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葉伊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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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賠償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附民字第199號原告李宗榮被告黃子霖（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上列被告因本院112年度金訴字第972號詐欺等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原告李宗榮請求被告黃子霖損害賠償部分移送本院民事庭。　　理　由一、按法院認附帶民事訴訟確係繁雜，非經長久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者，得以合議裁定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刑事訴訟法第 50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二、本件被告黃子霖被訴詐欺等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查有前項情形，爰依上開法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葉伊馨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陳韋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6

SLDM-113-附民-199-20250326-1

交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過失致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35號公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志成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2187、1283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王志成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志成於民國113年5月7日12時50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行經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65巷口處（下稱本案路口）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況，亦無不能注意情事，竟疏未注意，貿然快速行經該道路而未注意車前狀況，不慎撞擊正騎乘腳踏車之被害人邱鴻清駛於前方道路上致其倒地，因而受有多重性外傷之傷害，經送醫救治後不治死亡等語。因認被告王志成涉犯刑法第276條過失致死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 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自不得遽為有罪之判決；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 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王志成涉犯上揭犯行，無非係以被告王志成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邱森甫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補充資料表、談話紀錄表、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各1份、現場照片、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檢驗報告書及相驗照片，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認有於上開時、地駕車撞擊被害人致其死亡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過失致死犯行，辯稱：我起駛前有查看周邊狀況，確認無人車後才前行，我沒有過失等語。五、經查：　㈠被告王志成於113年5月7日12時50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行經臺北市北投區大業路65巷口處時，撞擊正騎乘腳踏車於前方道路上之被害人邱鴻清，致其倒地，受有多重性外傷之傷害，經送醫救治後不治死亡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認而不爭執（本院卷第31、108至110頁），復經證人即被害人之子邱森甫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即目擊者羅仕龍於警詢時證述綦詳（偵卷第25至29、33至37頁、相卷第151至153頁），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補充資料表、談話紀錄表、調查報告表（ㄧ）、（二）、行車紀錄器畫面、現場照片、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相驗報告書、檢驗報告書、相驗解剖照片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偵卷第43、57至59、65至至77、89至121頁、相卷第155、157至171、177至200、209頁、本院卷第45至69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汽車駕駛人，因可信賴其他參與交通之對方亦能遵守交通規則，且衡諸日常生活經驗及一般合理駕駛人之注意能力，已為必要之注意，並已採取適當之措施，或縱未採取適當之措施，仍無法避免交通事故之發生時，該汽車駕駛人對於信賴對方亦能遵守交通規則乃竟違規之行為，自無預防之義務，難謂該汽車駕駛人有能注意而不注意之過失，而令負過失之責任（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240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按腳踏自行車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6條第1項第2款所稱之慢車，而慢車行駛，應遵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之指示，並服從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4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件事故案發過程，業經本院當庭勘驗證人羅仕龍提供之行車紀錄器，而自行車紀錄器畫面時間12 ：46：40至12：49：36可知，被告駕駛曳引車至本案路口停等紅燈，於紅燈轉換為綠燈之際，被害人突以極其貼近被告車頭之距離，騎乘腳踏車橫向穿越被告車頭正前方之馬路，駛至被告車頭之正前方，被告依燈號起駛後，隨即撞擊輾過被害人及其所騎乘之腳踏車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45至53頁）。自被告行向號誌為綠燈，可知被害人之行向為紅燈，從而，被害人騎乘慢車未遵守道路交通號誌指示，有闖紅燈之行為，而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24 條第2項規定甚明。又被害人連同其所騎乘腳踏車之總高度，遠低於本案曳引車擋風玻璃下緣之高度，及被告係於其行向號誌轉為綠燈後起駛之事實，亦有上開本院勘驗筆錄可參，由此可知，被告於起駛前，係因被害人突然出現在被告車頭前下方、被告視野範圍不及之處，致被告未發現被害人而依綠燈號誌起駛，衡諸日常生活經驗及一般合理駕駛人之注意能力，應認被告已為必要之注意，並已採取適當之措施，而無未注意車前狀況違反交通安全規則之情。被告對於違反上開交通法規之被害人，自無預防之義務，難謂被告能注意而不注意，而令其負過失責任。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及鑑定覆議會亦同此意見，認被害人向左變換行向未注意其他車輛為肇事原因，被告無肇事因素，有鑑定意見書及覆議意見書附卷可佐（本院審交訴卷第31至36頁、本院卷第83至 89頁）。　㈣公訴意旨雖指稱案發時被害人已在被告視線範圍內，被告駕車右轉前未先查看右側後照鏡、右前方、右後方車況，被告撞擊被害人時，車身曾晃動，發出巨大聲響，被告應能注意等語。惟被害人及其所騎乘之腳踏車極其貼近本案曳引車車頭，其總高度遠低於曳引車擋風玻璃下緣，難認被告視線能注意及此。縱本案曳引車之行車紀錄器曾拍攝到被害人影像微幅出現在畫面中，惟自被害人出現之期間甚為短暫、快速，拍攝到被害人身影部分模糊不清、面積微小，被害人出現在畫面中之位置又在行車紀錄器畫面右下角相當靠近角落處，而被告已指稱其行車紀錄器係高掛於擋風玻璃正上方中間，其拍攝之視野範圍，本與駕駛座視野範圍不同，難認被告當時能注意及此。再被告駕駛之曳引車撞擊被害人後，其車身固有晃動，惟曳引車車體龐大，車身亦長，車頭與車身間係以連結方式組合，其轉彎時本常伴隨車身晃動，尚難單僅因車身觸及被害人略有晃動，即驟認被告能注意及本件車禍發生，並能避免被害人死亡結果發生。起訴書所引證據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於上開時地駕車撞擊被害人致被害人死亡之事實，未能證明被告就被害人死亡結果存有過失，尚難逕以過失致死罪名相繩。六、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過失致死罪嫌，其所憑之積極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條文規定及判決意旨，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呂永魁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葉伊馨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判決正本送達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陳韋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6

SLDM-113-交訴-35-20250326-1

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210號公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EASON SIET GUANG YI （馬來西亞國籍）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4年度偵字第193 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EASON SIET GUANG YI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犯罪事實一、EASON SIET GUANG YI（中文姓名：薛光益）於民國113年12 月29日入境我國起，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為3個笑臉符號之人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組織，擔任面交車手之職，而與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唯泰」等人於113年11月間以臉書投放假投資廣告，吸引不特定民眾加入通訊軟體LINE「113錢程萬里」群組，佯稱透過券商「隆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投資APP投入資金即可獲利云云，經警網路巡邏發覺為詐欺手法，遂佯與EASON SIET GUANG YI所屬之上開詐欺集團成員相約於114年1月7日 10時2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號前面交現金新臺幣（下同）40萬元。嗣EASON SIET GUANG YI即依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先委請不知情之刻印店偽造「林天明」名義之印章，依約前往上開地點，向喬裝為被害人之員警出示詐欺集團偽造之「隆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外派專員林天明」工作證特種文書，表彰其為隆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職員，並於詐欺集團偽造之「隆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經辦人欄上蓋用林天明之印章、偽造其署押（簽名）並填載日期及金額，再將該等偽造之私文書交付予喬裝為被害人之員警收執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隆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及林天明，旋經警在上開地點表明身分當場逮捕而未得逞，並扣得iPhone 13 Pro MAX手機1支、工作證1張（隆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假名：林天明）、印章1個（姓名：林天明）、隆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1張、現金3,587元，而查獲上情。二、案經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訊問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中段定有明文，此為刑事訴訟證據能力之特別規定，且較民國92年2月6日修正公布，同年 9月1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證據章有關傳聞法則之規定更為嚴謹，自應優先適用。從而證人即員警朱宥任之職務報告（偵卷第13至14頁）就被告涉犯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罪名，不具證據能力，不得採為判決基礎。　㈡而上開關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證據能力規定，以犯罪組織成員係犯該條例之罪為限，若係犯該條例以外之罪，即使與該條例所規定之罪，有裁判上一罪之關係，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仍應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定其得否為證據。是本案被告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以外之罪名部分，證人證述之證據能力自應回歸刑事訴訟法論斷之。本判決所引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然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114年度訴字第210號卷，下稱本院卷，第44、61至62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有證據能力。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本院卷第 61、63頁），並有員警朱宥任之職務報告、員警與詐欺集團間對話紀錄、假投資APP截圖、被告與暱稱為3個笑臉符號之人通訊紀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本案工作證及收據照片（偵卷第13至14、15 至21、31至35、49、51頁）在卷可稽，是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按詐欺取財罪係以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其構成要件，是詐欺罪既遂與未遂之區別，應以他人已否為物之交付而定。次按刑事偵查技術上所謂之「釣魚」，係指對於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故意之人，以設計引誘之方式，迎合其要求，使其暴露犯罪事證，再加以逮捕或偵辦者而言。此乃純屬偵查犯罪技巧之範疇，並未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且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有其必要性。於此誘捕偵查案件，詐欺集團成員雖有詐欺之故意，且依約前往向被害人收取財物，並已著手實施詐欺之行為，然因被害人原無交付財物之意思，僅係警員為查緝詐欺集團成員，以求人贓俱獲，伺機逮捕，事實上不能真正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而應僅論以詐欺取財未遂罪。經查，本件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已在臉書上張貼假投資廣告，主觀上顯已有詐欺故意，並已著手詐欺行為之實行，惟因遭喬裝為被害人之員警發現並誘使被告外出交易而人贓俱獲，無交付財物予被告之真意，被告無法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而僅止於未遂階段。又被告持偽造之工作證及收款收據欲向喬裝為被害人之員警收取詐欺所得款項，伺機轉交他人，經當場查獲，遂不及轉交上手，致未造成資金斷點以阻斷追查之洗錢目的，而止於洗錢未遂階段。　㈡本案參與向喬裝被害人之員警施用詐術而詐取款項之人，除被告外，尚有與被告聯繫之暱稱為3個笑臉符號之人、不詳之至高鐵站垃圾桶旁收水之人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被告對於參與詐欺犯行之成員含其自身已達3人以上之事實，亦有認識。被告欲依指示向被害人取款後，再將取得之贓款往上層交，足認其主觀上均具有掩飾、隱匿該財產與犯罪之關聯性，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犯罪意思。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詐騙行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為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之特定犯罪，故被告等人上開行為，係屬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之洗錢行為。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之洗錢未遂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刑法第216條、第212條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公訴意旨雖未引用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之法條，然此部分事實業載於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本院並已諭知該法條及罪名予被告答辯之機會，無礙於被告之防禦權，本院自得併予審究。被告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㈢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　㈣被告與暱稱為3個笑臉符號之人、及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間，就上開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雖已著手施用詐術而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然經喬裝為被害人之員警假意面交後，被告當場經以現行犯逮捕，未發生詐得財物之結果，自屬未遂犯，上開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部分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詐欺集團猖獗多時，詐騙行為對於社會秩序及廣大民眾財產法益之侵害甚鉅，被告正值青壯，不思透過正當途徑賺取所需，竟加入詐欺集團，負責擔任「面交車手」之工作，企圖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目的，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並非擔任本案詐欺集團內之核心角色，及終能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暨參酌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未生詐得財物之實害結果，及被告自述中學畢業之教育智識程度、未婚、目前無業之經濟及家庭狀況（本院卷第6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按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刑法第95條定有明文。查被告為馬來西亞籍之外國人，在我國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本院認其不宜繼續居留國內，而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有驅逐出境之必要，爰依刑法第95條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四、沒收：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業據被告坦承不諱作為本案詐欺犯罪之用（本院卷第20、61頁），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附表編號3本案收據上偽造之「林天明」印文及署押（簽名）各1枚，依刑法第219條本應宣告沒收，惟因該收據整張經本院宣告沒收如上，故此部分即不再重複宣告。　㈡附表編號5之現金3,587元，業經被告自承係其自向其他被害人取得之款項中抽取而得（本院卷第61頁），為取自其他違法行為所得之財物，亦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 2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卷內亦查無證據足認被告因本案而自詐欺集團成員獲取利益，尚無犯罪所得應宣告沒收或追徵。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惟星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葉伊馨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韋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表：編號扣案物 1 工作證1張 2 印章1個 3 收據1張 4 手機1支（廠牌：I Phone 13 Pro MAX） 5 現金3,587元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3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26

