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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有價證券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07年度重訴字第 23號 108年度金訴字第135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曾麗珍選任辯護人吳秀菊律師上列聲請人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23號、108年度金訴字第135號），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 年度偵字第2600號、106 年度偵字第8543號、10 6 年度偵字第16524號、106 年度偵字第23692 號、106 年度偵字第27436 號、106年度偵字第27440 號、107 年度偵字第6989 號、107 年度偵字第8287號；106年度偵字第30222號、107年度偵字第2498號、107年度偵字第1853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被告曾麗珍停止審判。　　理　由一、按被告因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致不解訴訟行為意義或欠缺依其理解而為訴訟行為之能力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民國112年12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7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定有明文。立法理由略以：原條文第1項停止審判之事由，僅限於心神喪失，而未及於其餘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之情形，對被告程序保障及訴訟照料難謂周妥，並考量被告對訴訟行為所生基本利害得失之理解或辨別能力，以及依其理解或辨別而為訴訟行為之控制或防禦能力，例如為自己辯護、與其辯護人商議訴訟策略或為相關溝通討論之能力等，乃確保公正審判程序及被告訴訟權益所必要，爰參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2條著眼於實質平等之合理調整、第13條平等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之意旨，將本項「心神喪失」，修正為「因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致不解訴訟行為意義或欠缺依其理解而為訴訟行為之能力」，俾資明確。又本項規定旨在維護程序法上之相關權益及規範目的，所稱「訴訟行為」，係指構成訴訟並產生訴訟法上效果之行為，包括法官之訴訟行為、當事人之訴訟行為及其他訴訟關係人之訴訟行為。二、經查，被告曾麗珍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本院 107年度重訴字第23號、108年度金訴字第135號審理中，惟被告因「腦中風，重度血管性失智症」，臨床上無回復之可能性，目前需他人協助完全照護下，始得能勉強維持合宜的生命品質，家庭與社會處理等適應行為完全不能，在經濟、社區活動、社會活動等方面，辨識、判斷、預期自己之行為與效果亦完全不能等情，經本院家事庭以113年度監宣字第5 7號民事裁定被告曾麗珍受監護宣告確定，業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確認無誤。綜上，足認被告有因精神及心智障礙，致不解訴訟行為意義或欠缺依其理解而為訴訟行為能力之情形，已無法有效、實質進行訴訟，合於首揭停止審判之事由，揆諸上開規定，本件應於被告回復以前停止審判。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炫谷　　　　　　　　　　　　　　　　　　　　　　　　　　　　　　　　　　　　　法　官　林莆晉　　　　　　　　　　　　　　　　　　　　　　　　　　　　　　　　　　　　　　法　官　林欣儒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鍾巧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TYDM-107-重訴-23-20250327-6

訴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檢舉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五庭 112年度訴字第221號 114年3月6日辯論終結原告楊坤益林璿嬥被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代表人彭金隆（主任委員）訴訟代理人王綺華林定緯王佩蘭上列當事人間檢舉事件，原告不服行政院中華民國112年1月4日院臺訴字第1125000209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理由壹、程序事項：一、被告代表人原為黃天牧，訴訟進行中變更為彭金隆，業據被告新任代表人提出承受訴訟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321 頁），核無不合，應予准許。二、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經被告同意或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不在此限。」「被告於訴之變更或追加無異議，而為本案之言詞辯論者，視為同意變更或追加。」為行政訴訟法第111條第1、2項所明定。查原告於起訴時，聲明求為判決：「一、行政院112年1月4日院臺訴字第1125000209號訴願決定（下稱訴願決定）及被告111 年8月15日金管保產字第1110139814號函（下稱系爭函）均撤銷。二、被告對於原告民國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應依法執行公權力查察相關案件，並查察出實際違法當事人，依權移送相關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違法刑事判決及行政處分。」（本院卷第11頁）。後於民國114年1月7日變更聲明為：「一、訴願決定及系爭函均撤銷。二、原告等111年6月6 日的檢舉案件，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規定及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受理民眾檢舉金融違法案件獎勵要點規定（下稱獎勵要點），請求被告啟動行政調查事履行職務義務，發現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上義務及刑事法上義務之真實。三、被告應依獎勵要點（最新修正版本）規定），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所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每一案件，依法作出行政處分新臺幣（下同）60萬元核發5萬元或處分1000萬元以上核發500萬元檢舉獎金事。四、原告等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如同時涉嫌觸犯刑事處罰時，依行政罰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移送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或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32條第2項之規定，作成相應之行政處分。」，並經本院於114年3月6日言詞辯論期日確認（本院卷第491-492頁）經核上開所為，乃屬訴之變更，本院亦認為適當，依前揭規定，應予准許。貳、爭訟概要：原告以111年6月6日申請書（下稱系爭申請書）向被告申請略以，依獎勵要點第4點至第6點規定，檢舉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險代理經紀公司（下稱保經代公司）、股票公開上市櫃公司保險商品採購人員共同利用職權之便，違反商業交易常規，以不當商業交易之術，為自己或第三人獲取不當利益，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71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 條等規定，並檢附相關事證，請被告依法處理並核發檢舉獎金等情。案經被告以系爭函回覆原告並敘明檢舉並申請核發檢舉獎金洵屬無據。原告不服系爭函提起訴願，經行政院以訴願決定駁回。原告不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參、原告之主張及聲明一、主張要旨略以：　原告向被告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經代公司暨其採　購人員執行業務違反證交法、保險法、刑法等規定，欲藉由　被告進行調查之公權力並依檢舉事實查察相關人員違反法令　規章之詳情事實，並依法移送相關司法機關辦理，以核發其　等檢舉獎金，原告所提事證明確，然被告於系爭函敘明被檢　舉者未違反證交法規定，已直接侵害其等依法應得檢舉獎金　。易言之，被告應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依相關規定對被檢　舉人各項違法行為作出相應之行政處分義務（如主動積極介　入調查事實之義務）；此外，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及獎　勵要點規定亦賦予原告有請求被告啟動行政程序之開始、依　法行政及給付檢舉獎金之義務，行政法院有權依法裁判被告　機關依原告之申請，對被檢舉人做出相應之特定行政處分及　給付檢舉獎金事，此為公法上賦予原告等之請求權利。二、聲明：㈠訴願決定及系爭函均撤銷。　㈡原告等111年6月6日的檢舉案件，依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規定及獎勵要點，請求被告啟動行政調查事履行職務義務，發現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上義務及刑事法上義務之真實。　㈢被告應依獎勵要點（最新修正版本規定），依被檢舉人行為事實所涉及違反被告主管各作用法每一案件，依法作出行政處分60萬元核發5萬元或處分1000萬元以上核發500萬元檢舉獎金事。　㈣原告等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如同時涉嫌觸犯刑事處罰時，依行政罰法第32條第1項之規定，移送司法機關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或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32條第2項之規定，作成相應之行政處分。肆、被告答辯要旨及聲明：一、答辯要旨：　㈠依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及第6點規定可知，檢舉獎金之核發，係以經被告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為要件，並得由受理檢舉機關依職權或檢舉人之申請審核後核發檢舉獎金。　　㈡原告以系爭申請書檢附相關事證，主張被檢舉公司涉有違反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至第3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 2款及第342條規定之情事，經被告函請證券交易所（下稱證交所）就原告等所指被檢舉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第1 項至第3項規定情事調查之結果略以，據原告等提供之相關資料，查無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有整體保費收入不敷營業使用或違反證交法規定情事；就原告等指稱數家上市櫃公司違法情事，經證交所分洽該等公司說明，亦未發現重大違反證券交易法規定情事；另原告等曾向司法機關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相關再保業務，亦經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03年9月及109年9月間查無相關違法事項並予以簽結。是原告等檢舉案件，經被告調查尚未發現案關公司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規定之情事，難認有移送司法機關或據以對案關公司作成行政處分之必要，且申請書所檢附之臺北地檢署相關書函，均係就原告林璿嬥檢舉事項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結，亦難認原告所提案關公司有因涉金融違法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核與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之檢舉獎金核發要件不合，系爭函並無違法。　㈢本案緣於原告檢舉第一產物保險公司、數家保經代及上市櫃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及刑法相關規定，又證交法係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等公益而制定，原告之檢舉僅係促使被告發動職權進行調查，並未賦予其請求處罰被檢舉人之權利，是原告尚不得請求被告就其檢舉案件作成一定處分或移送司法機關調查。原告係檢舉案關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第171 條第1項至第3項、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定，惟原告歷次書狀另援引保險法、金融消費者保護法、保險商品銷售前程序作業準則、保險業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實施辦法、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保險經紀人管理規則、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等，均未具體指述所違反之法令規定，亦均非屬本案原檢舉範圍。二、聲明：駁回原告之訴。　　　伍、爭訟概要欄所載事實，有系爭申請書（本院卷第35-44頁）、系爭函（本院卷第25-26頁）及訴願決定（本院卷第29-34 頁）在卷可稽。陸、本院之判斷：一、獎勵要點第1點：「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維護金融市場秩序，鼓勵民眾勇於檢舉金融違法案件，對因檢舉而查獲金融違法案件之檢舉人給予獎勵，特訂定本要點。」、第3點：「（第1項）本要點所稱之金融違法案件，係指違反本會主管之各作用法相關規定之案件。（第2項）本要點所稱之受理檢舉機關，係指本會及所屬機關。」、第 4點：「檢舉人及檢舉結果符合下列條件者，經本會審核後核發檢舉獎金（以下簡稱獎金）：（一）於金融違法案件未被發覺前，依第十點所定管道向受理檢舉機關舉發，並依據第九點規定配合辦理。但檢舉人在受理檢舉機關查覺金融違法案件後，依據第九點及第十點提供事證，經本會審核會認定對於釐清案情或破案有重大幫助者，不在此限。（二）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中所提及之公司或負責人及受僱人等涉案人員，經本會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三）無第二點、第七點第一項或第十一點所定之情形。」、第5點：「（第1項）獎金核發標準如下：（一）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新臺幣（以下同）一千萬元以上罰鍰或法院判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五百萬元。（二）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五百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罰鍰、命令解任（解除）或撤換董（理）事、監察人（監事）職務、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一年以上執行職務、撤銷或廢止營業許可、停止全部之業務或經法院判決一年以上未滿三年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二百五十萬元。（三）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一百萬元以上未達五百萬元罰鍰、命令解任（解除）經理人或受僱人職務、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執行職務、停止經理人一年以上執行職務、停止部分業務、限制營業範圍、限制投資或資金運用範圍、命令停售保險商品、限制保險商品之開辦或保險新契約額或經法院判決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二十五萬元。（四）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處二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萬元罰鍰、停止董（理）事或監察人（監事）未滿六個月執行職務、停止經理人六個月以上未滿一年執行職務、命金融服務業調降其委任或僱用人員薪酬或經法院判決未滿六個月有期徒刑者，每件核發檢舉人獎金五萬元。（第2項）檢舉同一金融違法案件，有相關法律競合或前項各款規定競合之情形者，從一最高額核發獎金。（第3項）檢舉人同一年度檢舉案件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標準所核發獎金之累計金額，最高以二百萬元為限。」、第6點：「獎金核發程序如下：（一）檢舉之金融違法案件，經行政處分確定或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核發檢舉人獎金。（二）前款應核發檢舉人之獎金，受理檢舉機關應不待申請，依職權審核後，檢具行政處分書、法院判決書及有關檢舉之資料，報請本會審核會核定發放，檢舉人亦得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或行政處分確定後，向受理檢舉機關提出申請。（三）受理檢舉機關於本會通過審核核發獎金後，應即通知檢舉人具領。如檢舉人死亡者，由其繼承人依民法相關規定具領。」二、經查，據原告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庭訊時所陳，訴之聲明㈡請求權基礎為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獎勵要點第3、4、5 、6點；訴之聲明㈢請求權基礎為行政程序法第34條後段及獎勵辦法第5點；訴之聲明㈣請求權基礎為金融管理委員會組織法（下稱金管會組織法）第1至5條、第15條及獎勵要點第5 點云云。核原告訴之聲明㈡、㈢、㈣項，無非請求本院判命被告對於原告認定違法之相關系爭保險公司，進行行政調查後，或予以行政裁處、或移送刑事偵查，並依獎勵要點發給檢舉獎金。然不論上揭所引原告一己歧異據為請求權基礎之法規規定，抑或其他現行法規定，均未賦予原告有請求被告為特定作為之權利。至於獎勵要點，旨在鼓勵人民勇於檢舉金融違法案件，以收維護金融市場秩序之效，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應依其檢舉執行查緝金融違法及發給檢舉獎金之公法上請求權。此外，金管會組織法乃行政院為健全金融機構業務經營，維持金融穩定及促進金融市場發展，特別設立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即被告），條文主要規範被告之組織任務及監管範圍，亦未賦予人民有請求被告移送第三人至司法機關，及請求作成相應之刑事處分或行政處分之公法上請求權，原告主張依上開條文具有公法上請求權應屬無據。三、復以，原告以系爭申請書檢附相關事證，檢舉相關公司涉有違反證交法、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及第342條規定之情事云云，然經被告調查後函覆：「據台端提供之相關資料，經本會調查後，尚無發現渠等公司有違反證券交易法171 條規定之情事，且台端檢附之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相關書函，均為該署就林君之檢舉函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結。綜上，台端檢舉事項本會既尚無發現有違法情事，亦尚無涉案人員經本會行政處分確定或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與上開檢舉獎勵要點之規定未合，是台端向本會檢舉並申請核發檢舉獎金，洵屬無據。」，系爭函已記載明確（訴願卷第93頁），故被告對於原告檢舉事項確已進行相關調查，並無原告所述未進行行政調查之情況，且原告檢舉事實，經被告調查後亦未發現所檢舉之公司有違反證交法第171條等規定之情事，難認有移送司法機關或據以對被檢舉公司作成行政處分之必要，況檢視原告檢舉函所附臺北地檢署相關書函（本院卷第45-71頁、75-80頁），亦均係就原告檢舉事項函復查無犯罪事實或予以簽結，亦難認原告等所提案關公司有因涉金融違法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情事，核與獎勵要點第4點第2款規定之檢舉獎金核發要件不合。　四、綜上，被告所為系爭函並無違誤，原告所為上述各項主張，於法無據，訴願決定遞予駁回訴願，亦無不合，本件原告之訴應予駁回。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均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六、結論：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審判長法官　鍾啟煌法官　蔡如惠法官　李毓華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所需要件㈠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㈡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是否符合㈠、㈡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㈡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許婉茹

