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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造文書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386號聲請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謝均權（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3664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謝均權犯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變造汽車駕駛執照壹張沒收。　犯罪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扣押筆錄」外，其餘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所載。二、論罪科刑㈠、被告謝均權行為後，刑法第212條規定於民國108年12月25日經總統公布修正施行，於同年00月00日生效；然本次之修法，係考量該規定於72年6月26日後均未修正，嗣上開規定之罰金刑部分，因94年1月7日刑法修正施行而將罰金之貨幣單位定為新臺幣，且罰金數額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之規定提高為30倍；而本次修法僅是將上開條文之罰金數額依上述規定調整換算後予以明定，修正後之法定刑與修正前並無不同，不生是否有利於行為人之問題，自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必要，而應適用現行法，先予敘明。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變造特種文書罪。被告變造特種文書後復持以行使，其變造之低度行為，已為其後行使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掩飾真實身分以逃避刑責，竟行使變造駕駛執照冒名接受警方調查，有害於警察、監理機關對於交通違規處理，及司法機關對於犯罪查緝之正確性，並使他人有蒙受追訴處罰之危險，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其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於警詢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平日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㈣、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經查，扣案之變造汽車駕駛執照1張，為被告所有且係供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承在卷，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之。三、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四、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本院合議庭。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涂光慧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楊雅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2024-12-10

TPDM-113-簡-4386-20241210-1

審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妨害風化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420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周佳慶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2791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113年度審訴字第2470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周佳慶幫助犯圖利容留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壹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壹萬元。附表編號一至四所示之物均沒收；附表編號五所示之物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搜索扣押筆錄及被告周佳慶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第30條第1項前段之幫助圖利容留性交罪。又正犯媒介性交易之低度行為應為容留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幫助犯亦同。三、被告受僱擔任外務人員而向應召人員收取交易所得並打掃環境，所為尚非構成要件行為，且卷內無證據證明其有共同犯意，自應論以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起訴意旨認應論以共同正犯，容有誤會。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從事應召站外務人員負責向應召人員收取性交易所得及打掃環境之行為情節及對社會秩序之危害程度，兼衡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並參酌被告自述高職之智識程度，目前受僱從事道路工程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4至5萬元，需扶養配偶及負擔家中貸款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五、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為憑，犯後於偵查中即已坦承犯行以面對刑責，足見其本案犯後已有悔悟，堪認其雖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然經此偵審程序及罪刑之宣告後，已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認本案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 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如主文，以啟自新。惟為使被告就其行為造成之社會秩序危害彌補以贖前衍並謹記教訓不再重蹈覆轍，爰衡酌其前述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情，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條件。倘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 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緩刑之宣告。六、沒收部分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押如附表編號一所示金錢，為被告向應召人員收取之性交易所得，尚未繳交予正犯即經員警查獲扣押，自為本案犯罪所得，爰依法諭知沒收；又被告供稱其日薪1,500元，而依卷內被告之對話紀錄可知其於查獲前至少有工作3日，有對話紀錄截圖存卷可參，並據被告供承在卷，是其本案犯罪所得4,500元，雖未扣案，仍應依前揭規定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㈡、扣案如附表編號四所示之物，為被告所有及正犯提供，供本案犯罪所用，業據被告供承在卷；附表編號二、三為預備供犯罪所用之物，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㈢、至其餘扣案物，卷內並無證據證明為本案應沒收之物或與本案犯行相關，自無從諭知沒收，附此敘明。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 條第1項，刑法第231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0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 3項，第38條第2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八、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提起公訴，檢察官林逸群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傳穎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附表編號物品名稱及數量一扣押現金中之新臺幣3萬6,000元二扣押之保險套52枚三扣押之潤滑液1條四扣押之行動電話1具（含SIM卡）五未扣押犯罪所得新臺幣4,500元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圖利使人為性交或猥褻罪）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 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2791號　　被　　　告　周佳慶上列被告因妨害風化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周佳慶自民國113年6月初某日，以日薪新臺幣（下同）1,50 0元之代價，受僱於真實姓名年籍不詳、LINE暱稱「周心心」之人，而與「周心心」及其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共同基於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容留以營利之犯意聯絡，由「周心心」所屬之應召集團成員招攬不特定男客、應召男女至指定地點，為男客從事「全套」（即男客生殖器插入應召男女之生殖器或肛門直至射精）之性交易服務，藉此營利；周佳慶則依「周心心」指示，至指定應召地點負責清潔工作，並待應召人員完成性交易後，向應召人員收取之性交易所得，扣除其日薪1,500元後，再至臺北市○○區○○ 街0段00號，將性交易所得交予「周心心」指定前來收款之應召集團成員。嗣周佳慶於113年6月20日1時25分許，依「周心心」指示至臺北市○○區○○街0段00號6樓之6處，欲向應召人員（FAKKAEW NATTHAWI，男性，泰國籍）收取與男客陳皇霖之全套性交易服務所得時，為警當場查獲。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 1 被告周佳慶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⑴被告坦承以日薪1,500元之代價，受僱於「周心心」所屬應召集團擔任外務人員，負責至指定應召地點清潔及向應召人員收取性交易所得之工作，並將所收取性交易所得交予「周心心」指定之應召集團成員。 ⑵被告坦承於113年6月20日1時25分許，依「周心心」指示至上址查獲地點，向應召人員FAKKAEW NATTHAWI收取性交易服務所得之事實。 2 證人陳皇霖於警詢時之證述證明證人於113年6月19日23時5分許，至上址查獲地點從事全套性交易，並於翌（20）日0時57分許完成性交易離去，且支付9,500元性交易款項予應召人員之事實。 3 被告與應召集團成員對話紀錄截圖10張證明被告受僱於「周心心」所屬應召集團，負責至指定應召地點擔任清潔工作及向應召人員收取性交易所得之事實。 4 扣案之現金7萬1,100元、未使用之保險套52枚、潤滑液1條、行動電話1支、搜證過程、查獲現場及扣案物照片30張佐證證人至上址查獲地點進行性交易，及被告至該址收取性交易款項之事實。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31條第1項前段之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行為而媒介、容留以營利罪嫌。又被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周心心」及其餘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間，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請論以共同正犯。被告意圖營利而媒介並容留男女與他人為性交行為，其媒介之低度行為應為容留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扣案物中之現金3萬6,0 00元，係被告當日所收取之性交易所得，扣案之行動電話1 支、保險套52枚、潤滑液1條等物，係被告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所有，請分別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8條第2 項規定，宣告沒收。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0 　日　　　　　　　　　　　　　　　檢　察　官　蕭永昌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書　記　官　方宣韻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31條（圖利使人為性交或猥褻罪）意圖使男女與他人為性交或猥褻之行為，而引誘、容留或媒介以營利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0 萬元以下罰金。以詐術犯之者，亦同。公務員包庇他人犯前項之罪者，依前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2024-12-04

TPDM-113-審簡-2420-20241204-1

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4217號聲請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顏宇婕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76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顏宇婕犯竊盜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所載。二、核被告顏宇婕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任意竊取他人財物，法治觀念薄弱，漠視他人財產法益，並已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兼衡其犯後坦承犯行，然尚未歸還所竊得之新臺幣（下同）5,00 0元現金，並參酌其前科素行、犯罪動機、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兼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未扣案被告所竊取之現金5,000元，為其犯罪所得，且核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情形，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諭知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五、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王筑萱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雯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7648號　　被　　　告　顏宇婕　女　00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巷0弄0號3 　　　　　　　　　　　　　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一、顏宇婕前係楊波所經營「老東北」餐廳（址設：臺北市○○區 ○○○路○段00巷00號1樓）之員工，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2月28日中午12時許，在「老東北」餐廳內，乘楊波未加注意之際，徒手竊取楊波錢包內之現金新臺幣5千元及台北富邦銀行信用卡（卡號：00000 00000000000）1張得手。嗣楊波收到前揭信用卡之帳單後察覺消費狀況有異（所涉盜刷信用卡之詐欺等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且自顏宇婕之友人處收受前揭信用卡，楊波始悉上情。二、案經楊波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顏宇婕於本署偵訊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楊波於警詢時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告訴人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對話訊息翻拍照片、告訴人與被告友人「黃貝可」間之通訊軟體對話訊息翻拍照片等在卷可資佐證，是被告竊盜犯嫌洵堪認定。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被告所竊之現金新臺幣5千元及台北富邦銀行信用卡為犯罪不法所得，雖信用卡業已由友人歸還告訴人，然所竊現金部分，仍請依法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8 　日　　　　　　　　　　　　　　　檢　察　官　蕭永昌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　　　　　　　　　　　　　　　書　記　官　方宣韻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記事項：本件係依刑事訴訟法簡易程序辦理，法院簡易庭得不傳喚被告、輔佐人、告訴人、告發人等出庭即以簡易判決處刑；被告、被害人、告訴人等對於告訴乃論案件如已達成民事和解而要撤回告訴或對非告訴乃論案件認有受傳喚到庭陳述意見之必要時，請即另以書狀向簡易法庭陳述或請求傳訊。

