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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279號上訴人張谷伐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012號，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506、92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張谷伐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上訴人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罪刑，及諭知相關之沒收。已詳述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二、本件上訴意旨略稱：本件扣案手槍、子彈係吳虹蓉持有，與其無關，蓋吳虹蓉係本件2輛自小客車之駕駛人，且吳虹蓉亦於扣押物品目錄表中簽名捺印，況扣押物上亦無上訴人之指紋；員警搜索扣押本件扣案手槍、子彈時並無開啟密錄器進行錄音錄影，而是使用手機拍照，事後再以電腦硬碟毀損為由辯稱並無錄音錄影，且於查獲槍枝時竟動手拆槍，均有瑕疵；原判決僅以上訴人毒癮發作下所為自白及吳虹蓉之臆測之詞，為上訴人不利認定，顯屬違法。三、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上訴第三審法院之適法理由。本件原判決係依憑上訴人於檢察官訊問時之自白，及證人吳虹蓉之證述，復參酌扣案手槍、子彈、卷附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勘驗筆錄等證據資料，而據以認定上訴人有其事實欄所載非法持有非制式手槍等犯行，已詳敘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對於上訴人所辯：㈠扣案手槍及原判決附表編號3、4所示非制式子彈並非自黑色自小客車中搜出，㈡警員有利誘或以不正方法取得其自白，㈢扣案手槍及原判決附表編號3、4所示非制式子彈係吳虹蓉持有，與其無關，㈣其就非法持有附表編號1所示之非制式子彈犯行應構成自首云云，何以不足以採信，亦已斟酌卷內資料詳加指駁及說明。所為論斷，合乎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乃其採證認事調查職權之合法行使。且上訴人迭於民國111年4月1日警詢及檢察官偵訊、同年6月24日、同年10月3日檢察官偵訊、11 2年2月24日、113年2月1日第一審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時，均坦承本件犯行無諱，其中111年10月3日偵訊、112年2月24 日第一審準備程序時，上訴人係執行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 113年2月1日第一審審理程序則為羈押中，上訴人空言其係於毒癮發作下自白云云，顯非有據；又吳虹蓉證稱扣案手槍及原判決附表編號3、4所示非制式子彈非其所有、黑色自小客車係向上訴人借用等情，乃親自經驗、見聞之事，並非臆測之詞，上訴意旨空言指摘原判決違法，亦非可採。至吳虹蓉固於卷附扣案手槍及原判決附表編號3、4所示非制式子彈之扣押物品目錄表「所有人/持有人/保管人」欄位中簽名捺印（見他卷第8至10頁），惟吳虹蓉於員警搜索時，並未承認上開扣押物品為其所有，並稱車是「阿伐」的等語（見原審卷第305至309頁），嗣於同日警詢時亦否認上開扣押物品為其所有（見他卷第4頁正反面），上訴意旨徒以吳虹蓉有於前揭扣押物品目錄表中簽名捺印，而謂吳虹蓉即為上開扣押物品之持有人，自屬無據。又依原審就搜索現場錄影之勘驗筆錄，員警於搜索時僅有拉動槍機拉柄之情，上訴意旨空言員警於查獲槍枝時動手拆槍云云，亦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另上訴人因於警詢時即自白本件犯行，故偵查機關未另為指紋鑑定，上訴意旨空言指稱本案槍彈中並無其指紋，同屬無稽。上訴意旨無視於原判決此部分之論述，仍執前揭陳詞，重為爭辯，自與法律所規定得上訴第三審之理由不相適合。四、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判決已明確論斷說明之事項，暨不影響於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事爭論，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林庚棟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1279-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001號上訴人徐秋烱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99 1號，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55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經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徐秋烱有如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壹.所載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詹○濬之犯行明確，因而維持第一審論處上訴人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刑，暨相關沒收、追徵之判決，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敘其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按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上訴意旨雖以：其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在路上昏倒，經救護車送至衛生福利部豐原醫院（下稱豐原醫院），翌日始醒來，因身體虛脫、精神不濟，故無法於該日至原審開庭云云。惟上訴人於113年10月間，僅19日及20日至豐原醫院就診，15日及16日並無就診或住院之紀錄，此有該院114年3月17日函在卷可憑。且查原審指定於113年10月16日上午11時行審判程序期日之傳票，於同年9月 25日以郵寄合法送達上訴人戶籍地及其向原審陳報之居所，由上訴人親自收受，此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原審準備程序筆錄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業經合法傳喚。然上訴人於審理期日未到庭，亦無請假或陳報其有何不能到庭之正當事由，且其亦無在監、在押或就醫之情事，原審乃以上訴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於調查證據完畢後，不待其陳述而為辯論，完成辯論程序，並定期宣判。經核所踐行之訴訟程序，於法並無不合。上訴意旨執此指摘，自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取捨判斷苟不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並已於理由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生判決違背法令之問題。原判決依憑上訴人於偵查中之自白、證人詹○濬之證述，及卷附通訊監察譯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第一審勘驗筆錄、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函、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362號判決等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有前述販賣毒品等情，已依調查所得證據，於理由內說明其依憑論據。並敘明何以認定上訴人於偵查中之自白具任意性，且與事實相符，而得採為證據；上訴人固供出毒品上游為周○輝，惟何以認定周○輝並非上訴人本案毒品之來源，而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適用之理由。凡此，均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所為之論斷說明無悖於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亦無理由不備之違法。上訴意旨泛以其絕不敢販賣毒品，警方先入為主，於詢問詹○濬時應會告知其已坦承販毒；另周○輝亦已坦承販毒云云，主張原判決不當，並無具體指摘原判決存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難謂已符合第三審上訴之法定形式要件。 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綜上，應認本件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林海祥法　官張永宏法　官林庚棟法　官江翠萍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修弘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1001-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204號上訴人雷士霆選任辯護人許家偉律師上訴人何奕勲選任辯護人施東昇律師傅于瑄律師李奇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1345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8377、8917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1年度偵字第1902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究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雷士霆、何奕勲有如其事實欄（包含其附表一、二）所載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1（雷士霆、何奕勲）、2（雷士霆）所示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雷士霆共同犯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前（下稱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合計2罪刑；何奕勲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刑，並均諭知併科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維持第一審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論處雷士霆、何奕勲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刑，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部分之判決，駁回檢察官、雷士霆、何奕勲在第二審就此部分之上訴；暨就雷士霆撤銷改判、上訴駁回所處之刑，合併定應執行刑，以及何奕勲撤銷改判、上訴駁回所處罰金，合併定應執行刑。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以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其所為論斷說明，俱有卷內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並無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三、上訴意旨略以：㈠雷士霆部分：　⒈雷士霆係聽從何奕勲之指示，多次提領虛擬貨幣買賣價金，應屬接續犯或集合犯，僅成立1罪。又雷士霆就其提領該等款項可能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並無預見可能性。原判決逕認雷士霆成立一般洗錢合計3罪，有認定事實未依證據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⒉以雷士霆參與犯罪情節，僅屬次要角色，且與被害人徐琬庭、羅雅琴已達成民事上和解，並賠償完畢，有情輕法重、犯罪情狀可憫之處。原判決未詳為審酌上情，致未依刑法第59 條規定，予以酌量減輕其刑，復未宣告緩刑，違反罪責相當原則、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且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⒊雷士霆就附表一編號3所示犯行，已坦承犯行，是因其與被害人陳悅因和解金額差距過大，致未能達成民事上和解。原判決未審酌上情，就此維持第一審之量刑，致量刑過重，有違比例原則。㈡何奕勲部分：　⒈何奕勲與「余秉原」買賣虛擬貨幣之洗錢犯行，因各該被害人於不同時、地提起告訴，致繫屬於不同法院審理。本件與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507、548號刑事確定判決（下稱前案）有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而為前案既判力效力所及，應為免訴判決。原判決逕為實體判決，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⒉何奕勲經手之款項金額未達新臺幣1億元，可見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之法定刑，較為有利於何奕勲。原判決未及審酌洗錢防制法業已修正，逕依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規定論罪，有適用法則不當及理由欠備之違法。四、經查：　㈠行為人基於單一犯意，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行數行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者，始屬接續犯而為包括之一罪。又集合犯係具單一或概括之犯意，而為反覆、繼續性之行為，客觀上該等行為在時空關係乃密切銜接，並依社會通常健全觀念，認為僅受一次評價而屬包括一罪為合理適當者，始足當之。　　