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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338號上訴人即被告詹柏宸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7 78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調偵字第2332號、112年度調偵字第1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詹柏宸犯刑法第 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判處拘役59日，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之標準為新臺幣1,000 元折算1日，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於案發當下並無驗傷，而且告訴人與證人是朋友關係有串證可能，被告並無攻擊告訴人，是告訴人攻擊被告，被告之母親也在場，但一審法院並不採信被告母親的證詞。被告根本沒有對告訴人出手，告訴人何來之傷勢，法院應該對證人及告訴人測謊，而且要調監視器，證人有可能是跟告訴人串證的。法官還要再傳所有的證人，被告當時也有因車禍而受傷，在被告全身是傷的情況下怎麼可能會攻擊人，反而是告訴人於案發後三日才去驗傷，其傷勢之可信度很低，被告當時之身體狀況不可能打人，請求傳證人林淑美、楊采臻等語。三、本院查：原審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定被告於110年9月1日晚間確有在系爭宮廟，與告訴人發生口角爭執，而以腳踢攻擊告訴人下體，致告訴人受有原審判決事實欄所述之傷害犯行，均依據卷內證據詳為指駁論述，且就被告否認犯罪之辯解如何不足採信，亦一一說明其理由，並無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處。被告雖仍執前詞上訴否認犯罪，並請求本院傳訊證人林淑美、楊采臻。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時均未到庭答辯及說明調查證據之必要性，本院自難加以審酌。而證人林淑美係被告之母親，於原審已傳喚到庭作證行交互詰問（詳原審卷附113年9月25日審判筆錄），並於判決理由中說明證人林淑美之證詞如何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詳原審判決第8頁理由貳、一、（四）、３），及原審亦詳予說明告訴人雖係事後驗傷，惟其所提診斷證明書之證明力如何可以為本案之佐證（詳原審判決第7-8頁理由貳、一、（四）、３），及亦說明被告聲請對證人測謊無調查之必要（詳原審判決第8頁理由貳、一、（四）、３）。被告仍執前詞上訴否認犯罪，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朱柏璋提起公訴，檢察官劉異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吳炳桂　　　　　　　　　　　　　　　　　　　法　官　孫惠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於衡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778號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詹柏宸（原名詹朝宗）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字第233 2號、112年度調偵字第1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詹柏宸犯傷害罪，處拘役伍拾玖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詹柏宸（原名：詹朝宗）於民國110年9月1日23時許，由其母親林淑美陪同至新北市○○區○○○路00號3樓宮廟（下稱系爭宮廟）內收驚，因故與在宮廟內之詹志榮（所涉傷害、公然侮辱、毀損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發生口角爭執，詹柏宸竟基於傷害之犯意，以腳踢攻擊詹志榮下體，致詹志榮受有骨盆挫傷、男性外生殖器官挫傷等傷害。二、案經詹志榮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亦定有明文。經查，證人即告訴人詹志榮（下稱告訴人）於警詢之陳述及偵訊時未經具結之供述（見110年度偵字第441 17號卷【下稱偵卷㈠】第31頁正反面、111年度調偵字第472 號卷【下稱調偵卷㈠】第17至18頁、111年度調偵字第2332號卷【下稱調偵卷㈡】第4頁反面、第7頁、第15至16頁），以及證人蔡玉葉、呂玥朣、陳寶雲於警詢中之證述，其性質均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並無證據能力，而告訴人及證人蔡玉葉、呂玥朣、陳寶雲均於本院到庭具結作證，所言核與其等於警詢及偵訊時之陳述內容大致相符，而本案並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所規定例外容許傳聞證據具有證據能力之情形存在，揆諸前揭規定，告訴人警詢及偵訊時未經具結之陳述，以及證人蔡玉葉、呂玥朣、陳寶雲於警詢之陳述，均無證據能力。至於證人蔡玉葉、呂玥朣、陳寶雲於偵查時之證述，為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官前所為陳述，並經依法具結，查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上開規定，均應認有證據能力。二、被告另爭執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110年9月3日診斷證明書（下稱系爭診斷書，見111年度偵字第29038號卷【下稱偵卷㈡】第21頁）之證據能力，惟醫師執行醫療業務時，不論患者是因病尋求診療，或因特殊目的而就醫，醫師於診療過程中，應依醫師法之規定，製作病歷，此一病歷之製作，均屬醫師於醫療業務過程中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且每一醫療行為均屬可分，因其接續之看診行為而構成醫療業務行為，其中縱有因訴訟目的，例如被毆傷而尋求醫師之治療，對醫師而言，仍屬其醫療業務行為之一部分，仍應依法製作病歷，則該病歷仍屬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與通常之醫療行為所製作之病歷無殊，自屬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稱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而診斷證明書係依病歷所轉錄之證明文書，自仍屬本條項之證明文書（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666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系爭診斷書既係由醫生依法製作之病歷轉錄之診斷證明書，核係業務上之特信性文書，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三、其他本判決書所引用之證據（詳如後述），公訴人及被告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卷附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均已知情，而未聲明異議，本院認該等傳聞證據作成時之狀況，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　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伊當天並未打告訴人，也沒有踢告訴人，伊當時遭告訴人整個壓制住，如何能踢告訴人？告訴人一直打伊的頭，伊只有推開告訴人的動作而已。系爭診斷書記載告訴人受傷，可能是醫生依告訴人口述所為之記載，且是告訴人於案發後第3天去驗傷，難以證明告訴人確有受傷。至於證人蔡玉葉、呂玥朣、陳寶雲與告訴人均認識，應該有串證，其等證述不可採，請求測謊等語。經查：（一）被告於110年9月1日23時許，由其母親即證人林淑美陪同至系爭宮廟內收驚，與在宮廟內之告訴人有所對話，翌(2 )日，被告則單獨再次前至系爭宮廟找告訴人要求賠償手機損壞之費用等情，為被告所不否認，並經證人蔡玉葉、陳寶雲於偵訊時證述明確。嗣被告旋於110年9月3日4時許，至警局提告告訴人於110年9月1日、同年9月2日在系爭宮廟內，涉嫌對其傷害、公然侮辱及毀損；告訴人遂於被告提告同日（即110年9月3日）至醫院驗傷，經診斷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又依員警通知於110年9月4日以被告身分接受詢問時，亦對被告提告本件110年9月1日被告之傷害犯行、110年9月2日被告涉嫌傷害及恐嚇犯嫌，嗣經檢察官偵查後，就被告提告告訴人部分，以及告訴人提告被告110年9月2日傷害及恐嚇部分，以111年度調偵字第23 32號、112年度調偵字第198號均為不起訴處分等情，有被告及告訴人之警詢筆錄、系爭診斷書、上開不起訴處分書（見調偵卷㈡第41至45頁）在卷可稽，以上事實，均堪認定。（二）關於告訴人所受如系爭診斷書所載傷勢之成因，業據告訴人於審理時結證：110年9月1日伊在系爭宮廟，是因為伊的岳父剛過世沒幾天，想去宮裏問要燒什麼金紙比較好，那天在宮裏的還有蔡玉葉、呂玥朣、陳寶雲，然後被告及被告的媽媽與乾妹妹也有來，被告突然抓狂，主因是他媽媽騙他去宮裡，他媽媽跟宮主講說他那天出2次車禍要去宮裡收驚，被告本身不太有意願，宮主要幫他收驚的時候，他跟他媽媽發生口角，之後宮主要幫他用，他氣沖沖地拿安全帽作勢要打宮主，伊跑到前面把他擋開，手有碰到他的胸部，伊就這樣推不要讓他靠近，他又突然抓狂就踢伊、打伊，踢伊的下體很多下，伊的下體因此才會受傷，當天伊想說算伊倒楣、息事寧人，伊的岳父剛過世，伊不要搞一些有的沒有的事，所以當下沒去驗傷，結果第2天（即110年9月2日）他又跑到宮裏，一進門就抓住伊說伊用壞他的手機，又對伊踢下體，伊才覺得不要再息事寧人，所以第3天就去驗傷，驗完傷後才去派出所報案，被告則在伊之前就先去報案了等語（見院卷第103至107頁），核其證詞具體明確，且與在場證人蔡玉葉、呂玥朣、陳寶雲於偵、審中之證詞（詳後述）大致相符，佐以被告於偵訊中亦曾自承：「（問：你有與詹志榮發生扭打嗎？）確實有，但是詹志榮先出手攻擊我，我認為我的行為是出於防衛，至於有無踢詹志榮的下體，因為扭打過程激烈，我又被勒住脖子，所以我應該是出於自我防衛才如此做」等語（見調偵卷㈠第25頁反面），足見當時雙方應有發生肢體衝突，被告已非全無傷害告訴人之動機；參以告訴人於 110年9月3日之驗傷結果，確實顯示其受有骨盆挫傷、男性外生殖器官挫傷之傷害，此亦有系爭診斷書在卷可證，經核告訴人受傷勢、部位，與其證述之遭攻擊部位、手段所可能造成之傷勢種類、身體部位傷害均悉相吻合，益證告訴人證稱係遭受被告踢踹下體而受有系爭診斷書所載之傷害乙節非虛。（三）次查，被告確有本件傷害犯行，尚有下列在場證人之證述內容可資佐證：　　１、證人蔡玉葉於偵訊中具結證稱：伊是系爭宮廟之宮主，1 10年9月1日是被告的母親帶被告、女兒到場收驚，原因是要做收驚及超渡冤親債主，但被告一下要、一下不要，伊就說這樣不正常，被告就拿安全帽好像要打人的樣子，告訴人就走到被告旁邊說「少年仔，不要這樣子，到旁邊坐（台語）」，被告就將告訴人的手撥開並說「你要打我喔」，告訴人就說「我哪有要打你」，被告就先出手要打告訴人，告訴人就抓住他的手，接著被告就出腳踢告訴人的下體，告訴人就說我是做公親，你敢打我，然後告訴人也有出手打被告，此時伊跟被告的母親都在旁邊將他們2人拉開；至於第2天即110年9月2日，伊與告訴人、詹雅琪在打麻將，被告進來宮廟並沒有踢告訴人的下體，踢下體是前一天的事等語綦詳（見調偵卷㈡第4頁反面至第5頁）；嗣於本院審理時，仍證稱：案發當天伊有罵被告，被告他不高興要走，他要回去的時候拿安全帽，要叫他媽媽走但他媽媽不走，因為伊要幫他媽媽收驚，伊罵被告白目，被告拿箸安全帽，告訴人以為被告要拿安全帽打伊，所以就站起來要勸被告，被告叫告訴人不要管，結果就吵起來，被告就打告訴人，告訴人為了要防備就抓被告的手，然後被告就踢告訴人下體至少有2、3下，結果第2天告訴人又來說他手機遭告訴人弄壞掉了，他們2人就吵起來，吵完架告訴人就離開了等語（見院卷第107至110頁）。　　２、證人呂玥朣於偵訊中結證：110年9月1日當天被告與他母親及1個女生進來說要收驚，被告跟他母親好像有口角，陳寶雲就在旁邊收驚，後來收到一半被告就說他不收了，就去拿安全帽準備離開，他母親就去拉他，此時告訴人也去拉被告，被告以為告訴人要打他，就將安全帽丟地上並踢告訴人下體等語（見調偵卷㈡第5頁反面）；嗣於本院審理時，仍證稱：當天被告有用腳去踢踹告訴人下體，第1下告訴人有閃掉，可是後面一直來告訴人就有被踢到等語（見院卷第110至113頁）。　　３、證人陳寶雲於偵訊中結證：110年9月1日當天被告的母親說被告最近運勢不好要來收驚，後來被告與他母親就起了爭執，伊就請告訴人去瞭解一下，叫被告不要對母親態度不好，告訴人就過去對被告說「年輕人，火氣不要那麼大」，被告就出手打告訴人，告訴人遂以雙手抓住被告雙手，被就出腳踢告訴人的下體等語（見調偵卷㈡第6頁正反面）；嗣於本院審理時，仍證稱：被告當時手有包紮，說出車禍要來宮裡收驚，他媽媽不知道跟他說什麼他就不高興，本來轉頭拿著安全帽要走，後來又拿箸安全帽進來，那個感覺好像作勢很氣怒的意思，伊就想說這樣不對，就叫伊的老公即告訴人去跟被告說他不要激動，告訴人只是上去說年輕人不要這麼激動，被告就用腳踢告訴人下體，被告在踢時伊老公直覺反應先抓他的手，就一直躲他，然後他一直踢，有踢到等語（見院卷第113至116頁）。　　　經審酌前揭3位證人於偵、審中之證述前後一致，並無瑕疵，且對於被告於案發日是否有以腳踢踹告訴人下體之重要事項，其等均證述確有目睹，所述內容相互吻合，核與告訴人證述情節及系爭診斷書顯示之告訴人傷勢暨受傷部位相符，應係基於事實所為之陳述。被告雖質疑前揭3位證人證詞之可信性，惟審酌被告於偵訊中即曾自承：案發當天有與告訴人發生扭打，至於有無踢告訴人下體，因為扭打過程激烈且又被勒住脖子，所以伊應該是出於自我防衛才如此做等語（見調偵卷㈠第25頁反面）業如前述，亦即不否認有與告訴人肢體扭打及踢告訴人下體（惟辯稱係基於正常防衛），已與前揭3位證人所述情節大致相符，參以證人蔡玉葉對於告訴人提告被告於第2天即110年9月2 日亦有對告訴人傷害乙節，其始終證稱：被告只有第1天（即本案）踢告訴人下體，第2天沒有傷害告訴人等對於告訴人有利之證詞（檢察官將之作為認定被告110年9月2 日傷害犯嫌不足之理由之一而對被告為不起訴處分），足認其並無偏頗設詞誣陷被告之情形，堪認其證詞及與其證詞一致之證人呂玥朣、陳寶雲之證述內容，均係基於事實所為之陳述，足堪採信且得作為告訴人前揭證詞之佐證，從而被告確有於前揭時、地以腳踢攻擊告訴人之事實，已堪認定。（四）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　１、被告於警詢時，原係辯稱：伊並未發生車禍，當天是全身完好無傷去系爭宮廟收驚，因與告訴人宗教理念不合而起爭執，是告訴人攻擊伊致其受傷，伊全身上下的傷都是遭告訴人攻擊所致，伊沒有攻擊對方，伊僅有防禦及閃躲等語（見偵卷㈡第10至12頁）；於偵訊時，則改稱有與告訴人發生扭打及踢告訴人下體（惟辯稱係基於正常防衛）等語如前所述；嗣於本院審理時，則又改口辯稱：沒有踢，只有推開告訴人等語。核其前後辯詞不一，已難採信，且其於警詢辯稱110年9月1日至系爭宮廟時並未受傷乙節亦與現場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見偵卷㈠第16至17頁）不符而顯非事實，益證其辯詞之可信度甚低。　２、被告雖又辯稱告訴人是案發後第3天才去驗傷，系爭診斷書恐係醫生依告訴人口述記載傷勢，未能證明其受傷等語。惟查，告訴人雖係於110年9月3日驗傷，然其未於案發日當下驗傷之原因業經其說明原委如前所述，且係被告先對其提出告訴，其之後亦欲提出告訴始驗傷取證，尚與常情未悖，況其驗傷取證日期係在案發日後數日內，仍在臨床上傷勢仍可驗出之合理期間內所為之取證，而前揭傷勢是被記載於系爭診斷書之診斷欄，亦即係經醫師診斷後認定屬實所為之記載，顯非僅憑告訴人之口述，佐以被告確實有以腳踢告訴人下體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則以腳踢他人下體會造成他人受有前揭身體部位之傷勢符合常理，前揭傷勢與被告攻擊部位、手段悉相吻合，足認告訴人確實因被告之攻擊而受有前揭傷勢，從而被告此部分所辯，亦不足採信。　３、被告之母即證人林淑美雖於本院證稱：伊只有看到告訴人捶被告的頭等語（見院卷第168至170頁），惟此部分之證述內容，僅係關於告訴人是否有傷害被告乙節之相關證述，尚難以此作為對被告有利認定之證據。至於被告聲請對相關證人測謊乙節，本院審酌本件係依被告於偵訊中曾為之供述內容、告訴人及證人蔡玉葉、呂玥朣、陳寶雲之結證以及系爭診斷書等綜合事證，認定被告確有本件傷害犯行，因認被告前揭聲請並無調查必要，附此敘明。（五）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並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傷害犯行事證明確，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三、爰審酌被告乃智識成熟之成年人，當知應以理性方式解決衝突糾紛，竟採取前揭傷害手段傷害告訴人成傷，所為非是，並審酌其犯後矢口否認犯行，難於量刑上對其為有利之考量，惟念及其犯後於110年9月7日尚知尋求與告訴人和解並簽立和解書（不為任何賠償之和解，見偵卷㈠第15頁和解書，惟嗣後雙方均未撤回對彼此之告訴）之犯後態度，暨斟酌告訴人所受傷勢及對本案表示之意見，以及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被告自陳大學肄業之教育程度、從事汽車服務專員、月入約新臺幣3萬多元、須扶養父母及外婆、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儆懲。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朱柏璋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書伃到庭執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十庭　法　官　王麗芳

