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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3號上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孟婷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293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92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孟婷（下稱被告）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民國111年9月10日14時許，在其駕駛之自小客車內( 在臺南市境內行駛)，透過網際網路連結至YouTube網站後，以使用者帳號000_000000在該網站屬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安安日常」頻道，進行直播時提及告訴人AB000-H11137 8之姓名(姓名與年籍均詳卷，下稱告訴人)，並接續以「幹破你娘老雞掰」、「幹你娘」、「幹你娘卡好」(臺語)等語辱罵告訴人，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確信時，法院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分別著有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 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意旨參照）。準此，於無罪推定原則下，被告對於檢察官所指出犯罪嫌疑之事實，並無義務證明其無罪，即所謂「不自證己罪原則」，而應由檢察官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責任，如檢察官無法舉證使達有罪判決之確信程度，以消弭法官對於被告是否犯罪所生之合理懷疑，自屬不能證明犯罪，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於警詢中之指訴、被告於YouTube網站「安安日常」頻道畫面截圖照片、被告上開直播影片檔案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地點，進行直播時提及告訴人之姓名，並在節目中接續說出「幹破你娘老雞掰」、「幹你娘」、「幹你娘卡好」(臺語)等語，然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直播內容的那段三字經、五字經等，並不是在針對告訴人，我直播跟網友聊天對話時我確實有講這些話，但這些字眼不是針對告訴人，而是告訴人的YouTube 頻道下方的一位管理員「猶大福」。又稱：我知道我如果指名道姓罵他，我肯定會被告，所以我不可能去做這件事，但我確實9月10日有說：佐助如果你喜歡聽，我可以講給你聽，但請你不要擷取我片段的語音在你的頻道上面播放。（問：既然這樣的前因後果，你後面罵的三字經、五字經、七字經難道不是說給告訴人聽？）但我的用意只是我重複了我9 月5日的語音內容，也就是佐助9月9日播放我的語音內容，我又重複講了一次給他聽，是針對這個語音內容，我說：你喜歡聽我講給你聽就好，你不要擷取片段播放，因為他擷取片段播放，別人會不知道前面發生什麼事，而覺得我就是莫名其妙亂罵人等語（本院卷第80、84頁）。五、本院之判斷： (一)被告於111年9月10日14時許，在其駕駛之自小客車內(當時在臺南市境內行駛)，透過網際網路連結至YouTube網站後，以使用者帳號000_000000在該網站之「安安日常」頻道進行直播時，提及告訴人的本名「廖○鋒」和在YouTube網路上之綽號「佐助」與捐贈圍兜兜一事，並出言「幹破你娘老雞掰」、「幹你娘」、「幹你娘卡好」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1頁；原審卷第69 至70頁；本院卷第44至4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指訴情節相符（見偵卷第19頁），並有被告上開直播影片檔案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113年5月28日勘驗報告在卷可稽(見偵卷第65至66頁)，故上開事實，首堪認定。又「幹破你娘老雞掰」、「幹你娘」、「幹你娘卡好」（臺語，下稱上開侮辱性言論）等語詞，依吾人共同生活之社會通念，在文義上明顯含有輕蔑對方人格、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自屬輕蔑他人或使人難堪之粗鄙詞彙，顯為侮辱性之言論，亦堪認定。 (二)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被害人處境、2人關係及事件情狀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業據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宣示甚明（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原判決就被告於上開時地透過網際網路連結至YouTube網站後，在其所經營「安安日常」頻道進行直播時，提及告訴人的本名「廖○鋒」和在YouTube網路上之綽號「佐助」與捐贈圍兜兜一事，並出言「幹破你娘老雞掰」、「幹你娘」、「幹你娘卡好」等情，以有上開卷證資料可參，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可認為真；且認上開侮辱性言論，在文義上含有輕蔑對方人格、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顯為侮辱性之言論，亦堪認定。考量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辯稱：直播內容的那段三字經、五字經等，並不是在針對告訴人等語（本院卷第80頁）；再參以告訴人於警詢中指訴：我於111年9月10日14時許，在我家中觀看黃孟婷在YouTube上的直播「安安日常」，黃孟婷就在直播中公開辱罵我三字經、七字經等字眼「幹你娘、幹破你娘老雞掰」，並說指名道姓對我說「這樣你舒不舒服、你不是很愛聽嗎、她有求必應」等語，使我受到侮辱並覺得不舒服遭到貶低人格及人格汙辱等語(見偵卷第19頁)。被告則以：事發過程是我先在111年9月5日有一段直播，是在討論一位喜歡喝酒的觀眾在網路上留言辱罵其他觀眾的父母、小孩或其他家人，所以我在直播當下，才會加上沒有特定人士的語助詞「幹你娘、幹破你娘老雞掰」等語，上述這段直播並未提及告訴人AB000-H111378，而事後我聽我的觀眾說，告訴人反而在111年9月9日及10日，在他自己YouTube的直播頻道「宇智波佐助」上播放我的直播內容並且變造剪輯我的直播音調作為他的直播內容，當下他還笑得很開心，把我的直播影片當作是他的節目內容一樣播放，所以111年9月 10日14時許我才在我的直播中向大家表示如果有人喜歡聽我的直播內容，我可以再講一次給你們聽，但請不要擅自擷取我的直播影片當作是你的節目內容。我並沒有要公然侮辱任何人的意圖，我只是把我自己的直播內容重新講一遍給觀眾聽而已」等語置辯(見偵卷第11至13頁)。準此，本案首應判斷者，厥為被告上開侮辱性言論是否係針對告訴人而發？果爾，則應進一步探究，本件被告與告訴人在各自的網路直播節目中發表言論並涉及對方的來龍去脈為何？並以此判斷被告於上開時地發表上開侮辱性言論是否僅具一時性、或事出有因，並非無端，如果無訛，被告之侮辱性言論是否僅係一時情緒之抒發，而與個人修養有關？苟據以論罪，是否使司法過度介入私德領域而有違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又或依其表意脈絡，被告是否有意直接針對告訴人之名譽人格恣意攻擊，抑或只是在與告訴人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而附帶、偶然傷及之？再者，自被告之表意脈絡，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判斷其前揭侮辱性言論，是否已達致告訴人自我否定人格尊嚴之程度，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凡此，均仍應依憲法法庭前揭判決意旨，適用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就其構成要件與本案事實為具體涵攝、衡酌判斷，始無違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經查： 1、被告於上開時、地進行直播時，先於上開節目直播影片檔案 4分25秒至15分8秒，提及捐贈圍兜兜給臺南市的小天使社福團體一事，於15分9秒及25秒繼續述說捐贈圍兜兜一事，並提及告訴人本名2次，自16分19秒開始即接續出言上開侮辱性言論反覆辱罵告訴人達6次之多至17分47秒止，有上開直播影片檔案及檢察事務官所製作勘驗報告在卷可佐(見偵卷第65至66頁)，並經原審當庭勘驗確認屬實（參原審卷第82 頁），是從上開直播影片檔案所示內容觀之，被告當天上開侮辱性言論所針對的對象，確然是「廖○鋒」及「佐助」亦即告訴人無疑。況被告亦自陳：因為告訴人先擷取我的直播影片，只擷取髒話的這段，所以我才會直播中說如果告訴人喜歡聽我可以講給你聽等語（參本院卷第82至83頁）。故被告於上開直播節目中所說上開侮辱性言論顯係針對告訴人而發，即堪認定。被告辯稱：直播內容的那段三字經、五字經、七字經等語，並不是在針對告訴人云云，與事實不符，難以採信。 2、被告先於111年9月5日在其直播節目中針對聊天室內的網友「猶大福」辱罵類似上開侮辱性言論，事後告訴人曾將上開被告節目中罵人片段擷取後於9月9日在其自己的直播節目中播放乙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陳在案（參本院卷第81 至82頁），復據告訴人將上開9月5日、9月9日直播內容製作成直播譯文後於偵查中提出為證（告證4、告證5），有直播譯文附卷可參（參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請上字第495 號卷【下稱請上卷】第14-15、16、17-22頁）。從而，被告所稱：其實這段不好聽的話是9月5日我在直播節目中講的，而上開時間會再提到這段，是因為這當中告訴人沒有經過我同意就擷取9月5日直播不好聽的那段，在9月9日告訴人的直播節目中播放，而且不斷播放，我覺得他是用取悅他的觀眾方式在播放那段影片，所以我9月10日那天直播中才會說：如果你想聽我可以講給你聽，但請你不要未經我同意在你的直播節目中播放等語（參本院卷第81至82頁），即非無由。再參以，告訴人於9月9日直播節目中表示，其確有幫忙代送人家所委託贈送給小天使社福團體圍兜兜一事，然而被告指示其助理向該社福團體追問此事，讓人覺得告訴人把人家捐贈的東西中飽私囊、私吞下來，是在造謠抹黑告訴人，令告訴人非常不滿，告訴人並在直播節目中表明，被告自己沒有捐，憑什麼去質問這件事等情，有上開直播譯文附卷可參（參請上卷第17頁）。從而，被告於上開直播節目中所為論述及評論之緣由，顯與公共事務及社會公益有關，並非僅關於私德或出於伊個人與告訴人之私人恩怨或經營糾紛（二人同為直播主）而生之言論漫罵或侮辱，即堪認定。 3、就被告講述前揭侮辱性言論之整體脈絡予以觀察，被告固有針對告訴人而說出上開侮辱性言論。惟探究本案事件發生之前因後果，乃係因告訴人於111年9月9日在自己頻道直播時，未經被告同意即擅自擷取被告於9月5日口出「幹破你娘老雞掰」、「幹你娘」、「幹你娘卡好」之直播內容並加以評論，被告因而於9月10日，在自己經營之YouTube頻道直播時針對此事表達不滿情緒，進而重複上開侮辱性言論，表示如告訴人想聽可以直接說給告訴人聽，有直播片段光碟及逐字稿譯文在卷可佐(見請上卷第14至22頁；原審卷第95、99至1 05頁)，堪認被告所為之上開侮辱性言論，乃係針對前開具體事件之指摘，此要與無端出言謾罵、嘲弄或單純欲使他人難堪而故意以侮辱性言詞進行羞辱之情形尚有不同，則被告講述上開侮辱性言論，主觀上是否係出於惡意詆毀告訴人之人格或社會評價所為，以及是否因此即達致告訴人自我否定人格尊嚴之程度，尚非全然無疑。且衡以本案被告與告訴人均為經營YouTube頻道之直播主，前開糾紛之始末，均全程展示於雙方之直播觀眾前，雙方均可透過公開直播表達對前開糾紛之個人意見並尋求觀眾之認同，觀眾亦可透過觀看直播、留言而與直播主及其他觀眾進行互動並公開討論，自有其形成公共輿論之空間及可能。縱使不特定人透過觀看直播聽聞被告上開發言內容，亦非無任何辨別能力，更可能僅會認被告言詞粗鄙不當、修養欠佳，未必會實質減損或貶抑告訴人之人格或社會評價。況查，直播觀眾對直播主言行是否認同，與直播主之營業收入具有密切關係，告訴人在自己之 YouTube直播頻道擷取被告口出「幹破你娘老雞掰」、「幹你娘」、「幹你娘卡好」之直播內容並加以評論之情，顯已相當程度顯示其係自願表意並參與相關活動，因而成為他人之評論對象，故就他人之負面言論，本應負有較大之容忍義務，再者於此言論自由與自由市場交錯運作之機制下，國家公權力本應為適度之退讓，不應扮演語言糾察隊或品德教師之角色，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以落實刑法之謙抑性及最後手段性。是綜合以上因素而為考量，難認被告係無端針對告訴人名譽、人格或社會評價而為恣意攻擊，被告所為之前揭侮辱性言論固可能使告訴人聽聞後，在精神及心理上感受不快或難堪，但從客觀第三人之角度觀之，是否會直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人格或社會評價，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尚有可疑，經依憲法法庭113 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所揭示公然侮辱罪之合憲性限縮適用之意旨，難認被告本案所為言行已該當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之可罰性範疇。六、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使所指被告涉犯公然侮辱罪嫌之事實達於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公然侮辱犯行之有罪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涉有檢察官所指犯行，本件即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七、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審理結果，認無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公然侮辱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上開侮辱性言論，公然貶損告訴人名譽，且具攻擊意味，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且被告係透過社群媒體YouTube大肆公開上開言論，其傳播力無遠弗屆，其影響程度尚非輕微，足認告訴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被告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被告所為自該當公然侮辱罪之要件云云。惟本院衡酌本件檢察官所舉前開證據，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公然侮辱犯行之有罪心證。