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金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352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顏嘉亮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00 89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為有罪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顏嘉亮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犯罪事實一、顏嘉亮前於民國110年12月30日，為辦理貸款而以宅急便寄送方式，將自身臺灣銀行帳戶000000000000號帳戶之提款卡與密碼寄送予自稱中國信託安心貸人員，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以111年度偵字第11506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經此經驗，自知悉金融機構帳戶資料為個人信用之重要表徵，倘以辦理貸款而美化自身財力狀況為由，任由他人將來源不明之款項匯入自己帳戶內，率爾聽從他人指示提領現金而交付，將可能與該他人共同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詎仍不違背其本意，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陳言俊」、「顏永華」以及渠等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隱匿詐欺所得去向而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犯意聯絡，先依「陳言俊」指示，於112年5月4日與「顏永華」取得聯繫後，復於同年月17日傳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 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存摺之翻拍相片予「顏永華」。嗣本案詐欺集團取得合庫帳戶帳號後，便於112年5月23 日9時56分許，以LINE暱稱「蔡志誠」向吳凰甄佯稱：辦理貸款需依指示操作以美化金流云云，致吳凰甄陷於錯誤，於同日10時1分許，依指示自吳凰甄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 000000000號帳戶轉帳新臺幣（下同）1萬元至本案帳戶。顏嘉亮旋於同日10時16分至21分間，依「顏永華」指示，前往合作金庫高雄分行使用自動櫃員機，以金融卡提領共11萬6, 000元（提領3萬元共3次，提領2萬6,000元共1次，提領款項除含吳凰甄之1萬元匯入款項外，尚有其他人匯入之10萬6,0 00元），將吳凰甄所匯入之款項提領一空後，再依「顏永華」指示，前往高雄市○○區○○路000○0號前，將領得款項交付予「顏永華」所指定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成年男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經吳凰甄察覺受騙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吳凰甄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　　理　　由一、本案因改行簡式審判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之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傳聞法則之限制，合先敘明。二、上揭犯罪事實，業經被告顏嘉亮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偵卷第37至39頁，本院卷第241、259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吳凰甄警詢證述大致相符（警卷第5至7、9至13頁），並有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高雄分行112年6月19日合金高雄字第1120002061號函暨開戶建檔登錄單、身分證件、歷史交易明細表（警卷第17至23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高雄分行11 2年12月13日合金高雄字第1120004133號函暨所附之監視器燒錄光碟（偵卷第233至237頁）、被告偵訊庭呈與「沒有成員」、「顏永華」之LINE對話紀錄（偵卷第41至229頁）、本院準備程序由法警所拍攝之被告與暱稱「顏永華」LINE對話紀錄（本院卷第33至217頁）、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1506號不起訴處分書（顏嘉亮於110年12月30日提供自身臺灣銀行帳戶部分，偵卷第15至27頁）、告訴人提供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25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往來業務異動申請書（警卷第33至36頁）、告訴人與網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契約書（警卷第37頁）、安心貸理財貸款中心網頁、LINE對話紀錄截圖（警卷第63至98 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警卷第99至100、107頁）等件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與適用之說明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該項所揭櫫之從舊從輕原則，究其規範本質，乃係作為行為人行為後至法院裁判前之法律有變更時，用以決定應適用裁判時法、行為時法抑或中間時法規定之選法規則－亦即以法律修正時間作為聯繫因素之刑事法律適用法。至其規範目的，刑法第2條第1項本文之從舊原則乃係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之補遺條款，其屬溯及既往禁止原則之具體化，在於確保國家僅得在行為人行為時有相應之制裁規範時，方得於該制裁規範所容許之範圍內，藉由刑罰干預行為人基本權，而不得恣意加重或處罰之；相對於此，同條項但書所揭示之從輕原則乃為最有利行為人誡命之具體化，並為跨國性之國際人權公約，如歐洲人權憲章第49條第1 項、歐洲人權公約第7條第1項、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15條第1項所肯認，此一誡命在於避免論罪科刑之決定全然繫諸於裁判最終確定之偶然時點而流於恣意，並確保論罪與科刑均能建立在判決時立法者所認定之合理基礎上，以免因一律嚴格要求法官僅能適用行為時法，反使得法官僅得適用裁判時業已被立法者認為欠缺正當性基礎之制裁規範，而必須對業經立法者認為欠缺應罰性或需罰性之行為予以論罪科刑，抑或僅能適用裁判時已被立法者認為與其所肯認之刑事政策有所扞格之科刑規定，必須對於行為人施加不合宜之處罰，甚或無從適用裁判時已被立法者認為適宜用以追求其所贊同之刑事政策之相關條款，導致規範意旨落空。是以，從舊從輕原則所揭櫫之意旨，即是以行為時法所樹立之制裁規範作為國家施加刑罰之正當性基礎及界限，輔以最輕之裁判時法或中間時法之規定予以調整行為時法所劃設之刑罰框架，以免處罰流於恣意或失衡，兼以確保立法者所追求之刑事政策能獲貫徹。　⒉雖有認不同時期之法律規範僅能作為整體看待，故僅得擇ㄧ特定時點之法律規範一體適用，而不能割裂適用裁判時法或行為時法之部分規定，然此一觀點則忽略法律內容之形成係一動態之過程，本會因後續之修正或增補而使內容有所更易，自無從以特定時點作為基礎，即認該時點之規範內容具有一體性，而無從割裂適用。況如嚴守此等擇一適用之立場，於裁判時法修正係屬部分有利、部分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此如減輕主刑之處罰，但加重或增設併科刑之處罰，如僅擇一適用裁判時法，反可能因此溯及適用行為後之不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內容－即加重或增設併科刑之處罰部分，又如僅擇一適用行為時法，則僅得適用修正前較重之主刑處罰，反使處罰失當，均與從舊從輕原則上揭規範意旨互為抵觸，故此等擇一適用之立場，係為本院所不採。　⒊從而，為求上揭從舊從輕原則規範意旨之完整實現，本案於具體適用刑法第2條第1項時，應以個案中與論罪暨科刑相關之具體事實為基礎，審查適用何時施行之規範條款對於行為人最為有利，以免僅就抽象規範予以比較，且在比較何時施行之規範條款對於行為人最為有利時，即應依照論罪科刑之審查順序－論罪、確定法定刑之類型（即主刑、選科刑或併科刑）、法定刑之框架（即上、下限）、處斷刑之框架（即刑罰之加重、減輕事由），就個別刑事制裁措施之法律效果，分別決定所應適用裁判時法、行為時法抑或中間時法之相應規定。準此，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除第6條及第11條外，其餘條文於113年8月2日施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則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 8月2日施行，其是否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或新制定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相關規定，即應就個別刑事制裁措施之法律效果，分別定之。　㈡論罪部分之說明　⒈按現今詐欺集團利用電話、通訊軟體進行詐欺犯罪，並使用他人帳戶作為工具，供被害人匯入款項，及指派俗稱「車手」之人領款以取得犯罪所得，再行繳交上層詐欺集團成員，同時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藉此層層規避執法人員查緝之詐欺取財、洗錢犯罪模式，分工細膩，各成員均各有所司，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參與上開犯罪者至少有蒐集人頭帳戶之人、提供人頭帳戶之人、實行詐騙行為之人、「車手」、「收水」(分係提領款項及收取「車手」所領款項之人），甚或有「取簿手」、實行詐術之1線、2線、3線人員、多層收水人員。參與詐欺犯罪之成員既對其所分擔之工作為詐欺、洗錢犯罪之一環有所認知，雖其僅就所擔任之工作負責，惟各成員對彼此之存在均有知悉為已足，不以須有認識或瞭解彼此為要，各成員仍應對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 04號判決參照）。經查：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承「陳言俊」、「顏永華」以及收受被告轉交款項之人均屬不同人等語（本院卷第241頁），顯見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有蒐集人頭帳戶之「陳言俊」、「顏永華」，實際對告訴人實行詐騙行為之人，以及前往收取被告提領款項之收水手，依照前述說明，足認本案詐欺集團分工細膩，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而由三人以上共同犯之等節為真。又被告既已知悉倘以辦理貸款而美化帳戶為由，交付自身帳戶予他人，待款項匯入後，復依指示提領轉交予他人，可能與該他人所屬之詐欺集團共同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自難就本案詐欺集團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等節，推諉不知，況被告亦知悉「陳言俊」、「顏永華」以及收受被告轉交款項之人為不同人，顯見被告雖知悉本案詐欺集團所實施之詐欺取財犯行可能為三人以上共同違犯，仍依照「陳言俊」、「顏永華」之指示，交付帳戶後復提款交予「顏永華」所指定之人，足認其彼此間有犯意聯絡之事實。是以，被告就本案詐欺取財犯行，係與「陳言俊」、「顏永華」以及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彼此間，分別有直接及間接之犯意聯絡，並在合同意思範圍內，三人以上共同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協助分工以遂行整體詐欺計畫，故依前揭說明，被告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並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之構成要件。　⒉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二項標準定之，刑法第35條各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被告行為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原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該項規定移至該法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以被告本案犯罪行為觀之，因告訴人交付之財物僅1萬元，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尚未達1億元，如依新法規定，則應適用修正後之第19條第1項後段，而不論依照修正前或修正後之規定，因其最重主刑均為有期徒刑，修正前之有期徒刑最高度為7年，修正後之有期徒刑最高度為5年，依前開說明，論罪上自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對被告較為有利，是被告前揭提款後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行為，既生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之作用，自應成立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⒊復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法定刑為7 年以下有期徒刑，修正後之該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罪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故就法定刑上限而言，既以新法對被告較為有利，自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況查本項之立法理由係基於罪刑相當原則，故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1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顯見立法者認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如未達1億元，洗錢行為之應罰性或需罰性較低，如適用舊法法定刑上限之規定，反生輕重失衡之風險。至就所應適用法定刑下限，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未設有規定，故適用刑法第33條第3款，而以有期徒刑2月為其下限，其較修正後該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以有期徒刑6月為法定刑下限為輕，就本案之法定刑下限，自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與刑法第33條第3款規定即有期徒刑2月，倘適用修正後該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無異嗣後提高被告行為時制裁規範－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所容許之處罰，而與從舊從輕原則相違。又不論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或修正後該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其均設有併科罰金之規定，僅修正前罰金上限為5百萬元，修正後提高為5千萬元，故應適用較有利於被告之修正前規定。從而，就被告所成立之一般洗錢罪，其所應適用之法定刑框架應為2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　　　⒋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業如前述，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　　　㈢刑罰減輕事由部分　⒈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定有明文，本條所指詐欺犯罪，依同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在內，經查：被告係為美化自身財力，進而容任他人將來源不明之款項匯入自己帳戶內，再聽從他人指示提領現金而交付，且卷內證據亦無從證明被告因本次犯罪而獲有報酬，故被告自無犯罪所得可供繳回，而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坦承不諱等情，已如前述，參諸本條立法理由在於透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落實罪贓返還，並以開啟被告自新之路，　　為落實立法者寬嚴併濟刑事政策之實現，適用上自不應排除被告未取得犯罪所得情形之適用，是本案被告偵審自白已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相符。又此雖為被告行為後所增訂之規定，惟因屬對被告有利之規定，依照首揭新舊法比較與適用之說明，本案自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事由之適用。　⒉又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然在被告行為後，該項規定於112年6月14日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且於113年7月 31日修正公布為同法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查：被告於偵查與本院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業已該當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 16條第2項減刑事由之前提要件，故被告前述犯行雖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然就其所犯一般洗錢罪此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本院於量刑時仍將併予審酌。　㈣科刑部分　⒈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謀生能力，竟為美化自身財力狀況，即任由他人將來源不明之款項匯入自己帳戶內，率爾聽從指示提領詐欺贓款而交付，不僅造成告訴人財產損失，更製造金流斷點，造成國家追訴犯罪困難，所為實有不該。惟念被告於偵查與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合於112 年6月14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減輕事由，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高職畢業、目前做工、月收入大約 2至3萬元，未婚而扶養69歲父親等智識、家庭及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63頁），暨其犯罪之動機、手段、犯罪情節及角色分工地位、造成告訴人損害之程度，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⒉法院在適用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而形成宣告刑，因輕罪相對較重之法定最輕本刑即應併科之罰金刑，因被納為形成宣告雙主刑（徒刑及罰金）之依據，而使科刑選項成為「重罪自由刑」結合「輕罪併科罰金」之雙主刑時，為免併科輕罪之過重罰金刑產生評價過度而有過苛之情形，法院得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以落實充分但不過度之科刑評價（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想像競合所犯輕罪即一般洗錢罪部分，有「應併科罰金」之規定，然本院審酌被告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資力及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認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已屬充分評價而合於罪刑相當原則，爰裁量不另併科輕罪之罰金刑。四、被告所提領之詐欺款項，均已轉交「顏永華」指定之其他集團成員，並無為被告所支配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之利益遭查獲，自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又本案尚無積極證據足證被告為上開犯行已獲有款項、報酬或其他利得，不能逕認被告有何犯罪所得，亦無從宣告沒收，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筱茜提起公訴，檢察官李文和、郭麗娟、葉容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吳致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劉容辰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2024-12-16

KSDM-113-金訴-352-20241216-2

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誣告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701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世甫選任辯護人鄭明達律師上列被告因誣告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5266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許世甫犯誣告罪，處有期徒刑捌月。　　事　實許世甫（舊名許至仁）為許英科之胞弟，其明知契約日期民國78 年7月31日，契約當事人為許吳玉雪、陳玉川、陳明德、許至仁之契約書（下稱系爭契約書）並非許英科所偽造，仍意圖使告訴人受刑事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於109年2月12日檢具刑事告訴狀（起訴書記載於109年2月11日具狀，應予更正），具狀至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提出告訴，誣指許英科偽造系爭契約書涉犯偽造文書罪嫌等不實事項，使許英科受有遭刑事訴追之風險。嗣因前開偽造文書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以10 9年度偵字第10099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而悉上情。　　理　由一、本判決所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業經檢察官、被告許世甫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訴字卷第48 、267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所引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否認其於前開時間，具狀至高雄地檢署提出告訴，指稱告訴人許英科偽造契約書涉犯偽造文書罪嫌之事實，但矢口否認有何誣告犯行，辯稱：沒有那份契約書存在，陳明德、陳玉川跟我都不知道有這份契約存在，我懷疑是告訴人偽造的，印章不是我蓋的，不知道印章是不是我的，藍色的字跡跟我的不像，且我當初是寫在紅色線的十行紙，這份是黑色線的十行紙，我當初是寫在左半頁的十行紙並從第一行開始書寫，寫的位置與契約書附註格式差不多云云（訴字卷第43至45、161至163頁）；辯護人則以：契約書依照被告認知是虛偽製作成分相當高，且契約書內容明顯對被告不利，不可能由被告參與製作完成。附註部分，被告依其認知是寫在紅色十行紙上，與卷內及當庭提示的文書版本不一致，許英科發現遺書及契約書的時間極不合理，許英科提出文書後，經民事判決對許英科作有利之認定，被告基於懷疑契約書他沒有簽署過的前提下懷疑與許英科有關連，提出誣告是基於合理懷疑，沒有誣告犯意等語（訴字卷第308至309頁），為被告辯護。經查：　㈠被告於109年2月12日具狀至高雄地檢署對告訴人提出偽造文書之告訴，指稱告訴人偽造系爭契約書涉犯偽造文書罪嫌，嗣經高雄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以109年度偵字第10099號不起訴處分確定，有刑事告訴狀及其上高雄地檢署收文戳章、高雄地檢署109年度偵字第10099號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影他卷第3頁；影偵卷第39至43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已堪認定。　㈡依卷附系爭契約書觀之，契約書「本文」為黑白影印而成，內容略為：許吳玉雪（即被告與告訴人之母）同意提供土地予陳玉川、陳明德、許至仁合資建立事務機器用工廠，3年間以無償提供，滿3年則自81年7月30日起，廠房包含門窗、隔間、水電等一切設施其產權均屬許吳玉雪所有，及陳玉川、陳明德、許至仁自81年8月1日起要向許吳玉雪承租廠房並給付租金等語；契約書之「附註」則以藍筆書寫，且紙張背面有凸起之書寫字痕及滲出少許藍色墨汁，足認是有人親自書寫而成，並緊接在契約書本文後，內容為：「附註：陳明德中途退出合股而陳玉川在隔壁另建工廠獨立一家為此分別簽合約書所以合約書內容則許至仁壹個人承擔」，並落款「許至仁立據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及蓋有「許至仁」圓形印文兩枚，有系爭契約書原本附卷可憑（他字卷證物袋內）。而本院先函請戶政事務所、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分別提供被告有親筆簽名之申請書原本，連同辯護人具狀提出被告有親筆簽名之本票作為參考筆跡，並囑託法務部調查局就系爭契約書所示「許至仁」簽名（爭議筆跡）與參考筆跡鑑定是否為同一人之筆跡，雖經法務部調查局回覆稱：未提供足量與本案爭議筆跡書寫相近時期之簽名筆跡評比，依現有資料，歉難鑑定等語，有高雄○○○○○○○○113年3月29 日函檢送許世甫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正本資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高雄營運處113年3月29日、4月9日函檢送申辦資料（訴字卷第171、175、177）、被告113年4月10日刑事陳報狀檢附本票、記事本內頁原本（訴字第179頁）、法務部調查局113年4月29日函（訴字卷第187頁）在卷可參。然而經本院勘驗系爭契約書附註（藍筆書寫部分）可知，整體筆順、字跡一致，應為同一人之筆跡，堪可認定。　㈢再查，被告與告訴人前有債務糾紛，經告訴人對被告提起民事清償債務之請求，嗣經本院民事庭以107年度訴字第99號審理時，告訴人（民事原告）於107年9月3具狀提出系爭契約書影本（民事一卷第217頁），並於108年1月23日言詞辯論期日提出系爭契約書原本予被告閱覽，有該次言詞辯論期日筆錄可參（民事三卷第3至6頁）。被告（民事被告）雖主張系爭契約書為偽造，然於上開民事事件審理中，復供稱：契約書附註欄「許至仁」是我本人簽名，印章是我的，但不是我本人蓋的，我是在空白的十行紙內記載附註欄的內容並簽名，當時附註欄的內容都是對方念給我寫的，而附註欄以外的內容當時都不存在等語（民事四卷第101至103頁），而主張廠房仍屬被告所有，遭告訴人（民事原告）占用，應得據此以不當得利請求權主張抵銷抗辯云云，嗣前開民事事件經審理後，未採信被告之抵銷抗辯，有本院107年度訴字第9 9號民事判決書（他字卷第5至10頁）、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84號民事判決書（民事五卷133至138頁）各1份附卷可查。　㈣又查，被告對告訴人提起前述偽造文書告訴之後，於偽造文書案件偵查中，被告（前案偽造文書之告訴人）則指訴稱：附註是我寫的，其他都是偽造的，印章是後來才蓋的等語（影他卷第179至183頁）；嗣於本案偵訊時，被告亦供稱：附註欄位是我自己寫的，附註欄全部都是我的字跡沒錯，附註以外是誰的字跡我不知道等語（他字卷第53至56頁）；嗣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仍再度供稱：附註欄這些內容是我寫的，是許英科叫我寫的等語（訴字卷第296至306頁）。是以，被告於本案起訴前，已於前開民事事件審理中親眼看過系爭契約書原本，且無論於民事事件審理中、前案偽造文書偵查中、本案偵查中及本案審理中，均坦承其有親自書寫附註內容，再經本院勘驗附註欄（藍筆書寫部分）應為同一人之筆跡，此業經說明如前，足認系爭合約書之附註欄（藍筆書寫部分）並非遭告訴人偽造，而係被告自己親自書寫及簽其舊名「許至仁」。則被告一度否認辯稱附註欄非其筆跡云云，與事實不符，不足採信。　㈤再查，被告親自書寫之附註欄內容，既已明確提及此為「附註」、「合約書內容則許志仁壹個人承擔」等文字，且緊接在系爭契約書本文之後，顯見附註欄內容係依附於契約書本文而生，堪認被告於書寫附註欄內容之際，契約書本文業已存在，被告既緊接在契約書本文後書寫附註欄內容，可知契約書本文亦係經被告同意製作而成，並非遭告訴人或他人偽造。　㈥至於證人陳玉川、陳明德於本院審理時固均證稱：之前沒有看過系爭契約書等語（訴字卷第268、273頁），但證人陳玉川於本院審理時證稱：這份契約內容是我們以前講過的東西，附註欄寫的內容有發生過，大概有合資一起蓋廠房，後面有什麼變化我不清楚，在民事庭作證時還沒中風，中風之後忘記了，當時說好要共同投資這塊地，土地是許吳玉雪的，附註欄說另外蓋一棟是我不想合作的意思，原本的出資沒有拿回來等語（訴字卷第268至272頁）；於前述民事清償債務事件審理中證稱：106年10月13日的證明書是我親自簽立的，我簽證明書的地方是以前我自己蓋的房子，與被告一起興建的房子並非同一棟，但兩棟相連，該建物是我、陳明德、被告一起出資興建，在該處使用約2、3年，興建金額為348 萬元，由三人平均分擔，興建廠房的目的是影印機、傳真機整修等語（民事二卷第161至165頁）。證人陳明德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與陳玉川、被告以前三個人各有各的事業，某天要合作，廠房還沒建好就倒閉了，原本要合作的內容是複印機、影印機，口頭說每個人出三分之一，整地時因資金不足就沒有做，當時被告好像有欠我錢，我的出資裡面扣，後來自然而然就退出了，沒有錢蓋不下去，陳玉川有無在隔壁另外蓋工廠我不清楚，因為我很早就離開他們，當初談合作內容都是被告自己處理，我們是被動聽他講，我跟被告只有合作過這一次，被告找我談合作到我不參與中間相隔應該沒有到一年，隔了多久我沒印象，是被告找我、陳玉川三個人一起蓋廠房等語（訴字卷第272至279頁）。綜合以上證人陳玉川、陳明德之證述，可知被告、陳玉川、陳明德確曾談及共同合作興建廠房經營影印機等事務機事業，且陳明德較早退出合作，陳玉川亦退出合作另行經營，此情均與系爭契約書本文、附註內容相符，更足以佐證系爭契約書本文、附註為真正，並非偽造。　㈦又系爭契約書本文、附註欄固僅蓋有被告印文，附註欄僅有被告之簽名及印文，而無陳明德、陳玉川之簽名或蓋章，然因陳明德、陳玉川先後退出合作，僅剩被告自行經營，附註欄亦已載明由被告獨自承擔契約內容，則系爭契約書僅有被告之簽名或印文，亦屬事理之常，自不能以陳玉川、陳明德不知道系爭契約書存在，而否認契約書之真正。是以，被告上開辯解，均不足採信；辯護人稱被告無誣告犯意，亦無可採。　㈧另被告（前案偽造文書之告訴人）雖於前案偽造文書偵查中請求就系爭契約書之印文鑑定用印時間，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請求就系爭鑑定書之紙本材質、筆跡、墨水、附註書寫時間等鑑定做成、書寫之時間等節。然經檢察官函詢法務部調查局能否鑑定用印時間，經該局回覆：有關蓋印時間之鑑定，由於實務上缺乏確效方法可資判斷，本局目前無法認定，有該局109年4月1日調科貳字第10903171710號函附卷可參（影他卷第47頁）。又本院函詢法務部調查局、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二者均回覆稱無法鑑定文書製作或筆跡書寫之時間，有法務部調查局113年1月18日調科貳字第11300015 380號函（訴字卷第61頁）、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 1月24日刑理字第1136004282號函（訴字卷第71頁）在卷可憑。又系爭契約書之附註欄為被告親自書寫，系爭契約書本文亦為真正之事實，均經本院認定如前，則系爭契約書上之印泥、筆跡或文書製作之時間無法鑑定乙節，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㈨綜上，被告明知系爭契約書附註為其親自書寫，且契約書為真正，並無任何合理根據足認告訴人偽造系爭契約書，竟仍提出前案偽造文書之告訴，誣指告訴人涉有偽造文書罪嫌，足認被告提出前案偽造文書之告訴時，主觀上係基於誣告之犯意。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罪科刑。三、論罪科刑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為親兄弟關係，雖因清償債務之民事涉訟而相處不睦，仍應循理性途徑解決糾紛，明知系爭契約書之附註欄內容為自己書寫、系爭契約書並非偽造，竟恣意誣告告訴人涉犯偽造文書罪嫌，使告訴人疲於應訴，不但有受刑事追訴風險，更造成司法資源浪費，行為實屬可議。又被告犯後矢口否認犯行，毫無悔意，態度不佳。然而審酌被告虛構事實申告，幸未獲檢察官採納，亦未造成錯誤裁判之結果，犯罪所生危害尚未擴大。兼衡被告之動機、目的、手段、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於本院自述之學經歷、家庭生活狀況（事涉個人隱私不予揭露，詳見訴字卷第30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杰承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詹尚晃　　　　　　　　　　　　　　　　　　　　　　　　　　　　法　官　施君蓉　　　　　　　　　　　　　　　　　　　　　　　　　　　　法　官　李宜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愉婷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169條第1項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附錄卷宗標目： 1.他字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882號卷 2.偵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266號卷 3.影他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他字第1258號卷 4.影偵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10099號卷 5.審訴卷：本院112年度審訴字第663號卷 6.訴字卷：本院112年度訴字第701號卷 7.民事一卷：本院106年度雄司調字第594號卷（影卷） 8.民事二卷：本院107年度訴字第99號-卷一（影卷） 9.民事三卷：本院107年度訴字第99號-卷二（影卷） 10.民事四卷：本院107年度訴字第99號-卷三（影卷） 11.民事五卷：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84號卷（影卷）