2024-12-04

TPDM-113-簡-4217-20241204-1

審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護照條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465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秦益陳嘉汶上列被告因護照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4531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113年度審訴字第2344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陳秦益犯買賣護照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參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陳秦益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捌萬伍仟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陳嘉汶犯買賣護照罪，處有期徒刑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參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貳萬元。陳嘉汶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陸萬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陳秦益、陳嘉汶 2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之記載。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護照條例第29條第1款之買賣護照罪。三、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又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並於同法第59條賦予法院以裁量權，如認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且考刑法第59 條立法理由：科刑時原即應依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本條所謂「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參照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 號及51年台上字第899 號判例意旨）。是法院審酌刑法第59 條酌減事由時，仍應依刑法第57條科刑事由通盤考量，若認犯罪情狀確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即得酌量減輕其刑，二者並非截然可分，不得合併審究。查本案法定刑係「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然同為買賣護照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本案被告2人因一時需錢孔亟出賣個人護照，較供非法出入國境而大量收購、暴利售出他人護照之集團，輕重儼然有別，犯罪情節尚屬輕微，另慮及被告2人一時為金錢所誘思慮未臻周延，復考量被告2人始終坦承犯行，其2人犯罪動機起因於家中一時經濟困窘，足見其等經本案後已知其犯行之嚴重性而有所警惕，且本案若未酌減其刑，除其等家庭頓失所依，並有短期自由刑之流弊，反不利其等復歸社會。綜上，本院因認本案若科以法定最低刑度之刑，仍屬情輕法重，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顯有憫恕之處，況且刑罰僅係維持社會存續發展之必要惡害，運用上本應有所節制，以符合「刑罰謙抑性」之要求，是本案自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為貪圖不法利益，而為本案出售護照之行為，致不法之徒得以冒用身分非法入出國境，損及我國護照之公信力及國境安全，兼衡被告2人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自述因家人生病等經濟需求而為本案犯行之原因，及被告陳秦益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工程工作，日薪新臺幣（下同）1,400元，需負擔房租；被告陳嘉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經濟來源仰賴配偶陳秦益，需扶養陳秦益之父親及2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其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五、又被告2人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為憑，而其等於犯後坦承犯行，足見悔意，堪認本案雖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經此偵查程序及前開罪刑宣告後，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之虞，認本案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惟為使被告2人就其行為造成之社會秩序危害彌補以贖前衍並謹記教訓不再重蹈覆轍，衡酌其等前述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情，均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條件。倘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得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撤銷其等緩刑之宣告。六、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陳秦益因本案獲得8萬5,000元（自己護照4萬5,000元及配偶護照之4萬元）、被告陳嘉汶獲得6萬元，業據被告2人供承在卷，雖未扣案，仍應依前開規定諭知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 條第2項，護照條例第29條第1款，刑法第11條前段、第59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八、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彥霖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護照條例第29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一、買賣護照。二、以護照抵充債務或債權。三、偽造或變造護照。四、行使前款偽造或變造護照。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4531號　　被　　　告　陳秦益（原名：陳俊吉）　　　　　　　　陳嘉汶　　　　　　　　　張寧恩　　　上　一　人　　選任辯護人　蔡孝謙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護照條例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陳秦益（原名：陳俊吉）及其妻陳嘉汶因缺錢孔急，知悉可透過友人劉慶昇（所涉違反護照條例等部分，已另案提起公訴）將護照賣予韋堅飛（中國籍，網路暱稱「K」，另案通緝中）、魏志紅（中國籍，另案通緝中）、CHEN XIAO（愛爾蘭籍，另案通緝中）、LEE YONG THENG BRENDAN（新加坡籍，另案通緝中）、KOH YINLIN（新加坡籍，另案通緝中）所屬之國際犯罪集團（以下簡稱：韋堅飛犯罪集團）以換取金錢，陳秦益、陳嘉汶即依劉慶昇之指示，先提供個人大頭照檔案予韋堅飛犯罪集團進行合成、變造（使合成照兼具本人與之後擬假冒身分使用護照之人之面貌特徵），其後陳秦益、陳嘉汶即先後於民國112年8月24日、112年9月6日，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將前開合成變造之大頭照檔案列印為紙本後，黏貼於《中華民國普通護照申請書》、《簡式護照資料表》並在申請書、資料表各欄位填載伊自己之個人資料後，持該申請書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申請換發護照，嗣先後於同年8月25日得獲核發內頁為前開變造大頭照之陳秦益護照（護照號碼：000000000）、於同年9月7日得獲核發內頁為前開變造大頭照之陳嘉汶護照（護照號碼：000000000）。陳秦益分別於取得自己護照後之某日及取得陳嘉汶護照後之某日，在臺南市永康區永大一路某7-ELEVEN便利商店，將辦得之自己及陳嘉汶護照，交予韋堅飛犯罪集團某不詳身分之成員，足以生損害於我國對於護照審核發放之正確性、我國國民入出境紀錄之真實性及我國護照在外國之公信性；韋堅飛犯罪集團成員則分別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45,000元（陳秦益買賣護照之對價）、10萬元（陳嘉汶買賣護照之對價）予陳秦益。其後，陳秦益再將陳嘉汶變賣護照所得款項中之 6萬元交予陳嘉汶，剩餘4萬元則侵占入己供作自己清償對外債務之用（所涉侵占部分，因陳秦益與陳嘉汶為夫妻關係，為告訴乃論罪，而未據陳嘉汶提起告訴，爰暫不另分案偵辦）。二、張寧恩因積欠綽號「春風」之友人（所涉違反護照條例部分，另案偵辦中）金錢債務，而自「春風」處得知可透過劉慶昇將護照賣予韋堅飛犯罪集團以換取金錢用以清償伊對「春風」所負之債務，竟基於變賣護照之犯意，先提供個人大頭照檔案，透過劉慶昇轉交予韋堅飛犯罪集團進行合成、變造，其後張寧恩即於112年10月3日，至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將前開合成變造之大頭照檔案列印為紙本後，黏貼於《中華民國普通護照申請書》、《簡式護照資料表》並在申請書、資料表各欄位填載伊自己之個人資料後，持該申請書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申請換發護照，嗣於翌（4）日得獲核發內頁為前開變造大頭照之護照（護照號碼：000000000）。張寧恩旋於取得護照後，將該護照交予劉慶昇，劉慶昇則交付現金予「春風」，用以抵銷張寧恩對「春風」所欠之債務。嗣劉慶昇再於不詳時日，以不詳方式，將張寧恩新辦得之護照轉交予韋堅飛犯罪集團成員LEE YONG THENG BRENDAN，供不詳之人假冒張寧恩之身分入、出境他國之用，足以生損害於我國對於護照審核發放之正確性、我國國民入出境紀錄之真實性及我國護照在外國之公信性。三、案經內政部移民署國境事務大隊報請本署指揮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 1 被告陳秦益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被告陳秦益坦承確有以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方式變賣護照之事實。 2 被告陳嘉汶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被告陳嘉汶坦承確有以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方式變賣護照之事實。 3 被告張寧恩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被告張寧恩坦承確有以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方式變賣護照之事實。 4 被告等人之《中華民國普通護照申請書》、《簡式護照資料表》被告等人確有以犯罪事實欄所載之手法，以不實之合成變造大頭照向不知情之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公務員申辦護照後，變賣予韋堅飛犯罪集團等事實。二、核被告3人之所為，均係犯護照條例第29條第1款之變賣護照罪嫌。被告3人變賣護照所得款項及所減免之債務（財產上利益），為犯罪不法所得，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 項、第4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價額。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7　　日　　　　　　　　　　　　　　　檢　察　官　蕭　永　昌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　　日　　　　　　　　　　　　　　　書　記　官　黃　子　建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護照條例第29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70 萬元以下罰金：一、買賣護照。二、以護照抵充債務或債權。三、偽造或變造護照。四、行使前款偽造或變造護照。

2024-11-29

TPDM-113-審簡-2465-20241129-1

審原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家庭暴力防治法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原簡字第83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湯柏文選任辯護人何威儀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 年度偵字第29696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乙○○犯違反保護令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拘役肆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增列「被告乙○○於本院　　審理時之自白(見本院審原易卷第70頁)」外，其餘均引用　　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被告上開所犯2罪，顯係基於各別犯意所為，行為亦互殊，應予分論併罰。三、爰審酌被告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其犯罪之動機、情節、違反保護令之態樣，及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審原易卷第7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及定其應執行刑，並於定刑前後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四、至扣案物鐵棒1支，無證據足以證明與本案犯行有關，故不　　予宣告沒收。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提起公訴，經檢察官葉惠燕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　法　官　翁毓潔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陽雅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違反法院依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3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本法所稱違反保護令罪，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為。三、遷出住居所。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附件: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9696號　　被　　　告　乙○○　男　27歲（民國00年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00巷0號　　　　　　　　　　　　居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何威儀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乙○○為甲○○之姪，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2、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乙○○於民國113年5月31日，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家護字第399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乙○○不得對甲○○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亦不得對甲○○為騷擾之聯絡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2年。詎乙○○收受上開民事通常保護令，並知悉保護令之內容後，竟基於違反保護令之犯意，於113年8月21日凌晨1時3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7樓屋內，因故與甲○○起口角爭執後，竟持續以摔擲自己行動電話、屋內桌上物品等方式騷擾甲○○並為精神上及經濟上之不法侵害而違反上揭保護令。甲○○見乙○○已然失控，遂商請姪女丙○○到場協助溝通，詎乙○○竟另基於恐嚇之犯意，對丙○○恫稱「妳再講一句試試看」、「妳再講啊！妳再講啊！妳再講一句我就刺死妳！」等語，使丙○○心生畏懼而生危害於安全。二、案經甲○○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 1 被告乙○○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被告坦承確有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甲○○、被害人丙○○起口角爭執，惟辯稱：伊沒有在告訴人甲○○面前摔行動電話、伊只有對被害人丙○○說要打她云云。 2 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時之證述及指訴全部犯罪事實。 3 證人丙○○於警詢時之證述全部犯罪事實。 4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家護字第399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確有以113年度家護字第399號民事通常保護令，裁定被告不得對告訴人甲○○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不法侵害之行為，亦不得對告訴人甲○○為騷擾之聯絡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為2年等事實。 5 刑案現場照片全部犯罪事實。二、核被告所為，係分別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1款、第2款之違反保護令罪嫌及刑法第305條之恐嚇罪嫌。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為數罪，請分論併罰。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7 　日　　　　　　　　　　　　　　　檢　察　官　蕭永昌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方宣韻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違反法院依第 14 條第 1 項、第 16 條第 3 項或依第 63 條之 1 第 1 項準用第 14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款、第 4 款、第 10 款、第 13 款至第 15 款及第 16 條第 3 項所為之下列裁定者，為違反保護令罪，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一、禁止實施家庭暴力。二、禁止騷擾、接觸、跟蹤、通話、通信或其他非必要之聯絡行　　為。三、遷出住居所。四、遠離住居所、工作場所、學校或其他特定場所。五、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六、禁止未經被害人同意，重製、散布、播送、交付、公然陳列　　，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被害人之性影像。七、交付或刪除所持有之被害人性影像。八、刪除或向網際網路平臺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服務提供者或　　網際網路接取服務提供者申請移除已上傳之被害人性影像。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 2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2024-11-29

TPDM-113-審原簡-83-20241129-1

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3757號聲請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萬禧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2980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萬禧持有第二級毒品，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含有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成分之電子煙壹支沒收銷燬。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犯罪事實、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二、論罪科刑㈠、核被告陳萬禧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㈡、審酌被告無視於政府所推動之禁毒政策，未經許可持有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所為應予非難；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持有毒品之數量、時間長短，及其前科素行、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沒收：　　按查獲之第一、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扣案之電子煙1支，經刮取煙油鑑驗，檢出第二級毒品四氫大麻酚成分，此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113年7月29日航藥鑑字第0000 000號毒品鑑定書1份附卷供參，均屬查獲之毒品，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至盛裝上開四氫大麻酚之電子煙殼，因其上殘留之毒品難以析離，且無析離之實益與必要，應視同毒品，併諭知沒收銷燬之。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五、如不服本判決，應自判決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第二審管轄之本院合議庭（須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五庭　法　官　陳采葳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邱汾芸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3年度偵字第29804號　　被　　　告　陳萬禧　　00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巷00號　　　　　　　　　　　　居○○市○○區○○路000號0樓之0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陳萬禧明知大麻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管制之第二級毒品，非經許可不得持有，竟基於非法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3年7月1日，在新北市新莊區某不詳處所，向真實姓名及年籍不詳之男子，以新臺幣4,700元代價購得內含大麻（毛重約38.57公克，淨重因微量而無法磅秤）之電子菸後而持有之。嗣於同年7月14日凌晨1時4分許，陳萬禧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經臺北市大安區忠孝東路3段與建國南路1段之路口處時，經警攔查，警經同意檢視身上物品，而在陳萬禧之褲子口袋內當場查獲前揭大麻電子菸，始循線查知上情。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上開事實，業據被告陳萬禧於警詢及偵訊時坦承不諱，並有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查獲毒品案檢體送驗紀錄表、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毒品鑑定書、刑案照片等在卷可稽，核與被告自白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嫌應堪認定。二、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嫌。另扣案之大麻電子菸1組，請依法宣告沒收銷燬之。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4 　日　　　　　　　　　　　　　　　檢　察　官　蕭永昌

