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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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750號上訴人即被告賴伯昊選任辯護人王聖傑律師黃昱凱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95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院偵字第133號、 113年度偵字第1557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賴伯昊處有期徒刑貳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貳場次。　　事實及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被告賴伯昊提起第二審上訴，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刑上訴（本院卷第105頁），是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犯罪事實及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二、本案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判決認定罪名如下：　㈠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　㈡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向告訴人陳慶容、鍾謹隆詐取財物，利用被告提供之本案帳戶收受款項、製造金流斷點，侵害不同財產法益，該當數個詐欺取財罪與洗錢罪，惟被告僅有一提供帳戶之行為，其以一行為幫助犯上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論處。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被告基於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為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㈡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規定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自同年6月16日施行，該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增加減刑之要件。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自同年8月2日起施行，將第16條第2項規定移列第23條第3 項，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11 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均增加減刑之要件，對被告並非有利，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適用被告行為時即 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本件被告犯幫助洗錢罪，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自白犯罪，應依112 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遞減輕其刑。四、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量刑審酌事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幫助洗錢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其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於原審審判中雖否認犯罪，但於本院審判時已自白幫助洗錢犯行，又與告訴人陳慶容成立調解，有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按（本院卷第75至76頁），關於其犯後態度之量刑基礎已生變動，原審不及審酌而為量刑，尚欠妥適。是本件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非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短於思慮，輕易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供他人作為詐欺取款及掩飾犯罪所得使用，非但增加被害人尋求救濟之困難，復使犯罪之追查趨於複雜，助長詐欺犯罪風氣之猖獗，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幫助洗錢及詐欺取財之金額，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已與本案2名告訴人達成調解之犯後態度，及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從事夜市擺攤工作，未婚，平均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2萬7,000元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10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五、附條件緩刑宣告：　㈠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因一時短於思慮，基於不確定故意而犯本案幫助洗錢犯行，犯後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罪，已知己過，且與告訴人陳慶容、鍾謹隆均成立調解，有調解筆錄2份在卷可按（調院偵字第133號卷第5至6頁，本院卷第 75至76頁）。本院審酌被告為偶發之初犯，犯罪後已坦承犯行，且有心彌補其過錯，以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刑罰對於被告之效用有限，作為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藉由較諸刑期更為長期之緩刑期間形成心理強制作用，更可達使被告自發性改善更新、戒慎自律之刑罰效果，因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知所警惕，前開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宣告緩刑2年。　㈡又按緩刑宣告，得斟酌情形，命犯罪行為人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及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刑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第8款有明文規定。本院考量被告本案所為確為法所不許，為促其尊重法律，深刻記取本案教訓，並彌補其犯行對被害人所造成之損害，因認就前揭緩刑宣告，有併課被告以一定負擔之必要。參酌前揭調解筆錄之約定、告訴人鍾謹隆於本院提出之陳述意見狀（本院卷第91頁），及被告已分別賠償告訴人陳慶容、鍾謹隆7, 500元、1萬8,000元（本院卷第111、115頁），因認被告於緩刑期間內應給付告訴人陳慶容尚餘之2萬7,500元（計算式為：約定賠償3萬5,000元－已給付7,500元＝2萬7,500元），及給付告訴人鍾謹隆尚餘之4萬2000元（計算式為：約定賠償6萬元－已給付1萬8,000元＝4萬2,000元），給付方法各如附表編號1、2，爰併諭知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內履行如附表所示之事項，及命其於緩刑期間接受法治教育課程2場次，期以符合本件緩刑宣告之目的，使其建立正確法治觀念，謹慎其行，並依同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於緩刑期間內付保護管束。倘被告未依期履行前揭緩刑宣告所定之負擔情節重大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緩刑之宣告仍得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併予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謝咏儒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廖怡貞　　　　　　　　　　　　　　　　　　　法　官　戴嘉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高建華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附表：編號應履行事項　1 被告應給付告訴人陳慶容貳萬柒仟伍佰元，給付方法：自一百十四年二月起，於每月十二日前，按月給付貳仟伍佰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2 被告應給付告訴人鍾謹隆肆萬貳仟元，給付方法：自一百十四年二月起，於每月十二日前，按月給付陸仟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未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2025-01-21

TPHM-113-上訴-5750-20250121-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403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騰儀選任辯護人鄭曄祺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交簡上字第9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4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院偵字第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王騰儀於民國111年4月6 日下午1時38分許，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貨車沿桃園市平鎮區環南路往環中東路方向行駛，行經同區環南路3段與金陵路口時，本應注意駕車右轉彎時，應先顯示車輛前後之右邊方向燈光，且依當時天候晴，日間有自然光線、路面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況，客觀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顯示右轉方向燈即貿然駕車欲右轉進入金陵路，適有同向右後方由告訴人吳玉萱所騎乘之車號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亦沿環南路往環中東路方向行駛而來，違規行駛於路肩且疏未注意車前狀況，遂撞及被告駕駛之上開車輛，並因而人車倒地，致告訴人受有硬腦膜外出血、顱骨骨折、左眼挫傷併左眼眶骨折、右側顏面神經麻痺、右耳聽力受損及嗅神經受損等傷害，因認被告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按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之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含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　　敘明其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此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等判例意旨可資參　　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 年度台上字第128號著有判例可為參照。三、本件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上開過失傷害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時及偵審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吳玉萱於警詢時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詞、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事故現場照片、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下稱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及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111年10月6日桃交鑑字第1110007416 號函附鑑定意見書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供承確有於上開時地駕車與告訴人所騎乘機車發生撞擊，並使告訴人倒地受傷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辯稱：後來開庭有看到監視器畫面，我確實有顯示方向燈，進彎時我也確實有看後照鏡，但沒有看到被害人，我個人覺得沒有過失，因為我可以注意做到的，都有注意了等語（參見原審交簡上卷第59頁、本院卷第100頁）；被告之辯護人則為被告利益主張：本案被告與告訴人並非在不同車道，而在相同車道，係告訴人違規行駛於道路邊線上，突然從遠方急駛而來，且被告確有顯示方向燈，告訴人理應保持距離注意前方，被告並無過失等語。五、經查： (一)被告駕車行經上開交岔路口而正欲右轉之際，與其右後方直行而來之告訴人所騎乘重型機車發生撞擊，致使告訴人人車倒地而受有硬腦膜外出血、顱骨骨折、左眼挫傷併左眼眶骨折、右側顏面神經麻痺、右耳聽力受損及嗅神經受損等傷害一情，除業據被告於警詢時、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始坦承不諱外（參見偵卷第13-14頁，調院偵卷第15-16頁、原審交簡上卷第60頁、本院卷第100頁、第102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指證明確（參見偵卷第25頁、原審交簡上卷第207-209頁），復有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112年7月10日長庚院林字第1120550610號函及113年3 月18日長庚院林字第1130250216號函附告訴人病歷影本各1 份附卷可稽（參見偵卷第31頁、原一審壢交簡卷第43頁、原審交簡上卷第79頁及病歷資料卷），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核先敘明。　　 (二)其次，告訴人於111年5月15日初次警詢時係指稱：當時我行經環南路要經過金陵路時，就突然發生車禍了，對於那時候的詳細發生經過，「想不起來」等語(參見偵卷第23頁)，則告訴人於本案交通事故發生之前，是否有注意其機車左前方由被告所駕駛自小貨車正欲右轉之車前狀況，誠值懷疑；又告訴人於111年10月2日警詢時雖指稱：當時我行駛時，對方在我左前方，我當時以為對方是要直行，因為我沒有看到對方有打右轉方向燈，到路口時對方突然右轉，當時我沒有反應的空間，我反應過來時，我就已經被對方撞上等語(參見偵卷第25頁)，以及嗣於原審審理時亦以證人身分證稱：「( 檢察官問：妳是否記得碰撞發生的經過？)記憶中當時我要直行，突然車子撞過來，我就飛出去了，就是突然右轉。」等語(參見原審交簡上卷第208-209頁)，然依其於原審審理時另證稱：「(檢察官問：當時看起來車流量不少，而且已經接近路口了，妳在進入入口時有無注意到左前方這台小貨車在進入入口有無減速的情況？)沒有注意到。」、「(檢察官問：妳自己在進入入口時有無減速？)我一直以為大家要直行，所以我們就是跟著直行走，就是差不多的車速沒有特別減速，就是一樣的車速。」、「(審判長問：當時妳基於什麼樣的判斷決定要直行？)我覺得他沒有要右轉，我覺得他跟我一樣是直行車，所以就繼續直行。」等語(參見原審交簡上卷第208頁、第210頁)可知，告訴人並未能清楚、合理說明其於案發時究係如何判斷被告所駕車輛不是要右轉而係繼續直行之理由，顯然疏未注意其機車前方由被告所駕駛自小貨車有無欲右轉之情形，以致其本身亦未減速而直接撞擊，此與告訴人於初次警詢時始終未能明確指述本件車禍事故發生之經過，較為相合，則告訴人事後改口指證被告係「突然右轉」致其反應不及，雙方車輛因而發生撞擊之說法，自難憑採信。 (三)再者，告訴人於111年10月2日警詢時及原審審理時雖指證：我沒有看到對方有打右轉方向燈等語(參見偵卷第25頁、原審交簡上卷第208頁)，然經原一審法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之結果，已確認被告於本件案發時地駕車右轉之前，確已有顯示右側方向燈光一節，有原一審法院勘驗筆錄及截圖畫面在卷可按（參見原一審壢交簡卷第68頁、第71-76頁），足徵告訴人上開所言並非可信，益見其疏未注意被告所駕車輛欲右轉之車前狀況，相當明確，而卷附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之鑑定意見既係以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行經行車管制號誌正常運作交岔路口，右轉彎未顯示方向燈光」為由，進而認被告為本件交通事故之「肇事次因」（參見調院偵卷第23頁），顯非可採，尚無從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至被告於112年4月7日偵查中及同年7月11日原一審法院訊問時，固曾供承有本件過失傷害之犯行，然觀諸其上開2 次供承犯行之筆錄內容可知，當時係因被告本身亦誤認其於案發時並「未」有顯示右轉方向燈，始為認罪之陳述（參見調院偵卷第16頁、原一審壢交簡卷第41頁)，自不能以此片面採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四)另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惟該規定係適用於不同行車方向或同方向不同車道（包括同向二以上車道及快慢車道等）行駛之情形，至同向同車道行駛之情形，則應適用同規則第94條關於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以及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等規定，而無上開規則第 102條第1項第7款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20 1號刑事判決參照)。經查：本件發生車輛撞擊之前，被告與告訴人之車輛均係於「同向車道」一前一後行駛之狀態，且依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現場照片可知（參見偵卷第33頁、第47-52頁)，案發地點之道路型態係雙向二線道，被告係行駛於外側車道，而告訴人本應行駛於外側車道內，卻違規行駛於外側車道邊線外之路肩，應認近似於「同向」、「同一車道」行駛之相對位置及實質狀態，亦無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7款「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規定之適用，否則違規行駛於外側車道邊線外之告訴人，反而取得優先直行之路權，實有違上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範意旨及實務見解，殊非合理，亦即被告駕車右轉之時，並無應讓右後方違規行駛於路肩之告訴人機車先行之注意義務，堪予認定。 (五)此外，被告於當日13時38分35秒進入畫面時，係行駛於外側車道，斯時已有顯示右轉方向燈，於當日13時38分36秒之時，被告與告訴人雙方車輛仍呈現為「一前一後」之行進狀態，告訴人所騎乘機車位於被告自小貨車右後方仍有大約1台機車之距離，且被告所駕自小貨車已有開始往右偏行而欲轉彎之跡象，惟告訴人仍騎車繼續行進，並未減速，其後於當日13時38分38秒之時，被告所駕自小貨車與告訴人所騎乘機車相當靠近，然被告所駕駛車輛車頭仍稍微在前，其後雙方即發生撞擊一情，業經原一審法院當庭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屬實(參見原一審卷第68頁、第73-74頁勘驗筆錄及截圖畫面 )，且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其以為被告繼續直行而未減速，已如前述，堪認案發當時被告駕車開始往右偏進行轉彎之時，其與告訴人所騎乘機車，並非二車併行之狀態，而係被告所駕車輛顯現開始右偏轉彎之行車動線後，其右後方之告訴人所騎乘機車並未減速，仍快速駛至被告所駕自小貨車之右側，進而與正在右轉彎之被告車輛發生撞擊，則當時行駛在前之被告所駕車輛，既已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1條第1項第1款、第102條第1項第4款規定，顯示其車輛右邊方向燈光，並已在外側車道行駛至停止線後之路口進行右轉，自無任何法定注意義務違反之可言，實難苛求被告於駕車進入該處交岔路口之際，除應隨時注意車前狀況及有無往來人車通過路口之情況下，尚需時刻緊盯其右後方違規行駛於路肩而欲超車之告訴人行進動態。是告訴人具狀請求本院依職權再次勘驗現場監視器畫面，並前往事發現場進行履勘，以查明被告是否已善盡其注意義務而避免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核無必要，附此敘明。　　 (六)何況，經原一審法院勘驗現場監視器之結果，被告於案發時地駕車右轉時應有顯示右邊方向燈光，已如前述，為此原審法院又進一步囑託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再次進行鑑定，該覆議會亦認定：「吳玉萱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駛路肩未注意車前狀況自前車右側超車為肇事因素。」、「王騰儀駕駛自用小客車無肇事因素」等語，此有桃園市政府交通局113年9月10日桃交安字第1130068965號函暨覆議意見書（參見原審簡上卷第186頁）附卷可按，而與本院上開認定相同，益徵被告對於本案交通事故之發生，並無可歸責之過失行為，甚為顯然。　　六、綜上諸情參互以析，①依告訴人最初於警詢時之指述及原審審理之證詞可知，其並未能清楚、合理說明其係如何判斷被告所駕車輛不是要右轉而係繼續直行之理由，顯未注意其機車前方由被告所駕駛自小貨車有無欲右轉之情形，以致其本身亦未減速而直接撞擊，是告訴人事後改口指證被告係「突然右轉」致其反應不及始發生撞擊之說法，已難憑採信；② 經原一審法院當庭勘驗之結果，已確認被告駕車右轉時，應有顯示右邊方向燈光，足徵告訴人指稱沒有看到對方有打右轉方向燈之說法，並非可信，其疏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情節，相當明確，而卷附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之鑑定意見既係以被告駕車右轉彎「未」顯示方向燈光為由，認被告為本件交通事故之「肇事次因」一節，即非可採，自無從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③本案車輛撞擊之前，被告與告訴人之車輛均係於「同向車道」一前一後行駛之狀態，被告係行駛於外側車道，而告訴人本應行駛於外側車道內，卻違規行駛於外側車道邊線外之路肩，應認相近於「同向」、「同一車道」行駛之相對位置及實質狀態，自亦無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7款「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規定之適用，是被告駕車右轉之時，並無應讓右後方之告訴人所騎乘機車直行之注意義務；④本件案發時被告駕車與告訴人所騎乘機車，原係一前一後，而非二車併行之狀態，此間被告車輛已開始偏右欲轉彎，然其右後方之告訴人所騎乘機車並未減速，仍快速行駛至被告所駕自小貨車右側，進而與正右轉彎之被告車輛發生撞擊，則被告駕車原先行駛在前，既已依相關規定顯示其車輛右邊方向燈光，並已在外側車道開始進行右轉，自無任何注意義務違反之可言；⑤原一審法院當庭勘驗確認被告於案發時地駕車右轉有顯示右邊方向燈光後，經原審法院囑託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再次鑑定之結果，已認定告訴人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行駛路肩未注意車前狀況自前車右側超車為肇事因素，而被告駕駛自用小客車無肇事因素，與本院認定相同，益徵被告對於本案交通事故之發生，並無可歸責之過失行為。是以本院基於罪疑唯有利於行為人原則，認公訴人所舉事證無從說服本院確信被告有上開公訴意旨所過失傷害之犯行，揆諸首開法條規定及裁判先例意旨，本件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由本院為其無罪之諭知，以昭慎重。七、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一)原審判決亦同上認定，以不能證明被告有上開公訴意旨所示之過失傷害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並無任何違誤之處。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1、本件交通事故發生前，被告駕駛自用小貨車行駛在前，行駛位置在外側車道內，告訴人騎乘機車同向行駛在被告車輛右後方，行駛位置在外側車道之外的路肩處，此有原審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可參，足認被告、告訴人之車輛並非位在同向同一車道之範圍內，原審認被告與告訴人之車輛係「同向」、「同一車道」之行駛狀態，故本件並無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7款：「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其行進、轉彎，應依下列規定：……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之適用，似有違誤； 2、縱認本件並無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7款規定之適用，然按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4條第3項前段亦有明文，本件依據原審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之結果，被告駕駛之自用小貨車在進入路口右轉彎以前，告訴人騎乘機車自被告車輛右後方直行駛近，被告車輛與告訴人機車之間並無妨礙視線之障礙物，且當時兩車之車距，足以使被告透過右側後照鏡注意到告訴人之機車及行駛狀態，則被告於進入路口轉彎時，自應注意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然被告卻疏未注意，貿然右轉，致告訴人閃避不及，雙方發生碰撞而成傷，則被告對於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以及告訴人受傷之結果，即應負過失責任； 3、綜上，原審判決認被告對於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並無過失，容有違誤，請予撤銷改判處被告罪刑等語。 (三)然查： 1、本件案發時，被告與告訴人之車輛雖係於「同向車道」行駛之狀態，但非屬於同一車道，而告訴人本應騎乘在外側車道內，卻違規行駛於外側車道邊線外之路肩，應認相近於「同向」、「同一車道」行駛之相對位置及實質狀態，自無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7款「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規定之適用，否則違規行駛於外側車道邊線外之告訴人，反而取得優先直行之路權，顯非合理，是被告自無違反應讓告訴人直行車先行之注意義務，已詳如上開理由欄五、(四) 之說明； 2、本件案發時，被告駕車開始往右轉彎之時，與告訴人所騎乘機車，並非二車併行，而係一前一後之狀態，且被告車輛已顯現右偏欲轉彎之行車動線，其右後方之告訴人所騎乘機車並未減速，仍快速靠近至被告所駕自小貨車右側，進而與正右轉彎之被告車輛發生撞擊，則被告並無疏未注意兩車「並行」之間隔而隨時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之過失責任甚明，且被告當時既已依相關規定顯示其車輛右邊方向燈光，並已在外側車道進行右轉，自無任何注意義務違反之可言，實難苛求被告於駕車進入該處交岔路口之際，尚需時刻緊盯其右後方違規行駛於路肩而欲超車之告訴人行進動態，亦詳如上開理由欄五、(五)之說明。 (四)從而，本案依卷內現存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確有本案過失傷害之犯行。檢察官猶執前詞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呂象吾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昭慶提起上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2025-01-15

TPHM-113-交上易-403-20250115-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97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靚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999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32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林靚雯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靚雯就本案言論，係使用涉智能障礙（即「低能兒」）及嚴重貶損告訴人張書逢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即「像你這種廢物」）等字眼辱罵告訴人，指其智識反應不及通常人類、較通常人差劣，已具有貶抑告訴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之特性。且被告侮蔑告訴人之動機僅因被告在即將抵達目的地時，突然要求告訴人改駛往其它目的地未果，故不願給付車資即欲離去時，又遭告訴人下車叫住要求給付跳錶顯示之車資後，復以囂張態度指責告訴人有敲詐之嫌，極易使在臺北車站西側臨停下車處往來經過之不特定多數路人於見聞當下，形成對告訴人之負面印象，對告訴人之名譽造成相當之不良影響，顯已超出對人或對事評價之合理範圍，而屬針對性、貶抑性強烈之攻擊言論，屬可罰違法性之侮辱言論。又「低能兒」、「像你這種廢物」等語，本屬極其粗鄙言語，語意上更指涉「因生理、心理的缺陷，致智能發展程度低落，且在社會上屬無用之人」，足令他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感受到難受不堪，依被告之年齡、社會經驗，自難諉為不知，而告訴人係一位與我國社會上絕大多數民眾相同，平日努力踏實工作之營業小客車駕駛，何需在僅賺取微薄車資之情況下，無端遭受被告在大庭廣眾共見共聞當下，以如此粗鄙之言論公然辱罵！綜上，原審判決疏未本於吾人一般社會生活經驗上認為確實之經驗法則及理則上當然之論理法則進行妥適之判斷，遽予認定被告無罪，其認事用法既有上述違誤之處，爰法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法之判決等語。三、本院查：　㈠原判決已就公訴人所提出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告訴人所提供手機錄影檔案及截圖、譯文、檢察官勘驗筆錄、11 0報案紀錄單等證據，詳予調查後，說明：被告於與告訴人偶發爭吵中，因語言使用習慣與個人修養，口出本案粗俗且不得體之言語，然其時間極為短暫亦非針對告訴人個人結構性之弱勢身分予以羞辱，難認被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人格，且在現場見聞者甚少之情形下，亦難認本案言語已達貶損告訴人社會名譽、人格且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難認與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合憲性限縮之刑法公然侮辱罪要件相符等情，認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公然侮辱犯行，乃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等語。業已詳予論述對被告為無罪諭知之理由，核無不當。　　　　㈡被告辯稱：是對方先罵我，我報警等語（偵卷第46頁），核與告訴人所提出錄音檔案之一開始即為「女聲：臺北車站… 糾紛…對那個司機惡意下車繼續跳跟我收費…收高價費用」一情相符，有檢察官勘驗筆錄、110報案紀錄單等可參（偵卷第47、15頁），顯見告訴人所提出之錄音檔案應係被告與告訴人發生衝突的中段之後所為，並未呈現完整之衝突過程；且參以上開報案紀錄單，「分局回報說明」欄記載「於警方到達前雙方互有辱罵情事，警方在場處理時雙方已無爭吵」，則被告前辯以係告訴人先罵其一節，似非無可採。因此， 2人既已因車資發生糾紛，且互有言語上之指責，被告因一時情緒失控而在衝突之後段一度脫口而出「低能兒」、「像你這種廢物要給你錢喔」等語，其言語內容固有不適當，且該話語當下亦令人不悅，然其冒犯及影響程度尚屬短暫、輕微，被告所為上開言語應僅係事發當場所為之短暫言語攻擊，尚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所可比擬，難逕認被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在主觀上有公然侮辱之犯意。　㈢再者，被告雖曾口出「低能兒」、「像你這種廢物要給你錢喔」之語，但亦僅止於一次性的謾罵，並未持續、反覆，且觀諸上開勘驗筆錄內容，在雙方言語爭執過程明顯可知係因車資所生糾紛，縱周遭有不特定人目睹此情，亦應可理解，此言語純係個人修養之問題，尚不至於因此而生對告訴人社會人格與名譽之貶損。　　㈣綜上，本案依案發當時被告發言之表意脈絡、目的及手段審查之，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認屬於應予限縮之範疇。從而，被告即難以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相繩。四、綜上所述，本院認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公然侮辱罪嫌，自屬不能證明其犯罪，原審因之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核無不合。檢察官提起本件上訴，並未提出新事證，仍執前開被告與告訴人之對話譯文內容，認被告應成立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據以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其上訴應予駁回。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本院審理期日到庭，有本院送達證書、個人基本資料查詢結果、法院前案紀錄表、前案案件異動表、在監在押簡列表等在卷足憑，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蘇筠真提起公訴，同署檢察官王鑫健提起上訴，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蔡顯鑫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顧正德　　　　　　　　　　　　　　　　　　　法　官　黎惠萍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楊筑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易字第999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林靚雯　　　　　　　　　　　　　　　　　　　　　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7 32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靚雯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靚雯於民國113年1月2日中午12時34 分許，搭乘告訴人張書逢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號營業用小客車至臺北市○○區○○○路0號臺北車站西側下車處欲下車時，因車資與告訴人發生爭執，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不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上址處，接續公然對告訴人辱稱：「低能兒」、「像你這種廢物要給你錢喔」（以下合稱本案言語）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詞。二、法院認為應科拘役、罰金或應諭知免刑或無罪之案件，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6條定有明文。被告經合法傳喚，於本院113 年7月8日審理程序無正當理由不到庭，亦未在監在押，有本院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被告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而本院斟酌本案情節，認本案係應諭知無罪之案件，揆諸前揭規定，爰不待被告到庭陳述，逕行一造辯論判決，先予敘明。三、依法院審理之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者，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或各該證據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準此，此部分既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判決（詳後述），依上說明，爰無庸論述所援引證據之證據能力。四、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本於無罪推定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且無論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即不得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五、刑法第309條第1項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用語負面、粗鄙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並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六、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偵訊供述、告訴人之警詢及偵訊指述、派出所報案紀錄單、案發當時告訴人拍攝之照片、告訴人提供之錄音檔案及檢察官對該檔案之勘驗筆錄為其主要論據。詢據被告於偵訊時堅詞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並辯稱：是對方先罵我的等語。七、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於前揭時、地，因告訴人收取之車資是否過高而生爭執，過程中被告有對告訴人出以本案言語等客觀事實，業據告訴人警詢及偵訊指述明確，且有派出所報案紀錄單、案發當時告訴人拍攝之照片、告訴人提供之錄音檔案及檢察官對該檔案之勘驗筆錄可證，固可認定。　㈡然被告於與告訴人之偶發爭吵當中，因語言使用習慣及個人修養問題，而在衝突當場口出本案言語，雖粗俗不得體而可能造成告訴人心裡不悅（名譽感情非本罪保護法益），然其時間要屬極為短暫，並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更非針對告訴人之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結構性弱勢者身分予以羞辱，不但難認被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復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在當場見聞者甚少之下，本案言語是否冒犯及影響程度嚴重，確實足以貶損被害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並因而貶損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甚至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實堪存疑，自難認與前開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合憲性限縮之刑法公然侮辱罪要件相符，無足成罪。八、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足為被告確有上開被訴犯行之積極證明，所指證明方法，亦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蘇筠真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賴鵬年　　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意禎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2　　日