SLDM-114-訴-210-20250326-1

交簡上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交簡上字第5號上訴人即被告曾得恩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2月 21日113年度審交簡字第67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867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曾得恩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貳月內，向附表所示之人支付如附表所示金額之損害賠償。　　犯罪事實及理由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 3項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本案經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曾得恩明示僅就科刑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依現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及其修法理由，本院自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至於未表明上訴之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部分非本院審判範圍，惟本案既屬有罪判決，依法有其應記載事項，且科刑部分係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等為據，而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對被告之科刑，並無不當（詳下述），爰引用原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上訴意旨略以：我車禍3天後才去就醫，我不知道我腦瘀血，住院、開刀、工作、還有租屋等費用都是很大的負擔，我是有困難無法如期給付，不是要逃避，我認為我有過失，但是不是造成對方很大的傷害而置之不理，請給予緩刑之機會，讓我有時間還款等語。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例、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法官之量刑，如非有上揭明顯違法之情事，自不得擅加指摘其違法或不當。經查，被告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而仍貿然駕車上路，應加重其刑等情，業經原判決於事實及理由欄二之㈢載敘綦詳，原審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就被告本案犯罪加重其刑，於法並無不合；又被告符合自首之要件，經原判決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後減之，並具體審酌被告之素行，其駕駛執照經吊銷，仍騎乘機車上路，已不可取，復跨越分向限制線駛入來車道，致生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告訴人林子豪、蔡佩蓉受傷，殊值非難，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雖與告訴人等成立調解，然僅為首期之給付，即未再依約履行，告訴人等請求依法處理，併酌以告訴人等受傷程度、被告自陳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冷氣維修保養工作，未婚，無子女，獨居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而就被告所犯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過失傷害罪，量處有期徒刑3月，是原審顯已斟酌刑法第5 7條各款所列情狀併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各節，尚不得以原審並未將所有相關情狀均具體臚列於判決內文即認原審有漏未審酌之量刑因素，職此，原審認事用法均無違誤，且量刑並未逾越本件罪名法定刑之範圍，亦無量刑顯然失輕、失重而違背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難認有何違法之處。從而，被告指摘原審量刑不當部分，即非有據，是其上訴意旨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本院97年度易字第619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97年度上易字第1766 號駁回上訴後確定，於民國98年4月29日執行完畢，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參（本院卷第21頁至第26頁），其因一時疏失，致罹刑章，犯罪後已坦承犯行，深具悔意，於原審審理中已與告訴人林子豪、蔡佩蓉各以新臺幣（下同）3 萬元、6萬元調解成立，然僅各履行第一期即5,000元、1萬元，其餘均未遵期履行，有本院112年審交附民移調字第317 號調解筆錄、本院公務電話記錄在卷可參（本院112年度審交易字第797號卷第41頁至第42頁、第51頁），惟被告表示其亦因本件交通事故受傷，經濟困難致無法依調解內容遵期清償，而提出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據（偵卷第51頁），堪認被告所述並非無憑，其經此次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並審酌為使上述告訴人獲得更充足之保障，督促被告確實依約續為履行調解條件，又考量前開調解筆錄內容與履行情況，及被告誤認尚餘8萬1,000元未給付，而就賠償計畫於本院審理中陳稱：客戶付完款之後我就可以支付賠償金，114年6月20日、8月20日各付款給林子豪1 萬5,000元；114年10月20日、12月20日、115年2月20日各給付蔡佩蓉1萬3,000元，餘款115年4月20日給付等情（本院卷第73頁至第74頁），可知就尚未履行之7萬5,000元（計算式：3萬＋6萬－5,000－1萬＝7萬5,000），依被告賠償能力需至11 5年4月20日方能全部履行，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2月內，依本判決附表所示內容支付損害賠償。如被告未於緩刑期內按期支付，經認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另上開命被告分別支付告訴人林子豪、蔡佩蓉2萬5,000元、5萬元部分，依刑法第74條第4項之規定，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惟其性質因屬對被害人因本件過失傷害侵權行為所生之損害賠償，與告訴人林子豪、蔡佩蓉原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所取得之執行名義，債權性質應屬同一，告訴人林子豪、蔡佩蓉自得於所取得民事執行名義相同債權金額內，擇一執行名義行使之，而被告如依期給付如附表所示之金額，亦得於同一金額內，同時發生清償之效果，併此說明。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第2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周芝君提起公訴，檢察官呂永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雷雯華　　　　　　　　　　　　　　　　　　　法　官葉伊馨　　　　　　　　　　　　　　　　　　　法　官李欣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品妤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二、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附表（金額單位：新臺幣）編號給付對象應給付金額 1 林子豪 2萬5,000元（計算式：應賠償總額3萬元－已賠償金額5,000元）　2 蔡佩蓉 5萬元（計算式：應賠償總額6萬元－已賠償金額1萬元）【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字第67號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曾得恩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 0867號），被告於準備程序自白犯罪（112年度審交易字第797號），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曾得恩犯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叁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外，證據部分併補充：㈠被告曾得恩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㈡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見偵卷第105頁）。㈢M3監理車籍資料查詢（見偵卷第 131頁）。二、論罪科刑：　㈠查被告曾得恩行為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之規定已於112年5月3日修正，同年6月30日施行，修正後規定關於加重事由，就無駕駛執照駕車部分僅係條款之變動（即就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情形，改列為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 條第1項第1款，而就駕駛執照經吊銷、註銷或吊扣期間駕車情形，改列為同條項第2款），固無構成要件之變更，惟依修正後規定，具上開事由時係「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而修正前規定則為不分情節一律「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自以修正後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本案即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規定。　㈡又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 條第1項第2款關於汽車駕駛人，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因而致人受傷，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之規定，係就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之基本犯罪類型，對於加害人為汽車駕駛人，於從事駕駛汽車之特定行為時，因而致人受傷之特殊行為要件予以加重處罰，已就上述刑法第284條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而成另一獨立之罪名，自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　㈢是核被告所為，應成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 2款、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駕駛執照經吊銷駕車而過失傷害罪。本院審酌被告駕駛執照業經吊銷而仍貿然駕車上路，已升高發生交通事故之風險，且其確未遵守交通規則，於行車時跨越分向限制線駛入來車道，肇致本案交通事故，此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見偵卷第83、169頁）在卷可參，且造成告訴人林子豪受有胸部挫傷之初期照護合併右側第六肋骨裂、右側前臂與手指擦傷之初期照護、右側小腿擦傷之初期照護、右胸壁挫傷、四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告訴人蔡佩蓉則受有右小腿挫傷合併擦傷之傷害，亦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診斷證明書2紙、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2紙（見偵卷第53至59頁）存卷為憑，可見被告過失情節及所生損害均難謂輕微，有相當之危險性，故予加重其刑。　㈣又被告一過失行為，致告訴人林子豪、蔡佩蓉2人受有傷害，觸犯二相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過失傷害罪處斷。　㈤再本件事故發生後，被告即撥打電話報警，向警員承認為肇事人，並報明姓名、地點，請警方前往處理等情，有警方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見偵卷第105頁）附卷可按，堪認被告在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公務員知悉肇事人姓名前，即向警員坦承肇事並接受裁判，符合自首之要件，乃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被告之素行，有卷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其駕駛執照經吊銷，仍騎乘機車上路，已不可取，復跨越分向限制線駛入來車道，致生本案交通事故，造成告訴人林子豪、蔡佩蓉受傷，殊值非難，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雖與告訴人等成立調解，然僅為首期之給付，即未再依約履行，告訴人等請求依法處理，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存卷為憑，併酌以告訴人等受傷程度、被告自陳為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冷氣維修保養工作，未婚，無子女，獨居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三、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2款，刑法第2 條第1項但書、第11條前段、第284條前段、第55條、第62條前段、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四、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應附繕本），向本院提出上訴。本案經檢察官周芝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清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1　　日　　　　　　　　　刑事第十庭法　官　李冠宜【原審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2年度偵字第10867號　　被　　　告　曾得恩　上列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曾得恩明知駕駛執照業經吊銷，不得騎車上路，竟於民國11 2年2月5日上午6時15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重型機車，沿臺北市大同區塔城街由南往北方向行駛，行經與臺北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39巷之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在劃有分向限制線之路段，應在遵行車道內行駛，不得駛入來車之車道內，而依當時天候雨、夜間有照明、路面係濕潤無缺陷之柏油路、路況無障礙物、視距良好等情形，並無不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跨越分向限制線，駛入對向車道，適有林子豪（所涉過失傷害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騎乘車牌號碼000-000號重型機車搭載蔡佩蓉，沿臺北市大同區南京西路239巷由西往東方向直行至該路口，見狀煞避不及，林子豪所騎乘機車之右前輪與曾得恩之機車右側車身發生碰撞，致林子豪人、車倒地，因而受有胸部挫傷之初期照護合併右側第六肋骨裂、右側前臂與手指擦傷之初期照護、右側小腿擦傷之初期照護、右胸壁挫傷、四肢多處擦挫傷等傷害，蔡佩蓉則受有右小腿挫傷合併擦傷之傷害。嗣曾得恩於犯罪未發覺前，主動向到場處理之警員坦承為肇事者而自首接受裁判，始悉上情。二、案經林子豪、蔡佩蓉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 1 被告曾得恩於偵查中之自白被告坦承本案過失傷害之犯行。 2 證人即告訴人林子豪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即告訴人蔡佩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4 臺北市政府警察局道路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道路交通事故談話紀錄表、道路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當事人登記聯單各1份、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暨影像截圖5張、現場暨車損照片共28張及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112年7月21日鑑定意見書證明本件車禍發生之過程及被告有如犯罪事實欄所載過失之事實。 5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中興院區)112年2月5日、3月2日診斷證明書各1紙及馬偕紀念醫院112年2月5日、2月13日乙種診斷證明書各1紙證明告訴人林子豪、蔡佩蓉因本件車禍受有如犯罪事實欄所載傷害之事實。二、核被告所為，係犯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86條第1項第2款、刑法第284條前段之汽車駕駛人駕駛執照業經吊銷仍駕車過失傷害罪嫌，請依道路交通管理處罰條例第86條第1項第2款規定加重其刑。又被告於肇事後，在未被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發覺前，主動向前往處理車禍之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大同分局大同分隊警員自首坦承肇事，此有臺北市政府警察局道路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錄表在卷可稽，請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2　　年　　9 　　月　 21　　日　　　　　　　　　　　　　　　檢　察　官　周芝君