2025-03-27

TPHM-113-上易-2338-20250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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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24號上訴人即被告黃勝維選任辯護人王苡琳律師王文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844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104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黃勝維為址設桃園市○○區○○○街000巷00號家庭理髮之理髮師，於民國112年3月30日19時許，在上開地點為余安邦刮鬍子時，本應注意使用剃刀為客人刮鬍子時，應小心用刀，以免刀刃刮傷客人，而斯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卻疏未注意，使用剃刀不慎，刮傷余安邦左臉頰，致其受有左臉撕裂傷1.5 公分之傷害。嗣余安邦報警處理，查悉上情。二、案經余安邦訴請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黃勝維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證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就上開證述之證據能力均陳稱：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52 至53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亦未就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此等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故揆諸前開規定，爰逕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例外有證據能力。二、另本院以下援引之其餘非供述證據資料，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期日對其證據能力均表示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53至54頁），另關於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2項規定，證物如為文書部分，係屬證物範圍。該等可為證據之文書，已依法提示或告以要旨，自具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據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黃勝維矢口否認過失傷害犯行，其辯稱：在我為告訴人余安邦刮完鬍子當下，雙方都沒有發現有左臉撕裂傷的情形，告訴人卻事後說有被我刮傷，依據診斷書及受傷部位照片顯示該傷口頗深，這個情況當下一定會流血，但當下雙方都沒有發現有此傷口，證明這傷口不是我造成的云云。經查：㈠、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為告訴人刮鬍子，而告訴人於案發當晚有因左臉撕裂傷前往醫院就診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余安邦證述明確（見偵卷第15至16頁、第39至41頁；原審卷第 39至45頁），另有合康醫院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17頁）、傷勢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9頁）、被告理髮店名片（見偵卷第21頁）、藥單（見偵卷第51頁）、受傷照片翻攝時間照片（見偵卷第57頁）為證，且被告亦坦承確有此情。㈡、至告訴人所受傷勢確係被告於為告訴人刮鬍子服務過程中不慎造成此節，業據證人余安邦證稱：我有於112年3月30日19 時許到○○○街000巷00號家庭理髮店剪髮和刮鬍子，過程中我有感覺到痛，我以為是被告刮到青春痘了，因為我沒有想到會被割傷，所以沒有當場反應。當天我是最後一個客人，所以結束後我就回家了。後來回到家照鏡子一看臉頰有一個一字型被割傷的刀痕，我就返回被告店裡本要質問被告，但被告已經休息了，我當天沒有找到被告，但我當天有去看醫生並開立診斷證明書。我隔天又去找被告，但他那天沒有開店，之後是清明連假我要出遠門，等回來後再找被告，我有向被告反應他把我弄傷的事情，但被告不承認等語（見原審卷第40至41頁），另佐以告訴人所提供之診斷證明書、受傷照片及照片拍攝時間資料（見偵卷第17至19頁、第57頁），被告確實於112年3月30日晚間8時即拍攝受傷部位照片，更於當天即前往合康醫院進行治療，此與告訴人所為證述均相符，衡以該受傷照片拍攝時間及診斷證明書開立時間與案發時間相距極近，且告訴人與被告間並無仇隙，僅為理髮店之顧客與店主之關係，告訴人當無無端自傷以誣陷被告之可能，由此可徵告訴人所受傷勢確可能係被告於為告訴人服務過程中不慎造成。又衡以告訴人所提供受傷部位照片顯示，告訴人臉頰確有一長約1.5公分之撕裂傷，且該撕裂傷略有1至2 公厘寬度，明顯係銳利物於皮膚橫向刮動而造成，此與告訴人指訴遭被告於刮鬍子過程中不慎刮傷此情相符，由此更顯告訴人指訴該傷勢係遭被告刮傷此情應屬可信。㈢、至被告雖一再辯稱於刮完鬍子後雙方均未發現流血及此傷勢等情，然衡以該受傷照片，該撕裂傷傷痕不深，應係表皮遭輕微刮傷，則該刮傷未必會立即流血，自不能僅以雙方未立刻發現該傷勢即推論告訴人所受傷勢並非被告所造成，是被告所辯應不足採信。被告又辯稱：本案除告訴人指訴外別無其他證據可資補強，自應做對被告有利之認定等語，然告訴人之指訴有翻拍照片及開立診斷證明書時間補強，另有該傷勢照片可資審酌，經本院權衡全部卷內證據後，認客觀證據均與告訴人指訴相符而得認被告過失傷害犯行，是本案自非僅有告訴人單一指訴，被告上開所辯亦不足採。衡以被告以剃刀為告訴人刮鬍子，自應注意該剃刀之使用，避免造成告訴人受傷，且案發當下並無特殊而不能注意之情況，然被告疏未注意因此造成告訴人受有左臉撕裂傷1.5公分之傷害，被告自具有過失無訛。㈣、綜上所述，被告過失傷害犯行自堪以認定，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卸責之詞而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及駁回上訴之理由：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原審以被告涉犯過失傷害罪，依法論罪，並審酌被告之過失程度、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新臺幣2萬5,000 元，並諭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否認犯行，而以前揭辯解指摘原判決不當，然其所辯各節俱非可採，業經本院指駁、說明如前，被告上訴並無理由，自應予駁回之。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振榕提起公訴，由檢察官賴正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許文章　　　　　　　　　　　　　　　　　　　法　官　商啟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潘文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TPHM-114-上易-24-202503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侵占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309號上訴人即被告艾慧芳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侵占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540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677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艾慧芳犯侵占離本人持有物罪，處罰金新臺幣壹萬參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米白色便當袋壹個（棕色提把)、摺疊傘壹把、筆電充電線壹個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艾慧芳於民國112年7月26日上午8時14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 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至臺北市○○區○○○ 路0段00號附近停放後，步行至臺北市○○區○○路0段00號捷運南港展覽館站(下稱本案捷運站)欲搭乘捷運，在該站內之女廁(下稱本案女廁)，見陳宥喬所有之米白色便當袋1個（棕色提把，內含摺疊傘1把、筆電充電線1個，下稱本案便當袋）遺落該處洗手臺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脫離本人持有物之犯意，拾取本案便當袋後將之侵占入己。嗣經陳宥喬發現本案便當袋遺失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監視器錄影畫面，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陳宥喬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本院審理範圍：　　依上訴人即被告艾慧芳（下稱被告）上訴書狀所載及本院審判中所述，係就原判決之全部提起上訴，是本院乃就原判決全部為審理，合先敘明。二、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 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檢察官及被告對於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爰認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檢察官及被告均未主張排除其證據能力，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認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間，不詳之人騎乘本案機車至臺北市○○區○○○路0段00號附近停放後，步行至本案捷運站欲搭乘捷運，上開不詳之人並進出本案女廁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占離本人持有物之犯行，辯稱：案發當日我沒有騎乘本案機車至本案捷運站，本案機車曾經失竊，後來有找回來。本案捷運站廁所外監視器拍到的人不是我，我並沒有撿到及侵占本案便當袋。檢察官無法提出當天我有進出本案捷運站之悠遊卡刷卡紀錄，不能僅以承辦員警之證述作為判決有罪之依據云云。　　　㈡經查：　⒈上開時間，不詳之人騎乘本案機車至臺北市○○區○○○路0段00 號附近停放後，步行至本案捷運站欲搭乘捷運，上開不詳之人並進出本案女廁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且有捷運站廁所前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騎乘車號000-000號機車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113年1月9日北市警南分刑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檢附之内政部警政署智慧分析系統車牌軌跡、監視器系統車牌辨識查詢翻拍畫面在卷可稽（見偵26772卷第11、12、28至33、49至51、80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⒉告訴人陳宥喬（下稱告訴人）於本案女廁，將其所有之本案便當袋放置於洗手臺上，之後遭不詳之人拿走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見偵26772卷第8、9、 22、23頁)。再觀諸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就卷附光碟檔案「0-00 BL00付費區女廁(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之勘驗筆錄：1.08：15：33告訴人進入女廁，手持2提袋(其中1個為白色，棕色提把，另1個無法清楚辨識)。2.08：26：00告訴人出女廁，手上未持物品。3.08 ：19：16一名女子(黃色短袖上衣，花色長褲，配戴眼鏡及口罩)進入女廁，左側肩背包包1個，雙手未持物品。4.08： 21：49該名女子出女廁，左側肩背包包1個雙手未持物品。5 .08：22：05該名女子第2次進女廁，左側肩揹包包1個，雙手未持物品。6.08：22：19該名女子出女廁，左側肩背包包 1個雙手未持物品。7.08：24：10該名女子第三次進入女廁，左側肩背包包1個，雙手未持物品。8.08：25：32該名女子從女廁出來，左側肩揹包包1個，手提袋1個(白色，提把顏色無法清楚辨認)，進入哺集乳室。9.08：26：34該名女子出哺集乳室，雙手未持物品，僅肩背包包1個。說明：告訴人所持提袋1個(白色、棕色提把)與該名女子攜出女廁進入哺集乳室之提袋外型，款式、顏色均相似，有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偵26772卷第28至33 頁），依上開勘驗內容可知，告訴人進入本案女廁後，不詳之人數度進出本案女廁，且第三次走出女廁時，左側肩揹包包1個，手提提袋1個(白色，提把顏色無法清楚辨認)，進入哺集乳室，而告訴人所持提袋1個(白色、棕色提把)與不詳之人攜出女廁進入哺集乳室之提袋外型，款式、顏色均相似，足見本案便當袋確遭不詳之人取走，因而脫離告訴人持有。是被告辯稱監視器沒有拍到該人拿走本案便當袋之畫面云云，顯與卷證資料不符，要難採信。　⒊被告即為上開不詳之人：　　①查本案機車之所有人為證人即被告之女艾萱所有，有公路監理資訊連結作業-車號查詢車籍資料在卷可憑(見偵26772卷第18頁)，參以證人艾宣於偵查中證稱：本案機車是我所有，只有借給被告使用。被告在臺北車站附近上班，本案捷運站是距離被告所住地點較近的捷運站。本案機車於113年1月 23日申請註銷車牌，在此之前都放在我家附近，由被告使用等語(見偵26772卷第55至57頁)，足見本案機車為證人艾萱所有且借給被告騎乘。　　②證人即本案偵辦員警蕭欣婷於偵查中證稱：當初告訴人向捷運警察報案後，我就承辦這個案件，有調閱相關監視器畫面，在路口監視器看到被告騎著本案機車沿著研究院路1段人行道行駛，我看到捷運站5號出口的監視器影像，也有拍到被告走進捷運站的畫面，比對本案女廁之監視器畫面影像，才確定被告的身分。當時我有打電話詢問被告關於本案犯行，被告說他有拿，但是這只是個小東西，不用搞成這樣等語 (見偵26772卷第76、77頁)，審酌證人蕭欣婷經檢察官當庭諭知偽證之處罰，且卷內亦無證據顯示其與被告素有仇隙，證人蕭欣婷當無甘冒偽證罪之處罰而設詞誣陷被告之必要。此外，並有騎乘車號000-000機車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可資佐證（見偵26772卷第80頁），再參以本案機車為證人艾萱所有且借予被告騎乘，足認被告於案發時間騎乘本案機車沿著研究院路1段人行道行駛，嗣後走入本案捷運站無訛。是被告辯稱：案發當日我沒有騎乘本案機車至本案捷運站，本案機車曾經失竊云云，委無足採。　③又觀諸上開勘驗筆錄，不詳之人拿取告訴人之本案物品，其身著黃色短袖上衣，花色長褲，配戴眼鏡及口罩進入女廁，已如前述，核與卷內騎乘本案機車之被告穿著黃色短袖上衣、花色長褲之穿著相符，有上開騎乘車號000-000機車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可參（見偵26772卷第80頁），佐以被告於偵查庭拍攝之照片，亦與上開勘驗筆錄中截圖畫面中不詳之人均為頭髮及肩、戴眼鏡、未有瀏海之臉部特徵相同，有上開勘驗筆錄截圖、檢察官於112年12月19日偵查庭所拍攝之被告照片在卷可憑（見偵26772卷第29、30、38至43 頁），亦與證人蕭欣婷於偵查中證稱：調閱相關監視器畫面，在路口監視器看到被告騎著本案機車沿著研究院路1段人行道行駛，我看到捷運站5號出口的監視器影像，也有拍到被告走進捷運站的畫面，對比站內廁所之監視器影像，才確定被告身分等語（見偵26772卷第76頁）互核一致。再證人艾萱亦於偵查中指認監視器拍攝之人看起來是被告，並稱被告在臺北車站附近工作，本案捷運站是距離被告住處最近的捷運站等語(見偵26772卷第56頁)，綜合前揭事證，被告既於案發時間騎乘本案機車沿著研究院路1段人行道行駛，嗣後走入本案捷運站，且其穿著又與上開勘驗筆錄不詳之人相同；不詳之人之臉部特徵亦與被告相同，並經證人艾萱於偵查中指認明確，且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9點半前會到公司，不遲到的話應該是9點左右會到本案捷運站等語（見偵267 72卷第36頁），是被告於上開時、地出現於本案女廁，核與被告之慣行相符，益證被告即為上開不詳之人。是被告辯稱監視器畫面中的人不是我云云，顯係臨訟卸責之責，不足採信。　④衡諸常情，一般民眾拾得他人之物，或即刻報警處理，或停留原處詢問失主，然被告並無任何停留確認附近有無失主或警察機關等猶豫、研判處理方式之情形，亦未採取任何措施以留下聯絡資料，使失主得以知悉失物之去向或所在，而係逕將本案物品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下並離開現場，顯見被告擅自拾取告訴人脫離本人持有之本案便當袋並攜離現場，係基於自己不法所有意圖及侵占之故意而為，是被告確有侵占故意與犯行，至為明確。　　　⒋被告另辯稱：檢察官並未提出我有於案發當日進出南港捷運站之悠遊卡刷卡紀錄云云，經查，案發當日雖未有被告之悠遊卡刷卡紀錄，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113年2月20日北市警南分刑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檢附之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113年2月19日悠遊字第0000000000號函、使用者資料查詢在卷可按（見偵26772卷第62至64頁），然係因案發當日被告進站時未實際刷卡，故無使用悠遊卡刷卡記錄等情，業據證人蕭欣婷於偵查中證述明確(見偵26772卷第76頁)，自不能僅以當日未有被告之悠遊卡刷卡紀錄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⒌至被告聲請調查本案女廁內之監視器畫面，欲證明被告並無拾取本案便當袋，然女廁內部為保障個人隱私，當無在廁所內部裝設監視器之可能。再者，本案發生時間為112年7月26 日，迄今已相隔1年8月之久，該處縱有監視器，亦已逾一般監視器錄影檔案之保存期間，且本案經上開調查結果，被告之犯罪事證已臻明確，故本院認其聲請之證據無調查之必要，附此敘明。　㈢綜上所述，被告上開所辯均無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按刑法第337條所謂遺失物，係指非基於本人之意思，而偶然脫離其持有，且本人不知遺失於何處所之物；所謂「離本人所持有之物」，係指物之離其持有，非出於本人之意思者而言，故除遺失物、漂流物外，凡非基於持有人之意思，一時脫離其本人所持有之物均屬「離本人所持有之物」。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7條之侵占離本人持有物罪。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行事證明確，而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有拾取告訴人置放於本案女廁洗手臺上之咖啡提袋1個（詳如後述），自難遽以告訴人之單一指訴認定被告上開犯行，原審此部分事實之認定，即有未洽。被告上訴否認犯罪，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㈡量刑　爰以為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拾獲他人脫離其持有之物品，竟不思返還失主或交由警察機關處理，反起意逕將其所拾獲之物品據為己有，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法治觀念，並造成告訴人之財物受損，所為實屬不該，兼衡被告之前科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侵占物品之價值，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取得其原諒，另斟酌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學經歷、經濟條件、家庭等生活狀況（此部分涉及被告個資，見本院卷第6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㈢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侵占之米白色便當袋1 個（棕色提把)、摺疊傘1把、筆電充電線1個，均為其犯罪所得之物，並未扣案，亦未發還告訴人，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上開時、地，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脫離本人持有物之犯意，徒手拾取告訴人所有之咖啡提袋1個後將之侵占入己，此部分被告亦涉犯刑法第337 條之侵占離本人持有物罪嫌等語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　　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被告有　　罪之事實，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　　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　　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　　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事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　　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　　時，尚難為有罪之認定基礎；另苟積極證據不足以為不利於　　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要旨參照）。又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 號判例要旨參照）。　㈢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此部分侵占離本人持有物犯行，辯稱：案發當日我沒有到本案捷運站，亦沒有侵占告訴人所有之咖啡提袋等語。經查，證人陳宥喬固於警詢時證稱：案發當天我把便當袋及咖啡袋放在廁所洗手臺上便去上廁所，上完廁所出來，發現便當袋及咖啡袋遺失了。我去捷運站調監視器發現是一名老婦人從廁所走出來時有拿著我的便當袋及咖啡袋進去隔壁的親子廁所等語（見偵26772卷第8、9頁）。惟此部分僅有告訴人單一指證，觀諸卷附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取照片（見偵26772卷第28至33頁），因監視器角度，僅能看出被告走出女廁時，左側肩揹包包1個，手提提袋1個（即本案便當袋)，進入哺集乳室，實無法明確辨識被告是否有拿取告訴人所有之咖啡提袋，是無其他證據足以補強告訴人前開指述，自難僅憑此而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㈣綜上所述，公訴意旨認被告於上開時、地，基於侵占脫離本人持有物之犯意，拾取告訴人所有之咖啡提袋部分，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此部分行為；然依公訴意旨此部分若成立犯罪，係與前開論罪科刑部分有單純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胡沛芸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錦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葉乃瑋　　　　　　　　　　　　　　　　　　　法　官　錢衍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筱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7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遺失物、漂流物或其他離本人所持有之物者，處1萬5千元以下罰金。