2025-01-14

TPHM-113-上易-1897-20250114-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295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卓前偉選任辯護人何威儀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原訴字第4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7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一、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二、上開撤銷部分，卓前偉處有期徒刑一年六月。　　理　由一、審理範圍：　　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檢察官提起上訴，爭執原審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規定較為嚴苛，而屬不當（本院卷21、64頁）。上訴人即被告卓前偉（下稱被告）提起第二審上訴，於本院審理時，明示僅就原審判決之科刑上訴（本院卷65頁）。綜上，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關於洗錢罪減刑規定適用新舊法之問題，以及科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原審諭知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罪，處有期徒刑2年6月，固屬卓見。惟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範圍，且依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始符合減刑規定，顯較修正前規定嚴苛，原判決逕認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較有利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予以論罪，是否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尚有疑義等語。三、被告上訴及辯護意旨略以：　　被告為認罪答辯，且與被害人已經在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成立調解，被害人同意被告返還新臺幣（下同）30萬元，並有按期賠償，被告只是詐欺集團中一名成員，被害人還可以跟其他成員請求部分金額，本案應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 條減刑規定適用；且被告不論依照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均得以減刑；又被告有向警員供出代號AMG之介紹人及上游，在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也有作證；請求依照刑法第59條減刑，且不依累犯加重其刑，又原審量刑2年6月過重，請求依刑法第57條從輕量刑等語。四、關於加重詐欺、洗錢防制法刑罰範圍之新舊法比較：　㈠按倘認不論依新、舊洗錢法均成立一般洗錢罪，則依刑法第2 條第1項「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新舊法律選擇適用規定，關於刑之減輕或科刑限制等事項在內之新舊法律相關規定，應綜合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而不得任意割裂（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徵詢統一見解）。　㈡本件被告112年10月17日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危條例）、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分別制訂、修正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實施。經整體比較後，被告以適用新法為有利，爰分述如後。　㈢詐欺犯罪適用新法為有利：　　詐危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為修正前之刑法詐欺罪章所無，並有利於行為人；其若無犯罪所得者，即不以自動繳交為必要。經查，依據原審認定，被告於本案尚未有犯罪所得（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二、㈢，未據檢察官、被告上訴），而有上開減刑條款適用。至被告所稱供出其他共犯等語，卷查無相關事證可認已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即不適用上開條文後段減刑規定。　㈣洗錢防制法適用新法為有利：　1.①被告112年10月17日行為時，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 萬元以下罰金」、第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減刑之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舊法）；②該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處罰條文變更為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減刑條文之條次變更為第23條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下稱新法）。　2.經查，被告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惟其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均已自白犯行，且無犯罪所得而無庸繳交，故舊法及新法均有減刑規定適用（卷查亦無相關事證可認已查獲其他共犯或正犯，即不適用上開新法條文後段減刑規定）。揆諸前揭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說明，若適用舊法之量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至未滿7年（前置犯罪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法定本刑上限亦為7年，不生降低洗錢罪刑度效果）；倘適用新法之量刑範圍為3月至未滿5年，綜合比較結果，新法關於刑度之上限為輕，應以新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3.綜上，被告本案行為，整體適用以新法為有利。　㈤按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於輕罪部分縱有法定加重、減輕事由，僅視之為科刑輕重標準之具體事由，於量刑時併予審酌，即為已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304 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於偵查及歷審就本案洗錢犯行坦承不諱，且無犯罪所得而無須繳交，原應依上開新法第 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其本案犯行均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則就其上開洗錢罪原應減刑部分，於依刑法第57條規定量刑時，併為審酌。　五、關於累犯：　　按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其前提構成要件及加重本刑效果，均應由檢察官主張、舉證及說服，並於審理中調查、辯論，再由法院於實體上考量其加重之必要性。經查，公訴、上訴意旨並未主張累犯，原審判決亦未以刑法第47條累犯規定加重被告刑度，是被告、辯護意旨主張不以累犯加重，或係為提前防禦，避免受到累犯加重，惟揆諸上揭說明，其主張無礙結論。六、關於刑法第59條：　㈠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該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亦即，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刑度，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非謂僅憑犯罪情節一端，即應一律酌減其刑。　㈡經查，依原審判決確定之事實，被告於本案佯裝投資公司外派人員，負責與被害人面交取款，而參與詐欺集團，並向告訴人取得215萬元之金錢後，依指示輾轉洗錢。則不論依照被告手段、破壞法益之程度及個人因素等情形，都本難以分別宣告最低刑度；況且被告年輕力壯，於本案參與迂迴布局詐騙他人及洗錢，破壞社會人際之間信任，憑空攫取他人財產，阻礙司法訴追及妨害金融秩序，無從認「顯可憫恕」、「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並非「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是被告、辯護意旨請求依上開條文減刑，無從准許。七、撤銷改判理由及量刑：　㈠原審以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6 月，固非無見。惟被告雖造成告訴人數額非輕之財產損害，但原審亦審酌被告本次之量刑，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非居於主導地位、與被害人調解等有利因素，並無再過度負面量刑因子，卻仍量處有期徒刑2年6月，與其審酌之量刑因子難認相當，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檢察官上訴意旨持新修正洗錢防制法修正後擴大洗錢範圍，且減刑條文「尚須滿足自動繳交犯罪所得」始得減刑，因而較為嚴苛等語，惟其見解僅係以抽象角度比較，而與前述新舊法比較須整體比較、具體適用有所不同，為無理由。至被告上訴關於量刑過重部分，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被告正值青年，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加入詐欺集團參與犯罪，造成他人受有財產損害，且導致掩飾、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及所在，足以妨害犯罪訴追救濟及金融秩序，所為應予非難。其先前及近來亦有相關詐欺、洗錢犯罪經追訴、處罰之情形，難為有利認定（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參照，本院卷29-33頁）。兼衡被告始終坦承犯罪（併同前述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所生之量刑因子考量）、自陳配合警方偵查其他共犯成員，其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及告訴人歷來相關意見，暨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教育程度之智識程度、須扶養之家庭成員、經濟、生活狀況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㈢按想像競合輕罪釐清作用，應結合輕罪所定法定最輕應併科之罰金刑，如科刑選項為「重罪自由刑」結合「輕罪併科罰金」之雙主刑，為免倘併科輕罪之過重罰金刑產生評價過度而有過苛之情形，允宜容許法院得適度審酌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經競合輕罪之一般洗錢罪，雖有應併科罰金之效果，惟衡諸本案宣告之制裁，係有相當期間之人身拘束刑罰，應已足使刑法之一般預防及特別預防目的產生作用，認無再予併科罰金之必要，併此敘明。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昭蓉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正皓及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張紜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許泰誠　　　　　　　　　　　　　　　　　　　法　官　鍾雅蘭　　　　　　　　　　　　　　　　　　　法　官　施育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朱海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14

TPHM-113-原上訴-295-2025011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545號上訴人即被告吳華山選任辯護人李柏杉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869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599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其立法理由略以「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觀之，科刑事項(包括緩刑宣告與否、緩刑附加條件事項、易刑處分或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沒收及保安處分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科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被告及辯護人提起上訴後略以：僅針對量刑上訴，希望判輕一點，也請斟酌書狀內提出之減刑事由，對被告減輕其刑及從輕量刑等語(參見本院卷第66頁)；檢察官就原審諭知被告有罪部分則未提起上訴，足認被告及辯護人已明示對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則依前揭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有罪之科刑事項妥適與否進行審查，至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僅作為審查量刑宣告是否妥適之依據，原審判決有關沒收之部分亦同，核先敘明。二、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 (一)吳華山於民國113年8月間某日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高爾」、「Aa」及「Re486」等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之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之角色，其等均得以預見所收取之款項為詐欺不法所得，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於11 3年7月初，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琪臻」之名義向徐嘉華佯稱：以專員到府收款方式儲值後，便可操作網路平台購入股票以投資獲利云云，致徐嘉華陷於錯誤，然因徐嘉華之察覺有異，乃報警處理，並假意配合該詐欺集團成員，約定於11 3年8月19日13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之「統一超商福營門市」外面交款項新臺幣（下同）40萬元，嗣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即暱稱「Aa」之人指示吳華山持偽造之存款憑證、工作證及企劃案協議書於上開時間，至上開面交地點，由吳華山向代替徐嘉華到場之員警出示上開偽造之「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外務部外派經理「吳信文」工作證後，並交付在場員警偽造之存款憑證等文件而行使之，正欲收取現金40萬元時，為警當場逮捕而未遂。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 項後段洗錢未遂罪及刑法第216條之行使第210條偽造私文書罪、第212條偽造特種文書罪(原判決漏載，惟不影響事實認定及論罪結果之判決本旨，應予補充)。