2024-12-12

KSDM-112-訴-701-20241212-1

交訴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過失致死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29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洪學就上列被告因過失致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 1280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洪學就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洪學就領有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於民國112年10月23日19時32 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用曳引車沿高雄市大寮區市道000號道路外側快車道由西向東行駛至與內坑路交岔口，準備右轉之際，本應暫停並禮讓直行車先行，而當時為夜間、天氣晴、有照明，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及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禮讓直行車先行或其他急需右轉之情事，竟疏未讓直行車先行，貿然右轉，此時鍾國豪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前揭道路慢車道由西向東駛來，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及超速而煞車不及，失控倒地並往前滑行至洪學就所駕駛車輛之車底，因而致鍾國豪受有全身多處鈍挫傷併骨折出血，於翌日12時32分在高雄市○○區○○路000號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因多重性外傷而死亡。　　理　由一、本判決所引用之傳聞證據，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交訴卷第25、69頁），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取證或顯不可信之瑕疵，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認該等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所引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洪學就固不否認於前開時間、地點與被害人鍾國豪發生交通事故，但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人於死犯行，辯稱：我承認我有撞到人，我要轉彎之前我有確認後面沒有車，我的車頭已經轉過去，不是不禮讓直行車，我覺得我沒有錯云云。經查：　㈠被告考領有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於112年10月23日19時32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9380號營業用曳引車（下簡稱曳引車）沿高雄市大寮區市道000號道路外側快車道由西向東行駛至與内坑路交岔口，準備右轉之際，與騎乘車牌號碼000—5713 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簡稱機車）沿首揭道路慢車道由西向東駛來之鍾國豪因未注意車前狀況且超速而煞車不及，失控倒地並往前滑行至洪學就駕駛曳引車之車底，受有全身多處鈍挫傷併骨折出血，於翌日12時32分在高雄市○○區○○路000號高雄長庚紀念醫院因多重性外傷而死亡之事實，有被告之駕籍詳細資料報表（警卷第57頁）、監視器畫面擷圖（警卷第 13至16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警卷第29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二)-1（警卷第31至33頁）、現場照片（警卷第45至53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警卷第11頁）、被害人傷勢照片（警卷第 17至25頁）、相驗屍體證明書（警卷第55頁）、被害人急診病歷首頁、病歷資料（相驗卷第71至99頁）、檢驗報告書及照片（相驗卷第101至111頁）、112年10月25日相驗筆錄（相驗卷第115頁）等件附卷可參，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事實已堪認定。　㈡被告雖執前詞否認犯行，然依本院勘驗被告所駕駛曳引車行車紀錄器影像之勘驗結果如附件所示（交訴第23、27至30頁），因行車紀錄器畫面係呈現左右相反之鏡像，此由畫面顯示地面速限標示之數字為左右相反可知（交訴卷第27頁），故行車紀錄器影像顯示之「左轉」、「左邊方向燈」、「左後方」，實際為「右轉」、「右邊方向燈」、「右後方」，先予敘明。而由勘驗結果顯示，於檔案時間00：02：05，被害人騎乘之機車已出現在畫面中，被告駕駛之曳引車開始閃爍右轉方向燈時，車身尚在188市道由西向東方向外側快車道，而被告駕駛之曳引車於檔案時間00：02：07開始右轉，被害人騎乘之機車沿同方向之外側機慢車道持續直行，並已出現在被告之曳引車右後方，此時被告仍持續右轉（檔案時間00：02：09），被害人之機車仍在被告曳引車之右後方並往其自身左邊傾斜而自摔倒地，滑滾至持續右轉之曳引車車輪下（檔案時間00：02：10），被告仍持續右轉至檔案時間 00：02：17始停止。而由上開勘驗可知，被告之曳引車與被害人之機車間，並無其他行進中之人、車阻擋，於被告開始右轉前，被害人之機車已出現在被告之曳引車右後方，可見被告於開始右轉時，即得以注意被害人之機車動向，亦即，被告得注意到當時被害人之機車在被告之曳引車右後方且持續直行行駛，被告此時當可減速暫停，讓直行之被害人先行，且當時被告若先暫停讓被害人持續直行通過路口，客觀上亦無任何困難，而被害人即可繼續行駛通過上開路口，以避免本案車禍發生，惟因被告在開始右轉之際，並未注意被害人在其曳引車右後方持續直行，而未暫停讓被害人之機車先行通過，仍然繼續右轉行駛，致被害人見被告之曳引車在前方右轉而煞車不及人車倒地，足見被告對本件車禍之發生，確有「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之過失。被告辯稱轉彎前有確認後面沒有車才轉云云，顯與上開勘驗結果不符，即無可採。　㈢按汽車行駛至交岔路口，轉彎車應讓直行車先行，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02條第1項第7款定有明文。被告既考領有職業聯結車駕駛執照，有其駕籍詳細資料報表在卷可參（警卷第 57頁），自應注意此等交通安全規則，且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且開啟、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及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一）附卷可稽（警卷第27 頁），顯見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然而被告於右轉彎時疏未注意依上開規定讓直行車先行，導致本件車禍，顯見其違反上開行車安全規範而有過失甚明。次按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無速限標誌或標線者，行車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但在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或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慢車道，時速不得超過40 公里，又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 條第1項第1款、第94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而案發前被害人騎乘機車行駛於188市道外側慢車道，速限為時速40公里，有本院勘驗行車紀錄器之附圖可參（交訴卷第27頁），本案經送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認為：由事故現場圖被害人之機車煞車痕10.7公尺，續接至倒地停止地點6.3公尺，分別以煞車痕阻力係數u=0.75、刮地痕阻力係數u=0.5推算，行車時速約53.3公里，有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意見書在卷可參（偵卷第39至40頁），又依本院前開勘驗行車紀錄器影像之結果，可知被告於檔案時間00：01：54即開始打右轉方向燈，於檔案時間00：02：05時，被害人之機車車燈出現在被告車輛右後方，被告之車輛右轉方向燈仍持續閃爍，被害人應可注意到被告之曳引車即將右轉，是以本案事故發生之主因應為被告行經交岔路口右轉彎時未讓直行之被害人先行所致，惟被害人超速行駛，且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見被告轉彎時無法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亦為本案事故之次要原因。而本案經送請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亦認為：被告：岔路口右轉彎車未禮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主因、被害人：超速煞車失控，為肇事次因等語，有前述鑑定意見書可佐，雖未提及被害人未注意車前狀況，然就被告係轉彎車未讓直行車之鑑定意見，與本院上開認定之結果相符，足以佐證被告對本案車禍之發生確有過失。　㈣又被害人因本件車禍死亡，業如前述，足認被告之過失行為與被害人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再者，被害人因超速、未注意車前狀況，致機車煞車不及而人車倒地撞及被告之曳引車，就本件車禍之發生亦有過失。然被害人有無過失，僅係被告所負民事上損害賠償責任之比例分擔問題而已，尚不得因此解免被告之刑事上過失責任，附此敘明。　㈤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　㈡刑之減輕：被告於肇事後，在犯罪未經有偵查權限之公務員發覺以前，在現場等候並向到場處理之警員表明其為肇事者之事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附卷可憑（警卷第43頁），符合自首之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駕車上路，疏未注意遵守交通安全規則讓直行車先行，肇致本件交通事故，並致被害人因而死亡，侵害他人生命法益而無法回復，造成無可彌補之損害，被害人家屬因而喪失至親，內心當萬分痛苦，犯行所生損害重大；又被告否認有過失，態度可議；事後被告雖有意調解，然告訴人於偵查、審理中均表示無和解可能（相驗卷第119頁；審交訴卷第35頁），嗣經本院審理中將本案移付調解後，因告訴人未到場，被告則稱經保險公司通知告訴人未到場故亦未出席調解等語（交訴卷第72頁），以致未能調解成立，有本院刑事報到單、刑事調解案件簡要紀錄表在卷可佐（交訴卷第51、53頁），尚非可將未能填補損害之結果全然歸咎於被告所致；並綜合考量被害人與有過失之情節、被告於本院自述之學經歷、職業、收入、家庭生活狀況（事涉個人隱私不予揭露，見交訴卷第72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如主文所示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趙期正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詹尚晃　　　　　　　　　　　　　　　　　　　　　　　　　　　　法　官　施君蓉　　　　　　　　　　　　　　　　　　　　　　　　　　　　法　官　李宜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王愉婷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附件：本院勘驗筆錄及截圖（交訴卷第23、27至30頁）勘驗偵卷卷末存放袋内之光碟中，「行車紀錄器」之「0000-00-00_00-10-42__0000-00-00_00-00-00-Cam2.avi」，勘驗範圍：檔案時間00:01:50至00:02:20，勘驗結果： 1.於檔案時間00:01:50時，被告駕駛之車輛向前行進中（如附圖1)，並於檔案時間00:01:54時，左邊方向燈開始持續閃爍（如附圖2)。 2.於檔案時間00:02:05時，被害人機車車燈出現在被告車輛之左後方（如附圖3)，此時被告車輛之左邊方向燈仍持續閃爍。 3.於檔案時間00:02:07時，被告車輛已開始左轉彎，被害人機車仍在被告車輛之左後方，此時被告車輛之左邊方向燈仍持續閃爍（如附圖4至6)。 4.於檔案時間00:02:09時，被告車輛持續左轉彎，被害人機車仍在被告車輛之左後方而非在被告車輛左侧，並於與被告車輛仍有距離之情形下，被害人往自身左邊傾斜而自摔在地，於檔案時間00:02:10時，被害人滑滚至持續左轉之被告車輛車輪下(如附圖7至10);於檔案時間00:02:17時，被告車輛停止不動，此時被告車輛之左邊方向燈仍持續閃爍（如附圖11)。備註：因行車紀錄器影像呈現為左右相反之鏡像，勘驗筆錄文字記載之「左轉」、「左邊方向燈」、「左後方」，實際為「右轉」、「右邊方向燈」、「右後方」。　　　　　　　　　　　　　　　　　附錄卷證標目： 1.警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高市警林分偵字第11274241 300號卷 2.偵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1280號卷 3.相驗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相字第1109號卷 4.審交訴卷：本院113年度審交訴字第98號卷 5.交訴卷：本院113年度交訴字第29號卷

