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證人證詞

共找到 250 筆結果（第 41-50 筆）

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親聲字第849號聲請人甲○○ 丙○○ 共同代理人李郁霆律師相對人丁○○ 代理人沈暐翔律師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聲請人甲○○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減輕為每月新臺幣　　8,000元。二、聲請人丙○○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減輕為每月新臺幣　　10,400元。三、聲請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相對人為聲請人甲○○、丙○○（以下合稱聲請人）之父，相對人與聲請人之母乙○○（下稱乙○○）於民國00年0月00日結婚，婚後育有聲請人甲○○（00年00月00日生）、丙○○（00年0 月00日生），嗣相對人與乙○○於00年0月00日協議離婚，並約定聲請人均歸乙○○扶養，相對人於離婚後至聲請人成年前，確實未支付任何扶養費用或有任何保護教養之作為。因相對人從未負擔聲請人之扶養費用，母親乙○○獨力扶養聲請人十分辛苦，而聲請人自高中開始，就需要半工半讀以支付學費、貼補家用，均有申請就學貸款。而相對人與乙○○離婚後，因相對人以自己沒有其他住所、在外可能遭債主毆打撕票為由，要求乙○○繼續讓其居住於○○市○○區○○街00○0號之原住所（登記所有權人為乙○○），但相對人持續對乙○○及聲請人為言語恐嚇、肢體暴力、索要金錢，已多次請警方到場協調，此有本院90年度家護字第798號通常保護令、乙○○之保護令聲請狀、臺中縣警察局清水分局受（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調查記錄（通報）表可證。因相對人目前無所得收入、名下應無財產，認相對人名下應無財產之情狀，聲請人爰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2項規定，請求法院裁定免除聲請人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屬有據，若鈞院認為尚不符免除扶養義務之條件，亦請鈞院裁定減輕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等語。　㈢並聲明：聲請人甲○○、丙○○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予免除。二、相對人抗辯略以：　㈠相對人否認有聲請人所謂「於離婚後至聲請人成年前，未支付任何扶養費用或有任何保護教養之作為」之情形。至於聲請人所提出之離婚協議書，充其量僅能證明相對人與乙○○於簽訂離婚協議書時有相關之約定而已，惟無從據以認定相對人於離婚後即未再對聲請人盡扶養照顧義務，蓋實際上相對人在離婚後，仍與乙○○與聲請人一同居住，相對人對聲請人確實均有盡扶養照顧義務。退萬步言之，縱認相對人並未給付聲請人之扶養費用（按：此僅假設語，相對人否認之），惟依相對人與乙○○簽訂之離婚協議書內容所載，相對人係因與乙○○為前開離婚協議而未支付扶養費用，並非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且情節重大。故聲請人以此為由，主張免除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自屬無據。　㈡另聲請人所稱因相對人從未負擔聲請人之扶養費用，而聲請人自高中開始就需要半工半讀以支付學費，及相對人與乙○○ 離婚後，要求乙○○讓其繼續居住於原住所，但相對人持續對乙○○及聲請人為言語恐嚇、肢體暴力云云，惟查聲請人上開主張，均非事實，且無所據，相對人均否認之。蓋聲請人丙 ○○提出之臺灣銀行自動扣款清償就學貸款之存摺交易明細充其量僅能證明其有申請就學貸款而已，惟無從據以認定相對人未曾對聲請人丙○○盡扶養照顧義務，兩者並無關聯性。至於聲請人另外所提出之本院90年度家護字第798號通常保護令、乙○○之保護令聲請狀、臺中縣警察局清水分局受（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調查記錄（通報）表均未涉及聲請人；且其內容充其量僅能認定相對人與乙○○間偶有爭執，惟無從據以認定相對人對乙○○有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且情節重大。　㈢且乙○○於90年間既已有聲請核發民事通常保護令之經驗及法律知識，自當知悉如何維護自己之權益及保護自己之人身安全，倘相對人確實如乙○○所證稱多次對其施暴（按：此僅假設語，相對人否認之），則乙○○何有可能於90年後即未曾再聲請過保護令，顯與常情有違。故乙○○證稱相對人對其多次家暴云云，實屬無據。　㈣另相對人並無所謂對聲請人有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且情節重大之情事。查乙○○於鈞院審理時雖證稱相對人對聲請人有為家暴行為均非事實。蓋乙○○早於90年間即有聲請核發民事通常保護令之經驗即法律知識，倘相對人確實如乙○○所證稱多次對聲請人施暴（按：此僅假設語，相對人否認之），則乙○○何有可能未曾幫聲請人聲請過保護令，而任由相對人常年對聲請人為家暴行為，顯於常情有違。且又何有可能任由相對人與渠等共同生活至今。在在足徵乙○○證稱相對人對聲請人多次家暴云云，實屬無據等語。　㈤並聲明：聲請人之聲請駁回。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直系血親相互間互負扶養之義務；受扶養權利者，以不能維持生活而無謀生能力者為限；前項無謀生能力之限制，於直系血親尊親屬不適用之，民法第1114條第1款、第111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受扶養權利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負扶養義務者負擔扶養義務顯失公平，負扶養義務者得請求法院減輕其扶養義務：㈠對負扶養義務者、其配偶或直系血親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㈡對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法院得免除其扶養義務，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第2項亦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係在以個人主義、自己責任為原則之近代民法中，徵諸社會實例，受扶養權利者對於負扶養義務者本人、配偶或直系血親曾故意為虐待、重大侮辱或其他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定身體、精神上之不法侵害行為，或對於負扶養義務者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之情形，此際仍由其等負完全扶養義務，有違事理之衡平，此種情形宜賦予法院衡酌扶養本質，兼顧受扶養權利者及負扶養義務者之權益，依個案彈性調整減輕扶養義務。至受扶養權利者對負扶養義務者有第1項各款行為之一，且情節重大者，如法律仍令其負扶養義務，顯強人所難，明定法院得完全免除其扶養義務。可知增訂民法第1118條之1規定於99年1月29日施行後，扶養義務已從「絕對義務」改為「相對義務」，並賦予法院得斟酌扶養本質，兼顧受扶養權利者及負扶養義務者之權益，依個案彈性調整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又未成年子女係由父母共同扶養成年為常態，父母未盡扶養義務則為變態，故主張父母有前揭未盡扶養義務之變態事實之聲請人，自應就此變態事實負舉證責任。　　㈡經查，相對人為聲請人之父，其於00年0月00日出生，名下無財產，財產總額0元，110年至112年均無所得等情，有個人戶籍資料（見本院卷第53至57頁）、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見本院卷第117至127頁）在卷可稽，足認相對人現無適足財產以維持生活甚明。揆諸前揭規定，聲請人對於不能維持生活之相對人即負有扶養義務。　㈢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渠等年幼時起至相對人與母親離婚前未扶養照顧聲請人等情，核與乙○○於本院審理時所證稱：「伊跟相對人生下聲請人之後，同住在臺中市清水區租的房子，到86年搬到清水區中興街聲請人的戶籍地，搬過去後也是跟兩造一起住。」、「聲請人生下來之後，都是伊在照顧。生甲○○的時候，請產假的時候相對人就不願意去工作，然後當時伊繼續在巨業公司上班，一直到生丙○○時，兩個小孩給保母帶，賺的錢不夠支付保母的費用，朋友就說找人在家打牌，伊可以收一些場地的費用，可以兼顧家庭賺取費用，孩子在小時候，伊就是用這種方式賺取小孩的生活費用及扶養費用。一個月大概一萬多到兩萬元的收入，勉強可以照顧小孩及支持生活家計，一直到疫情爆發後，政府規定不能群聚時才結束。」、「巨業上班到79年的時候，之後我就用剛才我陳述我朋友建議的方式在家兼帶小孩，剛開始不是很穩定，場地服務費用一個月大概一萬多到兩萬元的收入，勉強可以照顧小孩及支持生活家計。」、「我用上開這種方式賺錢時，相對人不願意工作。我叫相對人出去工作，相對人不肯，相對人就是跟朋友一起晃來晃去，可能出去打牌或去電動玩具店，我不清楚，相對人並沒有工作，我有鼓勵相對人外出找工作，我也好言跟相對人相勸，但是相對人不肯。」等語，及證人戊○○所證稱之「伊大概是在84年（聲請人甲○○約6 歲、丙○○約3歲）左右認識聲請人之母即乙○○及丁○○（相對人），因為平常假日會去乙○○夫妻家裡打牌，他們只提供場所給伊打牌，提供吃、茶水，伊打牌有自摸就給他們夫妻分紅。」、「平常招呼吃、茶水都是林貴敏，在伊去的時候，丁○○都沒有在工作，也沒有處理過打牌那些吃、茶水的事。」、「伊去的時候，丁○○都在家裡閒晃，或是不在家，有時候他會好奇靠過來看在打什麼牌，但是都沒有幫忙過處理吃喝、茶水這些事情，也沒有一起玩過牌。」等語（見本院卷第第149頁至156頁、第190頁至192頁），互核大致相符，依上開證人證詞，應可確認聲請人所稱相對人於聲請人出生後至88年2月12日與乙○○離婚前並無正常工作，亦未照顧渠等一情，堪認為真實，相對人空言否認，未提出相關證據證明，自不足採。　