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陳君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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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傷害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169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艾秉宏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橋頭簡易庭民國113 年9月26日113年度交簡字第1773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調院偵字第116號），提起上訴，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壹、本院審理範圍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於簡易判決不服上訴者，前開一部上訴之規定亦在準用之列，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 項亦有明文。是科刑及沒收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上開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二、經查，本案經原審判決後，由檢察官提起上訴，而檢察官於本院準備、審判程序中，均明示僅對原審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至原審所為其他判決內容，則不在其上訴範圍（見交簡上卷第89、114頁），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貳、原審所認定之被告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一、犯罪事實：　　被告艾秉宏明知僅領有小型車駕照，不得騎乘普通重型機車，仍於民國113年4月9日16時57分許，騎乘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高雄市仁武區鳳仁路北向南行駛至該路段與鳳仁路369巷之交岔路口，本應注意行駛時不得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且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規定，而當時情形，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行駛中以手持方式使用行動電話查看地圖，因而未注意同向前方有告訴人蔡○○騎乘車號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停等紅燈，見狀急煞致失控倒地，並向前滑行撞擊告訴人之機車，致告訴人受有下背挫傷、頸部扭挫傷之傷害。二、核被告所為，係犯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刑法第284條前段之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過失傷害罪。參、刑之加重減輕： (一)被告行為時未考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猶違規騎車上路，復未能謹慎注意路況及專注於駕駛，肇致本案事故，使告訴人無端蒙受身體之不適及生活上之不便，可見被告過失情節並非輕微，並已影響交通安全之維護，爰就其所犯過失傷害罪部分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加重其刑。 (二)被告於肇事後，偵查機關未發覺前，主動向到場處理之員警坦承肇事乙情，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1紙在卷可參（見警卷第37頁），則被告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被告因同時有刑之加重及減輕事由，爰依刑法第71 條第1項規定，先加後減之。肆、上訴論斷之理由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迄今未賠償告訴人，使告訴人所受損害未能獲彌補，難認犯後態度良好，且被告為無照駕駛，犯罪情節非輕，請撤銷原判決，另科以適當之刑等語。二、按量刑之輕重，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則不得遽指為違法；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就量刑部分，法律賦予審判者自由裁量權，雖此項裁量權之行使，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但其內涵、表現，端賴法官於個案審判時，依個案事由加以審酌，倘無裁量濫用情事，自難謂其有何不當之處。三、原審認被告上揭犯行事證明確，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86條第1項第1款規定加重其刑，並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後，審酌「被告駕車同時使用行動電話、未注意車前狀況而肇致本件車禍，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告訴人所受傷勢輕重，再斟酌兩造因未能達成共識，迄今未和（調）解成立，兼衡以被告之犯後態度、前科素行、智識程度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30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審已具體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本於被告之責任為基礎酌定其宣告刑，並未偏執一端，而有失輕重之情事，亦未逾越法定範圍。檢察官上訴理由所稱被告未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之加重事由、被告尚未與告訴人和解、未賠償告訴人等量刑情狀，均已為原審量刑時所審酌甚詳，而原審量刑並未有何違法或失當之處，業如前述，則在原審判決之量刑基礎於本院審理時並無變動之情形下，依前揭說明，本院自應予以尊重，是檢察官以前開事由提起上訴並請求撤銷原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謝欣如提起上訴，檢察官靳隆坤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許博鈞　　　　　　　　　　　　　　　　　　法　官　孫文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莊琬婷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1款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未領有駕駛執照駕車。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2025-03-14

CTDM-113-交簡上-169-20250314-1

金訴緝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緝字第16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郭培均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0年度偵字第12135號），本院認不應逕以簡易判決處刑，改行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甲○○無罪。　　事實及理由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甲○○已預見一般取得他人金融帳戶使用之行徑，常與財產犯罪所需有密切之關聯，可能係為掩飾不法犯行，避免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執法人員循線查緝，並掩飾隱匿犯罪所得之去向與所在，竟以縱有人以其交付之金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行，亦不違背其本意之幫助犯意，於民國110年3月11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將其申設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 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帳戶）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年籍均不詳之詐騙集團成員，而容任該詐騙集團成員及其所屬之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上開帳戶遂行犯罪。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開帳戶資料後，即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110年2月27日16時40分前，在社交軟體Twitter張貼性交易之不實訊息，適告訴人丙○○瀏灠上開不實訊息後，信以為真依指示以通訊軟體LINE加入「鋼鐵俱樂部二部」之群組，並有暱稱「迦琳」之帳號傳送訊息予告訴人，佯稱：可提供性服務，惟須先行付款云云，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0年3月11日14時1分許，以網路匯款方式，匯款新臺幣（下同）18,000元至上開中信帳戶內。上開款項旋為詐騙集團某成員即時提領一空，製造金流斷點，以掩飾、隱匿詐欺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嗣告訴人察覺有異而報警處理，始為警循線查獲。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二、按犯罪事實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第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訊時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之證述、告訴人提出之匯款紀錄、告訴人與通訊軟體LINE暱稱「迦琳」之對話紀錄擷圖、被告申設之中信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存款交易明細等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將其中信帳戶帳號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犯行，辯稱：我與一名友人出去玩的時候，他說他朋友要匯款給他，但他沒有帶提款卡，他就請朋友把錢匯到我的中信帳戶，再叫我把錢領出來交付給他，我不知道匯入我中信帳戶的錢是詐欺贓款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0年3月11日前某日時許，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將其申設之中信帳戶帳號，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友人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認在卷，並有被告中信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存款交易明細在卷可稽。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110年2月27日16時40分前，在社交軟體Twitter張貼性交易之不實訊息，適告訴人瀏灠上開不實訊息後，依指示加入通訊軟體LINE「鋼鐵俱樂部二部」群組，並由該群組成員暱稱「迦琳」之人向告訴人佯稱：可提供性服務，惟須先行付款等語，使告訴人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同年3月11日14 時1分許，匯款18,000元至上開中信帳戶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明確，並有被告中信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告訴人申設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提供之網路匯款交易明細擷圖、告訴人與暱稱「迦琳」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擷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中山一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等附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　㈡由被告提出其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友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觀之(詳細對話如附件所示，金訴卷一第265至271頁），可見其與該名友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內容均有清楚顯示對話日期及發送時間，且對話過程語意大致連貫，尚無明顯增補或刪減之情形，亦無明顯改竄之跡象，足認被告提出之上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應為本案發生時之實際對話內容無訛。　㈢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與一名友人出去玩的時候，他說他朋友要匯款給他，但他沒有帶提款卡，他就請朋友把錢匯到我的中信帳戶，回來之後再叫我把錢領出來後，匯入或存入對方提供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我印象中對方提供之帳戶應該是中信或台新的帳戶等語（金訴緝卷第124、1 26頁），核與附件所示被告與其友人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中，其友人先詢問被告：「18000」、「你的中國」、「1 .8有嗎」等語，經被告確認有一筆18,000元匯入其中信帳戶後，其友人復表示：「自存」、「你能領嗎？」、「000000 000000」等語後，被告回稱：「你等我一下，我自己走去超商幫你用」、「好了」等語（金訴卷一第265至271頁），以及被告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顯示110年3月11日14時1分跨行匯入18,000元、同日16時8分許以自動櫃員機提領現金18, 000元（警卷第26頁）等情相符，參以告訴人於本案匯款翌日即同年月12日19時13分許，曾因遭同一人詐騙而匯款3,00 0元至第三人黃琮暉申設之帳號000000000000號中信帳戶（下稱黃琮暉中信帳戶），而黃琮暉中信帳戶於同年月11日16 時9分許亦有以存款機存入現金18,000元之紀錄，此經告訴人於警詢中陳述明確，並有黃琮暉中信帳戶存款交易明細（金訴緝卷第147頁）在卷可稽，由被告該名友人所提供之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與黃琮暉中信帳戶之帳號相同，以及被告、黃琮暉之中信帳戶交易明細所示，被告於110年3月11 日16時8分許自其中信帳戶提領現金18,000元後，將之全數存入黃琮暉中信帳戶乙節，應堪認定。　㈣依附件之被告與其友人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金訴卷第265至271頁）所示，告訴人於110年3月11日14時1分許匯款18,000元至被告中信帳戶後，其友人於同日14時29分許起，持續向被告確認上開款項有無匯入其中信帳戶，並要求被告盡快將上開款項存入黃琮暉中信帳戶，惟被告並未旋即處理此事，而係遲至同日16時8分許才將上開款項領出再存入黃琮暉中信帳戶，此情顯與實務上常見詐欺贓款匯入人頭帳戶後，旋即遭人提領或轉匯一空之情形迥異。復觀諸上開對話內容，被告知悉上開款項匯入其中信帳戶後，便向其友人表示其已喝醉，要請其男友即綽號囂張之人（參見被告於金訴緝卷第198頁之供述）代為處理交付上開款項事宜，其友人亦未表示任何異議等情（金訴卷一第269至271頁），且被告尚可提出該名友人之照片（金訴卷一第263頁），足見被告與其當時之男友均與該名友人熟識，且其等間應具有相當程度之交情，是被告辯稱其係受其友人所託，偶一提供其中信帳戶代為收取、轉交款項，其不知匯入其中信帳戶之款項係詐欺贓款等語，尚非完全不足採信。　㈤再依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的中信帳戶是用於支付我購買遊戲幣或收取他人向我購買遊戲幣之款項等語（金訴緝卷第123、201頁），核與其中信帳戶多為小額款項進出之交易情形（警卷第26至29頁）一致，又告訴人將上開款項匯入被告中信帳戶後，被告仍頻繁使用其中信帳戶收取、提領或轉匯款項，顯見被告中信帳戶為其日常生活經常使用之金融帳戶，亦與實務上常見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等不法行為之人，多會提供自身鮮少使用之金融帳戶予詐欺集團之情不符，益證被告前開辯稱，並非全然無據。　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雖認被告係於110年3月11日前某日，在不詳地點，以不詳方式，將其中信帳戶之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而被告先前辯稱其中信帳戶金融卡遺失乙節，實與常情相違，不足憑採。然：　　被告係自行將告訴人匯入其中信帳戶之18,000元全數領出，再存入黃琮暉中信帳戶乙節，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足認被告於本案案發當時並未將其中信帳戶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又被告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供稱：我的中信帳戶金融卡原本放在皮包裡，我要用的時候發現金融卡遺失並向銀行辦理掛失等語（偵卷第50頁，金訴卷一第180頁），與其於本院審理中所為之上開供述（金訴緝卷第124、1 26頁）有所歧異，惟依中信銀行111年4月28日中信銀字第11 1224839127632號函檢附之金融卡掛失資料所示，被告曾於1 10年3月31日透過中信銀行客服中心辦理金融卡掛失手續（金訴卷一第73至75頁），是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供稱其曾因中信帳戶金融卡遺失而向銀行辦理掛失乙情，確與卷附客觀事證相符，再參酌被告自告訴人110年3月11日14時1分許匯入上開款項後，至其於同年月31日透過中信銀行客服中心掛失金融卡為止，均有持續使用其中信帳戶，並自其中信帳戶提領現金，此有被告中信帳戶之存款交易明細附卷可佐（警卷第26至28頁），益證被告上開辯詞，並非全然無據，至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中所辯情節前後不一，應係其將本案發生時點，誤認為其遺失金融卡後所致，因此，尚無從以聲請意旨所指前情，逕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㈦綜上，被告既為臨時受其友人所託，提供其日常使用之中信帳戶帳號代為收取、轉交款項，難認其得以知悉或預見匯入其中信帳戶之款項為詐欺贓款乙事，而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或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證據及卷存資料，業經逐一調查，仍未能使本院獲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從而，本案尚有合理懷疑存在，致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本案既乏積極明確之證據，可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犯行，本於罪疑唯輕之刑事證據裁判法則，被告被訴之上開犯行既屬不能證明，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乙○○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陳君杰　　　　　　　　　　　　　　　　　　　法　官孫文玲　　　　　　　　　　　　　　　　　　　法　官陳姿樺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吳宜臻附件：甲○○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友人於110年3月11日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金訴卷一第265至271頁）（14：29）友人：（未接來電）（14：42）甲○○：（無應答）（14：43）甲○○：沒網路　　　　　　　　　？　　　　　　　　（無應答）（14：48）友人：18000 　　　　　　　　你（14：49）甲○○：？　　　　　　　　　什意思（14：51）友人：你的中國　　　　　　　　鋭（14：52）甲○○：我看一下　　　　　　　　　那？　　　　　　　　　我來不急去申請轉帳= = （14：54）友人：嗯嗯（14：54）甲○○：嗯嗯。意思？（14：54）友人：1.8有嗎（14：54）甲○○：（傳送存款入帳通知擷圖）（15：02）甲○○：到底　　　　　　　　　快回我（15：03）甲○○：不然我要出去了（15：04）甲○○：（通話取消）（15：28）友人：啥（15：28）甲○○：錢怎給你呢？（15：29）友人：自存（15：30）友人：你能領嗎？（15：30）甲○○：帳號　　　　　　　　　很急嗎（15：30）友人：000000000000 　　　　　　　　嗯（15：31）甲○○：很急的話我拿給囂張去用（15：32）友人：嗯嗯（15：32）甲○○：我喝醉了，我躺一下，等要從囂張這走了（15：32）友人：喝醉（15：33）友人：這麼快活　　　　　　　　雞掰（15：34）甲○○：囂張用好，我叫他跟你說（15：37）甲○○：你等我一下（15：38）甲○○：我自己走去用（15：52）友人：殺小（15：53）甲○○：你等我一下，我自己走去超商幫你用（16：18）甲○○：好了