2024-11-28

TPDM-113-簡-3757-20241128-1

審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跟蹤騷擾防制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385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曾鼎翔上列被告因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第1967號），嗣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2565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曾鼎翔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十八條第一項之跟蹤騷擾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肆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不得違反附件二調解筆錄之內容，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貳年內，履行附件二調解筆錄調解內容㈠之給付。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11至12行「以為嘲弄後始肯離去。」補充為「以為嘲弄，使A女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常生活或社會活動，以此方式對A女實施跟蹤騷擾行為。」；證據部分補充被告曾鼎翔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一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二、核被告所為，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對告訴人Ａ女跟蹤騷擾之行為情節、所生損害，並參酌其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尚待履行），並審酌被告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環保業，月薪約新臺幣3萬元，無需扶養之人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四、再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行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衡被告因一時失慮，而罹刑典，犯後坦承犯行，足見悔意，堪認其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應已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告訴人亦同意予被告附條件緩刑，是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予以宣告緩刑如主文所示，以啟自新。而為使被告能確實謹記勿再重蹈覆轍，就其所造成之危害彌補以贖前衍，並保障被害人權益，爰依同條第 2項第7、8款規定，宣告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條件，以貫徹緩刑宣告之目的，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於緩刑期間交付保護管束。被告倘有違反前開緩刑條件之情形而情節重大者，得依刑法第75條之1規定撤銷緩刑宣告，附此敘明。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74條第1項第 1款、第2項第7款、第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41條第1 項前段，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思荔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第 1 項之罪，須告訴乃論。檢察官偵查第 1 項之罪及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蒐集證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時，不受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1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最重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限制。附件一：起訴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緝字第1967號　　被　　　告　曾鼎翔上列被告因違反跟蹤騷擾防制法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敘述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如下：　　　　犯罪事實一、曾鼎翔與代號A2N00－K113002之女子（真實姓名詳卷，下稱：A女）素不相識，於民國112年12月29日上午6時2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號地下2樓之臺灣鐵路公司松山車站（下稱：臺鐵松山站）第一月台下車時，適遇A女自該月台上車，曾鼎翔因心儀A女，竟基於跟蹤騷擾之接續犯意，未得A 女之同意，即在該月台操作自拍棒以智慧型行動電話拍攝車廂內之A女；復又於113年1月23日上午6時20分許，在臺鐵10 3車次列車甫欲駛離臺鐵松山站之際，在列車內持智慧型行動電話拍攝A女之全身畫面，並要求A女以YA手勢供其拍攝，經A女當場制止並表達拒絕之意，曾鼎翔猶以「為什麼不可以？我又沒有公開放送」等語以為嘲弄後始肯離去。二、案經A女訴由內政部警政署鐵路警察局臺北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 1 被告曾鼎翔於偵訊時之供述被告坦承確曾持行動電話對告訴人A女拍攝2次、其中1次並有遭告訴人出言制止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云云。 2 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之證述與指訴全部犯罪事實。 3 臺鐵松山站監視錄影翻拍照片 1.被告確有於112年12月29日上午6時20分許，在臺鐵松山站第一月台持行動電話拍攝列車內告訴人之事實。 2.被告確有於113年1月23日上午6時20分許，在臺鐵松山站搭乘臺鐵103車次列車之事實。 4 臺鐵松山站進站紀錄、被告之悠遊卡交易明細、微笑單車股份有限公司113年2月9日微法字第1130209008號函暨函附用戶註冊資料被告確有於112年12月29日上午6時20分許、113年1月23日上午6時20分許，至臺鐵松山站搭車之事實。二、核被告所為，係犯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第1項之跟蹤騷擾罪嫌。又跟蹤騷擾防制法第3條第1項對於跟蹤騷擾行為之定義，係以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實行跟蹤騷擾行為為前提，是立法者應已預定跟蹤騷擾行為具有反覆實行之特性，而具有集合犯之性質。是本件被告先後於112年12月29日上午6 時20分許、113年1月23日上午6時20分許對告訴人所為之跟蹤騷擾犯行，主觀上係基於單一犯意所為，應認屬集合犯而僅論以一罪。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17 　日　　　　　　　　　　　　　　　檢　察　官　蕭永昌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方宣韻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跟蹤騷擾防制法第18條實行跟蹤騷擾行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罰金。攜帶凶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前項之罪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50 萬元以下罰金。第 1 項之罪，須告訴乃論。檢察官偵查第 1 項之罪及司法警察官因調查犯罪情形、蒐集證據，認有調取通信紀錄及通訊使用者資料之必要時，不受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 11 條之 1 第 1 項所定最重本刑 3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限制。附件二：調解筆錄調解筆錄　　　　　　　　　　　　　　　　　　　　　　　　　　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2251號　　聲請人　A2N00-K113002　　　相對人　曾鼎翔　上列當事人間因本院113 年度審易字第2565號案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於中華民國113 年11月15日上午10時30分整在本院刑事第5 法庭試行調解成立。茲記其大要如下：一、出席職員如下：　　法　官　謝欣宓　　書記官　黃傳穎　　通　譯　陳彥今二、到場調解關係人　　聲請人　A2N00-K113002 　　相對人　曾鼎翔三、兩造達成調解內容如下：　㈠相對人願於法院刑事簡易判決載明之限定期限內捐款新台幣　　共貳萬元至聲請人指定之現代婦女基金會或勵馨基金會（捐　　款可分次，但累積金額需達新台幣貳萬元）。　㈡相對人不得對聲請人有任何跟蹤、騷擾、接觸、對話等不法　　侵害行為。　㈢聲請人其餘之請求拋棄。　㈣聲請費用各自負擔。上列筆錄當庭交付閱覽/朗讀並無異議簽名於后　　聲請人　A2N00-K113002 　　相對人　曾鼎翔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　黃傳穎　　　　　　　　　　　　　　　　　　法　官　謝欣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黃傳穎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2024-11-28