㈣至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於與乙○○離婚後未扶養聲請人一節，固以證人乙○○所證述之「兩造離婚之後，相對人就聲請人扶養費的部分沒有幫忙負擔，因為相對人本來就沒有在賺錢。」、「我跟相對人是協議離婚，..，因為中興街的房子房子是我買的，所以我沒有離開，但是相對人也沒有離開兩造居住的處所，當時有約定兩個孩子的親權都是給我。」、「（提示本院卷第31頁）協議書，所上面提到聲請人由我扶養，相對人有探視權，事隔已久，我已經不太記得，這是我的簽名沒有錯，印章也是我的。」、「甲○○從國三開始、丙○○從高三開始就半工半讀來支付學費和生活費。」等語為憑，然相對人既與乙○○簽訂卷附協議書，約定聲請人由乙○○扶養，縱認相對人於離婚後未給付聲請人之扶養費為真，亦屬履行其與乙○○之離婚協議內容，難認為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　㈤至聲請人復主張相對人曾對乙○○及聲請人為家暴行為，符合免除扶養義務之要件云云，固以本院90年度家護字第798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影本及證人乙○○之證詞等節為憑，然依本院所調閱之前開保護令卷證所示乙○○聲請保護令日期為90年9 月24日，係在相對人與乙○○離婚後所為聲請，且在該次發生家暴事由，係以相對人「辱罵三字經、恫嚇不讓乙○○好過、相對人要喝農藥死給乙○○看」，且無人員受傷等情，有臺中市清水分局處理家庭暴力案件調查紀錄（通報）表、處理家庭暴力現場報告表附卷可稽（見上開民事通常保護令卷宗），又乙○○在前開保護令事件審理時，業已自陳相對人傷害小孩部分沒有驗傷單等語在卷，而此亦經本院審理後認定無證據釋明而不予核發等情，有本院調閱之本院90年度家護字第 798號卷證在卷可稽，則乙○○所證稱之「相對人喝酒後什麼情況之下都可以打小孩，相對人常常打聲請人，相對人曾經打甲○○打到當下甲○○像狗爬在地上，大概是在甲○○三、四歲時，品鈺五、六歲的時候也有，因為相對人當時賭博輸錢時就會打品鈺出氣，相對人打品鈺的次數比較多，品鈺在國中時也曾被相對人用手推品鈺，品鈺肋骨斷二根，品鈺沒有就醫，品鈺會跟相對人言語上衝突，高中時比較晚回來時也有被打，這次有報警。」、「相對人也會對聲請人跟對我不高興的時候就摔東西，並且拿椅子往我們的臉上砸，大家心裡都很害怕，聲請人大概國小的時候所發生的事情，是在我聲請保護令之前。」等語，證述相對人對聲請人家暴一節是否屬實，殆非無疑，再審之前開保護令時間在90年9月間，若如證人乙○○所證述之聲請人於前開期間家暴事由為真，甚者，發生聲請人甲○○肋骨二根斷掉，則其所受傷勢甚重，為何不驗傷、報警及尋求法律救濟，是證人乙○○前開所述，尚難採信，則聲請人主張曾遭相對人為前開家暴行為一節，尚不足採，又乙○○就上開聲請保護令之事由，係以相對人「辱罵三字經、恫嚇不讓乙○○好過、相對人要喝農藥死給乙○○看」等為聲請保護令，相對人之舉雖不可取，然亦難認屬情節重大，聲請人另稱離婚後相對人未實際照顧一節，亦未提出證據證明之，則聲請人主張相對人曾對乙○○為前開家暴情節重大及對聲請人未為照顧，符合免除扶養義務等節，尚不足採。　㈥承前所述，相對人雖於離婚前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仍不足以認定相對人之上開行為屬於情節重大而得免除聲請人之扶養義務，故聲請人請求免除其等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尚屬無據。然本院審酌相對人為聲請人之父，於聲請人成年前，依法對聲請人負有扶養義務，卻於離婚前聲請人年幼時，因自身問題經濟問題，致聲請人受相對人扶養之程度低微，相對人未完全盡其對聲請人之扶養照顧義務，若由聲請人負擔相對人全部之扶養義務，不免有違事理之衡平，是本院認本件雖非得免除聲請人之扶養義務，惟得依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規定減輕之，是聲請人請求減輕其等扶養義務，尚屬有據。然斟酌相對人上開未盡扶養義務之情形，如令聲請人仍負擔對相對人完全之扶養義務，有違事理公平，故酌減聲請人之扶養程度，應屬合理。　㈦再按扶養之程度，應按受扶養權利者之需要，與負扶養義務者之經濟能力及身分定之，民法第1119條定有明文。所謂需要，應係指一個人生活之全部需求而言，舉凡衣食住行之費用、醫療費用、休閒娛樂費等，均包括在內。查相對人為00 年0月00日出生，現年約66歲，無配偶，有2名成年子女即聲請人，名下無財產，財產總額0元，110年至111年均無所得等情，均如前述，復經本院依職權調取聲請人財產所得資料，聲請人甲○○於110至112年度所得分別為164,670元、145元、0元，財產筆數5筆，財產總額213,334元（見本院卷第77 頁至第89頁），聲請人丙○○於110至112年度所得分別為685, 942元、743,146元、776,100元，財產筆數8筆，財產總額29 4,604元（見本院卷第91頁至第114頁），本院綜合上情，再參酌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之居住地域即臺中市市民111年臺中市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出為25,666元，衛生福利部公布之112年度臺中市最低生活費為15,472元；再衡酌兩造之財產所得情形已如前述及相對人生活之需要等一切情狀，本院認相對人每月所需之生活費用為每月16,0 00元，應屬合理適當。再審酌聲請人主張前開民法第1118條之1第1項第1款減輕聲請人扶養義務之事由、相對人未盡扶養義務之程度，聲請人甲○○、丙○○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分別應減輕20分之10、20分之7，則聲請人甲○○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減輕為每月新臺幣8,000元，聲請人丙○○對相對人之扶養義務應減輕為每月新臺幣10,400元為適當。又按請求減輕或免除扶養義務，乃法院依職權衡量，不受請求人聲明之拘束，故無庸就聲請人請求內容與本院核定相異部分另為駁回之諭知，併予敘明。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攻擊防禦方法及與所提證據，經審酌後均與裁判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另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25條第2項、第104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顏淑惠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蕭訓慧

2025-03-10

TCDV-113-家親聲-849-20250310-1

金重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貪污治罪條例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重訴字第1273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洪文忠選任辯護人賴英姿律師黃俊嘉律師王邦安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 年度偵字第24810號、第24811號、第27927號、第27972號、第29 769號、第36215號、第44345號、第44346號、第44441號、第447 23號、113年度偵字第24972號、第25337號、第25392號、第2857 7號、第28578號、第38224號、第38448號、第38450號、第38491 號、第38610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洪文忠於提出新臺幣伍佰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自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住居在臺中市○○區○○路000號10樓，及限制出境、出海8月。二、洪文忠如未能於民國114年3月17日下午3時前提出上開保證金，則自民國114年3月23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　　理　　由一、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又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前段、第5項定有明文。二、被告洪文忠前經本院訊問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66條第1項、第2項之賭博罪、第268條前段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1項之一般洗錢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主持、指揮、操縱犯罪組織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2款之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執行程序，而裁定自民國113年8月23日起對被告羈押3 月，並為確保被告無從與外界聯繫以達到逃亡、勾串證言之目的，一併諭知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並分別於113 年11月23日、114年1月23日第一次及第二次延長羈押。