2025-03-27

TPBA-112-訴-221-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82號上訴人吳松麟選任辯護人游明仁律師上訴人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原名吳姍融）彭金源上六人共同選任辯護人邱翊庭律師上訴人詹益宏張華偉（原名張朝勝）張克勇陳坤宏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7月26日第二審判決（108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1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37264號、106 年度偵字第5144、10304、21015、23870、27727、3319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及關於張華偉有罪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甲、撤銷(即原判決關於上訴人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及關於上訴人張華偉有罪)部分：壹、本件原判決包括當事人欄記載上訴人即被告張華偉、張克勇、陳坤宏之原審法院108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1號01.1，及記載其餘上訴人之原審法院同一案號01.2等共計2份判決書，下依序稱原判決甲、原判決乙，合先敘明(原判決甲、乙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未據檢察官上訴，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貳、張華偉有罪部分一、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張華偉有原判決甲事實欄二、三所載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加重詐欺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不當之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其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刑，並諭知相關之沒收，固非無見。二、惟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而兼具共同行為決意與共同行為實行者，固屬共同正犯，倘其所參與者並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則其究係本於共同犯罪之行為決意而參與，該當共同正犯之罪責，或係本於幫助之意思暨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而參與，對於正犯資以助力，僅應論以幫助犯，兩者之間同有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外觀，由於其客觀行為本身不足以表徵其違法性與罪責，倘論其共同正犯，則於訴訟上應經嚴格證明其具共同犯罪行為決意，足以認定其雖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惟透過其他正犯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以其他正犯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之一部分，並對於犯罪之實現具功能支配之地位，唯其如此，使其同受其他正犯之行為歸責，始無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疑慮，且罪責相當。經查，原判決甲並未認定張華偉有參與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或加重詐欺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僅以共犯周瑞慶(經判處罪刑確定)為億圓富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圓富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億圓富控股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營造集團規模龐大之假象以取信投資人擴大吸金規模，乃以吸金所得貸放予經營陷入困境之公司而予控制或成立新公司，建構億圓富集團，並直接或部分透過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陳若慧（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等人擔任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名義負責人（詳如原判決甲附表十三㈠編號11(1)，附表十三㈡編號001(1)、003(1)、005(1)，附表十三㈢編號13、15、17至26、28、附表十三㈣編號2(1)、3至23所示），及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陳金德(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曾改名為「陳子龍」並擔任億圓富控股公司董事，登記於董事名單，以便周瑞慶對外自稱「陳子龍」，另周瑞慶又與共犯張辰鐘(通緝中)、吳丞豐（經判處罪刑確定，下或稱周瑞慶等人）推由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黃姜隆(現名黃文宏，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改名與上櫃公司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黃文宏」同名，並擔任億圓富控股公司董事，且委由張華偉按月轉交現金酬款給予部分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名義負責人等，為張華偉之行為內容，並未記載其有何參與或分擔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加重詐欺等構成要件行為，則就張華偉與周瑞慶如何就前揭犯行具有共同犯罪行為之決意，即應經嚴格證明。原判決甲依憑張華偉偵、審不利於己之供述，為認定其具共同犯罪行為決意，而論以共同正犯之主要理由。惟張華偉所為認罪及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認定其主觀上至少已認識其依周瑞慶之指示商請陳金德、黃姜隆等人改名並擔任各公司名義負責人，係周瑞慶等人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及加重詐欺犯行之重要環節，且就相關不法犯行之主要內涵非無概略之認識，猶仍為之，然是否已足以進一步認定其就周瑞慶等人之全部犯罪事實均視為自己行為之一部分，並對於相關犯罪之實現具功能支配之地位，據以令其就周瑞慶等所為全部犯行負責之知與欲？抑或僅具幫助之犯意？亦非無研求餘地。原審未調查明白，復未於理由說明所憑依據，遽認張華偉應對周瑞慶等人之犯罪事實負全部責任，非惟證據調查未盡，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參、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一、刑法沒收新制業將沒收定位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獨立的法律效果，已非從刑。是沒收雖以犯罪（違法）行為為前提，但於不生裁判歧異之前提下，若原判決關於罪刑論科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第三審法院自可僅就沒收部分撤銷發回，另就罪刑部分判決駁回上訴。二、本件原判決乙撤銷第一審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下稱吳松麟等8人 )部分之科刑判決，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改判各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詳後述），並諭知沒收、追徵相關犯罪所得。其中關於諭知吳松麟等8 人上開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宣告部分，固非無見。三、惟查，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均應詳為調查，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之基礎，故證據雖已調查，而尚有其他必要部分並未調查，仍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又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再因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不易，刑法第38 條之2第1項明定法院就須依法沒收之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亦即，犯罪所得均應予沒收，若認定尚非顯有困難時，原則上法院必須先審認其範圍與價額，如認定顯有困難時，始得援用估算之規定，得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法則釋明其合理估算推計之依據，不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以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然為免估算流於裁判者之恣意，仍須立於與該不法利得相關聯且業經確認之事實基礎上，依吾人日常生活之一般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相關專業領域之特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謹守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儘可能為與事實相符之推算；於訴訟程序上，尤應恪遵正當程序公開、透明之要求，適時讓當事人知悉估算之採用及其方法與所憑之準則，予當事人表示意見之機會，俾保障其資訊請求權與意見陳述權等訴訟上聽審權。原判決乙以吳松麟等8人犯罪所得之認定顯有困難，依據如原判決乙附表(下稱附表)二十五㈠所示估算認定（原判決乙第6 1頁第18至21行，詳如附表二十五㈠「犯罪所得」欄所載），其估算基礎或以億圓富集團匯入其相關帳戶之明細所示總額為認定依據（吳並修），或以所陳單一月份領受億圓富集團發給之總金額(金額基礎)為據，並依犯罪期間(期間基礎)之總月份估算其總額（文智和、蔡銘洪、詹益宏、彭金源），或以所陳每月薪資及所招攬之投資單位數，依獎金規則(金額基礎)估算犯罪期間(期間基礎)所獲之薪資及獎金總額（吳松麟、陳東豐、吳姍筠）而各有不同。原判決乙據以估算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係以吳松麟等8人犯罪期間為據。惟詹益宏、彭金源部分，均依其供述認定係次月領取本月獎金而得單一月份之金額基礎，果若無訛，既採其關於獎金均次月發放之供述，卻未於計算期間基礎時扣除任職首月之獎金，亦未敘明其估算之理由。又原判決乙關於吳松麟等8 人犯罪期間之終期，係依億圓富集團投資人之最後一筆入金即民國106年1月30日為止(見附表十一編號50李美淑，原判決乙附表第152頁)，據以擴張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起訴書所載本案犯罪期間係至105年12月13日即億圓富集團遭搜索為止)，然犯罪期間與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究係二事，依卷附文智和、詹益宏、陳東豐、吳並修、吳姍筠用以收受億圓富款項之相關帳戶交易明細，106年1月間已無億圓富集團之款項入帳(分見106金重訴2卷㈣第266、279、294、387至391 頁)，且億圓富集團既於105年12月13日已遭警搜索，則於當月是否仍如常發放薪資、獎金，並非不易調查。原判決乙關於據以估算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之始、終，未予詳查，亦未為必要之說明，逕各依吳松麟等8人之犯罪期間始月至106年 1月30日為估算之期間基礎，已難謂有據。再稽諸原審113年 3月7日審判筆錄，審判長於就被訴事實訊問吳松麟等8人後，諭知本案調查證據完畢，請當事人及辯護人就事實、法律及科刑部分辯論，並未適時讓吳松麟等8人知悉此部分估算之採用及其方法與所憑之準則，並予吳松麟等8人及辯護人就估算方法表示意見及辯護之機會（見原審卷23第999至109 2頁），致其等無從就金額基礎另舉出事實依據，或提出有何具體事證證明其實際數額而無估算必要，或究明按所陳特定月份所得總額估算有無高估而違反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關於吳松麟等8人此部分訴訟上權益之保障，已欠周延，難認適法。肆、以上或為張華偉、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原判決甲、乙分別有前述違背法令之情形，影響張華偉有罪部分，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個人犯罪所得沒收、追徵範圍之事實認定，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甲張華偉有罪部分、原判決乙前揭該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均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至張華偉所犯與前揭得上訴第三審部分具想像競合犯關係之普通詐欺取財輕罪部分（103年4月3日至6月19日，就同一投資人未跨越同年月20日者），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為第4款)所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然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併予發回。此外，為被告之利益而撤銷原審判決時，如於共同被告有共同之撤銷理由者，其利益並及於共同被告，刑事訴訟法第402條定有明文。原判決乙關於吳松麟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關於其估算基礎、程序，同有瑕疵，其上訴理由雖未指摘及此，其利益仍應及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上開部分既經撤銷，吳松麟該部分亦屬不可維持，應併予撤銷發回更審。乙、上訴駁回(即原判決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罪刑及上訴人張克勇、陳坤宏)部分：壹、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關於原判決罪刑之上訴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第三審法院之調查，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故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吳松麟等8人有原判決乙事實欄所載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及加重詐欺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渠等不當之科刑判決，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改判均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俱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三、上訴意旨略以：㈠關於據以計算所涉吸金規模之犯罪期間：　⒈文智和部分：原判決乙認定伊犯罪期間自102年10月起至106 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模，與事實不符，原判決乙未予詳查，敘明所憑依據，有理由不備之違誤。 ⒉陳東豐部分：伊於104年3月31日以投資人身分初次投資T3系統方案，104年12月因周瑞慶邀請而於說明會前半段擔任講師，迄105年3月經周瑞慶宣布為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之業務執行長，原判決乙卻自103年10月2日起算其吸金之金額與規模，除與附表十三㈠有關其任職期間為104年12月間之記載相互矛盾，復錯誤計入伊僅單純為投資人之期間即104年3月31 日至104年12月間，就伊所涉吸金規模之事實認定未詳為調查、敘明所憑依據，並非適法。　⒊吳並修部分：伊係自104年12月起至105年12月間擔任社團法人台灣廣德長青關懷慈善協會（下或稱廣德協會）秘書長，原判決乙認定伊犯罪期間係103年10月起至106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吸金規模，與事實不符，並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⒋蔡銘洪部分：附表十三㈠編號7記載伊係自102年起迄104年底擔任億圓富集團業務處經理，且自103年3月間才開始投資，原判決乙卻認定伊犯罪期間為102年至106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吸金規模，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⒌吳姍筠部分：原判決乙認定其犯罪期間為104年5月至106年1 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所涉吸金規模，與原判決乙附表十三㈠編號8有關其係104年5、6月間起擔任億圓富集團花蓮分公司業務副總經理(業務副總經理下均稱副總)之記載、伊自104年6月起任職之事實均不相符，就其犯罪期間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⒍彭金源部分：伊104年9月3日始以投資人身分初次投資T3系統，104年11月受周瑞慶邀請擔任億圓富集團基隆分公司副總，自同年12月起始就職，原判決乙卻自104年4月7日起算其吸金金額規模，與附表十三㈠編號9記載其任職期間自104年1 1月間起相互矛盾，復計入104年9至11月其擔任副總前之期間，就此事實未詳查審認，敘明所憑依據，並非適法。　⒎吳松麟部分：附表一㈠編號1記載，伊參與T2、T3、A1、M1系統投資方案期間係103年3月18日至106年1月30日止，吸金金額為新臺幣(下同)33億2349萬8000元，事實欄則認定吸金金額為38億708萬8000元，金額並不一致，有事實理由矛盾之違法。　㈡原判決乙認定渠等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有誤，復未依刑法第3 1條第1項論以共同正犯並依該條項但書規定減刑，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部分：　⒈文智和部分：伊並非億圓富集團公司負責人，係因於102年10 月間結識周瑞慶，以該公司前景可期而投資，因較早投資億圓富集團2000萬元以上金額，復招攬之鄭定國亦投資千萬餘元，始經周瑞慶邀約擔任臺北分公司副總，迄103年7月即因張辰鐘、陳勝發亦升任副總而無實權，104年後亦甚少過問公司事務，惟因張辰鐘、陳勝發之業績與獎金累計於其名下，致其業績數額較高。伊加入該公司時，相關投資方案、獎金與人事制度等均經周瑞慶規劃完成，伊就吸金方案、人事聘用、行政流程組織規則均無支配或決策權，均由周瑞慶、吳丞豐統籌，其業績獎金相較於「處經理」，僅在當月業績突破500或1000萬元時，得額外領取業績達標獎金6萬元等語。 ⒉陳東豐部分：伊僅於104年12月至105年3月間應聘擔任億圓富集團講師講授總體經濟與財經趨勢相關課程，縱提及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前景，亦係因受邀始為其美言之常情，講授畢始由副總接續招攬投資，只有協助而不負責業務招攬，所謂「業務執行長」亦僅掛名，未曾規劃投資吸金方案，亦無經營管理或決策之權責，未曾招攬投資人或因此收受業績獎金，其自身亦投資億圓富集團1,710萬元，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⒊吳並修部分：伊係於104年12月至次年12月間擔任億圓富集團所屬廣德協會秘書長，綜理該協會除人事、會計以外之服務會員相關職務，對於投資吸金方案、人事聘用、人事與組織等並無決策、指揮權限。雖擔任講師對會員解說A1投資方案，然僅領取固定薪資並直接招攬少數投資人，並只於此範圍內與周瑞慶有犯意聯絡。 ⒋蔡銘洪部分：伊102年底結識周瑞慶而加入億圓富集團，擔任行政經理並於103年3月投資T1方案，負責行政人員之面試招聘、庶務規劃、工作規則等行政工作，固曾參與核心幹部會議，但只負責在會議時負責引言介紹各地區副總上台，其招攬T3系統方案僅44單位，A1系統方案僅36單位，並依招攬金額之千分之2計算獲取有限之佣金，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⒌吳姍筠部分：伊於104年5月間結識周瑞慶而加入億圓富集團，進而邀約招攬親友加入投資，於同年6月間擔任該公司花蓮分公司副總，當時吸金方案、獎金制度、人事規章等均已完備，除當月業績達標時，得額外領取上限2萬5千元或5萬元之業績獎金外，伊招攬投資可得獎金與「處經理」層級並無差別，迄105年12月止，伊領取之業績達標獎金僅55萬元，伊不負擔經營管理責任，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⒍彭金源部分：伊於104年9月因投資億圓富集團而結識周瑞慶，並邀約招攬親友加入投資，於同年12月起擔任該公司基隆分公司副總，當時吸金方案、獎金制度、人事規章等均已完備，伊無支配、決策或指揮權責，除當月業績達標時，得額外領取上限2萬5千元或5萬元之業績獎金外，招攬投資可得佣金與「處經理」層級亦無差別，迄105年12月止，所領取之業績達標獎金僅20萬元，伊無支配決策或指揮權，不負擔經營管理責任，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⒎吳松麟部分：依周瑞慶、吳丞豐所證，伊「總顧問」名片並非億圓富集團印製，該職銜僅係虛名，與具副總職銜之同案被告均經周瑞慶認定有相當業務能力、瞭解集團投資方案、均得支領固定薪水、配有車輛有別，伊並無資格參與公司營運規劃。又伊係以「總顧問」職銜參與會議，惟此僅係禮貌稱謂，發言內容均在鼓舞士氣，原判決乙憑此認定其為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違背經驗法則。　㈢吳松麟上訴意旨另以：⒈原判決乙認定伊於103年3月間起至106年1月30日止，與周瑞慶等共犯或同案被告共同招攬所示投資人投資，惟伊在億圓富集團除於104年5至6月間擔任顧問外，既未任職，如何與周瑞慶或其他同案被告共同犯罪？原判決乙未為說明，有事實與理由矛盾之違法。⒉原判決乙以證人即其女友游支敬、證人楊少蘭、郭麗瑛、蘇貴美、陳宜湞、林玉珠之證述為不利伊認定之依據。惟證人郭麗瑛關於其投資之2500萬元，於偵查中證稱係游支敬介紹投資，於第一審則證稱係伊與游支敬一同介紹，前後不符；證人楊少蘭投資入金420萬元之介紹人係游支敬及游支敬之女蕭伊瑜，楊少蘭卻證稱伊與游支敬為其上線，所證與卷附出借款同意書暨授權書所載不符；證人蘇貴美曾證稱並不認識伊，係游支敬招攬渠以渠子賴家慶名義投資，並登載賴家慶之姓名於「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足認伊與蘇貴美之投資無關；證人陳宜湞證稱，經伊引介投資20萬元之前，已因友人鐘秀卿之邀約共同合資100萬元投資億圓富集團，該100萬元入金顯與伊無關，原判決乙認定鐘秀卿為伊下線與所證內容不符；證人林玉珠證稱渠大部分均係游支敬招攬投資，原判決乙認定林玉珠為伊下線，與事實不符。原判決乙偏採前揭證人不利證述，有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⒊伊引介之T3系統投資方案報酬率年息24％，與臺北市民間借貸信用拆借平均月息2.21％至2.22％相當，原判決乙以金融機構公告存款利率與之相比，認定T3系統約定年報酬率該當銀行法第29條之1「顯不相當報酬」之要件，尚嫌率斷。⒋伊並非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亦無證據足認伊有參與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禾昕公司)股票或增資股票之發行，亦無證據可證伊參與股票發行之募集，縱伊於吸收下線投資人時依約交付前揭公司股票，並非募集、發行，尚不該當證券交易法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⒌原判決乙以億圓富集團104年7、8、9月間核心幹部會議錄音勘驗內容認定伊就該公司T3系統以外投資方案與周瑞慶亦有犯意聯絡之部分依據，惟各該會議及伊會議發言內容均未言及T2、A1、M1系統投資方案如何運作，原判決乙亦未記載如何認定伊主觀上對於T2、A1、M1系統投資方案有何認識，有理由不備之違法。⒍原審審理時，法官以「億圓富的被告沒有一個沒罪」、「認罪可以取得量刑優勢」等語曉諭伊自白，有脅迫、利誘之不正訊問情事，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並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誤。㈣詹益宏上訴意旨另以：⒈伊於原審審理時，法官以「億圓富的被告沒有一個沒罪」「認罪可以取得量刑優勢，法官可以給予減刑或緩刑的裁量」等語曉諭伊自白，有脅迫、利誘之不正訊問情形，且法官明知違法而未記載於筆錄，並否准伊更正筆錄之聲請，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並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誤。⒉本案億圓富集團所吸收之資金僅有周瑞慶有處分權限，伊既非億圓富集團支領薪資之員工，更未曾收受他人存款，自不構成銀行法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之構成要件。⒊實務見解對銀行法第29條之1、同法第125條各項之認事用法因擴張解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與「顯不相當」之要件，有違憲之虞。⒋原判決乙論伊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22條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惟伊非發行人，亦不構成募集、發行等要件，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⒌原審未依伊請求傳喚證人，侵害伊訴訟上之防禦權，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㈤文智和上訴意旨另以：原判決量刑未審酌其身體健康情形不適於入監執行刑罰，未從輕量刑或宣告緩刑，有未審酌重要量刑基礎事實之違誤云云。四、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所不許。復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所定違反同法第29條第1項之罪，以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為要件。所謂「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條之1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同法第29條之1並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至同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則應參酌當時當地之經濟及社會狀況，如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收受資金，所約定或給付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較諸一般銀行相關存款利率，顯有特殊超額，已足以吸引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提供款項或資金予該非銀行之行為人，即屬該當。前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旨在禁止個人或公司違法吸收社會資金，祇須行為人以前揭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合於前開要件且繼續反覆為之者，即足當之，縱行為人亦投入資金，仍無礙於本罪主、客觀構成要件之成立。原判決乙係依憑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之自白，吳松麟、詹益宏部分不利於己之陳述，證人周瑞慶、張辰鐘、吳丞豐、洪妤嵐、林瑞琪、吳佩真、陳𡟯（原名陳文慧，洪妤嵐以下數人均經判刑尚未確定），證人即廣德協會員工柯玉菁之證述，卷附如附表五、附表六㈠、附表十八所示各編號所載告訴人即投資人楊少蘭等之證述，暨渠等提出之「其他證據」欄所示吸金投資方案單據、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公司股票、股票保管證明或簽收回執聯、相關股票之附條件買賣（總）契約、匯款申請書、存款存根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廣德協會入會申請書、會員憑證、入會須知、急難救助基金申請給付辦法、相關之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佐以扣案附表二十七所示之億圓富集團人員例行性製作之業績表、銷貨明細、手做表、應付費用支出明細等T2、T3、A1、M1系統帳冊、宣傳文件等資料、相關公司資料等證據，再酌以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綜以認定：㈠文智和與周瑞慶、張辰鐘、洪妤嵐共同以圓富科技有限公司或億圓富控股公司名義，以「T1系統」投資方案模式對不特定人吸金，數額達7858萬2300元（投資明細詳見附表八）、㈡周瑞慶為營造集團規模龐大之假象以取信投資人擴大吸金規模，乃以吸金所得貸放予經營陷入困境之公司而予控制或成立新公司(詳見附表十三)，建構億圓富集團，以億圓富控股公司為母公司，周瑞慶自任總裁，吳松麟等8人及張辰鐘、吳丞豐、沈芳如、林勉志、陳勝發（上3人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李金龍、賴金鑫、簡麗珠、黃子窈、黃雁宸、蔡豐益、夏子茵、林麗令、陳國楨、陳進村（上10人即李金龍等10人，經原審另行判決）、蔡尚苑（已歿，經判決公訴不受理）、范裕忠（另案審理），於億圓富集團擔任要職，均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在億圓富控股公司及集團旗下公司於所載期間任職而為核心幹部(見附表十三㈠、㈡、㈣)，先後以億圓富公司名義、巨富景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富景控股公司）名義，共同對投資人施用詐術宣稱億圓富控股集團將上市、上櫃，投資股權可獲巨額利潤，以T2、T3、M1、A1系統對外吸金，其中T2、T3系統且以未經主管機關申報生效而印製之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現金增資股票及禾昕公司現金增資股票，或以質押為名，或與投資人簽訂附條件買賣總契約，將前揭公司股票交付過戶予投資人供擔保，屆期得選擇返還股票取回投資款項或繼續持有股票方式，並以「顧問費」、「（股票）保管費」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參與管理各公司、舉辦說明會及產業之旅、講授投資方案招攬投資、經手吸金款項、與投資人簽約收款、交付億圓富控股公司或禾昕公司股票等業務執行行為，就集團公司之業務執行具有控制支配力。