TPDM-113-審簡-2385-20241128-1

國審侵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侵上重訴字第1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李明哲、廖彥鈞上訴人即被告陳冠霖選任辯護人吳怡德律師(法扶律師) 陳宗奇律師(法扶律師) 陳柏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2日所為112年度國審侵重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04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第二審就適用國民法官法案件的定位、審查標準與本院據以審查當事人上訴有無理由之原審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與科刑：一、國民法官法第90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一、有第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款或第六款之情形。二、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第1項）。有證據能力，並經原審合法調查之證據，第二審法院得逕作為判斷之依據（第2項）。」同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同法第92條規定：「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者，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但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第1項）。第二審法院撤銷原審判決者，應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但因原審判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撤銷者，應以判決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 （第2項）。」由前述規定可知，由於國民法官法是引進國民參與審判的特別刑事訴訟程序，就第二審法院證據調查與審查標準，採取迥異於刑事訴訟法有關非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立法例。亦即，就第二審證據調查採行限制續審制，第二審法院就有證據能力，並經第一審合法調查的證據，得逕作為判斷的依據，並限制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證據的權限；就第二審的審查標準則採行事後審制，司法院依照國民法官法授權而訂定的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0 條即明定：「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第二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是以，如第二審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而是本於事後審制的精神，就原審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時，當無依刑事訴訟法第364條準用第308條而記載事實欄的必要，應先予以說明。二、本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甲○○有如原審判決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2年3月2日下午6時左右，自家中攜帶水果刀1把藏放隨身包包內，前往皇冠酒店（址設：臺北市○○區○○街00號2 樓）B08包廂消費，並指名公關小姐○○○（藝名與真實姓名詳卷，以下簡稱A女）前往坐檯，隔天（同年月3日）上午7時4 5分左右，被告因故與A女發生爭執後，基於殺人的犯意，持本案水果刀連續刺殺A女的胸部、腹部、頸部等部位7刀，導致A女大量腹腔內出血及大量後腹腔肌肉出血，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她的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房，A女經緊急送醫後，仍然因為傷勢過重，在同日上午9時53分宣告死亡的犯行明確，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扣案水果刀1把沒收等，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論罪的理由。本院審核原審的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而僅就原審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自無記載事實欄的必要。貳、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原審以被告坦承殺人、僅觸碰被害人乳房及私處為由，率爾認定被告的犯行未達「情節最重大之罪」的標準，尚嫌速斷。再者，原審判決稱被告犯後於偵查及審理中皆坦承殺人部分，實則被告坦承犯罪的原因，是因案發時包廂內僅有被告與被害人2人在場，現場並有沾染該2人血液的兇刀及DNA等生物跡證以資為證，被告僅得選擇承認殺人部分罪行，卻在證人指證歷歷下，仍矢口否認強制猥褻部分。又被告企圖以新臺幣5 萬元的和解金額羞辱被害人家屬，甚至採取佯裝有和解意願、聲請裁定不行國民法官審理程序等方式，可見被告為躲避死刑而無所不用其極，犯後態度極為惡劣，原審判決的論述恐有悖於論理法則及經驗法則。綜上，從被告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後態度觀之，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顯有與社會永久隔離的必要。是以，請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處被告死刑，以彰法治。　二、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　㈠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並非被告的權利，被告亦非自願被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當被告所涉犯罪為國民法官法適用的案件時，被告並無權改由職業法官審理，基本上是被迫一定要依國民法官法審理，既然被告不是自願、主動要求國民法官法庭就其所涉犯的案件為審理，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也非被告的權利，自然也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再者，國民法官法第1條既然明定「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則只有第一審判決的國民法感情可以被評價為「正當」時，方有對之多予尊重的必要。憲法第16條的訴訟權保障，既然已經司法院大法官多次在憲法裁判中揭示「有權利、有救濟」為其核心內涵，並且在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中認為上訴救濟是為了「以避免錯誤或冤抑」。因此，適用國民法官法的上訴審，不但沒有必要畫地自限，更應該積極、主動的對第一審判決可能的錯誤進行糾正。因為如對國民法官參與的第一審判決過度尊重，其惡果就是被告於第一審遭判決後即「救濟無門」，永無翻身之日，如此一來，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的被告，其訴訟權將成憲法保障的化外之地。綜上，國民法官反應的法感情需「正當」方應尊重，上訴審應該盡其被告權利救濟及糾正下級審錯誤的職責，就第一審事實、法律與量刑問題的審查，未必要採取「明顯錯誤標準」、「無害錯誤標準」或「裁量濫用標準」，而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的第一審判決。　㈡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未依檢察官變更起訴事實的範圍進行認定，且依據錯誤起訴事實進行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因檢察官在辯論中將被告的犯罪事實限縮於親吻胸部、觸摸下體，原審判決卻超出起訴範圍而判決，違反不告不理原則。又原審判決僅以邱維國的證詞，認定被告對被害人強制猥褻。然而，邱維國的證詞除了前後矛盾之外，也明顯與卷內其他證據矛盾。諸如，原審判決認定被告跨坐在被害人身上隔著被害人衣物撫摸下體、胸部，但是現場卻無如法醫作證時所稱應有的大片血跡，法醫鑑定報告也沒有在下體、衣物發現任何被告的DNA，甚至邱維國也承認他是依據原審甲證二進行回答，並非親見親聞，而為推測之詞。甚至邱維國於作證當天遲到時，檢察官當庭表達有與邱維國通過電話40分鐘，邱維國明顯不具證人適格性，所陳述內容亦不得作為證詞。原審卻未調查此等狀況，且未說明為何不採納其他與邱維國矛盾的證據，單以有瑕疵的邱維國陳述，認定被告有強制猥褻罪行，此一錯誤顯然對判決有重大影響。何況依照立法理由、沿革，強制猥褻與殺人的結合，應該是有基本行為的強制猥褻行為後，再有結合行為的殺人行為才適用。原審法院既然已經合議定出適用法則，卻於事後反於已定好的法則，甚至違反立法者的意思，亦有判決違背法令的情事。　㈢原審已就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由萬芳醫院的吳佳慶醫師為鑑定並出具鑑定報告。然而，該份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造成符合邊緣型智能（Borderlin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以下簡稱BIF）的被告，並未經適當揭露此一資訊，而未由責任能力鑑定團隊及量刑鑑定團隊充分審酌此一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可能影響量刑的因子。正是因為智商較常人為低，方有BIF名詞的出現，特別是智商差異會出現在認知處理、情緒調節、問題解決的能力，以及應付社會壓力的情況上。又關於被告行為時責任能力為何的鑑定結論，尚有於量刑鑑定時經量刑鑑定團隊全盤引用之情。此一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可能影響量刑的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有對於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再為鑑定的必要。懇請鈞院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就本件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再為鑑定。　㈣關於死刑的量定，憲法法庭已於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中，明示刑法規定所處罰的故意殺人罪，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的情形，方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的意旨無違。檢察官主張應對被告求處死刑而提出上訴，依據前述憲法法庭判決意旨，關於得否對於被告科處死刑、被告是否存有前述不得科處死刑的限制，就應導正前述錯誤的鑑定意見，而有另為鑑定的必要，以合乎 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所揭示最嚴格標準的正當法律程序。參、本院認原審的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其他判決不當或違法的情事：一、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法院是兼容事後審及限制續審的精神，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宗旨，秉持謙抑原則，尊重第一審法院的判決結果，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不得任意以所認定的事實與第一審不一致即撤銷第一審判決，已如前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438號、第3856號刑事判決亦同此意旨。而所謂的上訴審法院「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依據該條及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但書「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的立法理由，是指國民法官法為引進國民參與審判的特別刑事訴訟程序，有關於事實的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法官於第一審判決所反映的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二審法院認為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予撤銷。亦即，第二審法院不宜輕易逕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的不同心證，即予撤銷；如以第一審判決有認定事實以外之不當或違法而撤銷時，則適用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至於所謂的「經驗法則」，是指一般人基於日常生活所得的經驗，客觀上為大多數人所普遍接受的原則；「論理法則」則是指經由事物的歸納及演繹方法，取得一定的推理原則及邏輯法則。第二審法院以事實認定錯誤而撤銷原審判決時，應於判決理由中敘明原審判決有何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的情事，以及該等事情如何影響於判決結果。第二審法院認第一審判決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需有具體理由認為第一審依證據所為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如僅第二審法院關於證據評價的見解或價值判斷與第一審判決有所不同，而雙方各有所據者，不屬之。二、本件原審判決已說明依證人即皇冠酒店員工邱維國證述他於聽聞被害人尖叫後，前往包廂廁所查看，有目擊被告在被害人倒地的狀態下，赤裸上半身跨坐在被害人腹部，隔著被害人內褲，以右手撫摸被害人外陰部之情，並先退出包廂請示相關人員後，再度回到包廂開啟當時已遭上鎖之廁所門，並立即以手機拍攝卷附照片（甲證2），照片呈現被告發現門遭開啟而起身站立的狀態。細觀該照片顯示，被害人當時側身倒臥在包廂廁所內的角落，被害人身上與身旁地上均有血跡，且被告赤裸上半身，是以雙腳跨站方式，橫跨在被害人併攏的雙腳兩側，可知被告起身站立前，其身體姿勢是跨坐於被害人的身體上。再者，被害人胸部乳頭部位的棉棒檢出不排除來自與被告具有同父系血緣關係或相同Y filer Plus STR DNA型別之人，且被害人陰道口組織的顯微鏡觀察結果有黏膜下層血管充血的情形，亦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出具的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而證人即皇冠酒店員工林玉燕亦證稱邱維國於聽聞被害人尖叫聲後，確實有前後多次前往包廂查看，她也有與邱維國一同進入包廂查看。又依皇冠酒店店內監視錄影檔案的勘驗筆錄，顯示案發當日邱維國於上午7時4 5分獨自進入包廂，於同日上午7時50分12秒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於數秒後也接著進入包廂，同日上午7時51分邱維國先步出包廂後，林玉燕數秒後也步出包廂，邱維國於同日上午7時52分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則於同日上午7時53分與皇冠酒店不詳人員也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停留直到警方抵達現場，同日上午7時53分邱維國與該名皇冠酒店不詳人員則快步走出包廂，可知案發當時邱維國不止2次出入包廂，邱維國、林玉燕均可能因目擊被害人遭到刺殺，心中恐懼不安，對於彼此進出包廂的次數、先後時間、所見細節、甚至包廂廁所門扇開啟方向等枝微末節未能精確記憶，不能因此即認邱維國關於目擊被告有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外陰部的證述不具可信性。另依卷內皇冠酒店助理呂建廷與邱維國的通訊軟體LINE（以下簡稱LINE）對話訊息，顯示邱維國確有於案發當日上午7時50分、7時51分與呂建廷透過LINE進行48秒、 22秒通話，邱維國於同日上午7時53分傳送他手機所拍攝的現場照片予呂建廷後，隨即於上午7時56分、8時6分、8時10 分進行18秒、29秒、1分20秒的通話，可知邱維國於案發後確實有傳送他所拍攝的現場照片予呂建廷，並旋即進行多次通話，顯然會談及被害人在皇冠酒店內遭到被告刺殺之所見與處理事宜，自不能以呂建廷證稱不記得邱維國曾提到被告撫摸被害人下體之事，即認邱維國前述證述內容不可採信。原審綜合上情及各項事證，認定被告是在被害人來不及防備反應，也來不及對外呼救或逃離包廂的狀態下殺害被害人，並有於被害人受傷倒地後，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被害人身上，以右手隔著被害人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乳房等犯罪事實。本院審核後，認原審判決此部分所為的犯罪事實論斷，與卷內事證相符，亦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是以，被告上訴意旨主張：邱維國並非親見親聞，而為推測之詞，不具證人適格性，所陳述內容亦不得作為證詞，原審單以有瑕疵的邱維國陳述，認定被告有強制猥褻罪行等語，並不可採。三、辯護人為被告辯護意旨雖主張：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並非被告的權利，為保障被告的訴訟權，上訴審應該盡其被告權利救濟及糾正下級審錯誤的職責，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等語。惟查：　㈠《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規定具有國內法律效力。而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已明定：「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依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2007年第90屆會議所作成第32號一般意見（ge neral comments），於「七、上級法院的覆判」中，敘明：「第14條第5項所規定的上級法院覆判為有罪判決和判刑的權利，要求締約國有義務根據充分證據和法律、為有罪判決和判刑而進行實質性覆判，比如允許正當審查案件性質的程序……然而，只要法院的覆判能夠研判案件的案件事實，則第 14條第5項不要求完全重新審判或『審理』……因此，比如說，如果上級法院詳盡地審查了對為有罪判決者的指控，考量了在審判和上訴時提交的證據，發現具體案件中有足夠犯罪證據而證明有罪，就不違反《公約》」等意旨（法務部編印，《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一般性意見》，第108頁）。又依《公政公約》第5條第2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內依法律、公約、條例或習俗而承認或存在之任何基本人權，不得藉口本公約未予確認或確認之範圍較狹，而加以限制或減免義務。」這說明《公政公約》保障的權利僅代表國家所須實踐人權保障責任的最低要求。亦即，國家應以《公政公約》及其他國際人權公約作為我國人權保障的最低標準，如國內法或其他國際條約另有更有利於人民特定權利實現的規定者，自應優先適用較為有利的規定，而無必要優先適用《公政公約》規定。雖然如此，審級制度畢竟涉及當事人及時有效救濟權益、避免錯誤或冤抑及訴訟資源有效配置等諸多面向的考量，則前述《公政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2號一般意見所揭示的訴訟權保障意旨，仍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㈡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針對原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款及第 2款規定之中，就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未能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部分，雖判定：「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但於解釋理由書中亦敘明：「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本院釋字第418號解釋參照）。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本院釋字第396號、第574號及第653號解釋參照）。人民初次受有罪判決，其人身、財產等權利亦可能因而遭受不利益。為有效保障人民訴訟權，避免錯誤或冤抑，依前開本院解釋意旨，至少應予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亦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此外，有關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則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訴訟制度之功能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用等因素，以決定是否予以限制，及如欲限制，應如何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本院釋字第396號、第442號、第512號、第574號、第639號及第665號解釋參照）」等內容。　