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行賄

共找到 205 筆結果（第 191-200 筆）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2號公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清東　　　　　　　　　　選任辯護人朱坤茂律師被告蔡東穎選任辯護人施清火律師上列被告因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選偵字第37、53、54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鄭清東、蔡東穎均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一）被告鄭清東前為彰化縣00鎮00里人，業已在大陸地區00市 00鎮經營百事威房市有限公司多年，故被告鄭清東對於大陸地區之共產黨政權（下稱中共政權）係我國敵對之境外勢力，中共政權設有（國）臺辦及統戰部等對臺工作機關，並關心且欲滲透臺灣選舉，是中國政府及其所屬組織、機構或其派遣之人均屬反滲透法第2條所規定之滲透來源知之甚詳。被告鄭清東與被告蔡東穎（原名蔡家東，LINE暱稱仍沿用「蔡家東」）為20年以上之好友關係，被告蔡東穎曾於民國83年擔任3屆彰化縣00鎮00里里長，之後中斷，直至108年又當選彰化縣00鎮00里里長並連任迄今，為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立法委員選舉（下稱本屆總統、副總統暨立法委員選舉）之有投票權人，渠2人均知本屆總統、副總統暨立法委員選舉，係於113年1月13 日舉行，且被告鄭清東明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不得行求、交付不正利益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行使。仍為達與大陸「統戰辦黃主任」之不詳年籍姓名成年人等共同影響我國總統大選選民投票意願之目的，受「統戰辦黃主任」之委託、指示及資助，與「統戰辦黃主任」共同基於對有投票權人行求、交付不正利益，約定投票予特定候選人之犯意聯絡，推由其不知情之公司員工詹侑翰與「統戰辦黃主任」聯繫，接受「統戰辦黃主任」之指示，免費招待選民前往中國旅遊，且限定團員身分，需以00鎮具有政治影響力之里長，及該人之親友，且具有本屆總統副總統選舉之投票權人為賄選行賄對象，假藉招待旅遊，於112年11月18日至2 3日，透過有收賄犯意之被告蔡東穎招攬如附表所示具有本屆總統、副總統暨立法委員選舉權之投票權人共18人（不含鄭清東本人）組團赴大陸地區東莞旅遊，並由被告鄭清東支付全部旅遊費用（受招待人如附表所示，共計18人，每人約新臺幣《下同》2萬元；每人原應收取之機票錢為人民幣2,000元，嗣後鄭清東全額負擔。），總計招待出遊之不正利益為360,000元，以此方式對附表所示之有投票權人行求、交付賄賂不正利益。嗣於該團出發前即成立 LINE「東莞旅遊」群組，被告鄭清東並於112年11月11日傳送訊息予被告蔡東穎：「煩請傳至群組投侯柯配的票，謝謝」，被告蔡東穎則允諾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並回覆「我們這裡面的人都是投票給侯友宜的」等語，並依鄭清東指示，將上開投票網址於112年11月11日上傳至上開LIN E「東莞旅遊」群組，且交代群組成員「里長代表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等名片要準備好」。而以此方式，於出發前揭露及暗示對於上開參與本次旅遊之里長及其家屬等約定於總統選舉時支持候選人侯友宜。（二）隨後被告鄭清東於112年11月18日上午7時28分，在LINE「東莞旅遊」群組上，向附表所有團員預告當天晚宴有「東莞市黃江鎮副鎮長蕭（起訴書誤載為肖）岱彤」跟大家聚餐。而112年11月18日當晚，在被告鄭清東所經營之御寶酒店內，除該副鎮長蕭岱彤外，另有黃江鎮副書記林沛堅等中共政權官方人員陪同用餐，行程中於112年11月20日上午出遊時，被告鄭清東在遊覽車上持麥克風向所有團員表示：其本身為警察退休，侯友宜是警察出身，請支持侯友宜；另於同日晚上8時許，被告鄭清東於晚宴敬酒時，向團員再度表示上開話語，而公開表達及要求團員於本屆總統、副總統暨立法委員選舉中，要支持國民黨總統候選人侯友宜，而約為投票權之一定行使。被告蔡東穎、陳惠絹（另由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則在場舉杯表示沒問題，而允諾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渠2人均知悉本次免費旅遊係用以向具有投票權人行賄之不正利益，竟仍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而予以收受。（三）因認被告鄭清東係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反滲透法第7條之受滲透來源指示對有投票權人行求、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之投票行賄罪嫌；被告蔡東穎係涉犯刑法第143條投票受賄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其次，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29 年度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參照）。再者，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參照）。又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 項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上開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另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之賄選罪，乃刑法第144條投票行賄罪之特別法，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為構成要件。又因收受賄賂之有投票權人，刑法第143條亦設有投票受賄罪之處罰規定，二者乃必要共犯中之對向犯，以彼此之間相互對立之意思，業經合致而成立犯罪（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4860號判決要旨亦可資參照）。三、本件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有上揭罪嫌，係以證人陳惠絹、高麗娜、陳建興、柯淑娟、林麗嬌、葉忠候、柯雪月、周秋霞、楊永成、林文櫻、何吉盛、尤堃宏、楊繪薺、葉懷襄、蔡昀彤、王麗君、張敬堂、阮林美真、鄭皓仁、詹侑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詹侑翰與被告鄭清東微信對話、被告鄭清東與「洋洋」之微信對話紀錄、被告鄭清東與「蔡家東( 即蔡東穎)里長」之LINE對話紀錄、鄭清東與「Tina Yeh桂珠」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鄭清東與「東莞旅遊11/18-11/2 3」之LINE群組對話紀錄、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職務報告暨附件、被告鄭清東等人之入出境紀錄、112年11 月18日至23日東莞旅遊照片6張、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公務電話紀錄及旅客入出境紀錄批次查詢、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被告鄭清東提出之電子收據、匯款單據、營業執照、掛名法定代表人協議等作為其主要之論據。四、訊據被告鄭清東堅詞否認有何投票行賄之犯行，辯稱：我和蔡東穎是小時候就認識的朋友，我在大陸經營房地產多年，我有一個商業城想要招商，問蔡東穎有沒有興趣來大陸看看，可以邀幾個朋友由我招待，跟政治完全沒有關係，沒想到蔡東穎找了那麼多人來，但我已經開口說要招待了，也不好意思反悔等語。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被告鄭清東邀00鄉親前往東莞旅遊，並未限制具有政治影響力之里長及該人之親友始得參加，亦未受中共對臺工作機關之指示、資助或自行為總統候選人侯友宜賄選，檢察官之舉證不足證明被告鄭清東有何起訴書所載之犯行。蔡東穎亦堅詞否認有何收賄之犯行，辯稱：我和鄭清東是小時候就認識的朋友，他問我有沒有興趣去大陸看看，可以找幾個朋友，我有次去鎮公所開會，剛好就問來開會的其他里長們，最後就成團出遊了，跟總統選舉沒有關係等語。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本案被告蔡東穎等人與被告鄭清東至東莞旅遊時，總統候選人尚未確定，還在民意調查階段，當時「侯柯配」、「柯侯配」一直爭論不休，直至112年11月24日才確定為「侯趙配」並辦理候選人登記，被告鄭清東傳送訊息請支持「候柯配」，顯係針對當時的民調而為，並非針對總統選舉正式投票時之請求，且被告蔡東穎未曾許以一定之投票行為等語。五、經查：　　（一）被告鄭清東為大陸地區東莞百事威房住開發有限公司（下稱百事威公司）法定代表人陳嘉惠之配偶，東莞市星光佰瑞商場及御寶花園酒店實際控制人為百事威公司，其自警察退休後，亦有實際參與上開公司經營；侯友宜於112年1 1月24日登記為113年總統副總統選舉（第16任）總統候選人；被告蔡東穎00鎮00里里長；被告鄭清東於112年10月間以電話聯絡被告蔡東穎可找一些人一同至大陸地區東莞旅遊，被告蔡東穎則於112年10月27日至同年11月18日前間邀約附表編號2至18所示之人，參與由被告鄭清東主辦之112年11月18日至23日大陸地區東莞旅遊活動，參加者除自行負擔在臺灣到桃園國際機場之費用外，其餘機票、食宿均由鄭清東出資等節，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且據證人高麗娜、陳建興、柯淑娟、林麗嬌、葉忠侯、柯雪月、周秋霞、楊永成、林文櫻、何吉盛、尤堃宏、楊繪薺、葉懷襄、蔡昀彤、王麗君、張敬堂、阮林美真、鄭皓仁、詹侑翰於警詢、偵查中，及證人陳惠絹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和警分偵字第110001185號卷【下稱和警卷】第85至94、87至100、109至120、125至128、12 9至142、143至157、159至170、171至181、187至200、20 1至203頁鹿警分偵字第1130001633號卷【下稱鹿警卷】第 27至35、37至51、53至64、69至79、95至104、107至117 、123至137、143至151頁，113年度選偵字第53卷【下稱選偵53卷】第99至105、129至137頁，112年度選他字第13 4號卷【下稱選他卷】卷一第9至13、289至297、333至339 、377至385頁，選他卷卷二第109至113、129至132、175 至179、221至225、399至404頁，選他卷卷三第77至86、9 1至94、245至249、271至273、305至315、323至333、381 至387、397至399頁），且有LINE「東莞旅遊11/18-11/23 」群組之對話紀錄擷圖、被告鄭清東等人之入出境紀錄、行程表、112年11月18日至23日東莞旅遊照片、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勘驗筆錄、電子發票、東莞農村商業銀行電子回單、東莞百事威房住開發有限公司費用報銷單、東莞市永信商旅服務有限公司對賬單、東莞百事威房住開發有限公司營業執照、東莞市星光佰瑞商場及御寶花園酒店有限公司營業執照及掛名法定代表人協議（見鹿警卷第195至2 14、221至224、225至233、279至281頁，選他卷卷一第17 、19、143至153頁，113年度選偵字第37卷【下稱選偵37 卷】第61、63、99至101、103、105、109、111頁，選偵5 3卷第55至57、61、63至70頁），及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 12月15日中選務字第1123150583號公告（見本院卷第309 頁）等件在卷可稽堪以認定。（二）被告鄭清東是否有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行為： 1.被告鄭清東有無於晚宴或遊覽車上對附表所示之人為請託支持侯友宜之言論：（1）證人陳惠絹雖於警詢時指稱：大概在112年10月27日00里里長葉清欽補選後就任當天，在所有里長合照結束的時候，00里里長陳建興提起00里里長蔡東穎有在找大家去大陸廣州免費旅遊的事情，之後蔡東穎就打電話跟我確認幾個人去，並叫我傳台胞證及護照等資料給他，並加入出遊的群組。我不清楚該團旅遊有無人數或身分之限制，一開始陳建興跟我提起的時候就說是免費旅遊。後來機場接送的費用大約2,000元左右我交給蔡東穎。在大陸東莞市旅遊只有支付給當地司機及導遊小費，大約人民幣50元。本次東莞旅遊，所有人的旅遊費用都是由鄭清東全程招待並陪同。我是直到出發當天到機場由蔡東穎向大家介紹鄭清東是本次旅遊招待者，我才知道的。11月18日東莞彰化台商鄉親在東莞御寶酒店設有晚宴，出席的人有黃江鎮副鎮長蕭岱彤跟黃江鎮書記林沛堅，我有加他們微信好友，其他我不知道，應該都是台商。只有說歡迎台灣同胞來到東莞。鄭清東沒有向我們介紹大陸統戰辦黃主任，統戰辦黃主任也沒有接待我們。我印象中鄭清東112年11月20日19時許在韶關經律論酒店餐廳用餐時，有公開跟我們這一團參加人員說本次總統大選他支持候選人侯友宜，因為他本身也是警察退休，希望大家也能夠支持侯友宜，其他沒有再多說了。蔡東穎沒有對我告知要支持侯柯配或是支持侯友宜。我本來以為是企業參訪交流，但後來到了東莞才知道不是企業參訪交流，也才知道是鄭清東免費全程招待並陪同，又聽鄭清東跟我們說要支持侯友宜，應該是鄭清東想利用本次的旅遊，要我們一起支持侯友宜等語（見和警卷第87至100頁）。復於偵查中具結證稱：陳建興跟我說蔡東穎在邀約去廣州玩，是免費的，我112年11月3日有加入蔡東穎成立的「東菀旅遊11/18-11/23」LINE群組，蔡東穎於112年11月11日，在群组上傳侯柯配、柯侯配的民調網址，叫我們支持侯柯配，他沒有說是鄭清東請我們支持。印象中在112年11月20日晚上7點溫泉飯店那一個晚餐，鄭清東說他是警察出身，要我們支持侯友宜，鄭清東是走過來站著敬酒時，對我這一桌全部的人說，大家坐著舉杯跟鄭清東說沒問題。另外印象中在大概第三天，從御寶飯店退房要去溫泉飯店的路上，鄭清東在遊覽車上，坐在椅子上拿麥克風，全文是講怎樣，我沒有注意聽，他有講支持侯友宜，我覺得這次鄭清東免費招待跟他要我們支持侯友宜，是有關係的，但我已經去了，也沒有辦法等語（見選他卷卷三第78至80頁）。（2）惟證人陳惠絹於本院審理中具結改證稱：確實有參加鄭清東招待至東莞旅遊的團，但在旅遊期間，鄭清東沒有跟我們說總統大選會支持侯友宜，在車上或吃飯期間，鄭清東也沒有拜託大家投票支持侯友宜，我認為這次旅遊跟鄭清東要求我們支持侯友宜沒有關係。我在警詢時，我有跟警察說我曾經得到癌症，記憶力不好，我印象中沒有談到政治，當下我有說要依其他的里長所述，且當時問我們時已經距離去旅遊回來有一段時間了，很多事情我是不記得了，我擔心這團跟別團搞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25至227頁）。另其餘證人高麗娜於警詢、陳建興、柯淑娟、林麗嬌、葉忠候、柯雪月、周秋霞、楊永成、林文櫻、何吉盛、尤堃宏、楊繪薺、葉懷襄、蔡昀彤、王麗君、張敬堂、阮林美真於警詢及偵查中均證稱沒有在11月18日、20日之晚宴或遊覽車上聽到，或忘記有無聽到鄭清東要大家支持侯友宜的言論。（3）證人王麗君於偵查中雖證稱：被告鄭清東有提到他之前是警察，所以比較支持警察，但沒有特別說要支持何特定候選人，也沒在公開場合說要支持誰等語（見選他卷三第30 9頁），此頂多可認被告鄭清東曾表示其個人係支持侯友宜，難以此認定被告鄭清東有對附表所示之人行求投票支持侯友宜。（4）上揭證人陳惠絹之證述前後不一，又警詢時的影音檔案，因警員製作警詢筆錄當時，係以攝影機側錄，因事後該攝影機硬碟故障送修中，尚無檔案可提供等節，有警員職務報告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一第175頁），無法證明證人陳惠絹於警詢之證述特別可信。又雖證人陳惠絹亦曾在偵查中具結證述前開內容，惟其他同團之成員均未聽到鄭清東有何請託支持侯友宜的言論，尚難僅憑證人陳惠絹於偵查中之證述而斷然認定被告鄭清東確實有發表請託支持侯友宜之言論。 2.被告鄭清東傳送民調投票網址連結予被告蔡東穎，指示其轉傳至群組，是否已屬有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行為：（1）被告鄭清東有於112年11月11日晚上7時許傳送「https:// www.surveycake.com/s/Aobby」民調投票網址連結予被告蔡東穎，並表示「煩請轉傳至群組投侯柯配的票，謝謝」，蔡東穎於同日20時36分許回覆「我們這裡面的人都是投票給侯友宜的」等語，並於同日晚上9時15分許將該民調投票網址傳送至東莞旅遊群組等情，有被告鄭清東與蔡東穎LINE對話紀錄擷圖、「東菀旅遊11/18-11/23」LINE群組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佐（見鹿警卷第188、199頁），且為被告2人所供承，此部分事實堪為認定。（2）惟112年11月11日時，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尚未開始進行登記，登記期間係為112年11月20日起至11月24日止，有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11月16日中選務字第1123150448號公告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305頁），當時國民黨還在討論是否與民眾黨的柯文哲合作參選總統副總統，如果合作，是由侯友宜作為總統候選人還是由柯文哲作為總統候選人，因此才有「侯柯配」、「柯侯配」之爭議，並進行相關民意調查，嗣最後兩黨合作破局，最後於111年11月24 日由侯友宜與趙少康登記為國民黨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等情，有相關新聞報導附卷可參（見本院卷卷一第311至3 14頁），是被告鄭清東傳送民調網址請被告蔡東穎轉傳至群組支持「侯柯配」，應是指請投票支持侯友宜作為總統候選人、柯文哲作為副總統候選人登記參選。且被告蔡東穎轉傳送該聯結至「東菀旅遊11/18-11/23」LINE群組時，並未提及要大家支持「侯友宜」或「候柯配」，僅有交代要準備好名片之行前事項。故難認被告鄭清東此一行為，係向附表所示之人約定總統選舉要支持候選人侯友宜。　 3.綜上，依檢察官之舉證，尚不足以證明被告鄭清東有約使有投票權人即附表所示之人投票支持總統候選人侯友宜之行為，進而無法以被告鄭清東招待附表所示之人至東莞旅遊遽認屬投票行賄而交付之不正利益。（三）被告鄭清東有無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而招待附表所示之人至東莞旅遊：　　1.公訴意旨雖以於112年11月18日晚宴上有東莞市黃江鎮副鎮長蕭岱彤、副書記林沛堅出席，及被告鄭清東曾向其員工詹侑翰表示追加之機票爭取看看、詹侑翰並回報與「統戰辦黃主任」聯繫之結果等情，並以112年11月18日晚宴照片、附表所示之人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被告鄭清東與詹侑翰微信對話紀錄為佐，而認被告鄭清東有接受中共政權之委託、指示、資助為總統副總統選舉行賄等語。　　2.經查，詹侑翰於112年11月4日有以微信傳送訊息向被告鄭清東詢問阮林美真不在原本的名單上，是否要新增，鄭清東回覆「後來追加的，可以就上，不方便就不要勉強」，嗣於11月7日係詹侑翰主動向被告鄭清東表示「統戰辦黃主任請我先訂票，怕到時沒機票」，復於11月9日被告傳送訊息稱「柯淑娟是00里里長太太，要求要參加，爭取看看」詹侑翰回覆「好、我問問」等情，有被告鄭清東與詹侑翰之微信對話紀錄在卷可參（微信上暱稱為「詹佑翰」，見鹿警卷第159、160、161頁），可知被告鄭清東係請詹侑翰協助整理參與名單及訂機票，是詹侑翰主動說統戰辦黃主任請其先訂票；又被告鄭清東雖有提到爭取看看等語，但並未具體說明係向何人爭取，詹侑翰僅回覆同意詢問，亦未表示要向何人詢問，難據以直接認定是要向統戰辦黃主任爭取。　　3.另詹侑翰於警詢亦證稱：我有向被告鄭清東催討確定到訪的名單，我好提供給旅行社代訂機票及向黃江鎮人民政府申報到訪的旅客名單及預計行程，我11月9日回覆「好，我問問」是指我要向黃江鎮政府說要新增一位團員，統戰辦黃主任是當時和我聯繫的黃姓承辦人，因為客氣我都稱他黃主任等語；偵查中亦結證稱：我沒有統戰部的任何資料，我是先打黃江鎮政府的總機，我跟總機的人說我們公司有團體要來住酒店，問需要報備嗎，總機就幫我轉到這位黃先生，因為他接起電話，就說他是統戰辦，黃先生說臺灣團體來需要報備，是因為我在訂機票時旅行社有提醒我是團體又是臺灣人，有無跟政府提過，所以我才會打電話去報備；「怕到時沒有機票」是我自己講的，統戰辦黃主任只是叫我先訂票；被告鄭清東知道我需要去報備，所以旅客名單如果有增減，我必須去更新，但我實際上沒有跟黃主任說，我只是更新名單而已，黃主任是一個窗口，我只是跟他聯絡，沒有跟他有任何的微信紀錄等語（見選偵37卷第47、49、119至122頁）。　　4.故從詹侑翰警詢、偵查中之證述亦可知，「黃主任」只是詹侑翰對其接洽之承辦人客氣之稱呼，而詹侑翰會與該承辦人接洽係為報備到訪之名單，復查無其他對話紀錄或證據可證明確實有「統戰辦主任」之人有具體委託、指示或資助被告鄭清東招待附表所示之人至東莞旅遊，無從以被告鄭清東與詹侑翰之微信對話紀錄即認定有統戰辦主任指示被告鄭清東介入本次總統選舉。復被告鄭清東客觀上雖確有招待附表所示之人至東莞旅遊，惟依檢察官所提證據，尚難認被告鄭清東有對附表之人約定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業如前述。是既不構成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之罪，則自無反滲透法第7條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四）復公訴意旨認被告蔡東穎係在112年11月20日晚宴上，於被告鄭清東要求大家支持侯友宜時，有與陳惠絹舉杯表示沒問題，而允諾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等語。惟被告鄭清東有無在112年11月20日晚宴上發表請託支持侯友宜的言論，已有疑義，業如前述。被告蔡東穎亦否認有何舉杯表示同意允諾投票之行為，卷內除證人陳惠絹於偵查中之證述外，查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蔡東穎有該行為，無法僅憑證人陳惠絹之單一指述，而認被告蔡東穎有允諾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是縱被告蔡東穎有接受被告鄭清東招待至東莞旅遊，難認被告蔡東穎即有公訴意旨指稱有基於投票受賄之犯意而收受不正利益。六、綜上所述，雖本案附表所示之人受被告鄭清東招待至東莞旅遊的時間在總統大選前，時機甚為敏感，惟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鄭清東具有對總統選舉投票權之人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之意，亦不足以證明被告蔡東穎有收受賄賂而同意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應認不能證明被告2人犯罪，依法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姚玎霖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嘉宏、廖梅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紀佳良法官熊霈淳法官李欣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書記官吳育嫻附表編號姓名身分 1 蔡東穎 00鎮00里里長 2 楊永成里長周秋霞之夫 3 何吉盛 00鎮00里里長 4 張敬堂里長王麗君之夫 5 陳建興 00鎮00里里長 6 葉忠候 00鎮00里里長葉清欽之子 7 尤堃宏 00鎮00里里長 8 高麗婸 00鎮00社區發展協會代表 9 陳惠絹 00鎮00里里長 10 王麗君 00鎮00里里長 11 葉懷襄里長蔡東穎之妻 12 林麗嬌 00鎮00里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13 阮林美真 00鎮鎮長林庚任之姊 14 柯雪月 00鎮00里里長 15 周秋霞 00鎮00里里長 16 柯淑娟里長陳建興之妻 17 蔡昀彤里長蔡東穎之女 18 楊繪薺里長尤堃宏之妻