三、茲因本案羈押期間即將屆滿，本院於114年2月27日訊問被告後，被告坦承刑法第266條第1項、第2項之賭博罪、第268條前段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同條後段之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否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之主持、指揮、操縱犯罪組織罪，惟被告所涉上開罪嫌，有卷內證據在卷可佐，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考量被告前有通緝紀錄，而該通緝前案為施用毒品案件，本案被告係涉犯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衡情加深被告逃亡之可能，且被告自承在國外投資，顯有逃亡海外之可能，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且本案尚未詰問證人，被告仍有影響證人證詞使案情晦暗之可能，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之虞，而有羈押之原因。惟本院審酌被告自偵查中即執行羈押迄今，已有相當時日，且本案於113年8月23日起訴迄今，除被告已於同年10月7日進行準備程序之外，本院已就其餘22名同案被告行準備程序，就被告及同案被告之答辯方向已有釐清，且被告與部分同案被告於準備程序時之辯詞與渠等在偵查之供述並無二致，佐以部分同案被告於偵查時業經檢察官訊問且經具結證述，擔保其證詞之真實性，身負是否犯偽證之刑責，其串供之危險已有降低，故本院考量被告之犯罪情節、訴訟進行之程度、身體狀況、資力等情，經權衡擔保被告逃匿之可能性，暨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被告如能向本院提出一定數額之保證金供擔保，限制出境、出海及限制住居，對其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即可確保本案之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進行，而無羈押之必要，爰准予被告於提出新臺幣500 萬元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但為免被告於交保後潛逃出境，致妨礙刑事司法權之行使，暨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採取保全被告接受執行之強制處分手段，自屬必要，故併予以限制住居於其現居地址臺中市○○區○○路000號10 樓，及自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又被告如未提出上開保證金供擔保，則前述因具保形成之約束力即不存在，而不足以替代羈押，仍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故同時諭知如被告未能具保，應自114年3月23日起延長羈押2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受授物件。倘被告於停止羈押期間，有刑事訴訟法第117條第1項各款規定之情形之一者，本院得命再執行羈押，附此敘明。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第121條第1項、第93條之6、第93條之3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宜璇　　　　　　　　　　　　　　　　　　　法　官　羅羽媛　　　　　　　　　　　　　　　　　　　法　官　傅可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廖春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2025-03-07

TCDM-113-金重訴-1273-20250307-13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270號上訴人即被告吳柏逸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戴遐齡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8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5139號、113年度偵字第16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撤銷。吳柏逸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吳柏逸提起第二審上訴，其於本院陳稱上訴要旨：僅針對原審判決量刑上訴，而未針對原審判決之犯罪事實、罪名、所犯法條及沒收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04 、127頁），並撤回量刑以外之上訴，有撤回部分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111頁），是認上訴人只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無訛。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本案適用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　㈠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62條定有明文。又自首係指對於未發覺之罪，向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或機關，申告其犯罪事實，且願受法律上之裁判而言，先予敘明。　㈡經查：　　⒈本案查獲過程，係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下稱刑事警察大隊）於民國112年7月19日持原審法院核發之11 2年度聲搜字第1577號搜索票（犯嫌郭瀚輝）前往搜索地點，而被告為在場人，出具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後，員警執行本件搜索、扣押等情，有上開搜索票、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刑事警察大隊112年7月19日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現場照片附卷可稽（見新北檢11 1年度偵字第55139號卷《下稱偵55139卷》第23至33、53至6 8頁）。　　⒉又員警進入搜索地點時，目視可及桌上有扣案的分裝勺、巧克力粉、卡西酮跟電子磅秤等物，依其辦案經驗而判斷持有上開器具、原料者，從事毒品咖啡包的分裝，為製造毒品罪之犯嫌。惟因查獲現場共有4人，無人正在包裝毒品咖啡包，尚無法確定製造毒品的嫌疑人是何人，經員警詢問上開物品為何人所有？因被告吳柏逸承認是他的，員警始發覺被告為本案製造毒品的嫌疑人等情，業據證人即員警曾一哲於本院具結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171至179、 226至228頁）。此部分核與刑事警察大隊113年12月6日函所檢附之職務報告第四點內容相符（見本院卷第150頁），上開證人之證詞，認具憑信性。　　⒊由上可知，具有偵查權之員警在執行搜索現場，尚未發覺何人為製造毒品的嫌疑人前，係被告主動承認為扣案工具之所有人，並受法律上之裁判，業已符合自首要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⒋至上開職務報告第三點記載「製作筆錄前，認定被告製造毒品犯嫌」乙節，從時間點前後而言，被告前在搜索時，已自首犯行，員警事後製作警詢筆錄時，本可認定被告係製毒犯嫌，是以上開第三點記載內容，與前開證人證詞內容，並無扞格，併此說明。三、本案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　　　　㈠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　㈡經查：被告於偵訊、原審及本院之歷次審理中，均自白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見偵55139卷第147頁，原審卷第56、111 頁，本院卷第104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遞減輕其刑。　四、關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說明　㈠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㈡經查：　　⒈被告供出毒品來源為「劉○○」（姓名詳卷）後，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循線跟監、蒐證「劉○○」後，查獲其涉犯另案販賣第三級毒品愷他命予他人之事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3年10月11日函及檢附之相關資料、劉○○之另案起訴書（見本院卷第55至80頁）在卷可查。　　⒉被告供出之「劉○○」，既非本案被告之上手、共犯，自不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減免其刑要件，惟其配合檢警機關查獲另案之犯後態度，於本院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併予審酌。五、本案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　㈠按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之情狀可憫恕時，始得為之。