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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險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花原交易字第10號聲請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爨羽選任辯護人闕言霖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 3年度偵字第5670號），本院認為不宜逕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花原交簡字第271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林爨羽無罪。　　理　由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林爨羽明知服用酒類過量不能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仍於民國113年6月6日13時許，在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4段之某修車場服用酒類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逾法定標準，竟未待體內酒精成分消退，於飲罷後即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欲行前往花蓮縣花蓮市民國路，於是日13時29分，行經花蓮縣○○市○○路0段000 號前，因酒後未能集中注意，致追撞前方由被害人朱云誠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無人受傷），經到場處理員警於是日13時54分，測試被告吐氣所含之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 條之3第1項第2款之公共危險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185條之 3第1項第2款規定，「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係針對服用酒類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之行為，列於公共危險罪章加以處罰，目的在於藉由抽象危險犯之構成要件，以刑罰制裁嚇阻酒後駕車之危險行為，確保往來道路之公眾人車之安全。該條犯罪之成立固不以對於道路交通往來之人車發生具體實害結果為必要，然上開法條所指之「不能安全駕駛」，性質上仍屬不確定法律概念，故行為人是否已陷於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即需綜合客觀事證始能加以判定。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林爨羽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處理公共危險酒精測定紀錄表、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㈠、㈡、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派出所職務報告、現場照片及車輛照片、花蓮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花蓮縣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報案紀錄單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四、詢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公共危險之犯行，辯稱：我駕車行經慈濟醫院急診室前路口紅綠燈時，與對方發生車禍，對方駕駛自用小客車在我前方，我有注意到對方有煞車再直行，後續再煞車一次，我就反應不及撞上，當時我的車速在每小時 10公里以內，我這次駕駛車輛時的認知、判斷及操作的能力與平日駕車沒有什麼不同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於案發後，至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派出所製作測試觀察紀錄表，被告並無腳步不穩、搖擺不定、無法保持平衡之狀況，被告於環狀帶之範圍內，畫出另一個圓，被告固有飲酒，但認知協調能力未受影響，非達不能安全駕駛。另被告之所以會撞上前車，乃因前方車輛突然煞車，被告反應不及而撞上等語。五、經查： (一)被告於113年6月6日13時許，在花蓮縣花蓮市中央路4段之某修車場服用酒類後，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駛於道路，並於同日13時29分許，行經花蓮縣○○市○○路0段0 00號前，追撞前方由被害人朱云誠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經到場處理員警於同日13時54分，測試被告吐氣所含之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警卷第7頁至第11頁；偵卷第35頁至第39頁；本院卷第61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情節（本院卷第79頁至第82頁）大致相符，復有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處理公共危險酒精測定紀錄表、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表㈠、㈡、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派出所職務報告、現場照片及車輛照片、花蓮縣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花蓮縣警察局勤務指揮中心受理110 報案紀錄單等證據資料（警卷第17頁、第31頁至第43頁、第 55頁至第56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先堪予認定。 (二)本件被告固於前揭時間、地點服用酒類後駕駛車輛行駛於道路，並於上開時間、地點與被害人所駕駛之車輛發生碰撞，然車禍發生原因多端，是否肇因於被告服用酒類後不能安全駕車所致，尚須其他證據證明。觀之被告委請辯護人為其辯稱：本件車禍係因被告前方車輛突然煞車，被告反應不及而撞上，非因被告服用酒類後不能安全駕駛所致等語（本院卷第53頁）。另訊據證人即被害人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當時我前面的車子突然停下來，我就停下來，後面被告的車子就撞到我，可是擦撞是非常微小的擦撞等語（本院卷第79頁至第82頁），是則本案交通事故不能排除係因被告未能與前車保持適當之安全距離，因前車煞車而反應不及撞上前車所造成之交通意外事故，被告雖可能具有過失，但尚難僅從被告與被害人發生交通事故等節，逕予認定被告有服用酒類後有不能安全駕駛之情事。 (三)又參以警員獲報到場後，於案發當日14時57分至14時59分許間，警員在花蓮縣警察局花蓮分局自強派出所，對被告進行觀察之結果顯示：被告並無語無倫次、意識模糊、注意力無法集中、呆滯木僵、搖晃無法站立之情狀；後於同日14時59 分至15時01分間，對被告進行生理平衡測試時，經員警命其進行直線測試（以長10公尺之直線，命其迴轉走回原地）及平衡動作（雙腳併攏，雙手緊貼大腿，將一腳向前抬高離地 15公分，並停止不動30秒），測試結果被告並無步行時左右搖晃、腳步不穩、腳步離開測試的直線、身體前後或左右搖擺不定、手腳部顫抖、身體無法保持平衡及用手臂來保持平衡等情事；再於同日15時02分至15時02分間要求被告以筆在兩個同心圓之間之0.5公分環狀帶內，畫另一個圓，被告均能依照警員指示完成同心圓之畫圈，雖所繪之圓圈雖有扭曲之情形，然仍在同心圓內完成繪製，此有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三第一項第二款案件測試觀察紀錄表（警卷第15頁至第 16頁）附卷可憑，亦足認被告於交通事故發生當時並無明顯酒精影響意識狀態之情形。從而，被告是否有服用酒類後致不能安全駕駛之情事，仍屬有疑。六、綜上所述，被告服用酒類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行駛於道路，固有不該，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意旨所舉各項證據方法，至多僅能證明被告服用酒類後駕車，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時、地與其他車輛發生碰撞，且為警查獲時測得其吐氣所含之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15毫克等事實，尚不足進一步證明被告確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指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服用酒類後致不能安全駕駛之犯行，檢察官之上開舉證，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心證，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改依通常程序，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怡仁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陳宗賢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韓茂山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蘇瓞

2025-03-06

HLDM-113-花原交易-10-20250306-1

原易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家暴妨害自由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13號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白寧軒選任辯護人陳芝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家暴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6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白寧軒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緣白寧軒為蔡勝壽之前配偶白礎軒之妹，2 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6款之家庭成員關係，白寧軒與蔡勝壽於民國112年5月12日19時許，在花蓮縣○○市○○街0 號外，因接送蔡勝壽、白礎軒之未成年子女事宜發生爭執，白寧軒竟基於恐嚇之犯意，恫稱「我要到學校去弄你」等語，致蔡勝壽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身體、名譽之安全，因認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安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白寧軒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蔡勝壽、證人王如珍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通訊軟體LINE截圖、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各2張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地，對告訴人為上開言語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恐嚇犯行，辯稱：我沒有恐嚇告訴人，也沒有恐嚇他的意思，請為無罪之諭知等語（本院卷第171頁）；辯護人辯護意旨則以：恐嚇必須以惡害通知被害人，使其發生畏懼的心理，告訴人於本院作證時表示當下沒有恐懼，僅是擔心被告未來會到學校去弄他，但被告並無任何黑道背景，也沒有不正當交往男女關係存在，如果告訴人是擔心其外遇的事情遭人到學校舉發，也僅是學校程序的問題，並非恐嚇惡害的通知。又告訴人175 公分，68公斤，被告身高僅153公分，48公斤，兩者身形相距甚大，被告為一嬌小弱女子，何以有恐嚇或造成告訴人心生畏懼的能力？況證人王如珍證稱，於其聽到「我要到學校弄你」之後，雙方仍有繼續爭吵，告訴人亦有大聲的言詞，更可證告訴人並沒有心生畏懼。綜上所述，被告並無告訴意旨所稱之恐嚇犯行，且告訴人對被告毫無畏懼之心，並無恐嚇之行為，請鈞院為無罪之諭知等語（本院卷第170頁）。四、經查：　㈠被告有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為「我要到學校去弄你」等語，業據告訴人指訴歷歷，並有證人王如珍於警詢、偵查及本院之證詞可佐，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已足堪認定。　㈡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為要件。所謂恐嚇，指凡一切言語、舉動足以使人生畏怖心者均屬之，而該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故是否該當恐嚇行為，尚不得專以被害人之個人感受為斷。又通知之內容是否合於刑法上恐嚇之內涵，需綜觀被告言語通知之全部內容為判斷，萬不能僅節錄隻字片語斷章取義遽為認定，即應依個案之具體事實審酌主、客觀情形，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智識程度、行為斯時之狀況、所用之語氣及全文等情狀綜合判斷之，不得僅憑被害人自稱心生畏怖，即遽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6 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66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固有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為「我要到學校去弄你」之言論，惟查：　⒈據告訴人即證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跟被告的姐姐即我前妻白礎軒是男女朋友時，我就知道白礎軒有來往一些可能是不正當職業如討債公司的人，而且被告父親擔任過民意代表，所以被告當天情緒失控時很大聲地對我說「我要到學校去弄你」時，我不是擔心他當下對我有什麼暴力脅迫，因為我是男人，我有能力保護我的小孩。但是我擔心他之後會用暴力脅迫等物理上的方式，傷害我和我的小孩，因為我和我的小孩都是在同一個國小上班、上課等語。是由告訴人上開證述可知，告訴人在被告當下說出「我要到學校去弄你」之言論時，其主觀上是認為自己和未成年子女未來會受到被告暴力之行為，然就未成年子女部分，因被告前開言論並無提及任何有關該名未成年子女之事，且該名未成年子女亦為被告姊姊之小孩，甚難想像被告會蓄意對該名未成年子女為暴力行為，故告訴人陳述其未成年子女受惡害告知部分，僅係其主觀上之臆測，並不合理；至告訴人本人部分，告訴人已自承因其係男人有能力保護自己與小孩，故當下並不擔心被告之暴力行為，且告訴人身高175公分、體重68公斤，被告身高153公分、體重48公斤，兩人身高體型相距甚大，被告顯無於物理上對告訴人造成任何威脅之可能；況學校為公共場合，有諸多其他學生、老師、職員在場，更有警衛把守校園門口，故殊難想像被告又有何可能對告訴人為危害安全之行為。是告訴人雖因被告之言語有心生畏懼之個人感受，但依一般社會觀念來看，被告之行為似尚不符合刑法上恐嚇之內涵。　⒉又輔以證人王如珍到庭證稱：當天一開始我聽到雙方有大聲的爭論聲，大概是在描述一些家務事，後來我有聽到被告說「我要到學校去弄你」的言論，但我當下只覺得被告是在講一句任性的話，雖然告訴人可能會覺得被告是在恐嚇他，但我聽來只是一種我吵架時講不贏你我就講我要到學校弄你的話，可能會聽了很不舒服這樣。而被告講完這句話後，他們仍然有持續的在講話、爭吵，告訴人也有回話，鄰居也有過來等語，而由上開證人王如珍之證詞可知，證人綜合感覺兩人當時對話之語氣、內容、現場氣氛後，雖然聽到被告有講「我要到學校去弄你」之言論，但認為被告事實上並不是在恐嚇告訴人，而只是說一句爭論時任性的氣話；且被告說完該話語後，被告與告訴人仍有持續對話、爭吵，益證告訴人實際上應無感受到生命、身體安全的畏怖之感，否則按常情應會有所退讓或不再回話，而非繼續爭吵，更可推認告訴人實際上並無心生畏懼。　㈣從而，被告雖有為「我要到學校去弄你」之言論，但該言論並無使告訴人心生畏怖，且客觀上被告亦無威脅告訴人之能力，也未針對告訴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法益預告任何可能加害之內容，衡情應屬爭吵時一時情緒發洩性之用語，尚難僅因告訴人主張其內心恐懼，逕認被告確有具體加害告訴人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之意思。五、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恐嚇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柏舜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蔡培元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吳欣以

2025-03-06

HLDM-113-原易-13-20250306-1

重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損害賠償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重訴字第36號原告鄭明正商博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陳晉弘上二人共同訴訟代理人蕭隆泉律師黃之昀律師被告章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兼法定代理人章志銘上二人共同訴訟代理人張志隆律師上列當事人間損害賠償事件，經本院刑事庭移送前來（112年度重附民字第17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告應於本裁定送達翌日起5日內，繳納裁判費新臺幣75,349元，逾期即駁回原告之訴。　　理　由一、按刑事訴訟諭知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者，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但經原告聲請時，應將附帶民事訴訟移送管轄法院之民事庭。第1項但書移送案件，應繳納訴訟費用，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3項定有明文。次按提起民事訴訟，應依民事訴訟法第77條之13規定繳納裁判費，此為必備之程式。原告之訴，有起訴不合程式或不備其他要件者，法院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二、查被告被訴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刑事庭以112年度易字第9 92號為無罪判決，並依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但書裁定移送本件（112年度重附民字第17號）前來，原告於本件請求被告給付新臺幣（下同）7,507,984元，揆諸上開規定，應繳納第一審裁判費75,349元，未據原告繳納。茲依民事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但書規定，限原告於收受本裁定送達翌日起 5日內補繳裁判費，逾期不繳，即駁回其訴。三、爰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范馨元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關於核定訴訟標的價額之核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若經合法抗告，命補繳裁判費之裁定，並受抗告法院之裁判。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卓千鈴