2024-10-16

CHDM-113-選訴-2-20241016-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張永華選任辯護人曾泰源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張永華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褫奪公權貳年。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被告張永華明示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其餘部分不上訴(本院卷第106頁)，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之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量刑部分進行審理，其餘犯罪事實、論罪、沒收等部分，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至於審查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所依附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等，逕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二、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經坦承犯行，素行良好，年歲已大，為原住民，不懂法律，犯罪情節實有可原，且與一般原住民堂而皇之行賄有程度上差異；被告身體欠佳，母親需人照顧，倘入監服刑，恐影響家庭，難免悲劇，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請宣告緩刑，以勵自新等語。三、撤銷改判及量刑之理由： (一)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 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被告所為固值非難，惟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罪，法定最低刑為有期徒刑3年，審酌本件為鄉民代表選舉之層級，賄選之對象為4人，其中高秀英為被告之表姨，田美娟與吳輝龍為夫妻，交付之賄賂金額非高，總金額為6千元，賄選之情節、對象、規模及影響層面非鉅；而被告雖當選鄉民代表，惟已經法院判決當選無效確定，有原審111年度原選字第1號及本院112年度原選上字第3 號民事判決可按(原審卷第259-266、311-318頁)；按(民事) 當選無效，乃係以對行賄行為本身加諸制裁為(直接、間接) 目的所課予的不利益，與刑罰目的、機能應具有共通性，足以相應減少刑罰必要性，且民事當選無效乃係法律、社會容認的制裁，與私的制裁顯有不同，不構成侵權行為，對被告亦無容認代替救濟之餘地，故當選無效制裁於一定程度上，應得援用作為有利量刑因子。參酌被告於偵查及原審雖否認犯行，但坦承有交付金錢之客觀事實，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行，已經知錯，對司法資源之節省亦有助益；兼衡其罹有心肌梗塞、糖尿病等疾病，母親有永久身心障礙，需被告扶養、照顧，有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診斷證明書、農民健康保險身心障礙診斷書可按(見本院卷第119、121頁) ，目前無收入，其生活、經濟、家庭、智識程度(原審卷第3 82頁)，及檢察官之意見(本院卷第88、110頁)等一切情狀，如處以選罷法第99條第1項法定最低本刑有期徒刑3年之重刑，容有情輕法重之情，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 (三)原審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未依本案具體犯罪情節，審酌有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且不及審酌被告上訴後自白犯行之犯後態度，容有未洽。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四)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 1.為求順利當選，無視選舉制度乃現代民主政治之重要表徵，攸關國家政治之良窳及人民福祉、權益甚鉅，所為破壞選舉之公正、公平、純潔及清廉選風。 2.本件係鄉民代表之基層選舉，選區非大，賄選對象為4人，高秀英為被告之親戚，田美娟、吳輝龍為夫妻，賄選之金額非高，屬小規模零星賄選，賄選之手段、情節尚非嚴重。 3.雖當選鄉民代表，惟已經原審111年度原選字第1號及本院11 2年度原選上字第3號民事判決當選無效確定。 4.前於111年間因傷害案件經判處拘役20日，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無其他犯罪紀錄，大致能遵守社會規範，無重大偏離。 5.於偵查及原審均否認犯行，但坦承客觀事實，於本院則自白不諱，坦承犯錯，態度尚可，應知悔悟，此部分量刑因子可往有利被告之方向移動。 6.被告自陳之教育智識程度、身體健康、需扶養母親之家庭、經濟、生活等狀況(見原審卷第382頁、本院卷第110頁、第1 19、121頁)。 7.兼衡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關於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如主文所示之刑。四、附條件緩刑： (一)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暫不執行刑罰之是否適當，應由法院就被告之性格、犯罪狀況、有無再犯之虞及能否由於刑罰之宣告而策其自新等一切情形，予以審酌裁量(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94號判決參照)。法院對符合刑法第74條規定之被告，依其犯罪情節及犯後之態度，足信無再犯之虞，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宜認為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並予宣告緩刑：自白犯罪，且態度誠懇；身罹疾病必須長期醫療，顯不適於受刑之執行；如受刑之執行，將使其家庭生活陷於困境，法院加強緩刑宣告實施要點(以下稱緩刑要點)第2點第1項第5、9、10款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 1.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合於刑法第 74條第1項第1款之消極要件。　2.被告於本院自白犯罪，態度良好；被告罹有前述疾病，須長期醫療；其母有身心障礙，需被告扶養、照顧，如被告受刑之執行，家庭生活恐陷困境；本件未及深慮，致罹刑章，參酌前述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犯罪所生危害等節，以及檢察官之意見(本院卷第111頁)，依被告之素行，足認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及遵守尚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之教訓，當能知所警惕，促其自我約制，應無再犯之虞，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5年，以啟自新。 3.另為使被告遵守法紀，提高遵法意識，避免再犯，認緩刑有附加條件之必要，參酌檢察官及被告之意見(本院卷第111頁 )，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應於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所示之金額。倘被告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五、褫奪公權： (一)「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選罷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次按「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依犯罪之性質認為有褫奪公權之必要者，宣告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刑法第37條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選罷法第113條第3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具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最高法院106年度台非字第40號、81年度台非字第246號判決參照)。惟就褫奪公權期間，選罷法未有規定，依刑法第11條前段之規定，應回歸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所定「1年以上10年以下」褫奪公權期間。又法院依法必須同時宣告褫奪公權，並於1年以上10年以下之期間範圍內宣告之，此部分法院固有自由裁量之權；惟因褫奪公權係剝奪為公務員及公職候選人之資格，乃限制犯罪人服公職之能力，攸關人民權益。是以宣告褫奪公權期間之長短，自應視行為人所犯之犯罪性質與被褫奪之公權間之關聯而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757號判決參照)。亦即，應審酌被告之犯罪情狀等，基於預防犯罪與社會防衛之目的，而為褫奪公權期間之宣告(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6號、107 年度台上字第4177號判決參照)。 (二)查違反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依法應褫奪公權，除剝奪其再為公職候選人之資格外，亦限制其服公職之權利，影響其權益非輕，審酌被告交付賄賂之價值、賄選規模非大等犯罪手段及情節非重，以及其犯後態度、素行品行、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犯罪情狀及一般情狀，基於預防犯罪與社會防衛之目的，宣告如主文所示褫奪公權。另所宣告之附條件緩刑，依刑法第74條第5項之規定，並不及於褫奪公權從刑，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訴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 1項前段規定，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偵查起訴，檢察官聶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書記官徐珮綾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1項或第2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2024-10-15