2024-12-12

KSDM-113-交訴-29-20241212-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4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正典選任辯護人薛政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 年度侵訴字第36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137號、111年度偵字第 131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黃正典（下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之自白具任意性：　⒈警方執行拘提時，被告多次欲誘導警察認定騎該機車犯搶案之人為尚未返家之二哥黃○興，否認自己騎乘過該機車，而警方勸諭時未見恫嚇口氣，一再跟被告及家人周旋勸說，表示已掌握證據，不會逼人承認犯罪，希望犯案者能自己出面承擔，不要禍及家人，實難認有何不正方式要求被告或其家人認罪。　⒉被告在羈押庭法官訊問時從未提及遭受不正訊問之情形，且被告在法官詢問何以犯下本件犯行時，又表示自己精神不好，經常無法睡覺，拿大哥重度精神疾病藥物來服用，從被告前科表可知其自未成年時即開始頻繁犯案，其對於警訊、偵訊及羈押庭訊問等程序應非常瞭解，被告辯稱係誤以為在羈押庭時只要繼續承認犯行，即能免遭羈押云云顯不足採。　⒊被告於112年3月間因竊盜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其在該竊盜案件中亦是辯稱：我當時是吃了安眠藥才拿那頂安全帽…云云，本案被告亦是以精神不佳、多日未睡、服用安眠藥等辯稱忘記作案過程，足認被告於犯案後，均係以此方式為答辯方向企圖脫免罪責，自不足採。　　㈡被告就是性侵A女之犯嫌：　⒈依監視器影片之計程車高度推算，犯嫌身高應落在180公分左右，與被告身高相近，且A女當時在人行道上遭犯嫌從後方推倒在地，犯嫌犯案後從人行道跑到馬路上，人行道與馬路也約有12公分之落差，A女在受到驚嚇之餘，當時天色上昏暗之際，其指認應有所誤，原審未顧及於此，尚非妥當。　⒉觀之案發監視器影片，犯嫌走路姿勢以腳跟先著地，且些微外八，再觀之被告走回家1及走回家2之監視器影片，被告亦是走路姿勢以腳跟先著地，且些微外八兩者型態一致。原審現場勘驗被告騎車及走路等姿態，被告非處於自然狀態，動作難免刻意矯揉造作，實難據此認定被告走路姿態與犯嫌不符。　㈢被告騎乘之車號000-000號機車就是性侵A女之犯嫌騎乘之機車：　　被告機車與犯嫌機車有多處相似之處：　⒈自被告扣案之手機經數位採證還原檔案內，111年8月30日有兩張000-000號機車之照片，該機車右把手下方煞車線懸掛一紅色平安符，而犯嫌機車逃逸後經警沿路調閱監視器之檔案⑹10.31.13.16_07_鎮東街與黃埔路口照往中山東路，影片 27秒處犯嫌在將機車迴轉時，右把手下方有一紅色方懸掛物明顯晃動，顯見被告及犯嫌之機車右把手下方均懸掛有紅色平安符，另公訴檢察官於113年3月1日下午再次前往前鎮分局勘驗該000-000號機車，竟在鑰匙孔下方置物櫃內發現遭扯斷之平安符，更足認000-000號就是犯嫌機車。　⒉另從此影片中可看到犯嫌機車腳踏板前掛勾有掛一個紅色袋子，而被告騎機車至加油站打開椅墊加油時，置物箱內有紅色袋子，另被告於111年3月16日上午6時57分許(上訴狀所附檔案名稱XCWX3743華○街停車.mp4監視器畫面時間)騎乘機車至住處附近大寮區華○街大樓旁停車場停車，該影片3分22秒至23秒處，被告將機車座墊掀開從置物箱拿出該紅色袋子棄置後方，是兩台機車均有紅色袋子之特徵。　⒊性侵案犯嫌頭戴亮面安全帽有護目鏡，機車後方以掛扣兩頂安全帽車避車牌，其中一頂為深色安全帽邊緣白色條狀花紋；被告騎乘000-000號機車至加油站，頭戴深色安全帽(邊緣有白色條狀花紋)，置物箱內有一頂亮面暗色安全帽；被告騎乘機車至華○街大樓旁停車場停放機車後，自座墊下方取出一頂亮面暗色有護目鏡之安全帽。是犯嫌有三頂安全帽，黃正典亦有三頂安全帽，其中有兩頂安全帽有相同特徵。　⒋本案發生後，李○勝警員沿路自前鎮、鳳山、大寮等處調閱大量監視器畫面，逐一依序過濾排查監視器畫面後僅留存有犯嫌影像之檔案或擷圖符合常理，當日上午6時2分許犯嫌進入鎮東街64巷內，6時22分許黃正典自黃埔路55巷處離去，經警過濾畫面未見黃正典騎機車進入該處，亦未見犯嫌車輛駛出，比對後始確認犯嫌就是被告，該監視器時間長達20分鐘，存檔記憶體龐大，實難苛求基層員警長時間持有保存，以供日後法院調閱之可能性。查案員警與被告素不相識亦無冤仇，並非先射箭再畫靶，預先立場刻意鎖定黃正典為犯嫌始提出此錄影截圖。　⒌原審未及勘驗監視器檔案XCWX3743.mp4：被告騎機車停放在華○街旁機車停車場之另一錄影畫面。由上開檔案勘驗內容可知：案發當日上午約近7時，被告騎乘機車至該處停放，刻意將機車轉向把車牌朝向牆壁方向，目的顯係不想讓其車牌直接暴露於外(此從現場其他機車車牌均向外可知)，停放機車下車後，被告環顧機車四周，再從機車左側撕下一條狀物(合理懷疑此條狀物即為原審認定犯嫌機車左側之反光條) ，被告又拿白色膠帶及剪刀走至機車車前，在機車前蓋及菜籃標籤處黏貼，以此變造機車車頭之樣貌，嗣於111年3月18 日下午4時許，李○勝警員至該停車場查找該機車時，發現該機車車頭已朝向牆壁，並以綠色雨衣覆蓋機車上車蓋車牌( 與一般人晾曬雨衣通常掛在車龍頭上不同，另經查詢111年3 月16日至3月19日歷史天氣，高雄市○○區均無下雨紀錄），另警方於111年3月22日晚上10許至該處查扣機車時，機車前蓋白色膠帶黏貼處已拆除，但菜籃標籤上還留有白色膠帶。被告若非本案犯嫌，何以在案發後1小時在停放機車時，有如此鬼祟不合常理之舉？　⒍被告住○○○○街00號，屋前為一大片空地，被告於案發當日騎車返家時竟將機車停放至步行至少兩分鐘之華○街旁機車停車場，此舉違反一般人為求方便會將機車停放住處前之常理。另從警方於執行拘提之影片中，黃○賢、黃○忠、黃○興所述機車不見了之資訊，是來自被告，而被告卻稱是舅舅劉○ 明告知機車不見。然查，劉○明已於108年間就將該機車交給黃○賢使用，豈可能知道機車在111年3月間何時不見？又該機車是被告於111年3月16日停放至華○街機車停車場，何以其要向家人表明機車不見？其明顯動機就是若警方追緝找上門時，欲以此理由辯解，何況若機車遭竊為何未向警局報案？以上不合理之舉均在證明被告確實為本案犯嫌。　㈣請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云云。三、駁回上訴的說明及補充理由：　㈠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　　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自白之任意性，乃自白具有證據能力之前提，至自白是否具真實性，則屬自白之證據價值判斷之範疇，二者不容混淆。是若僅證明被告自白之任意性，而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證明其真實性時，仍不得遽採為有罪判決之基礎。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　㈡被告於警詢、檢察官訊問、法官羈押訊問時之自白之證據能力：　⒈被告於警詢時之自白不具任意性，而其於檢察官訊問時之自白有與事實不符之情形，而無證據能力，業經原判決於理由說明甚詳（原判決第1頁第16行至第2頁第14行），核與卷內事證相符，並無不合。　⒉上訴意旨雖謂被告於檢察官訊問時表明在騎入黃埔路55巷後熄火，一直用腳踩油門，此與案發監視器影片中犯嫌在以手指性侵女學生後，以腳踩發桿發動油門騎機車離開現場情況一致云云，然被告是於偵訊時係陳述：有把機車騎到黃埔路 55巷，我騎到那邊後，車子就沒有油，我「發了很久才發動」等語（111年度偵字第9137號卷第34頁），似與上訴書所述「一直用腳踩油門」語意有所不同，縱認被告於檢察官訊問時之陳述具任意性，然被告所述場景與案發現場不同，不能以此認被告有親身經歷案發現場。　⒊被告於111年3月23日法官羈押訊問時坦承犯行（原審聲羈卷第18至19、21頁），且證人即當時在庭之義務辯護人林○宏於本院證稱：被告當天精神狀況正常，被告於律見時有跟伊討論坦承犯行部分，被告當時沒有表示是因為不得已的說法等語（本院卷一第407至408頁），固可認為被告於法官羈押訊問時之自白具任意性，但因被告於羈押訊問時之自白欠缺補強證據（詳後述），不得以之作為認定被告有罪之唯一證據。　⒋上訴意旨雖主張應將被告送測謊鑑定以查明其供述之可信性，被告亦同意測謊，但因被告患有情感性精神病，為免因生理狀況不穩定，影響測謊結果，造成失真之結論，不宜進行測謊，有法務部調查局113年8月21日調科參字第0000000000 號函附卷可參（本院卷一第355頁）。　㈢卷內事證，不能證明案發時犯嫌所騎乘之機車即為被告騎乘之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　　上訴意旨雖謂本件是由警員李○勝調閱犯嫌自案發地開始之逃逸路線路口監視器錄影並翻拍照片，最終鎖定犯嫌就是被告，其中調閱過程之斷點為當日上午6時2分許犯嫌騎機車進入鎮東街64巷內，同日6時22分許被告自黃埔路55巷口駛出，經警過濾畫面未見被告騎機車進入該處，亦未見犯嫌車輛駛出，因被告騎乘之機車與犯嫌機車特徵幾乎一致(除犯嫌機車車頭貼有反光紙，系爭機車沒有)，車號尾數均為1，始認定被告即本案犯嫌，並提出警員李○勝之職務報告：證明本案調閱監視器之經過及鎖定犯嫌即黃正典之情形、前鎮街派出所偵辦111/03/16性侵案件嫌疑人逃逸路線監視器影像截圖及地圖及照片等附卷為佐（本院卷一第77至81、125至1 97頁），證人李○勝於本院亦證述在○○區某監視器有拍到車牌尾號輪廓是81等語（本院卷一第419頁）。然查：　⒈上訴書雖以交通部公路局原型式、新式、「一車一號」新編碼方式號牌區分對照表、原型式號牌與新式號牌各車別示意圖（本院卷一第63至67頁），欲證明犯嫌機車之倒數第2碼就是8，與被告騎乘之機車車牌末2碼相符云云。然本件監視器影像中犯嫌之車牌號碼，經本院囑託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王生明路與中山東路口向南.avi」影像欠清晰，無法鑑定車牌號碼。另犯嫌之逃逸路線擷取照片中檔名:IMG_6622—00000000000000，車牌倒數第2字可能為3或8。而「黃正典加油2」影像中機車之標誌、圖案、籃子外觀及座墊上之破損形狀與112.11.16-高雄地院勘驗扣案機車照片之機車有相似情形(輸出影像第2-3頁）。其餘影像因影像欠清晰，無足資比對之特徵，無法鑑定。有該局113年8月9日刑理字第0000000000號函在卷可稽（本院卷一第345至351頁），則本案犯嫌騎乘之機車車牌號碼尾數為「81」或「31」尚非無疑。　⒉警方認定犯嫌於111年3月16日6時2分騎車進入鎮東街64巷所憑之監視器畫面，僅有畫面左下角顯示頭部安全帽，並無機車全貌（本院卷一第175頁上方），實難僅憑安全帽之畫面即認定畫面中人為犯嫌。再者，由警方製作之路線圖，可知警方認定犯嫌由黃埔路右轉鎮東街，由巷子往北至黃埔路68 巷（本院卷一第173頁下方路線圖），但由原審勘驗之鎮東街與黃埔路口監視器畫面（原審卷一第335-2頁反面）及上訴書所附鎮東街與黃埔路口之監視器畫面（本院卷一第45頁），對照上開路線圖，犯嫌是由黃埔路右轉進入鎮東街後，迴轉由鎮東街右轉沿黃埔路向北行駛，警方認定之犯嫌逃逸路線與監視器畫面不符，則警方所調閱之監視器畫面是否因與上開犯嫌實際行駛路線不同而有遺漏，不無疑問。　⒊又由警方擷取到犯嫌行駛於黃埔路之畫面，時間為「111年3 月16日6時29分38秒」（本院卷一第173頁上方畫面左上角），佐以證人李○勝於本院證稱：我一定會比對監視器的時間與實際的時間，如果有誤差，我一定會換算等語（本院卷一第432頁），而上開畫面並無時間誤差之記載，應認有經過證人李○勝比對後時間無誤差。但此同時，警方亦擷取到被告騎機車在他處請求路人協助其推車進入加油站的畫面（本院卷一第191至193頁畫面左下方時間），則比對不同監視器畫面之時間，可見犯嫌與被告在111年3月16日6時29分許出現在不同地點，實難依據警方調閱之監視器畫面認定被告與犯嫌為同一人。　⒋上訴意旨固以鎮東街與黃埔路口之監視器畫面顯示犯嫌騎乘之機車腳踏板上方掛有1個紅色袋子，右把手下方懸掛紅色平安符，對照被告機車在加油站之畫面、被告手機還原檔照片、檢察官勘驗被告機車之照片（本院卷一第45至62頁）及扣案之平安符，並性侵案犯嫌頭戴亮面安全帽有護目鏡，機車後方以掛扣兩頂安全帽車避車牌，其中一頂為深色安全帽邊緣白色條狀花紋，與被告騎乘系爭機車至加油站，頭戴深色安全帽(邊緣有白色條狀花紋)，置物箱內有一頂亮面暗色安全帽，被告有兩頂安全帽有相同特徵，謂被告機車與犯嫌機車有多處相似之處云云。惟查：　⑴由擷取之監視器畫面，固可見犯嫌機車右把手處有懸掛物品（本院卷一第45、49頁），但該懸掛之物品是否為平安符，尚未可知。檢察官所舉被告機車懸掛平安符之照片日期為11 0年8月30日，非上訴書所載111年8月30日（本院卷一第50頁上方右下角時間），被告機車進入加油站之畫面並無懸掛平安符（本院卷一第44頁下方照片），縱警方於111年3月22日拍攝之系爭機車照片，右把手下方有平安符之掛結，但無平安符（本院卷一第104頁編號11照片），卷內並無被告於案發當日騎乘系爭機車出門之畫面，實難僅由檢察官於113年3 月1日在被告機車內發現之平安符（本院卷一第55至62頁相片），遽認被告於案發當日騎乘之系爭機車右把手有懸掛平安符。又上開監視器畫面（本院卷一第45、49頁）雖顯示犯嫌機車腳踏板前掛勾似有懸掛紅色系袋子，但因畫面略模糊，似有薄霧，實難確認該腳踏板前懸掛物品之外型及顏色，亦不能僅由被告當日在加油站打開機車坐墊，內有紅色袋子一節，認系爭機車即為犯嫌騎乘之機車。　⑵原審勘驗監視器畫面結果，畫面中犯嫌機車之特徵：後面懸吊2頂安全帽遮住車牌，其中一頂深色安全帽邊緣有白色條狀花紋（截圖編號1、5），固有原審勘驗筆錄及擷取畫面在卷可參（原審卷一第327頁、第335-1頁編號1、第335-2頁編號5），惟上開畫面影像欠清晰，畫面所見白色條狀花紋在該安全帽何處，實有不明。對照警方擷取到犯嫌行駛於忠誠路119巷之畫面（本院卷一第129頁），犯嫌車尾懸吊之深色安全帽有片狀反光，車尾右側亦有白色線條。被告在加油站所戴安全帽之白色線條是在帽沿（本院卷一第195頁照片），能否認為犯嫌懸掛在車尾之安全帽與被告當日在加油站所戴安全帽外型相同，亦屬有疑。　⑶況本案犯嫌騎乘之機車與被告騎乘之系爭機車有多數不同特徵，客觀上是否確為同一輛機車，無從認定，業經原判決於理由說明甚詳（原判決第5頁第22行至第6頁第22行），核與卷內事證相符。上訴書雖以偵查佐施○義於113年2月底以000 -000號機車擋泥板年貼白色衛生紙行經監視器之畫面（本院卷一第96至98頁），欲證明犯嫌機車擋泥板並非破損，而係黏貼物品偽裝。但對照模擬後將衛生紙撕下之照片，系爭機車檔泥板上有黏貼痕跡（本院卷一第98頁下方照片），而警方於111年3月22日拍攝系爭機車後面之照片，系爭機車檔泥板未見有黏貼痕跡（本院卷一第99頁），可見系爭機車於案發當日未經偽裝，益徵系爭機車與犯嫌機車不同。　⒌上訴意旨雖以勘驗監視器檔案XCWX3743.mp4及擷圖（本院一卷第17至18、31至39頁）、高雄市農試○○分所111年3月氣象監測報表、警方於111年3月18日下午4時在華○街停車場發現以綠色雨衣遮蓋000-000號機車照片、黃正典扣案手機在蝦皮購買PVC警示膠帶擷圖及目前該賣場之擷圖（本院卷一第6 9至75頁），謂被告黃正典於案發前有購買反光膠帶予以偽裝機車，於華○街機車停車場有諸多不合常理之舉及有變造機車之行為，且刻意以綠色雨衣遮蓋車牌，避免遭警查緝云云。但由卷內「訂單詳情」可見被告係購買黃黑色PVC警示膠帶（本院卷一第73至74頁），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於案發前有購買白色反光膠帶。因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為本案犯罪行為人，且系爭機車為本案犯嫌騎乘之機車，而被告於華○街機車停車場之舉動，均在本案發生後，縱認有檢察官上訴書所指之不合理舉動，亦不能以此反推認定被告就是本案犯罪行為人。　㈣卷內事證不能認定被告是本案對被害人A女為強制性交行為之人：　　⒈被告身高約180公分（本院卷一第93頁）。上訴意旨雖以案發地人行道高度之照片（本院卷一第91至95頁），主張案發地人行道高度約12公分，被害人A女指認犯嫌身高可能受此影響而誤指認犯嫌身高約165至168公分。但由證人A女於偵查時證稱：犯嫌身高165至167公分，因為我站起來，他的身高跟我父親的身高差不多，他當時在警告我時，離我蠻近的等語（111年度他字第2497號卷第159頁），可見A女對犯嫌身高之判斷並無人行道之阻隔，上訴意旨所謂之人行道高度差造成A女誤認犯嫌身高云云，尚嫌無據。　⒉上訴書雖以計程車TOYOTA牌WISH車型照片與之技術規格表及相關監視器畫面擷圖數張（本院卷一第41至44頁），欲證明犯嫌之身高約180公分，與被告相符云云。但經本院將影像送刑事警察局鑑定結果，經該局函覆：因影像邊緣不清楚且影像中人頭戴安全帽，無法測量身高等語，有該局113年8月 9日刑理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卷可稽（本院卷第345頁），則本案並無證據證明犯嫌之身高與被告相同，即不能證明被告為本案犯罪行為人。　㈤綜上，卷內及檢察官上訴書所提出之證據，不足以合理並充分補強被告於偵查中法官羈押訊問時之自白之真實性，無從排除被告未有被訴強制性交犯行之合理懷疑，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判決已詳予說明審酌檢察官所提出及卷內之證據，而對被告被訴強制性交犯行，仍有合理懷疑之理由。且其所為論斷說明，合於證據法則及無罪推定原則。檢察官猶執前詞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益雄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榮芳提起上訴，檢察官黃彩秀、鍾岳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志瑩　　　　　　　　　　　　　　　　　　　法　官　王俊彥　　　　　　　　　　　　　　　　　　　法　官　曾鈴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如認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 條之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應附繕本）。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 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 條至第379 條、第393 條第1 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4 　　日　　　　　　　　　　　　　　　　　　　書記官　洪以珊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侵訴字第36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黃正典選任辯護人　薛政宏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9137號、第1313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正典無罪。　　理　由一、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條定有明文。觀以本院勘驗警員至被告住處搜索時之勘驗筆錄（內容詳見本院卷一第189至228 頁），可認於搜索過程中，於警員播放案發時錄影畫面後，被告始終否認其有犯案，而在場執行搜索之警員，多次以「如果不認罪即欲將被告及其家人上手銬帶回警局，且一定會被檢察官羈押、關起來」等語之不正方式要求被告或其家人認罪。再觀諸本院勘驗被告警詢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可見被告於警詢之初，有先表示欲請律師，警員卻忽視被告之請求，而於警詢過程中，亦可明顯看出被告對於本案犯案過程並不清楚，而係由警員講述給被告，且被告回答警員所詢問之問題時，多係望向警員、看著電腦螢幕唸出回答之內容，於被告回答後，警員亦未有繕打筆錄之舉動，且警詢過程警員亦有與被告討論筆錄內容之情形，甚至於警詢結束後，警員特別再向被告表示：你剛剛講的要記得，不要忘記，知道嗎等語等情（內容詳見本院卷二第78至89頁）。是認被告於警詢係透過警員引導而回答，均非出於自己意思，益徵被告於警詢時並非完全出於其任意性而為自白。復衡酌被告於偵訊時，固自白有為本案犯行，然細究被告對於檢察官所訊問本案犯行經過及案發後逃逸過程之細節（如：犯案所戴手套、所穿著及換裝之衣物為何），被告並未能清楚、明確回答，更有回答與事實不符之情節（如：案發當天並無下雨，卻供述當天有下雨）等情事，此有本院勘驗被告偵訊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附卷可佐（本院卷二第89至104頁），顯見被告對本案犯行經過、案發當日之情境、犯嫌如何換裝等過程並不清楚，而係僅憑於警詢非出於任意性供述內容之印象，回答檢察官問題。故認被告於搜索時已先受到警方以不正方式要求認罪，影響其自由意志而於警詢、偵查時非出於其自由意志為自白，且所供述之內容與事實是否相符亦顯有疑義，是依上開規定，被告於警詢、偵查時之自白，不得作為認定其有為本案強制性交犯行之證據，合先敘明。二、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16日上午5時45分前某時許，在其位於高雄市○○區○○街00號之住處（下稱被告住處），將2頂安全帽掛在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系爭機車）車牌處，用以掩飾車牌，身穿黑色外套及黑色褲子，戴上口罩、安全帽、工業用棉手套，騎乘系爭機車在高雄市區隨機尋找被害人。被告於同日上午5時45分許，騎至高雄市前鎮區某處（地址詳卷）時，見被害人AV000-A111 096（00年0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穿著學校制服，獨自一人行走於人行道上，其明知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8 歲之少女，竟基於對A女為強制性交之犯意，先撞倒A女並壓制在地上，再以手摀住A女嘴巴，致A女無法呼救。被告並以戴著工業用手套之手指強行插入A女性器內1至2分鐘，以此方式性侵A女得逞，並致A女受有左肩挫傷、雙腳大腿及右膝擦傷、處女膜撕裂傷及1公分撕裂傷併出血之傷害。後因A女不斷掙扎，且有人、車經過上址，被告始停止性侵A女之行為，並對A女出言「不要跟他在一起」等語後，騎乘系爭機車逃逸。嗣經A女報警處理，經警調閱沿途監視器畫面，查知被告於實行上開犯行後，於同日上午6時2分許，先騎乘系爭機車至高雄市○○區鎮東街64巷（下稱鎮東街64巷）內，於該處停留約20分鐘，將服裝換成灰色外套、牛仔褲以躲避追緝，再將掩飾車牌之2頂安全帽取下，於上午6時22分許，騎乘系爭機車自高雄市○○區黃埔路55巷（下稱黃埔路55巷）處離去，末將系爭機車停放於被告住處附近大樓停車場，步行返回被告住處。因認被告涉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嫌等語。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及供述、證人即A女、被告父親黃○賢、被告哥哥黃○忠、黃○興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高雄市立小港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111年3月16日自案發地開始之沿途監視器錄影光碟及翻拍照片、Google地圖路線、被告身型照片3張、111年4月2 1日承辦警員職務報告暨比對照片16張等件為主要論據。五、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111年3月16日上午騎乘系爭機車至加油站加油，再返回住處之事實（本院卷三第45至48頁）。惟堅決否認有何強制性交之犯行，辯稱：我沒有於上開案發時間，至案發地點對A女下手實施上揭強制性交行為，案發時監視器錄影畫面中之犯嫌不是我。我於警詢及偵查時會自白承認，係因警員到住處實施搜索時，跟我、我父親及哥哥全家人說系爭機車是從我們住處騎出去的，只要有騎乘系爭機車之人全部都要收押，並表示如果承認，檢察官可能會因自白釋放，我才會想說我出來承認，這樣我跟我家人就不會被羈押了等語（本院卷一第331頁）。被告辯護人則為其辯護：㈠被告於搜索、警詢時受到威脅、不正訊問，且於警詢結束前，經警員交代被告於警詢所講的內容不要忘記等語，故被告於偵訊亦受到影響，是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自白不具證據能力。㈡基於⒈A女於警詢指認之犯人為系爭機車車主即被告舅舅劉○明，對犯嫌身高之印象為165公分至167公分，惟被告身高為178公分，明顯有差別。⒉起訴書認定被告進入鎮東街64巷（辯護人口誤為黃埔路55巷）之監視器畫面只有拍到安全帽，並未能確認進入該巷口之人為何人。⒊經本院現場勘驗系爭機車之車廂容量大小，實難全部放入換裝之外套、褲子、鞋子及2頂安全帽。⒋犯嫌逃逸路線監視器影像翻拍照片所示系爭機車之車牌（偵卷二第145頁），經放大檢視該號碼倒數第2碼可能為英文字母A、R或K，與系爭機車車牌號碼尾數000不符等情，是本案對A女實施強制性交之人並非被告等語。六、經查：　㈠於111年3月16日上午5時45分許，一名成年男子（下稱犯嫌）騎乘機車行經上揭案發地點時，見A女穿著學校制服，獨自一人行走該道路旁之人行道上，犯嫌隨即將機車停妥，下車徒步繞行至A女後方，將A女撞倒並壓制在地上，再以手摀住 A女嘴巴，致A女無法呼救，並以戴著工業用手套之手指強行插入A女性器內1至2分鐘，以此方式性侵A女得逞，並致A女受有左肩挫傷、雙腳大腿及右膝擦傷、處女膜撕裂傷及1公分撕裂傷併出血之傷害。後因A女不斷掙扎，且有人、車經過案發地點，犯嫌始停止性侵A女之行為，並騎車離開現場等事實，業據A女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警卷第65至69頁；他卷第157至161頁；本院卷二第207至216頁），並有本院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影像之勘驗筆錄暨擷圖、高雄市立小港醫院受理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性侵害犯罪事件通報表在卷足憑（本院卷一第326至327頁、第335-7至335-10頁；警卷第107至111頁；他卷第129至130 頁），是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另監視器畫面時間111年3月 16日上午6時22分許後即起訴書所載換裝後騎乘系爭機車之人為被告，被告並有騎乘系爭機車至加油站加油，末將系爭機車停放於被告住處附近大樓停車場，步行返回被告住處等節，為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坦認（本院卷三第45至48頁），並有當日上午6時22分許後逃逸路線路口、加油站、停放機車時監視器錄影光碟之擷圖（警卷第139至148頁；偵卷二第1 23至125頁、第183至204頁）在卷可證，此部分事實，亦可認定。　㈡被告堅詞否認有對A女下手實施前揭強制性交之行為。是本案應予審究的是，案發時對A女下手實施之人是否為被告？茲分述理由如下：　⒈本案無法確定案發時犯嫌所騎乘之機車為系爭機車　　觀之本院現場勘驗系爭機車之勘驗筆錄及照片（本院卷二第 289至326頁）所示，系爭機車為黑色車身，有右後照鏡往下歪斜、機車前車身左前方有白色火焰圖樣貼紙、車前裝有車籃之特徵，經比對⑴本院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影像擷圖所示之機車外觀，案發時犯嫌所騎乘之機車，車身為黑色，右後照鏡往下歪斜、機車前車身左前方有類似白色火焰圖樣貼紙、車前裝有車籃（本院卷一第335-7頁反面、第335 -10頁）；⑵案發後犯嫌行經各路口之監視器錄影影像擷圖，犯嫌所騎乘之機車，身車為黑色，機車前車身左前方有類似白色火焰圖樣貼紙、車前裝有車籃（本院卷一第335-3頁；本院卷三第61頁、第83頁、第103頁）、右後照鏡往下歪斜（本院卷一第335-3頁；本院卷三第63頁、第73頁、第83頁、第97頁）；以及⑶被告所坦認其騎乘系爭機車至加油站、被告住處附近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系爭機車除車身為黑色，機車前車身左前方有白色火焰圖樣貼紙、車前裝有車籃、右後照鏡往下歪斜外（本院卷三第121頁、第129頁），固可見前開各時間、地點出現之機車有相同之特徵，且於案發時及案發後相近之時、地出現，確有屬於同一輛機車之高度可能性。惟另查上開監視器錄影影像擷圖，案發現場及案發後犯嫌行經各路口畫面所示機車，後方擋泥板有明顯破損（偵卷二第135頁、第145至147頁、第165頁、第175頁、第179 頁）、車頭貼有橫條反光貼紙（偵卷二第127頁、第129頁、第133頁、第173頁）、左側車身顯示反光長線條（偵卷二第 127至128頁、第159至161頁），而本院勘驗之系爭機車及被告騎乘系爭機車至加油站、被告住處附近所示畫面，後方擋泥板完整無缺（偵卷二第183頁、第187頁、第201頁）、車頭並未貼有反光條，亦未有明顯殘膠等情況（偵卷二第193 頁；本院卷二第297至300頁、第305至312頁）、左側車身亦未顯示反光線條（偵卷二第185頁），並有本院現場勘驗系爭機車之勘驗筆錄及照片可考（本院卷二第289至326頁），足認亦有不同之特徵，是客觀上是否確為同一輛機車已先有疑，無從認定。　⒉依卷內各項事證，亦難以認定被告係本案對A女為強制性交犯行之人　⑴關於犯嫌身型及特徵，經核本院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影像，犯嫌身型以男性而言及站立於機車旁以觀較為矮小、走路姿勢有些微外八（本院卷一第326至327頁、第335-7 至335-10頁）。復依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述：我印象中對方大概40幾歲，身高約165至167公分左右，身上有老人的味道等語（警卷第66頁、第71頁、第101至105頁）；於本院審理時亦證述：犯嫌的身高是165公分至168公分，我推測之根據是以我父親的身高，我父親身高約168公分，現場之犯嫌身高應該沒有180公分這麼高等語（本院卷二第211至212頁、第215頁），前後所述一致，且就犯嫌身高之描述係有所根據，而非隨意猜測。經核本院現場勘驗被告模擬駕駛機車之過程及測量被告身高而進行拍照之照片（本院卷三第298頁、第300頁、第310至316頁），被告身高約180公分、站在系爭機車旁顯見身型較為高挑、走路姿勢無外八之情形，是可認A女指認，及本院勘驗犯嫌之身高、身型、走路姿勢之特徵，均與被告有明顯之不同。　⑵復依本院勘驗案發現場及案發後犯嫌行經各路口監視器錄影影像擷圖（偵卷二第127至177頁；本院卷一第335-1頁、第3 35-3頁、第335-7至335-10頁）及證人A女於警詢時證述（警卷第66頁），犯嫌犯案時，身穿黑色上衣、深色長褲，深色鞋子、頭戴3/4全黑色安全帽。惟被告騎乘系爭機車出現在黃埔路55巷至加油站、被告住處附近係穿著灰色上衣、牛仔褲、淺色布鞋，頭戴之黑色安全帽下方明顯有反光邊條，此有該些路口、位置之監視器錄影影像擷圖在卷可參（偵卷二第183至204頁；本院卷一第335-4至335-5頁），已先可認案發時犯嫌所戴之安全帽及案發後被告所戴之安全帽並不相同。且本案僅於被告住處扣得黑色外套1件（無法判斷與犯嫌所著上衣相同）、灰色外套1件、黑色安全帽（下方有紅色邊條）1頂、綠色安全帽1頂、灰色布鞋1雙、牛仔褲1件，此有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在卷可佐（警卷第77頁；偵卷二第126頁），然並未扣得深色長褲、深色鞋子。況且，送鑑定之工業用棉手套，經鑑定檢出2名女性體染色體DNA-S TR型別，與被告及A女DNA型別均不同，可排除來自被告及A 女，此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年4月26日刑生字第000 0000000號鑑定書在卷可憑（偵卷一第321至322頁）。準此，本案並無扣得犯嫌換裝前之全部衣物，扣案之安全帽亦難認與犯嫌犯案時所穿戴者相同，而工業用棉手套又無檢出被告或A女之DNA，是尚難以卷內有扣得前開衣物、鞋子、安全帽及工業用棉手套，即據認本案行為人為被告。　⑶再者，檢察官雖提出犯嫌自案發地開始之逃逸路線路口監視器錄影光碟及翻拍照片、google地圖路線為證（警卷第113至1 48頁；偵卷二第127至204頁），以證明案發時之犯嫌與事後逃逸行經各路口，直至加油站、被告住處附近之人均為被告。惟核對案發現場及案發後犯嫌行經各路口監視器錄影影像擷圖（偵卷二第127至177頁），與案發後之上午6時22分許後即起訴書所載「換裝後」被告騎乘系爭機車出現黃埔路55 巷（偵卷二第183頁）至加油站、被告住處附近（偵卷二第1 84至204頁）之監視器錄影影像擷圖，騎乘機車之人之身高、身型特徵已有前述明顯不同之處。而依證人即前鎮分局偵查佐施○義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我們判斷犯嫌進入鎮東街64 巷巷子內，是依照偵卷二第179頁上方該張犯嫌進入鎮東街6 4巷內之照片。我們沒有找到被告當天從被告出門之錄影影像等語（本院卷二第220頁、第228頁），然檢察官所提出之上開犯嫌逃逸路線路口監視器錄影光碟及翻拍照片，其中最為關鍵即前述之當日上午6時2分許犯嫌進入鎮東街64巷內，及6時22分許被告自黃埔路55巷處離去之畫面擷圖（偵卷二第179頁、第183頁），僅有卷內擷圖，而並未提供完整錄影影像檔案，此亦經本院函詢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據回覆：該些擷圖係本分局專案人員以手機拍攝錄影監視器畫面所取得，現場未儲存上揭影像動態錄影畫面等語，有該分局111年8月17日職務報告可參（本院卷一第171頁）。從而，本院無從調查、勘驗本案犯嫌事後逃逸之完整過程，難以明確認定進入鎮東街64巷內之人是否為被告，亦未有被告自其住處外出之錄影畫面，而無法確認案發時之犯嫌、案發後沿逃逸路線騎乘機車之人與當日6時22分許後騎乘系爭機車自黃埔路55巷處離去之被告均為同一人，而認定犯嫌為被告。　⑷至於證人黃○賢、黃○忠於警詢及偵查中固有證述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影像畫面中之人，看起來很像被告等語（警卷第30 頁、第37至38頁；偵卷一第13至14頁、第20頁）。惟其等不僅與本案有利害關係，且於警員在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撥放案發時錄影光碟影像時，均未表示畫面中之人看起來像被告。而證人黃○賢、黃○忠於警員在被告住處執行搜索時，亦受到警員以不正方式要求認罪，否則即將其等與被告一起帶回警局等情，此有本院勘驗搜索時現場錄影光碟之勘驗筆錄在卷可考（內容詳見本院卷一第189至226頁），是其等證述顯難以採信。另證人黃○興於警詢及偵查時，則始終未指認案發時之犯嫌為被告（警卷第49至50頁；偵卷一第29頁），自無從作為認定被告有為本案犯行之證據。　⒊綜上，依檢察官之舉證，已先難認本案犯嫌於案發時，及事後於同日上午6時2分許逃逸至鎮東街64巷內所騎乘之機車，與被告自同日上午6時22分許黃埔路55巷處離去，經前往加油站加油再返家時所騎乘之系爭機車，確係同一輛機車無誤。況且，縱使可認本案犯嫌所騎乘使用之機車，確係系爭機車，惟上開前後二時點騎乘機車之人，無論身型或穿著，均明顯相違；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係利用上開20分鐘左右之時間進行換裝，然卷內不僅未有足以連貫該段時間相關出入地點之監視器畫面、檔案，亦未有扣得犯嫌或公訴意旨所指被告換裝前所穿戴之衣物、安全帽；而警方蒐證所得之「工業用棉手套」，經送驗後均未檢出被告或A女之DNA等情，均已如前述。亦即，依卷附證據尚不足以證明案發當日上午6時2分許，騎乘機車進入鎮東街64巷內之人確實係被告無誤。再參以黃埔路55巷附近至被告住處，騎乘機車僅需約8、9分鐘（上午5、6時人車較稀少時可能所需時間更短），此有Google Map路線擷圖可稽（本院卷三第137頁），且從被告、證人黃○賢、黃○忠、黃○興分別於搜索、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述），可知除被告外，系爭機車於案發前後，被告、劉○ 明、黃○賢、黃○忠均係可能之使用者等情，在卷內除被告前述返家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外，別無案發前後被告住處附近監視器錄影檔案可佐之情況下，客觀上並不能完全排除系爭機車係由被告以外之人騎乘犯案後，停放回被告住處附近，再由被告另行騎乘出門至黃埔路55巷附近之可能。此外，從前述搜索時之勘驗筆錄，亦可見被告起初誤以為係涉及搶案時，一度坦承欲擔罪，而有維護家人之舉，是在無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可查之情形下，亦不能排除被告係在鎮東街64巷、黃埔路55巷附近，與犯嫌交接系爭機車再騎乘返家之可能。　⒋從而，本案被告雖因係案發後騎乘系爭機車出現在黃埔路55 巷附近、加油站及返家之人，且系爭機車與本案犯嫌作案時所騎乘使用之機車，有部分之特徵相符，是就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有相當程度之嫌疑。惟被告於警詢、偵查中之自白，不具任意性，不得作為證據；而依卷內證據，均無法就本案犯嫌之機車確係系爭機車，且案發當時確係被告犯案等事實，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自難對被告遽以刑責相繩。七、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為本案對A 女為強制性交犯行之人，而無法使本院達到被告確為旨揭犯行之人之確信心證，其間實容有諸多合理之懷疑。檢察官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未能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依首開規定及說明，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明蓉提起公訴，檢察官翁誌謙、葉容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2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裕凱　　　　　　　　　　　　　　　　　　法　官　　洪韻筑　　　　　　　　　　　　　　　　　　法　官　　葉芮羽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1　　日　　　　　　　　　　　　　　　　　　書記官　　涂文豪〈卷證索引〉卷宗名稱簡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高市警前分偵字第11170971803號解送人犯報告書警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2497號卷宗他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9137號卷宗偵卷一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132號卷宗偵卷二本院111年度侵訴字第36號卷宗本院卷

