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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2號上訴人黃鋼訴訟代理人劉家榮律師陳富絹律師陳映璇律師複代理人葉信宏律師被上訴人郭換芝訴訟代理人鍾夢賢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等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4月16日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881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114年2月2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被上訴人主張：伊因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取得坐落高雄市 ○○區○○○段00○00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464建號即門牌號碼高雄市○○區○○○街00號房屋(下合稱系爭房地）。上訴人知悉後，先於通訊軟體微信上張貼其與郭台銘等人合照，並提供其掛有大陸地區北京市海淀區看守所律師會見證之照片供伊觀看，使伊誤信其有辦理不動產之專業，上訴人並佯稱可協助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伊因此陷於錯誤，與其成立委任契約（下稱甲委任契約），並於民國111年1月13日交付印鑑證明、印章予上訴人。上訴人又於同年月17日向伊佯稱辦理系爭房地移轉需應酬法院書記官、地政事務所主任，並送手機疏通關係，且需繳納土地增值稅及契稅共新台幣（下同）48萬1,000元，要求伊給付50萬元及人民幣4萬元(下稱系爭款項)以支付前開開銷。伊遂於同年月19日上午10時許交付50萬元予丙○，再分別於同日、同月20日各匯款人民幣1萬元，及於同月21日匯款人民幣1萬元2次，至丙○所指定之訴外人劉格莉中國工商銀行帳戶。後伊經友人提醒，始知悉辦理系爭房地移轉登記，並無需如上訴人所述支付大筆費用，上訴人以前開詐術，使伊陷於錯誤而交付系爭款項，伊自得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2項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系爭款項；並得依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之時為撤銷甲委任契約之意思表示，再依同法第113 條、第114條、第179條、第767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款項；亦可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263條準用第258條第 1項規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之時為終止甲委任契約之意思表示，再依同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款項。爰提起本訴，請求擇一為有利之判決等語。並聲明：㈠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及自111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原審駁回被上訴人其餘請求部分，未據被上訴人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茲不為論述)。二、上訴人則以：被上訴人除委任伊辦理甲委任契約外，尚委任伊透過中國大陸專業人士恢復其之中國國籍身分，並調查其前配偶蘇裕新婚內在中國大陸購入之資產狀況等事項（下稱乙委任契約）。伊於甲委任契約中，已將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項複委任由原審共同被告蔡秀緞辦理，並先行支付20萬元予蔡秀緞以支付稅費、規費等費用。惟因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5日稱欲終止甲委任契約，伊始向蔡秀緞取回先前支付之20萬元。另伊向被上訴人所收之系爭款項，乃乙委任契約中伊向中國大陸受託方即訴外人湖南天書律師事務所（下稱湖南律師事務所）詢價後所需，被上訴人主張與事實不符。又伊雖有於微信中向被上訴人稱需應酬法院書記官、找妹妹陪打牌、需購買手機贈送等語，惟此均係指乙委任契約之情況，而與甲委任契約無涉。伊自始至終均未向被上訴人施用詐術，被上訴人自不得依民法第92條撤銷甲委任契約，亦不得依同法第184條規定，向伊請求損害賠償，甲委任契約仍屬有效存在等語為辯。並聲明：㈠被上訴人之訴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三、原審判決上訴人應給付被上訴人系爭款項本息。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聲明:㈠原判決不利上訴人部分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答辯聲明 :上訴駁回。四、兩造不爭執事項為：　㈠被上訴人與蘇裕新因夫妻剩餘財產分配事件，於109年9月2　　3日經台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成立調解，調解筆錄第1項　　約定蘇裕新應將系爭房地所有權2分之1移轉登記予被上訴　　人。　㈡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13日交付印鑑證明正本2紙及同印鑑證明之木質印章1枚予上訴人。　㈢被上訴人於111年1月19日上午10時許在臺灣高鐵左營站附近之高爾夫球練習場交付現金50萬元予上訴人。　㈣被上訴人自其中國銀行帳戶於111年1月19日、20日、21日共匯款人民幣4萬元至上訴人所指定之劉格莉中國工商銀行帳戶。五、本院得心證理由如下：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委任契約當事人之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委任契約；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民法第528條、第549條第1項、第179條分別定有明文。又終止契約因無溯及效力，已發生之權利變動，固不因之失其效力，惟該契約關係自終止時起，歸於消滅而不存在，如當事人之一方因終止契約而受有損害，另一方當事人因此受有利益者，此項利益與所受損害間有直接因果關係，即與民法第179條後段所定之情形相當。職是，受有損害之一方當事人，自得本於上開不當得利規定，請求受有利益之另一方當事人，返還不當得利及不當得利為金錢時之利息（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53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上訴人主張與上訴人成立甲委任契約，現因終止，請求返還所受領之系爭款項等情，業據其提出授權書、對話紀錄、轉帳通知為證（原審審訴卷第106至114、159頁）。上訴人對兩造有成立甲委任契約一情，並未爭執，惟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⒈依上開授權書所載，被上訴人係委任上訴人辦理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宜，又雙方並無不得任意終止甲委任契約之特約存在一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原審卷二第380頁），而被上訴人於111年3月14日至高雄市政府岡山地政事務所辦理系爭房地移轉登記案件撤件時，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尚未完成，為同案被告蔡秀緞所陳明，揆諸前開法條規定，被上訴人本得隨時終止甲委任契約，而被上訴人已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上訴人之時作為終止甲委任契約之意思表示（原審審訴卷第10、11頁），並於111年7月13日送達上訴人，有送達證書可憑（原審審訴卷第86頁），堪認被上訴人已終止其與上訴人間所成立之甲委任契約。再者，有關被上訴人所交付之系爭款項，並不含上訴人處理甲委任契約之報酬，此業經兩造分別陳明在卷(本院卷第163頁)，故依前揭法條規定及說明，甲委任契約既經終止，上訴人即無再保有因甲委任契約所收受系爭款項之法律上原因，被上訴人自得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款項至明。　⒉上訴人雖辯稱系爭款項係乙委任契約所需款項等語，並提出湖南律師事務所出具之證明為佐（原審卷一第299頁）。惟該證明上有關受託律師欄、連絡電話均空白，且經被上訴人否認為真正（原審卷一第339至351頁），上訴人又未能提出證據證明其為真正，是自難僅憑該證明上載有「受乙○○女士委託，辦理其婚前陸籍身分，並調取其前夫蘇裕新先生在大陸的財產情況等事項。已收到乙○○女士所交付訂金15萬元人民幣整（其中4萬人民幣由郭女士支付，另11萬元人民幣由丙○先生交付）」等語，即認有乙委任契約之存在。至證人甲○○雖到庭證稱:被上訴人有說想找上訴人處理在大陸與台灣一些事情等語。惟亦證稱:台灣是房子的事情，大陸事情沒有問；被上訴人有拿一些費用給上訴人處理事情，伊沒有聽說拿多少錢，也沒有問說這些錢處理那邊的事等語(本院卷第128頁)，是亦無從依證人所證，為有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況依被上訴人與丙○於111年1月14日至同年月25日間之對話紀錄截圖：上訴人稱「親愛的，你的房子坐落在兩個地號上（0000○0000與0000○000），你們的和解協議書只有登記0 000-0000這一個地號」、「土地增值稅大約391000萬，買賣過戶契約稅金大約90000元」、「凡是法律判決移轉案，都要繳交政府地價增值稅、契約稅，你的整個案子，固定法律名稱（判決移轉案）」、「主要應酬法院書記官，這件事他幫了很大的忙，還有地政事務所的主任，找了幾個妹妹陪他們打牌，我玩了一下就走了」、「親愛的，你去買電話的時候先打電話給我，因為他們有他們要的型號，所以不要買錯了」、「這些人也是小強盜」、「已收到郭小姐匯款40000 元(指人民幣)」、「收到郭小姐50萬新台幣代付87004新台幣共乘413000元（並傳送購買IPHONE手機、耳機共花費8萬7 ,004元之銷貨明細表照片）」等語（原審審訴卷第26、27、 33、34、36、42頁）；嗣被上訴人於通訊軟體MESSENGER中向上訴人稱「黃先生，你偽稱是執業律師……我今天聲明終止你處理本人依高雄少家法院109年家調字第1257號調解筆錄所載的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上訴人回稱「台端因一年多都沒辦法順利辦理房地過戶（高雄家事法庭109年度家調字第1257號調解筆錄），因此在110年11月間主動連繫本人，並請求本人協助辦理房地過戶事宜，本人報價50萬包件（包含服務費及一切過戶所產生之費用）……直至110年12月下旬台端經考慮後決定委任本人辦理」等語，有訊息截圖可佐（原審審訴卷第56至58頁；卷二第119至123頁），更於111年9 月13日民事答辯狀中自陳：伊向被上訴人表示系爭房地若要辦理過戶，所需稅金以一般買賣估算約需48萬元（土增稅約 39萬、契約稅約8.5萬）等語（原審審訴卷第124頁），顯見兩造自始至終之交談內容，僅有提及辦理系爭房地所有權移轉事宜，並未有隻字片語提及有關乙委任契約之相關事項，且上訴人亦稱就辦理系爭房地過戶報價50萬元，被上訴人更因上訴人稱辦理系爭房地移轉登記需增值稅、契約稅約48萬元、應酬書記官、地政事務所主任需購買手機贈送等，始會支付系爭款項予上訴人，益徵兩造僅成立甲委任契約，且系爭款項係因甲委任契約而交付上訴人，是上訴人上開所辯，要無可採。　㈡承前所述，被上訴人已向上訴人終止甲委任契約，甲委任契約即已歸於消滅而不存在，上訴人持有系爭款項即無法律上之原因，被上訴人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上訴人返還系爭款項，及自終止甲委任契約翌日即111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即為有據。又被上訴人提起本訴，係請求本院擇一為有利之判決，而本院就此既已認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179條規定請求為有理由，則就被上訴人其餘之主張，即無審究之必要，併此敘明。六、綜上所述，被上訴人依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263條準用第2 58條第1項、第179條之規定請求上訴人給付50萬元、人民幣 4萬元，及自111年7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就此部分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並為假執行之宣告，並無不合。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八、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宏欽　　　　　　　　　　　　　　　　　　法　官　楊淑儀　　　　　　　　　　　　　　　　　　法　官楊國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2025-03-12