2025-03-06

CHDV-114-重訴-36-20250306-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家暴恐嚇危害安全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74號上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貞選任辯護人莊容安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家暴恐嚇危害安全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027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5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83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原審就被告對於告訴人王黃○每、王○源恐嚇危害安全部分，為無罪諭知，並就被告被訴毀損他人之物部分（告訴人王○ 源），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即就同一事實重行起訴）。檢察官就無罪部分提起上訴，被告則未上訴，故原判決關於毀損諭知不受理部分，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貞為告訴人王黃○每之女、告訴人王 ○源之胞姊，其等間具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第4款之家庭成員關係，雙方因細故產生糾紛。被告於民國113年3月 19日18時至18時30分間，在臺南市○區○○路00巷0弄00號告訴人王黃○每之住處（下稱本案住處）內，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對告訴人王黃○每嚇稱：「我要放火燒你家啦！阿你最好是把我那筆錢拿出來」、「這樣我要去對建源囉，我要讓你沒這個兒子」、「你要生10個孩子都讓他死一死啦，阿那個不是我們王家的那個不會死啦」、「我汽油也買好了，你放心，我也不能讓你過得太好」、「祖先阿，你如果靈驗，你就把建源收走啦…我要去他家啦，要去和他輸贏，阿如果不要輸贏，就直接汽油倒一倒，丟過去就好了，要做這樣，要做這樣就是要讓大家死，要死，好啊，我提早阿」等語，使告訴人王黃○每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安全。後於113年3月20日20時許，在本案住處，由告訴人王黃○每轉述被告上開恐嚇之內容予告訴人王○源知悉，使告訴人王○源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王黃○每、王○源之證述、監視器影像截圖、現場照片、監視器影像光碟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對告訴人王黃 ○每講過如追加起訴書所載的恐嚇言詞，那是我妹妹王瓊娟跟我母親王黃○每的對話等語，辯護人為被告亦辯護稱：㈠依原審之勘驗筆錄，已經明確證明追加起訴書的犯罪事實並非被告所為。㈡本件起訴範圍只有追加起訴書所載的那五句話。至於檢察官上訴內容所指：「好啦好啦，不要再逼他了啦，看他出門把他撞死好了（臺語）」、「大家就不甘願，你這些兒子女兒會相殺啦（臺語）」等語，該2句話未經偵查程序，一審時亦從未提及，而突然在二審時提出，依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故檢察官上訴明顯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8條之規定，亦嚴重損害被告的審級利益等語。五、經查：　㈠公訴意旨所指述之上開恐嚇危害安全言論內容，均為案外人王瓊娟（被告之妹）對於告訴人王黃○每所述，並非被告所為，被告於王瓊娟口出該等言論時，僅是在旁聆聽或做其他事，未見有任何附和之舉，有原審113年11月18日勘驗筆錄1 份（原審第37-39頁）在卷可證。依上所述，本件尚難僅以證人即告訴人王黃○每、王○源可能將王瓊娟誤認為被告，在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資證明之情形下，遽認被告確為本件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於113年3月19日18時至18時30分間，在本案住處，被告稱：「好啦好啦，不要再逼他了啦，看他出門把他撞死好了（臺語）」、「大家就不甘願，你這些兒子女兒會相殺啦（臺語）」等語，有檢察官113年12月19日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查，故被告於上開時間、地點，向告訴人王黃○每恫稱上開言論之事實應可認定等語。惟查：　⒈按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刑事訴訟法第268條定有明文。犯罪事實是否已起訴，應以檢察官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為準，苟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未記載之犯罪事實，不得認為已起訴，除與起訴論罪部分有一罪之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應併予審判者外，未經起訴之犯罪事實不得予以審判，否則，即有未受請求之事項予以判決之違法。而關於「犯罪事實」應如何記載，法律雖無明文規定，惟因檢察官敘明之起訴事實即為法院審判之對象，並為被告防禦準備之範圍，故其記載內容必須「足以表明其起訴範圍」，使法院得以確定審理範圍，並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提起公訴而為防禦之準備，始為完備（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8號、1 12年度台非字第121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檢察官於追加起訴書敘明之犯罪事實即為法院審判之對象，僅有「我要放火燒你家啦！阿你最好是把我那筆錢拿出來」、「這樣我要去對建源囉，我要讓你沒這個兒子」、「你要生10個孩子都讓他死一死啦，阿那個不是我們王家的那個不會死啦」、「我汽油也買好了，你放心，我也不能讓你過得太好」、「祖先阿，你如果靈驗，你就把建源收走啦…我要去他家啦，要去和他輸贏，阿如果不要輸贏，就直接汽油倒一倒，丟過去就好了，要做這樣，要做這樣就是要讓大家死，要死，好啊，我提早阿」（下稱「起訴事實」）等語；而不及於「好啦好啦，不要再逼他了啦，看他出門把他撞死好了（臺語）」、「大家就不甘願，你這些兒子女兒會相殺啦（臺語）」（下稱「上訴事實」）等語。又「上訴事實」與經起訴然為本院認定無罪（如後述）之「起訴事實」部分，並無審判不可分之關係。揆之前揭判決要旨，「上訴事實」既未經檢察官對被告起訴或追加起訴，亦非起訴效力所及之部分，法院自不得予以判決。從而，「上訴事實」即不在法院得審理範圍，被告亦無從知悉「上訴事實」被提起公訴而為防禦之準備，故檢察官以「上訴事實」提起上訴，核屬無據。六、綜上所述，公訴意旨就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犯行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其所指上開犯行之心證程度。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認被告恐嚇危害安全有犯行，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七、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有上開恐嚇危害安全之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蘇聖涵提起公訴，檢察官張雅婷提起上訴，檢察官劉榮堂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秀燕　　　　　　　　　　　　　　　　　　　法　官　鄭彩鳳　　　　　　　　　　　　　　　　　　　法　官　洪榮家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謝麗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2025-03-06

TNHM-114-上易-74-20250306-1

台上

最高法院

妨害性自主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27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黃冠運上訴人即被告呂欣益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侵上訴字第103號，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9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二、本件原判決㈠認定上訴人即被告呂欣益（下稱被告）為成年人，有其犯罪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1年4月初至5月間某日，在公車站候車亭對當時未滿18歲且有輕度智能障礙之代號 00000-0000000女子（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女）乘機猥褻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論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性交罪之有罪判決，改判決於變更起訴法條後，論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猥褻罪刑（處有期徒刑2年6月）。另以㈡公訴意旨雖謂：被告明知A女案發時未滿18歲且領有輕度智能障礙證明，心智程度不及常人，於111年4月初至5月間某2日，各於學校女廁、公車站候車亭，基於乘機性交之犯意，先親吻A女嘴巴及以撫摸A女胸部、臀部，再以手指（其中1次並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對A女為性交各1次，因指上開2次犯行，均涉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刑法第225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乘機性交罪嫌，惟經原審審理後，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2罪嫌，因而就此部分撤銷第一審之有罪判決，改判決被告無罪。俱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各為㈠有罪、㈡無罪判決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尚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事。三、上訴意旨分述如下（檢察官對前開二㈠㈡部分均上訴；被告對前開㈠部分上訴）：㈠檢察官部分： ⒈A女為輕度智能障礙之少年，受限於心智發展及認知能力缺陷，及本即較為淺薄之語言與組織能力，或因此有說詞反覆不一，不合常理之瑕疵；惟如非確遭性侵，實難想像A女可以憑空編造被害情節，衡以一般被害人遭遇侵害時之驚恐，亦未必能清晰描述事發經過，且A女身處此類「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之性犯罪中，在案發第一時間因心中思緒混亂認定被告為其男友，又擔心遭A女之姑姑即B女（姓名年籍均詳卷）責罵，故未能於第一時間全盤說明，自屬此類犯罪之常態。原審未審酌A女於偵訊時，對其遭性侵害之指述，不論時間、地點及場景順序，皆與第一審交互詰問時為相同敘述，苛求A女之陳述需完全一致，遽信被告翻異之供述，已違反論理法則。 ⒉B女之證述係適格之補強證據，原判決僅以B女陳述係聽聞A女之陳述，而排除採用B女證詞，再以A女證詞前後不一，復欠缺適格之補強證據，就本案所為之證據取捨，均違反證據法則。 ⒊原判決引用司法訪談員楊靜玫偵查中說明A女之長期記憶不是很好之證述，認為A女之證詞不可採；惟楊靜玫亦於偵查中說明A 女偶有記憶混亂，但給她一點時間回想，回應能力還是可以的，且提出書面評估詳述：「對於事發時，相對人之行為描述，個案有時需要時間才能說出回答，細節部分無法具體描述，用模擬演練的方式較有辦法呈現事發情境」等語。原判決未說明何以僅採信楊靜玫偵查中對A女不利之部分，而對於A女有利部分恝置不論，有判決理由不備及理由矛盾之違法。㈡被告部分： ⒈伊所犯乘機猥褻罪之法定本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因被害人未滿18歲而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2分之1，故伊所犯之法定最低度刑為9 月。經查，伊因一時行為有欠周延而誤罹刑典，本應接受法律制裁，但伊素行良好，原判決所處有期徒刑2年6月超出9月甚多，難謂罰當其罪，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 ⒉伊雖於案發之初否認犯行，但於原審審理時已經知所悔悟而坦承犯行，足認良心未泯，非難以教化之徒，應予伊自新機會，又伊始終想要和A女和解，因考量主動與A女接觸恐讓A女受到2 次傷害才未及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前與A女達成和解，倘原審法院得以安排雙方和解，伊必然全力配合，難謂伊於原審審理時態度不佳，原審逕認伊未與A女和解，犯後態度不佳，並以此作為量刑因子之一，有失公允。原審失察而對伊科以重刑，違反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四、惟查：㈠檢察官上訴部分： ⒈被害人係被告以外之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固屬證人，然其目的既在使被告受到刑事訴追處罰，即與被告之地位處於絕對相反立場，其所為指訴之證明力與一般無利害關係之證人相較，證明力顯較薄弱，為免有害於真實發現並保障被告人權，應認被害人之指述，與被告之自白同屬證明力薄弱，受嚴格證明之限制，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本件原判決就何以認定前開二㈠部分，被告對A女乘機猥褻之自白，有A 女指訴、B女證述、公車站牌照片、A女代號及真實姓名對照表、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可佐，犯行堪以認定，但對A女乘機性交部分則欠缺補強證據之理由（見原判決第6至11頁），以及認定前開二㈡部分，A女之指訴有何前後不一之處，而有瑕疵可指，另B女證詞、Messenger對話內容翻拍照片、現場照片、新北市瑞芳國中個別化教育計畫，以及基隆市政府社會處司法訪談員個案評估報告等證據，如何均無法作為此部分適格補強證據之理由（見原判決第13至22頁）。核其就二㈠有罪以及二㈡無罪之論斷，均有卷存資料可資覆按，亦未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⒉依性侵害防治法第19條第1項所定兒童或心智障礙之被害人於偵查或審判中，經司法警察、司法警察官、檢察事務官、檢察官或法官認有必要，所請具相關專業人士在場協助詢（訊）問，旨在評估被害人之溝通能力及其需求，並向法官說明其評估之結果及為相關詢（訊）問之建議，於必要時亦得直接對被害人進行詢問。被害人證詞是否為原審所採取，係原審依證據調查之結果，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定其取捨所為之判斷，與各該專業人士於偵查或審判中所提供應如何對被害人為正確、有效之詢（訊）問意見無涉。原判決援引楊靜玫於偵查中證稱A 女長期記憶不是很好等語，與事實之認定無關，容屬贅論，其未引述楊靜玫於偵查庭其他相關之評估、建議，自無理由未備之可言。　㈡被告上訴部分：　按刑之量定，乃法律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又行為人是否與被害人或其家屬達成和解與賠償，核屬與「關係修復」之刑事政策目的相關聯之量刑因子之一，倘行為人與被害人和解與賠償，經法院綜合行為人犯後所呈現之一切態度，認為與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指之「犯後之態度」呈現正向關聯者，亦僅指該行為人犯後願意彌補其造成之損害所反映於「犯後態度」之有利因素之一，非犯後態度良窳之唯一標準。原判決第13頁第18列說明論列被告「態度非佳」乙節，核係綜合被告案發後始終否認犯行直到原審才坦承前開二㈠部分之犯行等犯後所呈現之一切情狀而言，非專指其於原審審理時尚未和解與賠償乙節；況原審量刑所審酌之被告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尚未與A女達成和解及賠償之情，亦與事實相符。經核原判決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科刑應審酌之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所為量刑之結果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率指其違法。五、檢察官之前揭上訴意旨，係就原審採證認事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重執其於原審之主張，再事爭執。被告之前揭上訴意旨，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關於前開二㈠部分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對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俱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之理由。其他上訴意旨均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亦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所為上訴俱違背法律上之程式，均予以駁回。又本院為法律審，而本件為程序判決，被告於上訴後提出與 A女法定代理人於114年1月20日之調解筆錄，本院尚無從審酌，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2025-03-06