若客觀上有先後數行為，行為人主觀上雖係基於一個概括之犯意而逐次實行，並具有連續性，然其所為之數行為既侵害不同之法益，則其每一前行為與次行為，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可以分開，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每次行為皆可獨立成罪，縱構成同一之罪名，在刑法刪除連續犯之規定後，即應依其多次犯罪各別可分之情節，按數罪併罰之例予以分論併罰。　　又洗錢防制法制定之目的，係為防止洗錢者利用洗錢活動掩飾其犯罪事實，妨礙對特定犯罪及其金流之追查，故其保護之法益主要係國家對於特定犯罪之訴追及處罰權，而追查、究明被害人被害金錢之流向，亦有兼及保護被害人個人財產法益之目的。倘洗錢行為所侵犯之被害人財產法益並非同一，則各次洗錢行為之罪數認定，應審視個案被害人財產法益受侵害之情形而為認定。　　原判決說明：依證人即「余秉原」之員工羅先覺所為證述，何奕勲與「余秉原」之虛擬貨幣交易，每次均需重新議價，就支付購幣款項之方式亦非概為相同，主觀上難認何奕勲每次與「余秉原」之交易，均係反覆出於初始所預定之同一或單一之意思決定。且前案之犯罪時間與本件犯罪時間有明顯區隔，犯罪手法與情節迥異，無從認定何奕勲、雷士霆客觀上係利用同一機會實施犯罪。再佐以，前案之被害人與本件被害人不同，則侵害之法益並非同一。本件與前案係不同被害人因不同詐騙行為而受騙匯款，何奕勲、雷士霆就各該犯罪所為之洗錢行為，係於不同時間為之，刑法評價上應認具獨立性，與前案之洗錢行為非屬接續犯或集合犯之同一案件，前案確定判決之既判力不及於本件洗錢行為等旨。依前揭說明，原判決予以分論併罰，於法並無不合。何奕勲、雷士霆此部分上訴意旨，泛指：本件與前案有實質上一罪關係，以及本件前後3次犯行，應有接續犯之一罪關係，原判決或論以數罪，或為科刑判決，均屬違法云云，均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證據的取捨、證據證明力的判斷及事實的認定，都屬事實審法院的裁量、判斷職權；此項裁量、判斷，倘不違反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　　原判決主要依憑雷士霆之自白、證人楊庭豪、鄒心瑜、羅先覺等人之證詞，以及相關之對話截圖、電子錢包截圖等卷內相關證據資料，相互勾稽、印證，因而認定雷士霆有前揭一般洗錢之犯罪事實。　　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係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不得任意指為違法。雷士霆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詞指摘：其對提領款項可能侵害他人之財產法益，並無預見之可能。原判決認定雷士霆犯罪事實，有未依證據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係就原判決已詳細說明之事項，徒憑己意，再為單純犯罪事實有無之爭執，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㈢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經綜合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相關罪刑規定之比較適用結果，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未較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整體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規定，此為本院之一致見解。原判決認定何奕勲就附表一編號1、3所為，係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1項之一般洗錢罪，於法並無不合，雖未及為法律變更之比較適用，惟於判決結果並無影響。何奕勲此部分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判決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論罪違法云云，洵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㈣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乃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裁量之事項，且以於犯罪之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　　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倘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又未違背罪刑相當原則，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　　原判決說明：審酌雷士霆本件洗錢犯行之犯罪情節，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有顯可憫恕之處，且已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予以減輕其刑，並無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情，無從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旨，依上開說明，於法並無不合。　　原判決復載敘：就附表一編號1所示何奕勲、雷士霆共同洗錢及附表一編號2所示雷士霆共同洗錢犯行，審酌何奕勲、雷士霆所分擔之角色、徐琬庭及羅雅琴所受損害程度，已與徐琬庭、羅雅琴達成民事上和解，並賠償完畢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刑，並均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就附表一編號3所示何奕勲、雷士霆共同洗錢部分，審酌第一審判決已衡量雷士霆係受僱於何奕勲，並聽命行事。何奕勲、雷士霆雖均坦承犯行，但尚未與陳悅達成民事上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所為量刑，尚屬妥適之旨，而予維持。業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分別量刑。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且原判決就何奕勲之量刑，業已審酌其有未成年子女需要撫養之家庭經濟及生活狀況。雷士霆、何奕勲此部分上訴意旨，猶任意指稱：原判決量刑過重違法各云云，均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㈤緩刑之宣告，除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條件外，並須有可認為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始得為之。且此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不得任意指摘未宣告緩刑違法。原判決敘明：雷士霆因詐欺等數案件仍審理中，且其尚未賠償陳悅，難認本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不予宣告緩刑等旨，依前揭說明，於法並無不合。雷士霆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言指摘：原判決未宣告緩刑違法云云，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綜上，雷士霆、何奕勲之上訴意旨，或就原審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或就原判決已明白論斷說明之事項，仍持己見，漫為指摘違法，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本件雷士霆、何奕勲之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洪于智法　官林婷立法　官蘇素娥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君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3-台上-4204-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83號上訴人蘇映銘原審辯護人兼選任辯護人粘怡華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183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4036號），提起上訴（其原審辯護人亦為其利益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蘇映銘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08年3月1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楊登勝及周星宇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以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量處有期徒刑8年，並諭知相關沒收、追徵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及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二、上訴意旨略稱：本件偵查卷內編號（以下僅以編號載列）7 、11、12所示，有關上訴人與楊登勝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編號5所示彰化商業銀行金融卡翻拍照片、編號6所示楊登勝將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轉入上訴人申辦之彰化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編號10所示行動電話之計算機顯示「33,000/17.5=1,885. 71429」等截圖、編號8所示電子磅秤顯示「16.75」之照片等證據，依周星宇所證，係取自楊登勝手機內上傳至雲端之資料，由其下載後複製於其手機內，再由警方複製拍照所製作之文書，並非存放於楊登勝手機內之原始檔案，顯為派生證據，且上開所謂上訴人與楊登勝之對話截圖，並未標註日期，是否確為108年3月間之對話，亦非無疑，復經該2人否認為其等間之對話，亦否認其他照片係取自楊登勝手機，伊對上開證據資料之真實性亦有所爭執，原審未能就上開證據資料之真實性踐行驗真程序，遽採為上訴人論罪依據，已有違法。況周星宇係108年11月間為警查獲，距其證述與楊登勝合資購買毒品之108年3月，已逾半年，縱有購得毒品亦已施用完畢。再參諸其與楊登勝間有感情糾紛，且於其個人所涉販賣毒品案件中以指認上訴人為減刑事證，實難以排除周星宇誣陷上訴人之可能，原判決僅憑非親自見聞交易之周星宇證述，即認定上訴人有本件販賣毒品犯行，有調查未盡、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三、惟查：㈠「數位證據」係指儲存於電磁紀錄載體，或是以數位方式傳送，於審判中得用以證明待證事實之數位資訊。而將該數位資訊內容，以機械、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科技方法，「準確重製」之產出物，乃原始證據內容重現之複製品，自與原始證據具有相同之證據能力（例如拍攝電子郵件內容畫面之照片，或列印之紙本文件）。倘當事人就該複製品與原始數位資訊內容之同一性無爭議時，固得直接以該複製品為證據，若有爭議，法院即應調查以驗真該複製品是否未經變造、偽造，而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內容同一，至驗真之調查方式，除得行勘驗或鑑定外，亦得以其他直接證據或情況（間接）證據資為認定。而關於證據是否具同一性之調查，乃屬訴訟法上之事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其證明方法與程序不受嚴格之限制，無須達到毋庸置疑或毫無懷疑之程度，只需達到使法院產生大致相信該複製品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具同一性之心證即為已足，自不以取得原件為必要。至於能否藉由該複製品，證明被告有無犯罪事實，則屬證據證明力之範疇。又「供述證據」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其有無證據能力，應視是否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有關傳聞法則例外規定決定；「非供述證據」因係「物證」，自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祇須合法取得，並於審判期日經合法調查，即可容許為證據，而不生依傳聞法則決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問題。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係社群或通訊軟體儲存用戶互動對話及情境表達紀錄，此為依據社群或通訊軟體之儲存功能，本於機械作用真實保存當時對話之內容，就紀錄本身而言，未經人為操作，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非屬供述證據，祇要與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復無事證足認有透過偽造、變造所取得之情事，經合法調查後，以之為論罪依據，無違法可言。查，周星宇所證其與楊登勝向上訴人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過程，乃其親身見聞，自非傳聞證據。又卷附自周星宇手機內翻拍之手機截圖及照片（下稱數位證據），係周星宇於108年11月12日遭警查獲於108年5月間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曾峻杰後，於警詢、偵查中供出上開毒品來源為上訴人，所提供予警方之證據資料，為警方合法取得之證據。再者，周星宇證稱，108年間楊登勝為我男友，曾在我手機登入其當時之Google帳號，也有分享其雲端相簿給我，我因此取得編號1至14所示照片。2人於108年3月初講好，一起向上訴人購買半台甲基安非他命，由楊登勝傳送編號7 、11、12所示對話內容截圖給我等語。楊登勝亦證稱，我確實曾在周星宇的手機登入過我的Google帳號，不小心按到同步，所以2人手機內的相片均會相互同步到對方的Google相簿內等語。上訴人與周星宇、楊登勝均稱，編號7、11、12 所示對話截圖所顯示暱稱「阿銘」、「嚇鼠（老鼠圖示）寶寶了」之人為上訴人，且有編號1所示上訴人之相片及截圖內之大頭貼照片可佐，上訴人及楊登勝均未表示上開對話內容有經僞造、變造。