2025-03-14

CTDM-113-金訴緝-16-20250314-1

易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侵占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易字第99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忠益選任辯護人王芊智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127 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一、本件被告劉忠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依通常程序起訴，而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449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陳君杰　　　　　　　　　　　　　　　　法　官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蘇秀金

2025-03-13

CTDM-113-易-99-20250313-1

聲自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自字第5號聲請人 AV000-A111453A 代理人張桐嘉律師田杰弘律師被告康文浩上列聲請人因被告誣告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長駁回再議之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185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　　理　由一、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即告訴人AV000-A111453A(下稱聲請人)以被告甲○○涉犯誣告罪嫌，向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認被告罪嫌不足，而於民國113年9月12日以113年度偵字第7251號為不起訴處分後，聲請人不服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分署(下稱高雄高分檢)檢察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於113年1 2月25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3185號處分書駁回再議，經聲請人於113年12月30日收受前開處分書後，於114年1月8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駁回再議之處分書、送達證書(見橋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7251號卷附彌封袋內)、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等在卷可稽，經本院調閱上開卷宗核閱無誤，本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之程序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先予敘明。二、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此制度之目的無非係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 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如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三、又基於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之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類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宜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應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五、聲請人之原告訴意旨、原不起訴處分、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分別略以： (一)原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111年5月間，經由網路認識證人代號AV000-A111453號女子（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雙方並成立包養關係，嗣經聲請人發現雙方之關係，便告知被告之妻王秀珠，被告知悉之後，明知聲請人未於證人A女位於嘉義租屋處（詳卷內）架設錄音錄影設備竊錄被告與證人A女之性交影片，竟意圖使聲請人受刑事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11年9月14日，以書狀向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申告，誣告聲請人於111年9月7日晚間某時許，無故竊錄被告與證人A女之性交影片之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等語。 (二)原不起訴處分意旨略以：觀之證人A女與聲請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聲請人要求證人A女坦白於111年9月7日晚間做錯何事，證人A女回以「我承認違背誓言跟他親嘴、還有無套」，聲請人續質問「肛交不算？你願意接受什麼懲罰？」，證人A女回以「你偷裝監視器」等語，參以證人即A女於偵查中具結後證述：當時就是我跟甲○○發生性行為那天，我不知道 B男在我門外，但他竟然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所以我才以為他在我租屋處裝監視器等語，是證人A女亦曾懷疑聲請人有裝設監視器之舉；另觀之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紀錄擷圖，聲請人表示「只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教你老婆嚇你的，你果然心虛就全招了」等語，則聲請人坦認有錄音檔，是被告對於聲請人有竊錄之犯行，既有合理懷疑而非全然出於憑空捏造，告訴內容亦有所本，核與誣告罪之構成要件尚屬有間，應認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三)原駁回再議處分意旨略以：　　1.被告於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中堅詞否認有何犯行，經核證人A女與聲請人間之LINE對話紀錄，聲請人要求證人A女坦白於111年9月7日晚間做錯何事，證人A女回以「我承認違背誓言跟他親嘴、還有無套」，聲請人續質問「肛交不算？你願意接受什麼懲罰？」，證人A女回以「你偷裝監視器」等語。再參以證人A女於橋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中具結後證述：當時就是我跟甲○○發生性行為那天，我不知道B男在我門外，但他竟然知道當時發生的事情，所以我才以為他在我租屋處裝監視器等語。是證人A女亦曾懷疑聲請人有裝設監視器之舉。據此可見當初A女並無告知聲請人有關A女與被告為性行為之事，然聲請人何來得知A女與被告發生性交之細節乙情，非無可疑之處。再觀被告與聲請人間之對話紀錄擷圖，聲請人表示「只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教你老婆嚇你的，你果然心虛就全招了」等語，聲請人已坦認有錄音檔，則被告認為聲請人有竊錄之行為，當足認屬合理懷疑，難謂被告出於憑空捏造，是被告提告非無所本，核與誣告罪之構成要件有間，無得以該罪責相繩。　　2.原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核無違誤，聲請再議意旨所指各節，或係原檢察官已查明，或係聲請人個人之主觀意見，或臆測之詞，本件原檢察官偵查已臻完備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聲請人指訴之罪嫌，聲請人仍執前詞指摘原處分不當，所執再議理由，核無可採，其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前段為駁回之處分。　　　六、本院之判斷： (一)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真實之證據，倘證據是否真實尚欠明確，自難以擬制推測之方式，為其判斷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之資料；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 (二)聲請人主張略以：　1.由被告於111年10月3日之警詢筆錄可見，被告應已知悉其遭偷拍之影像或照片實際上並不存在，且聲請人雖曾向被告表明聲請人持有被告之錄音檔，惟亦已明確向被告陳稱該檔案實係由A女所錄，且經被告追問後，聲請人亦已具體表明實際上並無上開錄音檔存在，顯見被告於申告時，應已透過查證程序向聲請人查知上情，而知悉實際上並無任何竊錄之照片或影片，猶虛捏聲請人竊錄被告與A女性交過程之事實而向公務員提出告訴，顯見被告確有誣告故意。　2.另A女雖曾向聲請人詢問有無裝設監視器之事，惟聲請人已向A女明確表明其並未裝設，而A女嗣後並將其與聲請人間之對話紀錄轉傳予被告，並明確告知被告聲請人並無裝設監視器之事，是被告於提告時應已知悉聲請人並無竊錄之行為甚明。　　3.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僅以聲請人坦認有錄音檔，即認被告有合理懷疑聲請人有竊錄之事實，然被告於提出告訴前，既已向聲請人查證上情，當應已知悉聲請人並無錄音、錄影之行為，原處分混淆不同時點之事證，其推論應已違反經驗、論理法則。　4.又原處分之承辦檢察官於另案不起訴處分書中，既已明白認定本件係A女臨時起意而錄音，而非受聲請人指示等語，更足徵聲請人確無被告所申告之犯行，益徵被告確有誣告罪嫌甚明。　5.本案被告提告之經緯，係因被告擔心其與A女外遇之事遭掌握證據，方自行想像其遭聲請人偷拍，由被告與聲請人之簡訊，亦可見聲請人於簡訊中已多次向被告表明其並無任何影像，而被告雖執上開影像而對聲請人提出妨害秘密告訴，並主張其配偶確有看見上開影像之擷圖，惟於111年10月3日警詢筆錄中，又改稱其並未看過該影像，且其配偶並未看清影像擷圖內容，顯見被告所述情節前後矛盾，僅憑自身臆測而虛構事實對告訴人提告，當已涉犯誣告罪甚明。　6.綜上，被告犯罪事證明確，已達起訴之合理門檻，爰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語。 (三)按刑法上之誣告罪，所稱「誣告」，即虛構事實，進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他人犯罪而言。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若因出於誤信、誤解、誤認，或懷疑有此事實，或誇大其詞，或作為其訟爭上之攻擊、防禦方法，或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者，均不得謂為誣告。申言之，倘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只因所訴事實，不能積極證明為虛偽，或因證據不充分，致被告者不受追訴處罰，仍不得遽行反坐，以誣告論擬。亦即，申告人並不因其所告案件，因經處分不起訴或判決無罪，即當然成立誣告罪。如非閑熟法律之人，出於誤認或懷疑，或其目的在求判明是非曲直，提出申告，訴請追究刑責，既非故意虛捏事情，即其所申告之事實，並非完全出於憑空捏造或尚非全然無因，自應認其缺乏誣告之主觀犯意，不能逕以誣告罪相繩（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54號、109年度台上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1.被告、聲請人於111年9月7日前，均分別透過網路與A女相識，而先後與A女發展為包養關係，被告前於112年2月10日間，遭A女以被告於111年9月7日22時30分許，在A女位於嘉義市之住處內，對其為強制性交行為為由，而經聲請人陪同前往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提起妨害性自主之告訴(下稱前案)，此有A女與聲請人之調查筆錄、被告與聲請人之對話紀錄截圖可參(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封卷第29-35、45-48、73-77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另由A 女於前案中對被告提告時，即已向警方提出其與被告之錄音檔案為其佐證，此有上開檔案譯文在卷可參(見高雄地檢署1 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封卷第19-21頁)，被告於111年9月7 日22時30分許，確有在A女住處內遭他人攝錄其與A女之性行為語音之情，首堪認定。　2.而由被告於111年9月14日提出之刑事告訴狀所附聲請人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以觀，可見被告於111年9月9日不詳時分向聲請人稱「那影片可以還我嗎」等語，聲請人則回應「只有錄音檔，沒有影片，我教你老婆嚇你的，你果然心虛就全招了」，被告則稱「少呼攏我，我老婆確實有看到你給他看的影片結圖，印成A4紙張大小，還說沒偷拍，那你如何知道無套、親嘴」；被告另於不詳時分，向聲請人稱「你去找我老婆給他看一切資料？包括你偷拍的影片結圖。弄得已經要鬧離婚了，還要怎樣？」、「那你偷拍的影片如何還我？」等語，聲請人則回稱「你欺騙她跟我，是你咎由自取，這個是對我的精神補償」、「你可以不接受，我等你老婆打電話給我」等語(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7646號彌封卷第9- 15頁)。另由被告與聲請人之LINE對話紀錄譯文，可見被告於111年9月10日7時25分傳送數張照片予聲請人，並向其稱「你沒偷拍？不可能吧！我老婆就是看到截圖，整個人崩潰的」，聲請人則回以「不要迴避，我給你機會了！馬上傳你跟她(A女)從週三到週五的完整對話紀錄給我」、「我把床單給你老婆當中秋節禮物」等語(見彌封卷內高雄市政府警察大隊案卷【無卷封，封面為聲請人之全國刑案查註記錄表】第327-329頁)，由上開對話紀錄觀之，可見聲請人於111 年9月7日至9月9日間，確曾有向被告之配偶提出被告與A女間性行為過程之錄音或影像截圖之事，且上情應為被告所知悉，且由對話紀錄可見，於被告向聲請人質問其是否確有竊錄被告與A女性行為之時，聲請人非但未明確予以否認之回應，反而順應被告之質疑，而要求被告提供被告與A女之相關對話，是由上開情狀以觀，可見被告於111年9月14日提起告訴前，其主觀上應已懷疑其與A女之性行為遭他人竊錄之事，亦已懷疑聲請人持有上開竊錄所得之影音，衡酌被告與聲請人於案發當時均與A女為包養關係，且由卷附被告與聲請人之對話紀錄可見，被告與聲請人於案發時，彼此間於情感上係處於高度對立、衝突之關係，聲請人於被告向其出言質疑時，亦未明確予以否定之回應，反向被告聲稱其欲向被告配偶公布被告與A女間不當交往關係而要脅被告，則被告主觀上懷疑聲請人為蒐集其與A女之不當交往關係而竊錄其與A女間之性行為影音，當具有相當之合理憑據，是被告本於上開憑據，而對聲請人提出妨害秘密之告訴，自難認被告主觀上確有刻意誣指聲請人入罪之意，而難以誣告罪嫌相繩。　3.A女、聲請人於前案之警詢陳述中，雖均陳稱本案係A女於11 1年9月7日22時30分許，自行以手機側錄其與被告之性行為語音等語(見高雄地檢署111年度他字第8960號彌封卷第32-3 3、38頁)，而由聲請人與A女之對話紀錄，亦可見本案性行為過程之語音係由A女傳送予聲請人(見彌封袋內「嫌疑人楊 ○○(聲請人姓名)偵查、搜索卷宗」第23頁)，且原檢察官於偵查後，固亦依卷內事證而認定本案實際側錄被告與A女性行為語音之人係為A女而非聲請人(見橋頭地檢署113年度偵字第17126號卷第54頁)，然誣告犯意之存否，並不以行為人指訴之事實是否與客觀事實相符為要件，而應以行為人向偵查機關提告時，是否已有足使其產生合理懷疑其所申告之事實存在之事證以資論斷，是縱使被告提告之「聲請人竊錄其與A女間之性影音」之事實與檢察官依卷內事證所認定之事實不同，然由卷附事證既可見被告已有相當事證而合理懷疑本案竊錄性影音之人係為聲請人，且其於提出告訴前，亦曾已向聲請人具體求證上情，而聲請人亦未為明確之否定回應，顯見被告於向高雄地檢署提出告訴時，確已本於主觀上對聲請人涉及上開罪嫌之合理懷疑所為，亦有盡相當之查證義務，縱令其申告之事實未必與客觀事實相符，仍難逕認被告確有誣指聲請人犯罪之主觀犯意，是被告本案所為，自難以誣告罪嫌論擬。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定被告有何誣指聲請人涉有犯罪之舉，聲請人指訴被告誣告罪嫌，難認已達合理可疑之程度，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定被告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原不起訴處分及原駁回再議處分，其認事用法均屬妥適，聲請人猶執前詞，逕認原不起訴處分及原駁回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蘇秀金

2025-03-12

CTDM-114-聲自-5-20250312-1

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訴字第54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翁嘉陽 (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 指定辯護人黃子芸律師(已撤銷指定) 羅仁志律師上列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本院於113年5月31日所宣示之112年度訴字第54號判決之原本及正本，有應更正部分，茲裁定如下：　　主　文本院上開判決之原本及正本「主文」欄第1、2行所載「扣案如附表二編號5所示之手機壹臺沒收之」，應更正為「扣案如附表二編號4所示之手機壹臺沒收之」。本院上開判決之原本及正本「理由」欄第13頁第29至30行所載「 (見本院卷第177頁)」，應更正為「(見本院卷一第174頁)」；同頁第31行至第14頁第1行所載「於被告翁嘉陽所犯共同販賣毒品罪支主文項下」，應更正為「於被告翁嘉陽所犯共同販賣毒品罪之主文項下」。　　理　由一、按裁判正本與原本不符，而於全案情節與裁判本旨無影響者，法院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裁定更正；前項更正之裁定，附記於裁判原本及正本；如正本已經送達，不能附記者，應製作該更正裁定之正本送達，刑事訴訟法第227條之1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二、本件原判決原本及正本有如上開主文所示之誤寫情形，且不影響於全案情節及判決本旨，參照前開說明，爰裁定更正如主文所示，期臻明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書記官　蘇秀金

2025-03-11

CTDM-112-訴-54-20250311-3

金易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易字第165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潘仲楷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113年度偵字第7760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金簡字第467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一、本件被告潘仲楷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經本院改以通常程序審理後，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本件宜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二、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許博鈞　　　　　　　　　　　　　　　　　　法　官　孫文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莊琬婷