TPSM-114-台上-527-20250306-1

台上

最高法院

重利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36號上訴人余志堅選任辯護人顏婌烊律師黃俊嘉律師陳秉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重利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 3年9月25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易字第797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1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余志堅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重利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無罪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共同犯重利罪刑，及為相關沒收、追徵之宣告。已詳述其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二、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對告訴人豐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豐昱公司，負責人為告訴人楊士弘）及告訴人大娛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娛公司，負責人為告訴人何天民）有重利之犯行，係依憑證人即安泰商業銀行臺中分行經理韓淑琳、證人即豐昱公司財務長何慧玲、證人潘松志（犯罪事實欄中誤載為「潘志松」）、陳一聖之證述，以及卷附遲發薪資表、臺中市政府勞工局民國108年5月16日勞動條件檢查談話紀錄、通訊軟體LINE「公關事務回報」群組對話紀錄截圖等證據資料，以為認定。並敘明：㈠上訴人於107 年11月間陸續透過陳一聖與何慧玲聯繫而放款予告訴人等人，所收受供擔保用之票據復未要求陳一聖背書，可見上訴人與陳一聖間，係屬共同正犯，所辯是陳一聖向其票貼、借款，不知實際借款人是告訴人等人，並不足採。㈡上訴人前於1 07年10月初，有趁豐昱公司、大娛公司資金缺口嚴重，難以正常求助之際，經由潘松志對該2公司為重利之行為（上訴人此部分犯行業經原審以110年度上易字第588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下稱「前案」）。本件距「前案」僅相隔月餘，上訴人對於豐昱公司、大娛公司仍因急需支付員工薪資、廠商貨款而有急迫之情，並無不知之理，所辯豐昱公司、大娛公司無急迫之情，不足採信。㈢刑法第344條規定之重利罪，應按行為人金錢消費借貸契約之件數，計算其所犯罪數。上訴人已自承本件與「前案」經由潘松志為重利行為無關，且本件之共犯為陳一聖，亦非「前案」之潘松志，與「前案」間自無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等旨，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及指駁。原判決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論斷，並未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謂有何違反證據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情。上訴意旨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猶執前詞，謂告訴人等人並未陷於急迫、何慧玲係與陳一聖聯繫，無從認定其與陳一聖間有犯意聯絡、本件與「前案」係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應諭知不受理判決，指摘原判決有調查未盡、適用法則不當、判決不備理由及理由矛盾之違法云云，係對於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漫事爭辯，或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評價，再為事實上之爭執，自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三、上訴人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之事項，及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上訴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許辰舟法　官吳冠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2025-03-06

TPSM-114-台上-736-20250306-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懲治走私條例聲請再審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163號抗告人藍信祺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懲治走私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5日駁回聲請再審之裁定（113年度聲再字第39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按（1）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受有罪判決之人聲請再審所提出之新事實及新證據須具有「新規性」及「確實性」，其中「新規性」之要件，採取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確實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即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二者應分別以觀，且先後層次有別，倘未兼備，自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判斷聲請再審案件之事證是否符合上開要件，當以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為審查，尚非任憑再審聲請人之主觀、片面自我主張，即已完足，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而原審法院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亦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即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2）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4款所稱「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係指原確定判決所據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該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業經確定裁判變更者而言。易言之，係指原判決依憑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另一裁判，為認定事實之基礎而諭知有罪之判決後，其所憑之該其他裁判，業經確定裁判變更者而言；如非原判決所憑之裁判，縱經以後之其他確定裁判變更，即與原判決無涉，不得據該變更之裁判對原判決聲請再審。　　二、原裁定略以：　㈠本件抗告人即受判決人藍信祺因違反懲治走私條例案件，對原審法院91年度重上更㈤字第201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提出：（1）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民國88年12月8日刑鑑字第127453號、（2）刑事警察局92年1月28日刑鑑字第0000000000號鑑驗通知書、（3）新聞公眾周知：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 7709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07年度偵字第5654號起訴各該案被告分別涉犯走私具殺傷力管制槍枝罪嫌，經原審法院先後以106年度上訴字第1932號、109年度上訴字第2976號無罪定讞判決（下合稱另案無罪判決）及相關報導、（4）本件檢舉人領得檢舉獎金貪污得利之事實、（5）抗告人小孩在國內合法購買到本件空氣槍貪污槍枝、（6）警察設計陷害槍枝貪污等新證據，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 款之再審事由，聲請意旨略如原裁定理由一所載。㈡原確定判決綜合卷內事證，認定抗告人有其事實欄所載，與蕭金發、林永章、陳正榮共同自美國私運具殺傷力之空氣槍進入臺灣（下稱走私空氣槍），所為係犯81年7月31日修正生效前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86 年11月26日修正生效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8條第1項之運輸空氣槍罪，依想像競合之例，從一重論以前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並就抗告人所辯各節何以不足採信，於理由內詳為指駁、論述，所為論斷有卷存事證足憑，採證認事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　㈢查抗告人於本案走私進口之第1批空氣槍因僅以性能檢視法鑑定具有殺傷力，於未實際進行動能測試前，即由檢察官沒收銷燬，無法證明確實具有殺傷力。抗告人及其共犯第2次走私進口，於81年6月4日遭查扣，經刑事警察局鑑驗認為具有殺傷力之空氣槍，再經實射結果，除分別因機械損壞及嚴重漏氣原因，依現狀認不具殺傷力者外，其他包括美國DAISY 廠生產之856型空氣長槍在內之槍枝，以抗告人提供重量為0 .04公克之BB彈頭配射，其單位面積動能均未超過每平方公分14.54焦耳，而不具殺傷力，固有該局92年1月28日刑鑑字第0000000000號鑑驗通知書可按。惟空氣槍有無殺傷力，與配備BB彈之重量有密切關係，只要客觀配備可用以發射之子彈具有殺傷力，即足認定。而抗告人及共犯走私進口之第2 批空氣槍，係以鋼質BB彈為發射子彈，非一般之塑膠BB彈可比，經刑事警察局以抗告人第1次走私所查扣之4.5mm口徑相同之鋼珠試射結果，測出查扣編號二之空氣長槍具殺傷力，該槍支應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管制之空氣槍無訛。而上開經刑事警察局用以測試本案槍枝具殺傷力之彈頭為該局所有，源自相關單位送鑑槍、彈時採樣而得，於槍枝開放國家如美國係為一般市售商品。準此，抗告人取得此等可用以發射本案空氣槍之BB彈，客觀上並非難事。且抗告人第1次走私進口之物品除空氣槍外，尚有可供發射使用之鋼質BB彈 20盒，足見抗告人確已明知其所進口之槍枝，可使用重量較重之鋼質BB彈至明，該856型空氣長槍用以配射結果，客觀上既足產生殺傷力，即難因配射其他重量較輕之BB彈的試射結果，而否定該槍客觀上已具殺傷力之事實（見原確定判決理由三、四）。再依憑抗告人、李見雄、林永章、張明偉、陳正榮等人之供述，及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第二大隊刑事組副組長劉彥巖於81年11月17日另份有關該走私案佈線過程之報告，綜合判斷後，認定李見雄係於抗告人及共犯等人已萌生走私之犯罪故意，第1批空氣槍走私進口後，始知悉該情，為協助警方破案而加入，抗告人及共犯非因李見雄之陷害教唆，始萌第2次走私之犯罪故意，抗告人所辯其第2次走私係因李見雄之陷害教唆等語，應屬無據（見原確定判決理由五）。　㈣雖聲請再審意旨所執之另案無罪判決及相關報導，屬未經原確定判決審酌之新證據，惟此係另案及新聞媒體記者就其他案件之報導，與本件原確定判決之具體個案事實無涉，要屬其個人就證據資料之片面評價，本案無從與之為相同認定。至所謂抗告人小孩在國內合法購買到空氣槍之事，縱屬新證據亦難認與本案有何關聯性。再本件無員警陷害教唆之事亦經原確定判決說明甚詳，是以所謂貪污得利云云及其餘聲請再審意旨無非係就原確定判決已調查審酌之證據資料，依憑己見再為爭執，欠缺新證據應有之新規性。　㈤綜上，本件聲請再審意旨所提之新事證，或為原確定判決調查審酌後已說明如何不足為有利於抗告人之認定，或與本案待證事實欠缺證據關聯性，不論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難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聲請再審意旨或係就原確定判決明確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或係就無從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另案無罪判決為自己有利之主張，均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要件不合，本件再審聲請，並無理由，應予駁回。三、抗告意旨略以：　1.空氣槍之製造、運輸、買賣已經不在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管制範圍內，原裁定尚依原確定判決之錯誤認事為裁判，違背法令。　2.伊聲請再審並非對刑事警察局鑑定槍枝有無殺傷力之認定有所爭執或聲請調查，係另案無罪判決認定原確定判決及原裁定之認事用法有誤，得以直接證明抗告人無罪。另案無罪判決認定所查扣之空氣槍雖經刑事警察局鑑定有殺傷力，但行為人無犯罪故意時，法院仍應為無罪判決。是以伊並非以原裁定所指之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為聲請再審之理由，而係以同條項第4款「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為再審理由。　3.伊係依據另案空氣槍雖經鑑定有殺傷力，仍應為無罪判決之合法新證據，聲請再審，上開證據具備新規性與確實性，足以證明原確定判決認事用法錯誤，伊據以聲請再審完全合法且有理由，亦即無犯罪故意時，槍枝縱經鑑定具殺傷力亦不能作為判決有罪之唯一依據。伊無犯罪故意，自始即為進口不具殺傷力之合法遊戲槍，被為圖謀取舉報私運獎金之罪犯詐騙，其等因此領得槍枝檢舉獎金，共同貪污瀆職，原確定判決自應與另案無罪判決同對伊為無罪之認定，原確定判決單憑槍枝具有殺傷力做為判決依據，違反無犯罪故意即無刑罰之原則等語。四、惟查：　1.倘抗告人認為原確定判決適用法律有違法，應循非常上訴途徑尋求救濟，而非提起本件再審，合先敘明。　　　　　2.另案無罪判決並非原確定判決所憑認定抗告人犯罪事實之基礎，抗告意旨主張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4款之再審事由，尚有誤解。且原確定判決就抗告人主觀上知悉第 2次走私進口之美國DAISY廠生產之856型空氣長槍有殺傷力，仍予走私進入臺灣，有走私空氣槍之故意，已於其判決理由三、四詳予說明，與另案無罪判決認定該案被告無犯罪故意之情形不同，尚難比附援引。而抗告人本件犯行非因李見雄之陷害教唆所致，亦據原確定判決於其判決理由五內詳為論述，至李見雄、劉彥巖是否因此獲得檢舉獎金與抗告人是否有本案犯行無涉。　3.原裁定已就聲請意旨所提各項事證，何以非刑事訴訟法第42 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新事實、新證據，逐一論列說明其論據，核無違法。抗告意旨無非係就法院依職權取捨之證據持相異評價、任意指摘，或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原審即使審酌其所提之新證據，經單獨或綜合卷內原有證據合併觀察，亦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法定要件均不適合。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之聲請再審為無理由，駁回其再審之聲請，於法尚無不合，應認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林立華法官莊松泉法官李麗珠法官　陳如玲法官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2025-03-06