HLHM-113-原選上訴-3-20241015-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1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何愛花選任辯護人林育萱律師(法扶律師) 被告劉添順選任辯護人李韋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1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27號、第 33號、第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何愛花、劉添順 (以下合稱被告2人)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如附件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一)被告劉添順雖供稱其擔任12年村長期間，除民國110年因為疫情外，其餘每年都會以自己名義送月餅給鄰長及村幹事以歡慶中秋節，然證人江金蓮明確證稱其配偶擔任鄰長達8年，但被告劉添順並非每年均有贈送月餅，足認被告劉添順所述贈送月餅禮盒予各鄰鄰長及村幹事具有例行性一節，並非屬實。　　 (二)被告何愛花否認有贈送月餅禮盒予證人黃阿里，惟證人黃阿里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證稱收到被告何愛花贈送的月餅禮盒，其於警詢時經警方告知涉犯妨害投票罪嫌而接受調查，衡諸趨吉避凶及不甘受罰之人性，本可完全否認有收受被告何愛花贈送之月餅禮盒，然並未如此，反係在後續偵查及審理中，均具結證稱有收到被告何愛花贈送之月餅禮盒，足認此部分之證述屬實。反觀，被告何愛花雖自承與被告劉添順共同一次購買30盒月餅禮盒，扣除被告劉添順所稱贈送予8 位鄰長及1位村幹事各1盒外，剩餘21盒之去向，被告何愛花卻供稱：伊拿去送給高春梅、高春花、杜春美等人，其他人已經忘記，剩餘5、6盒就放在家裡，給客人食用，無法明確交代月餅禮盒去向。然被告何愛花亦供稱：伊過往都有送中秋禮盒給這些人，這些人都是我的老顧客、好朋友或親戚。倘被告何愛花所述屬實，何以對於其常年送禮之對象究竟為何人竟會忘記，足認被告何愛花所述係刻意含糊其詞，並非屬實。　　 (三)證人黃阿勇於警詢及偵查中均明確證稱被告何愛花在中秋節前夕有送月餅禮盒到他家，雖事後在原審法院111年度選字第7號被告劉添順當選無效事件（下稱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中虛偽證稱月餅禮盒並非被告何愛花贈送，而係一名慈濟功德會的師姐林月華所贈，然此部分偽證犯行業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964號提起公訴，經黃阿勇於該案審理中坦承偽證犯行不諱，經原審法院以112年度原簡字第133號(下稱另案偽證案件)判決判處罪刑，足認證人黃阿勇於本案警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何愛花在中秋節前夕有送月餅禮盒到他家，方為屬實，亦證被告何愛花辯稱其並未送月餅禮盒予黃阿勇部分，亦不實在。 (四)被告何愛花於案發時確實有贈送月餅禮盒予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温英妹、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依據證人高春花、高春梅、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之證述，可知被告何愛花於案發時係首次贈送月餅禮盒，先前未曾有過，堪認被告何愛花辯稱：伊過往都有送中秋禮盒給這些人，這些人都是我的老顧客、好朋友或親戚，亦不可採。　　 (五)被告2人贈送月餅禮盒係基於選舉目的： 1.被告2人於案發時贈送月餅禮盒之行為，均不具有例行性，參以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温英妹、黃阿里、黃阿勇及林愛菊於警詢中均證稱渠等認識被告2人，但沒有親戚關係，甚至證人高春花及高春梅於警詢時明確表示對於被告何愛花突如其來的送禮行為感到嚇一跳或莫名其妙，足認被告2人贈送月餅禮盒並非係基於一定情誼之人際互動或社交禮儀。申言之，倘被告2人歷年均有贈送月餅禮盒予他人之習慣，而無其他意圖，渠等對於本案贈送月餅禮盒予他人之動機、目的自可清楚交代，實無法想見，被告何愛花竟於警詢時供稱：伊送禮的部分是以自己名義去送，而被告劉添順以什麼名義致贈我不清楚，要問他才清楚。 2.另依證人黃阿勇及林愛菊之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可知被告何愛花贈送月餅禮盒當下提及「幫忙」或「拜託幫忙」等文字，且證人黃阿勇及林愛菊於警詢及偵查中亦證稱其主觀上認知「幫忙」或「拜託幫忙」係與選舉相關，足認被告2人辯稱渠等贈送月餅禮盒僅係為了聯繫友人情誼，並非屬實。 3.佐以被告何愛花自承與被告劉添順共同預訂月餅禮盒30盒，事後與被告劉添順將30盒月餅禮盒載回家後，其於111年9月 1日在家中打開1盒月餅禮盒拍照等情；被告劉添順於111年9 月2日登記參選花蓮縣萬榮鄉第2選區鄉民代表；及被告2人於111年9月10日中秋節前夕，於密接時間對外發送月餅禮盒予前述具有投票權之人，以及考量當時被告劉添順係欲自村長一職進一步挑戰鄉民代表選舉，須尋求更多支持方能當選之動機，足認被告2人購買月餅禮盒贈送予他人之行為確實係基於選舉之目的。 (六)本案證人證述雖有審理與偵查不一致之情形，然諸多證人於審理中之證詞有迴護被告何愛花說詞之情形(如：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杜春美)，而與渠等先前之證述內容歧異；證述內容過於牽強(如：證人林愛菊關於「拜託」一詞之說明) 及明知會涉犯偽證罪嫌仍積極翻供者(如：證人黃阿勇)，是法院應就證人之證述何部分可採、何部分不可採，予以具體說明，原判決概括以證人證述先後歧異，逕認其不利於被告之指證不具憑信性，難認適法。又被告2人於密集接近之時間分送月餅禮盒予他人，堪認動機共同且單一，是證人之證述彼此應可相互參酌及補強。 (七)綜上，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一)被告2人為夫妻，被告劉添順為111年花蓮縣萬榮鄉第2選區鄉民代表登記候選人(下稱本件選舉)，於111年9月上旬中秋節前某日，向羅進順、劉桂香經營之順昌西點麵包店訂購月餅30盒，每盒單價新臺幣(下同)300元，每盒內有8顆月餅( 下稱系爭禮盒)，價金由被告劉添順支付。被告劉添順有於原判決附表(下稱附表)1編號⑤、⑦、附表2所示時間、地點，贈送系爭禮盒給有投票權之江金蓮、温英妹、徐惠美；其中江金蓮、温英妹是被告劉添順請被告何愛花贈送，徐惠美是由被告劉添順自行交付。而被告何愛花有於原判決附表1編號①至③、⑤至⑦、附表2所示時間、地點，贈送系爭禮盒給有投票權之高春花、高春梅、林愛菊、江金蓮、杜春美、温英妹、徐惠美(以下合稱高春花等7人)之事實，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本院卷第244-245頁)，並據證人高春花等7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述無訛，且有本件選舉候選人登記情形一覽表 (本院卷第173頁)、得票數(原審卷一第21頁、本院卷第175 頁)、系爭禮盒照片(警卷第17、19頁)可佐，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二)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之賄選罪，係以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為構成要件。亦即須視行為人主觀上是否具有行賄之犯意，而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客觀上行為人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是否可認係約使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以及所行求、期約、交付之對象是否為有投票權人而定。所謂對價關係，在於行賄者之一方，係認知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有投票權人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在受賄者之一方，亦應認知行賄者對其所行求、期約或交付之意思表示，乃為約使其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或不行使(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586 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之財物或不正利益，並不以金錢之多寡為絕對標準，而應綜合社會價值觀念、授受雙方之認知及其他客觀情事而為判斷(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89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主觀上是否具有投票行求、交付賄賂之犯意？茲說明如下：　1.高春花、高春梅部分：　　⑴證人高春花、高春梅(下稱高春花等2人)為姐妹，與被告何愛花為鄰居，高春花為被告何愛花表哥之兒媳，高春花等 2人與其母親均常搭被告何愛花之計程車，時間應該有超過5年等情，業據證人高春花等2人於原審證述明確(原審卷二第14、15、34頁)，被告何愛花亦稱高春花等2人為其姪女，從小就認識，與我有親戚關係等語(警卷第11頁)，可知證人高春花等2人不僅為被告何愛花所駕計程車之常客，彼此間亦為鄰居、遠親，具有相當程度之親誼關係。　　⑵證人高春花等2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雖均證稱被告2人未曾在年節送過禮盒或月餅，惟證人高春花證稱：其與何愛花會彼此互相贈送或交換蔬菜、水果，高春梅也一樣等情 (原審卷二第17頁)，證人高春梅證稱：何愛花有時送一些吃的、會過來看有什麼需要(原審卷二第34頁)，何愛花本來就很大方，她有東西都會亂送，都會送朋友這樣，送吃的也是有等語(原審卷二第46、47頁)，參酌高春花等2人與被告何愛花間有長期客戶及親誼關係，平日互贈物品或於中秋節贈送應景之系爭禮盒，與一般社會價值觀念、人際關係中送禮以拉近情感、鞏固客源及禮尚往來之社交禮儀並無不合。　　⑶況就被告何愛花贈送高春花等2人系爭禮盒之經過，證人高春梅證稱：000年0月0日下午4、5時左右，何愛花一個人，騎摩托車，說「你們要不要吃月餅？」，我說「好啊！」，何愛花本來要給我媽劉秋妹，我說「我媽不能吃，她有病」，何愛花就送我跟我姊姊，後來何愛花就直接走了，也沒有講什麼，沒有提到劉添順要選舉的事情等語(原審卷二第37-40頁)，可知被告何愛花原本是要贈送給劉秋妹，因高春梅稱劉秋妹不能吃後，依當時情況才臨時改送在場之高春梅，復未有何明示或暗示與選舉相關之言語舉止，則依當時情境，能否使高春梅認知係與投票行賄有關，並非無疑。　　⑷基上，依被告何愛花與證人高春花等2人之關係、平日有互贈物品之情、授受系爭禮盒之經過、年節送禮之一般社會習俗等節以觀，被告何愛花所辯係因聯繫親友、顧客情誼而贈送系爭禮盒等情，並非無據，尚難單憑贈送系爭禮盒時點，適落在被告劉添順登記參選之後，即率認系爭禮盒與本次選舉有關，否則豈非謂登記參選者於選舉期間與其親朋好友皆不能互動交際及禮尚往來，如此解釋操作，不僅悖離國民正當法律感情，亦過於機械蒼白。　2.林愛菊部分：　　⑴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基於雙方對向行為之犯罪（對向犯），如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收賄者指證行賄者，該對向共犯（正犯）之單一供述證據，或因為可獲減輕或免除其刑，甚或為得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不免作出損人利己之陳述，其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固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所述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科刑之基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79號判決意旨參照)。此所稱之補強證據，係獨立於投票收賄者所為不利於行賄者之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資擔保其陳述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固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或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均得為補強證據之資料，且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必須與投票收賄者所為之相關陳述，具有相當程度之關聯性，而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其陳述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再者，不論同一投票收賄者前後共為幾次不利於行賄者之陳述，其陳述是否出於自由意思，供述態度如何，供述內容是否詳盡或無瑕疵等，因仍屬其陳述之範疇，而非其所為陳述以外之其他證據，尚不足作為其陳述係與事實相符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證人林愛菊於警詢及偵查中固證稱被告何愛花以前未曾送過禮盒或禮品，此次贈送系爭禮盒應該與參選鄉民代表有關，且贈送系爭禮盒時有說拜託幫忙，應該是幫忙投被告劉添順一票等語，從其所述「應該」與參選有關一語，可知應係其主觀推測之詞；且其復稱不知道被告劉添順有出來選舉(偵卷第72、73頁)，沒有想到系爭禮盒與選舉有關 (偵卷第73頁)，則其既不知被告劉添順參選一事，又豈會推測系爭禮盒與被告劉添順參選鄉民代表有關？足見其所述不無矛盾，難以憑信。嗣其於原審改稱：被告何愛花交付系爭禮盒時，就說拜託幫忙而已，沒有跟我拜票，沒有講幫忙投劉添順一票，與選舉應該沒有關連，那時剛好是中秋節等語(原審卷二第52頁)，證詞前後反覆不一，已有瑕疵可指。　　⑶又證人林愛菊自承其夫陳萬生與被告何愛花為遠親關係(原審卷第50頁)，被告劉添順則稱我認識林愛菊，林愛菊亡夫是何愛花的親戚，我與林愛菊的關係良好，我記得何愛花曾送過中秋禮盒給林愛菊亡夫等語(警卷第46、48頁)，則被告何愛花辯稱為聯繫親友而於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等語，與一般社會禮俗難認相違，且被告何愛花曾送中秋禮盒給林愛菊之夫，於其夫亡故後改送林愛菊，尚難認有不合情理之處。　　⑷檢察官於原審主張證人林愛菊係明知系爭禮盒為賄選之對價，仍應允而收受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89頁)，惟林愛菊所涉投票受賄罪嫌，業經檢察官認為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見偵卷第195頁)，則證人林愛菊是否基於收賄之意思而收受何愛花交付之系爭禮盒、是否為獲減輕或免除其刑，而作出虛偽供述，均不無疑問，復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警、偵訊證詞之憑信性，在其證詞前後不一而有重大瑕疵之情況下，依前揭說明，即無從逕以其警、偵訊之單一供述遽認被告2人有投票交付賄賂之犯意。　3.江金蓮部分：　　　 ⑴證人江金蓮之夫許進龍為明利村第2鄰鄰長，任期2任8年等情，業據證人江金蓮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人許進龍於原審證述明確，並與被告劉添順之供述(警卷第43頁)相合。　 ⑵證人江金蓮於警、偵訊時證稱：被告劉添順任職明利村村長期間，偶爾會送禮盒或其他禮品，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是說村長給鄰長的慰勞之意，不知是否與選舉有關，只知道被告劉添順都送鄰長等語(警卷第171頁、偵卷第90 頁)，於原審證稱：被告2人偶爾有送月餅，不一定每年都有，被告何愛花送系爭禮盒時只有說中秋節快樂、月餅給鄰長，那時候不知道被告劉添順選舉的事等語(原審卷三第38-40頁)，證人許進龍於原審證稱：劉添順擔任村長，我擔任鄰長的期間，劉添順過年沒有送禮，中秋節有送月餅，好像每年送一次，我當了8年鄰長，不太記得是否送了8次，有時候有送，有時候沒有，110、109年中秋節記得有送月餅等語(詳見原審卷二第313-321頁)，可知被告劉添順因擔任村長，往年在中秋節時有贈送月餅予鄰長許進龍之情，本次贈送系爭禮盒時亦表明係中秋節贈與鄰長，並未明示或暗示與投票之目的有關，證人江金蓮、許進龍亦未聯想到選舉之事，難認被告2人或證人江金蓮有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對價之認識。　 ⑶又依證人江金蓮、許進龍之證述，被告劉添順於任職村長期間，雖不一定每年固定贈送月餅禮盒，然此可能與被告劉添順當年之經費、贈送人數等節有關，難認須每年固定贈送始可謂合於中秋節送禮之習俗。　　⑷況被告劉添順擔任村長一職，於中秋節贈送月餅予鄰長，與一般人際關係、社交禮儀難認有違，縱非固定每年均有贈送，難認有異於常情之處。且被告2人先前時有贈送，時未贈送，適足證明被告2人於「本次選舉前」即有贈送予鄰長中秋節禮物之情，並非本次選舉才「突然」贈送，因此，以被告2人先前非每年贈送中秋節禮物，率推認系爭禮盒與本次選舉有關，應係未全面觀察被告2人與許進龍等人歷年互動關係所致，應無足採。　　⑸基上，被告劉添順與證人江金蓮之夫許進龍間有村長、鄰長地方基層人員工作關係、授受系爭禮盒之經過、以往亦有中秋節送禮等節觀之，尚合於一般社會禮俗，被告劉添順辯稱係因逢年過節贈送禮盒給鄰長等情，尚非無據，難認被告2人主觀上有以系爭禮盒行賄使投票予被告劉添順之犯意。　　4.杜春美部分：　　⑴證人杜春美與被告何愛花為鄰居，為認識很久的朋友，杜春美曾搭過很多次何愛花開的計程車，業據證人杜春美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述明確，被告何愛花亦稱杜春美是我結拜姐妹，每年都會送她月餅等語(警卷第10頁)，足認被告何愛花與杜春美間亦有相當之情誼。　　⑵證人杜春美於警詢時雖稱被告劉添順於擔任村長期間沒有送過月餅禮盒等語，但並未否認被告何愛花曾經贈送過月餅禮盒，且其於偵查中證稱：2、3年前何愛花曾送過我月餅，我以為系爭禮盒是過節送的；收下這盒月餅不會影響我投票支持的對象(偵卷102頁)，於原審證稱：我與何愛花以前有互相送過東西，彼此平常會互送蔬菜、水果等食物(原審卷二第60頁)，則以其與被告何愛花間客戶、朋友關係，平日亦曾互贈物品之交往情況，被告何愛花於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實無可厚非，難謂與一般人際關係、禮尚往來及年節送禮之習俗有違。　　⑶又被告何愛花贈送杜春美系爭禮盒時，杜春美並不在家，由杜春美家中44歲之智障女兒收受，而何愛花當時什麼都沒有說等情，亦據證人杜春美於警、偵及原審證述明確，顯無系爭禮盒與選舉支持被告劉添順有關之言語動作，證人杜春美亦證稱不知道是否與劉添順參選有關，沒想那麼多，以為系爭禮盒是過節送的等語(警卷第191頁、偵卷第 102頁)，可知被告何愛花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投票之目的有關，且贈送時適逢中秋節，證人杜春美亦未聯想到選舉之事，難認被告2人或證人杜春美對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有何認識。　5.温英妹部分：　　⑴證人温英妹與被告2人為鄰居，温英妹與被告劉添順均當過教會長老，被告何愛花當過教會執事，彼此認識很久；被告劉添順在8年村長任期期間中秋節都會送月餅，被告何愛花每年都有送月餅等情(警卷第209頁、原審卷二第117 頁)，業據證人温英妹證述明確(警卷第209頁、偵卷第108 頁、原審卷二第115頁)，則以證人温英妹與被告2人鄰居、教會關係及歷年均有送中秋節月餅之例，實與一般社會價值觀念、人際關係及社交禮儀並無不合。　　⑵況證人温英妹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均一致證稱：被告何愛花送系爭禮盒時，沒有提到選舉之事，我認為與選舉無關等語(警卷第209頁、偵卷第108、109頁、原審卷二第116 、117頁)，可知被告何愛花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投票之目的有關，且適逢中秋節，參以被告2人每年中秋節均有贈送月餅之情，實未使人聯想到系爭禮盒與選舉賄選相關，難以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一事推認主觀上有投票行賄之犯意。　　6.徐惠美部分：　　　　　　　⑴證人徐惠美之夫許金連於111年間擔任明利村第8鄰鄰長，徐惠美與被告何愛花為教會認識的朋友，很要好，與劉添順亦認識很久等情，已據證人徐惠美、許金連於偵查及原審證述明確(偵卷第137頁、原審卷三第43、52、53頁)，並與被告劉添順之供述(警卷第43頁)相合。　　⑵證人徐惠美於警詢時先稱：村長說系爭禮盒是鄉長送給鄰長的中秋節禮盒，說只有鄰長有，是鄉公所送的，沒講到選舉等語(警卷第152、153頁)，嗣改稱：當時村長確實有送月餅，但是沒有提到選舉的事情，我忘記村長當時有沒有跟我說禮品是鄉公所送給鄰長的等語(警卷第153頁)，對於系爭禮盒究竟是鄉公所或被告劉添順所贈送，已有所混淆；其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劉添順拿系爭禮盒到我家，沒有說什麼，我收下月餅是因為朋友關係，跟選舉無關，當時沒有想到可能與選舉有關等語(偵卷第85頁)，參以證人許金連證稱：徐惠美說系爭禮盒是劉添順要送給鄰長的，不是因為要競選才送，應該是因為我是鄰長才送我，送來的時候，劉添順也沒有說什麼話(偵卷第137頁)，是因為我是鄰長才送系爭禮盒(原審卷三第53頁)等語，對照證人徐惠美於警詢之初亦曾提及系爭禮盒是送給鄰長，可推認證人徐惠美應是告知許金連系爭禮盒為贈送鄰長，只是誤認為鄉公所所贈，益徵被告劉添順確未明確提及或暗示與其參選有關，以致徐惠美反而誤以為是鄉公所贈送。　　⑶又被告劉添順往年確有於中秋節贈送月餅禮盒予證人即鄰長許進龍之情，已據證人江金蓮、許進龍證述明確，而證人許金連既是於111年才擔任鄰長，則被告劉添順於111年中秋節前贈送系爭禮盒予第一次擔任鄰長之許金連，且表明送給鄰長，核與其與許金連之關係、一般年節送禮習俗及社會價值並無悖離之處，況被告劉添順亦未明示或暗示與選舉有關，證人徐惠美、許金連亦未聯想到與選舉相關，難認被告劉添順或證人徐惠美有系爭禮盒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賂賄之認識，不足認被告2人有投票行賄之主觀犯意。 (四)本件尚無從證明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黃阿里、黃阿勇之事實：　1.黃阿里部分：　　⑴證人黃阿里於警詢時證稱系爭禮盒是由被告何愛花送到家門口由我兒子朝志宏收受，我看到時，僅剩下2、3個月餅，是鄰居跟我說何愛花有送月餅到我家，我兒子收的等語 (見警卷第133頁)；於偵訊時具結證稱：系爭禮盒是何愛花拿到家裡給我們的，當時我不在家，是我的小孩收的；小孩跟我說是何愛花送來的等語(偵卷第78頁)；於原審證稱：我不知道誰把月餅送到我家，我在上班，是我小孩朝志宏收到的，我看到的時候月餅放在桌上，只剩3個月餅；朝志宏告訴我是何愛花送的等語(原審卷二第95-105頁) 。由上可知，證人黃阿里並未目睹被告何愛花致贈系爭禮盒之過程，只看到剩下2、3個月餅，且係聽聞鄰居或朝志宏轉述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之經過，此部分證述為傳聞證據，信用性本較為薄弱，加上與證人朝志宏所述又不具整合性(詳下述)，本院自不得執此信用性有瑕疵的證述，率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　　⑵證人朝志宏於原審證稱：我和母親黃阿里住在一起，去年中秋節前，我沒有從何愛花手中拿到過中秋月餅禮盒，我看到的是一張衛生紙上面放一顆月餅，我不知道怎麼來的，剛下班看到就直接吃了，黃阿里沒有問過我月餅來源，是我問黃阿里這月餅誰送來的，我沒有看到順昌西點麵包店這個盒子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7-113頁)，與證人黃阿里所稱是證人朝志宏轉述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月餅禮盒等節，明顯扞格。　　⑶又被告2人均否認有贈送系爭禮盒給黃阿里，復無其他事證足資證明證人黃阿里或朝志宏所述屬實，自難憑證人黃阿里之有瑕疵證述逕認被告何愛花有贈送系爭禮盒給黃阿里欲行賄之事實。　2.黃阿勇部分：　　　　⑴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固均證稱111年9月5日有接受被告何愛花贈送系爭禮盒之事實，惟於原審改稱：去年選舉之前，被告2人沒有跟我拜票過，選舉前我沒有從何愛花那邊收到系爭禮盒，製作警詢、偵訊筆錄時因為緊張，想不起來，回去兩天後才想得出來，月餅是有一個慈濟功德會的菩薩林月華，直接拿去我家給我，我是慈濟的志工，幫林月華做環保，保特瓶、紙箱收一收，放在我住的地方，大概半個月林月華來收一次。我打電話給林月華說是不是你送月餅，林月華說是。本來我是說我沒有，警察一直問，到後面就說你看他們幾個都已經承認了，已經回去了，所以我才說是何愛花送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0-129頁) ，證詞前後反覆不一，非無瑕疵。　　⑵被告劉添順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中，證人林月華具結證稱：去年(即111年)中秋節我有送黃阿勇一盒月餅到黃阿勇家，裡面有6個月餅，因為黃阿勇有1個比較大的集中環保點，我向慈濟申請了30盒，所以送他等語(見另案當選無效事件原審卷第132-134頁)。參酌證人黃阿勇於警詢時證稱何愛花所贈送月餅外觀為圓形共有6顆1盒(警卷第239頁) ，與證人林月華所述月餅數量相符，而系爭禮盒內含8顆月餅，為檢察官及被告2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244頁)，並據證人江金蓮、杜春美證述被告何愛花贈送之系爭禮盒裡面有8個月餅等情明確(警卷第172、191頁)，核與系爭禮盒照片相符(警卷第21頁)，則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所述被告何愛花有贈送6顆1盒之月餅等情，與系爭禮盒內月餅數量為8顆之事實不符，則證人黃阿勇於警、偵訊時所述被告何愛花有送系爭禮盒一事是否無訛，尚非無疑。　　⑶證人黃阿勇雖經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以其於112年2月9日上午9時50分許，在另案當選無效事件之準備程序中，就案情有重要關係事項，供前具結為虛偽證述：其係自慈濟師姐林月華處收受月餅1盒，月餅應該不是何愛花送的等語，而為虛偽證述，認黃阿勇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提起公訴，黃阿勇於原審表示認罪，經原審以112年度原簡字第133號判處證人黃阿勇犯偽證罪，處有期徒刑2月，緩刑2年，並應於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1萬元確定(下稱另案偽證判決)，業經本院調閱另案偽證案件卷宗查核無訛。惟證人黃阿勇於該案中雖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為認罪之陳述，然觀其該案所提刑事準備書狀記載：其於警詢、偵訊所述何愛花贈送月餅一事，當下並非記憶深刻，加上智識程度不高，面對訊問心情緊張，乃未及深慮證述收受何愛花贈送月餅，事後回想並向林月華確認，始確定該月餅是林月華贈送，因而於另案當選無效事件明確證述釐清當時真實情節，惟先前證述內容已該當刑法偽證罪之構成要件，其願意坦承面對等語(見另案偽證案件原審卷第81頁)，可知證人黃阿勇仍辯稱警、偵訊時所述之月餅係林月華而非何愛花所贈送，則其於該案為認罪之表示，不無可能係為獲取較輕之刑及緩刑之利益而為，尚難以其另案偽證判決確定即認證人黃阿勇於原審之證述為偽證而不可採信。　　　⑷此外，復無其他事證足認被告2人有贈送黃阿勇系爭禮盒之事實，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以系爭禮盒向證人黃阿勇行求投票支持被告劉添順等情，難認有據。 (五)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與投票予被告劉添順間客觀上是否足認為投票賄賂之對價？　1.為維護選舉之公平性，端正不法賄選之風氣，對於以不正手段訴諸金錢、財物之賄選行為，固應嚴加杜絕，惟行為是否該當賄選或受賄，應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依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而國人於中秋節前，無論是雇主與員工、客戶、親朋好友相互間，致贈月餅、禮盒等物，以慶祝佳節、聯繫感情、拉近親誼關係等，實屬常見，與一般社會價值、人際交往及禮尚往來之習俗無違。本件被告 2人於中秋節前致贈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就贈送之時機而言，與國人中秋節贈送物品之禮俗相符，而一般人於此時節收到系爭禮盒，容易聯想到與中秋節送禮有關，客觀上合於民眾正常社會活動與正當交誼，難認與本件選舉有何關聯性；且觀諸系爭禮盒照片，為尋常之月餅禮盒(警卷第19、2 1頁)，其1盒單價300元，內含8顆月餅，為檢察官、被告2人所不爭執，斟酌現時社會大眾觀念、人民生活水準及被告2 人贈送之時機等，系爭禮盒是否足以動搖高春花等人之投票意向，並非無疑，佐以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江金蓮、杜春美、温英妹、徐惠美均證稱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並不影響其投票意願等語，尚難認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客觀上已足使有投票權之高春花等7人投票予被告劉添順而成立對價關係。　2.至於證人林愛菊於偵查中雖稱可能因為收了系爭禮盒而決定投他們家推出的人選等語，然亦稱：(問：你認為這盒中秋月餅與選舉有關嗎？)沒想那麼多，人家送我，我就收了；沒有因為有投票權而收受禮品之意思(偵卷第73頁)，於原審則改稱系爭禮盒與選舉無關等語，前後所述矛盾不一，自難憑其有瑕疵之指述逕認證人林愛菊收受系爭禮盒已足以動搖其投票意向。　3.再酌以被告劉添順擔任村長，被告何愛花為其配偶，並從事計程車生意，以被告2人之社會地位、證人高春花、高春梅、林愛菊與被告何愛花有遠親、客戶關係，與杜春美、温英妹為教友或鄰居關係，證人江金蓮、徐惠美之夫均為明利村鄰長等關係，被告2人於中秋節前之時點贈送系爭禮盒，實與彼等關係、一般社會生活及禮尚往來等情相合，無顯不合理之處，客觀上難認為選舉行賄之對價。　4.被告2人贈送系爭禮盒的時間固尚稱密集集中，然被告2人贈送標的為中秋節月餅，加上月餅有一定保存期限，被告2人自須於中秋節前儘速密集分送，又被告2人贈送對象均為原有互動往來之親朋故友，或有村長鄰長合作關係，應得劃歸為正常(當)交際禮儀範疇，縱將上開數證人證述內容相互參照對應，亦尚難推認出被告2人有以系爭禮盒作為買票行賄之犯意。四、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及上訴意旨所述事證，均不足以認被告2人係基於選舉目的而致贈系爭禮盒予高春花等7人，亦不足認被告2人有致贈系爭禮盒予黃阿里、黃阿勇之事實，原審認被告2人犯罪不能證明，已詳述所依憑之證據及心證理由，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所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檢察官上訴以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復未提出其他積極事證證明被告2人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英正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提起上訴，檢察官聶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官林信旭法官顏維助法官林碧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限制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及違背判例為由方得上訴。如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書記官徐珮綾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2024-10-15