又該條規定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以，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　　　㈡經查：被告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嚴重影響國人身心健康及社會秩序，並對社會治安產生重大風險，而有立法予以重罰，藉以防制毒品氾濫，澈底根絕毒害之刑事政策考量及必要；且本案查扣之毒品咖啡包共44包（見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 至3）、製毒原料、工具一批（見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至9、1 1至15），是依被告製造毒品之經過及犯罪情狀，客觀上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並無情堪憫恕之情形；另被告為本案犯行，依刑法第62條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遞減輕其刑後，亦無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輕法重之憾，是被告為本案犯行，不得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六、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項　　　㈠原審以被告製造第三級毒品犯行，罪證明確，而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之自首要件，得依法減輕其刑，原審漏未審酌，尚有未洽。又被告供出「劉 ○○」配合檢警查獲他案之犯後態度，原審漏未審酌此部分之量刑因子，亦有未洽。是以，本案之量刑因子有所變動，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自屬無可維持。　㈡被告上訴主張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刑法第59 條等規定，固無理由，惟其主張自首、減輕其刑，則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被告之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對人身心健康危害甚鉅，一經沾染，極易成癮，影響深遠，如任其氾濫、擴散，對社會治安危害非淺，竟仍無視政府反毒政策宣導及國家禁令，猶於原判決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製造第三級毒品，所為將助長毒品流通，致使施用毒品者沈迷於毒癮而無法自拔，戕害國民身心健康，影響社會秩序，危害甚深，應予非難。併審及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其供出「劉○○」配合檢警查獲他案等犯後態度。另考量被告素行、犯罪動機，所製成毒品數量。兼衡被告於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2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亭妤提起公訴，檢察官樊家妍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郭豫珍　　　　　　　　　　　　　　　　　　　法　官　黃美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彭威翔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2025-03-07

TPHM-113-上訴-5270-20250307-1

城簡

金城簡易庭

給付票款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城簡字第98號原告林慧君被告沈家安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票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89年間向原告借款新臺幣（下同）36 0,000元，並開立票號為TH012894、票面金額為360,000元之本票1張(下稱系爭本票）為擔保，然系爭本票因被告未載明發票日而不生效力，被告遂於97年間再簽發另1張票面金額為320,000元之第2張本票予原告，惟原告因一時不察即收受，故損失40,000元本金之請求，且被告自110年9月16日就停止還款等語，爰依民法第474條第1項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40,000元，並自支付命令送達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二、被告則以：被告確實於89年時有向原告借360,000元，並同時簽發系爭本票予原告作為擔保，惟被告於97年簽第2張本票時，已經返還其中差額40,000元現金予原告，故第2張本票之票面金額為320,000元。此外，系爭本票所擔保之債權從89年至今已經歷24年，故被告主張時效抗辯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三、不爭執事項：　㈠兩造均當庭表示於89年有360,000元的消費借貸關係。　㈡兩造之消費借貸契約，被告自認於97年時尚有320,000元。　㈢原告主張交付借款的方式為現金，且交付借款時未請被告簽署收據，而在場亦無任何第三人可資佐證。　㈣被告89年簽署第1張系爭本票，未記載發票日(見本院卷第14 頁)。另被告97年簽署之第2張本票，其票面金額為320,000 元，現由本院113年度城簡第54號為第一審判決，已由被告提起上訴。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兩造於89年間確實有360,000元之消費借貸關係存在：　⒈按當事人主張之事實，經他造於準備書狀內或言詞辯論時或在受命法官、受託法官前自認者，無庸舉證。民事訴訟法第 279條第1項定有明文。亦即當事人於訴訟上所為之自認，於辯論主義所行之範圍內有拘束當事人及法院之效力，法院應認其自認之事實為真，以之為裁判之基礎，在未經自認人合法撤銷其自認前，法院不得為與自認之事實相反之認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570號、107年度台上字第2207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主張其於89年時，與被告間有360,000元之消費借貸關係，業經被告於言詞辯論期日當庭自認(見本院卷第51頁)，揆諸前開說明，則原告毋庸舉證，本院即應認為被告自認之事實為真，並為判決基礎，足見兩造於89年間有360,000元之消費借貸契約，堪以認定。是以，原告主張其就89年之360, 000元與97年之320,000元間，仍有40,000元之本金債權存在，核屬有據。　㈡被告仍有40,000元之消費借貸債務尚未清償：　⒈按請求履行債務之訴，原告就其所主張債權發生原因之事實，固有舉證之責任，若被告自認此項事實而主張該債權已因清償而消滅，則清償之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任，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77條之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 2328號民事判決要旨參照）。　⒉被告否認剩餘40,000元之本金債權尚未返還，並表示：我在8 9年有跟原告借360,000元，並簽第1張系爭本票，而在簽發第2張本票予原告時，即已向原告清償其中之40,000元本金，故第2張本票之金額才會是320,000元，但是我沒有跟原告拿回第1張本票，是我太疏忽，我太相信朋友，而我是現金交付40,000元予原告清償，故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證明等語( 見本院卷第57頁)。惟查，被告既主張已清償40,000元之債務，即屬被告主張對自己有利之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之責任，然被告卻未提出相關匯款資料、收據及相關證人證詞以實其說，揆諸上開見解，應認被告未盡其舉證責任，其抗辯尚不足為採，本院認被告於原告聲請核發本件支付命令時，其仍有40,000元之消費借貸債務尚未清償。　　　　㈢本件原告就89年之其中40,000元本金債權已罹於時效：　　⒈按請求權因15年間不行使而消滅，但法律所定期間較短者，依其規定；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左列事項，與起訴有同一效力：一、依督促程序，聲請發支付命令；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25條、第129條第1項、第2項第1款、第144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本件被告於89年間向原告借款360,000元之事實，已如前所述，則原告之請求權時效，依民法第125條規定，為15年。又依兩造所述，該借款並未約定清償期，而依原告於本院114 年2月7日言詞辯論所述：後來我遇到被告，都會跟被告說那 360,000元的借款，但是他就會跟我回答只有320,000元，因為我本票沒有帶在身上，我也不知道是多少，我就跟被告說，好，如果是320,000元，你就先寫下來等語(見本院卷第56 頁)，足見原告至遲於97年時已請求被告返還借款之事實，從而，本院認定原告本件40,000元本金債權請求權可行使起算之時間即為97年時，而其消滅時效期間為15年，則至遲於 112年底即時效完成。此外，原告自97年起至本件起訴前，從未就此40,000元本金債權有任何中斷時效之行為，其遲至 113年7月23日始對被告聲請核發支付命令(後因被告異議而視為原告於聲請支付命令時提起本件訴訟)，有本院收狀戳在卷為憑（見司促卷第7頁），此部分亦經原告當庭不爭執( 見本院卷第51頁)，是以，足徵被告至遲於113年初自得拒絕給付此40,000元本金債權。從而，被告表示40,000元本金債權已時效完成(見城司小調第9頁、本院卷第52頁)，自屬有理，應認原告本件之主張為無理由。五、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474條第1項之消費借貸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40,000元，及自支付命令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本院斟酌後，核與判決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福建金門地方法院金城簡易庭　　　　　　　　　　　　　　　法　官　宋政達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書記官　杜敏慧

