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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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重訴字第4號公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柏宏選任辯護人吳俁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2051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陳柏宏自民國壹佰壹拾參年拾貳月陸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理　由一、被告陳柏宏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本院訊問後認其涉犯該條例第4條第2項之製造第二級毒品罪嫌疑重大，所犯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重刑可期，考量被告將來遭判處之刑度非輕，衡諸常人面臨遭判處重刑之壓力，極有可能逃匿以規避後續審判程序進行及刑罰執行，又被告始終供稱本案尚有提供製毒資金、原料及器具之共犯未到案，且此部分仍經檢警持續偵查中，另被告對已到案共同被告所涉犯行亦多所維護，且此部分共同被告尚未進行準備程序，有相當理由認為被告有逃亡及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有羈押之原因。再權衡被告所涉犯罪對社會侵犯之危害程度、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及被告人身自由受限制之程度後，認為若採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尚不足以確保後續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而有羈押之必要，應予羈押。且若允許被告可以接見、通信，亦無法確保前述審判程序之有效進行，爰裁定自民國113 年5月6日起羈押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復因被告與其他共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已坦認全部犯行，檢察官、被告與其他共同被告，及其等辯護人均未聲請傳喚證人，本院認已無對被告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茲於113年7月16日以 113年度聲字第756號裁定對被告解除禁止接見、通信。另自 113年8月6日、113年10月6日起各裁定延長羈押迄今在案。二、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 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審判中之延長羈押，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刑事妥速審判法第5條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三、茲因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於113年12月2日訊問被告，並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對其所為製造第二級毒品犯行坦承不諱，核與卷內證據相符，仍足認被告犯罪嫌疑確屬重大。又被告所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罪，為最輕本刑 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法定刑非輕，且經鑑定結果，被告製造完成之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已逾235公斤，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6月18日刑理字第1136072467號鑑定書及毒品純質淨重換算表在卷可考，足見被告製造毒品之規模甚鉅，又本案已於113年11月1日宣判，被告經判處有期徒刑8年，刑度非輕，衡諸人趨吉避凶之常情，自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畏刑而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羈押原因。再考量被告本案所涉製造毒品犯行為毒品案件之開端，且如前所述，所製造完成之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已逾235公斤，倘順利流出市面，對於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之侵害甚鉅，而被告業已提起上訴，本案仍未確定，審酌前情，難期被告於後續審判程序能如期到庭，或於判決確定後能如期到案執行，故為確保上訴之審理程序順利進行，及日後案件確定時之執行，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羈押被告尚屬適當、必要，復無其他侵害基本權較輕微之手段可資替代，爰裁定被告應自113年12月6日起延長羈押2月。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程士傑　　　　　　　　　　　　　　　　　　法　官　謝慧中　　　　　　　　　　　　　　　　　　法　官　吳昭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林靜慧

2024-12-03

PTDM-113-重訴-4-20241203-4

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54號抗告人即被告陳柏宏原審選任辯護人吳俁律師上列抗告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5日所為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24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略以：抗告人即被告陳柏宏(下稱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羈押在案。被告雖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惟其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製造第二級毒品罪嫌重大，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原羈押原因仍在，且有羈押之必要，因而駁回其聲請。二、抗告意旨則以：被告自幼居住屏東萬丹，迄今已逾25年，於當地經營水電行，羈押前尚有承攬水電工程尚未完工，其兄於工作中自高處墜落，嚴重受傷住院，僅剩其父獨自施作，恐因工程遲延而遭求償；其兄復有2名未成年子女需扶養，家庭經濟壓力沉重，亟需被告返家幫忙，家庭羈絆深重，而無逃亡之動機與能力。縱認被告仍有羈押原因，亦得以具保及限制住居代替，而停止羈押。被告並無羈押原因及必要，原審僅以重罪作為羈押之唯一理由，而駁回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原裁定顯有違誤，為此提起抗告等語。三、駁回抗告之理由：　㈠按羈押之目的，主要為確保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並確保刑罰之執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得否具保停止羈押，法院得就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被告所涉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此時為確保刑事審判程序之進行，予以羈押，乃維持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之最後必要手段，而符合比例原則。因重罪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性，此乃趨吉避凶、脫免刑責及不甘受罰之人性本質，如依一般合理判斷，可認為有逃亡之相當蓋然率存在，即已符合相當理由之認定標準，尚不以達到充分可信或確定之程度為必要。其認定雖不得憑空臆測，但不以具體事實為限，若有某跡象或情況作為基礎，即無不可（最高法院98年台抗字第 668號裁定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製造第二級毒品罪嫌，有被告自白、共犯供述、扣案毒品、製毒原料及器具為證，足認犯罪嫌疑重大。所犯製造第二級毒品罪，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基於趨吉避凶、脫免刑責及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重罪經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參以本案經查獲其製造完成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已逾235公斤，製毒規模甚鉅，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8年在案，被告面臨重刑，更提高其為逃避審判或執行而逃亡之動機，而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尚非抗告意旨所指僅以重罪作為羈押之唯一理由。被告羈押原因既未消滅，為保全被告以避免逃亡，確保審判程序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仍有羈押之必要，尚難以具保或其他較輕微之手段代替。復衡量被告因羈押所受人身自由之限制程度，與製造大量毒品對於國民健康及社會治安之危害程度，審理製造毒品之重大刑案及執行其刑罰，對於確保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及防衛社會安全等重要公共利益，繼續羈押亦符合比例原則。　㈢至於抗告意旨所稱被告有固定住居及職業，因遭逢家庭重大變故而經濟壓力沉重，親情羈絆深重云云，與規避製造毒品之重罪刑責(第一審判處有期徒刑8年)相較，難認足以消弭或大幅減低其逃亡之動機及可能性，被告復無刑事訴訟法第 114條所列涉犯輕罪、孕產或現罹疾病非保外治療顯難痊癒等情形。原裁定因認被告前述羈押原因依然存在，且有羈押之必要，而駁回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經核並無違誤，應予維持。被告仍執前詞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核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雅芳