2025-03-27

TPHM-113-上易-2309-20250327-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加重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52號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59號上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何承祐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加重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 2年度訴字第1014、1067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149、150號；追加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79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甲○○有罪部分撤銷。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累犯，處有期徒刑貳年。其他上訴駁回。　　事　實一、甲○○、吳信諺、陳瑄宗（吳信諺、陳瑄宗加重詐欺等案件，業經判處罪刑確定）於民國112年3月16日前某日加入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甲○○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不在本案起訴範圍）。吳信諺先與陳瑄宗接獲甲○○指示，於112年3月16日10時40分許一同搭乘火車北上，在員林火車站下車，吳信諺至員林火車站之廁所變裝，並於廁所垃圾桶垃圾袋下方，取得甲○○放置在該處，由黃韵涵（黃韵涵洗錢防制法案件業經判處罪刑確定）所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黃韵涵第一銀行帳戶）提款卡，並由甲○○告知提款卡密碼，陳瑄宗則依指示再繼續北上前往臺中火車站。甲○○、吳信諺、陳瑄宗與其他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無證據證明為兒童或少年），即共同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3月16日 18時37分許，來電假冒PChome之服務人員，向李約佯稱其先前購買嬰兒床有重複扣款情形，隨後來電假冒花旗銀行人員，要求轉帳至其他帳戶解除設定等語，致李約陷於錯誤，而於同日19時38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9萬9,989元至黃韵涵第一銀行帳戶。吳信諺隨即於如附表一所示時間、地點，依甲○○指示，領取如附表一所示款項，領取後在無監視器之地點，將款項放置在甲○○所指定之地點，由甲○○取款後轉交由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追查斷點，而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中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即本院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59號）：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及被告甲○○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金上訴152號卷第147、155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形，亦無違法或不當取證之瑕疵，且均與本案之待證事實有關，以之作為本件之證據亦無不適當之情形，認均有證據能力。　㈡按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件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加重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加入詐騙集團，我也沒有指示陳瑄宗、吳信諺他們去領錢，這件不是我做的云云。　㈡經查：　⒈本案詐欺集團以前揭方式對被害人李約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因而於上開時間匯款至黃韵涵第一銀行帳戶後，同案被告吳信諺（下逕稱其名）隨即於附表一所示之時、地，提領附表一所示之款項等情，業據被害人李約於警詢時證述綦詳，復經吳信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坦承不諱（見警卷第6至8頁；偵17923卷第76至78頁；原審訴1067號卷一第1 34至136頁），並有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信義派出所陳報單、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李約提出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第一銀行帳戶之帳戶個資檢視資料、交易明細、員林火車站監視器畫面擷圖、嘉義火車站及站前監視器畫面擷圖附卷可稽（見警卷第52至54頁、第58頁、第60至68頁），是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⒉吳信諺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在112年3月16日當天和陳瑄宗一起從嘉義火車站搭火車到員林火車站，後來陳瑄宗就去別的地方，甲○○就在Telegram上用「柏拉圖」為暱稱叫我去領錢，他先指示我去某個地方的垃圾桶拿卡片，我那天領3張卡片，密碼都是一樣6個0，領完以後我就在網咖或是廁所將錢交給甲○○，模式都是甲○○會叫我把錢放到廁所垃圾桶，我們會擦肩而過，會對到眼，因為我也怕錢不見，所以會在那邊顧ㄧ下，後來我們去臺南新營領錢，去臺南時有沒有超過晚上12點我已經忘了，當時用到很晚，我和甲○○是分開去臺南的等語（見原審訴1014號卷三第121至128頁），是吳信諺明確證述被告Telegram暱稱為「柏拉圖」，其與陳瑄宗均係受被告指示擔任車手，於案發當日2人一起搭乘火車，自嘉義北上員林，其先依被告指示至指定廁所垃圾桶拿取黃韵涵第一銀行帳戶提款卡，繼在員林火車站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詐欺贓款，並將詐欺贓款置放指定之廁所，以此方式交付被告，其因擔心置放廁所之詐欺贓款遺失或遭竊，故在附近監看，確認係被告收取本案詐欺贓款等情甚詳。參以，被告自承其完全不認識吳信諺，也與吳信諺沒有糾紛等語（見原審訴1014號卷三第137頁），又吳信諺於113年10月8日至原審法院作證時，其所涉加重詐欺等案件已經原審法院判決確定在案，此有原審法院113年1月12日112年度訴字第1067號刑事判決在卷可憑（見原審訴1067號卷一第183至189頁），衡情，吳信諺並無誣陷被告之合理動機存在，而上開證述情節乃吳信諺親身經歷之事，苟非確有其事，殊無為上開損人不利己之證述之必要，故吳信諺上開證述憑信性甚高，惟因吳信諺上開證述，其證據價值核屬共犯之自白，仍須有補強證據，補強及擔保其證述為真實，始足使被告參與上開112年3 月16日犯行之犯罪事實獲得確信。　⒊又證人即同案被告陳瑄宗（下逕稱其名）於原審審理時證稱：112年3月16日當天我先在嘉義火車站幫吳信諺買票後，我們一起來員林車站，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柏拉圖」即甲 ○○在Telegram上指示我和吳信諺去當車手，當天因為我和吳信諺的路線不同，所以後來我就依指示搭車前往臺中火車站，吳信諺領款時我不在場等語（見原審訴1014號卷三第98至 99頁、第105至106頁），是陳瑄宗亦明確證述被告Telegram 暱稱為「柏拉圖」，其與吳信諺均係受被告指示擔任車手，於案發當日2人一起搭乘火車，自嘉義北上員林，吳信諺負責在員林火車站提領詐欺贓款，其則北上臺中火車站提領詐欺贓款等情甚詳，經核與吳信諺上開證述其等均係受被告指示擔任車手，於案發當日2人一起搭乘火車，自嘉義北上員林，其在員林火車站提領詐欺贓款，陳瑄宗前往他處一情相符；復觀諸嘉義及員林火車站監視器錄影截圖（見警卷第66 至68頁），可見陳瑄宗及吳信諺先於112年3月16日10時39分許駕車至嘉義火車站，於同日10時41分許，在嘉義火車站購票，於中午12時18分許，2人先後出員林火車站等情，足認吳信諺、陳瑄宗當日確實一起自嘉義火車站搭乘火車至員林火車站，核與吳信諺、陳瑄宗上開證述吻合。且陳瑄宗於當日下午前往臺中提領詐欺贓款等情，亦據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12年度金訴字第2480號判決認定在案（見原審訴1067號卷二第95至106頁），則吳信諺及陳瑄宗上開證詞均非全然無據。　⒋稽之，被告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訊數據上網歷程（見原審訴1014號卷三第147至150頁），該門號於11 2年3月16日13時41分至同日17時58分在彰化縣員林市有多筆上網紀錄，顯示該門號之使用者即被告於這段期間均在彰化縣員林市境內，此外，該門號於同日22時12分至3月17日0時 17分於臺南市新營區、麻豆區及安定區有上網紀錄，亦足認被告在該段時間位於臺南市新營區、麻豆區及安定區境內；又依上開上網歷程紀錄可知，被告平時主要活動地點在嘉義縣，然其於112年3月16、17日所持用手機之上網紀錄卻恰與吳信諺在員林火車站提領詐欺款項之時間、地點相吻合，同日晚上至深夜則在臺南市新營區、麻豆區及安定區等地，均核與吳信諺上開證述其於112年3月16日先依被告指示前往員林火車站提領詐欺贓款，再赴臺南市新營區提領詐欺贓款一情相侔，益證吳信諺上開證述信而有徵。　⒌由上，陳瑄宗上開證述、彰化縣員林火車站監視器畫面、被告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訊數據上網歷程紀錄均與吳信諺上開證述相符，均足作為吳信諺證述之補強證據，補強及擔保其證述為真實。從而，依上開證據相互勾稽，已足印證被告Telegram暱稱為「柏拉圖」，其指示吳信諺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詐欺贓款，吳信諺提領後再將之交付被告等情確與事實相符，故被告確有參與112年3月16日之犯行甚明。　㈢綜上，被告空言否認參與112年3月16日之犯行，與上開事證有違，不足採信。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部分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日施行生效（下稱新洗錢法，被告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下則稱舊洗錢法），又舊洗錢法第16條第2 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下稱中間洗錢法），再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 日生效施行，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比較新舊法。另於比較新舊法時，關於刑之減輕或科刑限制等事項在內之新舊法律相關規定，究應綜合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而不得任意割裂？抑或尚非不能割裂適用，而可不受法律應整體適用原則之拘束？最高法院不同庭別之判決，已有複數紛爭之積極歧異，經該院113年度台上徵字第2303號徵詢書徵詢後所獲之一致見解，即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茲就新舊法綜合比較如下：　 ⒈舊洗錢法第14條原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將上開規定移列為第19條，並修正為：「（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新洗錢法並刪除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而本案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金額未新臺幣1億元，且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並無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問題，則新洗錢法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舊洗錢法則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經依刑法第35條第1、2項規定：「按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比較結果，新洗錢法較有利於被告。　 ⒉被告行為時即舊洗錢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洗錢法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新洗錢法則將中間法規定移列為修正條文第23條第3項：「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中間洗錢法第16條第2項及新洗錢法第23條第3項前段，須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現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等限制要件，故中間及新洗錢法均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範圍，雖較為不利，惟本案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否認一般洗錢犯行，均無上開規定之適用，故新洗錢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對被告並無不利之情形。　 ⒊從而，本案依最高法院徵詢各庭後所獲之一致見解所闡示之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新舊法之意旨，如全部適用新洗錢法，因不符合新洗錢法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其刑之規定，則處斷刑介於有期徒刑6月至5年；惟如全部適用舊洗錢法，因不符合舊洗錢法第16條第2項減輕其刑之規定，則處斷刑介於有期徒刑2月至7年。據此，本案經綜合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相關罪刑規定之比較適用結果，新洗錢法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案應整體適用新洗錢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新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㈢被告與吳信諺、陳瑄宗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就上開犯行，彼此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㈣共犯吳信諺多次提領被害人李約遭詐欺款項，乃係於密接之時間、地點為之，係侵害同一法益，上開舉動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包括評價為法律上一行為，屬接續犯。　㈤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累犯之說明：　 ⒈按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此為最高法院最近統一之見解。次按累犯之加重，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與前後所犯各罪類型、罪名是否相同或罪質是否相當，無必然之關連。又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關於刑法第47條第 1項累犯加重本刑之規定，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祗在法院認為依個案情節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始得依該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82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前因傷害案件，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以110年度嘉簡字第94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又因妨害自由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49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上揭2罪再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聲字第110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月確定，已於112年1 月9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一情，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金上訴159號卷第35至37頁），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又本案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檢察官於追加起訴書並未主張（見原審訴1067號卷一第7至9頁），於起訴書主張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見原審訴101 4號卷一第7頁），惟關於後階段加重其刑之事項，起訴書僅載明：「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並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之意旨，依法裁量是否加重其刑」（見原審訴1014號卷一第12頁），於原審審理程序則未主張（見原審訴1014號卷三第138頁），足見檢察官就被告後案之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各節並未加以說明，自難認檢察官就被告累犯應加重其刑之後階段事項，已盡實質舉證、說明之責，原審未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於法並無不合。　 ⒊惟按現行我國刑事訴訟之第二審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364 條規定係採覆審制，即就上訴案件為完全重覆之審理，關於調查、取捨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量刑、定應執行刑等事項，與第一審有相同職權，並不受第一審判決之拘束，第二審仍得就全案量刑資料，本於其職權而為整體評價（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5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檢察官如於第二審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已盡舉證責任，於不違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所揭櫫之重複評價禁止之精神，第二審仍應予以審查是否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而本件被告就原判決有罪部分上訴後，檢察官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已於本院審理時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且經本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見本院金上訴152號卷第224至225頁），被告於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業如前敘，觀諸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為傷害、妨害自由罪，與本案之犯罪類型、態樣固均不相同，惟被告於前案有期徒刑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期能因此自我控管，不再觸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然約2個月即再犯本案，足見被告有其特別惡性，且前罪之徒刑執行無成效，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則依本案之犯罪情節觀之，並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之情事，故仍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且原判決並未將累犯事項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見原判決第5頁），故本院論以累犯及加重其刑，並無違反重複評價禁止之精神。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已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且本院審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意旨，認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已經本院詳述於前，原審未及審酌，而未論以累犯及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於法尚有未合。從而，被告提起上訴，否認犯罪，惟原判決已依調查證據之結果，詳為論述如何斟酌各項證據，並依憑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本其自由心證對證據予以取捨及判斷，被告並未提出有利之證據，顯然係對原判決證據之取捨，持相異評價，仍持已為原判決說明之陳詞再事爭執，任意指摘，雖無理由，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仍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有罪部分撤銷改判。又按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規定：「由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但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者，不在此限。」學理上稱之為「上訴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依上開規定，若檢察官為被告之不利益上訴，或因下級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撤銷之情形，該上級審即得諭知較下級審判決為重之刑。本案有罪部分雖係被告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然因原判決未及適用累犯之規定，而有適用法條不當之違誤，經本院撤銷改判，自無禁止不利益變更原則之適用，附此敘明。