TPSM-114-台抗-163-20250306-1

台上

最高法院

妨害性自主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920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鄧定強被告凃○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侵上訴字第242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20700、270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凃○堯被訴對於代號0000-000000B加重強制性交、加重強制猥褻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壹、撤銷(即原判決關於被告被訴加重強制性交、猥褻B女)部分一、本件原判決此部分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凃○堯為○○市○○區○ ○路○○號○○安親班之負責人兼老師，代號0000-000000B（000 0-000000）號女童（民國00年0月生，名籍詳卷，下稱B女）為該安親班之學生。被告明知B女為未滿14歲之人，竟基於對未滿14歲者強制性交及強制猥褻之犯意，於B女就讀小學一年級起至106年4月19日止之期間，在上開安親班教室內，違反B女意願，將手伸入B女內褲，以手指觸摸外陰部及以手指插入陰道之方式，對B女為強制猥褻及強制性交，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強制性交及第224條之 1、第224條之加重強制猥褻罪嫌等語。惟經審理結果，以：㈠證人即被害人B女於第一審之證詞及其於審判外向其母（名籍詳卷，下稱A母）示範被告對其所為之錄影檔案內容，關於被告碰觸私密處之時、地，碰觸部位與方式，當時有無第三人在場，犯行次數與頻律、被害時是否有疼痛之感受等節或相歧異，或不合常情而有瑕疵；㈡B女於第一審所證與審判外對A母陳述之錄影檔案，經鑑定人即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趙○珊副教授鑑定後，認B女有中度智能障礙，易受暗示，於審判外對A母揭露之細節有多種解讀方式，所證有遭A母誘導、嚴重污染之高度可能性；㈢被告書立卷附自白書時口頭仍否認犯行，其所立之自白書或係迫於A母壓力所為；被告固對B女下跪道歉，惟下跪時亦未承認被訴犯行，下跪之具體原因理由尚屬未明，無從為不利被告之認定；㈣A母所證B 女遭被告「摳屁屁」係自B女聽聞而來，係累積證據而不具補強證據適格性；A母、證人即B女之鋼琴老師范○琪、職能治療師黃○霈、家教老師廖○雅（上3人名字詳卷）觀察所見B 女所為與性有關脫序之行為，或僅係不適切之異常舉動，或係B女之異常情緒反應，且因B女並無任何精神科疾病（包括憂鬱症、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尚難認係遭被告性侵害所致；證人即B女特教老師王○梓（名字詳卷）所證B女向其訴說被害經過，關於是否有疼痛感乙情與B女向A母所述不符、證人即B女之安親班老師楊○顰（名字詳卷）轉述B女陳述之被害經過，與B女陳述具同一性而為累積證據，前揭事證均不能補強B女之指證，因認上開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犯行不能證明，因而撤銷第一審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其無罪，固非無見。二、惟審理事實之法院對被告有利、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詳為調查，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以定其取捨，並將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詳為說明，且不得將各項證據予以割裂，分別單獨觀察判斷，否則即有適用證據法則不當之違法。再者，證人陳述之證言組合，其中屬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者，固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而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依其陳述內容，茍係以之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證明對聽聞被害人所造成之影響者，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來證明其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況、間接證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實已等同證人陳述其當時所目睹被害人之情況，與待證事實之間有關連性，自屬適格之補強證據。又間接證據倘足以合理推論待證事實之存在或不存在，並非不得用以補強直接證據之真實性，是斟酌直接證據之證明力時，對於待證事實存在或不存在之情況證據，不能置而不論，而應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綜合相關事證為整體觀察，以判斷事實。卷查：　㈠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本案之揭露及A母提起本件性侵害告訴之經過，係A母於106年4月19日為B女洗澡時，聽聞B女稱「凃老師摳屁屁」，A母與B女之父（名籍詳卷，下稱A父）因而於同年4月24日至被告任職之安親班了解狀況，被告遂於同日書寫自白書1份（下稱106年4月24日自白書）交付A母與 A父，A母並在106年4月26日下午帶B女至欣幼婦產科診所驗傷（檢查結果為處女膜不完整、多處損傷）。另B女之妹妹A 女（名籍詳卷）因閱覽106年4月24日自白書後要求自己之姓名亦應列上，表示亦遭被告碰觸身體，A母乃於106年4月26 日晚間偕同A父再前往安親班質問被告，被告原不願撰寫自白書，然嗣仍再撰寫另份自白書（下稱106年4月26日自白書），惟否認犯行，又因與A父、A母發生爭執，A父乃報警由員警到場並同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江翠派出所(下稱派出所)協調，嗣被告表示願對女童道歉，A父即將A女、B 女載至派出所，被告當場向2女童下跪稱「對不起」，嗣A母於106年5月5日帶A女前往派出所報案、於同年月11日帶B女至警局報案，對被告提出妨害性自主告訴(見原判決第5頁第 12行至第6頁第21行)。果若無訛，卷附被告撰寫之自白書，除原判決已依憑勘驗被告撰寫當時部分經過之錄音檔案，而論斷其證據能力之106年4月26日自白書外，尚有A父、A母初發覺被告犯行嫌疑，被告所撰載：「本人凃○堯因對B女做出性猥褻的行為，深深感到對不起小孩以及家長，誠懇希望此後能深刻反醒（省），並且不再與A女、B女有任何接觸，包括見面，懇請父母的原諒」等語之106年4月24日自白書，被告撰寫該紙自白書之情狀，在場之人即A父、A母及證人張○ 晴(名字詳卷，即田老師)分據偵、審傳訊調查(見他3071卷第49至50頁、偵20700卷第29至31頁、偵21636不公開卷第56 至58頁、第一審卷㈤第132至136頁、第138至142頁、第149至 156頁)，然該紙自白書得否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卻未據原判決予以評價、論敘，已有理由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法。另被告在派出所對B女下跪表示：「對不起，是我不對」，有卷附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勘驗報告可稽(見偵21636不公開卷第75頁)，當時被告與A父、A母何以至派出所、兩方爭執重點與下跪前之情形，並據證人陳○昇證稱：被告在派出所有向A母女下跪認錯，A母說她女兒在洗澡時說被老師猥褻，所以去補習班跟老師理論，才有這起糾紛，他們回派出所時有講到搶自白書的事，被告說自白書是A母他們叫他寫的，現場被告一直低頭不語，後來A母就問被告是否願意跟她女兒道歉，A女與B女一到現場（被告）就突然跪下去(見第一審卷㈠第390至391頁)。果若無訛，被告與B女為師生關係，倘遭A父、A母誣指其對B女性侵害，復受脅迫而撰寫自白書，嗣因欲搶回該自白書之糾紛經警帶回派出所處理，其既已受公權力保護，於受此誣指冤屈，何以反而違常對到場之B女下跪、道歉？原判決未予究明，逕以不能認定被告下跪之具體原因與理由，罔顧上揭勘驗報告及陳璟昇之證詞，即為有利被告之論斷，亦有已調查之證據未予釐清之違法。　　㈡B女固於審判外曾由A母詢問、示範被告對其所為，並於第一審作證，惟B女係00年0月生，因發展遲緩，於就讀幼稚園大班（5歲9月）時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評估為中度智能不足，嗣因本案至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下稱八里療養院）鑑定其智能發展落在中度智能不足，分別有臺大醫院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八里療養院106年9月14日八療一般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早期鑑定報告書可參（見偵20700卷第117至135頁）。B女於案發時不僅年幼心智發展未臻成熟，亦因智能發展障礙，致理解、記憶、表達能力受限，且易受暗示誘導，依卷附第一審法院囑託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趙○珊副教授出具之鑑定報告，B 女前揭審判外、審判時之證述可能受到A母不適當之詢問方式，及以B女遭受性侵害為前提所為之輔導治療所污染，因而無從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然縱除去B女審判時及審判外之證述，A母已證稱伊於106年4月19日替B女洗澡時，聽聞B女摀陰部並稱「凃老師摳屁屁」，初以為係指「田老師」，又 B女曾於同年月22日主動示範何謂「摳屁屁」，即著短褲側身從內褲邊緣伸手進去在陰道與陰蒂間手指攪動，且伊於10 6年4月19日前半年即曾見聞B女以手伸入摸自己的下體之脫序行為等語(見他3071卷第21至23頁、第51頁、第一審卷㈣第 467至468頁)，凡此見聞均在A母積極詢問B女被告犯行如何並為錄影，致可能誘導、污染B女之前，尚非轉述其聽聞B女陳述之被害經過，而係與B女之心理狀態、認知、B女因此所受之影響有關連性之情況證據，核與B女就被害經過之轉述不具同一性，原判決遽認前揭證據均為累積證據，不具補強證據適格，亦有違誤。　㈢證人即B女之鋼琴老師范○琪、職能治療師黃○霈、家教老師廖 ○雅觀察所見B女自105年12月起即有出現情緒、舉止異常等行為，且該等異常行為諸如「掀衣」、「脫褲」、「撩裙」、「抓摸自己下體」、「命老師將腳張開」、「跨坐在老師髖骨上」等與「性」相關而超逾其身心發展之異常舉止（見偵20700卷第59至61頁、第一審卷㈤第63至76頁），其等見聞時間既均於本案遭揭發前，或A母積極詢問B女被告犯行如何並為錄影，致可能誘導、污染B女之前，論理上均有別於轉述B女所述之被害經過，與待證事實亦非不具關連性。而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固函覆：「無法充分確診B女是否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卷附八里療養院函覆之B女早期鑑定報告書亦載稱：「無任何精神科疾病診斷(包括憂鬱症、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分見第一審卷㈣第273頁、卷㈤第261頁)，惟B女中度智能不足，相較於一般兒童，或不瞭解某些身體部位是私密的，碰觸該部位是不恰當的，就不適切之與性有關舉動之社會意義理解有限，更常出現不適切的身體接觸或不適切之與性有關之行為(Inappropriate sexual behavior)，縱遭碰觸私密部位，就該事件之理解亦未必與一般兒童相當，縱得診斷是否罹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其診斷標準亦不相同(見第一審卷㈤第 260頁鑑定證人黃○群<名字詳卷>所證，及第一審卷㈣第142頁趙○珊副教授鑑定報告)，是未必得以B女未經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即排除其他不利事證。鑑定人趙○珊副教授出具之鑑定報告亦指出：依其鑑定所據資料，無從判斷B女對A母所示範之自我碰觸行為是否發展障礙導致之不適切身體碰觸，僅得依A母不適切之問題據以判斷B女審判外對A母示範被告犯行之影片檔案已受誘導(見第一審卷㈣第137、143頁，第28 1至285頁)。則前揭B女異常舉動究純係發展障礙導致之不適切身體碰觸，或與被告犯行有關，此既涉專業判斷，原判決逕以B女未經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為由，即予排除前揭不利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連性，亦嫌率斷。　㈣原判決關於前揭A母於本案發覺前，見聞B女伸手入褲摸自己下體之異常舉動、B女於洗澡時，未經A母誘導主動示範所指「摳屁屁」之動作、A父與A母進而質問被告，始發覺本案，以及被告於106年4月24日書立之自白書、被告於派出所內向有師生關係之B女下跪道歉之違常舉動、A母及B女之鋼琴老師范○琪、職能治療師黃○霈、家教老師廖○雅於本案發覺前觀察所見B女與性有關之脫序行為及相關異常情緒反應，暨卷附106年4月26日全民健康保險欣幼婦產科診所轉診單就B 女之處女膜檢查結果係：「處女膜多處損傷」，A母並證稱醫師檢查後曾表示：「這個年紀處女膜不會這樣，陰道不會這麼裸露出來」等語(見偵21636不公開卷第47頁、他3071卷第31頁)之事證，或認欠缺補強證據適格性，或認與待證事實無關連性，或逕置而未論其證明力，亦未與其他事證綜合評價論斷，並說明取捨之理由，即將上揭不利被告之事證予以割裂，單依其他事證逕認不足以證明被告徒手猥褻B女性器官及性交之犯行，殊嫌速斷，並有理由欠備之違法，其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難謂適法。三、以上或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此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貳、上訴駁回(即原判決關於被告被訴加重強制猥褻A女)部分一、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規定，除同法第8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或違背判例者為限。同條第2項並明定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 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此係專就該法第8條情形以外之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判決之案件，對於檢察官或自訴人提起第三審上訴所設上訴理由之嚴格限制，且所謂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或判例，不包括違背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及第393條第1款有關之司法院解釋、判例在內，俾符前述規定本院為嚴格法律審之意旨。是檢察官或自訴人對於是類案件提起第三審上訴，自應在上訴理由內具體敘明原判決究竟如何具備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各款所列事項，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如何具備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各款所定事由；或形式上雖係以前述事由提起第三審上訴，但實際上所指摘之情事，顯然與該法第9 條第1項所列之上訴理由不相適合者，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不符，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同條項第3款所稱「判例」，依108年1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規定，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非謂原依法選編之判例所示法律見解因而失效，是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起第三審上訴者，應理解為「判決違背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惟若主張違背刑事訴訟法第37 7條至第379條及第393條第1款有關之法律見解，仍非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第3款之範疇。二、被告被訴對未滿14歲之代號0000-000000女童(下稱A女)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4條、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強制猥褻罪嫌，經原審審理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因而維持第一審此部分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已敘明檢察官起訴及提起第二審上訴所指卷內事證，如何無足證明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之理由。檢察官則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原判決違背後述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為由，提起上訴。三、檢察官上訴援引本院53年台上字第2067號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證據之證明力如何，雖屬於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職權，而其所為判斷，仍應受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支配。」執為指摘原判決未審酌卷內有關被告撰寫之106年4月26日自白書具任意性之事證，誤認該自白不具任意性，復未詳查被告自白緣由逕以被告事後反悔，索討該自白書之舉動否定自白書之內容與事實相符，關於該自白之證據能力與證明力之判斷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另未察A母所證A女如何揭露其遭被告強制猥褻經過，及A女遭被告強制猥褻後身心狀態改變等事證均為適格補強證據，卻誤為累積證據，同有認定事實違背經驗、論理法則，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所引前揭判例，係就法院如何判斷證據證明力所為之闡述，屬刑事訴訟法第378條有關之判例，為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2項除外規定之範疇，與同條第1項第3款所稱之「判決違背判例」不合。依其此部分所述上訴理由之內容，均顯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判決違背判例」，而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此部分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2025-03-06