2024-11-25

KSHM-113-抗-454-20241125-1

上更一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強盜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更一字第5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蔡岳樺選任辯護人陳志銘律師（已解除委任）陳逸軒律師（已解除委任）吳俁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強盜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54號，中華民國111年5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0921號），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乙○○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處有期徒刑肆年。　　事　實一、乙○○為高雄市○○區○○○路000號12樓13室、9室（下依序稱甲、乙房間，兩房間有一道共用牆）之承租人，嗣因與綽號LA LA之泰國籍成年女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以下逕稱LALA ）間有親密關係，乃將所租用之甲房間提供予LALA使用，而僅留乙房間自住，楊鳳凰則與乙○○合夥從事表演工作，並認識LALA。乙○○獲悉LALA於民國108年7月5日晚間再次接獲甲○ ○之性交易邀約後，認有藉詞索要錢財之機可趁，遂電話聯絡楊鳳凰持鋁棒前來助陣，而夥同LALA、楊鳳凰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之犯意聯絡，推由LALA假意應允性交易以引誘甲○○前來甲房間為性交易，甲○○信以為真，於同日22時47分許，抵達該大樓12樓交誼廳等候。嗣於同日23時22分許，甲○○進入甲房間，先將性交易之價金新臺幣（下同）2,500元交給LALA後，再進入浴室洗澡。與此同時，乙○○隨即下樓接應手持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鋁棒1支之楊鳳凰上樓一起進入甲房間，乙○○、楊鳳凰進入甲房間之際，甲 ○○猶在浴室洗澡，楊鳳凰嗣因不耐久候，敲門示意甲○○步出浴室著衣，及將甲○○所有置放在梳粧台上之如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取走，隨手擺放床舖上，以防甲○○利用該手機對外求援，而妨害甲○○行使權利，再利用人數、體型及楊鳳凰持有鋁棒之優勢，由乙○○、楊鳳凰近距離包圍，使甲○○孤立無援，楊鳳凰進而藉端稱甲○○日前曾對LALA不禮貌要賠償為由，要求甲○○拿錢出來處理，共同以上開強暴、脅迫方式，致使甲○○不能抗拒，僅得依楊鳳凰等人之要求，告知錢包在樓下機車置物箱及機車停放位置，並任由乙○○持甲○○所有如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鑰匙下樓，自甲○○機車置物箱內取得附表編號3所示之布製錢包（內有甲○○之身分證），及附表編號4所示之iphone有線耳機後，折返上樓進入其居住之乙房間。二、嗣甲○○見乙○○離開甲房間後，認有取走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逃離甲房間之機會，乃拿取置於床舖之該手機擬離去甲房間，惟遭楊鳳凰察覺徒手攔阻，雙方因而近身拉扯、扭打發出聲響，已返回乙房間之乙○○聞訊趕赴甲房間，出手將身在門口處之甲○○推回房間深處，而引致甲○○大聲呼救。乙○○、楊鳳凰見狀，為制止甲○○逃跑、呼救，乃另行基於傷害犯意之犯意聯絡，而以乙○○徒手、楊鳳凰加持前述鋁棒之方式，共同接續毆打甲○○，致甲○○受有頭部外傷、眼窩骨折、顏面外傷、右掌骨骨折及急性腎衰竭等傷害。嗣乙○○、楊鳳凰、LA LA因得手之附表編號3所示布製錢包內並無有價值財物，而起意將該手機取走，即將原強制之犯意聯絡昇高為前開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加重強盜犯意聯絡，推由楊鳳凰喝令甲○○ 告知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之解鎖密碼，甲○○因已遭乙○○、楊鳳凰聯手毆打成傷，無力抗拒，不得不按楊鳳凰之命令陳報該手機解鎖密碼，並任由楊鳳凰取走該手機。乙○○見楊鳳凰已取得該手機後，2人旋協議由乙○○留在現場處理，及由楊鳳凰偕同LALA先行離去；至乙○○則於員警據報抵達12樓但尚不知確切案發地點、亦不知詳情之狀況下，主動向到場員警指出甲房間即係傷害衝突發生地，並陳明其與已因傷倒臥在地之甲○○乃分屬案件之雙方當事人，自首傷害並接受裁判，暨交還附表編號2所示之機車鑰匙，惟甲○○所有之附表編號3 、4所示之布製錢包及iphone有線耳機，則因乙○○擺放在乙房間而未被查扣。三、案經甲○○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移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方面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指刑事訴訟法，下同）第159條之1至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 第1、2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被告乙○○（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檢察官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更一卷第96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至其餘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經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 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對告訴人甲○○（下稱告訴人）於案發當天至甲房間與LALA性交易前，曾與楊鳳凰商討如何因應，且有下樓引領手持鋁棒之楊鳳凰一起進入甲房間，及楊鳳凰甫進入甲房間不久先取得附表編號1之手機，嗣告訴人依楊鳳凰命令指出其機車停放位置後，由被告持告訴人之機車鑰匙至告訴人機車置物箱拿取收納包（內有告訴人證件及iphone有線耳機）返回乙房間，嗣因聽聞聲響趕赴甲房間，乃在該處與楊鳳凰共同毆打告訴人，造成其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害，嗣楊鳳凰因擔心警方即將獲報到場，遂偕同LALA先行離去，獨留被告在現場等情固不爭執，並願坦承與楊鳳凰、LALA共犯恐嚇取財、傷害、強制罪，惟矢口否認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犯行，辯稱：因告訴人前與LALA性交易時曾持刀威脅LALA但未得逞，經我將此情告知楊鳳凰後，楊鳳凰遂決定要拍攝告訴人證件藉以恫嚇其不要再滋事，而因告訴人表示其證件在機車置物箱內的收納包，所以我就依楊鳳凰指示，拿告訴人之機車鑰匙下樓至其機車置物箱把裝有證件之收納包（內尚有附表編號4之iphone有線耳機）拿上來，而且在案發後我離開派出所至彩色巴黎餐廳與楊鳳凰見面時，楊鳳凰說告訴人所有之附表編號1、4所示之手機、耳機及收納包（內有告訴人之証件），在LALA與楊鳳凰要離開現場時，都被LALA誤收進其包包裡，而且除告訴人證件外，其他手機、收納包及耳機等物都被楊鳳凰丟到路邊。另我聽聞聲響趕赴甲房間時，適遇告訴人欲衝出甲房間，故不加思索將告訴人推入房間，嗣因告訴人仍持續朝我身上撲過來，我才被迫無奈將其推回去，而楊鳳凰於被告將告訴人推倒於地後，又朝告訴人之手、頭以腳踩踏，被告為免告訴人受有更重之傷害，即將楊鳳凰推開結束打鬥云云。二、經查：　㈠被告為甲、乙房間之承租人，並將所租用之甲房間提供予LAL A使用，而僅留乙房間自住；及被告獲悉LALA於案發當天晚間再次接獲告訴人之性交易邀約後，曾將此情告知楊鳳凰，並與之商議如何處理，並迨楊鳳凰到達時，於當晚23時23分許下樓引領手執鋁棒之楊鳳凰，至12樓一起逕進入甲房間內；又被告、楊鳳凰進入甲房間之際，告訴人猶在甲房間之浴室洗澡，楊鳳凰乃敲門示意告訴人步出浴室著衣，並取得告訴人之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之後告訴人乃依楊鳳凰命令指出其機車停放位置等事項，再由被告於當晚23時30分許，持告訴人所有之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鑰匙下樓，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取得收納包，內有iPhone有線耳機及告訴人證件等物後，於當晚23時45分許折返12樓並逕往乙房間，嗣因聽聞甲房間傳來聲響，而於當晚23時49分許趕赴該處，並於自行按密碼解鎖甲房間門後，出手將已身在門口處之告訴人擋回房間深處，並進而有數次徒手攻擊告訴人之舉，暨楊鳳凰斯時亦有數次攻擊告訴人，嗣楊鳳凰並偕同LALA先行離去；被告則於員警據報到場時，主動向不知確切案發地點、不知詳情之員警，指出甲房間即係傷害衝突發生地，並陳明其與已因傷倒臥在地之告訴人乃分屬案件之雙方當事人，而告訴人旋遭送醫，經醫生診治受有頭部外傷、眼窩骨折、顏面外傷、右掌掌骨骨折及急性腎衰竭等傷害。被告、楊鳳凰於案發後數小時曾相約在彩色巴黎餐廳見面，在該次見面之過程中，2人曾共同檢視告訴人之身分證各節，業經被告於本院更一審準備程序時坦認在卷（本院更一卷第89至93頁），核與告訴人、證人即據報到場處理員警鄭志雄、曾克弘於原審審理中，及證人楊鳳凰於本院上訴審審理中之證述內容（原審卷第295至317頁；本院上訴卷第120至143頁），大致相符，並有高雄市立大同醫院診斷證明書、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之包裝影本、房屋租賃契約書、LALA之Ig及Line帳號頁面資料、監視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承辦員警曾克弘所出具之職務報告、告訴人傷勢照片、甲乙房間所在樓層平面圖（含監視器設置位置之標示）在卷可稽（警卷第22、23、34至37、38、 39至45頁，偵卷第19、63至95頁，原審卷第165、213至215 頁），此部分首堪認定。　㈡關於被告乃與楊鳳凰、LALA聯手，以假意應允性交易手法誘使告訴人前去甲房間等事項之認定　⒈LALA應允告訴人之性交易邀約後，告訴人至遲於當晚22時47 分許即已抵達甲房間所在樓層（12樓），並在該樓層之交誼廳等候；而LALA則是先於當晚22時37分許，以「Wait」之回訊致告訴人需自行設法抵達有樓層管制之12樓，繼而於當晚 22時51分許，以「10min」（意指再等10分鐘）之訊息，安撫終因不耐久候而發送「You don't want me,I am going h ome.」訊息抱怨之告訴人，惟告訴人猶遲於當晚23時22分許，始獲准進入甲房間各節，除經告訴人證述明確外（原審卷第303頁），並有監視錄影畫面擷取照片、楊鳳凰所持用手機之照片內容暨拍攝資訊截圖在卷堪以認定（警卷第39至40 頁，本院上訴卷第95至97頁），則LALA應允告訴人之性交易後，即一再設詞拖延，讓告訴人不僅需自行設法抵達受管制之12樓，且在該樓交誼廳至少等候長達35分鐘之久，若謂LA LA確有性交易之真意，孰能置信？　⒉告訴人待在交誼廳等候性交易之該段期間中，被告曾於當晚2 3時9分許由乙房間往交誼廳方向移動，並在行經交誼廳前方通道時，望向其內而與告訴人對視，繼而朝甲房間方向走去，迄於當晚23時17分許，始沿前述路徑折返，嗣再於當晚23 時21分許現身12樓電梯間搭乘電梯（擬下樓引導楊鳳凰），乃經原審勘驗監視錄影畫面認定明確，並製有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原審卷第287、290頁）。茲以被告前述移動路徑與卷附甲、乙房間所在樓層平面圖（原審卷第213至215頁）相互比對，可以推知被告於當晚23時9分許，應係刻意自所居住之乙房間，前去LALA所在之甲房間，並在該處待約8分鐘之久，暨被告行經交誼廳前方通道時與告訴人之對視，斷非偶然，實乃被告有意觀察告訴人所致，是被告不僅對告訴人已在交誼廳等候性交易一情知之甚詳，且就告訴人不至於在其身處甲房間期間前去該處，乃有相當把握，若非被告本即明知LALA只是假意應允告訴人之性交易邀約，且就LALA與告訴人間之訊息交流，均得第一時間精準掌握，焉可能如此？　⒊再佐諸被告於本院上訴審、更一審均坦承其於獲悉LALA於案發當晚再次接獲告訴人之性交易邀約後，曾將此情告知楊鳳凰，並與之商討如何因應，最後兩人決定由LALA假意應允性交易以誘騙告訴人前來甲房間，並迨楊鳳凰到場時下樓，進而於當晚23時23分許，將手執鋁棒之楊鳳凰，引領至有管制之12樓並一起逕進入甲房間內等節（本院上訴卷第47頁、更一卷第89至90頁），核與證人即共犯楊鳳凰於警詢及原審羈押訊問時所供：被告打電話給我，我到達現場被告下來接我一起搭電梯到房間等語（調警卷第7頁、調偵卷第72頁），及於原審供稱：我大概知道告訴人跟LALA相約是要做性交易等語（楊鳳凰之一審卷第70頁）相符，可知告訴人獲准進入甲房間，與被告將經其通知到場之楊鳳凰引領進入同一房間，前後只有約短短1分鐘之差，確係於事先妥為規劃、安排所致。職是，被告與楊鳳凰、LALA顯係聯手策畫後，推由LA LA假意應允性交易誘使告訴人前來，嗣並迭以「Wait」、「 10min」等訊息回應告訴人並安撫其勿因久候不耐逕自離去，及推由被告致電通知楊鳳凰立即趕來助陣。迨楊鳳凰到場，被告一方面聯繫LALA應允告訴人進入甲房間，另方面則親自下樓引領楊鳳凰逕自前去甲房間，堪以認定。　㈢關於被告有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取得之財物，除附表編號4所示耳機外，另有附表編號3布製錢包等事項之認定　⒈被告於本院上訴審及更一審已坦承其有至告訴人機車置物箱拿取收納包（僅上訴審時辯稱該收納包係類似眼鏡盒之硬殼狀）云云（本院上訴卷第47、154頁、更一卷第90頁）。　⒉且告訴人於本案原審審理中亦證稱：我於案發當天損失的錢包是布製品，是母親為我縫製的，因事隔太久，我對於當初如何發現錢包也被拿走，現已無明確印象，但依我先前在警詢中所稱「案發後去檢查機車…才發現已經不在…」，那應該是指我在醫院接受治療期間，請家人去機車置物箱找沒找到等語（原審卷第295、301至302頁）；於另案審理則證述：「（請求提示偵一卷第62-69頁109年12月18日證人甲○○偵訊筆錄後附照片，上面你有手寫『本人我手機背面是白色的』、『12/4出庭的被告手上拿的耳機是我的』，有何意見）這是寫耳機」、「（那個耳機是否你當時行動電話上面的耳機？）好像是放在車箱裡面的」、「（你寫那個耳機是你的，你如何辨識那個耳機是你的？）因為他去車箱拿我的皮包，我想說他應該是有拿耳機起來」、「（所以那時候你有清點，裡面的耳機也不見了嗎？）對」等語（另案原審卷第173頁）。而證人即告訴人之母黃○○○亦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有幫告訴人縫製布錢包，只是我現在已經無法確定顏色等語明確（原審卷第294頁）。本院再經核監視錄影畫面擷取照片（偵卷第77、83頁）所示：被告下樓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取物過後，擬乘坐電梯重返12樓過程中，手中除有線耳機外，尚有一布製方形物，且該物或甚為扁平而無明顯寬度，或遭被告將之連同有線耳機緊捏於手心，而可由此判斷該布製方形物要非盒狀物，應係袋狀之布製錢包無訛。此外，尚有證人楊鳳凰於本院上訴審審理中另證稱：我很確定案發後與被告相約在彩色巴黎餐廳見面時，當場有看到錢包，是被告帶過來的，我們是當場一起查看錢包內有什麼東西，有發現告訴人的身分證等語（本院上訴卷第140至141頁），足資佐證。綜上，已堪認被告於案發當日自告訴人置物箱內所取得之物，乃係附表編號3所示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之身分證），及附表編號4所示之iPhone有線耳機無訛。被告於本院上訴審抗辯並非布製錢包而是類似硬殼眼鏡盒狀物，及其此前所辯，當時只是拿著自己的眼鏡盒，而非取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之物，其未曾持用告訴人機車鑰匙開啟置物箱取物云云，均屬飾卸之詞，並非實情，俱不足採。　㈣關於告訴人確於踏出浴室旋遭索取財物賠償，且被告方進而持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鑰匙，自該車置物箱搜刮附表編號3、 4所示之物等事項之認定　⒈告訴人證稱：我進入甲房間不久就到浴室洗澡，洗澡過程中遭叫出浴室，我從浴室出來看到被告、楊鳳凰2名男子就出聲詢問緣由，對方表示因我先前對LALA不禮貌，所以LALA要他們來處理，我當即表示「是不是認錯人了」，手持鋁棒的楊鳳凰很兇地表示「不用跟我們講這麼多」、「身上有多少錢」、「拿錢出來處理」，因我有提到「身上沒錢」並畏懼對方持鋁棒作勢威脅，才跟對方表示「錢包在機車置物箱內」，被告接著才下樓去拿等語（偵字卷第46至47頁，原審卷第299頁）。　⒉而楊鳳凰於另案羈押訊問時，並坦認：案發當晚是被告聯絡我過去幫忙，我們（應係指楊鳳凰與被告）有要告訴人拿錢出來，但告訴人表示身上沒有錢，被告才拿告訴人機車鑰匙說要去告訴人的機車置物箱看，被告是要去拿告訴人放在該處的錢包乙節（另案偵卷第42至43頁）；繼而於另案原審供稱：我有要告訴人就賠償的事好好跟LALA講清楚，被告才下樓去開告訴人機車的置物箱，目的確實包括搜尋財物各情（另案原審卷第212、216頁）；迄於本院上訴審審理中，猶以證人身分明確結證稱：我身高178公分，體重80多公斤，我站在告訴人身邊感覺到他蠻緊張的，告訴人因為害怕我跟被告站在他身邊，所以有交出機車鑰匙，但他當時並未提到證件所放位置，而是表示錢包放在機車置物箱內，且有大致描述機車停放的位置等語（本院上訴卷第125至126頁），暨被告於原審自陳：我身高183公分，楊鳳凰身高跟我差不多等語（原審卷第327頁），再斟以常人處於類此在狹小套房遭兩名身形高大男子近身包圍之身體安全恐遭威脅情境，所為應即是直接針對提問之最精準回覆，以免不慎激怒對方之常情，顯可反推告訴人斯時所面對者，必係錢包所在之質問，而與證件或身分確認無涉至灼。　⒊職是，告訴人首揭證述內容，乃有前引之楊鳳凰歷次供、證述內容可資相互補強、印證，原俱屬信而有徵。更有甚者，被告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取物時，連稍具價值之使用過有線耳機（指附表編號4所示之物），都不願放過，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苟如被告於本院更一審所辯，其僅意在取得證件確認告訴人身分並予拍照存證，焉可能如此極盡搜刮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財物之能事？　⒋綜上，堪認告訴人遭喚出浴室後，旋經喝令務須就日前對LAL A不禮貌之事提出賠償，且告訴人斯時所提「是不是認錯人」之疑問，乃遭對方無視，終因畏懼對方人數較多甚且手執鋁棒，而接續表明錢包乃放在機車置物箱、機車停放位置等事項，被告始進而持告訴人所有之附表編號2所示機車鑰匙隻身下樓，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順利取得附表編號3、4所示之物無訛。