2024-12-04

KSHM-113-侵上訴-24-20241204-1

易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恐嚇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8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顏采緹上列被告因恐嚇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20 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丙○○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處拘役30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 千元折算壹日。其他被訴公然侮辱罪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實及理由壹、有罪部分一、犯罪事實　　丙○○與甲○○為姊弟，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因財產分配問題而生有嫌隙。丙○○基於恐嚇之犯意，於民國112年6月11日23時40分，在其位於高雄市鳳山區住處，以手機連結網際網路，透過通訊軟體LINE 傳送「不要讓我有一天忍不住拿刀去你家，我會讓你生不如死」等加害生命、身體之言詞予甲○○，使甲○○心生畏懼而致生危害於安全。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丙○○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擷圖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揭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　㈠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被告與告訴人為姊弟，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稱之家庭成員關係，是被告對告訴人所為恐嚇行為，係屬對家庭成員間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行為，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並構成刑法規定之犯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罰則規定，自應依刑法予以論罪科刑。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又被告前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以108年度聲字第12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確定，入監後於110年2月21日徒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雖該當累犯規定之要件，惟本院審酌被告前開所犯之罪與本次所犯之罪罪質不同，依本案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裁量後，認尚難以上開前科認其有何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特別薄弱之情形，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要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其法定最低本刑之必要，爰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其法定最低本刑。四、量刑之理由　　爰審酌被告為成年人，應本諸理性、和平之手段與態度解決紛爭，竟僅因與告訴人間有財產糾紛問題，即以上開言詞恐嚇告訴人，使告訴人心生畏懼，所為當非可取；惟考量被告犯後於本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且於本院審理中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告訴人亦對被告撤回告訴，有本院電話紀錄查詢表、撤回告訴狀在卷可佐，堪認被告已取得告訴人之諒解；兼衡被告如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及本院審理時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暨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貳、公訴不受理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112年7 月4日19時許，在其位於高雄市鳳山區住處，以手機連結網際網路，透過社群軟體FACEBOOK公開張貼告訴人甲○○照片，並留言「甲○○你真他媽的垃圾」等語之文字，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尊嚴及社會評價。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三、查被告就上開公然侮辱罪嫌部分，依刑法第314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撤回告訴，有撤回告訴狀附卷足稽（本院卷第69頁），揆諸前開說明，此部分爰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朝弘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郭武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葉芮羽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涂文豪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2024-12-03