TPSM-113-台上-4920-20250306-1

國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選上訴字第2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懋昌指定辯護人義務辯護人陳忠勝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國選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選偵字第2 5號、113年度選偵字第59號、113年度選偵字第9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王懋昌（下稱被告）係中華兩岸活動交流總會現任理事長、高雄市民宿協會活動組長，亦為炤榮旅行社有限公司（登記負責人陳麗卿，址設高雄市○○區○○街00 號9樓之3）副總經理。另中華民國第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及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於民國113年1月13日舉行，中央選舉委員會於112年9月12日發布總統、副總統選舉公告、於11 2年11月7日發布立法委員選舉公告、於112年11月20日至同年月24日受理總統、副總統與立法委員選舉候選人登記之申請，而立法委員選舉包含區域選出立法委員、以及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外國民選出立法委員（下簡稱不分區立委），不分區立委選舉部分，係依政黨名單投票選舉之，其席次依政黨得票率計算。被告明知大陸地區台辦等機構，於本次選舉及向來之政治傾向，均係支持主張「兩岸一家親」、「兩岸關係更好」之泛藍陣營，且附表所示之人均為本次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選舉之選舉權人，而對於本屆總統、副總統、立法委員之選舉具有投票權，仍基於受滲透來源資助、委託、指示，對於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行使等犯意，於112年8月間以微信聯繫北京市東城區臺辦主任張麗梅後，張麗梅即委託、指示被告按中方安排之各行政區對口單位，即北京市東城區對口單位為高雄市岡山區、鼓山區及鹽埕區，由被告邀集上開對口單位一定比例之里長隨團參與陸方資助之落地招待團，且指派大陸對臺統戰外圍單位「北京博納傳奇文化有限公司」負責人王娜作為執行聯絡窗口後，被告再行邀集如附表所示之里長、里民等人參加，並將該名單提報，經前開單位審核確定符合大陸北京市臺辦方面之落地招待規定後，被告遂於112年9月19日至9月25 日，以「高雄里長民眾北京東城參訪團」名義，偕同附表所示里長、里民等共74名團員自高雄出發至北京，待該團團員抵達北京時，全程均為落地招待，即團員只需自行負擔機票費用約新臺幣（下同）1萬9,500元至2萬1,400元，王娜及被告並委由不知情之賓士旅行社（登記負責人吳淑蓉，址設臺北市○○區○○路00號4、12樓）總經理彭士洪協助訂購機票及代收機票費用，被告即可從機票費用中抽取每人約3,500元至4,500元不等之機票價差利潤，落地至大陸地區後，即由大陸地區臺辦人員接待並由大陸地區政府資助食、宿、交通、旅遊、參訪等全部行程費用，惟需接受臺辦人員安排參訪社區基地及交流座談會等行程，渠等旋於112年9月20日上午在東城區東花市街道參訪後舉辦京台交流座談會，出席之花市棗苑社區黨委書記劉丹在座談會上先表達「蔡女士」沒有讓兩岸交流互惠等語；又於同日晚間在北京市東城區天壇福宴餐廳舉辦歡迎晚宴，大陸地區臺辦人員即北京市臺辦副主任李勁松、北京市東城區臺辦主任張麗梅、東城區臺辦科長王愛東、北京市臺辦綜合處長劉清等人均共同出席晚宴，席間由被告向大陸地區臺辦人員介紹該團成員身分，北京市東城區臺辦主任張麗梅上臺致詞表達「兩岸一家親」、「希望兩岸同胞能夠互相學習、交流」等語，另北京市臺辦副主任李勁松並多次向具有投票權之團員發表並宣傳：「希望台灣選民自己好好選舉，將來能恢復兩岸交流，把關係變好」、「早點恢復交流」等語，並詢問具有投票權之團員就台灣「藍白合」議題之看法，而共同以此方式，以期該些參與旅遊之投票權人為泛藍陣營之政黨及其總統候選人之一定投票權行使，又該團行程共包括：住宿東直門智選假日酒店，參觀東花市街道、鳥巢、水立方、天壇、故宮博物院、古北水鎮、司馬台長城、頤和園、恭王府等景點，期間所有交通、景點以及餐飲費用等，均由大陸地區政府支付費用招待，參加團員僅支付每人約為1萬9,500元至2萬1,400元之費用，餘由大陸地區政府資助招待而交付不正利益。因認被告涉犯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反滲透法第7條第1項之受滲透來源資助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反滲透法第7 條第1項之受滲透來源資助對有投票權人交付不正利益而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等罪嫌。二、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61 條第1 項、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係以被告調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葛有力、張簡裕芳、彭士洪、林辛福、黃昭翔、洪進成、林德松、張鵑、梁源泰、莊惠民、王家樑、張慈惠、黃德財、鄭淑美、張玉琴、林秀英、陳情、張詠富、吳清炎、吳淑釧、許美惠、姚貴華、林素女、盧本善、傅婌惠、王美麗、陳麗卿調詢及偵查中之證述、中國兩岸交流新聞報導暨翻拍頁面、國泰航空來回機票訂位紀錄、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被告及本次團員入出境紀錄、本次參訪團團員臉書網蒐照片、參訪照片、天壇福宴餐廳歡迎晚宴照片、高雄里長民眾北京東城參訪團活動手冊（內有團員名單、行程表等）、行程安排表及坊間其他旅遊團廣告，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承認於112年9月19日至9月25日，偕同附表編號2至 74所示團員自高雄出發至北京旅遊及參訪，各該團員支付團費1萬9,500元至2萬1,400元，期間曾參訪社區基地、交流座談會，而在北京天壇福宴餐廳舉辦歡迎晚宴時，大陸地區臺辦人員曾上臺致詞等情，然辯稱：本案純粹是民間交流，並沿用我10多年來的交流模式。所有的團於組團前，及組團後在通訊軟體群組內，或小港機場、北京機場，我都會嚴格要求團員完全不談政治、不談選舉，不做雙方政府的批評，尤其不准批評我們的總統，這部分只要問過我團員就很清楚。我也沒有接受大陸金錢上的支援，我們純粹是社區、文化及宗教交流等語。五、經查：（一）被告為中華兩岸活動交流總會現任理事長、高雄市民宿協會活動組長，案發時並為炤榮旅行社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112年8月間，先與北京市東城區臺辦主任張麗梅，達成舉辦里長交流活動之共識，邀集附表所示里長，由各里長另行邀集親友、里民後，於112年9月19日至9月25日，偕同附表所示共74名團員，自高雄出發至北京。抵達大陸地區後，行程包含參觀鳥巢、水立方、天壇、故宮博物院、古北水鎮、司馬台長城、頤和園、恭王府等景點，及參加大陸社區基地、交流座談會。112年9月20日晚間在北京天壇福宴餐廳之歡迎晚宴，大陸地區臺辦人員李勁松、張麗梅等人均有出席並上臺致詞。團員本次支出團費每人各約1 萬9,500元至2萬1,400元不等，被告委由賓士旅行社協助訂購機票及代收機票費用，並從機票中賺取價差利潤等情，業據被告於調詢、偵查中及原審、本院審理時供承明確，並據證人葛有力、張簡裕芳、彭士洪、林辛福、黃昭翔、洪進成、林德松、張鵑、梁源泰、莊惠民、王家樑、張慈惠、黃德財、鄭淑美、張玉琴、林秀英、陳情、張詠富、吳清炎、吳淑釧、許美惠、姚貴華、林素女、盧本善、傅婌惠、王美麗、陳麗卿、何睿杰、王怡心於調詢及偵查中證述綦詳，復有高雄里長民眾北京東城參訪團活動手冊、指認照片、FB網蒐本案出團照片、本案參訪團歡迎晚宴餐敘照片、東花市街道參訪交流照片暨網路新聞、北京東城參訪網路新聞、本案參訪團團員基本資料、付款明細、電子票據、機票訂購收據、雄獅旅行社開立之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班機行程名單、被告及本案參訪團員入出境紀錄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二）然本案團員並未認知赴大陸地區旅遊參訪機會之提供與總統或立委選舉有關，亦未認知此旅遊參訪機會為選舉時須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不正利益，從而不存在對價關係之認識等情，均據其等證述如下： 1.證人葛有力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認知就是旅行團。餐敘過程中沒有討論任何議題，主要就是歡迎我們去參訪社區，當時才9月份，還不確定何人參選，再加上我長期都是比較支持綠營，所以不會去跟大陸人士討論政治。餐敘上也沒有任何人討論政治，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我們與大陸人士的接觸只有在歡迎晚宴上有碰面而已，其他行程我們都是自己走自己的，除了地陪外，沒有任何大陸人士參與。我覺得本次團費沒有比較便宜，我認為費用都與市場行情相當，因為現在市面上也都有1萬、2萬出頭的北京行程。被告也沒有跟我說落地招待的事。被告講過很多次，不論是出團前或行程中，都不要談論政治，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煩。就我的認知，當時還沒有開始選舉，也沒有選舉氛圍。我們與大陸地區人員交流並不是為了落地招待的補助，會去參訪純粹就是基於兩岸的長照及社區發展去交流，並不是要去接受他們任何的統戰議題或政治問題等語（選他二卷第239頁至第255頁、第277頁至第283頁）。 2.證人林德松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在行程前曾向我們強調我們就是去玩的，不要講到政治的話題。餐會上沒有提到藍白合，那時候應該也還沒發展這個議題，也沒有提及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在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都沒有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私下與我提到臺灣選舉事宜。團費我是刷卡到被告提供的旅行社帳戶，我支付了我與同行女友的團費及機票各1萬9,500元，共3萬9,000元。我不會覺得團費低廉，因為沒有吃很好，之前6、7年還更便宜，才1萬5,0 00元。我聽過去大陸的團費也差不多是這樣。被告有跟我說類似社區交流，沒有詳細說要做什麼交流，就是看一下他們長照服務、老人院。其實是我們自己貪玩，因為6、7年沒有出去玩了。被告沒有跟我們說有落地招待，他只有跟我們說團費多少，而且我們有出錢，為何說是落地招待，我並不知道對方有招待我們。我從6、7年前要去中國，就會說不要提到政治問題，而且團員裡藍、綠都有，怕會有爭執。在本次整個旅遊過程，絕對沒有人明示或暗示我們本次選舉，要支持或不支持哪個候選人、政黨。我整趟旅遊都沒有接受到任何有關選舉的事等語（選他二卷第161頁至第170頁、第187頁至第192頁）。 3.證人黃昭翔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記得大陸臺辦餐敘聊天大多是詢問我們基層里長工作內容、以前對大陸的觀感及目前對大陸的印象，李勁松也有請我們團員陸續發言分享心得並一一敬酒，最多只有聽到李勁松、張麗梅說希望可以多交流、兩岸一家親等言論，但沒有提及臺灣的選舉、藍白合或政黨輪替等議題，也沒有感受到大陸方面有營造支持特定陣營、候選人的氣氛。我沒有私下跟大陸臺辦或官員聊天。在整個交流的過程中，我沒有感受到大陸方面企圖影響選舉，我不覺得大陸官方希望我們回臺後可以改變特定的選舉支持傾向。被告有叮囑我們不要討論政治，說是純粹的交流，大陸方不會特別提政治，我們也不要提。被告沒有跟我講落地招待的事等語（選他二卷第87頁至第104頁、第119頁至第126頁）。 4.證人洪進成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對歡迎晚宴的場景完全沒有印象，合照也沒有入鏡，我確定自己沒有參加晚宴，當時我應該在酒店休息。我在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大多時間腸胃不適，沒有與大陸人員私下聊天接觸，也沒有談論臺灣選舉相關議題。被告不曾跟我提過因為里長參訪可享落地招待一事，實際上參訪團成員也不限里長身分才可參加。我的出發點純粹是要出去玩。我沒有覺得本次團費不合理等語（選他二卷第 129頁至第138頁、第153頁至第158頁）。 5.證人林辛福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歡迎晚宴上沒有提及藍白合、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他們只有說希望日後兩岸關係更密切，交流更頻繁。在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都沒有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私下找我聊臺灣選舉議題。我不覺得團費便宜，甚至還覺得1萬9,000元有點偏貴。被告沒有跟我說里長同團才有落地招待，他有嚴格要求團員不要談到政治，在遊覽車上就有向團員強調不可以談論政治，不管是批評國內政治或是談論大陸政治都不可以等語（選他二卷第55頁至第70頁、第 79頁至第83頁）。 6.證人張簡裕芳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不確定大陸臺辦或官員在餐敘聊天過程中，有無提到臺灣選舉相關議題，但我本人並沒有聽到或參與此類討論，我也幾乎不會和大陸臺辦人員聊天。我沒有聽到大陸人員提及選舉議題，也沒有印象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被告沒有提過落地招待，我沒有覺得本團費用有比一般旅行團便宜等語（選他二卷第195頁至第208頁、第219頁至第223頁、第225 頁至第227頁、第403頁至第410頁）。 7.證人梁源泰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民進黨籍總統候選人賴清德及立委候選人邱議瑩聯合總部的後援會副會長。歡迎晚宴上，我印象中都沒有提到有關臺灣選舉的內容，沒有提到有關兩岸水果、兩岸一家親、九二共識、藍白合、反對郭台銘、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的內容。在北京參訪旅遊中，沒有大陸臺辦表示關心臺灣選舉話題或任何關於希望政黨輪替的指示，我從北京參訪旅遊回來後，沒有參與或動員選民支持非綠陣營特定候選人的行為，但我有參與及動員社區志工參加賴清德及邱議瑩的造勢活動及競選總部成立大會。本案我只知道要出去玩而已。