台灣聚合公司所有如附表一編號6、8、22、27之電子郵件轉寄至其私人電子信箱，甚至於110年7月26日結束居家辦公後，無視台灣聚合公司內部公告，未將其於110年7月21日、23日私下轉寄至其私人電子信箱之附表一編號6、8電子郵件予以刪除銷毀，甚於結束居家辦公後之110年8月5日又轉寄附表一編號22 之電子郵件，及於離開公司當日再將附表一編號27之電子郵件轉寄至其私人電子信箱內，被告所為確屬無故取得台灣聚合公司所有如附表一編號6、8、22、27之電子郵件，縱使該等資料並未外流，然其所為實已破壞台灣聚合公司對於前開電磁紀錄獨有之支配、控制或完整使用權限，致有害於台灣聚合公司之權益。　　⒌被告其餘辯解不可採之理由：　　被告辯稱自己因遭台灣聚合公司違法資遣，其為能持續推進工作，且為了避免遭資遣後無法使用公務信箱及下載分機表，始備份附表一編號6、8、22、27之電子郵件，且依高畢勝所言可知，台灣聚合公司並未禁止員工將電子郵件轉寄至員工私人電子信箱，而台灣聚合公司之辦公室作業管理規範對象僅限於資訊處同仁，並未規範台灣聚合公司其他員工。此外，台灣聚合公司於居家辦公期間結束後，未明文公告在職人員於居家辦公期間所取得有關公司之文件資料必須予以刪除之相關規範云云。然查：　⑴被告係於110年9月30日離開台灣聚合公司，於此之前，其縱因業務所需而得接觸、使用台灣聚合公司之相關檔案資料，惟仍不可逾越必要之範圍，且倘其為持續推進工作而使用台灣聚合公司所有檔案資料之必要，被告仍得登入台灣聚合公司網站或自身公務郵件信箱點選觀看，並無另行將之轉寄至其私人電子信箱之必要性，業經本院說明如前。　⑵而證人即台灣聚合公司資訊人員高畢勝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台灣聚合公司沒有硬性強制設定員工不能將公司工作檔案寄至私人電子信箱，所以如果員工要寄，員工可以寄，公司沒有限制電子郵件寄出之對象等語（院卷二第27頁），惟台灣聚合公司未明文禁止員工將公司檔案寄至私人電子信箱，與台灣聚合公司同意並授權員工得將公司工作檔案寄至員工私人電子信箱，仍有不同；再者，細觀被告所轉寄如附表一編號6、8、22、27之電子郵件，其內容尚涉及台灣聚合公司供應商之產品價格、台灣聚合公司內部員工及往來廠商之通訊方式等相關資訊，均屬台灣聚合公司重要之營業秘密及公司應予保存員工及客戶個人資料，尚難徒以證人高畢勝前開證述即認台灣聚合公司同意轄下員工將公司全部工作檔案全數轉寄至員工私人電子信箱，故辯護人此部分所辯，並不足取。　⑶至被告辯稱台灣聚合公司之辦公室作業管理規範對象僅限於資訊處同仁，並未規範台灣聚合公司其他員工云云，惟本院係認定被告違反台灣聚合公司90年9月6日、110年7月23日之內部公告，無故將台灣聚合公司所有之附表一編號6、8、22 、27之電子郵件轉寄至其私人電子郵件，並非援引台灣聚合公司之辦公室作業管理規範為認定被告犯罪之依據，辯護人此部分所辯，亦不足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二、綜上各節，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均不足採信。被告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參、論罪科刑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罪。又被告於110年7月21日至同年9月30日陸續轉寄附表一編號6、8、22、27之電子郵件，乃係基於相同目的之單一犯意，在時間、空間密接之情形下，以相同方法為之，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施，論以接續犯包括一罪。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經台灣聚合公司同意，擅將台灣聚合公司所有如附表一編號6、8、22、27之電子郵件轉寄至其私人電子信箱，而無故取得上開電磁紀錄，所為誠屬不該；兼衡被告自述係博士畢業之智識程度、已婚，須扶養一名子女，案發時約收入約新臺幣11至12萬元，現無工作，身體無重大疾病（院卷三第136頁），復酌以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受利益、所生危害、告訴人之意見及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台灣聚合公司擔任總經理特別助理期間，基於妨害電腦使用之犯意，自110年7月15日至同年9月3 0日止，接續以寄送電子郵件至其私人電子郵件信箱ffanchi a0000000il.com之方式，無故取得附表一編號1至5、7、9至 21、23至26、28之電子郵件，致生損害於台灣聚合公司，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罪嫌。㈡、訊據被告堅詞否認上開犯行，辯稱：被告於在職期間，正當取得該等檔案，且被告與台灣聚合公司間有勞資糾紛，被告不服台灣聚合公司資遣，被告為尋求公司內有無其他可以安置之職缺，且因該等檔案內容與被告自身權益相關，被告為訴訟舉證、維護其勞動權益始轉寄該等電子郵件至其私人電子信箱，經查：　⒈按刑法第359條所規定「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其所謂「無故」，係指無正當權源或正當事由，依立法意旨本即包括「無正當理由」、「未經所有人許可」、「無處分權限」或「違反所有人意思」、「逾越授權範圍」等，而所謂「無正當理由」，係指欠缺法律上正當理由者而言。至於理由正當與否，則須綜合考量行為的目的、行為當時的人、事、時、地、物等情況、他方受干擾、侵害的程度等因素，合理判斷其行為所構成的妨害，是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容忍的範圍。（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1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又訴訟權為憲法所保障之權利，以訴訟本質之對立性，須藉由雙方攻擊、防禦過程發現真實，倘過於箝制訴訟中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之提出，將使當事人訴訟權難以完整行使。經查，被告與台灣聚合公司間就台灣聚合公司是否違法資遣被告一事早於107年5月起爭訟迄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 109年度重勞上字第19號民事判決附卷可參（院卷一第297頁至第337頁），而觀諸雙方爭訟內容，涉及健檢費用、福利金、員工旅遊補助、子女補助獎學金、車位分配辦法、勞退舊制退休金、勞保老年年金給付、年終獎金暨員工酬勞、生產績效獎金發放等權益事項，且被告與台灣聚合公司目前亦因勞資爭議，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重勞訴字第7號民事事件審理中(院卷一第350頁)，且觀之被告轉寄如附表一編號1、2、3、7、9、11、13、14、15、16、19、23、24 、26、28等電子郵件，其內容包含年終獎金暨員工酬勞發放事宜、員工儲蓄公司撥贈百分比、部門OPI(業務績效指標) 展開及個人KPI(關鍵績效指標)計畫、人事異動公告、台灣聚合公司管理福利事項、懲處事項、員工職務調動辦法、健檢及車位分配、員工績效考核辦法、員工離職作業規定等事宜，均與被告身為台灣聚合公司員工期間之薪資配給、員工福利、升遷調職、績效評比，甚至公司對於員工何類行為予以懲處等息息相關，故被告辯稱其轉寄該等電子郵件至其私人電子信箱係為澄清有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供安置並維護自身訴訟權益，應為合法為合法正當之權利行使，且未逾越訴訟中攻防之範疇，尚屬有據。又按為規定勞動條件最低標準，保障勞工權益，加強勞雇關係，促進社會與經濟發展，特制定本法；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雇主與勞工所訂勞動條件，不得低於本法所定之最低標準，勞動基準法第1條定有明文，蓋勞工相較於雇主，為經濟上之弱勢者，非可由雇主單方或勞雇雙方以契約方式排除勞動基準法規定之適用，否則即有違勞動基準法之立法意旨，基此，勞動基準法第11條、第12條分別就雇主於何情形下得以解雇員工有相關之規範。而被告辯稱轉寄附表一編號4、5、10、12、17 、18、20、21、25之電子郵件，是因台灣聚合公司是否違法資遣被告存有爭訟，業如前述，其不服台灣聚合公司資遣，因而尋找公司內部相關職缺，以維其勞動權益及其後續確認僱傭關係存在訴訟之舉證，難認無據。再者，該等證據資料存在於台灣聚合公司之公務電腦之中，被告亦為受告知對象，倘完全禁止被告取得，將使被告在與台灣聚合公司之民事訴訟中居於劣勢，無法為攻擊防禦，進而無法保障其訴訟權，而有失公平，故被告為維護其勞動權益、訴訟舉證之需始轉寄該等電磁紀錄至其私人電子信箱，尚未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容忍的範圍，且未致台灣聚合公司受有損害，非屬刑法第 359條規定之「無故」，是被告此部分所為既與刑法第359條之「無故」之構成要件有間，無從構成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罪，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因若成立犯罪，與經本院前開論罪之無故取得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犯行部分，具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附為敘明。乙、無罪部分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基於妨害電腦使用之犯意，於110年9月 30日某時許，在台灣聚合公司辦公室內，無故刪除如附表二所示檔案名稱「Chemical3-related.jpg」等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台灣聚合公司。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罪等語貳、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47號判決意旨參照）。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無故刪除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犯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台灣聚合公司之指訴、台灣聚合公司通知被告離職應辦理事項清單電子郵件、台聚關係企業人員離職應辦事項清單、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劉欣宜事務所110年士院民公宜字第00050號公證書及附件照片等件為其論據。肆、訊據被告不否認於110年9月30日在台灣聚合公司辦公室內曾將其辦公電腦內部分電磁紀錄予以刪除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無故刪除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犯行，辯稱：我當天只有臨時刪除4個檔案到資源回收桶內，其他的檔案都不是110年 9月30日所刪除，且我先前遭公司違法資遣時，我要交還公司配置的電腦，按往例是要清除電腦資料後交還，以便後續員工使用等語，辯護人則以：依據附表二編號「Comment」欄位中顯示「This file is overwritten with...」共247 筆，應係檔案經修改覆寫，新檔案覆蓋舊檔案所致，此乃被告正常操作、修改更新檔案，致使電腦僅儲存新檔案並覆寫舊檔案，非被告刻意刪除；再者，附表二「Last Modified 」(最後修改時間)欄位中大部分顯示之最後修改日期早於11 0年9月30日，無法證明被告係於110年9月30日離開公司時所刻意刪除，反較可能係被告於日常辦公過程中正常臨時刪除電腦內多餘之檔案；又台灣聚合公司並無禁止員工於在職期間刪除任何電腦內之檔案，被告為其電腦之有權使用者，臨時刪除檔案，並非「無故」刪除，自不構成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罪，故被告於110年9月30日離職當日至多僅將附表二編號22、470、636之電磁紀錄移置資源回收桶（臨時刪除，而非永久刪除），且該3筆電磁紀錄中，就編號22檔名「＄RA2PQAL.pdf」為亂碼，被告無法辨識該檔案內容，而台灣聚合公司應已還原該檔案，被告曾聲請台灣聚合公司提供該復原檔案以供答辯，台灣聚合公司卻於 112年12月26日準備程序中表示無法提出，基於罪疑惟輕原則，不應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就編號470之檔名為「JD.docx 」，內容為空白「職位說明書」，此檔案乃是被告於110年9 月30日自集團網站所下載「台聚關係企業人員編制作業辦法」所附，惟被告閱覽後因無繼續保留於電腦之需求，故予以刪除至資源回收桶，此乃正常之電腦使用，對台灣聚合公司亦無損害，另就編號636檔案，該檔案檔名為「PHF.pdf」，其內容為「110年9月28日版台聚關係企業電話分機表」，該檔案係被告於110年9月30日自集團網站所下載，以作為被告被迫自110年9月30日起至110年10月31日，甚至依法律途徑爭取恢復雇傭關係期間仍需繼續提供勞務與推進工作所需聯絡之用，惟被告於閱覽後無繼續保留於電腦內之需求，且檔案於網路上均開放給員工下載，而循往例臨時刪除至資源回收桶，屬正常之電腦使用，對台灣聚合公司亦無損害，而上開檔案均係被告臨時刪除，可輕易自電腦之資源回收桶復原，被告並無終局性刪除前開檔案；再退步言，被告縱有起訴書所載刪除電磁紀錄之舉，然台灣聚合公司並無指示被告必須移交被告自身所建立之電磁紀錄檔案，被告並無違反台灣聚合公司之意思，台灣聚合公司亦未受有損害，自不構成無故刪除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罪可言等語，為被告辯護。經查：一、被告於110年9月30日離職前確有將台灣聚合公司配發給被告使用之公務電腦中部分電磁紀錄予以刪除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院卷三第134頁），並有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劉欣宜事務所110年士院民公宜字第00050號公證書及附件照片在卷可參（他卷第81頁至第200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二、又台灣聚合公司於110年9月24日寄發電子郵件給被告，並提供離職應辦事項清單，告以被告應於最後出勤日即110年9月 30日前完成離職及交接手續，又於110年9月30日再次寄發電子郵件，告知被告應於110年9月30日下班前完成離職及交接手續，要求被告應於下班前洽詢離職應辦事項清單上各負責窗口進行公司資產、文件之清點及繳回(包括但不限於電腦設備、辦公設備、文件櫃鑰匙、識別證、考勤卡、停車證.. .等，具體依離職應辦清單及各窗口說明為主)，若被告未依公司指示辦理離職及交接手續，台灣聚合公司將逕行代理執行，此有台灣聚合公司通知被告離職應辦理事項清單電子郵件、台聚關係企業人員離職應辦事項清單等件在卷可參（他卷第201頁至第203頁、偵卷第131頁）。三、公訴人雖以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劉欣宜事務所 110年士院民公宜字第00050號公證書及附件照片，認被告於 110年9月30日刪除附表二所示之電磁紀錄。惟查，台灣聚合公司係透過檔案救援軟體Recuva（下稱Recuva）回復被告電腦內硬碟之檔案，而Recuva之檔案還原方式，係基於每個檔案儲存於硬碟時均會占據一個位置，當使用者在硬碟中刪除檔案後，其實檔案的痕跡仍會遺留在原本的磁區上，只要該磁區位置未遭新的檔案占去覆蓋，使用者即就有機會救回誤刪的檔案，惟倘檔案業經完整格式化(即磁區被其他數據覆寫)，則Recuva亦無法將檔案回復。而依台灣聚合公司就附表二之說明，就檔案欄位「Last modified」係指該電磁檔案被刪除之前被開啟編輯、儲存之時間，並非係指檔案遭到刪除之時間，而「Comment」欄則是表示電磁檔案覆寫情形，若該欄顯示「The file is overwritten」則代表該電磁檔案原先在硬碟所佔磁區已經遭其他電磁檔案紀錄佔用覆寫，若是顯示「No overwritten cluster detected」則表示未偵測到後續有檔案對該磁區進行覆寫，但仍無法從該欄位看出檔案遭刪除之時間（偵卷第200頁至第201頁），從而公訴人雖認附表二之電磁紀錄均係被告於110年9月30日所刪除，惟依台灣聚合公司前開說明，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所有之電腦中，經過Recuva回復後，發現有附表二所示之電磁紀錄曾遭人刪除，但仍無法確認該等電磁紀錄係何時遭到刪除，故公訴人稱附表二所示電磁紀錄係遭被告於110年9月30日所刪，難認有據。四、按刑法第359條所欲保護之法益，即為維持網路電腦使用之社會安全秩序，並避免對公眾或他人產生具體之侵害。從而，不論行為人所使用之破壞方式為何，祇要無故刪除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即已該當。而此所謂「無故」，係指欠缺法律上正當理由者而言。至於理由正當與否，則須綜合考量行為的目的、行為當時的人、事、時、地、物等情況、他方受干擾、侵害的程度等因素，合理判斷其行為所構成的妨害，是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容忍的範圍；但自另方面言，並非其行為目的或動機單純，即得推稱具有正當理由，或非「無故」（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11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359條屬於結果犯，必須該行為已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結果，始構成本罪。否則，縱有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行為，倘未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結果者，因該罪無處罰未遂犯明文，自不成立該罪。此與僅以「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構成要件者，例如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罪，以有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之危險，即行成立者，迥然不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46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㈠、台灣聚合公司固於108年12月2日公告之台聚關係企業員工離職作業規定中作業程序，其中就5.1規定「員工發生離職事由，除本標準書另有規定外，應於一個月前親自填具『員工離職申請單』（附表6.1），並於離職日前十天起辦理離職手續及工作移交(相關作業詳見HRM-203工作移交辦法)。」而依台聚關係企業工作移交辦法中之作業程序，其中5.1規定「凡本關係企業員工於升遷、調動或離職時，應就其業務範圍及經管財務，將移交事項詳列清單(附表6.1)，辦理移交。」、5.2規定「本辦法所稱移交事項係包括：5.2.1檔案類 (文字檔或電子檔)a)部門人員名冊及職位說明書(限部門主管移交)。b)部門年度工作計畫及實施情形(限部門主管移交 )。c)檔案(含電腦磁片)證件。d)重要經管資料或研究計畫。e)帳冊、合約、圖書、規章、文件、設計圖表、技術資料。f)上級指定專案移交事項之清冊」，此有台聚關係企業員工離職作業規定、工作移交辦法及移交清單等資料附卷可佐（偵卷第127頁至第130頁、第134頁至第137頁），然依證人周士傑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是擔任台灣聚合公司人事部人事課長級專員，人事部只有我與主管陳秀蘭，我負責的業務包含招募、配合集團辦理教育訓練、人員考績、勞健保的加保、薪資結算、新進離退等事宜。就員工離職部分，我們有一個離職應辦事項清單，上面有很多窗口，所以在離職程序上公司內會有很多窗口要處理，但就工作的移交，只有離職當事人跟他部門主管可以執行，因為我們不會知道當事人手上有做什麼工作、有什麼資料或可能承接什麼業務，且工作移交清單上有移交人、接交人、監交人，員工必須要跟他的主管或同事去溝通，我們不可能跟員工說要移交什麼檔案，因為我們不會知道員工手上有什麼檔案，且員工離職時是否都需要依照台聚關係企業移交清單辦理，端看員工工作屬性有無變動，若是職位異動但工作內容相同，即無移交必要，移交的前提通常是建立在升遷、調動有涉及工作內容改變。被告於110年9月底離職時，並未完成該離職清單上的離職流程，也未提供工作移交清單，我們不知道被告有無做工作移交，但基於被告係總經理特助身分，算是高階幕僚且有負責專案分析報告，我們擔心資訊處將被告電腦內的資料清除，所以就請資訊室將被告電腦內的資料先保留起來等語（院卷一第391頁至第398頁、第400頁）；證人陳秀蘭則於本院審理中證稱：一般來說，我們收到部門主管為資遣通知後，我們會依照台聚關係企業員工離職作規定進行保險退保、權限移除、財會部門進行款帳清查，資訊部門會將員工財產收回。而員工離職時要做工作移交，部門主管都會要求轄下人員進行工作移交，把工作要移交給部門人員，且必須簽字，過程中移交清單部分是主管要指示員工，而監交人要去看移交人檔案如何移交給接交人。110年9月30日，被告離職時是隸屬於總經理室，總經理要我們將移交程序告訴被告，但工作移交部分我印象中沒有做，因總經理特助很多專案都是總經理自己指派，但總經理沒有請被告移交給我們什麼工作或專案、資料，而被告離職後，總經理也沒有特別指示過被告有什麼工作專案沒有接交清楚或沒有交給人事部門等語（院卷一第404頁至第408頁、第410頁）；證人即台灣聚合公司資訊人員高畢勝於審理中亦證稱：被告離職時的移交清單並不會到我這邊，至於會不會到其他資訊處員工手上，我不清楚。在被告離職前後，我只有收到賴晃宇處長通知我們去檢查被告的電腦，但沒有要我們做備份，且在賴晃宇處長通知我們檢查電腦之前，也沒有人通知我們被告的電腦必須要保留哪些資料等語（院卷二第24頁至第25頁），是依證人周士傑、陳秀蘭前開證詞可知，台灣聚合公司員工離職時，應依照台聚關係企業員工離職作業規定、工作移交辦法及移交清單完成離職程序及工作交接，而就工作移交部分，須由離職員工主管與離職員工共同確認需移交之文件、檔案，且由監交人確認，惟自證人陳秀蘭、高畢勝所言可知，被告於離職前係隸屬總經理室，而其主管總經理並未指明被告需移交之文件、檔案，而被告離職後，總經理也未表示被告有何重要文件、檔案未予交接清楚，甚或要求資訊處於收回被告電腦後應就特定檔案為保留之動作，足見被告所隸屬之主管亦不認為被告於離職時有相關重要之文件、檔案等需辦理移交，甚至須另為留存之必要。㈡、再觀台灣聚合公司對於離職員工所使用之公務電腦，有無要求或限制離職員工進行何種處理，以及該等公務電腦於回收後將如何處置等節，證人周士傑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台灣聚合公司並無要求離職人員在離職時要對電腦檔案做何種處置，只要求離職人員要完成工作移交及跟各窗口辦離職程序，並沒有要求員工要將電腦清空，應該也沒有公告說員工不能刪除電腦裡的檔案，因為如果離職員工都有按照程序辦理離職手續，電腦回收後，資訊室本來就會進行RESET的程序，所以沒有公告不得刪除電腦檔案的必要，我也沒看過這樣的宣導等語（院卷一第395頁、第401頁至第402頁）；證人陳秀蘭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離職時，沒有自己跑流程，公司也沒有派人跑流程，人事處只針對比較重要的勞健保退保、財務欠款做處理，還有資訊處須將其所經管的財產例如筆電或電腦回收，公司並沒有要求離職員工於離職前要自行刪除電腦內的檔案，且公司成立已50幾年，東西很多，但我好像沒有看過公司公告或宣導過員工離職前不可以刪除任何電腦內的檔案等語（院卷一第406頁、第408頁、第410頁）；證人高畢勝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在台灣聚合公司內擔任資訊人員，負責系統管理、管理人員電腦、公司伺服器。一般正常員工離職時，我們收到通知後就會將離職員工電腦收回，若有要求要保留資料，我們會檢查並保留資料，最後再將整個電腦格式化，且因台灣聚合公司有人員離職交接程序，員工必須依照人事資料交接，所以公司沒有強行規定員工必須要自行刪除電腦內的檔案後，再將電腦還給公司，員工並不需要自行刪除電腦檔案，但若員工未做離職工作移交手續，我們就會依照人事給予的資訊，如果人事要求我們檢查內容，我們就會依照人事的指示去做，不然一般正常離職員工的電腦拿來，不管資料有無做保留，我們就是做整理清除的動作，就是將系統重灌、電腦磁碟格式化，重新整理成新的環境交給下一位到職人員使用等語（院卷二第20頁至第21頁、第23頁至第24頁），是依周士傑、陳秀蘭、高畢勝前開證述可知，台灣聚合公司雖未規定離職員工於離職前應清空其所使用電腦內之檔案，惟亦無明確禁止離職員工於離職前刪除其電腦中之檔案，且依台灣聚合公司資訊處人員對於離職員工回收電腦之處置流程，除有離職員工或公司有特別指示須保留電腦中之檔案外，一般都會將該電腦內之作業系統重灌、電腦硬碟予以格式化，而被告於離職前、後，其所屬主管並未指明被告應移交若干文件、檔案，亦未指示資訊人員應保留被告所用電腦內之何檔案內容，顯見被告離職時所用電腦內並無台灣聚合公司所必須保留之文件、檔案，至為明確，本件若非係因被告未依規定完成離職程序，經台灣聚合公司人事處要求檢視被告電腦，則依台灣聚合公司資訊處之作業方式，亦會將被告所用電腦之磁碟予以格式化，並重灌作業系統，益徵被告有無於離職前刪除其電腦內之檔案，對於台灣聚合公司權益，不生影響。㈢、此外，被告刪除如附表二所示之檔案甚多，其中不乏是「旅遊」、「復職薪資」、「Frank日報」、「健康檢查意願調查表」、「儲蓄」、「台聚停車109年下半年度(7月-12月) 停車位抽籤登記表」、「台聚停車110年上半年度(1月-6月) 停車位抽籤登記表」、「特休」、「獎學金」等與台灣聚合公司日常運作關聯性甚低之電磁紀錄，縱其刪除之檔案中，尚包含「LAO NexantMarket Analytics-Liner Alpha Olefi ns-2019-TOC.pdf」、「LAO線性α烯烴(LAO)埃克斯美孚化工 .mht」、「EAC報告乙烯丙烯酸丁酯（EBA）市場預測報告_0 000000.pdf」等電磁紀錄，惟該等遭刪除之檔案究竟係完整之檔案或僅係一般工作底稿，亦非無疑。再參以證人陳秀蘭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於110年離職前，除會將各項工作專業報告電子郵件寄給總經理外，同時也會寄送副本給我等語（院卷一第407頁），可見被告於任職期間重要之工作業務報告均已交付其部門主管，且台灣聚合公司就轄下員工於任職期間對於何種文件、資料、檔案等負有保存義務又無明確規範，更未禁止離職員工於離職前刪除其電腦內之檔案，更遑論被告於離職前所刪除如附表二所示之電磁紀錄對於台灣聚合公司並未造成損害，而檢察官亦未舉證說明被告上開行為有何致生損害於公眾或台灣聚合公司之結果發生，是依上開說明，自難以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之構成要件相繩。五、綜上，被告前開刪除電磁紀錄之行為，難認有何致生損害於台灣聚合公司之結果，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原則，應為有利被告認定。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犯公訴意旨所指刑法第359條之無故刪除他人電腦之電磁紀錄罪而對被告判處罪刑，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犯前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弘杰提起公訴，由檢察官李豫雙、葉惠燕、陳慧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　法　官王惟琪　　　　　　　　　　　　　　　　　　　法　官許凱傑　　　　　　　　　　　　　　　　　　　法　官涂光慧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楊雅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59條無故取得、刪除或變更他人電腦或其相關設備之電磁紀錄，致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60 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一：無故取得電磁紀錄之明細　　附表二：遭刪除的電磁紀錄