原判決對於卷內訴訟資料，均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仍無從獲得被告有罪之心證，因而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於法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無罪諭知為不當，僅係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重為爭執，難認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淑妤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奕翔提起上訴，檢察官王全成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瑛宗　　　　　　　　　　　　　　　　　　　法　官　李秋瑩　　　　　　　　　　　　　　　　　　　法　官　張　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李淑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TNHM-114-上易-3-20250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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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581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楷博卓胤逵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第146、14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楷博、卓胤逵均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陳楷博及卓胤逵(無證據證明該等2人對詐欺集團成員施用之詐術為假冒公務員身分有所認識)，分別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詐欺集團成員，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之犯意，先於民國111年12月5日10時30分許，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員自稱為北門郵局經理「陳慧美」與告訴人郭惠貞聯繫，並佯稱：有一位「林文俊」先生到北門郵局欲提領其郵局帳戶之款項，並稱不要將電話掛斷，直接撥打110後會有警察協助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撥打110 後，有另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員假冒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王雅希」警員，向告訴人佯稱：有一名為「陳嘉雄」之男子，欲盜領告訴人於中國信託銀行士林分行帳戶內之新臺幣（下同）386萬元，並謊稱告訴人為該盜領案之共犯，要將電話轉接給自稱第一偵查隊專案組隊長「李建邦」云云；後又有另一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員假冒專案組隊長「李建邦」向告訴人佯稱：得以分案調查或公證資金等方式將告訴人轉為汙點證人云云，並將電話轉接給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員假冒之「黃立維」主任，再向告訴人佯稱：李建邦可擔任其擔保人，但需依其指示匯款，告訴人遂於附表所示「提領時間」、「提領地點」提領如該附表「提領金額」欄所示款項；繼之由被告陳楷博於附表編號1至3 ，被告卓胤逵則於附表編號4至6「收款時間/收款金額」及「收款地點」向告訴人收取款項。因認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等罪嫌。二、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上開罪嫌，係以被告2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指訴、告訴人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存款交易明細、告訴人之華南商業銀行帳戶存摺存款期間查詢、告訴人之台北富邦銀行對帳單細項、告訴人住處電梯內之監視器錄影光碟及其畫面照片截圖、行車紀錄錄影光碟及其畫面截圖照片為其主要論據。三、惟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有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可參。四、訊據被告2人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罪等犯行，並均辯稱：起訴書附表所載的犯罪時間我不在高雄，我沒有犯本案等語。五、經查：　　　　㈠告訴人於上揭時地遭詐欺集團詐騙陷於錯誤，因而分別提領9 6萬5,000元、96萬5,000元、193萬元、193萬元、96萬5,000 元、96萬5,000元並交付予某詐欺集團成員等事實，業據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警一卷第35至3 7、39至42、47至48頁，偵三卷第19至21、43至44、65至68 頁，金訴卷第270至275頁），並有告訴人手寫提款紀錄及集團成員收款紀錄（警一卷第9頁）、告訴人所申設中國信託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警一卷第11頁）、告訴人所申設華南商業銀行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警一卷第13頁）、告訴人所申設台北富邦銀行帳戶000000000000 號交易明細（警二卷第9頁）、111年12月6、7日告訴人交款監視器畫面截圖（警一卷第25至30頁）、111年12月12日告訴人交款行車紀錄器及監視畫面截圖（警一卷第31至34頁）、112年12月8日檢察官勘驗筆錄暨照片截圖（偵三卷第73至 79頁）、告訴人與詐欺集團成員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一卷第55至63頁）、告訴人與詐欺集團成員電話通聯紀錄截圖（警一卷第65至71頁），且為被告2人所不爭執（金訴卷第182 、184、18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然依公訴意旨所引證據方法，尚難證明被告2人有與告訴人面交詐欺款項之事實，理由如下：　⒈告訴人就面交取款車手為何人之指述已有瑕疵，尚難採憑　⑴告訴人於111年12月15日、同年月18日警詢中先證稱：111年1 2月12日在興中公園和我面交收取詐騙款項之人係卓胤逵，陳楷博亦為向我收取詐騙款項之人等語(警一卷第41至42、4 7至48頁)；嗣於112年2月11日警詢中改稱：因為和我面交的人戴口罩，又沒有出聲，所以我只能看特定特徵，無法清楚辨識，我指認林國賓為與我面交收取詐騙款項之人等語(警一卷第19至21頁)；再於偵查中陳稱：第一次指認的過程是我跟警察討論後，警察跟我說警察認為這兩個比較像，但我當時跟警察表示猶疑，後來警察跟我說他們有找第三個人要我指認，我指認林國賓後警察跟我說林國賓跟他上手都有承認，111年12月12日跟我收款的人跟林國賓比較像，(經檢察官請卓胤逵戴口罩拉下一邊後在偵查庭走路予告訴人辨識) ，我覺得卓胤逵比較像在興中公園跟我收錢的人等語（偵三卷第39至42頁）；又於112年9月8日偵查中陳稱：在興中公園跟我拿錢的有兩位，第一位12月7、8日共拿193萬，這個就比較像卓胤逵，第二位12月12日比較像是林國賓等語（偵三卷第44頁）。復於112年11月7日偵查中具結證稱：111年1 2月6、7日與我面交收取詐欺款項的人，其身高、臉型很像陳楷博等語（偵三卷第65至68頁）；最後在本院審理時證稱：因為他們都戴口罩，我無法百分之百確認，但在庭兩位被告他們的體型、動作、眼神是很像，我有五、六成以上可以確認是被告2人所為等語(金訴卷第271頁)。　⑵由上開告訴人之指述，可知告訴人最初於警詢中指認被告2人之程序，業經警方干涉而有汙染之情，堪認告訴人指認過程非無瑕疵，且後續告訴人所指認之面交取款車手前後已不一致，則告訴人指稱被告2人乃係面交取款車手，尚非無疑。再者，告訴人一再證稱面交取款車手均係戴口罩，面交過程中未出聲交談，致其無法百分之百確認確為被告2人所為等語明確，則依告訴人僅有五、六成把握之指述，尚難逕為推斷被告2人即為案發時之面交取款車手。　⒉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所示前往面交取款之車手，尚難以認定為被告陳楷博　　查被告陳楷博於111年12月間使用之手機門號為台灣大哥大0 000000000號門號(下稱A門號)，此有通聯調閱查詢單在卷可查(他卷第93頁)，且為被告陳楷博所自承(金訴卷第186頁) ，堪信為真實。而A門號經高雄地檢署函查台灣大哥大有關1 11年12月6日0點至111年12月7日23時59分59秒之雙向通聯記錄，其內容記載：第一筆受話時間為111年12月6日3時25分2 5秒，基地台位置為台北市○○區○○街00號4樓頂，最後一筆收簡訊時間為111年12月7日18時39分56秒，基地台位置為新北市○○區○○○街00○0號11樓等內容，且該期間其手機門號接收、發送訊號之基地台均位於新北市與臺北市之區域，有台灣大哥大資料查詢在卷可參(偵二卷第31至32頁)，足證被告陳楷博於111年12月6日至7日間，其活動範圍均位於新北市與臺北市，而未及於本案案發地高雄市，則告訴人指證被告陳楷博為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所示時間，前往告訴人位於高雄市一心二路住處面交取款之車手，顯非無疑，自難認被告陳楷博即為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所示前往面交取款之車手。　⒊起訴書附表編號4至6所示前往面交取款之車手，尚難以認定為被告卓胤逵　⑴證人林國賓已坦認其乃111年12月12日於興中公園與告訴人面交取款之車手　　證人林國賓於警詢中證稱：111年12月12日12時許、111年12 月12日16時3分許在高雄市前鎮區興中公園分別面交289萬5, 000元、96萬5,000元之人是我等語(偵一卷第80至81頁)，且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20753號起訴在案（偵三卷第29至32頁）。是告訴人指稱起訴書附表編號4至6所示犯行均為被告卓胤逵所為，尚非無疑。　⑵證人即被告卓胤逵女友廖慧珊於偵查中具結證稱：111年12月 10日晚上卓胤逵在桃園，隔天(即11日)卓胤逵也在桃園家中，當天回家後我發燒，卓胤逵就在家裡照顧我，直到12日晚上都在我桃園家裡等語(偵一卷第25至29頁)，並有廖慧珊於 111年12月12日前往位於桃園市八德區之萬耳鼻喉科診所個人就醫紀錄在卷可參(偵一卷第63頁)，此情與被告卓胤逵供稱：111年12月12日我人在桃園八德那邊，因為我女朋友發燒我照顧她整晚，我是12月11日凌晨1點多照顧到隔天12月1 2日8、9點左右，之後我就睡著了，我睡到下午5點左右等語 (審金訴卷第75至83頁)大致相符。足認被告卓胤逵所辯111 年12月12日並未至高雄興中公園，尚非全然無據。　⑶綜上，起訴書附表編號4至6所示犯行，已有林國賓坦承均為其所為，且業經起訴在案，而被告卓胤逵所辯其不在場等語，核與證人廖慧珊證言相符，自難認被告卓胤逵即為起訴書附表編號4至6所示前往興中公園面交取款之車手。　　⒋至公訴意旨所提告訴人住處電梯內之監視器錄影光碟及其畫面照片截圖、行車紀錄錄影光碟及其畫面截圖照片等證據，因前揭影像及照片所攝之面交取款車手均有配戴口罩，本院尚難以其等臉部露出部分及身形外觀，逕為推論被告2人即為前揭面交取款之車手，自屬不能認定。六、綜上所述，依公訴意旨所提出之證據方法，無法使本院確信被告2人有向告訴人收取詐騙款項而為詐欺犯行之一部之事實，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尚難率以刑法第 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等罪相繩。被告被訴犯行既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說明，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吟、李白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王冠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書記官　　莊琇晴

2025-03-27

KSDM-113-金訴-581-20250327-1

原易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43號公訴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建明現於法務部○○○○○○○○附勒戒所觀察勒戒中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周奇杉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725 、5318、5842號），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裁定改以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王建明犯如附表「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及沒收。有期徒刑得易科罰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王建明分別為下列行為：（一）於民國113年5月28日17時24分許，行經宜蘭縣○○鎮○○路0 號之民生市場機車停車場內，見賴思益將其所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價值約新臺幣【下同】30, 000元）停放於該處，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趁賴思益離去後，徒手將上開機車牽引至宜蘭縣○○鎮○○路0號羅東鎮公所旁之立體停車場外，隨後趁無人注意之際，徒手扳開機車坐墊至可深入車廂內之程度，再取出賴思益所有之皮夾1個（內含身分證、健保卡、汽車駕照、機車行照、現金4,300元），得手後，即將該機車棄置於該立體停車場外，徒步離去。嗣因賴思益發現上開機車遭竊，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監視器畫面，循線查悉上情。（二）於113年5月30日21時31分許，行經宜蘭縣○○鎮○○路00號騎樓處時，見張雪真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價值約2萬元）停放於該處，而該機車鑰匙放置於置物箱內，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趁無人注意之際，徒手拿取該鑰匙並發動機車電門而竊取之，隨後騎乘離去。嗣張雪真發現上開機車遭竊，報警處理，為警調閱監視器畫面，循線查悉上情。（三）於113年6月2日2時28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陳星劭（更名前為陳叡賢）所經營、位於宜蘭縣○○鎮○○路00號之「蘭雨酒吧」外，見該酒吧已打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加重竊盜之犯意，翻越該酒吧後門處之圍牆，並自未上鎖之後門入內，徒手竊取陳星劭所有之現金80,000元，得手後隨即騎乘機車離去。嗣於同日21時30分許，陳星劭發覺遭竊，遂調閱酒吧內監視器畫面並報警處理，為警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賴思益、張雪真、陳星劭訴由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報告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本案被告王建明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意見後，本院已依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敘明。