被告辯稱：案發當晚，我全程只想著讓告訴人對LALA表達歉意就好，無涉任何財物賠償，並因希望告訴人切勿再犯，才想要對告訴人的身分證件拍照存證，而為此下樓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拿證件，我在甲房間期間，沒有任何人提到要告訴人賠償的事云云；暨證人楊鳳凰一度附和被告辯解所陳稱：被告下樓是要拿告訴人放在機車置物箱內的證件，整個過程中沒有提到任何錢的事，雖然有提到告訴人要就其持刀架LALA之事道歉，但沒有要告訴人進而為此提出財物賠償云云，均非事實，不足採信。　㈤關於被告等3人對附表編號3、4所示布製錢包及有線耳機等物，確具不法所有意圖等事項之認定　⒈被告雖否認有何不法所有之意圖，辯稱只是要叫告訴人交出證件供拍照以恫嚇其日後不要再滋事云云，惟被告就令告訴人交出證件之原因，供稱因案發前一週LALA說有人對她不利，拿刀嚇她（另案原審卷第199頁），惟此與證人楊鳳凰證稱：被告當晚致電表示LALA遭男子持刀架住，要我前去協助，我表示自己住得比較遠過去還要一段時間，並經我再次跟被告確認對方有帶武器，才順手拿了家裡的鋁棒前去被告指定的地點等語（另案警卷第7頁、另案原審卷第210、214頁）有間。即被告所稱告訴人持刀恫嚇LALA之事係案發前一週，而證人楊鳳凰所證被告表示是案發當時告訴人持刀對LALA 恫嚇，二人所稱告訴人持刀恫嚇LALA之時間已有歧異，是否確有告訴人持刀恫嚇LALA之事，已有可疑；而且告訴人已證稱：在案發前2次與LALA性交易，並沒有發生糾紛，我也不知道他們所講的「不禮貌」是什麼意思等語（原審卷第304 頁、另案原審卷第170至171頁），參以告訴人於案發當天並未持刀恫嚇LALA之情形，此為被告所不爭執，是被告及楊鳳凰所陳告訴人曾經或於當天有持刀恫嚇LALA云云，純屬虛構之詞，難予採信。何況恐嚇取財與強盜罪，二者均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為主觀之犯罪構成要件，被告既於本院上訴審及更一審均坦承恐嚇取財犯行（本院上訴卷第15 4頁、更一卷第178頁），益見被告等人行為時主觀上具有不法所有意圖，至為明確，是被告辯稱其等無索取財物之犯意，委無足取。　⒉被告雖辯稱其拿上樓之附表編號3、4所示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證件）、有線耳機及楊鳳凰命告訴人交出如附表編號1 所示手機，均在楊鳳凰偕同LALA先行離開現場時，被LALA慌亂中誤收入其包包，嗣因楊鳳凰發現錢包內有毒品，所以楊鳳凰將錢包、有線耳機、手機連同毒品等物，全都丟到路邊，只留下告訴人證件，所以我沒有拿走告訴人所有附表編號 3、4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證件）、有線耳機及如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云云。惟查，被告在本院上訴審審理前之歷次訊問中，均未提及上開物品，於案發當天LALA與楊鳳凰先行離開時，遭LALA誤收進其包包一事，而係直至本院上訴審審理時方為此辯解，是否屬實，已有可疑；而且證人楊鳳凰在另案始終供述附表編號3所示布製錢包及其內之證件，最後係在被告身上，因案發後數小時被告離開派出所與其相約在七賢路上彩色巴黎餐廳見面時，被告有拿出告訴人之手機、身分證，事後這些物品還是由被告取走等語（另案警卷第29 至31頁、另案偵卷第32、43頁、另案原審卷第72、222頁，其中關於被告有在彩色巴黎餐廳拿出告訴人手機部分，與事證不符，不足採信，理由詳後所述），甚至後來在本院上訴審以證人身分作證時，證稱：案發當天LALA沒有拿走告訴人東西，因為我開車就趕快把她送到她要去的地方，我就直接先到彩色巴黎，後來被告結束後就趕過來，當時告訴人身分證在被告身上，被告有拿出告訴人身分證等語（本院上訴卷第129至131頁）；參以被告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取物後，於當晚23時45分許折返12樓係逕往乙房間前去，再因聽聞聲響於當晚23時49分許趕赴甲房間，業如前述，則被告拿取附表編號3、4所示之物後既先進入自己居住之乙房間，並在該處待約數分鐘，嗣因突發事故而驟然趕赴甲房間，焉能記得將附表編號3、4所示之物隨身攜往甲房間，而遭LALA與楊鳳凰先行離去時，誤收入其包包內之理。是被告上開所辯，要無可採。況且縱認被告上開所辯為真，亦因附表編號3、4所示物品已由被告至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取得並拿至被告居住之乙房間，而已取得該等物品之實力支配，要無因後來遭LALA 誤拿或經楊鳳凰丟棄，而影響其以不法手段實力取得如附表編號3、4所示物品之事實，而認其無不法所有之意圖。　⒊至警方獲報抵達12樓進入甲房間時，雖有搜索該房間但未查扣任何物品，固經證人即案發當天到場之員警曾克弘於原審證述在卷（原審卷第321頁），但被告持告訴人之機車鑰匙下樓拿取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如附表編號3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證件）及附表編號4之有線耳機等物返回乙房間，嗣因聽聞聲響趕赴甲房間時，並未將該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證件）及有線耳機攜往甲房間，業經本院認定說明如前，而且被告於本院更一審亦坦言案發當天警方抵達現場時，被告並未告知警方其居住在乙房間，而警方亦未至乙房間搜索等語（本院更一卷第91頁），因此雖然警方並未當場查扣告訴人所有如附表編號3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證件）及附表編號4之有線耳機，但此係因警方不知有乙房間以致未能前往搜索查扣，尚無法因此逕認被告聽聞聲響趕赴甲房間，已將該等物品攜往甲房間，而被LALA離開甲房間時誤收入其包包內，進而為楊鳳凰丟棄，而認為被告未將該等物品取走而無不法所有之意圖，故被告及辯護人辯護稱被告於本案不具有不法所有意圖云云，顯不足採。　㈥被告雖否認告訴人任由被告持告訴人機車鑰匙至機車置物箱取走附表編號3、4所示布製錢包及有線耳機時，已達不能抗拒之程度，僅承認所為該當恐嚇取財程度。然查：　⒈按強盜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為構成要件。所謂至使不能抗拒，係指行為人所施用之強暴、脅迫等非法方法，在客觀上足以壓制被害人支配財產之意思決定自由，而達於不能抗拒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者而言。至於恐嚇取財罪，乃恐嚇之行為不以將來之惡害通知為限，即以目前之危害相加，亦屬之，惟兩者之區別，係以行為人所施加強暴、脅迫等非法方法之威嚇程度，依照社會通念或一般人的生活經驗為判斷，倘其程度足以壓制被害人之意思自由，於身體或精神上達到不能抗拒或顯難抗拒之程度，而取他人之物或使其交付者，即屬強盜罪；倘行為人施加被害人威嚇之力道明顯減緩，被害人交付財物與否，尚有相當之意思自由，猶未達不能抗拒之程度，縱因此懷有恐懼之心，亦僅成立恐嚇取財罪。而是否達於不能或難以抗拒之程度，應綜合行為之性質及行為當時客觀存在之具體狀況，舉凡犯罪之時間、空間、採用之方法、犯人之人數、被害人之反應等事項，依通常人之心理狀態予以客觀評價，至被害人本身實際上有無反抗，對罪名之成立與否並無影響（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3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楊鳳凰於前揭時、地所持用之鋁棒，為鋁製球棒，業據證人楊鳳凰於警詢供述明確（調警卷第8頁），復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取照片2張在卷（警卷第41頁編號⑹照片、原審卷第 344頁之編號1-16照片），可知係屬質地堅硬之金屬器械，在客觀上顯足以危害他人生命、身體之安全，核屬兇器。復衡以當時為深夜零時許，告訴人之手機已先被楊鳳凰強行取走，而無法對外聯繫求援，告訴人又手無寸鐵，且身高僅16 8公分（此經告訴人於原審證陳在卷，原審卷第296頁），其獨自在求救無門之甲房間，面對身高183公分之被告，及身高178公分、體重80餘公斤之楊鳳凰（此經楊鳳凰於本院上訴審證述在卷，本院上訴卷第125頁），2人均為身材壯碩之青壯成年人，並以高大身形近距離包圍，楊鳳凰又手持鋁棒，告訴人毫無抵抗之能力，以一般人身處上開同一情境，均會極度恐懼不安，而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此由告訴人於偵查中證稱：「（你為什麼要跟他講錢包在那裡？）會怕，我想說我錢包內也沒有很多錢，好像剩幾百元到一千元，要性交易的錢，我一進門就給那女孩子」、「（你說會怕是怎樣的情況會怕？）我覺得惹到兇神惡煞，我只想趕快離開」（偵卷第103頁）、於原審證述：「（當時為何會把錢包所在位置告訴他們？）他們拿球棒威脅作勢要打我，我會害怕」（原審卷第299頁）等語，及證人楊鳳凰於本院上訴審證稱：「（為何他會拿出機車鑰匙給你跟被告？）因為可能害怕吧，因為我們兩個站在他旁邊」（本院上訴卷第125頁）等語亦可得知；也正因告訴人深感生命、身體安全受威脅，惶恐不安，才會在被告離開甲房間後，即趁隙逃離。是被告等人利用告訴人此一受驚嚇狀態，向告訴人強取其機車內如附表編號3、4所示財物之所為，足認一般人如處於告訴人相同情狀下，其支配財產之意思決定自由已遭壓制，而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自屬甚明，被告辯稱其等所為，僅該當恐嚇取財程度云云，要無可採。　⒊至告訴人雖於原審審理中另證述：楊鳳凰、被告把我從甲房間浴室叫出來，指責我對LALA不禮貌而要我拿錢出來解決時，音量、動作都是控制在不被周遭房間人員發現的範圍內，我認為對方在甲房間不至於做太大的動作，從而當被告拿我的機車鑰匙下樓後，我評估LALA是女生可以忽略不計，對方既僅剩1男子，自己應該是可以跑得掉，又考慮到手機是新買的，才認為可以拿我的手機順利跑出甲房間等語（原審卷第300、308至309頁；另案原審卷第177至178頁），即告訴人被迫供出錢包乃放在機車置物箱、機車停放位置，並任令被告持用其之機車鑰匙前往該車置物箱拿取錢包等物後，認被告一行人為免聲響過大引發注意而尚知節制，因而於被告持告訴人機車鑰匙下樓拿取告訴人財物之後，隨手拿起手機擬衝出甲房間，惟遭楊鳳凰查覺攔阻，固如上所述，惟此乃告訴人冒著可能遭被告等人毆打之風險而逃跑，自不能以此即謂被告等人所為之強暴、脅迫行為尚未達於至使告訴人不能抗拒之程度，其等行為僅構成恐嚇取財，而非加重強盜。　㈦關於被告等係先以強制方法，取得告訴人所有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嗣另行起意毆打告訴人後，協議楊鳳凰與LALA先行離開時，始承前揭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加重強盜犯意聯絡，強行取走告訴人所有如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之認定　⒈按強盜罪、搶奪罪及恐嚇取財罪，均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為主觀之犯罪構成要件，若向人強取、奪取、迫使人交付財物，係基於他種目的，如意在索討欠款或用以抵償債務等，而非出於不法所有之意圖者，縱其行為違法，然與強盜、搶奪、恐嚇取財之主觀犯罪構成要件不符，仍應視其手段判定是否成立其他罪名。而犯意存於行為人內心，認定犯意之如何，自應就所有調查之證據資料，本於吾人之經驗法則與論理方法，綜合研求，以為心證之基礎（最高法院 107年度台上字第135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依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證稱：我進去浴室洗澡時，隨身物品及衣物、手機、機車鑰匙都放在浴室外面，我進入浴室前全身已脫光。我進去洗澡不久後就有人叫我從浴室出來，出來後看見除了LALA 之外，還有一名白衣男子（按即楊鳳凰）持球棒及乙○○站在房間內，其中白色衣服男子手上已經拿著我放在房間內的機車鑰匙及IPHONE手機，白衣男子先叫我把衣服穿上，並稱LALA跟他說我對LALA不禮貌，所以LA LA才叫他們二人來處理，然後該名白衣男子問我要怎麼處理以及身上有沒有錢，我說沒有後，白衣男子問我使用的機車車牌、特徵以及停放位置後，就拿鑰匙給被告下樓去拿我放在機車內的皮包。手機當時甲男（即楊鳳凰）放在床上，甲男沒有說手機放床上是要拿走，還是要阻止我報案。　　被告離開後我見房間只剩LALA跟白衣男子，我就趁機自白衣男子手上搶回我的手機並要離開，白衣男子就跟我發生拉扯，此時被告回來，所以被告也加入白衣男子跟我拉扯，二人並對我毆打導致我受傷，打完之後，白衣男子詢問我手機密碼幾號，我告訴他之後，白衣男子就帶著LALA先離開等語（警卷第19至20頁、原審卷第298、300、306頁），對照證人楊鳳凰於另案原審時所供述：我與被告一起進入甲房間後，一開始先與被告坐著等告訴人洗澡出來，約等5分鐘，告訴人才出來，我先要求告訴人把手機交出來，他就交出來按密碼，我看完就放著（調原審卷第69頁）、我們等他洗完澡，然後我們就叫他出來，因為那時候告訴人已經承認上次有拿刀架著LALA，我說這種事情應該不是第一次了，我請告訴人把他的手機給我看看有沒有別人，他也有對其他人做一樣的事情，我問他怎麼會做這種事情，我叫他手機打開給我看，手機的解鎖密碼是告訴人自己輸入的，看完我就直接將手機放回桌上（另案原審卷第214頁）各等語，二人所述楊鳳凰甫進入甲房間取得手機之時間點均為告訴人步出浴室前後，且證人楊鳳凰將手機置放在甲房間之床上或桌上，而未藏放於身上，亦未交給在場之被告或LALA等情，大致吻合，至證人楊鳳凰究係在告訴人步出浴室前，即自行取走告訴人手機，或係待告訴人步出浴室後，才命告訴人交出一節，則有所出入，衡情告訴人洗澡前既已先將手機放在梳粧台，此經告訴人於偵查供述甚詳（偵卷第103頁），則楊鳳凰與被告相偕進入甲房間，於等待告訴人洗澡期間，應有足夠時間可發現擺放梳粧台上之手機，而無須待告訴人步出浴室後再行命其交出，而且告訴人始終明確證稱楊鳳凰命其告知手機解鎖密碼係在其被毆打之後，而非在其步出浴室之後，參以行為人於手機內刻意保留自己持刀恫嚇他人之影像、照片，既顯有害無利，常人當不至於如此，是證人楊鳳凰上開所供其為查看告訴人手機有無亦拿刀恫嚇他人之情形云云，顯與事理不符。故認告訴人所述其手機係在其步出浴室之前，即遭楊鳳凰取走並置放在床上等情為真，楊鳳凰所述應係飾卸之詞，無從憑採。　⒊承上，楊鳳凰起初取得告訴人之手機，既係利用告訴人洗澡時自行取得，而且並未將之藏放於身，或交由被告或LALA保管，而係隨手放置在眾人（含告訴人）目光所及之床上，而且依告訴人於警詢所述，告訴人步出浴室後，楊鳳凰曾向告訴人表示因告訴人之前與LALA見面時對她不禮貌，所以LALA 今天叫楊鳳凰等人來教訓告訴人，要告訴人好好跟女生道歉，楊鳳凰跟告訴人說不要報警，如果今天這個女生因為告訴人報警出事會再來找告訴人算帳等語（警卷第14至45頁）　　，可知楊鳳凰有特別提醒告訴人不得報警，參以施行強盜犯罪時，為防免被害人打電話求援，而先行取走被害人之手機，以使犯罪得以順利進行，尚屬情理之常，而且公訴意旨亦未認楊鳳凰等人此時拿取告訴人之手機有何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強盜或恐嚇取財意圖，卷內亦無事證足資證明楊鳳凰等人此時有將該手機據為己有之不法所有意圖，是被告等人利用告訴人洗澡時，自行將告訴人放在梳粧台上之手機取走置放床上，使其無法利用該手機對外求援，雖使告訴人因此喪失對該手機之支配管領力，而妨害其行使權利，然此僅得認為構成強制罪，尚無從逕認此時被告等人對該手機已有為自己不法所有之意圖。　⒋嗣告訴人雖評估自己得於被告離去甲房間之期間，拿取其手機順利脫身，惟付諸行動之結果，乃經其前於偵查中明確證稱：我趁被告下樓期間想拿手機跑出甲房間，楊鳳凰就跟我發生拉扯，這時候被告剛好回到甲房間，就與楊鳳凰聯手打我，我被攻擊到明顯感覺頭暈且站都站不起來，並開口喊救命，鄰房人員因此被驚動報警，我遭被告楊鳳凰毆打後，面對楊鳳凰詢問手機解鎖密碼根本不敢抵抗，只能如實陳報，楊鳳凰就把我的手機拿走，並跟LALA一起在員警抵達前先行離開等語（偵卷第47、103頁）；及於楊鳳凰到案接受審理時，證稱：我是在遭到被告與楊鳳凰打傷之後，手機才被拿走的，以我當時身體遭打傷的狀況根本沒有辦法抵抗，我的頭也很暈但還可以講密碼，是楊鳳凰於帶LALA離開甲房間前不久才問我密碼的，當時被告也在場，楊鳳凰跟我要手機解鎖密碼是在我遭他與被告聯手毆打之後等語（另案原審卷第 169、174至175、178、180頁）。核與證人楊鳳凰於原審供述：被告拿告訴人機車鑰匙下樓後，我是待在甲房間靠近門口的位置，被告與LALA在較靠內之床邊，之後因為發生毆打動靜比較大，有人報警，被告說他要留下來處理，我就先把 LALA帶離現場，而被告接受員警詢問完，有與我約在彩色巴黎餐廳見面等語（原審另案卷第212至217頁），及於本院上訴審審理中證稱：被告拿告訴人機車鑰匙下樓過了一陣子，告訴人忽然跑過來跟我徒手扭打在一起，被告沒多久就進來了，把已接近門口位置的告訴人擋回房間內部，那時候我才（改）以鋁棒打告訴人，而被告則接著用腳踢踹告訴人，再以手對告訴人施加攻擊，告訴人因而倒地，告訴人倒地後我猶曾以腳踢之，並持鋁棒毆打他的手部。被告回到甲房間是一進來就先攻擊告訴人，整個過程中也沒有任何制止我出手的舉動，是我認為既已發生如此激烈的衝突，員警一定會來處理，才對被告表示「你把我叫來的，你自己要承擔責任」獲同意後，先帶LALA離開等語（本院上訴卷第122至123、12 7至128、134、139至140頁），相互吻合，且被告前於警詢時原即坦言：我用手推告訴人肩膀，並抬腳把告訴人頂回去（警卷第2至3頁）；迄於本院上訴審理過程中更不諱言：我聽到聲響快步前去甲房間解密碼鎖開門，剛好告訴人正要衝出來，我就做了阻擋的動作（指前述手推肩膀及抬腳頂之動作），也踢了告訴人幾腳，之後我因情緒失控有對告訴人出拳打中他額頭。我確實有用右拳重擊告訴人額頭，告訴人因此倒下後，楊鳳凰還有用腳攻擊告訴人等語（本院上訴卷第 47、157頁），參以告訴人在付諸逃跑行動之前，即因處於不能抗拒之狀態，任憑被告等人持其鑰匙至機車停放處拿取財物，被告等人應已無須為取得手機，而聯手對告訴人施暴，故認被告與楊鳳凰聯手攻擊告訴人致其受有事實欄所示之傷害，並非意在取得手機，而係因告訴人欲逃跑、大聲呼救，其等為制止其逃跑、呼救，始另行起意傷害告訴人，而非以此為強盜之施暴行為。　⒌又被告與楊鳳凰聯手毆打告訴人後，因告訴人曾經大聲呼救，隔壁鄰房有聽到就報警，楊鳳凰問我手機密碼，我跟他們講，楊鳳凰就把我手機拿走，楊鳳凰與那個女的先走，被告留在現場，業據告訴人於偵查證述如前，且證人楊鳳凰於另案原審對其有拿走告訴人手機一情，亦坦承不諱（另案原審卷第219頁），又其另案遭查扣之手機內有其於案發後之108 年7月8日拍攝告訴人與LALA案發當天相約性交易對話之截圖，亦如上所述，參以楊鳳凰不否認案發當時確曾質問告訴人其手機之開鎖密碼等情（調偵卷第43頁、另案原審卷第72、 214頁，僅辯稱是在其甫進入甲房間時質問，而非在即將離開甲房間時），且在本院上訴審作證時，亦證稱告訴人手機係其在案發後丟在楠梓交流道下面的一個垃圾場等情（本院上訴卷第143頁），綜合上情，足認附表編號1所示手機，最後係楊鳳凰偕同LALA離開時取走無訛，被告辯稱其未取走手機云云，應可採信。　　　⒍依前所述，被告等人於出手毆打告訴人時，因告訴人曾經大聲呼救，被告等人評估聲響過大應已驚動鄰房人員報警，員警即將抵達，被告與楊鳳凰乃達成由被告留在現場應付員警，楊鳳凰先行偕同LALA離去之共識，並由楊鳳凰將告訴人之手機取走。