又被告加入詐欺集團後，除提示上開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予代替告訴人出面之警員而行使之，且預定出面向告訴人收取詐欺贓款，再另行轉交予詐欺集團之其他不詳成員，以從事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未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未遂罪及行使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罪，是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三、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已著手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及洗錢犯罪之實行，然尚未收取告訴人遭詐騙之贓款，並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不詳成員，即為警查獲，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四、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一)按量刑輕重，係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之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 (二)原審判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竟率爾加入詐欺集團，欲向被害人收取款項，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財產交易安全，所為實值非難，惟念被告係擔任收取詐騙款項之車手角色，並非犯罪主導者，且犯後雖於偵查期間一度否認犯行，然於原審法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堪認具有悔意，再考量本案犯行止於未遂，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暨其智識程度與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經核係在適法範圍內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尚屬妥適，並無任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三)至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雖另以：①被告於偵查中雖爭執所犯罪名，但承認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仍應適用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②被告所參與之行為相當邊緣，係遭詐欺集團利用之工具，若仍以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論處，實屬過重，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③被告涉犯本案僅欲有一份賺錢門路，讓自己度過難關，其動機及目的良善，且被告並未有任何前案紀錄，品行尚佳，非惡性重大之人，又被告本為香港正當商人，因經濟不佳，才會涉入本案，原先家庭生活背景單純，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應予從輕量刑等語。 (四)惟查： 1、被告於警詢時既明確供稱：我是被騙的，Telegram「高爾」跟我說是很安全的工作，是洗白錢的，我不知道是車手工作，對方知道我香港的地址，我怕不做的話會怎麼樣等語( 參見偵卷第20-21頁)；復於偵查中亦供稱；「(檢察官問：是否承認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洗錢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不承認。」等語(參見偵卷第75頁)；嗣於偵查中原審法院羈押訊問時則供稱：我不知我拿的錢跟犯罪有關，我沒有意圖犯罪等語（參見聲羈卷第20頁、第21頁)，堪認被告於偵查中並非僅否認其所犯之罪名而已，仍針對有無詐欺及洗錢之主觀犯意而為辯解，顯見其並未自白其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自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 23條第3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甚明； 2、又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至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　　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　　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　　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　　其刑(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27號、第2428號刑事判決參照)。查被告於本案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最輕本刑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法定本刑非重，且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所量處之最低刑度已得以大幅降低，再參酌本案情節，並未有何情輕法重之情事，自無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　 3、被告正值成年，其智識能力與一般人無異，自陳先前有從事其他工作，且原本住居香港，卻經由不詳身分人士之引介，特意入境我國臺灣從事與先前截然不同性質之「取款」工作，意圖短時間內賺取生活所需及清償欠款，顯非從事合法正當職業，其動機及目的尚難謂良善；又被告於偵查中既自承使用非其本人之工作證從事出面取款之工作，應可明確認知此係一掩人耳目之非法行徑，竟仍聽從不詳人士之安排而繼續參與其間，從未想過報警處理，何能謂其係平日安份守己、品性良好之人；再被告僅因需款孔急，即配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及安排，參與詐騙過程中最為關鍵之收款行為，造成無辜被害人可能遭受財產上鉅大損害，豈為家庭生活背景單純之守法人士所願為；何況，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並未坦承犯行，已如前述，亦迄未能與被害人逹成和解，尚難認其犯後態度自始前述，是以被告及辯護人認原審判決量刑過重，請求再予從輕量刑，並非有採。 (五)此外，被告及辯護人先前於上訴理由狀雖主張：①本案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較有利於被告，原審判決未及比較新舊法而為適用，顯有違誤；②本案與被告有交集之不明犯嫌，自始至終僅有一人，並無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之餘地等語。然查：①洗錢防制法已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規定，於修正後則移至同法第19條第1 項規定一般洗錢罪，而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之時間，最後係於 113年8月19日欲出面取款時為警查獲而未遂，已在上開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修正之後，應即適用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19 條第1項之規定，並無比較新舊法而為適用之餘地；②被告於警詢時既已提及於本案犯行之過程中，除其本人外，至少還有Telegram「高爾」、「Aa」及交付Iphone se手機等物之不詳男子參與其間(參見偵卷第20-21頁)，已然超過三人以上，則其於本案所為自應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無誤。是以被告及辯護人先前所提出前述上訴理由，亦非可採，附此敘明。 (六)從而，本件被告及辯護人猶執前詞提起上訴，並非可採，俱如前述，是以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邱舒婕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彭秀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2025-01-08

TPHM-113-上訴-6545-202501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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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97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欣雅選任辯護人王奕勝律師王文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722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76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欣雅與告訴人徐義云為朋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利用其於民國111年7月 30日17時30分許，在告訴人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12 樓之2住處作客時，告訴人之妻至樓下丟垃圾，無人看管家中財物之際，以徒手竊取告訴人放置在臥室抽屜內由親友贈送其幼子之財物新臺幣（下同）10萬元，得手後離開上址，嗣經告訴人發現遭竊，並察覺被告於離開其住處後，旋於11 1年7月31日0時45分許，至自動櫃員機將10萬元存入其申設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聯邦銀行帳戶）內，乃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按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之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含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　　敘明其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此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等判例意旨可資參　　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 年度台上字第128號著有判例可為參照。三、本件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上開竊盜之犯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審中一致供承確有於上開時間前往告訴人住處之事實，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及偵審中證述明確，復有證人莊霈紫於偵查中之指述，且告訴人與親友之對話紀錄內亦提及受贈10萬元紅包之事，另有被告與告訴人之對話紀錄、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邦銀行)112年12月5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64901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銀行）112年11月22日元銀字第1120026247號函暨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信託銀行）112年11月16日中信銀字第11222 4839418807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供承確有於上開時間至告訴人住處，並於隔日凌晨離開告訴人住處後，將現金10萬元存入其所有聯邦銀行帳戶內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竊盜之犯行，辯稱：我在7 月 31日凌晨存入的錢，是我去告訴人家之前就已經放車上了，我沒有偷告訴人的錢等語。五、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為朋友，確有於111年7月30日至告訴人住處，嗣於隔日(31日)凌晨0時左右離開告訴人住處後，隨即於同日0時45分許前往7-11便利商店觀園門市之自動櫃員機，將現金10萬元(扣除手續費15元，實際存入金額僅99985元，下同)存入其所有聯邦銀行帳戶內一情，除業據被告自始於警詢時、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供承不諱外，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所指證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聯邦銀行112年12月5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64901號函暨被告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可憑，此部分事實應堪予認定，核先敘明。 (二)其次，告訴人於警詢時雖指稱：我是於111年8月21日22時許發現1包裝有10萬元的紅包遭竊，懷疑是一個朋友(指被告) 所為，因為她於同年7月30日下午有到我家，我太太在當日1 7時30分許有下樓倒垃圾，那時被告單獨在我家中，平時只有這位朋友會進出我家臥室，後來我老婆有向她詢問錢不見的事，她說詞「反覆」，且所提供111年7月30日日至8月1日交易明細，其中有1筆99985元的現金，與我們遭竊金額相近，使我們「懷疑」就是這朋友竊取該裝有10萬元紅包袋的人等語(參見偵卷第19-20頁)；其後於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亦指稱：案發日是111年7月30日應該沒錯，時間應該是我太太當日17時30分許倒垃圾時，我是在同年8月21日發現遭竊的，「沒有」監視器，也「沒有」證人可以證明是被告竊取上開財物，我們在跟她查證這10萬元現金存款是從哪裡來的，就是她提領的部分說詞「反覆」等語(參見偵卷第68頁) ，由是可知，告訴人指述被告於上開時地竊取其所有紅包內現金10萬元一事，無非僅係出於「懷疑」而已，且係因被告於當日下午有到告訴人住處，此間告訴人之妻於當日17時30 分許曾下樓倒垃圾，該時段只有被告一人單獨在告訴人住處，以及被告於隔日離開告訴人住處後，隨即將現金10萬元存入其所有聯邦銀行帳戶內，其後被告對於該10萬元現金之來源說詞反覆、交付不清所致，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積極、確切證據可以佐證被告有進入告訴人住處主臥室內竊取紅包袋內10萬元現金之事實。 (三)再者，告訴人於112年7月10日偵查中既明確指稱：我跟我太太是111年8月21日發現的，因為這是小孩的紅包錢，我們打算點錢存到銀行才發現，在111年7月30日至同年8月21日發現遭竊的這段期間內，於同年8月12日還有另4個人到我家幫我孩子慶生等語(參見偵卷第68頁)，且依告訴人於偵查中所提出其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顯示(參見偵卷第108頁)，以及於原審法院審理時之證詞(參見原審卷第87頁)可知，被告於111年7月間不止一次至告訴人住處，則告訴人所指其10 萬元現金遭竊一事，是否即係於「111年7月30日」發生，且係由曾多次至告訴人住處之被告所為，誠值懷疑；又告訴人於同次偵查中雖又指稱：只有被告進入我家主臥室，其他4 個人沒有進到主臥室等語(參見偵卷第69頁)，然其於原審審理作證時又改稱：「(檢察官問：你們家那天是遺失10萬元是否如此？何時發現？)我老婆在111年7月12日時就點這筆錢，我發現不見時是在111年8月21日，這段期間只有被告來過我家。」等語(參見原審卷第83頁)，堪信告訴人亦難以完全確定於111年7月30日至同年8月21日發現遭竊之期間內，究竟是否僅有被告一人至其住處，或另有其他4位友人至其住處慶生；況衡諸一般常情，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與多位友人聚會為孩子慶生之熱絡場合，能否隨時關注其友人是否進入其住處臥室內，亦有疑問，自不能排除另有其他友人利用上述為告訴人孩子慶生之期間，乘隙進入告訴人住處臥室內進入竊取該10萬元現金之可能性。 (四)另經警方於案發後至告訴人住處內進行勘察採證，並於告訴人所指遭竊取紅包袋現金10萬元所在抽屜之化妝台桌面上，採集到掌紋1枚，經送請比對鑑定之結果，不僅與被告、告訴人及告訴人之妻之掌紋均不相符，且與該局檔存資料庫之檔存掌紋資料比對結果，亦未發現有相符者一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現場勘察採證紀錄表1份與勘採照片38 張、現場照片6張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111年11月9日刑紋字第1117029321號、112年3月9日刑紋字第1120029515號鑑定書各1份可按(參見偵卷第33-51頁) ，堪信另有被告、告訴人及告訴人之妻以外之人曾進入告訴人主臥室內，並有碰觸到告訴人所稱失竊現金所在抽屜之化妝台桌面，因而在其上留有掌紋1枚，自不能排除留下該掌紋之人，即係竊取告訴人所有現金10萬元之行為人，而被告既非該留有掌紋之行為人，即不足以認定被告有告訴人所指竊取該10萬元現金之犯行。 (五)此外，告訴人所提出其與被告之對話紀錄，雖顯示被告於最初應告訴人要求而提出之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內，短缺11 1年7月31日凌晨0時45分許以現金存入10萬元之紀錄，然觀諸該對話紀錄內所顯示被告聯邦銀行帳戶明細(參見偵卷第8 2-85頁)，並對照卷附被告所有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參見偵卷第253-283頁)可知，被告最初漏未提出之交易明細，並非僅有111年7月31日當日存入現金10萬元之紀錄，而係從11 1年7月31日起至同年8月8日止，有將近30筆之紀錄均漏未提供，可否逕謂被告刻意隱藏於111年7月31日存入10萬元款項之事實，容有疑義，且依檢察官於偵查中所調取被告名下之銀行帳戶資料，可見被告至少向元大銀行、聯邦銀行及中國信託銀行申辦帳戶使用，設若被告於111年7月31日所存入之現金10萬元確係其所竊取而來，並有意掩飾上開現金存入之事，顯無必要將其恰有存入10萬元現金之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提供予告訴人察看，是以被告既然願意提供，自難遽認其又同時存有刻意隱瞞部分交易明細之矛盾心態。 (六)至於卷附聯邦銀行112年12月5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64901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元大銀行112年11月22日元銀字第1120026247號函暨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112年11月16 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418807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證人即被告工作夥伴莊霈紫於偵查中之陳述，以及證人即被告之母吳雅文於原審法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詞，雖僅能證明被告每月薪資所得、兼職收入與部分款項來源，尚無法完全作為被告所辯其存入聯邦銀行帳戶內現金10萬元完整來源及流向之有利佐證，且被告最初與告訴人解釋該10萬元現金存入款項之來源，不僅核與其之後於警詢時、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不符，被告於警偵訊及法院審理時之說詞，亦有所反覆不一，自難憑採信。