2025-03-25

SLDM-114-交簡上-5-20250325-1

交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過失致死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09年度交訴字第30號公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昭欽選任辯護人陳曾揚律師王可文律師陳奕璇律師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1 715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昭欽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一、林昭欽於民國108年10月27日8時30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 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車），沿新北市汐止區汐碇路往山下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533823號燈桿彎道處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行經彎道時，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路面乾燥無缺陷、視距良好無障礙物，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適有郭堂發無駕駛執照、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B車）沿未劃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同路段往山上方向行駛，未靠右行駛，林昭欽見狀閃避不及，A、B兩車發生擦撞，郭堂發人車倒地後，受有左側肋骨骨折、左腿撕裂傷、左胸挫傷之傷害，經送新北市汐止區國泰醫療財團法人汐止國泰綜合醫院（下稱汐止國泰醫院）急救後，於同日11時出院，然因外傷性血胸，於15 時再次送汐止國泰醫院急救，復於108年10月29日11時47分因左側多處肋骨骨折、左側血胸、左側肺部挫傷、急性呼吸衰竭、急性腎衰竭、敗血性休克轉診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下稱林口長庚醫院），因病情惡化於同年月 30日凌晨5時28分出院返家，同日6時6分，終因胸腔內出血、呼吸性休克死亡。二、案經郭堂發之配偶郭林寶胎、子郭文龍、郭文欽、郭文河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所有卷證資料，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非供述證據部分，亦查無證據證明有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與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亦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被告林昭欽坦承於上開時地騎乘A車與被害人郭堂發騎乘之B 車發生碰撞之事實，辯稱：我承認鑑定報告的事實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過失部分如鑑定報告所示，被告僅為交通事故之次因，實應對方侵入我方車道，導致我方被迫向左，大幅閃避緊急煞車閃避不及，違反義務之程度甚低，且被告目前約73歲已年邁，更患有巴金森氏症及尿失禁等症狀，實不宜入監服刑，請考量上情給予被告緩刑或易科罰金之刑等語。二、經查： (一)被告於108年10月27日8時30分許，騎乘A車沿新北市汐止區汐碇路往山下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533823號燈桿彎道處時，與同路段往山上方向行駛、無駕駛執照之被害人騎乘之B 車發生碰撞，雙方人車倒地（下稱本案交通事故）等事實，有警員108年10月30日職務報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現場及車損照片、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資料在卷可稽（士林地檢署108年度相字第731號卷《下稱相卷》第33頁、第36頁至第37頁、第38頁至第39頁、第43頁至第48頁、本院卷二第104頁），復為被告所坦認（相卷第40頁、第24頁至第26頁、第54頁至第56頁），此部分事實先以認定。 (二)被告對於本案車禍之發生為有過失 1、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後，A、B兩車倒地方式如附圖1、2所示，其中A車往右側倒地，其右側龍頭右下側側邊護板往外掀開且面上有刮擦痕、右側後座腳踏板下方側邊護板刮擦痕，另龍頭前覆蓋左側破裂掉落、左側燈罩破裂掉落、油蓋掀開、坐墊左側刮擦痕及小部分破損；B車往左側倒地，其左側龍頭左下側側邊護板斜向有刮擦痕，另龍頭左側護板刮擦痕、龍頭前覆蓋護板左上角刮擦痕、龍頭左下側側邊護板刮擦痕、龍頭前覆蓋護板前端刮擦痕、引擎蓋左側前端護殼破裂及刮擦痕、中柱尾端刮擦痕、坐墊左側護板刮擦痕，有照片存卷可查（相卷第46頁至第48頁），可見兩車之主要車損均在左側車頭，又被告於警詢中稱：我是車頭跟他車頭發生碰撞等情（相卷第25頁），堪認兩車之撞擊點應均在左前車頭，被告於偵查中一度稱撞擊點為其車頭大燈下與對方車尾等語（士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17152號卷《下稱偵卷》第378頁），與前開跡證不符，難認可採。又A車於現場遺留有剎車痕長約2.2公尺，其起點在A車行向之道路右側，其離道路邊線約0.8公尺，往左前方延伸，其終點離右側道路邊線約1.8 公尺，該處車道寬度約為5公尺，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士林地檢署檢察官109年5月20日勘驗筆錄（下稱士檢勘驗筆錄）附卷可參（相卷第36頁至第37頁、偵卷第398頁至第399 頁），可認兩車碰撞點應在煞車痕終點前方，且A車於兩車碰撞前應有向左側閃避煞車之反應，則被告於警詢、偵查中稱：被害人左轉彎上山，他騎乘方向偏向我前方，擋到我的行車方向，我看到馬上煞車，也很靠右邊，不能再往右了，只好往左，我按煞車後機車有往中間偏，被害人也往中間偏等語（相卷第25頁、第55頁、偵卷第448頁），尚非無據。 2、士檢勘驗筆錄雖載「經現場圖及車輛最後位置判斷，000-00 0發生事故後做180°翻轉，其車頭朝上坡，車尾朝下坡，研判煞車痕是後輪胎造成」等語，然未說明研判之依據，且依該次將與A車相同大小之機車將後輪緊貼剎車痕終點模擬兩車碰撞位置為A車左前車頭碰撞B車左前車身腳踏墊處，有10 9年5月20日履勘照片附卷可查（偵卷第420頁至第424頁），而與前述B車之車損情況未合，亦與本院認定兩車係左前車頭發生碰撞不符，即難認可採，從而，前開煞車痕應為A車前輪所造成。是本件A、B車兩車碰撞點係在前開煞車痕終點前，而該煞車痕終點離道路邊線約1.8公尺，而該處車道寬度約為5公尺，偏向A車之行駛方向，且依被告前開所述其與被害人均往中間閃避等情，可見B車應係由左往右側偏移閃避時，與向左閃避之A車碰撞，因受A車之衝撞力，而順時針旋轉，橫倒在車道中。 3、按行經設有彎道處所，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94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應注意車前狀況」非僅限於車頭正前方，而是指行車方向前方可能發生事故危險之全部狀況；又「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其措施如何不一而足，有賴現場情境及駕駛人或車輛狀況個案判斷，總之為可避免事故發生之一切合理手段。查被告領有合格駕照，有公路監理We bService系統-證號查詢機車駕駛人資料存卷可查（本院卷二第103頁），其對上開交通法規內容，自應有相當認知。而新北市○○區○○路000000號燈桿處為彎道，且於案發當日A 車行向之反光鏡遭樹葉遮蔽，而無法清楚自反光鏡中見來車動態，有照片存卷可查（相卷第43頁），故被告於偵查中所指並非無據，然被告行經彎道，未能確認對向有無來車之情況下，自當減速行駛，隨時注意有無來車，以為停車之準備，方可謂已善盡其之注意義務，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存卷可佐（相卷第38頁），可徵被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自應確實遵守上開規定。又被害人之行車路徑當時雖偏向A車行向，然以A車之煞車痕為2. 2公尺，可知當被告發現被害人騎乘之B車自彎道往山上行駛時，雙方至少距離2.2公尺，參以被告自承：（問：騎到彎道時有看到反光鏡？）有樹葉擋住，我當時有看到，但有樹葉擋住，我要右轉了也沒有注意看。（問：有看到上坡車子？）沒有等情（偵卷第448頁），倘被告於案發時有確實履行上開注意義務，於本件應不致不及停車，而與B車撞擊，其確有行經設有彎道處所，未注意車前狀況並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之疏失，足為認定。 4、至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主張被害人並無過失、被告尚有超速行駛之過失等情，惟查：新北市○○區○○路000000號燈桿彎道處，為未劃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速限為每小時30公里，有前開照片、新北市政府交通局114年2月13日新北交工字第1140248535號函、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汐止分局114年3月 4日新北警汐交字第1144218088號函暨職務報告可資參照（本院卷二第127頁至第128頁、第139頁至第141頁），則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5條第1項，被害人騎乘B車行經上開路段，自應靠右行駛，而A、B兩車碰撞處車道寬約5公尺，A車此時靠右邊1.8公尺，又參A車有往左閃避之行車動向，足認被害人騎乘B車確實未靠右行駛。又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就本件交通事故進行鑑定，以A車煞車痕跡利用等減速運動之公式，可推估被告宣稱行駛速率時速20至30公里，經煞車2.2公尺後之速率，而此速率也是A車碰撞前之行車速率。再利用車輛碰撞前後動量守恆之原理，在已知B車碰撞後往右後方運動之事實，推估A車較可能的碰撞前行駛速率，進一步反推確認A車煞車前行駛速率之可能範圍，而就A車之行車速度認較接近時速40公里，有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3年12月11日澎科大行物字第1130013291號函暨交通事故案鑑定意見書存卷可查（本院卷二第3頁至第66頁），觀該鑑定報告所載之推估過程，除煞車痕外，尚納入滑動摩擦係數、下坡坡度， B車之行車速率等為計算，惟卷內並無客觀證據以確認B車之行車速率，且前開鑑定報告亦僅稱「A車煞車前之行駛速率行駛接近時速40公里可能性較高」等情，即難以此據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三)被告上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之死亡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1、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被害人經送汐止國泰醫院急救，主訴左踝撕裂傷及胸口疼痛，經診斷為左側肋骨骨折、左腿撕裂傷、左胸挫傷，於同日11時出院，然因疼痛加劇、呼吸短促，於16時3分再次至汐止國泰醫院急診，經診斷為因創傷性肋骨骨折所致延遲性出血，復於108年10月29日11時47分因嚴重敗血症伴隨感染性休克、外傷性血胸、左側肋骨多處骨折、急性呼吸衰竭、急性腎衰竭轉診林口長庚醫院，經該醫院診斷左側多處肋骨骨折、左側血胸、左側肺部挫傷、急性呼吸衰竭、急性腎衰竭、敗血性休克，因病情惡化於同年月 30日凌晨5時28分出院返家，同日6時6分，終因胸腔內出血、呼吸性休克死亡等情，有林口長庚醫院108年10月30日診斷證明書、士林地檢署108年10月30日甲字第1163號相驗屍體證明書、汐止國泰醫院108年12月30日（108）汐管歷字第 3283號函暨被害人病歷資料、林口長庚醫院109年3月11日長庚院林字第1081251746號函暨被害人病歷資料、汐止國泰醫院109年4月14日（109）汐管歷字第0000003363號函、110年 1月12日（110）汐管歷字第0000003614號函在卷可稽（相卷第30頁、第57頁、偵卷第98頁至第262頁、第274頁至第364 頁、第388頁、本院卷一第151頁），此部分之事實，堪可認定。 2、證人即告訴人郭林寶胎於本院審理中證稱：108年10月27日我有陪被害人到汐止國泰醫院急診，他左邊胸部很痛、大腿有兩個洞，縫了一個多小時，醫生說肋骨有斷，沒有機器可以用，先叫我們回家，如果有事要趕快再過來，我們就先回家，我先生躺在家裡一直說很痛。到下午兩點多他喊我，趕快叫救護車，我就叫救護車去國泰醫院，急診科會診胸腔科醫生，胸腔醫生說血流到肚子裡要插管，所以就插管、住加護病房，29日清晨國泰醫院說我先生病很嚴重，因為肋骨全斷有撞到肝和腎，他們沒有儀器可以處理，叫我們轉院，到林口長庚醫院急診室，急診室就說他暈了，就開始急救，醫生說要裝葉克膜，要洗腎也要洗肝。我先生有矽肺病、肝癌，已經治療好等情（本院卷一第121頁至第125頁），又被害人曾於107年9月12日至108年8月11日因C型慢性肝炎合併肝硬化及肝癌至林口長庚醫院治療，有該醫院110年9月30日長庚院林字第1100951135號函存卷可稽（本院卷一第185頁），可見被害人曾罹患矽肺病、C型慢性肝炎合併肝硬化及肝癌，另其於本案交通事故後隨即至汐止國泰醫院急診，後短暫返家再入院治療，至其死亡前並無其他事件導致其受傷。 3、本院就被害人於汐止國泰醫院、林口長庚醫院診斷之前開傷勢是否為本案交通事故所致，及患有矽肺病、肝癌之人，若胸部遭撞擊，是否較一般人容易出血等事項函詢該等醫院，分別據覆略以：「病人因車禍由119送入急診，檢查為左腿撕裂傷與左胸挫傷，傷口處理後於當日下午因疼痛加劇回診，檢查後為延遲性出血因創傷性肋骨骨折所致，轉入加護病房由胸腔外科醫師收治。其傷勢應為8時30分之車禍事故所致」、「病人本身有肺、肝之慢性疾病，其出血機率可能會較一般人來的容易」等語、「依病歷所載，病人左側血胸、左側肋骨骨折及内乳動脈出血，皆可認為外傷事故所致，病人受傷後至急診就醫，曾自動離院後再返院，除可排除此期間未受有其他傷害，則醫療上可合理推斷為該次外傷事故所致」、「一般肝癌病人如有合併肝硬化，醫療上研判較易有出血可能，惟依病歷記載無法研判本件病人有無肝硬化情形；另矽肺病與出血間較無關聯性」等情，有汐止國泰醫院11 0年1月12日（110）汐管歷字第0000003614號函、林口長庚醫院110年6月28日長庚院林字第1091251485號函暨醫療鑑定意見存卷可參（本院卷一第151頁、第159頁至第161頁）。則由前開被害人之持續接受診療過程，可知被害人本身雖有肝硬化之病史導致較容易出血，然被告上揭過失使被害人騎乘B車人車倒地而受有左側肋骨骨折、左腿撕裂傷、左胸挫傷之行為，客觀上仍具使結果發生的現實上危險性，後因創傷性肋骨骨折病程變化之延遲性出血，致左側血胸、左側肺部挫傷、急性呼吸衰竭、急性腎衰竭、敗血性休克，最終導致被害人之死亡，被告之過失行為與該死亡結果間未產生重大因果偏離，結果之發生與最初被告之犯行仍具常態關連性。是此，被告過失行為所造成被害人死亡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堪以認定。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上情，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二)被告於肇事後，處理人員前往傷者就醫之醫院處理時，被告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此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附卷可憑（相卷第42頁），是被告於有偵查權限之機關知悉肇事者係何人前，即向警員坦承肇事，並接受裁判，為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雖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對於其所犯上開犯行有所辯解，然此為其辯護權之合法行使，並不影響其自首之效力（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7254號判決意旨參照），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行經彎道，未注意車前狀況、減速慢行，因而肇致車禍，使被害人因此受有上開傷害並於送醫診治後仍宣告不治，被告之行為確實具有相當之可非難性，然被害人在未劃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未靠右行駛，為本案肇事主因，又其係無駕駛執照騎乘普通機車上路；復衡被告於犯後坦承鑑定報告所載之過失，迄今未能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經告訴人郭文龍、郭文欽、郭文河、告訴代理人到庭表示意見（詳本院卷二第180頁），衡以被告並無前科，素行良好，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查（本院卷二第189頁），自陳為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3名成年子女，退休，為中低收入戶之生活狀況（本院卷二第178頁），罹患中度動脈硬化、懷疑早期巴金森氏症、急迫性尿失禁之身體狀況，有新北市汐止區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證明書、臺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按（本院卷二第183頁至第18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辯護人固請求為緩刑之宣告，然因被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等損害，且未得告訴人之諒解，是本院認不宜為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恭仁提起公訴，檢察官謝幸容、林在培、李清友、呂永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雷雯華　　　　　　　　　　　　　　　　　　　法　官葉伊馨　　　　　　　　　　　　　　　　　　　法　官李欣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品妤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附圖1 附圖2