KSDM-113-易-118-20241203-1

侵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86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 選任辯護人謝國允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 年度侵訴字第76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7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尚難認被告甲○○（下稱被告）之行為，已足該當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十四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不合，應予維持，爰引用原審判決之理由如附件，另就告訴人AV000-A111472A（即被害女童AV000-A111472〈下稱 A女〉之母，下稱A母）請求檢察官上訴意旨補充理由如下述。貳、關於上訴意旨之說明及補充理由部分：一、上訴意旨略以：　㈠A女於偵訊時僅為3歲幼童，而民國111年12月16日偵訊時間長達48分鐘，依照學者的研究，在有合適家人陪伴或有喜歡物品(玩具)陪伴時，其專注時間頂多僅9分鐘，更何況偵訊當日係被害人所不熟悉的環境，周遭有許多陌生人，其心理蒙受壓力非可互相比擬，故原審認A女並未專注逕自玩耍及略顯不耐，實則事理必然，不得遽為A女證詞不足採信之理由。　㈡A女與A母及被告之間並未有任何嫌隙，2人實無構陷被告之必要，參諸檢察官以兒童性侵害偵訊輔助娃娃訊問A女，A女均有明確表達被告有摸過其下體等情，是原審認A女之陳述不可採信尚嫌率斷。　㈢原審針對被告咬A女耳朵部分，僅以因被告協助其配偶照顧A 女，故可能會有身體上誤觸或較為親暱之接觸；然查被告自承因不想抱A女，從而搔癢讓A女離開，過程中A女側臉撞到我的臉頰，所以沒有思考就用嘴唇咬A女的耳朵等語。然而咬耳朵行為應為極親密之情侶或父母與年幼子女之間才可能發生之行為，被告與A女並非此關係之人，如非平常即慣以為之，殊難想像此等反射動作發生之可能性。故原審就此部分遽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亦非適法。二、經查：　㈠A女（108年2月出生）自110年3月3日起受託予被告配偶劉○○ ，即週間之日間均會送到劉○○與被告之住處（詳卷，下稱被告住處）由劉○○照顧，而A母則是於111年11月18日（星期五）18時許將A女接回住處後，發現A童竟有觸摸父親性器官之舉，並於與A女談論後，於111年11月20日（星期日）晚間聯繫113保護專線通報A女疑似遭猥褻、性侵害，並自111年11 月21日（星期一）不再將A女送往被告住處托育，業經證人A 母證述屬實（他卷第7至10頁），則A女於111年11月18日（星期五）18時離開被告住處後，即不曾與被告或劉○○有任何之接觸，且A母乃係在該次將A女帶離被告住處後，才懷疑A 女恐遭被告之猥褻，並進而開啟本案之一連串偵審程序，是被告或其配偶劉○○應乏事先預見本案，並為此教導A女如何應訊（以迴護被告）之機會，首應指明。　㈡關於上訴意旨㈠、㈡之部分：　　A女111年12月16日接受偵訊時固僅為3歲幼童，而難以期待其在偵訊過程中（據上訴書指該次偵訊長達48分鐘）始終保持專注，惟正因為幼童專注力有限等故，提問者應該於提問過程並予適度休息，並使用不誘導、非暗示、適齡的問句進行提問，協助幼童理解問題，詳細陳述發生的經驗，取得未受污染的證詞。然而：　1.就被告有無令A女隔著褲子碰觸被告外性器部分：　　⑴在該次偵訊之前半段，A女脫下偵訊娃娃內褲，並指稱所看到的偵訊娃娃生殖器為「羞羞」或「羞羞臉」後，旋明確回答「（問：那你有看過誰的羞羞臉？答：）我有看過我自己的」、「（問：那你還有看過誰的？答：）我不知道」、「（問：你看過你的羞羞臉，是誰讓你看的？答：）我不知道」、「（問：你有沒有摸過誰的羞羞臉？答：）我沒摸過」，並於間隔3個問題後再次面對相同問題時回答「（問：你有沒有摸過誰的羞羞臉？答：）我有摸過爸爸的」（他卷第59至61頁，並為該次偵訊筆錄之第4至5頁。又該次筆錄合計10頁，惟第10頁為簽名欄，僅前9頁有問答內容），亦即A女在偵訊之前半段，面對「曾否撫摸過他人生殖器」此一開放性提問，最直率的回應乃為明確稱「沒有」，嗣後亦僅更正補述「有摸過爸爸的」，而尚不曾主動陳述「有摸過保母爸爸（按A女指稱被告之用語，下同，略）之生殖器」。　　⑵雖A女最終於該次偵訊中改稱「（問：他〈指被告即保母爸爸〉有叫你摸他羞羞?你摸保母爸爸的羞羞有沒有？答：）沒有。有」（他卷第67頁，並為該次筆錄第7頁），但A女當下所面對的乃是「複合且封閉式」的問題，且其中關於「你摸保母爸爸的羞羞有沒有」之部分，更已「明確違反」A女此前就「相類似問題但採開放式提問」回應之真義，而非無混淆、誘導或暗示A女之疑慮；復係在A女已迭以「不要再講了（聲音大聲）」、「掰掰」（他卷第63頁，並為該次筆錄第5頁）表明不想再繼續接受偵訊而未獲置理之後，自不能完全排除A女該回答內容，或係受不當提問方式之誘導、暗示（諸如：不敢對於成年人的複合提問全數予以否定回應，或將「你摸保母爸爸的羞羞有沒有」此一提問，錯誤理解為之前自己回應之糾正等），抑或已不耐偵訊過程遂予選擇性應和所致。　　⑶綜上，法院自難以A女嗣後改證稱「（問：…你摸保母爸爸的羞羞有沒有？答：）…有」，暨後續再針對一連串「摸起來式硬硬還是軟軟的？」、「褲子有脫掉嗎？」、「褲子穿著嗎？還是只穿小褲褲？」等封閉式甚且是複合提問之回答內容（他卷第67至68頁，並為該次筆錄第7至8頁），而為被告確有令A女隔著褲子碰觸被告外性器舉措之認定。　2.就被告有無以手指撫摸A女外性器，致A女事後外陰部泛紅搔癢部分：　　⑴在該次偵訊之前半段，A女明確供述「（問：保母爸爸平常會不會幫你洗澡？答）保母阿姨幫我洗澡」、「（問：那保母爸爸會不會幫你換尿布？答）搖頭，現在沒有包尿布了」、「（問：保母爸爸有沒有幫你換過尿布？）我已經說過沒有了」（他卷第57至59頁，並為該次偵訊筆錄之第 2至3頁）、「（問：…保母阿姨在煮飯，誰跟你玩？答：）保母爸爸」、「（問：你們玩什麼？玩什麼遊戲？答：）玩火車」、「（問：火車遊戲怎麼玩？答：）…這樣嘟嘟阿」、「（問：你要坐在保母爸爸的背上坐嘟嘟嗎？答：）我不知道，有小火車呀」、「（問：搔癢遊戲有沒有？答：）沒有」（他卷第63頁，並為該次偵訊筆錄之第5 頁），即A女本即完全排除了提問者預擬被告利用「洗澡」、「為A女換尿布」、「跟A女玩火車遊戲」撫摸、碰觸 A女外性器之可能。　　⑵繼而在該次偵訊之中段，A女經由明確指出女偵訊娃娃之下體及屁股，表明自己知道女孩（女性）該等部位不能讓別人摸，並指明下體為尿尿的地方，屁股是大便的地方後，即使面對提問者進一步非無暗示甚至誘導疑慮之封閉性提問，乃係供述「（問：保母爸爸有沒有摸過你尿尿的地方？答：）沒有」、「（問：真的沒有嗎？你那邊會不會痛？）沒有。不會」（他卷第65頁，並為該次偵訊筆錄之第 6頁），「（問：保母爸爸有沒有跟你玩癢癢遊戲？答：）沒有」、「（問：…你告訴我怎麼玩？答：）就是這樣咕嘰咕嘰」、「（問：咕嘰哪裡？答：）手指爸爸手指爸爸你在哪」、「（問：這首歌誰教你唱的？答：）媽媽、爸爸」（他卷第65至67頁，並為該次偵訊筆錄之第6至7頁），即A女已明確並兩度堅定供述被告不曾撫摸其下體（即尿尿的部位），復完全排除了提問者另預擬被告利用「跟A女完搔癢遊戲」撫摸、碰觸A女外性器之可能，且一併指明教導A女玩搔癢遊戲時吟唱兒歌者，乃為A女之父母而非被告。　　⑶雖A女在該次偵訊之後段，曾一度就提問者以偵訊娃娃所為「假裝這是你，保母爸爸有摸過你哪邊？」時，用偵訊娃娃的雙手指著娃娃的下體，並供述「（問：保母爸爸摸過你的羞羞？答：）恩」，但於提問者進一步追問「怎麼摸？」時，乃即答以「我不知道」（他卷第67頁，並為該次偵訊筆錄之第7頁），則A女此部分不僅同有前述一再被反覆訊問相同問題後，（終於）回答出迥異內容之情，且A 女事實上沒有辦法主動陳述被告究竟是如何撫摸或碰觸其外性器，則法院自無由遽以A女嗣後改證述之內容，而為被告確有以手指撫摸A女外性器舉措之認定。　　⑷至A女固經醫生診斷有「外陰部紅」之情（他卷第17至19頁），但A女接受醫師驗傷之時間點乃係111年11月25日18時 49分，然姑不論A女於111年11月18日（星期五）18時離開被告住處後，已不曾再與被告有所接觸，距該驗傷時點乃長達整整一周，且該驗傷時點距離A母聯繫113保護專線通報A女疑似遭猥褻、性侵害之「111年11月20日（星期日）晚間」，亦相隔4日之久，則A母於報案前是否即已發現A 女有「外陰部紅」之情？且A女之「外陰部紅」與被告間又有無關聯性？原均非無疑。而以A母報案後早於111年11 月21日（星期一）早上即接到本案承辦社工之來電，且社工於星期三（111年11月23日）晚間尚曾前往A女住處進行家訪（警卷第2頁，他卷第29頁參照），要非報案後毫無回應之情；再佐諸證人A母於偵訊中另證稱：我於111年11 月25日（星期五）下午4點多，因A女表示尿尿的地方很痛，我就幫她檢查，發現外陰有「紅腫」，我輕按時，她都說會痛，我覺得這禮拜A女已經沒有包尿布，因為接下來她就要去上幼稚園，我在訓練她不要包尿布，照常理應該不會悶到尿尿的地方，當下我就帶她到醫院急診等語（他卷第27至29頁），足見A母乃係直到111年11月25日驟聞A 女表示疼痛而予仔細檢查後，才驚覺A女外生殖器竟有其認未包裹尿布即不應有之「紅腫」情事並旋帶A女驗傷，而經醫師驗傷結果則為「外陰部紅」（註：並非外陰部紅「腫」），益徵「外陰部紅」與被告間之關聯性，顯有疑義。末參以「外陰紅腫」為小兒科常見疾病，原因為外在刺激，例如衣服摩擦、不適合的沐浴清洗用品或其他人為刺激，亦有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113年5月22日高醫附法字第1130103628號函在卷可稽（原審卷第93頁），可知即令為「外陰部紅腫」，尤有A母所認包裹尿布、遭撫摸以外之諸多原因，例如衣服摩擦、不適合的沐浴清潔用品等，更遑論未兼有腫脹狀況之「外陰部紅」，則A女於111年11月25日18時49分經醫師診斷之「外陰部紅」乙節，自尚不足為被告曾撫摸A女外性器之論據，亦併指明。　3.A女與A母及被告之間固無嫌隙而乏構陷被告之必要。惟A母於警詢、偵訊中所轉述之A女關於「被告令A女隔著褲子碰觸被告外性器，並曾以手指撫摸A女外性器」等陳述內容，及A 母併予提及之A女為該等陳述過程（或前後）種種行止，諸如竟無端驟然碰觸A女父親之外生殖器等項，在性質上（均）猶屬傳聞證據，並為累積證據要非別一證據，是縱使A母供述之憑信性無虞，且轉述之內容全然精準而無一絲偏差，依法仍不得執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亦無足資為A女不利被告指訴內容之補強，檢察官認A母關於見聞A女碰觸其父外生殖器等事項之證述，乃其親自見聞被害人舉止之客觀狀態，而為情狀證據（間接證據）致足為A女不利被告指訴內容之補強事證（本院卷第82頁），尚有誤會；另依諸前述，在被告或其配偶劉○○，事先並無教導A女如何應訊以迴護被告機會之情況下，A女於接受偵訊之前半段，既就「被告有無令A女隔著褲子碰觸被告外性器」、「被告有無以手指撫摸A女外性器」等部分，均（先）為「明顯有利被告」之陳述而如前所引，嗣於已屢表明不想再繼續接受偵訊而未獲置理之後，方180度大轉變而改作出不利被告之陳述，且該等不利被告陳述復容有遭不當提問誘導、暗示等疑慮，法院自難置A女種種有利被告陳述於不顧，而竟僅採信A女不利被告陳述遽為被告有罪認定至明。　4.法院知悉並於執行職務過程中依循兒童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簡稱兒福法）第5條所明定「（第1項）政府及公私立機構、團體處理兒童及少年相關事務時，應以兒童及少年之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並依其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有關其保護及救助，並應優先處理。（第2項）兒童及少年之權益受到不法侵害時，政府應予適當之協助及保護。」等相關規範，然「無罪推定」、「罪疑唯輕」乃同為法治國之公平法院必須恪遵之原則。況兒福法第5條所規定「依兒童及少年之心智成熟程度權衡其意見」等語，自始要非（兒少供述）證據評價、取捨之規範，從而A母（告訴人）所陳稱：依兒福法第5條可知A女確曾遭被告猥褻，所以我才會打113報案云云（本院卷第81頁），同有誤會，亦予指明。　㈢關於上訴意旨㈢之部分：　　1.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11 7號判決意旨參照）。　2.被告固不爭執曾有咬A女耳朵之情，惟觀其初次面對此部分提問之陳述乃為：（問：…咬耳朵行為，於何時、地發生？答：）沒有這個事情，咬耳朵「應該」是她（指A女，下同，略）跑來要讓我抱，我不想抱她…過程中她側邊臉頰撞到我臉頰，我會痛所以我就沒思考直接咬她耳朵（當時沒考慮是何部位）等語（警卷第10頁）。亦即被告最初對於（遭指控曾）咬A女耳朵之事，根本要無任何印象而予斷然否認，嗣方憶起過往「或曾」有過（一次）其因無意抱A女，而在制止A女無效又感到疼痛時，不加思索且未刻意擇定部位而反咬之期令A女（亦感疼痛而）主動罷手時，而剛好咬到A女耳朵。質言之，被告本人對曾否咬A女耳朵實乏無精確之記憶。　3.況A女於偵訊過程中，面對「保母爸爸會不會去咬你耳朵」此一提問，乃係以「搖頭」作為回應（他卷第71頁，並為該次偵訊筆錄之第9頁），且檢察官亦未提出任何補強事證，而足令法院信被告前揭關於「曾咬到A女耳朵」等相關供述內容屬實，揆諸首揭說明，法院依法同無由遽為被告確曾親咬A女耳朵之認定。　　　三、綜上，上訴意旨所述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之上訴。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朝弘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莊珮吟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如認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理由，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應於提出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應附繕本）。 ◎附錄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　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　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　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 　　日　　　　　　　　　　　　　　　　　　　書記官　王居珉【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侵訴字第76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謝國允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276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下稱被告）之配偶劉○○係代號AV 000-A111472（民國108年2月生，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保母，A女自110年3月3日起受託予劉○○在家托育。被告明知A女係未滿14歲之幼童，極為年幼，尚欠缺性自主同意之能力，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之犯意，於11 1年11月18日18時前某時，在其位於高雄市鼓山區住處（地址詳卷），違反A女之意願，以親咬耳朵、令A女隔著褲子碰觸被告外性器，及以手指撫摸A女外性器之方式，對A女為猥褻行為，致A女事後外陰部有泛紅搔癢情形。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A女於偵查中、證人即A女母親於警詢及偵查中、證人即被告配偶劉○○於警詢時之證述、在宅托育服務契約書、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下稱高醫）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高雄市立凱旋醫院（下稱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對未滿14歲之A女強制猥褻之犯行，辯稱：我並未對A女為猥褻行為，而係曾因A女要讓我抱，我不想抱就以搔癢方式讓A女離開，過程中A女側臉撞到我臉頰，我沒思考的用嘴唇咬A女耳朵。又A女曾經觸碰過我的性器，係因有一次我坐在沙發上，A女跑過來我這邊踩到鞋子跌倒，身體向我往前傾，右手不小心碰到我的性器。另我沒有出摸過A女之性器等語。被告辯護人則為其辯護：A女於偵查中之指訴，從筆錄來看及鑑定醫師、心理師於審理時之證述，可知均係以引導之方式對A女之進行詢問，又詢問A女過程超過30分鐘，對於一個3歲幼童，應難以獲得正確之回應，且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之鑑定結論亦顯示A女之陳述僅部分可信。至A女雖經驗傷結果為外陰部有紅腫，惟陰部紅腫原因不一，是本案卷內證據是否得以證明至毫無合理懷疑確信之程度，實有疑義等語。五、經查：　㈠本案得認定之事實　　被告配偶劉○○係A女之保母，A女自110年3月3日起受託予劉○ ○在被告上揭住所之家中托育；A女於111年11月25日經驗傷，結果為外陰部紅腫等情，業據證人A女母親於警詢及偵查、證人劉○○於警詢時證述明確（他卷第7至10頁、第23至33 頁；警卷第12至13頁），並有高醫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在卷可憑（他卷第17 至19頁），復為被告坦認而不爭執（警卷第5至8頁；本院卷第41頁），是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本案A女之指訴容有瑕疵　⒈查A女於起訴書所載之案發時間，年僅3歲，於111年12月16日接受檢察官偕同醫師、心理師及社工詢問時，仍未滿4歲。而依該日訊問筆錄之記載（完整內容見他卷第55至71頁）， A女在接受詢問之過程中，並未專注，時有逕自玩耍、不回答問題或未正面回答問題，所述前後反覆，甚至顯露不耐等情形，是其當時之證述是否具有足夠之可信性，已先難謂無疑。又A女起初均稱被告未有撫摸其性器之行為（他卷第65 頁），嗣經引導式詢問，始為肯定之答覆（他卷第67頁）。 A女另先稱未曾摸過他人性器，後稱摸過父親的性器，又改稱沒有（他卷第61至63頁），再經引導式詢問答稱摸過被告性器（他卷第67頁），可見A女之證述非屬明確、前後一致，而非毫無瑕疵。　⒉復觀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送請凱旋醫院對A女進行早期鑑定結果：「一、理解能力及表達能力：A女對於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具備對事件發生與否之陳述能力，眼神可注視提問者，在理解提問下可切題回應，依據檢察官訊問過程，以及會談與觀察，評估A女簡答來回應訊問，在其可理解的內容可清楚表達，具理解、表達能力。二、證詞可信度：根據A女的心理衡鑑報告及門診鑑定當時的會談，A女對於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件，尚可忠實地簡要陳述本案件之片段內容，A女在建立良好關係及保持足夠動機下，推測其證詞具有部份可信度。」等節，此有凱旋醫院精神鑑定書在卷可佐（他卷第101至102頁），並經證人即鑑定醫師於審理時證述：鑑定報告鑑定結論關於「證詞可信度」記載，所謂「部分可信度」，是指A女的記憶、動機及A女與我、心理師及檢察官在會談過程中所述，可信度部分不是全部都可信。而就 A女於偵查中陳述被告有摸過A女性器部分，以A女陳述來講是比較沒有那麼多的證據，但因為詢問A女過程，A女旁邊有很多證人娃娃，當時檢察官就發現A女會去針對證人娃娃，並問A女是哪個部位，A女才指出來，不然A女本身是沒有直接口述。而A女在陳述過程中，聽起來像是在玩，小朋友也覺得這是一種很好玩。A女被詢問「保母爸爸摸過你的羞羞嗎？」這有點像是一種封閉式問題，引導式的要A女去回答，那A女則一定要回答，但怎麼摸A女就沒有辦法描述，這樣的陳述可信度應該不會很高等語（本院卷第110至112頁）。足認A女於偵查中之證述，雖在可理解提問下具有切題、簡單字詞回應的能力，亦具有對簡單問題的理解能力，但偵訊過程就被告是否有摸A女性器或A女是否摸過被告性器等節，係以引導式問題方式詢問，A女所為之回答可信度非高，益徵A女證述之證明力較為薄弱，尚難完全遽信。　㈢本案尚無足以補強證人A女證述可信性之證據　⒈證人即A女母親雖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我於111年11月18日發現異樣，亦即A女很直接地走到其父親面前，用右手摸其父親之性器，經詢問A女，A女表示很好玩，係被告教她的。 A女也說被告會趁跟A女遊戲中撫摸A女性器、把手指伸進尿布摸A女性器，另外還會拉A女的手去撫摸被告性器、互摸胸部及咬耳朵等行為。於111年11月18日後約一星期，我跟A女洗澡時，A女主動來捏我胸部為什麼要捏，A女表示很好玩等語（他卷第8頁、第23至29頁）。惟衡以證人即鑑定醫師於本院審理時另證述：3歲小孩又或是正常小孩子，會對於性器感到好奇，有時候也會去摸等語（本院卷第110頁），足徵A女於起訴書所載案發時可能處於對於性器官產生好奇之階段，而呈現觸摸胸部、性器等行為感到有趣、好玩之狀態。況證人A女母親就本案情節之證述，係其詢問A女所得之聽聞，本質上仍屬A女之證述，是尚不足以補強A女證述之可信性。　⒉另A女於111年11月25日驗傷，經醫師診斷A女之外陰部紅乙情，固有高醫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可憑（他卷第17 至19頁；偵卷彌封袋）。然外陰部紅腫為小兒科門診常見的婦產科相關疾病。外陰部發炎腫脹發癢的症狀，常見原因為外在刺激，例如服裝摩擦、不適合的沐浴清洗用品或其他人為刺激。然而單就症狀本身，難以診斷確切之形成原因等節，有高醫113年5月22日高醫附法字第1130103628號函文在卷可憑（本院卷第93頁），且該診斷證明書係在起訴書所載案發時間之一週後所為，是亦難以上開診斷證明書遽認被告本案有觸摸A女性器之行為。　⒊至被告雖自承曾在與A女互動之過程中，不經意咬到A女耳朵，及被A女碰觸到性器等語。惟刑法上之強制猥褻罪，行為人除客觀行為外，主觀上亦應具有強制猥褻之犯意。而本案被告平日協助其配偶照顧年幼之A女，於陪伴或玩耍之過程中，偶與A女有身體上之誤觸或較為親暱之接觸，尚非顯不合理。又A女於偵查中雖稱摸過被告性器，但就被告是否有令其摸被告性器，及咬其耳朵等情，分別表示「沒有」及搖頭（他卷第67頁、第71頁）。是本案在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佐之情形下，亦難遽認被告有故意令A女觸摸其性器，或基於強制猥褻之犯意，而親、咬A女耳朵等行為。　㈣從而，本案檢察官所提證據，就證人A女之指訴，存有上開之瑕疵，證明力較為薄弱，已難信其為真，復無其他足以補強證人A女指訴可信性之證據資以佐憑，是就被告被訴上揭犯行，其間實容有合理之懷疑，自不能遽以對未滿14歲之女子犯強制猥褻罪嫌相繩於被告。六、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證據資料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對未滿14歲之A女犯強制猥褻罪之犯行，而無法使本院達到被告有旨揭犯行之確信心證。檢察官既無法就此部分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依首開規定及說明，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朝弘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林裕凱　　　　　　　　　　　　　　　　　　法　官　　洪韻筑　　　　　　　　　　　　　　　　　　法　官　　葉芮羽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9 　　日　　　　　　　　　　　　　　　　　　書記官　　涂文豪〈卷證索引〉卷宗名稱簡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高市警鼓分偵字第11273890200號刑案偵查卷宗警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9859號卷宗他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767號卷宗偵卷本院112年度侵訴字第76號卷宗本院卷