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多年來我國各類型詐欺犯罪甚為猖獗，與日遽增，加害人詐欺手法層出不窮，令民眾防不勝防，若臨場反應不夠機伶且未能深思熟慮者，即容易遭詐騙，嚴重侵害國人財產法益，更影響人與人之間彼此之互信，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擔任本案詐欺集團之車手頭，指示吳信諺提領被害人李約遭詐欺之贓款，及向吳信諺收取詐欺贓款，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不詳成員共同詐欺被害人李約及隱匿犯罪所得，侵害其財產法益，致其受有近10萬元之財產上損害，破壞社會秩序及社會成員間之互信基礎外，更製造金流斷點，破壞金流秩序之透明穩定，妨害國家對於犯罪之追訴與處罰，所為甚屬不該，兼衡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未能正視己過，並無悔意，該犯後態度屬其人格之表徵，復未與被害人李約成立調解、和解或取得其宥恕，併衡酌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判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見原審訴1067號卷二第80頁；本院金上訴 152號卷第226頁）及檢察官之意見（見本院金上訴152號卷第22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另本院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量刑因子，經整體評價後，本院所量處之刑並未較被告所犯輕罪即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最輕徒刑及併科罰金為低，認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行為之不法及罪責內涵，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故基於不過度評價之考量，就被告所犯不併予宣告罰金刑。此外，本院認被告構成累犯，依法應加重其刑，並因此撤銷原判決，惟審酌上開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量刑事項，再衡以被害人李約遭詐欺交付之財物近 10萬元，金額非鉅，認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已足達刑罰教化及預防犯罪之目的，如在原判決量處之2年有期徒刑再往上累加，則稍嫌過重，難認符罪責相當原則，附此敘明。㈢沒收之說明：　⒈犯罪所得部分：本案檢察官並未就被告之犯罪所得予以釋明，且依卷內事證亦難認被告確有犯罪所得，自無從依法予以宣告沒收。　⒉洗錢之財物部分：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為刑法第2條第 2項所明定。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業經修正並移列為第25條第1項：「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本案關於沒收應直接適用裁判時即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先予敘明。又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核屬義務沒收之範疇，此即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但書所指「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至其餘關於沒收之範圍、方法及沒收之執行方式，始回歸適用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被害人實際合法發還優先條款、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條款及第38條之1第3項沒收之代替手段等規定。本案被害人李約遭詐欺而匯入黃韵涵第一銀行帳戶之款項9萬9,989元，屬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宣告沒收，然被告擔任本案詐欺集團車手頭，於本案應乃聽從所屬詐欺集團不詳上手指揮行事之成員，其應已將詐欺贓款交付上手，其犯罪情節及主觀惡性與居於指揮地位之幕後主謀者尚屬有別，且非最終獲利者，故綜合被告參與之犯罪情節、主觀惡性、被害人李約損害金額等情，認本案倘對被告宣告沒收及追徵洗錢財物，非無過苛之虞，故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及追徵，附此敘明。貳、無罪部分（即本院114年度金上訴字第152號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　㈠被告、陳瑄宗、少年何○○與所屬之其他不詳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之犯意，推由集團內不詳成員先於112 年3月26日1時25分前某時，於臉書網站刊登求職資訊貼文，戊○○於112年3月26日1時25分許上網瀏覽上開內容後與其聯絡，因而陷於錯誤，依指示先將其所申辦之第一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戊○○第一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其國民身分證先以通訊軟體LINE拍照上傳，隨即於 112年3月26日23時7分許，將上開提款卡依指示放在彰化火車站213櫃14門之置物櫃內，再由陳瑄宗依被告甲○○之指示於112年3月28日9時29分前往取得上開提款卡得手。　㈡該詐欺集團透過陳瑄宗取得人頭帳戶提款卡及密碼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於附表二所示之時間，以附表二所示之方法對附表二所示之人施以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附表二所示之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二所示之款項至戊○○第一銀行帳戶，再由被告指示陳瑄宗駕駛其不知情之女友賴○琳出面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彰化縣彰化市某不詳地點搭載車手即少年何○○至如附表三所示提款地點附近路邊，將上開提款卡交予少年何○○，由少年何○○下車後徒步持上開提款卡，於附表三所示之提領時間及地點，提領如附表三所示款項得手，並於提領完畢後，將錢全數放置在彰化縣○○市 ○○路000號之全家便利超商彰化後站店之廁所內鏡子後方後離去，陳瑄宗隨即進入收水，陳瑄宗再駕駛上開車輛將錢上繳被告，以此等迂迴層轉方式，掩飾該詐欺集團犯罪所得之本質及去向。　㈢因認被告就上開㈠所示部分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3款之3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嫌；就上開㈡所示部分，則涉犯修正前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又按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兼具被告與證人雙重身分，其就犯罪事實之供述，對己不利之部分，如資為證明其本人案件之證據時，即屬被告之自白；對他共同被告不利部分，倘用為證明該被告案件之證據時，則屬共犯之自白，本質上亦屬共犯證人之證述。而不論是被告之自白或共犯之自白，均受刑事訴訟法第15 6條第2項之規範拘束，其供述或證詞須有補強證據為必要，藉以排斥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虛偽陳述，從而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即令複數共犯之自白，所述內容互為一致，其證據價值仍與自白無殊，究非屬自白以外之另一證據，殊不能以複數共犯所為供述一致，相互間即得作為彼此所陳述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至於共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均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3574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另涉犯上開犯行，無非係以陳瑄宗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之自白、少年何○○於警詢時之證述、證人賴○琳（下逕稱其名）於警詢時之證述、彰化火車站及附近監視器畫面擷圖、路口監視器畫面擷圖、現場照片、租車資料、賴○琳之手機畫面擷圖、車行記錄匯出文字資料、陳瑄宗手機之通訊軟體Telegram「同舟共濟」群組之擷圖、如附表二、三證據欄所示之證據為其論罪依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詐欺、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沒有指示陳瑄宗、少年何○○他們去領錢等語。五、經查：　㈠本案詐欺集團以前揭方式對告訴人戊○○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於上開時間將其第一銀行帳戶提款卡置放彰化火車站 213櫃14門之置物櫃，陳瑄宗再依指示於上開時間拿取戊○○ 第一銀行帳戶提款卡；又本案詐欺集團以如附表二所示之方式對如附表二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分別於如附表二所示之時間，匯款至戊○○第一銀行帳戶內，陳瑄宗再駕駛賴○琳出面承租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彰化縣彰化市某不詳地點搭載車手即少年何○○至如附表三所示提款地點附近路邊，將戊○○第一銀行帳戶提款卡交予少年何○○，由少年何○○下車後徒步持上開提款卡，於如附表三所示之提領時間及地點，提領如附表三所示款項得手，並於提領完畢後，將錢全數放置在彰化縣○○市○○路000號之全家便利超商彰化後站店之廁所內鏡子後方後離去，陳瑄宗隨即進入收取詐欺贓款等情，分別經告訴人戊○○指訴、賴○琳證述綦詳，並有如附表二、三所示之證據在卷可稽，且經陳瑄宗、少年何○○自白不諱，是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陳瑄宗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112年3月28日當天是「柏拉圖」叫我去領包裹，「柏拉圖」就是甲○○，當時我開我女朋友賴○琳所租用的車子，後來我有依甲○○指示前往搭載少年何○○去領錢，少年何○○領完後由我去收水拿錢，之後把現金和提款卡都透過你丟我撿的方式在彰化市區轉交給甲○○，當時甲○○一定有在旁邊監視我。當天甲○○有在彰化，當天少年何○○領完錢以後，我們3個人有一起去新竹，因為我有看提示照片，我是在加油站載少年何○○，左轉上去就是去北部等語（見他卷第158至159頁；少連偵149卷第44至47 頁；原審訴1014號卷三第95至98頁、第104至105頁），是陳瑄宗證述112年3月28日該次犯行，其係受被告指示拿取戊○○ 第一銀行帳戶及載送少年何○○至彰化縣彰化市提領詐欺贓款，並收取少年何○○所提領之詐欺贓款，嗣將之交付被告等情甚詳。又少年何○○於警詢時證稱：112年3月28日當天我是搭乘陳瑄宗駕駛的白色汽車去提款，領完錢後，我就把錢放進超商的廁所裡，陳瑄宗再進去收取，之後我就獨自徒步離開，前往彰化火車站買票搭車南下回家，當天我是聽從甲○○和陳瑄宗的指示，當時我們都是用通訊軟體Telegram聯絡，我是使用「舒舒」，被告甲○○是用「柏拉圖」作為暱稱等語（見少連偵149卷第108至113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有在112年3月28日到彰化領錢，領完錢後去7-11的廁所，我放在廁所的垃圾桶，陳瑄宗再進去收錢，當天是「柏拉圖」在群組裡面指示我去領錢，我記得我領完錢，我坐火車去新竹領包裹，我跟陳瑄宗、甲○○都在新竹，但我們沒有在一起。當天我跟陳瑄宗在彰化，但我不確定甲○○當天有無來彰化。我會知道「柏拉圖」是甲○○，是因為我跟「柏拉圖」有見面，是我們放假出去玩，我密「柏拉圖」就是甲○○等語（見原審訴1014號卷三第110至118頁），可知少年何○○亦明確證述係Telegram暱稱「柏拉圖」指示其於如附表三所示之時、地提領詐欺贓款，其提領後將之置放超商廁所垃圾桶，再由陳瑄宗收取等情甚詳，經核陳瑄宗、少年何○○上開證述內容固互為一致，惟因陳瑄宗、少年何○○上開自白或證述，其證據價值均屬共犯之自白，無法互為補強，仍須有補強證據，補強及擔保其等證述為真實，始足使被告參與上開112年3月28 日犯行之犯罪事實獲得確信。　㈢惟關於該次提領詐欺贓款後之去向一節，少年何○○於警詢係稱其即前往彰化火車站買票搭車南下回家等語，惟其於原審審理時則稱當天尚繼續前往新竹領取包裹等語，所述不一，已非無瑕疵可指。又陳瑄宗及少年何○○均於原審審理時均證稱：當天何○○領完錢以後，我們3人還有去新竹等語（見原審訴1014號卷三第105頁、第116至117頁），然依被告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訊數據上網歷程紀錄（見原審訴1014號卷三第151至152頁），該門號於112年3月28日之上網位置在嘉義縣和雲林縣境內，均不在彰化縣彰化市或新竹縣（市）境內，此與陳瑄宗證稱少年何○○提領如附表三所示之詐欺贓款時，被告在附近監控，及陳瑄宗、少年何○○ 證稱當日其等3人復前往新竹領取包裹等情均不相符，則陳瑄宗及少年何○○上開證述內容是否屬實，仍堪置疑。至檢察官上訴雖指摘少年何○○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時（113年10月8日），已距警詢（112年7月1日）超過1年，當然難免會有部分記憶模糊甚至錯漏之情況，惟其證述被告係該次犯行之上手部分，則不可能會有錯誤發生，認少年何○○證述屬實等語（見本院金上訴152號卷第10頁）。然縱少年何○○警詢及原審審理上開證述不一之瑕疵，係因記憶模糊所致，惟其所證述被告指示其提領如附表三所示之詐欺贓款之內容，在證據價值上仍屬共犯之自白，如無補強證據，擔保其證述為真實，仍不足證明被告參與上開112年3月28日犯行之犯罪事實。另檢察官上訴指摘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之申辦人不是被告，而是被告配偶黃美珍，故申請補發門號SIM卡的人原則上應是黃美珍，故上開門號可能於112年3月28日是改由黃美珍或他人持用，甚至被告極有可能在112年3月28日沒有帶插入上開門號之手機出門，均有可能。故上開門號於112年3月28日之上網位置均不在彰化縣或新竹縣境內，而是在嘉義縣和雲林縣境內一節，應無從為有利被告之認定等語（見本院金上訴152號卷第10至11頁）。查，被告警詢供稱：手機號碼000 0000000號不是我本人申辦，是我妻子黃美珍名下，印象中是112年初申辦的，遭嘉義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查扣就是這支電話號碼，遭查扣之後也有補辦SIM卡繼續使用，我112年除了持用手機號碼0000000000號之外，印象中好像沒有使用其他門號等語（見少連偵150號卷第33頁），而手機門號00000 00000號申登名義人確實為黃美珍，且經原審法院清查被告所申請之手機門號，發現被告於112年3月間名下並無申請任何手機門號（已停用或未申請），此有手機門號0000000000 號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見原審訴1014號卷一第199至213、 229至246頁）、被告台灣大哥大、遠傳、中華電信、台灣固網、速博、台灣之星資料查詢結果附卷足憑（見原審訴1014 號卷一第163至175頁），是被告所供尚難認子虛。又被告所持用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於112年3月25日因另案遭嘉義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扣押，直到112年5月26日才領回等情，有被告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93號不起訴處分書（見原審訴1014號卷三第87至89頁）、被告於112年3月25 日在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竹圍派出所製作之警詢筆錄（見本院金上訴152號卷第15至20頁）、原審法院電話洽辦公務紀錄單在卷可佐（見原審訴1014號卷二第289頁），又觀諸上開門號於112年3月25日至112年3月27日之行動電話通聯紀錄（見原審訴1014號卷一第204頁），可知該門號自112 年3月24日下午5時2分後至112年3月27日下午1時10分前，期間沒有通聯紀錄（見原審訴1014號卷一第204頁），足認應係於112年3月27日補發取得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新SIM卡。參諸該門號自112年3月27日申請補發新SIM卡至112年6月1 日止之通聯紀錄（見原審訴1014號卷一第204至213頁），固堪認該門號插入之手機共有3支（其IMEI末5碼分別為54920 、81470、52300，換到IMEI末5碼為52300之手機後，即未再更換），而於112年3月28日該門號所插入之手機為IMEI末5 碼為52300（見原審訴1014號卷一第205至206頁），然卷內並無證據證明該門號於112年3月28日時並非被告所持用，故檢察官上訴，以該門號申請補發新SIM卡後，先後共計插入3 支手機使用，指摘該門號於112年3月28日可能是黃美珍或他人所持用，並非被告所持用，該日基地台位置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一節，無非臆測之詞，並非可採。　　　㈣檢察官上訴雖又指摘參諸陳瑄宗、少年何○○、賴○琳之證述、彰化火車站及附近監視器畫面擷圖、路口監視器畫面擷圖、現場照片、租車資料、賴○琳之手機畫面擷圖、車行記錄匯出文字資料、陳瑄宗手機之通訊軟體Telegram「同舟共濟」群組之擷圖、如附表二、三證據欄所示之證據，已可認定被告有起訴書所載之犯行等語（見本院金上訴152號卷第9頁），惟上開證據僅足以證明告訴人戊○○、及如附表三所示之告訴人遭詐欺而分別交付第一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匯款至戊○○第一銀行帳戶，陳瑄宗前往拿取戊○○第一銀行帳戶，並駕駛賴 ○琳租用之上開車輛載送少年何○○於如附表三所示之時、地提領詐欺贓款等事實，然本案除陳瑄宗、少年何○○之證述外，並無其他證據足資補強其等證述確與事實相符，而其等證述內容復與被告所持用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通訊數據上網歷程紀錄未合，揆諸上開說明意旨，自無從僅憑上開共犯之自白及證述遽認被告參與112年3月28日之犯行。至陳瑄宗手機之通訊軟體Telegram「同舟共濟」群組之擷圖（見少連偵150號卷第57頁），僅足以證明Telegram暱稱「柏拉圖」為「同舟共濟」群組成員，再參諸陳瑄宗、少年何○○之證述可知「柏拉圖」即為被告所使用，然該群組成員共8人，即除陳瑄宗、少年何○○、被告3人外，尚有不詳成員5人，然觀諸陳瑄宗、少年何○○歷次供述均無提及其餘5人涉案情形（見少連偵150號卷第64頁；原審訴1067號卷二第44、57 頁），足見並非所有群組內之成員均參與該次犯行，而卷內並無該群組之對話內容，依此，被告是否確有參與112年3月 28日之犯行，並非無疑，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即應作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檢察官上訴復指摘就被告追加起訴部分（即112年3月16日犯行）已經原審認定有罪，從該案已可認定被告係陳瑄宗、吳信諺、少年何○○所屬詐欺集團之成員，而且在集團是處於可指揮陳瑄宗、吳信諺之地位，詐得之款項最後也都是流向被告，故被告有參與112年3月 28日之犯行，且其係陳瑄宗、何○○之上手應可認定等語（見本院金上訴152號卷第10頁）。然被告112年3月16日犯行即追加起訴部分乃因吳信諺證述其係依被告指示提領如附表一所示之詐欺贓款，並將之交付被告一情，有上開補強證據足資審認確與事實相符，此與被告涉犯112年3月28日犯行部分僅有共犯陳瑄宗、少年何○○之證述，且其等證述內容復與被告持用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上網歷程紀錄未合，而無從證明被告參與該次犯行，尚屬有別，二者證據各異，自難以追加起訴部分吳信諺、陳瑄宗之證述，經本院認定可採，即執之作為認定被告112年3月28日犯行之證據。從而，檢察官此部分指摘，委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公訴及上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能證明被告就陳瑄宗、少年何○○112年3月28日之犯行有何行為分擔或犯意聯絡，在客觀上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本院無從形成被告此部分有罪之確信，揆諸首揭法條、判決意旨及說明，自屬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應為被告此部分無罪之諭知。七、本院之判斷：被告被訴112年3月28日犯行部分既不能證明，原審因而為被告此部分無罪之諭知，經核於法無違，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己見，重為爭執，並為相異之評價，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從而，檢察官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姚玎霖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黃智炫提起上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有罪部分被告、檢察官均得上訴。無罪部分，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但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之適用。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羅　羽　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錄論罪科刑及教示法條：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附表一：吳信諺提領情形編號提領時間提領金額 (不含手續費) 提領地點 1 112年3月16日19時47分許 2萬元員林火車站內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自動櫃員機 112年3月16日19時48分許 2萬元 112年3月16日19時49分許 2萬元 112年3月16日19時49分許 2萬元 112年3月16日19時50分許 2萬元附表二：（以下金額均為新臺幣）編號被害人詐欺時間及方法匯款時間匯入帳戶證　據匯款金額 (不含手續費) 1 己○○ 詐騙集團某成年成員於112年3月28日16時46分許起，撥打電話與己○○聯絡，佯稱依指示操作解除會員設定等語。 112年3月28日17時13分許戊○○帳戶 ①證人即告訴人己○○於警詢之證述（見他卷第113至114頁）。 ②己○○提出之手機通聯紀錄擷圖、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見他卷第115至116頁）。 ③左列帳戶之交易明細（見他卷第110頁）。 2萬9,234元 2 丁○○ 詐騙集團某成年成員於112年3月28日17時許起，撥打電話與丁○○聯絡，佯稱依指示操作解除分期扣款等語。 112年3月28日17時33分許戊○○帳戶 ①證人即告訴人丁○○於警詢之證述（見他卷第117至119頁）。 ②丁○○提出之手機網路銀行交易明細擷圖（見少連偵149號卷第145頁）。 ③左列帳戶之交易明細（見他卷第110頁）。 3萬6,039元 3 丙○○ 詐騙集團某成年成員於112年3月27日18時53分許起，撥打電話與丙○○聯絡，佯稱依指示操作解除錯誤設定等語。 112年3月28日17時45分許戊○○帳戶 ①證人即告訴人丙○○於警詢之證述（見他卷第121至122頁）。 ②丙○○提出之郵政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擷圖、郵局存摺封面及内頁影本、手機通聯紀錄擷圖（見少連偵149號卷第149、151至153、155至157頁）。 ③左列帳戶之交易明細（見他卷第110頁）。 2萬9,983元附表三：少年何○○就戊○○帳戶之提領情形編號對應之犯罪事實提領時間提領金額 (不含手續費) 提領地點證　據 1 附表二編號1 (被害人己○○) 112年3月28日17時44分許 2萬元彰化過溝仔郵局 ①路口監視器畫面擷圖、路線圖、郵局自動櫃員機監視器畫面、超商監視器畫面擷圖（見他卷第54至60頁）。 ②溫翊成帳戶之交易明細、交易ATM機台編號資料（見他卷第110至111頁）。 2 112年3月28日17時45分許 2萬元 (包含其他款項) 彰化過溝仔郵局附表二編號2 (被害人丁○○) 3 112年3月28日17時46分許 2萬元彰化過溝仔郵局 4 112年3月28日17時47分許 9,000元彰化過溝仔郵局 5 附表二編號3 (被害人丙○○) 112年3月28日17時58分許 2萬元統一超商過溝仔門市 6 112年3月28日18時許 1萬元統一超商過溝仔門市