2025-03-11

CTDM-113-金易-165-20250311-1

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36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志雄上列被告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879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張志雄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張志雄、同案被告陳俊璋（由本院另行審結）2人均未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或向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竟共同基於違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自民國11 1年11月間起，受史淑玲委託，對其所管領之高雄市路○區○○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路竹案地）進行清運土地既有廢棄物之行為，並雇用挖土機及貨車，將土地內之廢棄物挖除後運往屏東縣○地○鄉○○段000地號土地（下稱三地門案地）傾倒，嗣經警於111年11月15日現場查獲（被告及同案被告陳俊璋此部分犯行，業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詎被告與同案被告陳俊璋於上地遭查獲後，又共同基於違法清除廢棄物之犯意聯絡，自111年12月間起至112年1月2日間，持續在路竹案地上挖除土地所埋有之廢棄物，並以垃圾袋包裝後，由同案被告陳俊璋交由不詳之人運走或置於黑色垃圾袋內交由不知情之鄉鎮市區公所清潔隊員加以清除之。因認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嫌。二、按犯罪事實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156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第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非法清除廢棄物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及同案被告陳俊璋於警詢、偵訊時之供述、證人即現場分類人員董貴鳳於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證人即怪手司機蔡建民、曳引車司機楊尚昱、現場分類人員陳郁文、現場分類人員楊文瑞、路竹案地地主女兒史淑鈴、仲介黃小韺、黃小韺之友人王仕丞、原受託清除路竹案地廢棄物之上緯工程有限公司實際負責人邱翔舜於警詢時之證述、112年1月12日支出傳票、同年月17日工程款領據、蒐證照片、112年1月2 日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機構事業廢棄物稽查紀錄表（稽查時間112年1月17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公害案件稽查紀錄工作單（稽查時間112年2月7日、同年3月14日）等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未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並於111年11月間起，在路竹案地挖除既有廢棄物後運往三地門案地傾倒，經警於同年月15日現場查獲後，仍於111 年12月底某日起至112年1月2日間，持續在路竹案地挖除土地所埋有之廢棄物，並將挖出之廢棄物予以分類，再以黑色垃圾袋包裝分類後之廢棄物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非法清除廢棄物犯行，辯稱：三地門案地遭查獲後，陳俊璋雇用我至路竹案地繼續挖除廢棄物，但挖出後只有進行分類、包裝並放在路竹案地，沒有將廢棄物載運出去等語。經查：　㈠被告未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並於111年1 1月間起，在路竹案地挖除既有廢棄物後運往三地門案地傾倒，經警於同年月15日現場查獲後，仍於111年12月底某日起至112年1月2日間，持續在路竹案地挖除土地所埋有之廢棄物，並將挖出之廢棄物予以分類，再以黑色垃圾袋包裝分類後之廢棄物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坦認在卷，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陳俊璋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證人蔡建民、楊尚昱、董貴鳳於警詢及偵訊時所為之證述、證人陳郁文、楊文瑞於警詢時所為之證述相符，並有路竹案地之蒐證照片、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事業機構事業廢棄物稽查紀錄表（稽查時間112年1月17日）、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公害案件稽查紀錄工作單（稽查時間 112年1月2日、同年2月7日、同年3月14日）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所規範之「清除」及「處理」行為，依環境部（前為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發布之「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6款規定：「分類：指一般廢棄物於排出、貯存、回收、清除及處理過程中，為利於後續之運輸、處理，將不同類別性質者加以分開之行為」；同條第11款規定：「清除：指下列行為：⑴收集、清運：指以人力、清運機具將一般廢棄物自產生源運輸至處理場（廠）之行為。⑵轉運：指以清運機具將一般廢棄物自產生源運輸至轉運設施或自轉運設施運輸至中間處理或最終處置設施之行為」；同條第13款規定：「處理：指下列行為：⑴中間處理：指一般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堆肥或其他處理方法，變更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中和、減量、減積、去毒、無害化或安定之行為。⑵最終處置：指將一般廢棄物以安定掩埋、衛生掩埋、封閉掩埋或海洋棄置之行為。⑶再利用：指將一般廢棄物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⑷能源回收：指一般廢棄物具有生質能、直接利用或經處理產生能源特性，供進行再生能源利用之行為。」又依環境部發布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2款規定：「清除：指事業廢棄物之收集、運輸行為。」；同條第3 款規定：「處理：指下列行為：㈠中間處理：指事業廢棄物在最終處置或再利用前，以物理、化學、生物、熱處理或其他處理方法，改變其物理、化學、生物特性或成分，達成分離、減積、去毒、固化或穩定之行為。㈡最終處置：指衛生掩埋、封閉掩埋、安定掩埋或海洋棄置事業廢棄物之行為。㈢再利用：指事業產生之事業廢棄物自行、販賣、轉讓或委託做為原料、材料、燃料、填土或其他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之用途行為，並應符合其規定者。」至於「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雖未明文定義事業廢棄物之「分類」行為態樣，惟參酌「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6款已就一般廢棄物之「分類」行為態樣為相關定義，且一般廢棄物與一般事業廢棄物係依是否為事業活動產生且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而為區別（廢棄物清理法第2 條第2項規定參照），二者性質並無重大差異，故就一般事業廢棄物之分類行為態樣，應可參照「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6款規定而為相同解釋，先予敘明。　㈢被告於路竹案地自行或指揮他人將挖出之廢棄物予以分類、包裝之行為，不構成公訴意旨所指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犯行：　⒈被告固於偵訊時供稱：因三地門案地遭查獲後已經沒辦法用，陳俊璋就告知我先把路竹案地清出來的垃圾分類，再請車子載去焚化爐，我到路竹案地工作到警方查獲為止，印象中陳俊璋有請人把垃圾載走，但載去哪裡我不知道，載運垃圾的人也不是警方現場查獲之2位司機，我坦承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語（偵一卷第408至409頁），然據證人董貴鳳於偵訊時證稱：我只有去路竹案地工作1天，當天我沒有看到楊尚昱載廢棄物離開，也不知道垃圾最後怎麼處理等語（偵一卷第409至410頁）、證人陳郁文於警詢時證稱：我只有112年1 月2日到路竹案地工作，當時路竹案地現場之廢棄物分類後都堆置在一旁，沒有車輛將廢棄物載運出去等語（警卷第39 1至392頁）、證人楊文瑞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11年12月29 日至同年月31日、112年1月2日到路竹案地工作，前幾天只有挖土機，1月2日當天才有貨車進場，路竹案地現場之廢棄物打包集中後都堆置在一旁，沒有車輛將廢棄物載運出去等語（警卷第404至405頁），可知證人董貴鳳、陳郁文、楊文瑞在路竹案地分類廢棄物之過程中，均未見同案被告陳俊璋有自行或指示他人將分類後之廢棄物載運離開路竹案地之行為，本案復查無同案被告陳俊璋將路竹案地廢棄物交由他人載離該處之佐證，要難僅以被告於偵訊時之供述，認定同案被告陳俊璋確有將路竹案地之廢棄物交由不詳之人運走之行為。　⒉又證人即同案被告陳俊璋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我從111年11 月份開始至路竹案地清除處理廢棄物，清除時間約1個多月，我雇請挖土機整地，並將有垃圾的土方集中一處，再請人力仲介公司人員撿拾廢塑膠、廢磚塊等一般生活垃圾進行分類，乾淨的土留在原地，垃圾以黑色垃圾袋分裝後，我再每天用貨車載回枋山家中讓垃圾車收走，很少堆置在路竹案地上等語（警卷第7頁，偵二卷第58頁），惟其於本院審理時改稱：三地門案地被查獲之後，我就沒有將路竹案地內的垃圾載運出去，只有請工人把垃圾撿一撿、清一清，放在黑色垃圾袋內，分類後的垃圾還是放在路竹案地，我在警詢、偵查中及張志雄在偵查中說我有將路竹案地之垃圾運走，都是指三地門案地被查獲前的事等語（審訴卷第47頁，訴字卷第 141頁），足見證人即同案被告陳俊璋就其於三地門案地遭查獲後，有無將路竹案地挖出、分類後之廢棄物載運離去，再交由不知情之鄉鎮市區公所清潔隊員清除乙節所為之歷次證述，顯有前後不一之瑕疵，更與證人董貴鳳、陳郁文、楊文瑞上開證述情節不符，難憑證人即同案被告陳俊璋於警詢、偵訊時之證述，即認其確有將路竹案地挖出、分類後之廢棄物，交由不知情之鄉鎮市區公所清潔隊員清除之行為。　⒊又本案查無其他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於偵訊時之上開供述，以及同案被告陳俊璋於警詢、偵訊時之上開證述確與事實相符，自難以被告及同案被告陳俊璋上開陳述，逕認同案被告陳俊璋確有於事實欄所載之時間，將路竹案地分類後之廢棄物交由不詳之人運走或置於黑色垃圾袋內交由不知情之鄉鎮市區公所清潔隊員清除之清運行為。　⒋再者，依證人史淑鈴於警詢時證稱：路竹案地為我母親的土地，據我父母親告知，他們會撿拾一些垃圾堆置在該處，我父親也曾同意一位綽號古錐的男子回填土方，因為我母親告知我路竹案地的垃圾要分類，所以我才從111年4月份開始委請環保公司做垃圾分類等語（警卷第155至156頁），以及證人邱翔舜於警詢時證稱：史淑鈴跟我說之前地下有埋廢棄物，要將廢棄物清出來，然後土方在原地回填就好等語（警卷第201頁），可知路竹案地於本案前已埋有廢棄物。復據證人蔡建民於警詢時證稱：我從111年12月29日開始至路竹案地工作，我駕駛挖土機將路竹案地含有廢輪胎、廢塑膠袋、廢太空包、廢帆布、廢衣服、廢布等土方挖掘起來讓工人分類，我沒有看到任何車輛將廢棄物載運至路竹案地等語（警卷第61至62頁）、證人楊尚昱於警詢時證稱：蔡建民負責挖取路竹案地含有垃圾、廢塑膠袋、廢木頭、廢水管等物品的髒土給另外3名人力派遣公司的工人負責撿拾、分類廢土中之廢棄物，並且挖取乾淨的土到我的車輛，讓我載運至路竹案地內部靠近坑洞的地方堆置等語（警卷第102、105頁），益證本案於路竹案地上查獲以黑色垃圾袋包裝之廢棄物，均係自路竹案地挖出後再予以分類、包裝，而非自其他地點收集再載運至路竹案地分類、包裝。又本案查無證據足認同案被告陳俊璋有將路竹案地分類後之廢棄物交由不詳之人運走或置於黑色垃圾袋內交由不知情之鄉鎮市區公所清潔隊員清除之清運行為，業如前述，是被告與同案被告陳俊璋在路竹案地挖除土地所埋有之廢棄物，並將挖出之廢棄物予以分類、包裝之行為，均與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1 1款、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2款所揭收集、清運、運輸之清除行為定義不符，自不構成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犯行甚明。　㈣被告於路竹案地自行或指揮他人將挖出之廢棄物予以分類、包裝之行為，亦不構成非法「處理」廢棄物犯行：　⒈據被告於偵訊時供稱：蔡建民駕駛挖土機把路竹案地之垃圾挖出來在現場分類後，楊尚昱開曳引車把乾淨的土移到另一個洞裡，董貴鳳則於現場從事垃圾分類工作等語（偵一卷第 408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陳俊璋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證稱：張志雄在現場撿垃圾分類，蔡建民把土挖出來放在楊尚昱的車上，楊尚昱才能把土倒出來讓大家依照能不能回收來分類，乾淨的土留在原地，垃圾就分裝在黑色垃圾袋等語（偵二卷第58頁，訴字卷第141頁）、證人蔡建民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張志雄叫我駕駛挖土機將路竹案地含有廢輪胎、廢塑膠袋、廢太空包、廢帆布、廢衣服、廢布等土方挖掘起來，他會叫現場3名工人分類，再將分類後的乾淨土方裝載上車後，讓司機載運至路竹案地後方傾倒等語（警卷第61 至62頁，偵一卷第96頁）、證人楊尚昱於警詢時證稱：蔡建民負責挖取路竹案地含有垃圾、廢塑膠袋、廢木頭、廢水管等物品的髒土給另外3名人力派遣公司的工人負責撿拾、分類廢土中之廢棄物，並且挖取乾淨的土到我的車輛，讓我載運至路竹案地內部靠近坑洞的地方堆置等語（警卷第102、1 05頁）、證人董貴鳳於偵訊時證稱：我們做現場分類就是用手把垃圾撿出來丟在一邊等語（偵一卷第409頁）、證人陳郁文於警詢時證稱：我透過人力公司派遣到路竹案地從事廢棄物分類工作，我的工作內容是徒手撿拾垃圾並分類，路竹案地現場之廢棄物分類後都堆置在一旁等語（警卷第391、3 95頁）及證人楊文瑞於警詢時證稱：我是由人力派遣公司派遣我到路竹案地從事垃圾分類及打包工作，怪手司機將坑洞內的土挖起來後，我們再徒手將垃圾撿拾放進黑色垃圾袋中，路竹案地現場之廢棄物打包集中後堆置在一旁等語（警卷第404至405頁）相符，可知被告係指示證人蔡建民、楊尚昱將路竹案地之既有廢棄物挖出，再自行或交由證人董貴鳳、陳郁文、楊文瑞等人依照可否回收之標準予以分類，並未對廢棄物之外形施加粉碎、拆除、分離、壓縮等物理力，改變其物理特性或成分，以達到減積、減量之目的，參酌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6款、第13款及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2條第3款等規定，被告上述行為應係將不同類別性質之廢棄物加以分開之分類行為，尚未達中間處理之程度，而與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非法處理廢棄物之構成要件未合，是本件亦無從改論以此一罪名。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證據及卷存資料，業經逐一調查，仍未能使本院獲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從而，本案尚有合理懷疑存在，致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本案既乏積極明確之證據，可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非法清除廢棄物犯行，本於罪疑唯輕之刑事證據裁判法則，被告被訴之上開犯行既屬不能證明，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鍾葦怡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陳君杰　　　　　　　　　　　　　　　　　　　法　官孫文玲　　　　　　　　　　　　　　　　　　　法　官陳姿樺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吳宜臻