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白承認，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賴思益、張雪真、陳星劭於警詢時指述之情節相符，並有事實欄一（一）之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取照片、現場照片、警員徐睿謙職務報告書、事實欄一（二）之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取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贓物認領保管單、事實欄一（三）之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取照片、本院核發之搜索票、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羅東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現場照片、告訴人陳星劭提出之營業收入證明、DARTSLIVE飛鏢機每月月入報表、營收及短溢記錄翻拍照片、警員蘇楹慧職務報告書等件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本件事證明確，被告前述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一）核被告王建明如事實欄一（一）至（二）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核被告如事實欄一（三）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踰越牆垣竊盜罪。（二）被告如事實欄一（一）至（三）所示之犯行（共3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途徑賺取所需，竟以事實欄所載之方式竊取他人之物，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實有不該；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迄未與告訴人等達成和解或賠償，所竊取之財物價值，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素行（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罹患惡性腫瘤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附表編號1、2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審酌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2犯罪行為之次數，所犯罪質及侵害法益以及犯罪手法、時間關聯性，兼衡其各次犯罪情節、不法與罪責程度、犯後態度、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刑罰增加對被告造成痛苦程度之加乘效果，考量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沒收（一）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宣告前二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2 第2項亦有明定。被告就事實欄一（一）所示犯行，竊得告訴人賴思益使用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皮夾1個（內含身分證、健保卡、汽車駕照、機車行照、現金4,300元），均為其犯罪所得。惟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已為告訴人賴思益尋獲取回，有調查筆錄可稽，爰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至被告所竊得之皮夾1個、現金4,300元、身分證、健保卡、汽車駕照、機車行照等物，均未據扣案，然考量證件可重新申請補發，且證件本身作為財物之客觀價值甚微，如宣告沒收或追徵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就證件部分亦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而皮夾1個、現金4,300元等物，則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或其他法定得不予宣告之事由，自應依前揭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二）被告就事實欄一（二）所示犯行，所竊得之車牌號碼000- 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已發還告訴人張雪真，有贓物認領保管單附卷可佐，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三）被告就事實欄一（三）所示犯行，竊得告訴人陳星劭之現金80,000元（已扣得其中13,820元），為其犯罪所得，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另就未扣案之 66,180元部分，依同條第3項之規定，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五、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一）公訴意旨另認：被告於前述事實欄一（三）所示之時、地，除竊取告訴人陳星劭所有之現金80,000元外，另有竊取 184,333元（即現金共計為264,333元），亦涉犯刑法第32 1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又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陳述，仍應視其陳述有無瑕疵，即便其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且應達到前揭毫無合理可疑之證明程度，方得為有罪之判決。再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非僅增強被害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323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檢察官認被告另涉有此部分犯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陳星劭於警詢時之證述、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取照片、現場照片、營業收入證明等件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此部分犯行，辯稱：我沒偷那麼多錢，當下我有算，我應該是偷80,000元等語。經查：證人即告訴人陳星劭固於警詢中證稱：我遭竊取扣除預支部分之5月營業額及飛鏢機內的錢，共遭竊26,4333元等語。惟由卷附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取照片、現場照片等件，僅可見被告進入上開酒吧內翻取飛鏢機零錢箱、在收銀台行竊等情形，無法窺見被告竊取之現金數量為何，至於卷附營業收入證明等件，並無法證明案發時確有該等款項遭竊，是除上開告訴人陳星劭於警詢時之指述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得以佐證被告另有竊取此部分公訴意旨所指之現金184,333元。此外，查無其他事證足以為告訴人陳星劭上開證述之補強證據，揆諸上開最高法院判決說明，自難據此遽認被告另有竊取此部分公訴意旨所指之現金184,333元。（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係另有竊取此部分公訴意旨所指之現金184,333元，依前揭說明，原應為就此部分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因此部分與上開本院認定被告有罪部分，係屬同一竊盜行為之單純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明儒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正綱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李宛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何威伸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犯罪事實罪名及宣告刑 1 事實欄一（一）王建明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皮夾壹個、現金新臺幣肆仟參佰元均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事實欄一（二）王建明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事實欄一（三）王建明犯踰越牆垣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已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萬參仟捌佰貳拾元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萬陸仟壹佰捌拾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025-03-27

ILDM-113-原易-43-20250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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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毀棄損壞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113號上訴人顧懷德選任辯護人莊明翰律師上列上訴人因毀棄損壞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 0月17日第二審判決（112年度上易字第1239號，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934、1328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顧懷德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與余威幟（已判處罪刑確定）等人，共同毀損告訴人黃惠玲、林榮華向法院所拍定，且明定點交期日之○○市○○區○○路000號地下一層建物（下稱系爭房屋）的屋內裝潢、牆壁、天花板、洗手台、馬桶、小便斗及水電設備等物品（下或稱相關固定設備）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諭知上訴人無罪之判決，改判論處共同毀損他人物品罪刑，並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已詳述其憑據及取捨證據之心證理由。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依余威幟供稱：本案係美商老闆（指承租系爭房屋之美商電能動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臺灣分公司〈下稱美商電能公司〉負責人楊良智）或該公司會計指示伊拆除屋內物品，上訴人僅係介紹人等語，楊良智證稱伊有付費請余威幟拆除系爭房屋之冷氣等語，邱冠橙（即上訴人之員工）亦證稱：上訴人並未指示伊如何處理系爭房屋，而係楊良智需冷氣維修業者，伊才介紹其認識經營冷氣工程行之余威幟，不知其2人之後如何協商等語，可見伊並未指示拆毀屋內物品，亦不知美商電能公司與余威幟如何協議拆除之事，系爭房屋相關固定設備遭毀損一事，與伊無關，原審未採納余威幟等人前揭有利於伊之證詞，未說明其理由，僅憑伊為系爭房屋之實際所有權人，遽認伊有本件毀損犯行，顯有不當云云。三、惟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暨對證據證明力所為之判斷，不悖於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之經驗，而無違背客觀上所認為確實之定則，且敘明其何以為此論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原判決依憑證人余威幟所為本案係上訴人指派邱冠橙到店內找伊拆除，上訴人並在現場告知屋內所有有價值的東西通通可以拆走，邱冠橙亦說通通可以拆，有價值的就回收，沒用的就全部拆除，伊將屋內設備拆除後有取得回收及拆除費用，並開立發票之指證，佐以楊良智、謝秉宇之證詞，及卷附收據、利翔冷氣工程行之發票、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張貼系爭房屋門口之拍定公告、執行處履勘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暨案內其他相關證據資料，經綜合判斷，認為余威幟前揭不利上訴人之指證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並說明：審酌上訴人對士林地院拍賣系爭房屋之強制執行事件，經法院除去其對系爭房屋之租賃關係，始提起第三人異議之訴並聲請停止執行，嗣經法院裁定駁回確定，且拍定系爭房屋，並定期點交等過程，可見其對無法繼續使用收益系爭房屋，且需點交予拍定人之事，有心生不滿而起之毀損動機。又邱冠橙僅係上訴人之員工，並非系爭房屋之使用者或所有權人，若非聽命上訴人之指示而為，其對上訴人主張為實際所有權人之系爭房屋，豈有自行指派余威幟拆除、破壞屋內相關固定設備之可能？亦無甘冒刑責主動指使余威幟加以毀損之必要。且美商電能公司僅承租系爭房屋，該屋租約因法院除租命令而終止，該公司依約需完整交還系爭房屋，楊良智身為美商電能公司負責人，既稱系爭房屋為上訴人所有，其若非獲得上訴人之指示或同意，豈有可能任由余威幟毀損屋內設備，及任由公司額外支付此部分報酬予余威幟？因而不採信上訴人否認犯罪等辯詞，而認定其確有本件共同毀損之犯行，已詳述其憑據及理由。對於邱冠橙、楊良智、余威幟所為本案與上訴人無關，或稱僅委託余威幟拆除冷氣，或改稱係依邱冠橙指示而為云云，何以係推諉卸責或迴護上訴人之情詞而均不足採信，已依卷內資料逐一指駁及說明。核原判決綜合調查所得直接、間接證據及情況證據而為合理推論，尚無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亦無上訴人所指理由不備之情形，此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上訴人前揭意旨所云，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何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無非仍執其不為原審所採信之相同陳詞，徒憑己見，對原判決取捨證據為不同評價，重為事實之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說明，本件上訴人之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法　官林靜芬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1113-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重傷害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35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樊家妍上訴人即被告陳勤瀚張祥駿上一人選任辯護人程昱菁律師被告陳啓銘陳志驊林言宸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重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10月9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565號，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㈠第一審認定上訴人即被告陳勤瀚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重傷害等犯行，因而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陳勤瀚共同犯重傷害罪刑。