2025-03-27

TCHM-114-金上訴-159-20250327-1

訴緝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緝字第2號公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孟璋選任辯護人吳兆原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1年度偵字第2661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李孟璋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貳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一、李孟璋明知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規定第三級之毒品，不得販賣，竟與已成年暱稱「金虎哥」之人（下稱「金虎哥」）共同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犯意，先由「金虎哥」以WECHAT通訊軟體帳號與郭○瑋（姓名年籍詳卷）聯繫，雙方達成以新臺幣（下同）4,000元之對價，出售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共4公克、2包之合意後，並推由李孟璋於民國111年7月24日晚間7時許，在臺北市○○區○○○○○0號出口，交付4公克、2包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予郭○瑋並收受4,000元 1次。嗣為警於111年7月25日，查獲郭○瑋持有摻有愷他命之吸管、殘渣袋等物，並詢其施用毒品來源後，始悉上情。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證人郭○瑋於警詢時之證述，係被告李孟璋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被告之辯護人已否認該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97頁），且查無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 159條之3規定例外具有證據能力之情況，依上開規定，應認無證據能力。　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施公訴，依法其有訊問被告、證人及鑑定人之權，證人、鑑定人且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檢察官偵查中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職是，被告以外之人前於偵查中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應認該證人於偵查中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被告之辯護人爭執證人郭○瑋偵查筆錄之證據能力等語（本院卷第97頁）。然查，證人郭○瑋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所為之陳述，業經具結(見偵卷第157頁)，衡酌上開證人筆錄作成之外部狀況為整體考量，認無顯不可信之情況存在，且被告亦未釋明上開證人郭○瑋偵訊筆錄製作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認證人郭○瑋於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有證據能力。被告之辯護人辯稱證人郭 ○瑋於偵訊中所為證述無證據能力等語，要無可採。三、非供述證據部分，查無證據證明有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由「金虎哥」以WECHAT通訊軟體帳號與郭 ○瑋聯繫，雙方達成以4,000元之對價，出售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共4公克、2包之合意。被告於上開時、地，收受郭○瑋交付之4,000元；嗣警於111年7月25日查獲郭○瑋持有摻有愷他命之吸管、殘渣袋等物，並詢其施用毒品來源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行，辯稱：伊那個時候去找「金虎哥」，「金虎哥」麻煩伊先去捷運站那邊，並稱有人會拿錢給伊，但伊不知道是誰會拿錢給伊，伊到時郭○瑋靠過來，「金虎哥」之前有先問伊穿著和車牌號碼，郭○瑋過來就直接拿錢給伊，伊也沒有想那麼多，伊沒有交付上開毒品予郭○瑋等語，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WECHAT通訊軟體帳號一支手機只能綁定一個帳號，被告手機內既僅有名為「李阿璋」之WECHAT通訊軟體帳號，且帳號內確有好友「金虎哥」WECHAT通訊軟體帳號，故被告不可能為「金虎哥」；又證人郭○瑋於警詢、偵查中就交易次數所述不一，另就偵查中就是否與被告交談亦不一致，且僅係單方認定被告即為「金虎哥」，證人郭○瑋亦可能因為獲減刑而虛偽供述，其上開證述，顯不可信；又觀諸「金虎哥」與郭○瑋之WECHAT 通訊軟體對話紀錄，「金虎哥」稱「沒看到我不要打給他我會在那就對了」，顯然除「金虎哥」外，所稱之「他」為何人，仍有疑義；又監視器錄影畫面亦無攝得被告交付毒品予郭○瑋之畫面，無法看出被告當日有交易之事實，請為被告無罪之判決等語，經查：　㈠「金虎哥」以WECHAT通訊軟體帳號與郭○瑋聯繫，雙方達成以 4,000元之對價，出售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共4公克、2包之合意。被告於上開時、地，收受郭○瑋交付之4,000元；嗣警於 111年7月25日查獲郭○瑋持有摻有愷他命之吸管、殘渣袋等物，並詢其施用毒品來源等情，業據證人郭○瑋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均證述在卷(見偵卷第151頁至第155頁、本院卷第9 2頁至第96頁)，並有扣案物照片、初步鑑驗照片、證人郭〇瑋提出之與微信暱稱「金虎哥」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通話紀錄翻拍照片、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犯罪嫌疑人指認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查獲毒品案件尿液檢體監管纪錄表、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濫用藥物實驗室-台北111年8月12日濫用藥物檢驗報告、臺北榮民總醫院111年9月7日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號毒品成分鑑定書（一)、（二)、捷運劍潭站、道路監視器錄影畫面、112年3月13日警員職務報告各1份（見偵卷第51頁至第55頁、第39頁至第45頁、第23頁至第25 頁、第49頁至第50頁、第47頁至第48頁、第27頁至第37頁、第113頁）在卷可參，且為被告所不否認，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金虎哥與證人郭○瑋達成上開條件之合意後，推由被告於上開時、地交付4公克、2包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予證人郭○瑋並收受4,000元1次：　⒈證人郭○瑋於偵查中證稱：上開時、地，伊有跟被告購買第三級毒品愷他命，被告有交付毒品給伊，伊也有把錢給被告，本次交易前有跟「金虎哥」先聯繫，所以伊認為被告就是與其聯繫之「金虎哥」，伊當天沒有跟被告說話，之前跟被告碰面也都是交易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對方都有把毒品給伊等語（見偵卷第151頁至第155頁）；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有於上開時、地有見到被告，是跟被告買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在微信上面與「金虎哥」先約定，伊交付4,000元與被告交易2包，伊認為微信上之「金虎哥」就是被告等語（本院卷第92頁至第95頁），已就購買毒品之方式、時地、種類、及交易方式指述明確，且前後供述一致。　⒉被告坦承於上開時、地，受金虎哥之託與證人郭○瑋之見面，並向其收取4,000元等節（見本院卷第7頁至第8頁)，佐以前揭證人郭〇瑋提出之與微信暱稱「金虎哥」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通話紀錄翻拍照片各1份，證人郭○瑋確實有先與「金虎哥」聯繫並約定於捷運劍潭站見面，而觀諸前揭捷運劍潭站、道路監視器錄影畫面各1份，攝得證人郭○瑋走出捷運劍潭站、被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之機車前往面交地點及被告與證人郭○瑋見面之畫面等情，審酌證人郭○瑋與被告並無糾紛，業據被告陳述在卷（見偵卷第109頁），且證人郭○瑋之上開證詞並經檢察官、本院當庭諭知偽證之處罰，是以證人郭○瑋當無甘冒偽證重罪而設詞誣陷被告之必要，其所述應可信實。被告之辯護人辯稱證人郭○瑋亦可能因為獲得減刑而虛偽供述，其上開證述，顯不可信等語，自屬無據。綜合上開證據自足補強證人郭○瑋之證述，足認金虎哥與證人郭○ 瑋達成上開條件之合意後，推由被告於上開時、地交付4公克、2包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予證人郭○瑋並收受4,000元1次。至證人郭○瑋雖證稱認為被告即是「金虎哥」等語，惟觀諸上開對話紀錄、通話紀錄中並無「金虎哥」之照片，則證人郭○瑋誤認來交易毒品之被告即為「金虎哥」本人等情，尚與常情無違，自難以證人郭○瑋此部分之證述而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至被告之辯護人雖另以前揭情詞置辯：　⑴證人郭○瑋於警詢及偵訊就先前交易次數前後供述不一；就是否有與被告交談，於偵訊時前後供述亦不一致等語，然查證人郭○瑋既於第一次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均證稱前已有與被告交易毒品等情(見偵卷第17頁、第153頁、本院卷第94頁 )，然於第二次警詢筆錄證稱沒有與被告有其他交易等語(見偵卷第20頁)，本院審酌證人郭○瑋於偵查、本院審理時均經具結，應較能擔保其證述之內容，自不以證人郭○瑋就此細節部分並未一致，而遽認證人郭○瑋之證述全然不可採。　⑵又證人郭○瑋於偵查中先稱有跟「金虎哥」講話，但是當檢察官訊問有跟對方說什麼，證人郭○瑋又稱伊沒有跟他說話，然經檢察官再次確認是何時與「金虎哥」講話，證人郭○瑋方稱係於微信上與「金虎哥」對話，並有前揭證人郭〇瑋提出之與微信暱稱「金虎哥」對話紀錄翻拍照片、通話紀錄翻拍照片可佐，則上開證人郭○瑋證述稱有跟「金虎哥」講話係指在微信上，並非當場，經檢察官確認無訛，並無前後供述不一之情事，被告之辯護人上開辯稱，亦屬無據。　⑶另按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購毒者之指證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且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購買毒品者之陳述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非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56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前揭監視器錄影畫面，固僅攝得證人郭○瑋走出捷運劍潭站、被告騎乘車牌號碼000-000之機車前往面交地點及被告與證人郭○瑋見面之畫面，而未清楚拍攝雙方交付毒品、現金之畫面，然本院認前揭監視器錄影畫面以足佐證購毒者(即證人郭○瑋)之指證非屬虛構，自不以前揭監視器畫面未攝得完整交易畫面，而不得作為證人郭○瑋證述之補強證據，被告之辯護人主張前揭監視器錄影畫面無攝得被告交付毒品予郭 ○瑋之畫面，無法看出被告當日有交易之事實，請為被告無罪之判決等語，自屬無據。　㈢按販賣毒品係違法行為，非可公然為之，而毒品亦無公定價格，係可任意分裝增減分量及純度，且每次買賣之價格、數量，亦隨時依雙方之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是否嚴緊、購買者被查獲時供述購買對象之可能風險之評估等因素，而異其標準，機動調整，非可一概論之。從而販賣之利得，除非經行為人詳細供出所販賣之毒品之進價及售價，且數量俱臻明確外，實難察得其交易實情，然販賣者從價差或量差中牟利，方式雖異，惟其販賣行為意在營利則屬同一。從而，舉凡「有償交易」，除足以反證行為人確係另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之關係外，通常尚難因無法查悉其精確之販入價格，作為是否高價賣出之比較，諉以無營利之意思而阻卻販賣犯行之追訴（最高法院10 6年度台上字第2858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及「金虎哥」販賣第三級毒品予證人郭○瑋，若非有利可圖，當無平白費時、費力、甘冒重典，而為本案販賣之行為，且被告與證人郭○瑋之毒品交易確為有償交易，考量社會大眾均知買賣毒品係非法行為之客觀社會環境，並依據上開積極證據及經驗法則綜合研判，倘無差額利潤可圖，衡情被告應不至於甘冒罹犯重典之風險，擔任交付毒品、收受價金之角色，故被告主觀上顯係基於營利之意圖而為共同販賣第三級毒品，洵堪認定。　　㈣次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又關於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且數共同正犯之間，原不以直接發生犯意聯絡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38 2號判決參照）。換言之，共同正犯之行為人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其行為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此即所謂「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法理。查本案毒品之交易始末，係先由「金虎哥」以WECHAT 通訊軟體帳號與證人郭○瑋聯繫，雙方達成以4,000元之對價，出售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共4公克、2包之合意後，並推由被告於上開時、地，交付4公克、2包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予證人郭○瑋並收受4,000元，已如前述，然而被告、「金虎哥」既係以上開分工合作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完成販毒行為之犯罪目的，是依前所述，被告於販售毒品之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而屬共同正犯無誤。　㈤至被告之辯護人固另辯稱被告並非「金虎哥」，並提出WECHA T通訊軟體帳號一支手機只能綁定一個帳號，而被告手機之帳號內確有好友「金虎哥」，且觀諸「金虎哥」與郭○瑋之W ECHAT通訊軟體對話紀錄，「金虎哥」稱「沒看到我不要打給他我會在那就對了」，顯然除「金虎哥」外，所稱之「他」為何人，仍有疑義等語，然查本案犯罪之分工，係先由「金虎哥」以WECHAT通訊軟體帳號與證人郭○瑋聯繫，雙方達成買賣毒品之價格、數量後，並由被告於上開時、地，交付毒品並收受價款，已如前述，是以本案除被告外亦有「金虎哥」參與，則被告之辯護人上開辯稱被告並非「金虎哥」等情，固屬有據，惟被告雖非「金虎哥」，然仍與「金虎哥」共同為上開分工行為，而為共同正犯，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不得以被告並非「金虎哥」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併予敘明。　㈥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規定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　㈡另被告與暱稱「金虎哥」之人所為上開犯行，有犯意聯絡與行為分擔，應論以共同正犯。　㈢按刑之量定，為求個案裁判之妥當性，法律固賦予法院裁量權，但此項裁量權之行使，除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行為人及其行為等一切情狀，為整體之評價，並應顧及比例原則，俾使罪刑均衡，輕重得宜。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 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就販賣毒品所設之法定刑度，均遠較其它犯罪為重，然同為販賣毒品者，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大盤毒梟者，亦有中、小盤之分，甚或僅止於吸毒者友儕間為求互通有無之有償交付，是其態樣顯非可一概而論，即其販賣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亦非可等量齊觀，故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就前揭犯罪事實欄一、部分犯行販賣數量約為4公克之第三級毒品，數量非輕，且被告前有持有毒品前案紀錄，亦有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見本院卷第73頁至第83頁)可佐，若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所規定之法定本刑，並無過苛而有情輕法重之嫌，在客觀上應尚無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之情事，是被告自無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併予敘明。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國家防制毒品危害之禁令，恣意販賣第三級毒品，不僅危害他人身心健康，更助長毒品泛濫，所為實有不該。並審酌被告明知所販賣之愷他命足以殘害人之身體健康，仍為牟取不法利益而販賣予他人施用，危害社會治安及國民健康甚深，實值非議，兼衡被告之前案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見本院卷第73頁至第 81頁)在卷可參，併考量其販賣毒品之數量，及其自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及智識程度等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01 頁），量處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刑，資為懲儆。三、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 第 1 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行，取得販賣毒品之價金4,000元之事實，業經本院認定如前。是被告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行，取得上開所述之販賣毒品價金4,000元，核屬被告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罪所得，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舒婷提起公訴，檢察官錢義達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育仁　　　　　　　　　　　　　　　　法　官　吳佩真　　　　　　　　　　　　　　　　法　官　鄭仰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靖涵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之法條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卷證對照表編號卷宗名稱 1 111年度偵字第26613號卷（偵卷） 2 111年度查扣字第318號卷（查扣卷） 3 112年度訴字第354號卷（訴卷） 4 113年度他字第65號卷（他卷） 5 114年度訴緝字第2號卷（本院卷）