然按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刑事判例參照)，是被告所辯其於上開時地存入聯邦銀行帳戶之現金10萬元，究係如何取得而持有之說詞，雖非可採，然在另有其他積極證據可證明被告確有本案竊盜犯行之前，仍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六、綜上諸情參互以析，（一）告訴人指述被告於上開時地竊取其所有紅包內之現金10萬元一事，無非僅係出於「懷疑」而已，且係因被告於當日下午時段曾一人單獨在告訴人住處，並於隔日凌晨離開告訴人住處後，隨即將現金10萬元存入銀行帳戶內，又被告對於該10萬元現金之來源說詞反覆、交付不清所致，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以佐證；（二)被告於111年 7月間曾不止一次至告訴人住處，則告訴人所指其10萬元現金遭竊一事，是否即係於「111年7月30日」所發生，不無疑問，且告訴人亦難以確定於事發後至同年8月21日發現遭竊之期間內，究竟是否僅有被告一人至其住處，或另有其他4 位友人至其住處幫孩子慶生，自不能排除另有其他友人乘隙進入告訴人住處臥室內進入竊取該10萬元現金之可能性；（三)依刑事警察局指紋鑑定書所示，在失竊現場所採集到之掌紋1枚，經比對鑑定之結果，不僅與被告、告訴人及告訴人之妻之掌紋均不相符，亦與該局檔存資料庫之檔存掌紋資料比對結果，並未發現有相符，堪認另有被告、告訴人、告訴人之妻以外之人曾進入告訴人主臥室內，並曾碰觸到告訴人所稱失竊現金所在抽屜之化妝台桌面，自不能排除留下該掌紋之人，即係竊取告訴人所有現金10萬元之行為人，而被告既非該留有掌紋之行為人，即無從認定被告有竊取該10萬元現金之犯行；（四)被告最初未提出之交易明細，係從111 年7月31日起至同年8月8日止，有將近30筆之紀錄，均漏未提供予告訴人，可否逕謂被告係刻意隱藏於「111年7月31日」存入10萬元款項之事實，容有疑問，且被告除有上開聯邦銀行帳戶外，亦有申辦元大銀行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設若被告於111年7月31日所存入之現金10萬元確係其所竊取而來，並有意掩飾上開現金存入之事，實無必要將存入10萬元現金之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提供予告訴人察看，自難逕認被告存有刻意隱瞞部分交易明細之心態；（五)被告所辯其於上開時地存入聯邦銀行帳戶之現金10萬元，究係如何取得而持有，其先後說法不一，核與卷附銀行帳戶交易明細不符，亦與證人證詞並未完全吻合，自難憑採信，然在另有其他積極證據可證明被告確有本案竊盜犯行之前，仍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是以本院審酌上情後本諸罪疑唯有利於行為人原則，認公訴人所舉事證尚無從說服本院確信被告犯有刑法第 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揆諸首開法條規定及裁判先例意旨，本件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七、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一)原審判決亦同上認定，以不能證明被告有上開公訴意旨所示之竊盜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並無任何違誤之處。 (二)至檢察官上訴意旨固以： 1、告訴人於本案10萬元遭竊後，曾透過LINE詢問被告：為何11 1年7月30日離開告訴人住家後，旋於翌日存現金10萬元至被告之聯邦銀行，被告當時回覆『我10萬元不是一次領』，復又稱「沒有入帳，那是我自己的，我6月領的，轉到另一個帳戶，8月我要繳卡費轉過來繳的」、「對，我跨行存款的，我當初有領出」云云，然經比對被告於審理中卻供稱係被告母親吳雅文分次交付之現金、與被告工作之現金收入，前後供述顯然明顯不一，且細究被告於案發後第一時間所稱近10 萬元之獎金，實係由公司於111年6月2日直接匯入被告聯邦銀行帳戶內，且於告訴人質問財物遭竊之時，更已花用殆盡，則若被告存入之10萬元確係自其母親取得，被告何需刻意強調該筆金額係近兩個月前匯入、顯與告訴人所詢無關之獎金？ 2、又經比對被告於告訴人請求其提出匯款明細時，第一次所提之111年7至8月交易明細，顯然刻意規避其於同年7月31日現金存入99,985元之紀錄，經告訴人明確詢問何故遺漏7月30 日至8月1日間之交易紀錄時，被告方重行擷取完整之交易紀錄，在在可見被告事後確有矯飾、虛以委蛇之具體證據； 3、證人即被告之母吳雅文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每個月都會給伊生活費1萬元，伊會再將該金錢提領出來用現金給被告等語，然經比對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提出之準備書狀、所附證物僅有寥寥數月之交易紀錄、內容模糊不清，又依被告所提聯邦銀行帳戶之交易紀錄，被告於存入本案10萬元數日後之 111年8月7日，竟轉入23,000元予證人吳雅文，顯然高於其所證稱每月1萬元之生活費，足證證人吳雅文之證詞顯有違誤。 4、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爰請求撤銷改判處被告有罪之判決等語 (三)然查： 1、被告最初向告訴人解釋該10萬元現金之來源，不僅核與其於警詢時、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不符，且被告本身於警偵訊及法院審理時之說詞，亦有所反覆，復核與卷附銀行帳戶交易明細不相吻合，實難以輕信，然其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已見前述； 2、被告有將近30筆之聯邦銀行交易紀錄漏未提供予告訴人，可否逕謂被告係刻意隱藏於111年7月31日存入10萬元款項之事實，容有疑義，且被告除有聯邦銀行帳戶外，至少亦有申辦元大銀行、中國信託銀行之帳戶，設若被告有意掩飾上開現金存入聯邦銀行帳戶之事，顯無必要將其恰有存入10萬元現金之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提供予告訴人察看，則其是否存有刻意隱瞞部分交易明細之心態，容有疑義，自難逕採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四)從而，本案依卷內相關事證，尚無從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俱如前述，是檢察官猶執詞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郝中興偵查起訴，經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2025-01-08

TPHM-113-上易-2097-20250108-1

原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53號上訴人即被告黃筱婷選任辯護人陳宗奇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原易字第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9976號、113年度偵緝字第2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黃筱婷（下稱被告）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2罪，各量處有期徒刑4月、6月，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8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未扣案如原審判決附表所示之犯罪所得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核其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無罪，香蕉跟手提電腦是我以前男友的朋友，打電話給我以前的男朋友「林金燁」，叫他去拿這兩樣東西，我有聽到「林金燁」的朋友在電話中跟他說：「幫我拿這兩樣東西」，「林金燁」問說這兩樣東西是誰的，對方說是他的，因為我剛好在旁邊，所以「林金燁」叫我去拿云云。三、經查：　㈠經原審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結果：　⒈原判決事實欄一㈠部分：被告與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男子（下稱甲男）於民國112年7月31日上午4時24分許步行經過「梅林水果行」並發現裝有本件香蕉之紙箱時，2人均有當場彎身翻動紙箱確認其內物品，及彼此討論交談之舉動，隨後 2人離開現場，約12分鐘後之同日上午4時36分許，被告始再次前往現場拿走本件香蕉。　⒉原判決事實欄一㈡部分：被告搭乘之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突然違停於路旁，被告自副駕駛座下車，步行穿越道路至對向車道路邊停放之000-000號機車旁，取走本件電腦包後，旋返回上開小客車副駕駛座並離去。　⒊被告於取走本件香蕉與電腦包之際，均處於十分臨時、突兀之情境下，趁本件香蕉與電腦包旁一時無人看管，未經確認即擅自取走，且於得手後倉促離開現場，其行為情狀與一般受人之託拿取物品時，多係受熟識之人請託且已事先知悉物品所在，或會加確認以免誤取之常情有違。再參以被告取走本件香蕉的時間是上午4點多，「梅林水果行」與鄰近店家均未開始營業，現場騎樓亦無其他往來行人之際為之，其於下手取走本件電腦包前，則是先在現場來回踱步四下觀看確認無人在旁看管，方倉促取走電腦包並迅速離開現場（見原審原易字第78頁之勘驗筆錄），可見被告確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竊盜犯行甚明。　㈡被告雖謂：甲男係其以前的男朋友，名叫「林金燁」，目前在法務部矯正署臺北監獄執行云云（本院卷第93頁）。然經本院查詢結果，並無名為「林金燁」者之在監在押紀錄（本院卷第97頁），更徵被告所辯毫無所據，無非臨訟卸責之詞，實難憑採。四、是被告上訴執前詞否認2次竊盜犯行，所辯均不足採，核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文琪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廖怡貞　　　　　　　　　　　　　　　　　　　法　官　戴嘉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高建華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易字第7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黃筱婷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葉宗灝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9976 號、113年度偵緝字第22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筱婷共同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即附表所示之物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黃筱婷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成年男子(下均稱甲男)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等犯行： (一)於民國112年7月31日上午4時36分許，黃筱婷與甲男行經臺北市○○區○○街0段00號之「梅林水果行」時，見任職「梅林水果行」之袁君所管領香蕉1箱(價值約新臺幣【下同】550 元，下稱本件香蕉)放置在該址水果行門口騎樓處無人看管，遂由黃筱婷徒手竊取本件香蕉，並於得手後隨即搭乘由甲男所駕駛停放在該址路旁接應之白色自用小客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下稱乙車)離去現場。 (二)於112年8月30日上午9時51分許，黃筱婷搭乘甲男所駕駛之乙車行經臺北市○○區○○街00號時，二人見王琇薇所管領放置在該處路旁機車(車牌號碼：000-000號)腳踏座上之電腦包1 個(內有筆記型電腦1臺、充電器1組、滑鼠1個，總價值約10 ,000元，下合稱本件電腦包)無人看管，甲男遂將乙車臨時停在該處路旁，由黃筱婷下車徒手竊取該電腦包，並於得手後隨即返回乙車與甲男一同離去現場。嗣袁君、王琇薇二人於發現自己所管領之物品不翼而飛後分別報警處理，並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畫面後，而循線查獲上情。二、案分別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與王琇薇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黃筱婷與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不爭執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5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傳聞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要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有證據能力。二、本案認定事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且與待證事實有關連性，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具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固坦承分別有於事實欄一、(一)所載之時、地，徒手取走本件香蕉，以及於事實欄一、(二)所載之時、地，徒手取走本件電腦包，並均於該二次取走物品得手後，隨即搭乘由甲男駕駛之乙車離去現場等情不諱(見偵緝221卷第84頁、本院卷第77頁、第79頁至第81頁)，惟矢口否認有何共同竊盜犯行，辯以：甲男是我當時的男朋友，是甲男跟我說本件香蕉與本件電腦包是他朋友的物品，要我幫忙拿，我才會去拿，現場監視器拍到的乙車是甲男出資買的，但登記我的名字云云(見偵緝221卷第84頁、審原易卷第113頁、本院卷第74頁、第187頁至第188頁)。被告之辯護人則出具辯護意旨略以：被告僅係依甲男之請託幫忙拿取朋友物品，主觀上並無竊盜犯意，且被告已與被害人袁君(下均稱袁君)、告訴人王琇薇(下均稱王琇薇)成立調解，如鈞院認被告本件構成犯罪，則請斟酌刑法第57條規定從輕量刑等語(見審原易卷第113頁至第114頁、本院卷第74頁、第135頁至第138頁、第 188頁至第189頁)。經查： (一)被告於事實欄一、(一)所載時、地，以徒手方式取走袁君所管領之本件香蕉，得手後隨即搭乘甲男所駕駛之乙車離去現場，以及被告搭乘甲男所駕駛之乙車，於事實欄一、(二)所載之時間，行經事實欄一、(二)所載之地點時，被告自乙車下車後步行至上開車牌號碼000-000號機車停放處，徒手取走王琇薇所管領放置在該機車腳踏座上之本件電腦包後，隨即返回乙車與甲男一同離去現場等節，業據被告自陳不諱如上，且核與袁君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39976卷第13頁至第14 頁)與偵查中之結證(見偵39976卷第77頁至第78頁)、王琇薇於警詢時之證述(見偵43561卷第13頁至第14頁)均大致相符，並有現場監視畫面檔案光碟2片(分別放置在偵39976卷與偵43561卷證物袋內)、現場監視器畫面截圖12張(見偵39976 卷第31頁至第33頁、偵43561卷第39頁至第41頁)、被告與案發現場女子外觀、長相比對照片7張(見偵39976卷第34頁、偵43561卷第42頁至第43頁)、乙車之車籍資料查詢頁面翻拍照片(見偵39976卷第34頁)與本院就上開現場監視畫面檔案以當庭播放方式進行勘驗之筆錄(見本院卷第75頁至第76頁、第78頁)與勘驗播放畫面截圖24張(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11 3頁)等在卷可資參佐，是前揭等事實，應堪認定。 (二)本院審酌依上開勘驗結果，可發現：1.就事實欄一、(一)之部分，被告與甲男於112年7月31日上午4時24分步行經過上址「梅林水果行」並發現裝有本件香蕉之紙箱時，二人均有當場彎身翻動紙箱以確認其內物品，以及彼此討論交談之舉動，隨後二人即離去現場，直至約12分鐘後之同日上午4時3 6分許，被告方始再次前往現場拿取本件香蕉；2.就事實欄一、(二)之部分，被告所乘坐之乙車係突然違規路旁停車，被告自副駕駛座下車違規步行穿越道路至對向車道路旁所停放車牌號碼000-000號之機車處，迅速取走本件電腦包後旋返回乙車副駕駛座，並揚長而去等情明確，本院再佐以被告於審理時，復供述以：就事實欄一、(一)之部分，甲男的朋友是我們第一次離去現場(即上揭所載之112年7月31日上午4 時24分許)後，才打電話來拜託我們去搬裝有本件香蕉的箱子，就是事實欄一、(二)之部分，甲男的朋友是我們開車到一半時，突然打電話給甲男拜託我們去拿本件電腦包，甲男的朋友我並不認識，亦未曾謀面等語(見本院卷第77頁、第7 9頁至第81頁)，足認被告於取走本件香蕉與本件電腦包當下，均係處於十分臨時、突兀之情境下，趁本件香蕉與本件電腦包旁一時無人看管，未經再三確認即擅自取走，且於得手後旋即倉促離去現場，其行為情狀已與一般受人之託拿取物品時，多係受熟識之人請託且已事先知悉物品所在(而非如本件係由陌生友人來電臨時通知請託)，或是於突發情境下( 諸如本件係被告與甲男行經本件香蕉與本件電腦包放置地點時，突然接獲他人請託拿取物品)受託取走物品前，會再次確認以免誤取之常情有違。本院再參以被告取走本件香蕉之時點，係於上午4時許「梅林水果行」與鄰近店家均未開始營業，現場騎樓亦無其他往來行人之際為之(見本院卷第91 頁至第105頁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之勘驗截圖)，而於下手取走本件電腦包前，則係事先在現場來回踱步四下觀看確認無人在旁看管，方始倉促取走本件電腦包並迅速離去現場等情 (見本院卷第78頁之勘驗筆錄)，足認被告與甲男二人顯係於行經事實欄一、(一)與一、(二)所示之地點時，發現本件香蕉與本件電腦包一時無人看管，二人見有機可乘，遂臨時起意經彼此商議後，由被告未經取得管領人同意，即擅自出手取走本件香蕉與本件電腦包，並於得手後立即搭乘甲男駕駛之乙車迅速離去現場，以免遭他人發現等情明確。從而被告主觀上確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與竊盜犯意，自堪認定。 (三)至被告與辯護意旨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於本件先後二次行竊時，其主觀上確有不法所有之意圖與竊盜犯意一節，業查明認定如上。本院審酌前開等辯詞顯與常情有違，且與卷內現存事證多有扞格矛盾之處，其是否與實情相符，已不無疑義。再查，本院為釐清被告所辯係受託拿取物品之具體情節，於審理中經詢問被告以：拿取本件香蕉與本件電腦包後如何處置一節，被告則答以：我取走本件香蕉與本件電腦包後，並未親自將東西交給我男友(即甲男)的朋友，我就直接把東西放我男友的車上(即乙車)，然後我就趕著去上班了，因為我上晚班等語(見本院卷第77頁、第81頁)。然本件二次竊盜犯行，係分別發生於上午4時許與上午9時許，該等時間均顯非晚班之上班時段，此於事理上已有矛盾之處，而被告復未能提供甲男或甲男友人之相關資料，以供本院進一步傳訊調查，故更足認被告所辯顯無所據，為臨訟卸責之詞，實難憑採。二、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及其辯護人前開所辯均不足採信，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參、論罪科刑一、論罪：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被告就本件竊盜犯行，與甲男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二)被告就事實欄一、(一)與事實欄一、(二)所示二次竊盜犯行，其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反圖不勞而獲，任意竊取他人財物，顯見其法治觀念薄弱，漠視他人財產法益，並已危害社會治安，所為誠屬不該，考量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且雖已與袁君、王琇薇達成調解(見審原易卷第119頁至第120頁之調解筆錄)，然迄未履行調解條件或賠償渠等損害，足見被告犯後態度並非良好，復參以公訴意旨認：被告犯後態度不佳，亦未賠償本案被害人，請求從重量刑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88頁至第189頁)，兼衡被告犯罪目的、手段、所生損害及竊得物品價值，暨被告之素行狀況(見本院卷第193頁至第231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之記載)、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及經濟生活狀況( 見本院卷第186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二罪分別量處其刑暨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肆、沒收：　　　　按被告犯罪之所得應予宣告沒收，倘一部或全部不能或不宜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定有明定。查如附表所示之本件香蕉與本件電腦包等物，均核屬被告之本案犯罪所得，其未據扣案亦未實際合法發還袁君、王琇薇收執，另被告雖已與袁君、王琇薇成立調解，惟迄今尚未賠償分毫，此亦據被告自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86頁、第18 9頁)，故前開犯罪所得自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文琪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淑芬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吳家桐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呂慧娟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品名(內含物)與數量價值(均新臺幣) 1 本件香蕉1箱 550元 2 本件電腦包1個(內含筆記型電腦1臺、充電器1組、滑鼠1個) 10,000元