「T2系統」、「T3系統」、「A1系統」、「M1系統」投資方案吸金明細及各方案之個別吸金數額（各系統投資方案之投資人姓名、投資時間及金額，詳見附表九〈T2〉、附表十〈T3〉、附表十一〈A1〉、附表十二〈M1〉），合計向投資人吸金38億708萬8000元，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各自犯罪期間之本案吸金金額均逾1億元。另就：⒈億圓富集團以T2、T3、M1、A1系統投資方案向多數、不特定人吸收資金，何以屬銀行法所規範之收受存款及準收受存款行為、同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⒉「與本金顯不相當」報酬之認定，何以應以金融機構存款利率而為比較且比較結果確合於該要件；⒊渠等所涉吸金金額之計算何以均逾1億元；⒋吳松麟、詹益宏與周瑞慶除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外，何以就集團公司之業務執行認亦具有控制支配力，與法人之從業人員有別；⒌另分就吳松麟、詹益宏所辯僅係分享自身投資金額不知集團違法情事，並無吸金及加重詐欺犯意等各語，何以委無可採，何以渠等亦有投資仍無從為有利認定之依據，均於理由內析論明確。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自非得任意指為違法。又：　㈠關於吳松麟等8人違反銀行法之犯罪期間：銀行法為集合犯，犯罪期間之始，自以構成要件行為即招攬行為之始為據，縱渠等任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時間在後，亦僅犯意提升，仍無礙其犯罪起始時點之認定及計算吸金規模之依據。原判決乙認定吳松麟等8人之犯罪期間，詳如附表一編號1、3至5，7至10所示，各以同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證據為其依據，或依其等初次招攬投資人之日期為始(吳松麟部分，見附表二編號21〈招攬陳宜湞〉；吳並修、陳東豐部分，見附表三(一)編號93-1〈招攬吳陳惠齡〉；彭金源部分，見附表二編號56〈招攬林玉錦〉；詹益宏，見附表二編號65〈招攬方淑惠〉)，或以所供加入周瑞慶投資事業之時間為始(見偵37264卷㈡第14頁文智和偵訊筆錄；見偵37264卷㈠第322、353頁蔡銘洪警詢、偵訊筆錄；見偵37264卷㈠第33頁吳姍筠警詢筆錄)，已分別載明其所憑，據以認定渠等犯罪期間所涉億圓富集團吸金數額，並無不合。原判決乙固未分別詳敘，然仍與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有別。至吳松麟違反銀行法犯行之吸金規模，原判決乙係以億圓富集團本案T2、T3、A1、M1系統投資方案吸金總額(A)，扣除其犯罪期間以外部分(B，即T2全部、部分T3)而得其數額(C)(詳見附表一㈠編號1、附表一㈡)，無所指有事實理由矛盾之違法。　㈡關於吳松麟等8人具法人行為負責人身分：銀行法關於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區分其違反規定之主體為自然人或法人而異其處罰，自然人違反上述規定，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處罰；法人違反上述規定時，除依同條第3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並依同法第127條之4規定，對該法人科以罰金刑。而同法第125條第3項對於法人違反前開規定者，明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係由於該行為負責人支配法人違反前述規定之犯行而予以處罰，並非因法人犯罪而轉嫁代罰其負責人。亦即前述關於法人違反規定之處罰，乃基於罪責原則，依犯罪支配理論，因法人自己及其行為負責人均犯罪所設之兩罰規定。是前述規定所稱「行為負責人」，自係指對於法人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參與決策或執行而支配、控制法人犯罪之自然人而言，並不以形式上之名稱或頭銜為判斷基準，若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決策或執行，透過其支配能力而使法人犯罪」，亦屬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至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知情而參與犯行之法人其他從業人員，而與該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犯罪者，方適用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論以共同正犯，並得依同條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惟此非必減之減刑事由，而係法院職權裁量事項。原判決乙就：⒈吳松麟、詹益宏何以該當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綜依相關事證，於理由欄貳.一.㈢之3及5說明：億圓富集團營運端之「副總」，為集團最高核心幹部，瞭解億圓富集團投資方案，負責所在分公司地區業務、拉業績、服務投資人、規劃舉辦投資說明會及旅遊活動、招攬下線業務人員，與投資人簽訂股票之附條件買賣（總）契約、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股票保管證明等文件，交付未經申報生效之禾昕公司、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除得依規定領取直接、間接招攬投資人及達標業績獎金外，並有固定薪水及配車。詹益宏經周瑞慶指派擔任中壢第二營業處及新莊分公司副總，如何分擔前揭行為；吳松麟職稱雖係顧問，然亦屬核心幹部，並非虛銜，除招攬投資人（附表二編號18至21、23），同配有億圓富集團專用分機號碼及配車，並與詹益宏分別以副總、顧問身分參加億圓富集團舉辦之核心幹部會議並發言，在集團具有相當之地位，渠等均為億圓富集團負責規劃、招攬他人投資、吸收資金之主要人員，並負責收受、返還投資本金及紅利發放等事務，縱非制定相關投資方案或負責決策之人，然或參與管理分公司、舉辦說明會及產業之旅、講授、推介投資方案招攬投資、經手吸金款項，或與投資人簽約收款交付億圓富控股公司或禾昕公司股票，實際執行吸收資金業務，或亦負責收受、返還本金或紅利發放事務，並非單純聽命行事之法人從業人員，均具相當地位而為核心幹部，自屬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執行，透過渠等支配能力而為法人犯罪之行為負責人，已記明論斷之理由及所憑。所為論列說明，與案內事證悉無不合，且不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並非僅憑其職稱為副總、顧問或經理為其唯一依據，自無理由不備或採證違反論理及其他證據法則之違法可指。⒉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何以亦均係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原判決乙以渠等之自白佐以所列事證憑以認定文智和、吳姍筠、彭金源、吳並修同為副總，吳並修亦為廣德協會秘書長，亦參與全省副總會後會，且亦招攬、講解A1系統投資方案，渠等於億圓富集團之地位亦同詹益宏，在各地區執行招攬投資人之業務執行居於核心地位。且查，吳丞豐結證稱：投資方案有的是業務副總會提議，由「陳子龍」（即周瑞慶）決定要不要這麼做，有的是「陳子龍」想出來的專案。投資方案確定可行後，「陳子龍」會請公司發公告給各分公司，總公司跟分公司的業務副總就會照公告去推廣，找投資人進來投資。另外，也有屬於個別副總少數專案，如果是這種專案，就是那些副總體系下的投資人可以參加等語（見偵字第37264號卷㈡第19頁反面、249、257頁），足見營運端副總除業務之執行並非完全聽命於周瑞慶外，甚且亦有參與決策之空間；蔡銘洪雖係行政經理，然億圓富集團之億圓富控股公司、巨富景控股公司之營運端並無區分部門，亦無部門主管，而係由周瑞慶直接交辦，蔡銘洪擔任行政經理，且負責行政人員之面試招聘、庶務規劃、工作規則等行政工作，並係各分公司業務活動窗口，如各分公司舉辦活動，即向蔡銘洪提出申請，由其安排講師並處理經費事宜，支援招攬業務行政工作，以相關招攬業務之行政執行為其執掌。陳東豐則係講師、巨富景控股公司業務執行長，專責至各地區分公司演講，演講內容除財經趨勢外，主要在使投資人認識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前景，並願意投資億圓富集團，其除試用期間每月薪金6萬元外，每月薪金25萬元，因巡迴各分公司、製作DM，深具重要性，亦參加副總會議，始經周瑞慶指定為業務執行長並亦配有車輛（見偵字第37264號卷㈡第232頁），以推廣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之前景與投資價值並招攬投資人為其職責範疇，並非偶一為之，其聯絡方式與招攬業績均與其他副總同列，有業績表、通訊錄可參，地位並不亞於營運端之副總，亦係營運端之核心幹部。而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共同正犯之成立，本不以其行為負責人全體始終參與該決策制定為必要，倘其主要執行者與決策制定者於合意範圍彼此分工，各自分擔其行為負責人決策或執行行為之一部，共同且實際支配控制法人前述犯罪，即應同負其責，而無刑法第31條第1項及其但書規定之適用。原判決乙所為論列說明，與案內事證悉無不合，且不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並非僅憑渠等職稱為副總、顧問、經理或業務執行長，為論處渠等前述罪責之唯一依據，自無理由不備或採證違反經驗、論理及其他證據法則之違法可指。是吳松麟等8人此部分上訴意旨對於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評價，重為事實上爭辯，僅憑己意而為指摘，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㈢關於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第179條部分：依證券交易法之立(修)法過程，該法規範目的係經由對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買賣之管理、監督，使投資大眾得獲保障，以發展國民經濟。證券交易安全之確保，首重誠信，並以透過防範證券詐欺，始能達成。89年7月19日修正公布施行之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明定「本法所稱有價證券，謂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財政部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修正刪除「公開募集、發行」等文字。依修正意旨，該條第1項所稱有價證券，係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是以公司股票不論其是否辦理公開發行，均屬該法所稱之「有價證券」。則同法第20條第1項「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規定所稱之「有價證券」，並不以公開發行公司股票為限。同法第7、8條分別就「募集」、「發行」設有定義，於公司成立後，公司為籌措資金而向大眾公開招募，交付製作表彰權利之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亦屬發行。行為人倘未依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之規定，或依同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先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即擅自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發行或出售而交付公司股票，即該當同法第1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之要件，並依同法第179條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原判決乙已敘明因原有之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已不足以供招攬投資人所用，乃以已成立之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公司為募集、發行之主體，客體則係各該公司增資股票，分別於104年1月、12月及104年3月間增資，部分仍在吳松麟等8人加入億圓富集團以後，渠等與周瑞慶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知悉此情並交付、過戶各該公司增資股票予投資人，且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因此該當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第179條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見原判決乙第46至47 頁)，無吳松麟、詹益宏所指理由不備之違誤。㈣共同正犯之行為人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其行為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此即所謂「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法理。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而此犯意之聯絡，不僅限於明示，縱屬默示，亦無不可，且無論事前或事中皆同，因出於共同犯罪的意思，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以，違法吸金之共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仍對其他共犯所實行之非法吸金行為共同負責。原判決乙已說明稽諸卷內資料，吳松麟如何以總顧問身分參與副總會議，亦為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並以不特定人為對象積極招攬投資人，而有前揭犯行，在客觀上分工執行億圓富集團部分投資系統之非法吸金業務，甚且係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使法人犯罪等旨，縱其僅以T3系統投資方案招攬投資人，仍應就其犯罪期間億圓富集團其餘系統投資方案共同負責，無所指理由不備之違誤。　㈤原判決已敘明依憑上揭含游支敬、楊少蘭、郭麗瑛、蘇貴美、陳宜湞、林玉珠之證述證據足以認定吳松麟有所載犯行，縱未同時說明其餘之證述，何以不足為其有利認定之理由，乃事實審法院本於判斷之職權，而為證據取捨之當然結果，無礙於其犯罪事實之認定，究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有間，吳松麟指摘原判決乙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僅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未為無益之調查，無違法可言。原判決綜合案內證據資料，依調查所得，已記明足資證明詹益宏確有所載前揭犯行，詹益宏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調查證據資料完畢後，均稱無其他證據請求調查等語，有原審審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23第997頁)，於提起本件第三審上訴後，始指摘原審未傳訊證人，調查職責未盡云云，要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執為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六、銀行法（加重）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在內之各類型違反該法犯行之規範目的，在以刑罰嚇阻違法吸金禍及國家金融市場秩序、社會投資大眾權益，以保障經濟金融秩序，所追求之目的顯屬重要公共利益，其法定刑固為3年、7年以上有期徒刑，惟原則上仍屬立法形成自由，同法第125條之4第 1、2項並設有行為人於符合相關要件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倘有情輕法重之情，法院並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以個案情節輕微而酌減其刑，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尚無不符，未違反比例原則，而同法第29條之1之「視為收受存款」規定中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要件，其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尚無違法律明確性原則。原判決乙已依詹益宏部分不利之供述、證人劉力豪、彭振光、楊秀英、方淑惠、歐龍登、沈芳如之不利證述及詹益宏下線組織圖、各區部分業績表，說明其確有以相關投資方案名義對於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招攬投資並收受款項，約定顯不相當報酬之事實，暨其固僅分擔部分行為，自身或親友亦有投資，然於本案無從為其有利認定之理由（見原判決乙第26、27頁），況億圓富集團以「T2系統」、「T3系統」、「A1系統」、「M1系統」投資方案，藉由組織龐大、分工嚴謹方式，分由決策端、營運端合力以億圓富集團所屬各公司為名義，致多數或不特定投資人對集團產生投資穩固之印象，合計向附表九〈T2〉、附表十〈T3〉、附表十一〈A1〉、附表十二〈M1〉所示投資人吸金，數額計達38億708萬8000元，重大影響國家正常金融、經濟秩序，詹益宏上訴意旨僅泛謂原判決乙論罪科刑所適用之銀行法規定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要件違憲，並未就如何違憲或原判決就該要件之解釋適用或涵攝於本件個案具體事實如何牴觸憲法，指明其違憲之理由，亦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七、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乃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又無明顯悖於前述量刑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就文智和所犯上揭之罪，已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說明何以有裁量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另以其於原審自白犯行，認有情輕法重之情，而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其犯罪動機、參與犯罪之分工情節、非法吸收之資金、犯後態度、家庭生活狀況、本案訴訟繫屬時間，暨其上訴意旨所陳身體健康情形等一切情狀，均已併列為量刑之綜合審酌因素，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至於緩刑以受 2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為要件。本件原判決就文智和所犯前揭之罪量處有期徒刑5年，已與緩刑要件不合，未宣告緩刑，無違法可指。至其身體健康情形於案件確定後是否適於執行刑罰，應於判決確定後入監執行時另依監獄行刑法之規定審認之。八、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詳細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且對於無關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為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吳松麟等 8人上開共同犯銀行法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部分之上訴均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均應駁回。又本院為法律審，本院關於文智和罪刑部分，既從程序上駁回其上訴，其請求本院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有關文智和、蔡銘洪上開得上訴第三審部分罪刑之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與之有想像競合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一般詐欺取財罪刑（文智和、蔡銘洪就T2系統103年6月19日前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為第4款）規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且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情形，自應併予駁回。貳、張克勇、陳坤宏上訴部分　　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及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張克勇、陳坤宏因本件違反銀行法案件，均不服原判決甲，張克勇於113年11月4日提起第三審上訴，陳坤宏於同年月8日提起第三審上訴，俱未敘述理由，而皆泛稱上訴理由容後補陳云云，惟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依上開規定，其2人之上訴皆非合法，均應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482-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請求解任董事職務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1992號上訴人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兼法定代理人楊南平共同訴訟代理人楊明勳律師趙芸晨律師被上訴人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法定代理人張心悌訴訟代理人古鎮華律師黃紹杰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解任董事職務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 年6月28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判決（112年度商訴字第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理由一、本件被上訴人主張：伊為依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下稱投保法）設立之保護機構。上訴人泰偉電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泰偉公司）係民國93年6月9日在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掛牌買賣股票之上櫃公司，擬與大陸地區紫光集團旗下之紫光軟件系統有限公司（下稱紫光公司）合作，參與中國福利彩票視頻型彩票新系統業務軟件建設項目之投標案，雙方並於108年7月16日、17日傳真及回傳簽訂合作備忘錄，上開備忘錄對泰偉公司財務或業務有重大影響，屬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157條之1所稱重大影響發行股票公司股票價格之消息（下稱系爭重大消息）。上訴人楊南平擔任泰偉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為證交法第157條之1 第1項第1款所規範之內部人，獲悉系爭重大消息後，即於同年月18日、19日買進泰偉公司股票10仟股、9仟股。泰偉公司嗣於同年月23日下午2時41分許，在公開資訊觀測站發布系爭重大消息。楊南平上開行為，經法院判處違反證交法第 157條之1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罪確定，構成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之解任事由等情。爰依同條項第2款規定，求為解任楊南平擔任泰偉公司董事職務之判決。二、上訴人則以：楊南平之內線交易行為發生於投保法第10條之 1（109年6月10日公布、同年8月1日施行，下稱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修正施行前，本件未於投保法修正前起訴，非屬投保法第40條之1規定之「已起訴尚未終結」情形，依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應適用修正前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又楊南平係一時疏忽購入泰偉公司股票，之後均未售出，不具備藉機交易獲利或規避損失之動機及意圖，復已繳回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8萬9735元，亦無投資人向被上訴人提出求償登記，足見楊南平上開行為未危害金融秩序或投資人財產，情節輕微，不符第10條之1第1項第2款所定之重大事由，亦不符被上訴人辦理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法第10條之1訴訟事件處理辦法（下稱處理辦法）第5條所定之訴訟實益及損害標準，被上訴人得不提起本件訴訟等語，資為抗辯。三、原審以：　㈠楊南平擔任上櫃之泰偉公司董事長，泰偉公司於108年7月17 日與紫光公司簽署合作備忘錄，同年月23日發布系爭重大消息，楊南平在系爭重大消息明確後、未公開前之同年月18日、19日買入泰偉公司股票而為內線交易行為，迄本件起訴時，楊南平仍為泰偉公司董事長等情，為兩造所不爭。　㈡修正後投保法第40條之1明文已起訴尚未終結之案件，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其規範意旨在於立法者為兼顧公共利益並適度保護人民信賴，賦予同法第10條之1規定有溯及既往效力。楊南平之內線交易解任事由，雖發生於投保法修正前之108年7月間，惟被上訴人係於投保法修正後始提起本件訴訟，自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　㈢揆諸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序文之修正理由，考量對有價證券或期貨交易進行操縱、內線交易等破壞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均屬不適合擔任董事、監察人職務，惟該等行為是否屬於「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實務見解不一，為求明確並強化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乃明文將董事、監察人有證券交易法第15 5條、第157條之1等規定之情事，列為保護機構得提起解任訴訟之獨立事由，以強化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及證券市場健全發展，而不以「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為必要。楊南平自認其有內線交易行為，並經刑事法院於113年3月29日以其違反證交法第157條之1第1項第1款之內線交易規定，犯同法第171 條第1項第1款之罪判決確定，符合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 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情事」之解任「獨立事由」，與處理辦法第5條所定得不提起裁判解任訴訟之情形不同。從而，被上訴人依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 項第2款規定，請求解任楊南平擔任泰偉公司董事職務，為有理由，應予准許，為其心證之所由得。並說明兩造其餘攻防暨舉證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毋庸逐一論駁之理由。四、按新法規範之法律關係如跨越新、舊法施行時期，當特定法條之所有構成要件事實於新法生效施行後始完全實現時，則無待法律另為明文規定，本即應適用法條構成要件與生活事實合致時有效之新法，根據新法定其法律效果。是除非立法者另設「法律有溯及適用之特別規定」，使新法自公布生效日起向公布生效前擴張其效力；或設「限制新法於生效後適用範圍之特別規定」，使新法自公布生效日起向公布生效後限制其效力，否則適用法律之司法機關，有遵守立法者所定法律之時間效力範圍之義務。次按投保法為強化公司經營者之誠信，促進公司治理，以保護投資人，於修正後投保法第 10條之1第1項，擴大保護機構提起解任訴訟之範圍，除明文將破壞證券期貨市場交易秩序之行為增訂列為解任事由外，解任對象並納入興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且解任事由亦不以起訴時任期內發生者為限；另增訂第40條之1，規定修正前已依第10條之1第1項規定提起之代表訴訟及裁判解任訴訟事件，尚未終結者，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可知立法者有意使新法自施行日起，向施行前擴張其效力，而溯及適用。基於上開條文修正之立法目的，著重於保障投資人及證券市場，對董監行為時之不法事項進行訴追，以免危害投資人權益及證券市場發展等重大公益，復增訂除斥期間（第10條之1第2項），適當節制保護機構行使裁判解任訴權之期間，則保護機構對於修法前已有證交法第155條、第157條之1或期貨交易法第106條至第108條規定情事之董監，於修正後對之提起解任訴訟，自應適用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規定。又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所定「有證券交易法第157條之1規定情事」，為「獨立」之解任事由，與被上訴人針對同項後段「執行業務有重大損害公司之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考量是否重大時，依處理辦法第5條所定各款事由（訴請解任無實益、事件造成公司損害在500萬元以下、損害未達公司最近年度決算營業收入淨額百分之1、損害未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5、起訴顯不符公益），得不提起裁判解任訴訟，並不相同，應予區辨。原審本其認定事實及解釋法律之職權行使，合法認定楊南平所為內線交易行為，構成修正後投保法第10條之1第1項前段解任之獨立事由，不以重大損害公司行為或違反法令或章程之重大事項為限，因以上揭理由，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背。上訴論旨，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聲明廢棄，非有理由。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 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最高法院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官林金吾法官陳靜芬法官高榮宏法官藍雅清法官蔡孟珊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　記　官　林蔚菁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7 　　日