而楊鳳凰所取走之告訴人手機，據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所稱，我手機價值約39,000元，我手機比較貴而且又剛買等語（警卷第16頁、原審卷第297頁）在卷，顯然價值非低，而且告訴人之錢包內只有一副有線耳機及證件，別無其他財物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上訴審及更一審供述在卷（本院上訴卷第47至48頁、更一卷第90頁），則被告等人此時因僅取得上開價值甚低之財物，不足以滿足其等索取錢財之目的，遂決意將該手機據為己有，而將原強制之犯意聯絡昇高為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加重強盜犯意聯絡，應堪認定。　㈧至楊鳳凰手機中存取拍攝告訴人身分證之截圖背景為BMW轎車之方向盤，係由駕駛者拍攝等情，固有上開手機截圖在卷可憑（本案上訴卷第91頁），而與楊鳳凰於警詢證稱：這些照片是當時案發後，乙○○約我見面，當時應該是在中華二路與七賢路口彩色巴黎餐廳見面，當時乙○○拿出告訴人的物品給我看，要求我幫忙拍攝紀錄資料，我才會使用我的手機幫他拍攝上述兩張照片等語（調警卷第29頁），其中關於所述拍攝場景顯與手機截圖所示不符。然楊鳳凰就其案發後數小時與被告在彩色巴黎餐廳碰面時，被告有拿出告訴人身分證之主要事實始終明確證述一致，參以人之記憶有限，且個人記憶能力不同，隨時日經過記憶淡薄或發生誤記之情事在所難免，以楊鳳凰為上開警詢陳述時間為111年4月19日，距案發時間108年7月5日已相隔2年餘之久，尚難要求楊鳳凰就所有細節事項進行說明，且被告亦不否認案發後離開派出所，有與楊鳳凰在彩色巴黎餐廳碰面一事，故不得以楊鳳凰證述拍攝場景與手機截圖不符之瑕疵，即遽認其全部證述均非可採。　　　㈨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251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係被告先與楊鳳凰、LALA聯手策畫推由 LALA假意應允性交易誘使告訴人前來，及推由被告致電通知楊鳳凰立即趕來助陣，迨楊鳳凰抵達，被告即下樓引領楊鳳凰逕自進入甲房間，並由楊鳳凰利用告訴人洗澡之際，先行取得告訴人之手機，並隨手擺放在床舖上，以防其對外求援，而妨害告訴人行使權利，再由楊鳳凰喝令告訴人步出浴室，利用其等在人數、體型及持有鋁棒之優勢，由楊鳳凰藉端稱告訴人日前曾對LALA不禮貌要賠償為由，要求告訴人拿錢出來處理，致使告訴人不能抗拒，僅得依楊鳳凰等人之要求，告知錢包在樓下機車置物箱及機車停放位置，任由被告持告訴人所有之鑰匙下樓，自告訴人機車置物箱內取得附表編號3所示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身分證），及附表編號4所示之有線耳機後，折返乙房間，嗣告訴人於被告離去甲房間期間，趁機拿取置於床舖上之手機欲脫身，引發楊鳳凰為制止其逃跑，而另行起意徒手攔阻並致生聲響，聽聞聲響趕赴甲房間之被告，亦與楊鳳凰（嗣並改持鋁棒）接續毆打告訴人，致使告訴人受傷，嗣因顧忌員警即將抵達而自行罷手，旋利用告訴人已遭被告等人聯手毆打成傷，無力抗拒，不得不按楊鳳凰之命令陳報該手機解鎖密碼，並任由楊鳳凰取走該手機，俱認定如前。從上開整體犯罪計畫過程中，可見告訴人係遭不法強暴、脅迫行為才交出身上財物、提供手機解鎖密碼，在場之被告對此顯然之犯罪情狀均屬明知，竟未加制止，甚至持告訴人機車鑰匙下樓拿取告訴人機車置物箱財物折返其居住之乙房間，聞訊即趕赴甲房間與楊鳳凰聯手毆打告訴人，以制止其逃跑，反而就上開整體犯罪情狀為行為分擔，最後並取走告訴人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之身分證）及有線耳機，因此即使被告未參與上開以強制行為取得告訴人手機及命其陳報該手機之解鎖密碼，因此等行為與其等不法取得他人財物之犯罪計畫相符，並未脫逸，且被告甚至有如前述過程中在場，並分擔以上開強盜取得告訴人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身分證）及有線耳機等物，並其後共同參與毆打告訴人，並最後取走告訴人上開布製錢包（內有告訴人身分證）及有線耳機等物，依上說明，被告應就上開整體之犯罪結果，負共同正犯之責。至辯護意旨所稱本案在甲房間主動向告訴人質問、向告訴人索要手機、指示被告下樓拿取告訴人錢包者均為楊鳳凰，固非無據，然依上所述，此仍無解於被告共同正犯之罪責。另被告辯稱楊鳳凰於被告將告訴人推倒於地後，又踩踏告訴人，是被告為免告訴人受有更重之傷害，才將楊鳳凰推開而結束打鬥云云，無論屬實與否，同俱無礙於其應就全部結果同負其責之認定。　㈩附表編號3所示布製錢包內，除告訴人之身分證外，究尚有何物，因告訴人所稱：健保卡、提款卡、數百元現金等語，核與證人楊鳳凰一度明確證述之告訴人護照，及被告於本院上訴審首次供承之告訴人員工識別證各節，無一相符，而卷內查無確切證據足認該錢包內除告訴人之身分證外，確另存有健保卡、提款卡、數百元現金，甚或護照、員工識別證等物，依罪疑唯輕原則，本院自無由率予認定，而僅能為該錢包內放有告訴人身分證之認定。　當所取得之物僅具出示證明或鑰匙或相似功能，而不會因取得者之使用減損其所體現之價值時，一般而言，行為人固欠缺長期排斥原持有人對物體現價值所有地位之意圖（所有意圖），惟若行為人欠缺返還意願，依然具所有意圖。經查，案發後告訴人之機車鑰匙乃經留在甲房間現場，未遭楊鳳凰、LALA或被告取走，據告訴人證述屬實（原審卷第297、301 頁）。準此，被告於本案過程中，雖一度持用告訴人之機車鑰匙，然僅重該鑰匙開啟機車置物箱之功能，且該鑰匙並不因被告之該次使用稍予減損價值，本院自難遽認被告及其共犯對該鑰匙具所有意圖；另方面，告訴人之身分證則不僅於案發後遭攜至彩色巴黎餐廳由被告、楊鳳凰聯手檢視，業如前述，且終遭楊鳳凰將之棄置在垃圾場，亦經證人楊鳳凰證述在卷（本院上訴卷第143頁），足見被告及其共犯並無將該身分證返還予告訴人之意，此部分自屬被告及其共犯之本案得手財物。　刑事訴訟程序中法院審判之對象（範圍），乃指起訴書或自訴狀所記載被告之「犯罪事實」；而「犯罪事實」之內容，包括「人、事、時、地、物」等基本要素，亦即指犯罪之時日、地點、行為與結果等與犯罪成立具有重要關係之社會事實而言。就公訴案件而論，因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即為法院審判之對象，並為被告防禦準備之範圍，故其所記載之內容除須足以使法院得以確定審判之範圍外，並須足以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提起公訴，俾得為防禦之準備。且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予以審判，亦為同法第26 8 條所明定，俾免侵害被告之訴訟防禦權而造成突襲性裁判之不當現象（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51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起訴書犯罪事實欄第一段之記載，並未就被告涉犯詐欺取財告訴人2500元之主觀犯意或客觀犯罪行為而為描述，顯然並未起訴被告詐欺取財犯行。而且觀諸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並未記載被告涉犯詐欺取財罪，參以檢察官上訴書亦載明加重詐欺部分未經起訴，顯見檢察官並未起訴被告詐欺取財犯行，併此敘明。　綜上，被告上開所辯，要係飾卸之詞，難予採信，本件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參、論罪一、行為始於著手，著手之際，有如何之犯意，即應負如何之故意責任。犯意變更，係犯意之轉化（昇高或降低），指行為人在著手實行犯罪行為之前或行為繼續中，就同一被害客體，改變原來之犯意，在另一犯意支配下實行犯罪行為，導致此罪與彼罪之轉化，因此仍然被評價為一罪。犯意如何，既以著手之際為準，則著手實行階段之犯意若有變更，當視究屬犯意昇高或降低定其故意責任；犯意昇高者，從新犯意；犯意降低者，從舊犯意，並有中止未遂之適用（最高法院10 1年度台上字第282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關於取得告訴人手機部分，被告既由行為初始之強制犯意，昇高為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之犯意，本案自應從被告昇高後之新犯意評價為一罪。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起訴書所載之被告罪名結夥三人以上強盜罪，雖與本院認定不同，然法條（含項次）無異，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且本院於審理過程中，已明確告知完整罪名以充分保障被告之防禦權（見本院更一卷第158頁）。被告等人向告訴人實施加重強盜行為，並致令告訴人無法自由離去甲房間，該非法剝奪告訴人行動自由行為部分，應屬加重強盜罪之部分行為，不另論罪。被告就所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與楊鳳凰、LALA間存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三、關於被告不符自首減刑之說明：　　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而所謂「發覺」，係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與犯罪之人而言，而所謂知悉，固不以確知其為犯罪之人為必要，但必其犯罪事實，確實存在，且為該管公務員所確知，始屬相當。另裁判上一罪之想像競合犯，其部分犯罪事實有無為偵查機關發覺，是否成立自首，無論從想像競合犯之本質、自首之立法意旨、法條編列之體系解釋，抑或實體法上自首及訴訟法上案件單一性中，關於「犯罪事實」之概念等各個面向以觀，均應就想像競合犯之各個罪名，分別觀察認定，方符合法規範之意旨，若重罪部分非屬自首，不得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大字第3563號、109年度台上字第1850號及110年度台上字第514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員警據報抵達12樓但尚不知確切案發地點、亦不知詳情之狀況下，主動向到場員警指出甲房間即係傷害衝突發生地，並陳明其與已因傷倒臥在地之告訴人乃分屬案件之雙方當事人，乃經本院認定如前。堪認被告係於員警發覺犯罪前，主動陳述本件傷害犯行，而符合自首之情形，然完全未提及強盜財物，是被告就所犯加重強盜犯行，與自首之要件不符，而被告所犯傷害罪、加重強盜罪，係出於同一事件，地點相同，且利用告訴人行動自由受限制之機會而為傷害犯行，行為局部同一，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論以加重強盜之重罪，是被告所犯傷害罪之輕罪部分，雖符合自首規定，但重罪部分之加重強盜罪非屬自首，依上開說明，被告自不得依自首規定減輕其刑，僅得因被告主動供述輕罪即傷害部分之犯罪事實，倘認其確有悔改認過之心，資為犯後態度良好、從輕量刑之依據。四、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又加重強盜罪之法定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同為加重強盜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攜帶槍械強盜而嚴重危害社會治安者，或有強盜過程手段兇狠殘苛，對被害人傷害至鉅者，但亦有強盜過程尚非至殘，或對被害人造成輕微傷害，其強盜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本案加重強盜犯行固無足取，然被告原無動手施暴之情形，係因告訴人擬趁被告離開甲房間下樓拿取錢包之際，突然拿取手機往外衝，為楊鳳凰攔阻，進而彼此拉扯、扭打，被告聞訊趕赴甲房間，方加入徒手傷害告訴人，以防止告訴人逃跑、呼救，且被告未持工具或兇器毆打告訴人，強盜過程尚非兇狠殘苛，又強盜犯行實施時間尚屬短暫，強盜所得亦非甚鉅，且案發後留在現場主動向到場員警指出案發地點，使告訴人得以迅速獲救，事後並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賠償告訴人12萬元，已填補告訴人所受損害，此有原審調解筆錄及被告手機匯款截圖在卷可憑（原審卷第277至278、379至383頁)，堪認被告已因本案而付出相當代價，是本院審酌上情，認倘科以被告法定最低本刑即7年以上有期徒刑，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有情堪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肆、不另為不受理諭知部分：一、公訴意旨以：被告與楊鳳凰共同毆打告訴人而施以強暴等語，雖未另論被告犯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傷害罪嫌。惟起訴書既已載明被告與楊鳳凰共同毆打告訴人成傷之行為，且告訴人已合法提出傷害告訴，自應認此部分之傷害犯行業經起訴，合先敘明。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法院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所涉之傷害部分，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查告訴人業已具狀撤回對被告之傷害告訴，有卷附之刑事撤回告訴狀可查（原審卷第279頁）。是依上揭規定，本應為不受理之諭知。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論罪科刑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如前所述，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伍、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公訴意旨固謂被告本案加重強盜得手之財物，另有附表編號 2所示之機車鑰匙，及同遭告訴人置於錢包內之健保卡、數百元現金，因認被告就此部分亦犯加重強盜罪嫌。惟查，卷內並無確切證據足認附表編號3所示之布製錢包內，確有健保卡、數百元現金；另案發之後，附表編號2所示之機車鑰匙乃經留在甲房間現場，未遭楊鳳凰、LALA或被告取走，自尚難認被告等人對該鑰匙具不法所有意圖，均經本院分別敘明如前，此等部分之犯罪自屬不能證明，惟此等部分如成立犯罪，與本案經論罪科刑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間存有實質上之一罪關係，爰就此等部分均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陸、上訴有無理由之判斷　　原審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㈠被告本案所為，應係犯刑法第330條第1項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強盜罪，而非恐嚇取財罪，原審論處被告犯恐嚇取財罪，尚有未洽；㈡被告與共犯所犯本案得手之財物，尚有附表編號3、4所示之物，原審就此漏未認定，自有未合；㈢檢察官並未就被告向告訴人詐騙2500元性交易對價一事起訴，原判決就該部分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容有未受請求事項予以判決之違誤；㈣原審另認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同為本案犯行之得手財物，亦有違誤；㈤被告聞訊趕赴甲房間後，為制止告訴人逃跑、呼救，有另行起意並徒手毆打告訴人，惟告訴人業於原審具狀撤回傷害告訴，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原審認無法證明被告有與楊鳳凰共同毆打告訴人，並就此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而非不另為不受理諭知，亦有未合。檢察官以前述㈠、㈡、㈢之事項，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且原判決另有前述㈣、㈤之可議，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柒、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共同以性交易引誘告訴人前來甲房間，使告訴人孤立無援，恐懼遭遇不測而致不能抗拒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再斟以被告於本案之中，實居於主導、貫穿全局之關鍵地位，然其於楊鳳凰終經查緝到案前，卻不實將楊鳳凰型塑為本案之主導、操控者，以大幅淡化自身涉案程度，嗣楊鳳凰到案才漸次部分吐露實情，難認有何悔意，惟念被告實際獲得財物之價值非鉅，且於案發後旋即自首輕罪部分之傷害犯行，暨其留在現場第一時間向員警指出甲房間即係案發地，使告訴人得以迅速獲救，後續更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如期履行，如上所述，告訴人並具狀請求對被告從輕量刑（原審卷第 279頁），顯見被告確有積極彌補犯行所生損害之舉措，此部分之犯後態度尚佳；暨本案乃被告初涉刑案，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本院更一卷第57頁），是其並非素行不佳之人。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小孩、過往擔任工程課長，現則從事餐飲師傅，月薪7萬元、需扶養父母之家庭經濟狀況（本院卷第1 58頁）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捌、沒收　　一、告訴人因本案所受之總損失（含財物損失及因傷就醫支出等項），業經其循調解程序，先後自被告、楊鳳凰處實際取償 12萬元、10萬元而獲全額填補，此除前已敘及之調解筆錄、被告手機匯款截圖外，並有楊鳳凰與告訴人之調解筆錄在卷可稽，復經告訴人陳明屬實（另案原審卷第155至156、173 頁），則被告縱曾分受本案犯罪所得，既因已實際以金錢賠付告訴人而難認猶保有該犯罪所得，自再無諭知沒收、追徵之必要。二、楊鳳凰持以共同犯本案所用之鋁棒1支，所有人應係楊鳳凰，被告尚乏實質處分權能，本院自無從對被告為沒收該鋁棒之宣告。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志程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敏惠提起上訴，檢察官高大方、許月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李東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陳美虹附表：編號物品名稱數量 1 iPhone XS Max行動電話（IMEI碼：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號）壹支 2 機車鑰匙壹付 3 布製錢包（內有甲○○之身分證壹張）壹只 4 iPhone有線耳機壹付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30條第1項》犯強盜罪而有第321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