上訴人就本案帳戶為其所有，且有編號 6所示108年3月13日23點38分，楊登勝轉帳3萬3000元至上訴人本案帳戶之事實不爭執，復有彰化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可稽（見偵查卷第70頁），足認編號7、11、12之對話內容截圖為上訴人與楊登勝之對話紀錄，亦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復經原審於審理期日就本案數位證據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有證據能力，自得採為本案判斷之依據。至上開數位證據是否足為本案補強證據，乃證明力之範疇，上訴人及其辯護人空言此為傳聞證人周星宇所提衍生證據而無證據能力（見原審卷第97、120頁），自無可採，此經原判決敘明理由，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再執前詞，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行爭執，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㈡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再販毒者與購毒者，係屬對向犯罪之結構，對向犯證人之證述，固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而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然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陳述者所述不利被告之犯罪情節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是以購毒者或共犯之證述若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即足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尚難因其等於被訴販賣毒品案件中供出被告為毒品來源，請求依法減免其刑，即認其等證述不可信。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供述、周星宇、楊登勝之證述、本案數位證據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上訴人於108年3月間某日，以暱稱「阿銘」、「嚇鼠（老鼠圖示）寶寶了」傳送Line訊息予楊登勝，約定以3萬3000元之代價販賣毛重17.5公克（淨重16. 7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嗣楊登勝於108年3月13日23時38 分許，將3萬3000元匯至上訴人之本案帳戶，上訴人即於翌日（14日）20時7分後之同日某時，在其位於桃園市不詳地址住處，將前開數量之甲基安非他命交予楊登勝或周星宇其中1人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並說明：周星宇與上訴人間並無仇隙，其所提出編號7、11、12所示上訴人與楊登勝間之對話內容顯示，某日18時14分至37分，楊登勝要向上訴人購買「半台現貨」，價格為「66∕2」（即1台為6萬6000元，半台為3萬3000元），上訴人要求先匯款等語，中午12時1 5分，楊登勝稱「等等可以過去拿的時候，跟我說」、迄晚間8時7分，上訴人表示「來了」、「可以來」，佐以編號5 、6所示（108年3月13日）23時38分，楊登勝帳戶有轉入本案帳戶3萬3000元之事實，編號9、10所示照片顯示計算3萬3 000元∕17.5公克，1公克為1,885.71429元，及編號14所示1 包白色結晶（即甲基安非他命）、編號8所示電子秤上顯示淨重16.75公克之照片，及周星宇於108年5月間以1公克甲基安非他命2000元之價格販賣予曾峻杰，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331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在案等情，堪認周星宇所證本件交易過程真實可採，上訴人辯稱楊登勝會幫我修水電，買修水電的設備及安眠藥，我也會賣一些3C產品給楊登勝等語，楊登勝亦附和其詞，惟均未能提出相關佐證以實其說，自無足採。已就上訴人所辯何以不足以採信，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說明其取捨之理由綦詳。核其所為之論斷，尚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上訴意旨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任意指摘原判決不當，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四、綜上，上訴意旨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主觀任意爭執，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林立華法官莊松泉法官李麗珠　　　　　　　　　　　　　　　法官陳如玲法官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583-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家暴殺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00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江林達上訴人即被告徐○○ 選任辯護人林明賢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家暴殺人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8月27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3年度上重更一字第2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9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 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為上訴人即被告徐○○（下稱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殺死被害人即其妻曾○○之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不當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被告以殺人罪，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暨為相關沒收之宣告。已詳敘調查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 採證認事，係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其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如未違背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又所謂補強證據，其所補強者，不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只須因補強證據與其他證據相互印證結果，依社會通念，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認者，即足當之。原判決綜合被告之部分供述、告訴人曾○萍（被害人之母）與證人曾○慈（被害人之姐）、黃○孟、謝○家（上2人為到場救護之消防隊員）暨鑑定證人許○憲之證述、相驗屍體證明書、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警方現場勘察報告、現場照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原審勘驗筆錄、被害人手機內儲存之照片、扣案如其附表所示之系爭關刀等物及其他證據資料，憑以認定被告於民國110年7月11日因查看被害人之手機，發現被害人未依承諾刪除與其他男子（下稱甲男）之親密合照，懷疑被害人與甲男仍有聯繫，竟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將被害人壓制在地板上，徒手及以除塵紙滾筒、扳成直線狀之金戒指等物，接續毆擊、刮刺被害人胸腹、頭臉部，並持金屬製模型關刀（全長約23 公分；下稱系爭關刀），猛力直插戳入被害人口腔，造成系爭關刀斷裂、刀柄彎折，及以銅幣塞入被害人口內，復徒手用力壓迫被害人頸部，造成被害人受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多處瘀傷、銳器傷、瘀挫傷、骨折、出血等傷勢，並因外傷出血及肺內吸入血液而窒息死亡之犯罪事實。復敘明：⑴如何認定被害人前述傷勢，係其生前遭被告以上開暴力攻擊行為造成，及被害人因外傷出血造成呼吸道吸入血液，加上其頸部受外力壓迫、頸部腫脹，以致窒息而死亡。又被害人之血液中雖驗出高濃度毒品Mephedrone（即4-甲基甲基卡西酮）反應，惟何以認定被害人屍體呈現之跡證與施用毒品中毒死亡之情形不同，被告所辯：被害人之死亡係毒品中毒所致，與其加害行為無關云云，難以採信；⑵依被告對被害人之穿著、交友狀況多所管制；被告對被害人在其入監期間與甲男交往，心存芥蒂，數度為此與被害人起爭執，被害人因而保證絕不再與甲男聯繫，且會將其手機內有關甲男之資訊全數刪除；被告於案發前1日（110年7 月10日），僅因冰箱內之西瓜汁，即懷疑被害人與甲男外出並發生爭吵；及被告於案發前查看被害人手機內之相簿時，遭被害人以手機內有其與甲男之合照為由，將手機取回，拒絕被告查看，惟被告仍欲拿取被害人之手機查看，隨即發生本案；以及被害人之手機內確尚存有其與甲男親密合照數幀等情，認定本件被告係因不滿被害人未依承諾刪除甲男之資訊，且不讓其查看手機內容，懷疑被害人仍與甲男聯繫而起意為本案犯行； ⑶依被告行為時為年滿25歲之成年人，具有高中肄業之學歷，為具有相當智識程度之成年人，當知人之胸腹部內有多項重要臟器，與頭臉部均屬人體重要部位；且口部為呼吸器官、頸部佈有動、靜脈血管及氣管，係供應腦部氧氣、維繫人體生命之重要部位；如猛力毆擊胸腹部，或以硬物塞入口內、強力按壓頸部，極可能造成臟器破裂出血，或因呼吸道遭阻塞、吸入血液而無法呼吸，導致窒息死亡之結果，竟針對被害人之頭臉、胸腹部等人體重要部位攻擊，且直插，戳入被害人口腔之系爭關刀並因此斷裂、刀柄彎折，而徒手壓迫被害人頸部，亦造成其頸部兩側舌骨出血、右側舌骨骨折、兩側甲狀軟骨上角出血骨折，均足見其力道甚猛；再參以其攻擊之次數、本件衝突起因及犯罪動機，論斷何以認定被告係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為本案犯行；⑷被告於案發前雖服用毒品咖啡包，惟如何依告訴人於110年7月10日晚間11時許與被害人視訊通話逾1小時期間，均未見被告神態有何異常之處；被告於本案偵審期間，就其為本案犯行前，與被害人之互動情形、將被害人從沙發移到地板、行兇先後順序等節，均可完整陳述，對事發經過記憶清晰；且於發現被害人失去呼吸、毫無反應，即認知被害人有性命危險，亦知道自己完蛋了等情，認定被告當時仍具一般人辨別事理及控制行為之能力，並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不罰或得減輕其刑規定適用等旨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並就被告否認犯行所辯各節，如何不足採信，亦皆於理由內詳加論述、指駁。凡此，均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所為之論斷說明，且係合乎推理之邏輯規則，並非僅憑被告之供述為唯一證據，尤非單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亦無調查職責未盡或理由不備等違誤。且查被告並非將系爭關刀橫放在被害人口中，反係將之直插、戳入被害人喉嚨，再將銅幣塞入，其所為顯非為避免被害人因抽搐咬到舌頭。又其在警方據報到案發現場時，明確知悉當時有何人在屋內，亦知其正跪坐在被害人身旁哭泣，及現場塑膠臉盆內之照片係其子丟入，臉盆內之液體則係清水暨其割腕所流之血液，益徵原審認定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其辨識及控制能力並無全然欠缺或顯著喪失，及不採被告所稱係為驅邪之辯詞，與經驗及論理法則無悖。被告上訴意旨泛謂其因施用毒品而記憶錯亂、不全，原判決卻擷取其部分供述，別無其他補強證據遽為其不利之認定。又一般驅邪本係以關刀為之，原判決卻謂其故佈疑陣，純屬臆測。另原審就被害人係生前或死後遭插入關刀？被害人之傷勢是否均生前造成？被害人死因是因口部外傷出血或壓迫頸部所致？其於告訴人到場前有無對被害人施以急救等節，全未加以釐清，均於法有違云云，重為事實之爭辯，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關於犯罪時間之認定，如未盡精確，惟如無礙於特定犯罪事實之同一性，而與構成要件、刑罰加減免除等事項不生影響者，即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原判決勾稽前述證據資料，已達可得認定被告為本案犯行之程度，縱令其認定本件案發時間為110 年7月11日凌晨，與證人吳○傑所述其弟吳○揚聽到該戶男、女對話之時間（同日上午11時許）未盡相符，亦僅係犯罪時間未十分明確，並非被告有無殺害被害人不明之問題，仍無礙於犯罪事實之確定及犯罪同一性之辨別，不生違背法令之問題。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審就此疑點，未傳喚吳○傑或吳○揚查明，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云云，同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逐一盤點審酌被告關於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復敘明被告僅因心生懷疑、忌妒情緒，無視被害人對其不離不棄之情誼，及被害人家屬對其之善意，亦不顧年幼稚子尚在身旁，竟基於殺人之直接故意，殺害被害人，其雖非有計畫性之預謀犯罪，然其犯罪動機及目的均甚自私；被告以徒手及多項器物，接續攻擊被害人多處身體要害，所用力道甚為猛烈，導致被害人之頭臉、胸腹、頸部各處傷痕累累，其犯罪手段顯屬殘忍；被告雖當庭向告訴人下跪道歉，並一再表示有賠償意願，惟其所為對被害人家屬造成極大傷痛及無可彌補之損害，亦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參以被害人家屬已就賠償金額屢屢退讓，被告仍以金額過高無法達成和解；及其因另案在監執行期間表現良好，獲頒文康活動之獎狀。