2024-12-03

KSHM-113-侵上訴-86-20241203-1

訴緝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妨害自由等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51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孫靖凱選任辯護人兼具保人蔡崇聖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6372號、113年度偵字第2625號、113年度偵字第276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孫靖凱犯三人以上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事　實孫靖凱與楊廣、謝家翔、簡少莆為朋友；簡少莆、孫靖凱、王博聖為朋友；王博聖與余尊智為朋友；余尊智與郭哲安為朋友（楊廣、簡少莆、王博聖、余尊智前均經本院以113年度原訴字第3號判決罪刑，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3年度原上訴字第33號判決在案）。陳宣甫因與郭哲安、謝家翔間有債務關係，陳宣甫約郭哲安、謝家翔於民國112年10月25日5時2分許前不久時在高雄市新興區大同一路與南台路之交岔路口（下稱本案交岔路口）附近見面，然郭哲安、陳宣甫、謝家翔於見面後即因其間之債務關係發生衝突（郭哲安所涉傷害案件，另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中），適楊廣、簡少莆、孫靖凱、王博聖、余尊智也在本案交岔路口附近，遂於同日5時2分許，楊廣因與謝家翔為朋友，且見謝家翔與人發生衝突，隨即上前關心，孫靖凱、王博聖、簡少莆、余尊智亦跟著楊廣上前了解情況，嗣孫靖凱、與楊廣、王博聖竟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三人以上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意聯絡，由孫靖凱與楊廣、王博聖徒手毆打郭哲安，簡少莆徒手毆打郭哲安，且持小武士刀（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刀械）揮擊郭哲安，余尊智則徒手毆打郭哲安，而共同下手實施強暴行為。嗣余尊智搭乘劉彥佐（業經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3 637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並搭載受傷之謝家翔將其送醫，孫靖凱與楊廣、簡少莆、王博聖則在現場繼續毆打郭哲安，且拉扯、推擠、拖行郭哲安，先後試圖將郭哲安押上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或懸掛車牌號碼000-0000號牌之自用小客車（原車牌號碼為000-0000 號）。員警據報到場處理時，郭哲安即伺機掙脫，楊廣、簡少莆、孫靖凱、王博聖亦逃逸現場，而剝奪郭哲安之行動自由未遂，然郭哲安已受有頭部外傷暨頭皮撕裂傷經縫合、腦震盪後症候群、胸部挫傷、右手擦挫傷、雙膝擦挫傷等傷害。　　理　由一、本判決所引用具有傳聞性質之證據，業經檢察官、被告孫靖凱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訴緝卷第98 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二、上開事實，業據被告孫靖凱於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訴緝卷第9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郭哲安（警一卷第179至181頁；警二卷第385至391頁；偵一卷第335至338頁）、陳宣甫（警二卷第343至349頁；偵一卷第285至289頁）、謝家翔（警二卷第259至266頁；偵一卷第299至302頁）之證述內容、及與證人即共犯楊廣（警二卷第301至307頁；偵一卷第307至3 10頁；原訴卷第253至266頁）、簡少莆（警一卷第4至6、7 至14；偵一卷第49至54、243至251頁；原訴卷第209至227頁）、王博聖（警一卷第77至79、80至85頁；偵一卷第55至59 、293至298頁；原訴卷第209至227頁）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畫面擷圖（警一卷第131至140頁）、郭哲安受傷照片（警一卷第189至191頁）及高雄市立大同醫院診斷證明書（警二卷第417頁）、本院勘驗筆錄（見原訴卷第215至216 、257至258頁）等附卷可憑，足認被告孫靖凱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孫靖凱上開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孫靖凱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及同法第302條之1第3項、第1項第1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未遂罪。被告孫靖凱就前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傷害、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未遂犯行，與楊廣、簡少莆、王博聖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孫靖凱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前揭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未遂罪處斷。　㈡刑之減輕　　被告孫靖凱已著手實施三人以上共同以非法方法剝奪告訴人郭哲安之行動自由犯行，嗣因員警及時到場而未得逞，為未遂犯，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孫靖凱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竟因見朋友與他人發生衝突即率爾加入，並在本案交岔路口之公共場所，對告訴人實施強暴、傷害行為，而造成公眾安寧之侵擾及危害，且致告訴人身體及精神上均受有相當痛苦，復與楊廣、簡少莆、王博聖共同下手逼迫告訴人上車，所幸因員警及時到場而未得逞，所為實值非難。惟念被告孫靖凱犯後已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及斟酌告訴人與楊廣、簡少莆、王博聖先前成立和解時已表示願意一併原諒被告孫靖凱，有和解書在卷可參（見原訴卷第399至400頁）；末衡以被告孫靖凱犯罪之動機、手段、情節，及其於本院審理時自述之學歷、工作、收入情形及家庭狀況（訴緝卷第107 頁），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於本案行為時無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不予沒收之說明　　被告孫靖凱遭扣案之iPhone手機2支雖屬其所有之物，然尚無證據足認與本案犯行有關，爰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葉幸眞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詹尚晃　　　　　　　　　　　　　　　　　　　　　　　　　　　　法　官　施君蓉　　　　　　　　　　　　　　　　　　　　　　　　　　　　　　　　　　法　官　李宜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王愉婷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刑法第302條之1 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二、攜帶兇器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對被害人施以凌虐。五、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七日以上。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第1款至第4款之未遂犯罰之。附錄本判決引用之卷證標目： 1.警一卷：高市警新分偵字第11274219400號卷一 2.警二卷：高市警新分偵字第11274219400號卷二 3.偵一卷：高雄地檢112年度偵字第36372號卷 4.偵二卷：高雄地檢113年度偵字第2769號卷 5.原訴卷：本院113年度原訴字第3號卷 6.訴緝卷：本院113年度訴緝字第51號

2024-11-28

KSDM-113-訴緝-51-2024112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936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364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蘇聖鴻民國00年00月00日生選任辯護人王璿豪律師被告劉語晴民國00年00月00日生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等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28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15日及112年度訴緝字第77 號113年3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 1年度偵字第28046、32035、32284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蘇聖鴻、劉語晴無罪（即被訴民國111年7月2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均撤銷。蘇聖鴻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伍年。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追徵之。劉語晴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拾年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追徵之。其他上訴（即蘇聖鴻被訴民國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所處之刑）駁回。蘇聖鴻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與前開主文第二項撤銷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年陸月。　　事　實一、蘇聖鴻、劉語晴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猶共同意圖營利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經歐孟翔於民國111年 7月24日中午前某時先以電話聯繫蘇聖鴻，告知將前往其位於高雄市○○區○○街00○0號2樓住處（下稱前開住處），嗣於同日12時許歐孟翔騎乘機車搭載吳美娟抵達該址，逕向是時同在該址之劉語晴表示欲以新台幣（下同）7000元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且雙方達成合意，遂由劉語晴當場交付甲基安非他命（重量約1錢，下稱本案毒品）予蘇聖鴻轉交歐孟翔既遂，歐孟翔則將7000元現金交予蘇聖鴻轉交劉語晴收受。其後歐孟翔在該址當場施用些許本案毒品，剩餘部分交由吳美娟保管，直至翌日（即同月25日）凌晨吳美娟在鳳山區光復路一段52號「全家超商」遭警盤檢扣得上述剩餘本案毒品，進而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　一、上訴人即被告劉語晴（下稱被告劉語晴）經本院依法傳喚，猶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相關證明，尚難認有不到庭之正當理由。是其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二、本案上訴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茲據檢察官針對上訴人即被告蘇聖鴻（下稱被告蘇聖鴻）、劉語晴經原審諭知無罪（即兩人被訴111年7月24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提起上訴，應由本院就此被訴事實全部加以審理。另被告蘇聖鴻既明示僅針對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量刑提起上訴（112年度上訴字第936號〈下稱甲案〉卷第 116、382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中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餘則非本案審理範圍。　三、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　　　本判決所引用各項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但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外部情況俱無不當，且檢察官、被告2人暨辯護人明知同法第159條第 1項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除檢察官、被告蘇聖鴻暨辯護人、被告劉語晴之辯護人在準備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甲案卷第118至119、225頁，113年度上訴字第364號〈下稱乙案〉卷第59頁）外，被告劉語晴則始終未到庭聲明異議，嗣於審判程序業經本院依法調查乃認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至於相較審判中證述是否具較高證據證明力，乃另一問題）。貳、撤銷改判有罪（即被告2人被訴111年7月24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　一、認定有罪之理由：　　　訊之被告蘇聖鴻固坦認當日接獲歐孟翔來電告知欲前往前開住處，隨後歐孟翔偕同吳美娟抵達該址並購得甲基安非他命毒品之情，但否認販賣毒品犯行，辯稱歐孟翔係向劉語晴購買甲基安非他命、錢也是劉語晴收去，伊並未參與本次交易過程；其辯護人乃主張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先後證述歧異，不足以證明被告蘇聖鴻涉有本次犯行。另被告劉語晴始終否認犯行且抗辯與本案完全無關，其辯護人則以證人歐孟翔、吳美娟係受同案被告歐孟翔影響始為不利被告劉語晴之證述，均不足採信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原係夫妻，兩人於110年8月26日離婚後，被告劉語晴仍不定時至前開住處居住；又歐孟翔於11 1年7月24日中午前某時先以電話聯繫被告蘇聖鴻告知將前往前開住處，嗣於同日12時許歐孟翔偕同吳美娟騎乘機車抵達該址等情，業經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分別於警偵及原審證述甚詳，並有被告2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甲案原審卷一第17至20頁），復據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坦認屬實；又歐孟翔於上述時地以7000元購得本案毒品並當場施用少量甲基安非他命，剩餘部分交予吳美娟保管，直至翌日（即同月25日）凌晨吳美娟遭警盤查扣得上述剩餘本案毒品一節，亦據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分別證述與被告蘇聖鴻供證在卷，至證人吳美娟、歐孟翔與被告蘇聖鴻針對此次交易過程陳述雖有歧異（詳後述），但均一致證述歐孟翔於案發時地確有以7000元現金購得本案毒品甚明，是此等事實俱堪採認。　　㈡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固據被告蘇聖鴻由辯護人於偵查中抗辯其在聲請羈押時因小孩生日快到了、不想被羈押、才坦承犯行（偵卷一第255頁），與原審辯稱擔心無法適用減刑規定、始坦承本次犯行（甲案原審卷一第295頁）云云，然審酌被告蘇聖鴻前於偵查中羈押訊問業由法院為其指定辯護人，原審準備程序暨第1 次審判程序則自行委任辯護人（均為同一人）到庭全程辯護，乃坦承與劉語晴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歐孟翔之情在卷（聲羈卷第25至26、29至30頁，聲羈更一卷第21頁，甲案原審卷一第106、108、191頁），堪信是時其與辯護人對本案犯罪事實暨可能涉犯罪名俱有充分認知，當無誤解法律而任由被告蘇聖鴻違背本意自白犯罪之虞。又被告蘇聖鴻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係最輕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同時另涉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此部分僅為量刑上訴），且犯罪嫌疑人認罪與否核與法院是否裁定羈押尚不生必然關係，衡情亦無可能僅為暫時免除羈押或為謀減刑，即願甘冒重典、率爾謊稱自己販賣毒品之情，況其事後改以否認此一犯行以致無由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之減刑規定，核與審判中自始否認犯罪無異，更彰顯其辯稱擔心無法適用減刑規定方始虛偽認罪誠屬無據。再佐以被告蘇聖鴻始終未提出檢察官暨原審法官於上述訊問程序果有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不正取供情事以供調查，故其事後空言抗辯該等自白俱屬不實云云，委無足採。　　㈢被告2人確於上述時地販賣本案毒品予歐孟翔　　　⒈本件固據被告2人分別抗辯如前，但觀乎被告蘇聖鴻初於 111年8月4日及10月5日警詢雖辯稱案發當日幫歐孟翔開門後直接進房間，後來出房間才知道歐孟翔向劉語晴購買毒品云云（警卷一第8至9頁，偵卷一第37頁），嗣於同年10月6日及25日羈押訊問改以坦認與劉語晴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歐孟翔（聲羈卷第25至26、29至30頁，聲羈更一卷第21頁），並於同年10月6日羈押訊問及1 1月16日偵查中供稱負責交付毒品予歐孟翔並向其收取7 000元（聲羈卷第25至26頁，偵卷一第254頁），直至原審準備程序暨第1次審判程序仍坦承起訴書所載與劉語晴共同販賣本案毒品予歐孟翔之情（甲案原審卷一第10 6、108、191頁），其後始翻詞否認犯罪，是被告蘇聖鴻先後陳述反覆不一，證人歐孟翔、吳美娟針對案發過程歷次證述亦有歧異（詳後述），遂未可逕以被告2人片面否認遽為其等有利之認定。　　　⒉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歧異時，事實審法院應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審理所得心證，為合理之取捨判斷；至同一證人前後證述情節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部分證言而當然排除其他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當然結果，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全部不可採信。查證人吳美娟初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即證稱本案剩餘毒品係同月24日與歐孟翔至前開住處、由被告蘇聖鴻當場秤重出售予歐孟翔等語（警卷三第80頁），隨後偵查及原審均改稱本案毒品係向劉語晴購買，惟在原審證述除確認案發當日係蘇聖鴻向歐孟翔收錢、再由劉語晴交付本案毒品（甲案原審卷一第301至302、306頁，原審卷二第83頁）外，針對案發重要情節多答稱不記得、忘記了；另參酌證人歐孟翔首次於111年10月5日警詢暨其後偵訊雖謂本件係向劉語晴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並於上述時地交付現金7000元予劉語晴、由劉語晴當場秤量本案毒品給伊（警卷二第79頁，偵卷一第116至117、 219至221頁），但111年10月5日偵訊先稱被告蘇聖鴻於交易毒品過程在房間睡覺（偵卷一第117頁），嗣於同月21日偵訊又改稱蘇聖鴻在場，本案毒品係劉語晴透過蘇聖鴻交予伊，並由伊將錢交給蘇聖鴻、再由蘇聖鴻轉交劉語晴（偵卷二第219至220頁），直至原審再一反前詞改稱交易過程係由劉語晴交付毒品及收錢、蘇聖鴻並未在場云云。前開證人彼此先後所述雖明顯歧異，然本院茲就其2人暨被告蘇聖鴻（如前揭㈡所示）歷次陳述相互勾稽，再佐以卷附被告蘇聖鴻與歐孟翔、吳美娟通訊軟體訊息內容（警卷二第81-1至85頁，甲案原審卷一第 95頁），可知被告蘇聖鴻獲悉吳美娟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並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後，旋於同月26、27日分別向歐孟翔、吳美娟表達不滿之意，以致事後歐孟翔、吳美娟於偵訊即稱其並未參與本案交易；俟被告蘇聖鴻於同年10月6日、同月25日羈押訊問坦認與劉語晴共同販賣毒品之情，該2人始改稱被告蘇聖鴻確有參與本次交易過程如前，足徵證人歐孟翔、吳美娟乃係配合被告蘇聖鴻供述內容而翻異其詞甚明。是考量證人吳美娟雖罹有智能障礙，歷次訊問過程猶能瞭解問題並依個人意思回答無礙；次依卷附通訊軟體訊息可知其與被告蘇聖鴻既以兄妹相稱且彼此並無仇怨，實無任意設詞誣攀之理，況當事人於案發之初所為供述因較少權衡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依經驗法則本較事後翻異之詞更為可信，從而證人吳美娟先前警詢陳述相較事後翻異之詞應具更高證明力，且此部分證述核與證人歐孟翔前揭偵查中指證及被告蘇聖鴻自承共同販賣毒品之情大抵相符，至其餘故為迴護被告蘇聖鴻或其空言否認犯罪之詞均不足採信，故本件應認被告蘇聖鴻於本次交易過程確有在場，且係劉語晴透過蘇聖鴻將本案毒品交予歐孟翔，並由歐孟翔交付現金7000元予被告蘇聖鴻再轉交被告劉語晴無訛。　　　⒊其次，針對行為人主觀犯意究應該當（共同）販賣、幫助販賣或幫助施用毒品，應參酌卷證且依整體犯罪過程加以觀察，尚未可僅擷取片面事實遽為不利被告之推論。其次，聯絡毒品買賣、交付毒品及收取毒品買賣價金等行為均屬販賣毒品罪構成要件事實之部分行為，苟有參與其事，即係分擔實行犯罪行為，自應負共同販賣毒品罪責，是就毒品買賣之時間、地點、金額數量之磋商，及毒品之實際交付、收取現款，均係構成販賣毒品罪之重要核心行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32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作為評價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無論所參與者是否為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抑或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皆屬共同正犯；倘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並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幫助犯。本件茲依被告蘇聖鴻自承接獲歐孟翔來電即知道其要向劉語晴購買毒品、伊與劉語晴算是合資（偵卷一第254頁，聲羈卷第26頁），與證人歐孟翔證稱均係先聯絡蘇聖鴻、再至前開住處向劉語晴購買毒品等語暨前揭各情交參以觀，堪信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彼此確有合資並分工販賣毒品之舉，遂應成立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責。　　　⒋此外，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虛偽自白與真實不符，遂對證明力加以限制，明定藉由補強證據擔保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依據；又刑事審判上共同被告係基於訴訟經濟等原因，或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各別被告暨犯罪事實仍屬獨立存在；至刑事實體法所謂「共犯」則係依參與犯罪型態暨程度加以觀察，包括「任意共犯」及「必要共犯」在內，故二名以上共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共同被告），縱令彼此所述一致，仍屬自白，原則上不得相互採為證明渠等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但應究明兩者依上述實體法之共犯關係為何，未可一概而論。準此，審酌「對向犯」係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行為，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犯罪（如賄賂、賭博、重婚等罪），因行為者各有目的且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間要無所謂犯意聯絡，苟無特殊事由以致須對證據證明力有所限制（例如不得僅以行賄者單方指訴採為公務員收受賄賂之唯一證據），倘若對向犯之雙方均已自白，彼此陳述內容亦無明顯齟齬且合致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者，當可採為相互補強並採為認定另一被告成立犯罪之證據方法。本件被告劉語晴雖堅詞否認如前，惟依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及共同被告蘇聖鴻前揭證述已堪採認其涉有共同販賣本案毒品犯行，業經審認如前，是其空言否認犯罪即無足採。　　㈣毒品本係我國法律嚴加禁止，非可公然買賣或任意散布，以致施用者多需透過特定管道方能取得毒品，又為阻絕毒品擴散，避免造成社會潛在風險暨危害他人身心健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乃設有販賣（第4條）、非法使人施用（第6條）、引誘他人施用（第7條）及轉讓（第8條）等處罰規定。惟交付毒品之可能基礎事實不一，倘由施用者角度觀之，大抵可分為有償取得（支付一定對價）或無償取得（無庸支付或僅須支付顯不相當之對價）兩類。另自交付毒品者立場而言，常見多為販賣或轉讓之犯罪類型。其中「販賣」依歷來審判實務意見雖認應以行為人具有「營利意圖」為必要，然慮及毒品價格往往隨諸交易雙方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寬嚴程度，購買者事後供出來源之可能風險或節約存貨成本等因素而異其標準，並隨時機動調整，非可一概而論，況在一般有償交易之情形，苟非併予查獲毒品上游之人且與本案有關，則除被告單方供述外，法院多無從查知販毒者實際購入成本或轉售過程是否果有從中賺取價（量）差等情事，故本院乃認「營利意圖」當指行為人本諸為自己計算之意思、欲藉由交付毒品獲取經濟上利益之謂，要非以實際售價扣除成本後仍有獲利為必要。另佐以一般販賣毒品者若非自行製造，本須自他人處購入毒品再行轉售，因而形成所謂上、中、下游毒品交易網絡，甚而透過第三方居間交易之例，遂未可逕以行為人必須先向他人取得毒品、即率爾阻卻其主觀販賣故意。準此，除可證明行為人單純基於便利、助益施用者之意思而代購毒品，僅成立幫助施用毒品罪外，考量販賣毒品乃屬重罪，衡情若無利可圖或有其他特殊情事，一般持有毒品者當不致任意交付或無償轉讓他人，遂應認其具有營利意圖而成立販賣毒品罪，俾免輕啟販毒者僥倖之機。本件雖未明確查知被告2 人取得本案毒品實際成本為何，但考量其等與歐孟翔既非近親或有何特殊交誼，當無可能甘冒重責任意交付毒品之理，憑此堪信被告2人確係基於計算自己利益之意思而為本件毒品交易，依前開說明堪信其等主觀上確有營利意圖而應論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㈤綜前所述，被告2人雖否認犯行，然本院審酌卷載證據交互判斷，仍認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2人就此一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兩人販賣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應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立法目的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早日悔過自新，並期節約司法資源、以利毒品查緝，俾收防制毒品危害、使案件儘速確定之效而設，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皆已自白始得適用；此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查被告蘇聖鴻雖於偵查及原審一度自白犯行，但在原審嗣後否認犯罪，另被告劉語晴則始終否認參與本件販賣毒品行為，遂均無由適用上述減刑規定。　　　⒉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毒品下游者具體供出其上游供應人，俾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共犯，以確實防制毒品泛濫或更為擴散，且該項所稱犯罪係以法院認定、判斷結果為準，非謂行為人必須自白犯同條項所列之罪，始稱充足。換言之，經起訴販賣等者，縱否認犯罪，如確能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仍應適用該項減免其刑規定，否則無異強迫須自白販賣等犯行而違背被告不自證己罪原則。又此所稱「其他正犯或共犯」除指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外，亦包括與行為人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查本件初據證人吳美娟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並指證向被告蘇聖鴻購買本案毒品，經警循線於同年8月4日至前開住處實施搜索並逮捕被告蘇聖鴻，繼而依其當日警詢供述歐孟翔向共同被告劉語晴購買本案毒品之情，再查悉被告劉語晴共同涉犯本案，此有證人吳美娟及被告蘇聖鴻警詢筆錄可參（警卷三第71至82頁，偵卷一第31至 39頁），由是可知本件員警當係透過被告蘇聖鴻供述而查獲共同被告劉語晴，是被告蘇聖鴻雖否認犯罪，依前開說明仍應適用該規定減輕其刑。至本件始終未見被告 2人供述此部分毒品來源究為何人，被告劉語晴即無從適用該規定減刑。　　　⒊再者，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宣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規定在適用於「無其他犯罪行為，且依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可認屬情節極為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個案之範圍內，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違憲（見該判決主文第1項），該判決效力僅限主文及其主要理由，並僅以宣告適用上開違憲之範圍為限，此外即無從任意擴張其效力、擅行比附援引於其他販賣毒品罪，或單以該判決為據、置刑法第59條要件於不顧而逕依該規定減刑。又該條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以外之販賣毒品罪法定刑，或有由立法者本於整體毒品刑事政策暨體系正義之考量，併同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刑通盤檢討之必要，惟各罪既仍留有由法院衡酌個案具體情節，以符罪刑相當原則之量刑裁量空間，與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法定刑極端僵化，以致有違罪刑相當原則、甚而有立法者取代司法者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之違憲疑慮，已有不同。至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雖未具體依行為人屬於大盤毒梟、中、小盤或零售，抑或針對販賣價量而區分不同刑度，但法制上另輔以偵審自白及供出上游而查獲等減輕規定以資衡平，除前述販賣第一級毒品罪經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認適用上違憲外，身負依法裁判誡命之執法者，理應尊重立法決定，猶不得任意比附援引逕謂本罪法定刑同屬過重、動輒援引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俾免架空立法意旨。查被告2人本次販賣對象雖僅只1人，但價量相較一般零星販售之例為高，且被告蘇聖鴻前於111 年7月17日已涉有同類犯行（即駁回上訴部分），相隔數日即再犯本案，依其客觀犯行及主觀惡行相較一般毒品犯罪實難認輕微，是參以被告2人犯罪情節暨被告蘇聖鴻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後（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3年4月），客觀上要無情輕法重或任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亦未見被告2人暨辯護人有所主張或提出相關事證，自無由依此酌減其刑。　　㈢本院分別審酌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本件販賣毒品價量相較其他販毒集團輕易獲得厚利之情形，犯罪危害尚非重大，除被告蘇聖鴻一度坦承犯罪外，被告劉語晴則矢口否認犯行，均難見悔意；兼衡其2人自述智識程度、家庭及生活狀況（甲案本院卷第395頁，乙案原審卷第49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再審酌被告蘇聖鴻所犯本罪及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此詳見駁回上訴部分所述）行為類型暨侵害法益相同、犯罪時間接近，倘以實質累加方式定應執行刑顯將超過其行為不法內涵，復考量刑罰目的重在矯正被告之法治觀念及反社會性，並期能藉由刑罰手段促使其再社會化，是依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當足以適度評價本件犯行，遂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7年6月，以資懲儆。　　㈣再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本次販賣毒品所得價款7000元係其等犯罪所得財物，惟依卷證無從查知各自實際分得數額為何，爰依共同沒收即平均分擔之法理加以認定（兩人各為 3500元），並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追徵（因犯罪所得為現金且數額確定，毋庸記載追徵價額）。參、駁回上訴（即被告蘇聖鴻被訴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所處之刑）部分　一、被告蘇聖鴻上訴意旨略以原審量刑過重。辯護人則為其辯稱：被告蘇聖鴻此部分所販賣毒品實係劉語晴所提供，且其在偵查中亦供出劉語晴之毒品上游為「周志霖」，故該 2人應為此部分犯行之毒品來源，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蘇聖鴻僅因一時失慮實施此等犯行且對犯罪事實坦承不諱，請法院考量其犯罪情節輕微，另因長期飽受躁鬱症所苦，再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　二、論罪科刑暨加重減輕事由　　㈠核被告蘇聖鴻此部分所為，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又其販賣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當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蘇聖鴻先後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俱就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坦認在卷，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 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係指犯罪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前後手），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人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相關資料，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發動調查或偵查程序因而查獲其人暨犯行，且所供出毒品來源與本案被訴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查被告蘇聖鴻初於警詢未供出毒品來源以供員警追查，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 112年3月17日高市警鳳分偵字第11271070400號函暨職務報告在卷可憑（甲案原審卷一第151至153頁）；又其雖於偵查中供稱此部分毒品來源為劉語晴及周志霖，惟此業據同案被告劉語晴始終否認，證人周志霖亦證稱並未販賣毒品予劉語晴或由劉語晴轉賣蘇聖鴻（甲案本院卷第229頁），另依證人許皓翔證述當天至前開住處向蘇聖鴻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看蘇聖鴻到他房間內拿出1包夾鍊袋包裝的甲基安非他命交給伊，過程中僅與蘇聖鴻接洽、未看到劉語晴（警卷第41至42頁，偵卷一第57頁）等語觀之，尚無從推認共同被告劉語晴果有參與該次犯行，是依前開說明被告蘇聖鴻此部分犯行即與上述減刑規定不符。　　㈣另參酌前開貳㈡⒊所述，被告蘇聖鴻此一犯行犯罪情節暨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規定（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5年）後，客觀上要無情輕法重或任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至其坦承犯行核屬法院量刑參考事由，尚無從執為酌減其刑之依據，故辯護人此部分抗辯尚屬無據。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蘇聖鴻被訴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許皓翔部分罪證明確，審酌其從自身施用、接觸毒品之經驗，應明知毒品極易造成施用者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除嚴重戕害身體健康、亦可能衍生其他犯罪，對人體及社會治安危害甚鉅，仍無視嚴禁毒品之法律及刑罰嚴重程度，僅為圖小利實施本件犯行，惟念犯後坦承犯行，販賣地點為自家住處、對象係同有施用毒品習慣之成年人且報酬僅為1000元，販賣模式、數量、次數等整體應受非難評價程度尚與大量販賣毒品賺取暴利之大盤、中盤毒梟有別，復考量其前因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年2月確定，假釋期滿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罪，顯見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與另有其他犯罪紀錄、兼衡自述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及患有情感性精神病（甲案原審卷第97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4月，誠屬妥適。是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審判決既已綜合考量上訴理由所指各項量刑基礎事實，故被告蘇聖鴻暨辯護人猶執前詞指摘原審就此部分量刑過重、請求撤銷改判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71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貽琮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27