2024-11-25

KSHM-113-上更一-5-20241125-1

簡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152號聲請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柏宏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03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柏宏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拾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壹包（含包裝袋壹只，驗前純質淨重約玖拾參點柒捌公克）沒收。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認定被告陳柏宏之犯罪事實及證據名稱，與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相同，茲引用之（如附件）。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㈡爰審酌被告明知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明定列管之第三級毒品，不得任意持有，竟仍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率爾持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對於毒品流通及社會治安產生潛在威脅，所為實不足取；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尚見悔意，兼衡其所持有毒品數量之價值甚鉅，及其前科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犯罪動機、目的、於警詢自述之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三、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後段規定查獲之第三級毒品，無正當理由而擅自持有者，沒入銷燬之，係專指查獲施用或持有之第三級毒品，尚不構成犯罪行為，而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而言。倘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者，既屬同條例相關法條明文規定處罰之犯罪行為，即非該條項應依行政程序沒入銷燬之範圍，則被告所持有之毒品，即屬不受法律保護之違禁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沒收。查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1包（含包裝袋1只，驗前純質淨重約93.78公克），經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檢出第三級毒品愷他命成分，且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乙節，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在卷可憑（見偵卷第62 頁），可認上開扣案物係屬違禁物，爰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盛裝包裝上開毒品之包裝袋，因與其內所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為查獲之第三級毒品，一併諭知沒收。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五、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本案經檢察官鍾佩宇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簡易庭　　法　官楊青豫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件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敍述理由(須附繕本)，向本庭提出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張明聖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036號　　被　　　告　陳柏宏　　　選任辯護人　吳俁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例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陳柏宏明知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3款所管制之第三級毒品，非經許可不得持有。竟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於民國113年1月13日某時許，在高雄之大世界舞廳，以新臺幣約3萬元之代價，向真實姓名年籍均不詳之某男子購買第三級毒品愷他命1包後，非法持有之。嗣經警於113年2月5日持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法官核發之搜索票，對陳柏宏執行搜索，當場在屏東縣○○鄉○○街00號扣得上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1包（送驗前淨重110.33公克，純質淨重約93.78公克）等物，始查悉上情。二、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移送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陳柏宏於警詢時坦承不諱，並有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1包（純質淨重約93.78公克）可資佐證，復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案物、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等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嫌應堪認定。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嫌。至扣案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1包，請依刑法第38條第1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4 　　日　　　　　　　　　　　　　　　檢察官　　鍾佩宇