KSHV-113-上易-182-20250312-1

國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選上訴字第2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懋昌指定辯護人義務辯護人陳忠勝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國選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2 5號、113年度選偵字第59號、113年度選偵字第9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懋昌（下稱被告）係中華兩岸活動交流總會現任理事長、高雄市民宿協會活動組長，亦為炤榮旅行社有限公司（登記負責人陳麗卿，址設高雄市○○區○○街00 號9樓之3）副總經理。另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於民國113年1月13日舉行，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2年9月12日發布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於11 2年11月7日發布立法委員選舉公告、於112年11月20日至同年月24日受理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之申請，而立法委員選舉包含區域選出立法委員、以及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立法委員（下簡稱不分區立委），不分區立委選舉部分，係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其席次依政黨得票率計算。被告明知大陸地區台辦等機構，於本次選舉及向來之政治傾向，均係支持主張「兩岸一家親」、「兩岸關係更好」之泛藍陣營，且附表所示之人均為本次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選舉之選舉權人，而對於本屆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之選舉具有投票權，仍基於受滲透來源資助、委託、指示，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行使等犯意，於112年8月間以微信聯繫北京市東城區臺辦主任張麗梅後，張麗梅即委託、指示被告按中方安排之各行政區對口單位，即北京市東城區對口單位為高雄市岡山區、鼓山區及鹽埕區，由被告邀集上開對口單位一定比例之里長隨團參與陸方資助之落地招待團，且指派大陸對臺統戰外圍單位「北京博納傳奇文化有限公司」負責人王娜作為執行聯絡窗口後，被告再行邀集如附表所示之里長、里民等人參加，並將該名單提報，經前開單位審核確定符合大陸北京市臺辦方面之落地招待規定後，被告遂於112年9月19日至9月25 日，以「高雄里長民眾北京東城參訪團」名義，偕同附表所示里長、里民等共74名團員自高雄出發至北京，待該團團員抵達北京時，全程均為落地招待，即團員只需自行負擔機票費用約新臺幣（下同）1萬9,500元至2萬1,400元，王娜及被告並委由不知情之賓士旅行社（登記負責人吳淑蓉，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4、12樓）總經理彭士洪協助訂購機票及代收機票費用，被告即可從機票費用中抽取每人約3,500元至4,500元不等之機票價差利潤，落地至大陸地區後，即由大陸地區臺辦人員接待並由大陸地區政府資助食、宿、交通、旅遊、參訪等全部行程費用，惟需接受臺辦人員安排參訪社區基地及交流座談會等行程，渠等旋於112年9月20日上午在東城區東花市街道參訪後舉辦京台交流座談會，出席之花市棗苑社區黨委書記劉丹在座談會上先表達「蔡女士」沒有讓兩岸交流互惠等語；又於同日晚間在北京市東城區天壇福宴餐廳舉辦歡迎晚宴，大陸地區臺辦人員即北京市臺辦副主任李勁松、北京市東城區臺辦主任張麗梅、東城區臺辦科長王愛東、北京市臺辦綜合處長劉清等人均共同出席晚宴，席間由被告向大陸地區臺辦人員介紹該團成員身分，北京市東城區臺辦主任張麗梅上臺致詞表達「兩岸一家親」、「希望兩岸同胞能夠互相學習、交流」等語，另北京市臺辦副主任李勁松並多次向具有投票權之團員發表並宣傳：「希望台灣選民自己好好選舉，將來能恢復兩岸交流，把關係變好」、「早點恢復交流」等語，並詢問具有投票權之團員就台灣「藍白合」議題之看法，而共同以此方式，以期該些參與旅遊之投票權人為泛藍陣營之政黨及其總統候選人之一定投票權行使，又該團行程共包括：住宿東直門智選假日酒店，參觀東花市街道、鳥巢、水立方、天壇、故宮博物院、古北水鎮、司馬台長城、頤和園、恭王府等景點，期間所有交通、景點以及餐飲費用等，均由大陸地區政府支付費用招待，參加團員僅支付每人約為1萬9,500元至2萬1,400元之費用，餘由大陸地區政府資助招待而交付不正利益。因認被告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反滲透法第7條第1項之受滲透來源資助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反滲透法第7 條第1項之受滲透來源資助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等罪嫌。二、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1 項、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係以被告調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葛有力、張簡裕芳、彭士洪、林辛福、黃昭翔、洪進成、林德松、張鵑、梁源泰、莊惠民、王家樑、張慈惠、黃德財、鄭淑美、張玉琴、林秀英、陳情、張詠富、吳清炎、吳淑釧、許美惠、姚貴華、林素女、盧本善、傅婌惠、王美麗、陳麗卿調詢及偵查中之證述、中國兩岸交流新聞報導暨翻拍頁面、國泰航空來回機票訂位紀錄、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被告及本次團員入出境紀錄、本次參訪團團員臉書網蒐照片、參訪照片、天壇福宴餐廳歡迎晚宴照片、高雄里長民眾北京東城參訪團活動手冊（內有團員名單、行程表等）、行程安排表及坊間其他旅遊團廣告，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承認於112年9月19日至9月25日，偕同附表編號2至 74所示團員自高雄出發至北京旅遊及參訪，各該團員支付團費1萬9,500元至2萬1,400元，期間曾參訪社區基地、交流座談會，而在北京天壇福宴餐廳舉辦歡迎晚宴時，大陸地區臺辦人員曾上臺致詞等情，然辯稱：本案純粹是民間交流，並沿用我10多年來的交流模式。所有的團於組團前，及組團後在通訊軟體群組內，或小港機場、北京機場，我都會嚴格要求團員完全不談政治、不談選舉，不做雙方政府的批評，尤其不准批評我們的總統，這部分只要問過我團員就很清楚。我也沒有接受大陸金錢上的支援，我們純粹是社區、文化及宗教交流等語。五、經查：（一）被告為中華兩岸活動交流總會現任理事長、高雄市民宿協會活動組長，案發時並為炤榮旅行社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12年8月間，先與北京市東城區臺辦主任張麗梅，達成舉辦里長交流活動之共識，邀集附表所示里長，由各里長另行邀集親友、里民後，於112年9月19日至9月25日，偕同附表所示共74名團員，自高雄出發至北京。抵達大陸地區後，行程包含參觀鳥巢、水立方、天壇、故宮博物院、古北水鎮、司馬台長城、頤和園、恭王府等景點，及參加大陸社區基地、交流座談會。112年9月20日晚間在北京天壇福宴餐廳之歡迎晚宴，大陸地區臺辦人員李勁松、張麗梅等人均有出席並上臺致詞。團員本次支出團費每人各約1 萬9,500元至2萬1,400元不等，被告委由賓士旅行社協助訂購機票及代收機票費用，並從機票中賺取價差利潤等情，業據被告於調詢、偵查中及原審、本院審理時供承明確，並據證人葛有力、張簡裕芳、彭士洪、林辛福、黃昭翔、洪進成、林德松、張鵑、梁源泰、莊惠民、王家樑、張慈惠、黃德財、鄭淑美、張玉琴、林秀英、陳情、張詠富、吳清炎、吳淑釧、許美惠、姚貴華、林素女、盧本善、傅婌惠、王美麗、陳麗卿、何睿杰、王怡心於調詢及偵查中證述綦詳，復有高雄里長民眾北京東城參訪團活動手冊、指認照片、FB網蒐本案出團照片、本案參訪團歡迎晚宴餐敘照片、東花市街道參訪交流照片暨網路新聞、北京東城參訪網路新聞、本案參訪團團員基本資料、付款明細、電子票據、機票訂購收據、雄獅旅行社開立之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班機行程名單、被告及本案參訪團員入出境紀錄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二）然本案團員並未認知赴大陸地區旅遊參訪機會之提供與總統或立委選舉有關，亦未認知此旅遊參訪機會為選舉時須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不正利益，從而不存在對價關係之認識等情，均據其等證述如下： 1.證人葛有力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認知就是旅行團。餐敘過程中沒有討論任何議題，主要就是歡迎我們去參訪社區，當時才9月份，還不確定何人參選，再加上我長期都是比較支持綠營，所以不會去跟大陸人士討論政治。餐敘上也沒有任何人討論政治，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我們與大陸人士的接觸只有在歡迎晚宴上有碰面而已，其他行程我們都是自己走自己的，除了地陪外，沒有任何大陸人士參與。我覺得本次團費沒有比較便宜，我認為費用都與市場行情相當，因為現在市面上也都有1萬、2萬出頭的北京行程。被告也沒有跟我說落地招待的事。被告講過很多次，不論是出團前或行程中，都不要談論政治，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就我的認知，當時還沒有開始選舉，也沒有選舉氛圍。我們與大陸地區人員交流並不是為了落地招待的補助，會去參訪純粹就是基於兩岸的長照及社區發展去交流，並不是要去接受他們任何的統戰議題或政治問題等語（選他二卷第239頁至第255頁、第277頁至第283頁）。 2.證人林德松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在行程前曾向我們強調我們就是去玩的，不要講到政治的話題。餐會上沒有提到藍白合，那時候應該也還沒發展這個議題，也沒有提及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在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都沒有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私下與我提到臺灣選舉事宜。團費我是刷卡到被告提供的旅行社帳戶，我支付了我與同行女友的團費及機票各1萬9,500元，共3萬9,000元。我不會覺得團費低廉，因為沒有吃很好，之前6、7年還更便宜，才1萬5,0 00元。我聽過去大陸的團費也差不多是這樣。被告有跟我說類似社區交流，沒有詳細說要做什麼交流，就是看一下他們長照服務、老人院。其實是我們自己貪玩，因為6、7年沒有出去玩了。被告沒有跟我們說有落地招待，他只有跟我們說團費多少，而且我們有出錢，為何說是落地招待，我並不知道對方有招待我們。我從6、7年前要去中國，就會說不要提到政治問題，而且團員裡藍、綠都有，怕會有爭執。在本次整個旅遊過程，絕對沒有人明示或暗示我們本次選舉，要支持或不支持哪個候選人、政黨。我整趟旅遊都沒有接受到任何有關選舉的事等語（選他二卷第161頁至第170頁、第187頁至第192頁）。 3.證人黃昭翔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記得大陸臺辦餐敘聊天大多是詢問我們基層里長工作內容、以前對大陸的觀感及目前對大陸的印象，李勁松也有請我們團員陸續發言分享心得並一一敬酒，最多只有聽到李勁松、張麗梅說希望可以多交流、兩岸一家親等言論，但沒有提及臺灣的選舉、藍白合或政黨輪替等議題，也沒有感受到大陸方面有營造支持特定陣營、候選人的氣氛。我沒有私下跟大陸臺辦或官員聊天。在整個交流的過程中，我沒有感受到大陸方面企圖影響選舉，我不覺得大陸官方希望我們回臺後可以改變特定的選舉支持傾向。被告有叮囑我們不要討論政治，說是純粹的交流，大陸方不會特別提政治，我們也不要提。被告沒有跟我講落地招待的事等語（選他二卷第87頁至第104頁、第119頁至第126頁）。 4.證人洪進成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對歡迎晚宴的場景完全沒有印象，合照也沒有入鏡，我確定自己沒有參加晚宴，當時我應該在酒店休息。我在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大多時間腸胃不適，沒有與大陸人員私下聊天接觸，也沒有談論臺灣選舉相關議題。被告不曾跟我提過因為里長參訪可享落地招待一事，實際上參訪團成員也不限里長身分才可參加。我的出發點純粹是要出去玩。我沒有覺得本次團費不合理等語（選他二卷第 129頁至第138頁、第153頁至第158頁）。 5.證人林辛福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歡迎晚宴上沒有提及藍白合、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他們只有說希望日後兩岸關係更密切，交流更頻繁。在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都沒有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私下找我聊臺灣選舉議題。我不覺得團費便宜，甚至還覺得1萬9,000元有點偏貴。被告沒有跟我說里長同團才有落地招待，他有嚴格要求團員不要談到政治，在遊覽車上就有向團員強調不可以談論政治，不管是批評國內政治或是談論大陸政治都不可以等語（選他二卷第55頁至第70頁、第 79頁至第83頁）。 6.證人張簡裕芳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不確定大陸臺辦或官員在餐敘聊天過程中，有無提到臺灣選舉相關議題，但我本人並沒有聽到或參與此類討論，我也幾乎不會和大陸臺辦人員聊天。我沒有聽到大陸人員提及選舉議題，也沒有印象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被告沒有提過落地招待，我沒有覺得本團費用有比一般旅行團便宜等語（選他二卷第195頁至第208頁、第219頁至第223頁、第225 頁至第227頁、第403頁至第410頁）。 7.證人梁源泰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賴清德及立委候選人邱議瑩聯合總部的後援會副會長。歡迎晚宴上，我印象中都沒有提到有關臺灣選舉的內容，沒有提到有關兩岸水果、兩岸一家親、九二共識、藍白合、反對郭台銘、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的內容。在北京參訪旅遊中，沒有大陸臺辦表示關心臺灣選舉話題或任何關於希望政黨輪替的指示，我從北京參訪旅遊回來後，沒有參與或動員選民支持非綠陣營特定候選人的行為，但我有參與及動員社區志工參加賴清德及邱議瑩的造勢活動及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本案我只知道要出去玩而已。被告或陸方人士都沒有向團員暗示要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等語（選他一卷第147頁至第157頁、第171頁至第174頁）。 8.證人莊惠民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單純想帶家人去北京旅遊，並且看一下北京的發展，而且以我們繳交2萬元的團費，吃、住都不是五星級，本來差不多就是2萬元團費的價格等級。歡迎晚宴中，真的沒有大陸臺辦或官員談論選舉議題，更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被告沒有說有落地招待，也沒有暗示我們必須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等語（選他一卷第177頁至第185頁、第191頁至第194 頁）。 9.證人王家樑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是張簡裕芳邀我的，問我要不要去北京，我們之前住同一社區所以認識。張簡裕芳跟我說 1萬9,500元就是旅遊團費，包含食宿交通。歡迎晚宴上都沒有談到臺灣選舉相關話題。整趟旅遊我只有跟接待我們的男性導遊說過幾次話，但都沒有提到臺灣選舉的話題，都是我向他詢問關於後續的行程居多。我參加類似場合都是以觀光為目的，後來我還參加11月11日至11月17日的湖北團，團費也是1萬9,5 00元。我不會覺得團費有什麼奇怪的地方等語（選他一卷第19 7頁至第209頁、第239頁至第243頁）。 10.證人張慈惠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約100年間加入民進黨，成為民進黨黨員迄今。我於112年12月10日有受高雄市大樹區新吉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梁源泰邀請，赴高雄市旗山體育館參加總統選候人賴清德的選舉造勢活動；另我於112年12月 16日有看到立委候選人邱議瑩的宣傳車，主動赴高雄市大樹區九大路的空地參加立委候選人邱議瑩的選舉造勢活動。本案至北京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都沒有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私下跟我聊到臺灣選舉相關議題。印象中大陸人士致詞大概只有2、3分鐘，時間很短，他們講什麼我也沒在聽。沒有人提到任何政治或選舉議題，我對於政治言論相當敏感，如果有提到我一定會記得。沒有人叫我們回臺灣宣傳大陸或支持特定候選人等語（選他一卷第247頁至第252頁、第279頁至第283頁）。 11.證人黃德財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跟太太鄭淑美是受鄭世琦（我太太的大哥）邀請參加本次旅遊，鄭世琦應該是受葛有力邀請。我沒有聽到歡迎晚宴有大陸臺辦或官員談論臺灣選舉議題，都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在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也沒有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私下與我聊臺灣選舉相關議題。我就是去旅遊的。沒有人跟我提到落地招待的事，也沒有人跟我講團費會比較便宜。我報名前還有自己上網查詢價格，覺得價格合理就報名，並未覺得特別便宜等語（選他一卷第287頁至第294頁、第301頁至第303頁）。 12.證人鄭淑美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印象中歡迎晚宴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的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沒有大陸人士來找我私下聊天。葛有力有向我表示這次北京旅遊是以參訪團名義去玩，要參加大陸方舉辦的1、2場社區觀摩及座談會，所以價格比較便宜，但葛有力沒有提到落地招待。其實當初決定參加時我們沒有想那麼多，葛有力之前也會約我們參加便宜的旅遊行程等語（選他一卷第305頁至第312頁、第331頁至第333 頁）。 13.證人許美惠於調詢時證稱：是被告邀約我的，被告向我表示橋頭地檢署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的成員劉玉華也有參加，問我有無意願加入，我因為團費便宜，就答應參加。但被告有提醒我們，該團成員政治立場有藍有綠，到大陸不要談政治。歡迎晚宴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的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被告沒有說可享落地招待。大陸臺辦人員或接待人員也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等語（選偵一卷第39頁至第46頁）。 14.證人王美麗於調詢時證稱：是我早餐店清潔工劉姓女同事邀我參加本次旅遊，她沒有跟我說收費低廉或落地招待。歡迎晚宴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的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大陸臺辦人員或接待人員也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等語（選偵一卷第195頁至第201頁）。 15.證人姚貴華於調詢時證稱：我是以我太太劉玉華在橋頭地檢署擔任志工團眷屬的名義，參加本次北京旅遊的交流團，該志工團的志工參加本次旅遊的人數約10多人。我們參加的目的就是去玩。我跟被告、里長或社區幹部都不認識，這次參訪是我太太幫我報名，說以橋頭地檢署志工團眷屬身分參加，團費比較便宜。我們的桌次是安排在餐廳的最後面，且沒有大陸人員同桌，我不清楚坐主桌的大陸官員在餐敘聊天過程中，有無關心臺灣選舉及談論相關議題。大陸臺辦人員或接待人員並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等語（選偵一卷第55頁至第62頁）。 16.證人傅婌惠於調詢時證稱：我榮民服務處的志工同事潘淑娟給我一張旅行社的北京旅遊行程，上面有寫旅遊期間、行程、團費約1萬9,000餘元等，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大陸玩，我就和我姊姊傅凰珠一起參加本案旅遊。過程中沒有大陸人跟我同桌，我也不清楚天壇福宴晚宴有無大陸人參與交流，沒有大陸人來我們這桌致詞或敬酒，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大陸人參與，我坐離主桌很遠。我沒有聽到有關兩岸關係或臺灣選情相關話題。旅遊期間我都沒有跟任何大陸人接觸，也沒有聽到有人談論臺灣政治議題，我們就只是去旅遊而已。潘淑娟沒有強調收費低廉，也沒有說是以參訪名義出遊，我也不知道有所謂落地招待。我認為我付的團費1萬9,000餘元就是包含該次的所有開銷。我去韓國玩5天的團費也大概才1萬9,000 元，所以我認為我繳的是正常價格的團費，不覺得收費有比較低廉。我根本不知道本次北京旅遊是所謂大陸參訪團等語（選偵一卷第111頁至第119頁）。 17.證人張詠富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胞妹張玉琴向我表示，她的黃姓友人邀約她一起去北京旅遊7日，費用不到2萬元，問我要不要一起跟團出去玩，因為我沒有去過北京，就同意參加。我和我太太林秀英、張玉琴及張玉琴配偶林辛福一起報名參加。歡迎晚宴上致詞我都沒有在聽，也沒有發言。我是自己花錢出去玩，晚宴就吃我的晚飯，沒有在聽他們講什麼。張玉琴沒有跟我說里長同行或落地招待，她是說可能是因為旅遊淡季，所以團費會比較便宜。我不覺得人家有招待我，我就是花我自己的錢去。全程沒有聽到討論選舉議題，我們單純去玩等語（選他一卷第435頁至第446頁、第473頁至第477頁）。 18.證人林秀英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經由張玉琴邀約參加，她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行程表給我，我與先生張詠富一起參團。我不太記得歡迎晚宴上臺辦官員說過什麼，我目的是為了去旅遊，也都是跟先生、小姑張玉琴聊天，不會注意臺辦官員說了什麼。我覺得本次團費跟促銷旅遊團價格相當，並沒有低於市場行情。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也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參加本次旅行團，我覺得對於我投票給誰並沒有影響作用，我覺得無論哪個政黨執政，都跟我沒什麼關係。我11月時也有參加被告舉辦的湖北旅遊行程，金額好像2萬左右。我今年去上海也是1萬多元，我看土耳其的團也是3萬多元而已，所以我覺得本案團費是一般行情，我們參加的不是什麼高檔團，飯店也住的很一般等語（選他一卷第3 71頁至第381頁、第393頁至第395頁）。 19.證人林素女於調詢時證稱：我知道有大陸人在歡迎晚宴上臺發言，但我在專心用餐，不知道他們發言的內容。歡迎晚宴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的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我在參訪過程未曾與大陸人交談過。我是受友人鍾宗鵬邀約參加此次交流團，我之前就一直想去北京旅遊，經鍾宗鵬邀請後就跟我先生曹俊容一起報名參加。邀約過程沒有強調收費低廉或可享落地招待等語（選偵一卷第75頁至第80頁）。 20.證人吳清炎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在出團之前就有傳訊息提醒大家，本次旅遊就是單純觀光，不要談論選舉及兩岸議題。餐敘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我有查到差不多的行程，價格也差不多，而且這次的食宿也沒有很好，所以我認為是符合一般大陸旅遊行情，另外我們坐纜車、坐船、進頤和園內搭船都是我們自費。被告從來沒有向我說有落地招待優惠措施等語（選他一卷第481頁至第492頁、第5 25頁至第532頁）。 21.證人吳淑釧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就我認知，我們只是一般旅遊團隊。歡迎晚宴我只記得當時臺上發言大都是談論炎黃子孫，傳承中華文化，兩岸一家親等等，當時9月份離選舉還很遠，並沒有提到政治或選舉的議題。沒有大陸人士私下來找我聊天。被告沒有向我說有落地招待優惠措施。當時也沒有特別想團費是否太低廉，想說因為9月多是開學，是旅遊淡季等語（選他一卷第505頁至第513頁、第525頁至第532頁）。 22.證人張鵑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是我國中同學，向我表示要帶里長到大陸交流，剛好有名額，問我有沒有意願參加，因為我沒去過北京，就答應他。他跟我說1萬9,500元團費包含機票、住宿、交通及三餐費用，並未提及有所謂落地招待。歡迎晚宴上張麗梅有上臺，致詞內容大概是歡迎我們來訪，表達兩岸一家親，希望兩岸同胞能夠互相學習、交流。我沒有聽到大陸臺辦或官員在餐敘時有關心臺灣選舉或談論選舉相關議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我在行程中沒有跟任何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接觸。我認為團費1萬9,500元並沒有很便宜，因為我疫情前常參加大陸旅遊，之前的旅遊團費都很便宜，現在疫情開放後的團費，相較疫情之前貴了很多，但因為我沒有去過北京，所以想說去走走看看等語（選他一卷第115頁至第 124頁、第141頁至第144頁）。 23.證人陳情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是張簡裕芳邀請我及我先生王家樑參加。我沒有聽到大陸臺辦或官員在餐敘中談論臺灣選舉相關議題，而且我當天的桌次在最後面，聽不太到致詞內容。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也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被告在出團前就有叮嚀我們，本次出團是單純旅遊，不談政治。我從北京參訪返國後，並沒有參與支持特定候選人的行為等語（選他一卷第399頁至第410頁、第429頁至第432 頁）。 24.證人盧本善於調詢時證稱：我認識被告，他是我中正理工學院的學弟。當時是被告邀請，說有一個里長的北京參訪團，詢問我是否有意願參加，由於我老家在北京，疫情期間都不曾回去，所以想說回去看看。晚宴期間我都是與臺灣團員一桌，因為被告耳提面命不要聊政治議題，所以都沒有聊到相關話題，而大陸臺辦官員來敬酒的時候都是說一些歡迎詞，並沒有聊選舉或政治議題等語（選偵一卷第91頁至第99頁）。 25.證人張玉琴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先生林辛福幫我報名參加，因為疫情的緣故，我已經很久沒有出國旅遊，所以才會答應參加去北京的參訪團。歡迎晚宴我記得有聽到歡迎到大陸交流、兩岸一家親這些話，但沒有提到臺灣選舉。座談交流時，我只知道有臺辦的人員，但我不知道是誰，因為我是去玩的，沒有注意聽到他們在講什麼。完全沒有大陸官員提到要下架民進黨，大陸官員也沒有要求我支持特定政黨候選人。我就是純粹去旅行，不會覺得團費低於市價，我有看過廣告，大約也是這樣的價錢。我的認知這不是落地招待，我們都有自己付錢等語（選他一卷第335頁至第343頁、第365頁至第367頁）。（三）觀諸前開證人證述，絕大多數團員未感本案團費明顯低廉，反證稱費用尚屬合理，與自己在網路上搜尋之其他行程或自身過往旅遊經驗相當；甚或證稱感覺團費偏貴，因吃、住品質未盡理想；而證稱團費確實有較便宜者，歸因亦屬多端，如認出團期間係開學季、旅遊淡季或自認係以地檢署志工團眷屬報名而獲優待，然縱觀各該證述內容均一致稱未曾聽聞或知悉落地招待一事。由上開證述首先可知旅遊住宿、餐飲品質之優劣，實涉及旅客個人主觀價值判斷，本無從以部分甚或極少數團員之個人意見，遽認被告本案提供顯低於市價之不正利益。而檢察官雖提出坊間其他旅行團廣告資料，然所載旅遊日數、地點及行程規劃，與本案均不盡相同，自難執此逕認本案團費有顯低於市價之情。其次，被告未向團員提及本案有落地招待，更三令五申本次純粹為旅遊交流行程，不涉政治，不得談論選舉議題，團員亦基此認定本次出團純為旅遊參訪行程，自己繳付之團費已包含機票、當地食、宿，至各該景點更自付交通票券費用，並未認知其間牽涉陸方資金之補助；且僅將晚宴致詞之臺辦人士發言理解為客套辭令，並未特別留意、在乎致詞內容，本案團員不分政治立場均證稱未於旅遊或參訪過程聽聞大陸人士提及臺灣選舉議題，證人梁源泰、張慈惠更均證稱：於返國後依本有之政治傾向，前往參與民進黨總統及立委候選人造勢活動等語，實可佐憑本案有投票權之上開證人，主觀上欠缺對於赴大陸旅遊落地後相關費用負擔及支付者係中國官方之認識。其等於受赴大陸參訪之通知或要約時，亦未認知此次旅遊機會之提供與總統或立法委員之選舉有關，且未認知此「旅遊機會提供」為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時需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不正利益，從而亦不存在對價關係之認識。再者，本案附表所示團員，除少部分由被告親自邀請外，多透過親友告知而呼朋引伴參加，不識被告者所在多有，多名團員偵查中經告知本案性質可能是里長參訪團或落地招待，表達驚訝、錯愕之意，亦足證本案旅遊欠缺與投票權之一定行使間之對價關係存在。（四）被告於組團前、參訪中及返臺後，均未有向各該團員表達支持特定政黨候選人或企圖影響投票意向之舉，反經多名不同政治立場之團員證稱被告叮囑全程不談政治等語。且被告另於112年10月12日至同年月17日間，招攬張簡裕芳、劉晉祥、陳文旗、周黃俊宇、侯景耀、丁艷芬、熊賢、蔡清美、樊春才及郭蔚蘭等34人，以本案相同模式前往北京市通州區旅遊參訪，參訪團成員每人支付約2萬元。該次行為經檢察官以證人即團員熊賢、樊春才、郭蔚蘭、蔡清美、丁艷芬、侯景耀、陳文旗、周黃俊宇於調詢中，及證人張簡裕芳於偵查中均稱：旅遊期間並無提及選舉投票或支持特定政黨、下架特定政黨、支持藍白合之言論等語，而證人熊賢、樊春才、蔡清美一致指證被告有交待團員途中不要講到政治話題等情，而認尚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何與大陸地區臺辦人員共同宣傳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或以招待旅遊之不正利益對有投票權人約其為一定投票權行使，或接受陸方資助從事我國選舉活動等情事，其犯罪嫌疑尚有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節，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選偵字第83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觀諸被告112年10月12日至同年月17日之出團行為，其行為模式、情節均與本案相類，且行為時間較諸本案更晚，更接近大選白熱化期間，然該案證人亦均證稱：於旅遊期間並未提及任何關涉選舉之政治議題，被告亦提醒團員不要提及政治話題等語，與本案證人證述之情節相合，當可佐憑被告本案所辯並非子虛，是依本案案發時間及卷附既存事證均難認被告有投票行賄之客觀行為或主觀犯意，自無從以前開罪嫌相繩於被告。（五）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自承對每位團員可賺2000元（起訴書則認定係0000-0000元）價差與本案選舉有關云云。惟查被告既為旅行社副總經理，其揪團賺取價差，乃商人本質，並無任何證據證明被告對每位團員賺取2000元（或00 00-0000元）價差與本案選舉有關。（六）檢察官上訴意旨又以本案因北京區台辦提供招待，團費較一般市面上旅遊方案便宜15300元云云，惟就檢察官此部分主張，原判決業已依證人葛有力等人之證述，認定「旅遊住宿、餐飲品質之優劣，實涉及旅客個人主觀價值判斷，本無從以部分甚或極少數團員之個人意見，遽認被告本案提供顯低於市價之不正利益。而檢察官雖提出坊間其他旅行團廣告資料，然所載旅遊日數、地點及行程規劃，與本案均不盡相同，自難執此逕認本案團費有顯低於市價之情」，所為論述合於經驗論理法則，並無違誤。檢察官就此乃又於上訴理由書中主張「證人葛有力等人就本案旅行團價格未低於一般行情之證述不可採，原審就此尚有疑義部分，法院應依職權傳喚相關證人到庭訊問並詳加調查」、「原審未勘驗被告於調查局、地檢署偵訊光碟，查明被告於偵查或審判陳述何者較可信」云云。然按「現代刑事訴訟進步理念，認為唯有透過程序的正義，始能實現實體的正義；缺乏程序正義，即無實體正義可言。我國刑事訴訟法乃以法院、檢察官和被告形成訴訟結構的三面關係，法院居於公平、客觀、中立、超然立場審判，後二者為當事人（不含被害人及告訴人，但此二類人員之權益保障，另見後述），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第161 條），被告受無罪推定保障（第154 條第1 項），審判以法庭活動為中心（第159 條第1 項、第164 條至第170 條），訴訟程序原則上由當事人主導（第161 條之2 第1 項、第2 項、第163 條第1 項），法院僅補充性介入（第163 條第2 項），學理上稱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於是：（一）因檢察官作為國家機器，係公益之代表人，擁有廣大之社會資源為其後盾、供其利用，自應盡其職責，蒐集被告犯罪之證據，負責推翻被告無罪之推定，以證明被告確實犯罪，學理上稱為實質舉證責任（包含說服責任），乃有別於過去之形式舉證責任；至於被告，因通常不具有法律素養，是賦予律師倚賴權，俾使具有專業能力之律師提供協助，以有效對抗檢察官（控方），學理上稱為武器平等原則。（二）法院之審判，必須堅持證據裁判主義（第154 條第2 項）及嚴格證明法則（第155 條第1 項、第2 項），檢察官之起訴，自不能草率，倘仍沿襲職權進行主義之舊例，因「有合理之懷疑」，即行起訴，此後袖手旁觀，冀賴法院補足、判罪，應認為不夠嚴謹、不合時宜；以量化為喻，偵查檢察官之起訴門檻，不應祇有「多半是如此」（百分之50、60），而應為「八、九不離十」（百分之 80，甚至更高）；至於公訴檢察官在公判庭上，則應接棒，負責說服法院達致「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百分之百），使形成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從而，雖然案件在起訴之後，檢察官對之不再有強制處分權，但非不得依憑職權，指揮司法警察，進行任意性之調查、蒐證，以反擊或削弱被告及其辯護人（辯方）提出之反證證明力，而後在公判庭上之法庭活動中，精準針對程序進行浮動中，所顯出之各種有利、不利於己方之證據資料，展開互為攻擊、防禦，斯亦直接審理主義、言詞審理主義之精義所在；倘竟不翔實預作準備，無法說服法官，自應受類似於民事訴訟敗訴之判決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實現公平法院理念，不生法院必須和檢察官聯手，主動「介入調查」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否則將致被害人之權益不保、正義無從伸張之問題，更無所謂法院有未盡查證職責之違法情形存在。（三）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漏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由法院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第27 3 條第1 項第5 款），並藉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律師閱卷權、在場權、陳述意見權（第271 條第2 項、第27 1條之1 第1 項、第2 項）等各保障規定，補強檢察官之控訴功能；法院仍須確實依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資料，本於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第155 條第1 項），以兼顧被害人權益及被告利益，盡其訴訟照料（第2 條第1 項）與澄清義務（第163 條第2 項）。（四）91年2月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第2 項所定：「法院為發現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係法院補充性介入之法源依據，首段規定之「得」，既屬當事人主導（第163 條第1 項）之例外，但書之「應」，更為其例外，解釋上當至為嚴格。鑑於無罪推定已屬普世之價值，司法院諸多號解釋亦將之肯認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92年修正之刑事訴訟法乃正式納入第154 條第1 項，98年復將含有此項原則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立法成為具有「國內法之效力」，99年之刑事妥速審判法並本此原則而作設計，其第6 條甚且明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原提案委員說明：法院毋庸為其他不利於被告證據之蒐集（經無異議通過）等語，至此業已建構完成以該原則為中心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立法旨趣甚為明確。上揭法院補充性介入之規定，既在上述諸法律修正或制定之前，自應與時俱進，踵步時代人權、法律思潮之演進，依合目的性解釋方法，限縮其意涵，俾與整體法秩序理念相適合，況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本院爰依該法條當時之立法說明所載：『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及判例累積形成』之立法授權，並遵照上開公約施行法第8 條剋期各政府機關於2 年之內，應檢討、改進其相關法令之規定意旨，作成最新見解，認為該但書規定，專以有利被告者為限，亦即以攸關被告利益重大，若不介入，恐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有害者為其範圍，並不及於被告不利之事項。良以在訴訟三面關係之架構下，角色分明，本不容相為混淆，加以有前述法官曉諭、告訴人等委任律師閱卷、在場、陳述意見等各配套措施，而具有治安維護者與公益行政角色者（含保護被害人權益）之檢察官，精密偵查、翔實蒐證、認真實行公訴，原為其責無旁貸、無可迴避之職責，基於檢察一體和審判中變成當事人一造所應承擔之任務、功能，豈可再冀求、依賴法院代為調查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並謂法院若不此之為，即有未盡職責之違法。易言之，法院實應固守不預設立場、不偏亦不倚之公平法院角色、功能，絕不能再接棒或聯手而偏向檢察官對付被告，否則如何與職權進行主義相區別，公平法院復云何哉！然於實務運作時，仍應有其彈性，例如被告無辯護人，或辯護能力明顯不足，而被訴犯罪或重罪名能否成立，客觀上殊值存疑；或攸關訴訟經濟、法院量刑職權裁量之公平正義者，斯時法院始有發動職權介入調查之必要；反之，則否」（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29 6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檢察官就不利被告之證據，本即應負舉證責任聲請調查，原審就此未予調查，即難認有何違法之處。且本院於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詢問檢察官：「有何證據方法可提出? 」、「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 」，檢察官皆答：「沒有」（見本院卷第175、234頁），檢察官既未就上訴意旨所稱之待證事實聲請調查，揆諸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審及本院均無依職權調查之必要。（七）按是否該當於賄選之要件，應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就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於民主社會中，人民基於言論自由之保障，除公務員等具有特殊身分人士應嚴守其中立之立場外，任何人均得於競選期間，在各種公開或不公開之場合發言支持某特定候選人。行為人發表如「懇請賜票」、「務必投某人或政黨一票」等談話內容，主觀上是否有行賄之意思，又行為人與談話之對方或在場聽聞該等言論之有投票權人，是否均已產生「約使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之認知，自應審慎加以認定，要非謂於競選期間，不問任何場合，凡有致贈或允諾致贈相當價值物品(或利益)之舉，暨同時出現支持某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者，即可不問源由，一律以投票行賄罪論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23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依上開證人所述本案中國政府所屬台辦人員均未談及選舉議題，僅談論兩岸應多交流、互相學習、兩岸一家親等應對中國友善之言論，乃對方言論自由權之行使，審酌我國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之一般社會通念，尚難認此種言論足以對本案團員之投票意願產生動搖或影響。是以，本次出團縱如檢察官所指有落地招待、應對中國友善等行銷中國言論之情事，但與約使有投票權人投票支持非民進黨之政黨間，應不具有關聯性，自非屬不正利益或賄賂。（八）綜上，本案檢察官對於所指被告涉犯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第1項等罪嫌，舉證容有未足，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上述之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麗琇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媛舒提起上訴，檢察官黃莉琄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鍾佩真　　　　　　　　　　　　　　　　　　　法　官　石家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林家煜附表：編號姓名備註 1 王懋昌中華兩岸活動交流協會理事長 2 葛有力鹽埕區育仁里里長 (鹽埕區里長聯誼會主席) 3 林德松鹽埕區河濱里里長 4 黃昭翔鹽埕區新樂里里長 5 洪進成鼓山區惠安里里長 6 林辛福三民區本安里里長 7 張簡裕芳鳳山區鎮東里里長 8 梁源泰大樹區新吉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9 莊惠民六合夜市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10 王家樑鳳山區鎮東里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11 張慈惠大樹區新吉庄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12 鄭世琦鹽埕區志工 13 陳秀妹鹽埕區志工 14 黃德財鹽埕區志工 15 鄭淑美鹽埕區志工 16 鍾亞夫鹽埕區志工 17 萬騰鹽埕區志工 18 朱淑惠鼓山區志工 19 團氏芳枝鼓山區志工 20 陳氏金草鼓山區志工 21 翁少白鼓山區志工 22 王淑鏗鼓山區志工 23 許美惠岡山區志工 24 林美薇岡山區志工 25 劉美玉岡山區志工 26 王美麗岡山區志工 27 劉玉華岡山區志工 28 姚貴華岡山區志工 29 邱坤炎岡山區志工 30 李建國岡山區志工 31 張曉偉岡山區志工 32 甯光宗岡山區志工 33 林素華苓雅區志工 34 傅凰珠苓雅區志工 35 傅婌惠苓雅區志工 36 邱鳳淇苓雅區志工 37 黃瑞興苓雅區志工 38 于欽智苓雅區志工 39 王偉勳苓雅區志工 40 張詠富三民區志工 41 林秀英三民區志工 42 鐘宗鵬三民區志工 43 熊淑敏三民區志工 44 曹俊容三民區志工 45 林素女三民區志工 46 吳清炎三民區志工 47 吳淑釧三民區志工 48 張鵑三民區志工 49 陳情鳳山區志工 50 吳志明鳳山區志工 51 張蕙清鳳山區志工 52 張蕙英鳳山區志工 53 盧本善鳳山區志工 54 朱寀慈鳳山區志工 55 蔡鳳珠鳳山區志工 56 潘神安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57 蔡月桂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58 陳美霞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59 陳承登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60 蔡石能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61 蔡吳玉英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62 翁武志新興區志工 63 翁慧慧新興區志工 64 李宛芝新興區志工 65 黃垓翰新興區志工 66 莊子樂新興區志工 67 蘇媖媖鹽埕區里民 68 梅玉娥鹽埕區里民 69 潘淑娟苓雅區里民 70 張玉琴三民區里民 71 郭采寧苓雅區里民 72 莊翁麗花新興區里民 73 劉英華岡山區顧問 74 許明義鼓山區鄰長