審酌前開事項，兼衡被告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品行等一切情狀，認以量處無期徒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為適當之具體理由，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尤無未審酌被害人對被告之情誼、被告之惡性與犯罪手段暨情節、否認犯行及表達和解意願之犯後態度等情，且亦無客觀上量刑畸重等違反罪刑相當與公平正義之情形，難認有裁量權濫用之違法情形。又司法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業已揭示：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屬無違。至於就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法院於個案量刑時，仍須進一步衡酌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刑法第57條第4款至第6款、第10款規定參照），以判斷被告是否有再犯類似最嚴重犯罪之高度危險，且無更生教化、再社會化之可能，致須採取宣告死刑此等永久隔離之最後手段等旨。而原判決既已衡酌被告另案在監執行期間表現良好，顯認定被告非無更生教化、再社會化之可能，則其未選科死刑，自無違法可指。檢察官上訴意旨漫指被告所為係情節最嚴重之犯罪，犯後毫無悔意，民事判決確定後亦分文未償，應量處死刑云云；被告上訴則主張其已提出和解方案，惟不為被害人家屬接受，並非無和解誠意，又被害人之傷勢非無可能是其死後造成，難認被害人死亡前有疼痛、恐懼之情，原判決量刑顯然過重云云，皆難憑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檢察官及被告其餘上訴意旨，經核亦均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之情形，同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綜上，應認其等本件上訴俱不合法律上之程式，皆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林海祥法　官張永宏法　官林庚棟法　官江翠萍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修弘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900-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過失致人於死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33號上訴人袁志豪選任辯護人曾海光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人於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9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1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上訴人袁志豪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刑，已詳述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以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並對於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所辯各節，何以均不足以採信，亦於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自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證人江璧君、陳亭惠未證述上訴人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下稱本件小客車)、被害人楊謝青鸞騎乘之自行車(下稱本件自行車)之車損及被害人倒地位置，且江璧君之證述前後不一。又警方所繪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亦無被害人所躺之位置，且在「現場處理摘要」欄記載「不知行向之B車(指本件自行車 )」，可見事發經過不明。原判決就兩車之行車方向、撞擊點暨車損、被害人倒地位置等情，未詳加調查究明，逕認上訴人犯罪事實，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矛盾之違法。　㈡倘兩車相撞，本件自行車前方車輪應會受擠壓變形，而本件現場及車損照片顯示，本件自行車前方車輪並無變形。原判決逕以本件自行車龍頭把手及車輪歪斜，作為認定兩車有發生碰撞之依據，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　㈢江璧君已證述其位於本件小客車左後方，未看見車輛右側本件自行車接近之情形，並無目擊碰撞經過等情，復證述：本件小客車有慢下來，駛過行人穿越道，才聽到聲音等語。又行人穿越道旁為不銹鋼護欄及花圃，本件自行車不可能穿越花圃及護欄，被害人即非在行人穿越道上遭撞擊。可見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覆議委員會(下稱覆議會)之鑑定結果，所認定雙方車輛有發生碰撞情形，並非實在。原判決未詳為審酌上情，遽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　㈣本件小客車之右後照鏡片僅有掉落，並未破損，且鏡框並無刮痕、血跡或碰撞凹痕，足認江璧君證述被害人掛在本件小客車右側之情，應不可取。又依警方所繪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本件自行車係反向傾倒於行人穿越道右前方1.7米道路上，且本件小客車並無與本件自行車碰撞之刮痕，可見兩車並無碰撞。再者，本件小客車之高度1.3米，而被害人騎車時應高於1.6米，以江璧君既證稱未見兩車碰撞情形，應係被害人不知何原因持大鎖頭「敲擊」本件小客車前擋風玻璃後，導致重心不穩傾倒。況本件自行車之置物籃早已破損，足以影響鑑定結果，警方對本件自行車之採證照片，係在事發後一個月所拍攝，難認與事發時之狀況相同。原判決未依上訴人聲請囑託中央警察大學再次鑑定交通事故責任歸屬，遽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矛盾之違法。　㈤本件被害人家屬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判決確定在案，應視為雙方已和解。原判決逕以雙方未和解為由而未予從輕量刑，有違罪責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四、惟按：　㈠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無違法可言。　　又所謂之補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且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證人之證述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足當之。至於證人的證述內容，縱然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的判斷、取捨，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　　原判決係依憑上訴人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及江璧君等人之證言，佐以原判決理由欄所載證據資料，相互比對、勾稽，而為前揭犯罪事實之認定。並說明：上訴人於警詢中供述：我才穿越該路口，「行經至一半時」（約車身有一半超過撫順街與撫順街41巷口），右前方的擋風玻璃突然遭不明物體敲到，造成右後照鏡鏡片脫落等語，以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勘查兩車車損情形結果：本件小客車車頭白色刮擦痕及本件自行車表面多處黑色擦痕等移轉性跡證之情；第一審勘驗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被害人騎乘本件自行車由畫面之右上角與上訴人所駕駛之車輛「垂直」，「欲進入路口」之後，上訴人及本件自行車遭騎樓柱子遮擋，過程中，未見本件小客車顯示煞車燈之情，且參酌江璧君於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述、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之鑑定意見，可見本件自行車係遭本件小客車右前車頭（指右前車輪上方之右側車身處）碰撞，而人車倒地等情。又本件小客車前擋風玻璃蜘蛛網狀破損、右後照鏡鏡片脫落，不排除係本件自行車遭撞後，車上物噴飛撞擊擋風玻璃，以及鏡片勾拉被害人衣物，導致被害人向車後滾落拉扯脫落所致。再者，本件自行車之前車輪確有「龍頭把手、車輪歪斜狀況」，顯係經外力撞擊所致等旨。復說明：江璧君業於第一審審理時到庭作證，並就各項待證事實證述明確，無再行傳喚江璧君到庭調查之必要，又本件已依前述證據判斷兩車有碰撞事實，無再囑託中央警察大學就此進行鑑定之必要等旨。　　原判決採信上訴人前揭於警詢中供述穿越路口行駛至一半時之情況，以及江璧君關於聽到車輛撞擊聲響後，目擊被害人從本件小客車側滾到右後方始跌落地下之情，自係不採信江璧君有關本件小客車已通過行人穿越道，才聽到聲音部分之證言，此為採證之當然結果。又原判決以第一審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顯示：本件小客車由左往右行駛，本件自行車自畫面右上角與本件小客車垂直，欲進入路口之後……情形( 見第一審卷㈡第23頁)，因而認定：兩車係垂直行進發生碰撞，上訴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等情，乃原判決綜合各項直接證據、間接證據，以及情況證據所為判斷，且其所為論斷說明，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不悖，縱未逐一論列上訴人所爭辯之各項細節之取捨情形，仍於判決結果無影響，揆之上開說明，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再者，本件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鑑定結果：依警方交通事故現場圖、警方照片、當事人談話紀錄顯示，事故前本件自行車自撫順街、撫順街41巷口西北角人行道上北向南行駛，本件小客車沿撫順街東向西行駛，至肇事處時，本件自行車與本件小客車右前側撞擊而肇事等情(見偵字第3267號卷第95頁背面、第113頁背面、第114頁)，乃係綜合交通事故全部證據資料所進行之鑑定，而非僅以江璧君之證述、本件自行車之照片而為。原判決以上述鑑定意見補強上訴人及江璧君之供述，尚無違法可言。況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過失責任，並非僅憑江璧君之證述、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之鑑定結果，而係參酌上訴人所為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此乃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言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背證據法則，並有理由欠備、矛盾之違法云云，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所定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者，始足當之。　　證人已由法官合法訊問，且於訊問時予當事人詰問之機會，其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得再行傳喚，刑事訴訟法第196條定有明文。　　卷查，本件於第一審審理時，江璧君已到庭以證人身分行交互詰問，並就各項待證事實證述明確，且本件業經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鑑定在案。上訴人聲請傳喚江璧君到庭調查，以及就本件車禍囑託中央警察大學進行鑑定，所指待證事實並無不同，且此業據原審綜合上訴人之供述及江璧君之證述及調查所得各項證據，合理判斷取捨其等證言之憑信性，而為事實認定，難認仍有調查之必要。原審未再傳喚江璧君到庭調查，以及未就本件車禍囑託中央警察大學進行鑑定，於法尚無不合。此部分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判決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云云，殊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㈢量刑之輕重，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法院於量刑時，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顯然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　　原判決說明：審酌上訴人之過失情節，造成被害人家屬無法彌補之創痛，犯後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民事上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之旨，而為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而為量刑，既未逾法定刑度，又未濫用裁量之權限，亦無違背罪刑相當原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至於被害人家屬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移送第一審法院民事庭後判決確定，並非雙方達成和解。上訴意旨指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件之判決，應視為雙方已和解云云，難認有據。原判決前揭對於上訴人犯後態度之說明，於法尚無不合。