2025-03-27

TPSV-113-台上-1992-20250327-1

金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違反證券交易法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07年度重訴字第 23號 108年度金訴字第135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曾麗珍選任辯護人吳秀菊律師上列聲請人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本院107年度重訴字第23號、108年度金訴字第135號），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6 年度偵字第2600號、106 年度偵字第8543號、10 6 年度偵字第16524號、106 年度偵字第23692 號、106 年度偵字第27436 號、106年度偵字第27440 號、107 年度偵字第6989 號、107 年度偵字第8287號；106年度偵字第30222號、107年度偵字第2498號、107年度偵字第1853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被告曾麗珍停止審判。　　理　由一、按被告因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致不解訴訟行為意義或欠缺依其理解而為訴訟行為之能力者，應於其回復以前停止審判，民國112年12月15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7日施行之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定有明文。立法理由略以：原條文第1項停止審判之事由，僅限於心神喪失，而未及於其餘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之情形，對被告程序保障及訴訟照料難謂周妥，並考量被告對訴訟行為所生基本利害得失之理解或辨別能力，以及依其理解或辨別而為訴訟行為之控制或防禦能力，例如為自己辯護、與其辯護人商議訴訟策略或為相關溝通討論之能力等，乃確保公正審判程序及被告訴訟權益所必要，爰參考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2條著眼於實質平等之合理調整、第13條平等及有效獲得司法保護之意旨，將本項「心神喪失」，修正為「因精神或其他心智障礙，致不解訴訟行為意義或欠缺依其理解而為訴訟行為之能力」，俾資明確。又本項規定旨在維護程序法上之相關權益及規範目的，所稱「訴訟行為」，係指構成訴訟並產生訴訟法上效果之行為，包括法官之訴訟行為、當事人之訴訟行為及其他訴訟關係人之訴訟行為。二、經查，被告曾麗珍因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現由本院 107年度重訴字第23號、108年度金訴字第135號審理中，惟被告因「腦中風，重度血管性失智症」，臨床上無回復之可能性，目前需他人協助完全照護下，始得能勉強維持合宜的生命品質，家庭與社會處理等適應行為完全不能，在經濟、社區活動、社會活動等方面，辨識、判斷、預期自己之行為與效果亦完全不能等情，經本院家事庭以113年度監宣字第5 7號民事裁定被告曾麗珍受監護宣告確定，業經本院調取該案卷宗確認無誤。綜上，足認被告有因精神及心智障礙，致不解訴訟行為意義或欠缺依其理解而為訴訟行為能力之情形，已無法有效、實質進行訴訟，合於首揭停止審判之事由，揆諸上開規定，本件應於被告回復以前停止審判。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9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十七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炫谷　　　　　　　　　　　　　　　　　　　　　　　　　　　　　　　　　　　　　法　官　林莆晉　　　　　　　　　　　　　　　　　　　　　　　　　　　　　　　　　　　　　　法　官　林欣儒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鍾巧俞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TYDM-108-金訴-135-20250327-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004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王奕翔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84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7852號，移送併案案號: 同署113年度偵字第2549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本院審理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檢察官上訴意旨係指摘被告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卻未履行和解條件，顯然並非真心悔過，原判決僅科處有期徒刑1年5月，量刑明顯過輕，請求加重科處之刑度等語。上訴人即被告王奕翔（簡稱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均明示僅就原審判決科刑部分上訴（本院卷第76、96 頁），主張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均坦承認罪，減少司法資源之浪費，且在本案僅係擔任最低階之車手，且未拿到任何報酬，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只是因入監服刑而無力履行和解之清償條件。原審判太重，且未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亦有未恰，請求從輕量刑等語，依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科刑事項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　貳、上訴論斷　一、按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法院於量刑時，已綜合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亦未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規定，必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429 號、113年度台上字第2289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經查：　　㈠被告王奕翔正值青年，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提供人頭帳戶並擔任車手工作，使詐欺集團順利獲得贓款，除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損害，更使國家追訴犯罪困難，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且其自述學歷國中畢業，有正當工作，係在工地擔任拆除工人，非不能憑己力循正途賺取所需，竟加入詐欺集團犯罪組織，提供本案帳戶並擔任車手取款轉交之分工角色，此種集團式加重詐欺類型，侵害社會程度及影響層面較普通詐欺嚴重，依其犯罪情狀，難認有何特殊原因與環境，不足引起一般同情，認其情輕法重而有可憫之處，不符合刑法第59條規定要件，難邀酌減其刑之寬典。　　㈡原判決就被告王奕翔所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途賺取所需，提供人頭帳戶並擔任車手工作，使詐欺集團順利獲得贓款，除造成告訴人受有財產損害，更使國家追訴犯罪困難，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所為應予非難譴責。惟念被告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且就其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及就洗錢及參與犯罪組織犯行部分，合於相關自白減刑事由而得作為量刑有利因子。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犯罪情節及角色分工地位、造成告訴人損害之程度、於原審審理期間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然尚未實際履行賠償（在本院陳稱目前仍未清償分文），暨其陳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5月。本院經核原判決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說明其量刑所側重事由及評價，未逾法定刑度範圍，亦無濫用裁量權限或違反公平原則、比例原則及罪刑相當性原則，核屬妥適而未過輕或過重，亦即客觀上不生量刑失衡之裁量權濫用，應予維持。此外，被告上訴後，並未提出其他足以動搖原審量刑之事證，是被告上訴請求改量處更輕之刑，核無理由。又檢察官亦執前揭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僅判處有期徒刑1年5月，量刑過輕等語，惟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被告雖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然尚未實際履行賠償」乙節，亦據原判決於量刑審酌中敘明（參原判決第4頁第20行至第22行），是核檢察官、被告之上訴均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㈢檢察官除上揭量刑過輕之上訴理由外，另在本院審理中提出蒞庭補充理由書略以: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上開「詐欺犯罪」係指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參照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立法說明：為使犯本條例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行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路」。是行為人須自白犯罪，如有犯罪所得者，並應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且所繳交之「犯罪所得」係指被害人受詐騙之金額或所經手之全部被害人被騙款項，始符合上開法條前段所定之減刑條件。原審判決被告所經手之金額15 萬元，自難認其已繳交犯罪所得，而原審依修正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減輕其刑，其適用法律尚有違誤等語。　　㈣惟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詐欺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行為人除需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始符減刑規定。所謂「犯罪所得」，參照貪污治罪條例或證券交易法、銀行法等金融法令之實務見解，應指「以繳交各該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的全部為已足，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的所得在內」。從而，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自動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的全部」時，即應依前開規定減輕其刑。原判決已論敘:本件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罪，復供稱原約定報酬4、5千元，但因為錢沒有領完，所以沒有拿到報酬等語，且卷內亦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因本案受有任何報酬或利益，從而認定被告就其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既已在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且並無犯罪所得，爰依上開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予減輕其刑，經核即無違誤，檢察官上揭蒞庭補充理由書所指摘原判決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適用法律尚有違誤云云，尚非可採，併敘明之。。　三、綜上所述，檢察官及被告上訴仍執前詞，指摘原審量刑過輕或過重，請求從重量刑或減輕刑罰，均為無理由，上訴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瀚濤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武義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建昌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陳中和　　　　　　　　　　　　　　　　　　　法　官　陳松檀　　　　　　　　　　　　　　　　　　　法　官　莊崑山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林秀珍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