2025-03-07

CTDM-113-訴-136-20250307-1

訴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違反森林法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8號公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歐在情選任辯護人羅玲郁律師吳永茂律師侯昱安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森林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64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歐在情無罪。　　事實及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歐在情係沅帝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沅帝公司）負責人；黃妙琴（經檢察官另為不起訴之處分）係其公司助理。緣沅帝公司承攬告訴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業試驗所六龜研究中心管理位於高雄市○○區○○段000號靈象山水源地試驗林（座標為X：215283、Y：0000000，下稱系爭林地）之監視器設置業務，於民國112年5月27日13時30分許，駕駛沅帝公司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下稱系爭車輛）至系爭林地，發現路旁有告訴人於112年5月25 、26日間進行疏伐作業後，置在該處之森林主產物肖楠樹頭多塊。其明知系爭林地為中華民國所有之國有林班地，非屬保安林，竟未得告訴人許可，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為搬運贓物使用車輛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之犯意，於112年5 月27日13時31分至14時16分許，持鏈鋸切竊取肖楠樹頭2塊（已交還告訴人，下稱本案肖楠樹頭），得手後放置系爭車輛上，並將本案肖楠樹頭載往位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弄 00號住處。嗣告訴人所屬之研究員發現肖楠疏伐樹頭遭竊，始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森林法第52條第3項、第1項第6款之為搬運贓物使用車輛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罪嫌。二、按犯罪事實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 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第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為搬運贓物使用車輛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證人黃妙琴、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孫銘源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系爭車輛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告訴人112年6月28日農林試六研字第1122262330號函暨檢附森林被害報告書、靈象山肖楠人工林樹頭被盜材積計算表、國產針葉原木調查比較表、蒐證照片、肖楠林樹頭被盜監視鏡頭紀錄、監視器畫面擷圖、被告歸還之本案肖楠樹頭照片、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等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為沅帝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其因沅帝公司承攬告訴人位於系爭林地之監視器設置業務，與證人黃妙琴一同駕駛系爭車輛至系爭林地更換監視器電池時，曾拿取本案肖楠樹頭並以系爭車輛載運離去，經告訴代理人孫銘源聯繫後，將本案肖楠樹頭返還予告訴人等情，惟堅詞否認有何為搬運贓物使用車輛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犯行，辯稱：我是因承作監視器設備業務，方攜帶鏈鋸至系爭林地修剪監視器周圍之樹木、雜草，並非為盜伐本案肖楠樹頭而攜帶鏈鋸，我也沒有持鏈鋸盜伐本案肖楠樹頭之行為。案發當時我在系爭林地更換監視器電池，看到本案肖楠樹頭在地上，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樹種的木頭，只覺得香香的，就去電詢問孫銘源是否可以拿取本案肖楠樹頭，孫銘源說可以拿，但不可以用卡車載，我才將本案肖楠樹頭拿回家等語。經查：　㈠被告為沅帝公司之實際負責人，其因沅帝公司承攬告訴人位於系爭林地之監視器設置業務，與證人黃妙琴一同駕駛系爭車輛至系爭林地更換監視器電池時，曾拿取本案肖楠樹頭並以系爭車輛載運離去，經告訴代理人聯繫後，已將本案肖楠樹頭返還予告訴人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坦認在卷，核與證人黃妙琴、告訴代理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相符，並有系爭車輛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告訴人112年6月28日農林試六研字第1122262330號函暨檢附森林被害報告書、蒐證照片、肖楠林樹頭被盜監視鏡頭紀錄、監視器畫面擷圖、被告歸還之本案肖楠樹頭照片、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等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　㈡被告拿取本案肖楠樹頭之時間應為112年5月29日12時4分至16 時12分間之某時許：　⒈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曾以沅帝公司名下之手機門號撥打孫銘源的手機（手機門號均詳卷），確認系爭林地地上的木頭是否可以撿回家，印象中我與黃妙琴是同一天撿木頭等語（訴字卷第45、10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印象中被告有撥打我私人手機1次，詢問我可否拿取樹枝或木頭等語（訴字卷第175至176頁）、證人黃妙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被告去系爭林地更換電池時，有聽到被告在開車上山的途中，打電話詢問孫銘源可否撿取系爭林地地上的木頭，被告打完電話之後，我才去撿地上的小樹枝，我確定我就是在被告打電話那天撿的，我只撿過1 次等語（訴字卷第161、165至167、169頁）一致，又沅帝公司名下之手機門號僅於112年5月29日12時4分許撥打告訴代理人使用之手機門號1次，且沅帝公司名下之手機門號於112 年5月29日13時45分至16時12分間之基地台位置均位於高雄市六龜區，此有被告提出沅帝公司名下手機門號之通話明細報表（審訴卷第59至60頁）及本院調閱前開手機門號於112 年5月25日至同年月30日之通聯紀錄（訴字卷第17至19頁）附卷可稽，參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到六龜都是從事跟本案監視器有關的工作等語（訴字卷第344頁），足認被告於112年5月29日12時4分許撥打電話予告訴代理人後，即前往系爭林地更換本案監視器電池。準此，被告拿取本案肖楠樹頭之時間，應係其撥打電話詢問告訴代理人後，駕車至系爭林地更換本案監視器電池之時，即112年5月29日12時4 分至16時12分間之某時許乙節，應堪認定。　⒉公訴意旨雖以系爭林地監視器畫面擷圖之顯示時間，認定被告拿取本案肖楠樹頭之時間為112年5月27日13時31分至14時 16分許，然：　⑴依證人即本案監視器採購案之承辦人員林文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本案裝設監視器之地點有電線桿但沒有電，我們需要向台電申請1個電表，另外因為網路要穩定，也有跟中華電信申請1個SIM卡、1個門號，這樣我們才可以遠端處理。