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言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違反罪責相當原則云云，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綜上，上訴意旨係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或原判決已明白論斷說明之事項，仍持己見，漫為指摘違法，或單純就犯罪事實有無，再為爭辯，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至於其餘上訴意旨，均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蘇素娥法　官林婷立法　官洪于智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杜佳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933-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67號上訴人張訓睿選任辯護人李瑀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10月16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627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60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張訓睿無罪之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之例，從一重論處其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共2罪刑（俱一行為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罪，各處有期徒刑1年1月、1年4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及為沒收（追徵）之宣告，已詳敘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及證據取捨並認定事實之理由；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上訴人之上訴意旨略以： 上訴人並未參與詐欺集團，與蔡冠勛（另案判處罪刑）、陳昱鵬（業據另案起訴）間之往來款項係天九牌之賭博債務，上訴人主觀上並無詐欺或洗錢之犯意，自不構成犯罪。 依卷内資料，陳昱鵬本案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戶（下稱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交易明細，僅節錄至民國110年9月8日為止，顯然無從認定陳昱鵬於同年9月11日匯至上訴人本案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戶（下稱本案郵局帳戶）、繼而由上訴人提領之款項，亦為本案被害人遭詐騙而匯款之金流，自難認定上訴人此部分構成犯罪。原判決就此僅以上訴人本案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顯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且有應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及理由欠備之違誤等語。惟查： 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復已敘述其憑以判斷之心證理由，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㈠原判決綜合卷內所有證據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於理由欄敘明認定上訴人有原判決事實欄所載，與蔡冠勛、陳昱鵬及其他不詳詐欺集團成員間，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分別提供金融帳戶，作為第三至五層帳戶，並均擔任提款車手，負責將領得款項轉匯至下一層帳戶，嗣經該詐欺集團對被害人沈億茹、李常先詐騙，致其等分別匯款至第一層帳戶後，被層轉至第四層或第五層之本案郵局帳戶內，再由上訴人前往提領，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妨害國家偵查機關對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及保全而洗錢等犯行之得心證理由。另對於上訴人否認犯行，辯稱：我與蔡冠勛、陳昱鵬都是國中同學、相識之友人，常在一起賭博，蔡冠勛、陳昱鵬因賭博而積欠我賭債，上開我提領之款項，均係蔡冠勛、陳昱鵬清償欠我的賭債，我不知該錢的來源是詐騙的錢，亦未參與詐欺取財、洗錢之犯行，我之所以於款項匯入後馬上提領，是因為我有交通違規罰單，怕被強制執行等語，以及其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蔡冠勛於110年9 月8日收到陳昱鵬的轉帳，可分為兩大類，第一類為新臺幣（下同）48萬元，此部分已經由蔡冠勛以現金提領，另一部分10 萬元，轉匯給上訴人9萬9千元，如果說蔡冠勛是詐騙集團所控制的提領車手，而陳昱鵬匯給蔡冠勛的錢，全部都是詐騙不法所得，為何蔡冠勛要分做不同處理？既然蔡冠勛知道要用提領現金方式規避查緝，為何又要用匯款方式留下犯罪金流紀錄，讓檢警查到上訴人？所以說蔡冠勛做不同模式處理，很可能係就10萬元作自己的消費才匯款給上訴人，而上訴人也不知道前開的10萬元與詐騙款項有何關聯性，又若陳昱鵬真的是詐欺轉匯的車手，以本次的金流來看，陳昱鵬明顯可以跳過蔡冠勛直接將不法金流匯款給上訴人，如此蔡冠勛在金流鏈中全無存在的必要，而若蔡冠勛在金流鏈中有存在必要，但其都已經有提領現金的行為，又如何需要上訴人的第五層帳戶用來收受轉匯不法所得，因此本件上訴人收受的款項，不能僅以客觀上輾轉來自於詐騙款項而認定上訴人明知或有預見此情，其相信蔡冠勛與陳昱鵬匯給上訴人的錢，係本於其2人的財產直接消費處分等語，如何認與事實不符而無足採等情，詳予指駁。㈡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任意推定犯罪事實、違背證據法則、調查職責未盡、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㈢再：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固規定，依本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者，其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但應行調查之證據範圍，在同法並未定有明文，該項證據，自係指第二審審判中已存在之證據，且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認為應行調查者而言。卷附之陳昱鵬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交易明細雖僅記載至110年9月8日，惟上訴人本案郵局帳戶交易明細已明確記載於同年9月11日有自陳昱鵬本案中國信託帳戶轉入之款項（見111年度偵字第36031號卷第109頁），原審依此認定陳昱鵬有於110年9月11日匯款至上訴人本案郵局帳戶，並由上訴人提領等情，並無何認定事實不依證據可言。且原判決亦已說明如何依據上訴人之部分陳述、證人即告訴人沈億茹、李常先之證詞，暨如原判決附表一「證據資料」欄所示之證據資料而為認定之旨，並非僅以陳昱鵬本案中國信託帳戶或上訴人本案郵局帳戶之交易明細，作為認定上訴人本件犯罪之唯一證據，自無採證違背證據法則之情事。何況，依卷內資料，上訴人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審判期日，經原審審判長詢以「尚有證據請求調查」時，均答稱「無」（見原審卷第216頁）。原審認上訴人本件犯罪之事證已明，未再贅為其他無益之調查及論述，難謂有調查證據職責未盡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㈣上開上訴意旨所指各節，或係就無礙於事實認定之事項，或係重執上訴人在原審辯解各詞及其個人主觀意見，就原審採證認事適法職權行使及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為爭執，俱難認係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 上訴人之其他上訴意旨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核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 綜上，應認上訴人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林立華法　官王敏慧法　官莊松泉法　官陳如玲法　官李麗珠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李淳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667-202503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19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蘇正國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268 號，中華民國113 年9 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緝字第141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對被告蘇正國（下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證人劉家宏(下稱劉家宏)已於偵訊中明確指出：我有聽被告說去觀音山偷東西未成，好像是被證人汪家豪(下稱汪家豪) 的老闆發現等語，此等供述顯係直接自被告處聽聞而來，乃親身經歷，並非主觀臆測。原審雖以劉家宏並未隨汪家豪於民國111 年8 月14日行竊為由，而彈劾劉家宏證述之憑信性，然111 年8 月14日行竊之事件，自始不在起訴及審判的範圍内，且劉家宏是否行竊、是否被檢察官提起公訴，亦與被告是否行竊，乃互不相干之獨立事件，自不能以劉家宏之未行竊或未被提起公訴，而斷定被告亦未行竊。　㈡汪家豪所參與之本案竊盜罪行，業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307 號判決有罪確定，參以汪家豪於警、偵訊均指稱：我與被告說好要偷東西，才會由我駕駛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甲車）至被告住處，載被告一起去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即告訴人蘇榮輝(下稱告訴人)使用之倉庫（下稱本案倉庫），各自搬完再一起變賣平分得款等情，而證人即資源回收場負責人蘇明國(下稱蘇明國)亦證稱： 2 名男子於8 月中旬白天，駕駛1 輛白色貨車載運廢鐵684 公斤及廢白鐵130公斤變賣等情。另經原審勘驗結果，雖無法辨識本案車輛內人員，但確實可見副駕駛座上坐有1 人，此與汪家豪證述均與被告共同前往等情相符，足認汪家豪、劉家宏、蘇明國之證述間，自足以相互勾稽，補強被告之犯罪事實。　㈢被告於原審中自承：111 年8 月16日汪家豪下午駕車至我住處載我去本案倉庫，要我幫忙整理現場，下車不到2 分鐘，即有1 名年約60歲男子(即告訴人)到場並叫汪家豪別跑，汪家豪旋即跑入草叢，因我不會開車，遂沿道路步行離去等語。倘若被告自始至終均無竊盜之犯意，在聽聞告訴人喝斥別跑後，理應表示驚訝，或當即聯絡汪家豪返回現場繼續「工作」，或留滯現場詢問告訴人詳情，何以逕行拋棄價值斐然之車輛，逕自徒步離去？可見被告應係唯恐事跡敗露逃離，自有竊盜之犯意甚明。　㈣被告自承有於111 年8 月15日與汪家豪至「大大五金企業行」向證人呂運泓(下稱呂運泓)承租發電機、切割機、砂輪機等物，並於翌日與汪家豪共乘甲車同至本案倉庫被發現，參以上開物乃行竊工具，且當日被告等被查獲時，已竊得貨櫃屋鐵窗2 片得手，置於甲車之車斗上，堪認被告辯稱與汪家豪至本案倉庫整理東西，與實情不符而難以採信。　㈤原審未審酌上情，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有違誤。爰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等語。三、本院查：　㈠原判決中已綜合審酌各項證據，並經逐一剖析，互核印證結果，斟酌取捨後，詳為說明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並敘明檢察官之主張及舉證何以不足採信及存有合理懷疑而無法達到確信為真實之程度，不足為不利於被告認定之依據( 詳附件原判決理由及)。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違法失當等情事。　㈡上訴意旨雖以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然而：　1.人的陳述常受到個人感知、記憶、敘述、表達及誠實信用之不同，甚至情緒的影響，而具有虛委的危險或游移反覆的特性，所以為了避免輕率的入人於罪，造成冤案，法院採納此種陳述性的言詞證據，都必須非常慎重。又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共犯自白本質上可能隱含推諉卸責、栽贓嫁禍等虛偽危險性，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以察是否與事實相符。　2.汪家豪固於111 年8 月18日警詢中證稱:我於111 年8 月16 日駕駛甲車搭載被告前往本案倉庫行竊鐵窗2 片(證物二)後，準備再行竊時，告訴人剛好來巡倉庫，我被老闆發現後，我與被告分頭逃離現場等語（警一卷第4 頁)，且其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本案檢察官起訴之竊盜犯行均係與被告共同為之，且111 年8 月16日下午該次已經從倉庫偷得2 片鐵窗並有搬上車了，剛好告訴人來巡倉庫發現我們，我們就逃離現場等語（本院卷第120至123頁)。但上情為被告所始終堅詞否認，並辯稱:111 年8 月15日有跟汪家豪去租工具，但租完後他就說老闆那邊不用做了，就載我回家，我只有於11 1 年8 月16日下午被汪家豪騙說要去工作，只有去過1 次，到那邊時不到2 分鐘，突然有人叫汪家豪「嘜走」(台語)，汪家豪就跑入草叢，我沒有搬到任何東西，我不會開車就步行離開等語。　3.就公訴意旨所指111 年8 月16日犯行部分：　　經原審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所示（原審易卷第207 至20 9、221至239頁），本案倉庫聯外道路之監視器於111 年8 月16日14時33分許，即已攝得甲車載運鐵窗2 片「駛向」本案倉庫，有原審勘驗監視器畫面之截圖可證（編號9-1，原審易卷第237 頁）。又告訴人於111 年8 月16日前往倉庫要整理物品，看到汪家豪，並叫汪家豪不要跑，汪家豪即馬上從草叢逃逸消失，告訴人發現甲車上有其遭竊2 片鐵窗，便報警處理等情，亦經告訴人於警詢中陳述明確(警卷第11頁) ，且警車旋於同日14時55分許到場，有原審勘驗監視器畫面之截圖可證（編號10，原審易卷第239 頁），員警在甲車之車斗查獲者，外觀與上述監視器上攝得之鐵窗2 片相符（警一卷第41頁照片）。