2025-03-06

KSHM-113-國選上訴-2-20250306-1

金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訴字第220號公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蘇庭頤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00 0、1096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丁○○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一、被告丁○○(即暱稱「郭台銘」、「陳怪西」、「馬雲」)於民國112年9月22日加入由陳冠羽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好運不會遲到」、「江淑玲」等人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與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尚無證據認有未滿18歲之人參與)，擔任招募車手角色，負責指示車手並從中獲取利益。被告可預見此工作極有可能係為本案詐欺集團收取詐騙之犯罪所得及隱匿該等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行為，同時其亦可能因此即參與含其在內所組成3人以上、以詐術為手段、具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組織，竟仍基於縱使發生他人因受騙致財產受損、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加入本案詐欺集團，與陳冠羽、「江淑玲」、「好運不會遲到」及本案詐欺集團其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利用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與洗錢之犯意聯絡：　㈠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同年8月5日15時前某時，刊登投資廣告於臉書社群網頁，適有告訴人乙○○於同年8月5日15時許，瀏覽該廣告而以LINE通訊軟體與上開詐騙集團「江淑玲」之成員聯繫，並向其佯稱可參與股票投資以獲利，亦可將投資款項交予到場協助收款之投資公司專員等語，惟因告訴人乙 ○○前已多次匯款與面交款項而察覺有異，故於同年10月6日1 4時30分報警並配合警方，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於同年10月6 日22時許，在臺南市○○區○○路000號，以面交方式交付新臺幣（下同)40萬元。嗣陳冠羽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附表一編號1所示之同年10月6日22時13分許，前往上址向告訴人乙○○收取上開款項時，為在旁埋伏之警察當場逮捕，並扣得仟元鈔40張、百元鈔6張、「徳樺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工作證1張、收據存根聯1張、三星手機1支(陳冠羽涉嫌洗錢等罪部分，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1443號判決在案)。　㈡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7月13日前某時，在YouTube、Fa ceBook刊登投資理財廣告，致附表一編號2之告訴人丙○○瀏覽該廣告而以LINE通訊軟體與詐欺集團成員聯繫，並向其佯稱可參與股票投資以獲利等語，使告訴人丙○○與詐欺集團成員相約於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時間及地點，以面交方式交付附表一編號2所示之金額，陳冠羽再依「被告」之指示，佯以「吳庭和」之名義，前往收取附表所示之人遭詐欺之款項並提供收據1紙取信對方(陳冠羽涉嫌洗錢等罪部分，業經本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1899號判決在案)。　　二、因認被告就附表一編號1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未遂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 條第2項、第1項洗錢未遂等罪嫌；就附表一編號2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洗錢等罪嫌。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6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有明文規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無非係以附表二所示證據為其論據。　　肆、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上開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辯稱：我沒有擔任招募車手的工作，陳冠羽不是我招募的等語。經查：一、陳冠羽所涉上開犯罪事實欄㈠及㈡(即附表一編號1及2)犯行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附表二所示證據為證，是此部分事實，堪先認定。二、證人陳冠羽固於警詢時證稱：我只知道上游的名字叫「丁○○ 」，大概90幾年次，是我高中夜校的同學，是「丁○○」使用 Telegram叫我前往收款，通常是拿去附近的超商交給「丁○○ 」指定交付之人，我都是受「丁○○」指示，收款時會由他直接撥打Telegram電話給我等語(見南市警四偵字第112073370 5號卷頁15，南市警三偵字第1130170173號卷頁8-10)。惟經檢視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被告與證人陳冠羽之對話紀錄(見南市警三偵字第1130170173號卷頁31-34)，內容僅涉及被告與證人陳冠羽談論金錢借貸相關處理事宜、被告向證人陳冠羽詢問Telegram之帳號等情，並無隻字片語可認被告有何招募證人陳冠羽為車手，或指示證人陳冠羽前往提領詐欺款項等相關字句，且公訴意旨所提出之其餘證據，亦不足以補強證人陳冠羽前述證詞之憑信性。伍、綜合上述，公訴意旨所舉之各項證據與證明方法，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為本案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本院自無從為有罪之論斷，核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應由本院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容萱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陳貽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被告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翊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附表一（以下時間皆為民國112年/新臺幣）：編號告訴或被害人詐騙方式面交時間、金額面交地點、對象轉交地點、金額 1 告訴人乙○○ 投資詐騙 10月6日22時13分許、 400,000元臺南市○○區○○路000號、陳冠羽（未遂) 無 2 告訴人丙○○ 投資詐騙 10月2日10時10分、 1,200,000元臺南市○○區○○○街000號、陳冠羽臺南市○○區○○○街000號附近超商、1,200,000元附表二：證據清單編號被告暨告訴或被害人證據名稱 1 被　告丁○○ 1.被告丁○○警詢及訊問筆錄 2.被告丁○○所提供其與同案被告陳冠羽之對話紀錄截圖 2 另案被告陳冠羽 1.另案被告陳冠羽警詢及訊問筆錄 2.本署112年度偵字第30680號起訴書、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443號刑事判決 3.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1月11日刑紋字第1136004002號鑑定書 4.本署113年度偵字第5703號起訴書、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899號刑事判決 5.臺灣高等法院臺分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667號陳冠羽案件電子卷證光碟 3 告訴人乙○○ 1.告訴人乙○○警詢及訊問筆錄 2.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育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 4. 告訴人丙○○ 1.告訴人丙○○警詢筆錄 2.告訴人丙○○與本案詐欺集團對話紀錄截圖 3.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 4.另案被告陳冠羽所簽立予告訴人丙○○之預存股款收據