2025-03-26

KSHM-113-金上訴-1004-20250326-1

金重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證券交易法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揚耀選任辯護人陳鵬宇律師許文懷律師丁榮聰律師上列被告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8年度偵字第2075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鄭揚耀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項第一款之詐偽罪，處有期徒刑伍年拾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玖佰貳拾萬肆仟柒佰伍拾元，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鄭揚耀（原名鄭金城）與不知情之陳廷鴻（業經檢察官以10 8年偵字20757號為不起訴處分）前於民國97年間起共同經營鎧躍工程有限公司（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0樓，下稱鎧躍公司），由陳廷鴻擔任登記負責人，並由鄭揚耀擔任總經理，鄭揚耀因結識李適維而得悉其所經營之綠陽光電股份有限公司（址設屏東縣○○市○○○○○○區○○路0號，下稱綠陽光電公司）擁有太陽能光電技術，惟因研發成本過鉅而致虧損，正辦理減資並停業中，亟需營運資金挹注，遂與林允澤（原名林進宏、林宥成，業經檢察官另行通緝）謀議，由林允澤以綠陽光電公司之光電技術為募資題材於103年9月間找李適維洽談，一方面允諾李適維將在3個月內籌資新臺幣（下同）3億5,000萬元，讓李適維同意配合募資，另一方面則由鄭揚耀商請不知情之友人黃復國（業經檢察官以108年偵字20757號為不起訴處分）於103年10月23日設立綠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綠陽國際公司），並擔任登記負責人，俾便使用綠陽國際公司名義對外募資，惟因綠陽國際公司並無實際業績，以致募資不力，遂於103年11月間，由鄭揚耀另商請陳廷鴻將鎧躍公司更名為綠陽新創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綠陽新創公司；陳廷鴻雖同時退出經營，惟仍暫時掛名登記負責人，嗣於104年7月間變更為黃復國），並改以綠陽新創公司名義繼續對外募資，鄭揚耀則繼續擔任總經理。詎鄭揚耀及林允澤即謀議以向金主短期借款作為驗資之資金證明，虛偽墊高綠陽新創公司登記資本額，藉此發行新股，大量印製實體股票，後再對投資人刻意隱瞞綠陽新創公司未實際取得增資股款之此等對一般理性投資人而言具重要性之不實資訊等情，使投資人誤認綠陽新創公司有充足之資本，將來定可取得綠陽光電公司之經營權而掌握其技術，而願意購買該公司股票，即共同基於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使公務員登載不實及買賣有價證券詐偽等接續犯意聯絡，為下列行為：　㈠於鎧躍公司更名為綠陽新創公司後，林允澤、鄭揚耀旋指示不知情之陳廷鴻於104年間之某日，至聯邦商業銀行（下稱聯邦銀行）通化簡易型分行開立二個等金融帳戶（①帳號：0 00000000000，戶名：陳廷鴻；②帳號：000000000000，戶名：綠陽新創公司；下稱：聯邦銀行0000號陳廷鴻帳戶及0000 號綠陽新創公司帳戶）；林允澤另透過不知情之友人林勳華向不知情之金主曹毓庭調借6,400萬元，曹毓庭允諾出借後，旋於104年2月2日前後將共6,400萬元匯入聯邦銀行0000號陳廷鴻帳戶內（資金來源詳如附表一所示），林允澤於同日即將該筆6,400萬元轉入聯邦銀行0000號綠陽新創公司帳戶內充當股東繳納之股款，再以前開綠陽新創公司帳戶存摺影本充為股款業經股東繳納之證明後，旋於翌日將前開虛偽驗資用途之6,400萬元匯還曹毓庭，其後將前開帳戶存摺影本連同不知情之升騰會計事務所楊繼德會計師所製作之綠陽新創公司資本額變動表、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及公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等不實資料，持以向主管機關（即臺北市政府）申辦綠陽新創公司變更額定資本額為7,900萬元，並辦理現金增資6,400萬元及發行新股6,400仟股，表明該公司現金增資股款6,400萬元均已收足而行使之，使不知情之臺北市政府承辦公務員形式審查後，於104年2月16日核准綠陽新創公司上開增資變更登記，並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司登記公文書上，足以生損害於臺北市政府對於公司管理之正確性。　㈡鄭揚耀及林允澤旋於104年2月間，透過不知情之黃麗蓉（已歿）及其胞妹黃碧文、邱潤華，向投資人招攬投資「綠陽光電」募資案，表示綠陽光電公司之CIGS薄膜太陽能電池極具市場競爭力，綠陽光電公司與綠陽新創公司即將合併，將來投資人得以1股換1股之比例，將所購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轉換為綠陽光電公司股票，並提供「綠陽新創全球CIGS太陽能技術綠建築光電玻璃的領導者營運說明計畫書」（下稱上開營運計畫書），復安排投資人前往綠陽光電公司屏東廠參觀，聽取不知情之李適維簡報研發技術及營運概況，卻隱瞞綠陽新創公司未實際取得增資股款，而實係以虛偽驗資方式印製股票等情，致投資人陷於錯誤，誤信綠陽新創公司之資本充實，該公司將來定可取得綠陽光電公司之經營權而掌握上開技術，而同意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該等投資人購買股票之情形詳如附表三編號1至17所示）。　㈢林允澤接續指示不知情之陳廷鴻於104年7月間之某日，至聯邦銀行通化簡易型分行開立2個金融帳戶（①帳號：00000000 0000，戶名：陳廷鴻；②帳號：000000000000，戶名：綠陽新創公司；下稱：聯邦銀行0000號陳廷鴻帳戶及0000號綠陽新創公司帳戶），並將存摺及印章均交與林允澤，復透過不知情之林勳華向不知情之曹毓庭調借1億2,000萬元，曹毓庭於104年7月15日，將1億2,000萬元借款匯入聯邦銀行0000號陳廷鴻帳戶（資金來源詳如附表二所示），林允澤旋於同日將前開1億2,000萬元轉入聯邦銀行0000號綠陽新創公司帳戶，充當股東繳納之股款，再以前開綠陽新創公司帳戶存摺影本充為股款業經股東繳納之證明後，旋於翌日將上開虛偽驗資用款項1億2,000萬元匯還曹毓庭，其後將前開帳戶存摺影本連同不知情之楊繼德會計師所製作之綠陽新創公司資本額變動表、股東繳納現金股款明細表及公司資本額查核報告書等不實資料，持以向臺北市政府申辦綠陽新創公司變更額定資本額為1億9,900萬元、辦理現金增資1億2,000萬元、發行新股12,000仟股，表明該公司現金增資股款1億2,000萬元均已收足而行使之，使不知情之臺北市政府承辦公務員形式審查後，於104年8月5日核准綠陽新創公司上開增資變更登記，並將該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司登記公文書上，足以生損害於臺北市政府對於公司管理之正確性。　㈣嗣鄭揚耀及林允澤接續於104年8月20日至同年10月20日間，以上開相同手法，致投資人陷於錯誤，誤信綠陽新創公司之資本充實，該公司將來定可取得綠陽光電公司之經營權而掌握上開技術，而同意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該等投資人購買股票之情形詳如附表三編號18至43所示）。二、鄭揚耀及林允澤以前開方式，共計募得如附表三所示之購股價金共計2億1,040萬9,500元（起訴書誤載為1億6,960萬9,5 00元），然鄭揚耀及林允澤僅挹注綠陽光電公司1億1,100萬元（詳如附表四），所餘9,940萬9,500元則由鄭揚耀、林允澤取得，且因綠陽新創公司遲未取得綠陽光電公司經營權，投資人李光廷即向李適維查詢其投資款項之去向，始悉受騙。三、案經和美公司及萬駿公司訴由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移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以下理由欄卷證出處之卷宗代碼，均詳參如附件一「卷宗代碼對照表」）：一、關於證人即同案被告陳廷鴻跟黃復國於偵查中之證述：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惟是類被害人、共同被告、共同正犯等被告以外之人，在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警詢等所為之陳述，衡諸其等於警詢等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若謂該偵查中未經具結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警詢等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如與警詢等陳述同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時，依「舉輕以明重」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以彌補法律規定之不足，俾應實務需要，方符立法本旨。是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如以證人身分訊問並經具結，應以同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判斷有無證據能力，倘非以證人身分訊問，未經具結之陳述，則得本於同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等規定之同一法理，認定其有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504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次按被告之反對詰問權，雖屬憲法第8條第1項規定「非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不得審問處罰」之正當法律程序所保障之基本人權及第16條所保障之基本訴訟權，不容任意剝奪。然詰問權既係訴訟上被告有在公判庭當面詰問證人，以求發現真實之權利，應認被告具有處分權，倘被告於審判中捨棄對質、詰問權，自無不當剝奪被告對質、詰問權行使之可言（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629號判決意旨參見）。　㈢查證人陳廷鴻、黃復國於檢察官偵訊時，以被告身分所為之陳述，雖非以證人身分經具結而訊問，然參酌檢察官於訊問同案被告陳廷鴻、黃復國前，已依法告知權利事項，且筆錄交閱覽無訛始簽名等陳述時之外部客觀情況，復無證據得以證明認定其等陳述當時非基於自由意志而為，或有何出於不正方法、違法取供之情形，是綜合其等陳述當時之原因、過程、內容、功能等外在環境加以觀察，堪認證人陳廷鴻、黃復國係出於自由意志而陳述，渠等真意之信用性均已獲得確切保障，應認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又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所「必要」，且被告鄭揚耀及其辯護人雖否認證人陳廷鴻、黃復國於偵查中證述的證據能力，但均未聲請詰問該等證人（甲1卷第277至281頁、甲2卷第432頁），應認係明示或默示之方法捨棄詰問權之行使，又本院於審理期日，業就該等之檢察官偵訊筆錄，依法對當事人及辯護人提示，並詢問有何意見，賦予被告及辯護人充分辯明之機會，惟被告及其辯護人均未主張或釋明，其等於偵訊中所陳有何顯不可信之情事，則依上開說明，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之法理，渠等偵訊中所證自有證據能力，且應認為已經合法調查而得為證據，是辯護人主張「證人陳廷鴻、黃復國在本案均以共同被告證述，而非證人身分，且其等並未具結，認無證據能力」等語（甲3卷第467-469頁、甲4卷第48頁），即有誤會。二、本院認定下述事實所憑下述其餘證據方法，其中屬供述證據者，均經本院踐行法定證據調查程序，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亦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各項證據作成時之情形，認以之作為本案認定事實之基礎核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其餘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亦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取得，有證據能力，均得作為本院認定本案事實之基礎。貳、得心證理由：一、訊據被告否認有何違反證券交易法等犯行，辯稱：103年間鎧躍公司還有實際營運，在鎧躍公司更名為綠陽新創公司時，我所有綠陽新創公司的股票都賣給林允澤，該公司就是由林允澤或其女友或老婆即葉妍棠、張秋香等人掌握。公司更名是為了綠陽光電公司的專利可以延用給綠陽新創公司，但我賣了公司以後是林允澤自己負責的，林允澤才是實際負責人，我雖有看到募資的資料，也有到現場，但我並沒有負責募資，且資料上的財務資訊我也不懂，而募到的資金，由黃麗蓉、黃復國、李適維、我、黃復國、林允澤、邱潤華6人均分，但我、黃復國的部分都給綠陽光電公司升級設備了，所以沒有一個投資人是我找來投資的，我也沒有因為有投資賺到任何佣金，我與林允澤並無犯意聯絡。況綠陽新創公司分別於104年2月及7月間，所增資6,400萬元及1億2,000萬元之事宜，係由林允澤全權負責，我並未參與，縱設上開部分係虛偽驗資，亦與我無涉，且我發現遭林允澤欺騙後，立即對林允澤提出刑事告訴，更於案發後積極協助將股款退還給投資人，是難認我與林允澤有犯意聯絡等語。二、不爭執事項及本案重要爭點：　㈠被告與陳廷鴻前於97年間起共同經營鎧躍公司，由陳廷鴻擔任登記負責人，被告擔任總經理；同案被告林允澤透過被告結識綠陽光電公司負責人李適維，並勸說李適維配合以為綠陽光電公司募資；黃復國依被告所託設立綠陽國際公司，並對外為綠陽光電公司募資，然因綠陽國際公司並無實際業績，以致募資不力；103年11月間，被告將鎧躍公司更名為綠陽新創公司；陳廷鴻於104年間之某日開立上開聯邦銀行帳戶，林允澤即透過林勳華向曹毓庭借得6,400萬元，並將該筆款項轉入聯邦銀行5925號綠陽新創公司帳戶，以充當股東繳納之股款，並透過楊繼德會計師向主管機關申辦綠陽新創公司已辦理現金增資，且變更額定資本額，經主管機關形式審查後，於104年2月16日核准上開增資變更登記；104年2月間，由上開不知情之黃麗蓉等業務以前揭方式向投資人招攬投資，投資人因誤信綠陽新創公司之資本充實，該公司將來定可取得綠陽光電公司之經營權而掌握上開技術，即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詳如附表三編號1至17所示）；陳廷鴻於1 04年7月間開立前揭聯邦銀行帳戶，後林允澤透過林勳華向曹毓庭借得1億2,000萬元，並將該筆款項轉入聯邦銀行0000 號綠陽新創公司帳戶，以充當股東繳納之股款，並透過楊繼德會計師向主管機關申辦綠陽新創公司已辦理現金增資，且變更額定資本額，經主管機關形式審查後，於104年8月5日核准上開增資變更登記；104年8月20日至同年10月20日間，由上開不知情之黃麗蓉等業務以前揭方式向投資人招攬投資，投資人因誤信綠陽新創公司之資本充實，該公司將來定可取得綠陽光電公司之經營權而掌握上開技術，即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詳如附表三編號18至43所示），總計取得如附表三所示之購股價金共計2億1,040萬9,500元，然僅挹注綠陽光電公司1億1,100萬元（詳如附表四）等情，有證人即綠陽新創公司登記負責人陳廷鴻、黃復國、綠陽光電公司負責人李適維、仲介林勳華、金主曹毓庭、曹毓庭之子王家駒、業務黃碧文、邱潤華之證述可證，並有臺北市政府105年7月 6日府產業商字第10589455700號函、綠陽新創公司登記卷、綠陽國際公司登記卷、綠陽新創全球CIGS太陽能技術綠建築光電玻璃的領導者營運說明計畫書及如附表一至四之證據欄所載證據等在卷可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情已足認定。　㈡是本件應審究者為：被告是否明知如附表三之投資人所購買綠陽新創公司之股票，係林允澤以虛偽驗資方式所印製，竟與林允澤共同隱匿此事，以營造綠陽新創公司之資本充實，該公司將來定可取得綠陽光電公司之經營權而掌握上開技術之假象，而具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詐偽罪之犯意聯絡？三、被告明知本案投資人所購買之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係林允澤以虛偽驗資方式所印製，竟與林允澤共同隱匿此事：　㈠依被告與林允澤（暱稱「阿宏新」）於案發期間（即104年9月9日）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林允澤表示「今天綠陽走到今天雖然不完全成功，但個人認為尚可對大家交待，或許過程不完美，但最難踏出的一步，老天爺以及大家的努力，總算有點成果，今天您說的分配比例，從原先大家協議的，我的部分2/5，改為6人均分，我沒有意見，（就算我有意見，也傷了和氣），但我有個不情之請，就是此次5,600萬的佣金，在我這裡1,600萬，其中4,008,000(400萬8千元)，我已經匯入新創新光銀行，9/4匯的，剩餘我還是要拿回我1,200萬的佣金，扣除我、黃姐（即黃麗蓉）共2,800萬，尚餘2,800萬，由鄭董（即被告）您分配，當初說好的12元，不能因為我與黃姐的口角，而被踢出，這是我萬萬無法接受，如果是這樣，大家是否都能每天改來改去，我只能請求您幫忙，往後從我分配的股份扣除，我都沒有意見....」、「我只能說每次大家所提出的議案，我都附議，今天我有不得已的苦衷也希望鄭董能成全我，若您認為難做，我只好退出董事局，我會把剩餘掛在我名下的股份全數交出，不用再查我的帳了，當初我拼了命擔保了一些籌資合約（這是經過大家允諾的，總比去借8分利來籌募資金要好太多了，我也背負了不少的壓力）……」（A1卷第25頁、甲1卷第137至141頁），則從上開對話中林允澤提及「我會把剩餘掛在我名下的股份全數交出」、「當初我拼了命擔保了一些籌資合約（這是經過大家允諾的，總比去借8分利來籌募資金要好太多了」等語，即可知被告知悉林允澤係先借款來虛增綠陽新創公司資本額，並再將該等股份登記在人頭持股人員名下（關於人頭持股人員部分詳後述），後再將該等虛增之股票墊高價格後出售予如附表三之投資人獲利。　㈡又證人即綠陽光電公司登記負責人黃復國於警詢即證稱：「我記得我當了綠陽新創公司董事長後不久，林允澤就有介紹上海李董（即李光廷）要來參與投資，當時林允澤要求我給他上海李董投資款的20%作為抽佣，但被告（即鄭揚耀）認為太高了，不合理，所以後來被告只同意給林允澤1400萬元作為抽佣」（A1卷第34頁）；證人即林允澤之女友葉妍棠於警詢亦證稱：「綠陽新創公司、綠陽國際公司辦理現金增資時，每股價格我記得都是10元，後續林允澤及被告賣出股票時，價格好像都至少12元以上，中間的價差應該就是他們的佣金」、「我曾經聽到被告跟林允澤討論從投資款項中抽成的話題，但我不知道他們的計算方式及比例」、「我知道本案有部分投資人的投資金額是被用來作酬傭，但我不清楚實際匯入綠陽光電公司的款項究竟有多少」（A1卷第203、205 頁、A3卷第121頁），可知被告與林允澤事前即約定上開虛增之綠陽新創公司股份出售後，渠等朋分獲利之比例。　㈢復依被告與業務黃碧文之LINE對話紀錄所載：黃碧文先稱「黃太太（即和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與萬駿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之決策者黃徐澄寶）公司林經理（即上開二公司之財務經理林道源）有打電話來，認為新創有問題」，被告回稱「她們認為錢比較有問題，碧文投資人都問錢的問題我投多少錢在新創，新創給光電多少錢，您想黃太買16元，妳分3元，妳姐分2元（即黃麗蓉），阿宏（即林允澤）分1元...還有平均的200張賣18元，進新創多少才11元...」（A1卷第173頁），且依林允澤上開與被告商討其應取得多少佣金之對話內容（即「今天您說的分配比例，從原先大家協議的，我的部分2/5，改為6人均分」、「但我有個不情之請，就是此次5,600萬的佣金，在我這裡1,600萬，其中4,008,000(400萬8千元)，我已經匯入新創新光銀行，9/4匯的，剩餘我還是要拿回我1,200萬的佣金，扣除我、黃姐（即黃麗蓉）共2,800萬，尚餘2,800萬，由鄭董（即被告）您分配，當初說好的12元，不能因為我與黃姐的口角，而被踢出，這是我萬萬無法接受」），及被告告知黃碧文其了解渠等能從和美公司與萬駿公司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中獲利之比例，益徵被告與林允澤事前即約定上開虛增之綠陽新創公司股份出售後，渠等能獲利之比例，則倘本案僅由林允澤自行虛偽增資，而被告並未涉入，林允澤自無須與被告討論如何分潤，甚至在協調不成時提及「退出董事局」、「將剩餘掛在我名下的股份全數交出」等語。　㈣被告確有因本案投資人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而獲利，並分配佣金予業務：　⒈證人即投資人李光廷之特助林祝安於警詢、偵查即證稱：「我及李光廷在104年11月間發現被詐騙後，我就向被告詢問李光廷投資款後續流向為何，被告向我表示黃姊拿走其中5,600萬元作為佣金，林允澤拿走1600萬元，他自己則拿走3,000餘萬元投資鎧勝公司，至於剩餘約2,000萬元則去向不明；後來被告有另外拿50萬元現金及匯款90萬元給我，要我不要催促他們將李光廷投資之資金盡速匯給綠陽光電公司」（A1卷第271、273-274頁、A3卷第208-290頁），顯見被告確有將李光廷之投資款3,000餘萬元挪為己用。　⒉又證人即業務邱潤華於警詢亦證稱：「我介紹李光廷投資時，就馬上被被告隔絕，當時黃麗蓉拉我一起到時任綠陽新創公司負責人黃復國的個人辦公室討介紹費，黃麗蓉當場一開口就要了1200萬元的佣金，後來黃麗蓉不曉得用什麼方式讓被告同意付款，被告領現金給黃麗蓉，黃麗蓉則分三百多萬元現金給我，亦即，被告在104年8、9月間提一袋現金拿到遠企斜對面的咖啡廳給黃麗蓉，黃麗蓉叫我坐隔壁桌，黃麗蓉收到現金，等被告走了以後，黃麗蓉沒有從被告那袋現金拿錢，而是另外拿了一袋300萬元現金給我，說是我的佣金」（A1卷第99-100、108頁、A3卷第191頁），則被告既能掌握販售陽新創公司股票之款項，而從中獲利，並將部分款項交付業務黃麗蓉作為佣金，顯見被告確與林允澤共謀此虛偽增資案，方得決定取得多少獲利並分配佣金，是被告辯稱「我並沒有因為本案投資案獲取利益」云云，顯不足採。　㈤被告知悉本案投資人所購買之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係林允澤以虛偽驗資方式所印製：　⒈證人即綠陽新創公司之登記負責人陳廷鴻於警詢、偵查中亦證稱：「關於我有開立前揭聯邦銀行帳戶之事，被告當然知道，因為是被告交待我配合林允澤處理公司更名變更登記及開戶等相關事項」、「鎧躍公司更名為綠陽新創公司後，先後增資6,400萬元及1億2,000萬元，是林允澤與被告說要增資的，還通知我去律師事務所簽名，從頭到為都是被告及林允澤主導的，因為我不懂，當時我只相信被告」（A1卷第62 -63頁、A5卷第339-340頁），可見因陳廷鴻僅信賴被告，始會依被告指示配合林允澤到聯邦銀行開戶，並配合處理增資、變更登記資本額等事。　⒉又證人即仲介林勳華於警詢即證稱：「當時是陳素梅於104年 2月2日前一週向我表示，臺北有間叫『綠陽』的公司需要做財力證明，所以要跟我調度做財力證明的資金，那次是要調6, 400萬元，不過因為我錢不夠，所以我就想到可以找我認識的金主曹毓庭，並跟她說要跟她調6,400萬元的資金，幫我的客戶做財力證明，當時我有請綠陽公司的人員簽立私人名義6,400萬元的本票，之後陳素梅就拿了2本聯邦銀行通化分行的存摺給我，我就先將其中一個帳號告知曹毓庭，請她把錢匯到這個帳戶中」、「我手上確實掌握2本聯邦銀行通化分行的存摺，因為我必須要保障我自己的權益，所以在幫人借款時，我一定會要求借款人到我熟悉的聯邦銀行去開立帳戶並提供該帳戶存摺給我」、「至於104年7月15日那次借款也是這樣，同樣也是陳素梅向我接洽，說客戶也需要做財力的證明，我才再找曹毓庭借款，印象中這2次所借的公司是同一間，都是『綠陽』公司」（A1卷第231-232頁）。　⒊證人林勳華上開所證，核與證人即金主曹毓庭於警詢中所證：「陳廷鴻的帳戶是林勳華提供給我，他跟我說要匯到該帳戶，我也沒看過陳廷鴻本人」、「借款時我會叫林勳華跟對方寫借據及本票交給我」、「對方還錢後我再把借據給林勳華，要他轉交給對方」、「借據都是林勳華拿給我的，兩筆借據都已經返還給陳廷鴻了。借據上記載借款人是陳廷鴻，貸方是我」等語相符（A3卷第63至64、141頁），可見林允澤透過林勳華向曹毓庭借款時，陳廷鴻有簽立上開鉅額之本票、借據，林允澤更將上開帳戶之存摺交給林勳華保管。　⒋又證人葉妍棠於警詢即證稱：「104年8月間，我在黃復國及被告的要求下，將我原先保管的綠陽新創公司大小章、陳廷鴻的小章、綠陽新創公司銀行專用章、黃復國小章以及綠陽新創公司設於華泰銀行及台北富邦銀行的存摺及印鑑分別交接給黃復國及被告的會計人員石芳旬及葉美華」、「在我把相關業務交接給葉美華之前，我沒有看過綠陽新創公司於新光銀行、聯邦銀行的帳戶資料，但我印象中，我是在後期才得知，綠陽新創公司好像有在新光銀行及聯邦銀行開戶，這2個帳戶的存摺印章分別是由林允澤及鄭揚耀保管，總之在我任內，我完全沒有接觸到這2個存摺及印鑑」（A1卷第193頁、第197頁）。　⒌證人葉妍棠上開所證，核與證人即會計葉美華於警詢所證：「因為綠陽新創公司是沿用鎧躍公司設於永豐銀行及富邦銀行原有的帳戶，更名後繼續使用，永豐銀行及富邦銀行的存摺及印鑑都是放在我這裡，因為林允澤約105年突然消失了，所以綠陽新創公司永豐銀行、富邦銀行的存摺及印鑑，我都還沒還給林允澤。至於綠陽國際公司的帳戶部分我不清楚」、「我不清楚綠陽新創公司設於聯邦銀行帳戶的存摺印鑑係由何人保管」（A1卷第180至181、188頁）、證人石芳旬於警詢所證：「交接帳冊時葉妍棠有跟我簽一個交接清冊，當時她把綠陽國際公司設於上海國際商業銀行、台北富邦、新光銀行等銀行存摺、大小章及葉妍棠所製作的簡單流水帳給我」等語相符（A1卷第217-218頁），並有證人葉妍棠所製作之104年8月27日綠陽新創公司交接簽收表、綠陽國際公司交接簽收表（A3卷第335至340頁），可見葉妍棠於104年8 月27日將綠陽新創公司大小章、陳廷鴻小章、綠陽新創公司銀行專用章、黃復國小章，以及綠陽新創公司設於華泰商業銀行及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之存摺，交予被告之會計葉美華簽收，並將原先保管之綠陽國際公司銀行專用章、綠陽國際公司設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松山分行、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忠孝分行、新光商業銀行東台北分行之存摺、綠陽國際公司人事支出明細及租賃支出明細等，交予黃復國之會計石芳旬簽收，然惟獨上開綠陽新創公司之聯邦銀行帳戶並未在葉妍棠交接之列。　⒍據此，因陳廷鴻僅信賴被告，即依其指示配合林允澤在聯邦銀行開戶，並處理增資、變更登記資本額等事宜，嗣林允澤透過林勳華向曹毓庭借款時，陳廷鴻更因信賴被告而簽立上開鉅額之本票及借據，並將上開聯邦帳戶之存摺讓林允澤交給林勳華保管，衡情，被告對於林允澤前揭所為虛偽增資之款項來源及過程，自知之甚詳，否則其如何指示陳廷鴻配合辦理。又上開證人葉妍棠、葉美華、石芳旬既未保管綠陽新創公司聯邦銀行帳戶，證人葉妍棠更證稱「該等聯邦銀行帳戶係被告保管」，則此等聯邦銀行帳戶既在被告保管之列，被告當可查知曹毓庭之資金在匯入後旋即提領轉匯，此等資金顯係供作虛偽驗資使用。　㈥關於被告為綠陽新創公司總經理，有處理綠陽新創公司虛偽增資及招攬投資人部分：　⒈被告於警詢及審理中即自承：「我擔任總經理的鎧躍公司更名為綠陽新創公司後，即以綠陽國際公司、綠陽新創公司名義替綠陽光電公司進行募資，我則擔任綠陽國際公司、綠陽新創公司的總經理」（A1卷第4頁、甲4卷第67頁）、「記載我為綠陽新創公司、綠陽國際公司及綠陽光電公司執行董事的名片，是綠陽光電公司的宋瑞明給我的」（A1卷第6頁），可見被告確為綠陽新創公司之總經理，且對外宣稱為該公司之執行董事，並處理綠陽新創公司為綠陽光電公司募資之事。　⒉被告上開所陳，核與證人即投資人李光廷於警詢時所證：「在與被告、林允澤洽談本件投資時，被告自稱是總經理，林允澤自稱是財務長，而董事長黃復國根本沒有決定權，相關事項都是被告及林允澤說了算」（A1卷第261-262頁）；證人即李光廷特助林祝安於警詢中亦證稱：「當初該投資案是由邱潤華向李光廷介紹，邱潤華就帶我去認識一些綠陽公司的人，我印象中邱潤華有介紹被告、林允澤等人給我，當天中午與林允澤等人吃飯時，被告有給我他的名片，名片上有載明他是綠陽光電公司的執行董事，被告並表示林允澤是綠陽光電公司的財務長」、「我為了確保李光廷能順利取得股票，就於104年8月20日受李光廷委託至臺北某間律師事務所，在周定邦律師的見證下與被告簽立股權投資合約書」、「後104年10月間被告又向李光廷表示綠陽新創公司要辦增資案，需要董事會同意並訂定價格，我就受李光廷委託返台於同年10月20日至黃復國辦公室參加綠陽新創公司的董事會，當時我有向被告及林允澤詢問綠陽新創公司及綠陽光電公司何時合併，當時他們向我表示該增資案通過後，就有足夠資金於同年11月20日與綠陽光電公司合併並取得綠陽光電公司的股票，我就將該訊息向李光廷報告，李光廷認為有異，就不願意再挹注資金」（A1卷第268-270頁）；證人即業務邱潤華於警詢同證稱：「我是在104年7、8月間介紹李光廷投資綠陽光電公司，李光廷是在上海的大客戶，跟我們這種幾十萬的小投資人完全不在同一個等級，他一次就要投資1億4,000萬元，等李光廷表達投資意願之後，被告就一直纏著李光廷及代理人林經理，且不讓我再跟李光廷接觸，一直拉他去高雄看廠」（A1卷第97頁、第102-103頁）；證人即受被告招攬之劉玉蓮於警詢復證稱：「我在桃園機場免稅商店工作，因被告至其商店消費而認識，被告向我推薦可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並帶同我前往屏東參觀經營太陽能板面之工廠，嗣被告向我告知，因募資失敗，故不用匯款」等語相符（A1卷第435至440頁），並有被告代理黃復國與李光廷簽立之股權投資合約書、被告之名片等在卷可證（A1卷第51至53頁、486頁），可見被告有以綠陽新創公司總經理名義招攬他人購買該公司股票，且透過邱潤華知悉李光廷有意投資後，即阻止邱潤華與李光廷及其特助林祝安接觸，後再由其代理綠陽新創公司登記負責人黃復國與李光廷簽立上開股權投資合約，嗣更勸說李光廷加碼投資綠陽新創公司。　⒊況證人黃復國於警詢即證稱：「綠陽新創公司實際負責人是被告，財務是林允澤，資金調度是上開2人共同負責，但林允澤要聽被告的指示」、「被告曾與林允澤講過綠陽新創公司要增資6,400萬元及1億2,000萬元的事，但我不知道增資的實際情況」（A3卷第264頁、A5卷第341頁），而證人即業務黃碧文於警詢時亦證稱：「林允澤曾說他是協助綠陽光電公司增資，並跟被告一起負責增資的事情」、「當時林允澤拿綠陽光電公司目錄向我介紹，他說綠陽光電公司之前花很多錢在研發，現在要減資再增資，後來被告也有跟我說他曾擔任台電包商，對於光電部分有所瞭解，他覺得綠陽光電公司不錯，已經投資綠陽光電公司，一直跟我說這個產品及提到未來性很好」、「綠陽光電公司曾辦過一次說明會，林允澤、被告、李適維等都有出席，主要由李適維主講介紹公司產品，現場有發放公司介紹資料及財務報表等文件」（A1卷第84、85、90頁），益徵被告為綠陽新創公司總經理，有指示林允澤出面處理本案虛偽增資事宜，亦有出面招攬投資人購買其等虛偽增資之綠陽光電公司股票，更負責與李光廷簽約，並能決定將多少登記在人頭持股人員名下之綠陽新創公司股份出售予李光廷，足見被告對該等虛偽增資之股份有所掌握。