再佐以汪家豪於本院作證時，經檢察官詰問111 年8 月16日那天到本案倉庫是否已竊得2 片鐵窗，最初係證述:還沒，正準備要搬等語（本院卷第120頁)，之後經檢察官提示警詢筆錄，始改為上開證述之情（本院卷第 120頁)，然經本院補充詢問汪家豪上述監視器所拍甲車上為何已有2片鐵窗，究竟是何時竊得？汪家豪則證稱:這部分我忘了，只記得有偷貨櫃屋上之鐵窗，但時間我忘了等語(本院卷第123頁)，堪認汪家豪並未能就監視器所拍甲車「駛向」本案倉庫時車上已有2 片鐵窗之疑點予以合理說明，甚至證述未確定是何時所竊取。是綜合上述事證相互勾稽，斟酌取捨後，本院綜合判斷認:⑴本案倉庫鐵窗2 片遭竊之時點，應係汪家豪於111 年8 月16日14時33分駕甲車「駛向」本案倉庫之前某時點，而非汪家豪於111 年8 月16日該次搭載被告前往本案倉庫時所共同竊得，汪家豪上開警詢中證述:我於111 年8 月16日駕駛甲車搭載被告前往本案倉庫行竊鐵窗 2 片後，準備再行竊時，告訴人剛好來巡倉庫，我被老闆發現後，我與被告分頭逃離現場等語，及其於本院證述:111 年8 月16日下午該次已經從倉庫偷得2 片鐵窗並有搬上車了等語，均與事實不符，而非可信，並足認汪家豪之陳述，縱使係於案發後相隔不久(約2 日)之警詢時，其之陳述已有瑕疵，並非完全真實可信；⑵被告辯稱：到那邊時不到2分鐘，突然有人叫汪家豪「嘜走」(台語)，汪家豪就跑入草叢，我沒有搬到任何東西等語，與上述原審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相符，亦與告訴人111 年8 月16日第一次警詢時之證述內容僅提及汪家豪，而未證述有目睹被告有下手共同行竊等情 (警一卷第9 至12頁)不悖，尚堪採信；⑶檢察官上訴意旨雖認：倘若被告自始至終均無竊盜之犯意，在聽聞告訴人喝斥別跑後，理應表示驚訝，或當即聯絡汪家豪返回現場繼續「工作」，或留滯現場詢問告訴人詳情，何以逕行拋棄價值斐然之車輛，逕自徒步離去？可見被告應係唯恐事跡敗露逃離，自有竊盜之犯意甚明等語。惟查，告訴人111 年8 月16日第一次警詢時之證述內容僅提及汪家豪，而未證述有目睹被告有下手共同行竊等情，已如前述，且被告於原審就此已供稱：我下車不到2 分鐘有1個人叫汪家豪別跑，汪家豪就跑去草裡面，那個人有看到我，我跟他說汪家豪請我做工，然後也沒做到，他說汪家豪是來偷東西的，我說我不知道，那個人沒有叫我留下來，我不會開車，我就用走的回去等語( 原審易卷第216頁)，則被告既已經告訴人告知汪家豪係前往本案倉庫竊盜及汪家豪已逃跑等實情，且因被告不會開車，其因而未聯絡汪家豪返回現場繼續「工作」，並步行離開，自均無明顯悖於常情，是檢察官以上述主張推認被告有竊盜之犯意，亦非可採；⑷甲車上所置放之鐵窗2 片，既非汪家豪於111年8 月16日該次搭載被告前往本案倉庫時所共同竊得，則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當日被告等被查獲時，「已竊得貨櫃屋鐵窗2 片得手」，置於甲車之車斗上，堪認被告辯稱與汪家豪至本案倉庫整理東西，難以採信等語，與本院所採認之上述事實不符，自非可採，且依公訴人就本案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於111 年8 月16日14 時33分許，與汪家豪一同前往本案倉庫，已「著手」竊取鐵窗2 片之竊盜未遂犯行。　4.就公訴意旨所指111 年8 月12日12時31分、111 年8 月13日 16時52分、111 年8 月15日12時45分及同日23時16分共4 次竊盜既遂犯行(下稱系爭4 次竊盜)部分:　　⑴檢察官雖以:汪家豪證述係「與被告共同竊盜」，及由蘇明國之證述係「2 名男子」前往變賣廢鐵等物，另原審勘驗結果，雖無法辨識本案車輛內人員，但確實可見副駕駛座上坐有 1 人。又被告自承有於111 年8 月15日與汪家豪至「大大五金企業行」向證人呂運泓(下稱呂運泓)承租發電機、切割機、砂輪機等物等前揭上訴意旨，而認汪家豪「就系爭4 次竊盜均係與被告共同竊盜」。　⑵惟查，人的陳述受到記憶等因素之影響而具有虛委的危險或游移反覆的特性，共犯自白本質上可能隱含推諉卸責、栽贓嫁禍等虛偽危險性，汪家豪之證述已有瑕疵，並非完全真實可信，已詳如前述。又汪家豪前於偵訊中證稱:111年8 月12 至14日這3 天我有跟被告或劉家宏去，我要看監視器畫面才有辦法確定我跟誰，(檢察官提示監視器畫面)111年8月12、 13日都與被告一同行竊，同月14日是跟劉家宏一起行竊，同月15日換車再與被告一同行竊，同月16日被發現，但被告跑掉。因為14日是載鐵架，所以我確定是跟劉家宏一起去偷等語(偵二卷第83至84頁)。然依原審勘驗結果所示，汪家豪於 111 年8 月12、13、15、16日前往本案倉庫時所駕車輛均為甲車，此有原審勘驗監視器畫面之照片可證（原審易卷第22 1至237頁），甚至警方調閱案發現場附近聯外道路監視器，於111年8 月14日在大社區中山路段西向東所拍到載運物品之車輛亦為甲車，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路口監視器截圖可證（警一卷第47頁左下角照片)，則汪家豪所述8月 15日有換車再與被告一同行竊，亦與事實不符。又觀汪家豪於警詢中就警員詢問111 年8 月12日至15日共5 次行竊之共犯時，係證述共犯為被告(警一卷第6 頁)，然汪家豪於上開偵訊中則證稱:於111年8 月12至14日這3 天我有跟被告或劉家宏去行竊等語(偵二卷第83頁)，而其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 :「我和劉家宏去沒幾次」、「(與被告一同租借工具之後，是否有一起去偷東西？)租的那天沒有」等語(本院卷第123 頁)，顯見汪家豪就與何人共同行竊，歷次陳述並非前後均完全一致，況依卷內證據，汪家豪與被告一同租借工具之日期即為111 年8 月15日11時48分許，此有監視器畫面截圖（警一卷第57頁)，則其證述租借當日(111 年8 月15日)未與被告共同行竊，亦與其多次證述111 年8 月15日係「與被告」共同行竊不符，則汪家豪之證述既有上述瑕疵，是否確與真實相符，自屬有疑。　⑶觀檢察官所舉關於蘇明國之證述，僅能證明「2 名男子」於8 月中旬白天，駕駛1 輛白色貨車載運廢鐵684公斤及廢白鐵 130 公斤前往資源回收場變賣之情。然該2 名男子並沒有帶證件，而未登記相關資料及無法聯繫，且回收場沒有裝監視器，此觀蘇明國警詢中之證述自明（警一卷第23至26頁)，是本案既無身分證件等年籍資料及可供辨識長相之監視錄影畫面，自無法證明該「2 名男子」確有包括被告。況汪家豪於本院審理時，經檢察官詰問:你除了與被告一起偷竊外，還有與何人一起偷竊過?汪家豪並證稱：吳明源（本院卷第1 22 頁)。是檢察官以蘇明國之證述，據此認為可補強汪家豪「就系爭4 次竊盜均係與被告共同竊盜」之事實，自非可採。　⑷檢察官所主張之原審勘驗結果，既稱無法辨識本案車輛內人員，而僅可見副駕駛座上坐有1 人(且依原審易卷第209、22 1頁所示，係指圖1 即111 年8 月12日該次)，自無法證明該人確係被告，亦或另有他人，則檢察官據此認為可補強汪家豪「就系爭4 次竊盜均係與被告共同竊盜」之事實，自非可採。　　⑸至劉家宏於偵訊中雖證稱：我有聽被告說，他們有去觀音山偷東西，結果沒有偷成，好像是被汪家豪的老闆發現了等語。惟查，觀劉家宏同次證述內容，被告並沒有跟劉家宏說　　去了幾次(偵二卷第95頁)，且被告確有與汪家豪於111年8月 16日前往本案倉庫，並被汪家豪的老闆發現，則劉家宏上開偵訊中之證述，自無法補強汪家豪「就系爭4 次竊盜均係與被告共同竊盜」之事實。況汪家豪亦曾證述與劉家宏前往本案倉庫共同行竊，已如前述，雖劉家宏否認去過本案倉庫共同行竊，但其本身亦屬被汪家豪所指之嫌疑人，其證述已可能隱含推諉卸責、栽贓嫁禍等虛偽危險性，是否全部真實，亦非無疑。從而，檢察官據此認為可補強汪家豪「就系爭4 次竊盜均係與被告共同竊盜」之事實，自非可採。　⑹被告雖自承有於111 年8 月15日與汪家豪至「大大五金企業行」向呂運泓承租發電機、切割機、砂輪機等物，但汪家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與被告一同租借工具之後，是否有一起去偷東西？)租的那天沒有」等語(本院卷第123 頁)，自無法補強或證明被告於111 年8 月15日當日及承租上開機具前之8 月12日、13日均有與汪家豪共同前往本案倉庫共同行竊之事實。　⑺此外，檢察官就本案之舉證，復未提出明確且關鍵之證據，例如在本案倉庫處查獲被告有共同行竊之相關跡證，在被告家查獲失竊之物品，或於遭竊之物品上採得被告之指紋，甚至行車紀錄畫面等其他相關證據，得以確切證明或補強被告確有於111 年8 月12至15日與汪家豪共同前往本案倉庫共同行竊之犯行。則檢察官認被告涉嫌前揭竊盜犯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認被告涉嫌本案竊盜犯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原審因而認為被告之犯罪嫌疑不足，而為無罪之諭知，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 條、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提起公訴，檢察官余晨勝提起上訴，檢察官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葉姿敏附件：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68號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蘇正國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14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蘇正國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蘇正國與汪家豪（所涉竊盜犯行業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而為下列犯行：㈠汪家豪於民國111年8月12日11時2 1分許，先向邱朝瑞經營之好幫手貨車出租有限公司（起訴書誤載為好幫手貨車出租公司，下稱好幫手公司）承租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甲車），並於同日12時31 分許，駕車附載被告前往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即告訴人蘇榮輝使用之倉庫（下稱本案倉庫），竊取角鐵1批得手後離去；復於同月13日16時52分許，一同前往本案倉庫，竊取廢紙12箱得手後離去。㈡於同月15日11時50分許，一同前往呂運泓經營之大大五金企業行（起訴書誤載為大大五金企業社，下稱大大五金行），並由汪家豪承租發電機、金屬立式切割機、砂輪機（以下合稱本案工具）作為犯罪工具後，即於同日12時45分許，一同前往本案倉庫，竊取鐵片1批得手後離去；復於同日23時16分許，一同前往本案倉庫，竊取氣密窗1批得手後離去。㈢末於同月16日14時33分許，一同前往本案倉庫，著手竊取鐵窗2片，惟遭告訴人發現而未遂。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及同條第3項、第1項竊盜未遂罪嫌等語。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29年度上字第3105號、30 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竊盜（未遂）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蘇榮輝於警詢之指訴、證人汪家豪、邱朝瑞、呂運泓、蘇明國分別於警偵之證述、監視器畫面擷取照片、現場照片、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等為其論據。然訊據被告固坦承於111年8月15日，與汪家豪同至大大五金行租用本案工具，嗣於同月16日下午，搭乘汪家豪駕駛之甲車前往本案倉庫1次，旋因告訴人到場而離去之事實，惟堅詞否認竊盜（未遂）犯行，辯稱：伊有於111年8月15日，與汪家豪一起去租工作用之本案工具，汪家豪以1個下午新臺幣5 00元僱請伊整理東西，同月16日中午，汪家豪先透過伊鄰居劉家宏叫伊工作後，下午才駕車至伊住處載伊去本案倉庫，要伊幫忙整理現場，下車不到2分鐘，即有1名年約60歲男子到場並叫汪家豪別跑，汪家豪旋即跑入草叢，因伊不會開車，遂沿道路步行離去，未曾與汪家豪一同行竊等語。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於111年8月15日11時50分許，與汪家豪一同前往大大五金行，由汪家豪出面承租本案工具，復於同月16日14時33分許，搭乘汪家豪駕駛之甲車前往本案倉庫，旋因告訴人到場而離去，暨汪家豪前於同月12日11時21分許，向好幫手公司承租甲車，並於同月12日12時31分許、同月13日16時52分許、同月15日12時45分許、同月15日23時16分許，分別駕駛甲車至本案倉庫，而竊得告訴人所有之角鐵1批、廢紙12箱、鐵片1批、氣密窗1批，另駕駛甲車至本案倉庫竊得鐵窗2片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證人汪家豪、邱朝瑞、呂運泓分別於警偵證述綦詳，且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下稱仁武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扣案物照片、大大五金行銷貨單、貨車出租契約書、土地登記謄本、高雄市政府109 年12月7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0954706600號函、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9年1月21日高市經發商字第10960120400號函、商業登記抄本附卷可稽，並經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無訛，復據被告坦認不諱（審易卷第135頁，易卷第120至122 、206、215至21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依附表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所示（易卷第207至209、221 至239頁），本案倉庫聯外道路之監視器於111年8月16日14 時33分許，即已攝得甲車載運鐵窗2片駛向本案倉庫（編號9 ），警車旋於同日14時55分許到場（編號10），而該鐵窗2 片外觀俱與員警在甲車車斗查獲者相符（警一卷第41頁），是本案倉庫鐵窗2片遭竊之時點應於111年8月16日14時33分前某時一節，亦堪認定。　㈡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共犯自白本質上可能隱含推諉卸責、栽贓嫁禍等虛偽危險性，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以察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須以補強證據確保自白之真實性，不可籠統為同一觀察。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全部為必要，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始足當之。　