2025-03-25

SLDM-109-交訴-30-20250325-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9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廖禮祺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427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5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以不能證明被告廖禮祺（下稱被告）犯檢察官所訴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而諭知被告無罪，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所記載之理由（如附件）。貳、駁回上訴之理由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本件被告與告訴人陳洛基（下稱告訴人）發生行車糾紛，被告以「幹你娘」、「壞三小」等語，公然辱罵告訴人等情，此等言論顯然無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亦非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未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是否只是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此僅是判斷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之眾多考量因素之一，不能僅因時間短暫，即認其不成立公然侮辱罪。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二、經查：　㈠原判決已詳述無法據以認定被告上開公然侮辱犯行之理由，並經本院引用如前述，檢察官上訴意旨就此再爭執，惟並未提出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之上開犯行，自屬不可採。　㈡按公然侮辱罪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其文義所及範圍或適用結果，或因欠缺穩定認定標準而有過度擴張外溢之虞，或可能過度干預個人使用語言習慣及道德修養，或可能處罰及於兼具輿論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有對言論自由過度限制之風險。為兼顧憲法對言論自由之保障，公然侮辱罪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又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例如於街頭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或偶發、輕率之負面冒犯言行縱有輕蔑、不屑之意，而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快或難堪，然實未必會直接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言行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語或肢體動作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不雅手勢，或只是以此類粗話或不雅手勢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若僅係以短暫之言語或手勢宣洩不滿，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率以公然侮辱罪相繩（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觀諸卷附檢察官勘驗之案發經過（見偵7580卷第16至22、39 頁），被告於上開時、地，在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場所，對告訴人口出「幹你娘」、「壞三小」之侮辱性言論，可認其係基於一時氣憤之情緒所為上開言語攻擊，以宣洩其對告訴人之不滿，衡情被告上開言語攻擊時間屬短暫、瞬時，亦非透過文字或電磁訊號以留存於紙本或電子設備上持續為之，則上開言語之存在時間極短，冒犯及影響程度已屬輕微，並未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固然上開言語具有冒犯意味，然不致於撼動告訴人在社會往來生活之平等主體地位，亦不致於使告訴人產生自我否定之效果而損及其人格尊嚴，旁人即便見聞告訴人遭被告如此謾罵，告訴人之社會生活關係亦不至於因而蒙受嚴重不利影響，依一般社會通念，上開言語並不足使不特定之多數見聞者，對告訴人產生其具有負面人格特質之印象，不致貶損其個人人格及社會評價，反係對被告個人修養產生負面看法。被告上開行為，至多使告訴人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感到不快，尚難認被告之行為具刑法可非難性而應受刑罰處罰。依憲法法庭前開判決要旨，自不能逕以公然侮辱罪相繩。　㈣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依據檢察官提出之證據資料，不足以證明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而諭知被告無罪，業已說明其證據取捨之依據及認定之理由，核無違誤。檢察官猶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三、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仙宜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嘉宏提起上訴，檢察官黃錦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葉乃瑋　　　　　　　　　　　　　　　　　　　法　官　錢衍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筱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27號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廖禮祺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 5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廖禮祺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廖禮祺與告訴人陳洛基素不相識。廖禮祺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民國113年2月19 日1時7分許，在市民高架橋上，因遭陳洛基駕駛之車牌號碼 000-000號營業用小客車，以車前遠燈警示超車。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同日1時9分許，在臺北市○○區○○○道○○○○ 路0段○○○○號誌時，行至陳洛基車輛之右後方，以「幹你娘」、「壞三小」等語，公然辱罵陳洛基，足以貶損陳洛基之名譽。因認被告廖禮祺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 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自不得遽為有罪之判決；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 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揭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陳洛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行車紀錄器檔案、畫面擷圖、譯文及本署檢察官勘驗結果，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曾與告訴人間有行車糾紛，且有口出上開言語，惟堅決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當時我是在跟我太太講電話，發洩情緒，不是在罵告訴人等語。五、經查：　㈠被告於113年2月19日1時6分至8分間，因告訴人向其閃車頭燈而發生行車糾紛，於1時9分許，在臺北市○○區○○○道○○○○路0 段○○○○號誌時，行至告訴人車輛之右後方，稱「幹你娘」、「壞三小」等語，經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認而不爭執（本院卷第51、77至78頁），復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綦詳（偵卷第10至12、35至36頁），並有告訴人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截圖及譯文、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偵卷第15至18、39頁），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又雖被告辯稱其係因在跟太太講電話，非在侮辱告訴人云云，惟自被告自承其前與告訴人發生行車糾紛後，將車停在告訴人車輛右後方，搖下車窗，且係因與告訴人間糾紛需發洩情緒而辱罵上開內容（偵卷第8頁、本院卷第51、77至78頁），該音量足使告訴人車內行車紀錄器可錄得，有告訴人行車紀錄器錄影譯文可佐（偵卷第15頁），又被告與太太講電話時宣洩情緒，與同時帶有向告訴人辱罵之意非不能並存，足認被告之辱罵對象為告訴人。　㈢惟按，基於刑法謙抑性原則，國家以刑罰制裁之違法行為，原則上應以侵害公益、具有反社會性之行為為限，而不應將損及個人感情且主要係私人間權利義務爭議之行為亦一概納入刑罰制裁範圍（司法院釋字第791號解釋理由第31段參照）。先就名譽感情而言，此項法益顯屬個人感情，非系爭規定保障之目的法益。如以系爭規定保護個人之名譽感情，有違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然就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言，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公然侮辱言論對於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已經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尤其是直接針對被害人之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結構性弱勢者身分，故意予以羞辱之言論，因會貶抑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從而損及他人之名譽人格。於此範圍內，已非單純損害他人之個人感情或私益，而具有反社會性。立法者以刑法處罰此等公然侮辱言論，仍有其一般預防效果，與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尚屬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㈣查本件係因偶然之行車糾紛，致雙方有所不睦，被告從而口出上開穢語，依當時情境，應係對雙方先前衝突所為之短暫言語攻擊，尚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而「幹你娘」一詞，依現今社會常作為宣洩情緒之用，而「壞三小」乃「兇什麼」之粗鄙用語，該等內容在客觀上是否已傷害結構性弱勢者身分，而足以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應以刑法公然侮辱罪相繩，尚非無疑，難逕以刑法公然侮辱罪責相繩。　㈤起訴書所引之證據，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曾辱罵上開內容，惟未足證明已足貶損告訴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事實。揆諸前揭說明，自不得以該罪名相繩，尚難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六、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罪嫌，其所憑之積極證據，尚不足證明被告有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條文規定及判決意旨，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仙宜提起公訴，經檢察官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葉伊馨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佳穎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9　　日

2025-03-20

TPHM-114-上易-9-20250320-1

聲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聲請移轉管轄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91號聲請人即被告楊政達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聲請移轉管轄，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有數案在本院審理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1條規定，聲請將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起訴案號 113年度偵字第5712號案件移轉至本院審判等語。二、按指定或移轉管轄由當事人聲請者，應以書狀敘述理由向該管法院為之，刑事訴訟法第11條固有明文。惟當事人所得聲請者，應以同法第9條及第10條所定事由為限，同法第6條相牽連案件並不包含在內。又同法第7條相牽連案件之合併審判，依同法第6條並無許當事人聲請之規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聲字第73號裁定意旨參照）。三、查聲請人固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7 240號起訴，113年8月26日繫屬本院，由本院以113年度原易字第26號審理中；另經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5712號起訴，114年3月5日繫屬臺灣基隆地方法院，由該院審理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惟聲請人係以「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為由提起聲請，此等理由並非刑事訴訟法第9條及第10條所定事由，非得依同法第11條提出聲請，而「一人犯數罪」之相牽連案件，亦無許聲請人提出聲請之規定。是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無理由，應予駁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葉伊馨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韋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2025-03-20