2025-03-27

SLDM-114-訴緝-2-20250327-1

易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恐嚇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易字第281號公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正賢上列被告因恐嚇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438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正賢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黃正賢因懷疑其配偶與謝文宗有染，對謝文宗心生不滿，竟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單一犯意，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14時許，先前往謝文宗位於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之住處前，對謝文宗恫稱：「你和我老婆有一腿，你沒有和我解決，要給你好看」等語；又於同日15時許，前往謝文宗之姻親楊勝賢、楊陳綉敏夫婦位於臺南市○○區○○里○○000號之住處，向楊勝賢、楊陳綉敏稱：「叫謝文宗出來處理，不然要對謝文宗的兒子、孫子不利」等語，經楊陳綉敏於同日16時許透過通訊軟體「LINE」轉達謝文宗。黃正賢遂以上開言語直接傳達將加害謝文宗身體之意思，及間接傳達將加害謝文宗兒孫之生命、身體之意思而接續恐嚇謝文宗，使謝文宗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二、案經謝文宗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以下所引用具傳聞證據性質之供述證據，因檢察官、被告黃正賢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或取得之狀況，並無非法或不當取證之情事，且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又以下所引用卷內非供述證據性質之證據資料，均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應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二、訊據被告固坦承其因認配偶與告訴人即被害人謝文宗有染，曾前往告訴人謝文宗之住處，希望告訴人謝文宗出面解決，其亦曾前往楊勝賢、楊陳綉敏之住處，詢問為何告訴人謝文宗均未出面處理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涉有恐嚇罪嫌，辯稱：其前後找過告訴人謝文宗4次，但112年12月21日其沒去找告訴人謝文宗，其是在找告訴人謝文宗後約10天才去找楊勝賢，其沒恐嚇過告訴人謝文宗，也沒對楊勝賢、楊陳綉敏講過要對告訴人謝文宗之兒孫不利的話語，其只有對楊勝賢說1 個人做壞事會報應在兒孫身上云云。經查：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證人即告訴人謝文宗、證人即謝文宗之姻親楊勝賢、楊陳綉敏夫婦分別證述如下：　⒈告訴人謝文宗於警詢中先證稱：被告是在112年12月21日14 時許，到伊位於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之住處按門鈴，伊沒開門，被告就在門外說伊和他老婆有一腿，說伊沒有和他解決，要給伊好看，同日16時許，伊朋友楊勝賢又打「LINE」電話給伊，稱被告到楊家說他已經問了很多人，伊有和他老婆有一腿，叫伊出來解決，否則要對伊兒子、孫子不利，讓伊很害怕；被告太太之前曾和伊是同事，但很早之前就沒有同事關係，現在也沒聯絡了，被告說伊和他老婆有一腿都是被告自己亂想的，完全沒有這件事，伊和被告間並無結怨糾紛等語（警卷第9至13頁）。於偵查中又結證稱：被告太太以前是伊之同事，大家都很熟，退休之後比較不常往來，只有偶爾聯絡，楊勝賢及楊陳綉敏都叫伊姊夫，被告總共曾到伊住處4次，第1次說他的太太跟誰怎樣，問伊知不知道，伊說不知道，被告就回去了，第2次被告又來講他太太的事，說跟伊有一點關係，伊說沒這個事情，要被告拿證據出來，被告說他要去找證據就回去了，第3次被告到伊住處時伊不在，被告跟伊太太說話口氣就不同，被告說伊的小孩、孫子他都知道，在路上都會遇到，要小心，第4次就是112年12月21日，被告聲音很大，叫伊出面處理伊和他太太的事情，但根本沒有這種事，被告說如果不處理，伊的子孫他都認得，伊說要報警，被告就跑了；接著被告就去楊勝賢、楊陳綉敏住處，印象中是楊陳綉敏打電話給伊，楊陳綉敏說被告跑去她家，說伊跟被告太太的事情，如果伊不出來處理，被告要對伊孫子、兒子不利，應該是因為伊不理被告，被告認為楊勝賢和楊陳綉敏叫伊姊夫，有這層關係，就去跟他們講；一開始被告是詢問伊是否和他太太有一腿，因為伊不理被告，被告就認為是確定的事情，這是被告自己在想的；被告到伊住處時伊還不在意，但被告又去跟楊勝賢他們講，讓他們打電話跟伊講，楊陳綉敏他們是在112年12月21日當天就轉告伊，伊愈想愈害怕睡不著，才於112年12月23日報案，伊是老實人，伊真的會怕等語（偵卷第27至29頁）。　⒉證人楊勝賢於警詢中先證稱：被告於112年12月21日15時許到伊位於臺南市○○區○○里○○000號的住家，說謝文宗和他老婆有一腿，叫謝文宗出來解決，否則要對謝文宗兒子、孫子不利，當時伊和伊太太楊陳綉敏都在場，伊不知道被告為何要來伊家跟伊說這些事，伊只有聽被告說他曾先到新興街跟謝文宗談事情，內容伊不知道，後來是楊陳綉敏打「LINE」電話跟謝文宗說的；謝文宗和伊曾是同事，也是朋友，被告太太也曾是同公司同事，約20年前就沒有同事關係等語（警卷第21至25頁）。於偵查中又結證稱：伊跟被告是朋友，不常聯絡，謝文宗是伊姊夫，112年12月21日被告到伊下營區住處，說如果謝文宗不出面，就要給他們全家好看，當時伊和伊太太楊陳綉敏都在場；之後楊陳綉敏用伊之手機打「LINE」給謝文宗，因為楊陳綉敏的手機沒有謝文宗的LINE，伊就叫楊陳綉敏打，楊陳綉敏在電話中跟謝文宗說被告有一些重話，如果不出來解決，要對謝文宗全家不利，有脅迫的感覺，被告說如果謝文宗沒有出來處理，就是要滅口的重話；之前有一天晚上被告也曾到伊住處問東問西，被告第2次來就是112年12月21日，這次被告沒進伊家，是在外面騎樓，伊確定黃正賢有說要對謝文宗全家不利，被告是懷疑他太太在外面怎樣，但被告講的事情伊也不知道，謝文宗跟被告太太以前是同事，伊沒聽過其他傳聞等語（偵卷第25至27頁）。　　　⒊證人楊陳綉敏於警詢中先證稱：謝文宗是伊先生楊勝賢的堂姐的老公，所以謝文宗算是伊的姊夫，被告於112年12月21日15時許到伊位於臺南市○○區○○里○○000號的住家門口外，說謝文宗有和他老婆有一腿，叫謝文宗出來解決，否則要對謝文宗兒子、孫子不利的這些事，當時伊和伊先生楊勝賢在場，被告來伊家說這些事就是要伊打電話通知謝文宗，是伊用楊勝賢的手機打「LINE」電話跟謝文宗說的，被告到伊家時說他曾先到新興街謝文宗家，但內容伊不知道等語（警卷第33至37頁）。於偵查中又結證稱：被告的太太之前和伊先生楊勝賢是製皮公司的同事，伊也認識被告和他太太，謝文宗和楊勝賢以前也是同事，伊和被告非常多年沒聯絡，最後1次與被告太太聯絡也是好幾年前了；伊在112年12月21日16時許以楊勝賢的「LINE」打給謝文宗，說被告到伊家裡的意思是被告懷疑他太太跟謝文宗有染，叫伊跟謝文宗講，要謝文宗出來處理，不然要對謝文宗的家人不利；被告當時是在懷疑，被告說他問過很多人他太太與謝文宗有沒有一腿，因為謝文宗算是伊和楊勝賢的姊夫，被告就是要伊等打電話轉達謝文宗，但就伊所知謝文宗和被告太太只是同事；被告曾為此到伊住處2次，第1次是晚上在伊家裡，被告問他太太有沒有去哪裡，第2次是112年12月21日在伊家門口，被告是說要伊打電話給謝文宗看要怎麼解決，不然要對他不利等語（偵卷第23至25頁、第27頁、第29至30頁）。復結證稱：伊確實是用楊勝賢的「LINE」聯絡謝文宗，因為伊沒有謝文宗的聯絡人資訊，伊不知道為什麼楊勝賢手機會找不到當時聯絡的紀錄，被告到伊家裡講這些話是伊到警局做筆錄前1週內的事情等語（偵卷第63至64頁）。　㈡經核告訴人謝文宗及證人楊勝賢、楊陳綉敏之上開證述內容雖於細節上不無些微歧異，但告訴人謝文宗及證人楊勝賢、楊陳綉敏就被告曾先前往告訴人謝文宗之住處，再至證人楊勝賢、楊陳綉敏之住處，表達如告訴人謝文宗不出面處理與被告配偶有染之事，即要對告訴人謝文宗之兒孫（家人）不利，嗣由證人楊陳綉敏透過「LINE」轉告告訴人謝文宗等主要事項，證述內容則大致相符且可互為參照印證。佐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自承其認為配偶與告訴人謝文宗有染，希望告訴人謝文宗出面處理，其曾為此4度尋訪告訴人謝文宗，亦曾為此前往證人楊勝賢、楊陳綉敏之住處等事實（參本院卷第36頁），僅就尋訪日期、談話內容仍有辯解，是被告前往告訴人謝文宗及證人楊勝賢、楊陳綉敏住處之動機、緣由，與告訴人謝文宗及證人楊勝賢、楊陳綉敏證述被告來訪時曾稱告訴人謝文宗與被告配偶「有一腿」等語確屬相符，足徵告訴人謝文宗及證人楊勝賢、楊陳綉敏所述均屬有據；再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稱其與告訴人謝文宗及證人楊勝賢、楊陳綉敏均未曾發生過衝突、爭執或糾紛（參本院卷第37 頁），更可認告訴人謝文宗尚無刻意憑空誣陷被告之誘因，證人楊勝賢、楊陳綉敏更無配合告訴人謝文宗誣指被告之必要，伊等上開證述內容自屬信而有徵，足以採信，被告曾陸續口出如事實欄「一」所示之恫嚇言語之事實，自堪認定。　㈢至檢察官當庭勘驗證人楊勝賢之手機時，固自112年12月27日起始有與告訴人謝文宗之對話紀錄，而未見證人楊陳綉敏於 112年12月21日以證人楊勝賢之手機撥打「LINE」電話予告訴人謝文宗之紀錄（參偵卷第63頁）；然以告訴人謝文宗與證人楊勝賢相識多年，雙方間亦有親戚關係之淵源而言，伊等實無可能自112年12月27日起方有聯繫，是證人楊勝賢之「LINE」對話紀錄應係因故未能完整保留，尚難僅憑此為有利於被告之判斷。況被告於本案辯論終結後復曾具狀表示願認罪（參本院卷第47至48頁），益見被告確曾有如事實欄「一」所示之恐嚇言語，其於本院審理時之辯解均無從遽信。　㈣按刑法第305條之罪，僅以受惡害之通知者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之感覺為已足，不以發生客觀上之危害為要件（27年4月1 7日最高法院27年度決議㈠意旨參照）；亦即該條所謂之加害，不須果有加害之事，亦不必真有加害之意。又刑法第305 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所稱以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他人者，係指以使人生畏怖心為目的，而通知將加惡害之旨於被害人而言。至其通知之方式，是以言語或身體舉動為之，是直接通知或間接通知，均非所問（最高法院96年度臺非字第17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恐嚇之方法，並無限制，舉凡一切言詞、文字或舉動，均無不可，且無論係直接通知或間接通知被害人均可，祇須使被害人知悉，並心生畏懼而有不安全之感覺即為已足，是行為人雖未直接將其加害之旨通知被害人，而係由他人轉達，並已使被害人心生畏怖者，自亦應成立刑法恐嚇罪責（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上易字第8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而刑法第305條之立法理由末句以「原案規定以對本人或本人之親屬為限，未能包舉，故本案刪去原案加害其親屬相脅迫句」，其立法意旨就受恐嚇者之範圍，除受恫嚇內容之本人外，應有兼及本人之親屬之意，況父子至親，倘以子女生命之事對父親相脅，心理畏怖與本身受脅迫情形相當，應屬本罪保護範圍（99年11 月10日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9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7號法律問題審查意見及研討結果參照）。且恐嚇罪之通知危害方法，並無限制，除以積極明示之言語舉動外，凡以其他足使被害人理解其意義之方法或暗示其如不從，將加危害而使被害人心生畏怖者，均應包括在內。依一般大眾之認知，被告對告訴人謝文宗所稱或由證人楊勝賢、楊陳綉敏轉述之上開言語，在社會通念上均係不善並具有濃厚警告意味之語句，含有將加害於告訴人謝文宗之身體或告訴人謝文宗兒孫之生命、身體之意思，其中部分訊息經由證人楊陳綉敏轉達後，亦已間接傳達予告訴人謝文宗，自均屬告知將來可能對告訴人謝文宗或伊兒孫不利之表示，衡情一般人面對此種恫嚇時，通常均會產生行為人可能進一步採取實害行為等害怕、畏怖之心理壓力，擔憂自己及至親之人身安全遭受危害而恐懼不安；告訴人謝文宗證稱伊因此感到害怕等語，實與常情無違，應屬可信。且被告係表達其認告訴人謝文宗與其配偶有染乙事後出言恐嚇，顯對告訴人謝文宗心懷不滿，即非單純之日常對話或玩笑、戲謔之語，足認被告直接或間接向告訴人謝文宗傳達之上開言語，係屬以將加害告訴人謝文宗之身體或伊至親之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告訴人謝文宗之行為，足使告訴人謝文宗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甚明。　㈤被告於案發時已係年滿64歲之成年人，具有相當之智識程度及豐富之社會生活經驗，對於上開各情均不得諉為不知，其竟仍恣意逕為上開行為，主觀上應已清楚認知其所為係在恫嚇告訴人謝文宗，堪信被告確有恐嚇危害安全之故意無疑。　㈥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被告固曾先後表述如事實欄「一」所示之恐嚇言語，然被告係因認告訴人謝文宗與其配偶有染，為求告訴人謝文宗出面處理，始於密接之時間陸續口出前述恫嚇之語，主觀上應係基於單一之恐嚇危害安全之犯意，客觀上所侵害者亦為相同之法益，各舉動之獨立性甚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區分為不同行為，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僅論以一恐嚇危害安全罪（檢察官起訴意旨同此認定）。　㈢爰審酌被告不思理性面對感情糾紛之事，僅因主觀上對告訴人謝文宗有所不滿，即以前述言語恐嚇告訴人謝文宗，所為使告訴人謝文宗感受恐懼及心理壓力，破壞社會治安及善良秩序，殊為不該，亦顯見被告目無法紀，欠缺自制能力，惟念被告與告訴人謝文宗業經臺南市西港區調解委員會調解成立，有調解筆錄附卷可參（本院卷第41頁），兼衡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嗣於辯論終結後始具狀稱願認罪，復參酌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手段及情節，暨被告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從事養殖漁業，子女均已成年，無人需其扶養（參本院卷第39頁）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㈣被告雖於辯論終結後具狀表示願認罪，請求本院為緩刑之諭知等語；然被告前曾有違反保護令之前案紀錄，可見被告漠視公權力之心態，且被告與告訴人謝文宗雖經調解成立，但迄至本院審理時仍否認犯行，對偵查機關多所質疑，故本院衡酌上情，認仍有藉刑之執行以促被告警惕之必要，尚不宜逕為緩刑之宣告，併此指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305條、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施婷婷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蔡盈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吳宜靜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錄所犯法條：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2025-03-27