HLHM-113-原選上訴-1-20241015-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414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謝隆昌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妨害名譽案件，對於本院103年度上易字第1412號，中華民國104年3月17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3年度易字第158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27006號、102年度偵字第30310號、102年度偵字第30323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主文再審之聲請駁回。理由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謝隆昌（下稱受判決人）因妨害名譽案件，前經本院以103年度上易字第141 2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判處有罪確定，受判決人對鄭又榕、蔡兆蘭、謝松樹提告業務侵占受判決人所交付之新臺幣（下同）25萬元，並非虛構事實，楊秀苗事後沒來臺灣，與鄭又榕、蔡兆蘭、謝松樹成立犯罪，並無關係，由於檢察官、法官的裁判錯誤，受判決人因而成為受刑人，有前科紀錄無法繼續開公車，中年失業至今，妻離子散，精神、名譽、財產每日累積損害，民國96年3月27日，鄭又榕、蔡兆蘭、謝松樹收取期約之報酬，但早在相親活動開始前，就已將受判決人所交付之25萬元侵占入己，受判決人對鄭又榕、蔡兆蘭、謝松樹提告，何來誹謗，鄭又榕、蔡兆蘭、謝松樹保證96年3月27日楊秀苗一定會和受判決人辦結婚證書，收取受判決人交付之25萬元，是假結婚真詐財，又分贓給楊秀苗配合先辦結婚再辦離婚，原確定判決並無有關鄭又榕、蔡兆蘭、謝松樹背信、業務侵占、詐欺受判決人25萬元之內容，此一新事實、新證據未經法院審理，且謝松樹以50次30萬元賄款行賄法官，就此聲請傳喚證人蔡兆蘭等語，為此聲請再審。二、按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經前項裁定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復為同法第433條前段所明定。又所謂「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是否為同一事實之原因，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其提出之證據方法，與已經實體上裁定駁回之先前聲請，是否完全相同，予以判斷，若前後二次聲請再審原因事實以及其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相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自不許其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448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㈠受判決人固就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並附具標題為「臺灣高等法院103年度上易字第1412號刑事判決」之列印文書（本院卷第23至26頁），然觀之上開文書固未蓋有本院騎縫章及大印，形式上之真正容有疑問，惟審酌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立法目的，係為確定聲請再審之案件及其範圍，為確保憲法第8條所保障之正當法律程序及聲請人再審訴訟權利之行使，爰依職權調取原確定判決之電腦列印本（本院卷第85至 88頁），不再贅命聲請人補正（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 313號裁定意旨參照），先此說明。　㈡受判決人前於107年間即曾以上開同一事由，對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經本院107年度聲再字第130號裁定，認受判決人所提出之新事實新證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第6款之要件，受判決人所為再審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其再審聲請確定等情，有上開裁定、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第89至91、32頁）。嗣受判決人多次以相同事由聲請再審，迭經本院以其係以同一原因事實聲請再審，而認其再審之聲請為不合法，先後以本院107年度聲再字第304號、108年度聲再字第281號、108年度聲再字第320號、108年度聲再字第402號、108年度聲再字第446號、109年度聲再字第200號、111年度聲再字第82號、 111年度聲再字第166號、111年度聲再字第285號、111年度聲再字第579號、112年度聲再字第281號、112年度聲再字第 478號、113年度聲再字第20號、113年度聲再字第152號、11 3年度聲再字第213號、113年度聲再字第279號裁定駁回確定等情，有各該裁定及本院受判決人前案紀錄表等件在卷為憑，是受判決人執相同事由向本院聲請再審，揆諸首揭說明，乃違背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3項之規定甚明。本件受判決人以同一事實之原因重複聲請再審，程序於法不合，且無從補正，應予駁回。　　　　　四、末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前項本文所稱「顯無必要者」，係指聲請顯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或顯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例如非聲請權人、逾法定期間、以撤回或駁回再審聲請之同一原因聲請再審等情形，或再審原因已明，顯有理由而應逕為開始再審之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2 9條之2、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77條之4定有明文。本件再審聲請既屬程序上不合法，且無可補正，應逕予駁回，依照上開說明，並無通知受判決人到場，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意見之必要，併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楊志雄法　官汪怡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高妤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2024-10-14

TPHM-113-聲再-414-20241014-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延長羈押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074號抗告人即被告吳家睿選任辯護人張作詮律師劉彥君律師抗告人即被告張光輝選任辯護人吳定宇律師呂宗達律師上列抗告人即被告等因貪污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 年度訴字第24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所為延長羈押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吳家睿、張光輝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前經原審訊問後，被告吳家睿否認有何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不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政府採購法第8 8條1項綁標、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等犯行；被告張光輝僅坦承違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否認有何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第6條第1項第4款圖利罪之犯行，惟有卷內事證可佐，認其等涉犯上開罪名之犯罪嫌疑重大。且查，被告吳家睿、張光輝等人歷次關於本案之供述，與卷內證人李守晟、卓宏龍、莊千慧、莊雯惠等人之證述內容多有齲齬之處，復以被告2人與卷內相關證人間，就與本案相關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雖有部分截圖為證，然對話內容之細節、經過，仍須待相關證人到庭證述，再依卷證所示可知被告張光輝與吳淳洋(另名在押同案被告)平日有密切聯繫，惟其等遭查獲時，所查扣手機內就彼此對話內容已全數刪除，有事實足認被告張光輝已有滅證之事實，並有勾串供述之高度可能，是本案既有諸多細節尚待釐清，倘上開被告獲釋在外，恐有與同案被告或其他證人進行勾串，使本案陷於隱晦之疑慮，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3款之羈押事由，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程序，而有羈押之必要，自民國113年3月14日裁定羈押，並均禁止接見、通信；復於 113年6月14日延長羈押，並均禁止接見、通信在案。茲因羈押期間將屆，經訊問被告吳家睿、張光輝後，認被告2人涉犯前揭犯罪之嫌疑仍屬重大，且前揭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 項第2、3款之羈押原因尚未消滅，衡酌羈押對於被告2人人身自由限制之程度、本案犯罪情節、國家司法權有效行使、公共利益之維護，認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後續審理程序，且非具保等侵害較小之處分所得代替，仍有羈押之必要，應自 113年8月14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均禁止接見、通信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吳家睿部分：⒈證人李守晟、林祺文等2人之證述存有自身證詞前後矛盾問題，須待其等具結作證以釐清證詞之可信性，尚難以被告吳家睿與證人李守晟、林祺文等2人之證詞不符即認被告吳家睿有滅證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可能。⒉關於被告吳家睿是否交付20％至25％之金額作為行賄議員及學校之用，被告吳家睿與證人李守晟之陳詞不一，依起訴書所載被告吳家睿可能交付之賄賂款為新臺幣52萬元，與李守晟等人收到之金額不符，是起訴書該部分所載已有矛盾。難認被告吳家睿有交付賄賂之事實，無從認定被告吳家睿犯罪嫌疑重大。⒊桃園地檢署於113年3月13日起訴移審時，未將本案卷宗及證物一併送交法院，致本案卷證缺漏，無從為後續審理及詰問證人程序，不應將等待卷證期間之訴訟程序不利益歸於被告吳家睿。⒋本案就校園廣播等部分之重大爭點在於卡訊公司之採購涉及不法，係卡訊公司內部員工共謀行騙，還是被告吳家睿與證人莊千慧有不實之行為，有釐清之必要。是就被告吳家睿在事證上並無不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綁標及詐欺取財等犯行，無羈押之原因，又縱初步認被告吳家睿有檢察官起訴書所載事實之罪嫌，仍無證據證明被告吳家睿有湮滅證據、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與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之羈押要件不符而無羈押必要，是請求撤銷原裁定。　　　㈡被告張光輝部分：⒈關於起訴書事實二㈥部分，被告張光輝於調查筆錄、偵查筆錄及原審訊問時供述內容均一致，即供承有起訴書所載之客觀事實，且被告張光輝就此部分事實與其他相關人之供述亦無不同。⒉關於起訴書事實二㈦部分，被告張光輝否認有此部分事實，至其他被告對被告張光輝不利之陳述，不無出於臆測所致，難認被告張光輝之供述與卷證不符。又重要證人莊雯慧已經檢察官傳喚到案，且被告張光輝與莊文慧之手機亦均已扣案，二人並無聯絡之方式。⒊又本案相關證人蔡豊展、曹爾利、陳淑玲等人與被告張光輝為同事關係，且均經檢察官傳喚到案具結作證，依照常理，縱使被告張光輝交保在外，亦無法進出公所，且相關證人為公務員，亦會廻避與被告張光輝接觸，原裁定認被告有相當理由及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顯欠缺足夠之依據。是請求撤銷原裁定或發回更為適法之處理。　　三、本院按：　㈠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被告究竟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所規定之羈押要件，應否羈押，以及羈押後其羈押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法院本得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卷證資料及其他一切情形而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外，其應否羈押或延長羈押，法院自有認定裁量之權，若此項裁量、判斷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裁定書內論述其何以作此判斷之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又審查羈押與否，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故關於羈押之要件，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無須經嚴格證明；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判斷之問題，先予敘明。　㈡又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將「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置為羈押事由之一，並不以被告需有事實足認為同時兼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勾串共犯、勾串證人之虞為必要，凡有上開情形之一者，即已該當於有事實足認為有隱滅罪證之虞，而具羈押事由；又是否具備此一羈押事由，應綜合斟酌被告是否有隱滅罪證之對象、有無足以推測其隱滅罪證意圖之具體事實存在、客觀上是否有隱滅罪證之可能性等情事予以判斷；就客觀上是否有隱滅罪證之可能性部分，則需視案件之性質、內容、證據收集之程度等而定；一般而言，犯竊盜罪而遭以現行犯逮捕者，其隱滅罪證之可能性較低，但詐欺或侵占案件，其隱滅罪證之可能性即較高；又伴隨偵查機關蒐集證據之進展，隱滅罪證之可能性固然會逐漸降低，然縱令如此，倘有事實足認被告仍有勾串共犯、證人以求翻異先前不利於該被告之供述，或偽造有利於己之證據之虞者，仍堪認有隱滅罪證之可能性。四、經查：　㈠被告吳家睿、張光輝二人因違反貪汙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並經原審訊問後，以被告二人犯罪嫌疑重大，被告吳家睿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情形，被告張光輝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3款所定情形，認均有羈押之必要，裁定被告二人自113年3月14日起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復裁定被告二人自113年6月14 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第一次延長羈押），又裁定被告自113年8月14日起再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第二次延長羈押）在案。　㈡被告吳家睿雖否認有何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不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政府採購法第88條1項綁標、刑法第339條第1 項詐欺取財等犯行。惟經原審訊問後，參酌卷附其他供述及非供述證據，足認其涉犯前開罪嫌，犯罪嫌疑重大。被告吳家睿固以證人李守晟、林祺文之證詞可信性尚有疑義，及其有無涉法訊公司之不法採購行為尚待釐清等語，辯稱其無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惟查：被告吳家睿於本案擔任角色為行賄廠商，其亦於原審訊問時自承其於本案所涉標案中擔任硬體、軟體功能主導設計之角色，似可認被告吳家睿屬本案整體犯罪經過不可或缺之要角，亦屬同案其餘被告是否成立貪污重罪之重要證人，是本案既有重要事實及證詞尚待釐清，倘被告開釋在外，實難避免遭受其他同案被告之壓力或給予證人相當壓力而為虛偽陳述或使其餘證人變異證述內容，或與其他被告勾串案情，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隱湮事證之可能。　㈢被告張光輝雖僅坦承違犯刑法第132條第1項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否認有何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第6條第1項第 4款圖利罪之犯行。惟經原審訊問後，參酌卷附其他供述及非供述證據，足認其涉犯前開罪嫌，犯罪嫌疑重大。被告張光輝固以其於偵審過程中供述一致，且重要證人莊雯慧已經檢察官傳喚到案，並以其與莊文慧之手機均已扣案，二人亦無聯絡方式等語，辯稱其無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惟查：衡酌被告張光輝涉犯之貪污治罪條例之第6條第1項第4款圖利罪，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基於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堪認被告隱滅罪證、勾串證人以規避刑責之可能性甚高。又被告張光輝之供述內容與卷內其餘證人證述情節多有不符之處，且其職務為桃園市八德區公所民政科長，非一般公務員之職等，屬有一定權限之人，倘被告開釋在外，尚難確保本案其他被告、證人因其不當壓力而變異其詞或為虛偽陳述。再參以被告張光輝與平日有密切聯繫之證人即共同被告吳淳洋遭查獲時，手機內彼此間之對話紀錄均已全數刪除之情節，堪認被告張光輝於客觀上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證人及滅證之虞。　㈣本院綜核上情，審酌被告吳家睿、張光輝所涉犯罪事實，對社會侵犯之危害性及國家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考量，再經司法追訴、審判之國家與社會公益，及被告2人人身自由之私益兩相利益衡量後，認對被告2人繼續羈押係適當、必要，亦堪稱相當，符合憲法比例原則及刑事訴訟法上羈押相當性原則之要求。且原審於113年3月14日繫屬後，即密集審理，積極進行準備程序，於113年9月12日起已進入審理程序並為證人之詰問，依目前之審理進度，為防被告二人與證人互相勾串或以其他方法影響證人，本院認被告二人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是原審認被告2人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仍屬存在，爰裁定被告2人延長羈押及禁止、接見通信之論述及判斷，核與事理、經驗無違。被告2人指摘原裁定所認定之羈押事由與事理不符云云，即非可採。五、綜上，原審經訊問被告吳家睿、張光輝及核閱全案相關卷證資料，並斟酌本案審理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後，認被告吳家睿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1項不違背職務交付賄賂罪、政府採購法第88條1項綁標、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等之犯罪嫌疑重大，另認被告張光輝涉犯刑法第132條第1 項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罪、貪污治罪條例之第6條第1 項第4款圖利罪等之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2人之原羈押原因及必要性迄今均仍存在，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裁定被告自11 3年8月14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於法並無不合。被告2人仍執前詞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要係對於原審法院審酌延長羈押時得裁量、判斷之職權行使，再以爭執，並不足以推翻原延長羈押裁定之適法性，揆諸前接說明，本件抗告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周煙平法　官吳炳桂法　官孫惠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書記官蔡於衡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2024-10-09