2025-03-18

TPDM-112-訴-677-20250318-1

審訴緝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審訴緝字第4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莊皓欽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軍偵字第9 7號），嗣因被告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莊皓欽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叁月。未扣案如附表A編號1、2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叁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一段第6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補充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同段第6至7行「對附表所示之人施用詐術」更正為「對楊于瑩施用詐術」、同段第8 至9行「面交現金與莊皓欽」補充為「面交現金與佯裝為『聚祥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證券部外派專員莊家俊』之莊皓欽（有向楊于瑩出示偽造之工作證並交付楊于瑩偽造之『現金存款憑證收據』）」，及增列「偽造之收據及工作證照片」、「被告莊皓欽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為證據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如附件）。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莊皓欽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下稱113年修正），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而本案洗錢之財物為新臺幣（下同）43萬元，若適用修正後之新法，其法定主刑最重為5年有期徒刑，較舊法之法定最重主刑（7年有期徒刑）為輕，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被告本案所犯洗錢罪部分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⒉關於洗錢自白之減輕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於 113年修正後改列為同法第23條，其中修正後之第23條第3項規定，除須在偵查及歷次審理中均自白者，尚增加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得減輕其刑之限制，是修正後新法並未較有利於被告，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適用被告行為時即113年修正前之上開規定。　⒊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亦已於113年8月2日施行，該條例第 2條第1款第1目規定同條例所謂「詐欺犯罪」包括犯刑法第3 39條之4之罪；第47條前段則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此行為後之法律因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 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被告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署押之行為，均為其等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被告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其等持以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再被告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洗錢等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洗錢罪間之犯行具有局部同一性，而有想像競合犯關係，應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㈣起訴書漏論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法第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然此部分之犯行事實原即屬檢察官起訴範圍，罪名部分業經本院當庭諭知，是無礙於被告之訴訟防禦權，本院自得併予審酌，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㈤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然並未主動繳交犯罪所得，是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至關於洗錢自白之減輕，因從一重而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未另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然得作為刑法第57條量刑審酌之事由，附此說明。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現今社會詐欺集團橫行，集團分工式之詐欺行為往往侵害相當多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對社會治安產生重大危害，竟貪圖不法利益，與詐騙集團合流，造成被害人財產損失及社會治安之重大危害，所為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於偵查中、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罪，然表示目前無能力賠償告訴人楊于瑩；兼衡被告於本案詐欺集團之角色地位及分工情形、犯罪所造成之損害，暨其自述國中肄業（惟戶籍資料記載「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之前從事服務業、無需扶養之人、普通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審訴緝卷第18頁）及其素行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三、沒收：　㈠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則規定：「犯第19條、第2 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復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依前揭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及特別法優先於普通法之原則，本案若有犯罪所用之物及洗錢之財物的沒收，自應分別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之規定。又「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末按「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定有明文。若係上開特別沒收規定所未規範之補充規定（如追徵價額、例外得不宣告或酌減沒收或追徵等情形），既無明文規定，自應回歸適用刑法之相關規定。　㈡被告向告訴人行使之偽造收據及工作證各1紙（內容如附表A 編號1、2所示），均為被告犯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罪所用之物，雖未扣案，仍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上開偽造收據上之偽造印文、署押，已因該偽造收據被宣告沒收而被包括在沒收範圍內，爰不另宣告沒收。至該偽造收據上之印文雖屬偽造，惟衡以現今科技水準，行為人無須實際製刻印章，即得以電腦程式設計再列印輸出等方式偽造印文，且依卷內事證，並無證據足資證明上開印文確係透過另行偽刻印章之方式蓋印而偽造，自難認確有偽造之印章存在而有諭知偽造印章沒收之問題。　㈢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有收到3,000元之報酬等語（見本院審訴緝卷第17頁），此為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㈣被告參與本案洗錢犯行所隱匿之詐欺取財犯罪之財物，固為洗錢財物，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全數宣告沒收。然被告因與告訴人面交而取得之詐欺贓款均已由被告依指示全數交付予詐欺集團之上游，如對其宣告沒收前揭洗錢之財物，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㈤被告稱與本案詐欺集團共犯聯繫是使用工作機，並非扣案之手機；工作機留在當初暫時住的汽車旅館內等語（見本院審訴緝卷第16至17頁），而卷內並無資料足資特定被告所述之工作機，且無證據可認該工作機尚未滅失，爰不予宣告沒收。　㈥被告遭扣押之iPhone 11 Pro手機1支，據被告辯稱並非用以聯繫本案詐欺集團共犯之手機（見本院審訴緝卷第16頁），復無證據足證此扣案手機確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尚無從宣告沒收。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 項前段、第300條、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玟瑾偵查起訴，檢察官李豫雙、林晉毅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宛宜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附表A：編號應沒收之物參見卷證 1 偽造之收據壹紙（抬頭：「現金存款憑證收據」日期：112年7月10日金額：43萬元上有偽造之「聚祥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壹枚、偽造之「莊家俊」簽名壹枚）軍偵卷第90頁 2 偽造之「聚祥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證券部外派專員莊家俊」工作證壹張軍偵卷第87頁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第216條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軍偵字第97號　　被　　　告　莊皓欽　男　1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新竹縣○○鎮○○街00巷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莊皓欽於民國112年7月間起，透過「黃啟銓」招募加入「柏學」、「黃啟銓」等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由莊皓欽擔任面交車手，負責依「柏學」指示與被害人面交拿取贓款，並約定莊皓欽每次可取得新臺幣（下同）1萬元為報酬。莊皓欽與上揭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時間、方式，對附表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於附表所示時間、地點，面交現金與莊皓欽，再由莊皓欽轉交贓款與「柏學」，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嗣因附表所示之人發覺遭詐欺，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楊于瑩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清單待證事實 1 被告莊皓欽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被告自白全部犯罪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楊于瑩於警詢中之供述證明告訴人遭詐欺並面交現金與被告之事實。 3 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各1份證明告訴人遭詐欺並面交現金與被告之事實。 4 被告與告訴人面交現金之監視器畫面1份證明告訴人遭詐欺並面交現金與被告之事實。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第2款規定，而應依同法第14條第1項處罰之一般洗錢等罪嫌。被告與「柏學」、「黃啟銓」等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2罪名，乃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 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處斷。未扣案之犯罪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或依同條第3項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末就同案共犯「柏學」、「黃啟銓」所涉詐欺等部分，另交由移送機關繼續追查，附此敘明。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0　　月　　26　　日　　　　　　　　　　　　　檢　察　官　　　陳玟瑾附表：（新臺幣）編號告訴人詐欺時間、方式面交時間面交地點面交金額 1 楊于瑩 112年5月間、佯稱可透過「聚祥」APP投資賺錢云云 112年7月10日12時許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地下1樓 43萬元