SLDM-114-聲-291-2025032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偽造有價證券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099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范英倫選任辯護人田美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1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734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范英倫緩刑伍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支付如附表所示之損害賠償，及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暨參加法治教育伍場次。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經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及被告合法提起上訴，並各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言明係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對於原判決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部分均未上訴（本院卷第148、1 49、307頁）。是依上揭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刑部分。至本案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如附件）。二、本案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㈠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另參以民國94年2月2日刑法第59條修正時之法務部立法說明二：按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是以，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二者意義雖有不同，惟於裁判上酌量減輕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是以，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刑法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3132號、109年度台上字第4529號判決意旨及最高法院70年度第6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被告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另想像競合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該罪之法定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不可謂不重，惟犯該罪之人，其犯罪情節未盡相同，其行為所造成之危害程度自屬有異，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適當之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顯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　㈡本案被告所涉發票金額均為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之本票各1張，金額不少，本應予嚴懲。然相較於意圖脫免票據責任而完全以他人或虛偽名義而偽造有價證券而言，被告係以其個人及被害人即其父范征鴻（下稱被害人）之名義為共同發票人而偽造本票，其惡性及犯罪情節顯然較輕；復考量其於偵查、原審中已坦承簽發本案2紙本票等客觀事實，於本院審理時復就本案犯行坦承不諱（本院卷第149、310、311 頁），且與告訴人林世雄（下稱告訴人）以1,400萬元達成和解（本院卷第299、300頁之和解筆錄），而當庭交付告訴人之發票人為合作金庫銀行、發票金額為600萬元之支票業已兌現，又被害人於原審出具書面表示無意追究等情（原審卷第115頁之刑事諒解書），告訴代理人亦當庭為告訴人陳述願意原宥之意見（本院卷第313、323頁之審判程序筆錄及刑事陳報狀），顯見被告犯後已積極彌補自身犯行對社會所造成之危害，深具悔意，並獲告訴人及被害人等諒解，就其犯罪全情觀之，其惡性與犯罪情節尚非重大，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顯有可憫恕之處，倘對其犯行科以法定最輕本刑(有期徒刑3年)，猶嫌過重，有傷人民對法律之情感，而屬情輕法重，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所犯偽造有價證券犯行，酌減其刑。三、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被告係想像競合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等罪，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後，審酌被告因需錢孔急一時輕率、失慮，未徵得被害人之同意，即偽造本票、借據持以向告訴人行使，不僅造成被害人之損害，亦有害於票據流通之信用性，實值非難，惟念被告並無前科之素行，坦承客觀事實、未能對偽造有價證券為認罪之表示，復未與告訴人和解之犯後態度，經告訴人表示依法判決之意見，被害人則具狀表示無意追究被告責任，請求從輕量刑等語，另考量被告具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成年子女及目前退休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判處有期徒刑2年，對被告量處之刑，尚屬妥適。四、檢察官之上訴意旨略以：原審雖以告訴人表示可以體諒被告等語，而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然按告訴人應訊時之表現，可見其陳述能力不佳，乃因心存善念、期待被告賠償其損害，始為上開陳述，並非無條件原諒被告；況被告本案犯行，造成告訴人高達1,000萬元之鉅額損害，難認符合上開酌減其刑規定之情狀。基此，原審量刑過輕，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法之判決等語。五、被告之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因急需籌措資金，為向告訴人借貸款項，始一時失慮而為本案犯行，惟經偵、審程序後，深感悔悟，且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原判決量刑基礎有所變更，原審未及審酌，量刑自有違誤；被告並無前科，請宣告緩刑等語。六、惟查：　㈠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於量刑時，已依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53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93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判決就被告所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罪(想像競合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詳述其依職權判斷而認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依據，且其科刑亦具體說明所審酌之量刑根據及理由（原判決「理由」欄貳三㈣、㈤所載），顯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有何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客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偏執一端致失出失入而有裁量權濫用之違法或失當，核屬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自難認有何違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是被告與檢察官以前揭情詞所提起之上訴，均難認為有理由，俱應予駁回。七、末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本院卷第55、56、295頁），素行良好，其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成立和解、依約賠償中，已知悔悟，足見係因一時失慮，誤蹈刑章，信其歷此偵、審程序暨科刑教訓後，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兼衡被害人業已原宥被告、告訴代理人當庭為告訴人陳述同意法院為附條件緩刑宣告之意見（本院卷第313頁）及被告前述家庭生活狀況，因認被告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規定，宣告緩刑5 年。又為確實督促被告彌補告訴人所受之損害並保持善良品行、正確法律觀念，併依同法第74條第 2項第3款、第5款、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依和解筆錄內容支付告訴人損害賠償如主文第2項所示，並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暨參加法治教育5 場次，併依同法第93條第1 項第2 款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至被告倘於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 第1 項第4 款規定，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爾文提起公訴，檢察官蔡啟文提起上訴，檢察官林綉惠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郭惠玲　　　　　　　　　　　　　　　　　　　法　官　廖建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翊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損害賠償(即被告與告訴人成立之和解內容，扣除被告已支付之數額) 被告願給付告訴人新臺幣捌佰萬元，給付方式為：自民國一一四年三月二十五日起至同年六月二十五日止，按月於每月二十五日前，給付新臺幣貳佰萬元，如有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113年度易字第318號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18號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范英倫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0號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王筑威　上列被告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73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范英倫犯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未扣案附表所示之本票偽造「范征鴻」名義為共同發票人部分、借據上「范征鴻」之簽名及指印各壹枚均沒收。　　犯罪事實一、范英倫（所涉詐欺部分，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於民國111年3月29日某時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號星巴克咖啡店南京建國門市，向林世雄借款新臺幣（下同）1,000萬元，明知未獲其父親范征鴻同意或授權，竟仍意圖供行使之用，基於偽造有價證券、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除自任發票人而在附表所示本票之「發票人」欄位簽名外，同時於「發票人」欄位偽造「范征鴻」之簽名各1枚，表示「范征鴻」係該等本票之共同發票人，並填載發票日、金額完成發票行為（下稱本案本票），及在借據上立據人欄偽造「范征鴻」之簽名及指印各 1枚（下稱本案借據），均持向林世雄行使，致生損害於林世雄、范征鴻及票據交易信用性。嗣范英倫未依約於111年4 月25日還款，經林世雄持本案本票聲請裁定強制執行，經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196號民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後范征鴻提起抗告，主張未簽發本案本票，經本院112年度抗字第1 1號民事裁定抗告駁回，始知上情。二、案經林世雄訴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所有卷證資料，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非供述證據部分，亦查無證據證明有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與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亦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被告范英倫固坦承於本案本票、本案借據上簽署「范征鴻」名字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上開偽造有價證券等之犯行，辯稱：我向阿家調這筆錢，他叫我在本票上寫什麼，我就照他的意見寫。至於簽上「范征鴻」，我父親是真正公司的老闆，對方認為有他的名字在比較有擔保，我也不知道被害人范征鴻的身分證，是對方查給我叫我寫的。