嗣陳勤瀚及檢察官均提起第二審上訴，原審則以其等均明示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此部分經審理結果，認第一審未及審酌陳勤瀚已與告訴人林佑儒達成調解，並給付部分款項等情，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陳勤瀚刑之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量處其有期徒刑5年8月。㈡原判決認定上訴人即被告張祥駿、被告陳啓銘、陳志驊及林言宸（下合稱張祥駿等4人）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等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張祥駿等4人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論處張祥駿等4人各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　　施強暴罪刑。均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二、證據之取捨及事實之認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如其判斷無違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另所謂補強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具有相當程度關聯性之證據，且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供述人所陳述之事實非屬虛構，足資保障其所陳事實之真實性，即為已足。原判決認定張祥駿等4人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等犯行，係依憑證人即告訴人證稱張祥駿等 4人有在「鑽石皇后KTV」608號包廂內以酒瓶、酒杯及辣椒水攻擊告訴人，並一同強押告訴人至玉尊宮，且於陳勤瀚在玉尊宮動手毆打告訴人時在場觀看之證詞；佐以證人藍苡瑄同證以案發時有看到張祥駿在KTV包廂持酒杯毆打告訴人，且其他共犯亦均有打告訴人的頭及身體之證詞，以及告訴人相關診斷證明書等醫療資料等補強證據，以為認定。並敘明：㈠張祥駿雖辯以當時僅在「鑽石皇后KTV」608號包廂外，並未進入該包廂，亦未動手云云，然此部分與告訴人及藍苡瑄所述，以及陳啓銘供稱張祥駿在該包廂內確有動手、陳志驊供稱張祥駿有在「鑽石皇后KTV」現場等，均有未合而不足採信。至陳啓銘另改稱未見張祥駿在該包廂內有動手、陳勤瀚及少年黃○○（名字詳卷）供稱在玉尊宮時張祥駿並未下車，皆與事證均不符，無從作為有利於張祥駿之認定。㈡張祥駿既有與其他共犯一同前往「鑽石皇后KTV」608號包廂內以酒瓶、酒杯及辣椒水攻擊告訴人，且未見有阻止其他共犯將告訴人拖抬至KTV店外並押往玉尊宮之舉動，顯見其主觀上與其他共犯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所辯並無主觀犯意，同不足採。㈢告訴人對於前往玉尊宮途中有無被毆打、在玉尊宮遭幾人持榔頭敲擊等過程供述不一；佐以並無積極事證可證張祥駿等4人就陳勤瀚對告訴人持榔頭為重傷害行為一事，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可見張祥駿等4人與陳勤瀚間，原係本於傷害告訴人之犯意聯絡而將告訴人帶至玉尊宮，是陳勤瀚到玉尊宮時，突然在車後發現榔頭後，方自行提升普通傷害之犯意為重傷害之犯意，並持該榔頭敲打告訴人四肢，致生重傷害之結果。故除提升犯意之陳勤瀚外，張祥駿等4人就該部分，均僅論以傷害而非重傷害之共同正犯等旨，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及指駁。原判決既係綜合調查所得之直接、間接證據而為合理論斷，並未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即屬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謂有何違反證據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情。張祥駿及檢察官之上訴意旨仍執陳詞，其中：⒈張祥駿以其僅有在場助勢而未下手實施強暴，原判決並未說明何以其有下手實施強暴之行為，且未說明何以其所辯不足採信，竟僅以告訴人及藍苡瑄所述為認定其有罪之唯一證據；⒉檢察官以第一審認定張祥駿等4人成立重傷罪，並無違誤，且原判決未說明告訴人對張祥駿等4人不利之證詞有何不可採信之理由、亦未說明張祥駿等4人對陳勤瀚持榔頭敲打告訴人四肢之行為，是否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詞，分別指摘原判決有判決不載理由，及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之違法云云。經核係對於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漫事爭辯，或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評價，再為事實上之爭執，均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三、刑罰之量定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量刑合於法律所規定　　之範圍，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已分別敘明如何以被告等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而為量刑，業已審酌其等僅因細故而為犯行，所為已嚴重危害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併考量告訴人所受之傷勢、陳勤瀚逸脫原普通傷害之犯意聯絡，提升為重傷害之犯意而為犯行、張祥駿等4人參與犯罪之程度、各被告間坦承或否認犯罪之犯後態度、調解情況、智識程度、家庭及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後，始為量刑。所量處之刑既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核屬裁量權之適法行使，自難遽指為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以陳勤瀚未履行完畢調解條件，亦未供承事實原貌，有礙刑事案件之真實發現；且原判決未調查及說明被告等人犯罪後有無撥打110或119，以營救告訴人或告訴人脫困獲救之經過等涉及量刑之重要事項，指摘原判決有量刑不載理由之違背法令事由云云，係對事實審法院適法量刑之職權行使，任意指為違法，並非上訴第三審之適法理由。四、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乃其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而有其適用。此項犯罪情狀是否顯可憫恕而得為酌量減輕其刑之認定，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判決就陳勤瀚部分，已說明其所為嚴重危害公共秩序與社會安寧，更使告訴人受有嚴重傷勢，縱使犯後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調解成立，及給付部分金額，在客觀上仍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而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之必要。經核於法並無不合。陳勤瀚上訴意旨以其犯後坦承犯行，且年紀尚輕，家中尚有須其扶養之家屬，復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及給付部分金額，指摘原審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已違比例原則云云，無非就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酌減其刑與否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洵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　五、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並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得上訴於管轄第三審法院案件，除法律有特別規定外，以不服第二審判決者為限，則未受第二審判決之事項，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自無容疑。本件第一審判決後，就陳勤瀚部分，檢察官及陳勤瀚均僅就就量刑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至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認定、沒收等部分並不與焉，此有原審審判筆錄足憑（原審卷二第6至7頁）。則就未經第二審判決之犯罪事實、罪名認定部分，自不得提起第三審上訴。陳勤瀚上訴意旨猶謂告訴人所受之傷勢未達重傷害之程度云云，乃係就犯罪事實及罪名提起第三審上訴，依上揭說明，亦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六、綜上，本件檢察官、陳勤瀚、張祥駿之上訴，均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許辰舟法　官吳冠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935-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583號上訴人蘇映銘原審辯護人兼選任辯護人粘怡華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2183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4036號），提起上訴（其原審辯護人亦為其利益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蘇映銘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08年3月1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楊登勝及周星宇之犯行，因而維持第一審論上訴人以修正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量處有期徒刑8年，並諭知相關沒收、追徵之判決，而駁回上訴人在第二審之上訴，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及理由，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二、上訴意旨略稱：本件偵查卷內編號（以下僅以編號載列）7 、11、12所示，有關上訴人與楊登勝間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編號5所示彰化商業銀行金融卡翻拍照片、編號6所示楊登勝將新臺幣（下同）3萬3000元轉入上訴人申辦之彰化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下稱本案帳戶）之網路銀行交易明細、編號10所示行動電話之計算機顯示「33,000/17.5=1,885. 71429」等截圖、編號8所示電子磅秤顯示「16.75」之照片等證據，依周星宇所證，係取自楊登勝手機內上傳至雲端之資料，由其下載後複製於其手機內，再由警方複製拍照所製作之文書，並非存放於楊登勝手機內之原始檔案，顯為派生證據，且上開所謂上訴人與楊登勝之對話截圖，並未標註日期，是否確為108年3月間之對話，亦非無疑，復經該2人否認為其等間之對話，亦否認其他照片係取自楊登勝手機，伊對上開證據資料之真實性亦有所爭執，原審未能就上開證據資料之真實性踐行驗真程序，遽採為上訴人論罪依據，已有違法。況周星宇係108年11月間為警查獲，距其證述與楊登勝合資購買毒品之108年3月，已逾半年，縱有購得毒品亦已施用完畢。再參諸其與楊登勝間有感情糾紛，且於其個人所涉販賣毒品案件中以指認上訴人為減刑事證，實難以排除周星宇誣陷上訴人之可能，原判決僅憑非親自見聞交易之周星宇證述，即認定上訴人有本件販賣毒品犯行，有調查未盡、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三、惟查：㈠「數位證據」係指儲存於電磁紀錄載體，或是以數位方式傳送，於審判中得用以證明待證事實之數位資訊。而將該數位資訊內容，以機械、照相、化學、電子或其他科技方法，「準確重製」之產出物，乃原始證據內容重現之複製品，自與原始證據具有相同之證據能力（例如拍攝電子郵件內容畫面之照片，或列印之紙本文件）。倘當事人就該複製品與原始數位資訊內容之同一性無爭議時，固得直接以該複製品為證據，若有爭議，法院即應調查以驗真該複製品是否未經變造、偽造，而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內容同一，至驗真之調查方式，除得行勘驗或鑑定外，亦得以其他直接證據或情況（間接）證據資為認定。而關於證據是否具同一性之調查，乃屬訴訟法上之事實，以自由證明為已足，其證明方法與程序不受嚴格之限制，無須達到毋庸置疑或毫無懷疑之程度，只需達到使法院產生大致相信該複製品與原儲存於載體之數位資訊具同一性之心證即為已足，自不以取得原件為必要。至於能否藉由該複製品，證明被告有無犯罪事實，則屬證據證明力之範疇。又「供述證據」如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其有無證據能力，應視是否合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5有關傳聞法則例外規定決定；「非供述證據」因係「物證」，自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祇須合法取得，並於審判期日經合法調查，即可容許為證據，而不生依傳聞法則決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問題。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之對話紀錄，係社群或通訊軟體儲存用戶互動對話及情境表達紀錄，此為依據社群或通訊軟體之儲存功能，本於機械作用真實保存當時對話之內容，就紀錄本身而言，未經人為操作，非屬人類意思表達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非屬供述證據，祇要與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復無事證足認有透過偽造、變造所取得之情事，經合法調查後，以之為論罪依據，無違法可言。查，周星宇所證其與楊登勝向上訴人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過程，乃其親身見聞，自非傳聞證據。又卷附自周星宇手機內翻拍之手機截圖及照片（下稱數位證據），係周星宇於108年11月12日遭警查獲於108年5月間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曾峻杰後，於警詢、偵查中供出上開毒品來源為上訴人，所提供予警方之證據資料，為警方合法取得之證據。