2025-03-13

TPDM-114-審訴緝-4-20250313-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4392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連姿瑜指定辯護人黃郁叡律師（義務辯護人）上訴人即被告何姃芠選任辯護人李珮琴律師（法扶律師）上訴人即被告黃玟嘉選任辯護人楊佳純律師曾昭牟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0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3567號、 110年度偵字第25460號、110年度偵字第3356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連姿瑜所處之刑（共二罪）及所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前項撤銷部分，連姿瑜各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共二罪），應執行有期徒刑捌年捌月。其他上訴駁回。　　事　實一、連姿瑜（LINE暱稱「BaBy奈奈ㄦ」，MESSENGER暱稱「奈緒美」）、何姃芠（LINE、MESSENGER暱稱「何小哉」，原審筆錄誤載為「何小呆」）、黃玟嘉（綽號「耗子」）明知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下或逕稱甲基安非他命，起訴書附表誤簡稱為安非他命），不得非法販賣、持有，仍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何姃芠與連姿瑜共同基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以營利之犯意聯絡，推由何姃芠於民國110年8月19日凌晨零時6分許以附表一所示行動電話與吳侍龍（LINE暱稱「竹葉青」、「18禁」，MESSENGER暱稱「竹葉青」）聯繫，提議可「共同出資」新臺幣（下同）2萬4,000元和吳侍龍一起向人在桃園中壢、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保哥」購買半兩（17.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惟吳侍龍表示身上現金不足，無法合購，何姃芠即基於上開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向吳侍龍勸說仍可以現有資金購買甲基安非他命，吳侍龍乃表示可以身上所有之7,000元款項，按照上開比例（2萬4,000元17.5公克，1公克平均約1,371元）用7,000元買5公克（平均1公克1,4 00元，接近每公克1,371元之平均價）。但實際上連姿瑜、何姃芠與「保哥」是約定以2萬元購買17.5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平均單價1公克約1,142.8元，5公克共5,714元），並從中賺取價差利益。議定妥當後，何姃芠駕駛向他人借來之小貨車，於同日凌晨2時34分許搭載連姿瑜到臺北市延平南路與漢口街口，由連姿瑜向吳侍龍收取7,000元後，繼續開車到桃園中壢，由連姿瑜以2萬元向保哥購入17.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並於同日凌晨5時59分許，在當時連姿瑜所居住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號「華美大飯店」（下稱華美飯店）809號房內，將其中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交付給吳侍龍，吳侍龍即交付購買毒品價金7,000元給連姿瑜收受。　㈡何姃芠又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營利之犯意，於110年8月26日凌晨零時29分許，以其持有之行動電話（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與吳侍龍聯繫約定交易毒品事宜後，於 110年8月26日上午6時53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 號「洛基飯店中華館」（下稱「洛基飯店」，起訴書誤載為中華路41號）10樓某房間內，以1萬2,000元販賣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與吳侍龍，吳侍龍即將購買毒品之價金1萬2,000元轉帳至何姃芠開立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 000000000號帳戶。　㈢連姿瑜、黃玟嘉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營利之犯意聯絡，推由連姿瑜以其持有之行動電話（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與吳侍龍聯繫，約定以2萬6,000元販賣17.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給吳侍龍。商議妥當後，即由黃玟嘉於110 年9月5日下午7時許，在華美飯店809號房內與吳侍龍交易，但黃玟嘉身上僅剩1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吳侍龍也只攜帶7, 000元現金到場，於是吳侍龍先行交付7,000元款項，黃玟嘉交付1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雙方並約定吳侍龍尚須補足1萬9 ,000元款項給連姿瑜、黃玟嘉，連姿瑜、黃玟嘉則須補足5. 5公克毒品給吳侍龍；惟雙方互欠的1萬9,000元、5.5公克毒品因旋遭警查獲，而未繼續完成此一交易）。　㈣嗣員警先於110年9月6日凌晨在吳侍龍居住處所查獲吳侍龍，再循線查獲何姃芠、連姿瑜、黃玟嘉，並扣得如原判決附表一、二所示之物，而查知全部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甲、本院審理範圍壹、檢辯雙方之上訴範圍一、檢察官部分　　本案就被告連姿瑜、何姃芠被訴於110年8月26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即檢察官起訴書附表編號2部分），原審僅認定被告何姃芠單獨販賣毒品予吳侍龍並據以論罪科刑，且判處被告連姿瑜無罪。檢察官乃對此部分全部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二第63、64頁）。二、被告連姿瑜部分　　就被告連姿瑜被訴於110年8月19日、8月26日、9月5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部分），被告連姿瑜僅對原判決就其所認定110年8月19日、9月5日有罪部分〔即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㈠、㈢〕之科刑暨所定應執行刑提出上訴，而對此部分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4、79頁）。三、被告何姃芠部分　　就被告何姃芠被訴於110年8月19日、8月26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2部分），被告何姃芠對原判決就其所認定110年8月19日販賣毒品有罪〔即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㈠部分〕之罪刑與沒收全部，以及110年8月26日販賣毒品所處之刑部分〔即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㈡部分〕之科刑暨所定應執行刑提出上訴，而對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㈡部分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4、 65頁）。四、被告黃玟嘉部分　　就被告黃玟嘉被訴於110年9月5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3部分），被告黃玟嘉對原判決所認定其有罪〔即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㈢部分〕之罪刑與沒收全部提出上訴。貳、據上，本院除就原審所認定被告連姿瑜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㈠、㈢部分，僅就原審所科處之刑及所定執行刑為審理，不及於其他部分以外；就其餘部分，即原審於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㈠、㈡、㈢所認定被告何姃芠、黃玟嘉犯行之罪刑全部（含對被告何姃芠所定執行刑），與原審判處被告連姿瑜無罪部分，則均在本院之審理範圍。　　乙、被告何姃芠、黃玟嘉經原審判處罪刑部分，及被告連姿瑜經原審判處無罪部分壹、證據能力部分一、被告何姃芠部分　　又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何姃芠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對於被告何姃芠屬於傳聞證據，被告何姃芠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做為證據（見本院卷一第465至471頁）。本院審酌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作成之情況，均係出於自由意志，並非違法取得，且與待證事實具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依前揭規定，應均有證據能力。二、被告黃玟嘉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所明定。經查，除吳侍龍、被告連姿瑜警詢中之供述外，其餘檢察官所提出用以證明被告黃玟嘉犯罪之各項證據，其中屬於被告黃玟嘉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部分，對被告黃玟嘉屬於傳聞證據，被告黃玟嘉及其辯護人均表示同意做為證據（見本院卷一第485至489頁），本院審酌該等言詞供述及書面做成時之狀況，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得作為證據。　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被告黃玟嘉及其辯護人主張證人吳侍龍、證人即共同被告連姿瑜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6、487頁），又吳侍龍、被告連姿瑜業經於審理中經傳喚為證人證述相關情節，且先前亦經檢察官訊問相關犯罪情節足以作為本案之證據，故不以上開二人於警詢時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黃玟嘉犯罪事實之證據，併予說明。貳、實體方面一、被告何姃芠所犯事實欄編號一之㈠所示犯行部分　　訊據被告何姃芠固坦承：①有於110年8月19日凌晨傳訊給吳侍龍，訊息中提到要開車前往桃園向「保哥」拿取毒品，而由吳侍龍以7,000元換取其中5公克毒品；②於110年8月19日凌晨2時34分許，由被告何姃芠駕車搭載被告連姿瑜到臺北市延平南路與漢口街口與吳侍龍見面；吳侍龍則有在該處交付現金7,000元給被告連姿瑜。③被告何姃芠再開車載被告連姿瑜到桃園中壢；以2萬元對價向「保哥」購入17.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④又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返回華美大飯店後，吳侍龍有前往該飯店809號房取得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檢察官所起訴販賣第二級毒品與吳侍龍之行為，辯稱：當天我是有和吳侍龍聯絡，但原本是要和吳侍龍一起合購甲基安非他命，但後來我沒錢，因此作罷，所以我並沒有販賣毒品給吳侍龍的行為等語。被告何姃芠之辯護人則為其辯稱：檢察官雖以吳侍龍、張莉翎、連姿瑜之證述，以及被告何姃芠與吳侍龍之對話紀錄，作為被告何姃芠販賣毒品給吳侍龍之證據，但原本被告何姃芠要與吳侍龍合購毒品，因為被告何姃芠沒錢就放棄，而該次實為被告連姿瑜向桃園「保哥」販入毒品後轉賣給吳侍龍，吳侍龍買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的7,000元是交給被告連姿瑜，也是由被告連姿瑜拿錢到桃園向「保哥」取得毒品，不論價金、毒品、交易地點，都是被告連姿瑜經手，被告何姃芠均未參與；是因為被告連姿瑜不會開車，才由被告何姃芠幫忙搭載，被告何姃芠至多只構成幫助施用或幫助轉讓之犯行；雖然吳侍龍強調是被告何姃芠販賣毒品云云，但吳侍龍和被告連姿瑜之前是男女朋友，說詞刻意袒護被告連姿瑜；被告連姿瑜自己都承認這筆7,000元款項是吳侍龍交給她，但吳侍龍竟還證稱錢是交給被告何姃芠，其證詞顯然不可信等語。經查：　㈠本案案發緣由，為被告何姃芠主動詢問吳侍龍是否有意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其與被告連姿瑜於前述時間一起去找吳侍龍，而被告連姿瑜向吳侍龍收取現金7,000元，隨後二人又一起前往桃園與「保哥」見面，「保哥」係由被告連姿瑜聯繫。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其中一人以2萬元向「保哥」購入半兩（約17.5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被告何姃芠、被告連姿瑜其中一人將該等甲基安非他命其中5公克交給吳侍龍等節，不僅經證人即吳侍龍於偵查中具結證述〔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460號案卷（下稱偵25460 號案卷）第179、180頁〕，及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甚明（見原審卷二第153至155、157、161至163、164、169至171、17 4、175、178、179頁），且有被告何姃芠與使用LINE暱稱「竹葉青」之吳侍龍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25460卷第95至1 11頁）、中華路一段39號、延平南路與漢口街口等處110年8 月19日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偵25460卷第131至133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3567號案卷（下稱偵22 567卷）第285至289頁〕在卷可資佐證，並均為被告何姃芠所不爭執，自堪認定屬實。　㈡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於本案之分工情形：　1.就被告何姃芠、連姿瑜2人下列之言行參互以觀：一方面，被告何姃芠於110年8月19日凌晨零時6分係主動詢問吳侍龍是否須要購買毒品，此有被告何姃芠與吳侍龍之對話截圖可考（見偵25460卷第95頁）。雖然對話中確實提到「合」（見偵25460卷第95頁），然吳侍龍之後已表示「我也處理好了」、「那你先拿你的就好我不夠錢了」（見偵25460卷第 99、101頁）；但被告何姃芠仍持續鼓吹吳侍龍「可是人家特定（特地)留給我」、「那我先過去跟你收，不夠看他給我回還是拿少一點」、「那我先跟你拿五千啦」、「可以嗎」，後經吳侍龍確認後，告以：「現在可以給你7000」、「 7000有幾個」、「5個」，何姃芠則回覆稱「照分啊」、「我還沒算不知道」，吳侍龍則稱要被告何姃芠前往居住處所收取款項，並詢問被告何姃芠要前往何處拿取毒品，被告何姃芠即回覆稱要到桃園，因為車子是向他人借用，因此天亮前要返回臺北，至當天凌晨4時許，吳侍龍尚向被告何姃芠確認是否已返回臺北（見偵25460卷第101至105頁）。　2.又關於被告連姿瑜參與情形，被告連姿瑜於警詢、偵查、審理均不諱言當日係其親自向吳侍龍收取7,000元現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3567號案卷（下稱偵33567號卷）第29頁、338頁，原審卷二第317頁參照〕。且於警詢中進一步承認：「我記得是新臺幣20000元左右購買大約17.5 公克的毒品安非他命。」、「（問：能否詳述110年08月19 日向保哥購買毒品交易過程？）答：我們到達桃園市○○區○○ 路000號前，由『保哥』的朋友下來帶領我們進入屋内……，錢自我身上出來拿給保哥，『保哥』直接從放在桌子上的毒品中拿給我。」（見偵33567號卷第31、33頁）。　3.至於面交毒品給吳侍龍之事，據證人吳侍龍與被告連姿瑜所稱，均係由被告何姃芠在華美飯店809號房交付毒品給吳侍龍；又依據前揭訊息內容，當天係吳侍龍告知人已到達華美大飯店809號房，被告何姃芠亦回覆「嗯嗯」表示知悉（見偵字第25460號卷第111頁），顯見被告何姃芠當時確有與吳侍龍相約在華美飯店809號房面交毒品之行為甚明。　4.據上，綜合上述證據內容，可知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兩人的分工，乃是先由被告何姃芠以合購為由引誘吳侍龍願意出錢購買甲基安非他命，雖吳侍龍表示身上現金不夠，無法合購毒品，但被告何姃芠仍持續勸說吳侍龍，最後敲定吳侍龍以7,000元購買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至於被告連姿瑜則負責向吳侍龍收錢、聯繫上游毒品來源「保哥」；被告何姃芠再於被告連姿瑜引領之下，開車到桃園中壢找「保哥」，由被告連姿瑜交錢給「保哥」、收受毒品後，再一起開車回到華美飯店809號房交付甲基安非他命5公克給吳侍龍之事實甚明。　㈢被告何姃芠有與被告連姿瑜販賣毒品以營利之意圖　1.按買賣毒品案件中，行為人受施用毒品者委託，代為向販售毒品者購買毒品後，交付委託人以供施用，並收取價款者，與受販售毒品者委託，將毒品交付買受人，並收取價款者，二者客觀上同具向毒販取得毒品後交付買受人，以及向買受人收取價款之行為外觀，其中單純意在便利、助益施用而基於與施用者間之意思聯絡，為施用者代購毒品之情形，僅屬幫助施用或持有；若意圖營利，而基於與販售者間之犯意聯絡，代為交付毒品予施用者，則為共同販賣。二者之辨，核與該次交易究係起因於賣方主動要求行為人對外兜售或買方主動向行為人洽詢無涉，而端視行為人在買賣毒品過程中之交易行為特徵及其營利意圖之有無而定。所謂營利意圖，乃指行為人欲藉由毒品交付而獲取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動機、目的，不以自己獲利為限，使第三人獲利亦屬之，亦不以果已獲利為必要。例如將毒品以高於原本代價售予他人以賺取價差（即「低買高賣」）、購入毒品後將部分毒品扣除再以購入之原價賣出（即「偷斤減兩」）、藉由交付毒品換取其他間接利益（如開拓或增加販賣毒品之客源或機會、免除債務、取得借款機會、獲取報酬、得以較低廉之代價購買毒品等），均足認行為人有營利之意圖。營利意圖為行為人主觀心理狀態，屬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觀要素，於行為人自白其營利意圖時，本無須另有補強證據，且其營利意圖之有無，亦可藉由客觀表露於外之行為、事實等，依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進行判斷。行為人業已認知毒品之違法性及相應刑責之重大性之前提下，猶甘冒遭查緝處罰之風險，以隱匿密行方式交付毒品予素無特殊親誼關係之人而領受對價，甚至為完成交易而向共犯或第三人調取毒品，耗費時間、勞力、金錢，並增加遭查獲風險者，衡諸常情，均屬自損行為，若無其他明確之動機、目的，行為人顯係期待藉以獲利，自足資為營利意圖認定之依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201號判決參照）。　