㈢由前述《公政公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2號一般意見與司法院大法官（憲法法庭）的相關解釋或判決意旨，可知為避免錯誤或冤抑，刑事被告至少應給予一次上訴救濟的機會，但並不要求上級審必須完全重新審判，有關訴訟救濟應循的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的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訴訟制度的功能及司法資源的有效運用等因素，以為決定。這意味在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核心領域所要求的基本內容，亦即人民於訴訟上有受公正、迅速審判與獲得救濟之權利的前提下，立法者就訴訟制度享有相當寬廣範圍的形成自由。再者，關於上訴審的構造，向來有覆審制、續審制與事後審制的不同立法例，各國通例以採行續審制、事後審制或續審兼事後審制為原則，類似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採行覆審制者，實屬罕見，有違訴訟經濟並無端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有鑑於此，106年司改國是會議中，就「分組議題：2-3建構效能、精實的法院組織與程序」亦達成：「建立堅實的第一審，第二審原則上為事後審或嚴格續審制，第三審為嚴格法律審的訴訟結構」的決議。而由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壹、一），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法院是兼容事後審及限制續審，此乃立法者在尚未全面落實前述「金字塔型訴訟程序」改革方向前，先行針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所為的制度安排，依照前述說明所示，本合議庭懍於「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的憲法誡命，自當予以遵守。何況「刑事審判的天條是不能製造冤抑」，為落實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所揭示：「避免錯誤或冤抑」的意旨，這意味第二審法院就國民法官法庭所作成有罪、無罪判決的審查標準無需一致。亦即，由於隧道視野或認知偏誤而生誤判是國民法官、職業法官都可能出現的問題，而且實證研究亦未顯示採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社會，其所生冤案的機率有較純職業法官審判為低的情況，自無為了尊重國民的正當法律感情，而要求無罪推定的普世價值應予退讓，則第二審在撤銷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有罪判決而改諭知被告無罪時，其審查標準應如同非適用國民法官法的案件，以對於該有罪判決產生合理懷疑即可，而無庸與有罪判決採取同一的審查標準（以事實的認定有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為必要），即可避免受國民法官法庭審判卻可能蒙冤的被告「救濟無門」的問題。是以，辯護意旨所指：為保障被告的訴訟權，上訴審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等語，顯然是過度簡化問題，並不可採。　四、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未依檢察官變更起訴事實的範圍進行認定，且依據錯誤起訴事實進行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等語。惟查，刑事訴訟本於不告不理原則，審判範圍應與起訴的範圍相一致，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加以審判，亦不得對已起訴的犯罪不予判決，至於犯罪曾否起訴，應以起訴書狀所記載的被告及犯罪事實為準，不受起訴書所引犯罪法條的拘束（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12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的範圍內，本得本於職權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所謂的「事實同一」與否，並非指其罪名或犯罪構成要件同一，亦非謂全部事實均須一致，而應以檢察官起訴的基本社會事實是否同一，並以犯罪構成要件有無罪質上之共通性為具體判斷的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2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自A女短裙的裙擺伸入裙內，隔著A女所穿著的內褲，以手指插入A女的陰道口，並親吻A女之乳頭」，所為是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第222條第1項第8款的加重強制性交而故意殺人罪嫌（原審卷一第7-9頁）；其後，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及補充理由書變更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自A女短裙的裙擺伸入裙內，隔著A女所穿著的內褲，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頭」，所為是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第224條之1 、第222條第1項第8款的加重強制猥褻而故意殺人罪嫌（原審卷一第97-98頁）。由此可知，原審經過證據調查結果，依職權認定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房」，並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依照上述說明所示，原審所為的認定並未逾越檢察官起訴基本事實的範圍，則其於不妨害事實同一的範圍內，自得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是以，辯護人這部分為被告所為的辯護意旨，亦不可採。五、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最高法院曾就結合犯多次提出見解，認定必須出於預定的計畫，且有先後順序，則縱使被告有原審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他「先殺人再有強制猥褻」的犯行，亦與法條文義、立法理由及實務見解不符，顯見原審在適用法律上有明顯違誤等語。惟查，刑法學上所謂的「結合犯」，是指將兩個以上可獨立的犯罪，依法律規定結合成為一個新罪，其類型可分為形式結合犯及實質結合犯。其中所謂的「形式結合犯」，是將兩個可獨立成罪的故意犯罪結合，使其成為一種新的犯罪型態，因該等行為人惡性較為重大，故給予較重的法定刑，如刑法第226條之1強制性交（猥褻）罪的結合犯。又結合犯既然是將二以上的獨立犯罪行為，依法律規定結合成一罪，其主行為為基本犯罪，舉凡行為人利用基本犯罪的時機，而起意為其他犯罪，二者間具有意思的聯絡，即可成立結合犯，至於犯他罪的意思，不論起於實行基本行為之初，即為預定的計畫或具有概括的犯意，抑或出於實行基本行為之際，而新生的犯意，亦不問其動機如何，只須二行為間具有密切的關連，而有犯意的聯絡、事實的認識，即可認與結合犯的意義相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18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另基於審判獨立的憲政法理，法官在個案審判中自應受判決先例的拘束，但在援用時不能與其基礎事實分離而片面割裂判決先例要旨，否則即無從判斷是否符合「相同案件相同處理」的原則。前述最高法院見解的案例事實乃是強制猥褻殺人案件，核與本件的案例事實相符，自得作為本件論罪的憑據。本件被告於刺殺被害人後，即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乳房，並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外陰部，殺人與強制猥褻二行為間具有密切的關連，時間上具有銜接性，地點上也具有關聯性，可認與結合犯的意義相當，則原審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核屬有據。是以，被告以案例事實未必相同或已經最高法院揚棄的舊見解（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675號、84年度台上字第254 號、92年度台上字第6174號等刑事判決），據以質疑原審在適用法律上有明顯違誤，亦非可採。肆、本院認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一、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規定：「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其理由敘明：「刑罰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責任復具有個別性，因此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依犯罪行為人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並衡量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之實現，而為適當之裁量，此乃審判核心事項，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量刑已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而不能任意指摘為不當，此即『裁量濫用原則』。」由此可知，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科刑，是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的多數意見決定，充分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與法律專業人士的判斷。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亦即，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是比較國民法官法庭的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的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是否有認定或裁量不當的情形，除非有未審酌相關法律規範的目的而逾越內部性界限、未依行為責任的輕重科以刑罰、無正當理由的差別待遇（於個案事實的本質相同時，科以相異的刑罰，違反平等原則）、未具體考量個案犯罪情狀或僅以刑罰規範目的作為加重處罰的依據、誤認或遺漏重要量刑事實（如被告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卻漏未審酌）、錯誤評價重要量刑事實（如第一審判決認為被告雖罹患精神疾患，但既然未達刑法第19條第2項責任能力減輕程度，則於考量刑法第57條所定事項時，亦一概不能納入作為科刑審酌事項，作為從輕量刑的事由）、科刑顯失公平（如共犯間量刑顯失均衡、量刑嚴重偏離類似案件的量刑情形，卻未具體說明理由）等極度不合理的情形之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的認定及裁量結果。二、被告所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其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原審判決後，關於死刑的量定，憲法法庭已於113年9月20日作成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該判決主文第一項明定：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 226條之1前段：「犯第221條、第222條……之罪，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第332條第1項：「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及第348條第1項：「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屬無違。該判決理由並敘明：「縱使是基於直接故意、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而殺人既遂之情形，亦不當然有系爭規定一至四所定死刑規定之適用，而仍須由法院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段、所生危險或損害、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等犯罪情狀，進一步確認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在倫理及法律上確具特別可非難性，或其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其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者，始足以該當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例如：【77 】（1）就犯罪動機與目的而言，行為人是否係出於預謀之蓄意連續殺人或恣意無差別殺人等惡性重大之動機。【78】（2）就犯罪手段及參與程度而言，行為人是否使用足以造成多人死亡之武器或爆裂物、生物化學製品、毒藥等；是否對被害人施加明顯不人道、有辱人格、極端凌虐之殘忍手段；共同正犯之成員對於犯罪之掌控程度或實際參與程度、其各自行為對被害人死亡結果之原因力強弱等。【79】（3）就犯罪結果而言，行為人是否殺害多人；是否殘忍殺害自我保護能力明顯不足之兒童、老年人、懷孕者、身心障礙者等；其故意殺人行為是否與其他重大犯罪行為結合等。【80】上開可供認定個案犯罪情節是否屬最嚴重情形之各該犯罪情狀，僅係例示，而非列舉。於具體案件中如有相當於上開例示情狀之其他情形，足認該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者，自仍有系爭規定一至四所定死刑之適用。又法院於個案除應綜合考量上開犯罪目的、手段及結果之相關情狀外，亦應注意個案犯罪之動機是否具有足以減輕對個案犯罪情節不法評價之情狀。於此情形，該個案犯罪情節即未必仍屬最嚴重之情形。【81】」依照憲法訴訟法第38條規定，憲法法庭的判決既然有拘束全國各機關與人民的效力，且本件涉及被告應否科處死刑，本院自應依照前述憲法法庭判決的意旨，審查原審判決的量刑決定有無違誤或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為的求刑是否妥適。又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2018年通過第36號一般性意見，對《公政公約》第6條生命權進行解釋，取代先前第6號及第14號一般性意見，法院於適用我國刑法第57條量刑規定時，關於死刑案件的量刑，必先斟酌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的「犯罪情狀」（如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刺激、手段、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危險或損害等）是否屬於情節最重大之罪，作為劃定是否量處死刑的範疇，再審酌與犯罪行為人相關的「一般情狀」（如行為人的品性、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後態度等），有無減輕或緩和罪責的因素，尤須注意有無《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所定因行為人個人情狀而不得量處死刑的情形。如依「犯罪情狀」可以選擇死刑，法院仍應考量「一般情狀」，包含行為人的精神障礙情形，藉以判斷有無降低或減緩其可責性的因素，能否保留一線生機。另行為人於行為時即使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事由，法院仍應於量刑審酌一般情狀（犯後態度、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社會復歸可能性等）時，斟酌其因鑑定所知的生理原因。至於量刑階段斟酌行為人的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可責性，乃有別於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關於行為人於行為時責任能力有無或減輕的判斷。即使行為人於行為時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事由，仍應於死刑量刑審酌其「一般情狀」時，斟酌其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的可責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4 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院於審酌原審在判斷被告所為是否符合情節最重大之罪、所為量刑有無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時，自應參照前述憲法法庭與最高法院所設下的審查標準，以為決定。三、檢察官的求刑及上訴雖有「禁反言」原則的適用，但在法無明文規定不得上訴的情形下，只可作為檢察官上訴有無具體理由的審查標準，尚不得以此為由限制檢察官的上訴：　㈠法治國原則為憲法的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的維護、法秩序的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的遵守。而「禁反言」原則原為英、美兩國民事訴訟實務的重要衡平手段，為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則，其核心內涵在於曾做出某種表示的人，於相對人已對該表示給予信賴，並因此而受有損害的情狀下，禁止該人做出否認或相反表示，無論該相反表示是否與事實相符，原屬極其重要的不成文法律原則，也是拉丁法諺：「任何人不能夠前後行為矛盾」（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的「出爾反爾」言行之意。由此可知，「禁反言」是源自誠信原則所導出禁止矛盾行為或出爾反爾，破壞相對人正當信賴的法律原則。國內成文法規雖無「禁反言」的明確用語，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刑事判決仍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527號解釋，揭示：「……以禁反言原則拘束各級地方立法機關之立法及釋憲聲請之適例，及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之意旨，足徵禁反言之法律原則得以拘束公法及私法各權之行使。檢察官於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刑事追訴程序，不論係其偵查或公訴職務之執行，自仍受上開原則之拘束」的意旨。亦即，屬於廣義司法機關一環的檢察機關從事刑事偵查、公訴（上訴）、執行時，其目的在實現國家刑罰權，為公權力的行使，自應有法治國原則所導出的誠信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明定：「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參與訴訟程序而為訴訟行為者，應依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之權利，不得濫用，亦不得無故拖延」，可謂是落實檢察官行使職權時應秉持誠信原則的具體規範。禁反言法則作為一種上位階的法律衡平原則，法官在行使職權時自應主動調查，而非待當事人一方抗辯時始有適用。法院有依職權審酌的義務，其目的在維護公平法院與正義的概念，用以節制訴訟雙方當事人的權利濫用。更甚者，禁反言作為審判公平公正的教義之一，不僅是對於法律進行嚴格與技術性解釋的教義，也不僅只是被用來作為辯護的理由而已，更是訴訟平等權救濟的基礎，此種具有憲法位階效力的憲法原則，本諸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明文規定的意旨，在刑事訴訟程序，法院自應依職權審查，庶免訴訟關係人濫用訴訟權利，以維被告受憲法公正、迅速審判的訴訟權利。　㈡檢察官代表國家對犯罪行為進行訴追權限產生「公訴權」，由檢察官向法院進行求刑的訴訟行為，是程序意義上的刑罰請求權，具體內涵包含定罪請求權、量刑建議權。檢察官就個案的具體求刑，在於透過對量刑因子的具體描述及評價，反應檢察官就該個案的價值觀，進而使法官接受，而對被告判處檢察官所希望的刑度；檢察官求刑的主要目的，除在監督法院裁判之外，亦是在反應被害人等因被告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並滿足被害人等參與刑事訴訟程序及對司法正義的要求。雖然量刑建議權只是刑事訴訟當事人一方的檢察官，向法院所提出對被告進行制裁範疇的請求，僅供法院量刑的參考，並無拘束法院的效力，亦不具有終局性；但為保障被告的權益及訴訟經濟，並彰顯檢察官公益代表的地位、行使職權時應秉持誠信原則的意旨，檢察官的求刑及上訴自有「禁反言」原則的適用。