我們委請被告裝設監視器時，有告知他因台電係委由民間業者至系爭林地設置電力系統，時間上會比較慢，但長官希望監視器可以盡快使用，所以我請被告提供監視器之電池借我們使用至台電電力系統設置完畢為止，被告每3、4天就會至系爭林地更換電池，我也有請被告等中華電信SIM卡申請完畢後，再協助我們將SIM卡裝設上去，我於112年5月初調至其他單位時，台電電力系統仍未設置完畢等語（訴字卷第149 、153、155頁），以及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接手林文智之職務後，就持續進行本案監視器電力系統設置相關工程，但當時都在下雨，路況不佳，導致工程車無法前往系爭林地進行電力系統設置工程，所以暫時使用蓄電池供應本案監視器之電源，本案監視器之電池原則上是2週更換1次，當我們發現電力不足時，也會通知廠商更換電池，本案監視器之電力系統是到秋天才裝設完畢等語（訴字卷第172頁），可知本案監視器於案發當時仍係以蓄電池供應電力，且需另行裝設SIM卡才能連結網路。復依本案監視器之銷售廠商即騰慶數位科技有限公司（下稱騰慶公司）函覆：「⒈監視器設備需在正常供電開機才能設定時間日期；如有連線網路，並勾選網路對時功能，系統正常使用中會自動校時。⒉主機於正常操作關機時，系統時間會持續計算，但不會有錄影內容；如關機時間過久，可能會跟正常標準時間產生時間差。⒊開機錄影後，主機顯示的時間會自動加入錄影影像中，如已發生錄影影像顯示時間與正常標準時間產生時間差，此狀況無法修正時間在已錄影影像中；校正時間後，後續錄影影像會顯示校正後時間。」（訴字卷第293頁）之內容，顯見本案監視器於正常供電、連線網路並勾選網路對時功能之情形下，監視器系統才能自動校時，如關機時間過久，錄影影像顯示時間可能會與正常標準時間產生時間差，且此情形無法於已錄得之影像中修正。　⑵觀諸騰慶公司上開函覆內容，以及告訴人提出之肖楠林樹頭被盜監視鏡頭紀錄記載112年5月26日無監視器畫面（警卷第 57頁）等情，應可推認於被告拿取本案肖楠樹頭前，本案監視器已有電池電力不足而關機之情形，則本案監視器於無法正常供電及連線網路之情形下，其後續錄影影像顯示時間即有與正常標準時間產生誤差之可能性。再參以被告曾於112 年5月29日12時4分至16時12分間之某時許至系爭林地更換監視器電池，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被告復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安裝完本案監視器後，沒有注意監視器顯示時間是否正確，不清楚顯示時間有無誤差等語（訴字卷第345頁），以及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我沒有辦法確認被告搬本案肖楠樹頭之時間，我們只能靠監視器之時間和影像認定本案案發時間等語（訴字卷第175、178頁），是被告安裝本案監視器後，既未確認本案監視器錄影影像顯示時間是否與正常標準時間一致，告訴代理人事後亦無法透過監視器影像以外之方式特定被告拿取本案肖楠樹頭之時間，自難逕以本案監視器影像顯示時間為112年5月27日，認定被告拿取本案肖楠樹頭之時間即為該日。公訴意旨認被告係於112年5月 27日13時31分至14時16分許拿取本案肖楠樹頭乙節，容有未洽。　㈢被告應無持鏈鋸盜伐本案肖楠樹頭之行為：　⒈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沒有用鏈鋸砍伐本案肖楠樹頭，我帶鏈鋸去系爭林地是因為之前承辦人有交代我要整理、修剪擋住監視器畫面之樹木，不然監視器沒辦法拍攝等語（偵卷第63頁，審訴卷第39頁，訴字卷第44頁），核與證人林文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被告當時有問我要不要自己修剪擋住監視器畫面的雜木、雜枝，但因為我不曉得雜木、雜枝有無擋到監視器鏡頭，被告有1個有螢幕的機器，可以接上監視器即時查看畫面，確認有無雜木、雜枝擋住監視器拍攝畫面，我跟被告說他來修剪比較快，所以才請被告協助修剪路旁伸出來的雜木、雜枝，如果需要修剪雜木、雜枝，應該就需要攜帶鏈鋸等語（訴字卷第150、155頁）相符，是被告辯稱其攜帶鏈鋸至系爭林地係為協助修剪遮擋監視器拍攝畫面之樹木雜枝乙節，應屬有據。　⒉復依證人林文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林地裝設本案監視器地點陸續發生3次盜伐樹木案件，是盜伐熱區，因為該處鄰近產業道路，很多人走動或開車經過，盜伐樹木的人會將砍伐後之樹木從上坡滾動至停靠於產業道路之車輛上等語（訴字卷第152至153頁），可知本案設置監視器之位置鄰近產業道路，交通便利且往來人車繁多，本屬不法人士盜伐樹木之熱區，酌以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本所於112年5月25、26日中午執行伐採系爭林地肖楠人工林之肖楠木15株，伐木工作完竣後，工作人員於同年6月5日到伐採區檢查時，發現砍伐完後所留下之肖楠木樹頭有被盜伐，被告拿走其中2棵比較小的，我們好像搬5棵還7棵比較大塊的回去中心放，還有一些是被別人偷走的，但我目前不知道是誰偷走的等語（警卷第24、27頁，訴字卷第178頁），以及證人黃妙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們去撿木頭時，現場滿地都有木頭，木頭是很雜亂的放在地上等語（訴字卷第16 2頁），是由被告拿取本案肖楠樹頭時，該處有諸多木頭散落於地上，且除被告拿取體積較小之本案肖楠樹頭外，尚有其他體積較大之肖楠樹頭遭他人盜伐、竊取，部分遭竊肖楠樹頭迄今仍未尋回等情，顯難完全排除本案係他人至系爭林地盜伐肖楠樹頭後，為避免駕車載運大量肖楠樹頭下山，遭路過民眾查覺其不法行為，故將盜伐之部分肖楠樹頭暫時留置於原處之可能性。再觀諸卷附之監視器畫面擷圖（警卷第 59至65頁）及本院勘驗監視器畫面之結果（訴字卷第109至1 18頁），均未見被告有手持鏈鋸盜伐本案肖楠樹頭之行為，實難僅憑被告攜帶鏈鋸至系爭林地乙節，推認其有持鏈鋸盜伐本案肖楠樹頭之舉。　㈣被告主觀上應無不法所有之意圖：　　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與黃妙琴開車前往本案裝設監視器地點之途中，我有撥打電話詢問孫銘源地上的木頭能不能撿回家，孫銘源說可以撿，但不可以用卡車載，意思可能是不能拿太多，我認為我有取得孫銘源同意，才將本案肖楠樹頭撿回家等語（審訴卷第39頁，訴字卷第45、346頁），核與證人黃妙琴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與被告去系爭林地更換電池時，有聽到被告在開車上山的途中，打電話給孫銘源，我聽到被告問孫銘源「地上那些木頭可以撿嗎」，孫銘源說「是不能用大車載」，因為被告有跟孫銘源確認過，我想說已經經過允許了，才敢撿地上的1、2枝小樹枝等語（訴字卷第161、164、166、169頁）大致相符，參酌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當時我正在開車，被告打電話來問現場砍剩下那些木頭或者樹枝可不可以去撿，因為我當時還沒有去砍伐現場看過，對於現場情形不清楚，我跟被告說我的經驗法則是你如果撿小樹枝，林務機關大概不會認為是違法行為，因為我們已經盡量把大的都拿掉了，但如果你是去搬樹頭就不在我講的範圍內等語（訴字卷第174、177、178 頁），足認被告拿取本案肖楠樹頭前，確有撥打電話詢問告訴代理人能否拿取放置於系爭林地地上之木頭，因告訴代理人對於系爭林地伐採肖楠木後之現場狀況不甚清楚，乃依據其過往經驗向被告表示告訴人不會特地追究拿取少量小木頭、小樹枝之意，惟被告僅係承攬監視器設置工程之廠商，並無證據顯示其具有林木相關專業知識，則其能否判斷其拿取之本案肖楠樹頭非屬於告訴代理人所稱之小木頭、小樹枝？顯有疑義。再衡以證人即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通常進行疏伐後，會拿走比較具有經濟價值的木頭，但像本案肖楠樹頭這種大小的木頭會留在現場，本案肖楠樹頭與現場留下來的樹頭相比，被告拿的本案肖楠樹頭體積比較小等語（訴字卷第178、183頁），可知被告拿取之本案肖楠樹頭係伐採現場體積較小之木頭。綜觀上情，本案應無法排除被告撥打電話詢問告訴代理人後，至伐採肖楠木地點看見體積較小之本案肖楠樹頭，誤認為本案肖楠樹頭屬於告訴代理人所述可拿取之小木頭、小樹枝，因而將之攜離系爭林地之可能性，要難僅以被告拿取本案肖楠樹頭之行為，遽認其主觀上確實具有不法所有之意圖。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證據及卷存資料，業經逐一調查，仍未能使本院獲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從而，本案尚有合理懷疑存在，致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本案既乏積極明確之證據，可資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為搬運贓物使用車輛竊取森林主產物貴重木犯行，本於罪疑唯輕之刑事證據裁判法則，被告被訴之上開犯行既屬不能證明，依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婷潔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陳君杰　　　　　　　　　　　　　　　　　　　法　官許博鈞　　　　　　　　　　　　　　　　　　　法　官陳姿樺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書記官　吳宜臻