2.經查：本案被告何姃芠、連姿瑜於110年8月19日前往向「保哥」取得毒品以後，以5公克7,000元為代價提供與吳侍龍之行為，乃是經由被告何姃芠主動向吳侍龍提議，即使吳侍龍稱身上款項不足，被告何姃芠仍勸說被告吳侍龍同意以7,00 0元購買5公克；以及被告何姃芠、連姿瑜均明知是以2萬元向「保哥」取得半兩約17.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成本1公克約1,142.8元，以此推算5公克成本總計5,714元），但仍告知吳侍龍半兩價格為2萬4,000元，進而敲定以7,000元轉賣5公克（平均1公克1,400元）給吳侍龍之事實，均經論述如前，足認本案係由被告何姃芠與連姿瑜方面主動提議提供毒品給吳侍龍，且不僅向吳侍龍收取對價，亦從中獲得價差之利益。又關於本次購買毒品之價金，吳侍龍於原審審理時則證稱：「（問：就你瞭解被告何姃芠是否有賺你錢？還是真的照分？）答：照分吧，她有沒有賺錢我不清楚」、「何姃芠是說半兩2萬4000元。」、「（問：你有無親眼目睹或有任何證據知悉何姃芠確實是用2萬4000元買半台？）答：沒有。」（見原審卷二第175、178頁），更可徵本案被告何姃芠、連姿瑜向「保哥」進貨之交易條件、實際數量狀況、價格等，均由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方面自行處理，而非吳侍龍所得控制。從而，自足認定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本質上即係共同基於低買高賣以營利之意圖聯繫，將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以7,000元之對價販賣給吳侍龍，至為明確。　㈣又關於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向「保哥」拿取毒品，以及後續面交毒品給吳侍龍之情節，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於原審審理時相互推諉，聲稱是對方取得毒品並交付給吳侍龍等語。經核關於被告何姃芠、連姿瑜向「保哥」取得毒品之經過，被告連姿瑜於警詢時供稱：取得毒品經過，是我從身上拿錢出來給「保哥」，「保哥」直接從放在桌子上的毒品給我等語（見偵33567號卷第29、33頁）；至檢察官偵訊時則改稱：我與被告何姃芠到桃園「保哥」處，我將吳侍龍的錢交給「保哥」，被告何姃芠的部分，被告何姃芠說先欠著，「保哥」就給被告何姃芠半兩17.5公克安非他命，我們就拿走了等語（見偵33567號案卷第338頁）。又關於被告何姃芠、連姿瑜交付毒品給吳侍龍之過程，經核被告連姿瑜於警詢時供稱：交付毒品，是由被告何姃芠與吳侍龍相約在809 號房內，因當時我在睡覺，由被告何姃芠將毒品交給吳侍龍等語（見偵33567號卷第29、33頁）；於受檢察官偵訊供稱：我們回到我與被告何姃芠居住的809號房，被告何姃芠約吳侍龍過來，我睡著時吳侍龍來了，我看到被告何姃芠將毒品交給吳侍龍等語（見偵33567號案卷第338頁），前後供述則屬一致。而雖因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相互卸責予對方，依現存證據雖難以確知係由何人「親手」向「保哥」取得毒品，又係何人「親手」面交毒品給吳侍龍，然而被告何姃芠有與被告連姿瑜以前揭分工方式，共同為販賣第二級毒品給吳侍龍之犯行，而就向吳侍龍取款，向上游取得毒品，再交付毒品給吳侍龍，均在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意思支配下所為，均經論述如前，至於就細節上，分工如何，究竟是否其親自交付或透過被告連姿瑜交付毒品給吳侍龍，均不能解免被告何姃芠共同販賣毒品之罪責。是以被告何姃芠將相關行為均卸責予被告連姿瑜，並以此為由辯稱係被告連姿瑜單獨販賣毒品，與被告何姃芠無關等情詞，均不足採取。　㈤至於雖吳侍龍於原審時，曾證稱：就其認知，是與被告何姃芠合購毒品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3、164頁），然而參照上述客觀事實，已足認定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是向上游「保哥」進貨，將其中一部分毒品轉手給吳侍龍以賺取價差利益，吳侍龍則因與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之間存有資訊落差，不知其中緣由，誤以為始終都是合購毒品，也按被告何姃芠所聲稱進價比例照分，惟吳侍龍個人主觀認知並不影響上開客觀事實之認定。是以本案亦不能認為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僅有與吳侍龍「合購」之行為甚明。　㈥此外，雖吳侍龍於原審審理時迭證稱：「被告連姿瑜沒有在賣（毒品）」、「我把錢（7000元）交給何姃芠」、「這次是跟何姃芠拿。」、「被告何姃芠（報價給我）。」、「（問：你剛剛有提到在110年8月19、26日跟被告何姃芠購買毒品，這兩次是否都是直接跟何姃芠聯繫嗎？）答：對。」、「（問：為何你會認定連姿瑜沒有在賣毒品，都是何姃芠在賣？）答：因為都是我跟何姃芠聯絡買毒品。」（見原審卷二第147至181頁），於偵查中則證稱：110年8月19日的交易，連姿瑜沒有跟我收錢，連姿瑜是陪何姃芠與碰面等語（見偵25460號卷第224頁），雖吳侍龍一再強調錢是交給被告何姃芠，此事與被告連姿瑜無關等語，然其此部分之證述顯與被告何姃芠、連姿瑜均有出入，對照吳侍龍於本案相關供述，確實有迴護被告連姿瑜之情形，故就此部分自難以逕採吳侍龍之證述以認定被告何姃芠係單獨販賣毒品給吳侍龍，併予說明。　　㈦綜上所述，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共同於110年8月19日以7 ,000元販賣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與吳侍龍犯行，已臻明確，被告何姃芠所為上開辯解，並不足採，應予依法論科。　二、被告何姃芠所犯事實欄編號一之㈡所示犯行部分　㈠被告何姃芠對於此段犯行坦承不諱，核與吳侍龍於偵查中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偵25460號卷第179、180頁），且有吳侍龍與何姃芠對話截圖、洛基飯店監視器截圖（見偵25460 號卷第113至129、135至137頁），足以擔保被告何姃芠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㈡至於檢察官固認為被告何姃芠此部分之犯行，亦與被告連姿瑜有共犯關係，然而本院認為依檢察官所提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連姿瑜有參與此部分之犯行（詳後述），是應認定被告何姃芠於110年8月26日係單獨販賣毒品給吳侍龍，併予說明。　　㈢被告何姃芠此部分販賣毒品之犯行事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三、犯罪事實一㈢部分：　　訊據被告黃玟嘉固坦承其綽號為「耗子」，有於110年9月5 日晚間前往當時被告連姿瑜居住之華美大飯店809號房，又當天吳侍龍亦有前往該處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檢察官所指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辯稱：從被告連姿瑜與吳侍龍對話紀錄可知，都是被告連姿瑜和吳侍龍商談交易事宜，我沒有參與其中對話，亦未透過被告連姿瑜傳話予吳侍龍，不知他們談論毒品之事；110年9月5日是因為當時與被告連姿瑜是同性伴侶，連姿瑜要從華美飯店809號房退房，才前往該處幫忙；後來見到吳侍龍前來，而我想到吳侍龍和被告連姿瑜是前男女朋友，自然沒給吳侍龍好臉色，也沒有交談，甚至有口角，我並未和吳侍龍交易毒品等語。被告黃玟嘉之辯護人則為其辯稱：檢察官無非是以被告連姿瑜之供述，以及吳侍龍與被告連姿瑜之通訊紀錄，認定被告黃玟嘉有此部分販賣毒品之行為，但被告連姿瑜於警詢到原審審理，供述有反覆不一之情形，其說詞已難盡信，且被告連姿瑜曾與吳侍龍為男女朋友，後又與被告黃玟嘉交往，亦不能排除被告連姿瑜與吳侍龍因複雜感情關係，而有相互配合，誣陷被告黃玟嘉之可能；本案被告黃玟嘉完全不知道被告連姿瑜與吳侍龍通話之內容，更不清楚被告連姿瑜在通話中謊稱被告黃玟嘉有要提供毒品給吳侍龍，事實上以被告連姿瑜與吳侍龍原本就熟識，可自行交易毒品，被告黃玟嘉根本無介入其等交易關係之必要；再吳侍龍雖稱被告黃玟嘉交付1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給伊云云，但吳侍龍於其自己所涉販賣毒品案件中，自承其於110年9月6日遭警搜索查扣的24.2公克安非他命，是110年9月5日中午12時至下午2時許在臺北市○○區○○ 路000號門口附近的車上向一位綽號「元哥」（即案外人張卜元，下逕稱其名）的男子以5萬5,000元購得52.5公克後販售所剩，並承認販賣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給案外人葉守泰（下逕稱其名），警方復因吳侍龍之供述查獲張卜元。上開事實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81號、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055號所認定。張卜元也承認販賣3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與吳侍龍，此有原審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703號判決可參。在被告黃玟嘉涉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吳侍龍的110 年9月5日晚上7時以後至吳侍龍被查獲的110年9月6日凌晨3 時期間，吳侍龍又無販賣、轉讓甲基安非他命給他人之行為，或自行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情形，則吳侍龍遭查獲所扣到的24.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應該都是吳侍龍向張卜元購入的52 .5公克所剩，而無向被告黃玟嘉購入1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的事實等語。惟查：　㈠證人吳侍龍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我看過被告黃玟嘉1、2 次，我用LINE聯絡被告連姿瑜，被告連姿瑜沒有在賣，但說朋友即「耗子」被告黃玟嘉那邊有，我就去華美飯店跟被告黃玟嘉拿，當天我是跟我老婆（即證人張莉翎，下逕稱其名）一起過去的。我在到場之前就用LINE與被告連姿瑜確認好要用2萬6,000元買17.5公克的安非他命；就是「如果我跟耗子拿的話他半算我25嗎？」、「他昨天說26ㄟ」、「已經開始鎖了，又要漲了」的對話內容。我在警詢中證稱：「我透過連姿瑜向『耗子』購買毒品安非他命，我是以7,000元購買1 2公克的毒品安非他命，我於110年9月5日19時許有前往華美大飯店即重慶南路1段1號809號房，去找連姿瑜向『耗子』購買毒品安非他命，以及我與連姿瑜有對話紀錄，我與她（被告連姿瑜）是使用LINE來對話，連姿瑜在LINE中暱稱為『BaB y奈奈ㄦ』，在9月5日的對話我有表示要向連姿瑜購買毒品安非他命，她叫我說需要等待她的朋友綽號『耗子』的人回來，才能報價給我，並且在對話中表示因為她把809號的鑰匙弄丟了，要等櫃台人員才能開門進去，我們相約在5日的華美大飯店交易毒品」等語均實在。警詢中警察提示我跟被告連姿瑜的對話截圖，要我解釋對話內容。我供稱：「對話內容是指連姿瑜問我要不要購買毒品安非他命，並問我要用多少錢來購買，我就表示要用新臺幣2萬7000元來購買17.5公克即半台斤（按：應為半台兩之誤，警詢之台斤均為台兩之誤，下不贅），連姿瑜表示詳細價格要等她朋友綽號『耗子』的人回來才能告訴我詳細的價格是多少，並且表示會幫我殺到 17.5公克半台斤2萬5000元。」、「連姿瑜向我表示『耗子』回來了，因為貨都在『耗子』身上，我就問她毒品的品質好不好，連姿瑜回答我一般、普通。」、「我詢問連姿瑜一次購買17.5公克的安非他命，能不能算我2萬5000，連姿瑜卻回答我只能算2萬6000，而且向我表示毒品安非他命要開始漲價，這是另外一次的2 萬7000元買到17.5公克。」等語，也都是實在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8至151、164至169頁）。又證稱：到華美飯店809號房的時候，被告連姿瑜、黃玟嘉已經在房間裡了，是被告連姿瑜跟我約的，所以我知道被告連姿瑜會在那裡。我把錢交給被告黃玟嘉，她把毒品拿給我。被告黃玟嘉當場跟我說她只剩下12公克，我也只帶了7,00 0元，所以我給她7,000元，她給我12公克。那一次我約定要用2萬6,000元買17.5公克，最後只有用7,000元買到12公克。依約定被告黃玟嘉還要補給我5.5公克，我要補給被告黃玟嘉1萬9,000元，但最後彼此都沒有補，因為凌晨我們都被抓了；我與被告連姿瑜的LINE對話中，連姿瑜稱：「她只說你的錢我收而已」、「想說先收齊而已」，我詢問：「先收齊？所以我要給妳多少」、連姿瑜答稱：「26000-7000=190 00」就是說要補被告黃玟嘉1萬9,000元；而我拿那12公克安非他命有更換過包裝袋後去找朋友，接著就被抓，毒品也被警察扣走了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二第152、153、158至161、 164至169、172、180、181頁）。　　　㈡又查，經核警方於吳侍龍被查扣之行動電話中，確認吳侍龍於110年9月5日與暱稱為「Baby奈奈ㄦ」之被告連姿瑜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吳侍龍先於當日凌晨1時15分詢問被告連姿瑜稱：「耗子那邊處理好了嗎？」，經被告連姿瑜詢問「你要處理噢？」，吳侍龍稱「我現在在等」，被告連姿瑜詢問：「你處理多少＄」，吳侍龍稱「27」、「他新的多少」，被告連姿瑜稱：「她一定是看你想多少處理報價錢」、「她覺得可以她就出」、「我問看看25可不可以」、「可是你是找貞治處理喔？」、「妳老婆說的」，隨後又稱：「那你先試試他們那邊的好了」，但之後吳侍龍又傳訊稱：「那個人剛剛有來他們那邊也還在等而且他說又要鎖了」，被告連姿瑜則稱：「我剛剛打給皓子在回來路上」；至同日上午10 時43分，吳侍龍又傳訊給被告連姿瑜，詢問：「如果跟耗子拿的話他半算我25嗎？」，被告連姿瑜回稱：「他昨天說26 ㄟ」，隨後雙方語音通話後，被告連姿瑜稱：「已經開始鎖了又要漲了」；至9月6日凌晨1時11分，被告連姿瑜傳訊給吳侍龍，並於雙方之對話中，稱「你確定好時間跟我說，她說這筆叫我自己收」、「我跟她說一下」、「她還有事要忙應該是明天過去」、「你那邊空了嗎」、「她還有其他事要處理」、「那錢你先轉OK嗎」、「那你先存到我中信好了，我想先把她交待的辦好」、「她只說你的錢我收而已」、「想說先收齊而已」，吳侍龍則詢問稱：「先收齊？所以我要給你多少」，被告連姿瑜即傳訊「26000-7000=19000」，吳侍龍回稱：「他不是明天才會好」，被告連姿瑜稱：「你要明天收就明天啊！只是她今天有跟我說這筆我先收而已」，吳侍龍則回覆：「他明天好了跟我說我累一天了懶得下去存」等語，均有被告連姿瑜與吳侍龍之通訊軟體對話截圖附卷可佐〔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3568號卷（下稱偵33568號案卷）第245至275頁〕。經核上開通話過程，吳侍龍確實有向被告連姿瑜稱希望向「耗子」購買取得毒品，且之後被告連姿瑜亦有要吳侍龍補足2萬6,000元與已付款7,000元之價差1萬9,000元等事實。再參以：110年9月5日當天被告連姿瑜確有依照與吳侍龍傳訊之意旨，幫吳侍龍詢問被告黃玟嘉甲基安非他命價格之情，亦經被告連姿瑜於偵查中供述甚明（見110偵33567卷339、340頁；至於被告連姿瑜先前否認當次有實際完成交易，而與吳侍龍證述內容不同部分，詳下述）；另吳侍龍於110年9月5日有前往華美大飯店與被告連姿瑜見面一節，並有華美飯店監視錄影截圖在卷可考（見偵33567號卷第305頁），足證吳侍龍所證上揭向被告黃玟嘉、被告連姿瑜購買毒品之情節，應非虛妄之詞。　　　㈢雖然被告連姿瑜在原審否認犯罪，於偵查中具結證稱：110年 9月5日我只有幫吳侍龍問黃玟嘉購安非他命的事情，後來吳侍龍覺得價格比較高，就沒有買；吳侍龍是有到華美大飯店 809號房找我與黃玟嘉，但他說錢已經拿去向別人買毒品，就沒有買等語（見偵33567號案卷第339、340頁）；且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作證，進一步表示：110年9月5日是被告黃玟嘉陪我去華美飯店809號房整理我跟小孩的東西，那天沒有交易，因為吳侍龍說他前面已經去跟別人拿完，所以身上沒有錢云云（見原審卷二第315頁），但上開說詞，顯然與前述客觀明確之LINE對話紀錄所載來龍去脈，尤其在交易後還有催款之對話迥異。而就此雖被告連姿瑜於原審稱：該對話是那天吳侍龍擔心別人向他借錢，所以他就想了一個理由叫我跟他說他還要還我錢，這件事他老婆也知道。我們沒有出給他。我們只是想個方法，避免他有朋友向他（借）錢，吳侍龍的太太也知道這件事，他故意叫我傳說他還要給我錢的對話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15、316頁）；然查：證人吳侍龍於原審審理時，經被告連姿瑜之辯護人向吳侍龍提示其於警詢時之供述筆錄：「06日我分別向兩個人購買毒品安非他命，首先是在110年09月05日下午3時左右，於萬華區桂林路140號前，向一名暱稱為『元哥』的男人所購買的；第二次是在110年09月05日晚間7時左右，於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 號8樓809房(華美大飯店），透過連姿瑜向一名綽號為『耗子』的女子所購買。」，並詰以：「妳這邊提到的時間點大概是在晚上7點左右，可否再確認一下時間點為何？」，仍證稱：「7到9點那時候，不記得確切時間點，大概就是在這個區間。」；又經詰以：「你剛剛回答『連姿瑜當時有回覆妳，26000-7000=19000』，這代表你已經付了7000還差1萬9000 ，是否如此？」，答稱「是。」（見原審卷二第180頁），亦即吳侍龍即使在被告連姿瑜原審之辯護人質疑之情況下，仍堅稱當時有完成毒品交易，被告連姿瑜訊息也是表明要其補足欠款之意，形同否定被告連姿瑜上開辯詞。本院審酌吳侍龍於本案中，歷經警詢、偵查、審理業已一再為被告連姿瑜開脫，即使被告連姿瑜有與其聯繫討論毒品交易之事，仍聲稱被告連姿瑜並未販賣毒品等語，顯無在此等過程故意攀誣被告連姿瑜之虞；加以被告連姿瑜在原審最後一次即112 年7月13日之審判程序中，經審判長訊以其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有何意見，即改稱：我之前不敢講到黃玟嘉，黃玟嘉有叫我傳訊息跟吳侍龍要錢，我上次說傳訊給吳侍龍，是因為吳侍龍太太張莉翎說有人要跟他們要錢，要我傳假的要錢訊息，這段話不實在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08頁），至本院審理時則表示其先前受黃玟嘉影響才做了不實陳述，願坦承此部分犯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28頁），並改為自白承認此部分之犯罪事實。綜合上述吳侍龍與被告連姿瑜證述內容以觀，可知被告連姿瑜先前否認本次有完成毒品交易之相關陳述，無非係其在原審審理時為自己與被告黃玟嘉脫免罪責而推諉之說詞，尚不足採為對被告黃玟嘉有利認定之依據。　㈣至於被告黃玟嘉之辯護人固指稱被告連姿瑜有前後供述反覆之情形，惟經核被告連姿瑜從警詢、偵訊至原審112年3月9 日審理中，其陳述之主軸均屬明確，即儘量卸除自己與被告黃玟嘉之罪責，其當時固雖承認有與吳侍龍通訊談論毒品之客觀情節，但於警詢、偵訊及審理中作證時均辯稱後來並未實際完成交易（見偵33567號卷第39至41、339、340頁，原審卷二第318至320、325至329頁），也於審理中作證時推稱不確定有無向被告黃玟嘉詢問毒品之事（見原審卷二第330 、331頁），惟至原審112年7月13日審判程序後迄今，則均坦承有與被告黃玟嘉共同為此部分之犯行，被告連姿瑜亦陳明其先前未坦承實情之原因，是由此可見被告連姿瑜不僅始終未有卸責予被告黃玟嘉之情形，甚至在先前還多有偏袒及對被告黃玟嘉為有利供述之情形，是以辯護人所辯上情，亦不足採。　