2025-03-06

KMEV-113-城簡-98-2025030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535號上訴人即被告常永慶選任辯護人楊思勤律師(法扶律師) 林達傑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所為113年度金訴字第295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789號、113年度偵字第32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常永慶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三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一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一千元折算一日。　　事　實壹、常永慶依其智識程度與生活經驗，可預見任意將自己所有的金融機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可能因此供不法詐騙份子用以詐使他人將款項匯入後，再加以提領、轉匯而造成金流斷點，以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本質、來源及去向，因而幫助他人從事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竟仍於不違背她本意的情形下，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及洗錢的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 2年11月16日前某時，將她所申辦的基隆市第二信用合作社（以下簡稱第二信用合作社）000-00000000000號帳戶（以下簡稱本案帳戶）的提款卡及密碼等資料，提供予不詳的詐欺集團（以下簡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的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的犯意聯絡，於如附表所示的時間，以各該編號項下所示的詐欺方式，致使簡嘉慧、鄭力熒、褚瀚翔、林孟吟等人（以下簡稱簡嘉慧等4人）均陷於錯誤，分別於如附表所示的匯款時間，將「匯款金額欄」所示的款項匯入本案帳戶內，並經不詳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以此方式幫助該詐欺集團詐欺取財及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掩飾、隱匿上述詐欺取財犯罪所得的去向及所在。嗣簡嘉慧等4人驚覺受騙，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貳、案經簡嘉慧等4人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基隆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別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　　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 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是以，本件據以認定被告常永慶犯罪事實有無而屬傳聞證據的證據資料，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並沒有任何違反法定程序而取得的情形，也沒有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的情況，因此認為適當，都認為有證據能力，應先予以說明。貳、被告辯稱及辯護人為她所為的辯解：一、被告辯稱：　　我是因為搬家所以存摺才會不見，本案帳戶資料是遺失的，並不是我提供給詐騙集團使用。二、辯護人為被告所為的辯解：　　刑法上幫助犯需要有幫助故意，這個故意需要有證據證明。本件原審認為詐欺的款項是存入本案帳戶，遂認為被告有幫助詐欺，但是被告從警詢、偵查、原審都陳述自己的存摺資料是遺失的，就算檢察官不採信也要提出證據證明。原審判決雖認為如果被告的帳戶資料是遺失，為何詐欺集團會有本案帳戶的密碼？但是被告長期吸毒，因為記憶力不好、精神認知狀態也低於常人，才把密碼記載在存摺上面，這是合乎常理的。檢察官並未舉證證明被告與本案詐騙集團有何聯結，僅是因為帳戶遺失被利用，就被認定有罪，不符合嚴格證明法則。本件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犯罪，請撤銷原審判決，諭知被告無罪。參、本院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的證據與理由：一、本院於準備程序偕同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整理本件不爭執與爭執事項，雙方同意如下：　㈠不爭執事項：　⒈被告曾向第二信用合作社申辦本案帳戶，並於112年11月7 日前往第二信用合作社申請補發本案帳戶提款卡及更換印鑑章，另於112年11月13日再次前往第二信用合作社申請更換印鑑章。　⒉本案帳戶自105年6月15日起，帳戶餘額即為「65元」，被告自105年6月16日起至112年11月6日止，並無使用本案帳戶的紀錄，其後被告於112年11月7日將本案帳戶餘額「65元」轉入被告的郵局帳戶後，本案帳戶餘額為「0元」。　⒊某詐欺集團成員取得本案帳戶資料後，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的犯意聯絡，於如附表所示時間，以各該編號項下所示的詐欺方式，使簡嘉慧等4人均陷於錯誤，分別於如附表所示的匯款時間，將附表「匯款金額欄」所示的款項匯入本案帳戶內，並經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　⒋被告於113年2月9日前往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南榮路派出所報案，指稱自己於112年11月14日17時在基隆市○○區○○路000 巷0號遺失行李，遺失行李內有本案帳戶的金融卡、存摺與印章，以及日用百貨、貼身衣物、電器等物。經警察調閱附近相關監視器畫面，均未發現可疑人車的畫面。　⒌以上事情，已經簡嘉慧等4人於警詢時分別證述屬實，並有第二信用合作社113年7月4日與113年5月7日函文檢附本案帳戶的開戶基本資料、單摺、印鑑掛失（結清銷戶）／補發／更換申請書、金融卡各項業務申請暨約定書、客戶存提明細查詢表、取款條、被告於櫃台取款的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及交易明細，以及鄭力熒所提供的網路銀行交易明細、本案詐欺集團臉書主頁與通訊軟體LINE（以下簡稱LINE）對話紀錄擷圖、褚瀚翔所提供的網路銀行交易明細和與詐欺集團成員LINE之對話紀錄擷圖、被告提出的受（處) 理案件證明單等件在卷可證，且為檢察官、被告與辯護人所不爭執，這部分事實可以認定。　　㈡爭執事項：　　　　　被告是否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的不確定故意而交付本案的帳戶及提款卡給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使用？　㈢綜上，被告不服原審有罪判決提起本件上訴，而需由本院審理並判斷者，在於因被告上訴意旨所引發的爭執事項，究竟有無理由。　　　　　　二、被告是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的不確定故意，將她所申辦本案帳戶的提款卡、密碼等資料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作為提款、轉帳及匯款之用，以此方式幫助該詐騙集團向他人詐取財物，並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而洗錢：　㈠本案帳戶自105年6月15日起，帳戶餘額即為「65元」，被告自105年6月16日起至112年11月6日止，並無使用本案帳戶的紀錄，112年11月7日由被告將餘額「65元」轉入被告的郵局帳戶後，帳戶餘額為「0元」，簡嘉慧等4人隨即於如附表所示112年11月18日、12月3日遭詐騙而匯入款項至本案帳戶內等情，已如前述不爭執事項所示。被告所為的前述行為與事情發生脈絡，核與審判實務上交付金融帳戶資訊供詐欺集團作為人頭帳戶使用的行為人，為免自身財產受損及減少日後無法取回帳戶所生的損害，多是提供許久未使用且幾近無存款的金融帳戶，或是將其有意交付金融帳戶內的款項提領、轉帳或使用殆盡後，再交予詐欺集團成員的犯罪型態，並無二致。何況被告在簡嘉慧等4人遭詐騙前，於短時間內的112 年11月7日、112年11月13日密集前往第二信用合作社辦理更換印鑑章、補發提款卡，卻於發現提款卡遺失後，遲至113 年2月9日才去基隆市第一分局南榮路派出所報案，且未向第二信用合作社掛失本案帳戶，不僅顯有異常，且過於巧合。是以，由前述事情發生脈絡與說明，可知被告有高度可能是將本案帳戶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　㈡詐欺集團成員為方便收取贓款，並躲避檢警的追緝，以他人的金融機構帳戶作為款項出入之用時，衡情應會先取得帳戶申辦人的同意。如未取得同意而使用，因一般人於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遭竊、遺失或擔心取得之人濫用時，多會立即報警，或向金融機構辦理掛失止付，詐欺集團成員如仍以該帳戶作為犯罪工具，則被害人遭詐騙而將款項匯入該帳戶後，極有可能因帳戶所有人掛失止付，帳戶遭凍結而無法提領贓款，甚至有可能於提領贓款時遭銀行人員發覺，提高犯罪遭查獲的風險。