又倘林允澤能獨自掌握高達數億元之綠陽新創公司增資款，林允澤理應居於主導者地位，惟林允澤反而需受被告指揮，並請求被告調整分潤比例，遑論被告既將持有之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賣給林允澤，並任由林允澤處理該公司，然被告竟能朋分本案投資人之投資款，此即與常情不符，是被告辯稱「我對於林允澤如何驗資均不知情，本案沒有一個投資人是我找來的」云云，即不足採。　㈦關於綠陽新創公司虛偽增資之股份登記於人頭持股人員名下部分：　⒈依下列證人所證，可見被告、林允澤上開虛偽增資之股份均登記在人頭持股人員名下：　⑴證人即綠陽新創公司之登記負責人陳廷鴻於警詢、偵查中亦證稱：「我在104年7月間，卸任綠陽新創公司登記負責人之後，有應被告及林允澤要求掛名董事，當時被告及林允澤告訴我，我卸任負責人後，還是要掛個董事，要不然會很奇怪，之後綠陽新創公司還是有通知我出席董事會，我只出席過2、3次後，就不再去了」、「我沒有實際出資，但為何我還持有綠陽新創公司股份，我也不清楚，也是事後才知道我有分配到綠陽新創公司的股份，被告說那是鎧躍公司之前的老股，但我覺得我只是人頭」、「綠陽新創公司董事會於104年1月27日及同年7月10日決議各辦理一次現金增資，這2次董事會我都有出席，但都是被告及林允澤決定後才告訴我的，我也沒有過問原因和目的，因我在出售鎧耀公司時，就有明確跟他們說，我不參與綠陽新創公司的事情，所以這兩次現金增資的資金來源為何我並不清楚」（A1卷第62-64頁）。　⑵證人葉妍棠於警詢時證稱：「綠陽新創公司在104年7月間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都是由林允澤及被告主導，我記得10 4年7月間的增資，林允澤有要求我就他所指定的金額及名單繕打一個表格，並有用我的名義認了好幾張綠陽新創公司及綠陽國際公司的股票，但我沒有實際出錢」、「之後林允澤及被告透過黃麗蓉賣給投資人的綠陽新創公司及綠陽國際公司股票，有部分就是前述以我名義認的」（A1卷第198-199 、201頁）。　⑶證人石芳旬於警詢時證稱：「我沒有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當時是黃復國向我表示，要我以人頭來認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並交將該等股票交由黃復國保管，而黃復國都是聽被告的指示在作事」（A1卷第220-221頁）。　⑷證人即被告之配偶龍文蓮於審理中證稱：「綠陽新創公司給我的這些錢都是賣出該公司股票的錢，我請葉美華、陳廷鴻拿給林允澤，這些綠陽新創公司的股票都只有登記在林麗娟、歐慎渝名下而已，我並沒有出資」（甲3卷第424、428頁），亦即，龍文蓮並未出資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僅將之登記予林麗娟、歐慎渝名下，待股票出售後，即將款項交付林允澤。　⑸證人即被告員工楊詠昇於審理中證稱：「被告是我後來的老闆，我一開始在陳廷鴻那裡當工讀生，陳廷鴻跟被告鄭揚耀認識，所以我退伍後就去被告的公司工作」、「當時陳廷鴻請我當綠陽新創公司股票的名義持有人，實際上股票是誰的我不清楚，我只是出名，後來這些綠陽新創公司的股票賣掉，有款項匯到我的帳戶，我就到銀行把款項領出來交給葉美華」（甲3卷第425-426）。　⑹證人葉美華於審理中證稱：「我並非綠陽新創股票的實際持有人，當初是龍文蓮叫我當掛持有人的，關於綠陽新創公司給我的這些錢，後來林允澤當時是說這是綠陽新創公司股票的錢，我就將該等款項，連同楊詠昇、陳廷鴻、龍文蓮的部分一併交給林允澤」（甲3卷第427-428頁）。　⒉又依104年度綠揚新創股票轉讓暨成交金額統計表、104年度個投資人之股款後續流向所示：附表三之投資人李光廷等人取得之綠陽新創公司股份（即老股），部分係自葉妍棠、林麗娟、歐慎渝、楊詠昇、葉美華、石芳旬、陳廷鴻等人頭持股人員名下轉出（A1卷第651至654頁）。復依本案投資人投資款項之流向金流圖所示：該等投資款項嗣確由葉妍棠、被告之配偶龍文蓮（股票由林麗娟、歐慎渝出名登記，如前所述）、楊詠昇、葉美華、石芳旬等人頭持股人員取得（甲3 卷第53至56頁），而被告於偵查中亦自承「這兩次增資我都沒有出資」（A5卷第342頁），則被告就上開增資案既未出資，然上開人頭持股人竟有其配偶龍文蓮尋得之葉美華、林麗娟、歐慎渝等人，及被告之友人陳廷鴻、員工楊詠昇等與被告有密切關係之人在內，復參諸被告為綠陽新創公司總經理，指示林允澤處理上揭增資案，而居於主導者地位，衡情，被告應知悉將增資之綠陽新創公司股票登記予該等人頭持股人名下，即為虛偽增資之手法，益徵被告係與林允澤共謀先將上開虛偽增資之股份登記在人頭持股人員名下，後將該等股份（即老股）出售予如附表三之投資人，以矇騙投資人而從中賺取價差牟利，故該等投資人之出資款自不會全數投入綠陽光電公司，是被告辯稱：「我將綠陽新創公司的股票賣給林允澤後，就沒有處理增資之事，係由林允澤全權負責，我並未參與，縱設上開部分係虛偽驗資，亦與我無涉」、「本案募到的資金，由黃麗蓉、黃復國、李適維、我、黃復國、林允澤、邱潤華6人均分，但我、黃復國的部分都給綠陽光電公司升級設備了，所以沒有一個投資人是我找來投資的，我也沒有因為有投資賺到任何佣金」云云，認不足採。四、至辯護人雖主張「附表三之人並非自公開證券交易市場買受綠陽新創公司之股票，其等係分別與特定人訂立買賣契約，而自綠陽新創公司原有股東受讓取得該股票，前揭告訴人係經由林允澤或其他人之介紹而購買股票買受人之身分均可具體特定，並非不特定之對象，且林允澤所安排至綠陽光電公司屏東廠所參觀之人，亦為特定身分之人，並未公開由不特定多數人參加，足證其等所買賣股票，性質上為『特定人』間有價證券之買賣，故被告之行為不構成證券交易法之證券詐偽罪」（甲4卷第81頁）等語。　㈠惟按證券交易市場首重誠信，為發展國民經濟，並保障投資人之正當利益，證交法第20條第1項規定，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是上開有價證券無論是否公開發行，均有適用，且除適用於集中市場及店頭市場外，亦適用於場外面對面交易，並以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等為交易型態。又證交法第7、8條已就募集、發行、私募有所明文，唯獨闕漏買賣之定義，依證交法第2條規定，應適用民法關於買賣章節之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92號、112年度台上字第53 2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依綠陽新創公司變更登記表所載（甲1卷第109至121頁），綠陽新創公司雖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然該公司股票之募集、發行、私募、買賣等相關事項，不論係增資前、後發行者，依上開說明，自應受證券交易法之規範。又本案被告與林允澤招攬投資之對象並無限制，如附表三之投資人分別係被告、林允澤及透過黃麗蓉、黃碧文、邱潤華等人招攬而參與投資，此有如附表三之投資人證述可佐，則該等投資人既非綠陽光電公司原有之股東、員工，反而係被告與林允澤利用其等人際關係自行對外招攬，或輾轉經由他人介紹而與被告與林允澤等人接洽，顯見其等已將投資對象擴及不特定公眾，非僅出售予原有股東、員工及協議認購股份之特定人，認屬對非特定人所為之買賣行為，被告與林允澤以詐偽方式共同出售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之行為，自應受證券交易法之規範，是辯護人上開主張，應有誤會。五、駁回調查證據之聲請：　㈠按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不必要者，得以裁定駁回之；而待證事實已臻明瞭無再調查之必要者，應認為不必要，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 項、第2項第3款定有明文。　㈡辯護人雖聲請傳喚辦理增資之會計師楊繼德，以證明被告未參與綠陽新創公司之驗資過程（甲3卷第485頁、甲4卷第15 頁），然縱被告未出面處理增資之事，惟本案依前述證據，足認被告明知本案投資人所購買之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係林允澤以虛偽驗資方式所印製，竟與林允澤共同隱匿此事，而為本案詐偽犯行，如前所述，是事證已臻明確，則前開辯護人所請，依前述說明，並無調查之必要，應予駁回。六、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參、論罪部分：一、新舊法比較：　㈠按證券交易法第171條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於000年0月 0日生效施行，惟該次修正主要是針對該條第2、4、5、6、7 項原定「犯罪所得」之定義予以特定範圍及酌為文字上之修正，及因應沒收新制而調整關於犯罪所得沒收之規定，並不涉及構成要件、刑度或加重減輕要件之變更，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又同法第179條規定於108年4月17日修正公布，於1 08年4月19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原條文規定：「（第1項）法人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第2項）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修正後乃將此2項規定合併為：「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177條之1 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等語，是此部分僅係文字修正，與罪刑之論斷不生影響，亦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逕均適用裁判時法即現行證券交易法之規定。　㈡又被告於行為後，刑法第214至216條已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12月27日起生效施行。惟依修正意旨，係配合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之規定，修正罰金數額提高之倍數，以增加法律明確性，並使刑法分則各罪罰金數額具內在邏輯一致性。是前開修正事項，並不涉及犯罪成立要件或處罰效果等實質規範內容之修正，自無有利、不利之情形，而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裁判時法。二、按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應收股款股東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處罰規定，旨在維護公司資本充實原則與公司資本確定原則，茍於提出申請文件時，公司股款未實際募足，而以暫時借資及人頭股東之方式虛偽表示股東已繳足股款，提出於主管機關，即與公司資本充實原則及公司資本確定原則有所違背，無論其借用資金充作股款之時間久暫，均構成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之犯罪（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037號判決參照）。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應收股款股東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之處罰規定，旨在維護公司資本充實原則與公司資本確定原則，茍於提出申請文件時，公司股款未實際募足，而以暫時借資及人頭股東之方式虛偽表示股東已繳足股款，提出於主管機關，即與公司資本充實原則及公司資本確定原則有所違背，無論其借用資金充作股款之時間久暫，均構成違反公司法第9條第1項之犯罪（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037號判決參照）。次按公司之設立、變更、解散登記或其他登記事項，於90年11月12日公司法修正後，主管機關僅形式審查申請是否違法或不合法定程式，而不再為實質之審查。是行為人於公司法修正後辦理公司登記事項，如有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即有刑法第214條之適用（最高法院96年度第5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三、又按證券交易法係針對公開發行有價證券之公司加以規範，旨在確保證券市場之交易與管理，而保護證券交易之安全；且證券交易法所稱財務報告，指發行人及證券商、證券交易所依法令規定，應定期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前項財務報告之內容、適用範圍、作業程序、編製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不適用商業會計法第4章、第6章及第7章之規定，101年1月4日修正之證券交易法第1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為「近年來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會計準則接軌過程中，常與商會法有所扞格，而主管機關依第2項規定授權訂定之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於符合授權之內容、目的及範圍下，應較商會法優先適用，為明確起見，爰修正第1項，明文排除商會法第4章、第6章、第7章規定之適用」，可知證券交易法第1 71條第1項第1款本為商業會計法第71條之特別規定，對於違反該罪名者，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之原則，不另論商業會計法之罪名，是公訴意旨認本件被告應另論以商業會計法第71 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使財務報表發生不實結果罪，容有誤會。四、再按證券交易法第179條規定法人違反該法之規定者，依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該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自然人）既為依上述規定受處罰之主體，並非代罰規定。查被告擔任綠陽新創公司總經理職務期間，於執行業務範圍內，為公司法第8條第2項之公司負責人，是被告就本件犯行，應依證券交易法第179條之規定處罰。五、是核被告所為，係法人違反證券交易法第20條第1項規定，其為行為之負責人犯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 款之詐偽罪、公司法第9條第1項前段之未繳納股款罪及刑法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又被告利用上開不知情之業務及會計師等人，遂行前揭犯行，為間接正犯。另被告與林允澤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至公訴意旨漏未引用證券交易法第179條之條文，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均已敘明被告之職務，且被告與林允澤係以綠陽新創公司名義犯本件犯行，故屬起訴條文之漏載，尚無庸變更起訴法條，亦無礙上開被告之防禦權，本院自得予以補充。六、被告本案犯行係本於詐欺投資人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之同一犯意而為，其行為有局部重疊且犯罪時間密接，應評價為擴大一行為之概念，以免刑罰過苛，是認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應從一重之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詐偽罪處斷。被告於如附表三所示之時間，詐偽販售綠陽新創公司股票，致投資人陷於錯誤而購買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之各舉動，均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且係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且均為達同一詐欺目的之接續動作，在主觀上顯係基於一貫之犯意，核屬接續犯之性質，應僅論以一詐偽罪。又本案被告、林允澤雖因共犯本案詐偽罪而獲得投資人交付款項共 2億1,040萬9,500元，惟其等確已將其中的1億1,100萬元挹注綠陽光電公司，而僅餘9,940萬9,500元，是認渠等就本案詐偽之「因犯罪而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則公訴意旨認被告所涉同有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2項「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之適用（甲2卷第233頁），即不足採，爰不另無罪諭知。　七、末按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其效力及於全部，受訴法院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對於未經起訴之其餘事實，應合一審判，此為犯罪事實之一部擴張。公訴意旨雖漏未敘及被告關於附表二內部分投資人因受騙而匯款之情形，惟此部分與被告被訴且經認定有罪部分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應併予審理，併此敘明。肆、科刑部分：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綠陽新創公司總經理，明知本案投資人所購買之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係其指示林允澤以虛偽驗資方式所印製，竟與之共同隱匿此重大足資影響投資人判斷之資訊，向不特定投資人販售綠陽新創公司股票，使投資人誤信綠陽新創公司之前景大好、資本充實，進而購買綠陽新創公司之股票，非但使諸多投資人蒙受損失，亦對金融秩序造成重大危害，更致其自身及林允澤獲取非微之不法所得（2人共獲取9,940萬9,500元），且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更卸責予林允澤，絲毫不知悔悟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之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之損害，暨自承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伍、沒收部分：一、被告於行為後，刑法沒收新制於104年12月30日修正公布，於105年7月1日施行，依刑法第2條第2項，本案應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關於沒收之規定既已全盤修正，自應回歸刑法一體適用，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乃增訂「施行日前制定之其他法律關於沒收、追徵、抵償之規定，不再適用」明白揭示後法優於前法之原則。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亦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係因應上開刑法施行法第10 條之3施行後所為之修正，為刑法沒收規定之特別規定，自應優先適用。其餘未規定部分，則回歸刑法適用之。修正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犯第1項至第3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又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至第5項定有明文。考量其立法目的，係因過往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不予宣告沒收，以供被害人求償，但因實際上被害人因現實或各種因素，卻未另行求償，反致行為人因之保有犯罪所得。是修正後刑法之沒收、追徵不法利得條文，係以杜絕避免行為人保有犯罪所得為預防目的，並達成調整回復財產秩序之作用，故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條件。前揭修正後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顯係創設刑法以「實際合法發還」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條件之例外，自應從嚴限縮解釋，以與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揭示之立法價值協調一致。本院審酌沒收犯罪所得之本質是一種不當得利的衡平措施，使行為人所造成財產利益的不法流動回歸犯罪發生前的合法狀態，並非在使國庫終局享有犯罪利得，因此，犯罪被害人之民事請求權應優先於國庫利得沒收權，當屬確論，惟其優先性並不排斥沒收宣告，而係使被害人（權利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規定請求。　　二、次按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至5項之沒收規定，此一制度乃基於「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思維所設計之剝奪不法利得之機制。而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乃為避免任何人坐享犯罪所得，並為遏阻犯罪誘因及回復合法財產秩序之準不當得利衡平措施，是以修正後刑法第38條之1 立法理由說明五（三）中，即以「依實務多數見解，基於徹底剝奪犯罪所得，以根絕犯罪誘因之意旨，不問成本、利潤，均應沒收」，明白揭示採取「總額沒收」原則。而107 年 1月31日修正公布之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7項規定，有關應沒收之「犯罪所得」，依前揭說明，既已齊一採取刑法沒收新制關於犯罪所得範圍之定義，於計算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時，亦應採取「總額沒收」原則，以達新法沒收犯罪所得透過修正不法利益移轉的方式達成犯罪預防效果之立法目的。三、再按刑法第38條之1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定有規定。另按，二人以上共同犯罪，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者為之。又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而言，其各成員有無犯罪所得、所得數額，係關於沒收、追繳或追徵標的犯罪所得範圍之認定，非屬犯罪事實有無之認定，不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無須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程度，惟事實審法院仍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於各共同正犯有無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多寡，綜合卷證資料及調查結果，依自由證明程序釋明其合理之依據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四、末按刑法第38條之1關於犯罪所得應予沒收之規定，旨在澈底剝奪犯罪行為人因犯罪而直接、間接所得，或因犯罪所生之財物及相關利益，以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藉以杜絕犯罪誘因，而遏阻犯罪，並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限於個案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時，始無庸沒收。故如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或被害人已因犯罪行為人賠償而完全填補其損害者，自不得再對犯罪行為人之犯罪所得宣告沒收，以免犯罪行為人遭受雙重剝奪。所謂實際合法發還，是指因犯罪而生民事或公法請求權已經被實現、履行之情形而言，不以發還扣押物予原權利人為限，其他如財產犯罪，行為人已依和解條件履行賠償損害之情形，亦屬之（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791號判決意旨參照）。五、本案被告與林允澤係以藉由綠陽新創公司名義為本件詐偽犯行，是就整體犯罪過程觀之，實為2人共同取得9,940萬9,50 0元，又依上開說明，渠等為此給付予不知情業務之佣金等成本，即不予扣除，並應扣除其等業已返還投資人部分（如附表三編號3、17部分），故所餘犯罪所得為78,409,500元（計算式：9,940萬9,500-19,500,000-1,500,000=78,409,5 00）。另被告、林允澤上開共同獲利部分，因渠等就上揭犯罪所得之實際分配情形，卷內查無具體事證足資認定，故就其等犯罪所得分別應如何分配無法認定，承前開判決意旨，應認平均分擔應沒收部分二分之一，是認被告之犯罪所得為 39,204,750元（計算式：78,409,500/2=39,204,750）。該等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諭知沒收，並為維護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之求償權，依證券交易法第171 條第7項、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錦鴻提起公訴，檢察官邱曉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證券交易法第20條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不得有虛偽、詐欺或其他足致他人誤信之行為。發行人依本法規定申報或公告之財務報告及財務業務文件，其內容不得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違反第一項規定者，對於該有價證券之善意取得人或出賣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委託證券經紀商以行紀名義買入或賣出之人，視為前項之取得人或出賣人。證券交易法第171條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一、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二、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以直接或間接方式，使公司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營業常規，致公司遭受重大損害。三、已依本法發行有價證券公司之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之利益，而為違背其職務之行為或侵占公司資產，致公司遭受損害達新臺幣五百萬元。犯前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金額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千五百萬元以上五億元以下罰金。有第一項第三款之行為，致公司遭受損害未達新臺幣五百萬元者，依刑法第三百三十六條及第三百四十二條規定處罰。犯前三項之罪，於犯罪後自首，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免除其刑。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超過罰金最高額時，得於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範圍內加重罰金；如損及證券市場穩定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犯第一項至第三項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三十八條之一第二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第三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違反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一或第一百六十五條之二準用第二十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五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五十七條之一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項至前項規定處罰。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及第二項至第七項規定，於外國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適用之。證券交易法第179條法人及外國公司違反本法之規定者，除第一百七十七條之一及前條規定外，依本章各條之規定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公司法第9條公司應收之股款，股東並未實際繳納，而以申請文件表明收足，或股東雖已繳納而於登記後將股款發還股東，或任由股東收回者，公司負責人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二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有前項情事時，公司負責人應與各該股東連帶賠償公司或第三人因此所受之損害。第一項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由中央主管機關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但判決確定前，已為補正者，不在此限。公司之負責人、代理人、受僱人或其他從業人員以犯刑法偽造文書印文罪章之罪辦理設立或其他登記，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由中央主管機關依職權或依利害關係人之申請撤銷或廢止其登記。中華民國刑法第214條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2025-03-26