2025-03-07

CTDM-113-訴-38-2025030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侵占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58號上訴人即被告蕭奕森上列上訴人因侵占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 25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864、1286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證據能力部分因當事人均表示同意（本院卷第48至51頁），爰不予說明。二、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蕭奕森（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判處拘役4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且諭知沒收追徵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1萬9,300元，經核原審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另就上訴部分補充說明如下。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被告代告訴人賴國輝及包春偉領取其2人之調解款項共1萬9, 300元之翌日凌晨，就已經拿到同事高湘婷的母親位在高雄市三民區的卡拉OK店，交給高湘婷，委託其轉交給告訴人2 人，同事陳畇嫻（原名陳佩如）可以證明此事，我沒有侵占上開調解款項，請求撤銷原判決，改為無罪諭知等語。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被告、告訴人賴國輝及包春偉、證人高湘婷、陳畇嫻、張玉樹等人原均為中南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南海公司)員工，其等於民國110年9月20日離職後與公司有勞資糾紛，經協調後，第一次於同年10月15日就資遣費、勞工退休金部分達成和解，第二次則是於同年10月25日就特休未休、扣薪或降薪、制服費等項目達成調解，2次協調均由被告代其他同事向中南海公司領得調解款項。其中第一次之和解款項，被告與其他離職員工（包含告訴人賴國輝及包春偉在內）相約在高雄市明誠路附近某間咖啡廳，並將其代為受領之調解款項當場交給其他離職員工，並由各受領人在事先備妥之簽收單（僅有1張，上列有應受領者之姓名）自己姓名欄後簽名以示受領等情，除經原判決依卷內事證論述在卷外，並經證人陳畇嫻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本院卷第86至87、89至91 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又被告代其他離職同事向公司領得第二次調解款項後，並未如同前次般由眾人集聚領取，且告訴人2人並未從被告處領到其等應受領的第二次調解款項共1萬9,300元（告訴人賴國輝部分13,500元，包春偉部分5,800元），證人高湘婷亦明確否認曾受被告委託轉交該1萬9,300元給告訴人2人等節，業據告訴人2人於警詢、證人高湘婷於偵查及原審證述明確。參以，就被告代其他同事受領的第二次調解款項部分，證人陳畇嫻於本院審理證稱：第二次調解款項沒有像前次大家在一起分領並簽在同一張紙上，第二次的簽收單是1人1張，我的款項是被告親自拿給我，並讓我在只列我姓名的簽收單上簽名，被告有請張玉樹把「只列有高湘婷姓名的簽收單」拿去高湘婷住處（兼高湘婷母親經營之卡拉OK店）交給高湘婷，我有一起去，但張玉樹沒有一併拿調解款項給高湘婷，也沒有把其他同事的簽收單及應受領調解款項拿給高湘婷。被告不曾跟我說他要把告訴人2人的調解款項拿去給高湘婷，請高湘婷轉交給告訴人2人，我不知道告訴人2人有無領到第二次的調解款項等語（本院卷第87至93頁），與被告辯稱：我有跟陳畇嫻講過，我會把告訴人2人的第2次調解款項交給高湘婷，委託高湘婷代為轉交給告訴人2人云云，顯然不符，難認被告此部分所辯為真。　㈢再者，被告雖辯稱其將告訴人2人應得之第二次調解款項1萬9 ,300元交給高湘婷，請其轉交給告訴人2人云云（本院卷第4 8頁），惟於本院審理亦自承：陳畇嫻沒有親眼看到我將上開1萬9,300元交給高湘婷等語（本院卷第52頁），綜觀全卷，復無其他事證足以佐證被告確有將該筆1萬9,300元款項委由高湘婷轉交給告訴人2人，則被告所辯實難採認。　㈣綜上所述，被告代告訴人2人受領上開1萬9,300元後，並未轉交給告訴人2人，其侵占該筆款項之事實堪可認定。被告上訴猶執前詞，否認犯行，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提起公訴，檢察官洪瑞芬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楊智守　　　　　　　　　　　　　　　　　　　法　官　毛妍懿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李宜錚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125號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蕭奕森　上列被告因侵占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2860 號、111年度偵字第1086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蕭奕森犯侵占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玖仟參佰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　　蕭奕森、賴國輝及包春偉前皆任職於「中南海保全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南海保全公司)」，渠等於民國110年9月20日離職，後因與公司有薪資及資遣費之糾紛，賴國輝及包春偉遂委由蕭奕森代為處理，蕭奕森於同年10月25日，與中南海保全公司調解成立，並於同年11月11日，代賴國輝、包春偉受領中南海保全公司之調解款項新臺幣(下同)19,300元（包含賴國輝之13,500元及包春偉之5,800元）。詎蕭奕森於領取上開款項後未久，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占之犯意，將其所持有之賴國輝及包春偉之上開調解款項侵占入己。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按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蕭奕森於本院113 年7月17日審判程序中，經本院當庭面告應於113年9月11日1 1時到庭，並告知如不到庭得命拘提等語，然被告仍無陳報正當理由，未於本院113年9月11日審判期日到庭，有本院11 3年7月17日審判程序筆錄、113年9月11日審判程序之報到單及審判程序筆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404、408-414、430、432-436頁），又本院認被告本件被訴犯行係應科處拘役刑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二、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所引用之審判外陳述資料，經檢察官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有證據能力，並經被告蕭奕森於本院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給法院參考等語（見本院卷第307頁），本院復審酌各該傳聞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未有違法或不當之情形，且取證過程並無瑕疵，並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衡酌各該傳聞證據，作為本案之證據亦屬適當，自均得為證據，而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訊據被告蕭奕森固坦承其受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之委任，於上開時間，代理告訴人2人與中南海保全公司進行調解，並代告訴人2人受領渠等之調解款項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占犯行，辯稱：我當時取得上開調解款項後，委由證人高湘婷將告訴人2人之款項轉交給告訴人2人，本件應係證人高湘婷並未將上開款項轉交給他們，而私自將款項侵吞入己，我並無侵占告訴人2人之調解款項等語。 (二)被告於上開時間，受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及證人高湘婷、案外人金諾翔、吳文誠、黃泓傑、陳佩如、張玉樹、梁鎮吉、李慶鐘(以下均稱其名，下合稱上開人等)之委託，就其等間勞動契約涉及勞保投保金額高薪低報、未提撥勞工退休金、資遣費、加班費、不當扣薪、降薪、制服費、特休未休薪資等項目與中南海保全公司進行勞資爭議調解，被告與中南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25日間，就其與上開人等之不當扣薪、降薪、制服費、特休未休薪資等項目與中南海保全公司達成調解，調解金額共計為72,000元，其中告訴人賴國輝部分之調解款項為13,500元，包春偉部分之調解款項則為5,80 0元，被告並於同年11月11日代上開人等受領上開款項等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供認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於警詢之證述、證人高湘婷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證人金諾翔、吳文誠、陳佩如、黃泓傑於員警訪查時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本案調解款項之請款單、本件勞資爭議案調解成立內容（見警一卷第19-23頁）、上開人等委任被告處理本件調解事宜之委任書3張（見警一卷第25-29 頁）、高雄市政府勞工局112年9月15日高市勞關字第112377 12000號函暨所附有關工資、終止勞動契約等勞資爭議調解案件資料（見本院卷第69-109頁）等件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告訴人包春偉、賴國輝嗣未取得上開款項之事實，亦據證人即告訴人包春偉、賴國輝分別於警詢中證述明確，此部分事實亦堪認定。 (三)被告雖以上開情詞置辯，然查：　1.由本案被告及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司之勞資爭議糾紛過程觀之，可見被告及上開人等先與中南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 0月15日就資遣費、勞工退休金部分款項達成和解，中南海保全公司並先行於同日給付資遣費、勞工退休金部分款項予被告及上開人等，其後被告及上開人等再行向中南海保全公司請求特休未休薪資、不當扣薪及降薪、制服費等款項，並由被告代理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司於110年10月25日達成調解，中南海保全公司再於110年11月11日給付上開調解款項共計72,000元，並由被告代替上開人等收執，此有高雄市政府勞工局112年9月15日高市勞關字第11237712000號函暨所附有關工資、終止勞動契約等勞資爭議調解案件資料（見本院卷第69-109頁）、被告及上開人等與中南海保全公司之和解契約(見調勞資卷第9-24頁)等件在卷可參，而本案所涉及之款項，係包含於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所受領之72, 000元款項，已如前述，是本案應審究者，係被告於110年11 月11日受領上開款項後，是否確有親自或委由他人將上開款項轉交予告訴人2人。　