2025-03-05

TNDM-114-金訴-220-20250305-1

選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1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鐘賢選任辯護人林宜儒律師蔡桓文律師上列被告因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選偵字第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王鐘賢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鐘賢曾任高雄市三民區河堤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高雄市中華兩岸關係發展促進會負責人、高雄市三民區社區聯合發展協會負責人，現為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商圈發展協會負責人、亦為鴻樺旅行社有限公司（統一編號：00000000、登記負責人：王瓊敏、登記地址：高雄市○○區 ○○路00000號）實際負責人，另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於民國113年1月13日舉行，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2年9月12日發布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於112年11月7日發布立法委員選舉公告、於112年11月20 日至同年月24日受理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之申請，而立法委員選舉包含區域選出立法委員、以及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立法委員（下簡稱不分區立委），不分區立委選舉部分，係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其席次依政黨得票率計算。被告明知大陸地區台辦等機構，於本次選舉及向來之政治主張，均係支持主張「兩岸一家親」、「反台獨」、「兩岸關係更好」之泛藍陣營，且附表所示之人均為本次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選舉之選舉權人，而對於本屆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之選舉具有投票權，仍基於受滲透來源資助、委託、指示，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行使等犯意，先接受中國大陸地區政府之委託、指示及資助，並按照中方安排之各行政區對口單位，於112年5月間聯繫其所在之高雄市三民區對口單位，即北京市豐台區台辦主任薛紅後，薛紅旋指示該陸方資助之落地招待團，必須要有一定比例之里長隨團，且指派豐台區台辦處長盧明豐及大陸對臺統戰外圍單位「北京北北高兩地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負責人駱德義（起訴書誤載為駱明義，應予更正）及綽號「小高」之人作為執行聯絡窗口後，被告再行邀集如附表所示之里長、里民等人參加，並將該名單提報後，經前開單位審核確定符合大陸北京市臺辦方面之落地招待規定後，被告遂於112年7月11日至7月16日，以「高雄基層交流參訪團」名義，偕同附表所示之團員自高雄出發至北京，待該團團員抵達北京時，全程均為落地招待，即團員只需自行負擔機票費用新臺幣（下同）1萬8,000元，並交由被告代為收取，被告即可從中抽取每人約1,000多元不等之利潤。落地至大陸地區後，由大陸地區台辦人員接待並由大陸地區政府資助食、宿、交通、旅遊、參訪等全部行程費用，惟需接受台辦人員安排參訪社區基地及交流座談會等行程，行程中會有大陸地區台辦人員即北京市台辦主任李勁松、北京市豐台區台辦主任薛紅、豐台區台辦處長盧明豐、台辦人員吳伯緯等人分開或共同陪同，渠等又於112年7月11日在北京便宜坊烤鴨店方庄店舉辦晚宴或其他各晚晚宴及交流座談會之際，多次向具有投票權之團員發表並宣傳：「兩岸一家親」、「兩岸同文同種」、「要恢復交流」等語，或在席間有人稱：「下架民進黨」、「換人做看看」及批評民進黨政府時，予以附和，被告亦在席間提及「藍白合」等議題，而共同以此方式以期該些參與旅遊之投票權人為一定之投票權行使，又該團行程共包括：住宿中成天壇假日酒店5晚，參觀頤和園（後更改之行程）、天壇、居庸關長城、延慶奧林匹克園區、永定河盧溝橋、金中都水關遺址、天安門廣場（後增加之行程）等景點，期間所有交通、景點以及餐飲費用等，均由大陸地區台辦機構支付費用招待，參加團員僅支付每人約為1萬8,000元之費用，餘由大陸地區政府資助招待而交付不正利益。因認被告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反滲透法第7條第1項之受滲透來源資助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反滲透法第7條第1項之受滲透來源資助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等罪嫌。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三、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係以被告於調詢及偵查中之自白、證人王懋昌、王瓊敏、林世華、張雲翔、李仁祥、王明文、蔡文和於調詢及偵查中；證人劉錦芳、莊聰昭、尤健仁、王富煌、詹榮福、張瑛珍、沈秀娟、張秋珍、歐錦泉、陳勝隆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微信對話紀錄及臉書翻拍照片、中國評論通訊社新聞及所附照片翻拍頁面、入出境名單、國泰航空機票訂位紀錄、團員在便宜坊前合照、宴席間照片、高雄基層交流參訪團之工作手冊（內有團員名單、行程表等）、鴻樺旅行社金融帳戶交易資料及外匯資料影本，為主要論據。五、㈠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於112年7月11日至7月16日，偕同附表所示團員自高雄出發至北京旅遊及參訪，各該團員支付團費約 1萬8,000元，期間曾參訪社區基地、交流座談會。在北京便宜坊烤鴨店方庄店舉辦歡迎晚宴時，大陸地區臺辦人員曾致詞並提及兩岸一家親、盼恢復交流等語等節，然堅詞否認上開犯嫌，辯稱：本案純粹是民間交流、社區參訪交流，並沿用我過去的交流模式。我沒有以「高雄基層交流參訪團」的名義招募本案團員，我跟團員說1萬8,000元就是全包，沒有說是落地招待。我沒有跟大陸拿錢，也沒有做危害國安的事。本案出團期間總統候選人尚未明朗，團員也有不少民進黨支持者，一起出團純粹基於各自的需求和考量，我不覺得臺灣人會因為本次出遊就改變原本的投票意向，且臺辦人員並未在飲宴間公開提及本次總統選舉議題等語。㈡辯護人蔡桓文律師為被告辯以：⒈本案交流參訪團已行之有年，於臺灣未舉辦任何中央或地方層級選舉之年份，被告亦曾以本案模式帶團前往中國，本次參訪也都是以社區為單位，並係針對環保跟資源回收之特定議題，足見本案為例行性民間參訪，與選舉無涉，不應以113年存在選舉即反推112年7月之參訪與選舉活動有關。⒉案發當時除民進黨有較明確之擬參選人外，國民黨、民眾黨均尚無明確參選人，也無法排除無黨籍之獨立參選人，本案出團時既無明確總統候選人，自不能逕將之與總統選舉聯結。⒊本次參訪團員全未證稱被要求或指示為特定投票行為，單一團員或曾證稱聽聞其他團員提及「下架民進黨」一語，然此為政治性言論，依大法官歷年來解釋所揭櫫之層級化保護意旨，本應受到最高度之保障，相關限制亦須受到最嚴格之檢視，不因人民發表此類言論所在地不同而有異。再者，「下架民進黨」與「國民黨不倒，臺灣不會好」均屬所謂政治性言論，「兩岸一家親」亦為政治性標語或口號，其表彰之意涵或許見仁見智，然若謂提及此等言論即該當選罷法或反滲透法之構成要件，恐生民主危機。 ⒋居住遷徙自由為憲法保障之基本人權，本案絕大多數團員均認知係自費出國旅遊，並未認知係受到招待或補助，遑論意識到公訴意旨所指招待與投票權行使之關聯性，則該等旅遊行為自無違反選罷法或反滲透等語。㈢辯護人林宜儒律師則為被告辯以：⒈就團費1萬8,000元是否便宜，牽涉個人主觀想法及感受；縱認較便宜，經營旅遊業者利用各類合作機制，降低或吸收成本，實屬普遍，如此在市場上方能更具競爭優勢，不能逕將之解為所謂招待或不正利益。⒉本案至法院接受交互詰問的所有證人均證述，在整個旅遊期間沒有人提到總統選舉要投給誰或不投給誰，甚至當時候選人的名單都還沒有公布。⒊本次出團至中國社區參訪，過程中縱提及「兩岸一家親」之言論，亦與「臺日友好」一語相類，均屬表達友好之詞，無涉投票意向及政治目的。且團員各自於席間之言論，屬其等受言論自由及思想自由保障之範疇，亦非被告得以控制。本案並無證據證明被告違反選罷法及反滲透法等罪嫌，期能還被告清白，為被告無罪之判決等語。六、基礎事實　　被告曾任高雄市三民區河堤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高雄市中華兩岸關係發展促進會負責人、高雄市三民區社區聯合發展協會負責人，現為高雄市三民區河堤商圈發展協會負責人、亦為鴻樺旅行社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112年5月間，先與北京市豐台區台辦主任薛紅，達成舉辦里長交流活動之共識，邀集附表所示里長、里民後，於112年7月11日至7月16日，自高雄出發至北京。抵達大陸地區後，行程包含參觀天壇、居庸關長城、延慶奧林匹克園區、永定河盧溝橋、金中都水關遺址、天安門廣場等景點，及參加大陸社區基地、交流座談會。112年7月11日晚間在北京便宜坊烤鴨店方庄店之歡迎晚宴或其他各晚晚宴，北京市台辦主任李勁松、北京市豐台區台辦主任薛紅等人均有出席並上臺致詞。團員本次支出團費每人各約1萬8,000元，由被告代收，並賺取機票價差利潤，每人約1,000元等情，業據被告於調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供承明確，並據證人王懋昌、王瓊敏、林世華、張雲翔、李仁祥、王明文、蔡文和於調詢及偵查中；證人劉錦芳、莊聰昭、尤健仁、王富煌、詹榮福、張瑛珍、沈秀娟、張秋珍、歐錦泉、陳勝隆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甚詳，復有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鴻樺旅行社收支紀錄、出團名單、接待高雄基層交流參訪團日程安排、中國評論通訊社相關報導、國泰航空機票訂位紀錄、被告入出境紀錄、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團員臉書照片截圖、團員在便宜坊前之合照、在便宜坊用餐之照片、高雄基層交流參訪團工作手冊翻拍照片、「7/11北京6天」LINE群組對話紀錄截圖、被告與薛紅微信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七、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是縱被告曾於偵查中自白，仍須調查並提出其他足以補強該自白之證據，而不得在無相關補強證據之情況下，單憑被告一度之認罪表示，而置被告其餘辯解於不顧或逕論被告於罪。而本案團員並未認知赴大陸地區旅遊參訪機會之提供與總統或立委選舉有關，亦未認知此旅遊參訪機會為選舉時須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不正利益，從而不存在對價關係之認識等情，均據其等證述如下：　⒈證人於沈秀娟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應先生王明文的邀約參加本案旅行團，單純去北京旅遊，不知道是參訪團。大致上都有按照旅遊行程走，中間有參加大陸小社區垃圾分類交流座談會，我不知道參加垃圾分類交流座談會目的為何。薛虹等臺辦人員沒有跟我坐同桌，宴席間也沒有討論到臺灣選舉相關話題，或要求我回臺後要支持非綠陣營候選人。依照我之前參加過的中國旅遊團，我不覺得本次團費很便宜等語（選偵一卷第199頁至第204頁、第215頁至第219頁）。　⒉證人王明文於調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是在出團前幾周，因為還缺4位團員，才臨時打電話給我，請我幫忙找人參加，說要組團去北京旅遊，團費只要1萬8,000元，因為我沒去過北京，所以我就另外找我太太沈秀娟、友人尤健仁、李讚泓一起去。我們只是純粹去旅遊，也有自己繳費。被告並未提及本團有落地招待，也沒說團員選擇標準或提及需要3位以上里長參加。全程除了參觀景點，還有幾場交流座談，都是交流民宿、交通、環境衛生、中醫、長照等議題。餐敘期間參加的大陸人有大致說希望能多多交流、和平相處、兩岸一家親等客套話，全程我都沒有聽到統獨、九二共識、下架民進黨、藍白合、不投郭台銘、支持泛藍聯盟等選舉議題，當時距離選舉也還很久。我不在乎團費價格，如果有適當的價格我就會參加，我是很隨緣的人，朋友也喜歡約我去玩，我有參加過價格更低或免錢的團，本案我是抱著出去玩的心態，沒有被拉攏的感覺等語（選偵二卷第131頁至第150頁、第161頁至第166頁、選訴卷第339頁至第347頁）。　⒊證人詹榮福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因為我太太張瑛珍沒去過北京，所以跟被告報名參加本次活動，我們都有支付團費1 萬8,000元，我們純粹出去玩。我並不覺得本次團費便宜，我之前參加雄獅去北京的團，只需要繳交1萬5,000元，住宿還是五星級的，比本案出團的住宿品質還好。我們參加的座談會都是在談垃圾分類，沒有談到選舉議題，也沒有說希望團員回臺後要支持非綠陣營，當時也不知道誰要選總統。我本身是民進黨黨員，不認為本次出團活動內容會影響中間選民投票意願等語（選偵一卷第149頁至第154頁、第169頁至第171頁）。　⒋證人張瑛珍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一位社區發展協會的志工邀約我前往北京旅遊，說還有名額，我之前也有參加過他們舉辦的活動，詢問我先生詹榮福後，就一起參加，我們有繳團費共3萬6,000元，這種交流團過去也有，本來就比較便宜。行程主要是參觀一些景點，如長城、遺址，還有社區交流介紹垃圾分類。吃飯時有介紹菜色、故事等話題，就聊天，沒有談到選舉議題，也沒有說希望團員回臺後要支持非綠陣營候選人，當時離選舉還很遠等語（選偵一卷第177頁至第1 83頁、第191頁至第195頁）。　⒌證人劉錦芳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目前退休在家並擔任志工，受朋友張瑛珍邀約參訪北京，說是環保行程，我有繳交近2萬元的團費。行程有參觀故宮、長城等地，及參加交流座談，都是講環保，在講如何處理垃圾。晚宴時大陸臺辦人員完全沒有討論藍白合等臺灣選舉議題，或希望團員回臺後支持非綠陣營候選人。本案我不覺得有特別便宜，因為我最近想去的江南團，8天才1萬5,000多元等語（選偵二卷第85 頁至第90頁、第119頁至第126頁）。　⒍證人李仁祥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稱：我總共跟被告一起到中國北京2次，一次是108年，另一次就是這次，我都是抱持旅遊心態前往，我不知道被告如何挑選本案團員。我有繳 1萬8,000元團費，108年那次費用也大概這樣。活動包含去參觀景點和社區交流座談，純粹討論環境衛生、中醫、長照等議題。晚宴時沒有人提到總統立委選舉要投給誰或支持誰，被告也從未跟我說之後選舉要支持誰，我沒有想過北京官方有想用本次參訪讓我們回臺投票或不投票給特定人或政黨。臺辦人員不會說下架民進黨這種話，頂多說兩岸一家親、希望交流更密切。我們團員酒酣耳熱之際，可能自己私下會閒聊些臺灣民生及各種議題，但就純粹團員間的閒聊。當時總統候選人選還沒本浮出檯面，我們也不知道誰要選等語（選偵一卷第95頁至第101頁、選偵二卷第201頁至第207頁、選訴卷第326頁至第339頁）。　⒎證人蔡文和於調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跟團出國是為了旅遊，相關手續由被告辦理，被告只跟我說團費1 萬8,000元，沒跟我說團費包含哪些項目。我也不知道團員組成有特別招攬里長，我只知道是社區發展協會成員，要去社區交流。我並不清楚往返臺灣與北京的機票費用，只是因為覺得價格不算高、我花得起，自己退休後也想多到一些地方旅遊，我現在身體毛病很多，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沒辦法走了，所以可以出去走走我就去。我是抵達大陸後，才知道臺辦人員與我們同桌用餐，但我認為我出來玩就是要盡興，所以也沒有特別在意臺辦人員的行為。晚宴時我坐在薛紅、李仁祥、被告等人對面，印象中沒有聽到我們這桌有人談到選舉相關議題或「下架民進黨」一語。行程有參觀長城等景點和社區座談交流，討論環保、中醫相關議題。我上次出國已經10年前了，當時去泰國5天團費約2萬餘元，所以北京6 天費用1萬8,000元，我認為只是相對便宜，沒有到不合理的程度，我確實不知道有所謂落地招待等語（選偵二卷第209 頁至第227頁、第237頁至第241頁、選訴卷第266頁至第275 頁）。　⒏證人歐錦泉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本次是以社區交流的名義前往，有繳1萬8,000元費用，行程包含參觀萬里長城、冬季奧運村等景點，及到社區參訪，主要介紹社區建設。晚宴時有提到兩岸一家親，但真的沒有印象有聽到藍白合等臺灣選舉話題，「下架民進黨」這麼尖銳的用語，如果我有聽到會有印象，但我沒有。被告或陸方人士也沒有在其他場合表明要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參訪回來後也沒有人叫我協助拉票或支持特定人等語（選偵一卷第239頁至第246頁、第26 3頁至第266頁）。　⒐證人莊聰昭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受社區發展協會副總幹事陳勝隆邀約去玩的，有繳團費1萬8,000元，陳勝隆叫我缴多少，我就缴多少，我就純粹出去玩。本次行程都沒有提及臺灣選舉等事項。晚宴餐敘時，臺辦人員也沒有說過希望團員回臺後，在投票時支持非綠陣營的候選人。全程我跟陸方人士只有交流大樓環保議題等語（選偵二卷第45頁至第50 頁、第119頁至第126頁）。　⒑證人王富煌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聽朋友張瑛珍說河堤社區發展協會有舉辦此北京旅遊行程，就和我妻子劉錦芳一同參加。我有繳團費1萬8,000元，跟我太太各刷各的費用。被告沒有跟我說團費包含哪些部分，我去過北京，價格差不多是這樣。晚宴時臺辦人員沒有談論藍白合等臺灣選舉話題，也沒有說過希望團員回台後，在投票時支持非綠陣營的候選人，沒有人批評政府或說要下架民進黨。我們就是出去玩，為何要聊政治？投票選擇是我自己決定，舆本案活動無關，且這是半年前參加的活動，跟選舉沒什麼關係，本案活動是去參訪他們社區環保跟資源回收等語（選偵一卷第127頁至第133頁、第143頁至第146頁）。　⒒證人尤健仁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三民區安吉里里長王明文是我大學學長，我去他辦公室泡茶聊天時，他問我要不要去北京旅行，說是社區參訪，參訪內容是垃圾分類及處理。團費1萬8,000元，依我認知是包含所有費用，也不覺得有特別便宜。疫情前我有參加退休員警舉辦去金門和廈門的活動，一般民眾都可參加，共去5天，費用15,000元左右。晚宴上沒有談論到臺灣選舉議題，也沒人跟我們說總統要選誰，我就是去旅遊的等語（選偵一卷第53頁至第59頁、第71頁至第 75頁）。　⒓證人陳勝隆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因為擔任河堤社區發展協會志工而認識被告，他於112年5月間詢問我是否要去大陸北京旅遊，我沒有去過北京，也覺得團費便宜，就報名參加，並邀請我們大樓的前主委莊聰昭一同前往。我長期擔任河堤社區發展協會的志工，工作表現良好，被告是肯定我在協會的貢獻，才會在有便宜赴陸旅遊的機會，邀請我一同前往。我有繳1萬8,000元團費，包含這幾天的食宿與交通費，旅遊期間不需要再另外繳費。本案前往大陸交流期間，國民黨與民眾黨還沒確定正式參選人，大陸方面也沒有藍白合的討論，在公開飲宴及交流會上都沒有提到臺灣選舉議題。我沒有聽到任何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的話，我也不會受到影響，怎麼可以用錢買收我們，本次活動沒有任何政治因素等語（選偵一卷第269至276頁、第285至288頁）。　⒔證人張秋珍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本案是朋友李仁祥邀我一起去旅遊，我認知就是去旅遊。團費繳了約2萬多元，用信用卡刷卡，我沒有覺得團費便宜，頂多就不貴，我也沒去過北京，不清楚一般團費價格。旅遊過程中有跟一個社區做交流，主要是針對社區發展等經驗分享。那時才7月份，根本沒有在講藍白合等選舉話題，吃飯期間也沒有聽到其他團員說要下架民進黨，我單純是去旅遊的等語（選偵一卷第223 頁至第229頁、第231頁至第235頁）。　㈡觀諸前開證人證述，絕大多數團員未感本案團費明顯低廉，反證稱費用尚屬合理，與自身過往旅遊經驗相當；而證稱團費確實有較便宜者，歸因亦屬多端，如自認係在河堤社區發展協會，工作表現良好而獲優待，且縱觀各該證述內容均一致稱未曾聽聞或知悉落地招待一事。由上開證述首先可知旅遊住宿、餐飲品質之優劣，實涉及旅客個人主觀價值判斷，本無從以部分甚或極少數團員之個人意見，遽認被告本案提供顯低於市價之不正利益。　㈢其次，被告未向團員提及本案有落地招待，就本案實際行程內容觀之，係至各地景點觀光及社區環保議題交流，團員因認本次出團純為旅遊參訪行程，自己繳付之團費已包含機票、當地食、宿；並僅將晚宴致詞之臺辦人士發言理解為客套辭令，並未特別留意、在乎致詞內容。本案團員不分政治立場均證稱：本次旅遊期間與選舉相隔尚遠，各政黨候選人尚未全然明朗，未於旅遊或參訪過程聽聞大陸人士提及臺灣選舉議題，被告返臺後，亦未於任何場合要求其等支持或不支持特定候選人等語。綜合前揭證人證述情節，足見被告於組團前、參訪中及返臺後，均未有向各該團員表達支持或不支持特定政黨候選人，或企圖影響投票意向之舉，而本案參訪團員主觀上亦欠缺對於赴大陸旅遊落地後相關費用負擔利益之名目及支付者之認識。其等於受赴大陸參訪之通知或要約時，既未認知此次旅遊機會之提供與總統或立法委員之選舉有關，且未認知此「旅遊機會提供」為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時需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不正利益，自不存在對價關係之認識。佐以本案附表所示團員，除少部分由被告親自邀請外，多透過親友告知而呼朋引伴參加，不識被告者所在多有，多名團員偵查中經告知本案性質可能是里長參訪團或落地招待，表達驚訝、錯愕之意，亦足證本案旅遊欠缺與投票權之一定行使間之對價關係存在。　　㈣至公訴意旨所述陸方人士於晚宴上提及「兩岸一家親」等言論一節，然此等訴諸於文化歷史或族群脈絡之標語，縱於非選舉期間之平常時日，亦可聽聞，甚且金門酒廠所出產之兩岸通水紀念酒酒標上亦寫有「兩岸一家親」、「共飲一江水」等字，是該詞彙業經不同人別、群體廣泛運用至各類情境及脈絡，尚無從以此推論本案有期約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情。另證人李仁祥雖曾於調詢時證稱：我們團員主動提到「下架民進黨」時，臺辦官員都會附和我們等語，然其於本院以證人身分接受交互詰問時已進一步陳明：臺辦人員不會主動跟我們說「下架民進黨」這些事，純粹是我們團員自己私底下酒酣耳熱下閒聊時講到等語（選訴卷第326頁至第338頁），且其餘團員始終證稱未曾聽聞此等言論，是證人李仁祥調詢時所述是否足資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實值存疑，且縱認部分團員確曾於私底下閒聊時提及「下架民進黨」等語，亦屬少數團員基於己身政治立場所為之政治言論，應受憲法言論自由基本權之保障，無從僅以其等閒聊時偶然提及之隻字片語，遽論被告涉犯本案罪嫌。八、綜上，本案檢察官對於所指被告涉犯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第1項等罪嫌，舉證容有未足，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九、退併辦部分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認該署113年度選偵字第27號案件，與本案被訴犯罪事實相同，為同一案件，聲請併案審理。惟本案既經本院諭知無罪判決，即無同一事實不可分之情況，本院自不得併予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景婷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媛舒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佳頴　　　　　　　　　　　　　　　　　　　　　　　　　　　法　官　徐莉喬　　　　　　　　　　　　　　　　　　　　　　　　　　　　　　　　　　　　法　官　林于心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莉庭附表：編號參與成員備註 1 沈秀娟王明文之妻 2 王明文安吉里里長 3 詹榮福鼎泰里里民 4 張瑛珍鼎泰里里民 5 許弘祥鼎泰里里民 6 劉錦芳鼎泰里里民 7 王泓捷鼎泰里里民 8 李仁祥德北里里長 9 蔡文和千秋里里長 10 歐錦泉河堤社區發展協會常務理事 11 李讚泓千秋里里民 12 莊聰昭鼎泰里里民 13 王富煌鼎泰里里民 14 尤健仁千秋里里民 15 李珍鼎泰里里民 16 陳勝隆河堤社區發展協會副總幹事 17 張秋珍李仁祥之妻〈卷證索引〉　　　　　　　　　　　　　　　　 1 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高肅字第11268658400號卷宗調查卷 2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8號卷（卷一）選偵一卷 3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8號卷（卷二）選偵二卷 4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8號卷（卷三）選偵三卷 5 本院113年度選訴字第1號卷選訴卷