被告或陸方人士都沒有向團員暗示要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等語（選他一卷第147頁至第157頁、第171頁至第174頁）。 8.證人莊惠民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單純想帶家人去北京旅遊，並且看一下北京的發展，而且以我們繳交2萬元的團費，吃、住都不是五星級，本來差不多就是2萬元團費的價格等級。歡迎晚宴中，真的沒有大陸臺辦或官員談論選舉議題，更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被告沒有說有落地招待，也沒有暗示我們必須支持或反對特定政黨等語（選他一卷第177頁至第185頁、第191頁至第194 頁）。 9.證人王家樑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是張簡裕芳邀我的，問我要不要去北京，我們之前住同一社區所以認識。張簡裕芳跟我說 1萬9,500元就是旅遊團費，包含食宿交通。歡迎晚宴上都沒有談到臺灣選舉相關話題。整趟旅遊我只有跟接待我們的男性導遊說過幾次話，但都沒有提到臺灣選舉的話題，都是我向他詢問關於後續的行程居多。我參加類似場合都是以觀光為目的，後來我還參加11月11日至11月17日的湖北團，團費也是1萬9,5 00元。我不會覺得團費有什麼奇怪的地方等語（選他一卷第19 7頁至第209頁、第239頁至第243頁）。 10.證人張慈惠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約100年間加入民進黨，成為民進黨黨員迄今。我於112年12月10日有受高雄市大樹區新吉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梁源泰邀請，赴高雄市旗山體育館參加總統選候人賴清德的選舉造勢活動；另我於112年12月 16日有看到立委候選人邱議瑩的宣傳車，主動赴高雄市大樹區九大路的空地參加立委候選人邱議瑩的選舉造勢活動。本案至北京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都沒有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私下跟我聊到臺灣選舉相關議題。印象中大陸人士致詞大概只有2、3分鐘，時間很短，他們講什麼我也沒在聽。沒有人提到任何政治或選舉議題，我對於政治言論相當敏感，如果有提到我一定會記得。沒有人叫我們回臺灣宣傳大陸或支持特定候選人等語（選他一卷第247頁至第252頁、第279頁至第283頁）。 11.證人黃德財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跟太太鄭淑美是受鄭世琦（我太太的大哥）邀請參加本次旅遊，鄭世琦應該是受葛有力邀請。我沒有聽到歡迎晚宴有大陸臺辦或官員談論臺灣選舉議題，都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在參訪、旅遊、交流過程中，也沒有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私下與我聊臺灣選舉相關議題。我就是去旅遊的。沒有人跟我提到落地招待的事，也沒有人跟我講團費會比較便宜。我報名前還有自己上網查詢價格，覺得價格合理就報名，並未覺得特別便宜等語（選他一卷第287頁至第294頁、第301頁至第303頁）。 12.證人鄭淑美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印象中歡迎晚宴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的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沒有大陸人士來找我私下聊天。葛有力有向我表示這次北京旅遊是以參訪團名義去玩，要參加大陸方舉辦的1、2場社區觀摩及座談會，所以價格比較便宜，但葛有力沒有提到落地招待。其實當初決定參加時我們沒有想那麼多，葛有力之前也會約我們參加便宜的旅遊行程等語（選他一卷第305頁至第312頁、第331頁至第333 頁）。 13.證人許美惠於調詢時證稱：是被告邀約我的，被告向我表示橋頭地檢署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的成員劉玉華也有參加，問我有無意願加入，我因為團費便宜，就答應參加。但被告有提醒我們，該團成員政治立場有藍有綠，到大陸不要談政治。歡迎晚宴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的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被告沒有說可享落地招待。大陸臺辦人員或接待人員也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等語（選偵一卷第39頁至第46頁）。 14.證人王美麗於調詢時證稱：是我早餐店清潔工劉姓女同事邀我參加本次旅遊，她沒有跟我說收費低廉或落地招待。歡迎晚宴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的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大陸臺辦人員或接待人員也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等語（選偵一卷第195頁至第201頁）。 15.證人姚貴華於調詢時證稱：我是以我太太劉玉華在橋頭地檢署擔任志工團眷屬的名義，參加本次北京旅遊的交流團，該志工團的志工參加本次旅遊的人數約10多人。我們參加的目的就是去玩。我跟被告、里長或社區幹部都不認識，這次參訪是我太太幫我報名，說以橋頭地檢署志工團眷屬身分參加，團費比較便宜。我們的桌次是安排在餐廳的最後面，且沒有大陸人員同桌，我不清楚坐主桌的大陸官員在餐敘聊天過程中，有無關心臺灣選舉及談論相關議題。大陸臺辦人員或接待人員並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等語（選偵一卷第55頁至第62頁）。 16.證人傅婌惠於調詢時證稱：我榮民服務處的志工同事潘淑娟給我一張旅行社的北京旅遊行程，上面有寫旅遊期間、行程、團費約1萬9,000餘元等，問我要不要一起去大陸玩，我就和我姊姊傅凰珠一起參加本案旅遊。過程中沒有大陸人跟我同桌，我也不清楚天壇福宴晚宴有無大陸人參與交流，沒有大陸人來我們這桌致詞或敬酒，我也不知道有沒有大陸人參與，我坐離主桌很遠。我沒有聽到有關兩岸關係或臺灣選情相關話題。旅遊期間我都沒有跟任何大陸人接觸，也沒有聽到有人談論臺灣政治議題，我們就只是去旅遊而已。潘淑娟沒有強調收費低廉，也沒有說是以參訪名義出遊，我也不知道有所謂落地招待。我認為我付的團費1萬9,000餘元就是包含該次的所有開銷。我去韓國玩5天的團費也大概才1萬9,000 元，所以我認為我繳的是正常價格的團費，不覺得收費有比較低廉。我根本不知道本次北京旅遊是所謂大陸參訪團等語（選偵一卷第111頁至第119頁）。 17.證人張詠富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胞妹張玉琴向我表示，她的黃姓友人邀約她一起去北京旅遊7日，費用不到2萬元，問我要不要一起跟團出去玩，因為我沒有去過北京，就同意參加。我和我太太林秀英、張玉琴及張玉琴配偶林辛福一起報名參加。歡迎晚宴上致詞我都沒有在聽，也沒有發言。我是自己花錢出去玩，晚宴就吃我的晚飯，沒有在聽他們講什麼。張玉琴沒有跟我說里長同行或落地招待，她是說可能是因為旅遊淡季，所以團費會比較便宜。我不覺得人家有招待我，我就是花我自己的錢去。全程沒有聽到討論選舉議題，我們單純去玩等語（選他一卷第435頁至第446頁、第473頁至第477頁）。 18.證人林秀英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是經由張玉琴邀約參加，她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行程表給我，我與先生張詠富一起參團。我不太記得歡迎晚宴上臺辦官員說過什麼，我目的是為了去旅遊，也都是跟先生、小姑張玉琴聊天，不會注意臺辦官員說了什麼。我覺得本次團費跟促銷旅遊團價格相當，並沒有低於市場行情。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也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參加本次旅行團，我覺得對於我投票給誰並沒有影響作用，我覺得無論哪個政黨執政，都跟我沒什麼關係。我11月時也有參加被告舉辦的湖北旅遊行程，金額好像2萬左右。我今年去上海也是1萬多元，我看土耳其的團也是3萬多元而已，所以我覺得本案團費是一般行情，我們參加的不是什麼高檔團，飯店也住的很一般等語（選他一卷第3 71頁至第381頁、第393頁至第395頁）。 19.證人林素女於調詢時證稱：我知道有大陸人在歡迎晚宴上臺發言，但我在專心用餐，不知道他們發言的內容。歡迎晚宴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的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我在參訪過程未曾與大陸人交談過。我是受友人鍾宗鵬邀約參加此次交流團，我之前就一直想去北京旅遊，經鍾宗鵬邀請後就跟我先生曹俊容一起報名參加。邀約過程沒有強調收費低廉或可享落地招待等語（選偵一卷第75頁至第80頁）。 20.證人吳清炎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在出團之前就有傳訊息提醒大家，本次旅遊就是單純觀光，不要談論選舉及兩岸議題。餐敘沒有講到任何選舉相關話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我有查到差不多的行程，價格也差不多，而且這次的食宿也沒有很好，所以我認為是符合一般大陸旅遊行情，另外我們坐纜車、坐船、進頤和園內搭船都是我們自費。被告從來沒有向我說有落地招待優惠措施等語（選他一卷第481頁至第492頁、第5 25頁至第532頁）。 21.證人吳淑釧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就我認知，我們只是一般旅遊團隊。歡迎晚宴我只記得當時臺上發言大都是談論炎黃子孫，傳承中華文化，兩岸一家親等等，當時9月份離選舉還很遠，並沒有提到政治或選舉的議題。沒有大陸人士私下來找我聊天。被告沒有向我說有落地招待優惠措施。當時也沒有特別想團費是否太低廉，想說因為9月多是開學，是旅遊淡季等語（選他一卷第505頁至第513頁、第525頁至第532頁）。 22.證人張鵑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被告是我國中同學，向我表示要帶里長到大陸交流，剛好有名額，問我有沒有意願參加，因為我沒去過北京，就答應他。他跟我說1萬9,500元團費包含機票、住宿、交通及三餐費用，並未提及有所謂落地招待。歡迎晚宴上張麗梅有上臺，致詞內容大概是歡迎我們來訪，表達兩岸一家親，希望兩岸同胞能夠互相學習、交流。我沒有聽到大陸臺辦或官員在餐敘時有關心臺灣選舉或談論選舉相關議題，沒有提及藍白合、反對郭台銘參選、政黨輪替、下架民進黨等議題。我在行程中沒有跟任何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接觸。我認為團費1萬9,500元並沒有很便宜，因為我疫情前常參加大陸旅遊，之前的旅遊團費都很便宜，現在疫情開放後的團費，相較疫情之前貴了很多，但因為我沒有去過北京，所以想說去走走看看等語（選他一卷第115頁至第 124頁、第141頁至第144頁）。 23.證人陳情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是張簡裕芳邀請我及我先生王家樑參加。我沒有聽到大陸臺辦或官員在餐敘中談論臺灣選舉相關議題，而且我當天的桌次在最後面，聽不太到致詞內容。大陸臺辦或接待人員也沒有私下跟我談論臺灣選舉議題。被告在出團前就有叮嚀我們，本次出團是單純旅遊，不談政治。我從北京參訪返國後，並沒有參與支持特定候選人的行為等語（選他一卷第399頁至第410頁、第429頁至第432 頁）。 24.證人盧本善於調詢時證稱：我認識被告，他是我中正理工學院的學弟。當時是被告邀請，說有一個里長的北京參訪團，詢問我是否有意願參加，由於我老家在北京，疫情期間都不曾回去，所以想說回去看看。晚宴期間我都是與臺灣團員一桌，因為被告耳提面命不要聊政治議題，所以都沒有聊到相關話題，而大陸臺辦官員來敬酒的時候都是說一些歡迎詞，並沒有聊選舉或政治議題等語（選偵一卷第91頁至第99頁）。 25.證人張玉琴於調詢及偵查中證稱：我先生林辛福幫我報名參加，因為疫情的緣故，我已經很久沒有出國旅遊，所以才會答應參加去北京的參訪團。歡迎晚宴我記得有聽到歡迎到大陸交流、兩岸一家親這些話，但沒有提到臺灣選舉。座談交流時，我只知道有臺辦的人員，但我不知道是誰，因為我是去玩的，沒有注意聽到他們在講什麼。完全沒有大陸官員提到要下架民進黨，大陸官員也沒有要求我支持特定政黨候選人。我就是純粹去旅行，不會覺得團費低於市價，我有看過廣告，大約也是這樣的價錢。我的認知這不是落地招待，我們都有自己付錢等語（選他一卷第335頁至第343頁、第365頁至第367頁）。（三）觀諸前開證人證述，絕大多數團員未感本案團費明顯低廉，反證稱費用尚屬合理，與自己在網路上搜尋之其他行程或自身過往旅遊經驗相當；甚或證稱感覺團費偏貴，因吃、住品質未盡理想；而證稱團費確實有較便宜者，歸因亦屬多端，如認出團期間係開學季、旅遊淡季或自認係以地檢署志工團眷屬報名而獲優待，然縱觀各該證述內容均一致稱未曾聽聞或知悉落地招待一事。由上開證述首先可知旅遊住宿、餐飲品質之優劣，實涉及旅客個人主觀價值判斷，本無從以部分甚或極少數團員之個人意見，遽認被告本案提供顯低於市價之不正利益。而檢察官雖提出坊間其他旅行團廣告資料，然所載旅遊日數、地點及行程規劃，與本案均不盡相同，自難執此逕認本案團費有顯低於市價之情。其次，被告未向團員提及本案有落地招待，更三令五申本次純粹為旅遊交流行程，不涉政治，不得談論選舉議題，團員亦基此認定本次出團純為旅遊參訪行程，自己繳付之團費已包含機票、當地食、宿，至各該景點更自付交通票券費用，並未認知其間牽涉陸方資金之補助；且僅將晚宴致詞之臺辦人士發言理解為客套辭令，並未特別留意、在乎致詞內容，本案團員不分政治立場均證稱未於旅遊或參訪過程聽聞大陸人士提及臺灣選舉議題，證人梁源泰、張慈惠更均證稱：於返國後依本有之政治傾向，前往參與民進黨總統及立委候選人造勢活動等語，實可佐憑本案有投票權之上開證人，主觀上欠缺對於赴大陸旅遊落地後相關費用負擔及支付者係中國官方之認識。其等於受赴大陸參訪之通知或要約時，亦未認知此次旅遊機會之提供與總統或立法委員之選舉有關，且未認知此「旅遊機會提供」為總統或立法委員選舉時需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不正利益，從而亦不存在對價關係之認識。再者，本案附表所示團員，除少部分由被告親自邀請外，多透過親友告知而呼朋引伴參加，不識被告者所在多有，多名團員偵查中經告知本案性質可能是里長參訪團或落地招待，表達驚訝、錯愕之意，亦足證本案旅遊欠缺與投票權之一定行使間之對價關係存在。（四）被告於組團前、參訪中及返臺後，均未有向各該團員表達支持特定政黨候選人或企圖影響投票意向之舉，反經多名不同政治立場之團員證稱被告叮囑全程不談政治等語。