再者，帳戶所有人亦可能以申請補發存摺及提款卡，並同時變更印鑑及密碼等方式，阻止詐欺集團成員領款，甚至自行將帳戶內之贓款提領一空，致詐欺集團成員無法得償其等犯罪的目的。由此可知，詐欺集團成員既已違法大費周章設局詐取被害人財物，當無甘冒前述風險，利用未經同意其等使用的銀行帳戶供被害人轉帳匯款，而為他人作嫁之理。而本件簡嘉慧等4人將款項轉入本案帳戶後，隨即於短時間內即遭提領之情，這有本案帳戶的交易明細清單在卷可證，可見該不法集團於向簡嘉慧等4人詐欺取財時，確有把握該帳戶不會被帳戶所有人掛失止付。亦即，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於向簡嘉慧等4人詐騙前，對於本案帳戶申辦人即被告不會採取報警處理、掛失止付等方式阻撓其等領取贓款等情，顯然有高度確信，則本案詐欺集團人員確信被告同意其等使用本案帳戶，可以認定。是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對於被告不會採取報警處理、掛失止付等方式阻撓其等領取贓款等情，既然有高度確信，應認被告確實已事先同意將本案帳戶的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以不詳方式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人員使用無訛，被告辯稱本案帳戶是遺失遭冒用等語，並不可採。　㈢刑法上的故意，區分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的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如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即為不確定故意。由此可知，幫助故意不以確定故意為限，不確定故意亦足當之。又幫助犯的成立，以行為人主觀上認識被幫助者正欲從事犯罪或正在從事犯罪，且該犯罪有既遂的可能，而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構成要件者，即具有幫助故意，並不以行為人確知被幫助者是犯何罪名為必要。個人於金融機構開設的帳戶及密碼，是針對個人身分予以資金流通，具有強烈的屬人性。金融帳戶既為個人理財工具，且帳戶及密碼亦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保障，其專有性甚高，因此除非與本人具有密切親誼的關係，實難認有何正當理由可將帳戶及密碼交給不相識的他人使用，一般人亦應有妥為保管以防止他人冒用的認識。該等專有物品如落入不明人士手中，而未加以闡明正常用途，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犯罪有關的犯罪工具，故縱有特殊情況偶將存摺、提款卡交付他人使用的需要，亦必深入了解其用途後再行提供，更是日常生活的經驗與事理之常。況且詐欺集團利用收集得來的金融帳戶從事詐欺等犯罪之用，早為傳播媒體廣為報導，政府機關及各金融機構亦不斷呼籲民眾應謹慎控管己有金融帳戶，切勿出賣或交付個人金融帳戶，以免淪為詐騙者的幫助工具。本案被告雖供稱罹患精神疾病（詳如下所述），但她於行為時為成年人，且為高職肄業，亦有多年工作及使用金融帳戶之經驗，顯然是具有一般智識程度，對於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可能遭詐欺集團使用作為詐欺取財及洗錢的犯罪工具等情事，自應有所預見，竟仍交出本案帳戶的提款卡、密碼等資料予他人使用，應認被告於行為時具有縱使有人以她申設的本案帳戶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亦不違背她的本意。是以，被告確有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的客觀行為與不確定故意，可以認定。三、被告的上訴意旨及辯護人的辯護意旨並不可採：　　被告雖辯稱：本案帳戶資料是遺失，她並沒有提供給詐騙集團等語；辯護人亦為她辯稱：被告長期吸毒，因為記憶力不好、精神認知狀態不佳，才把密碼記載在存摺上面，且檢察官並未舉證證明被告與本案詐騙集團有何聯結等語。惟查，法院憑以認定犯罪事實的證據，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其認定犯罪事實的基礎，如不違背經驗法則，亦為法之所許。本件檢察官已經提出如前所述的供述證據與非供述證據，證明被告於短時間內密集前往第二信用合作社辦理更換印鑑章、補發提款卡，並於本案帳戶自105年6月15起，帳戶餘額即為「65元」，被告長期沒有使用本案帳戶的紀錄，卻於112年11月7日將餘額「65元」轉入被告的郵局帳戶，核與審判實務上交付金融帳戶資訊供詐欺集團作為人頭帳戶使用的行為人，常將其有意交付金融帳戶內的款項提領、轉帳或使用殆盡後，再交予詐欺集團成員的犯罪型態並無二致，加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有高度確信被告不會採取報警處理、掛失止付等方式阻撓其等領取贓款，則本院自得綜合前述各種直接、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認定被告確實將本案帳戶的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以不詳方式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人員使用。再者，被告於113年2月9日前往警局報案，指稱自己於112年11月14日17 時在基隆市○○區○○路000巷0號遺失行李，行李內有本案帳戶的金融卡、存摺與印章等情，已如前述不爭執事項所示，被告此部分所指遺失行李的時間，距離簡嘉慧等4人遭詐騙時間僅有短短4日，應屬最有關連、最為有利於被告的間接事實；但經警察調閱被告所稱遺失地點附近的相關監視器畫面，卻均未發現可疑人車的畫面等情，亦已如前述不爭執事項所示。何況即便被告確實遺失本案帳戶的金融卡、存摺與印章，仍無法合理解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為何高度確信被告不會採取報警處理、掛失止付等方式阻撓其等領取贓款。是以，由前述直接、間接證據所證明的間接事實，應認被告與辯護人的上訴、辯護意旨並不可採。　　四、綜上所述，由前述證人證詞、被告供稱及相關書證，顯見被告是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的不確定故意，而將本案帳戶的資料提供與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作為提款、轉帳及匯款之用，被告所為的辯解乃是事後卸責之詞，不足以採信。是以，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以認定，應予以依法論科。　　　　肆、論罪：一、新舊法比較：　　刑法第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法律變更的比較，應就罪刑有關的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的一切情形，綜合其全部罪刑的結果而為比較。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其中修正後第6條、第11條的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同年8月2日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並刪除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3項規定。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核屬個案的科刑規範，已實質限制同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的宣告刑範圍，致影響法院的刑罰裁量權行使，從而變動一般洗錢罪於修法前的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之列。本案被告前置不法行為所涉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的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的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仍應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有期徒刑5年的限制。依上說明，修正前一般洗錢罪的量刑範圍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修正後新法的法定刑則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本件被告犯幫助洗錢的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被告並未自白幫助洗錢犯行，並無洗錢防制法關於自白減刑規定的適用，經比較新舊法結果，修正後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應適用被告行為時的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1項規定處斷。二、被告成立的罪名：　　刑法上的幫助犯是指以幫助的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的行為者而言。是以，如未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且是出於幫助的意思提供助力，即屬幫助犯，而非共同正犯。本件被告將本案帳戶的提款卡等資料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非實行詐欺取財、洗錢的構成要件行為，又無證據證明被告對於參與詐欺取財、洗錢犯行構成要件的行為分擔或有何犯意聯絡，應認被告是出於幫助的意思，以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的方式，使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遂行詐欺取財、洗錢犯行，資以助力，應論以幫助犯。