2024-11-20

PTDM-113-簡-1152-20241120-1

聲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沒入保證金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160號聲請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具保人吳俁受刑人陳萬濠上列具保人因受刑人犯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沒入保證金（113年度執聲沒字第16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吳俁繳納之保證金新臺幣拾萬元及實收利息，沒入之。　　理　由一、按具保之被告逃匿，保證金已繳納者者，沒入之，刑事訴訟法第118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依上開規定沒入保證金時，實收利息併沒入之，同法第119條之1第2項亦有明定。二、聲請意旨略以：具保人因受刑人犯詐欺案件，經依法院指定提出現金新臺幣10萬元之保證金後，將受刑人停止羈押，茲因受刑人現已逃匿，應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保證金（含利息）等語。三、經查：受刑人經檢察官依其住所傳喚、拘提均未到案執行，經通知具保人偕同受刑人到庭，亦無效果，有送達證書、拘票、拘提報告書在卷可稽，足認受刑人顯已逃匿，自應將具保人繳納之上開保證金及實收利息沒入之。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18條第1項、第119條之1第2項、第121條第 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周宛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趙建舜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2024-11-20

TNDM-113-聲-2160-2024112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殺人未遂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28號上訴人即被告林建佐選任辯護人李代昌律師蘇淯琳律師陳奕豪律師上訴人即被告蘇橋選任辯護人吳俁律師上列上訴人因殺人未遂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78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046、12298、1516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以上訴人即被告林建佐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及刑法第271條第2項之殺人未遂罪；上訴人即被告蘇橋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分別判處罪刑及諭知沒收。核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 3條規定，除原判決誤載被害人姓名羅湘婷，均更正為「羅湘樺」，並補充對被告2人於第二審所提出之辯解不予採納之理由外，其餘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被告林建佐上訴意旨略以：　㈠林建佐雖於原審承認殺人未遂罪名，惟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須有補強證據。林建佐開槍射擊之射程範圍內，並無行人或來車經過，且於開槍射擊前，已對周遭人車狀況進行確認，確保無誤傷或誤殺他人之虞，對「山本億彩券行」前之行經人車，不具殺人之不確定故意。林建佐僅對上述彩券行擊發2發子彈，當時已非營業時間，鐵捲門呈下拉關閉狀態，以為無人在內，又刻意壓低射擊角度，子彈擊中鐵捲門下緣距地面約48至50公分處，射入彩券行後落於門口不遠處，於非營業時間，通常無人在門口處；縱有人位在該處，依子彈行進方向角度，亦不致擊中可能致人於死部位。林建佐與彩券行負責人陳裕霖、曾佩靜夫妻及店員羅湘樺等人，均無深仇大恨，依林建佐羈押期間之就醫紀錄及精神檢查報告，罹有重鬱症、焦慮症，偶有聽幻覺，案發當日因酒後情緒失控，臨時起意而開槍洩憤，僅係警告意思，並無殺人動機及不確定故意，應不構成殺人未遂罪。　㈡林建佐所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及子彈部分，違反義務程度及造成損害非重，已坦認此部分犯行，與被害人達成和解，犯後態度良好，原審量刑尚嫌過重，為此提起上訴等語。三、被告蘇橋上訴意旨則以：　㈠蘇橋於同案被告林建佐開槍前，並不知該槍枝及子彈存在，亦不知林建佐欲往彩券行開槍；事後雖依林建佐指示，搭載林建佐藏放槍枝，但未支配占有槍枝，應無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不構成犯罪。　㈡縱認蘇橋成立上述罪名，亦應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 條第1項自首減免其刑及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原審量刑尚嫌過重，為此提起上訴等語。四、惟查：　㈠林建佐殺人未遂部分：　⒈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則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不論其為「明知」或「預見」，皆為故意犯主觀上之認識，只是認識之程度強弱有別。行為人有此認識，進而有「使其發生」或「任其發生」之意，即具有犯罪之故意，前者為學理上所稱之「確定故意」或「直接故意」；後者則為「不確定故意」或「間接故意」(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90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林建佐於民國112年6月15日20時40分許，搭乘同案被告蘇橋所駕駛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車，停在「山本億彩券行」對面車道路旁，持扣案之非制式手槍，從副駕駛座將手越過蘇橋面前並伸出駕駛座車窗外，朝彩券行開槍射擊2發子彈，其中1發貫穿彩券行鐵捲門，幸未擊中櫃台內之員工羅湘樺等情，為林建佐所自承，並經證人即被害人羅湘樺、同案被告蘇橋指證明確，復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檢察官勘驗筆錄、現場蒐證照片、勘察採證報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112年8月29日刑理字第1126012361號函、扣案彈頭及手槍為證(警卷第453至463、619至632頁；他卷第40 至48頁；偵一卷第218至224、492至493頁；偵三卷第68至73 頁；原審卷第111至115頁)，此部分事實已堪認定。　⒊證人羅湘樺(山本億彩券行店員)於偵查及本院結證稱：當天2 0時30分營業結束後，我將鐵捲門拉下，在店内結算當天營業額，當時店內只有我一個人，店內電燈開著，外面的人從鐵捲門空隙可以看到店內燈光。20時40分左右，我在店内櫃台聽到碰、碰的聲音很大聲，中間有間隔，我聽到第一聲就嚇到。聲音結束後我起來看，發現鐵捲門上有一個洞，我就打電話請老闆娘(曾佩靜)查看監視器，老闆娘叫我報警，警察到場發現地上有1顆子彈，是從外面貫穿鐵捲門最後落在地上，鐵捲門遭人開槍我覺得很害怕，因為我平時結完帳要回家也會經過這個門，如果當天我提早結完帳要回家，靠近鐵捲門可能就會被子彈打中等語(他卷第153至154頁)。核與現場蒐證照片顯示彩卷行鐵捲門有多處空隙，從外面可清楚看見店內燈光等情相符(警卷第455頁)。被告林建佐朝上述鐵捲門開槍射擊時，從鐵捲門空隙外洩燈光已知有人在內，雖因該鐵捲門阻擋視線，不能確認店內之人所在位置，尚非基於確定殺人故意對人射擊；然依鐵捲門上彈孔及店內地面查扣彈頭，所擊發子彈既可貫穿鐵捲門，顯然具有殺傷力，並有擊中門後之人而造成死亡之高度可能性。林建佐既無從確信門後無人或子彈不能穿透鐵捲門，對於開槍射擊鐵捲門可能擊中門後之人而造成死亡之結果自有預見，卻不在意仍決意開槍射擊，足認其主觀上對於店內之人已具有不確定之殺人犯意。又林建佐係在停放彩券行對面車道路肩之車上，朝彩券行開槍射擊，亦有擊中來往人車之高度可能性，此觀證人即民眾林婕皙證稱：當時搭乘男友駕駛車號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行經現場(警卷第430至431頁)，佐以檢察官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顯示上述6756-RN號小客車行經林建佐所在車輛時，因突見林建佐開槍，立刻急煞停住而未敢繼續向前行駛(偵一卷第221頁)，若非反應及時，可能遭開槍擊中而造成死亡結果，足認林建佐主觀上對現場來往人車(行人、駕駛人及乘客)亦具有不確定殺人故意甚明。況且林建佐於原審已坦認殺人未遂罪名，上訴後則翻供否認有不確定殺人犯意，辯稱其開槍射擊前，已確認射程範圍內無人車經過、以為彩券行無人在內、已刻意壓低射擊角度、僅係基於警告意思而無不確定殺人犯意云云，均與前述卷證及其原審自白不符，而不足採信。　㈡蘇橋共同非法持有槍枝及恐嚇危害安全部分：　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又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議，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17號、92年度台上字第372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蘇橋於警詢供稱：我在10幾歲未成年時就認識林建佐，我都叫他「哥哥」，我曾因債務被人家逼債，林建佐有幫我還錢的情分。案發當天中午林建佐用微信打電話給我，叫我到萬丹的「川頁車行」找他。我到達後，林建佐叫我開他的金色BMW雙門跑車(車號000-0000號)載他去枋寮，林建佐在枋寮某處下車，上車後背了1個深色側背包，然後我們返回川頁車行，側背包沒有拿下車，一直放車上。我們整個下午都在川頁車行，直到當天晚上20時，我駕駛同上車輛搭載林建佐從川頁車行出發，由林建佐報路，抵達陳裕霖經營的「山本億彩券行」前，林建佐叫我靠邊停，當我往後看後方有無來車時，坐在副駕駛座的林建佐已經拿著1把手槍，我看到林建佐在上膛，我就嚇到，他叫我身體往後靠一點，他將槍口朝彩卷行門口擊發兩槍，其中有1發卡彈。開完槍後我們從南州上高速公路回到川頁車行。林建佐叫我換開另輛黑色BMW小客車，載他到潮州88橋下的1處空地，將作案手槍藏放在1台報廢車輛右後輪及擋泥板間的夾縫内。然後我們兩人去屏東市的汽車旅館休息，直至隔天早上退房後才各自離開。之後我有跟林建佐去宜蘭，他說要去拜拜，由我開車載他去，在宜蘭2天都跟林建佐一起住汽車旅館，去拜拜是想求大事化小，小事化無。我跟陳裕霖不熟，但我知道他是山本億彩券行老闆。我們開車前往山本億彩券行前，林建佐情緒狀態有點歇斯底里，一路上都在罵髒話。做案槍枝是放在副駕駛座下方的腳踏墊處，裝槍的包包有拉鍊。林建佐是從副駕駛座將手平舉伸到駕駛座窗外開槍，越過駕駛座的我而對外開槍。林建佐在車上時就很氣憤，我從路口直接迴轉過來，停在彩券行對面車道路旁，林建佐在車上拿出槍枝，我迴轉過來看到後嚇到，迴轉過來他就叫我停車，然後他就開槍。作案槍枝當日都由林建佐保管，也是林建佐將槍藏放在那邊。我於112年8月10日帶作案槍枝到潮州分局交給警察扣案，因為我於上週知道林建佐被羈押，才將槍枝帶到警局投案等語(警卷第133至149頁、偵二卷第215至223頁)。　⒊被告蘇橋於原審中自白共同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及恐嚇危害安全犯行，且依蘇橋前述警詢供詞，其與林建佐認識甚久，關係密切，案發當日兩度駕車搭載林建佐前往枋寮及山本億彩券行，事後駕車搭載林建佐逃離現場，偕同前往潮州藏放槍枝，數日後又駕車載同林建佐前往宜蘭拜拜，同吃同住，形影不離，對於林建佐言聽計從，隨傳隨到，顯然具有支配從屬關係，所辯全然不知林建佐持有本件槍彈及前往山本億彩券行之目的云云，已屬可疑。且其明知林建佐至枋寮取得深色側背包後一直放在車上，前往山本億彩券行途中，情緒狀態歇斯底里，沿路都在罵髒話，顯可預見此行目的應係為尋釁報復之類，仍依林建佐指示駕車前往前述彩券行；雖稱　　不知該彩券行地址，卻可直接在前一路口迴轉停靠在彩券行對面車道路旁；迴轉後已見林建佐在車上取出槍枝並將子彈上膛，卻仍能依林建佐指示將車迅速穩妥停靠路旁，依監視器錄影畫面顯示，行車路線並無任何偏移或停頓，不似所辯突受驚嚇之情，反似早已知悉掌握狀況，而精準平順停靠在射擊位置。蘇橋此時既已發現林建佐欲從副駕駛座持槍越過蘇橋面前，伸出駕駛座車窗外朝彩券行開槍，更配合林建佐指示將身體靠後，讓出空間及視線俾利林建佐瞄準射擊，顯與林建佐具有默示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工；復於林建佐開槍後立即駕車載同逃離現場，並聽從林建佐指示返回川頁車行更換車輛，偕同前往潮州藏放作案槍枝後，仍未離去，又與林建佐同住汽車旅館，更同往宜蘭數日拜拜祈福，顯然未有脫離林建佐之意，事後又係蘇橋攜帶作案槍枝前往警局投案並交出槍枝，足認其亦有支配占有上述槍枝。蘇橋於原審中出於任意性之自白，既有上述卷證及經驗法則可補強，堪認為真實。　⒋蘇橋駕車搭載林建佐前往山本億彩券行，並配合指示挪動身體供林建佐開槍，事後載同林建佐逃離現場，偕同藏放作案槍枝，對前述持有槍彈及恐嚇危害安全犯行，已與林建佐間具有默示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屬共同正犯，兩人間形成 1個犯罪共同體，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有參與，應對全部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蘇橋雖稱：我當時開車載他去開槍及藏槍，好像就變成共犯等語(偵二卷第222頁)，惟其既意識到自己為共犯，卻顯無脫離之意，案發後仍持續與林建佐保持聯絡(偵二卷第271頁)，其上訴意旨所辯，顯與前述卷證及其原審中自白不合，難以憑採。　㈢蘇橋所為不符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之自首減刑及刑法第59條之酌減其刑規定要件：　⒈本案查獲經過係員警因被害人報案，經調閱監視器錄影畫面查獲同案被告林建佐涉嫌持槍射擊上述彩券行，復經林建佐於112年8月3日供出被告蘇橋為共犯，蘇橋始於同年8月10日　　到案，主動將作案槍枝交予警方扣案，並自白係其駕車搭載林建佐前往上址彩券行開槍射擊，事後載同林建佐藏放作案槍枝等情，此有林建佐、蘇橋各該警偵筆錄可參。蘇橋既於員警發覺其犯罪後始自白犯行，自不符合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之「自首」減免其刑規定；僅偵查(警詢) 及原審中自白，得依同條例第18條第4項「自白」減免規定減輕其刑，且依該規定係「至多」減輕其刑至3分之2，而非必須減至3分之2 (刑法第66條但書)。　⒉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429號、第2289 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蘇橋與同案被告林建佐均知非制式手槍及子彈乃法律禁止持有之違禁物，仍基於犯意聯絡，而共同持有上述槍彈，由蘇橋駕車載同林建佐前往上址彩券行對面車道擇定開槍地點後停靠路邊，並於林建佐從副駕駛座欲對彩券行開槍時，蘇橋尚配合身體後仰，以利林建佐將手伸出駕駛座車窗外開槍射擊，事後搭載林建佐逃離現場藏放作案槍枝，嚴重危害被害人及民眾之人身安全及社會治安，惡性重大，依其犯罪情狀，客觀上難認有何足以引起同情之可憫之處；況且蘇橋所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經依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減輕其刑後，不再有何情輕法重，即使宣告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形，不符合刑法第59條規定要件，而難邀該規定酌減其刑之寬典(其餘引用原判決記載之證據及理由)。五、原審因認被告林建佐、蘇橋上述犯行，事證明確，分別適用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刑法第271條第2項規定論處。就林建佐所犯殺人未遂罪部分，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未遂犯規定減輕其刑；蘇橋所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部分，依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自白減免其刑規定減輕其刑。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建佐前有傷害、強制、恐嚇危害安全、妨害公務及違反保護令等前科，素行不佳；被告蘇橋則於本件犯罪前，尚無前科，其 2人均知悉非制式手槍及子彈屬違禁物，仍共同持有，對於社會治安已形成潛在危害。林建佐更持上述槍彈，開槍射擊上址彩券行鐵門而殺人未遂，情節及危害相對嚴重，事後並將作案車輛改換車漆及更換車牌，掩飾行蹤而逃亡隱匿，復一度將本案罪責全部推諉於同案被告蘇橋，企圖混淆案情而妨礙偵查，應從重量刑。兼衡被告2人於原審坦承犯行，林建佐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及其2人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暨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暨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就林建佐所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部分，量處有期徒刑5年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8萬元；殺人未遂部分，量處有期徒刑5年6月。就蘇橋所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量處有期徒刑4年，併科罰金6萬元。並就2人前述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說明扣案之槍枝屬違禁物而諭知沒收。本院經核原審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就刑法第57條各款說明其量刑所側重事由及評價，對於上訴意旨所指科刑資料，均已斟酌說明，所處刑度未逾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亦無濫用裁量權限或違反公平原則、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性原則，均屬妥適而未過重，自應予維持。被告2人仍執上訴意旨，分別否認殺人未遂及持有非制式手槍犯行或量刑過重，而指摘原判決不當，已經本院引用原判決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並補充對被告2人於第二審所提出辯解不予採納之理由，論駁如前。核其2人上訴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冠瑢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玲興、李廷輝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莊崑山　　　　　　　　　　　　　　　　　　　法　官　林柏壽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書記官　陳雅芳附件（第一審判決）：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578號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林建佐選任辯護人　許惠珠律師被　　　告　蘇橋指定辯護人　義務辯護人陳慧錚律師上列被告因殺人未遂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1046號、112年度偵字第12298號、112年度偵字第1516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建佐共同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捌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又犯殺人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蘇橋共同犯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處有期徒刑肆年，併科罰金新臺幣陸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林建佐知悉可發射子彈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均為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規定之管制物品，非經許可，不得持有，竟未經許可，基於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及子彈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1月間中旬某日起，在屏東縣○○鎮○○路000號「元鑫租賃商行」處，自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囝仔昌」之人處（無證據證明係未滿18歲之人，已歿），取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非制式手槍1支（下稱本案手槍），及具有殺傷力之子彈（下合稱本案手槍及子彈），置放在上址「元鑫租賃商行」處，而持有之。二、緣林建佐因與址設屏東縣○○鎮○○路00○0號「山本億彩券行」（下稱「山本億彩券行」）負責人陳裕霖發生糾紛，心生不滿，而起意報復。林建佐知悉「山本億彩券行」為營業中之彩券行，又「山本億彩券行」前道路上有不特定人車行經，持本案手槍及子彈向「山本億彩券行」內射擊，子彈之射程可達遠處，彈道、角度非射擊行為人所能準確掌控，極易因子彈發射後所生之殺傷力擊中行經之人車、屋內之人而發生死亡之結果，竟仍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及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持本案手槍及子彈，由蘇橋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車（下稱車號000-0000號車輛）搭載林建佐（副駕駛座）前往「山本億彩券行」，蘇橋竟於112年6月15日知悉林建佐攜帶本案手槍及子彈前往「山本億彩券行」尋釁後，仍與林建佐共同基於恐嚇危害安全、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及子彈之犯意聯絡，駕駛車號000-0000號車輛搭載林建佐前往「山本億彩券行」。其等於112年6月15日20時40分許抵達「山本億彩券行」後，蘇橋駕駛車號000-0000號車輛暫停在「山本億彩券行」對向車道（即屏東縣潮州鎮大同路東往西方向）之路肩，坐在車號000-0000號車輛副駕駛座之林建佐隨即持本案手槍及子彈將手伸出駕駛座車窗外，朝「山本億彩券行」內開槍射擊2次，射程範圍經過有不特定人車行經之大同路東往西及西往東雙向道路，並有子彈1發貫穿「山本億彩券行」之鐵捲門，致「山本億彩券行」之鐵捲門留有彈孔（涉犯毀損部分，未據告訴），以此加害生命、身體及財產之行為，使在場之「山本億彩券行」員工羅湘婷、屋主陳裕霖及店長曾佩靜均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其等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林建佐擊發之子彈，幸未擊中當時仍在「山本億彩券行」內櫃台處之羅湘婷，而倖免於難。後即由蘇橋駕駛車號000-0000號車輛（原金色車身於案發後改漆成白色車身，並改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牌）搭載林建佐離去，其等並將本案手槍藏匿在屏東縣○○鎮○○路00號「三益租賃」旁停車場之報廢車輛內。三、嗣經警獲報後調閱監視器畫面，於112年7月18日15時38分許，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前往林建佐位於屏東縣○○鎮○○路00 巷00號之住所及屏東縣○○鎮○○路000號之居所分別執行搜索，由警扣得如起訴書附表編號2至22所示之物；蘇橋則於112 年8月10日自行向員警提出本案手槍供警扣押，由警扣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而悉上情。四、案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報告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 159條之5定有明文。本判決所引下列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林建佐、蘇橋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169-170、218頁），本院審酌相關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之情形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　㈡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經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應具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㈠訊據被告林建佐、蘇橋對於上開犯行均坦承不諱（見警卷第41 -55、57-59、127-143頁，他卷第554-564、570-572、604-60 6頁，偵二卷第215-223、225-226頁，偵聲二卷第35-39頁，本院卷第58、168、246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陳裕霖、羅湘樺、曾佩靜、證人吳政哲、鄭翊宏、李維昕、林婕皙、林奎吟、黃重元分別於警詢、偵訊之證述（見警卷第281-303、 323-337、381-387、389-395、403-406、417-420、421-424 、425-427、429-432、433-435頁，他卷第34-36、140-144、 152-154、186-189、206-213、258-262、358-361、424-427 頁）相符。㈡此外，並有本院112年度聲搜字第472號搜索票（被告林建佐/屏東縣○○鎮○○里○○路00巷00號、屏東縣○○鎮○○里○○路000號）、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112年7月18日15時38分搜索扣押筆錄（被告林建佐/屏東縣○○鎮○○里○○路00巷00號）、扣押物品目錄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112年7月18日17時44分搜索扣押筆錄（被告林建佐/屏東縣○○鎮○○里○○路000號）、扣押物品目錄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112年9月6日14時27 分扣押筆錄（證人乙○○/屏東縣○○鎮○○路00巷00號）、扣押物品目錄表、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偵查隊112年9月25日偵查報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112年8月10日8時8分搜索扣押筆錄（被告蘇橋/屏東縣○○鎮○○路00號本分局偵查隊）、扣押物品目錄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蒐證照片（本案手槍藏匿地點報廢權利車）、川頁汽車商行員工名冊、川頁車行蒐證照片、截圖、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槍枝性能檢測報告表（警卷第 1-5、83、84、87-93、95-101、105-107、155-163、165、187 -189、379、485-491、499、635-639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偵查隊112年6月15日偵查報告（他卷第4-5頁）、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8月29日刑理字第1126012361號函、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偵查隊112年7月19日偵查報告、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國112年8月7日潮警偵字第1123172 6800號函（偵一卷第6-12、482-485、488頁）、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112年10月26日刑鑑字第1126015770號（偵三卷第68-73頁）、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112年度槍保字第65號扣押物品清單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成保管字第622號扣押物品清單（本院卷第129、161頁）等件在卷可稽。是被告林建佐、蘇橋前開任意性自白，核均與事實相符，均堪以採信。㈢按殺人犯意之存否，固係隱藏於行為人內部主觀之意思，於持槍射擊之情形，就行為人所使用槍枝種類、子彈殺傷力之強弱，其射擊之距離、方向、部位、時間等情，雖不能執為認定有無殺意之絕對標準，然仍非不得盱衡審酌事發當時情況，深入觀察行為人行為之起因、當時所受之刺激，視其下手情形、射擊時間、位置，佐以其所執槍枝種類暨行為後之情狀予以綜合論斷行為人內心主觀之犯意。再按刑法第13條第1項明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同條第2項明定：行為人對於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蓋以認識為犯意之基礎，無認識即無犯意之可言，但不論其為「明知」或「預見」，皆為故意犯主觀上之認識，只是認識之程度強弱有別，行為人有此認識進而有「使其發生」或「任其發生」之意，則形成犯意，前者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900號、100年度台上字第56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學理上亦稱間接故意、未必故意），法條中「預見」二字，乃指基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可以預料得見如何之行為，將會有一定結果發生之可能，亦即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包含行為與結果，即被害之人、物和發生之事），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3890號判決要旨參照）。是以，直接故意須對構成要件結果實現可能性有「相當把握」之預測；而未必故意則對構成要件結果出現之估算，祇要有一般普遍之「可能性」即為已足。查：　⒈本院審酌被告林建佐持以射擊之本案手槍及子彈，於擊發後子彈已飛越雙向二車道，並貫穿鐵捲門後飛落至室內地面，足見本案手槍及子彈確實均具有殺傷力無疑。而持具有殺傷力之槍枝射擊子彈，因子彈速度甚快、攻擊力強、殺傷力大，每使人不及反應，難以防禦、躲避，且非受專業訓練者，更難精確瞄準射擊部位，殺傷範圍甚廣，極易造成重大傷亡。又因子彈經擊發後具有穿透人體之力量，實有傷及體內臟器，或造成血管破裂大量失血，而生死亡結果之可能，此係眾所周知之常識，為一般具有普通社會智識經驗之人所得共同認知者。　⒉被告林建佐於為本案犯行時年已34歲，且有高職畢業之學歷等情（見本院卷第45頁），足徵被告林建佐具有相當之學識、社會經歷，對於上情自應知悉。參以，被告林建佐於偵查中供稱：我一到「山本億彩券行」的對街我就開槍，我先開了1槍，調整後又成功擊發1槍，我從副駕駛座擊發，當時手勢平舉、伸出駕駛座窗外開了2槍，開完槍後我就叫蘇橋趕快開車走等語（見他卷第554-564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當時去「山本億彩券行」是1個店面的4層透天厝，我知道本案開槍地點是人家的營業處所兼住家，我當時朝「山本億彩券行」擊發子彈2發，當時我是在對向車道，我和「山本億彩券行」中間有隔一個車道多的距離，當時這個路段我開槍時旁邊有車，我沒有辦法確定「山本億彩券行」裡有沒人，我知道本案手槍有殺傷力，我連開2槍知道手槍和子彈有可能會擊中人等語（見本院卷第58頁）。　⒊另觀以，被告林建佐持本案手槍及子彈朝被害人羅湘婷所上班、被害人陳裕霖及曾佩靜所居住，並在1樓經營「山本億彩券行」之鐵捲門射擊時，當時正值晚間20時40分許，甫經「山本億彩券行」對外營業時間至20時30分許，「山本億彩券行」之鐵捲門剛關上不久，當可預見「山本億彩券行」內尚有人在，且案發當時非三更半夜、無人之時，案發地點亦非偏僻荒蕪之地，本案發時現場道路來往及臨停車輛甚多，被告林建佐持本案手槍及子彈射擊時，係對著「山本億彩券行」鐵捲門正中央射擊，射程範圍經過有不特定人車行經之大同路東往西及西往東雙向道路等情，此有上開案外車輛駕駛與乘客等目擊證人證述、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及現場照片等在卷可證。是由被告林建佐上揭所述，及其下手開槍之時點、射擊方向、內心對於被害人陳裕霖存有不滿及怨意等主、客觀情節總體觀之，顯可認定被告林建佐行為當時，其主觀上已預見其持本案手槍及子彈朝「山本億彩券行」鐵捲門正中央射擊，很可能因此擊中被害人羅湘婷、陳裕霖、曾佩靜或雙向道路上行經之不特定人，造成中槍者因大量失血而導致死亡，卻仍為宣洩其情緒，持本案手槍及子彈朝「山本億彩券行」內射擊；堪認被告林建佐主觀上確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㈣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2人上開犯行，均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增訂第5條之3、第9條之1、第20條之3 等條文，並修正第4條、第5條之2、第13條、第18條、第20 條之1、第25條等條文，已於113年1月3日經總統公布，自11 3年1月5日起生效（另同條例增訂第13條之1、第20條之2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之）。惟本次修法與被告2人於本案所應適用之條文無涉，尚無論述新舊法比較之必要，合先敘明。　㈡是核被告林建佐就事實欄一、所為，係犯現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同條例第12 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具殺傷力子彈罪；就事實欄二、所為，係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被告蘇橋就事實欄二、所為，係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同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具殺傷力子彈罪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又恐嚇罪係屬危險犯，倘已進而為實害之殺人未遂行為時，則依實害行為吸收危險行為之法理，僅依犯殺人未遂罪論處，是被告林建佐對被害人3人恐嚇危害安全之低度行為，為殺人未遂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被告林建佐、蘇橋就本案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即附表編號1 所示之非制式手槍部分）、具有殺傷力之子彈及恐嚇危害安全罪部分，自112年6月15日20時40分前之某時許（即被告林建佐將本案手槍及子彈放置在車號000-0000號車輛與被告蘇橋共同持有時）起，而後其等藏匿本案手槍在屏東縣○○鎮○○ 路00號「三益租賃」旁停車場之報廢車輛內，至經警查扣為止之期間內，俱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林建佐自111年11月中旬某時許，其開始持有本案手槍及子彈時起，至112年8月10日8時許，為警查扣為止，均為持有行為之繼續，皆應論以繼續犯之實質上一罪。　㈤按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則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3295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林建佐於事實欄二、所示之犯行中持槍射擊子彈2發之行為，侵害上開被害人之法益係屬同一，且各自係於同日之緊密時間先後所為，時間相當密接，其各自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實無從加以割裂評價，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參照上開說明，自屬接續犯。　㈥按非法持有槍砲彈藥刀械等違禁物，所侵害者為社會法益，如果持有之客體種類相同（同為手槍，或同為子彈者），縱令持有客體有數個（如數枝手槍、數顆子彈），仍為單純一罪，不發生想像競合犯之問題；若同時持有二不相同種類之客體（如同時持有手槍及子彈），則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上競合犯（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5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⒈被告林建佐同時持有具殺傷力非制式手槍1支及具有殺傷力子彈2顆部分，分別屬於單純一罪，而被告林建佐以一持有行為，同時觸犯上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及非法持有具殺傷力子彈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處斷。　⒉被告蘇橋於上揭期間內同時持有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把及具殺傷力之子彈2顆，復為上開恐嚇危害安全之行為分擔，可認被告蘇橋共同持有本案手槍及子彈之目的，在於遂行本案犯行，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故被告蘇橋所涉未經許可持有非制式手槍、子彈及恐嚇危害安全罪，亦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　　㈦按行為人為犯特定罪而持有槍、彈，並於持有槍、彈後即緊密實行該特定犯罪，雖其持有槍、彈之時地與犯特定罪之時地，在自然意義上非完全一致，然二者仍有部分合致，且犯罪目的單一，依一般社會通念，認應評價為一罪方符合刑罰公平原則，如予數罪併罰，反有過度評價之疑，與人民法律感情亦未契合；是於牽連犯廢除後，適度擴張一行為概念，認此情形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固屬適當。惟若原即持有槍、彈，以後始另行起意執槍犯罪，則其原已成立之持有槍、彈罪與嗣後之犯罪，即無從認係一行為所犯，而應依刑法第50條併合處罰（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695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林建佐持有本案手槍及子彈之初（即111年11月中旬某時許），尚無持之為殺人之意，係於持有槍、彈之後，（至112年6月15日20時40分許）始萌生殺人之意，其持有本案手槍及子彈期間長達8月以上，有相當時間之差距，則被告林建佐持有本案手槍及子彈之罪，實無從逕以之遽認被告林建佐持有本案手槍及子彈時即存有後續將以之作為殺人使用之意圖，自應與其後續所犯之殺人未遂罪分論併罰。　　㈧刑之減輕：　⒈被告林建佐就事實欄二、有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被告林建佐於事實欄二、所示之殺人犯行，已著手於開槍擊發殺人行為之實行，惟並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度減輕其刑。　　⒉被告蘇橋就事實欄二、有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規定之適用：　⑴被告蘇橋行為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1項、第4 項業於113年1月3日修正公布施行，於同年月0日生效，修正後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關於自白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參照刑法第62條修正意旨，採得減主義，將「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修正為「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並無有利於行為人之情形，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應適用行為時之法律即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 條第4項。而按犯本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定有明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減輕其刑之規定，其立法本旨在鼓勵犯上開條例之罪者自白，如依其自白進而查獲該槍彈、刀械之來源供給者及所持有之槍彈、刀械去向，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時，既能及早破獲相關之犯罪集團，並免該槍彈、刀械續遭持為犯罪所用，足以消彌犯罪於未然，自有減輕或免除其刑，以啟自新之必要，故犯該條例之罪者，雖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若並未因而查獲該槍砲、彈藥、刀械之來源及去向，即與上開規定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要件不合；依上開規定必須被告將自己原持有之上揭違禁物所取得之來源，與所轉手之流向，交代清楚，因而使偵查犯罪之檢、調人員，得以一併查獲相關涉案者；或因而防止他人利用該違禁物而發生重大危害治安之事件，始符減免其刑之要件（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934號、96年度台上字第 1962號、99年度台上字第564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規定，依其犯罪型態，兼有來源及去向者，固應供述全部之來源及去向，始符合上開規定。但其犯罪行為，僅有來源而無去向，或僅有去向而無來源者，祗要供述全部來源，或全部去向，因而查獲或因而防止重大危害治安事件之發生時，即符合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並非謂該犯罪行為，必須兼有來源及去向，始有該條項之適用。否則情節較重者（兼有來源及去向），合於減免之規定，情節較輕者（僅有來源而無去向，或僅有去向而無來源），反而不合於減免之規定，豈不造成輕重失衡（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130號、96年度台上字第7613 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161號、103年度台上字第29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蘇橋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均已自白犯行，並供述其所持有之本案手槍之來源即為同案被告林建佐，且本件確因被告蘇橋於偵查中具體提供資訊，並據實供述本案手槍之來源，因而查獲同案被告林建佐非法持有本案手槍及子彈之犯行等節，有被告蘇橋警詢及偵訊筆錄等件存卷可考（見警卷第127-143頁，偵二卷第215-223、225-226頁）。又被告蘇橋係與同案被告林建佐共同持有上開本案手槍及子彈，僅有來源而無去向，足認被告蘇橋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自白，並供述全部槍彈之來源因而查獲，合於上開自白供述之要件，依修正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8條第4項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⒊被告林建佐及蘇橋均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⑴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林建佐之辯護人主張：殺人未遂部分請本院引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起訴書論述被告林建佐有擊發多槍之事實，被告蘇橋去起出槍枝時，裡面沒有子彈，現場錄影畫面或現場勘驗報告只看到1枚子彈彈孔，我們認為客觀證據顯示，檢察官主張被告林建佐有持續擊發多槍與卷內證據不合，被告林建佐擊發子彈，但位置約落在一般人膝蓋，其行為不該，或許有不確定故意，但其應無確定殺人行為，現場錄影畫面或行車紀錄器顯示，道路上並無明顯車輛往來，其擊發子彈並非完全罔顧人命，無造成人實質傷害，其已與被害人3人和解，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等語（見本院卷第247、255-261頁）；被告蘇橋之辯護人主張：被告蘇橋對不法持有槍彈部分於本院審理時已坦承，其於112年8 月10日跟員警把槍取出供警扣押，犯後態度良好，請審酌被告蘇橋當時搭載被告林建佐去「山本億彩券行」途中才知道被告林建佐攜帶本案槍彈要去射擊恐嚇，射擊部分其事前沒有與被告林建佐謀議，被告林建佐犯後把槍藏在報廢場車輛內，被告蘇橋無接觸到手槍，其行為與一般實際上有著手射擊、恐嚇危安，甚至意圖販賣而陳列槍枝者相較，惡性較輕，造成社會危害程度較低，其所犯最輕本刑5年以上徒刑過重，本罪無法易科罰金，其才真正知道其行為這麼嚴重，其年輕、一時失慮，請庭上給其1次機會，請依59規定減輕其刑等語（見本院院卷第248-249、253-254頁）。　⑶然槍枝、子彈均為我國法律禁止持有之物，為一般大眾所周知，本院審酌被告林建佐於本案所持有具殺傷力之手槍及子彈之種類及數量，被告蘇橋共同攜之，並駕車搭載被告林建佐前往「山本億彩券行」尋釁，客觀上可認其等所為對於社會秩序、治安之危害程度嚴重，對他人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均潛藏高度風險；況被告蘇橋見被告林建佐欲朝被害人店面射擊，尚配合移動身體，俾利被告林建佐遂行犯行，事後協助逃亡，並協助藏匿本案手槍，惡性重大，固縱令被告蘇橋係初犯且犯後坦承犯行，在客觀上猶顯乏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情狀。又本案被告林建佐僅因與被害人陳裕霖有糾紛，即率爾持本案手槍及子彈朝被害人陳裕霖之處所射擊，足見其主觀上惡性更劇。是難認被告2人於本案有何情堪憫恕或法輕情重之情狀。至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上開所指犯後態度等節，應逕依刑法第57條審酌即可，無刑法第59條適用之餘地；又開槍射擊部分，公訴意旨本無主張被告蘇橋有與被告林建佐有殺人未遂之犯意聯絡。是以，辯護意旨認本案被告林建佐及蘇橋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均非可採。　　　㈨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林建佐於本案發生前有公共危險、傷害、過失致死、意圖營利聚眾賭博、強制、恐嚇危害安全、妨害公務及違反保護令等案件之前科紀錄，素行不佳；被告蘇橋於本案發生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前科紀錄，素行尚可，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被告林建佐及蘇橋知悉具殺傷力手槍及子彈均屬違禁物，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許可不得持有，竟具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1支及具殺傷力之子彈2顆而持有之，觀之其等持有之槍枝及子彈數量非微，對社會治安已造成高度之潛在危害，尤其近來因已有多處發生持槍行兇或以行刑式槍殺被害人之犯罪事件，民眾對於槍彈氾濫深感恐懼；而被告林建佐持有本案手槍及子彈之後，更持以開槍射擊而犯下前述之殺人未遂案，足認被告林建佐此部分之犯罪情節及所生危害相對嚴重，且其於案發後隨即逃匿，並將犯案車輛外觀顏色改漆及更換車牌，隱匿及變造證據，更一度將本案罪責全推諉予被告蘇橋，企圖混淆案情、妨礙檢警偵辦，自應加以從重非難。兼衡被告林建佐於偵查中矢口否認殺人未遂犯行，被告蘇橋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一度否認犯行，其等於本院審理時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均勉可。被告林建佐與被害人陳裕霖、羅湘樺及曾佩靜已達成和解，有和解書3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 7-71頁）。併考量被告林建佐及蘇橋犯罪之動機、手段、目的暨其等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246-24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併就罰金刑部分，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按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期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意旨參照）。被告林建佐本案所犯之罪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依上揭裁定意旨，為被告林建佐之利益，本院於本案判決時不定其應執行刑，併此敘明。　四、沒收：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係未經許可不得持有之違禁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隨同於被告林建佐所犯之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宣告沒收。又被告林建佐係持附表編號1所示之手槍為殺人未遂之犯行，此據被告林建佐供述及證人即被告蘇橋證述明確如前，亦屬供其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林建佐所有，亦應依刑法第38 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隨同於被告林建佐所犯之殺人未遂罪宣告沒收。　㈡至其餘扣案物，雖經被告林建佐自承為其所有，然均無積極證據認定該等物品與本案有何關連性，爰均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冠瑢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吉泉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鈴淑　　　　　　　　　　　　　　　　　　法　官　陳政揚　　　　　　　　　　　　　　　　　　法　官　沈婷勻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5　　日　　　　　　　　　　　　　　　　書記官　張語恬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未經許可，製造、販賣或運輸制式或非制式火砲、肩射武器、機關槍、衝鋒槍、卡柄槍、自動步槍、普通步槍、馬槍、手槍或各類砲彈、炸彈、爆裂物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轉讓、出租或出借前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無期徒刑或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而犯前二項之罪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徒刑者，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未經許可，持有、寄藏或意圖販賣而陳列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供自己或他人犯罪之用，以強盜、搶奪、竊盜或其他非法方法，持有依法執行公務之人所持有之第1項所列槍砲、彈藥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第1項至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卷別對照表簡稱卷宗名稱警卷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潮州分局第00000000000號卷他卷屏東地檢112年度他字第1764號卷偵一卷屏東地檢112年度偵字第11046號卷偵二卷屏東地檢112年度偵字第12298號卷偵三卷屏東地檢112年度偵字第15163號卷偵聲一卷屏東地檢112年度偵聲字第149號卷偵聲二卷屏東地檢112年度偵聲字第169號卷聲押卷屏東地檢112年度聲押字第148號卷聲羈卷屏東地院112年度聲羈字第150號卷本院卷屏東地院112年度訴字第578號卷附表：編號品名數量備註 1 非制式手槍（含彈匣1個） 1支 ⒈送鑑手槍1枝（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認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擊發功能正常，可供擊發適用子彈使用，認具殺傷力。 ⒉出處：偵三卷第68-73頁，本院卷第161頁