2025-02-27

KSDM-113-選訴-1-20250227-2

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個人資料保護法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724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崇銘選任辯護人王邦安律師賴英姿律師被告康東榮選任辯護人何金陞律師鍾承哲律師被告蔣丹萍選任辯護人蔡嘉容律師被告石家瑋上列被告等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2年度選偵字第78號、113年度選偵字第13號、第62號、第156 號、第157號），被告張崇銘、康東榮、蔣丹萍於本院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被告石家瑋於本院審理時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張崇銘共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拾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物沒收之。康東榮共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柒月。緩刑參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拾玖萬元，及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扣案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物沒收之。蔣丹萍共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柒月。緩刑參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及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扣案如附表編號6所示之物沒收之。石家瑋共同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柒月。緩刑參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及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陸拾小時之義務勞務，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扣案如附表三「沒收」欄所示偽造之署押均沒收之。　　犯罪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更正、補充如下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㈠、起訴書犯罪事實二第8至9行「且基於非法蒐集處理個人資料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應更正為「基於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及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第13至15行「【興富發國際23 .07】所持有以不詳方式(或為被害人於生活中提供商家而遭擷取，或係被詐騙而提供，或因簽賭或幫助洗錢而提供予上游)取得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照片」應更正為「【興富發國際23.07】所持有以不詳方式取得如附表三各編號所示之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照片」；倒數第5至4行「將附表一【偽造之連署切結書編號】欄所示583人之偽造連署切結書」應更正為「將如附表三【偽造之連署切結書編號】欄所示576人之偽造連署切結書」；倒數第1行「層層轉送予臺北市選舉委員會而行使」後補充「足以生損害於如附表三各編號所示之人及臺北市選舉委員會查核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被連署人郭台銘、賴佩霞被連署結果之正確性。」。㈡、增列「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北投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北投分局偵查隊112年10月18日職務報告、被告張崇銘與同案被告蔣子皓「明鏡止水」間對話紀錄擷圖、本院112年聲搜字003387號搜索票、證人侯益恩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及指認照片、被告蔣丹萍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本院113年聲搜字000114號搜索票、被告張崇銘扣案如附表一編號3至5所示行動電話翻拍照片、被告蔣丹萍扣案如附表一編號7所示動電話之對話紀錄及翻拍照片等資料、本院電話紀錄表、本院調解筆錄、被告張崇銘、康東榮及蔣丹萍於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之自白、被告石家瑋於審理時之自白」為證據。二、論罪科刑㈠、是核被告4人所為，均係犯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刑法第216、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戶籍法第75條第3項之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罪。又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刑事訴訟法第267條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就裁判上一罪或實質上一罪之部分犯罪事實起訴者，依上揭規定，其效力及於全部，法院自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審判(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849號判決意旨參照)，公訴意旨雖未就被告冒用如附表三各編號所示被害人之國民身分證部分起訴，然與經檢察官起訴且為本院認定之犯罪事實，有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應予併審。㈡、被告4人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之階段行為，應為非法利用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被告4人偽造署押之行為，為其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亦不另論罪。㈢、被告4人就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罪、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㈣、被告4人利用附表一編號2所示證人林聖文、蘇宇揚、賴建志、劉儀姝、謝智全、李怡萱之個人資料、非法利用如附表三所示之個人資料，及未經同意偽造其等連署書之行為，各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應以法律上一行為予以評價，而各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㈤、被告4人以共同偽造之連署書為目的，同時實現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構成要件，所為具有局部之同一性，以評價為法律上之一行為較為合理，應認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均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四十一條之非公務機關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㈥、按累犯之立法意旨，在於行為人前已因犯罪而經徒刑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赦免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返回社會後能因此自我控管。於行為人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之情形，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乃由法院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以符罪刑相當之原則，非必以前後所犯兩罪須為同一罪名，或所再犯之罪其罪質與前罪相同或相類之犯行為必要（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3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張崇銘前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10年度中簡字第163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經本院以110年度簡上字第424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於111年4月1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是被告張崇銘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考量被告張崇銘前案與本案均屬故意犯罪，理應產生警惕作用而能自我控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然卻再為本案犯行，足見被告張崇銘對刑罰反應能力薄弱，且依本案犯罪情節及被告所侵害之法益，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核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示之罪刑不相當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辯護人為被告張崇銘辯稱：犯罪類型、罪質手段及法益侵害不一樣，應無累犯適用等語，然依前揭判決意旨，累犯之加重並不以罪質與前罪相同或相類之犯行為必要，從而辯護人上開辯稱，洵難憑採。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4人為求郭台銘、賴佩霞順利通過連署，本應循正當途徑取得連署書，竟未經他人同意無故利用附表一編號2所示證人林聖文、蘇宇揚、賴建志、劉儀姝、謝智全、李怡萱之個人資料及偽造其等之署押、利用附表三所示之人之個人資料及國民身分證影像，以偽造文書方式進行連署，不但危害附表一編號2所示證人林聖文、蘇宇揚、賴建志、劉儀姝、謝智全、李怡萱及附表三各被害人之權益，並對國家選舉制度之公平、正確性產生危害，所為甚屬不該，並參酌被告4人犯後均坦認犯行，犯後態度尚可，被告康東榮與被害人王長久成立調解並履行賠償，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在卷可稽(見卷19第369至370頁)，兼衡其等之前科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衡以被告4人之犯罪之手段、所生危害，以及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被害人王長久、邱羽均、陳玥耒、林明義、黃智弦、徐善懷、黃勢升之意見，及被告張崇銘所提出之量刑資料等一切情狀(見卷19第125 頁、第169頁、第172頁、第179頁、第183頁、第562至563頁、第565頁，卷18第401至409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㈧、被告康東榮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蔣丹萍及石家瑋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等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其等因一時失慮觸犯刑罰，然其等犯後均坦承犯行，已有悔悟，堪信其等經本案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若令其等入監禁機構以剝奪自由方式教化處罰，將使其等與社會環境長時間隔絕，反而有礙其等工作及家庭生活之正常化，未必有益於其等日後復歸社會之謀生及再社會化。本院斟酌上情，認對被告康東榮、蔣丹萍及石家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分別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2款、第1款規定均宣告緩刑3年，以啟自新。又為使被告康東榮、蔣丹萍及石家瑋確切知悉其等所為仍屬對法律秩序之破壞，記取本次教訓及強化其法治觀念，認有賦予其等一定負擔以預防其再犯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第5款規定，命被告蔣丹萍及石家瑋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下同)20萬元、被告康東榮應向公庫支付19萬元，及其等均應向受理執行之地方檢察署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6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均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期能使其等於支付公庫一定金額、提供義務勞務過程及保護管束期間，確切明瞭其等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並培養正確法治觀念。三、沒收㈠、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 條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如附表一編號1至6所示之物分別為被告張崇銘、蔣丹萍及康東榮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業據被告張崇銘、康東榮、蔣丹萍供承在卷(見卷19 第548至549頁)，並有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證(見卷7第353至 392頁、第393至398頁、第415至449頁，卷18第319至359頁、第365至383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分別於被告張崇銘、康東榮及蔣丹萍犯行項下諭知沒收之。㈡、次按偽造之印章、印文，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係採義務沒收主義，凡偽造之印文或署押，不論是否屬於犯人所有，亦不論有無搜獲扣案，苟不能證明其已滅失，均應依法宣告沒收(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 248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如附表二編號15所示之物，為被告4人共同偽造之連署書，然既已送交與臺北市選舉委員會，該物已非被告4人所有，惟其上偽造之署押(詳如附表三所示)，應依刑法第219條規定，不問屬於被告4人與否，均宣告沒收之。㈢、至如附表二編號1至4、6至14及16所示之物，分別據被告張崇銘、蔣丹萍供稱與本案犯罪無關(見卷19第549至550頁)，且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爰均不宣告沒收之，併此敘明。又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空白A4紙3張，顯與本案犯罪無關，且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爰均不宣告沒收之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彥良提起公訴，檢察官蔣得龍、蔡如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張雅涵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黃羽瑤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戶籍法第75條。意圖供冒用身分使用，而偽造、變造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行使前項偽造、變造之國民身分證者，亦同。將國民身分證交付他人，以供冒名使用，或冒用身分而使用他人交付或遺失之國民身分證，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罰金。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附表一編號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備註扣案時間、地點、持有人 1 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連署人名冊及切結書半成品18張供被告張崇銘本案犯罪所用之物。 112年10月18日、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張崇銘（卷1第33至39頁） 2 金色iPhone行動電話1支為被告張崇銘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 3 黑色iPhone行動電話1支為被告張崇銘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 4 淺藍色iPhone行動電話1支為被告張崇銘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 112年10月18日、臺中市○○區○○路000號前、張崇銘（卷1第41至45頁） 5 iPhone 13 Pro Max行動電話1支供被告康東榮本案犯罪所用之物。 112年12月26日、臺中市○區○○○街000巷00號、康東榮（卷9第129至135頁） 6 iPhone玫瑰金行動電話1支供被告蔣丹萍本案犯罪所用之物。 113年1月14日、臺中市○區○○路000號、蔣丹萍（卷10第45至49頁）附表二編號扣案物品名稱及數量備註扣案時間、地點、持有人 1 愷他命2包與本案犯罪無關。 112年10月18日、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張崇銘（卷1第33至39頁） 2 咖啡包1包與本案犯罪無關。 3 K盤3個與本案犯罪無關。 4 新臺幣5800元為被告張崇銘所有，與本案犯罪無關。 5 空白A4紙3張為被告張崇銘所有，與本案犯罪無關。 6 Redmi行動電話1支為被告蔣丹萍所有，與本案犯罪無關。 113年1月14日、臺中市○區○○路000號、蔣丹萍（卷10第45至49頁） 7 三星行動電話1支為被告蔣丹萍所有，與本案犯罪無關。 8 信件1封為被告蔣丹萍所有，與本案犯罪無關。 9 本票4張為被告蔣丹萍所有，與本案犯罪無關。 10 行照1張為被告蔣丹萍所有，與本案犯罪無關。 11 當票2聯為被告蔣丹萍所有，與本案犯罪無關。 12 車輛取回同意書1張為被告蔣丹萍所有，與本案犯罪無關。 13 押當車輛借用切結書1張為被告蔣丹萍所有，與本案犯罪無關。 14 iPhone金色行動電話1支為被告蔣丹萍所有，與本案犯罪無關。 15 偽造連署書1包偽造之署押如附表三所示（已提出與臺北市選舉委員會）。 16 連署書1箱無法證明為被告偽造之連署書（已提出與臺北市選舉委員會）。（卷宗對照表）卷宗全名簡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83號卷一卷1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83號卷二卷2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83號卷三卷3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83號卷四卷4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83號卷五卷5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他字第83號卷六卷6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78號卷7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查扣字第1568號卷8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13號卷9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62號卷10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156號卷11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157號卷12 被害人身分證件翻拍影本卷卷13 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鑑識報告卷卷14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聲羈字第577號卷卷15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偵聲字第571號卷卷16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偵聲字第32號卷卷17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724號卷一卷18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724號卷二卷19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724號卷三卷20