本院審核後，認定被告所為，是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的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的幫助洗錢罪。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供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分別對附表所示被害人施以詐術，致使其等陷入錯誤轉帳匯款後，再將匯入款項轉匯一空，是以一幫助行為同時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欺如附表所示之人並觸犯上述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以幫助洗錢罪處斷。被告未實際參與詐欺及洗錢犯罪，其所犯情節較正犯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伍、本院撤銷改判的理由、量刑及沒收與否的審酌：一、本院撤銷改判的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幫助洗錢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雖然已提出其論證憑據。惟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修正如前所述，經綜合其全部罪刑的結果而為比較，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利於被告，而應整體適用修正前的洗錢防制法規定，原審認修正後洗錢防制法有利於被告，核有違誤。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雖無理由，但原審判決既有前述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二、量刑：　　有關被告犯行所應科處的刑度，本院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參酌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先以被告的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損害等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確認責任刑範圍，再以被告的犯後態度、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社會復歸可能性等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及其他事由）調整責任刑。茲分述如下：　㈠責任刑範圍的確認：　　被告因不明原因，提供本案帳戶給本案詐騙集團使用，僅從事幫助洗錢的工作，扮演的是較為末端、被查獲危險性較高的角色，犯罪情節較為輕微。再者，被告所為使4位被害人受有如附表所示金額的財產上損害，危害不輕。又臺灣社會電信詐欺盛行超過20年，近年來詐欺集團更是猖獗，對社會及人民財產所造成的威脅與損害由來已久，政府亦長期致力於打擊與追緝詐欺集團，被告仍提供自己的金融帳戶，協助詐欺集團製造金流斷點，隱匿本案詐欺所得的去向、所在，以逃避國家的追訴處罰，所為造成嚴重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破壞人際間的信任關係，堪認被告的犯罪手段及犯罪所生損害均屬重大。是以，經總體評估前述犯罪情狀事由，並基於平等原則（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通常量處2 月至1年有期徒刑左右的刑度），本院認被告責任刑範圍應接近處斷刑範圍內的低度偏中區間。　㈡責任刑下修與否的審酌：　　被告曾有施用毒品、行使偽造私文書遭判刑的犯罪紀錄，素行並非良好。再者，被告自述高職肄業、罹患精神疾病並每月持續就診中（這有身心障礙證明在卷可證，原審卷第105 頁）、目前無業的智識程度、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又被告於警詢、偵訊與法院審理時均否認犯行，且迄未與如附表所示簡嘉慧等4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等損害。是以，經總體評估前述一般情狀事由後，本院認被告的責任刑應予以下修，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應接近處斷刑範圍內的低度偏低區間，才符合罪刑相當原則。　㈢綜上，本院綜合考量被告的犯罪情狀事由及一般情狀事由，基於平等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參酌司法實務就類似案件所可能量處的刑度，認被告的責任刑應接近處斷刑範圍內的低度偏低區間，爰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的折算標準，以示懲儆。三、沒收與否的審酌：　㈠被告雖提供本案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使用，但卷內並無積極證據可資證明被告有因此取得酬勞或其他利益，無從認被告取得犯罪所得，自毋庸宣告沒收、追徵。另如附表所示簡嘉慧等4人遭詐騙的款項，非屬被告所有，亦無證據證明是由被告實際掌控中，被告就所隱匿的財物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即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諭知沒收。　㈡被告雖提供本案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遂行本件犯罪，但該帳戶提款卡均未扣案，考量前述帳戶提款卡單獨存在不具刑法上的非難性，且可隨時停用、掛失補辦，如予諭知沒收、追徵，除另使刑事執行程序開啟之外，對於被告犯罪行為的不法、罪責評價並無影響，對於沒收制度所希望達成或附隨的社會防衛亦無任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是以，本合議庭認無沒收或追徵的必要，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併此說明。　陸、適用的法律：　　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本案經檢察官唐先恆偵查起訴，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告訴人詐欺方式匯款時間匯款金額匯入帳戶１簡嘉慧詐騙集團成員於112年11月23日某時許在臉書直播可投資翡翠原石切割，嗣簡嘉慧瀏覽後與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聯繫，該成員即向簡嘉慧佯稱：只要付幾百塊即可獲利幾萬元，無翡翠可全額退費云云，致簡嘉慧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被告右列帳戶內。 112年 12月3日晚間10時31分 10萬元本案帳戶２鄭力熒詐欺集團成員在臉書刊登可協助祈福消災之貼文，嗣鄭力熒於112年11月14日前某日上網瀏覽後與其聯繫，該詐騙集團成員即佯稱：匯款即可協助作法事云云，致鄭力熒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內。 112年 11月18日下午1時41分 1萬 4,000元本案帳戶３褚瀚翔詐欺集團成員在臉書刊登可協助作法事之貼文，嗣褚瀚翔於112年11月18日上網瀏覽後與其聯繫，該詐騙集團成員即佯稱：匯款即可協助作法事云云，致褚瀚翔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內。 112年11月18日下午1時59分 2萬元本案帳戶４林孟吟詐欺集團成員在臉書刊登開運廣告，嗣林孟吟於112年11月12日上網瀏覽後與其聯繫，該詐騙集團成員即佯稱：匯款即可協助作開運法事云云，致林孟吟陷於錯誤，依指示於右列時間，匯款右列金額至右列帳戶內。 112年 11月18日下午5時19分 1萬元本案帳戶

2025-03-06

TPHM-113-上訴-6535-20250306-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13號上訴人即自訴人鄭邁律師被告鄭文彥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自字第6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8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本案審理範圍：　　原審判決後，自訴人不服原判決，全部上訴，是本案本院審理範圍為原判決全部。二、按犯罪之被害人得提起自訴。但無行為能力或限制行為能力或死亡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直系血親或配偶為之；前項自訴之提起，應委任律師行之，刑事訴訟法第319條第1項、第2項固有明文。惟按本法上開規定雖無如民事訴訟法第466 條之1第1項：「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人或其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之但書規定，然據此法理，亦應為同一解釋，即倘自訴人如具備律師資格，則無強令其另外委請律師之必要。查自訴人鄭邁為執業律師，此有其提出之臺北律師公會律師證可佐（見原審卷第15頁），揆諸前揭規定，其未委任律師而逕行提起本案自訴，應屬合法。　　　