即便如此，在法無明文規定不得上訴的情形（如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規定法院已於簡易判決處刑案件中依檢察官具體求刑而為判決時，檢察官不得上訴），尚不得以此作為限制檢察官的上訴，尤其在檢察官求刑後的量刑基礎嗣後已有重大變更時，更應允許檢察官提起上訴。當然，為了限制檢察官動輒對判決被告有罪的案件，再以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自可作為檢察官上訴有無具體理由的審查標準。　㈢原審判決於量刑部分，已說明被告於短時間之內以水果刀刺殺被害人7刀致死，並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的乳房、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私處，衡酌被告是因於皇冠酒店消費時，不滿被害人冷淡以對，未能回應他性服務的需求，未能克制自己不滿而起殺機，且於警詢、偵查與法院審理中坦承犯行的態度，以及被告與被害人性接觸的程度，所為尚難認屬於《公政公約》所稱的「情節最重大之罪」；同時，敘明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的適用。其後，原審先以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包含犯罪的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的刺激、犯罪的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關係、犯罪所生的損害），確認被告責任刑的上限，再以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包括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後態度），調整其責任刑，並參酌本案量刑鑑定報告中關於被告成長經歷、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犯罪風險、需求與處遇評估等所為調查結果，為充分評價被告罪責，以及考量刑罰感應力、降低社會風險與多元刑罰目的，兼以無期徒刑依法執行逾25年，且有悛悔實據，始得假釋出獄，核與有期徒刑最高刑度15年（無其他加重情形）僅需執行7年6月即可假釋的情形為區別，認為被害人家屬請求判處被告死刑，尚非可採，而應對被告量處無期徒刑，令其長期隔絕，以免危害他人，併予宣告褫奪公權終身。本院審核後，認被告所為並不該當前述憲法法庭判決所稱「犯罪情節最嚴重」的例示判斷標準，亦難認被告的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他的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則原審判決判定被告所為並非「情節最重大之罪」，核無違誤；再者，原審判決對於科刑輕重的裁量，是國民法官法庭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並無漏未審酌檢察官上訴所指被告犯罪所生危害、犯後態度等節；又原審判決說明的量刑情狀，於判定被告並不符合刑法第19條減輕或免除其刑要件時（詳如下所述），亦已將被告因委託醫院鑑定所知的身心狀況列為「一般情狀」的量刑審酌事由，且無前述極度不合理的情形，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即無關於科刑事項的認定或裁量不當可言，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㈣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主張：從被告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後態度觀之，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顯有與社會永久隔離的必要，原審判決的論述恐有悖於論理法則及經驗法則等語。惟查，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即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暨補充理由書(二)，明確就被告的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並就辯護人聲請量刑前社會調查部分認無調查的必要性(原審卷一第155頁)；其後，於原審量刑辯論程序時，論告主張：「……我重新澄清檢方的立場，我們認為依照過往的判決，這類同類型的案件判無期徒刑，其實講直接一點，符合量刑行情，所以建議各位至少判處無期徒刑，但本案是不是沒有判處死刑的理由呢？完全沒有合理性呢？我覺得也不盡然」、「檢察官的建議會是這樣的，無期徒刑已經符合最低的門檻，但如果各位認為死刑是適當的，請各位勇敢的去做出判決，來彰顯國民的法感情，畢竟最後會由法律人做最後的把關跟承擔最後的結果」等語(原審卷三第609、611-612頁)。由此可知，法諺有云：「筆受拘束，口卻自由」，也就是公訴檢察官雖然在書面上受到起訴書、上級書面指令等書面文件的拘束，但在法庭活動時得本於其法律確信而自由陳述意見，不受上級指令的拘束。基於檢察一體原則，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已就被告的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則其後於原審量刑辯論程序時，卻又論告主張：「無期徒刑已經符合最低的門檻，但如果各位認為死刑是適當的，請各位勇敢的去做出判決」，依照前述說明所示，顯有違「禁反言」原則，並悖離檢察官是公益代表人的職責。然而，公訴檢察官既然已經論告主張被告所為犯行不排除判處死刑是適當的，則其以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請求判處被告死刑作為上訴理由，尚難認有違「禁反言」原則。雖然如此，本件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等情，已如前述；且檢察官明知司法實務就同類型的案件判處無期徒刑符合量刑行情，亦未具體說明原審量刑所依憑的事實及裁量有何不當；何況檢察官對被害人或告訴人提起上訴的請求，本有裁量之權，不受請求的拘束，如檢察官裁量的結果，認為所為具體求刑並無不當，自應對此請求予以駁回，以示擔當（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70號刑事判決同此意旨），自不能徒憑被害人家屬具狀請求上訴，任意指摘原審判決所為量刑的結果有所違誤。是以，檢察官以被告所為是「情節最重大之罪」，上訴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輕，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四、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吳佳慶醫師所出具的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量刑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對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再為鑑定等語。惟查：　㈠行國民參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就證據調查的角度而言，是採取「限制續審制」，已如前述。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11 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就已於本案偵查或審理程序中鑑定之同一事項再行聲請鑑定者，宜說明其認有重新鑑定必要之具體理由。」立法理由並敘明：「如特定事項已於本案偵查或審理程序中鑑定，當事人、辯護人再行聲請鑑定者，宜說明有重新鑑定必要之具體理由，如：未及審酌之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之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爰訂定本條。至於偵查或審判中實施之鑑定，當事人或辯護人如因未能事先陳述意見或提出資料，對其基礎資料、原理或方法、鑑定人之專業性等事項有所疑問，如無法藉由請求他造開示證據或面談鑑定人方式釐清疑惑之處，而仍認為確有未及審酌之資料足以影響鑑定結果，或仍無法解消對鑑定之原理或方法、鑑定人專業性之疑慮者，當屬本條所稱具體理由，附此說明。」等內容。這說明當事人或辯護人於偵查或審判中實施鑑定時，如已能事先陳述意見或提出資料，除非有發生未及審酌的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的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情況，當事人、辯護人於國民法官法庭的第一審程序本不得就同一事項再行聲請鑑定，則於上級審時自應同受此規定的限制。又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306 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第1項）。 ……第一項證據曾經第一審法院調查者，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並宜考量該證據於第一審是否調查未盡完備，而有再行調查之需要（第3項）。」是以，第二審法院於判斷新證據是否有調查必要時，亦宜審酌如調查該證據後，單獨或結合先前經第一審合法調查的證據，予以綜合判斷結果，是否有撤銷第一審判決的高度可能性。　㈡刑法第19條有關責任能力有無的判斷標準，是兼取生理學及心理學的混合立法體例。生理原因部分，以行為人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的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是否全然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其中「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生理原因要件，事涉醫學上精神病科的專門學識，非由專門精神疾病醫學研究之人員或機構予以診察鑑定，不足以資判斷，自有選任具該專門知識經驗者或囑託專業醫療機構加以鑑定的必要。因此，行為人是否有精神障礙（如罹患思覺失調症、腦神經創傷精神病）或其他心智缺陷（如智能不足、精神官能症）等生理原因，由於事涉精神醫學的專業知識，必須仰賴各領域的專家提供鑑定意見，法院在無足資形成判斷之基礎事實認知的情況下，除非鑑定意見本身有形式上可見的疑慮，否則仍應依賴醫學鑑定，不宜逕自推翻鑑定意見所認定的事實。而「魏氏成人智力量表」中文版自推出以來，常被臺灣社會用於鑑定資優、智能不足等特殊成人的認知強弱項衡鑑工具，依其測驗結果可獲得語文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與處理速度等4項組合分數。依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WAIS-III）中文版說明，智商（IQ）低於70者，稱之為「智能障礙」，又可細分為輕度、中度、重度；IQ高於130 者，稱之為「資賦優異」；IQ在70-85的人，稱之為「邊緣智能」（Borderlin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以下簡稱BIF），亦即沒有到達智能障礙的程度，但智力又較常人低；大多數人的IQ介於85-115之間；IQ在115-130者較一般人聰明。其中的輕度智能不足（51-67）及最輕度智能不足（68以上）均應歸納在有責任能力範圍內，僅於同時併有精神障礙，才能判定為限制責任能力人（張麗卿，〈精神病犯的鑑定與監護處分－兼談殺警案與弒母案〉，月旦法學雜誌第 309期，第63頁）。是以，如行為人經施以「魏氏成人智力量表」中文版測驗結果，其IQ列在「邊緣智能」時，如無同時併有精神障礙等生理原因，尚難認行為人符合刑法第19條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的要件。　㈢原審依辯護人的聲請，就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委由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經營，以下簡稱萬芳醫院）的吳佳慶醫師進行鑑定，萬芳醫院已於113年1月29日出具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原審卷六第15-94頁），可知辯護人於原審實施鑑定時，已事先就此事宜陳述意見並提出資料。而該精神鑑定報告書有關被告「智力與認知功能評估」欄位中，表明是以「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作為被告智力評估的工具，其中有關被告的「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5、「類別描述」為：正常中下智能（原審卷六第73頁），卻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原審卷六第86頁）；同時，在「鑑定結論」中雖敘明：被告在本案發生前，自106年10月起即有持續至精神科門診就醫紀錄，而有持續性憂鬱症，但推斷該症狀於本案發生當日即使仍有殘存，仍屬輕微、穩定的狀態，對他涉案情節難謂有具體貢獻（原審卷六第85頁）；最後，該鑑定結論判定被告：「於本案發生時，其鬱症症狀或酒精使用對於本案涉案行為無明顯影響程度，且並未顯著影響其判斷或控制能力之展現」（原審卷六第94頁）。是以，吳佳慶醫師既然具有精神醫學的專業知識，他受法院委託就被告的生理原因作出前述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且當事人亦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該鑑定內容自足以法院判定被告行為時的辨識能力與自我控制能力是否欠缺或顯著減低的佐證。　㈣吳佳慶醫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提示鑑定報告書第72頁〉問：第72頁心理衡鑑當中，報告裡面把被告的智商寫成86，請問全量表智商是85還是86，對於報告的結論有沒有影響？）這部分的全智商量表應該是85，所以在結論第72頁的部分應該更正為85，至於85、86對於最後的刑法第19條的結論並沒有影響」、「（問：第59頁全量表智商85，信心區間81到 89的被告，是否有落入DSM-5跟ICD-10關於BIF的範疇之中？）如果要從DSM-5來看認知功能障礙或認知功能不足這件事情，除了看制式的量表分數，必須要看他的功能，意思就是說，從上一版的診斷手冊裡面，我們單純只強調客觀的魏氏智力的分數來做一個智能不足的診斷，但是在新一版的診斷手冊裡面，我們除了看客觀的智能分數以外，我們還必須要去評估受測者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上面的功能是否有顯著的障礙，才能來判斷他是否有智能不足的狀態」、「（問：……被告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評估的結果，認為他的全量表智商的分數是85分，可以為我們說明一下，在這個85分的狀態下，類別描述是正常中下智能，在這個分數的情況下，具體而言，被告對於他理解他生活中的現實或者是控制他行為的影響，具體而言是什麼呢？還是說不能直接用這個魏氏智力量表作為一個單一評斷的標準？）我們原則上不能單一用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來評斷他有沒有辨識能力跟控制能力的缺損，在魏氏智力量表裡面所呈現的分數，這裡的類別描述裡面是正常中下智能，意思就是說他其實跟正常人一樣，只是他俗語稱的是比較笨的一般正常人，大概是這樣子。而為什麼其實全智商量表最後結果是85分，其實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個項目，其實處理速度相對來說是慢的，這件事情跟被告本身不管是在說話、行為、想法都比較慢的個性特質上有關，所以在魏氏智力量表裏面其實會受到你做這個測驗的速度而影響你的分數，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其實被告是在收押的環境當中來做這個智力測驗的，本來在收押的環境當中，因為刺激跟外在的應變能力其實都會有逐漸減損的可能，那這件事情在這個時候來做這個魏氏智力量表，是否能夠完全真實的反映他本來在一般社會情境當中的智能，其實也是一個可以再討論的事情，意思就是說，其實在判斷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裡頭，我們能不能直接去討論他的辨識能力，直接了當的，比如說他如果智能不足60分，是不是有辨識能力直接缺損，我覺得這件事情跳到結論也有點太快了，所以還是必須要回去去看看他在日常生活當中，在本案發生情境的前後當中所做的這些行為表現，才能夠來了解他是不是有辨識能力的缺損。（問：方才辯護人有提到BIF，不管是翻譯成邊緣智力或邊緣性智力也好，可以幫我們簡單再介紹一下BIF 在醫學上的定義以及把他區分出來的原因嗎？）　　剛剛在休庭的時候我有去搜尋了什麼是BIF這件事情事，BIF 其實看起來是我們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一個診斷方式，它其實在講的就是現在的Functioning這件事情，因為以前其實在沒有那麼強推魏氏智力量表，而且當時候魏氏智力量表可能是第一版跟第二版的時候，是採用BIF的這個診斷方式，這個診斷方式其實不能夠用來相比等同於我們現在的第四版的智力量表的分數……（問：本案被告的狀況有符合你剛剛描述的定義或狀態嗎？）如果就以分數來說，我們稱的就是邊緣智能不足，我們退回到上一版的診斷手冊來看，要求的其實就是70到85分的這個區間，即使在這區間裡頭，被告其實都是這區間的上限，其實我會認為因為被告的處理速度拖垮了他整個智力分數很多，大家可以看他的知覺推理分數其實可以到達90幾，所以我們會認為其實某個程度他不符合邊緣智能不足的這個範疇，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被告在日常生活裡頭，幾乎不需要任何人協助他治理他的日常生活，所以我們不認為被告其實有邊緣智能不足」等語（原審卷三第316-317、334-336頁）。由此可知，萬芳醫院所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雖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實際上對於被告得否適用刑法第19條的結論並沒有影響，因為不能單一用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來評斷他有沒有辨識能力跟控制能力的缺損，而需視被告在日常生活當中、在本案發生情境所作的行為表現，才能了解；至於被告的全量表智商85雖落入「邊緣智能」（BIF）的範疇，但這是「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以前的一個診斷方式，這個診斷方式不能用來等同於現在使用的第四版智力量表的分數；何況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有語文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及處理速度等四項組合分數，而被告的知覺推理確實獲得高分。　㈤綜上，原審依照萬芳醫院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及吳佳慶的鑑定意見，再參酌被告的學歷為臺北市開南高級中學畢業，畢業後先後在華國大飯店、中山北路三溫暖、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任職退休後，至精神科診所任職直到診所於112年2月底結束營業，認定被告有正常就學、就業的經歷，難認被告因為智能而有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顯著降低的情事，核屬有據。至於萬芳醫院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雖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但該報告書的「智力與認知功能評估」欄位中所記載的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5，顯見吳佳慶在作成鑑定意見時，並不是依據錯誤的數據而判定，即非顯然錯誤而得逕自推翻該鑑定意見所認定的事實。何況依照前述說明所示（肆、四、㈡），依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的說明，被告智商分數8 5雖屬「邊緣智能」（BIF），並沒有到達智能障礙的程度，僅是智力較常人為低而已，加上被告並無同時併有精神障礙等生理原因，即難認被告符合刑法第19條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的要件。是以，吳佳慶所作成的鑑定報告，並未出現：未及審酌的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的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情況，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肆、四、㈠），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吳佳慶醫師所出具的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量刑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有對於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再為鑑定等語，亦不可採。　　　伍、結論：　　綜上所述，本件原審的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出現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更無其他判決不當或違法的情事。是以，檢察官及被告的上訴均無理由，均應予以駁回。陸、適用的法律：　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偵查起訴，於檢察官李明哲、廖彥鈞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2024-11-27