我只知道這是一個借據，等於是我簽了這個錢是我認了、我拿了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被告固有於本案本票之正面上偽簽「范征鴻」之署名後將之交付予綽號「阿家」，然被告於審判時稱，伊是想要跟阿家借這筆錢，阿家叫伊在本票上寫什麼，伊就照阿家的意見寫；以前和阿家往來時，都沒有在正面寫過范征鴻，只有在背面寫，只有這次在正面寫，但就是因為這次是這樣所以伊就懷疑是不是伊寫的；至於簽上范征鴻係因對方認為有范征鴻的名字在比較有擔保；通常本票正面是伊簽名的，但都沒有寫過范征鴻，都是在背書寫；在伊認知，就是把本票當成一個借據，等於是我簽了這個錢是我認了、我拿了等語，可知被告過往向「阿家」借款時，均是聽從「阿家」之指示，遵照其借款之手續，簽署借貸契約、開立本票並在其背面簽署父親「范征鴻」之署名，始得順利借得款項，而本次被告亦係聽從「阿家」之指示，要求被告除在本案本票簽署自己之名外，亦應同時於正面上書寫「范征鴻」之署名，以作為擔保之意，始順利借得款項。而被告過往雖曾在父親所營之公司上班，但只負責業務，無法接觸財務，並無開立本票需求與經驗，故被告並不瞭解在本票正面上書寫之意義為何，僅大略知道係為作擔保之意。另告訴人林世雄亦到庭證稱，本案本票上之記載不是在伊面前寫的，是王先生即阿家拿給伊的，當時伊在外面，王先生說拿給被告，簽一簽就拿給伊，王先生不想要伊跟被告見面；伊不知道被告在上面寫范征鴻之目的為何等語，可知，被告當時確係聽從「阿家」之指示在本案本票正面上偽簽「范征鴻」之署名，並未告知被告有何用意，被告簽完後即交給「阿家」，而「阿家」於交付本案本票時，亦未告知告訴人本案本票上「范征鴻」係何人所簽署及其目的為何，是告訴人實無法證明被告當時於本案本票正面上偽簽「范征鴻」署名是否有共同發票或為保證之意。又參被告於本案本票正面發票人欄位上係簽署自己之名字，並有記載身分證字號及地址等資料，另於付款地欄上方靠近「此致」處偽簽「范征鴻」之署名，則被告所偽簽之「范政鴻」名字既非記載於發票人欄位，且其上亦無偽造「范征鴻」之指印，是依一般社會通常觀念，該等記載至多僅有「擔保、保證」之意，難認係被告及「范征鴻」為共同為發票行為、據此，是被告實無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與犯意，懇請明鑒等語。二、經查： (一)被告於上開時地，明知未獲被害人同意或授權，除自任發票人而在本案本票之「發票人」欄位簽名外，同時於其簽名上方處之「此致」與「（本本票免除作成拒絕證書）」間之空白處偽造「范征鴻」之簽名各1枚，並填載發票日、金額完成發票行為，及在本案借據上立據人欄偽造「范征鴻」之簽名及指印各1枚，而持向告訴人行使，嗣被告未依約於111年 4月25日還款，經告訴人持本案本票聲請裁定強制執行，經本院111年度司票字第12196號民事裁定准予強制執行，後被害人提起抗告，主張未簽發本案本票，經本院112年度抗字第11號民事裁定抗告駁回之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本院審理時證述甚詳（士林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27343號卷《下稱偵卷》第9頁至第13頁、本院卷第84頁至第86頁），並有本案本票、本案借據、本院前開裁定等影本在卷可查（士林地檢署112年度他字第2481號卷《下稱他卷》第7頁至第17 頁），復經被告坦承為借款而未經被害人同意或授權，在本案本票正面簽署被害人之名，及在本案借據上簽署被害人之名及捺指印等語（他卷第39頁至第43頁、本院卷第87頁、第 91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按在票據上署名者，依票據上所載文義負責，2人以上共同署名者，應連帶負責，票據法第5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是基於票據之文義性，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應悉依票載文字內容定之，而解釋票載文字之意涵，固應斟酌一般社會通念、交易習慣與誠信原則，兼顧助長票據流通、保護交易安全，暨票據「有效解釋原則」之目的，為合理之探求，不得拘泥於所用之文字或辭句，然仍須就該文字，於客觀上社會一般理解之可能文義範圍內為之，非可逾越而執票據外之個別、具體事由，資為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 7037號判決要旨參照）。次按行為人在有效之票據上，另於發票人欄位偽造他人名義為共同發票人，不影響原始真實發票人應負之票據責任，該等偽冒之基本票據行為本身，形式上將使被偽造者負無條件支付票載金額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發票人責任，自係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核與綜合票據上簽章形式、文義旨趣及社會一般觀念，認係背書、承兌、參加承兌或保證等發票後之另一附屬票據行為而應定性為私文書者不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69號判決參照）。又按刑法上偽造有價證券罪，係著重於保護公共信用之法益，若社會上一般人有誤信為真正文書之危險，即難阻卻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936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倘無製作權之人假冒他人名義簽發票據，即應負偽造有價證券罪責。本票之發票人應署名或蓋章之位置，票據法雖無明文規定，但如於票面上偽造他人之署名或蓋章，依社會通常觀念足認係發票人之發票行為者，即屬相當。 (三)觀本案本票影本，其正面以二行虛線大致區分為三欄位，最上第一欄為到期日、受款人及阿拉伯數字金額欄；其次為第二欄國字數字金額欄；最下方第三欄為付款地、發票人、地址及發票日期欄。而被告簽署自己之姓名在該等本票之第三欄發票人欄位置，係以發票人之地位而為發票行為，自可認定，又其簽署被害人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之位置，雖非在發票人欄位置上，惟係緊接在被告簽名上方之「此致」與「（本本票免除作成拒絕證書）」間之空白處，且無加註任何關於係任保證人或連帶保證人之文字，與本案本票之第一欄、第二欄，均有明顯之區隔，復衡以被告在第三欄之第一行發票人欄及地址欄書寫姓名及地址，字體非小，該行之空間已受到限制，於正常書寫情形下，顯無法再容納被害人之署名，是被告於第一行發票人欄上方即「此致」與「（本本票免除作成拒絕證書）」間之空白處，簽寫被害人之姓名，依社會通常觀念、交易習慣與誠信原則，為合理之探求，應認屬共同發票之行為。徵以被告自承：本票上有范征鴻的意義是我父親是真正公司的老闆，他們借我錢一定要有我父親的名字在上面，不然沒有保障，所以一定要寫上我父親的名字等語（本院卷第89頁），足認被告係意圖供行使之用，於本案本票上填載發票日、到期日、票面金額，再於發票人欄位簽署自己姓名，並於其簽名上方處偽造被害人之簽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以此方式使被害人成為本案本票之共同發票人，形式上將使被偽造者即被害人負無條件支付票載金額與受款人或執票人之發票人責任，已屬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無訛。辯護人辯稱前揭偽簽僅係使被害人擔任擔保、保證之附屬票據行為等語，洵無可採。 (四)至辯護人另辯稱被告並無偽造有價證券之主觀犯意等語。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問：本票正面簽名的意義為何？）在我的認知，我就是把他當成一個借據，等於是我簽了這個錢是我認了、我拿了等語，且被告自承具有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自28歲開始工作，有簽過本票等語（本院卷第91頁至第93頁），而被告於本件行為時年已六旬，則依其智識程度及工作經驗，足見被告知悉其將被害人之姓名填載在本案本票正面上之舉，含有該人亦應依票載文義負清償責任之意。又被告偽造本案本票完畢後，持之向告訴人借貸金錢而行使之，是被告主觀上具有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及供行使之用之意圖，應無疑問。 (五)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上情，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借據部分）、同法第201條第1項偽造有價證券罪（本票部分）。被告在本案本票、本案借據偽造之「范征鴻」之署押（即簽名及指印）係偽造私文書、偽造有價證券之階段行為；又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應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另偽造有價證券後持以行使之低度行為，為偽造有價證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起訴書雖載被告係犯刑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署押罪，惟就行使偽造之借據部分，容有未合，惟二者基本社會事實係屬同一，復本院於審理時已告知被告犯行所觸犯罪名係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本院卷第72頁），已無礙於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至偽造本票部分已經檢察官以補充理由書更正此部分法條為偽造有價證券罪（本院卷第99頁），並經本院於審理時告知被告此部分觸犯罪名，附此敘明。　　 (二)被告於密切接近之時間，基於向告訴人借款之犯意，於同日偽造本案本票，各行為之獨立性顯然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自應各論以接續犯之包括一罪。至起訴書雖漏未論及被告偽造附表編號2所示本票部分，然此部分與前開論罪科刑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 (三)被告所犯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偽造有價證券罪等犯行，雖在自然意義上並非同一行為，惟上開犯行係在同一犯罪計畫下，基於單一犯罪目的，即以「范征鴻」同意為共同發票人借款，再併提出予告訴人而行使，均係於同日內之短時間內所為，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認以一包括之行為予以評價較符合法律秩序，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應從一重以偽造有價證券罪處斷。檢察官認應分論併罰，容有誤會。 (四)被告所犯偽造有價證券罪，係法定本刑有期徒刑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重罪，考其立法意旨在維護市場秩序，保障交易信用。查被告偽造有價證券之原意係向告訴人借款，而事前未經被害人同意而盜開本票之行為，無非係未經思索之舉，此與一般智慧或財產犯罪之宵小者，為滿足個人私慾，大量偽造有價證券以之販賣或詐欺之情形，尚屬有間，又告訴人表示希望可以體諒被告、被害人則出具書面表示無意追究等情（本院卷第94頁、第115頁），是自被告犯罪情狀及具體背景以觀，認縱宣告偽造有價證券罪之法定最低刑度即有期徒刑3年，猶嫌過苛，情輕法重，在客觀上尚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需錢孔急一時輕率失慮，未徵得被害人之同意，即偽造本票、借據持以向告訴人行使，不僅造成被害人之損害，亦有害於票據流通之信用性，實值非難，惟念被告並無前科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本院卷第9頁），坦承客觀事實，未能對偽造有價證券為認罪之表示，復未與告訴人和解之犯後態度，經告訴人表示依法判決之意見（本院卷第94頁），被害人則具狀表示無意再追究被告之民刑事責任，被告為其長子，年紀六十有餘又身患疾病，不忍其遭受重刑，請求從輕量刑等語（本院卷第115頁），另考量被告具有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已婚、育有成年子女，目前退休之生活狀況（本院卷第9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至辯護人固請求為緩刑之宣告，然因被告並未認罪，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是本院認不宜為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四、沒收部分 (一)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均應依刑法第205條規定沒收，此係採義務沒收主義，法院並無斟酌取捨之權。而在票據上簽名者，依票上所載文義負責，2人以上共同簽名者，應連帶負責；又票據之偽造或票據上簽名之偽造，不影響於真正簽名之效力，故2人以上共同在本票之發票人欄簽名者，應連帶負發票人責任，倘其中有部分屬於偽造，雖不影響於其餘真正簽名者之效力，但偽造之部分，仍應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又因票據權利之行使與票據本身不能分離，於此情形法院為沒收之宣告時，僅諭知偽造部分（即偽造發票人部分）沒收即可，不得將該紙票據全部宣告沒收，剝奪合法持有人對於真正發票人之權利（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3251號判決、93年度台上字第6386號判決意旨參照）未扣案之本案本票，經被告自行於發票人欄簽名，此部分不在沒收之列，關於偽造「范征鴻」為共同發票人部分，應依刑法第205條，不問屬於被告與否，予以宣告沒收；至被告於該等本票上所偽造之「范征鴻」之署押，為偽造有價證券之一部分，已隨偽造有價證券之沒收而包括在內，自毋庸重為沒收之諭知。 (二)偽造之借據，因已交付予告訴人而非屬被告所有，自不得諭知沒收，惟其上偽造「范征鴻」之簽名及指印各1枚，應依刑法第219條之規定，不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爾文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清友、蔡啟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3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葉伊馨　　　　　　　　　　　　　　　　　　　法　官　李欣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行使偽造、變造之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或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收集或交付於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附表（金額單位：新臺幣）編號發票日期票號票面金額 1 111年3月29日 TH0000000 1000萬元 2 111年3月29日 TH0000000 1000萬元