TPHM-113-抗-2074-20241009-1

澄

懲戒法院

懲戒

懲戒法院判決 113年度澄字第9號移送機關監察院代表人陳菊被付懲戒人劉家男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前教授兼總務　　　　　　　　　　　　　長上列被付懲戒人因懲戒案件，經監察院彈劾移送審理，本院判決如下：主文本件免議。事實壹、監察院移送意旨略以：被付懲戒人劉家男自民國87年8月1日起擔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下稱暨南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專任教職，並於100年8月至101年11月期間兼任該校總務處總務長（下稱總務長），承校長之命掌理總務事宜，對總務處所屬營繕組依政府採購法所為採購有綜理督導權限，及經指派擔任評選委員成員並擔任召集人負責評選作業，均屬依據政府採購法承辦或監辦採購公共事務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授權公務員。被付懲戒人於擔任總務長期間，舊識鄭義雄為式新工程顧問有限公司負責人。鄭義雄之舊識林金昇為台灣耐賀德科技有限公司負責人，林金昇之同學劉景聰為漢銘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下稱漢銘公司）負責人。葉樹宏係可翔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可翔公司）負責人。被付懲戒人經辦101 年度「研究生宿舍及體健中心熱水系統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統包工程」（下稱101年度節能工程），竟不思廉潔自持審慎，利用擔任該工程之評選委員會召集人之權力與機會，於10 1年間與案外人鄭義雄、林金昇、劉景聰等達成謀議，由鄭義雄擔任「白手套」，負責在被付懲戒人、林金昇間居中聯繫，向得標廠商索取工程款20%之回扣賄款。因林金昇以收取賄款回扣成數過高為由，而要求降低為15%，並經鄭義雄等同意。林金昇雖明知被付懲戒人、鄭義雄同意賄款回扣為工程款15%，仍以工程款20%比例向得標廠商索取新臺幣（下同）600萬元之工程回扣。從而劉景聰以漢銘公司名義參與1 01年度節能工程之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標案（下稱專案管理案）投標，並於101年6月7日得標，負責草擬101年度節能工程有關招標文件、協辦招標、履約管理、完工驗收及5年節能量測驗證等事項。嗣葉樹宏於劉景聰依專案管理案製作招標文件期間，拜訪劉景聰稱可翔公司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下稱中華電信南區分公司）南投營運處（下稱南投營運處）專案合作廠商，有意願由中華電信南區分公司投標承接上開工程，再將設計及設備施作等部分分包予可翔公司，並同意支付回扣600萬元(計算方式：總工程款約3,000萬元，其工程款20%為600萬元），加計駐點管理人員薪資款項30萬元，合計總回扣賄款為630萬元，初以可翔公司向中華電信南區分公司約定收款時間（即簽約、設備定位、竣工、驗收等4階段）而分次給付該賄款回扣予被付懲戒人，嗣葉樹宏以可翔公司現金週轉困難，改為2階段付款。被付懲戒人於101年11月6日後某日，經由鄭義雄收受工程回扣150萬元。林金昇又於102年底，轉交葉樹宏委託可翔公司梁姓副總支付之回扣75萬元予被付懲戒人。其後，林金昇於104年冬天間，另至少交付回扣38萬元予被付懲戒人。被付懲戒人上開違法失職行為，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107年12月18日106年度偵字第18037 號、第22848號、第24948號、第31865號、107年度偵字第24 70號、第32523號起訴書（下稱起訴書），以被付懲戒人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項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等罪嫌，提起公訴（下稱本件刑事案件）。被付懲戒人直至檢察官偵查中，始於107年7月27日繳回不法所得263萬元（惟實際收受不法所得之時間、次數、地點及金額尚待釐清），被付懲戒人上開行為期間，均屬其違法失職之存續狀態。經核被付懲戒人所為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條，悖離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6條、第7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點之意旨，並涉嫌觸犯貪污治罪條例收取回扣之重罪等規定，事證明確、情節重大，爰依憲法第97條第2項及監察法第6條之規定提案彈劾，並移送懲戒法院審理，依法懲戒。貳、被付懲戒人答辯意旨略以：一、被付懲戒人誠懇認罪，帶給學校不名譽，深感歉意也後悔。學校方面曾經開過人評會對其行為進行處分，處分包括下列幾點：1.不能擔任行政職務，2.不能超支終點，3.不能於校外公私立大學兼課。被付懲戒人坦然接受學校的處分、司法的刑責、監察院調查及懲戒法院的處分，且也已於113年6月 5日簽，向學校提出擬於113年8月1日申請自願離職之辭呈，將盡速完成辭職的程序。二、被付懲戒人面對所犯錯誤也積極補救，把自身的能力發揮來成就更多的善，10年前就開始做為世界展望會的認養人跟志工，而從交保之後，更積極貢獻自己有限的能力跟財力，擔任家扶中心的認養人，還定期捐贈來協助彰化家扶中心的運作。被付懲戒人另簽署了器官捐贈卡、輔仁大學醫學院的大體捐贈同意書，持續奉獻自己；在專業領域土木工程跟防災方面盡量貢獻自己，曾協助臺中地檢署針對921地震樓房倒塌鑑定、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2個工程弊案的諮詢，利用專業知識協助公務部門災害防救防災工作，積極參與防災校園的提升，深入各地校園去鑑定學校的硬體設備，協助指導防災演練，提升師生防災知能等，希望能奠定未來臺灣面對災害時更正確的做法減少生命財產的損失。近年更將服務擴及到特殊教育學校的防災輔導，看到這些學生仍然展現善良的天真跟旺盛的生命力，自慚形穢，更激勵自己要為更多人做更多事情。三、請庭上逕行判決，被付懲戒人完全接受懲戒法院的懲戒。理由一、被付懲戒人自87年8月1日起至113年7月31日擔任暨南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專任教職，並於100年8月至101年11月期間兼任總務長，承校長之命掌理總務事宜，而對總務處所屬營繕組，依政府採購法所為採購有綜理督導權限，及經指派擔任評選委員會成員並擔任召集人負責評選作業，均屬依據政府採購法承辦或監辦採購公共事務，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授權公務員。暨南大學於101年2月21日，獲經濟部能源局依「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要點」補助1,060萬元，以推動執行101年度節能工程。被付懲戒人為進行101年度節能工程案之工程規劃設計，於101年間經鄭義雄介紹認識林金昇；被付懲戒人與鄭義雄、林金昇於101年6月7日前某日，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某咖啡廳見面洽談，並委由林金昇代尋劉景聰以漢銘公司名義參與專案管理案投標，於101年6月 7日得標，負責草擬101年度節能工程案招標文件、協辦招標、履約管理、完工驗收及5年節能量測驗證等事項。101年度節能工程標案於101年7月2日，經暨南大學承辦人簽准依政府採購法第19條、第24條規定以公開招標為投標方式且以統包最有利標為決標方式；暨南大學於101年7月9日，經簽准依政府採購法第94條設立評選委員會，及指派被付懲戒人擔任評選委員會成員並擔任召集人負責評選作業。被付懲戒人與鄭義雄、林金昇及劉景聰共同基於公務員職務上行為期約並收受賄賂暨經辦公用工程收受回扣之犯意聯絡，由被付懲戒人以上開職務關係，向得標廠商收取回扣賄款，並由鄭義雄在被付懲戒人、林金昇間居中聯繫，再由林金昇負責轉聯繫劉景聰以專案管理廠商之便，出面洽尋願支付回扣賄款廠商等分工方式，共同向得標廠商收受賄款回扣。被付懲戒人於101年6月7日專案管理案決標予漢銘公司後，在101年度節能工程公告招標日（101年8月30日）前間某日，經由鄭義雄向林金昇指示劉景聰洽尋有無廠商願承接101年度節能工程案，且願意支付工程款20%回扣賄款，以行賄被付懲戒人乙節；林金昇以收取賄款回扣成數過高為由，而要求降低為15 %並經鄭義雄等同意。林金昇竟另仍以工程款20%比例，向得標廠商索取賄款回扣，詐取5%款項差額。嗣葉樹宏於劉景聰依專案管理案製作101年度節能工程案招標文件期間，主動前往漢銘公司位於新北市三重區辦公處所，拜訪劉景聰，並表達其所經營之可翔公司為南投營運處專案合作廠商，有意願由中華電信南區分公司投標承接101年度節能工程，再將設計及設備施作等部分分包予可翔公司；劉景聰即承上開犯意聯絡，而向葉樹宏稱：101年度節能工程案採公開招標並採最有利標方式決標，得標廠商需支付工程款20%款項及駐點管理人員薪資款項30萬元，作為暨南大學高層賄款回扣等語而行求之；葉樹宏則基於對公務員職務上行為期約行賄犯意而當場應允，且誤以為工程款20%款項全部作為行賄回扣用。劉景聰、林金昇即約定總賄款回扣工程款20%及駐點管理人員薪資30萬元，並以可翔公司向中華電信南區分公司約定收款時間（即簽約、設備定位、竣工、驗收等四階段）而分次給付該賄款回扣而期約之。二、中華電信南區分公司於101年9月6日以3,000萬2,500元標得1 01年度節能工程案，乃於101年10月6日與可翔公司簽約將除 101年度節能工程之節能監控系統外，其餘設計、設備、施工等工項即分包予可翔公司。葉樹宏依上開期約回扣比例等約定，應交付賄款回扣為630萬元（計算方式：總工程款約3 ,000萬元，工程款20%為600萬元；另駐點管理人員薪資款項 30萬元，合計630萬元）；惟可翔公司因現金周轉困難而將其行賄時間由4階段付款改為2階段付款。其後於101年11月間，劉景聰向林金昇通知葉樹宏業已準備交付回扣，並委由劉景聰提供林金昇之辦公室地址即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辦公室（下稱林金昇辦公室）予葉樹宏，及指示直接交付賄款回扣予林金昇；葉樹宏於101年11月6日，指示不知情會計人員自可翔公司所申辦之臺中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臺中商銀帳戶）提領315萬元，再委由不知情之可翔公司副總經理梁洛承於101年11月間某日，前往林金昇辦公室，將315萬元回扣款項交付予林金昇。林金昇取得款項後，僅有其中150萬元部分款項交付予被付懲戒人，被付懲戒人將該筆現金150萬元先攜回其住處，並於102年1月1 4日放入其向台北富邦銀行師大分行所承租保管箱（下稱富邦銀行保管箱）內，再於102年7月22日自該保管箱內取出30 萬元並匯入其所申辦彰化銀行大安分行帳號：000000000000 00號帳戶（下稱被付懲戒人彰化銀行大安分行帳戶），以支付其信用卡消費。被付懲戒人於領取150萬元回扣後，與林金昇日漸熟識，乃要求林金昇將來回扣交付予伊，林金昇於 102年年底在林金昇辦公室交付75萬元予被付懲戒人，被付懲戒人先將75萬元攜回其住處，於103年1月6日將其中35萬元存入富邦銀行保管箱內；將其餘40萬元連同自其台大郵局 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被付懲戒人台大郵局帳戶）內存款108萬元，共148萬元，匯至被付懲戒人配偶陳憶寧之彰化銀行大安分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陳憶寧彰化銀行大安分行帳戶）；林金昇再於103年4月15日以前，交付38 萬元予被付懲戒人，被付懲戒人於103年4月15日將38萬元存入富邦銀行保管箱內。三、上開事實，被付懲戒人於本院審理中書面陳述，及本件刑事案件偵查程序中法務部調查局（下稱調查局）詢問、檢察官訊問，及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108年度訴字第297號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鄭義雄、林金昇、劉景聰、葉樹宏、梁洛承於調查局時陳述相符，並有被付懲戒人公務人員履歷表、113年6月5日自願離職簽、公立各級學校校長及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表(行政院l06年3月7日院授人給字第Z000000000號函核定) 、暨南大學公開取得報價單或企劃書101年5月10日公告、暨南大學總務處營繕組l01年6月28日內部簽呈、暨南大學定期彙送l01年6月l1日公告、暨南大學總務處營繕組l01年7月5 日內部簽呈、法務部調查局106年8月9日劉景聰調查筆錄、臺中地檢署l06年8月9日劉景聰訊問筆錄、臺中地檢署106年 8月30日林金昇訊問筆錄、暨南大學l01年9月24日決標公告、臺中地檢署l06年8月l0日葉樹宏訊問筆錄、臺中地檢署l0 6年8月30日葉樹宏訊問筆錄、臺中地檢署106年8月30日劉景聰訊問筆錄、臺中地檢署l07年4月17日劉景聰訊問筆錄、10 1年度節能工程合約書（節錄）、101年度節能工程之專案契約書、監察院l13年3月15日被付懲戒人詢問筆錄、被付懲戒人於l13年3月8日在監察院提供之書面陳述資料、可翔公司之台中商業銀行帳戶101年l月1日至l0l年12月31日交易明細、可翔公司之台中商業銀行帳戶存摺存款取款憑條、101年度節能工程相關日記帳、富邦銀行保管箱開箱紀錄、被付懲戒人彰化銀行大安分行帳戶交易明細、臺中地檢署106年9月 13日被付懲戒人訊問筆錄、被付懲戒人台大郵局帳戶交易明細、陳憶寧彰化銀行大安分行帳戶交易明細、臺中地檢署l0 7年7月26日鄭義雄、林金昇、劉景聰、葉樹宏訊問筆錄、本件刑事案件起訴書、被付懲戒人於本件刑事案件偵查中繳交犯罪不法所得之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及臺中地檢署扣押物品清單、暨南大學110年3月8日暨校人字第ll0100lll4號函、被付懲戒人102年7月7日至7月14日、103年4月26日至103年5 月5日入出境紀錄等件可稽，事證明確，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堪以認定，本件起訴書亦同此認定，並認被付懲戒人3次收取回扣係基於同一收受回扣目的而密接為之，為接續犯單一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款之經辦公用工程收取回扣罪嫌、同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公務員職務上行為收受賄賂罪嫌，應依上開收取回扣罪處斷。四、按公務員懲戒法第100條第2項規定：「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五月二十二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後，被付懲戒人之應付懲戒事由、懲戒種類及其他實體規定，依行為時之規定。但修正施行後之規定有利於被付懲戒人者，依最有利於被付懲戒人之規定。」有關懲戒處分種類及行使期間之規定，屬懲戒之實體規定，除民國109年5月22日修正實施後有利於被付懲戒人外，應適用行為時法。又依105年5月2日修正施行前（下稱修正前）公務員懲戒法第25條規定「懲戒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為免議之議決：……三、自違法失職行為終了之日起，至移送公務員懲戒委員會之日止，已逾十年者。」被付懲戒人違法失職行為，不論被付懲戒人應受何種懲戒處分，自違法失職行為終了之日起，至案件移送懲戒法院之日止，已逾10年者，即應對被付懲戒人為免議之判決；與同法第 20條規定，被付懲戒人如應受免除職務及撤職係屬較嚴重之懲戒處分，已不適宜繼續擔任公務員，為免懲戒法院無法為上述懲戒處分，爰未設行使懲戒處分之期間限制（見公務員懲戒法第20條立法理由）。次按懲戒公務員之目的不在對其個別之違法失職行為評價並施以報復性懲罰，而係藉由法定程序，對被移送懲戒公務員之違法失職行為所徵顯之整體人格作總體之評價，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如足認已不適任公務員，應將其淘汰，以維官紀，於修正前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第1項第1款規定增列「免除職務」之懲戒處分種類。依上說明，修正前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對被付懲戒人有利，自應適用修正前懲戒處分種類及行使懲戒權期間規定。依上說明，本件被付懲戒人上述違失行為，顯已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6 條、採購人員倫理準則第6條、第7條、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第4條規定應清廉之旨，另涉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3 款罪嫌，現於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8年度訴字第297號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審理中，足認被付懲戒人已不適任公務員，依上開第100條規定，應依修正前公務員懲戒法第9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以撤職處分，並適用修正前第25條規定，於被付懲戒人違失行為終了之日起，至移送本院之日止，已逾10 年者，應為免議判決。次查林金昇最後係於103年4月15日以前，至多交付38萬元予被付懲戒人，同年月15日將款項存入富邦銀行保管箱等情，業據被付懲戒人、林金昇於本件刑事案件結證在卷，並有富邦銀行保管箱103年4月15日開箱紀錄在卷可憑，事證明確。至被付懲戒人雖於106年8月9日調查局詢問時陳述：「……林金昇就問我有沒有缺錢要提供資金給我……我有向他拿過錢，每次大約新臺幣（下同）30至50萬元，最後1次是1年半前……。」同年月10日檢察官訊問時陳述：「（問：你在調查官詢問時表示最後拿錢是1年半前，所以是105年年初？）大概更久遠，可能是2年半前，103年底或1 04年初。」等語，對於其最後一次收受回扣行為時間或稱10 3年底，或104年初，或105年初，模糊不清，已難為憑，復與被付懲戒人於偵查時供述：「 (問：【提示調查筆錄】該次調查筆錄中，你坦承曾有3次前往林金昇處所拿取款項，日期約略為l01年l1月中下旬、l02年底、l03年4月間，內容是否實在？）答：是。」等語不一，亦與上開事證不符，復無其他證據足以佐證，要難為被付懲戒人最後一次係於103 年底、104年初，或105年初收受回扣之憑據。由上，被付懲戒人最後收受回扣行為時間為103年4月15日以前，從而移送意旨稱：林金昇於104年冬天間，至少交付38萬元予被付懲戒人等語，容有誤會。又收取賄賂、回扣及不法利益於收受時其違失行為即已成立，依修正前公務員懲戒法第25條第3 款，應以最後行為終了之日起算，不因收受後持有不法利益之違法狀態持續而受影響。被付懲戒人最後收受回扣行為，雖於107年7月27日繳回犯罪所得263萬元，僅係持有不法利益之違法狀態終了，要非違失行為之終了，是本件最後收取回扣之行為時點係在103年4月15日以前，監察院係於113年5 月17日14時49分移送至本院（見移送函上收狀日期及本院收文章），已逾修正前公務員懲戒法第25條第3款所規定之懲戒處分行使期間10年，應為免議之判決。爰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規定，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據上論結，依公務員懲戒法第46條第1項但書、修正前公務員懲戒法第25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9 日懲戒法院懲戒法庭第一審第三庭審判長法官葉麗霞法官周占春法官吳光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記載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如逾期未提出上訴理由書者，本院毋庸再命補正，由本院逕以裁定駁回上訴。中華民國 113 年 10 月 9 日書記官張品文