2024-11-14

KSHM-113-上訴-328-20241114-3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06號上訴人即被告梁欽狄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謝弘章上訴人即被告劉建林選任辯護人蔡佳燁律師上訴人即被告江樸城選任辯護人吳俁律師上訴人即被告謝仲凱選任辯護人許琬婷律師（法扶律師）上訴人即被告謝豐文選任辯護人謝以涵律師（法扶律師）張齡方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76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1707、1170 8、14894、16459、16580號，111年度偵字第1889、1890號），提起上訴，暨第二審移送併辦（併辦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 113年度偵字第8332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事實及理由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梁欽狄、劉建林、江樸城、謝仲凱、謝豐文及其等之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已明示只對原審判決之刑的部分提起上訴，至於原審所為之事實、沒收等，則不在上訴範圍（參本院卷第286至287頁），依前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之刑的部分，進行審理。二、被告等人之上訴意旨：㈠被告梁欽狄上訴主張：被告梁欽狄已供出毒品來源上手「吳澄程」，並經檢警查獲「吳澄程」起訴在案，然原審竟認為「吳澄程」販賣毒品的時間均在本案被告梁欽狄販賣毒品之後，而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規定減刑，顯有未恰；縱認被告梁欽狄無法依上開規定減刑，請考量被告梁欽狄確實供出毒品上手，有效斷絕毒品之擴散及流通，及被告尚有年邁身障之親屬需被告梁欽狄撫養，請依刑法第59 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云云。　㈡被告劉建林上訴主張：被告劉建林為早產兒，父親患有精神疾病，故被告劉建林自幼較為駑鈍，但心性善良，並獨力工作撫養爺爺、奶奶及生病的母親，本案因同案被告梁欽狄借住被告劉建林處，因被告梁欽狄日常生活均會幫忙，故請求被告劉建林拿東西給江樸城時，因人情壓力被告劉建林不得不幫忙，並非被告劉建林自始謀為圖利而犯下本案，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云云。　㈢被告江樸城上訴主張：本案被告江樸城經警釣魚偵查查獲後，即供出上游梁欽狄，並一一指明「網拍群組」內之同案被告，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一㈠部分亦係「網拍群組」之成員犯案，僅因員警未詢問此犯行而未及供出，此部分仍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而被告江樸城於本案角色係屬末端，與大量販售之毒梟或盤商有所差距，犯後均坦承犯行，且有正當工作，係因一時失慮方犯下本件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之宣告云云。　㈣被告謝仲凱上訴主張：被告謝仲凱案發時年僅19歲，且無前科，本案係因購毒者與同案被告梁欽狄談妥毒品交易價格、數量後，才委由被告謝仲凱交付毒品，屬犯罪集團之末端，又本案販賣毒品之數量非鉅，對象僅有1人，與大盤毒梟牟取暴利之情形有別，於犯後均坦承犯行，態度良好，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云云。　㈤被告謝豐文上訴主張：被告謝豐文於警方詢問時，第一時間就供出蔡昇佑為購毒者，有刑法第62條自首減刑之適用；請審酌本案僅有1次犯行，係因蔡昇佑請託，被告謝豐文才向同案被告梁欽狄詢問貨源，本身並未獲得任何報酬，比較像幫助施用毒品之人，非大量販售之盤商，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云云。三、上訴之論斷：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部分：　⒈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係指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之資訊，使具有調查或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據以破獲者而言。其「查獲」係屬偵查機關之權限，查獲「屬實」與否，則為法院職權認定之事項。故倘被告經查獲後供出其毒品來源之線索，自應由偵查機關負責調查核實，法院原則上依訴訟進行程度，向相關偵查機關查詢，並根據偵查機關已蒐集之資料綜合判斷，據以論斷被告所為是否符合上述減、免其刑規定之要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371號刑事判決參照）。本案被告梁欽狄雖於警詢時陳述本案各次毒品來源為通訊軟體微信暱稱「天九」之吳澄程，供檢警追查（見警一卷第25至27頁），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就吳澄程販賣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等予被告梁欽狄之犯罪事實提起公訴，並由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629號判決吳澄程有罪，復檢察官提起上訴，經本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172 號撤銷改判，判決吳澄程有罪，另並由高雄地檢署回函有因被告梁欽狄之供述而查獲上手且等情，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697、8279、21890號起訴書、上開判決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民國112年3月10日雄檢信朝111偵369 7字第11290183660號函附卷為憑（見原審院卷第411、413至 445頁），然紬繹上開起訴書及判決書內容，吳澄程販賣第三級毒品咖啡包予被告梁欽狄之時間點分別為110年10月13 日21時許、110年10月17日21時25分稍前某時，均是在被告梁欽狄本案各次犯行之後（本案被告梁欽狄最後一次犯罪時間為110年10月2日），則依上開說明，難認被告梁欽狄為上開各次犯行之毒品來源即為吳澄程。是以，偵查機關顯然並未因被告梁欽狄之供述而查獲本案各次其他正犯或共犯，自無上開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之適用。是被告辯稱：被告梁欽狄有供出毒品來源為吳澄程，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予以減刑云云，難認有理。 ⒉另被告江樸城雖辯稱：其有供出上游梁欽狄，並一一指明「網拍群組」內之同案被告，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一、㈠部分亦係「網拍群組」之成員犯案，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云云。惟被告江樸城為警查獲時，僅供述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一、㈢部分之事實及上手，未曾供出其亦涉犯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一、㈠之犯行，有被告江樸城警詢筆錄在卷可查（參警二卷第5至12頁），是被告江樸城既然從未陳述上開犯行，自無從認為其已具體提供該次犯行之毒品來源資訊，使員警知悉而發動偵查，並據以破獲，縱被告江樸城於警詢時有陳述「網拍群組」之成員真實身分，亦難以之特定上開成員亦涉犯原審判決犯罪事實一、㈠之犯行，自無從認被告江樸城該次犯行已供出毒品來源，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本院自不得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故被告江樸城上開所指，為本院所不採信。　㈡刑法第59條部分：　⒈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行為人之犯罪動機為何，犯罪所得之多寡及其主觀惡性、情節是否與長期、大量販賣毒品之毒販有別等，僅屬得於法定刑內審酌量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35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此觀同法第60條：「依法律加重或減輕者，仍得依前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意旨自明。而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亦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審認、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10 5年度台上字第34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案被告梁欽狄、劉建林、江樸城、謝仲凱、謝豐文固均主張其等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云云。然被告等人均明知毒品具有成癮性及危險性，戕害人體身心健康甚鉅，且為國家嚴格查緝之違禁物，仍無視政府之禁令，販售第三級毒品予他人，意圖擴大毒品之流通範圍，對社會風氣及治安不無造成危害之虞，客觀上無何情堪憫恕或特別之處，況毒品於國內流通日益氾濫，對社會危害之深且廣，此乃一般普遍大眾皆所週知，苟於法定刑度之外，動輒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更不符禁絕毒品來源，使國民遠離毒害之刑事政策。況被告梁欽狄、劉建林、江樸城、謝仲凱、謝豐文分別經原審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刑法第 25條第2項等規定減刑後，其宣告刑分別為被告梁欽狄（有期徒刑3年9月、3年8月、2年，定執行刑4年7月）、被告劉建林（有期徒刑3年8月、1年11月，定執行刑4年2月）、被告江樸城（有期徒刑3年8月、10月，定執行刑3年10月）、被告謝仲凱（有期徒刑3年9月）、被告謝豐文（有期徒刑3 年8月），客觀上均已非重度之宣告刑，自無量處減輕後之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依上開說明，均無援引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減其刑之餘地；至被告5人上訴所指，有供出上手避免毒品擴散、犯罪情狀、個人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節，均看不出與其等之犯罪間，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致於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之情形，本院自無從動輒適用刑法第 59條規定，而違反禁絕毒品來源，使國民遠離毒害之立法誡命。故被告5人上開上訴主張，亦為本院所不採。　㈢刑法第57條部分：　⒈原審認被告梁欽狄、劉建林、江樸城、謝仲凱、謝豐文等人有罪部分之犯行均罪證明確，分別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1項、第2項、刑法第25條第2項等規定減刑後，並審酌被告5人均明知毒品具有成癮性、濫用性，非但足以殘害人體之身心健康，且多有施用致死之案例，並助長社會不良風氣，而易滋生相關犯罪問題，均為國家嚴格查緝之違禁物，竟無視國家對於查緝毒品之禁令，仍為各自為本案各次販賣第三級毒品行為供他人施用，不僅擴大毒品之流通範圍，更戕害他人身體健康，更助長毒品氾濫，足令購毒及施用者沉迷於毒癮而無法自拔，不僅助長施用毒品之惡習，且危害國民身心健康及社會風氣，並對於治安亦有負面影響，渠等所為誠屬不該。惟念被告梁欽狄、劉建林、江樸城、謝仲凱、謝豐文犯後坦承犯行，且被告梁欽狄犯後積極配合警方查緝毒品來源，顯見被告5人尚有悔悟之意，犯後態度尚佳；復參酌所幸被告梁欽狄、劉建林、江樸城就原審判決事實欄一、㈢所示犯行係因警方查緝毒品來源而無購買真意，方阻止毒品流通於外；並考量被告5人各自販賣第三級毒品之次數、各次之數量、金額、獲利、對象、參與犯罪之程度；兼衡被告5人分別自陳其學經歷、家庭、工作及收入之家庭經濟狀況，暨渠等各次犯罪目的、手段、情節，以及被告劉建林、江樸城、謝仲凱前無刑事犯罪紀錄之素行、被告梁欽狄、謝豐文之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告梁欽狄有期徒刑 3年9月、3年8月、2年，被告劉建林有期徒刑3年8月、1年11 月，被告江樸城有期徒刑3年8月、10月，被告謝仲凱有期徒刑3年9月，被告謝豐文有期徒刑3年8月；另酌以「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並綜合斟酌被告梁欽狄、劉建林、江樸城各次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數罪所反應其等人格特性與傾向等一切情狀，分別定被告梁欽狄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7 月，被告劉建林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2月、被告江樸城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10月，經核原審任事用法核無違誤，量刑亦屬允當。　⒉被告梁欽狄、劉建林、江樸城、謝仲凱、謝豐文雖各執前詞上訴主張原審量刑不當云云。然按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本案原審所量定之刑罰，已兼顧被告等5人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並不違背比例原則、公平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至被告等人上訴意旨所指犯罪情狀、家庭生活狀況、犯後態度等節，已經原審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後予以科刑，均如上述，且被告梁欽狄、劉建林、江樸城、謝仲凱、謝豐文等人互為共同正犯，本應就其各別所犯之犯罪事實，同負其責，且原審就被告等5人之犯行，亦僅在最輕處斷刑之上，略加數月，已屬偏輕之刑，是原審所為之酌量科刑，既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本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從而，被告5 人上訴意旨主張原審量刑不當，請求從輕量刑云云，亦不可採。　㈣此外，因原審所量處及所定之執行刑，均已逾有期徒刑2年，與刑法第74條所定緩刑之要件有所不符，故被告劉建林、江樸城、謝仲凱等人請求為緩刑之宣告，於法即有不合，尚難准許。㈤綜上所述，本件被告5人之上訴意旨指摘原審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以及原審量刑不當、未宣告緩刑等情，均係就原審之適法行使及已經原審裁量、說明之事項，依憑己意，再事爭執，自非可採。從而，本件被告梁欽狄、劉建林、江樸城、謝仲凱、謝豐文之上訴均無理由，應予駁回。四、本案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8332號移送併辦意旨所載犯罪事實，與起訴之事實完全相同，為同一事件，依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大字第991號刑事裁定意旨，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敘明。五、原審諭知無罪部分，因檢察官未上訴而確定，自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正中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劉宗慶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官簡志瑩法官李政庭法官王俊彥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書記官郭蘭蕙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5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07