再者，周星宇證稱，108年間楊登勝為我男友，曾在我手機登入其當時之Google帳號，也有分享其雲端相簿給我，我因此取得編號1至14所示照片。2人於108年3月初講好，一起向上訴人購買半台甲基安非他命，由楊登勝傳送編號7 、11、12所示對話內容截圖給我等語。楊登勝亦證稱，我確實曾在周星宇的手機登入過我的Google帳號，不小心按到同步，所以2人手機內的相片均會相互同步到對方的Google相簿內等語。上訴人與周星宇、楊登勝均稱，編號7、11、12 所示對話截圖所顯示暱稱「阿銘」、「嚇鼠（老鼠圖示）寶寶了」之人為上訴人，且有編號1所示上訴人之相片及截圖內之大頭貼照片可佐，上訴人及楊登勝均未表示上開對話內容有經僞造、變造。上訴人就本案帳戶為其所有，且有編號 6所示108年3月13日23點38分，楊登勝轉帳3萬3000元至上訴人本案帳戶之事實不爭執，復有彰化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可稽（見偵查卷第70頁），足認編號7、11、12之對話內容截圖為上訴人與楊登勝之對話紀錄，亦與本案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復經原審於審理期日就本案數位證據依法踐行證據調查程序，而有證據能力，自得採為本案判斷之依據。至上開數位證據是否足為本案補強證據，乃證明力之範疇，上訴人及其辯護人空言此為傳聞證人周星宇所提衍生證據而無證據能力（見原審卷第97、120頁），自無可採，此經原判決敘明理由，核無違誤。上訴意旨再執前詞，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再行爭執，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㈡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再販毒者與購毒者，係屬對向犯罪之結構，對向犯證人之證述，固不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而須以補強證據證明其確與事實相符。然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陳述者所述不利被告之犯罪情節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是以購毒者或共犯之證述若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即足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尚難因其等於被訴販賣毒品案件中供出被告為毒品來源，請求依法減免其刑，即認其等證述不可信。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供述、周星宇、楊登勝之證述、本案數位證據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上訴人於108年3月間某日，以暱稱「阿銘」、「嚇鼠（老鼠圖示）寶寶了」傳送Line訊息予楊登勝，約定以3萬3000元之代價販賣毛重17.5公克（淨重16. 7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嗣楊登勝於108年3月13日23時38 分許，將3萬3000元匯至上訴人之本案帳戶，上訴人即於翌日（14日）20時7分後之同日某時，在其位於桃園市不詳地址住處，將前開數量之甲基安非他命交予楊登勝或周星宇其中1人之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並說明：周星宇與上訴人間並無仇隙，其所提出編號7、11、12所示上訴人與楊登勝間之對話內容顯示，某日18時14分至37分，楊登勝要向上訴人購買「半台現貨」，價格為「66∕2」（即1台為6萬6000元，半台為3萬3000元），上訴人要求先匯款等語，中午12時1 5分，楊登勝稱「等等可以過去拿的時候，跟我說」、迄晚間8時7分，上訴人表示「來了」、「可以來」，佐以編號5 、6所示（108年3月13日）23時38分，楊登勝帳戶有轉入本案帳戶3萬3000元之事實，編號9、10所示照片顯示計算3萬3 000元∕17.5公克，1公克為1,885.71429元，及編號14所示1 包白色結晶（即甲基安非他命）、編號8所示電子秤上顯示淨重16.75公克之照片，及周星宇於108年5月間以1公克甲基安非他命2000元之價格販賣予曾峻杰，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上訴字第331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在案等情，堪認周星宇所證本件交易過程真實可採，上訴人辯稱楊登勝會幫我修水電，買修水電的設備及安眠藥，我也會賣一些3C產品給楊登勝等語，楊登勝亦附和其詞，惟均未能提出相關佐證以實其說，自無足採。已就上訴人所辯何以不足以採信，依據卷內資料詳加指駁、說明其取捨之理由綦詳。核其所為之論斷，尚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上訴意旨仍為單純事實之爭執，任意指摘原判決不當，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四、綜上，上訴意旨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徒憑主觀任意爭執，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林立華法官莊松泉法官李麗珠　　　　　　　　　　　　　　　法官陳如玲法官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583-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過失致人於死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33號上訴人袁志豪選任辯護人曾海光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人於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9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1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上訴人袁志豪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刑，已詳述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以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並對於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所辯各節，何以均不足以採信，亦於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自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證人江璧君、陳亭惠未證述上訴人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下稱本件小客車)、被害人楊謝青鸞騎乘之自行車(下稱本件自行車)之車損及被害人倒地位置，且江璧君之證述前後不一。又警方所繪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亦無被害人所躺之位置，且在「現場處理摘要」欄記載「不知行向之B車(指本件自行車 )」，可見事發經過不明。原判決就兩車之行車方向、撞擊點暨車損、被害人倒地位置等情，未詳加調查究明，逕認上訴人犯罪事實，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矛盾之違法。　㈡倘兩車相撞，本件自行車前方車輪應會受擠壓變形，而本件現場及車損照片顯示，本件自行車前方車輪並無變形。原判決逕以本件自行車龍頭把手及車輪歪斜，作為認定兩車有發生碰撞之依據，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　㈢江璧君已證述其位於本件小客車左後方，未看見車輛右側本件自行車接近之情形，並無目擊碰撞經過等情，復證述：本件小客車有慢下來，駛過行人穿越道，才聽到聲音等語。又行人穿越道旁為不銹鋼護欄及花圃，本件自行車不可能穿越花圃及護欄，被害人即非在行人穿越道上遭撞擊。可見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覆議委員會(下稱覆議會)之鑑定結果，所認定雙方車輛有發生碰撞情形，並非實在。原判決未詳為審酌上情，遽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　㈣本件小客車之右後照鏡片僅有掉落，並未破損，且鏡框並無刮痕、血跡或碰撞凹痕，足認江璧君證述被害人掛在本件小客車右側之情，應不可取。又依警方所繪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本件自行車係反向傾倒於行人穿越道右前方1.7米道路上，且本件小客車並無與本件自行車碰撞之刮痕，可見兩車並無碰撞。再者，本件小客車之高度1.3米，而被害人騎車時應高於1.6米，以江璧君既證稱未見兩車碰撞情形，應係被害人不知何原因持大鎖頭「敲擊」本件小客車前擋風玻璃後，導致重心不穩傾倒。況本件自行車之置物籃早已破損，足以影響鑑定結果，警方對本件自行車之採證照片，係在事發後一個月所拍攝，難認與事發時之狀況相同。原判決未依上訴人聲請囑託中央警察大學再次鑑定交通事故責任歸屬，遽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矛盾之違法。　㈤本件被害人家屬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判決確定在案，應視為雙方已和解。原判決逕以雙方未和解為由而未予從輕量刑，有違罪責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四、惟按：　㈠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無違法可言。　　又所謂之補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且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證人之證述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足當之。至於證人的證述內容，縱然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的判斷、取捨，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　　原判決係依憑上訴人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及江璧君等人之證言，佐以原判決理由欄所載證據資料，相互比對、勾稽，而為前揭犯罪事實之認定。並說明：上訴人於警詢中供述：我才穿越該路口，「行經至一半時」（約車身有一半超過撫順街與撫順街41巷口），右前方的擋風玻璃突然遭不明物體敲到，造成右後照鏡鏡片脫落等語，以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勘查兩車車損情形結果：本件小客車車頭白色刮擦痕及本件自行車表面多處黑色擦痕等移轉性跡證之情；第一審勘驗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被害人騎乘本件自行車由畫面之右上角與上訴人所駕駛之車輛「垂直」，「欲進入路口」之後，上訴人及本件自行車遭騎樓柱子遮擋，過程中，未見本件小客車顯示煞車燈之情，且參酌江璧君於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述、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之鑑定意見，可見本件自行車係遭本件小客車右前車頭（指右前車輪上方之右側車身處）碰撞，而人車倒地等情。又本件小客車前擋風玻璃蜘蛛網狀破損、右後照鏡鏡片脫落，不排除係本件自行車遭撞後，車上物噴飛撞擊擋風玻璃，以及鏡片勾拉被害人衣物，導致被害人向車後滾落拉扯脫落所致。再者，本件自行車之前車輪確有「龍頭把手、車輪歪斜狀況」，顯係經外力撞擊所致等旨。復說明：江璧君業於第一審審理時到庭作證，並就各項待證事實證述明確，無再行傳喚江璧君到庭調查之必要，又本件已依前述證據判斷兩車有碰撞事實，無再囑託中央警察大學就此進行鑑定之必要等旨。　　原判決採信上訴人前揭於警詢中供述穿越路口行駛至一半時之情況，以及江璧君關於聽到車輛撞擊聲響後，目擊被害人從本件小客車側滾到右後方始跌落地下之情，自係不採信江璧君有關本件小客車已通過行人穿越道，才聽到聲音部分之證言，此為採證之當然結果。又原判決以第一審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顯示：本件小客車由左往右行駛，本件自行車自畫面右上角與本件小客車垂直，欲進入路口之後……情形( 見第一審卷㈡第23頁)，因而認定：兩車係垂直行進發生碰撞，上訴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等情，乃原判決綜合各項直接證據、間接證據，以及情況證據所為判斷，且其所為論斷說明，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不悖，縱未逐一論列上訴人所爭辯之各項細節之取捨情形，仍於判決結果無影響，揆之上開說明，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再者，本件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鑑定結果：依警方交通事故現場圖、警方照片、當事人談話紀錄顯示，事故前本件自行車自撫順街、撫順街41巷口西北角人行道上北向南行駛，本件小客車沿撫順街東向西行駛，至肇事處時，本件自行車與本件小客車右前側撞擊而肇事等情(見偵字第3267號卷第95頁背面、第113頁背面、第114頁)，乃係綜合交通事故全部證據資料所進行之鑑定，而非僅以江璧君之證述、本件自行車之照片而為。原判決以上述鑑定意見補強上訴人及江璧君之供述，尚無違法可言。況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過失責任，並非僅憑江璧君之證述、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之鑑定結果，而係參酌上訴人所為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此乃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言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背證據法則，並有理由欠備、矛盾之違法云云，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所定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者，始足當之。　　證人已由法官合法訊問，且於訊問時予當事人詰問之機會，其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得再行傳喚，刑事訴訟法第196條定有明文。　　卷查，本件於第一審審理時，江璧君已到庭以證人身分行交互詰問，並就各項待證事實證述明確，且本件業經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鑑定在案。上訴人聲請傳喚江璧君到庭調查，以及就本件車禍囑託中央警察大學進行鑑定，所指待證事實並無不同，且此業據原審綜合上訴人之供述及江璧君之證述及調查所得各項證據，合理判斷取捨其等證言之憑信性，而為事實認定，難認仍有調查之必要。原審未再傳喚江璧君到庭調查，以及未就本件車禍囑託中央警察大學進行鑑定，於法尚無不合。