TNDM-114-易-281-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060號上訴人林芷妤郭靜榆上列上訴人等因加重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824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14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經原審審理結果，維持第一審關於論處上訴人林芷妤、郭靜榆（下稱上訴人2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刑（依序分處有期徒刑3年2月、2 年6月），並對林芷妤宣告沒收、追徵新臺幣（下同）2628 萬元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及上訴人2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敘明認定上訴人 2人有原判決所引用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所引載起訴書犯行之得心證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關於上訴人2人部分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二、本件上訴意旨略稱：證人即告訴人江淑珍嗣後於法院審理時，推翻其前所稱雙方之金錢往來為單純借貸關係之指述內容，顯見其對上訴人2人及同案被告黃素鳳等3人之證述，前後矛盾不一，而有不實、誣陷之嫌。原審不採江淑珍前所稱為借貸關係之有利證據，其採證自有違證據法則；另請求對上訴人2人及江淑珍均施作測謊，以證明本件實為借貸行為，並提出新證物USB隨身碟，請求向電信公司「台灣之星」調取林芷妤之行動電話0000-000-000之Line簡訊內容，證明江淑珍曾傳簡訊向伊告知，她所託郭靜榆轉交之150萬元為借貸關係，故江淑珍早已知悉雙方係借貸行為，上訴人2人並無對之施用詐術等語。三、惟查：　㈠原判決就上訴人2人之犯行，已說明如何依據江淑珍所述與卷內證據相符之證詞，並佐以林芷妤及黃素鳳均於偵查中自白曾向江淑珍佯稱：林芷妤的哥哥是吳東亮、婆婆是三信銀行高層、先生是檢察官；及黃素鳳所供：林芷妤全家帳戶都被凍結，沒辦法過生活，問我可不可以介紹朋友給她認識，我就介紹江淑珍給林芷妤認識等語，暨卷內相關證據資料而為認定，並載敘黃素鳳明知林芷妤經濟困難，無資力返還借款，竟介紹林芷妤與江淑珍認識，而共同向江淑珍謊稱林芷妤家族金融背景實力雄厚，其很會理財，投資遍布海內外，政商關係良好，可以將資金交給林芷妤投資以賺取豐厚優惠利息，且先以償還小額利息報酬之方式取信於江淑珍致其陷於錯誤，誤以為林芷妤身家雄厚，而接續將款項交付予林芷妤，並指示郭靜榆出面取款，是上訴人2人與黃素鳳顯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甚明等旨。復對林芷妤所請求向風城菲力博奕有限公司、菲力王國有限公司函調相關之資料一節，因查該2公司並無設立登記資料，而認尚無調查之必要。經核原判決適用證據法則於法無違。　㈡第三審為法律審，應以第二審判決所確認之事實為判決基礎，以判斷其適用法律有無違誤，不及被告於事實審所未主張事實及證據等相關事項之調查，故於第二審判決後不得主張新事實或提出新證據而資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查上訴人2 人於上訴本院後始提出對上訴人2人及江淑珍均施作測謊，及USB隨身碟而據以向電信公司「台灣之星」調取簡訊內容等請求，核屬新事證，而本院為法律審，且本件係以程序上不合法予以駁回，自無從就此部分之新事證，加以重新審酌。上訴人2人此部分之請求，即難認為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四、綜上，上訴人2人之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徒憑其等主觀意見，就原審採證認事、證據取捨之適法職權行使事項，或對原判決已明確論斷之事項，重事爭執，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情形不相適合，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李麗珠法　官陳如玲法　官莊松泉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1060-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83號上訴人蘇映銘原審辯護人兼選任辯護人粘怡華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183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4036號），提起上訴（其原審辯護人亦為其利益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蘇映銘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08年3月1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楊登勝及周星宇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以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量處有期徒刑8年，並諭知相關沒收、追徵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及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二、上訴意旨略稱：本件偵查卷內編號（以下僅以編號載列）7 、11、12所示，有關上訴人與楊登勝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編號5所示彰化商業銀行金融卡翻拍照片、編號6所示楊登勝將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轉入上訴人申辦之彰化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編號10所示行動電話之計算機顯示「33,000/17.5=1,885. 71429」等截圖、編號8所示電子磅秤顯示「16.75」之照片等證據，依周星宇所證，係取自楊登勝手機內上傳至雲端之資料，由其下載後複製於其手機內，再由警方複製拍照所製作之文書，並非存放於楊登勝手機內之原始檔案，顯為派生證據，且上開所謂上訴人與楊登勝之對話截圖，並未標註日期，是否確為108年3月間之對話，亦非無疑，復經該2人否認為其等間之對話，亦否認其他照片係取自楊登勝手機，伊對上開證據資料之真實性亦有所爭執，原審未能就上開證據資料之真實性踐行驗真程序，遽採為上訴人論罪依據，已有違法。況周星宇係108年11月間為警查獲，距其證述與楊登勝合資購買毒品之108年3月，已逾半年，縱有購得毒品亦已施用完畢。再參諸其與楊登勝間有感情糾紛，且於其個人所涉販賣毒品案件中以指認上訴人為減刑事證，實難以排除周星宇誣陷上訴人之可能，原判決僅憑非親自見聞交易之周星宇證述，即認定上訴人有本件販賣毒品犯行，有調查未盡、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三、惟查：㈠「數位證據」係指儲存於電磁紀錄載體，或是以數位方式傳送，於審判中得用以證明待證事實之數位資訊。而將該數位資訊內容，以機械、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科技方法，「準確重製」之產出物，乃原始證據內容重現之複製品，自與原始證據具有相同之證據能力（例如拍攝電子郵件內容畫面之照片，或列印之紙本文件）。倘當事人就該複製品與原始數位資訊內容之同一性無爭議時，固得直接以該複製品為證據，若有爭議，法院即應調查以驗真該複製品是否未經變造、偽造，而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內容同一，至驗真之調查方式，除得行勘驗或鑑定外，亦得以其他直接證據或情況（間接）證據資為認定。而關於證據是否具同一性之調查，乃屬訴訟法上之事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其證明方法與程序不受嚴格之限制，無須達到毋庸置疑或毫無懷疑之程度，只需達到使法院產生大致相信該複製品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具同一性之心證即為已足，自不以取得原件為必要。至於能否藉由該複製品，證明被告有無犯罪事實，則屬證據證明力之範疇。又「供述證據」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其有無證據能力，應視是否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有關傳聞法則例外規定決定；「非供述證據」因係「物證」，自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祇須合法取得，並於審判期日經合法調查，即可容許為證據，而不生依傳聞法則決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問題。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係社群或通訊軟體儲存用戶互動對話及情境表達紀錄，此為依據社群或通訊軟體之儲存功能，本於機械作用真實保存當時對話之內容，就紀錄本身而言，未經人為操作，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非屬供述證據，祇要與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復無事證足認有透過偽造、變造所取得之情事，經合法調查後，以之為論罪依據，無違法可言。查，周星宇所證其與楊登勝向上訴人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過程，乃其親身見聞，自非傳聞證據。又卷附自周星宇手機內翻拍之手機截圖及照片（下稱數位證據），係周星宇於108年11月12日遭警查獲於108年5月間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曾峻杰後，於警詢、偵查中供出上開毒品來源為上訴人，所提供予警方之證據資料，為警方合法取得之證據。再者，周星宇證稱，108年間楊登勝為我男友，曾在我手機登入其當時之Google帳號，也有分享其雲端相簿給我，我因此取得編號1至14所示照片。2人於108年3月初講好，一起向上訴人購買半台甲基安非他命，由楊登勝傳送編號7 、11、12所示對話內容截圖給我等語。楊登勝亦證稱，我確實曾在周星宇的手機登入過我的Google帳號，不小心按到同步，所以2人手機內的相片均會相互同步到對方的Google相簿內等語。上訴人與周星宇、楊登勝均稱，編號7、11、12 所示對話截圖所顯示暱稱「阿銘」、「嚇鼠（老鼠圖示）寶寶了」之人為上訴人，且有編號1所示上訴人之相片及截圖內之大頭貼照片可佐，上訴人及楊登勝均未表示上開對話內容有經僞造、變造。上訴人就本案帳戶為其所有，且有編號 6所示108年3月13日23點38分，楊登勝轉帳3萬3000元至上訴人本案帳戶之事實不爭執，復有彰化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可稽（見偵查卷第70頁），足認編號7、11、12之對話內容截圖為上訴人與楊登勝之對話紀錄，亦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復經原審於審理期日就本案數位證據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有證據能力，自得採為本案判斷之依據。至上開數位證據是否足為本案補強證據，乃證明力之範疇，上訴人及其辯護人空言此為傳聞證人周星宇所提衍生證據而無證據能力（見原審卷第97、120頁），自無可採，此經原判決敘明理由，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再執前詞，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行爭執，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㈡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再販毒者與購毒者，係屬對向犯罪之結構，對向犯證人之證述，固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而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然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陳述者所述不利被告之犯罪情節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是以購毒者或共犯之證述若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即足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尚難因其等於被訴販賣毒品案件中供出被告為毒品來源，請求依法減免其刑，即認其等證述不可信。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供述、周星宇、楊登勝之證述、本案數位證據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上訴人於108年3月間某日，以暱稱「阿銘」、「嚇鼠（老鼠圖示）寶寶了」傳送Line訊息予楊登勝，約定以3萬3000元之代價販賣毛重17.5公克（淨重16. 7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嗣楊登勝於108年3月13日23時38 分許，將3萬3000元匯至上訴人之本案帳戶，上訴人即於翌日（14日）20時7分後之同日某時，在其位於桃園市不詳地址住處，將前開數量之甲基安非他命交予楊登勝或周星宇其中1人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並說明：周星宇與上訴人間並無仇隙，其所提出編號7、11、12所示上訴人與楊登勝間之對話內容顯示，某日18時14分至37分，楊登勝要向上訴人購買「半台現貨」，價格為「66∕2」（即1台為6萬6000元，半台為3萬3000元），上訴人要求先匯款等語，中午12時1 5分，楊登勝稱「等等可以過去拿的時候，跟我說」、迄晚間8時7分，上訴人表示「來了」、「可以來」，佐以編號5 、6所示（108年3月13日）23時38分，楊登勝帳戶有轉入本案帳戶3萬3000元之事實，編號9、10所示照片顯示計算3萬3 000元∕17.5公克，1公克為1,885.71429元，及編號14所示1 包白色結晶（即甲基安非他命）、編號8所示電子秤上顯示淨重16.75公克之照片，及周星宇於108年5月間以1公克甲基安非他命2000元之價格販賣予曾峻杰，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331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在案等情，堪認周星宇所證本件交易過程真實可採，上訴人辯稱楊登勝會幫我修水電，買修水電的設備及安眠藥，我也會賣一些3C產品給楊登勝等語，楊登勝亦附和其詞，惟均未能提出相關佐證以實其說，自無足採。已就上訴人所辯何以不足以採信，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說明其取捨之理由綦詳。核其所為之論斷，尚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上訴意旨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任意指摘原判決不當，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四、綜上，上訴意旨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主觀任意爭執，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林立華法官莊松泉法官李麗珠　　　　　　　　　　　　　　　法官陳如玲法官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583-20250327-1