TPDM-111-金重訴-6-20250326-2

重附民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因違反證券交易法附帶民訴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2年度重附民字第13號原告李光廷被告鄭揚耀林允澤綠陽新創股份有限公司上一人代表人黃復國上列被告等因本院111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經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移送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理　由一、按商業事件審理法第2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2項第2款第 1目規定：「本法所稱商業法院，指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所稱商業事件，分為商業訴訟事件及商業非訟事件，由商業法院之商業法庭處理之。」；「商業訴訟事件指下列各款事件：一、公司負責人因執行業務，與公司所生民事上權利義務之爭議，其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二、因下列事件所生民事上權利義務之爭議，且訴訟標的之金額或價額在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㈠證券交易法之有價證券詐欺、財務報告或財務業務文件不實、未交付公開說明書、公開說明書不實、違法公開收購、操縱市場、短線交易、內線交易、不合營業常規交易、違法貸款或提供擔保。」同法第3條則規定：「商業事件，專屬商業法院管轄，且不因請求之減縮或其他變更而受影響。於刑事訴訟程序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屬前條第2項之商業訴訟事件者，刑事法院除自為裁判外，應裁定移送商業法院，不適用刑事訴訟法第503 條第1項但書及第504條第1項前段關於管轄之規定。」又司法院於民國111年5月17日以院台廳民三字第1110015084號命令，調整商業事件審理法第2條第2項第1款、第2款及第6款所定商業訴訟事件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為新臺幣（下同）3, 000萬元以上，且該命令係即日生效。二、經查，本件被告鄭揚耀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犯有價證券詐欺等罪，經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且訴訟標的價額為140,000,000元，依前開說明，屬商業事件審理法第2條第2項第2款第1目所定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管轄之事件，應由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管轄，爰依職權裁定將本件移送予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特此裁定。至被告林允澤尚未經本院判決，然業經本院認定為共同正犯，又被告綠陽新創股份有限公司非本案違反證券交易法之行為人，惟依原告起訴意旨，係以民法第185條、第188條為請求權基礎，主張上開被告等應就本案負共同侵權之連帶賠償責任、僱用人之連帶賠償責任，應認此部分與刑事訴訟法第487條第1項得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之要件相符，而併予移送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附此敘明。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江俊彥　　　　　　　　　　　　　　　　　　　法　官　許芳瑜　　　　　　　　　　　　　　　　　　　法　官　楊世賢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郝彥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2025-03-26