㈤此外，被告黃玟嘉之辯護人所質疑之吳侍龍被警查獲毒品之數量問題；經查吳侍龍本案僅被警查獲共計扣得24.2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毒品，遠低於其另案指證前後於9月4日、9月5 日向張卜元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以及於本案9月5日晚間向被告黃玟嘉、被告連姿瑜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惟吳侍龍所購得毒品與實際查獲毒品之數量產生落差之原因甚多，例如吳侍龍有其他轉讓、販賣的行為而未為警方查獲，或經吳侍龍藏匿於隱密地點而未為警方查獲等，以本案吳侍龍自承有販賣毒品給他人之行為，上述原因均非不可想像之事，是以本案員警在吳侍龍處所查獲之毒品數量，固然與其在被查獲前不久所購入毒品之數量有一定程度之落差，但尚不足以動搖上述證據之證明程度。因此，仍不得僅以上述毒品數量落差，即認為被告黃玟嘉並無販賣毒品給吳侍龍之行為甚明。　㈥至於吳侍龍雖一再證稱其僅是向被告黃玟嘉買毒品，被告連姿瑜沒有販賣行為云云，然吳侍龍也不諱言相關交易條件是先與被告連姿瑜用LINE商談確定後，才相約在華美飯店809 號房與被告黃玟嘉、連姿瑜見面，之後也是由被告連姿瑜以 LINE向其催款（即26000-7000=19000）。從而，顯見被告連姿瑜確已參與實施包括：確認交易標的、價額、催促交付價金等販賣毒品之構成要件行為，自難解其共同正犯之罪責，是以尚不能因為吳侍龍上開說法，就認定此部分為被告黃玟嘉單獨販賣毒品給吳侍龍，併予說明。　　㈦據上，被告黃玟嘉與被告連姿瑜共同於110年9月5日約定以2 萬6,000元價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半兩（約17.5 公克）給吳侍龍，又於同日下午7時許，在華美飯店809號房內交付1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給吳侍龍，並先向吳侍龍收取70 00元，且約定被告黃玟嘉尚須補足5.5公克，吳侍龍尚須補足19,000元款項之行為，業經證明如前，被告黃玟嘉所辯則不足採信。本案被告黃玟嘉之犯行事證明確，應予論依法論科。四、論罪科刑部分　㈠論罪：　　按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稱之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販賣、持有。是核被告何姃芠所為如事實欄編號一之㈠、㈡所示犯行，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二罪）。核被告黃玟嘉所為如事實欄編號一之㈢所示犯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㈡被告何姃芠、黃玟嘉持有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各為其販賣行為所吸收，各均不另論罪。　㈢關於被告黃玟嘉所為事實欄編號一之㈢所示犯行，被告黃玟嘉於110年9月5日原本與吳侍龍約定以2萬6,000元交易17.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因雙方錢貨均不足，故吳侍龍僅交付7,00 0元，被告黃玟嘉僅交付1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並約定嗣後互相補足毒品與款項；惟嗣後吳侍龍旋遭警查獲，故未繼續交易。而此部分因僅有一個交易合意，故僅需整體論以一個販賣既遂犯行，未繼續完成交易部分則無庸贅論未遂，併予說明。　　㈣被告何姃芠就事實欄編號一之㈠所示犯行，與被告連姿瑜有共同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被告黃玟嘉就事實欄編號一之㈢所示犯行，與被告連姿瑜有共同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各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何姃芠所犯如事實欄編號一之㈠、㈡所示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各應分論併罰。　㈥法定刑之減輕　1.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　2.查被告何姃芠對於事實欄編號一之㈡所示之犯行，其於偵審中均已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3.另被告被告何姃芠所為上開事實欄編號一之㈠所示犯行，被告黃玟嘉所為事實欄編號一之㈡所示犯行，均屬法定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刑之罪，且別無任何減刑規定之適用，惟其 2人所販賣毒品之價格及數量均非微少，且所出售毒品之對象吳侍龍本身尚有涉及販賣毒品之行為，故被告何姃芠、黃玟嘉尚非施用毒品者自身小額轉賣毒品之情形，且被告何姃芠、黃玟嘉於犯後均未承認犯罪，未見有表現出反省悔過之意思，再斟酌其他相關情節以觀，難認有何情輕法重而堪憫恕狀況，故不能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併予說明。五、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何姃芠、黃玟嘉上開犯罪事證均屬明確，並分別審酌被告何姃芠、黃玟嘉之犯罪動機、目的均乃冀圖不法金錢利益，乃販賣毒品牟利，被告何姃芠、黃玟嘉之犯罪手段，與購毒者吳侍龍平日關係，販賣數量、價金，共犯時分擔之犯行內容，對於社會產生之重大損害，個人生活狀況，除被告何姃芠就事實欄編號一之㈡所示犯行外，均不願坦然面對之犯後態度等及其他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告何姃芠有期徒刑10年5月、5年4月，量處被告黃玟嘉有期徒刑10年7月，並對被告何姃芠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0年7月。另說明：（一）1.被告何姃芠事實欄編號一之㈡所示犯行之犯罪所得1萬 2,000元，應依前述規定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新臺幣無不宜執行沒收情事），追徵其價額。2.被告何姃芠、連姿瑜，被告黃玟嘉、連姿瑜分別共犯事實欄編號一之㈠、㈢犯行，因渠等互相推諉，無法釐清如何朋分犯罪所得，只能予以共同沒收、追徵。（二）扣案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被告何姃芠所有之行動電話，為供被告何姃芠用以為本案聯絡販毒事宜而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罪所用之物，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已扣案，無不能沒收且性質也無不宜執行沒收情事）。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所裁量量處之刑度、所定應執行刑及沒收亦屬妥適。至於被告何姃芠上訴否認事實欄編號一之㈠所示犯行，以及指稱原審就其事實欄編號一之㈡所示犯行量刑過重，被告黃玟嘉上訴否認事實欄編號一之㈢所示犯行所辯各節，及檢察官上訴指稱被告何姃芠所為事實欄編號一之㈡所示犯行係與被告連姿瑜共犯，且原審量刑過輕等節，均經本院詳予論述、指駁如前，均屬無據。是檢察官、被告何姃芠、黃玟嘉執仍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如主文第三項所示）。參、無罪部分（被告連姿瑜被訴於110年8月26日與被告何姃芠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連姿瑜與被告何姃芠前述於110年8月26 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屬共同正犯。因認被告連姿瑜就此部分亦共同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能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亦分別著有30年上字第 81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94年度臺上字第5509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三、檢察官認被告連姿瑜有上開犯行，主要係以：1.證人即共同被告何姃芠之證述；2.洛基飯店監視錄影畫面證明被告連姿瑜當日陪同被告何姃芠一起前往交易等，為其論據。惟被告連姿瑜堅詞否認有何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辯稱：我並未參與此部分販毒行為，當天只是因為被告何姃芠問我要不要一起過去，我帶小孩陪她一起去，到了以後，小孩一直哭，我就到廁所去換尿布，根本沒看到他們在做什麼等語；被告連姿瑜之辯護人則為其辯稱：原審已經詳細論述被告連姿瑜無罪之理由，檢察官僅以110年8月26日販賣毒品之行為，與先前 8月19日販賣毒品行為具有連續性，就推斷被告連姿瑜此部分犯行，證據顯有不足等語。四、經查：　㈠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是考量共同被告、共犯間不免存有事實或法律上利害關係，因此推諉、卸責于他人而為虛偽自白之危險性不低，故對於其自白之證據價值予以限制，尤其關於雙方係對向行為之共犯，於指證對方犯罪得邀求減刑之寬典時，為擔保其所為不利於對向共犯陳述之真實性，更應有足以令人確信其陳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87號判決之見解。亦即，在共犯間，對於他共犯之不利證詞，易有前述不得作為唯一證據之法則適用。　㈡檢察官用以證明被告連姿瑜有本段前述犯行之證據，主要仍係共犯即被告何姃芠之警詢、偵查中證詞。然而，就本次販賣毒品之聯絡事宜，均為被告何姃芠與吳侍龍所為，除為被告何姃芠所自承外，亦有被告何姃芠所持有行動電話之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在卷可證（見偵25460號卷第113至129頁）。雖被告何姃芠另辯稱那些對話都是照被告連姿瑜意思所寫，錢後來交給被告連姿瑜，因為毒品是連姿瑜出的云云。但並無其他不利被告連姿瑜之證據，或證明力足以補強被告何姃芠說法之佐證可以證明此節。至於被告連姿瑜雖有一同出現在洛基飯店，然一起出現的原因甚多，非僅共同販賣一端，既然未有其他證據證明被告連姿瑜有參與此部分毒品交易行為，尚難僅以據此證明力薄弱之情狀證據，認定被告何姃芠所言屬實。而檢察官除前述證據外，並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連姿瑜確實涉有本段犯行。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與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尚未足使本院確信被告連姿瑜有此部分犯行之程度，揆諸前開說明，應認為依據現有證據，仍不能證明被告連姿瑜有此部分之犯罪行為。原判決同此意旨，為被告連姿瑜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之處。五、駁回上訴之理由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固然認為就本案被告連姿瑜起訴書附表2所示之犯行，除共犯即被告何姃芠之證述以外，別無其他足以使人確信其陳述真實之補強證據，然而卻忽略依據證人吳侍龍證述，被告何姃芠之供述，及相關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已足以認定被告連姿瑜與被告何姃芠是從110年8月 19日起至8月26日止，均屬於共謀販賣毒品之結構，如考量被告連姿瑜與被告何姃芠當時共同販賣毒品之結構關係，則被告連姿瑜於110年8月26日與被告何姃芠一同出現在洛基飯店之事，即屬得以補強前揭被告何姃芠證述之重要補強證據。是以原判決未認定被告連姿瑜為於110年8月26日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共同正犯，應有認定事實未依證據、違背論理法則及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等語。然查：被告連姿瑜與被告何姃芠為不同行為主體，即使依據被告連姿瑜與被告何姃芠當時交往關係，二人往來互動密切，被告連姿瑜是否當然就會參與被告何姃芠販賣毒品之行為，仍非可一概而論，須視就該犯行本身有何證據足以證明而定，檢察官上訴意旨無非係以被告連姿瑜有於110年8月19日與何姃芠共同販賣毒品之行為，就推論被告連姿瑜必然會參與何姃芠110年8月26日販賣毒品行為，僅基於其主觀之推測，然仍欠缺明確證據可資佐證，實難認有理由。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各節，僅係對原審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其未能證明被告有何起訴書所載之犯行，仍執前詞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如主文第三項所示）。丙、被告連姿瑜對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㈠、㈢所處之刑上訴部分壹、被告連姿瑜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連姿瑜雖在原審否認犯罪，但現願意坦承全部犯行，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予從輕量刑等語。　　貳、本院之判斷一、法定刑之減輕　㈠被告連姿瑜於偵查、原審審理時均否認有何此部分販賣毒品之犯行，至本院審理中始坦承犯罪，已不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所規定於「偵查及歷次審判」均自白之要件，自已無從依該規定減輕其刑，先予敘明。　㈡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而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並審酌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88號判決參照）。又按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1,500萬元以下罰金，其罪刑至為嚴峻，然縱同為販賣毒品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係大盤或中盤毒梟者，亦有因遭人遊說一時貪圖小利而受大盤或中盤毒梟利用而參與毒品交易行為者，或自身有施用毒品惡習小額轉售毒品給其他施用毒品之人者，其販賣行為犯罪情狀之嚴重程度自屬有異，於情節輕微之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低於法定最低本刑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得依被告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查：本案被告連姿瑜所為販賣毒品行為，均為其向上游毒販批貨購買毒品後，轉售給本身亦涉及販毒行為之吳侍龍，故被告連姿瑜並非直接販毒給施用者之最下層毒販，販賣數量亦非甚為微少，然而，被告連姿瑜與吳侍龍原為男女朋友關係，二人均染有施用毒品惡習，且經核被告連姿瑜販賣對象均為吳侍龍1人，且被告連姿瑜賺取之價差利益並非甚鉅，是按其情節，尚可解為被告連姿瑜因與吳侍龍相互熟識，且二人均屬相近層級之中下層販毒者，有毒販間互通有無之行為，乃意圖營利，藉此賺取少許價差利益，其情節尚非至甚為嚴重程度，惡性亦與自始謀議策劃、大量且長期販賣毒品以謀取不法暴利之上游毒梟有別；又被告連姿瑜至本院審理時坦承一切犯行，積極配合案件之審理，不僅與共犯即被告何姃芠（事實欄編號一之㈠部分）、被告黃玟嘉（事實欄編號一之㈢部分）犯後態度已明顯有所不同，從其所展現出悔悟之態度，亦可認為有利於其在較短期間內復歸社會之事由；再念及被告連姿瑜單親育有年幼子女及家庭生活狀況等節，認為衡酌被告連姿瑜實際犯罪之情狀、惡性、對社會秩序造成之破壞程度與其他相關之一切情狀後，縱依上述規定判處法定最低刑度，在客觀上仍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情輕法重之憾，不無可資憫恕之處，本院斟酌及此，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連姿瑜所犯上開之罪予以酌量減輕其刑，以求個案量刑之妥適平衡。二、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連姿瑜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事證明確，而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正當行使，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本案經綜合考量被告犯罪情節嚴重程度、對社會造成損害程度及其他一切情狀後，認為被告當有 59條所定情輕法重之情形，應予以酌減其刑，已如前述；且被告連姿瑜於上訴後已坦承一切犯行，亦得為從輕酌量其刑之事由。原審未及審酌上情，給予被告連姿瑜減刑及採為有利於被告連姿瑜之量刑認定，尚有未洽。是認為被告連姿瑜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連姿瑜刑之部分（含二罪所處之刑及應執行刑）撤銷改判（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三、量刑及定應執行刑之審酌　　爰審酌被告連姿瑜所販賣毒品之數額、價金、所獲利益，以及其犯罪動機、目的均乃冀圖賺取不法金錢利益，以及販賣毒品使毒品流布至社會，對社會秩序、國民身體健康均造成相當危害，暨其與吳侍龍平日關係，與共犯分擔之犯行內容，個人生活狀況（見本院卷二第85頁），念及其犯後雖矢口否認犯罪，但上訴至本院後，終於有所醒悟，坦然承認全部犯行之犯後態度等，兼衡其他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告連姿瑜如主文所示之刑。復衡酌被告連姿瑜所犯二罪罪質、犯罪態樣均相同，且犯罪態樣與犯罪時間均相近，又販賣對象均為吳侍龍1人等情，足認對被告連姿瑜所科處上開二罪之罪刑責任非難程度較高，對被告連姿瑜定其應執行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儆懲（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68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鋐鎰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承武提起上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連姿瑜一審無罪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適用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3-13