㈢質之證人汪家豪固於警偵證稱：伊與被告說好要偷東西，才會由伊駕駛甲車至被告住處，載被告一起去本案倉庫，各自搬完再一起變賣平分得款。111年8月12、13日都與被告一同行竊，同月14日是跟劉家宏一起行竊，同月15日換車再與被告一同行竊，同月16日被發現，但被告跑掉，鐵窗2片係伊被告訴人發現前，甫在現場竊得等語（警一卷第4至8頁，偵一卷第84至85頁，偵二卷第83至84頁）。然依附表本院勘驗結果所示，證人汪家豪於111年8月12、13、15、16日前往本案倉庫時所駕車輛均為甲車（編號1至9），又本案倉庫鐵窗 2片係於111年8月16日14時33分前某時遭竊後，再於111年8 月16日14時33分載運至本案倉庫，業如前述，是證人汪家豪所述同月15日曾經換車，及鐵窗2片係其於同月16日遭告訴人發現前甫在現場竊得等節，均難認與事實相符，且所證其與劉家宏於同月14日一起行竊之情，業為證人劉家宏所否認（詳後述），而證人劉家宏亦未經檢察官起訴涉犯竊盜罪嫌，則證人汪家豪所為證述之憑信性，即屬有疑。況觀諸附表本院勘驗結果，監視器雖有攝得甲車於111年8月12、13、15 、16日，分別載運角鐵1批、廢紙12箱、鐵片1批、氣密窗1 批、鐵窗2片，惟各因玻璃反光、車頭及行向背對鏡頭、車窗開幅有限或緊閉、畫質模糊之故，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從而，本件尚不得徒憑被告陪同證人汪家豪租用本案工具，抑或鐵窗2片置放在甲車車斗而為警查獲（警一卷第41頁），率爾推認被告有於公訴意旨所指時間，搭乘汪家豪所駕甲車，與汪家豪一同至本案倉庫竊得角鐵1批、廢紙12箱、鐵片1 批、氣密窗1批、鐵窗2片等財物。　㈣又參諸證人劉家宏雖證稱：伊有聽被告說去觀音山偷東西未成，好像是被汪家豪的老闆發現，但伊沒去過本案倉庫，也不知是在何處等語（偵二卷第95至96頁），然證人劉家宏針對曾否與證人汪家豪同往本案倉庫行竊之證述，顯與證人汪家豪前揭證述內容相互矛盾，所證被告曾至本案倉庫行竊遭告訴人發現一情，亦為被告否認在卷（易卷第217頁），復無從確認究係親身經歷、聽聞轉述或主觀臆測之詞，所為證述當難憑採。　㈤另觀證人蘇明國於警詢證稱：2名男子於8月中旬白天，駕駛1 輛白色貨車載運廢鐵684公斤及廢白鐵130公斤變賣，雖也有載C型鋼，但因對方未帶證件，無法登記對方資料，不敢收C 型鋼，伊未特別記下對方特徵等語（警一卷第23至26頁），始終未曾指明被告確為變賣前述物品之人，故公訴意旨執此為被告與汪家豪一同變賣前述物品之佐證，要屬無據。此外，告訴人既自陳於111年8月16日抵達本案倉庫時，鐵窗2片業遭破壞取下在卷（警一卷第10至11頁），堪認告訴人並未目擊鐵窗2片遭竊過程，且本案現已無相關監視器影像可供調閱一節，有仁武分局113年5月20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37 1955100號函為憑（易卷第145頁），而卷內其餘事證亦無從積極證明被告確與汪家豪間有何竊盜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是本案除證人汪家豪及劉家宏上開有瑕疵之指證外別無任何補強證據，自未可遽認被告有何竊盜（未遂）犯行。　五、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及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依法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藉以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指出證明方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其間若存有合理懷疑而無法達到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綜前所述，檢察官前揭所指犯罪事實及所憑證據俱難積極證明被告涉有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及同條第3項、第1項竊盜未遂犯行，應依法諭知無罪。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登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方佳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品宗附表：編號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 1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23116_123130topspeed」 12：31：15-12：31：29 甲車由畫面右上朝畫面左下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未放置任何物品，因玻璃反光，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1至1-1）。 2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42106_142120topspeed」 14：21：05-14：21：19 甲車由畫面左下朝畫面右上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放置角鐵1批，因車頭及行向背對鏡頭，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2至2-1）。 3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65157_165212topspeed」 16：51：56-16：52：11 甲車由畫面右上朝畫面左下沿柏油路面直行，駕駛座車窗微開，車斗未放置任何物品，因玻璃反光且車窗開幅有限，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3至3-1）。 4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70744_170759topspeed」 17：07：43-17：07：58 甲車由畫面左下朝畫面右上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放置塑膠收納箱12個，箱內似有放置物品，因車頭及行向背對鏡頭，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4至4-1）。 5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24541_124557topspeed」 12：45：40-12：45：56 甲車由畫面右上朝畫面左下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放置發電機、切割機各1臺，因玻璃反光，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5至5-1）。 6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72354_172409topspeed」 17：23：53-17：24：08 甲車由畫面左下朝畫面右上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可見原有之發電機1臺外，尚有大批鐵片，因車窗緊閉，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6至6-1）。 7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231558_231610topspeed」 23：15：57-23：16：03（畫質模糊）甲車由畫面右上朝畫面左下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放置橘色物品，因畫質模糊及玻璃反光，無法辨認物品為何，亦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7至7-1）。 8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233305_233321topspeed」 23：33：03-23：33：20 甲車由畫面左下朝畫面右上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放置原有之橘色物品外，尚有其他物品及白色長方形物品，因畫質模糊無法辨認該等物品為何，另因玻璃反光，亦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8至8-1）。 9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43355_143414topspeed」 14：33：55-14：34：14 甲車由畫面右上朝畫面左下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放置白色鐵窗2片（圖9至9-1）。 10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45537_145552topspeed」 14：55：37-14：55：51 警車到場，由畫面右上朝畫面左下沿柏油路面直行（圖10）。卷宗簡稱對照表（僅列本判決引用之卷宗，其餘未引用之卷宗不予贅列）：卷宗名稱（簡稱） 1.仁武分局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3535700號（警一卷） 2.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19094號（偵一卷） 3.橋頭地檢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41號（偵二卷） 4.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496號（審易卷） 5.本院112年度易字第268號（易卷）

2025-03-27

KSHM-113-上易-519-20250327-1

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裁定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38號抗告人即被告傅俊源上列抗告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3 月12日羈押裁定（114年度金訴字第21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抗告意旨略以：㈠抗告人即被告傅俊源(下稱被告)並無逃亡之虞:被告是與警方相約前往製作筆錄，被告雖無戶籍地，但長期與胞弟共同居住，胞弟也同意將被告之戶籍地移至他家中，這段時日雖四處留宿旅館、飯店，但這是因為休假中出外遊玩(下稱抗告意旨㈠)；㈡被告已指認「黃旭宏」，且他也被抓獲另行偵查中，應無串供之虞(下稱抗告意旨㈡)；㈢被告犯罪嫌疑非重大:被告無犯罪意圖，也沒有獲得任何報酬，只是因為單純幫助朋友，被告是被人利用，不能因為被告提款就認為是車手(下稱抗告意旨㈢)；㈣被告無羈押之原因及必要：被告有固定住居所，犯罪嫌疑非重大，願意以新臺幣 (下同)2至3萬元作為保證金，並定期報到等方式取代羈押( 下稱抗告意旨㈣)，為此依法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㈠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等情形之一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 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有無羈押被告之必要，係屬為保全被告使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保全對被告刑罰之執行目的，而對被告實施人身強制處分權。三、被告雖以上開抗告理由，指摘原裁定不當。惟查：　　　㈠被告涉犯詐欺、洗錢等罪，前經檢察官聲請羈押，經法官訊問後依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1 款規定裁定自民國11 4年1 月14日予以羈押2 月確定，業經本院詳細核閱原審案卷屬實。又被告前於警詢時供稱：我現在還沒有固定的住處等語(警卷第21頁)，且被告於檢察官聲請羈押時，已供稱：臺南市○○區○○街000巷0號11樓之1 是我弟弟的住址，「本來」我有在住，但後來我弟弟將我的戶籍移到現址即臺南○○○○ ○○○○○等語明確(原審聲羈卷第13頁），被告提起抗告時亦陳述:這段時日四處留宿旅館、飯店等語，堪認原審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與卷內資料相符，並無違誤，被告上開抗告意旨㈠所述，自非可採。　㈡被告於原審訊問時改口否認犯行(原審金訴卷第24頁），而卷內並無「黃旭宏」被抓獲之資料可證(起訴書中所載證據亦無「黃旭宏」之供述)，被告上開抗告意旨㈡所述，自非可採。又被告確有持提款卡提領被害人受騙款項之事實，有起訴書所載證據可證，並經本院詳細核閱原審案卷屬實，已堪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被告上開抗告意旨㈢所述，亦非可採。　　　㈢考量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被告擔任車手已有實質共同參與而分擔詐欺、洗錢犯行之一部分，且被告無固定住所而有逃亡之虞，其於法院審理時改口否認犯行，且本案檢警尚在查緝其他相關共犯，被告所涉上述犯罪對社會秩序危害非輕，為確保將來審判或執行程序得以順利進行，依現況無從以命具保或其他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原審因而為確保本件審判等後續程序之進行，而認有羈押必要，遂依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1 款、第2 款裁定自114年3 月12日起予以羈押3 月，經核難認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比例原則，亦無被告所指欠缺妥當性及必要性之情，被告上開抗告意旨㈣所述，亦非可採。。四、綜上所述，原審參酌全案相關事證，針對被告犯罪情節之具體情狀及訴訟進度，詳予權衡國家刑事司法之有效行使需求及羈押干預人身自由程度，難認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比例原則，所為羈押裁定亦無違法或不當。故抗告意旨徒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請求撤銷原裁定等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再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葉姿敏

2025-03-27

KSHM-114-抗-138-20250327-1

上

最高行政法院