2025-03-18

TPHM-113-上訴-6099-202503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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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聲請發還扣押物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296號聲請人沈家鴻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本院108年度金訴字第20 號），聲請發還扣押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沈家鴻因詐欺案經本院108年度金訴字第20號判決確定，申請領回本案之扣案物等語。二、按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其係贓物而無第三人主張權利者，應發還被害人；扣押物因所有人、持有人或保管人之請求，得命其負保管之責，暫行發還，刑事訴訟法第142條定有明文。又按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指揮之。但其性質應由法院或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指揮，或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確定裁判之執行，以檢察官指揮執行為原則，一般情形，並無法院之參與，例外關於實體裁判形式之疑義及裁判與其執行之異議，法院始予介入。而所謂性質上應由法院或審判長、受命法官、受託法官指揮執行者，係指法院在訴訟程序進行中所為關於訴訟程序之裁判，諸如羈押、具保、責付等處分。此際，檢察官係當事人之一，性質上無從由其指揮執行。至於所謂有特別規定者，如刑事訴訟法第470條第1項但書所定情形，以及少年法院或少年法庭法官就少年保護事件所為裁定之指揮執行是。又確定裁判之執行，非僅限於刑罰之執行，尚包括保安處分、罰鍰、保證金沒入及扣押物之發還等（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612號裁定意旨參照）。是法院審理案件時，扣押物有無繼續扣押必要，雖應由審理法院依案件發展、事實調查，予以審酌，然案件如未繫屬法院，或已脫離法院繫屬，扣押物有無留存之必要，是否發還，應由執行檢察官依個案具體情形，予以審酌，裁判一經確定，即脫離繫屬，法院因無訴訟關係存在，原則上即不得加以裁判。三、經查，聲請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金訴字第20號論罪科刑，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8年度上訴字第3013號撤銷改判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7、8所示部分，其餘上訴駁回，並就撤銷改判及上訴駁回部分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10月，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1663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而送士林地檢署於110年3月 15日分案執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揆諸上開說明，該案已脫離本院之繫屬，則該案之扣押物有無留存必要及是否發還，應由執行檢察官依個案具體情形予以審酌，本院無從辦理。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發還扣押物，於法不合，應予駁回。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雷雯華　　　　　　　　　　　　　　　　　　　法　官葉伊馨　　　　　　　　　　　　　　　　　　　法　官李欣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陳品妤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2025-03-17