TPHM-113-國審侵上重訴-1-20241127-1

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致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47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仁鈞選任辯護人林禮模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80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案僅檢察官就原判決之「刑」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71頁、第110頁），是本院上訴審理範圍應以此為限，合先敘明。　二、被告王仁鈞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死罪，業經原判決認定在案。又原判決係以被告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疏未注意減速慢行即貿然穿越路口，致生本件車禍發生，造成被害人潘榮福死亡，及被害人家屬蒙受無可彌補之傷害，誠屬不該，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惟迄未能與告訴人即被害人之妻潘劉秋金達成和解，並取得被害人家屬諒解之犯後態度，兼衡其並無前科，素行良好，且其為本件車禍肇事次因、被害人則為肇事主因，暨其智識程度及生活狀況（於原審時自述教育程度為高工畢業、在咖啡店兼職、月收入約新臺幣3萬元、未婚無子女、與哥哥共同扶養雙親）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等旨，經核尚無違誤或不當，應予維持。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駕駛車號000-0000自用小客車（下稱被告汽車）疏未注意減速慢行，貿然穿越路口，與被害人所騎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被害人機車）發生擦撞，致被害人人車倒地，經送醫後仍死亡，且依路口監視檔案之勘驗結果，被害人始終騎在被告汽車右前方，如何要求被害人減速慢行，是被害人應無過失。又被害人因本案事故不幸去世，致其家屬承受無可彌補之傷痛，至今仍難以平復，被告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徵得被害人家屬原諒，原審量刑過輕云云。　㈡經查：　　⒈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遵守燈光號誌或交通指揮人員之指揮，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又交岔路口未達設置行車管制號誌之標準，得於幹線道設置閃光黃燈，於支線道設置閃光紅燈；閃光黃燈表示「警告」，車輛應減速接近，注意安全，小心通過，閃光紅燈表示「停車再開」，車輛應減速接近，先停止於交岔路口前，讓幹線道車優先通行後認為安全時，方得續行，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211條第1 項、第229條第1項第2款第2目亦有明定。經本院勘驗路口監視錄影檔案結果，案發當時天氣晴、夜間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障礙物、視距良好（見本院卷第70頁），客觀上並無不能或難以注意遵守上開規定之情形。又被害人機車係沿○○街由北往南匯入○○路0段，而被告汽車係沿○○ 路0段由北往南直行，佐以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註記「○○ 街往○○路0段北往南為閃光紅燈，○○路4段北往南為閃光黃燈」（見偵字卷第33頁），可知被害人係由「支線道」進入幹線道。另被告汽車與被害人機車均有開啟車頭大燈，被害人機車固較被告汽車略早通過停止線進入交岔路口，行駛於被告汽車右前方，惟其於通過停止線時，並未先「停止」於交岔路口前，「確認」幹線道已無來車而得以安全通行，即逕予行駛進入路口，且其行至路口中段時，隨著兩車逐漸接近，兩車大燈的照射範圍亦逐漸重疊，迨兩車抵達路口另一頭之行人穿越道時，兩車僅隔3條斑馬線寬之距離，其後持續接近乃至於發生碰撞（有勘驗筆錄及截圖附於本院卷第70頁、第77至85頁可稽），足見被害人機車在進入交岔路口時，並未遵守上開閃光紅燈號誌指示「停車再開」，且其雖較被告汽車略早通過停止線，並行駛於被告汽車右前方，但從進入到通過路口過程中，兩車已經逐漸接近，被害人可由被告汽車大燈得悉幹線道有車駛來，卻疏未注意，而有支道車未禮讓幹道車先行之過失，應負肇事主因，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均同此認定（有該2會之鑑定意見書、覆議意見書附於調偵字卷第805號卷可稽）。是原審認定被害人與有過失，並納入量刑審酌因子，於法尚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認被害人應無過失云云，尚難遽採。　　⒉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的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的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 條所列各款事項，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憑主觀意思，指摘為違法。原判決業已審酌包含被告過失之程度、被害人與有過失及被害人死亡所生危害（含其家屬所承受之傷害）、被告迄未與被害人家屬和解在內之一切情狀，其所為刑之量定，並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亦無逾越職權或違反比例原則、罪刑均衡原則，縱與檢察官或告訴人主觀上之期待不同，仍難指為違法。檢察官請求審酌上情，從輕量刑云云，自無足取。　㈢綜上所述，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至告訴代理人雖另謂：被告係基於殺人之不確定故意而為本案犯行，所為應犯刑法第271條第1 項之殺人罪，雖然檢察官僅就原判決「刑」上訴，法院上訴審理範圍亦以此為限，但請將此情納入量刑審酌，撤銷原判決，改判被告不得易科罰金之刑云云（見本院卷第114頁），惟查本案檢察官僅起訴被告犯過失致死罪，原審經審理結果，亦認被告犯該罪事證明確，依法自應以被告有「過失致死」之行為為基礎而予以量刑。嗣檢察官既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則有關被告所為係犯何罪，本非本院上訴審理範圍，更難僅因告訴代理人上開陳詞，遽予改變量刑所憑之犯罪情狀，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提起公訴，檢察官羅松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屏夏　　　　　　　　　　　　　　　　　　　法　官　潘怡華　　　　　　　　　　　　　　　　　　　法　官　楊明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尤朝松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27