此部分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判決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云云，殊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㈢量刑之輕重，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法院於量刑時，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顯然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　　原判決說明：審酌上訴人之過失情節，造成被害人家屬無法彌補之創痛，犯後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民事上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之旨，而為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而為量刑，既未逾法定刑度，又未濫用裁量之權限，亦無違背罪刑相當原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至於被害人家屬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移送第一審法院民事庭後判決確定，並非雙方達成和解。上訴意旨指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件之判決，應視為雙方已和解云云，難認有據。原判決前揭對於上訴人犯後態度之說明，於法尚無不合。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言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違反罪責相當原則云云，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綜上，上訴意旨係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或原判決已明白論斷說明之事項，仍持己見，漫為指摘違法，或單純就犯罪事實有無，再為爭辯，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至於其餘上訴意旨，均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蘇素娥法　官林婷立法　官洪于智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杜佳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933-202503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32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戴慶國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08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9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無罪部分，撤銷。戴慶國犯攜帶兇器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捌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香蕉果手參拾參簍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戴慶國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竊盜犯意，於民國112年11月2 2日21時許至22時44分許，二度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前至林基泰種植香蕉之屏東縣○○ 鄉○○段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分稱912、913地號香蕉園、916地號香蕉園，合稱本案香蕉園），攜帶客觀上具有危險性可供兇器使用之鋒利刀具而以該刀具割裂香蕉植株而竊得香蕉果手33簍後，以本案車輛載運駛離現場。嗣於翌日林基泰發覺失竊而報警循線查獲上情。二、案經林基泰訴由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58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二、訊據被告戴慶國（下稱被告）矢口否認有何攜帶兇器竊盜之犯行，辯稱：我是去釣魚、噴漆，我沒有攜帶香蕉刀、沒有進入本案香蕉園，我看到本案香蕉園裡有手電筒的燈光，我以為是採收的人等語。三、然查：　㈠認定事實採認證據之說明　⒈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亦即，認定被告之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或被告有無參與不法犯行，必須連貫各行為人行為情境之「前後脈絡」，以及相關證據間之相互印證、補強作用，作為判斷基礎。　⒉又情況證據固然無法直接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在與否，但可用以證明間接事實之存在，再以間接事實推論直接事實，另情況證據亦可用以證明實質證據證明力之有無或強弱；積極之情況證據，倘係獨立於待補強證據之證據方法或證據資料，且具證據能力，論理上即具有補強證據之適格性；於積極之情況證據與消極之情況證據併存之情形，消極之情況證據雖能發揮證明消極之間接事實存在，或減損、削弱實質證據證明力之功能，惟積極之情況證據所為之事實推論，倘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且待補強之實質證據經適格之情況證據予以補強及相互利用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其事實認定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⒊另基於習性推論禁止之法則，被告之前科紀錄屬品格證據，不得用以證明其品格與本案犯罪行為相符或有實行該犯罪行為之傾向。惟被告之前科紀錄，倘與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在證據法上則可容許檢察官提出供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機、機會、意圖、預備、計畫、知識、同一性、無錯誤或意外等事項之用，而非資為證明其品性或特定品格特徵，即無違上開法則。此等證據因攸關待證事實之認定，如屬審判中案內已存在之資料，祗須由法院依法定之證據方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使當事人、辯護人等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非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　⒋再以自動監視錄影而拍攝儲存於電腦設備之數位檔案，乃全憑機械力拍攝取得，未經人為操作，或伴隨有人之主觀意見在內，自有證據能力。法院如以之為物證，亦即以該自動監視錄影、電腦設備及其內儲存之數位檔案之存在或形態為證據資料，其調查證據之方法，固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之規定，提示該自動監視錄影、電腦設備及其內儲存之數位檔案，命被告辨認；如係以該數位檔案內之畫面作為證據資料，而該等畫面業經檢察官或法院實施勘驗，製成勘驗筆錄，則該筆錄已屬書證，法院調查此項證據，如已依同法第165 條第1項之規定，就該筆錄內容向被告宣讀或告以要旨，即無不合。　⒌惟用以證明數位檔案內容之證據，並非僅限於數位檔案之原件，倘如：原件佚失或毀損並非舉證方惡意所為、透過司法程序仍無法獲得原件或對造方就原件替代品之證據適法性並不爭執等條件時，亦得藉由訊問前已見知該數位檔案內容之人，使其為陳述，因具有不可替代性，故訊問此前已得知數位檔案內容之人，刑事訴訟法第210條明定，應適用關於人證之規定。此供述證據與數位檔案證據，均屬各自獨立的證據方法，各該證據方法並非絕對不能互為補強證據，此乃屬證據證明力範疇，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　㈡本案之查獲經過與事實認定　⒈依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113年3月28日東警分偵字第113 30745500號函、113年5月6日東警分偵字第11331151100號函、113年5月19日東警分偵字第11331312400號函113年5月31 日東警分偵字第1139000066號函暨各檢附之員警偵查報告（見原審院一卷第29至47、71至83、89至97、109至112頁）可知：　⑴本案係員警於112年11月23日接獲告訴人林基泰（下稱告訴人）報案，隨即調取周遭監視器影像發現BDQ-2537小客車於11 2年11月22日21時許進入、22時許離開、22時40分再次返回本案香蕉園地段，嗣於112年12月24日上開BDQ-2537小客車車主即被告因至南州鄉香蕉園行竊另經警查獲，而由本案員警前往南州分駐所詢問被告察知。　⑵員警於調閱本案香蕉園旁光電廠監視器發現於112年11月22日 21時05分許，在本案916地號香蕉園前停放一部汽車、21時3 6分許，在本案912、913地號香蕉園內有燈光閃現，因該光電廠監視器時間斷續，故僅能研判21時至22時為竊盜時段。　⑶再以現場及周遭監視器畫面，在112年11月22日17時30分直至翌(23)日上午7時許期間，除被告駕駛之BDQ-2537小客車，並無發現其他車輛有在香蕉園停留或經過之情形。　⒉上開光電廠監視器錄影畫面斷續情形：　⑴此經證人即員警陳銀財到庭具結證述：該監視器是全程錄影也有智慧監測功能，就是有人車經過就會有自動拍攝紀錄，在現場是看智慧監測內容顯示大概什麼時間有人車經過的軌跡，沒有看全程，想說把全程畫面拷貝回警局再看，但回來看發現時間會亂跳，就如同原審勘驗結果會斷斷續續。我當初在光電廠現場看畫面，沒有斷斷續續，可以看到光搖晃，感覺就像有個人拿著手電筒走來走去。其他時間畫面都是烏漆抹黑的。之後因為已經研判作案時間就沒有想再回去備份，現已無檔案備份，光電廠的檔案保存最多20幾天，現在應該不會再有。該監視器鏡頭就是朝本案香蕉園拍攝，晚上沒有燈光，所以看不清楚，但白天就照得很清楚。所謂的電腦顯示有活動痕跡，是說一般畫面是都很平靜都沒有什麼人車經過。如果有人車或畫面突然亮亮的，類似有一些活動，機器就會智慧偵測，這段時間可能有什麼事發生。監視器畫面如果香蕉園有人拿燈光照來照去，監視器就會自動偵測說這時候有活動痕跡。現場那個時間點有人在香蕉園裡一直不知道做什麼事情，監視器才會自動偵測當時有活動。所以「人車頻繁經過」是指電腦顯示的現場偵測痕跡，並非現場有真實的大量人車經過等語（見本院卷第91至98頁）。　⑵是原審勘驗前揭光電廠監視器檔案結果，雖可見畫面時間「2 023/11/22 21：05：59」有一台車輛停在檳榔園附近，「20 23/11/22 21：36：32」電線桿後方有光，光源上下移動、由左往右持續移動，惟整體畫面出現斷斷續續、模糊不清，且有馬賽克圖案（見原審院一卷第199頁），然此係受限於監視錄影畫面之畫質、錄影格式與現場狀況而非必然因此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故雖監視器畫面斷斷續續、模糊不清，亦未攝得割取香蕉過程、人物臉部或車輛特徵，亦不影響前揭證人即員警陳銀財之供述證據係各自獨立之證據方法所得之證據價值，況前揭光電廠監視器錄影檔案內容顯非員警蒐證時惡意造成，且現已無法獲得原始檔案，自難以該監視器錄影畫面斷續、模糊、馬賽克而逕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⒊被告坦承當時出現在本案香蕉園然所辯顯不合理　⑴被告固辯稱其係去釣魚、噴漆等語，然依113年5月2日員警職務報告記載912、913地號香蕉園與916地號香蕉園中間雖有溪流，但很淺，未看過有人在此釣魚等語（見原審院一卷第 73頁），且證人林基泰於原審審理具結證稱：案發時為枯水期，大排根本沒水，如何釣魚等語（見原審院一卷第198頁）；證人即員警陳銀財亦於本院具結證述：本案香蕉園中間有一個大排水溝，類似溪流，溝渠很大，兩邊是雜草和泥土，中間有非常細的水流經過。那時候是11月份應該是枯水期，應該也不會太多水。我也沒看過有人下去，也沒看過有人在裡面。我們平常巡邏經過也不會看見溝渠裡面會有人在裡面，是有看過牛在裡面，因為附近有個牧場，會放牛進去吃草。我們巡邏也不會下去等語（見本院卷第94頁），核以被告於原審自承從本案香蕉園至其住處約1、20幾分鐘等語（見原審院一卷第213頁），是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有指出進入該溝渠之梯道，然以現場夜間無燈光，渠高水低，周遭是雜草與泥土，核以一般常情判斷，一般人不至於特地大費周章遠至本案香蕉園附近釣魚，更顯無於夜晚無光之本案香蕉園現場噴漆之必要，自難認被告辯解合於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判斷。　⑵再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提出當時釣魚之LINE對話紀錄、釣魚之現場照片（見原審院一卷第155至159頁），該對話雖顯示係11月22日21時許所傳，並且地點係於「林邊鄉竹林村」，然細觀該照片係於公元2022年即111年11月22日所拍攝，並非本件案發時間112年11月22日，益徵被告辯解難認可採，亦不足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⒋本案攜帶兇器竊盜之事實認定及告訴人失竊之香蕉果手數量　　依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113年7月9日東警分偵字第113 8002540號函檢送告訴人調查筆錄及香蕉園樹對比照片、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113年7月14日東警分偵字第113900 1787號函檢附香蕉樹遭刀物切割斷處之近照2張（見原審易字卷第165至171、173至179頁）可見，告訴人種植本案香蕉園自行採收與遭竊盜割取之痕跡明顯可分，且遭割斷之香蕉植株橫切面照片明顯可見非以徒手扭斷，而係遭以鋒利刀具割斷，是本案告訴人失竊香蕉果手數量自應以告訴人逐一清點確認是33株香蕉植株遭刀具竊割33簍為準，檢察官起訴書所認10簍，應係以被告於警詢坦承「竊得10-15簍」等語（見警卷第2頁）而為被告有利之推認所致，尚難認與事實相合，又以上開香蕉植株遭利器切割之痕跡而言，被告所使用之刀具顯然客觀上具有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造成危險性由得資為兇器使用無疑。　㈢綜上所述，縱前至本案香蕉園之道路有4處，然經員警調閱觀看周遭監視器錄影畫面發現案發當時僅有被告駕駛之BDQ-25 37小客車於112年11月22日21時許至22時44分許間，二度進入經過本案香蕉園地段，且本案香蕉園於此間有手電筒燈光閃現，被告所辯稱於該地釣魚、噴漆之情節不合理且無所憑，被告復有駕駛前開自小客車竊取他案香蕉果手之同一性質犯罪行為之品格證據，是相互利用本案卷內之間接證據，已足使本案犯罪事實獲得確信，亦即被告本案攜帶兇器竊盜香蕉果手33簍之事實已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被告2次前往上開地點竊盜之行為，係基於單一之決意，並於密接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償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屬接續犯，而為包栝之一罪。五、撤銷改判及量刑理由　㈠原審以檢察官未證明被告確有攜帶香蕉刀進入本案香蕉園竊取香蕉之事實，尚難僅因被告就經過該處之原因，供述與常情未合即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不能確信被告犯攜帶兇器竊盜而無合理之懷疑而判決無罪，固非無見。