KSHM-113-上訴-364-202411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936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364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蘇聖鴻民國00年00月00日生選任辯護人王璿豪律師被告劉語晴民國00年00月00日生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等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28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15日及112年度訴緝字第77 號113年3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 1年度偵字第28046、32035、32284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蘇聖鴻、劉語晴無罪（即被訴民國111年7月2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均撤銷。蘇聖鴻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伍年。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追徵之。劉語晴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拾年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追徵之。其他上訴（即蘇聖鴻被訴民國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所處之刑）駁回。蘇聖鴻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與前開主文第二項撤銷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年陸月。　　事　實一、蘇聖鴻、劉語晴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猶共同意圖營利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經歐孟翔於民國111年 7月24日中午前某時先以電話聯繫蘇聖鴻，告知將前往其位於高雄市○○區○○街00○0號2樓住處（下稱前開住處），嗣於同日12時許歐孟翔騎乘機車搭載吳美娟抵達該址，逕向是時同在該址之劉語晴表示欲以新台幣（下同）7000元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且雙方達成合意，遂由劉語晴當場交付甲基安非他命（重量約1錢，下稱本案毒品）予蘇聖鴻轉交歐孟翔既遂，歐孟翔則將7000元現金交予蘇聖鴻轉交劉語晴收受。其後歐孟翔在該址當場施用些許本案毒品，剩餘部分交由吳美娟保管，直至翌日（即同月25日）凌晨吳美娟在鳳山區光復路一段52號「全家超商」遭警盤檢扣得上述剩餘本案毒品，進而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　一、上訴人即被告劉語晴（下稱被告劉語晴）經本院依法傳喚，猶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相關證明，尚難認有不到庭之正當理由。是其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二、本案上訴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茲據檢察官針對上訴人即被告蘇聖鴻（下稱被告蘇聖鴻）、劉語晴經原審諭知無罪（即兩人被訴111年7月24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提起上訴，應由本院就此被訴事實全部加以審理。另被告蘇聖鴻既明示僅針對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量刑提起上訴（112年度上訴字第936號〈下稱甲案〉卷第 116、382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中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餘則非本案審理範圍。　三、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　　　本判決所引用各項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但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外部情況俱無不當，且檢察官、被告2人暨辯護人明知同法第159條第 1項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除檢察官、被告蘇聖鴻暨辯護人、被告劉語晴之辯護人在準備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甲案卷第118至119、225頁，113年度上訴字第364號〈下稱乙案〉卷第59頁）外，被告劉語晴則始終未到庭聲明異議，嗣於審判程序業經本院依法調查乃認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至於相較審判中證述是否具較高證據證明力，乃另一問題）。貳、撤銷改判有罪（即被告2人被訴111年7月24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　一、認定有罪之理由：　　　訊之被告蘇聖鴻固坦認當日接獲歐孟翔來電告知欲前往前開住處，隨後歐孟翔偕同吳美娟抵達該址並購得甲基安非他命毒品之情，但否認販賣毒品犯行，辯稱歐孟翔係向劉語晴購買甲基安非他命、錢也是劉語晴收去，伊並未參與本次交易過程；其辯護人乃主張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先後證述歧異，不足以證明被告蘇聖鴻涉有本次犯行。另被告劉語晴始終否認犯行且抗辯與本案完全無關，其辯護人則以證人歐孟翔、吳美娟係受同案被告歐孟翔影響始為不利被告劉語晴之證述，均不足採信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原係夫妻，兩人於110年8月26日離婚後，被告劉語晴仍不定時至前開住處居住；又歐孟翔於11 1年7月24日中午前某時先以電話聯繫被告蘇聖鴻告知將前往前開住處，嗣於同日12時許歐孟翔偕同吳美娟騎乘機車抵達該址等情，業經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分別於警偵及原審證述甚詳，並有被告2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甲案原審卷一第17至20頁），復據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坦認屬實；又歐孟翔於上述時地以7000元購得本案毒品並當場施用少量甲基安非他命，剩餘部分交予吳美娟保管，直至翌日（即同月25日）凌晨吳美娟遭警盤查扣得上述剩餘本案毒品一節，亦據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分別證述與被告蘇聖鴻供證在卷，至證人吳美娟、歐孟翔與被告蘇聖鴻針對此次交易過程陳述雖有歧異（詳後述），但均一致證述歐孟翔於案發時地確有以7000元現金購得本案毒品甚明，是此等事實俱堪採認。　　㈡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固據被告蘇聖鴻由辯護人於偵查中抗辯其在聲請羈押時因小孩生日快到了、不想被羈押、才坦承犯行（偵卷一第255頁），與原審辯稱擔心無法適用減刑規定、始坦承本次犯行（甲案原審卷一第295頁）云云，然審酌被告蘇聖鴻前於偵查中羈押訊問業由法院為其指定辯護人，原審準備程序暨第1 次審判程序則自行委任辯護人（均為同一人）到庭全程辯護，乃坦承與劉語晴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歐孟翔之情在卷（聲羈卷第25至26、29至30頁，聲羈更一卷第21頁，甲案原審卷一第106、108、191頁），堪信是時其與辯護人對本案犯罪事實暨可能涉犯罪名俱有充分認知，當無誤解法律而任由被告蘇聖鴻違背本意自白犯罪之虞。又被告蘇聖鴻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係最輕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同時另涉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此部分僅為量刑上訴），且犯罪嫌疑人認罪與否核與法院是否裁定羈押尚不生必然關係，衡情亦無可能僅為暫時免除羈押或為謀減刑，即願甘冒重典、率爾謊稱自己販賣毒品之情，況其事後改以否認此一犯行以致無由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之減刑規定，核與審判中自始否認犯罪無異，更彰顯其辯稱擔心無法適用減刑規定方始虛偽認罪誠屬無據。再佐以被告蘇聖鴻始終未提出檢察官暨原審法官於上述訊問程序果有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不正取供情事以供調查，故其事後空言抗辯該等自白俱屬不實云云，委無足採。　　㈢被告2人確於上述時地販賣本案毒品予歐孟翔　　　⒈本件固據被告2人分別抗辯如前，但觀乎被告蘇聖鴻初於 111年8月4日及10月5日警詢雖辯稱案發當日幫歐孟翔開門後直接進房間，後來出房間才知道歐孟翔向劉語晴購買毒品云云（警卷一第8至9頁，偵卷一第37頁），嗣於同年10月6日及25日羈押訊問改以坦認與劉語晴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歐孟翔（聲羈卷第25至26、29至30頁，聲羈更一卷第21頁），並於同年10月6日羈押訊問及1 1月16日偵查中供稱負責交付毒品予歐孟翔並向其收取7 000元（聲羈卷第25至26頁，偵卷一第254頁），直至原審準備程序暨第1次審判程序仍坦承起訴書所載與劉語晴共同販賣本案毒品予歐孟翔之情（甲案原審卷一第10 6、108、191頁），其後始翻詞否認犯罪，是被告蘇聖鴻先後陳述反覆不一，證人歐孟翔、吳美娟針對案發過程歷次證述亦有歧異（詳後述），遂未可逕以被告2人片面否認遽為其等有利之認定。　　　⒉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歧異時，事實審法院應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審理所得心證，為合理之取捨判斷；至同一證人前後證述情節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部分證言而當然排除其他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當然結果，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全部不可採信。查證人吳美娟初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即證稱本案剩餘毒品係同月24日與歐孟翔至前開住處、由被告蘇聖鴻當場秤重出售予歐孟翔等語（警卷三第80頁），隨後偵查及原審均改稱本案毒品係向劉語晴購買，惟在原審證述除確認案發當日係蘇聖鴻向歐孟翔收錢、再由劉語晴交付本案毒品（甲案原審卷一第301至302、306頁，原審卷二第83頁）外，針對案發重要情節多答稱不記得、忘記了；另參酌證人歐孟翔首次於111年10月5日警詢暨其後偵訊雖謂本件係向劉語晴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並於上述時地交付現金7000元予劉語晴、由劉語晴當場秤量本案毒品給伊（警卷二第79頁，偵卷一第116至117、 219至221頁），但111年10月5日偵訊先稱被告蘇聖鴻於交易毒品過程在房間睡覺（偵卷一第117頁），嗣於同月21日偵訊又改稱蘇聖鴻在場，本案毒品係劉語晴透過蘇聖鴻交予伊，並由伊將錢交給蘇聖鴻、再由蘇聖鴻轉交劉語晴（偵卷二第219至220頁），直至原審再一反前詞改稱交易過程係由劉語晴交付毒品及收錢、蘇聖鴻並未在場云云。前開證人彼此先後所述雖明顯歧異，然本院茲就其2人暨被告蘇聖鴻（如前揭㈡所示）歷次陳述相互勾稽，再佐以卷附被告蘇聖鴻與歐孟翔、吳美娟通訊軟體訊息內容（警卷二第81-1至85頁，甲案原審卷一第 95頁），可知被告蘇聖鴻獲悉吳美娟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並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後，旋於同月26、27日分別向歐孟翔、吳美娟表達不滿之意，以致事後歐孟翔、吳美娟於偵訊即稱其並未參與本案交易；俟被告蘇聖鴻於同年10月6日、同月25日羈押訊問坦認與劉語晴共同販賣毒品之情，該2人始改稱被告蘇聖鴻確有參與本次交易過程如前，足徵證人歐孟翔、吳美娟乃係配合被告蘇聖鴻供述內容而翻異其詞甚明。是考量證人吳美娟雖罹有智能障礙，歷次訊問過程猶能瞭解問題並依個人意思回答無礙；次依卷附通訊軟體訊息可知其與被告蘇聖鴻既以兄妹相稱且彼此並無仇怨，實無任意設詞誣攀之理，況當事人於案發之初所為供述因較少權衡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依經驗法則本較事後翻異之詞更為可信，從而證人吳美娟先前警詢陳述相較事後翻異之詞應具更高證明力，且此部分證述核與證人歐孟翔前揭偵查中指證及被告蘇聖鴻自承共同販賣毒品之情大抵相符，至其餘故為迴護被告蘇聖鴻或其空言否認犯罪之詞均不足採信，故本件應認被告蘇聖鴻於本次交易過程確有在場，且係劉語晴透過蘇聖鴻將本案毒品交予歐孟翔，並由歐孟翔交付現金7000元予被告蘇聖鴻再轉交被告劉語晴無訛。　　　⒊其次，針對行為人主觀犯意究應該當（共同）販賣、幫助販賣或幫助施用毒品，應參酌卷證且依整體犯罪過程加以觀察，尚未可僅擷取片面事實遽為不利被告之推論。其次，聯絡毒品買賣、交付毒品及收取毒品買賣價金等行為均屬販賣毒品罪構成要件事實之部分行為，苟有參與其事，即係分擔實行犯罪行為，自應負共同販賣毒品罪責，是就毒品買賣之時間、地點、金額數量之磋商，及毒品之實際交付、收取現款，均係構成販賣毒品罪之重要核心行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32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作為評價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無論所參與者是否為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抑或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皆屬共同正犯；倘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並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幫助犯。本件茲依被告蘇聖鴻自承接獲歐孟翔來電即知道其要向劉語晴購買毒品、伊與劉語晴算是合資（偵卷一第254頁，聲羈卷第26頁），與證人歐孟翔證稱均係先聯絡蘇聖鴻、再至前開住處向劉語晴購買毒品等語暨前揭各情交參以觀，堪信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彼此確有合資並分工販賣毒品之舉，遂應成立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責。　　　⒋此外，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虛偽自白與真實不符，遂對證明力加以限制，明定藉由補強證據擔保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依據；又刑事審判上共同被告係基於訴訟經濟等原因，或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各別被告暨犯罪事實仍屬獨立存在；至刑事實體法所謂「共犯」則係依參與犯罪型態暨程度加以觀察，包括「任意共犯」及「必要共犯」在內，故二名以上共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共同被告），縱令彼此所述一致，仍屬自白，原則上不得相互採為證明渠等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但應究明兩者依上述實體法之共犯關係為何，未可一概而論。準此，審酌「對向犯」係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行為，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犯罪（如賄賂、賭博、重婚等罪），因行為者各有目的且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間要無所謂犯意聯絡，苟無特殊事由以致須對證據證明力有所限制（例如不得僅以行賄者單方指訴採為公務員收受賄賂之唯一證據），倘若對向犯之雙方均已自白，彼此陳述內容亦無明顯齟齬且合致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者，當可採為相互補強並採為認定另一被告成立犯罪之證據方法。本件被告劉語晴雖堅詞否認如前，惟依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及共同被告蘇聖鴻前揭證述已堪採認其涉有共同販賣本案毒品犯行，業經審認如前，是其空言否認犯罪即無足採。　　㈣毒品本係我國法律嚴加禁止，非可公然買賣或任意散布，以致施用者多需透過特定管道方能取得毒品，又為阻絕毒品擴散，避免造成社會潛在風險暨危害他人身心健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乃設有販賣（第4條）、非法使人施用（第6條）、引誘他人施用（第7條）及轉讓（第8條）等處罰規定。惟交付毒品之可能基礎事實不一，倘由施用者角度觀之，大抵可分為有償取得（支付一定對價）或無償取得（無庸支付或僅須支付顯不相當之對價）兩類。另自交付毒品者立場而言，常見多為販賣或轉讓之犯罪類型。其中「販賣」依歷來審判實務意見雖認應以行為人具有「營利意圖」為必要，然慮及毒品價格往往隨諸交易雙方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寬嚴程度，購買者事後供出來源之可能風險或節約存貨成本等因素而異其標準，並隨時機動調整，非可一概而論，況在一般有償交易之情形，苟非併予查獲毒品上游之人且與本案有關，則除被告單方供述外，法院多無從查知販毒者實際購入成本或轉售過程是否果有從中賺取價（量）差等情事，故本院乃認「營利意圖」當指行為人本諸為自己計算之意思、欲藉由交付毒品獲取經濟上利益之謂，要非以實際售價扣除成本後仍有獲利為必要。另佐以一般販賣毒品者若非自行製造，本須自他人處購入毒品再行轉售，因而形成所謂上、中、下游毒品交易網絡，甚而透過第三方居間交易之例，遂未可逕以行為人必須先向他人取得毒品、即率爾阻卻其主觀販賣故意。準此，除可證明行為人單純基於便利、助益施用者之意思而代購毒品，僅成立幫助施用毒品罪外，考量販賣毒品乃屬重罪，衡情若無利可圖或有其他特殊情事，一般持有毒品者當不致任意交付或無償轉讓他人，遂應認其具有營利意圖而成立販賣毒品罪，俾免輕啟販毒者僥倖之機。本件雖未明確查知被告2 人取得本案毒品實際成本為何，但考量其等與歐孟翔既非近親或有何特殊交誼，當無可能甘冒重責任意交付毒品之理，憑此堪信被告2人確係基於計算自己利益之意思而為本件毒品交易，依前開說明堪信其等主觀上確有營利意圖而應論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㈤綜前所述，被告2人雖否認犯行，然本院審酌卷載證據交互判斷，仍認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2人就此一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兩人販賣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應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立法目的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早日悔過自新，並期節約司法資源、以利毒品查緝，俾收防制毒品危害、使案件儘速確定之效而設，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皆已自白始得適用；此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查被告蘇聖鴻雖於偵查及原審一度自白犯行，但在原審嗣後否認犯罪，另被告劉語晴則始終否認參與本件販賣毒品行為，遂均無由適用上述減刑規定。　　　⒉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毒品下游者具體供出其上游供應人，俾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共犯，以確實防制毒品泛濫或更為擴散，且該項所稱犯罪係以法院認定、判斷結果為準，非謂行為人必須自白犯同條項所列之罪，始稱充足。換言之，經起訴販賣等者，縱否認犯罪，如確能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仍應適用該項減免其刑規定，否則無異強迫須自白販賣等犯行而違背被告不自證己罪原則。又此所稱「其他正犯或共犯」除指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外，亦包括與行為人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查本件初據證人吳美娟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並指證向被告蘇聖鴻購買本案毒品，經警循線於同年8月4日至前開住處實施搜索並逮捕被告蘇聖鴻，繼而依其當日警詢供述歐孟翔向共同被告劉語晴購買本案毒品之情，再查悉被告劉語晴共同涉犯本案，此有證人吳美娟及被告蘇聖鴻警詢筆錄可參（警卷三第71至82頁，偵卷一第31至 39頁），由是可知本件員警當係透過被告蘇聖鴻供述而查獲共同被告劉語晴，是被告蘇聖鴻雖否認犯罪，依前開說明仍應適用該規定減輕其刑。至本件始終未見被告 2人供述此部分毒品來源究為何人，被告劉語晴即無從適用該規定減刑。　　　⒊再者，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宣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規定在適用於「無其他犯罪行為，且依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可認屬情節極為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個案之範圍內，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違憲（見該判決主文第1項），該判決效力僅限主文及其主要理由，並僅以宣告適用上開違憲之範圍為限，此外即無從任意擴張其效力、擅行比附援引於其他販賣毒品罪，或單以該判決為據、置刑法第59條要件於不顧而逕依該規定減刑。又該條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以外之販賣毒品罪法定刑，或有由立法者本於整體毒品刑事政策暨體系正義之考量，併同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刑通盤檢討之必要，惟各罪既仍留有由法院衡酌個案具體情節，以符罪刑相當原則之量刑裁量空間，與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法定刑極端僵化，以致有違罪刑相當原則、甚而有立法者取代司法者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之違憲疑慮，已有不同。至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雖未具體依行為人屬於大盤毒梟、中、小盤或零售，抑或針對販賣價量而區分不同刑度，但法制上另輔以偵審自白及供出上游而查獲等減輕規定以資衡平，除前述販賣第一級毒品罪經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認適用上違憲外，身負依法裁判誡命之執法者，理應尊重立法決定，猶不得任意比附援引逕謂本罪法定刑同屬過重、動輒援引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俾免架空立法意旨。查被告2人本次販賣對象雖僅只1人，但價量相較一般零星販售之例為高，且被告蘇聖鴻前於111 年7月17日已涉有同類犯行（即駁回上訴部分），相隔數日即再犯本案，依其客觀犯行及主觀惡行相較一般毒品犯罪實難認輕微，是參以被告2人犯罪情節暨被告蘇聖鴻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後（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3年4月），客觀上要無情輕法重或任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亦未見被告2人暨辯護人有所主張或提出相關事證，自無由依此酌減其刑。　　㈢本院分別審酌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本件販賣毒品價量相較其他販毒集團輕易獲得厚利之情形，犯罪危害尚非重大，除被告蘇聖鴻一度坦承犯罪外，被告劉語晴則矢口否認犯行，均難見悔意；兼衡其2人自述智識程度、家庭及生活狀況（甲案本院卷第395頁，乙案原審卷第49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再審酌被告蘇聖鴻所犯本罪及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此詳見駁回上訴部分所述）行為類型暨侵害法益相同、犯罪時間接近，倘以實質累加方式定應執行刑顯將超過其行為不法內涵，復考量刑罰目的重在矯正被告之法治觀念及反社會性，並期能藉由刑罰手段促使其再社會化，是依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當足以適度評價本件犯行，遂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7年6月，以資懲儆。　　㈣再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本次販賣毒品所得價款7000元係其等犯罪所得財物，惟依卷證無從查知各自實際分得數額為何，爰依共同沒收即平均分擔之法理加以認定（兩人各為 3500元），並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追徵（因犯罪所得為現金且數額確定，毋庸記載追徵價額）。參、駁回上訴（即被告蘇聖鴻被訴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所處之刑）部分　一、被告蘇聖鴻上訴意旨略以原審量刑過重。辯護人則為其辯稱：被告蘇聖鴻此部分所販賣毒品實係劉語晴所提供，且其在偵查中亦供出劉語晴之毒品上游為「周志霖」，故該 2人應為此部分犯行之毒品來源，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蘇聖鴻僅因一時失慮實施此等犯行且對犯罪事實坦承不諱，請法院考量其犯罪情節輕微，另因長期飽受躁鬱症所苦，再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　二、論罪科刑暨加重減輕事由　　㈠核被告蘇聖鴻此部分所為，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又其販賣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當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蘇聖鴻先後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俱就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坦認在卷，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 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係指犯罪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前後手），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人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相關資料，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發動調查或偵查程序因而查獲其人暨犯行，且所供出毒品來源與本案被訴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查被告蘇聖鴻初於警詢未供出毒品來源以供員警追查，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 112年3月17日高市警鳳分偵字第11271070400號函暨職務報告在卷可憑（甲案原審卷一第151至153頁）；又其雖於偵查中供稱此部分毒品來源為劉語晴及周志霖，惟此業據同案被告劉語晴始終否認，證人周志霖亦證稱並未販賣毒品予劉語晴或由劉語晴轉賣蘇聖鴻（甲案本院卷第229頁），另依證人許皓翔證述當天至前開住處向蘇聖鴻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看蘇聖鴻到他房間內拿出1包夾鍊袋包裝的甲基安非他命交給伊，過程中僅與蘇聖鴻接洽、未看到劉語晴（警卷第41至42頁，偵卷一第57頁）等語觀之，尚無從推認共同被告劉語晴果有參與該次犯行，是依前開說明被告蘇聖鴻此部分犯行即與上述減刑規定不符。　　㈣另參酌前開貳㈡⒊所述，被告蘇聖鴻此一犯行犯罪情節暨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規定（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5年）後，客觀上要無情輕法重或任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至其坦承犯行核屬法院量刑參考事由，尚無從執為酌減其刑之依據，故辯護人此部分抗辯尚屬無據。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蘇聖鴻被訴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許皓翔部分罪證明確，審酌其從自身施用、接觸毒品之經驗，應明知毒品極易造成施用者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除嚴重戕害身體健康、亦可能衍生其他犯罪，對人體及社會治安危害甚鉅，仍無視嚴禁毒品之法律及刑罰嚴重程度，僅為圖小利實施本件犯行，惟念犯後坦承犯行，販賣地點為自家住處、對象係同有施用毒品習慣之成年人且報酬僅為1000元，販賣模式、數量、次數等整體應受非難評價程度尚與大量販賣毒品賺取暴利之大盤、中盤毒梟有別，復考量其前因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年2月確定，假釋期滿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罪，顯見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與另有其他犯罪紀錄、兼衡自述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及患有情感性精神病（甲案原審卷第97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4月，誠屬妥適。是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審判決既已綜合考量上訴理由所指各項量刑基礎事實，故被告蘇聖鴻暨辯護人猶執前詞指摘原審就此部分量刑過重、請求撤銷改判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71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貽琮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27