TPHM-113-交上訴-147-20241127-1

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1310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明峰選任辯護人劉安桓律師（法律扶助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8106、27595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字第4261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張明峰幫助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肆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張明峰知悉金融機構帳戶為個人信用之重要表徵，並可預見將自己之金融機構帳戶資料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因此幫助他人從事詐欺行為及作為人頭帳戶收受與提領詐欺贓款使用，並因此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掩飾、隱匿詐欺贓款之所在及去向，以逃避國家對於詐欺等財產性犯罪之追訴、處罰，及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竟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容任上開結果發生之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3月2日上午11時許，以其名義申辦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兆豐帳戶）後，將該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自稱「方馨」之詐欺集團成年成員使用。嗣「方馨」所屬詐欺集團某不詳成年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於112年3月7日上午某時，分別向林皇伶、齊婉葶、沈曼霓（下合稱為林皇伶等3人）佯稱可協助投資獲利云云，致渠等均陷於錯誤，各於同日上午9時24分、11時23分、下午12時55分，分別匯款新臺幣（下同）15萬元、 22萬元、20萬元至本案兆豐帳戶，旋遭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將款項以網路銀行轉出至其他人頭帳戶，即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贓款之所在及去向，並逃避國家對於詐欺犯罪之追訴、處罰，及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後因林皇伶等3人發覺受騙並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理　由一、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申辦本案兆豐帳戶，且將該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予「方馨」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伊持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係在網路上認識「方馨」，遭其詐騙致被利用，不知「方馨」係詐欺集團成員云云。經查：㈠、被告於112年3月2日上午11時許，以其名義申辦本案兆豐帳戶後，將該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自稱「方馨」之人使用。嗣「方馨」所屬詐欺集團某不詳成年成員，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於112年3月7日上午某時，分別向林皇伶、齊婉葶、沈曼霓佯稱可協助投資獲利云云，致渠等均陷於錯誤，各於同日上午9時24分、11時23分、下午12時55分，分別匯款15萬元、22萬元、20萬元至本案兆豐帳戶，旋遭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將款項以網路銀行轉出至其他人頭帳戶，而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贓款之所在及去向，並逃避國家對於詐欺犯罪之追訴、處罰，及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訴卷第62至63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人林皇伶等3人於警詢中之指證、告訴人林皇伶等3人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翻拍照片、告訴人林皇伶等3人因遭詐騙而匯款之交易憑據、報案資料、本案兆豐帳戶之開戶資料及客戶存款往來交易明細表等件在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本案並無證據可認「方馨」及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為兒童或少年，爰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原則，應認係成年人。㈡、被告固辯稱：伊在網路上認識「方馨」，「方馨」稱其與合夥人共同投資基金，因投資利潤均遭合夥人拿走，故請伊申辦帳戶並提供予「方馨」使用，以協助「方馨」將投資利潤取回，致伊誤信為真，遂申辦本案兆豐帳戶，並將該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告知「方馨」；伊係遭「方馨」詐騙致被利用，實無幫助他人詐欺取財或幫助洗錢之犯意云云。然被告迄至本案辯論終結前，始終無法提出其與「方馨」間之對話紀錄或任何證據資料，或提供「方馨」之真實姓名、年籍、地址等憑據以佐其說，實與「幽靈抗辯」無異。故關於被告提供本案兆豐帳戶資料予「方馨」之緣由及經過情形，被告上開所辯是否屬實，即難遽信。㈢、被告復辯稱：其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且因患有雙相情緒障礙症、憂鬱症、焦慮症、失眠症等病症，因受病症影響，故其日常生活功能、社會功能或職業功能之判斷均有顯著減損，致遭「方馨」詐騙利用云云，固據其提出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證明影本、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忠孝院區）診斷證明書及病歷為證（見偵18106卷第11、245至267頁）。惟經本院囑託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就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及辨識能力實施精神鑑定之結果，該鑑定報告內容略以：「被告之認知功能中下，未達智能障礙程度，較弱的能力為處理速度偏慢，其語言理解力、表達能力皆與常人無異，生活可完全自理，身體健康時可以從事一般工作，無妄想或幻聽，無躁症發作之病史，對過往記憶可，也可表達事情發生之前因後果，對於銀行金流的異常能有警覺」、「依被告之疾病診斷與當時的情緒狀態，被告於本案案發時即112年3月2日前、後，應無認知減損的表現，也應無現實控制感喪失、減損、扭曲或固著」、「被告之憂鬱症並未造成妄想或幻聽，且無躁症病史，其於給予對方（按即「方馨」，下同）帳號時，亦無躁症症狀，目前測得的認知功能並無缺損，與其日常生活、職業功能相符。且依據被告敘述的脈絡，其當時與對方相談甚歡，同情對方且對對方有好感，因此基於相信對方、幫助對方拿回獲利的立場才協助對方進行帳戶開立與將帳戶、密碼等借給對方，且未獲取任何報酬。......被告雖然有經濟、心理的弱勢，根據一般憂鬱症的精神病理與被告的認知測驗推論，被告在開設帳戶並借給對方使用期間，其行為並未因為精神疾病或認知缺陷，導致其判斷其行為違法或是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能力受到影響」等情，此有亞東醫院精神鑑定報告書附卷足憑（見本院訴卷第177至179頁）。而前揭精神鑑定報告係由具精神醫學專業之醫師，依精神鑑定之流程，參酌被告先前之醫療紀錄、病歷資料、本案卷宗，瞭解被告之個人史及案發過程，透過會談確認被告情形後，綜合被告症狀所為之判斷，該實施鑑定之人的資格、理論基礎、鑑定方法及論理過程，自形式及實質以觀，均無瑕疵可指，結論應可憑信。是堪認被告於112年3月2日，依「方馨」要求而申辦本案兆豐帳戶，及將該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予「方馨」使用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無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事，即本案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之適用。㈣、被告主觀上具有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茲述如下：　⒈按刑法第13條所定之故意，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但不論其為「明知」或「預見」，皆為故意犯主觀上之認識，只是認識之程度強弱有別，行為人有此認識進而有「使其發生」或「任其發生」之意，則形成犯意，同屬故意之範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27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一般國人向金融機構開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法令限制，若係用於存提款之正當用途，大可光明正大自行申請使用，而金融帳戶之用途係用來存提款項，屬個人理財之工具，若該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及密碼相結合，則專屬性、私密性更形提高，除非本人或與本人具密切親誼關係者，難認有何正當理由可任意將他人帳戶資料自由流通使用，一旦有人收集他人金融帳戶做不明使用，依一般常識認知，極易判斷乃係該隱身幕後之使用人基於使用別人之金融帳戶，存提款情形可不易遭人循線追查之考慮而為，自可產生與不法犯罪目的相關之合理懷疑，且依一般稍具知識之人，對於日常生活常見之不法之徒，利用他人金融帳戶以掩人耳目進行之不法行為中，最常見者不外乎詐欺取財，以金融帳戶作為犯罪工具，及掩飾、隱匿詐欺贓款之去向，此為一般在我國內之社會大眾所知悉。　⒊被告雖領有重度身心障礙證明，且患有雙相情緒障礙症、憂鬱症、焦慮症、失眠症等病症，其認知功能雖屬中下，但未達智能障礙程度，較弱的能力為處理速度偏慢，其語言理解力、表達能力皆與常人無異，生活可完全自理，身體健康時可以從事一般工作，無妄想或幻聽，無躁症發作之病史，對過往記憶可，也可表達事情發生之前因後果，對於銀行金流的異常能有警覺，且其於本案案發時即112年3月2日前、後，並無認知減損的表現，也無現實控制感喪失、減損、扭曲或固著之情形；又被告雖然有經濟、心理的弱勢，但其於11 2年3月2日申辦本案兆豐帳戶，及將該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予「方馨」使用時，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並無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已如前述。參以被告係00年0月0日出生，自述學歷為高商補校畢業等語（見本院訴卷第224頁），可知被告於案發當時已年屆60餘歲，係具有相當學識及社會經驗，並非懵懂無知之人。再佐以詐欺集團利用「人頭帳戶」作為工具以遂行詐欺犯罪，而規避執法人員之查緝，並掩飾、隱匿自己犯罪所得財物之事例，已在平面、電子媒體經常報導，且經警察、金融、稅務單位在各公共場所張貼防騙文宣宣導週知，故被告對於將個人金融帳戶資料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涉及詐騙等犯罪乙節，實難諉為不知。則縱被告因與「方馨」在網路上認識、交談，進而心生好感，但其既知悉任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存有風險，卻輕易將具專屬性、私密性之本案兆豐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告知予素未謀面之「方馨」，顯見被告對於前開帳戶交由他人任意使用之情形毫不在意，並足認其對於本案兆豐帳戶縱然可能遭他人持以實施詐欺、洗錢等犯罪使用，猶抱持僥倖心態。故被告將本案兆豐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提供予毫無信賴基礎可言之「方馨」使用，其於主觀上應已預見此行為可能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洗錢罪，卻仍容任他人加以使用該帳戶，是被告具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至為明灼。㈤、公訴人及被告於本院開庭時雖均聲請傳喚「方馨」到庭作證（見本院訴卷第116、212、227頁），惟因其等均無法提供「方馨」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及送達地址，致本院不能調查，應認為無調查該證人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1款之規定，駁回公訴人及被告上開調查證據之聲請。㈥、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並不可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如事實欄所載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之法律適用：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於113年7月31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而告訴人林皇伶等3人因遭詐騙而匯入本案兆豐帳戶之金額未達1億元，則被告本案所為幫助洗錢犯行，依新法規定，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之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相較，新法之有期徒刑上限較舊法為輕，依刑法第35條第1項、第2 項規定比較後，自以新法對於被告較為有利。故依刑法第2 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洗錢罪。㈢、被告以單一提供本案兆豐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予「方馨」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使用之行為，同時幫助該詐欺集團得分別向告訴人林皇伶等3人為詐欺取財及實施洗錢等犯行，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㈣、被告係幫助他人犯罪，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㈤、量刑之說明：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正當理由，將其所申辦之本案兆豐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提供予真實身分不詳、自稱「方馨」之人使用，致「方馨」所屬詐欺集團得據以向告訴人林皇伶等3人施用詐術、詐騙金錢，並掩飾、隱匿詐欺贓款之所在與去向，並使詐欺集團成員得以逃避國家對於其等犯詐欺等罪之追訴或處罰，及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助長詐欺集團猖獗，影響社會正常交易安全，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並使犯罪之追查趨於複雜，危害社會情節非輕，所為實屬不該，應予責難；復考量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且未與告訴人洽談和解或求得原諒之犯後態度，及告訴人林皇伶等3人因遭詐騙致受之損害金額；兼衡被告自述學歷為高商補校畢業，從事臨時工工作，月收入不足2萬元，尚需扶養2個兒子之經濟狀況等語（見本院訴卷第224頁），暨犯罪之手段、情節、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及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59點規定，判決書據上論結部分，得僅引用應適用之程序法），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提起公訴，及由檢察官陳建宏移送併辦，並由檢察官吳春麗、李山明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法　官　黃媚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勤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26

TPDM-112-訴-1310-202411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