2024-10-09

TPPP-113-澄-9-20241009-1

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訴字第10號上訴人即被告張美娜民國00年00月00日生選任辯護人吳建勛律師梁宗憲律師戴見草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0日第一審判決所處之刑（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04號、112年度選偵字第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張美娜之科刑部分撤銷。張美娜共同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九十九條第一項之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後二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參拾萬元，及於緩刑期間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小時之義務勞務，並接受法治教育課程伍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褫奪公權參年。理由壹、程序事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業據上訴人即被告張美娜（下稱被告）明示僅針對第一審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57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餘則非本案審理範圍。貳、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與本院量刑審酌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承認犯罪，請法院給伊一次機會、從輕量刑；辯護人則以被告上訴後已坦認犯罪並深感悔悟，請考量其係聽聞有人賄選，又對同案被告楊惠麗所居住村莊不熟悉，為使配偶能夠當選、一時失慮而實施本案賄選犯行，但主觀上僅基於不確定故意且行賄金額總數僅有新台幣（下同）3萬元，相較所屬選區整體投票數而言規模甚微，倘量處投票行賄罪最低刑度仍屬過重，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同時考量被告先前未有犯罪紀錄，現時亦有失眠、憂鬱、焦慮等症狀須持續就醫等情，併予宣告附條件緩等語為其辯護。　二、本院撤銷改判暨量刑理由　　㈠原審認被告所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事證明確（其中預備交付賄賂之舉應為交付賄賂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且多數交付賄賂罪因侵害同一國家法益而依接續犯論以一罪）予以科刑，固屬卓見，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規定甚明；又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 57條所列舉之十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投票行賄罪之規範目的雖係維護民主制度暨選舉公平性，並以特別刑法設定較高法定刑，但未能詳予區分同類犯行對於本罪保護法益侵害程度或有差異，苟不論行為人犯罪情節輕重、概以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度自由刑相繩，法院將難以具體考量行為人違法行為危害程度，對違法情節輕微之個案不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可能構成顯然過苛之處罰而無從兼顧實質正義。是審酌被告因思慮未周以致誤罹刑章，雖有不當，但其（預備）行賄規模相較整體選區而言尚屬輕微，是依被告此一犯行客觀不法程度暨主觀犯意綜合觀察，本院乃認倘科以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3年）仍嫌過重，顯有可堪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從而原審未及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容有未洽，是被告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當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其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刑罰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分配之正義，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自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法律感情，而行為人犯罪後悔悟程度，是否與被害人（告訴）人達成和解，及其後能否確實履行和解條件以彌補被害（告訴）人所受損害，均攸關個案量刑審酌，且此等事由性質上俱係案發後所生，亦可能隨案件進行狀態有所變動，法院應本諸各審級言詞辯論終結前實際狀況妥為斟酌，方屬允恰。本院考量被告提起上訴後改以坦認犯行不諱，雖無由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相關自白減刑規定，仍足見犯後態度與原審考量情狀已有不同；另參酌原審判決所載各項量刑因子，因而改判處有期徒刑2年，以資懲儆。　　㈢其次，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綜合考量，並就審酌所得而為預測性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條件下撤銷緩刑（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查被告前未曾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稽；又考量其上訴後坦認犯行、頗見悔意，諒經此偵審程序理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再參酌被告現時罹有失眠、憂鬱、焦慮等症狀須持續就醫，有屏安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憑（本院卷第167頁），本院乃認前揭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如主文第2項所示緩刑期間。又衡酌被告本件犯行漠視國家公平選舉之重要性，為促使其知曉尊重法治之觀念，乃認除前開緩刑宣告外，尚有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遂併依同條第2項第4款諭知應於本判決確定後2年內向公庫支付30萬元，及同條項第5、8款規定命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同項主文所示義務勞務時數暨接受法治教育場次，復依第 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啟自新。至倘被告未履行前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所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檢察官得另依刑事訴訟法第476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聲請撤銷本件緩刑宣告，併予敘明。　　㈣此外，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同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因該條項並未對褫奪公權期間有所規範，遂應回歸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規定為1年以上10年以下。查被告所犯交付賄賂罪部分既經原審判決有罪並由本院撤銷改判處有期徒刑2年如前，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規定考量上述犯罪情節暨所生危害程度，宣告褫奪公權期間如主文第2項所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惠予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孫啓強法官莊珮吟法官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書記官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2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0-09

KSHM-113-選上訴-10-20241009-1

選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5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韋廷選任辯護人秦睿昀律師上列被告因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 3年度選偵緝字第1號、113年度選偵緝字第2號、113年度選偵緝字第3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陳韋廷共同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八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之期約賄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拾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參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拾萬元。褫奪公權貳年。扣案之賄賂新臺幣拾貳萬元沒收。犯罪事實一、陳韋廷為第11屆立法委員候選人郭倍宏競選後援會（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下稱後援會）志工；陳乃靜為後援會總會長，綜理該會事務；陳俊旭（綽號「旭哥」）係後援會志工兼總務，負責該會庶務及工作人員任務分配；朱秀雀（綽號「小朱」）係後援會志工兼會計，掌管經費核銷；曾若珠、董嘉樑（綽號「阿樂」）、許金蘭（綽號「蘭姐」）、陳光祥、吳秀華則均係後援會志工（陳乃靜、陳俊旭、朱秀雀、曾若珠、董嘉樑、許金蘭、陳光祥、吳秀華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部分，業經本院以113年度選訴字第3號判決審結）。陳乃靜得悉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欲與賴佩霞於第 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獨立參選，而為第16任總統選舉、副總統選舉之被連署人，且知悉中央選舉委員會於民國112年9 月18日以中選務字第1123150350號公告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受理連署期間為112年9月19日起至11月2日止，被連署人或其代理人應依中央選舉委員會規定之連署人名冊及切結書（下稱連署書）格式，依式印製，徵求連署，連署人數達最近1次總統、副總統選舉選舉人總數1.5%者（即28萬9,6 67人），即完成連署，獲總統、副總統選舉候選人資格等情，其為使郭台銘順利完成連署，竟藉自身擔任郭倍宏後援會總會長職務機會，及利用後援會志工接待民眾及從事競選拜訪之便，計畫向總統副總統候選人之連署人收購郭台銘與賴佩霞之連署書。二、陳乃靜於000年0月間在後援會辦公室，先指示陳俊旭以每份連署書新臺幣（下同）500元對價募集4,000份連署書，並責由陳俊旭統籌賄款發放及連署書交付、保管、彙整事宜，另指派朱秀雀輔助陳俊旭辦理連署書收購工作，陳俊旭、朱秀雀應允，陳乃靜、陳俊旭、朱秀雀遂共同基於行求、期約、交付賄賂以為特定人連署之犯意聯絡，由陳乃靜於112年9月20 日至000年00月0日間，將200萬元現金，分4次、每次交付50 萬元予陳俊旭、朱秀雀收受保管，作為對連署人交付賄賂使用；嗣陳乃靜為募集更多連署書，復接續於112年10月4日至00 0年00月00日間，分3次，分別交付現金50萬元、35萬元、6 萬元予陳俊旭及朱秀雀作為對連署人交付賄賂使用。陳俊旭遂依陳乃靜之指示，在後援會內向陳韋廷、曾若珠、董嘉樑、許金蘭、陳光祥、吳秀華等志工表示每連署1份連署書即可獲得500元對價之賄賂為誘因，向上開志工交付賄賂而為連署，並邀約上開志工一同徵集連署書，陳韋廷應允後，即與陳乃靜、陳俊旭、朱秀雀共同基於行求、期約以為特定人連署之犯意聯絡，於112年9月底及112年10月初，在後援會向陳俊旭索取空白連署書，陳俊旭分2次，各交付7萬元現金及空白連署書150份、5萬元現金及空白連署書100份予陳韋廷，供陳韋廷作為對連署人交付賄賂使用。陳韋廷收受賄款後，向王震宏、不詳親友及來往後援會之不特定訪客告以每連署 1份連署書或提供國民身分證影本供連署之用，可得500元對價或補貼車馬費之賄賂，以向王震宏、不詳親友及來往後援會之不特定訪客行求期約以為被連署人郭台銘、賴佩霞連署，除王震宏（提供父親王豊政、母親王曾玉梅、胞弟王玟智及弟媳吳素琴身分證照片予陳韋廷代填連署書）同意參與連署卻婉拒收受賄賂外，獲其餘連署人同意交付個人及親屬身分證影本並簽署連署書，陳韋廷以此方式共募得約250份連署書，於後援會繳回予陳俊旭。二、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法務部調查局福建省調查處及高雄市政府苓雅分局偵查後追加起訴。理由壹、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具傳聞性質之言詞或書面證據，檢察官、被告陳韋廷（下稱被告）及辯護人均表示同意其等作為本案證據之證據能力（選訴卷第71頁、第92-93頁），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復審酌前揭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本案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上開法條意旨，自均得採為認定事實之依據。至於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件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有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選訴卷第 92頁、第124頁），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陳乃靜（選訴3號一卷第276-280頁、選訴3號二卷第114頁、第155-156頁）、陳俊旭（偵四卷第3-12頁、第31-36頁、第41-52頁、第65-70 頁、第109-122頁、第207-215頁、第237-243頁、第311-314 頁、選訴3號一卷第380-384頁、選訴3號二卷第80-81頁、第 114頁、第157頁）、朱秀雀（偵二卷第585-590頁、偵五卷第43-46頁、選訴3號二卷第114頁、第158頁），及證人王震宏（偵二卷第569-574頁、偵三卷第83-86頁）於警詢、偵訊或本院審理時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中央選舉委員會112年9 月18日中選務字第1123150350號公告（偵六卷第345-347頁）、陳乃靜手機LINE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偵七卷第27-39頁）、陳俊旭手機與陳韋廷之LINE對話截圖（偵四卷第25-27 頁、第129-133頁、偵七卷第41-47頁）、陳俊旭指認平面圖（偵四卷第53-54頁）、臺北市選舉委員會113年1月8號北市選一字第1133150004號函暨檢附之連署人名冊及切結書彙整清單、王震宏、王豐政、王曾玉梅、王玟智、吳素琴之連署書（偵六卷第413-415頁、第447-451頁）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參、論罪科刑及沒收一、論罪部分㈠、核被告所為，係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之對連署人期約賄賂，使其為特定被連署人連署罪。被告對各連署人行求賄賂之行為，應為高度之期約賄賂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至檢察官於追加起訴書之所犯法條欄，雖認被告係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行賄連署罪嫌，然考量追加起訴書之犯罪事實欄已載明被告係以行求、期約之犯意而為，除王震宏婉拒收受賄賂，僅止於行求外，其餘部分依追加起訴書之文義，應是達於期約之階段。此外，被告堅稱：12萬元都沒有發出去等語（偵八卷第23頁），且卷內證據不足證明被告確已交付賄賂予其他參與連署人，應認為被告之行為僅成立期約賄賂罪，併與敘明。㈡、按選舉或連署乃係有廣大民眾參與其事，且必須有相當多之票數或連署人數，始能當選或通過連署門檻，是實行賄選或賄賂他人為特定被連署人為連署或不連署者，通常係以該次選舉當選或連署成功為目的，而於主觀上基於單一之犯意，以數個舉動接續進行賄選、賄賂他人連署或不連署，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時間、空間上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於此情形，即得依接續犯論以包括之一罪。經查，被告對於王震宏及其餘連署人行求或期約賄賂行為，本質上係侵害國家維護總統副總統選舉公正之單一法益，目的係為使特定被連署人順利取得連署書為目的，主觀上確係基於單一之犯意，而客觀上，亦堪認各次行求、期約行為在時間、空間上具有密切關係，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各次之舉動係為達成單一犯罪行為之一部，應依接續犯僅論以一罪。㈢、被告與共同被告陳乃靜、陳俊旭、朱秀雀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論以共同正犯。　　㈣、刑之減輕事由 1、按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予法院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除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同法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之罪，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刑度非輕，然為該條犯罪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完全相同，其行為所造成危害之程度自屬有異，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較輕之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 2、經查，被告所為雖有損及選舉之公正性，而有未當，然考量被告為後援會志工，其受共同被告陳乃靜、陳俊旭等指示向親友或往來後援會之不特定民眾募集連署書，係一時失察，觸犯重典，然無證據證明其確有因本案獲得巨大利益，且參與犯罪情節與共同被告陳乃靜、陳俊旭、朱秀雀相比亦較輕微。況被告犯行之被連署人最終未實際參與本次選舉，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處罰亦無如同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5項：「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之規定，倘不分情節，均處以法定最低本刑之有期徒刑，不無情輕法重之憾，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情堪憫恕之處。是本院認被告犯罪情節與其所犯法條法定刑相較，實屬情輕法重，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又依刑法第69條、第67條規定，有二種以上之主刑者，加減時併加減之，有期徒刑或罰金加減者，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是併科罰金部分亦應減輕其刑。二、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國家民主政治之基礎在於建立公平及公正之選舉，賄選行為實破壞選舉公正性，而被告無視法規禁令，妨害總統副總統選舉連署之公正、公平與純潔，戕害民主政治之健全發展，所為應予非難。惟念被告坦認全部犯行之犯後態度，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擔任後援會志工參與本案分工及程度之犯罪手段與情節，行求、期約而實際募得連署書數量之犯罪所生損害程度，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詳見選訴卷第124-125頁），前無其他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三、緩刑之說明　　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考量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犯後對於上開犯行坦承不諱，信其經此偵、審程序後，當知所警惕，是本院認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被告參與本案犯罪角色、分工、募得聯署書數量等犯罪情節，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被告緩刑2 年，且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於檢察官指定之期間內向公庫支付如主文欄所示之金額，以冀導正其法律觀念，以啟自新。倘被告違反上開應履行之負擔情節重大，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四、褫奪公權㈠、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 3項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寓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惟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 3項並未明定褫奪公權之期間，自應回歸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　㈡、查被告所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1項第2款之罪，屬於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五章之罪。其所犯上開之罪，經本院宣告如主文欄所示之有期徒刑，揆諸首揭規定，自應斟酌被告之參與本案犯罪情節，宣告褫奪公權期間如主文所示。㈢、按緩刑之效力不及於從刑、保安處分及沒收之宣告，為刑法第74條第5項所明定。而依刑法第37條第5項但書規定，若宣告褫奪公權同時宣告緩刑者，其褫奪公權之期間自裁判確定時起算；基此，被告褫奪公權並不受緩刑效力所及。　　五、沒收部分按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為刑法第38條之特別規定，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祇要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或扣案與否，法院均應宣告沒收。經查，扣案之現金12萬元，乃共同被告陳俊旭交付予被告作為收購連署書使用，係用以行求期約之賄賂，且被告並未繳回予其他共同被告（偵八卷第23頁、第37頁），故應依前開規定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麗琇追加起訴，檢察官林敏惠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本件原定於113年10月4日宣判，惟該日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於開始上班後首日宣判）刑事第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陳川傑法官陳俊宏法官翁瑄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張婉琪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7條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一、對於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二、對連署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為特定被連署人連署或不為連署。三、對罷免案提議人或同意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不為提議或同意，或為一定之提議或同意。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卷宗簡稱對照表】編號簡稱卷宗名稱 1 偵一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177號 2 偵二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189號<卷一> 3 偵三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189號<卷二> 4 偵四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190號 5 偵五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26號 6 偵六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67號 7 偵七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69號 8 偵八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緝字第1號 9 偵九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緝字第2號 10 偵十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緝字第3號 11 查扣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查扣字第3號 12 選訴3號一卷本院113年度選訴字第3號卷一 13 選訴3號二卷本院113年度選訴字第3號卷二 14 選訴卷本院113年度選訴字第5號