2.證人高湘婷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時我、被告與其他同事與中南海保全公司之勞資糾紛調解案，我委由被告去幫我談，我自己沒有出席調解，後來被告有交給我一筆錢，印象中金額是1萬元以內，被告是直接到我家將錢交給我，我記得被告跟告訴人賴國輝是一起過來的，後來另一位同事張玉樹有拿簽收單請我簽名，之後被告又有拿另一張委託書給我簽名，說要再跟中南海保全公司追討第二份款項，但後來我跟被告吵架就沒有再聯繫，這份款項我也沒有收到，被告沒有委託我轉交任何款項給別人，我也不知道當時的其他同事有無拿到錢等語(見本院卷第305-320頁、偵一卷第59 -60頁)。由上以觀，證人高湘婷於歷次陳述中，均明確陳稱其並未自被告處受領上開110年11月11日之調解款項，亦未受被告委託將上開款項轉交與告訴人2人，是被告前開所辯是否可採，已有可疑。　3.被告雖另於本院審理中供稱：高湘婷曾經告訴我她有把我給她的調解款項5萬8,800元放在她媽媽高沂蔧那裡，高沂蔧應該可以來證明曾經有收下5萬8,8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46-47 頁)。然證人高沂蔧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告之前有到我經營的卡拉ok店找過我女兒高湘婷，我有看過被告，但我不清楚高湘婷的金錢狀況，也沒見到過被告拿錢給高湘婷，因為我自己有在工作，我沒有從高湘婷那邊拿錢，高湘婷也沒有將任何款項交給我保管等語（見本院卷第396-402頁）。由上以觀，證人高沂蔧亦證稱其並未見到被告有交付上開款項予證人高湘婷，也未曾受高湘婷之託保管任何款項，則被告所辯上開情節既與證人高湘婷、高沂蔧所述有明顯出入，其前開所述是否屬實，應有高度可疑。　4.再由被告之歷次陳述觀之，可見被告先於警詢中辯稱：我代領上開調解款項的隔日，我將我自己的部分1萬2,000元及吳文誠的1,200元先領走，其餘的5萬8,800元我則是送到高雄市○○區○○街00號交給證人高湘婷，因為證人高湘婷跟其中幾位委託人之間有債務問題，所以就交給她去處理等語(見警二卷第1-4頁)。又於偵訊中改稱：證人高湘婷跟我是婚外情關係，當時我很信任證人高湘婷，才把錢交給她等語（見偵一卷第67-68頁）。再於本院112年6月19日準備程序中供稱：我當時跟證人高湘婷在交往，我很怕我太太知道我跟證人高湘婷的事情，我太太也叫我不要跟告訴人包春偉、賴國輝有太多連絡，我當下我不想直接去面對他們兩個人，就將錢交給證人高湘婷去處理，吳文誠的1200元款項是我親自交給他的，高湘婷曾經告訴我她有把5萬8800元放在她媽媽高沂蔧那裡，我有請張玉樹、吳文誠代我告知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上情等語（見本院卷第43-47頁）。再於本院112年10月 23日準備程序中改稱：我將張玉樹、包春偉、賴國輝、陳佩如，還有高湘婷自己的錢都拿給高湘婷，並有印一張簽收單，請高湘婷幫忙讓領取人簽收，其他人的款項我都是直接拿給他們，吳文誠部分他是直接到我家樓下的超商，我直接拿給他，金諾翔我是直接拿到他的案場，梁鎮吉我是拿到他家巷口給他等語(見本院卷第115頁)。　5.由被告上開陳述情節以觀，可見被告於警、偵中原供稱其於領取上開72,000元之調解款項後，僅保留自身之1萬2,000元及吳文誠之1,200元款項，而將其餘款項悉數委由證人高湘婷轉交，嗣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其僅將告訴人2人及張玉樹、陳佩如及證人高湘婷之款項委由證人高湘婷轉交，是其對於自身委由證人高湘婷代為轉交之調解款項數額之前後陳述已有不一，且被告對於其委託證人高湘婷轉交上開款項之緣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所為之歷次陳述均有明顯差異，難認係單純記憶錯誤所致，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未提出任何其確實交付上開款項之具體憑據，則被告前開所辯情節既已有多處前後矛盾，復無任何事證可佐，則其前開所辯是否可採，更有可疑。　6.又被告除本案外，另於110年9月間，以委任律師代為向中南海保全公司請求勞資糾紛之補償事宜為由，向告訴人包春偉借貸25,000元作為委任律師之費用，惟因被告遲未還款，告訴人包春偉遂於111年1月6日對被告提起詐欺告訴(該案嗣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緝字第10號案件受理偵辦，下稱另案)，此業據告訴人包春偉於警詢中陳述明確(見警一卷第5-7頁)，而由告訴人包春偉於另案提出之對話及簡訊紀錄以觀，可見被告於110年11月6日，仍有向告訴人包春偉借款，甚而與告訴人包春偉相約交付借款（見調偵一卷第87 頁），且被告於110年11月11日領取本案款項之當日，更有匯款2000元至告訴人包春偉之帳戶內以清償其對告訴人包春偉之借款（見調偵一卷第88頁），至111年1月21日前，均持續與告訴人包春偉有密切之訊息往來（見調偵一卷第101頁），更與告訴人包春偉討論將來之就職規劃等內容，顯見被告於代上開人等領取本案調解款項時，與告訴人包春偉仍有密切之金錢往來關係，且於其後仍持續有密切之訊息互動，且被告既於案發當日已有匯款至告訴人包春偉帳戶之情，其當應可一併將本案調解款項匯予告訴人包春偉，而無刻意迂迴地委由證人高湘婷轉交上開款項予告訴人包春偉之必要，且其前開所稱其與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之關係不佳而不願與其2人碰面云云，更顯與上開事證有所矛盾，是被告上開所辯，已與卷內事證有顯著出入，而難憑採。　7.被告雖於本院審理中請求傳訊證人陳佩如到庭作證，以證明其有告知陳佩如向高湘婷領取本案調解款項之事等語（見本院卷第403頁），然經本院當庭檢視陳佩如與被告之對話紀錄，全未見得陳佩如有與被告提及任何與本案款項相關之對話（見本院卷第403頁），且由陳佩如之訪查紀錄，亦未見陳佩如提及其有向高湘婷受領上開5,800元調解款項之事，另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歷次審理中，均未提及其有告知陳佩如應向高湘婷領款之事，殆至本院113年7月17日審判程序，方首次提及上情，則其所指陳之待證事實是否存在，已有可疑，且依卷內既有事證，更乏任何事證可資佐證陳佩如與上開待證事實有何具體關聯，是本院認此部分事證尚無贅為調查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第2款之規定，駁回被告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另檢察官雖聲請傳喚證人即告訴人賴國輝、包春偉到庭作證，以證明告訴人2人均有試圖聯繫被告未果之事等語(見本院卷第51、120頁)，然證人賴國輝、包春偉均經本院合法傳喚，而未於112年12 月6日審判期日到庭，而證人包春偉前於111年9月21日即已出境，迄未返國，且證人包春偉現已定居於義大利國等節，有證人包春偉於另案提出之聲請狀、義大利國身分證件影本、入出境資料等件可參(見調偵二卷第137、139頁、本院卷第233頁)，證人賴國輝則經本院拘提無著，則本案已難有令上開2人到庭作證之可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2項第1款之規定，駁回檢察官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　　 (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一)按刑法第335條之侵占罪之成立，係持有人於持有他人之物之狀態中，基於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而表現排除權利人對於物之行使，並建立自身對該物之支配、管領關係，亦即行為人將主觀上易持有為所有之意圖，具體以客觀之取得行為展現於外者，即屬該當。查被告於110年11月11 日代告訴人2人受領本案調解款項後，非但未將款項交予告訴人2人，反將款項侵占入己，並虛捏前詞以掩蓋自身犯行，是被告應已明確排除告訴人本案調解款項之支配關係後，建立自己對本案調解款項之支配關係，並具體將上開行為意圖展現於外，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 (二)被告以一行為侵占告訴人2人之上開款項，係以一行為侵害告訴人2人之財產權益，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侵占罪處斷。 (三)量刑部分　1.按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第57條所列10款及一切情狀，以為量定刑罰之標準，刑法第57條定有明文。又揆諸該條所示之10款事由，其中第4、5、6、10款所列犯罪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及犯罪後之態度，屬一般情狀的行為人屬性事由（或稱一般情狀事由）；其他各款則屬與犯罪行為情節有關之行為屬性事由（或稱犯情事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633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此核與學理通說上所稱之「相對應報刑」概念相符。是法院於刑罰之酌定時，應先以犯情事由衡量行為人犯行之非難程度，以此量定其行為責任之範圍，再就行為人屬性相關事由，考量其生活歷程或犯後態度、社會復歸等刑事政策，於行為責任之限度內，酌予調整其刑度，以期使罪責相符，並使刑罰得以適度反映於行為人之生活歷程及將來之社會復歸，方屬妥適。　2.首就犯情相關事由而言，被告於本案所侵占之現金數額為19 ,300元，並考量本案被告所為犯行固有不該，然被告係先為告訴人2人及上開各該人等向中南海保全公司爭取應有之勞動權益，且於勞動調解之過程中，均係由被告代理上開人等參與調解流程，此有前開勞動調解紀錄可參，而本案告訴人及上開各該人等於調解過程中，亦有分別受領部分調解、和解款項，是被告仍有為告訴人及上開各該人等爭取權益之積極舉措，其行為惡性尚非嚴重，綜合其本案行為情狀以觀，其不法責任程度尚屬輕微，應以侵占罪之法定刑中，較低度之拘役刑論處即足。　3.再就行為人相關事由而言，被告於犯後始終矯飾否認犯行，且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賠償告訴人分毫，全無悔過之意，犯後態度不佳，又被告於本案行為前，有因竊盜案件而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素行非佳，是此部分情狀均無得執為酌予調整其刑之憑據。另衡酌被告於警詢時所陳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警卷第3-4頁），爰對被告本案侵占犯行，量定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基準。　三、沒收部分　　被告因本案侵占犯行而獲有19,300元之款項，應為其本案犯罪所得，且被告迄未將上開款項返還予告訴人2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並依同條第3項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6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8 　　日　　　　　　　　　　　　　　　　書記官　許琇淳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05