2025-01-07

TPHM-113-原上易-53-2025010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316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彭駿逸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214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86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彭駿逸於民國111年9月2日1時23分前某時許，與另案被告梁智幃(另由原審法院以112年度金訴字第 38號審理中，下稱另案)、陳佑德、王志朋(以上二人業經檢察官另行簽結)及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馬力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三人以上詐欺集團，共同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掩飾或隱匿本案詐欺集團犯罪所得去向之犯意聯絡，由該詐騙集團暱稱「馬力歐」之人，向告訴人柳勝軒佯稱同意出售虛擬貨幣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乃於111年9月2日1時23分前某時許，與暱稱「馬力歐」之人相約在新北市板橋區浮洲橫移門堤外道路機車練習場，由告訴人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35萬元作為價金，被告彭駿逸並於同日某時許，以通訊軟體電話指示另案被告梁智幃前往上開地點收款，惟另案被告梁智幃、被告彭駿逸為掩人耳目，先由其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搭載另案被告梁智幃至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2段174巷與龍興街73 巷口之停車場，由另案被告梁智幃承租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後，被告彭駿逸即駕駛A車離去，另案被告梁智幃復於111年9月2日1時23分許，駕駛B車至上開收款地點向告訴人收取35萬元，嗣於同日1時35分許，另案被告梁智幃與被告彭駿逸再分別駕駛上開車輛前往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103巷內之「金山洗車場」內，並由另案被告梁智幃將所收取之金額交付予被告彭駿逸收領，同時再電聯陳佑德、王志朋前來，待陳佑德、王志朋來到上開洗車場後，被告彭駿逸復將部分金額交予陳佑德，以此等方式掩飾或隱匿犯罪所得來源及去向，並意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犯罪所得，因認被告彭駿逸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 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按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之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含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　　敘明其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等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 28號判例參照)。另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 3105號及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三、本件公訴人認被告彭駿逸涉有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彭駿逸於偵訊時之供述、另案被告梁智幃於警詢、偵訊及原審羈押訊問時之供述、告訴人、證人陳佑德、王志朋於警詢時之指述及證述、租車資料、監視錄影畫面擷圖、扣案之手機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列印資料等為其主要論據。　四、訊據被告彭駿逸固供承確有於上開時地駕駛A車搭載另案被告梁智幃前去租車，其後又向另案被告梁智幃收取35萬元現金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叫梁智幃去跟告訴人拿錢，後來我有跟梁智幃拿錢，但那是因為他要還我錢，他欠我的錢是零散的，總共3 、40萬元等語。五、經查： (一)被告彭駿逸駕駛A車搭載另案被告梁智幃至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2段174巷與龍興街73巷口之停車場後，即自行駕駛A車離去，且另案被告梁智幃前往承租B車後，於111年9月2日凌晨1時23分許，駕駛B車至上開浮洲橫移門堤外道路之機車練習場，向告訴人收取35萬元現金，其後再於同日凌晨1時35 分許，駕駛B車至新北市板橋區龍興街103巷內之「金山洗車場」，與駕駛A車至該洗車場之被告彭駿逸碰面，並將上開款項交付予被告彭駿逸等情，除業據另案被告梁智幃於警詢時、偵查中、原審訊問及原審另案訊問、準備程序及審理時供述不諱外，並經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另案審理時指證明確，且被告亦供承確有駕駛A車搭載另案被告梁智幃前去租車，其後又向另案被告梁智幃收取35萬元現金之情節，復有和雲行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汽車出租單(小客車出租賃契約書) 、另案被告梁智幃所持有之手機中之「i Rent」應用程式訂單明細頁面擷圖1張(車牌號碼000-0000)、告訴人之報案資料(即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1份)、111年9月2 日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1份(含車牌號碼000-0000號、BLA- 2911號擷圖) 、現場照片1張、被告彭駿逸與另案被告梁智幃所持用之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0000000000號)於111 年9月1、2日之網路基地台位址資料各1份在卷可佐(參見他卷第6頁、第32頁、偵21828卷第42頁背面至第49頁背面、第 50頁)，應堪認定與事實相符，核先敘明。 (二)其次，告訴人雖於111年9月2日警詢時指述：我於111年9月1 日19時許於基隆市武嶺街一帶，使用TELEGRAM 通訊軟體在虛擬貸幣(U幣) 群組上面留言「我要收幣」，便有人私訊我，犯嫌開口約定於新北市板橋區浮洲橫移門堤外道路機車練習場，跟我見面交易，於Ill年9月2日1時許，我搭乘計程車至新北市板橋區浮洲堤外道路機車練習場等待，計程車便離開，犯嫌來了之後開口便問我：「有沒有帶錢？」，我不疑有他便將現金35萬元從提袋拿出交付給犯嫌，犯嫌收取現金後便步行回堤外道路至駕駛座駕駛IRENT白色YARIS號(RDA-9 101)往浮洲橫移門方向離開現場等語(參見偵21828卷第20頁 )，然告訴人在上開深夜時分，夜間人車稀少之時段及地點，獨自一人搭乘計程車攜帶金額非少之35萬元現金至該處，欲進行虛擬貸幣之交易，不僅讓計程車離開，其本身並無任何交通工具，且在對方僅開口詢問：「有沒有帶錢」等語之後，並未確認對方身分是否為賣家或受託收款人，亦未詢問後續如何收取虛擬貨幣以完成交易之方式，隨即將35萬元現金全數交付之，任憑對方回到車上後逕自駕車離開，殊不符合常理，且經警方進一步追問對方所提供之虛擬貨幣投資平台為何名稱、網址為何之時，亦僅能指稱：我沒記清楚，因犯嫌收取現金後立即將我踢出群組，並將私訊內容全部刪除，導致我無法擷取對話內容等語(參見偵21828卷第20頁背面 )，自始未能提供一般常見遭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詐騙之對話紀錄，則告訴人上開所指其交付現金35萬元予另案被告梁智幃之原因及過程，是否可信，已非全然無疑。 (三)再者，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另案審理時係證稱：「(檢察官問：你只有跟這位暱稱『計程車』的人聯絡嗎？)對。」、「( 檢察官問：你除了跟這個人一對一聯絡之外，你有加入任何群組嗎？)沒有。」等語(參見原審金訴字卷第203頁)，此不僅與其先前於警詢時自始未曾提及對方暱稱為「計程車」一情(參見偵21828卷第20頁背面)，並不相合，亦核與其先前於警詢時明確供稱：「犯嫌收取現金後立即將我踢出『群組』，並將私訊內容全部刪除」等語(參見偵21828卷第20頁背面 )，其意指有先加入對方「群組」之說法，明顯相互矛盾，且告訴人於原審另案審理時進一步證稱：「(檢察官問：《提示111年偵字第57989號卷第42頁，編號一截圖》，這個『馬力歐』的截圖是你提供給警察的嗎？)這個是我自己的帳號。」、「(檢察官問：為何警察的記載說這是你當時提供給警察，是騙你的人的帳號？)他叫我提供我自己的帳號給他，我說當時對方已經把帳號刪除了，『馬力歐』是我自己的」、「 (檢察官問：《提示111偵57989號卷，第32頁，編號二截圖》，這張也是你提供給警察的截圖嗎？)他是問我說幣長怎樣, 我說虛擬貨幣，他問我大概是不是長這樣，我說大概長這樣。」等語(參見原審金訴字卷第204-205頁)，亦與卷附「TEL EGRAM」帳號資訊及投資標的翻拍照片之說明欄內，由警方人員記載係由告訴人所提供犯嫌「TELEGRAM」帳號資訊及投資標的之取證過程(參見偵21828卷第42頁)，容有差異，誠令人質疑告訴人報案時所指述被詐騙情節之真實性； (四)不僅如此，告訴人於原審另案審理時更進一步證稱：「.... 後面警察有我去做筆錄，我想說算了，這條錢也不要追究了 ……。」、「(檢察官問：當時在浮洲橫移門堤外道路那邊的時候，你要怎麼確保現金給他之後他會把幣給你？)沒有想到這一點，所以後面警察打給我問我要不要追究，我跟他說算了，我就說不追究了。」、「忘記了，真的很久了，我想說我也沒有要追究的意思了。」、「過太久了，且我也沒有要追究。」等語(參見原審金訴字卷第204頁、第206-211頁) ，可見告訴人就案發當日之交易細節時，大多回答：「忘記了」、「不追究了」等語，然以現金35萬元而言，其金額非少，依告訴人證稱該35萬元係「工作存錢」而來，超過其1 個月之生活費等語(參見原審金訴字卷第208頁、第210頁)可知，甚難想像依其所指述遭詐騙之過程中，除輕易交付該35 萬元現金之外，且其後既已出面報案而公諸於外，何以如此處之淡然，不僅未能當面指認另案被告梁智幃即為案發當時前來收取35萬元現金之之行為人，亦未見其有向在庭之另案被告梁智幃求償之意，益見其於案發時交付該35萬元現金之事過於輕率，俱與一般常理有違，則告訴人所指其於案發時地交付現金35萬元之目的，係為購買虛擬貨幣之事，容有隱情，未可盡信。 (五)此外，告訴人(群組暱稱：白鳥麗次、Kan)另涉嫌於本件案發前之111年5、6月間，與另案被告黃建愷(群組暱稱：圭一中川)、綽號「阿志」之少年葉○○(群組暱稱「孝」)等人，以每日1000元或1500元之報酬，擔任綽號「水箭龜」、「怪獸」、「宏(音)」、群組暱稱「P1 Rf」、「Mk」等不明成年男子收購他人帳戶時，監控他人行動之工作，進而構成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之犯罪事實，以及另涉嫌自不詳時間起與另案被告郭子誠、黃建愷、呂建明及其他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私行拘禁之犯意聯絡，由同集團成員找尋提供人頭帳戶之民眾（俗稱「車主）後，再將「車主」交由另案被告郭子誠、黃建愷、呂建明帶至拘禁地點看管，告訴人則負責交付薪資、生活用品給拘禁地點成員、駕車協助轉換拘禁地點，因而涉犯一般洗錢罪嫌、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及私行拘禁等罪嫌之犯罪事實，分別經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7346、112年度軍偵字第50號起訴及追加起訴等節，有該案起訴書及追加起訴書各1份在卷可稽（參見原審金訴字卷第285-297頁)，堪信告訴人本身於案發前後因他案涉及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運作，分別擔任監控收購他人帳戶過程之工作，或發送薪資予犯罪組織內看管「車主」(即人頭帳戶所有人)之工作，對於詐欺集團從事詐騙之手法，理應有相當之認識，自無輕易受騙而使本身辛苦工作而來之財產遭受損失之可能； (六)至另案被告梁智幃雖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另案審理時一致指稱係依被告彭駿逸之指示才現場向告訴人收取35萬元現金等語，然其又辯稱：不知為何要向告訴人收取35萬元現金等語，顯然有所保留，已難以輕信，且依證人陳佑德於警詢時之指述，其係接到另案被告梁智幃之電話才前往金山洗車場　　向被告彭駿逸收取債務，設若被告彭駿逸確有指示另案被告梁智幃前往現場向告訴人收取該35萬元現金，而為自始有權主導並支配該35萬元現金之人，則衡諸一般般情，關於債務之清償與否，大多著重彼此間之信任關係，被告彭駿逸如欲交付該35萬元現金作為向證人陳佑德清償債務之用，實無需透過另案被告梁智幃聯繫證人陳佑德前來，可見另案被告梁智幃指述被告彭駿逸涉案情節之真實性，不無可疑之處；況且，另案被告梁智幃於偵查中，經檢察官一再追問為何出面至現場收取該現金35萬元之時，曾一度供稱：「(檢察官問：彭載你去租車，租車地點跟收錢地點也在附近，你們還要特地去租車？)對。」、「(檢察官問：為何你要幫彭去租車？)因為彭的駕照被扣。」、「(檢察官問：你們是不是黑吃黑？)我不確定是不是，但我自己認為。」、「(檢察官問：所以你知道你們拿的款項，是被害人被詐欺的款項？) 我不確定。」等語(參見偵21828卷第82頁)，是本案自難以排除告訴人交付款項予另案被告梁智幃之真實原因，係與轉交不明贓款有關，又因在當時取交過程中，有另遭他人擅自取走之情事，告訴人為求自保乃先向警方報案之可能性。　　六、綜上諸情參互以析，(一)依告訴人於警詢時所指述之情節，其在深夜獨自一人攜帶35萬元現金，前往人車稀少之地點，欲進行虛擬貸幣之交易，且未確認交易對象及虛擬貨幣方式，隨即將35萬元現金悉數交付，任憑對方回到車上後逕自駕車逃離，殊不符合常理；(二)又告訴人於原審另案審理時證稱對方之暱稱為「計程車」，以及其本身沒有加入對方群組一事，均與其先前於警詢時之指述有所不符，且其所證稱提供予警方之「馬力歐」及虛擬貨幣之截圖，並非詐欺犯嫌之資料，而係其本人之暱稱及自行找到類似圖案而提供予警方一情，此亦與上開卷附截圖上警方所記載之取證情形不符，以上俱難認屬實；(三)告訴人於原審另案審理時，就案發時之交易細節時，大多回答：「忘記了」、「不追究了」等語，然以現金35萬元而言，其金額非少，且既為告訴人「工作存錢」而來，超過其1個月之生活費，竟如此輕易交付該35 萬元現金，且於出面報案之後，卻又如此處之淡然，絲毫未有求償之意，亦未能當面指認另案被告梁智幃，足徵其對於該35萬元現金之輕率態度，是告訴人所指其於案發時地交付該35萬元現金之目的，容有隱情，未可盡信；(四)告訴人本身於案發前後因他案涉及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運作，分別擔任監控收購他人帳戶過程之工作，或發送薪資予犯罪組織內看管「車主」之工作，對於詐欺集團從事詐騙之手法，理應有相當之認識，更無輕易受騙而使本身辛苦工作而來之財產遭受損失之可能；(五)另案被告梁智幃一方面指稱係依被告彭駿逸之指示始至現場向告訴人收取35萬元現金一情，卻仍辯稱：不知為何要向告訴人收取35萬元現金等語，已難以輕信其所言屬實，且證人陳佑德係接到另案被告梁智幃之電話才到場向被告彭駿逸收取債務，設若被告彭駿逸係指示另案被告梁智幃前往現場向告訴人收取該35萬元現金，而為自始有權主導、支配該35萬元現金之人，實無需透過另案被告梁智幃聯繫證人陳佑德前來，可見另案被告梁智幃所為指述被告彭駿逸涉案之情節，其真實性可疑；(六)何況，另案被告梁智幃於偵查中曾一度供稱：我自己認為是黑吃黑等語，自難以排除告訴人交付款項予另案被告梁智幃之真實原因，係與轉交不明贓款有關，且因過程中有遭他人擅自取走之情事，告訴人為求自保乃先向警方報案之可能性。是以本院審酌上情後本諸罪疑唯有利於行為人原則，認公訴人所舉事證尚無從說服本院確信被告彭駿逸犯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罪嫌，揆諸首開法條規定及裁判先例意旨，本件既不能證明被告彭駿逸犯罪，自應由本院為其無罪之諭知。七、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一)原審判決亦同上認定，以不能證明被告彭駿逸有公訴意旨所指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而為其無罪之諭知，經核並無任何違誤之處。 (二)至檢察官上訴意旨雖略以： 1、告訴人於另案審理時雖證稱不記得交付多少錢，然其於警詢時已明確指稱遭詐騙35萬元等情，而另案被告梁智幃則於警詢時供稱：伊當時是去找1個年約20幾歲之男性，跟告訴人聊天並拿錢，告訴人直接將鈔票以橡皮筋捆好之後拿給伊，金額伊不清楚，只記得拿了兩捆千元鈔票等語，堪信告訴人確有起訴書所載時地有交付一筆款項給另案被告梁智幃之事； 2、又告訴人於警詢中時指稱：因其在TELEGRAM通訊軟體虛擬貨幣群組上留言要收幣等情，便有人私訊伊，並約在起訴書所載時地見面，另案被告梁智幃問告訴人有沒有帶錢後，告訴人便將35萬元從提袋拿出交給另案被告梁智幃等語；復於另案審理時證稱：伊在網路上看到有人說虛擬貨幣會賺錢，另案被告梁智幃說錢給他之後，就會把幣給伊，後面另案被告梁智幃就直接走掉了，伊錢給另案被告梁智幃，但伊什麼都沒有拿到，伊第一次接觸這個，沒有想到要如何確保現金給另案被告梁智幃後另案被告梁智幃會把幣給伊，所以後面警察打給伊問伊要不要追究，伊跟警察說算了，伊就不追究了等語，堪信告訴人之真意仍為遭到詐騙集團以販賣虛擬貨幣為由，誤信為真而陷於錯誤，而交付35萬元現金給另案被告梁智幃； 3、況投資股票，從不研究公司營運狀況，只聽信明牌，成為被坑殺之韭菜，此情亦非國人罕見之投資行為，是告訴人在不明虛擬貨幣之市場、交易常情、價格變動等情，貿然以工作辛苦所存之金錢投入購買虛擬貨幣，以求賺取價差之不合理期待，此情尚非罕見，而實務上亦不乏被害人遭詐騙之後不願向警方報案之情形，也許自覺羞恥或嫌後續司法程序繁瑣，寧可自認倒楣，也不願將此事公諸於眾之心理，亦非難以理解。 4、再本案雖查無被告彭駿逸與詐騙集團聯繫之直接證據，惟被告彭駿逸即便不是直接施詐之人，亦與該詐騙集團有所聯繫，才能同時指示另案被告梁智幃於起訴書所載時地向告訴人取款得手，此為經驗事實之必然，又若另案被告梁智幃所交付之35萬元果真為積欠被告彭駿逸之欠款，被告彭駿逸亦根本無須與另案被告梁智幃分別駕駛不同車號之車輛前往收受贓款，堪信此等作為係為掩人耳目所設立之斷點； 5、何況，收受贓款之地點亦屬少有人跡之場所，時間更是凌晨時分，上開等情方與常情有違，綜上研判，足認被告彭駿逸主觀上係意圖為自己及他人不法所有，基於3人以上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與另案被告梁智幃及其他詐騙集團成員等人合意，共同向告訴人柳勝軒施詐，而取得35萬元贓款。 6、是原審判決逕為被告彭駿逸無罪之諭知，尚嫌遽斷，應予撤銷改判等語。 (三)然查： 1、告訴人雖有案發時地交付35萬元現金予另案被告梁智幃，然依告訴人於警詢時所指述遭詐騙而交付35萬元現金之情節，殊不符合常理，且依告訴人於原審另案審理時所為證詞，除部分情節與其先前於警詢時指述有所不符外，就案發當時之交易細節，大多回答：「忘記了」、「不追究了」等語，參酌其既已報案而公諸於外，何以對失去該35萬元現金有如此輕率、不在意之態度，是告訴人所指其於案發時地交付現金 35萬元之原因，容有隱情，未可盡信；何況，告訴人本身於案發前後因他案涉及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運作，自無輕易受騙而使自身辛苦工作而來之財產遭受損失之可能，益見告訴人指述係遭詐騙而交付該35萬元現金一事，其真實性甚為可疑，已詳如前述。 2、又另案被告梁智幃一方面指述被告彭駿逸涉案，另一方面亦否認本身之犯行，已不無畏罪卸責之情，且依證人陳佑德係接到另案被告梁智幃電話才到場向收取金錢一情觀之，尚難認被告彭駿逸係自始有權主導、支配該35萬元現金之人，是另案被告梁智幃所為指述被告彭駿逸涉案之情節，其真實性可疑；再參酌另案被告梁智幃於偵查中曾供承其認為有「黑吃黑」之情事，自難以排除告訴人於本案交付35萬元現金予另案被告梁智幃之真實原因，可能與轉交不明贓款有關，是以無論係告訴人或另案被告梁智幃之指證或供述，均不足以認定告訴人交付35萬元現金之原因係因遭到詐騙，且被告彭駿逸確為指示另案被告梁智幃前往該35萬元現金之人，亦詳如前述。 3、本案並無被告彭駿逸與詐騙集團有所聯繫之直接證據，且無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指示另案被告梁智幃向告訴人收取該35 萬元現金，甚至不能排除告訴人交付款項予另案被告梁智幃之真實原因，可能與轉交不明贓款有關，而非確有遭詐騙之情事。是即便另案梁智幃交付予被告彭駿逸之35萬元，實際上並非清償被告彭駿逸之借款，且被告彭駿逸亦無需先駕駛 A車搭載另案被告梁智幃前往承租B車，再由另案被告梁智幃駕駛B車前去向告訴人收取35萬元現金，然按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判例參照)。是被告彭駿逸所辯上開情節雖非可採，俱不足以逕行推論被告彭駿逸有公訴人所指共同參與詐騙告訴人而使之交付35萬元現金之詐欺及洗錢犯行。 (四)從而，被告否認犯罪所持辯解，尚非全然可信，然本案既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仍無從認定被告確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是檢察官猶執前詞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曾信傑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提起上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彭秀玉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2024-12-31