2025-02-27

TCDM-113-訴-724-20250227-1

選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總統選罷法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5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德水選任辯護人趙靖萱律師被告黃世位選任辯護人蕭郁寬律師姜智揚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選偵字第84號、第90號、第96號、第98號、113年度選偵字第3號、第12號、第1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德水、黃世位均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德水為擬參選中華民國第16屆總統之郭台銘競選辦公室指派擔任址設新北市○○區○○街00號之新北市板橋區連署辦公室（下稱郭台銘板橋連署辦公室）之新北副執行長，林昭慶為臺灣阿銘之友會執行長，謝宗翰則為前開臺灣阿銘之友會員工（林昭慶及謝宗翰所涉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上開連署辦公室為臺灣阿銘之友會所設立，統籌板橋區55個連署點物資、人力及連署書彙整統計。被告黃世位則擔任新北市樹林區連署站總負責人，統籌管理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鎮前街等官方連署站點及新莊四維市場、西盛市場等連署點物資、人力及連署書彙整。被告黃德水及黃世位於上開總統選舉擬參選人郭台銘之連署辦公室服務期間，明知所購置之料理米酒，並非僅係「以文宣附著於價值新臺幣（下同）30元以下之單純宣傳物品」，而係僅限民眾簽名連署支持郭台銘參選上開第16屆中華民國總統之連署書後始能發給之對價，竟基於對連署權人以交付賄賂而使其為特定被連署人連署之故意，分別於民國113年10月間，被告黃德水以20餘萬元之價格購置8000瓶料理米酒，黃世位以14 萬5,000元之價格購置5000瓶料理米酒，再於同年10月中旬至同年10月底間，將前開物品，於上開連署辦公室或分別派送至轄下各連署點，雇員在所管理之連署站向往來民眾宣傳連署即贈送每人1瓶600毫升米酒，並於民眾至上開連署辦公室或各連署點簽署、交付支持郭台銘參選113年總統選舉之連署書後，逐一發給料理米酒1瓶。因認被告黃德水、黃世位所為，均係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之對連署人交付賄賂，使其為特定被連署人連署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係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時，即難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2 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德水、黃世位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之對連署人交付賄賂，使其為特定被連署人連署罪嫌，無非係以（一）被告2人之供述，（二）證人林昭慶、許瑞琪、張錫相、王增文、畢鈞皓、李國義、謝宗翰、蔡綉娥、王可玉、蘇俊宇、張家菘、林保家、陳麗英、洪鈺淳、林旺樟、徐仕城、李美慧、黃禮明之證述及（三）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20日臺菸酒政字第1130004414號函、連署站補給品簽領表及米酒收據、板橋區連署站轄下連署點列表、連署書成品、連署點自南門街24號連署站領取料理米酒紀錄、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各連署站點附近監視器畫面截圖等件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黃德水、黃世位固對於上開公訴意旨所載客觀事實並不爭執，然均堅詞否認有何違法犯行，辯稱：其等認為米酒價值僅有27元，未達法務部所定宣傳品價值30元之上限，應屬合法，其等均無犯罪之故意等語。經查：（一）被告黃德水為郭台銘板橋連署辦公室之新北副執行長，協助統籌板橋區55個連署點物資、人力及連署書彙整統計；被告黃世位則擔任新北市樹林區連署站總負責人，統籌管理新北市樹林區中山路、鎮前街等官方連署站點及新莊四維市場、西盛市場等連署點物資、人力及連署書彙整；被告黃德水及黃世位於上開連署辦公室服務期間之112年10 月間，被告黃德水以20餘萬元之價格購置8000瓶料理米酒，黃世位以14萬5,000元之價格購置5000瓶料理米酒，再於同年10月中旬至同年10月底間，將前開物品，於上開連署辦公室或分別派送至轄下各連署點，雇員在所管理之連署站向往來民眾宣傳贈送，且民眾於簽署支持郭台銘參選1 13年總統選舉之連署書後，得獲得料理米酒1瓶等事實，為被告黃德水及黃世位所不爭執，是此部分之事實堪可認定。（二）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352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否屬於對價關係，應審酌行為人之主觀意思、行為時之客觀情狀，及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法、價額及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投票意向等項，本於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 188號、113年度台上字第3027號判決意旨參照）；判斷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罪「對價關係」之有無，包括交付、收受即授受行為是否偏離常軌及有無影響力二個層面，關於是否偏離常軌，應探求授受雙方之認知或法律規範容許範圍（例如候選人所提福利政見尚須經法定程序編列預算、審議及監督），並兼及審酌授受之目的是否暗藏有擔保投票權之行使或不行使的用意，抑或目的在凝聚人氣、宣傳加深印象；是建立在一般性、慣常性社會扶助關係，抑或專為特定選舉投票之特殊情況；代價是否合理正當等客觀情形，本於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加以判斷。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行為態樣既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規範內容相同，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連署權人為一定連署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連署權人為連署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要非謂凡於連署期間，致贈一定價值之物品請求支持某特定被連署人之行為，不問物品之種類、性質、交付及接受者雙方主觀上有無認識所收受財物係屬「賄賂」各情，一律論以行賄罪（最高法院98 年度台上字第7985號判決意旨參照），於此均合先敘明。（三）經查：　 1、法務部前於90年10月8日以法90檢字第036885號函檢附之「賄選犯行例舉」第貳項規定，係以「文宣附著於價值30 元之單純宣傳物品」作為是否足以動搖或影響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之賄選判斷標準，性質上固屬法務部為達查賄統一標準目的曾為之實務判斷基準，惟此標準業經實務上奉行多年，則該函示所定之判斷標準，亦得作為候選人或競選團隊主觀上有無賄選故意之判斷憑據，應無疑義。經查，本案作為連署贈品之米酒價格為27元，顯然低於法務部前於90年間所揭示之文宣品價值，況且，法務部揭櫫該 30元價值之判斷標準距今已逾20年，徵之近年來物價飆漲，再加計通貨膨脹等因素，則本案作為連署所贈送之米酒，更屬遠低於法務部例舉30元之微薄價值物品無疑。　 2、依證人許瑞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其曾在郭台銘板橋連署站任職，於連署期間，一開始有發放筆、存錢筒等小物作為宣傳品，米酒是從南投連署站送上來的，其等也當作一般連署小物發放，一開始有在米酒上貼文宣貼紙，後來則是改印宣傳單放在旁邊，這些連署小物都是在30元以內，所以其等也沒有疑慮、就這樣發，因為以前選舉時，法務部就有頒布，30元以內的選舉小物沒有關係，當時陳定南這樣說、其有看新聞，所以大家的認知就是送出去30元以內的東西沒有關係等語（本院卷第166至172頁）；證人王增文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黃世位找其去擔任樹林區鎮前街連署站擔任站長，於該連署站發放的米酒每1瓶都有貼文宣貼紙，其等在連署站會宣傳連署可以換米酒，也可以選其他選舉小物，但都會控制在30元以內，當時被告黃世位有寫一張紙給其等，民眾選什麼可以加什麼，但合計都沒有超過30元，也堅持不超過30元，因為有規定，贈品不可以超過30元，其自己之前也當過候選人，候選人去登記時就會拿到一本關於參選的法規問題本，所以其知道這個規定，被告黃世位也是因為其參選過里長、所以才找其，在法規問題本裡面就有提到，不要超過30元、不要用現金，在30元裡面的禮物可以贈送等語（本院卷第174至180 頁）；證人畢鈞皓於調詢、偵訊時亦皆證稱：其擔任連署站服務人員，連署站站長事前有對其做教育訓練，對於簽署連署書之人回饋禮品不能超過法定額度30元，禮品組合有分：米酒1瓶、濕紙巾與原子筆1份、存錢筒1個等3種組合，1張連署書只能給1種組合，不能都給，否則會超過30 元等語（選他字第75號卷第291至293、301至302頁）。是依上述證人證詞綜合以觀，顯見以「價值30元以內之物品」作為連署或選舉之文宣贈品並不會違法等節，乃我國人民通常具備之認知、甚至可說是根深蒂固之觀念，且被告黃德水、黃世位及上開連署辦公室人員，亦係以此價值不超過30元之原則設計不同組合之文宣物品供連署人索取。且依證人許瑞琪上開證詞以觀，於提供米酒作為文宣贈品初始，連署辦公室人員確有在米酒上貼有擬參選人之文宣貼紙，後期雖未再於米酒上貼文宣貼紙，然仍有放置宣傳單在旁供參考，此或為工作人員作業不及所為之便宜措施，尚無從僅以有無及時貼上擬參選人之文宣貼紙，而致該物從法所許之文宣品變成法所不容許之文宣品，其理至明。　 3、再觀被告黃德水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堅稱：料理米酒的金額是27元，在法務部頒布的30元以下，且給民眾的用意是讓民眾有紀念品，並沒有要拿這些東西來換取民眾參與連署的對價，否則其不會刻意拿30元以下之物品，其也認為這麼小的東西不會影響到民眾連署的意願，其等也有準備扇子、筆、面紙讓他們挑，但總和不可以超過30元等語（選偵字第84號卷一第222頁，選偵字第84號卷二第41至4 2頁，本院卷第126頁）；被告黃世位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亦皆供稱：其想說米酒沒有超過30元、就把它當成文宣品，米酒一開始也都有貼貼紙，且其等有提供米酒、面紙等物品給連署人當文宣品及紀念品，其沒有違法犯意等語（選他字第74號卷第117、123頁，選偵字第96號卷第87頁，本院卷第126頁）。是由此可認，被告黃德水、黃世位主觀上均認米酒等物價格低廉、不足以動搖連署人意向，亦不及上開法務部所頒訂之文宣品30元上限價值，而皆無以之賄賂連署人之犯意無訛。　 4、至證人蘇俊宇、張家菘、林保家、陳麗英、林旺樟等人於偵查期間雖有證稱係有簽完連署書才拿到米酒等語（選他字第74號卷第35、49、64頁，選偵字第84號卷二第23至24 頁，選他字第75號卷第171頁）。然查，行為人交付、收受之金錢、財物，究否為「賄賂」，仍應取決於行為人主觀是否對賄求對象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不法報酬之意思。衡諸常情，因候選人及所屬競選團隊競選之目的，必意在使選舉權人將票投予候選人而得勝選，故候選人不論致贈何種價值微薄之物品，包括常見之面紙、桌曆、扇子、旗幟、便帽、原子筆、農民曆等，甚至客觀上認幾無價值之紙狀文宣品，主觀上當然均係冀望收受之選民能將選票投予該特定候選人，但候選人與競選團隊對競選目的（即希望以各類方式獲取選民認同而將票投予候選人）之認知，與利用賄賂為對價，達到選民將票投予候選人之賄選認識，誠屬二事，自應區別，不可混淆論之。行為人所交付之物品，是否屬於對價關係，應審酌行為人之主觀意思、行為時之客觀情狀，及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法、價額及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投票意向等項，本於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經查，本案米酒之市場價格僅有27元，顯屬價格相當低廉之物品無疑，則本院考量現今社會價值，再佐以案發當時民生物價及生活水平，認此一文宣品縱係經連署才能取得，亦不足以動搖或影響連署人之連署意向，自難認該贈送米酒之行為，與連署人參與連署之間具有對價關係。　 5、據上，本件被告2人縱有購買米酒作為連署期間贈與連署人之文宣品，然本院依卷內事證及社會通念，難認被告2 人於主觀上有以米酒賄賂連署人，使獲贈之連署人為一定連署權行使為對價之認識而有交付賄賂之犯意，且該米酒之價值亦不足以動搖或影響選民之連署意向，無從證明與連署之行使有對價關係存在，自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之對連署人交付賄賂，使其為特定被連署人連署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五、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使本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黃德水、黃世位有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之對連署人交付賄賂，使其為特定被連署人連署罪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2 人犯罪，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以免冤抑。六、退併辦部分：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以113年度選偵字第15號移送併辦意旨書主張被告黃德水擔任郭台銘板橋連署辦公室新北副執行長期間，購買米酒作為連署文宣贈品發放而涉有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對連署人交付賄賂，使其為特定被連署人連署罪嫌，與被告黃德水本案經起訴之犯罪事實相同，為同一案件，因而函請本院併案審理云云。惟查，被告黃德水本案被訴部分既經本院判決無罪，已如前述，則前開移送併辦部分，與本案即不生事實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尚無從併予審究，應退還由檢察官另行依法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宏緯、邱舒婕提起公訴，檢察官邱蓓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楊筑婷　　　　　　　　　　　　　　　　　　　　法　官　廣于霙　　　　　　　　　　　　　　　　　　　　　　　　　　　　　　　　　　　　　　法　官　陳佳妤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范喬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2025-02-26

PCDM-113-選訴-5-20250226-1

簡上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286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周冠丞（現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本院臺中簡易庭113年度中簡字第113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9日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2年度選偵字第10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認不得以簡易判決處刑，改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周冠丞無罪。　　理　由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周冠丞依其一般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應可知悉一般人均可以自行申請行動電話門號使用，如非意圖供犯罪使用，無使用他人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以收取星城Online帳號開通驗證碼簡訊之必要，並可預見其將自己所申辦行動電話門號提供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作為代收驗證碼開通星城Online遊戲帳號，該人將可能藉由星城Online遊戲帳號作為收取各種賭博資金之工具遂行賭博犯行，以達到避免身分曝光，並逃避檢警人員之追緝，且其發生並不違背自己本意之情況下，竟基於幫助他人意圖營利以選舉結果為標的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9月22日前某時，以GASH點數100點之代價，提供其名下手機門號000 0000000號（下稱上開門號）給臉書暱稱「林慧慧」及其所屬賭博集團以申請星城Online遊戲帳號暱稱「沒有妳的溫度」（下稱上開遊戲帳號），迨被告收受簡訊驗證碼後隨即轉傳給「林慧慧」後輸入成功綁定。嗣該賭博集團不詳成員即使用臉書暱稱「馬東晨」及LINE暱稱「台博科技～蕭明政」帳號，在臉書「2024總統選舉賭盤賠率以及最新民調」粉絲專頁，散布選舉賭盤之投注訊息及提供各總統候選人之賠率為下注標的，藉此吸引招攬不特定賭客下注，並以其112年9 月23日2024各總統候選人參選最新賠率為例，賴清德讓185 萬票，賠率1：2、柯文哲1：2.2、侯友宜1：2.5、郭台銘1 ：3.0【即每下注賴清德新臺幣（以下同）1萬元，可贏回2 萬元、下注柯文哲1萬元，可贏回2萬2000元、下注侯友宜1 萬元，可贏回2萬5000元、下注郭台銘1萬元，可贏回3萬元】，藉此經營選舉賭盤，影響選舉結果之公平性，並造成下屆總統候選人之損害，嗣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局喬裝為賭客與LINE暱稱「台博科技～蕭明政」聯繫下注「柯文哲2000元」，遂於112年9月22日下午5時45分，在臺中市○○ 區○○○○街000號全家超商福揚店，依其指示購買價值2000元G ASH點數序號並後傳送給LINE暱稱「台博科技～蕭明政」之人，作為總統副總統大選賭盤之賭金，嗣由賭博集團成員以上開星城Online帳號暱稱「沒有妳的溫度」儲值取得賭金，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 條之1第4項幫助意圖營利以選舉結果為標的而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罪、刑法第30條第1項、第268條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可供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足資參照）。　　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第4項幫助意圖營利以選舉結果為標的而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罪、刑法第30條第1項、第2 68條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搜索筆錄、臉書「2024總統選舉賭盤賠率以及最新民調」粉絲專頁擷圖、臉書暱稱「馬東晨」擷圖、LINE暱稱「台博科技～蕭明政」頁面擷圖及對話紀錄、簽單擷圖、GASH點數序號翻拍照片、儲值點數序號查詢紀錄、門號0000000000號通聯調閱查詢單、星城Online暱稱「沒有妳的溫度」會員資料、儲值流向、被告手機翻拍照片等資為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申辦上開門號，且有以上開門號替不詳之人代收簡訊驗證碼，並提供簡訊驗證碼予不詳之人用以申請星城Online之遊戲帳號之情，惟堅詞否認有幫助意圖營利以選舉結果為標的而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犯行，辯稱：在遊戲群組裡，大家都會互相借帳號玩，所以我提供驗證碼給他人用以申請星城Online遊戲帳號時並沒有想太多，沒有想到會被拿去做賭博，點數100點實際上只價值100元，我沒有必要為了那100點冒險做這種事等語（見本院簡上卷第204、208至2 12頁）。四、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4月26日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公司）申辦上開門號之預付卡，於同年月27日攜碼移入至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灣大哥大公司）乙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在卷（見本院簡上卷第208至212頁），並有上開門號通聯調閱查詢單、上開門號之台灣大哥大公司、遠傳公司資料查詢、台灣大哥大公司113年11月18日台信服字第1130006550號函暨檢附上開門號申請資料影本，及遠傳公司113年11月26日函暨檢附上開門號申請資料影本在卷可查（見選偵卷第43頁；本院簡上卷第37至41、121至127、 131至163頁），首堪認定。　㈡上開遊戲帳號所綁定之手機門號係上開門號，並遭上開賭博集團之不詳成員112年9月22日用以儲值相當於賭金之GASH點數乙節，則有臉書「2024總統選舉賭盤賠率以及最新民調」社團頁面截圖、臉書暱稱「馬東晨」個人頁面截圖、LINE暱稱「台博科技～蕭明政」頁面截圖及對話紀錄、簽單截圖、G ASH點數序號翻拍照片、儲值點數序號查詢紀錄、上開遊戲帳號會員資料、儲值流向在卷可考（見選偵卷第33至41、45 至47、49至61頁），亦堪認定。　　　㈢查上開遊戲帳號申請日期為111年3月15日，而星城Online遊戲之會員需填寫手機門號並進行簡訊驗證，回填簡訊驗證碼後始得註冊，此有上開遊戲帳號會員資料、網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113年7月16日網字第11307079號函暨檢附會員資料在卷可參（見選偵卷第45頁、本院簡上卷第45、47頁），足認上開遊戲帳號早於111年3月15日即以上開門號完成簡訊驗證而註冊完畢，並綁定上開門號。而被告係於111年4月26日向遠傳公司申辦上開門號之預付卡，業已認定如前，則被告固稱曾於112年9月間，以上開門號代收簡訊驗證碼，且將簡訊驗證碼提供予不詳之人用以申請星城Online遊戲帳號等語（見選偵卷第20、79至80頁；本院簡上卷第210至211頁），然被告所提供與不詳之人之簡訊驗證碼是否係用以註冊上開遊戲帳號，顯屬有疑。復參以台灣大哥大公司、遠傳公司均查無上開門號於111年3月15日之申請人或使用人，有台灣大哥大公司113年8月2日法大字第113098589號書函暨檢附基本資料查詢、遠傳公司113年8月22日函在卷可稽（見本院簡上卷第57、59、63頁），且上開門號並非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公司）獲核配之門號，亦無攜碼移入之紀錄，有中華電信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113年8月15日個行服銷字第1130000543號函附卷可查（見本院簡上卷第61頁），是被告並無可能於111年3月15日即以上開門號代收簡訊驗證碼，再提供簡訊驗證碼予不詳之人用以申請上開遊戲帳號。　㈣基上可知，上開遊戲帳號已於111年3月15日以上開門號完成簡訊驗證而註冊完畢，並綁定上開門號，而被告係於111年4 月26日始向遠傳公司申辦上開門號之預付卡，再於同年月27 日攜碼移入至台灣大哥大公司，是縱被告稱其曾以上開門號代收簡訊驗證碼，並提供簡訊驗證碼予不詳之人用以申請星城Online之遊戲帳號，亦難依此認定上開遊戲帳號係因被告提供簡訊驗證碼予不詳之人而註冊完成，則嗣後上開不詳賭博集團利用上開遊戲帳號儲值相當於賭金之GASH點數行為，自與被告無涉，實難對被告以幫助意圖營利以選舉結果為標的而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罪、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罪相繩。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指述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8條之1第4項幫助意圖營利以選舉結果為標的而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罪、刑法第30條第1項、第268 條幫助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罪嫌所憑之證據，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上開犯行，揆諸前開說明，依法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原審予以論罪科刑，自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以原判決未依照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諭知褫奪公權之從刑，認有違背法令之情提起上訴，雖未指摘及此，惟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誤，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審予以撤銷改判。而按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復按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編第1章及第2章之規定。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應依通常程序審理。其認案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之情形者，應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條亦定有明文。是以本院管轄第二審之合議庭自應將原判決撤銷，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 條、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3款、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文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蔡明儒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施慶鴻　　　　　　　　　　　　　　　　　　　　　　　　　　　法　官　彭國能　　　　　　　　　　　　　　　　　　　　　　　　　　　　　　　　　　　　法　官　黃佳琪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葉馨茹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0　　日