易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傷害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12號公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士豪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457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乙○○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乙○○與丙○○、翁煒竣、甲○○原為朋友關係，乙○○並曾借住在新竹市○區○○路000號4樓之1由翁煒竣所承租之套房（下稱本案套房）。嗣乙○○與翁煒竣兩人因故而有糾紛，翁煒竣避不與王世豪見面，為向丙○○探詢翁煒竣下落，乙○○、甲○○（乙 ○○、甲○○所涉妨害自由罪部分及甲○○所涉傷害罪部分，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於民國112年6月24日下午1時許，搭乘由另1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下稱甲男）駕駛車號不詳之自小客車，至丙○○位於新竹市香山區之住處（地址詳卷），要求丙○○告知翁煒竣下落及上車一起前往本案套房，因丙○○一再堅稱不知道翁煒竣之下落，致乙○○心生不滿，基於傷害之犯意，在上開自小客車副駕駛座上轉頭以拳頭毆打坐在後座之丙○○臉部，抵達本案套房後，乙○○接續上開傷害犯意，繼續以拳頭毆打丙○○臉部，致丙○○受有腦震盪伴右臉頰挫瘀傷之傷害。二、案經丙○○訴請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下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乙○○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51頁），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亦無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做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本案認定事實引用卷內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112年6月24日下午1 時許我有去本案套房，但我忘記告訴人丙○○是自己過來，還是跟我們一起去本案套房；我沒有在車上及本案套房內徒手打告訴人云云。　㈡經查：　⒈證人即告訴人丙○○於本院114年2月18日審理時證稱：當天接近中午左右，被告傳訊息詢問我翁煒竣在哪裡，我回答他我不知道，過沒多久，被告、甲○○和一名不認識的人開車到我家，我哥哥開門後，被告、甲○○一進來就拉住我，問我翁煒竣到底人在哪裡，後來有點強制的讓我上車，我以為他們會好好問我，開車前往本案套房的路上，被告從副駕駛座轉頭開始用拳頭打我的臉好幾下，到了本案套房，被告繼續問我翁煒竣在哪裡，又繼續用拳頭打我的臉，用腳踢我的四肢，過沒多久就放我出去，我離開後聯繫一位朋友，他建議我應該要去報警，我就聽他的建議去警察局報案等語（本院卷第 143至153頁），核與其於112年6月24日警詢、113年1月19日偵訊（偵18998號卷第7至8頁、第58至59頁）內容相符。　⒉證人甲○○於本院114年1月9日審理時證稱：我因翁煒竣介紹而認識被告，與告訴人是高中同學；112年6月24日下午1時許，一名我不認識的人開車載我和被告前往告訴人住處，我和被告詢問告訴人知不知道翁煒竣在哪裡，告訴人沒有講，我們就請告訴人上車一起找翁煒竣，上車後被告坐副駕駛座，我坐副駕駛座後面，在前往本案套房的車上，告訴人仍不講翁煒竣在哪裡，被告就從副駕駛座轉頭打告訴人3、4拳，忘記是往告訴人的頭或是臉部打，被告在本案套房也有用手打告訴人的身體，忘記有沒有打頭或是臉部等語（本院卷第73 至88頁），核與其於113年7月8日偵訊時之陳述（偵18998號卷第72至73頁）大致相符，並無顯然矛盾之處。　⒊經核對證人即告訴人丙○○、證人甲○○之證述內容，2人對於被告傷害告訴人之動機、目的、地點、徒手之方式、毆打之部位等細節均證述一致，又告訴人於案發後當日下午4時許立即到新竹市警察局第二分局文華派出所報案，有警員林鴻偉 112年10月4偵查報告（偵18998號卷第3頁及背面）可佐，再觀諸告訴人丙○○自偵查到審理均表示有意願與被告和解之態度，且卷內並無證據足資認定被告與告訴人間有何仇隙而有誣陷被告之動機等情節，足認證人即告訴人丙○○、證人甲○○ 上開證述內容為真實，被告有於事實欄所載時間、地點徒手毆打告訴人丙○○之行為應堪認定。此外，告訴人丙○○因而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一節，也有國軍桃園總醫院新竹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受傷情形照片（偵1899 8號卷第18頁、第38至40頁）在卷為憑。　㈢被告於審理時陳稱：我的手機LINE都有擷圖，包括幫丙○○處理本票的事情，因為丙○○有偷人家皮包，他就被押去簽本票，然後翁煒竣才叫我從南部上來幫他解決這件問題，我才認識他，我的手機在警局被扣住了，希望可以調我的手機來看等語（本院卷第155頁），惟被告聲請調查其手機內容之待證事實，依其自己之陳述即顯然與本案傷害犯行無關，故本院認為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　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自應依法予以論罪科刑。　三、論罪科刑：　㈠罪名：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接續犯：被告前後以徒手毆打告訴人之時間、地點尚屬密接，復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身體法益，各行為間之獨立性尚屬薄弱，依一般社會通念，應認屬接續犯而評價為一罪。　㈢量刑：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應秉持理性溝通或依法處理，卻捨此不為，徒手傷害告訴人，致其受有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傷勢，所為自無可取之處。另考量被告自始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前有妨害自由、傷害等相類犯罪之前案紀錄，素行不佳，兼衡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對於本案沒有意見（本院卷第153頁），及被告自述二專夜間部畢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曾從事噴漆工程工作、經濟狀況小康、未婚、有1名未成年子女（本院卷第15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賴佳琪提起公訴，檢察官何蕙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劉得為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紀語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3-27

SCDM-113-易-1012-20250327-1

訴緝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137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世達選任辯護人周仲鼎律師廖宜溱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0年度偵緝字第20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世達無罪。　　事　實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世達明知甲基安非他命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不得無故持有，竟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達20公克以上之犯意，於不詳時間、地點，取得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2包後持有之，嗣於民國109年2月10日晚間11時30分許，在桃園市○○區○○路000號「I DO汽車旅館」，為警查獲，並扣得上開甲基安非他命（純質淨重29.4215公克，下稱本案毒品）。因認被告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達20公克以上之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係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30 年度台上字第816 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況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亦有明定，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128 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世達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達20公克以上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黃世達之供述、證人黃俗箏、薛羽瑩、謝長宏、張雅詩之證述，以及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現場照片、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毒品鑑定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持有第二級毒品達20公克以上之犯行，辯稱：扣案之本案毒品不是我的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就程序方面而言，本案並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60條規定的新事實、新證據，本不應再行起訴，也不應進行實體上的審理。縱認應進行實體審理，但本案毒品為黃俗箏所持有一事，業經黃俗箏於另案偵查中供認，且經法院判刑確定，故黃俗箏事後翻異前詞，顯與常理不符，應不可採。又張雅詩、薛羽瑩之歷次證述有前後矛盾之情形，彼此證述亦不相吻合，自不應以上開有瑕疵之證述來認定被告有罪，故請求為無罪判決等語。五、本院認定如下：　㈠本案起訴程序合法：　⒈按「不起訴處分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非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一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者。二有第420條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或第5 款所定得為再審原因之情形者。前項第1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檢察官偵查中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其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260條定有明文。另按同一案件經不起訴處分確定後，固不得再行起訴，但如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260條第1款之規定，自得再行起訴。而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祇須於不起訴處分時，所未知悉之事實或未曾發現之證據，即足當之，不以於處分確定後新發生之事實或證據為限。亦即此之新證據，不論係於處分確定前未經發現，抑或處分確定後所新發生者，均包括在內。且該項新事實或新證據就不起訴處分而言，僅須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已足，並不以確能證明其犯罪為必要。故檢察官於不起訴處分確定後，因傳訊證人或將扣案物品送有關機關鑑定，而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自得再行起訴。至起訴後法院應為如何之裁判，乃屬法院起訴審查或為實體審理之範疇，究不得因此而謂係違反同法第303條第4款之違背第260條之規定再行起訴，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266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關於被告涉嫌於前開時、地，持有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事實，固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因認犯罪嫌疑不足，而以109年度毒偵字第1108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 9年度毒偵字第1108號卷【下稱偵1108卷】第181頁至第182 頁）。嗣證人即另案被告黃俗箏改口否認犯行，並證稱本案毒品是被告所有，經檢察官續行偵查，並傳訊證人黃俗箏、薛羽瑩、謝長宏、張雅詩，因上開證人均為與前案偵查中相異而不利被告之證述，揆諸前開說明，自均屬被告經前案不起訴處分後，始發現之「新證據」。是本案起訴之證據，既有上開未經不起訴處分檢察官審酌之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 260條第1款規定，檢察官自得重行起訴，本案起訴程序並未違法。辯護人主張本案經不起訴處分確定後，並無新證據，不得再行起訴，並主張本案起訴不合法云云，顯屬誤認，並不足採，先予敘明。　㈡公訴意旨雖以證人黃俗箏、薛羽瑩、謝長宏、張雅詩之證述，而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惟查：　⒈證人即另案被告黃俗箏於109年2月11日警詢及偵訊時，均供認扣案之毒品為其所有等語（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毒偵字第1113號卷【下稱偵1113卷】第13頁至第14頁、第 15頁至第19頁、第105頁至第107頁）；於109年3月10日偵訊時則陳稱：本案毒品是黃世達、張雅詩的，我從地檢署交保出來後，在外面有聽到張雅詩和黃世達說毒品是他們的，當時時間是晚上10點多11點左右等語（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 109年度他字第2402號卷【下稱偵他2402卷】第140頁）；於 109年9月29日偵訊時陳稱：我是最後一個從地檢署出來的人，交保後我很生氣走出來問東西是誰的，大家僵在那，過一分鐘，張雅詩頭低低小聲說「東西是我們的」，我問她為何不承認，她就低頭不講話。黃世達一樣不講話等語（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7077號卷【下稱偵他7077卷】第36頁）。　⒉證人薛羽瑩於109年2月11時警詢及偵訊時，均證稱：本案毒品是黃俗箏的等語(見本院109年度訴字第1119卷【下稱另案本院卷】二第17頁至第21頁、第23頁至第25頁)，於109年3月10日偵訊時證稱：我從地檢署出來後，我們在外面討論毒品是誰的，張雅詩支支吾吾的，後來張雅詩和黃世達才說是他們的，張雅詩說會害怕，所以先放到外面去等語（見偵他2402卷第140頁），於109年9月29日偵訊時證稱：黃俗箏從地檢署交保出來後，在外面很生氣問東西是誰的，當時黃世達和張雅詩都在，然後張雅詩就頭低低回答說「東西是我們的」，我就說當時為何不說是你們的，張雅詩就沒說話，黃世達也從頭到尾沒講話，沒承認也沒否認等語（見偵他7077卷第38頁），於114年2月27日本院審理時證稱：那時候我們從地檢署出來，我們在地檢署外面問東西到底是誰的，張雅詩就有說東西是他們的，那時候黃世達好像在張雅詩旁邊，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到等語（見本院113年度訴緝字第137號卷【下稱本院卷】第76頁至第77頁）。　⒊證人張雅詩於109年2月11日警詢、偵訊時，均證稱：本案毒品是黃俗箏的等語（見另案本院卷一第311頁、第317頁），於109年10月29日偵訊時證稱：毒品是黃世達的，當時是我跟黃世達一起過去汽車旅館，所以我知道毒品是黃世達帶過去的，我有很小聲說東西是我們的，因為當時我跟黃世達是男女朋友，所以我才說東西是我們的，但東西其實是黃世達的等語（見偵他7077卷第75頁至第77頁），於另案110年11 月18日審理時證稱：當天黃俗箏是最後一個交保出來，黃俗箏出來後就問東西是誰的，然後那時候我才小小聲的說東西是黃世達的，是我們的，因為當時黃世達不在我旁邊，他在地檢署門口左手邊的垃圾桶抽煙，所以我才老實跟黃俗箏說，黃世達不知道我有跟他們說東西是我跟他的等語（見另案本院卷二第78頁至第102之1頁)，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時是薛羽瑩、謝長宏問我東西是誰的，我有承認東西是我跟被告帶過去的，黃俗箏是最後一個交保出來的，黃俗箏還沒問到我們之前，我跟被告就已經坐計程車離開了，所以黃俗箏沒有問到我們。薛羽瑩問我的時候，被告沒有聽到，因為離我們有點距離等語（見本院卷第72頁至第73頁）　⒋證人謝長宏於109年3月24日偵訊時證稱：當天開完庭在地檢署門口，他們一群人在問毒品是誰的，我有聽到黃世達跟張雅詩說是他們的等語（見他2402卷第147頁），於109年9月2 9日偵訊時證稱：我隔天從地檢署出去時，有聽到張雅詩說東西是她的，沒說是「我們的」，我當時有向黃俗箏確認該女生說什麼，黃俗箏說該女生說東西是她的等語（見偵他70 77卷第37頁）。　⒌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述，對於本案毒品究竟是被告或證人黃俗箏持有乙節，證人黃俗箏、薛羽瑩、張雅詩歷次證述並非一致，已有自身證述不一致之瑕疵，又證人張雅詩於地檢署外陳述「東西是我們的」時，證人黃俗箏是否在場乙節，證人張雅詩於另案審理時證稱：當時是黃俗箏問東西是誰的，我才坦承等語，然於本院審理時則改證稱：當時是薛羽瑩在問東西是誰的，所以才坦承，黃俗箏從地檢署出來前，我跟被告就已經離開等語，惟證人黃俗箏、薛羽瑩均證稱：當時是黃俗箏從地檢署出來，很生氣在問等語，可見證人張雅詩之歷次證述，非但有前後矛盾之情形，與證人黃俗箏、薛羽瑩之證述亦非相吻，再者，關於證人張雅詩在地檢署門口坦承持有毒品時被告是否在場乙節，證人黃俗箏、薛羽瑩於109 年9月29日偵訊時均證稱：當時黃世達不講話等語，惟證人張雅詩於另案審理時則改證稱：當時黃世達不在我旁邊，黃世達不知道我有跟他們說東西是我們的等語，是被告究竟有無聽聞證人張雅詩在地檢署外陳述之內容，上開證人之證述亦非一致，末以，證人謝長宏於109年9月29日偵訊時證稱：我從地檢署出去時，聽到張雅詩是說「東西是她的」，沒說是「我們的」等語（見偵他卷第7077卷第37頁），亦與證人黃俗箏、薛羽瑩證稱張雅詩是說「東西是我們的」，亦相互歧異。是證人黃俗箏、薛羽瑩、張雅詩、謝長宏之自身證述既有前後矛盾之情形，彼此間證述更有前開明顯歧異之處，難以執上開證人證述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⒍再者，衡諸一般常情，證人黃俗箏係智識健全且具有利害辨識能力之成年人，在警方及檢察官已明確告知其所涉刑責之情形下，倘其並未持有本案毒品，衡情自可逕予否認，何有反於常情虛捏事實，故意陷己入罪之必要。此外，案發時證人張雅詩、黃俗箏為朋友關係，證人薛羽瑩、黃俗箏為男女朋友關係，彼此間並無仇恨、怨隙，要無惡意誣陷或刻意杜撰不實情節而設詞構陷證人黃俗箏之理，準此，考量證人薛羽瑩、張雅詩於109年2月11日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未受他人干預，較少權衡利害得失，較能排除於刑事訴訟過程中所受訴訟關係人之不正影響，應認證人薛羽瑩、張雅詩於109 年2月11日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較為可採，其等事後改變證述，非無可能是為迴護證人黃俗箏所杜撰，自無可採。　㈢公訴意旨雖援引桃園市政府警察局桃園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現場照片、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毒品鑑定書等件作為本案證據，然而，上開證據至多僅能證明警方有於109年2月10日晚間11時30分許，在汽車旅館扣得本案毒品，尚無法補強前開證人有瑕疵之證述，亦難執此逕認本案毒品即為被告持有。㈣綜上，證人黃俗箏、薛羽瑩、張雅詩、謝長宏所為不利被告之證述，既非全無瑕疵可指，已難盡信上開證人證詞內容為真，又公訴意旨所援引之其餘客觀證據，亦無法作為擔保上開證人證述真實性之補強，不足以使本院形成被告有持有第二級毒品達20公克以上之有罪確信，此外，復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人所指之犯行，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健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八庭審判長法　官　鄭吉雄　　　　　　　　　　　　　　　　　　法　官　羅文鴻　　　　　　　　　　　　　　　　　　法　官　姚懿珊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儷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3-27

TYDM-113-訴緝-137-202503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