新型專利舉發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13年度上字第39號上訴人諾沛半導體有限公司（即原審參加人）代表人李家銘訴訟代理人李永裕律師上訴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即原審被告）代表人廖承威被上訴人同泰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即原審原告) 代表人曾子章訴訟代理人陳寧樺律師楊宛臻律師上列當事人間新型專利舉發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 28日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111年度行專訴字第70號行政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廢棄，發回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　　理由一、事實概要：上訴人諾沛半導體有限公司（下稱諾沛公司，原名育雄半導體有限公司）於民國107年11月13日以「全讓位發光二極體載板」向上訴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下稱智財局) 申請新型專利，經編為第107215416號進行形式審查，准予專利（申請專利範圍共4項），並發給新型第0000000號專利證書（下稱系爭專利）。嗣被上訴人以諾沛公司非系爭專利之申請權人，該專利有核准時專利法第1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情形，對之提起舉發。案經智財局審查，認被上訴人並非同法第119條第2項規定之利害關係人，以111年4月28日（11 1）智專三（二）04192字第11120418530號專利舉發審定書為「請求項1至4舉發駁回」之處分（下稱原處分）。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訴請撤銷原處分及訴願決定，智財局就系爭專利應作成撤銷之審定。經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下稱原審）以111年度行專訴字第70號行政判決（下稱原判決）「一、原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二、原告(即被上訴人，下同)其餘之訴駁回。三、訴訟費用由被告(即智財局)負擔二分之一，餘由原告負擔。」諾沛公司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二、被上訴人起訴主張、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暨陳述，均引用原判決所載。三、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㈠依被上訴人所提聘僱契約書所載，李家銘自107年5月1日起受聘於被上訴人，聘僱契約書第1章第2條第1項約定：「凡乙方(即李家銘)於職務上有關之一切發明，其專利權為甲方( 按指被上訴人)所有，乙方於職務無關之發明，其專利權為乙方所有，但該發明係利用甲方資源或經驗時，甲方有權得使用該發明於其事業或其關係企業之事業…」、第2項約定「乙方因職務上所獲致之資料、研究成果、著作等權利，均為甲方所有，乙方非經甲方許可，不得任意對外發表。」；另依李家銘勞保之加、退保日期分別為107年5月1日、108年7 月18日，投保薪資新臺幣45,800元，可知李家銘自107年5月 1日起確有受僱於被上訴人之事實。而系爭專利係於107年11 月13日提出申請，申請人列名為諾沛公司，創作人則列名為李家銘，諾沛公司就前開事實並未否認或提出證據反駁，是由前述證據所顯示之外部法律關係而言，倘系爭專利確為李家銘任職被上訴人期間所為之職務上創作，則被上訴人依據契約關係所得主張之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即有可能因李家銘或諾沛公司之行為而受有影響，被上訴人就系爭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之歸屬自具有法律上利害關係，非僅事實上或經濟上之利害關係而已。　㈡有關職務上之發明認定，並不以是否列載於書面文件為判斷依據，而係以創作之期間以及創作之內容是否與任職期間之職務性質具備關聯性為斷，縱使專利權清單上未記載系爭專利，亦不得因此遽以認定系爭專利非職務上創作，是智財局及諾沛公司之主張，均非可採。至李家銘向客戶所提出之「同泰電子LED載板創新製程技術說明」簡報內容是否揭露系爭專利技術特徵，系爭專利是否屬於李家銘職務上創作，均有待進行比對等實體判斷，與被上訴人所提證據是否足以釋明其為利害關係人，得否依專利法第11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起本件舉發無涉。　㈢本件被上訴人就其為系爭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歸屬爭議問題之利害關係人一節已提出可即時調查之證據以為釋明，智財局以被上訴人並非專利法第119條第2項規定之「利害關係人」為由，程序上為「請求項1至4舉發駁回」之處分，尚嫌速斷，訴願機關遞予維持，亦有未洽。被上訴人提起本件訴訟，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自屬有據，爰依法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又系爭專利之全部或部分是否為被上訴人受僱人李家銘任職於被上訴人期間所為之職務上創作，有待智財局依據當事人提出相關創作記錄與系爭專利進行實體比對，而原處分就此部分並未審酌，原審自亦無從進行實體判斷，是被上訴人請求原審判命智財局應為「舉發成立、撤銷專利權」之處分，自非有據，應予駁回等語，為其論據。四、本院查：　㈠本件諾沛公司係原審依行政訴訟法第42條規定參加訴訟之獨立參加人，因不服原審所為對其不利之判決，提起上訴，其利害關係與原審被告即智財局一致，本件應併列智財局為上訴人。　　　㈡按「新型專利權得提起舉發之情事，依其核准處分時之規定。」為專利法第119條第3項本文所明定，查系爭專利申請日為107年11月13日，經智財局於108年1月2日形式審查核准專利，並於108年5月11日公告。嗣被上訴人於109年8月3日提出舉發，經智財局審查，於111年4月28日為「請求項1至4舉發駁回」之處分，故系爭專利有無撤銷之原因，應以核准處分時所適用之106年1月18日修正公布、106年5月1日施行之專利法（即核准時專利法）規定為斷。　　㈢次按核准時專利法第5條規定：「（第1項）專利申請權，指得依本法申請專利之權利。（第2項）專利申請權人，除本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指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第7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設計，其專利申請權及專利權屬於雇用人，雇用人應支付受雇人適當之報酬。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第2項）前項所稱職務上之發明、新型或設計，指受雇人於僱傭關係中之工作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設計。」第119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第1項）新型專利權有下列情事之一，任何人得向專利專責機關提起舉發：……三、……新型專利權人為非新型專利申請權人者。（第2項）以前項第3款情事提起舉發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準此，如以新型專利權人為非新型專利申請權人而提起舉發者，限於利害關係人始得為之。所稱「利害關係人」係指依法具有專利申請權之人，包括實際發明人、創作人或其受讓人或繼承人、僱傭或委聘研發關係之當事人。而「發明人」係指實際進行研究發明之人，「創作人」係指實際進行研究創作新型之人，發明人或創作人均須係對申請專利範圍所記載之技術特徵具有實質貢獻之人，其須就發明或新型所欲解決之問題或達成之功效產生構想，並進而提出具體而可達成該構想之技術手段。　㈣依行政訴訟法第189條規定，行政法院為裁判時，除別有規定外，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依此判斷而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準此，構成行政法院判斷事實真偽之證據評價基礎，乃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再依行政訴訟法第125 條第1項及第133條規定之意旨，行政訴訟係採職權調查原則，行政法院必須充分調查為裁判基礎之事證以形成心證，在對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為評價時，應符合「訴訟資料之完整性」與「訴訟資料之正確掌握」之要求。對於所有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無論對任何一造當事人有利與否，都必須用於心證之形成，而不能有所選擇，且負有審酌與待證事實有關之訴訟資料之義務，如未審酌亦未說明理由，即有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及第133條之規定，及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背法令情形。上開規定，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規定，於智慧財產行政事件亦適用之。　㈤經查，原審依證據2聘僱契約書第1章第2條第1項、第2項約定及投保資料，認定李家銘自107年5月1日起確有受僱於被上訴人之事實等情，固非無見。惟民法第482條規定：「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勞務及報酬係僱傭契約之重要內容。經查，證據2聘僱契約書第1章第2條第1項約定：「凡乙方(即李家銘)於職務上有關之一切發明，其專利權為甲方(按指被上訴人)所有，乙方於職務無關之發明，其專利權為乙方所有，但該發明係利用甲方資源或經驗時，甲方有權得使用該發明於其事業或其關係企業之事業……」第2項約定「乙方因職務上所獲致之資料、研究成果、著作等權利，均為甲方所有，乙方非經甲方許可，不得任意對外發表。」等語，並未約定李家銘之職務為何。被上訴人於107年5月1日至108年7月18日為李家銘投保，亦無從得知李家銘之職務為何。而觀諸諾沛公司於舉發階段提出之答辯理由書之內容，其記載略以：「發明人（按指李家銘）與舉發人（按指被上訴人）之間的合作關係仍依原有管理顧問服務模式配合，亦即，雙方雖有聘僱關係之名，但無聘僱關係之實，故而，舉發附件2的聘僱契約書無效，舉發人主張發明人所完成之發明為職務上發明一事，亦非真實」等語，已否認被上訴人與李家銘間有聘僱關係。諾沛公司另於原審提出言詞辯論意旨狀辯稱聘僱契約書中，並無薪資、職稱、職務內容、工時等約定，實無僱傭契約之要件，無法證明被上訴人與李家銘間有僱傭關係，被上訴人並非系爭專利之利害關係人等語（原審卷第301頁至第302頁）。可知，被上訴人雖主張其與李家銘有僱傭關係，係利害關係人，惟為諾沛公司所否認，並答辯聘僱契約書實無僱傭契約之要件，被上訴人與李家銘間聘僱關係不存在。再查，智財局經調查並參採原審109年度民專訴字第91號民事判決理由後，認定證據2聘僱契約書及證據4李家銘勞保加、退保之網頁查詢結果資料不足以證明被上訴人與李家銘之僱傭關係，依專利法第7條第2項規定，系爭專利即非為職務上發明，無法據此認定被上訴人為利害關係人等情，有原處分及言詞辯論筆錄在卷可稽。則李家銘之職務內容及薪資究竟為何，攸關被上訴人與李家銘間是否確有僱傭關係存在？系爭專利是否屬於李家銘職務上之發明或創作？被上訴人是否為利害關係人而得提起本件舉發？原審自應予以查明，如認為上訴人之答辯不可採，亦應說明不採之理由。惟原審就此重要的攻擊防禦方法，未依職權調查，亦未說明上訴人所辯不可採之理由，僅依聘僱契約書第1章第2條第1項及第2項之約定及上開投保資料，即認定李家銘自107年5月1日起確有受僱於被上訴人之事實，尚嫌速斷。又被上訴人是否為利害關係人而得提起本件舉發，應由原審於本件行政訴訟就被上訴人所提證據自為判斷，尚難以被上訴人就其為系爭專利申請權人及專利權歸屬爭議問題之利害關係人一節已提出可即時調查之證據（即證據2及證據4）釋明為已足。是原判決據以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即有判決理由矛盾、理由不備及不適用行政訴訟法第125條第1項定之違法。　㈥末按上訴審法院審查上訴範圍固以上訴之聲明為準，惟原審判決若具有裁判上不可分之性質者，而上訴有理由時，上訴審法院裁判當不受此限制。人民對於其依法申請之案件遭行政機關駁回，而依法提起課予義務訴訟，訴之聲明並請求將駁回處分及訴願決定均撤銷者，當課予義務訴訟有理由時，行政法院應將與其結果相反之駁回處分及訴願決定一併予以撤銷，乃有稱之為附屬聲明，以免單一申請案件有彼此矛盾之行政處分並存，故此部分聲明與課予義務訴訟間具有裁判上一致性而不可分，以免單一課予義務訴訟事件裁判歧異而矛盾。關於課予義務訴訟之裁判方式，當原告之訴有理由時，仍有不同情形，行政訴訟法第200條第3款、第4款乃分別規定，裁判上必須正確認定事實而適用其中之一裁判方式，該兩種裁判方式在單一課予義務訴訟事件裁判中相斥而不可並存；而行政法院以第4款方式裁判時，雖於主文併諭知原告其餘之訴駁回，但其係單一課予義務訴訟事件之裁判，在事物本質上仍屬單一裁判權之行使，而具有裁判上不可分之性質，故當事人對此裁判方式之其中一部分上訴有理由時，上訴審法院基於上述單一課予義務訴訟事件具有裁判上一致性及單一裁判權之行使，而具有裁判上不可分之性質，當將原審判決全部廢棄，另為適法裁判。從而，本件上訴人對此裁判方式之其中一部分上訴有理由時，本院基於上述單一課予義務訴訟事件具有裁判上一致性及單一裁判權之行使，而具有裁判上不可分之性質，當將原判決全部廢棄，另為適法裁判。　　　㈦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如上所述之違法，並與判決結論有影響，上訴意旨求予廢棄，即有理由。惟因被上訴人與李家銘之僱傭關係是否存在，攸關被上訴人是否為利害關係人而得提起本件舉發，事證未明，本件尚有由原審調查審認之必要，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原審另為適法之裁判。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修正前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1條及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審判長法官蕭惠芳　　　　　　　　　　　　法官梁哲瑋　　　　　　　　　　　　　　　法官李君豪　　　　　　　　　　　　　　　法官林淑婷　　　　　　　　　　　　　　　法官　林　惠　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林　郁　芳

2025-03-27

TPAA-113-上-39-202503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