KSHM-113-上易-558-20250305-1

簡上附民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損害賠償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4年度簡上附民字第26號原告孫頤芮被告陳信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113年度簡上字第205號)，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移送本院民事庭。　　理　由一、按法院如僅應就附帶民事訴訟為審判者，應以裁定將該案件移送該法院之民事庭，刑事訴訟法第51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被告上訴二審後，被害人於審理中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嗣被告撤回刑事上訴，被害人所提起之附帶民事訴訟雖屬合法，但因刑事已撤回而終結，民事部分即無所附麗，法院應不得專就民事部分審判，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11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定移送民事庭(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84年度法律座談會刑事類第68號決議意旨參照)。二、查被告前因竊盜案件，不服本院113年度簡字第2043號第一審判決而提起上訴，原告則於本院第二審審理期間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嗣本件刑事訴訟部分經被告於民國114年2月19日準備程序期日當庭撤回上訴而確定在案。茲本件刑事訴訟部分既因被告撤回上訴而終結，附帶民事訴訟部分即無所附麗，揆諸前揭說明，自應依法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裁定移送本院民事庭。三、依刑事訴訟法第511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君杰　　　　　　　　　　　　　　　　法　官　陳姿樺　　　　　　　　　　　　　　　　法　官　許博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書記官　蘇秀金

2025-03-03

CTDM-114-簡上附民-26-2025030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