惟被告本案攜帶兇器竊盜之犯行，已經本院綜合卷內事證予以認定如前，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審判決就此部分為無罪判決有違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體能智識正常，雖無固定職業，仍能靠打零工賺取維持生計之財物，竟為己不法利益，無視告訴人歷經香蕉植株之種植排列、蕉園雜草控制、施肥、留萌及除芽、整疏果把、灌溉與排水、果防保護及套袋、災害預防等辛勞過程，終得香蕉果手成熟能摘取販售之時，竟利用夜間無燈光、周遭防盜設施欠缺，以攜帶兇器前至本案香蕉園，粗殘割裂盜取香蕉果手33簍，將告訴人勞力所得歸己不勞而獲，目無法紀、破壞社會治安，造成告訴人財產損失及對社會互助生活之不信任，犯後復飾詞狡辯，毫無悔過之意，遑論賠償告訴人所受財產損失，兼衡其本案犯行前無經法院論罪科刑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41至42頁），犯罪手段、情節，及其自陳之學歷、工作、經濟及家庭狀況（見本院卷第10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六、沒收宣告　㈠犯罪所得之物　　被告所竊得香蕉果手33簍，未經扣案，且無證據證明被告獲有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 3項規定，予以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不予宣告沒收之供犯罪所用之物　　至被告攜帶而犯本案竊盜之兇器刀具，未經扣案，無從認定是否屬於被告，爰不予宣告沒收。又本案車輛雖為被告所有且供本案竊盜犯行所用之物，惟衡酌本案車輛仍有日常代步之用途，非違禁物，且非專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再以車輛具有相當財產上價值，若予宣告沒收，衡以被告竊得財物之價值，則與比例原則有違，亦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書鳴、蔡瀚文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映妏提起上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楊智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建瑜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犯竊盜罪而有左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三、攜帶兇器而犯之。

2025-03-27

KSHM-113-上易-532-202503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22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羅基湖輔佐人陳玲玲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1910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3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對被告丙○○被訴涉犯刑法第 309條之公然侮辱罪嫌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係因插隊而遭告訴人甲○○質疑，而為本案之侮辱性言論，使告訴人在眾多人面前遭受羞辱，其有侮辱人格之犯意甚明，且非屬失言、偶然或衝突當下的短暫言語攻擊（實則有其他不滿者即當時排隊之民眾），原判決逕自斷認被告係一時氣憤、宣洩不滿情緒發言而判決無罪，容屬率斷。　㈡倘與人發生爭執，而心生氣憤、不滿，出言譏罵對方，已具針對性，且係基於表達己身不滿，顯非玩笑可比，聽聞者已可感受陳述之攻擊性，而非平常玩笑或口頭禪，當然會使該特定人感覺人格遭受攻擊，足以貶損其名譽及尊嚴評價，而與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相符。而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所保護之法益乃個人經營社會群體生活之人格評價。而遍觀一般社會通念，被告針對告訴人辱罵「幹你娘機掰」、「幹你娘」、「幹」等語，其目的實屬對告訴人進行羞辱，並屬於對人惡意侮蔑之行為，至為明瞭。　㈢復被告辯稱伊當時是針對告訴人說他插隊而情緒上來云云，可見被告係因己身行為不正之事遭人發現，並為此感到不滿，而對告訴人口出「幹你娘機掰」、「幹你娘」、「幹」等語，由斯時情境、對話內容的前後脈絡觀之，被告實係為了洩憤，並以該等話語辱罵告訴人；但被告本應循正當程序與告訴人溝通解釋，更甚者應自思己過，並非據此為公然侮辱犯行並推諉卸責。可證被告所為客觀上已為侮辱之行為，且被告主觀上並有公然侮辱犯意，被告所辯諉無可採。　㈣況依「…尤其是直接針對被害人之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結構性弱勢者身分，故意予以羞辱之言論，因會貶抑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從而損及他人之名譽人格。於此範圍內，已非單純損害他人之個人感情或私益，而具有反社會性。立法者以刑法處罰此等公然侮辱言論，仍有其一般預防效果，與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尚屬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可資參照。　㈤綜上，被告係身為「插隊之人」，對於「守法合規」之告訴人大聲辱罵，並藉此繼續從事不正行為，不僅公然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其言論毫無助於公共事務思辨之可能，更甚係對社會公平正義之負面衝擊，具有極高之反社會性。而告訴人與被告之間性別有別，被告所辱罵之「幹你娘機掰」、「幹你娘」云云，容有蘊合性別差辱之意，上開等情均合於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所稱與「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無違之情形，自應予以嚴懲。倘若被告得以「情緒上來」為由意圖脫罪卸責，將肇使世風日下、道德淪喪，可見被告顯已嚴重擾亂社會安寧秩序，惡性非輕，故懇請依法提起上訴，以符法治!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規定補充理由如下：　㈠上訴人所執事由，均經原審判決逐一論駁並詳為說明其採認之理由，上訴意旨置原審判決明白之論述而不顧，已難認其上訴為有理由。　㈡又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的成立，須以行為人主觀上出於侮辱他人之意思，以抽象之謾罵或嘲弄等客觀上被認為是蔑視或不尊重他人之言詞或行為，而足以貶損他人人格及社會評價，始足當之。如行為人主觀上並無侮辱他人之犯意，縱使言語有所不當甚且粗鄙，或致他人產生人格受辱的感覺，仍不以該罪加以處罰。而行為人內心主觀上有無侮辱他人之意思，應斟酌行為人言論時的心態、前後語句的完整語意、行為時的客觀情狀、語言使用習慣、表達之前後語境及事件發生原因等，加以綜合判斷。　㈢而觀本件案發當時之譯文如下，有告訴人提出之譯文可稽：　　告訴人：小姐（加油站人員）他插隊- 　　告訴人：先生你插隊還插得那麼理直氣壯喔？　　被告：幹你娘機掰啊。我這裡，你就這樣停在那裡，我就在那邊等你喔。（台語）　　告訴人：啊人家（其他車）就不用出去喔？人家是不用出去是不是啦？　　被告：幹你娘、幹、幹你娘機掰啦！（台語）　　告訴人：你再繼續罵啊。　　被告：這種人就阿捏啦(合語）（與告訴人前方騎士說話）　　告訴人：什麼叫這種人？（台語)啊你就插隊咩。　　被告：我這邊沒有人我當然就這邊。　　告訴人：什麼東西啦？　　被告：啊你在後面我在這邊。　　告訴人：人家在這邊排隊我排在後面有什麼問題嗎？　　被告：（機車噪音無法辨識）。　㈣依上開譯文所見，被告就告訴人質疑其插隊乙節，並不認同，並於爭執過程中，先爆粗口（即本案侮辱言語），繼回稱「我這裡，你就這樣停在那裡，我就在那邊等你喔」、「我這邊沒有人我當然就這邊。」、「啊你在後面我在這邊。」等語；得見被告疑就其自身可能插隊之事並不自知，經告訴人直指而為上開爭執時，動輒以無關爭執內容之本案侮辱言語作為開頭，進而解釋自己行為之合理性，不認為自己確有插隊之情等節，應堪認定。則由斯時情境、對話內容的前後脈絡觀之，上訴意旨所指被告因行為不正遭人發現、心生不滿，因而辱罵告訴人以洩憤等節，已與事實有所出入；復自被告與告訴人素昧平生，亦不認識告訴人之任何家人，被告為解釋其並無告訴人所指插隊之舉前，動輒以無關插隊事項之本案侮辱性言語為開頭，雖與「性」相關，惟無法排除本案之侮辱性言語，實為被告口頭禪之可能，而均無從使本院確信被告確有侮辱告訴人故意之存在。　㈤況且，被告所為本案之侮辱性言語雖帶有負面貶意，在原始文義上固具有對指涉對象之攻擊、侮辱成分，然依當時之客觀情境，該等言語之粗鄙不堪，固然足使告訴人聽聞後感到不快、難堪，而侵害其名譽感情，惟尚不至於使告訴人在社會上產生負面評價，亦不致遭受他人之歧視或貶抑，或使告訴人自我否定人格尊嚴，自難認有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達不可容忍之程度。　㈥再者，被告之言論，固然無助於公共事務思辨之可能，且無需受維護之公共利益可言，然因本件被告主觀上無從證明有侮辱之犯意，客觀上亦未侵害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本件尚難逕以公然侮辱罪相繩。四、從而，依卷內事證，無法就檢察官所指被告涉犯本案公然侮辱罪行，達於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對被告為無罪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執前詞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呂建興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吟提起上訴，檢察官何景東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李淑惠　　　　　　　　　　　　　　　　　　　法　官　邱明弘　　　　　　　　　　　　　　　　　　　法　官　呂明燕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戴育婷　　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1910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丙○○　輔佐人即被告之配偶　乙○○　住詳卷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 230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丙○○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以：被告丙○○於民國113年5月10日8時33分許，騎乘機車前往高雄市○○區○○路000○0號中油鳳松站，因插隊加油而引起在後方排隊等候之告訴人即機車騎士甲○○出聲向加油站人員質疑，被告忽聞告訴人向加油站人員質疑其插隊加油之語，竟基於侮辱人格之犯意，明知該處為不特定人得共見共聞之公開場所，仍對告訴人接續辱以台語「幹你娘機掰」、「幹你娘」、「幹」等穢語，足以貶抑告訴人之人格，且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並無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即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 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決要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為被告涉犯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現場錄音譯文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地口出台語「幹你娘機掰」、「幹你娘」、「幹」等語，然堅決否認有何公然侮辱之犯行，辯稱：伊當時是針對告訴人說他插隊而情緒上來等語（見本院卷第31頁）。經查：（一）被告於前揭時地口出台語「幹你娘機掰」、「幹你娘」、「幹」等語，有上開事證可證，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二）然刑法第309條第1項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用語負面、粗鄙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例如被害人自行引發爭端或自願加入爭端，致表意人以負面語言予以回擊，尚屬一般人之常見反應，仍應從寬容忍此等回應言論；並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行為人陳述具有貶抑性之語句，縱或侵及被害人之名譽人格，並使被害人心感不快；然法院仍應就雙方爭執之前因後果、案發情境、行為人之個人條件、與被害人之關係等項，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具體判斷行為人所為言論，僅係一時情緒之抒發，而與個人修養有關，或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及該言論是否已達致被害人自我否定人格尊嚴之程度，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等，綜合認定依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予以論罪，是否使司法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與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三）依前揭事證，可知被告與告訴人在本案發生前，彼此並不相識。被告固於案發當時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加油站，對告訴人口出前開言語，然參諸被告口出前言之緣由，可認被告斯時係一時氣憤而出言宣洩其內心之不滿，且屬短暫、瞬時，並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或攻訐，更非針對告訴人之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結構性弱勢者身分予以羞辱，尚難認被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又上開言語縱屬低俗，然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此種冒犯及影響程度，是否足以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並因而貶損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甚至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實堪存疑。是揆諸前揭憲法法庭「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判決意旨，要難逕以刑法第309條之公然侮辱罪相繩。四、綜上所述，依據檢察官所舉事證，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檢察官此部分所指訴之公然侮辱犯行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被告此部分有罪之確信，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呂建興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宗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黃政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儲鳴霄