2024-10-07

KSDM-113-選訴-5-20241007-1

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03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宋韋辰選任辯護人洪文佐律師被告侯家豪選任辯護人余韋德律師張尊翔律師被告連政選任辯護人李慧盈律師被告姜理強選任辯護人呂承翰律師被告林柏均選任辯護人陳忠勝律師上列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2812號、113年度偵字第4185號、113年度偵字第5370號、113年度偵字第9679號、113年度偵字第11071號、113年度偵字第13055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一、宋韋辰共同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又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褫奪公權肆年。應執行有期徒刑捌年。　　扣案如附表七㈠編號7所示之物、犯罪所得新臺幣拾壹萬元均沒收。二、侯家豪犯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及賄賂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褫奪公權肆年；又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處有期徒刑參年，褫奪公權肆年。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貳月，褫奪公權肆年。　　扣案如附表七㈠編號14、15所示之物、犯罪所得新臺幣拾壹萬元均沒收。三、連政共同犯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褫奪公權壹年；又共同犯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免除其刑。　　扣案如附表七㈠編號20至22、24所示之物均沒收。四、姜理強共同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褫奪公權壹年；又共同犯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褫奪公權壹年。不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褫奪公權壹年。　　　扣案如附表七㈠編號25、27所示之物均沒收。　五、林柏均犯非公務員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上之行為交付賄賂罪，處有期徒刑伍月，褫奪公權壹年。　　扣案如附表七㈠編號30所示之物沒收。　　事實一、宋韋辰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下稱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警員(已於民國112年11月7日離職)；侯家豪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瑞芳分局(下稱瑞芳分局)澳底派出所警員，渠等2 人均為依法令服務於地方自治團體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連政(LINE暱稱「L」、「阿政」)為址設新北市○○區○○路00○0號「玖零車業」負責人，從事二手車、權利車之買賣及小額借貸業務，姜理強(LINE暱稱「保羅」、「鉑水」、「強森」)、林柏均2人則為「玖零車業」員工；另宋韋辰與姜理強為朋友關係。宋韋辰、侯家豪、姜理強、連政、林柏均5人均明知自然人之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連絡方式、住所等資料，均屬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條第1 款所稱之個人資料，非公務機關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蒐集、利用；宋韋辰、侯家豪2人亦明知「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應以查詢警察單位公務所需資料為限，經該系統所查得之車籍資料，屬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且使用該系統查詢資料之「查詢事由」欄，應限於執行法定職務必要範圍內為之，須填載正確查詢事由始得查詢。二、宋韋辰、姜理強、連政部分：㈠緣連政與姜理強2人因從事二手車、權利車買賣，而須獲取大量質當車車主之資訊及聯絡方式，以便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適姜理強與宋韋辰為朋友關係，詎姜理強竟與宋韋辰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宋韋辰則另基於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等犯意，由姜理強於111年7、8月間以通訊軟體LINE接續提供如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之車牌號碼給宋韋辰，再由宋韋辰於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之時間，在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內，接續以其所使用之帳號、密碼登入「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後，在「查詢事由」欄位，輸入虛偽不實之「偵辦刑事案件」、「擋住出入口」、「舉發交通違規」、「受理報案」等不實事由於其職務上所掌管上開查詢系統之電磁紀錄準公文書上，再在「查詢標的」欄位輸入附表一編號1至1 1所示之車牌號碼等資料，以查詢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之車籍資料，而非法蒐集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車輛之車主姓名、身分證號碼、連絡電話及住所地等個人資料共計11筆，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查詢結果畫面資料予姜理強，供姜理強得以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而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足生損害於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之人之資訊隱私權，及公務機關管理上開查詢系統之正確性。　㈡嗣連政、姜理強於000年0月間委託宋韋辰代為處理客戶許維翔名下車牌號碼000-0000號、BNU-8200號及BQP-5375號等3台自小客車撤銷協尋案件，宋韋辰斯時因債務問題而需錢孔急，竟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以一次撤尋3台車不好處理為由，向姜理強要求支付新臺幣(下同)3萬元之賄賂作為對價，經姜理強、連政討論後應允，渠等2人遂共同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由連政先於111年8月13日18時51分許，以其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 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連政中國信託09471號帳戶)網路轉帳3萬元至不知情之林柏均(林柏均就行賄宋韋辰查詢車籍資料部分，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 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林柏均中國信託帳戶)，再由林柏均於同日18時52分許，以其上開帳戶網路轉帳3萬元至宋韋辰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宋韋辰中國信託帳戶)。惟宋韋辰因故未能為姜理強、連政撤銷上開3台自小客車之協尋案，經姜理強、連政向其要求退還3萬元之款項，詎宋韋辰竟提升其犯意至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等犯意，向姜理強要求將上開3萬元賄款轉為以每筆1000元之價格為渠等查詢車籍資料，及之後以此方式作為渠等提供金錢賄賂之對價，姜理強、連政2人亦提升犯意至共同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以及與宋韋辰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而應允之。嗣姜理強即接續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附表一編號 12至59所示之車牌號碼給宋韋辰，再由宋韋辰於附表一編號12 至59所示之時間，在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內，接續以其所使用之帳號、密碼登入「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後，在「查詢事由」欄位，輸入虛偽不實之「擋住出入」、「車輛違停」、「舉發交通違規」等不實事由於其職務上所掌管上開查詢系統之電磁紀錄準公文書上，再在「查詢標的」欄位輸入附表一編號12至59所示之車牌號碼等資料，以查詢附表一編號12至59 所示之車籍資料，而非法蒐集附表一編號12至59所示車輛之車主姓名、身分證號碼、連絡電話及住所地等個人資料共計48筆，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查詢結果畫面資料予姜理強，供姜理強、連政2人得以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而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足生損害於附表一編號 12至59所示之人之資訊隱私權，及公務機關管理上開查詢系統之正確性。連政、姜理強2人除上開3萬元外，另由連政於112 年2月18日18時31分許，以其中國信託09471號帳戶網路轉帳3 萬元至宋韋辰中國信託帳戶(即附表二編號3)，作為宋韋辰違法查詢附表一編號12至59所示個人資料之對價。㈢其後姜理強於112年8月底因另與友人涉有債務糾紛，為躲避債務，遂更換手機號碼，並搬離原高雄市○○區○○街000號12樓住處，改至新北市租屋居住，而未再與宋韋辰聯繫，遂自112年9 月起改由連政親自與宋韋辰聯繫。詎宋韋辰仍承前基於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等犯意，以每筆1,000元之對價為連政查詢車籍資料，連政亦承前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以及與宋韋辰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接續以通訊軟體LINE 提供附表一編號60至105所示之車牌號碼給宋韋辰，再由宋韋辰於附表一編號60至105所示之時間，在小港分局小港派出所內，接續以其所使用之帳號、密碼登入「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後，在「查詢事由」欄位，輸入虛偽不實之「舉發交通違規」、「家戶訪查」、「臨海新村擋住○○○○○○○○路000號擋住出入（有申請路權）」、「小港國小後門清理廢棄物，通知車主移車」等不實事由於其職務上所掌管上開查詢系統之電磁紀錄準公文書上，再在「查詢標的」欄位輸入附表一編號60 至105所示之車牌號碼等資料，以查詢附表一編號60至105所示之車籍資料，而非法蒐集附表一編號60至105所示車輛之車主姓名、身分證號碼、連絡電話及住所地等個人資料共計46筆，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查詢結果畫面資料予連政，供連政得以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而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足生損害於附表一編號60至105所示之人之資訊隱私權，及公務機關管理上開查詢系統之正確性。連政則分別於附表二編號4、5所示之時間、地點，以附表二編號4 、5所示之方式，交付附表二編號4、5所示之賄賂至宋韋辰中國信託帳戶，作為宋韋辰違法查詢附表一編號60至105所示個人資料之對價(宋韋辰與姜理強、連政間之金流詳如附表二)。　　三、侯家豪、姜理強、連政、林柏均部分：㈠緣小港分局於000年00月間因進行稽核作業，而發覺宋韋辰有異常查詢「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之情事並進行調查，宋韋辰遂自112年10月起不再為連政、姜理強2人查詢車籍資料。適侯家豪於112年10月4日因需款孔急，經由友人「郝哥」之介紹而聯繫林柏均，林柏均再引介其向連政、姜理強2人小額借貸2萬元(其後林柏均即因細故與連政發生糾紛而自「玖零車業」離職)。嗣侯家豪因無法償還本息復有借款需求，姜理強、連政2人遂共同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之犯意聯絡，行求侯家豪以每筆500元之價格，為渠等查詢車籍資料作為抵銷上開2萬元債務之不正利益，及之後以此方式作為渠等提供金錢賄賂之對價，經侯家豪應允後，侯家豪亦基於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不正利益及賄賂、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等犯意，以及與姜理強、連政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自112年10月起至113年1月期間，由姜理強以通訊軟體LINE接續提供如附表三編號1至71、92 至135所示之車牌號碼給侯家豪，再由侯家豪於附表三編號1至 71、92至135所示之時間，在瑞芳分局澳底派出所內，接續以其所使用之帳號、密碼登入「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後，在「查詢事由」欄位，輸入虛偽不實之「舉發交通違規」等不實事由於其職務上所掌管上開查詢系統之電磁紀錄準公文書上，再在「查詢標的」欄位輸入附表三編號1至71、92至135所示之車牌號碼，以查詢附表三編號1至71、92至135所示之車籍資料，而非法蒐集附表三編號1至71、92至135所示車輛之車主姓名、身分證號碼、連絡電話及住所地等個人資料共計115筆，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查詢結果畫面資料予姜理強，供姜理強、連政2人得以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而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足生損害於附表三編號 1至71、92至135所示之人之資訊隱私權，及公務機關管理上開查詢系統之正確性。連政、姜理強2人除扣抵侯家豪前述112年 10月4日之債務2萬元外(附表四編號1)，另於附表四編號2至6 所示之時間，以附表四編號2至6所示之方式，交付附表四編號 2至6所示之賄賂至侯家豪名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000-00000000 00000000號帳戶(下稱侯家豪國泰世華帳戶)，作為侯家豪違法查詢附表三編號1至71、92至135所示個人資料之對價(侯家豪與姜理強、連政間之金流詳如附表四)。　　㈡林柏均於112年10月初自「玖零車業」離職後，亦從事二手車、權利車之買賣業務。侯家豪因仍有資金需求，遂陸續於附表五編號1、2所示之日各向林柏均借款2萬元，並簽立本票作為擔保。林柏均見其與侯家豪之關係拉近，復有獲取大量質當車車主之資訊及聯絡方式，以便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之需求，竟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於 000年00月間某日，以每筆1,000元之價格，行求侯家豪為其查詢車籍資料，經侯家豪應允後，侯家豪則基於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等犯意，以及與林柏均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基於非法蒐集、利用個人資料之犯意聯絡，由林柏均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如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之車牌號碼給侯家豪，再由侯家豪於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之時間，在瑞芳分局澳底派出所內，接續以其所使用之帳號、密碼登入「內政部警政署刑案資訊系統」後，在「查詢事由」欄位，輸入虛偽不實之「舉發交通違規」等不實事由於其職務上所掌管上開查詢系統之電磁紀錄準公文書上，再在「查詢標的」欄位輸入附表三編號72 至91所示之車牌號碼，以查詢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之車籍資料，而非法蒐集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車輛之車主姓名、身分證號碼、連絡電話及住所地等個人資料共計20筆，再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查詢結果畫面資料予林柏均，供林柏均得以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而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並洩漏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消息，足生損害於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之人之資訊隱私權，及公務機關管理上開查詢系統之正確性。林柏均則於11 2年12月2日5時11分許，以其中國信託帳戶網路轉帳2萬元至侯家豪國泰世華帳戶，作為侯家豪違法查詢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個人資料之對價(侯家豪與林柏均間之金流詳如附表五)。四、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內政部警政署(政風室)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一、證據能力：本判決所引用之證據資料（詳後引用之各項證據），其中係　　屬傳聞證據部分，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 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情形，惟因被告宋韋辰及其辯護人、被告侯家豪及其辯護人、被告連政及其辯護人、被告姜理強及其辯護人、被告林柏均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均已同意作為證據使用（院三卷第51至318頁），且本院審酌卷內並無事證顯示各該陳述之作成時、地與週遭環境，有何致令陳述內容虛偽、偏頗之狀況後，亦認為適當，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為傳聞法則例外，而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前述犯罪事實之依據：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被告宋韋辰於審判中自白（院一卷第1 66頁、第474頁、院三卷第49頁）、被告侯家豪（偵二卷第219 頁、偵八卷第372頁、院一卷第152頁、第474至475頁、院三卷第49至50頁）、連政（偵八卷第26至27頁、偵二卷第236至237 頁、院一卷第156頁、第475頁、院三卷第50頁）、姜理強（偵八卷第38頁、偵二卷第236至237頁、院一卷第160頁、第475頁、院三卷第50頁）、林柏均（偵八卷第291頁、院一卷第475頁、院三卷第50頁）於偵查中及審判中均自白，且有附表六所示之證據資料為證，足見被告宋韋辰、侯家豪、連政、姜理強、林柏均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資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㈡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宋韋辰、侯家豪、連政、姜理強、林柏均所為上開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㈠被告宋韋辰、侯家豪違法查詢車籍資料，係屬違背職務之行為，自不待言。惟針對被告宋韋辰於事實欄二㈡，本欲就上開3台車輛為「撤銷協尋」一事，屬「不違背職務之行為」，詳下述： 1.被告姜理強供稱：（問：你有無印象有一台車本來要請宋韋辰幫你撤尋，車主叫「許維強（音同）」？）應該是叫許維翔（音同），那台車本來是要請宋韋辰撤尋，當時是我跟宋韋辰聯絡，後來我有去小港派出所找他，許維翔也在那邊，許維翔就告我，那次是我先把許維翔的資料傳給宋韋辰問看看能不能撤尋，宋韋辰叫我過去派出所，說許維翔也有來，我到了之後許維翔當場說要告我，我就做了被告的筆錄，我的筆錄也是宋韋辰幫我做的，這案件後來不起訴了等語（偵二卷第141頁）。 2.又上開許維翔對被告姜理強提出侵占告訴一案，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25739號偵辦，並以「觀諸告訴人（即許維翔）簽立之汽車讓渡合約書內容，係約明車牌號碼000-0000號、BQP-5375號、BGL-6200號、EPS-1767號自用小客車，以25萬到50萬元不等之價格轉讓『權利』，契約條款第 3條並約定『本車係附條件買賣或動產抵押貸款標的物之車輛，讓渡與乙方權利行駛、保管、全權處理』；第7條約定『當本車輛可過戶時，甲方需全力協助，並無條件提供一切文件資料給乙方辦理過戶』，是依此等條款約定，告訴人應係將標的車輛所有權終局讓與之意思，否則應無由生第7條協助過戶約定之理，告訴意旨所指持有關係乙節，尚乏證據」等語，而為不起訴處分（偵二卷第167至169頁）。 3.參以車輛協尋電腦輸入作業規定第13點，若民眾誤報或謊報，員警應撤銷協尋，而參照上開不起訴處分書所載，許維翔有將標的車輛所有權終局讓與之意思，卻又報案協尋，依照上開作業規定，員警本可為撤銷協尋之行為。是以，被告宋韋辰本欲就上開3台車輛為「撤銷協尋」一事，係屬「不違背職務之行為」。㈡按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犯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或第五條第一項第三款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固定有明文，然該條文之意旨係認為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之人員所執行之職務乃國家司法權之踐履及落實，所影響不僅是人民對於公務員公正、廉潔的信賴，更繫乎國民對司法審判的信心，故對於有調查、追訴或審判職務人員之品德、廉潔、公正之要求，自較一般公務員為高，一旦有賄賂之情形，不論係合乎職務或違背職務之行為，其處罰均較一般公務之賄賂罪為重，乃針對司法人員所為之加重規定（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字第3561號判決可供參照）。是以，公務員所為「職務上之行為或違背職務之行為」，自應與其「調查、追訴或審判」之職務有關，始有特別獨立規範、加重其刑之必要。　而被告宋韋辰、侯家豪於本案係單純以違法查詢車籍資料之方式牟利，渠等2人「違法查詢車籍資料」之行為，固屬違背職務之行為，惟難認與員警「調查」之職務有關，尚難以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之規定相繩。㈢次按公務員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13條定有明文。被告宋韋辰、侯家豪明知在「查詢事由」欄位所輸入之上開事由均為虛偽不實，仍將不實事由輸入在其職務上所掌管上開查詢系統之電磁紀錄準公文書上，成立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罪名，自不待言。然被告連政、姜理強、林柏均係要求員警提供「車籍資料」，本案尚乏積極證據證明渠等3人確實知悉員警會在「查詢事由」欄位上，實際填載哪些不實事由，而刑法第213條係處罰「明知」，則尚難以刑法第213條之罪名予以相繩。㈣又公務員洩漏或交付關於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13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案係員警（即被告宋韋辰、侯家豪）將車籍資料洩漏給車商（即被告連政、姜理強、林柏均），而洩漏消息之人，與接收消息之人，係屬對向犯之關係，彼此間並非平行一致，自非共同正犯之關係，則接收消息之人自無從與洩漏消息之人共同犯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之餘地。是以，被告連政、姜理強、林柏均自無由與被告宋韋辰、侯家豪成立共同正犯之可能，而無法成立上開罪名。㈤所犯法條及罪數： 1.被告宋韋辰：　 ⑴就事實欄二㈠所為，係犯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4條、第41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就事實欄二㈡㈢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 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4條、第41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㈡㈢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一節，惟被告宋韋辰於本案係單純以違法查詢車籍資料之方式牟利，其「違法查詢車籍資料」之行為，難認與員警「調查」之職務有關，無法以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之規定相繩，業如前述，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⑵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㈡部分，原係基於對於職務上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嗣已提升至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之犯意，不另論貪污治罪條例第5條第1項第3款之罪；其就事實欄二㈡㈢要求、期約賄賂之犯行，應為其收受賄賂之犯行吸收，僅論以收受賄賂罪。其就事實欄二㈠至㈢所為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之行為，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之階段行為，應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⑶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㈠至㈢所為數次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洩密、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行為，　以及事實欄二㈡㈢所為數次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行為，均係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犯罪目的，先後數次為之，依社會一般觀念，尚難以強行區分，在刑法評價上，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各論以接續一行為。又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㈢洩密、收受賄賂之對象亦係被告連政，且對價關係是以相同之條件（即每筆1000元）計算之，顯係承接事實欄二㈡之犯意所為，是事實欄二㈡㈢之犯行，亦應論以接續一行為。 ⑷又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㈠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㈡㈢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一編號12至105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⑸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㈠所為，僅係單純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當時對價關係尚未形成，係於事實欄二㈡之時，始生收賄之意，是以，事實欄二㈡之犯行，顯係另行起意，而應與事實欄二㈠分論併罰。又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㈡㈢之犯行，為接續一行為，已如前述，自應論以一罪。　從而，被告宋韋辰所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應予分論併罰（共二罪）。　 2.侯家豪：　　 ⑴就事實欄三㈠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及賄賂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4條、第41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就事實欄三㈡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 項第5款之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之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刑法第132條第1項之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4條、第41條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侯家豪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7條、第4條第1項第5款之有調查職務之公務員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一節，容有未合，已如前述，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⑵被告侯家豪就上開期約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之犯行，應為其收受之犯行吸收，僅論以收受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罪。其就事實欄三㈠至㈡所為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之行為，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之階段行為，應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⑶被告侯家豪就事實欄三㈠至㈡所為數次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洩密、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等行為，　以及事實欄三㈠所為數次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賄賂之行為，均係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犯罪目的，先後數次為之，依社會一般觀念，尚難以強行區分，在刑法評價上，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各論以接續一行為。 ⑷被告侯家豪就事實欄三㈠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及賄賂罪、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三編號1至71、92至135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及賄賂罪。被告侯家豪就事實欄三㈡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公務員登載不實準公文書罪、公務員洩漏國防以外秘密罪、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 ⑸再被告侯家豪所犯違背職務收受不正利益及賄賂罪、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罪，收受之對象分別來自於被告連政/姜理強、被告林柏均，顯係出於各別之犯意所為，應予分論併罰（共二罪），辯護人主張被告侯家豪本案所為係屬接續一罪乙情（院三卷第332頁），自非可採。　 3.被告連政： ⑴就事實欄二㈡㈢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就事實欄三㈠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至公訴意旨認被告連政雖不具公務員身分，但因與被告宋韋辰、侯家豪所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部分，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31條第1項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而認為其亦構成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乙節，惟按因身分或其他特定關係致刑有重輕或免除者，其無特定關係之人，科以通常之刑，刑法第31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案情節係被告連政分別與被告宋韋辰、侯家豪共犯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罪，被告宋韋辰、侯家豪因具公務員身分，故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固不待言，然被告連政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之犯行，本來也就會成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是否具有公務員身分，僅係導致刑之重輕有所不同，自應依照刑法第31條第2項之規定，科以通常之刑，即以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論處。公訴意旨認被告連政係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容有未合，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⑵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㈡部分，原係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嗣已提升至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不另論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項之罪；其就上開行求（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期約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之犯行，應為其交付之犯行吸收，僅論以交付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罪。其就事實欄二㈡㈢、事實欄三㈠所為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之行為，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之階段行為，應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⑶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㈡㈢、事實欄三㈠所為數次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以及事實欄二㈡㈢、事實欄三㈠所為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等行為，均係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犯罪目的，先後數次為之，依社會一般觀念，尚難以強行區分，在刑法評價上，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各論以接續一行為。又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㈢交付賄賂之對象亦係被告宋韋辰，且對價關係是以相同之條件（即每筆1000元）計算之，顯係承接事實欄二㈡之犯意所為，是事實欄二㈡㈢之犯行，亦應論以接續一行為。　 ⑷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㈡㈢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一編號12至105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三㈠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三編號1至71、92至135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 ⑸再被告連政所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交付之對象分別為被告宋韋辰、侯家豪，顯係出於各別之犯意所為，應予分論併罰（共二罪）。 4.被告姜理強： ⑴就事實欄二㈠所為，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就事實欄二㈡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就事實欄三㈠所為，　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至公訴意旨認被告姜理強上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罪，係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乙節，容有未洽，業如前述，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⑵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㈡部分，原係基於對於公務員關於不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嗣已提升至對於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意，不另論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2 項之罪；其就上開行求（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期約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之犯行，應為其交付之犯行吸收，僅論以交付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罪。其就事實欄二㈠至㈡、事實欄三㈠所為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之行為，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之階段行為，應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⑶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㈠至㈡、事實欄三㈠所為數次非法利用個人資料，以及事實欄二㈡、事實欄三㈠所為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部分）、賄賂等行為，均係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犯罪目的，先後數次為之，依社會一般觀念，尚難以強行區分，在刑法評價上，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各論以接續一行為。 ⑷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㈠部分，侵害附表一編號1至11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同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其就事實欄二㈡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一編號12至59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三㈠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三編號1至71、92至135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 ⑸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㈠所為，僅係單純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當時對價關係尚未形成，係於事實欄二㈡之時，始有行賄之意，是以，事實欄二㈡所犯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顯係另行起意，而應與事實欄二㈠分論併罰，辯護人主張事實欄二㈠㈡應論以一罪乙節（院三卷第335頁），自非可採。又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㈡所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以及事實欄三㈠所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交付之對象分別為被告宋韋辰、侯家豪，顯係出於各別之犯意所為，亦應分論併罰。從而，被告姜理強所犯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應予分論併罰（共三罪）。　 5.被告林柏均： ⑴就事實欄三㈡所為，係犯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之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20條之規定，而犯同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至公訴意旨認被告林柏均上開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罪，係成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機會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乙節，容有未合，業如前述，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⑵被告林柏均就上開行求、期約賄賂之犯行，應為其交付之犯行吸收，僅論以交付賄賂罪。其就事實欄三㈡所為非法蒐集個人資料之行為，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之階段行為，應為非法利用個人資料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⑶被告林柏均就事實欄三㈡數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係出於單一犯意，以實現同一犯罪目的，先後數次為之，依社會一般觀念，尚難以強行區分，在刑法評價上，先後數次舉動僅為全部犯罪行為之一部，應論以接續一行為。　 ⑷被告林柏均就事實欄三㈡部分，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非法利用個人資料罪，且侵害附表三編號72至91所示車主之資訊隱私權，侵害數法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㈥共犯部分： 1.被告宋韋辰與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被告宋韋辰與被告連政、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被告宋韋辰與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㈢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2.被告連政、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㈡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3.被告侯家豪與被告連政、姜理強，就事實欄三㈠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被告侯家豪與被告林柏均，就事實欄三㈡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4.被告連政、姜理強，就事實欄三㈠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㈦加重、減輕： 1.被告宋韋辰部分： ⑴被告宋韋辰雖於審理中坦承犯行，且於審判中繳回犯罪所得11 萬元，有扣押物品清單、本院收據為證（院二卷第9至11頁），惟其於偵查中否認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行，辯稱：所收取之款項係屬借款，與查車牌並無對價關係云云，可見其未於偵查中自白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行，自無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減刑規定之適用。 ⑵此外，被告宋韋辰就事實欄二㈡㈢所為違背職務收受賄賂犯行，所收取之賄賂共計「11萬元」（如附表二所示），業已超過5 萬元，自不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辯護人主張有該條項之減刑事由（院三卷第332頁），自非可採。 ⑶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資為判斷。本院審酌被告宋韋辰身為公務員，未能端正己身，廉潔從公，而為事實欄二㈡㈢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行，損害公務員形象，雖無可取，惟衡其所為本案犯行，所收取之賄賂僅有11萬元，且於審判中業已自白犯罪，並繳回全部犯罪所得，其犯罪情節相較所犯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實有情輕法重之情形，本院認即令處以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爰就事實欄二㈡㈢部分，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2.被告侯家豪部分： ⑴被告侯家豪於偵查中已自白事實欄三㈠㈡犯行，並繳回11萬元，有匯款申請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收受贓證物品清單可佐（偵八卷第385頁、第505頁），爰均依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⑵被告侯家豪如事實欄三㈡犯行所收取之賄賂僅有2萬元，其所為究與公務員重大貪瀆有別，犯罪情節尚屬輕微，爰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⑶被告侯家豪上開所犯各罪，經分別適用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 項前段、第12條第1項規定減刑後，法定刑均已大幅減輕，就減輕後之法定最低刑度以觀，並無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之情形，是均無再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必要。 3.被告連政部分： ⑴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㈡㈢之犯行，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犯行，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連政為貪圖轉貸之利益，對被告宋韋辰為事實欄二㈡㈢交付賄賂犯行，應予以相當程度之非難，認不宜免除其刑，併此敘明。 ⑵此外，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㈡㈢之犯行，應論以一罪，已如前述，而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二㈡㈢所交付之賄賂共計「11萬元」（如附表二所示），業已超過5萬元，自不符合貪污治罪條例第12 條第2項規定，辯護人主張有該條項之減刑事由（院三卷第334 頁），自非可採。　 ⑶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三㈠所犯非公務員對公務員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不正利益及賄賂罪，在偵查中自首，有被告連政113年2 月19日、113年2月20日偵訊筆錄、檢察官113年2月26日簽呈在卷可憑（他二卷第7至9頁、第15至18頁、他二卷第3至4頁），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前段規定，免除其刑。 4.被告姜理強部分：被告姜理強就事實欄二㈡、事實欄三㈠之犯行，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犯行，均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姜理強為貪圖轉貸之利益，對被告宋韋辰、侯家豪為交付賄賂、不正利益（僅指事實欄三㈠）犯行，應予以相當程度之非難，認不宜免除其刑，併此敘明。 5.被告林柏均部分：被告林柏均就事實欄三㈡之犯行，於偵查及審理中均自白犯行，應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5項後段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林柏均為貪圖轉貸之利益，而對被告侯家豪為交付賄賂之犯行，應予以相當程度之非難，認不宜免除其刑，併此敘明。另其所交付之賄賂僅有2萬元，且僅係單獨一人犯案，背後並無龐大犯罪集團之操控及參與，犯罪情節尚屬輕微，爰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6.另外，被告連政、姜理強、林柏均因從事二手車、權利車買賣，為方便聯繫車主詢問是否有意轉貸，竟賄賂公務員以獲取車主個人資料，足使人民喪失對於國家公務機關之信賴，客觀上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況且，被告連政、姜理強、林柏均前揭犯行，均得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並無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苛之情輕法重的情形，自均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㈧本院審酌被告宋韋辰、侯家豪身為員警，本應遵守法令規定，慎用職權，竟為謀求不法利益，分別為上開行為，敗壞公務員風紀，所為均應予以非難；又被告連政、姜理強、林柏均為圖一己便利及私利，分別為上開犯行，嚴重破壞公務員之不可收買性及廉潔性，所為亦值非議。惟考量被告宋韋辰於審判中終能自白犯行，而被告侯家豪、連政、姜理強、林柏均於偵查中及審判中均坦認錯誤之犯後態度，並兼衡被告5人之智識程度、工作、收入、生活情狀、家庭經濟狀況等節（因涉及個人隱私，故不予揭露，詳如院三卷第329至330頁）、前科素行（被告宋韋辰前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交簡字第50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09年9月14日執行完畢、被告連政前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原易字第3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被告連政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1年度原上易字第1號判決上訴駁回而告確定，於111年7月7日執行完畢、被告姜理強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9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11年6月16日執行完畢等節，有渠等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犯罪分工之方式、刑法第57條之各款事由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被告姜理強所犯事實欄二㈠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就被告宋韋辰、侯家豪所犯上開之罪，以及被告姜理強所犯不得易科罰金部分（即事實欄二㈡、事實欄三㈠），併斟酌渠等所犯各罪之不法與罪責相類程度，各行為之態樣、手段、動機，以及對渠等施以矯正之必要性，進而為整體非難之評價，分別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㈨緩刑部分：按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 1.被告宋韋辰、侯家豪所為之受賄犯行，所處之宣告刑均超過2 年，不符合宣告緩刑之要件；又被告宋韋辰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犯行，本院認為被告宋韋辰身為員警，濫用職權查詢車牌資料，敗壞公務員風紀，依其犯罪情節，難認有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自不宜為緩刑之宣告。 2.被告連政前因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原易字第3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被告連政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1年度原上易字第1號判決上訴駁回而告確定；被告姜理強前因傷害案件，經本院以111年度審訴字第9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是以，渠等2人均不符合宣告緩刑之要件。 3.又緩刑為法院刑罰權之運用，旨在獎勵自新，除須具備刑法第 74條第1項各款所定之條件外，並須有可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形，始足當之。被告林柏均僅為一己之私，行賄員警洩漏車主之個人資訊，依其犯罪情節，認不宜給予宣告之緩刑，併此敘明。　㈩按犯本條例之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定有明文，而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自應優先適用。然因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之規定並未針對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規範，故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規定宣告褫奪公權者，仍應適用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使其褫奪公權之期間有所依憑。查被告5人所犯貪污治罪條例之罪，既均經本院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被告連政就事實欄三㈠除外），自應併依貪污治罪條例第17條、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併予分別宣告如主文所示之褫奪公權期間，被告侯家豪、姜理強部分，並依刑法第51條第8款規定，僅就其中最長期間執行之。 沒收部分： 1.扣案物部分： ⑴被告宋韋辰部分： ①附表七㈠編號7所示之物，為被告宋韋辰所有，且其有以之與被告連政、姜理強聯絡，業據被告宋韋辰自承在卷（警一卷第30 頁、院三卷第327頁），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②附表七㈠編號1至6、編號8至10、編號12所示之物，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編號11部分，僅為證據性質，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⑵被告侯家豪部分： ①附表七㈠編號14、15所示之物，為被告侯家豪所有，且其有以之與被告姜理強、林柏均聯絡，業據被告侯家豪自承在卷（警五卷第32頁、院三卷第327至328頁），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②附表七㈠編號13、16至19所示之物，或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或無刑法上重要性，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⑶被告連政部分： ①附表七㈠編號20所示之物，為被告連政所有，業據被告連政自承在卷（警三卷第60頁），又該手機內所存之資料與被告宋韋辰所查詢之車籍資料相符（警三卷第165頁），且該手機內存有被告侯家豪之證件資料（他二卷第45頁），顯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②附表七㈠編號21所示之物，為被告連政所有，且其有以之與共同被告聯絡、接收車籍資料，業據被告連政自承在卷（警三卷第 60頁、院三卷第329頁），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 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③附表七㈠編號22所示之物，為被告連政所有，業據被告連政自承在卷（警三卷第60頁），又該硬碟內存有被告連政行賄之帳冊資料（偵二卷第279頁、他二卷第241頁），顯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④附表七㈠編號23所示之物，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⑤附表七㈠編號24所示之物，為被告連政所有，業據被告連政自承在卷（警三卷第61頁），又該電腦內所存之車籍資料與被告宋韋辰、侯家豪所查詢之車籍資料相符（警三卷第185至188頁、偵八卷第184至188頁），顯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⑷被告姜理強部分： ①附表七㈠編號25所示之物，為被告姜理強所有，業據被告姜理強自承在卷（警二卷第22頁），又該手機內存有被告宋韋辰所查詢之車籍資料（警二卷第181至194頁），顯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②附表七㈠編號26所示之物，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爰不予宣告沒收。　　 ③附表七㈠編號27所示之物，為被告姜理強所有，且其有以之與被告侯家豪、連政聯絡，業據被告姜理強自承在卷（警三卷第50 頁、院三卷第329頁），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④附表七㈠編號28所示之物，業已發還，業據被告姜理強自承在卷（院三卷第329頁），自不予宣告沒收。 ⑸被告林柏均部分：　　 ①附表七㈠編號29、31、33至34所示之物，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編號32部分，僅為證據性質，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②附表七㈠編號30所示之物，為被告林柏均所有，且其有以之與被告侯家豪聯絡，業據被告林柏均自承在卷（警五卷第102頁、偵八卷第284頁），屬供犯罪所用之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　　 ⑹附表七㈡編號1至16所示之物，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爰均不予宣告沒收。　　　　　 ⑺附表七㈡編號17所示之物，為被告連政之配偶賈孟萱所有，且賈孟萱有以之與被告連政聯繫有關查車牌費用之事（偵一卷第32 2頁），屬本案之證據，然因此手機並非被告所有，爰不予宣告沒收。　 2.犯罪所得部分： ⑴按被告犯貪污罪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就已自動繳交之全部所得財物，於判決固無庸再諭知追繳，惟仍應諭知沒收或發還被害人，俾於判決確定後，由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470 條第1項前段規定，據以指揮執行。否則在判決確定後，將因確定判決未就自動繳交之全部所得財物諭知沒收或發還被害人，檢察官指揮執行沒收或發還被害人缺乏依據，徒生處理上無謂之爭議，亦不符澈底剝奪貪污犯罪所得之立法目的（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06年度台非字第10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宋韋辰如事實欄二㈡㈢之犯罪所得即賄賂11萬元，業據其於本院提出、繳交在案，有扣押物品清單、本院收據為證（院二卷第9至11頁），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且不生追徵其價額之問題。　 ⑶被告侯家豪如事實欄三㈠至㈡所示之犯罪所得分別為不正利益2萬元及賄賂7萬元、賄賂2萬元，業據其於偵查中提出、繳交在案，有匯款申請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收受贓證物品清單可佐（偵八卷第385頁、第505），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且不生追徵其價額之問題。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甘若蘋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河山、陳俊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胡慧滿法官胡家瑋法官戴筌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林玉珊（附記：本案原定113年10月4日上午10時宣判，惟因颱風來襲，高雄市於113年10月4日停止上班，故本案順延至113年10月7日上午10時宣判。）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貪污治罪條例第11條第4項、第1項、刑法第213條、第220條第2項、刑法第132條第1項、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第44條。