且被告另於112年10月12日至同年月17日間，招攬張簡裕芳、劉晉祥、陳文旗、周黃俊宇、侯景耀、丁艷芬、熊賢、蔡清美、樊春才及郭蔚蘭等34人，以本案相同模式前往北京市通州區旅遊參訪，參訪團成員每人支付約2萬元。該次行為經檢察官以證人即團員熊賢、樊春才、郭蔚蘭、蔡清美、丁艷芬、侯景耀、陳文旗、周黃俊宇於調詢中，及證人張簡裕芳於偵查中均稱：旅遊期間並無提及選舉投票或支持特定政黨、下架特定政黨、支持藍白合之言論等語，而證人熊賢、樊春才、蔡清美一致指證被告有交待團員途中不要講到政治話題等情，而認尚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何與大陸地區臺辦人員共同宣傳支持特定政黨或候選人，或以招待旅遊之不正利益對有投票權人約其為一定投票權行使，或接受陸方資助從事我國選舉活動等情事，其犯罪嫌疑尚有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節，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選偵字第83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佐。觀諸被告112年10月12日至同年月17日之出團行為，其行為模式、情節均與本案相類，且行為時間較諸本案更晚，更接近大選白熱化期間，然該案證人亦均證稱：於旅遊期間並未提及任何關涉選舉之政治議題，被告亦提醒團員不要提及政治話題等語，與本案證人證述之情節相合，當可佐憑被告本案所辯並非子虛，是依本案案發時間及卷附既存事證均難認被告有投票行賄之客觀行為或主觀犯意，自無從以前開罪嫌相繩於被告。（五）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自承對每位團員可賺2000元（起訴書則認定係0000-0000元）價差與本案選舉有關云云。惟查被告既為旅行社副總經理，其揪團賺取價差，乃商人本質，並無任何證據證明被告對每位團員賺取2000元（或00 00-0000元）價差與本案選舉有關。（六）檢察官上訴意旨又以本案因北京區台辦提供招待，團費較一般市面上旅遊方案便宜15300元云云，惟就檢察官此部分主張，原判決業已依證人葛有力等人之證述，認定「旅遊住宿、餐飲品質之優劣，實涉及旅客個人主觀價值判斷，本無從以部分甚或極少數團員之個人意見，遽認被告本案提供顯低於市價之不正利益。而檢察官雖提出坊間其他旅行團廣告資料，然所載旅遊日數、地點及行程規劃，與本案均不盡相同，自難執此逕認本案團費有顯低於市價之情」，所為論述合於經驗論理法則，並無違誤。檢察官就此乃又於上訴理由書中主張「證人葛有力等人就本案旅行團價格未低於一般行情之證述不可採，原審就此尚有疑義部分，法院應依職權傳喚相關證人到庭訊問並詳加調查」、「原審未勘驗被告於調查局、地檢署偵訊光碟，查明被告於偵查或審判陳述何者較可信」云云。然按「現代刑事訴訟進步理念，認為唯有透過程序的正義，始能實現實體的正義；缺乏程序正義，即無實體正義可言。我國刑事訴訟法乃以法院、檢察官和被告形成訴訟結構的三面關係，法院居於公平、客觀、中立、超然立場審判，後二者為當事人（不含被害人及告訴人，但此二類人員之權益保障，另見後述），檢察官負有實質舉證責任（第161 條），被告受無罪推定保障（第154 條第1 項），審判以法庭活動為中心（第159 條第1 項、第164 條至第170 條），訴訟程序原則上由當事人主導（第161 條之2 第1 項、第2 項、第163 條第1 項），法院僅補充性介入（第163 條第2 項），學理上稱為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於是：（一）因檢察官作為國家機器，係公益之代表人，擁有廣大之社會資源為其後盾、供其利用，自應盡其職責，蒐集被告犯罪之證據，負責推翻被告無罪之推定，以證明被告確實犯罪，學理上稱為實質舉證責任（包含說服責任），乃有別於過去之形式舉證責任；至於被告，因通常不具有法律素養，是賦予律師倚賴權，俾使具有專業能力之律師提供協助，以有效對抗檢察官（控方），學理上稱為武器平等原則。（二）法院之審判，必須堅持證據裁判主義（第154 條第2 項）及嚴格證明法則（第155 條第1 項、第2 項），檢察官之起訴，自不能草率，倘仍沿襲職權進行主義之舊例，因「有合理之懷疑」，即行起訴，此後袖手旁觀，冀賴法院補足、判罪，應認為不夠嚴謹、不合時宜；以量化為喻，偵查檢察官之起訴門檻，不應祇有「多半是如此」（百分之50、60），而應為「八、九不離十」（百分之 80，甚至更高）；至於公訴檢察官在公判庭上，則應接棒，負責說服法院達致「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百分之百），使形成被告確實有罪之心證。從而，雖然案件在起訴之後，檢察官對之不再有強制處分權，但非不得依憑職權，指揮司法警察，進行任意性之調查、蒐證，以反擊或削弱被告及其辯護人（辯方）提出之反證證明力，而後在公判庭上之法庭活動中，精準針對程序進行浮動中，所顯出之各種有利、不利於己方之證據資料，展開互為攻擊、防禦，斯亦直接審理主義、言詞審理主義之精義所在；倘竟不翔實預作準備，無法說服法官，自應受類似於民事訴訟敗訴之判決結果，以落實無罪推定原則，實現公平法院理念，不生法院必須和檢察官聯手，主動「介入調查」不利於被告之證據，否則將致被害人之權益不保、正義無從伸張之問題，更無所謂法院有未盡查證職責之違法情形存在。（三）至案內存在形式上不利於被告之證據，檢察官漏未聲請調查，然如不調查顯有影響判決結果之虞，且有調查之可能者，由法院曉諭檢察官為證據調查之聲請（第27 3 條第1 項第5 款），並藉由告訴人、被害人等之委任律師閱卷權、在場權、陳述意見權（第271 條第2 項、第27 1條之1 第1 項、第2 項）等各保障規定，補強檢察官之控訴功能；法院仍須確實依據卷內查得之各項直接、間接證據資料，本於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正確判斷（第155 條第1 項），以兼顧被害人權益及被告利益，盡其訴訟照料（第2 條第1 項）與澄清義務（第163 條第2 項）。（四）91年2月修正之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第2 項所定：「法院為發現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係法院補充性介入之法源依據，首段規定之「得」，既屬當事人主導（第163 條第1 項）之例外，但書之「應」，更為其例外，解釋上當至為嚴格。鑑於無罪推定已屬普世之價值，司法院諸多號解釋亦將之肯認為憲法所保障之基本人權，92年修正之刑事訴訟法乃正式納入第154 條第1 項，98年復將含有此項原則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立法成為具有「國內法之效力」，99年之刑事妥速審判法並本此原則而作設計，其第6 條甚且明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原提案委員說明：法院毋庸為其他不利於被告證據之蒐集（經無異議通過）等語，至此業已建構完成以該原則為中心之整體法律秩序理念，立法旨趣甚為明確。上揭法院補充性介入之規定，既在上述諸法律修正或制定之前，自應與時俱進，踵步時代人權、法律思潮之演進，依合目的性解釋方法，限縮其意涵，俾與整體法秩序理念相適合，況刑事妥速審判法為刑事訴訟法之特別法，本院爰依該法條當時之立法說明所載：『如何衡量公平正義之維護及其具體範圍，則委諸司法實務運作及判例累積形成』之立法授權，並遵照上開公約施行法第8 條剋期各政府機關於2 年之內，應檢討、改進其相關法令之規定意旨，作成最新見解，認為該但書規定，專以有利被告者為限，亦即以攸關被告利益重大，若不介入，恐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有害者為其範圍，並不及於被告不利之事項。良以在訴訟三面關係之架構下，角色分明，本不容相為混淆，加以有前述法官曉諭、告訴人等委任律師閱卷、在場、陳述意見等各配套措施，而具有治安維護者與公益行政角色者（含保護被害人權益）之檢察官，精密偵查、翔實蒐證、認真實行公訴，原為其責無旁貸、無可迴避之職責，基於檢察一體和審判中變成當事人一造所應承擔之任務、功能，豈可再冀求、依賴法院代為調查不利於被告之證據，並謂法院若不此之為，即有未盡職責之違法。易言之，法院實應固守不預設立場、不偏亦不倚之公平法院角色、功能，絕不能再接棒或聯手而偏向檢察官對付被告，否則如何與職權進行主義相區別，公平法院復云何哉！然於實務運作時，仍應有其彈性，例如被告無辯護人，或辯護能力明顯不足，而被訴犯罪或重罪名能否成立，客觀上殊值存疑；或攸關訴訟經濟、法院量刑職權裁量之公平正義者，斯時法院始有發動職權介入調查之必要；反之，則否」（最高法院101 年度台上字第29 6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檢察官就不利被告之證據，本即應負舉證責任聲請調查，原審就此未予調查，即難認有何違法之處。且本院於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詢問檢察官：「有何證據方法可提出? 」、「尚有何證據請求調查? 」，檢察官皆答：「沒有」（見本院卷第175、234頁），檢察官既未就上訴意旨所稱之待證事實聲請調查，揆諸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原審及本院均無依職權調查之必要。（七）按是否該當於賄選之要件，應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就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於民主社會中，人民基於言論自由之保障，除公務員等具有特殊身分人士應嚴守其中立之立場外，任何人均得於競選期間，在各種公開或不公開之場合發言支持某特定候選人。行為人發表如「懇請賜票」、「務必投某人或政黨一票」等談話內容，主觀上是否有行賄之意思，又行為人與談話之對方或在場聽聞該等言論之有投票權人，是否均已產生「約使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對價」之認知，自應審慎加以認定，要非謂於競選期間，不問任何場合，凡有致贈或允諾致贈相當價值物品(或利益)之舉，暨同時出現支持某特定候選人（或政黨）之言論者，即可不問源由，一律以投票行賄罪論擬（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23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依上開證人所述本案中國政府所屬台辦人員均未談及選舉議題，僅談論兩岸應多交流、互相學習、兩岸一家親等應對中國友善之言論，乃對方言論自由權之行使，審酌我國國民之法律感情及生活經驗之一般社會通念，尚難認此種言論足以對本案團員之投票意願產生動搖或影響。是以，本次出團縱如檢察官所指有落地招待、應對中國友善等行銷中國言論之情事，但與約使有投票權人投票支持非民進黨之政黨間，應不具有關聯性，自非屬不正利益或賄賂。（八）綜上，本案檢察官對於所指被告涉犯之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86條第1項、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及反滲透法第7條第1項等罪嫌，舉證容有未足，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尚未達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程度，揆諸首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　　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上述之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麗琇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媛舒提起上訴，檢察官黃莉琄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鍾佩真　　　　　　　　　　　　　　　　　　　法　官　石家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林家煜附表：編號姓名備註 1 王懋昌中華兩岸活動交流協會理事長 2 葛有力鹽埕區育仁里里長 (鹽埕區里長聯誼會主席) 3 林德松鹽埕區河濱里里長 4 黃昭翔鹽埕區新樂里里長 5 洪進成鼓山區惠安里里長 6 林辛福三民區本安里里長 7 張簡裕芳鳳山區鎮東里里長 8 梁源泰大樹區新吉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9 莊惠民六合夜市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10 王家樑鳳山區鎮東里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11 張慈惠大樹區新吉庄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12 鄭世琦鹽埕區志工 13 陳秀妹鹽埕區志工 14 黃德財鹽埕區志工 15 鄭淑美鹽埕區志工 16 鍾亞夫鹽埕區志工 17 萬騰鹽埕區志工 18 朱淑惠鼓山區志工 19 團氏芳枝鼓山區志工 20 陳氏金草鼓山區志工 21 翁少白鼓山區志工 22 王淑鏗鼓山區志工 23 許美惠岡山區志工 24 林美薇岡山區志工 25 劉美玉岡山區志工 26 王美麗岡山區志工 27 劉玉華岡山區志工 28 姚貴華岡山區志工 29 邱坤炎岡山區志工 30 李建國岡山區志工 31 張曉偉岡山區志工 32 甯光宗岡山區志工 33 林素華苓雅區志工 34 傅凰珠苓雅區志工 35 傅婌惠苓雅區志工 36 邱鳳淇苓雅區志工 37 黃瑞興苓雅區志工 38 于欽智苓雅區志工 39 王偉勳苓雅區志工 40 張詠富三民區志工 41 林秀英三民區志工 42 鐘宗鵬三民區志工 43 熊淑敏三民區志工 44 曹俊容三民區志工 45 林素女三民區志工 46 吳清炎三民區志工 47 吳淑釧三民區志工 48 張鵑三民區志工 49 陳情鳳山區志工 50 吳志明鳳山區志工 51 張蕙清鳳山區志工 52 張蕙英鳳山區志工 53 盧本善鳳山區志工 54 朱寀慈鳳山區志工 55 蔡鳳珠鳳山區志工 56 潘神安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57 蔡月桂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58 陳美霞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59 陳承登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60 蔡石能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61 蔡吳玉英新吉庄發展協會志工 62 翁武志新興區志工 63 翁慧慧新興區志工 64 李宛芝新興區志工 65 黃垓翰新興區志工 66 莊子樂新興區志工 67 蘇媖媖鹽埕區里民 68 梅玉娥鹽埕區里民 69 潘淑娟苓雅區里民 70 張玉琴三民區里民 71 郭采寧苓雅區里民 72 莊翁麗花新興區里民 73 劉英華岡山區顧問 74 許明義鼓山區鄰長