TPHM-112-上訴-4392-20250313-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侵占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982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楊牡丹（原名：田牡丹）上列上訴人因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90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緝字第4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牡丹（下稱被告）為創運公司之直銷會員，於民國110年7月19日推銷告訴人盧錦枝（下稱告訴人）訂購入會資料袋1套、石斛綜合蔬果發酵液（下稱發酵液）2瓶之產品〔價值共計新臺幣（下同）5,400元〕，告訴人並加入成為初級會員。嗣被告於同年9月30日某時許，見告訴人有意再購買上開直銷產品，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告訴人佯稱：創運公司1套產品之金額即為3萬9,000元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交付3萬9,0 00元予被告，惟被告僅為告訴人購買石斛綜合蔬果發酵液14 瓶（價值共計3萬3,600元）之產品，致告訴人受有5,400元（計算式：3萬9,000-3萬3,600=5,400元）之財產上損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　　，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　　，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 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創運公司111年6月24日函及附件之經銷商申請暨合約書6份、創運國際產品訂購單7份、創運公司11 2年5月23日函暨附件、被告與告訴人間對話紀錄擷圖各1份等件，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於110年7月19日推銷告訴人訂購入會資料袋 1套、發酵液2瓶之產品，告訴人並加入成為初級會員，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告訴人交付給我3萬9,000 元，是第1次告訴人於110年7月19日加入會員時交給我5,400 元購買入會資料袋1套、發酵液2瓶；第2次於同年9月30日交給我3萬3,600元購買發酵液14瓶，共計為3萬9,000元，我並未欺騙告訴人商品價值為3萬9,000元，而僅給予3萬3,600元之商品等語。五、經查：　㈠被告於110年7月19日為告訴人訂購入會資料袋1套、發酵液2 瓶（價值共計5,400元）、於110年9月30日為告訴人訂購發酵液14瓶（價值共計3萬3,600元）等節，有創運公司產品訂購單2紙（見偵23802號案卷第145、153頁）存卷可憑，是被告辯稱告訴人所稱其交付之3萬9,000元應係5,400元加計3萬 3,600元，已屬有據。　㈡證人即告訴人固於警詢證稱：我於110年7月19日買了價值5,4 00元的產品，至110年9月中旬，我想要買發酵液來喝，被告向我稱一套產品就是3萬9,000元，於是我當場把錢交予被告，由被告全權處理，後來創運公司寄給我1箱發酵液並檢附1 張訂購單，上載為3萬3,600元，我當時內心覺得懷疑，為何被告向我收取3萬9,000元，但想說是公司寄的產品，應該沒錯，我就沒有過問等語（見偵23802號案卷第16至18頁）。惟關於公訴意旨所稱被告以上述不實價格欺騙告訴人之手法，向告訴人施用詐術乙節，僅有告訴人上開證述，檢察官並未舉出其他證據可佐證告訴人確有交付3萬9,000元予被告之事實，而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當時是我交付被告3 萬9,000元是我自己拿現金出來，存簿上沒有交易紀錄等語（見易字卷第177頁），則告訴人交付予被告之金額究為3萬 3,600元或3萬9,000元，存有疑問，自難以此遽論被告已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施用詐術之犯行及犯意可言。　㈢再者，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又證稱：被告跟我說1顆金級是3 萬9,000元，我當時希望加1顆金級而交付3萬9,000元予被告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174至175頁），可見告訴人當時增購商品之目的要升級至一顆金級。又證人即創運公司上線人員郭力廣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直銷產品購買3萬9,000元可以達到1個金級，產品可以自由搭配，只要金額達到3萬9,000元即可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168至169頁）。從上開證述可悉，創運公司會員如果需達到1個金級，可自由選購直銷產品，累計達3萬9,000元即可達成；又告訴人之目的既為達到1 顆金級，則被告所述告訴人於110年7月19日交付5,400元加計110年9月30日交付3萬3,600元，透過此方式達到累計金額 3萬9,000元達成1顆金級之情節，即合乎情理。是則如按公訴意旨，一方面被告當時向告訴人多收取費用，一方面告訴人於收受產品時亦已發現與其所購產品價值、數量與金額有所出入，衡情應會有所察覺，而向被告或創運公司反映，惟告訴人並未為之，直至後續告訴人與被告因被告少給7顆金級會員之商品問題發生糾紛，告訴人始至警局對被告提出告訴（即原審對被告以侵占罪論罪科刑部分），實難逕認被告有向告訴人施用詐術，使告訴人於110年9月30日再行交付3 萬9,000元之行為。　㈣綜合上述事證以觀，堪認被告辯稱其僅先於入會時向告訴人收取5,400元，後因告訴人升級第一顆金級會員，向告訴人收取3萬3,600元，且都有交付商品之情詞，尚非無稽之詞，自難認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施用詐術之行為。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被訴罪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是不能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原判決同此意旨，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之處。七、駁回上訴之理由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對於收取告訴人3萬9,000元或3 萬3,600元，供述前後反覆不一，原判決僅以告訴人先前發現商品有所短缺時，暫時隱忍，未即時向公司反應，就作為推論告訴人於110年9月30日交付予被告之金額為3萬3,600元之理由，實與常情不符等語。然查：　㈠經核被告於最初受警詢時，即辯稱最初告訴人於入會時係交付5,400元，之後升級位階加錢後為3萬9,000元之情節（見偵字第23802號案卷第12頁），與其於原審審理時辯稱：第二次告訴人升級，故再補3萬3,600元，合計金額為3萬9,000 元，無論入會時的5,400元商品或後續3萬3,600元商品，均已經交付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第115、171、172、205至20 7頁），仍屬一致，可見被告前後陳述一致，檢察官上訴意旨認為被告供述前後反覆不一，已屬無據。至於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被告於111年12月1日受檢察官訊問時「未明確否認有於110年9月30日收受告訴人交付之3萬9,000元」，然經核該次檢察官與被告之問答內容，檢察官並未明確詢問被告入會及升級第一顆金球之過程，且被告則供陳告訴人有交付5, 400元，其亦有給予對價之兩瓶酵素商品之事，然並未見有被告明確承認有於告訴人入會時先收取5,400元，再於升級時收取3萬9,000元之情形（見偵緝字第2965號案卷第40頁）。再核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被告受法官訊問之供述內容，法官僅概括問被告對起訴犯罪事實㈠之意見，被告即表示不承認犯罪，且亦有承認先收取5,400元，再收取3萬9,000元之情形（見原審易字卷第56頁），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以上開筆錄之記載，就認為被告關於收款3萬9,000元之事，有供述反覆不一之狀況，實屬率斷。　㈡又告訴人雖指述其在入會時交付5,400元給被告，後續再交付 3萬9,000元等語；然就此被告、告訴人各執一詞，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陳稱因當時係以現金交付，已無法提供如提款紀錄等資料，檢察官亦未舉出足以佐證交付款項數額之金流證據，已如前述，且經核告訴人於原審證述內容，尚有無法明確肯定其入會有無收到商品之情形，是以仍無法完全排除告訴人有因被告當時解說不完善，以及記憶不清，故未明確記憶當時加入會員及升級第一顆金級會員之具體情節。　㈢再參酌證人即被告之上線郭力廣於原審審理時雖不清楚被告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之細節，惟仍證稱該公司之制度是購買3 萬9,000元之商品可獲得一顆金級會員，加入購買商品後，還可用增購商品補價差的方式進行升級等語，亦經論述如前，則被告辯稱告訴人一開始加入連同會費、商品為5,400元，後來為晉級為金級，增購3萬3,600元，合計為3萬9,000元，其並未藉此對告訴人多收取5,400元，當屬合乎常情。本案檢察官所舉關於被告犯罪事實既有不明之處，更不可以推認或擬制方式認定被告之罪責。　㈣綜上，被告是否先向告訴人收取5,400元，又收取3萬9,000元，然實際僅交付價值3萬3,600元之商品，確仍有存疑之處，被告所辯不僅前後一貫，且與常理相符，並非毫無根據。本案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詐欺之犯行，自難以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罪責相繩，亦無足夠證據認為被告有構成其他財產犯罪之餘地。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各節，僅係對原審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其未能證明被告有何起訴書所載之犯行，仍執前詞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八、本案原審以被告犯侵占罪而判處拘役30日部分，未據檢察官或被告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併予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佩霖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承武提起上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2025-03-13