2024-10-07

KSDM-113-訴-203-20241007-1

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203號聲請人即被告連政選任辯護人李慧盈律師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113年度訴字第203號) ，聲請發還扣押物，本院裁定如下：主文一、本院一一三年度訴字第二O三號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所扣押如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應發還連政。二、其餘聲請駁回。理由一、被告連政聲請發還附表所示之物，惟按可為證據或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項定有明文。至同法第142條第1項前段雖規定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或檢察官命令發還之；但所謂「無留存必要」係指扣押物作為證據之必要性不足而言。二、查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為被告連政所有，業據被告連政自承在卷（警三卷第60頁），又該手機內所存之資料與被告宋韋辰所查詢之車籍資料相符（警三卷第165頁），且該手機內存有被告侯家豪之證件資料（他二卷第45頁），顯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為被告連政所有，業據被告連政自承在卷（警三卷第60頁），又該硬碟內存有被告連政行賄之帳冊資料（偵二卷第279頁、他二卷第241頁），顯係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物，均經本院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未經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03號案件宣告沒收等節，有本院上開案件判決在卷可查。又經本院徵詢檢察官意見，檢察官表示，附表編號1至2部分不同意發還，附表編號3部分同意發還（院一卷第447至448頁）。本院認為，附表編號1 至2所示之物，屬供犯罪所用之物，業經本院宣告沒收，自不應發還，此部分聲請，應予駁回；而附表編號3所示之物，未存有與本案犯罪相關之事證，准予發還。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胡慧滿法官胡家瑋法官戴筌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玉珊　　附表：編號品名數量 1 IPHONE 13 PRO MAX行動電話 1支 2 SEAGATE硬碟（4TB） 1台 3 電腦主機（在新北市○○區○○街000號3樓扣得） 1台

2024-10-07

KSDM-113-訴-203-20241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