TPHM-113-上訴-6316-20241231-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342號上訴人即被告孫唯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709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5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其立法理由略以「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觀之，科刑事項(包括緩刑宣告與否、緩刑附加條件事項、易刑處分或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沒收及保安處分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科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被告提起上訴略以：我僅針對量刑上訴，承認犯罪事實　　等語(參見本院卷第75頁)；檢察官就原審諭知被告罪刑部分則未提起上訴，足認被告已明示對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則依前揭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宣告刑之妥適與否進行審查，至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僅作為審查量刑是否妥適之依據，原審判決有關沒收之部分亦同，核先敘明。二、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 (一)孫唯倫、吳汯蓒(另由原審法院審理中)於民國112年6月15日前某日，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由吳汯蓒負責交付偽造之識別證、收據予孫唯倫（取款車手），孫唯倫於得款後，再將贓款轉交給吳汯蓒，由吳汯蓒轉交給「黃駿糧」，詎孫唯倫、吳汯蓒即與前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112年2月間開始，以LINE自稱「賴憲政」、「股市菁英」（群組）向黃靜枝詐稱「可投資獲利」云云，並誘使黃靜枝加入「鼎盛股票」APP，待黃靜枝下載該APP後，續由不詳成員以「鼎盛官方客服」向黃靜枝詐稱：可儲值以便股票買賣云云，致黃靜枝陷於錯誤，於112年5月10日起，依對方指示多次匯款、面交款項，嗣於112年6月15日由「鼎盛官方客服」之人與黃靜枝相約在臺北市○○區○○路0號速食店內面交款項，並由孫唯倫於該日11時許，攜帶偽造之收據（吳汯蓒所交付）收據前往上址（吳汯蓒旁監控），且於向黃靜枝收取新臺幣(下同)160萬元後，孫唯倫即交付偽造之「鼎盛資產股份有限公司」收據給黃靜枝以為行使，足以生損害於黃靜枝，孫唯倫得款後，旋即將贓款交由吳汯蓒再轉交予「黃駿糧」，以此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該等款項之去向。 (二)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於本案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洗錢罪已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0 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至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而本案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是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參酌刑法第3 5條第2項規定，自應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為輕( 其最高刑度較短)，而較有利於被告，則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本案自應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及刑法第216條之行使第210條偽造私文書罪。其以一行為而同時觸犯上開三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三、刑之減輕事由 (一)被告於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除第19條、第20條、第22 條、第24條、第39條第2項至第5項及第40條第1項第6款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外)，其中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而行為人犯刑法第33 9條之4之罪，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規定，自無從比較，且如不能認定有犯罪所得，即無需繳交，應認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而逕予適用(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76號　　刑事判決參照)。查被告於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詐欺犯行（參見偵卷第90頁、原審卷第45頁、本院卷第75 頁)，且尚無查獲有犯罪所得而需自動繳交，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刑其刑。　　 (二)又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本件被告於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亦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中間法)，以及另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新法)，其中將該條有關自白減刑之規定移至同法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亦即依被告於本案行為時之規定，行為人僅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即得減輕其刑，惟依上開2次修正後之規定，行為人需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甚至於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等情事，始符合減刑規定，經比較之結果，112年6月14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均未較有利於行為人，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適用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 2項之規定。查被告於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其所為洗錢罪犯行均坦承不諱（參見偵卷第90頁、原審卷第45頁、本院卷第75頁)，自應於後述量刑時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有關自白減刑規定併予審酌之。　　　　　四、維持原審判決之理由 (一)按量刑輕重，係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之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 (二)原審法院以被告所為從一重處斷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竟不思循正途賺取錢財，因貪圖高額報酬，輕率擔任車手，使犯罪集團得以遂行詐欺取財行為，不僅造成無辜民眾受騙而有金錢損失，亦助長詐欺犯罪之氣焰，危害交易秩序與社會治安，並使詐欺集團成員得以掩飾、隱匿該等詐欺所得之來源、去向，增加檢警機關追查之困難，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於偵查中、原審準備及審判時均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且已履行與告訴人和解條件之犯後態度，有原審法院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各1份(參見原審卷第61頁、第65頁)在卷可憑，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參與分工情節、告訴人受騙金額、無證據證明被告有從中獲利、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素行及其於原審審理時自承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參見原審卷第48頁），量處有期徒刑8月，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稱妥適，應予維持。 (三)至被告提起上訴固主張：被告於接續犯行中陸續遭受各個被害人逐一提告後，已努力與被害人協商償還，以彌補被害人損害，請參酌本院另案113年度上訴字第365號刑事判決，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至有期徒刑6月以下等語，惟查：　　 1、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又適用該條文酌量減輕其刑時，雖不排除審酌同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但其程度應達於客觀上足以引起同情，確可憫恕者，方屬相當（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388 號、第4171號判決意旨參照）。 2、經查：被告於本案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最輕本刑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法定刑非重，且於本案出面向被害人收取之詐欺贓款高達160 萬元，相較於本院先前113年度上訴字第365號案件中(犯罪事實之認定依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訴字第2004號判決)，被告係於本案發生前之112年6月14日以相同手法出面向被害人收取之詐欺贓款40萬元，不僅對於被害人所造成財產損害之程度，有所不同，且係於上開另案先收取金額非少之贓款後，再次故技重施，進一步向不同被害人收取多數倍金額之詐欺贓款，惡性更重，自無法比附援引而作為量刑上之考量；況且，本案被告依上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 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之後，所量處之最低刑度已得以大幅降低，更無情輕法重之情事，自無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是被告為此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另原審判決雖認本案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一體適用修正後即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項之規定予以論罪，並於量刑時審酌該減輕其刑規定，然被告僅針對量刑上訴，是於本案應依刑法第55條關於想像競合犯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且於裁量宣告刑時，依洗錢防制法有關自白減輕其刑規定併予審酌之，並不生任何之影響，尚難執為撤銷原審判決全部罪刑宣告之理由，末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世揚偵查起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彭秀玉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2024-12-31

TPHM-113-上訴-6342-2024123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960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楊政達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姜惠如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705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60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均撤銷。楊政達共同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共同犯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陸仟伍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其他上訴駁回。　　事　實一、楊政達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各別犯意，先後為下列竊盜犯行： (一)與向皇錩（所涉竊盜部分，另案由檢察官偵辦中）共同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2年10月13日上午5時3分許，由楊政達駕駛車牌號碼為000－0000號之自用小客車搭載向皇錩，前往位於新北市○○區○○○街00巷00號之工地，打開該處大門進入其內後，以徒手竊取該工地主任陳煊智所管領之日立電動砂輪機1台、牧田充電器1台、牧田電池2顆、日立電動充電器1台、日立電動電池2顆、12V牧田電動起子、1865充電器1台、1865電池8顆、拉拉外送袋1個、拉線滑輪1台、5. 5電線2捆、2.0電線4捆、廢電線1捆、測電用全自動電錶1台、工地安全帽1頂及頭燈1個等物（總價值約新臺幣《下同》6 萬元），得手後相偕逃逸，以此方式竊得前開物品後，再持至不詳地點變賣，楊政達從中分得1500元贓款。 (二)與向皇錩、陳仁鴻（該2人所涉竊盜部分，另案由檢察官偵辦中）共同基於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及踰越安全設備竊盜之犯意聯絡，112年10月14日上午5時5分許，由楊政達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陳仁鴻則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之自用小客車搭載向皇錩，分別抵達位於新北市○○區○○○路0段00 0巷00號、30號之工地後，楊政達自該處工地屬於安全設備之鐵皮圍籬下方縫隙，鑽爬踰越而侵入其內，陳仁鴻、向皇錩則以不詳方式進入該工地後，楊政達乃以在該工地內所拾獲之客觀上足以對他人生命、身體構成危險，可供兇器使用之橘色小破壞剪1支，剪斷將該處工地主任柯旭鴻所管領配線完成之電箱電線，再與向皇錩、陳仁鴻一同將8平方電線2 捲、5.5平方電線14捲、2.0平方電線18捲、導線器2條、電動套筒扳手4台等物（總價值約8萬元）搬運至陳仁鴻所駕駛前開自用小客車後載運逃逸，以此方式竊得前開物品後，持至不詳地點變賣，楊政達從中分得5000元之贓款。 (三)嗣經警方調閲監視錄影畫面比對，並於112年10月21日晚間1 1時43分許，持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前往新北市○○區○○○路0 段00巷0號前執行搜索，扣得前開作案工具即橘色小破壞剪1 支等物，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陳煊智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有無之認定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定有明文。　　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亦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對其證據能力沒有意見，同意作為證據等語(參見本院卷第151-153頁)，且迄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參見本院卷第181-190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據能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二、至於本院下列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當事人辨識或告以要旨而為合法調查，俱得作為證據。