2025-02-20

TCDM-113-簡上-286-20250220-1

金訴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加重詐欺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986號公訴人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冠羽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9240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陳冠羽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扣案之現金收款收據壹張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於本院審理時　　之自白（見金訴卷第37頁、第55頁）」外，餘均引用檢察官　　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　二、法律適用之說明：　㈠關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條例）於民　　國113 年7 月31日制定公布，自同年8 月2 日起生效施行，　　而依詐欺條例第2 條第1 款第1 、3 目規定，可知該條例所　　稱「詐欺犯罪」包含「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罪及與之具有　　裁判上一罪關係之罪」，另同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　　339 條之4 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 萬元　　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00 萬元以下　　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 億元者，處5 年　　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 億元以下罰金。」、同條　　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　　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　　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　　其刑。」。則被告本案所犯刑法第339 條之4 之3 人以上共　　同詐欺取財罪屬詐欺條例所稱「詐欺犯罪」，然其此部分犯　　行所獲財物未達新臺幣（下同）500 萬元以上，固與該條例　　第43條所增加之加重要件無涉，但被告既於偵、審中均自白　　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卷內亦無證據證明有犯罪所得須繳交　　情形，故仍適用現行法（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　　判決意旨參照）。　　　㈡關於洗錢罪部分：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於113 年7 月31日修正公　　　布，並自同年0 月0 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原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 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 萬元以下罰金（第1 項）；前項　　　之未遂犯罰之（第2 項）；前2 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　　　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3 項）」，修正後條次變　　　更為第19條，並規定「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　　　。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 萬元以下罰　　　金（第1 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2 項）」。又被告　　　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規定「犯前4 條之罪，　　　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條　　　次變更為第23條第3 項，並規定「犯前4 條之罪，在偵查　　　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　　　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　　　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　　　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⒉綜合比較洗錢防制法修正之結果，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 項因同條第3 項之封鎖作用，其宣告刑受其前置之　　　特定犯罪即3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法定最重本刑有期徒　　　刑7 年之限制，不得宣告超過有期徒刑7 年之刑，是以新　　　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法定最重本刑從有期徒刑7 年調整　　　為有期徒刑5 年，應認新法得宣告之最高度刑較低，另新　　　法法定最輕本刑從修正前之有期徒刑2 月，調高為有期徒　　　刑6 月。本案被告所犯洗錢之財物未達1 億元，且於偵查　　　及審判中均自白洗錢犯行，亦無積極證據證明有犯罪所得　　　，是被告仍有修正後自白減刑規定之適用，依前開說明，　　　經比較結果，認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　　　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2303 　　　、3147、3878、3939號判決意旨參照）。至起訴意旨誤載　　　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第1 項之規定，容有誤會。另　　　洗錢防制法第2 條、第3 條規定之修正，對被告犯行不生　　　影響，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 條、第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　　書罪、同法第216 條、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同　　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3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　　暱稱「郭台銘」（即蘇庭頤），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參　　偵卷第27頁；金訴卷第37頁），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　　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渠偽造現金收款收據（私文　　書）、工作證（特種文書）後復持以行使，應為行使偽造私　　文書、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屬想像競合犯，依刑法　　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論以3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㈢被告於偵、審中均自白本案詐欺犯行，無積極證據證明獲有　　實際報酬（見金訴卷第38頁），自應依詐欺條例第47條前段　　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　　可參）。另被告就洗錢犯行自白，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 　　條第3 項前段之規定原應減輕其刑，然該罪係屬想像競合犯　　其中之輕罪，則本院於後述量刑時仍當一併衡酌該減輕其刑　　事由（參照最高法院大法庭108 年度台上大字第3563號裁定　　意旨），均併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未依循正途　　賺取所需，竟為一己私利而參加詐欺集團，除造成被害人因　　此蒙受財產損害，並使真正犯罪者得以隱匿身分，助長詐欺　　犯罪猖獗，破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增加檢警查緝犯罪之　　困難，實非可取；惟念及被告犯罪後始終坦承犯行（含想像　　競合之輕罪合於減刑規定）、表示悔意之態度，其聽從上手　　指令之末端角色，尚非居於核心主導、管理階層地位，兼衡　　被害人誤以投資致受財損，暨被告之素行、行為時未滿20歲　　、智識程度、經濟與生活狀況（見金訴卷第57頁審理筆錄所　　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參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9 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　　第3 號說明、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977 號判決意旨）　　。　㈤沒收部分：　　　⒈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2 項定有明文。犯　　　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　　　，均沒收之，詐欺條例第48條第1 項定有明文。查：警卷　　　第62頁所示偽造之現金收款收據1 紙，屬供犯罪所用之物　　　，應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而上開偽造收據既已全紙沒收　　　，即無庸就其上偽造之「長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李　　　棟梁」印文各1 枚再予沒收。且無證據顯示被告或同夥先　　　偽造「長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李棟梁」之印章後，　　　始偽造上開收據之「印文」，無非可能從電腦製圖軟體模　　　仿印文格式予重製，甚至可能透過購買、借用方式，取得　　　蓋有上述印文資料，藉以偽造上開收據，故客觀上無證據　　　證明存有「長坤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李棟梁」之印章　　　，自無從依刑法第219 條規定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⒉本件卷內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實獲有任何犯罪所得；另　　　被害人遭詐騙贓款，非被告收執所有，亦非在其實際掌控　　　中，則就犯罪所收受、持有之財物本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　　　處分權，自無從對其加以宣告沒收（參最高法院109 年度　　　台上字第2512號判決意旨認洗錢防制法之沒收規定，仍有　　　刑法第38條之2 第2 項規定之適用；另可參最高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5026號判決意旨）。以及被告上開犯行所持　　　偽造工作證，既未扣案，本身亦無價值，為免執行困難，　　　認就上開物品宣告沒收，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復依刑法　　　第38條之2 第2 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73 條之1 第1 項、第299 條第1 項前段、　　第310 條之2 、第454 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呂雅純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李志明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品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戴睦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5　　日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6 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0 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 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 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 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 條》行使第210 條至第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 條之4 》犯第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 年以上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3 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2-05

CYDM-113-金訴-986-20250205-1

選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4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周時雄選任辯護人林冠佑律師張尚宸律師被告吳信慧選任辯護人蔣昕佑律師黃俊穎律師楊雯欣律師被告謝明樵選任辯護人洪瑄憶律師林邑丞律師被告傅友辰選任辯護人張安婷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選偵字第1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周時雄、吳信慧、謝明樵、傅友辰均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周時雄於民國112年9月間起協助總統、副總統選舉被連署人郭台銘、賴佩霞進行參選、連署事務，並負責新北市新店區連署站文宣物資發放；被告吳信慧則於為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之新店區中正連署站（下稱本案連署站）負責人；被告謝明樵、被告傅友辰則為新北市新店區連署站之督導，被告4人竟共同基於對連署人交付賄賂，使其為特定被連署人連署之犯意聯絡，自112年10月8日起，由被告周時雄提供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臺灣菸酒公司）生產之「紅標料理米酒」【容量0.6公升，市價每瓶新臺幣（下同）27元，下簡稱米酒】，被告吳信慧則於前開連署站指示不知情之工作人員以喊話器表示「參加連署送米酒及垃圾袋」等語，並以大聲公重複撥放「歡迎連署，連署送垃圾袋、送米酒，歡迎帶身分證來聯署」等語，宣傳連署即米酒或垃圾袋及存錢筒、濕紙巾、錢母、沐浴乳等物品（下合稱米酒等物），由被告謝明樵、傅友辰在本案連署站執行連署事務，向年滿20歲得為連署人之不特定民眾交付賄賂，並以此方式於112年10月間收集取得張珉瑄、袁永蘭、呂素青、江宛蓁、楊麗琴、羅昇雲、張智惠、姜繼宗、羅濟庭、范國樑等人為郭台銘、賴佩霞連署之連署書。因認被告4人所為，均係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之對連署人交付賄賂，使其為特定被連署人連署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倘其所舉證據，不足說服審判法院，獲致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被告應受同法第154條第1項無罪推定規定之保障，亦即不能僅憑臆測，論處被告罪責，而應諭知無罪之判決。三、公訴意旨認被告4人涉犯上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之對連署人交付賄賂，使其為特定被連署人連署罪嫌，無非係以被告4人之供述、證人即連署人張珉瑄、袁永蘭、羅濟庭、江宛蓁、范國樑、楊麗琴、羅昇雲、張智惠、姜繼宗、呂素青之證述及證人張珉瑄錄影畫面擷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蒐證畫面、本院搜索票、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聯署人名冊影本、手寫筆記、運送清單、監視器主機、主機資料、錢母、被告吳信慧行動電話通訊軟體LINE與被告周時雄、與工作人員、群組「新店區北新...聯署站」對話紀錄擷圖、被告周時雄提供購買紅標料理米酒發票影本、臺北市選舉委員會11 3年6月18日北市選一字第1130001012號函附被連署人郭台銘及賴佩霞連署人名冊及切結書資料影本等件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4人固均於本院為認罪之意思表示，惟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係法院職權所在，縱被告認罪，然起訴之事實是否該當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罪嫌之構成要件內容，仍待法院依法認定，並不當然本於其等認罪之表示，而為有罪判決。經查：（一）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3527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否屬於對價關係，應審酌行為人之主觀意思、行為時之客觀情狀，及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法、價額及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投票意向等項，本於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 027號判決意旨參照）；判斷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罪「對價關係」之有無，包括交付、收受即授受行為是否偏離常軌及有無影響力二個層面，關於是否偏離常軌，應探求授受雙方之認知或法律規範容許範圍（例如候選人所提福利政見尚須經法定程序編列預算、審議及監督），並兼及審酌授受之目的是否暗藏有擔保投票權之行使或不行使的用意，抑或目的在凝聚人氣、宣傳加深印象；是建立在一般性、慣常性社會扶助關係，抑或專為特定選舉投票之特殊情況；代價是否合理正當等客觀情形，本於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加以判斷。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規定之行為態樣既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 條第1項規範內容相同，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連署權人為一定連署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連署權人為連署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要非謂凡於連署期間，致贈一定價值之物品請求支持某特定被連署人之行為，不問物品之種類、性質、交付及接受者雙方主觀上有無認識所收受財物係屬「賄賂」各情，一律論以行賄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985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連署人贈送連署人之各項物品是否足以構成對連署人交付賄賂，除考量該物品之經濟價值外，尚須斟酌連署人是否因收受該物品而有受賄之意思，並因此改變原來之連署意願，即二者間應有對價關係，始足成立。（二）被告周時雄於112年9月間起協助總統、副總統選舉被連署人郭台銘、賴佩霞進行參選、連署事務，並負責新北市新店區連署站文宣物資發放；被告吳信慧為本案連署站之負責人；被告謝明樵、被告傅友辰為新北市新店區連署站之督導。自112年10月8日起，由被告周時雄提供米酒等物，被告吳信慧、謝明樵、傅友辰則協助被告周時雄進行連署事務。於112年10月間，張珉瑄、袁永蘭、江宛蓁、楊麗琴、羅昇雲、張智惠、姜繼宗、羅濟庭、范國樑等人（下合稱張珉瑄等人）於本案連署站為郭台銘、賴佩霞連署，且除范國樑外，其餘之人均有領取米酒等情，為被告4人所不爭執，核與證人即連署人張珉瑄、袁永蘭、羅濟庭、江宛蓁、范國樑、楊麗琴、羅昇雲、張智惠、姜繼宗、呂素青之證述相符，並有證人張珉瑄錄影畫面擷圖、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蒐證畫面、聯署人名冊影本、被告周時雄提供購買米酒發票影本、臺北市選舉委員會113年6月 18日北市選一字第1130001012號函附被連署人郭台銘及賴佩霞連署人名冊及切結書資料影本等件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為認定。（三）被告4人交付米酒等物予張珉瑄等人（不含范國樑），與其等之連署行為，難認即屬具「對價關係」：　　　　 1、公訴意旨雖稱被告4人以宣傳「連署即送米酒等物」之方式，向前揭連署人交付賄賂，並以此方式取得連署書云云，惟查：　　⑴證人袁永蘭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我於112年10月30日下午至本案連署站連署支持郭台銘參選。我個人支持郭台銘，我進去參與連署前並不知道會有贈品，單純想支持郭台銘並希望他當選，是連署後才知道有贈品。參與連署後我有拿米酒，但我本來跟工作人員說我不要米酒，我想要現場的原子筆，所以後來工作人員給我米酒，又給了我2支原子筆。在我連署之前工作人員沒有告訴我會有贈品，交付米酒也不會影響我的意願等語（見113選偵19卷第231至23 4、239至241頁）。　　⑵證人江宛蓁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我於112年10月27日大約下午3時許經過本案連署站，我看到郭台銘所以想說就幫他連署一下。我在填寫完連署書並交付證件影印後，有拿取米酒1瓶、純水濕紙巾1包、衛生紙3包等物，若沒有這些物品我也會參加連署。我覺得這些物品不是參加連署之獎勵、報酬。我覺得純粹想幫他連署，並不是為了贈品才去連署的。一開始工作人員沒有跟我說會給我米酒，後來簽名、拿身份證給工作人員影印後，就給我一瓶米酒，說是一點心意。他有問我要垃圾袋或是米酒，我說米酒，後來他又另外給我3包面紙和1包濕紙巾。如果他自動拿給我我反而怕會有糾紛，那天我去連署完他就跟我說這是一點心意等語（見113選偵19卷第607至609頁）。　　　　⑶證人楊麗琴於112年11月1日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我於112年 10月26日前往本案連署站簽署連署書，我經過上開連署站看到聽到參加連署可以送東西，且連署站聲稱，連署達10 萬份，會捐贈1千萬給慈善機構，所以心動參加連署。連署後我有收受米酒1瓶，但工作人員如果沒有給我米酒，我也會參加連署，我連署目的是基於有慈善捐款，跟米酒無關，我有說我家很少開伙，但工作人員說沒關係，米酒還是可以給我等語（見113選偵19卷第201至204、213至21 5頁）；復於112年12月13日調查局詢問及偵查中證述：我在本案連署站是第二次參加連署，我在112年10月間某日先在新店區建國市場買菜時看到郭台銘的連署攤位，工作人員表示完成10萬份連署會捐款，我當時就已幫忙連署。約1個禮拜後，我經過本案連署站，某女性工作人員請我進去幫忙連署，我當時有向工作人員表示我已經有連署過了，該女性工作人員表示說在不同地方連署也沒有關係，我完成連署後就選擇米酒，但我先生中風不適合食用有酒精成分的食品，所以米酒都放在家裡沒有開。我要說明的是我是因為連署站講過要捐款的事情，我才會連署等語（見113選偵19卷第283至290、293至294頁）。　　⑷證人羅昇雲於調查局詢問時證述：我本來就有計畫要去連署，但一直沒有時間前往，而且連署時間快要截止了，我記得我參加連署當日是週末假日，我跟太太開車路過該連署站，就將車子停在門口並進入連署站連署。連署結束後，工作人員有給我們幾本印有郭台銘人像的便利貼及礦泉水，除此之外，沒有其他的物品。我沒有聽到有大聲公廣播說連署送米酒，我不知道連署站人員給我的東西是什麼，但是我不確定該瓶東西是否為米酒，我也不在乎該物品是什麼等語（見113選偵19卷第581至585頁）。　　⑸證人張智惠於調查局詢問時證述：我是在112年10月30日下午4點16分左右，前往本案連署站參加連署。我是本來就有意願要去連署，支持郭台銘出來參選總統，只是一直苦無機會，也找不到連署站，剛好經過看到就直接走進去。印象中我在連署完後，就拿了便利貼，另外工作人員也主動給了1罐放在辦公桌下的米酒讓我帶回家。我本來就要簽名連署支持郭台銘出來參選總統，所以不管連署站的人員有沒有送我任何物品，我都會支持郭台銘，我不知道連署站人員給我米酒的目的為何，反正我就是會支持郭台銘。我不認為米酒是獎勵或報酬，只是紀念品而已等語（見 113選偵19卷第587至590頁）。　　⑹證人姜濟宗於調查局詢問時證述：我大約於10月底到本案連署站連署。當時是在新店中正路上準備吃午餐前，看到有連署站，就一時起意進去幫忙連署。我認為多一位總統候選人參與選舉對臺灣沒有不好。因為我本身政黨屬性偏藍，且當時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也非常混亂，藍白也在討論是否合作，我不排斥郭台銘出來競選總統，且郭台銘實力強，有一定的選票，所以我才會去幫他連署。我簽完連署書後，工作人員有送我一瓶米酒，當時我覺得很麻煩，所以還把米酒放回車上才去吃飯，而且這瓶米酒不是我主動要的，是工作人員發放的。我一開始沒有看到連署站有以米酒當作連署完後的報酬，我也確實不知道連署完畢會送米酒，連署站人員沒有以送米酒或其他禮品的方式，增加我連署的動機。我認為有各種行銷手法可以吸引不同種人，以送米酒或其他文宣品作為宣傳，當作連署報酬，很難避免貪小便宜的人出現，所有的行銷都是一樣的，所有的行銷手法都會以免費的文宣品吸引大家參與連署等語（見113選偵19卷第593至597頁）。　　⑺證人呂素青於警詢時證述：我於112年10月15日下午前往臺北市萬華區西昌街夜市連署站連署。並且在新店區建國市場幫忙連署。有連署的人就會送米酒1瓶、環保垃圾袋1包、純水濕紙巾1包、存錢筒1個、衛生紙1包等物品。除了上述物品，不會支付任何費用，我認知是要感謝連署人，連署人幫忙簽署連署單，表示謝意。我自己也贊同郭台銘與賴佩霞的理念，我及老公連署後是拿了米酒2瓶及濕紙巾2包等語（見113選偵19卷第557至560頁）。　　則觀諸上揭證人之證述內容，其等均證述並非因連署站贈送米酒等物而參與連署，而係連署完成後方才知悉連署站會提供米酒等物。且證人江宛蓁、張智惠、呂素青並證述依其等認知，該等物品係工作人員感謝連署人願意花費時間進行連署程序之贈品或紀念品，實難認上揭連署人係認知本案連署站提供之米酒等物，為被告4人對其等所交付之不法報酬，而為約使其等為連署權一定之行使，是公訴意旨稱連署人係因被告4人送米酒等物方才參與連署等節，已與卷證資料不符。　 2、又行為人所交付之物品，是否屬於對價關係，應審酌行為人之主觀意思、行為時之客觀情狀，及衡量給付之對象、時間、方法、價額及其他客觀情狀，依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評價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及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投票意向等項，本於推理作用加以綜合判斷。本件依卷附資料，除米酒客觀價值為27元外，檢察官所舉其餘之物，均未證明其等實際價值，而觀諸該等物品均為選舉宣傳造勢場合常見之物，價值亦屬微薄，可認本件價格最高者即為米酒，其餘物品均低於該米酒之價值。又臺灣菸酒公司前身即俗稱之「公賣局」所銷售之米酒，常年均屬價格低廉之民生食材，而非價格高昂之酒類飲品，僅90年間因WTO談判關稅制度之變革，導致該時米酒因貨源短缺而發生搶購熱潮，嗣米酒經成分調整改按料理酒產品課稅後，價格即回復為20餘元，且長達20年其價格均衡定維持，已無缺貨或價格波動之情形，是米酒產品實際之市場價格僅27元，顯為於價格低廉之物品，則依據現時社會價值，並佐以民生物價及生活水平，此等贈品應不足以動搖或影響收受米酒者之連署意向，即難認該贈送米酒等物之行為，與參與連署之間具有對價關係。　 3、至於檢察官雖另以證人張珉瑄、范國樑、羅濟庭之證述，做為被告4人所交付之米酒等物，為賄賂對價之證據，惟查：　　⑴證人范國樑於警詢及偵查中係證述：我聽朋友說郭台銘連署站點有米酒可以領取，故我於112年10月24日12時許至本案連署站點，想領取米酒，到了連署站點內我詢問工作人員，是否還有米酒可以領取，工作人員回覆米酒已經發完，但我因為人已經進入連署站内，不好意思直接離開，故我還是簽署一份連署書。我參加連署時有領取筆、垃圾袋、濕紙巾等贈品等語（見113選偵19卷第607至609、269 至271、277至279頁）；證人羅濟庭於調查局詢問及偵查中證述：我是於112年10月29日下午3、4時去連署站連署的，因為此前我就有聽過同事及朋友說過幫郭台銘與賴佩霞連署，就能拿到衛生紙或米酒。連署前工作人員並沒有贈送我東西，因為我一進入連署站就向工作人員表明我要參加連署，連署完工作人員除了送我礦泉水、扇子、小筆記本及存錢桶，並就小型垃圾袋及1瓶米酒讓我2選1。我印象中連署站並沒有宣傳等語（見113選偵19卷第297至30 0、301至302頁）。則依證人范國樑、羅濟庭之上揭證述，其等均未實際聽聞被告4人或連署站之工作人員向其約使為連署權一定之行使，即自行到本案連署站進行連署，且證人范國樑經工作人員告知米酒已經發完，並未領取米酒，仍自行決定簽署連署書；證人羅濟庭於本案連署站之工作人員未曾向其表示要贈送東西，即向工作人員主動表示要參加連署等情，縱後續因領得工作人員發放價值微薄低廉之贈品，亦難認其等所為連署與被告4人於連署站發放之贈品，已逾越社會相當性，而遽認為係屬不法報酬。　　⑵至於證人張珉瑄雖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我於112年10月20 日19時許與朋友至本案連署站，因我先前看到連署站桌上都有擺放米酒，故我當日特意前往連署站連署，想要領取米酒，在連署當下，一位女性工作人員請我填寫資料，另一位男性工作人員在我填資料的時候跟我說桌上的東西（發財金、衛生紙、濕紙巾）都可以拿，我朋友就主動問說你們不是有米酒。在我填完資料時，一位男性工作人員把米酒從後面拿來。然後我朋友幫我問工作人員說：「可以給我兩瓶嗎？」他就跟我朋友說：「因為價格關係，一人只能拿一瓶，你要寫資料嗎？」我就回答：「我朋友沒有要填寫，是我想給我阿嬤，我阿嬤也喜歡郭台銘。」，後來男性工作人員又遞給我一瓶米酒和一張連署書，請我拿回去給我阿嬤填寫，我聽我奶奶說連署就會送米酒，我才主動錄影並到警局檢舉。我想拿米酒給我阿嬤和媽媽，故我前往連署，雖然我家人是郭台銘支持者，但我不是，該連署站送米酒等贈品之行為有可能會影響我的連署意願等語（見113選偵19卷第603至605頁）。於偵查中則證述：郭台銘連署站連署送米酒方式是否會影響我的意願，我還是會思考是否妥當，所以我才會去檢舉，因為酒類是一個有價值的東西，跟路上發面紙不一樣，我覺得有可能會影響他人連署的意願，像我奶奶就被影響了，所以他才跟我說要我去，原本他並不是郭台銘的支持者，我說奶奶也喜歡，他們就多給我一瓶，要我請奶奶記得去連署，但我沒有聽到有人以「連署送米酒」的口號招攬」等語（見113 選偵19卷第721至723頁）。則證人張珉瑄除未曾聽聞本案連署站有以「連署送米酒」之口號宣傳外，對於是否會影響連署意願，亦證述「我還是會思考」、「我是臆測會影響他人的意願」等語，顯見其並未受該等微薄價值之物品影響意願，且係自行臆測他人會被影響意願，進而檢舉本案。則本件米酒等物價值微薄，被告4人縱使於本案連署站內發放該等物品，亦未逾越社會相當性，俱如前述，證人張珉瑄上揭證言亦佐證其仍會思考而不受該等物品之影響。甚者，其向連署站工作人員僅稱「奶奶也很喜歡」等語，則在其祖母未連署之情形下，工作人員即多給證人張珉瑄一瓶米酒，亦可證該米酒等物並非連署之對價，至為明確。（四）被告4人是否基於行賄之主觀犯意，而於本案連署站提供米酒與有連署權之人，亦屬有疑：　 1、又行為人交付、收受之金錢、財物，究否為「賄賂」，仍應取決於行為人主觀是否對賄求對象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不法報酬之意思。衡諸常情，因候選人及所屬競選團隊競選之目的，必意在使選舉權人將票投予候選人而得勝選，故候選人不論致贈何種價值微薄之物品，包括常見之面紙、桌曆、扇子、旗幟、便帽、原子筆、農民曆等，甚至客觀上認幾無價值之紙狀文宣品，主觀上當然均係冀望收受之選民能將選票投予該特定候選人，但候選人與競選團隊對競選目的（即希望以各類方式獲取選民認同而將票投予候選人）之認知，與利用賄賂為對價，達到選民將票投予候選人之賄選認識，誠屬二事，自應區別，不可混淆論之。　 2、法務部前於90年10月8日以法90檢字第036885號函檢附之「賄選犯行例舉」第貳項，係以文宣附著於價值30元之單純宣傳物品作為是否足以動搖或影響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之賄選之判斷標準，性質上固屬法務部為達查賄統一標準目的曾為之實務判斷基準。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本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業如前述。惟法務部前揭函附之判斷標準，仍得為候選人或競選團隊有無賄選主觀心態之判斷憑據之一。本案最高價之米酒價格為27元，其餘物品價格則低於米酒，均低於法務部前於90 年間揭示之附著物價格，而法務部係於90年間揭示30元之判斷標準，距本案已超過20年之久，徵之近20年因物價遠高於90年間，是若加計通貨膨脹之因素，更遠低於法務部例舉30元之微薄價值之物。而參諸被告周時雄於調查局詢問時供述：我於10月初看到新聞報導，說以前選舉曾有候選人送過米酒，而目前1瓶米酒售價27元，沒有超過30元上限，且法務部曾表示過30元的文宣品賄選門檻標準不變，可以不用偵查，所以我的認知在贈送30元以下的文宣物品是不算賄選，我就決定買米酒來試試看效果如何，將米酒當作連署完後可選擇的文宣品之一。我是提供物資的發放者，當然也會希望提供民眾喜歡的文宣小物，靈活運用擴大宣傳，若有需求會盡量提供滿足連署站需求。除了料理米酒或垃圾袋，發放的贈品還包括筆、面紙、濕紙巾等，都只能選1樣。我主觀上的認知，沒有行賄連署人的犯意，酒、垃圾袋、紙巾等都沒有超過30元，所以我認為這些贈送的物資都沒有超過賄選的門檻等語（見113選偵19 卷第305至326頁）。於偵查中供述：我們在連署站，一般願意進來的民眾都是對郭台銘有高度認同，有七、八成都連署，連署完後我們現場的文宣品有筆、水、面紙、濕紙巾、沐浴乳試用包，後來才加上米酒、垃圾袋，但我們不是要以這些物資來吸引民眾。因為現在這個時代詐騙很多，除非有高度認同，不然要民眾拿出身份證是有困難的，只是要感謝他們來連署。因為我在報章雜誌上有看過，賄選的門檻是30元，米酒一瓶則是27元，所以我主觀上認知是不達30元就不算賄選，再加上米酒是國家的，也容易取得，沒有食安的間題，才會贈送給連署的民眾，主觀上並無賄選之犯意等語（見113選偵19卷第331至335頁）。被告吳信慧於調查局詢問時供述：大約在112年10月中旬，周時雄指示我們這些工作人員要透過發放料理米酒或新北市3公升垃圾袋來吸引民眾參與連署，周時雄並表示，料理米酒及新北市3公升垃圾袋只能擇一贈送，贈品不得超過30元，否則會違反選罷法規定。周時雄就是要為了增加民眾參與連署的意願，才會指示我們工作人員發放。周時雄告訴我米酒及垃圾袋價格沒有超過30元，我及工作人員才敢發放米酒及垃圾袋給連署的民眾，我要是知道送米酒會有違法之虞，我也不可能會這樣做等語（見113選偵19 卷第345至361頁）。於偵查中供述：宣傳品是希望宣傳有這個連署活動，同時感謝他們。米酒、垃圾袋是他們連署完後感謝的禮物（見113選偵19卷第377至385頁）。被告謝明樵於調查局詢問供述：我跟工作人員只是按周時雄指示執行連署工作，在職前訓練時曾告訴我們贈送價格超過 30元的禮品才會有違法疑慮，因此我以為贈送米酒及垃圾袋不會有問題，所以我才敢發放米酒及垃圾袋給連署的民眾，我要是知道送米酒會有違法之虞，我就不會這樣做了等語（見113選偵19卷第180頁）。偵查中供述：—開始看到米酒我也想說會不會太超過，但查詢了以後發現是27元才放心。我一直以為30元以下就不是賄選，職前訓練時有說不能有對價關係，曾經有民眾來問連署是不是有錢拿，我們有說明不能拿錢，只有上開小贈品等語（見113選偵1 9卷第190至191頁）。被告傅友辰於調查局詢問時供述：我認知上，選罷法是規定30元以下的禮品就不構成違法，我不清楚這樣是否有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我不知道是什麼人提議要贈送米酒及垃圾袋給連署人，但應該都是上級交辦的，我只是受雇的員工在連署站幫忙連署作業等語（見113選偵19卷第141頁）；於偵查中供述：米酒是 27元，垃圾袋我不確定，在連署站就只能拿一份，我的認知裡面30元以下的物品就是不涉及選舉罷免法等語（見11 3選偵19卷第159至160頁）。均可認被告4人主觀上認米酒等物價格低廉，而無以之賄賂選民之意思。據上，自難認被告4人於主觀上有以米酒等物賄賂連署人，藉此違反選舉公平性，使獲贈之連署人為一定連署權行使為對價之認識。（五）至於公訴意旨雖謂被告吳信慧則於前開連署站指示不知情之工作人員以喊話器表示「參加連署送米酒及垃圾袋」等語，並以大聲公重複撥放「歡迎連署，連署送垃圾袋、送米酒，歡迎帶身分證來聯署」等情，然卷內除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人員所拍攝之「本案連署站」蒐證照片（見113選偵19卷第248頁），顯示有連署站門口有放置喇叭設備外，全無任何可資證明被告吳信慧確有指示工作人員喊話或播放上述語句之證據，且為被告吳信慧所否認，自難認檢察官所指情節為真實，甚者，本件連署人等均證述未曾聽聞上揭宣傳文句，實無從以此即為對被告4人不利之論斷。（六）本院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主觀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判斷，堪認被告4人主觀上並無賄選之犯意，客觀上交付之物品，亦非可認係約使有連署權人為連署權一定行使之對價，故被告4人縱有公訴人起訴之將米酒等物交予上揭連署權人之事實，本院認與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 條第1項第2款之對連署人交付賄賂，使其為特定被連署人連署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執之前揭證據，均不足使法院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4人有共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之對連署人交付賄賂，使其為特定被連署人連署罪嫌，此外，復檢察官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4人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被告4 人犯罪尚屬不能證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宇程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鄧鈞豪　　　　　　　　　　　　　　　　　　　　法　官　林承歆　　　　　　　　　　　　　　　　　　　法　官趙德韻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田芮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2　　日