2025-03-06

KSHM-113-國選上訴-2-20250306-1

金訴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54號公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萬明選任辯護人林泰良律師被告黃緯杰選任辯護人王瀚誼律師魏韻儒律師被告劉明峻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3 55、1135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許萬明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黃緯杰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未扣案許萬明犯罪所得新臺幣肆萬玖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扣案黃緯杰犯罪所得新臺幣陸萬元沒收。扣案黃緯杰所有之行動電話壹支（IPhone，含SIM卡壹張）沒收。劉明峻無罪。　　犯罪事實一、許萬明【網路暱稱：「X」，應張芥源（網路暱稱：「玉米」）之招募而加入】、黃緯杰（網路暱稱：「索爾」）於民國112年3月間，參加張芥源、姓名年籍不詳網路暱稱「林詩涵」之成年人、姓名年籍不詳網路暱稱「賴經理」之成年人所屬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負責前往指定處所向被害人收取遭詐騙款項之工作（許萬明涉犯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業據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字第16032號提起公訴；黃緯杰涉犯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業據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5714、59720號提起公訴）。許萬明、黃緯杰、張芥源、「林詩涵」、「賴經理」及其餘成年成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2年3月初起，由「林詩涵」、「賴經理」以LINE通訊軟體向劉秋香詐稱：在網路平台投資股票獲利，需支付入會費及投資款，購買虛擬貨幣泰達幣（US DT），存入「賴經理」所指定之電子錢包接收地址，即可在平台儲值投資云云，致劉秋香陷於錯誤，依指示（一）於11 2年3月31日16時許，在基隆市○○區○○路00號7-11超商崁頂門市，與假冒幣商之面交車手許萬明、黃緯杰見面，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將等值新臺幣（下同）70萬元之泰達幣，存入「賴經理」所指定、劉秋香實際上無法控制之電子錢包接收地址，虛偽製造等值70萬元之泰達幣已交付完成之假象，致劉秋香陷於錯誤，交付現金70萬元予許萬明、黃緯杰；許萬明、黃緯杰旋搭高鐵至高鐵左營站後門道路旁，將70萬元上交給張芥源指派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二）於112年4月6日10 時40分許，在基隆市○○區○○路00號全家超商基隆仁四店，與假冒幣商之面交車手許萬明、黃緯杰見面，本案詐欺集團將等值65萬元之泰達幣，存入「賴經理」所指定、劉秋香實際上無法控制之電子錢包接收地址，虛偽製造等值65萬元之泰達幣已交付完成之假象，致劉秋香陷於錯誤，交付現金65萬元予許萬明、黃緯杰；許萬明、黃緯杰旋搭高鐵至高鐵左營站後門道路旁，將65萬元上交給張芥源指派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黃緯杰並因而獲取共計6萬元之報酬，許萬明因而獲取共計4萬9千元之報酬。嗣於112年7月16日19時28分許，在高雄市○○區○○○ 路00號地下2樓停車場，為警查獲黃緯杰，扣得手機1支。二、案經劉秋香訴請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許萬明、黃緯杰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同案被告劉明峻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劉秋香於警詢中之陳述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提出之LINE對話紀錄、詐騙平台資料、詐騙網頁各1份、7-11超商監視錄影照片1份、全家超商監視錄影照片1份、虛擬貨幣錢包資料 1份等件在卷可稽，被告許萬明、黃緯杰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許萬明、黃緯杰犯行均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業於112年6月14 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000年0月00日生效，該規定復於113 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經比較新舊法後，被告許萬明、黃緯杰於偵查中均否認犯行，於審理時始自白上開犯行，惟修正後得宣告之最高度刑較低，雖被告許萬明、黃緯杰本案所為因想像競合犯之故，應從較重之加重詐欺罪論處，縱使適用行為時法之洗錢防制法之規定，其自白仍僅能納入量刑審酌，而無上開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適用之餘地，應認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許萬明、黃緯杰。　㈡核被告許萬明、黃緯杰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 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許萬明、黃緯杰就上開犯行與張芥源、「林詩涵」、「賴經理」及其餘詐欺集團成員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許萬明、黃緯杰均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數罪名，為異種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均從一重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許萬明、黃緯杰明知詐欺犯罪在我國橫行多年，社會上屢見大量被害人遭各式詐欺手法騙取金錢，甚至有一生積蓄因此蕩然無存者，仍擔任面交車手工作，向被害人收取贓款，顯見其法治觀念薄弱，除助長詐欺及洗錢犯罪之猖獗，敗壞社會風氣，並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及偵查犯罪之困難，所為殊值非難；兼衡被告許萬明、黃緯杰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但尚未與告訴人劉秋香達成調解或賠償其損害，暨其等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其犯罪動機、手段、目的、犯罪所生危害、所獲利益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㈥被告許萬明涉犯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業據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字第16032號提起公訴，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659號判決有罪；被告黃緯杰涉犯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業據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5714、59720號提起公訴，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2 年度金訴字第2049號判決有罪。則被告許萬明、黃緯杰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均已為另案之加重詐欺犯行所包攝，而為另案判決有罪，自不得重複評價，公訴意旨就此組織部分重行起訴，原應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惟此部分倘成立犯罪，與被告許萬明、黃緯杰前開有罪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三、沒收部分：　　被告許萬明獲得犯罪所得49,000元，被告黃緯杰獲得犯罪所 60,000元（已繳回），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宣告沒收，被告許萬明部分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扣案被告黃緯杰所有之行動電話1支，為被告黃緯杰所有供本件犯罪所用之物，依刑法第38條第 2項宣告沒收。貳、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劉明峻於民國112年3月間，參加張芥源、姓名年籍不詳網路暱稱「林詩涵」之成年人、姓名年籍不詳網路暱稱「賴經理」之成年人所屬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負責前往指定處所向被害人收取遭詐騙款項之工作，並招募被告黃緯杰加入上開詐欺集團。因認被告劉明峻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及同條例第4條第1項之招募他人加入犯罪組織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證明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307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且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57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劉明峻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劉明峻、被告黃緯杰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劉明峻否認涉有上開犯行，供稱：我當時是認識一位綽號叫「玉米」的人，當時他問我要不要從事虛擬貨幣的業務，我當時介紹黃緯杰給玉米認識，讓他們自己去談，我並不清楚詳細工作內容是什麼等語。經查：　㈠被告劉明峻上開坦承部分，業據其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程序時均供承在卷，核與被告黃緯杰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大致相符，被告劉明峻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實。而被告黃緯杰嗣後參加張芥源、姓名年籍不詳網路暱稱「林詩涵」之成年人、姓名年籍不詳網路暱稱「賴經理」之成年人所屬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持續性及牟利性之結構性組織詐欺集團，擔任面交車手，負責前往指定處所向被害人收取遭詐騙款項之工作，並於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時、地向告訴人劉秋香收取詐騙款項等情，亦業據本院認定如上，本部分之事實亦堪以認定。　㈡被告劉明峻於警詢時稱：「我曾經於今年（112年）7月加入自稱虛擬貨幣之綽號『玉米』老闆的幣商，並擔任業務，並聽從老闆的指示我派單至四處交易」、「老闆只跟我說他是幣商，沒有說有什麼行號。我唯一可以聯繫的就是玉米，不知道負責人是誰，當初我們都是以通訊軟體Telegram聯繫」、「當時我因為沒工作，想找比較輕鬆一點的工作，於是我主動聯繫玉米，剛好他也缺業務，所以我就加入他從事幣商業務工作」、「當初我還未加入之前，玉米就有邀我加入擔任業務，當時我還在當司機，就先拒絕，但玉米要我找看看周邊朋友加入，於是我就介紹玉米與黃緯杰聯繫，所以他才會加入」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11725號卷第38至40頁），又於偵查中稱：「黃緯杰沒有工作，去年底或今年初，我在跟朋友的酒局認識一個綽號『玉米』的二十幾歲男生，加入『玉米』的飛機通訊軟體，有一次『玉米』說在做幣商，需要業務人員，問我有無要過去做，我在開聯結車，所以我拒絕了，『玉米』問有無朋友有興趣，我想到黃緯杰，因為黃緯杰失業，我就介紹黃緯杰跟『玉米』認識，之後他們自己去談」等語（見112年度偵字第11725號卷第174頁）。由被告劉明峻上開供述，其雖介紹被告黃緯杰與「玉米」聯繫從事虛擬貨幣工作，但於此時並未知悉「玉米」係從事詐欺犯行，復參酌被告劉明峻自己所涉之詐欺犯行，其犯罪時間為112年7月12 日（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1119號判決），而本件被告黃緯杰之犯罪時間為112年3月31日、4月6日，尚早於被告劉明峻之犯罪時間。故以時間順序而論，尚無證據足以證明被告劉明峻明知「玉米」從事詐騙行為仍介紹被告黃緯杰為其工作。　㈢被告黃緯杰於偵查中稱：「（何人介紹你本件工作？）我高中同學劉明峻，他問我要不要做虛擬貨幣業務，工作內容是跟客戶收錢，劉明峻帶老闆來找我面試，老闆跟我說他是個人幣商，是買賣泰達幣，我以前自己也有買賣過泰達幣，是使用『MAX』、『幣安』這兩個平台。劉明峻沒有做這個工作，他是用Telegram跟我說的」、「（是否均受『玉米』指示領款？）是」、「（劉明峻有無加入本件詐騙集團？）沒有」（見112年度偵字第9719號卷第176、178、179頁）。是依被告黃緯杰之供述，被告劉明峻僅負責介紹其與「玉米」認識，工作內容為虛擬貨幣業務向客戶收款，於介紹時並不知悉「玉米」係從事詐騙工作，嗣後被告黃緯杰均接受被告劉明峻之指示、被告劉明峻亦未加入詐騙集團。起訴書所載其餘之證據，亦僅能證明被告許萬明、黃緯杰之詐欺犯行，未能證明被告劉明峻有參與犯罪組織及招募被告黃緯杰加入犯罪組織之犯行。四、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援引證據，尚未達到使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劉明峻有公訴意旨所指上揭犯行，揆諸前揭說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劉明峻無罪判決之諭知。　　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佳權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欣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　劉桂金　　　　　　　　　　　　　　　　　法　官　陸怡璇　　　　　　　　　　　　　　　　　法　官　李　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曾禹晴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06

KLDM-113-金訴-154-202503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