KSHM-113-上訴-506-20241107-1

金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37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蔡勝吉選任辯護人吳俁律師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188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蔡勝吉幫助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負擔，並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事　實一、蔡勝吉已了解目前社會上詐騙案件層出不窮，並已預見將銀行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他人使用，恐遭利用作為人頭帳戶，而為詐欺集團收取犯罪所得，以掩飾、隱匿不法所得之來源，竟仍基於縱有人利用其所提供之金融帳戶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罪工具，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2 年4月11日早上某時，在高雄市○○區○○路000號高鐵左營站內置物櫃，將其所申辦臺灣銀行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臺灣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真實姓名不詳之成年人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使用。嗣該詐騙集團之成員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之犯意聯絡，於111年11月初某時起，透過網路軟體Line暱稱「黃善誠」、「林佳慧」、「客服經理-林俊文」向林忠正訛稱：可加入軟體「Sftimo」操作虛擬貨幣投資獲利云云，致林忠正因而陷於錯誤，而於112 年4月11日11時16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60萬元至李宥霖（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另案偵辦中）所申設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國信託帳戶）內後，旋於同日11時22分許，轉匯64萬3,600元至臺灣銀行帳戶內，旋由詐騙集團某成員轉帳或提領一空，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詐欺所得之來源。嗣林忠正發覺有異而報警處理，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林忠正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小港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業經檢察官、被告蔡勝吉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金訴卷第217、218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金訴卷第216、222、223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忠正於警詢之證述相符(偵卷第9至16頁)，復有林忠正與詐欺集團成員LINE 對話紀錄截圖（偵卷第37至63頁）、「Sftimo」投資APP頁面截圖（偵卷第29至35頁）、李宥霖中國信託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偵卷第87至89頁）、被告臺灣銀行帳戶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偵卷第90之1至93頁）、被告高鐵取票交易歷史紀錄截圖（偵卷第127頁）、被告與詐欺集團上游Telegram對話紀錄截圖（偵卷第128至130頁）、取款車手及林忠正面交照片截圖（偵卷第25至27頁）等件附卷可憑，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之說明：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一規定係規範行為後法律變更所生新舊法律比較適用之準據法。而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乃因各該規定皆涉及犯罪之態樣、階段、罪數、法定刑得或應否加、減暨加減之幅度，影響及法定刑或處斷刑之範圍，各該罪刑規定須經綜合考量整體適用後，方能據以限定法定刑或處斷刑之範圍，於該範圍內為一定刑之宣告。是宣告刑雖屬單一之結論，實係經綜合考量整體適用各相關罪刑規定之所得。宣告刑所據以決定之各相關罪刑規定，如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須同其新舊法之適用（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754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另按刑法及其特別法有關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依其性質，可分為「總則」與「分則」二種。其屬「分則」性質者，係就其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或減免，使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亦因此發生變更之效果；其屬「總則」性質者，僅為處斷刑上之加重或減免，並未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自不受影響。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雖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查此項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經總統於112年6月14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200050491號令修正公布（於112年6月16日施行，下稱前次修正），嗣再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971號令修正公布（113年8月2日施行，下稱本次修正），涉及本案罪刑部分之條文內容歷次修正如下：　⑴關於一般洗錢罪之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度，本次修正（含前次修正）前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第14 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二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三項）」；本次修正後，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原第14條移列至第19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第一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二項）」。　⑵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前次修正前即被告行為時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前次修正後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本次修正後移列至第23 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⒋本次修正雖對洗錢行為之構成要件文字有所修正，然不過係將現行實務判解對修正前第2條各款所定洗錢行為闡釋內容之明文化，於本案尚不生新舊法比較對被告有利或不利之問題，然關於刑之部分，經本次修正後顯有不同，爰依罪刑綜合比較原則、擇用整體性原則，選擇較有利者為整體之適用。茲就本案比較新舊法適用結果說明如下：　⑴如適用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規定，本案被告係幫助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而幫助犯洗錢罪，雖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法定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且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法第14條第3項另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此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從而被告行為時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殆無疑義。又被告係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其處斷刑之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7年以下。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為自白，依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其處斷刑之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　⑵如適用現行即本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茲因被告於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依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法定刑之範圍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又被告係幫助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其處斷刑之範圍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5年以下。而被告於偵查中未自白犯罪，縱其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仍與本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2項規定不合，不得以該規定減輕其刑。　⑶據上而論，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罪刑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案自應整體適用現行即本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論處。　㈡次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之認識，而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而言；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係出於幫助之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經查，被告雖有將臺灣銀行帳戶資料交由詐欺集團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所用，然此交付帳戶資料之行為尚非詐欺取財罪或一般洗錢罪之構成要件行為，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其他參與、分擔詐欺告訴人或於事後提領、分得詐騙款項之舉，故被告係以幫助他人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一般洗錢罪。被告以提供臺灣銀行帳戶資料之一行為，幫助詐欺集團成員詐騙告訴人，侵害其財產法益，並使該集團隱匿詐騙所得款項而觸犯上開罪名，應認係以一行為觸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犯修正後一般洗錢罪處斷。又被告未實際參與洗錢犯行，所犯情節較正犯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輕率交付臺灣銀行帳戶予詐欺集團遂行詐欺取財，並幫助詐欺集團隱匿贓款金流，除助長犯罪歪風、增加司法單位追緝犯罪之困難，亦造成告訴人金錢損失、破壞社會信賴，且告訴人受騙匯入之款項，經詐欺集團旋即轉匯、提領後，便加深追查之難度，切斷犯罪所得與犯罪行為人間之關係，更增加告訴人向施用詐術者求償之困難，所為應值非難；惟念及被告終能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另酌以被告已與告訴人和解，且現已依約履行 3期之賠償金額，而有彌補告訴人部分損失，告訴人並具狀表示請求就被告從輕量刑並給予附條件緩刑宣告之意見，有本院調解筆錄、刑事陳述狀、被告匯款紀錄及其與告訴人之 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查(金訴卷第197至200、235至243頁)；再衡以被告就本案犯行僅係處於幫助地位，較之實際詐騙、洗錢之人，惡性較輕，暨本案告訴人所受損害金額，及被告提供1個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使用等犯罪情節；兼衡被告無前案紀錄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暨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學識程度、經濟及家庭生活狀況（見金訴卷第22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徒刑及罰金刑部分均諭知如主文所示易科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㈤緩刑宣告　　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本院審酌被告已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且目前尚能按時履行調解筆錄之賠償方案，復考量告訴人具狀表示請予被告從輕量刑及附條件緩刑之意見，再斟酌本案被告之犯罪情節及被害金額等一切情狀，堪認被告受此次偵審程序及科刑判決之教訓後，當能知所警惕，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又被告既已表明願依附表所示條件賠償告訴人之損失，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諭知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負擔，已履行部分則予扣除。又為促使被告日後得以知曉尊重法治之觀念，並避免心存僥倖，本院認有另賦予一定負擔之必要，爰審酌被告犯行之不法程度、現在之生活狀況及資力水準等情，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併諭知其應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務。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併付保護管束，俾由執行機關能予適當督促，以觀後效。若被告未能遵守上開緩刑所附之條件，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本院撤銷被告緩刑之宣告，附此敘明。四、沒收部分之說明：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現行法為第25條第1項）修正為：「犯第19條、第20 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本案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及刑法相關規定。　　㈡被告交付臺銀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成員並未獲取報酬一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見金訴卷第223頁），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確有獲取不法利益，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㈢依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經查，本案洗錢之財物，業經詐欺集團成員提領或轉匯一空，而未留存於上開臺灣銀行帳戶，此經本院認定如前，且依據卷內事證，並無法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為免該未被查獲之洗錢客體在其他共犯或第三人之案件中經查獲而經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宣告沒收，以致有同一客體被重複沒收之風險，尚無從就本案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廖偉程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吟、李白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冠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書記官　　莊琇晴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緩刑所附負擔內容備註被告應向告訴人林忠正給付新臺幣10萬元，自113年8月15日起至清償完畢止，每月為1期，按月於每月15日以前給付新臺幣1萬元。即本院113年度雄司附民移調字第1213號調解筆錄第一項

2024-11-07

KSDM-113-金訴-337-20241107-1

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訴字第342號聲請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即被告黃婭熙選任辯護人吳俁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7197、7198、7199、10422、1067 9、11350、12441、12505、13620、13713、13817、13818、1423 6、14237、15501、15502、15503、15504、15525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如附表所示之扣押物准予發還黃婭熙。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黃婭熙所有如附表所示之手機前經警方執行搜索扣押在案，然該手機並非起訴書證據清單所載之證據，相關毒品交易對話截圖亦非自該手機擷取，顯與本案無關，為避免手機內儲存之被告亡母照片因手機長期未開機、充電而遺失電磁資料無法回復，聲請發還扣押物等語。二、按扣押物未經諭知沒收者，應即發還；又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發還之，刑事訴訟法第317條前段、第14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三、經查，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於民國112年4月9日在高雄市○○○路000 號之大帝國舞廳2樓沙發區，扣押聲請人所有如附表所示手機在案，有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查。惟該扣押之手機除據聲請人供稱非屬其販毒行為所用之物等語在卷，卷內亦無證據可認與聲請人之本案犯行有關，復未經檢察官起訴書聲請宣告沒收，即難認該支手機係屬應沒收或可為證據之物。又經本院徵詢檢察官意見後，檢察官亦同意發還，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10月18日函文可參，是該扣押物應無繼續留存之必要者，爰不待案件終結，准予發還聲請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前段、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裕凱　　　　　　　　　　　　　　　　　　法　官　　葉芮羽　　　　　　　　　　　　　　　　　　法　官　　陳力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 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吳采蓉附表：編號扣押物數量備註 1 iPhone 14 pro手機（搭配門號：0000000000號） 1支即起訴書附表二編號10所示手機

2024-11-05

KSDM-113-訴-342-20241105-1

聲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

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249號聲請人即被告陳柏宏選任辯護人吳俁律師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113年度重訴字第4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與其父、兄共同承攬水電工作，被告經羈押後，水電工作僅餘被告之父、兄2人施作，工作負擔甚重，而被告之兄於民國113年10月 23日因工作時不甚至高處墜落，受有外傷性腦出血、鎖骨骨折之嚴重傷勢，仍於加護病房治療中，現僅餘被告之父獨立施作水電工程，恐有因遲延而違約遭求償之情形，且被告之兄亦有2名未成年子女需扶養，被告一家之經濟壓力沉重，亟需被告返家幫忙；又本案已於113年9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被告並未更易前詞，坦然面對責任，被告之家庭羈絆深且重，自小即居住在屏東縣萬丹鄉，並無逃亡之動機與能力，爰請求以具保、限制住居及定期至派出所報到等手段替代羈押等語。　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聲請停止羈押，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法院究應否准許其等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首應審酌法院當初羈押被告之理由是否仍繼續存在，次應檢視被告是否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14條不得駁回聲請之情形，再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 規定斟酌有無繼續羈押被告之必要性，以為論斷。而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自許由法院按照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刑事訴訟法第 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不得駁回者外，准許與否，該管法院有裁量之權（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6、21號判例要旨參照）。三、經查：　㈠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前經本院訊問後，認其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製造第二級毒品罪嫌疑重大。又被告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重刑可期，考量被告將來遭判處之刑度非輕，衡諸常人面臨遭判處重刑之壓力，極有可能逃匿以規避後續審判程序進行及刑罰執行，又被告始終供稱本案尚有提供製毒資金、原料及器具之共犯未到案，且此部分仍經檢警持續偵查中，另被告對已到案共同被告所涉犯行亦多所維護，且此部分共同被告尚未進行準備程序，有相當理由認為被告有逃亡及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羈押原因，且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程序，而有羈押之必要，裁定自113年5月6日起執行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復因被告與其他共同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已坦認全部犯行，檢察官、被告與其他共同被告，及其等辯護人均未聲請傳喚證人，本院認已無對被告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於113年7 月16日裁定解除禁止接見、通信，另先後裁定自113年8月6 日、113年10月6日起執行延長羈押迄今在案。㈡被告固以前揭情詞為由，請求停止羈押，惟本院認被告雖坦承犯行，然其所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罪，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法定刑非輕，且經鑑定結果，被告製造完成之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已逾235公斤，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6月18日刑理字第113607 2467號鑑定書及毒品純質淨重換算表在卷可考，足見被告製造毒品之規模甚鉅，雖因其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經本院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刑，仍判處有期徒刑8年（原訂於113年10月31日宣判，因颱風假順延至113 年11月1日宣判），遭判處之刑度非輕，衡諸人趨吉避凶之常情，自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畏刑而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羈押原因。再考量被告本案所涉製造毒品犯行為毒品案件之開端，且如前所述，所製造完成之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已逾235公斤，倘順利流出市面，對於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之侵害甚鉅，而本案雖已宣判，然尚未確定，且當事人仍有提起上訴之可能，審酌前情，難期被告於後續審判程序能如期到庭，或於判決確定後能如期到案執行，故為確保上訴之審理程序順利進行，及日後案件確定時之執行，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對被告維持羈押應屬適當，且合於比例原則，目前並無從以具保等其他方式予以替代，而仍有羈押之必要性。至於被告所述其家庭狀況等情，縱認屬實，亦與是否維持羈押之考量無涉，此外，本案亦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定不得駁回停止羈押聲請之情形，是被告請求准予停止羈押，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程士傑　　　　　　　　　　　　　　　　　　法　官　謝慧中　　　　　　　　　　　　　　　　　　法　官　吳昭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敘述抗告之理由抗告於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5 　　日　　　　　　　　　　　　　　　　　書記官　林靜慧

2024-11-05

PTDM-113-聲-1249-20241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