TPHM-113-上易-1982-20250313-1

審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妨害自由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653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賴柏陞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調院偵字第1372號），嗣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改行簡易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1221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賴柏陞共同犯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賴柏陞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外，餘均引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賴柏陞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　㈡被告就本案犯行，與共同被告盧宥任（所涉本案犯嫌另經本院審結）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㈢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毀損他人物品罪處斷。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理性方式解決糾紛，竟與共同被告盧宥任以對告訴人攤位潑漆之方式洩憤，致告訴人心生畏懼，並污損告訴人之攤位，其所為誠屬不該，殊值非難；並考量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然尚未彌補對告訴人所造成之損害；兼衡其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自述無業、無需扶養之人、普通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審易卷第129頁）暨其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 2項，判決如主文。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林黛利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林晉毅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卓育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宛宜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第354條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調院偵字第1372號　　被　告　盧宥任　男　24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0號2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賴柏陞　男　2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弄　　　　　　　　　　　00○0號　　　　　　　　　　居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弄○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盧宥任、賴柏陞為朋友。盧宥任前因前往臺北市○○區○○○路0 號(1145攤位)消費時與經營前開攤位之阮明風發生糾紛而心有不滿，且盧宥任、賴柏陞亦受上址旁邊攤商之託，竟共同基於毀損、恐嚇危害安全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11月19日上午8時27分許，由賴柏陞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乘載盧宥任至上址攤位，再由盧宥任朝上址攤位潑白色油漆，污損攤位地板外表，並由賴柏陞在旁攝影，足以生損害於阮明風，且使阮明風惶恐畏懼，致生危害於身體、財產安全。二、案經阮明風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盧宥任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供稱前因前往臺北市○○區○○○路0號(1145攤位)消費時與告訴人發生糾紛，且其亦受上址旁邊攤商之託，故於112年11月19日上午8時27分許，由被告賴柏陞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乘載其至上址攤位，再由其朝上址攤位潑白色油漆等事實。 2 被告賴柏陞於警詢中之供述供稱於112年11月19日上午8時2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乘載被告盧宥任至上址攤位，並在旁攝影被告盧宥任朝上址攤位潑白色油漆等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阮明風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證明於112年11月19日上午8時27分許，上址攤位遭人潑白色油漆，污損其外表，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且使告訴人惶恐畏懼等事實。 4 上址現場照片、路口監視器畫面證明被告2人前往上址，且上址攤位遭人潑白色油漆等事實。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5條恐嚇、第354條毀損罪嫌；其等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又同時觸犯恐嚇及毀損罪嫌，請依刑法第55條想像競合犯規定論以一罪，並從一重之毀損罪嫌處斷。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2 　　日　　　　　　　　　　　　　　　檢　察　官　林黛利