KSHM-112-上訴-936-20241127-1

訴緝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妨害秩序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50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俊德選任辯護人呂宗燁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 0415號，111年度少連偵字第32、7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進行中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劉俊德共同犯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拾月。　　犯罪事實一、劉俊德受張智維（已歿，本院另為不受理判決確定）之邀集而與黃奕倫、黃文忠（黃奕倫部分，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113號判處有期徒刑10月確定；黃文忠部分，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2年度上訴字第847號判處7月確定）等成年人，共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之犯意聯絡，攜帶棍棒、刀械，並以看飆車為由，邀同不知情之陳冠翰、林志瑜、王諭涵、馬冠宇、蔡文豪、謝明祐、吳志瑋、林泊淵（原名林家瑋）、巫宗翰、楊典宏、楊昀、廖建豪、邱育謙等13人（均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確定）以及少年蔡○融（民國00年0月生，完整姓名、年籍詳卷）分乘車牌號碼000-0000、AWW-5113、AUX- 8812、BMS-6016、AVR-0618、AYN-7768、AQU-9258、AHU-52 93、BFR-6168號自用小客車，於110年9月20日凌晨1時40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段0號「麥當勞」前，見己○○、甲○○ 、乙○○、丁○○、丙○○、戊○○等6人騎乘機車聚集在該處聊天，即由劉俊德向丙○○等人質問「你們在飆車嗎」等語尋釁，並向丙○○潑灑飲料，再由劉俊德、黃奕倫等人分持棍棒、刀械攻擊丁○○之左手、背、臀部及丙○○之左手及左腰；黃文忠則持棍棒砸擊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主丁○○、被害人丙○○ 騎乘）之Gogoro電動機車，致該機車多處損壞，以此強暴方式妨害公共秩序及社會安寧（毀損及傷害部分，未據告訴）。嗣張智維發現與丁○○、丙○○認識，遂要求眾人離去，警方據報到場，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被告劉俊德所犯非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意見後，本院認宜進行簡式審判程序，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規定，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又因改行簡式審判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本案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傳聞法則之限制。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與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偵四卷第41至47頁，訴緝字卷第49至51、125、145頁。卷宗代號對照表詳如備註欄所示），經核與證人即被害人丁○○、丙 ○○、己○○、戊○○、甲○○與乙○○等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丁○○：警一卷第189至193、195至197頁；丙○○：警一卷第20 3至207、209至215頁，偵三卷第387頁，偵四卷第185至187 頁；己○○：警一卷第173至179頁；戊○○：警一卷第217至219 頁，偵三卷第247至249頁；甲○○：警一卷第181至184頁；乙 ○○：警一卷第185至189頁，偵三卷第247至249頁）；證人即同案被告張智維、黃文忠、黃奕倫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之陳述（張智維：警一卷第81至91頁，偵四卷第153至156 頁，審訴卷第149至153頁，訴字卷第133至141頁；黃文忠：警二卷第31至37頁，偵一卷第29至33頁，偵四卷第117至121 頁，審訴卷第207至211頁，訴字卷第311至312、326至327、 339至350頁；黃奕倫：偵四卷第207至209頁，審訴卷第131 至137頁，訴字卷第147至151、163至180頁）；證人即在場之人陳冠翰、林志瑜、王諭涵、馬冠宇、蔡文豪、謝明祐、吳志瑋、林泊淵、巫宗翰、蔡○融、楊典宏、楊昀、廖建豪、邱育謙、蔡承諺、陳靜萱於警詢或偵查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陳冠翰：警二卷第15至21頁，偵一卷第13至17頁；林志瑜：警一卷第19至26頁，偵一卷第19至23頁；王諭涵：警一卷第35至41頁，偵一卷第25至27頁；馬冠宇：警一卷第43 至51頁，偵一卷第35至39頁；蔡文豪：警一卷第53至60頁，偵一卷第41至45頁；謝明祐：警一卷第61至69頁，偵一卷第 47至51頁；吳志瑋：警一卷第71至79頁，偵一卷第53至57頁；林泊淵：警一卷第93至97頁；巫宗翰：警一卷第99至103 頁；蔡○融：警一卷第105至108頁；楊典宏：警一卷第109至 111頁，偵四卷第117至121頁；楊昀：警一卷第115至118頁；廖建豪：警一卷第119至123頁；邱育謙：警一卷第129至1 32頁；蔡承諺：警一卷第133至140頁；陳靜萱：警一卷第22 1至227頁，偵三卷第311頁，偵四卷第15至17頁），並有文山派出所110年9月20日警員職務報告（警二卷第13頁），林志瑜、馬冠宇、謝明祐、王亮勛、蔡承諺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二卷第213至219頁、警一卷第461頁；警一卷第235至242頁、455頁；警二卷第24 3至255頁、警一卷第459頁），丁○○、丙○○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警一卷第199至201、303至305、307至309、331至3 35頁），BFR-6168號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警一卷第375至389 頁），丁○○、丙○○傷勢照片（警一卷第391至393頁），行車紀錄器翻拍暨案發現場照片（警一卷第395至450頁、偵一卷第159至161頁），檢察官111年3月24日勘驗筆錄（偵三卷第 197至204頁），車牌號碼000-0000車輛行車路線圖（偵三卷第205頁），現場車輛照片暨駕駛人資料（偵三卷第217至22 9頁），張智維手機內群組「抵制黑勢力」及對話內容照片（偵四卷第161至177頁），公路監理WebService系統-車號0 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查詢車籍資料（訴字卷第57頁），本院112年5月8日就行車紀錄器影像之勘驗筆錄（訴字卷第1 38頁）在卷可佐，暨林志瑜所有之鋁製球棒1枝、橡膠棍1支，馬冠宇所有之小西瓜刀1把、小掃刀1把扣案可憑，足認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就上開犯行，與共犯黃奕倫、黃文忠及其他下手實施強暴之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刑法第150條第2項所列各款屬分則加重之適例，其「法律效果」則採相對加重之立法例，亦即個案犯行於具有相對加重其刑事由之前提下，關於是否加重其刑，係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877號判決參照）。準此，本院考量被告尋釁後，即恣意持棍棒攻擊他人而下手施以強暴，不僅侵害人身法益，亦嚴重影響社會安寧秩序，助長暴戾之氣，應有依前揭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爰依法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以掃飆自居，竟在供以公眾通行、往來之用之道路上聚眾，並恣意與同案被告黃奕倫、黃文忠共同持棍棒、刀械攻擊他人及車輛等強暴行為，其不僅侵害人身法益、財產法益，對社會秩序及公眾安寧形成危害及威脅，所為實有不該。惟念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復考量被告自陳高中肄業，從事二手車買賣，月收入新臺幣3至5萬元，未婚，沒有小孩扶養等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以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本案扣得在場之人林志瑜所有之鋁製球棒1支、橡膠棍1支，在場之人馬冠宇所有之小西瓜刀1把、小掃刀1把等情，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可佐（警一卷第455頁，警二卷第213至219頁），參以被告亦自陳其並未親自攜帶上揭扣得物前往現場等語（訴緝字卷第125頁），顯見上開扣得物並非屬於被告所有，又卷內亦無證據可認係林志瑜或馬冠宇無正當理由提供予被告使用或被告擅自拿取使用，故縱認上揭扣得物為被告所持，藉以實施本案犯行而屬本案供犯罪所用之物，仍無從依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項宣告沒收，末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84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昭翰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6　　日　　　　　　　　刑事第十六庭　法　官　吳致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8　　日　　　　　　　　　　　　　　　書記官　劉容辰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　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備註：卷宗代號對照表編號卷宗名稱代號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高市警鳳分偵字第11074071900號警一卷 2 鳳山分局偵查隊解送人犯報告書警二卷 3 雄檢110年度他字第7224號他卷 4 雄檢110年度偵字第20415號卷一偵一卷 5 雄檢110年度偵字第20415號卷二偵二卷 6 雄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32號卷一偵三卷 7 雄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32號卷二偵四卷 8 雄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73號卷一偵五卷 9 雄檢111年度少連偵字第73號卷二偵六卷 10 本院111年度審訴字第721號審訴卷 11 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13號訴字卷 12 本院113年度訴緝字第50號訴緝字卷

2024-11-26

KSDM-113-訴緝-50-20241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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