TPDM-112-重附民-13-20250326-1

原金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原金訴字第3號公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宇翔被告張郁智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304 19號、113年度偵字第30993號、113年度偵字第33221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乙○○、己○○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各處有期徒刑壹年；均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及接受法治教育參場次，並各應依本院一一四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三三五號調解筆錄第一項所示內容向甲○○○支付損害賠償。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部分：一、本件係經被告乙○○、己○○（以下合稱被告乙○○等2人）於準備程序為有罪之表示（本院卷第100頁），而經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第159 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僅記載「證據名稱」），合先敘明。貳、實體部份：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於證據部分補充：被告乙○○等2人於本院之自白（本院卷第100、104、109頁）外，其餘均引用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㈣之記載。至於被吿丁○○、戊○○ 所犯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㈡、㈢所載犯行，另行審結，附此敘明。二、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若犯罪時法律之刑並未重於裁判時法律之刑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自應適用行為時之刑，但裁判時法律之刑輕於犯罪時法律之刑者，則應適用該條項但書之規定，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此所謂「刑」者，係指「法定刑」而言。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刑法及其特別法有關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依其性質，可分為「總則」與「分則」二種。其屬「分則」性質者，係就其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或減免，使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亦因此發生變更之效果；其屬「總則」性質者，僅為處斷刑上之加重或減免，並未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自不受影響。再按所謂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係源自本院 27年上字第2615號判例，其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但該判例所指罪刑新舊法比較，如保安處分再一併為比較，近來審判實務已改採割裂比較，而有例外。於法規競合之例，行為該當各罪之構成要件時，依一般法理擇一論處，有關不法要件自須整體適用，不能各取數法條中之一部分構成而為處罰，此乃當然之理；但有關刑之減輕、沒收等特別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自非不能割裂適用，要無再援引上開新舊法比較不得割裂適用之判例意旨，遽謂「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系爭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之可言。此為受本院刑事庭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4243 號裁定拘束之本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先例所統一之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672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關於刑法加重詐欺取財罪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1.被告乙○○於113年7月27日為本案犯行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891號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五百萬元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億元以下罰金。」該條例第44條第1項、第2項分別規定：「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之四第一項第二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犯同條項第一款、第三款或第四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前項加重其刑，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被告乙○○所犯詐欺犯罪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不符上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及第44條第 1項各款之加重要件，不構成該條例第43條前段、或第44條第1項之罪，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應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予以科刑。　2.就刑之減輕事由法律變更部分：　①因刑法詐欺罪章對偵審中自白原先並無減刑規定，故就詐欺罪而言，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所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為修正前之詐欺取財罪章所無，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此項修正有利於被告乙○○，被告乙○○所犯刑法加重詐欺罪因刑法本身並無自白減輕其刑規定，是其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　②至於該條第1項前段「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之範圍，因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前段立法說明一已明文該規定之目的係為使「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透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落實罪贓返還。」等語，除損害狀態之回復外，同時亦將詐欺犯罪追訴之效率與節省司法資源作為該法所欲追求之目標。是關於該段「其犯罪所得」之範圍，解釋上不宜以被害人取回全部所受損害作為基礎，否則勢必降低行為人自白、繳交犯罪所得之誘因，尤其在行為人自己實際取得支配財物遠低於被害人所受損害之情況下；⓶依刑法第6 6條前段規定之減輕其刑範圍，原得依行為人之自白對於該詐欺犯罪發現與案件儘早確定之貢獻、繳交犯罪所得對於使被害人取回所受損害之程度等項目，綜合評估對於前揭立法目的達成之績效作為指標，彈性決定減輕其刑之幅度，當不致造成被告輕易取得大幅減輕其刑寬典之結果，並達到節省訴訟資源與適當量刑之目的；⓷且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5項、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第2項均有相類似立法體例，針對此種具有隱密性、技術性且多為智慧性犯罪，不易偵查及發覺，且證據資料常有湮沒之虞，為早日破獲犯罪、追查其他共犯，降低對社會大眾、金融秩序之危害，因此以此方式鼓勵行為人自新並節省司法資源，因此於解釋時不宜過苛，以免阻嚇欲自新者，而失立法原意（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808號判決足供參考），是實務上多數見解對於上開規定所謂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解釋，係指繳交行為人自己實際所得財物之全部，或自動賠償被害人，而毋庸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情形，並不包括其他共同正犯之所得在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39、2440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959號、113年度台上字第736號判決可資參照）。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第1項前段既係依相同立法模式而為規定，其關於犯罪所得範圍之解釋上自應一致，以符憲法第7條所定平等原則之旨。　③因被告乙○○所犯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定之詐欺犯罪，且被告乙○○已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不諱（偵三卷第106頁、本院卷第100 、104、109頁），再參以被告乙○○供稱：尚未拿到本案犯行之報酬等語（本院卷第109至110頁），依上開關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犯罪所得」之說明，自得依該規定減輕其刑。　㈡關於洗錢防制法部分：　　被告乙○○於113年7月27日為本案犯行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 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　1.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　2.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3.是新舊法比較後，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 億元之情形，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規定，所得科刑之最高度有期徒刑為7年；修正後規定最高度有期徒刑為5年，依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前段規定，修正後規定最高度有期徒刑之刑度較輕，較有利被告乙○○ 。又查，關於自白減刑規定部分，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僅需被告乙○○於「偵查及審判」中自白即有適用，相較於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有關自白減刑部分，係以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為要件，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並未對被告乙○ ○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輕其刑。惟被告乙○○已從一重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即無從再割裂適用洗錢防制法上開減輕其刑之規定，應依刑法第57條規定於量刑時加以審酌。　㈢至於被告己○○係於113年9月2日為本案犯行，已在上開法律修正公布之後，逕行適用新法即可，並無上開新舊法比較規定之適用，併此指明。　　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乙○○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載犯行，被告己○○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所載犯行，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 10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乙○○為遂行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載犯行，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無證據足認係未成年人，下同）共同偽造「博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博恩公司」）存款憑證、「黃伯仁」工作證，與被告己○○為遂行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所載犯行，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共同偽造「博恩公司」存款憑證、「李文凱」工作證，其等於上開存款憑證偽造之印文、署名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階段行為，又其等偽造私文書（存款憑證）及偽造特種文書（工作證）後持以行使，偽造之低度行為復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被告乙○○等2人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間，各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而依被吿乙○○等2人所述，彼此並不認識，亦不認識被吿丁○○、戊○ ○（偵三卷第11頁、偵二卷第44頁），卷內資料亦查無渠等之間，就本案各該遭起訴犯行間，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負擔，因此，難認被告乙○○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載犯行與被告己○○、丁○○、戊○○間，及被告己○○就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所載犯行與被告乙○○、丁○○、戊○○間，有共同正犯關係，併此指明。　㈡被告乙○○等2人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私文書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一般洗錢罪間，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　㈢刑之減輕：　1.加重詐欺自白減輕部分：　　查被告乙○○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上開加重詐欺犯行，且尚未取得犯罪所得，業如前述，而被告己○○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上開加重詐欺犯行（偵二卷第135頁、本院卷第100、104、109頁），且已繳交犯罪所得，有本院收據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25頁），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2.想像競合犯輕罪是否減輕之說明：　　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乙○○就洗錢行為，業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不諱，本得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輕其刑，而被告己○○就洗錢行為，業於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不諱，且已繳交犯罪所得，本得依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 3項減輕其刑，惟被告乙○○等2人就加重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行使偽造私文書及洗錢等犯行，係從較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故就被告乙○○等2人想像競合犯洗錢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依照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附此敘明。　㈣爰審酌現今社會上詐欺風氣盛行，詐欺集團已猖獗多年，無辜民眾遭詐騙之事時有所聞，不僅使受害者受有財產法益上之重大損害，對於社會上勤勉誠實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更有不良之影響。而被告乙○○等2人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竟從事詐欺集團車手之工作，除使告訴人甲○○○各受有高達新臺幣（下同）20萬元之財產損害外，並使該詐欺集團成員得順利取得上開贓款，增加司法單位追緝之困難而助長犯罪歪風，實屬不該，惟念被告乙○○等2人犯後均坦承犯行，並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有本院114年度南司刑移調字第335號調解筆錄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第123至124頁），並審酌被告乙○○等2人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於本案之分工情形，暨考量其等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11頁）及法院前案紀錄表所載之素行（本院卷第127 頁、第12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㈤附負擔之緩刑宣告部分：　　　1.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刑罰之目的不外應報與預防，以及兩者間的調和。現代刑法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傾向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對行為人所處刑罰執行與否，多以刑罰對於行為人之矯正及改過向善作用而定，亦即重在預防，而非應報功能。就預防作用言，刑罰的機制是透過刑罰向社會宣示規範的威信，重點不在對於行為人的懲治應報，自由刑的執行乃單純集中在監獄剝奪或限制其行動自由，對於行為人或能達到嚇阻之作用，但執行過程對於行為人本身及其與家庭及社會關係的破壞，或許可能更嚴重且難以挽回。緩刑制度之目的即在避免刑罰剝奪自由的難以挽回之傷害，給予受刑人自新機會。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是否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就犯罪狀況、造成之損害及危險性、被告犯罪之動機暨犯後態度，以及有無再犯之虞等情，綜合加以審酌。　2.被告乙○○雖曾因案遭法院判處有期徒刑在案，但目前檢察官上訴中、尚未確定，而被告己○○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法院前案紀錄表、本院公務電話紀錄等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27頁、第129頁、第141頁），又被告乙○ ○等2人始終坦認犯行，信經此偵審程序及處刑，日後應有所警惕，諒無再犯之虞；再參以告訴人於上開調解筆錄上載稱如被吿乙○○等2人依約定給付賠償金後，同意給予被吿乙○○ 等2人緩刑之諭知，故倘讓被告乙○○等2人入監執行，恐使告訴人日後追償無門，是本院思之再三，認被吿乙○○等2人所受上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3年，以勵自新。復考量被告乙○○等2人表示願意分期賠償告訴人，有前述調解筆錄1份附卷可參，另為促使被告乙○○等2人日後重視法規範秩序與強化法治觀念，敦促其等確實惕勵改過，並彌補其等犯罪對社會秩序造成之危害，本院認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令其等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並心存警惕，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 款等規定，諭知被告乙○○等2人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與應履行之負擔如主文所示。　3.被告乙○○等2人依前述調解筆錄第一項所示內容分別向告訴人支付之損害賠償之內容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且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違反上開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告訴人亦得請求檢察官向本院聲請撤銷對被告乙○○等2人所為之緩刑宣告，其等應遵期履行，切勿自誤，併此指明。四、沒收：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有關沒收應逕行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無庸為新舊法之比較適用，合先敘明。　㈡被告乙○○為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㈠所載犯行時所持工作證（職員：黃伯仁）、附件一所示博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及被告己○○為附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㈣所載犯行時所持工作證（職員：李文凱）、附件四所示博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存款憑證）以遂行本案犯行，本得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之，惟前開工作證、存款憑證（含上面偽造印文、署押）並未扣案，考量前開資料單獨存在不具刑法上之非難性，且可隨時製作，倘予沒收、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乙○○等2人犯罪行為之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對於沒收制度所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本院認無沒收或追徵之必要，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㈢次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乙○○之報酬尚未收取，而被告己○○ 因本案取得之犯罪所得2000元，已自動繳交，業如前述，自無庸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等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　㈣再按被告行為後，原洗錢防制法第18條關於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已修正移列至第25條，並就原第18條第1項內容修正為第25條第1項：「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有關沒收之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然由該法之修正之立法理由稱：『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等語，應係指有查獲犯罪客體始有上開法規之適用，但被告被告乙○○等2人收取前開款項後，已轉交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卷內並無證據證明被告乙○○等2人有實際取得或朋分該筆款項，該筆款項並非被告乙○○等2人所得管領、支配，被告乙○○等2人就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不具實際掌控權，自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沒收，併予敘明。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73條之1第1項、第310 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　　　本案經檢察官林曉霜提起公訴，檢察官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陳淑勤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雅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卷目索引】： 1.【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5898號偵查卷宗】，簡稱「他字卷」。 2.【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419號偵查卷宗】，簡稱「偵一卷」。 3.【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993號偵查卷宗】，簡稱「偵二卷」。 4.【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3221號偵查卷宗】，簡稱「偵三卷」。 5.【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4年度原金訴字第3號刑事卷宗】，簡稱「本院卷」。【附件】：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30419號　　　　　　　　　　　　　　　　　　113年度偵字第30993號　　　　　　　　　　　　　　　　　　113年度偵字第33221號　　被　　　告　乙○○　男　19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丁○○　男　33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街0○0號　　　　　　　　　　　　居高雄市○○區○○○路000巷0弄00 　　　　　　　　　　　　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戊○○　男　19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0號　　　　　　　　　　　　居高雄市○○區○○路00號3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己○○　男　22歲（民國00年00月0日生）　　　　　　　　　　　　住屏東縣○○鄉○○路0號之1 　　　　　　　　　　　　居屏東縣○○鄉○○路○○巷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等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乙○○、丁○○、戊○○、己○○於民國113年7月至9月間，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負責擔任面交取款車手，其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特種文書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113年6月某日起，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甲○○○佯稱：透過其介紹之博恩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博恩公司）、漢神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漢神公司）投資股票即可獲利云云，致甲○○○陷於錯誤而決意投資，並由乙○○、丁○○、戊○○、己○○分別為以下行為： (一)於113年7月27日14時5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0號，由乙○○假冒博恩公司外務專員「黃伯仁」，並出示偽造之「黃伯仁」識別證，向甲○○○佯稱其受博恩公司指派前來向收取投資款新臺幣（下同）20萬元云云，致甲○○○陷於錯誤而交付20萬元，再將其偽造如附表一所示之收據交予甲○○○而行使之，以示博恩公司之職員「黃伯仁」收到20萬元之意，足生損害於博恩公司及「黃伯仁」。乙○○取款完畢後，再將款項置於指定地點，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走，藉此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並掩飾其來源。 (二)於113年8月1日11時25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0號，由丁 ○○假冒博恩公司外務專員「王上豪」，並出示偽造之「王上豪」識別證，向甲○○○佯稱其受博恩公司指派前來向收取投資款20萬元云云，致甲○○○陷於錯誤而交付20萬元，再將其偽造如附表二所示之收據交予甲○○○而行使之，以示博恩公司之職員「王上豪」收到20萬元之意，足生損害於博恩公司及「王上豪」。丁○○取款完畢後，再將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藉此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並掩飾其來源。 (三)於113年8月5日20時3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0號，由戊○ ○假冒漢神公司外務專員「許明凱」，並出示偽造之「許明凱」識別證，向甲○○○佯稱其受漢神公司指派前來向收取投資款15萬元云云，致甲○○○陷於錯誤而交付15萬元，再將其偽造如附表三所示之收據交予甲○○○而行使之，以示漢神公司之職員「許明凱」收到15萬元之意，足生損害於漢神公司及「許明凱」。戊○○取款完畢後，再將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藉此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並掩飾其來源。 (四)於113年9月2日12時30分許，在臺南市○○區○○○路00號，由己 ○○假冒博恩公司外務專員「李文凱」，並出示偽造之「李文凱」識別證，向甲○○○佯稱其受博恩公司指派前來向收取投資款20萬元云云，致甲○○○陷於錯誤而交付20萬元，再將其偽造如附表四所示之收據交予甲○○○而行使之，以示博恩公司之職員「李文凱」收到20萬元之意，足生損害於博恩公司及「李文凱」。己○○取款完畢後，再將款項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藉此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並掩飾其來源。嗣甲○○○ 發覺受騙，報警處理，經警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甲○○○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 1 被告乙○○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證明犯罪事實一、(一)。 2 被告丁○○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證明犯罪事實一、(二)。 3 被告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證明犯罪事實一、(三)。 4 被告己○○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證明犯罪事實一、(四)。 5 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時之指訴，及告訴人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聯繫之LINE對話紀錄、告訴人提出之商業操作合約書。證明全部犯罪事實。 6 被告乙○○出示之工作證照片、交付之博恩公司存款憑證。證明犯罪事實一、(一)。 7 被告丁○○出示之工作證照片、交付之博恩公司存款憑證。證明犯罪事實一、(二)。 8 被告戊○○出示之工作證照片、交付之漢神公司存款憑證。證明犯罪事實一、(三)。 9 被告己○○出示之工作證照片、交付之博恩公司存款憑證。證明犯罪事實一、(四)。二、核被告乙○○、丁○○、戊○○、己○○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刑法第216 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刑法第216條、第212 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及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款規定，而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嫌。被告4 人以一行為觸犯前開數罪，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論以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8 　　日　　　　　　　　　　　　　　　檢　察　官　林　曉　霜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　記　官　楊　娟　娟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罪）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5條從事業務之人，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登載於其業務上作成之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1 萬 5 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26

TNDM-114-原金訴-3-20250326-1

金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證券交易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0號上訴人即被告蔡文良施敏娟上二人共同選任辯護人郭士功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證券交易法等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蔡文良、施敏娟均自民國一百十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　　理　由一、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各定有明文。二、經查：上訴人即被告蔡文良、施敏娟因共同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申報及公告不實罪、商業會計法第71 條第5款之利用不正當方法致生不實罪及銀行法第125條之3 第1項之詐欺銀行犯罪獲取財物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罪等各共 4罪，經原審以109年度金重訴字第10號刑事判決，分別各判處有期徒刑1年10月、1年、3年2月、2年，皆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8月，及諭知追徵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3563萬 0946元、美元5萬1149.77元。嗣經被告2人就科刑部分提起上訴繫屬本院審理中，足認其等違反上開罪名之犯行明確。被告2人現經原審判決各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8月及諭知追徵如前述之鉅額犯罪所得，刑期不短，追徵金額甚鉅，良以面對重刑及鉅額沒收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規避責任、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其等恐將面臨長期監禁及鉅額追徵而產生畏避心態，非無逃亡境外、脫免刑責、規避追徵之高度動機，故有相當理由足認其有逃亡之虞；且被告蔡文良於本院審理時自承有子女旅居日本，而被告施敏娟則在民國113年間有出境至國外之紀錄，因此若任令其等出境、出海，至有可能滯外不歸。是為保全審判程序之進行或日後有罪確定後之執行，並考量國家刑事司法權有效行使之公共利益，及被告2人居住、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暨其等所涉本案犯罪情節與所犯罪名之輕重，就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權衡後，認有對被告2人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均裁定自如主文所示日期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三、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第93條之3 第2項後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麗英　　　　　　　　　　　　　　　　　　　法　官　陳麗芬　　　　　　　　　　　　　　　　　　　法　官　陳銘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穎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2025-03-26

TPHM-112-金上重訴-40-202503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