SLDM-114-聲-296-2025031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334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高全祿選任辯護人高奕驤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7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32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不能證明被告高全祿犯罪，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當初出面向告訴人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緯豐公司）借牌，緯豐公司僅擔任名義上承造人，萬科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萬科公司）自行發小包，故應支付實際承攬工程人之工程款應由萬科公司自行負擔，與緯豐公司無涉，足證緯豐公司並未授權被告或萬科公司得以緯豐公司名義在萬科公司開立交付下包廠商支付款支票背面背書；又緯豐公司僅同意萬科公司可刻「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印章及負責人「陳志堅」之印章，不曾同意或授權被告或萬科公司刻印「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長條形戳章，及將之使用於萬科公司開立支票背面蓋用背書，原審認定緯豐公司默示同意萬科公司自行刻「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長條形戳章及蓋用於支票背面背書，應有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違法；另自本件借牌合約自民國107年4月20日簽定時起，至108年2月部分支票遭退票前，萬科公司即已以緯豐公司為背書人之方式開立支票與下包商履行合約許久，此部分雖有萬科公司開立之支票影本可佐，然被告或萬科公司開立支票後，係由萬科公司直接交付下包廠商，毋須經過緯豐公司，亦即原審卷附支票，在支票跳票前，緯豐公司從未看過或經手，緯豐公司不知、也無從知悉萬科公司自行刻「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長條形戳章及蓋用於支票背面背書等語。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要旨參照）。四、經查：　㈠被告為萬科公司負責人，於107年間向緯豐公司借牌承攬南法莊園興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於不詳時、地，委託印章店刻緯豐公司之長條形印章1枚，並於原判決附表所示發票日，將上開印章，分別蓋用於原判決附表所示由萬科公司、被告為發票人之5紙支票背面，持以向工程下游廠商給付工程款等情，業經本院引用之第一審判決認定如前。　㈡萬科公司工務副總林宜德於107年4月27日向緯豐公司領用該公司大小章時，出具切結書記載：「茲本人具領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大小章各一枚如下之印模，作為廠商合約之製作用印及收發文之用」等情，業據證人林宜德於偵查中證述明確（111年度他字第1354號卷第75頁），並有切結書可稽（1 11年度他字第1354號卷第85頁），又證人即緯豐公司負責人陳志堅於原審證稱：萬科公司跟小包簽合約時，要以緯豐公司的名義，在此情況下，我有授權萬科公司使用緯豐公司的大小章等語（原審卷2第186頁），是緯豐公司有授權萬科公司刻印及使用緯豐公司之大小章用於與工程小包之契約上，堪以認定。　㈢證人即緯豐公司代表人陳志堅於偵查中證稱：小包會開發票給緯豐公司，緯豐公司再開相同面額的發票給萬科公司，與小包間之契約是成立在緯豐公司（111年度他字第1354號卷第73頁）；於原審證述：系爭工程的小包是由萬科公司發包，小包工程款應由萬科公司支付等語（原審卷2第189頁），再參以前述緯豐公司授權萬科公司刻印及使用緯豐公司之大小章用於與工程小包之契約上乙情，足認本案緯豐公司、萬科公司與下包商間之契約模式，係由萬科公司自行找下包商，再由萬科公司依緯豐公司之授權，以緯豐公司名義，蓋用緯豐公司之大小章與下包商簽約，而非以萬科公司名義與下包商簽約。緯豐公司於名義上既係契約當事人，下包商自得依約請求緯豐公司給付工程款，檢察官上訴所稱：萬科公司自行發小包，故應支付實際承攬工程人之工程款，與緯豐公司無涉等語，容有誤會。　㈣被告辯稱：緯豐公司已有默示同意其於簽發予下包商之工程款支票背面以緯豐公司之名義背書等語。經查，緯豐公司為與下包商契約之當事人，如萬科公司未依約給付下包商工程款，緯豐公司於面臨下包商直接向其請求給付工程款時，依契約即應負給付之責，此為緯豐公司所得預見，緯豐公司於此情形下，仍授權萬科公司以緯豐公司名義與下包商簽約，而非要求萬科公司應以自己之名義與下包商簽約，且無論該用以支付工程款之支票有無緯豐公司之背書，於萬科公司未能給付工程款時，緯豐公司均需依契約負付款之責，緯豐公司所負之民事責任並未因該背書行為而有所增加，故被告於主觀上認定緯豐公司已有默示同意其於簽發予下包商之工程款支票背面以緯豐公司之名義背書，尚非無憑。　㈤被告及萬科公司自107年4月20日至108年2月本案部分支票遭退票前，已多次簽發以緯豐公司為背書人之支票，用以支付下包商之工程款等情，有萬科公司開立之支票影本在卷可稽（原審卷1第104、118、119、121至125、127至128、130頁等），被告持續以萬科公司及被告為發票人，緯豐公司為背書人之支票支付下包商之工程款，且除原判決附表所示之支票外，其餘支票大多均已由付款人以發票人帳戶之存款支付而兌現，並未由背書人緯豐公司付款，足認被告應非係因自身財務或信用狀況不佳，因而以緯豐公司名義背書以增加票據之信用性及流通性，是被告所辯稱：由緯豐公司背書是為符合緯豐公司帳務一致性等語，確非不可採信。　㈥綜上，被告主觀上既認定緯豐公司有默示同意其於簽發予下包商之工程款支票背面以緯豐公司之名義進行背書，且係為符合緯豐公司帳務一致性而以緯豐公司名義為背書，是尚難認被告於主觀有何行使偽造私文書、偽造印章之犯意。五、本院衡酌檢察官所舉前開證據，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犯行之有罪心證。原審審理結果，依法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檢察官仍執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業經本院說明如上，是本件檢察官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東利偵查起訴，經檢察官林嘉宏提起上訴，檢察官王聖涵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劉嶽承　　　　　　　　　　　　　　　　　　　法　官黃翰義　　　　　　　　　　　　　　　　　　　法　官王耀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蘇佳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附件：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7號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高全祿　　　　　　　　　　　選任辯護人　李怡潔律師　　　　　　高奕驤律師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2 32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高全祿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高全祿為萬科地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3樓之1，下稱萬科公司）負責人，高全祿於民國107年間，向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志堅，下稱緯豐公司）借牌以承攬位於宜蘭市○○段 000地號等土地之「南法莊園新建工程」（下稱系爭工程），其竟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明知未經陳志堅之同意，仍於不詳時地，委託不知情之印章店，偽刻緯豐公司之長條形印章1枚，並於附表所示發票日，在上址萬科公司，將偽刻之緯豐公司印章，分別蓋用於附表所示由發票人萬科公司、高全祿為發票人而開立之5紙支票背面，用以表示緯豐公司對附表所示支票負擔保責任之意旨，並持之向系爭工程下游廠商給付工程款。嗣因附表所示支票陸續跳票，下游廠商遂持票向緯豐公司請求負背書人責任給付票款，至此始知上情。因認被告高全祿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同法第217條第1項之偽造印章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 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無從為有罪之確信，自不得遽為有罪之判決；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 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揭犯行，無非係以被告高全祿之供述、告訴人代表人陳志堅之指訴、證人即萬科公司工務副總林宜德之證述、證人即萬科公司前會計許芳菀之證述、附表所示支票5張、系爭程工合約書、107年4月27日切結書1紙，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偽造私文書及印章之犯行，與其辯護人均辯稱：被告雖授意萬科公司員工刻緯豐公司之印章，蓋用於附表所示支票背面，惟係經緯豐公司默示同意為之。此乃因萬科公司為興建系爭工程，向緯豐公司借牌，約定由萬科公司代緯豐公司處理與下包商間之簽約及付款事宜。在此交易模式下，下包商之請款流程為，下包商開發票予緯豐公司，再由緯豐公司開發票予萬科公司，復為縮短工程款給付流程，故由萬科公司開支票予緯豐公司，緯豐公司背書後，交付下包商，或由萬科公司直接開支票予下包商，並由緯豐公司背書，以符合緯豐公司帳務一致性之故等語。五、經查：　㈠被告高全錄為萬科公司負責人，於107年間向緯豐公司借牌承攬系爭工程，於不詳時、地，委託印章店刻緯豐公司之長條形印章1枚，並於附表所示發票日，在萬科公司將上開印章，分別蓋用於附表所示由萬科公司、高全祿為發票人之5紙支票背面，持以向系爭工程下游廠商給付工程款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坦認而不爭執（本院卷一第70 至71頁、本院卷二第250至251頁），復經證人即萬科公司會計許芳菀於偵查中證述綦詳（他卷第155至157頁），並有經濟部商供登記公示資料查詢、工程合作協議書、系爭5紙支票影本在卷可稽（他卷第7、9至19、21至33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又證人即緯豐公司負責人陳志堅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證稱略以：萬科公司跟小包簽合約時，要以緯豐公司的名義，才符合借牌的意義，在此情況下，我有授權萬科公司使用緯豐公司的大小章。萬科公司與小包的契約，我們都沒有看到。小包會開發票給緯豐公司，緯豐公司再開相同面額的發票給萬科公司，緯豐公司的發票是由緯豐公司開等語（他卷第73 頁、本院卷二第186頁）；證人即萬科公司總務林宜德亦於偵查中證稱略以：緯豐公司因為借牌，當時有簽立一個切結書，提供切結書上的章，亦即緯豐公司大章及陳志堅小章給萬科公司使用，是緯豐公司跟小包訂約。小包會將請款單送到宜蘭工地給我，之後送到萬科公司財務部，萬科公司就開支票交給小包廠商，發票是緯豐公司開出來等語（偵卷第75 至76頁）；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供稱略以：我跟下包簽定承攬合約，是用緯豐公司的名義簽，下包施作完成開發票給緯豐公司，緯豐公司開發票給萬科公司，萬科公司付款給廠商等語（本院卷二第250頁）；而證人林宜德107年4月27日向緯豐公司領用該公司大小章時，出具之切結書記載：「茲本人具領緯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大小章各一枚如下之印模，作為廠商合約之製作用印及收發文之用」（他卷第85頁），可知萬科公司為進行系爭工程，向緯豐公司借牌，並與緯豐公司間約定，有關下包商之發包事宜，緯豐公司同意由萬科公司全權以緯豐公司名義代為簽約，形塑緯豐公司與下包商間之法律關係。亦即，萬科公司對下包商得自行決定緯豐公司應以何種方式給付工程款與下包商，並因而使緯豐公司對下包商負有以該方式給付工程款之義務，如萬科公司未遵期付款，下包商得依約請求緯豐公司履約。　㈢再自證人陳志堅上開證述可知，緯豐公司知悉，其與萬科公司間之交易架構為，形式上係由緯豐公司與下包商簽約，而負有給付工程款義務，故應由下包商先開發票予緯豐公司，再由緯豐公司轉開發票予萬科公司。由此可推知，緯豐公司知悉，萬科公司在其授權與下包商簽訂之合約中，有關形式上之付款流程，亦可能由緯豐公司出名，以求帳務之一致性。此與實質上其與萬科公司間內部如何約定由何人最終負擔對下包商之付款責任，分屬二事。又自系爭借牌合約107年4 月20日簽定時起，至108年2月本案部分支票遭退票前，萬科公司已以緯豐公司為背書人之方式開立支票與下包商履行合約許久，有萬科公司開立之支票影本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 104、118、119、121至125、127至128、130頁等），惟緯豐公司未曾反應萬科公司未將應給付下包商之款項先給付緯豐公司，難認緯豐公司不知悉萬科公司選擇以上開方式為之。是既緯豐公司與萬科公司曾為上開交易模式之約定，自已默示同意萬科公司得代其選擇付款方式，亦即，以緯豐公司作為背書人之方式，亦屬選項之一。　㈣至起訴書所引之其餘證據，至多僅能證明緯豐公司未明示同意萬科公司得自行刻章並蓋用於系爭5紙支票，惟未足證明被告未經緯豐公司默示同意之事實，尚難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六、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偽造私文書及印章罪嫌，其所憑之積極證據，均不足證明被告有何偽造私文書及印章犯行。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有上開犯行，揆諸前揭條文規定及判決意旨，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即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東利偵查起訴，經檢察官林嘉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李欣潔　　　　　　　　　　　　　　　　　法　官　葉伊馨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謝佳穎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附表：被告偽造背書之支票：新臺幣（下同）編號支票號碼發票人發票日金額背書人 1 AF0000000 萬科公司高全祿 108年2月25日 402268元緯豐公司 2 AF0000000 萬科公司高全祿 108年5月2日 331571元緯豐公司 3 BM0000000 萬科公司高全祿 108年5月10日 593892元緯豐公司 4 BM0000000 萬科公司高全祿 108年5月25日 100萬元緯豐公司 5 AF0000000 萬科公司高全祿 108年7月25日 70萬元緯豐公司

2025-03-13

TPHM-113-上訴-6334-202503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