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楊政達於偵查中、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參見偵卷第251-253頁、原審易字卷第63頁、第66頁第67頁、第96頁、第98頁、第269頁、第274頁、第276頁、本院卷第150頁、第18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陳煊智於警詢及偵查中經具結證述（參見偵卷第81 -84頁、第233頁）、證人即被害人柯旭鴻於警詢、偵查中經具結證述、原審準備程序時指述（參見偵卷第137-139頁、第235頁、原審易字卷第105頁）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被告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參見偵卷第25-27頁）、車牌號碼0 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參見偵卷第77頁、第165頁）、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軌跡對比被告住處資料（參見偵卷第167-169頁）、新北市○○區○○○街00 巷00號工地現場照片（參見偵卷第85-102頁）、監視器畫面（參偵卷第103-133頁）、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車牌軌跡資料（參見偵卷第133-134頁）、新北市○○區○○○路 0段000巷00號、30號工地現場照片（參見偵卷第141-147頁）、監視器畫面（參見偵卷第149-161頁）、車牌號碼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參見偵卷第163頁）、原審法院112年度聲搜字第1099號搜索票（參見偵卷第33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參見偵卷第35-43頁）、搜索現場及扣案物照片（參見偵卷第61-67頁）、遭竊財物清冊（參見偵卷第69-70頁）等附卷，以及扣案之橘色小破壞剪1支可資佐證，足徵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是以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竊盜犯行，均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之攜帶兇器竊盜罪，係以行為人攜帶兇器竊盜為其加重條件，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最高法院79 年度台上字第5253號判例意旨可資參照）。查被告於事實　　欄一、(二)所示時地行竊所使用之橘色小破壞剪1支，為金屬材質（參見偵卷第63頁扣案物品照片)，既能剪斷電線，足見其質地堅硬，如持以攻擊人體，足以造成相當之傷害，堪認該橘色小破壞剪客觀上可對人之生命、身體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應屬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3款所稱之兇器自明。三、又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所謂「其他安全設備」，係指門窗、牆垣以外，依社會通常觀念足認為防盜之設備而言。又該條所謂的「越」，依其文義指越入、超越或踰越而言，亦即只要踰越或超越之行為，使該安全設備喪失防閑作用，即該當於前揭規定的要件。經查：如事實欄一(二)所示遭竊地點之工地外圍架設鐵皮圍籬，用以隔絕內外，防止無關之他人自由出入，亦供作防盜之作用一節，有刑案現場照片2 張附卷可佐（參見偵卷第141頁），自屬安全設備之一種，是被告由該工地鐵皮圍籬下方之縫隙鑽爬進入工地內行竊，使該鐵皮圍籬喪失防盜作用，自該當該條款所規定之「踰越安全設備」要件。四、是核被告就事實欄一(一)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就事實欄一(二)所為，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 款、第3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及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其就事實欄一(一)之竊盜犯行，與向皇錩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就事實欄一(二)之竊盜犯行，則與向皇錩、陳仁鴻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各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所犯上開二次竊盜罪，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分論併罰之。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於本案另有以破壞剪剪斷號碼鎖之方式，侵入事實欄一(二)所示工地內竊盜之犯行，惟被告並非與共同行竊之向皇錩、陳仁鴻同時進入該工地內，且其自始供承係自該工地鐵皮圍籬下方縫隙鑽入該工地內，卷內亦無其他確切證據足以證明被告係以破壞剪剪斷號碼鎖之方式侵入行竊，或知悉向皇錩、陳仁鴻係以破壞剪剪斷號碼鎖之方式侵入行竊，尚難遽認被告亦有以損壞門鎖方式行竊之加重事由，是此部分公訴意旨容有未洽，附此敘明。參、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與向皇錩（所涉竊盜部分，另由檢察官偵辦中）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於112年9月10日凌晨1時31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段00 0號前，由被告負責把風，推由向皇錩下手行竊方式，以徒手竊取告訴人徐煜修所有、放置在店門口桌上之IPHONE13 P RO智慧型黑色手機1支，得手後相偕逃逸，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有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能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76年台上字第4 9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竊盜之犯行，無非係以被告於112年1 0月22日偵查中之自白、告訴人徐煜修之指述及監視器側錄影像畫面翻拍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供承確有於上開時地與向皇錩一同至該處並同時離開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共同竊盜之犯行，辯稱：我不知道向皇錩去拿別人的手機，當天我跟向皇錩是要去該處找人，突然他去拿了手機才來跟我說，他在那邊拿到1支手機，我有叫他趕快拿回去放等語。四、經查： (一)告訴人徐煜修所有手機於上開時地遭他人竊取一節，雖業經其於警詢及偵查中指證明確（參見偵卷第71-72頁、第231-2 33頁），然觀諸監視器側錄影像畫面翻拍照片（參見偵卷第 73-75頁），足認係由畫面中身穿黑色上衣男子將告訴人手機取走，而非由被告所為，且警方原先並不知該名身穿黑色上衣男子之真實身分，直至被告到案後始指認該人即為向皇錩一情，此據被告於警詢時指認及供述明確，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參見偵卷第25-28頁），設若被告亦有上開與向皇錩共同竊取手機而為把風之行為，衡情自無主動供出案發時實際下手行竊之共犯為向皇錩之必要； (二)又關於身穿黑色上衣之向皇錩於下手行竊手機時，被告在現場附近之行為舉措為何，告訴人徐煜修於警詢時指稱：其中一名著黑色吊嘎男性先走向我，另一名著灰色短袖的男子( 指被告)則走向我停放在一旁的普重機車000-0000，先是伸手往我的機車置物箱看到我的鑰匙，但沒有拿走，然後「疑似」就是往隔壁公寓門口進入把風等語(參見偵卷第72頁)，其後於偵查中則指稱：穿灰色衣服的男子「感覺」在把風，因為我們那裡是公寓，穿灰色衣服的男子(指被告)站在店門口往路口看，又往公寓樓梯口看，黑衣的有看到監視器，但他仍然轉身把我手機拿走，灰衣的仍在看周遭情況等語(參見偵卷第233頁)，由是可見，被告於向皇錩下手行竊手機之際，並非就在向皇錩之身旁，告訴人徐煜修指述被告「把風」一事，依其上開所述，無非僅係「疑似」或「感覺」而己，尚難逕認被告確有參與向皇錩竊取告訴人徐煜修手機之行為分擔； (三)何況，依卷附監視器側錄影像畫面翻拍照片，亦僅能確認被告於向皇錩竊取告訴人徐煜修手機之時，有出現在現場附近，又卷內亦無監視器側錄影像之連續畫面可供進一步比對被告與向皇錩二人在現場之互動情形，即使被告有抬頭察看監視器鏡頭，並於向皇錩行竊得手後與其共同離開現場之行為，亦不足以認定其就此部分竊取手機之犯行，與向皇錩之間有何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四)至於被告於112年10月22日偵查中雖曾一度供承：我知道手機應該就是那個喝醉的人，之後我們等到朋友來，我就載向皇錩跟朋友一起離開，這部分我承認竊盜，我不應該帶向皇錩離開現場等語(參見偵卷第201頁)，然依其於偵查中所供述之同一段內容可知，其原先仍一再辯稱：向皇錩突然拿一支手機給我說他撿到手機，我就叫他拿回去放，向皇錩說他酒吧外面的桌子撿到的，他不理我，就將手機拿走等語(參見偵卷第199-201頁)，尚難遽認其有自白此部分竊盜犯行之本意，充其量僅係針對其與行竊後之向皇錩共同離開現場而涉案一事，坦承錯誤而己，自不能逕採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五、綜上所述，本院審酌上情後本諸罪疑唯有利於行為人原則，認公訴人所舉事證尚無從說服本院確信被告有上開與向皇錩共同竊盜罪嫌，揆諸首開法條規定及裁判先例意旨，本件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由本院為其此部分無罪之諭知。肆、部分撤銷改判、上訴駁回之理由一、原審判決以被告就事實欄一(一)及(二)所為，分別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同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4款之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及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事證明確，並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分別量處有期徒刑3月、8月，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除據實坦承全部犯行外，亦已與告訴人陳煊智、被害人柯旭鴻達成和解一情，有本院113年11月14日和解筆錄1份在卷可稽 (參見本院卷第121-122頁)，雖被告目前另案在監執行中而尚未能履行，仍認其犯後態度良好，此部分量刑基礎既有所不同，自應作為有利於被告之審酌，是以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其已與上開告訴人、被害人達成和解，請求從輕量刑，尚屬有據，原審判決未及審酌被告已與告訴人、被害人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予以量處上開刑度，容有未盡周延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至檢察官僅以被告有多次竊盜前科，且其行竊之動機在於缺錢花用，以及迄未與被害人和解並賠償損害為由，認原審判決量刑過輕，並無理由，併此敘明。二、又被告及辯護人固提起上訴主張：刑法第321 條第1 項第2 款之適用，應以同條項第1款之「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為前提做限縮解釋，以維人權之保障，是被告所犯如事實欄一(二)所示加重竊盜犯行，應不構成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 2款踰越安全設備之事由等語，惟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 款之立法目的應係保護「防閑、防盜設備之不被毀壞、踰越」，蓋本款所以加重處罰，除在保護竊盜行為本身所侵害之個人對財物之持有利益外，兼及竊盜行為客體以外其他個人財物之安全，蓋門扇、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之功用，除在保護人身及居住之安全外，主要者亦在保全整體財產之安全，而安全設備一旦遭受破壞，其保護整體財產法益之功能業已喪失，勢將造成被害人之財產等陷於危險之狀態，故有加重處罰之必要，因此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加重之理由與第1 款不同，第1款除在保護竊盜行為客體之財產法益外，兼及被害人住居之自由，而第2款則除在保護竊盜行為客體之財產法益外，兼及竊盜行為客體以外其他財物之安全，兩款加重之理由，迥然有別，是依刑法第321條第1項之文義觀之，各款之加重要件係各自獨立，在法無明文規定該款之適用須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之情形下，適用上不宜另行加入法無明文之限制，恣意加入此等限制恐架空該款之適用，亦即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所謂「安全設備，指依社會通常觀念，認為足作為防盜之設備而言」，並不限定於住宅、建築物相關之安全設備(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7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1號審查意見及研討結果參照)。是以，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上訴理由，並非可採。三、另檢察官雖提起上訴主張：被告與向皇錩共同竊取告訴人徐煜修所有智慧型手機(IPHONE13PRO黑色）1支之犯行，有告訴人徐煜修於警詢時指述、偵查中證詞、監視器影像及截圖可證，且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審判中均坦承其確實與向皇錩一同駕車到案發現場，又依被告於警詢所述，可知其與向皇錩是一同到案發現場，向皇錩竊取手機之後有拿給被告觀看後，其二人旋即一同離開，衡情而論，若係向皇錩一人行竊，何需將竊得手機旋即給被告觀看？為何被告明知向皇錩行竊得手後旋即一同離開現場？又被告於112年10月22日偵訊時坦承此部分竊盜犯行，另從監視器影像已明顯看出被告在旁把風，由向皇錩下手竊得手機後，其二人即一同離開，是原審判決率為被告此部分無罪諭知，其認事用法有悖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自有違法不當甚明等語。然查： (一)告訴人徐煜修於警詢時及偵查中指述被告「把風」一事，無非僅係「疑似」或「感覺」而己，尚難逕認被告亦有參與向皇錩竊取告訴人徐煜修手機之行為分擔； (二)被告到案後於警詢時已向警方明確指認該身穿黑色上衣行竊之男子為向皇錩，衡諸被告於警詢時仍否認有此部分竊盜犯行，如被告確有此部分共同參與向皇錩竊取手機而為把風之行為，自無必要主動供出實際下手行竊之共犯即為向皇錩一情，是此部分應作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三)依卷附監視器側錄影像畫面翻拍照片，僅能確認被告於向皇錩行竊手機之時，有出現在現場附近，且卷內亦無監視器側錄影像之連續畫面可供進一步比對被告與向皇錩於案發現場之互動情形，即使被告有抬頭察看監視器鏡頭，並於向皇錩行竊得手後觀看該支手機，與之一起離開現場，俱不足以推論其有共同竊取手機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四)被告於112年10月22日偵查中一度供稱：這部分我承認竊盜，我不應該帶向皇錩離開現場等語，然依其於偵查中所供述之同一段內容可知，尚難遽認已有自白此部分竊盜犯行，充其量僅係針對其與行竊後之向皇錩共同離開現場而涉案一事坦承錯誤而己，尚不足採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五)從而，被告否認上開竊盜犯行之辯解，尚非全然無據，堪值採信，本案既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自無從認定被告確有此部分與向皇錩共同竊取手機之犯行。是檢察官猶執前詞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伍、量刑審酌事項及沒收宣告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先前有多次竊盜前科紀錄，素行不佳，且於行為時正值壯年，身心狀態健全，竟不思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冀圖不勞而獲，先後二次與他人共犯竊盜犯行，足見被告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觀念，殊非可取，復斟酌其犯罪動機、手段、犯罪所得、所生危害，以及被告自始大多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陳煊智、被害人柯旭鴻達成和解並承諾賠償損害(業如前述)之犯後態度，兼衡其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承：我國中畢業、入監前從事裝潢工人、日薪約2 千5 百元或2 千元，一個月大約四、五萬元、未婚、有2 名各8歲及7歲之未成年女兒需撫養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參見原審易字卷第 277頁、本院卷第186頁），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所犯共同竊盜罪之部分，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二、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就事實欄一(一)、(二)所竊取之財物經變賣後各分得1500元、5千餘元一情，業據其於原審訊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參見原審易字卷第67頁、第275頁），應採對被告最有利之6500元(1500＋5000＝6500)，認係被告之全部犯罪所得，且既未扣案，亦尚未發還或返還予告訴人陳煊智、被害人柯旭鴻，自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項規定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至扣案之橘色小破壞剪1支，雖係被告於事實欄一(二)所示竊盜犯行中，持以犯罪所用之物，然依卷內事證尚難認係被告本人或其他共犯所有之物，自無從依刑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此外，其餘扣案之物品，亦無證據足以證明確與被告於本案之竊盜犯行有所關聯，亦非違禁物或專科沒收之物，均不予宣告沒收，末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 條第1項前段、第368條、第36 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8條、第320條第1項、第321條第1項第2款、第3款、第4款、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項，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卓俊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韻中提起上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31

TPHM-113-上易-1960-20241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