2025-03-27

KSHM-114-上易-22-202503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65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朱榮豐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簡上字第80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3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002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以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被告有公然侮辱之犯行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其犯罪尚屬不能證明，遂撤銷原審法院簡易庭對被告所為簡易判決處刑並改判諭知被告無罪之結論並無不當，應予維持，除就上訴意旨指摘部分予以補充如後述外，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依現今一般社會通念，「白癡」強烈含有侮辱他人的意思，足使他人精神上、心理上感覺難堪。而案發處係超商，顯屬多數不特定人均得共見共聞之處所，告訴人遭被告以上述字眼辱罵，已逾一般人可忍受之程度，亦顯非屬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所認係被害人自行引發爭端或自願加入爭端，致表意人以負面語言予以回擊，而應從寬容忍此等回應言論之情事，是原審以此認被告之舉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顯有未洽。　㈡對於行為人言詞、行為之評價，除須審究行為人所為之方式外，尚需觀察事件發生之整體情狀論斷。被告不思以理性處理紛爭，而於案發時逕為上開行為，實難逕以被告情緒氣憤，即認為被告主觀上無侮辱之故意。縱然被告案發時有諸多不滿情緒，終究不得選擇，以逾越法律界線方式對告訴人為辱罵「白癡」之侮辱行為，益徵被告此舉未達最低道德限度之標準至明。原審判決以上開理由而諭知被告被訴公然侮辱無罪，亦無異鼓勵動輒以此舉非理性之方式解決私人間之爭端，顯有違誤等詞。三、經查：　㈠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公然侮辱人者，處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於此範圍內，上開規定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尚屬無違。此經憲法法庭第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載述綦詳。　㈡被告當場對告訴人所稱「是北七嗎？」（閩南語發音）之言論或由於個人一時情緒反應之語言使用習慣或修養；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並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被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尚不足認告訴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被告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　㈢檢察官上訴所執前詞，係憲法法庭第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所採認公然侮辱之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可能涵蓋過廣，應適度限縮之結論而以表意脈絡為理由之舉例說明，與原審判決及本院前開所指係就表意人主觀意識及以公然侮辱罪論處是過苛之認定說明，二者間並無互斥性質，換言之，縱就表意脈絡如檢察官上訴所指，亦不妨害基於行為人主觀意識及以公然侮辱罪論處過苛之認定。　㈣以上可見，被告對告訴人所為辱罵，尚與刑法第309條公然侮辱罪之合憲要件有違，檢察官起訴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 項之公然侮辱罪嫌，尚有未洽。四、上訴論斷的理由　　原審以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公然侮辱之犯罪罪嫌而為無罪之諭知，並無違誤。檢察官之上訴亦未能使本院就其所舉事證認為已達足以為被告有罪判決之程度，檢察官上訴請求撤銷改為有罪判決，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倪茂益提起上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莊珮君　　　　　　　　　　　　　　　　　　　法　官　楊智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陳建瑜【附件】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80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甲○○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本院簡易庭於民國113 年3月18日所為112年度簡字第2636號刑事簡易判決（原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20028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改依通常程序審理，並自為第一審之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甲○○無罪。　　理　由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甲○○於民國112年7月28日 19時29分許，在址設高雄市○○區○○路000○0號統一超商蕙馨門市內，為不特定人可共見共聞之處，因細故與告訴人乙○○ 發生口角爭執，進而心生不滿，竟基於妨害名譽之犯意，對告訴人辱罵「是北七嗎？」（閩南語發音）等語，足生損害於告訴人之人格名譽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涉犯第309條第1 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參照）。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公然侮辱犯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證人張雅琪、郭俊志、張雅婷之證述、現場監視器錄影音光碟、光碟內容擷圖及譯文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並有說「是北七嗎？」等詞，惟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我是因為颱風天招牌掉落和對方在爭執，我說的這句話是疑問句，而且這只是我的口頭禪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上開時間、地點，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並罵告訴人「是北七嗎？」（閩南語發音）一語等情，為被告供承在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張雅琪、郭俊志、張雅婷於警詢時之證述情節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錄音譯文及說明附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刑法第309條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其文義所及範圍或適用結果，或因欠缺穩定認定標準而有過度擴張外溢之虞，或可能過度干預個人使用語言習慣及道德修養，或可能處罰及於兼具輿論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而有對言論自由過度限制之風險。為兼顧憲法對言論自由之保障，該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先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按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例如於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或社群媒體中常見之偶發、輕率之負面文字留言，此等冒犯言論雖有輕蔑、不屑之意，而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快或難堪，然實未必會直接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惟如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評價，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確會對他人造成精神上痛苦，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造成不利影響，甚至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即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限度，而得以刑法處罰之。例如透過網路發表或以電子通訊方式散佈之公然侮辱言論，因較具有持續性、累積性或擴散性，其可能損害即常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參照）。　㈢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證稱：當天我在統一超商蕙馨門市當店員，我看見隔壁來來超商的招牌被颱風吹落到我們門市前停車場位置碎成很多碎片，我就過去來來超商跟該超商店員說，請他們過來打掃這些招牌碎片，同日晚上被告一進來蕙馨門市就大聲的說「剛才是誰去講的」，我就回說是我去講的，接著這名男子就說「請老闆娘出來，我要找她」，另一個店員就說老闆娘現在在休息，不太方便，這名男子就開始破口大罵，「為什麼要來幫你們掃地，這又不是我們造成的」，後來老闆娘就出來跟這名男子對話，這名男子一直大小聲，就對我說「是北七嗎」等語（偵卷第29至31頁），是由上開證人所述可知，被告對告訴人為上開言論，係起因於招牌掉落所致碎片應由誰清掃一事，被告與告訴人及證人張雅琪有所爭執，以致被告一時情緒不滿，脫口說出上開言論，此與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陳當天颱風天有一些垃圾掉到他們那邊，他請我過去清理，但是那些垃圾也不一定是我用的，而且下雨天我也沒辦法清理，所以才向告訴人說上開言論等語（簡上卷第39頁）相符，是衡酌被告為上開言詞之動機係因前述糾紛而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主觀上並非刻意侮辱告訴人之意。又上開言論固然含有輕蔑及否定他人智商之意，而有可能造成告訴人感到難堪、不快，然此核屬「名譽感情」部分，尚非公然侮辱罪所欲保障之對象，而僅係被告個人修養、情緒管控之私德問題。且觀諸被告為上開言論係在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非屬反覆、持續之出現之恣意謾罵，衝突時間非長，當場見聞者尚屬有限，亦非透過文字或電磁訊號以留存於紙本或電子設備上持續為之，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實難認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產生明顯、重大減損，並足以對告訴人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造成不利影響，甚至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之程度，且該言論亦未涉及結構性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針對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身分或資格之貶抑，而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限度，直接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自難遽以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相繩。　五、綜上所述，本件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一般之人均可得確信被告有公然侮辱之犯行，而無合理懷疑存在之程度，其犯罪尚屬不能證明，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法條及判決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未審酌上情，遽為被告有罪之諭知，自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撤銷改判，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六、末按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簡易訴訟程序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如法院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免訴、不受理或管轄錯誤判決之諭知者，應適用通常訴訟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452條定有明文；又對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刑事訴訟法第3編第1章及第2章之規定，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應依通常程序審理。其認案件有刑事訴訟法第452條之情形者，應撤銷原判決，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法院辦理刑事訴訟簡易程序案件應行注意事項第14條亦有明定。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已如上述，顯非得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原審以簡易判決處刑，自有未洽，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判決，當事人如有不服，仍得於法定期限內提起上訴，併予敘明。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饒倬亞、倪茂益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新益　　　　　　　　　　　　　　　　　　法　官　張立亭　　　　　　　　　　　　　　　　　　法　官陳俞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吳雅琪

2025-03-27

KSHM-113-上易-565-202503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