2025-03-13

TPDM-113-審簡-2653-20250313-1

審簡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傷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簡上字第156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楊振豪選任辯護人許峻銘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3月11日11 3年度審簡字第460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緝字第3257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楊振豪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3項定有明文，上開條文依同法第455條之1第3項之規定，於簡易判決上訴程序亦有準用。查檢察官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認原審量刑過輕提起上訴，依前說明，本院審理之範圍即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被告犯罪之事實、適用之論罪法條部分，先予敘明。　㈡被告所犯本案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部分，非屬本院審理範圍，業如前述，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依法有其應記載事項，且量刑係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故就本案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部分，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如附件）。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為科刑輕重標準之綜合考量，無何裁量權顯然違法或失當之情，應予維持，況被告更於檢察官上訴後賠償告訴人新臺幣2萬元，是檢察官以被告法治觀念甚微，且行為後未積極賠償，並無真心悔悟之意，認原判決量刑過輕提起上訴，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三、緩刑之說明：　　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且迭於偵、審坦承全情，並於檢察官上訴後一部賠償告訴人，業如前述，並經告訴人當庭表明願予被告緩刑，本院斟酌上情，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自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姜長志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彥霖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洪英花　　　　　　　　　　　　　　　　　　　法　官　謝欣宓　　　　　　　　　　　　　　　　　　　法　官賴鵬年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意禎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460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楊振豪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號4樓　　　　　　　　　　居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3樓選任辯護人　許峻銘律師（法扶）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325 7號），嗣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白，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程序，爰裁定改依簡易程序，逕行判決如下：　　主　　　文楊振豪犯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規定之案件，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被告自白犯罪，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者，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又依此簡易判決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楊振豪經檢察官依通常程序提起公訴，本院依通常程序審理（本院113年度審易字第5號），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白犯罪，本院認本案被告所犯合於以簡易判決處刑之要件，依前揭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得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對被告逕以簡易判決處刑，是本案爰依簡易判決處刑程序判決，合先敘明。二、本案之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楊振豪於本院審理中之自白」外，餘均引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如附件）之記載。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白詠全在捷運站僅因互相對視，被告竟訴諸暴力，致告訴人受有如附件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傷害，顯見其自我情緒管理能力及尊重他人身體法益之法治觀念有待加強，所為尚非可取；惟念其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酌以被告患有自閉症（見本院113年度審易字第5號卷，下稱審易卷，第39頁）、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在加油站工作、每月收入約新臺幣2萬多元、與朋友同住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審易卷第33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㈢至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被告因自閉症，希望依刑法第19條第1 項規定不予處罰或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並給予被告緩刑機會云云。惟：被告固患有自閉症，然罹患該身心疾病，並非即應依刑法第19條規定不罰或減刑，易言之，被告於行為時，是否確因其身心疾病而受影響，以致被告不具有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者該能力因而有顯著減低之情形，仍須藉由本案相關事證及被告整體行為舉止之觀察結果以資斷定。本案被告在捷運站僅因與告訴人相互對視，即率爾出手攻擊告訴人，且於偵查中供稱：因告訴人對其比中指，其才會上前質問告訴人等語（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3257號卷第44頁），堪認被告於行為時意識清楚，有足夠能力理解當時情形並為相應作為，難認被告在本案行為時有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情，亦無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狀況，不生應依刑法第19條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之問題。　㈣本院審酌緩刑係附隨於有罪判決的非機構式之刑事處遇，其主要目的在達成受有罪判決之人，在社會中重新社會化之人格重建功能。此所以緩刑宣告必須附帶宣告緩刑期間之意義所在。再者，緩刑制度首重再犯罪的預防，唯有對受判決人本身有充分瞭解，例如依其過去生涯，可知犯罪行為人所曾接受的教育，從犯罪的狀態瞭解行為人的行為動機、目的，從犯罪後態度推知行為人對其行為的看法，從生活狀況與環境推測其將來的發展等，才能判斷其在緩刑期間，與之後的生活中是否會再犯罪，亦即藉由前述各種因素對犯罪行為人為整體評價，作為法院判斷該行為人是否適宜被宣告緩刑，以及進一步依據個案情況決定緩刑期間，及所應採取的積極協助措施，並將之作為緩刑宣告的負擔或條件。綜上，是否宣告緩刑、緩刑期間長短及所附加之負擔或條件，均屬法院裁量之範圍（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586號判決意旨足資參照）。本院考量被告雖坦承犯行，然被告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獲取告訴人之諒解，難認其對己身錯誤之行為所造成被害人之損害已有所彌補，爰不予宣告緩刑，併此敘明。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 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本案經檢察官姜長志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法　官　劉俊源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劉麗英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如下：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緝字第3257號　　被　　　告　楊振豪　男　36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街00號4樓　　　　　　　　　　　　居新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　　　　　　　　　　　　3樓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楊振豪於民國111年2月24日23時許，在臺北市○○區○○○○○路○ ○0○0○0號出口閘門前，與白詠全發生爭執，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毆打白詠全，致白詠全受有頭部及雙側性手部挫擦傷等傷害。二、案經白詠全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 1 被告楊振豪於偵查中之供述證明被告楊振豪確有與告訴人白詠全發生爭執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白詠全於警詢時之指述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診斷證明書與病歷資料、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光碟及翻拍照片證明全部犯罪事實。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嫌。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1　　月　　23　　日　　　　　　　　　　　　　　　檢　察　官　姜　長　志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2　　年　　12　　月　　12　　日　　　　　　　　　　　　　　　書　記　官　胡　丹　卉

2025-03-12

TPDM-113-審簡上-156-20250312-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361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信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4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36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被告陳信良所為係犯刑法第28 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被告以一過失行為，同時造成告訴人甲○○、乙○○受有傷害，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過失傷害罪處斷。又被告肇事後，於報案人或勤指中心轉來資料未報明肇事人姓名等，而員警據報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且當場承認為肇事人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記錄表在卷可稽，嗣並接受裁判，合於自首規定，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駛營業大客車上路，本應小心謹慎以維用路人之安全，然竟未盡其注意義務，致告訴人甲○○、乙○○受傷，所為應予非難；兼衡被告坦承犯行，惟未能與告訴人等和解之犯後態度，以及被告駕車與告訴人騎乘機車並行互未保持安全間隔，同為本案車禍肇事原因，告訴人等所受傷勢之程度，暨被告之素行良好(參卷附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4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本案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光碟未經原審勘驗，被告駕車與告訴人騎乘機車是否同為本件車禍肇事原因，仍有未明，原審就此未予考量並勘驗本案行車紀錄器錄影檔案，即有未合，且告訴人於本案並無與有過失之情形等語。三、經查：本院函首都客運股份有限公司調取被告所駕營業大客車之行車紀錄器原始檔案(見本院卷第57頁、第59頁)，並就該光碟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為勘驗，結果略以：　㈠11：23：10公車行經中，尚未見告訴人　⑴CH1：前方鏡頭，號誌為紅燈　⑵CH2：車身左側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側　⑶CH3：車身右側鏡頭，有一輛機車在側　⑷CH4：公車內部畫面　⑸CH5：車身左側前方鏡頭，有一輛轎車在左側前方停等紅燈　⑹CH6：畫面不明　⑺CH7：公車內部畫面　⑻CH8：公車內部畫面　㈡11：23：12公車降速準備停等紅燈，尚未見告訴人　⑴CH1：前方鏡頭，號誌遭畫面遮擋　⑵CH2：車身左側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側　⑶CH3：車身右側鏡頭，有一輛機車在側　⑷CH4：公車內部畫面　⑸CH5：車身左側前方鏡頭，有一輛轎車在左側前方停等紅燈　⑹CH6：畫面不明　⑺CH7：公車內部畫面　⑻CH8：公車內部畫面　㈢11：23：14公車停下，尚未見告訴人　⑴CH1：前方鏡頭，號誌遭畫面遮擋　⑵CH2：車身左側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側　⑶CH3：車身右側鏡頭，有一輛機車在側　⑷CH4：公車內部畫面　⑸CH5：車身左側前方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左側前方停等紅燈　⑹CH6：畫面不明　⑺CH7：公車內部畫面　⑻CH8：公車內部畫面　㈣11：23：15-11：23：36公車皆停等紅燈，告訴人尚未明　　　　　確出現於畫面中　㈤11：23：37公車上在停等紅燈，告訴人出現於車身右側　　　　(紅圈處) 　⑴CH1：前方鏡頭，號誌遭畫面遮擋　⑵CH2：車身左側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側　⑶CH3：車身右側鏡頭，有三輛機車在側，告訴人(紅圈處)　　　於三輛機車中間　⑷CH4：公車內部畫面　⑸CH5：車身左側前方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左側前方停等紅燈　⑹CH6：畫面不明　⑺CH7：公車內部畫面　⑻CH8：公車內部畫面　㈥11：23：38公車上在停等紅燈，告訴人於車身右側(紅圈　　　處)，放慢速度準備停紅燈　⑴CH1：前方鏡頭，號誌遭畫面遮擋　⑵CH2：車身左側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側　⑶CH3：車身右側鏡頭，有兩輛機車在側，告訴人（紅圈處）　　於前方　⑷CH4：公車內部畫面　⑸CH5：車身左側前方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左側前方停等紅燈　⑹CH6：畫面不明　⑺CH7：公車內部畫面　⑻CH8：公車內部畫面　㈦11：23：41公車及告訴人皆停等紅燈中　⑴CH1：前方鏡頭，號誌遭畫面遮擋　⑵CH2：車身左側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側　⑶CH3：車身右側鏡頭，有兩輛機車在側，告訴人(黑安全帽)　　及其女兒(白安全帽)於畫面左下方　⑷CH4：公車內部畫面　⑸CH5：車身左側前方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左側前方停等紅燈　⑹CH6：畫面不明　⑺CH7：公車內部畫面　⑻CH8：公車內部畫面　㈧11：23：45公車稍微向前移動，與告訴人仍停等紅燈中　⑴CH1：前方鏡頭，號誌遭畫面遮擋　⑵CH2：車身左側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側　⑶CH3：車身右側鏡頭，有兩輛機車在側，告訴人女兒(白安　　　全帽)離開機車　⑷CH4：公車內部畫面　⑸CH5：車身左側前方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左側前方停等紅燈　⑹CH6：畫面不明　⑺CH7：公車內部畫面　⑻CH8：公車內部畫面　㈨11：23：48公車與告訴人停等紅燈中　⑴CH1：前方鏡頭，號誌遭畫面遮擋　⑵CH2：車身左側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側　⑶CH3：車身右側鏡頭，有兩輛機車在側，告訴人女兒(白安　　　全帽)離開機車後移往機車後座，與告訴人(黑安全　　　　帽)交換騎乘機車之位置　⑷CH4：公車內部畫面　⑸CH5：車身左側前方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左側前方停等紅燈　⑹CH6：畫面不明　⑺CH7：公車內部畫面　⑻CH8：公車內部畫面　㈩11：23：51公車與告訴人停等紅燈中　⑴CH1：前方鏡頭，號誌遭畫面遮擋　⑵CH2：車身左側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側　⑶CH3：車身右側鏡頭，有兩輛機車在側，告訴人女兒(白安　　　全帽)已坐定機車後座，告訴人(黑安全帽)坐定機車　　　前座　⑷CH4：公車內部畫面　⑸CH5：車身左側前方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左側前方停等紅燈　⑹CH6：畫面不明　⑺CH7：公車內部畫面　⑻CH8：公車內部畫面　11：23：59疑似燈號轉換為綠燈，畫面中車輛逐漸起步，　　　公車亦開始移動　⑴CH1：前方鏡頭，有兩輛機車　⑵CH2：車身左側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側　⑶CH3：車身右側鏡頭，有兩輛機車在側，告訴人(黑安全帽)　　及女兒(白安全帽)開始向前行駛　⑷CH4：公車內部畫面　⑸CH5：車身左側前方鏡頭，有一輛轎車在側　⑹CH6：畫面不明　⑺CH7：公車內部畫面　⑻CH8：公車內部畫面　11：24：01公車與告訴人平行向前行駛　⑴CH1：前方鏡頭，有兩輛機車　⑵CH2：車身左側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側　⑶CH3：車身右側鏡頭，有兩輛機車在側，告訴人(黑安全帽)　　及女兒(白安全帽)向前行駛，與公車車身平行　⑷CH4：公車內部畫面　⑸CH5：車身左側前方鏡頭，有一輛轎車　⑹CH6：畫面不明　⑺CH7：公車內部畫面　⑻CH8：公車內部畫面　11：24：02畫面中未見告訴人機車　⑴CH1：前方鏡頭，未見告訴人機車　⑵CH2：車身左側鏡頭，有兩輛轎車在側　⑶CH3：車身右側鏡頭，有兩輛機車在側，未見告訴人機車　⑷CH4：公車內部畫面　⑸CH5：車身左側前方鏡頭，有一輛轎車　⑹CH6：畫面不明　⑺CH7：公車內部畫面　⑻CH8：公車內部畫面　11：24：02-11：24：07均未見告訴人出現於畫面中　11：24：08告訴人機車倒地(紅圈處) 　⑴CH1：前方鏡頭　⑵CH2：車身左側鏡頭，有一輛轎車在側　⑶CH3：車身右側鏡頭，告訴人及女兒倒地　⑷CH4：公車內部畫面　⑸CH5：車身左側前方鏡頭，有兩輛轎車　⑹CH6：畫面不明　⑺CH7：公車內部畫面　⑻CH8：公車內部畫面　公車停車，被告(CH3畫面中白衣者)下車查看　　（以上見本院卷第70頁至第89頁）。　　細繹上揭勘驗結果，於時間檔案時間11：24：01時之畫面，自被告所駕營業大客車之車身右側鏡頭，可見兩輛機車在側，告訴人(黑安全帽)及女兒(白安全帽)向前行駛，與被告駕駛之車輛車身並行前進；嗣於檔案時間11：24：08時之畫面，自車身右側鏡頭，可見告訴人及女兒倒地，以及告訴人之機車倒地等情，是告訴人機車係在被告之營業大客車右側並行前進，嗣於行駛數秒之後，告訴人之機車倒地等情屬實，亦與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車鑑字第0000000 號鑑定意見書、覆議會新北覆議0000000號鑑定覆議意見書所載：被告駕駛民營公車，與同向右側甲○○駕駛普通重型機車並行，互未保持並行安全間隔，雙方同為肇事因素等語相符(見偵卷第11頁至第12頁、原審卷第23頁至第24頁)，堪以認定。告訴人雖請求檢察官上訴主張其於本案並無與有過失之情況，並指稱被告所提出之行車紀錄器畫面是經過偽造、翻拍等語，尚屬乏據，且顯與上開勘驗之客觀事實不符，無法採取。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本件車禍之肇事原因為被告駕駛營業大客車與告訴人騎乘之機車並行前進，互未保持安全間隔，同為肇事因素，業如前述，檢察官認告訴人於本案並無與有過失之情，容有未合，無法採取，此部分上訴指摘原審事實認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按刑法上量刑之標準，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注意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為科刑輕重之標準，諸如犯罪之手段、犯罪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犯罪行為人犯罪後之態度，均應綜合考量。經查，原審就被告之犯罪情節及科刑部分之量刑基礎，已於理由欄內具體說明如前，亦已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而為刑之量定，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失輕之裁量權濫用。本院審核前開各量刑事由，認為原審對被告量處之刑度，洵屬妥適，並無不當之情事，上訴意旨指稱原審量刑過輕，請求從重量處，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筱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邱蓓真提起上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劉為丕　　　　　　　　　　　　　　　　　　　法　官　蕭世昌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吳沁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附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43號刑事判決)：

2025-03-11

TPHM-113-交上易-361-202503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