2025-01-22

TPDM-113-選訴-4-20250122-1

金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727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楊宗富上列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46794號），嗣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6月。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1萬元及未扣案偽造之收款收據1張、「林俊祥」印章1顆均沒收。　　犯罪事實丙○○於民國113年8月下旬某日起，加入張鉦暉（所涉詐欺犯行，另由檢察官偵查中）及真實姓名年籍不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寫作業」、「郭台銘」、「高飛」等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款車手之工作，負責收取詐欺款項（所涉參與犯罪組織部分，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詳後述）。嗣丙○○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意圖為自己不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及行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聯絡，先由不詳之人於113年6月1日某時許，透過通訊軟體LINE暱稱「蔡怡君」，向甲○○佯稱：可下載手機軟體「eToro」，並於該軟體內投資股票獲利云云，致甲○○於錯誤，而與不詳之人相約於113年8月 26日16時45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0巷00號前交付新臺幣（下同）200萬元之款項。嗣丙○○依「寫作業」之指示，以書寫方式偽造載有金額200萬元之收款收據1張（下稱本案收據），並持不詳之人所偽刻之「林俊祥」印章，蓋印於其上代收人欄位，同時偽造「林俊祥」之簽名後，再於上開時地到場，向甲○○收取20 0萬元現金，並交付本案收據予甲○○收執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林俊祥」，而後丙○○另將所收取之前開款項轉交與張鉦輝，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加重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　　理　由一、程序方面　　本案既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則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證據調查即不受同法第 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 4條至第170條所定關於證據能力認定及調查方式之限制，合先敘明。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中、本院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7至24頁、第85至87頁、本院卷第24頁、第62頁、第67頁），核與告訴人甲○○於警詢中之指訴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31至37頁），並有上址路口監視器畫面截圖（見偵卷第61至64頁）、本案收據翻拍照片（見偵卷第43頁）、告訴人提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卷第45至57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憑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被告行為後，相關法律業經修正，茲說明如下。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制條例）部分　⑴詐欺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訂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該條例並未變更刑法第339條之4之構成要件及刑度，而係增訂相關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500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符合各該條之加重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適用之餘地。　⑵詐欺防制條例於前揭公布施行後，其中第47條明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此部分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有利於被告，自應適用新法之規定。　⒉洗錢防制法部分　⑴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 月0日生效施行，本次修正係將洗錢行為之定義酌作文字修正，並擴張洗錢行為之處罰範圍，然被告及「寫作業」、「郭台銘」、「高飛」等不詳之人本案所為，無論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修正前、後，均屬同法所定之洗錢行為，亦不生有利或不利之情形，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　⑵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 月0日生效施行，本次修正係將原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移列，並將犯洗錢罪且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者之法定刑，關於有期徒刑部分由「7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　⑶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前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該條項嗣於113年7月31日再次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此2次修正，除將原第16 條第2項規定移列至第23條第3項外，並均限縮自白減刑事由之適用範圍。就該刑罰減輕事由規定之歷次修正以觀，被告於偵查中及審理中是否均有自白、是否有繳回其犯罪所得，涉及被告得否減輕其刑之認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規定僅以被告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即足，112年6月14日修正後則須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更須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須繳回犯罪所得始得減輕其刑。　⑷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自白本案犯行，業如前述，且其業已繳回犯罪所得1萬元，有本院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73頁），是其符合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所定減刑事由，經綜合比較全部罪刑相關規定之結果，應以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㈡罪名　⒈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偽刻「林俊祥」之印章並持以蓋用而偽造印文，與其偽造「林俊祥」之簽名等行為，均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其等偽造上開私文書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偽造私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⒉被告雖未必均就全部犯行始終參與其中，惟其與暱稱「寫作業」、「郭台銘」、「高飛」等不詳之人相互利用各自行為，實行本案犯行，且對於向告訴人收取款項層轉上游之行為，係從事本案犯罪之一部既有所認識，所參與者亦係整體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自堪認被告與上開人等間，就本案犯行具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⒊被告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罪，行為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應論以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㈢刑罰減輕事由　⒈被告就上開所犯詐欺犯罪，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在卷，且已繳回犯罪所得，業如前述，爰依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又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 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其所犯洗錢部分犯行，於偵查及審理時自白不諱，且已繳回犯罪所得，業如前述，原應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 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因此部分僅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不生處斷刑之實質影響，依上開說明，應於科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從輕量刑事由。　㈣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非無謀生能力，竟罔顧當今社會詐欺犯罪橫行，危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經濟金融秩序甚鉅，竟貪圖不法報酬，率爾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從事取款車手工作，造成告訴人蒙受財產上損失，且致不法所得之金流層轉而難以查緝，所為殊值非難，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所擔任收款車手之分工角色，具高度可替代性，位處組織較為邊緣之犯罪參與程度，以及告訴人遭詐金額之情節，兼衡被告尚無同類前科紀錄之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其所犯洗錢部分犯行，已符合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刑之規定，暨自陳高職肄業、為臨時工、需扶養3名未成年子女及配偶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69頁），及其於犯後始終坦認犯行，惟迄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四、沒收之說明　㈠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已實際獲取1萬元之報酬等語（見本院卷第68頁），核屬本案犯罪所得，業據其自動繳回而經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㈡未扣案偽造之本案收據1張（見偵卷第43頁）及「林俊祥」印章1顆，為被告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坦認在卷（見本院卷第70頁），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又該收據上所偽造之印文及署押，為本案收據之一部分，自無庸另依刑法第219條規定，重複宣告沒收，附此敘明。五、不另為公訴不受理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所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係三人以上所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是被告本案所為亦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等語。　㈡按已經提起公訴或自訴之案件，在同一法院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定有明文。又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而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法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倘係案件應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判決（含一部事實不另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之情形）時，因屬訴訟條件欠缺之程序判決，與被告已為之有罪陳述，並無衝突，且與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而與簡式審判僅在放寬證據法則並簡化證據調查程序，並非免除法院認事用法職責，亦無扞格，更符合簡式審判程序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之立法意旨，此時法院既係於尊重當事人之程序參與權後，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中，未曾異議，而無公訴權受侵害之疑慮時，縱使法院並未撤銷原裁定，改行通常審判程序，以避免訴訟勞費，仍屬事實審法院程序轉換職權之適法行使，不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經查，被告於113年8月28日起，加入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寫作業」、「林老豆」等不詳之人所組成之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詐欺犯罪組織，擔任取款車手，與不詳之人共同為詐欺取財犯行，業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於113年9 月26日以113年度偵字第44297號提起公訴，並先於113年11 月11日繫屬本院，由本院另以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866號審理中（下稱另案）等情，有另案起訴書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由另案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觀之，被告於另案所為與本案犯罪時間相近，犯罪手段相若，被告亦自承另案與本案為同一詐欺集團等語（見本院卷第62頁），堪認其本案所參與之犯罪組織與另案應為同一。揆諸前揭說明，有關被告參與犯罪組織部分犯行，應與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依想像競合犯論擬，而本案係於113年11月26日始繫屬本院，有桃園地檢署113年11月25 日乙○秀優113偵46794字第1139153208號函上本院收狀章戳可憑（見本院卷第5頁），是本案既非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則被告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應為另案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所包攝，自不得於本案重複評價，檢察官就此部分重行起訴，原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2款規定，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惟此部分倘成立犯罪，與被告前開有罪部分具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寧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十四庭　法　官　黃皓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宜庭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210條、第216條、第339條之4、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9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21

TYDM-113-金訴-1727-20250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