貳、實體部分：甲、無罪部分：一、自訴意旨略以：被告鄭文彥（下稱被告）與自訴人鄭邁（下稱自訴人）為兄弟關係，自訴人前因認被告於母親蔣鳳儀生前未共同分擔扶養義務，對被告提起返還代墊扶養費之訴訟 (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下稱桃園地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5 7號審理)，詎於該案民國112年9月19日上午10時25分在桃園地院第50法庭開庭時，被告基於公然侮辱、誹謗之犯意，公然聲稱案外人劉鳳鳴為自訴人之乾爹等語，以此等不實言論侮蔑自訴人認他人為父，侵害自訴人之名譽及社會評價。嗣又另行起意，基於公然侮辱、加重誹謗之犯意，於113年1月 29日在蔣鳳儀之臉書頁面，張貼「今天是媽媽被累死的日子，那個累死媽媽的道貌岸然畜生，畜生的乾爸、乾媽也都該死，而我深信他們離死不遠了」之貼文（下稱0000000貼文），且依被告此前張貼在蔣鳳儀臉書頁面之貼文內容，已足資辨識被告所稱「畜生」之人為自訴人，是被告上開貼文足以侵害自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第310條第1項、第2項之誹謗、加重誹謗罪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三、又按：㈠、刑法第309條所稱「侮辱」及第310條所稱「誹謗」之區別，一般以為，前者係未指定具體事實，而僅為抽象之謾罵；後者則係對於具體之事實，有所指摘，而損及他人名譽者，稱之誹謗；然而，言論中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在概念上本屬流動，有時難期其涇渭分明；是若言論內容係以某項事實為基礎而評論，或發言過程中夾論夾敘，將事實敘述與評論併為陳述時，縱屬評論「意見表達」用語粗鄙不堪，仍不能因此將該粗鄙用語自評論中抽離，逕論以公然侮辱，否則屬於依據事實而為意見表達之言論因符合刑法第310條第3項之要件而不罰，反因所為用語損及名譽而受處罰，自非法理之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12號判決同此意旨參照）。㈡、刑法誹謗罪之成立，行為人於客觀上有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實，主觀上亦需有毀損他人名譽之故意，此觀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規定至明，而我國刑法第310條之誹謗罪所規範者，僅為「事實陳述」，不包括針對特定事項，依個人價值判斷所提出之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屬同法第31 1條第3款所定免責事項之「意見表達」，亦即所謂「合理評論原則」之範疇，是就可受公評之事項，縱批評內容用詞遣字尖酸刻薄，足令被批評者感到不快或影響其名譽，亦應認受憲法之保障，不能以誹謗罪相繩，蓋維護言論自由俾以促進政治民主及社會健全發展，與個人名譽可能遭受之損失兩相權衡，顯有較高之價值。易言之，憲法對於「事實陳述」之言論，係透過「實質惡意原則」予以保障，對於「意見表達」之言論，則透過「合理評論原則」，亦即刑法第311條第3款所定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之誹謗罪阻卻違法事由，賦予絕對保障。　　四、自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公然侮辱、誹謗、加重誹謗等犯行，無非以桃園地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57號案件112年9月19日上午10時25分開庭筆錄、0000000貼文及證人劉鳳鳴於原審之證述為其論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自訴意旨所指之犯行，辯稱：伊在桃園地院開庭時之陳述，係來自於蔣鳳儀生前之告知，因而認為與事實相符，且「乾爸」一詞並無貶抑之意；又伊在蔣鳳儀臉書之留言，係蔣鳳儀過世後，伊於遭受委屈時，向蔣鳳儀傾訴之唯一方式，並非針對自訴人進行侮辱等語。經查：㈠、關於指訴被告112年9月19日開庭陳述所涉犯行部分：　　　　⒈被告有於桃園地院111年度家親聲字第157號事件112年9月19 日上午10時25分開庭時，當庭表示劉鳳鳴為自訴人之乾爹等語，為被告所是認（見原審卷第195頁），並有桃園地院111 年度家親聲字第157號112年9月19日上午10時25分開庭筆錄（見原審卷第39頁）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⒉被告雖於上開法院開庭時發表劉鳳鳴為自訴人乾爹之言論，惟指稱他人稱呼某人為「乾爸（爹）」乙節是否構成妨害名譽，不可一概而論，倘係意指該他人受某人包養，乃認某人為爹，或貪圖利益，竟認賊作父等，自屬妨害他人名譽，若無此意，僅係因一般日常對相較自己年長之人之親暱稱呼，或指稱2人關係情同父子（女），則一般人聽聞此事，不致產生該稱呼他人乾爸（爹）之負面聯想，自不生妨礙名譽可言，故仍應以言論之全部脈絡，綜合以觀。　⒊觀諸被告於前揭桃園地院112年9月19日開庭時所述，完整內容為：「......聲請人（案指本案自訴人）找來的證人都是聲請人的家人，劉鳳鳴也是聲請人的乾爹，我與他們都不熟，甚至他們還說出我母親生前的親筆手札是假的，他們的證言還有什麼可信力。」等語（見原審卷第39頁），另參照該事件前於111年5月3開庭之筆錄，被告曾稱：「......聲請人提到的證人部分，他找了自己乾媽、乾爹作證......」等語（見原審卷第51頁），足見被告於112年9月19日開庭時所述，係因主張本案自訴人於該事件中聲請之證人證詞不可信，故說明所憑理由為因證人劉鳳鳴為自訴人之乾爹，即欲以此關係陳明其主張證詞不可信之理由，佐以劉鳳鳴於原審證稱：我與蔣鳳儀等於是共同生活，我們彼此互相關心，彼此喜愛，生活在一起，算是男女朋友關係，與蔣鳳儀生活的20 幾年間，與鄭邁（自訴人）、鄭文彥（被告）關係都是一家人等語（見原審卷第99至100頁），堪認被告當庭所述「自訴人稱劉鳳鳴為乾爹」乙節，所指「乾爹」係著眼與其2人間類同「父子」之關係，陳述用意係為說明於該關係下之證詞恐有偏頗，顯非出於妨害名譽之目的。是被告辯稱此部分所述並非誹謗、侮辱，應屬可採。　⒋自訴人自訴意旨逕將稱呼他人為「乾爹」指為負面評價，上訴又提出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中對「乾爹」之解釋為「稱拜認的父親」（見本院第43頁）此一中性解釋，遽指被告妨害其名譽，所為指訴，均非可採。　⒌據上，依據前開說明，自不能以被告於前揭開庭時，有自訴人所指之當庭陳述內容，逕對被告以侮辱、誹謗等罪相繩。㈡、關於「0000000貼文」所涉犯行部分：　⒈被告有於蔣鳳儀臉書頁面發表0000000貼文等情，為被告所是認（見原審卷第195頁），並有0000000貼文翻拍照片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81頁），是此部分事實，同堪認定。　⒉觀諸前開貼文，除有「那個累死媽媽的道貌岸然畜生」、「畜生的乾爸、乾媽」等文字內容，並附有手寫手札翻拍照片（下稱手寫手札，放大版見原審卷第165至173頁），且自訴人不爭執該手寫手札為其母親蔣鳳儀所書寫（見原審卷第18 9頁），而被告於本院自承該貼文中「畜生」指的就是自訴人，母親的臉書，一定的親友都能看到等語（見本院卷第10 3頁）。又該手寫手札中確載有諸多蔣鳳儀對「寶寶」有所指摘之不滿內容（完整內容詳卷），且自訴人於本院自承該手寫手札中所稱「寶寶」就是伊（見本院卷第72頁），由此以觀，則被告在上開貼文中撰寫「那個累死媽媽的道貌岸然畜生」、「畜生的乾爸、乾媽」等文字暗指自訴人而為負面批評，因貼文同時附上上開手寫手札，即難排除被告係本於手寫手札中母親蔣鳳儀所寫對於自訴人之上開不滿文字，將在一定親友間之可受公評事項，表達自己的意見而為對自訴人較為嚴厲之評論，綜合以觀，尚在憲法對言論自由保障之合理限度內，依據前開說明，無從逕以誹謗相繩。至其中使用「畜生」之用語雖粗鄙且帶有負面意涵，因屬評論之意見表達一部分，縱足使自訴人感到不快，依前說明，仍不得單獨由其全部意見表達中抽離，遽認該當侮辱犯行。　⒊至自訴人雖以該手寫手札係隨意記載在筆記本中，除前揭「手寫手札」之幾頁文字以外，其餘多數頁數為空白（此部分經本院當庭勘驗，上開「手寫手札」是書寫在某公司發行之行事曆記事本，該記事本除該等內容，其他頁數為空白，且空白頁佔多數，見本院卷第104頁）為由，主張手寫手札之內容係其母親蔣鳳儀之一時氣話云云。然以，該手寫手札記載在上開行事曆記事本，核與日常以該等相類筆記本記事或書寫文字抒發心中想法之作法並無不合，且不因筆記本中其餘頁數是否多為空白而受影響，至於內容為「氣話」與否（按自訴人之意應指手寫手札內容非屬事實），僅係自訴人之單方主張，非閱覽者形式上所能認定，自無從逕指該內容必然不實，而謂被告係對明知不實之內容發表意見，是自訴人此部分之指訴，並非可採。㈢、至於自訴人提出之其他證據（含上訴後提出之被告所涉另案之偵查筆錄、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本院準備期日後被告再為之貼文等），或為證明被告另有指稱劉鳳鳴為其乾爹，或為證明被告張貼上開貼文所稱畜生即暗指自訴人，且該貼文為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被告確有散布之意等情，此等證據，仍無礙於前開認定本案被告被訴所為無從以侮辱、誹謗相繩之認定。　　五、綜上所述，本案依自訴人所舉證據，尚難使本院就被告涉有自訴意旨所指公然侮辱、誹謗、加重誹謗犯行，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為有罪之心證程度。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證被告確有自訴意旨所指之犯行，揆諸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乙、自訴不受理部分：　　　一、追加自訴意旨略以：被告於110年3月23日貼文（下稱000000 0貼文）將上開手寫手札上傳於母親蔣鳳儀之臉書，影射自訴人即為被告所指摘之人，因認被告此部分亦犯誹謗罪嫌云云。二、自訴人於本院稱上開內容不在其自訴範圍云云。然由自訴人於113年3月5日向原審提出之「刑事暨追加自訴狀」（見原審卷第75至79頁）觀之，狀內除表明追加自訴之旨，並記載前揭認定無罪部分之被告張貼0000000貼文行為，以及此部分之被告張貼0000000貼文之行為，並稱被告「多次」張貼於母親臉書貼文內容，已達辨識被告所指「畜生」之人為自訴人之程度，涉犯誹謗罪等語，堪認已就被告張貼0000000 貼文之行為追加提起誹謗自訴，而生繫屬法院之效力，法院自應審理，自訴人稱此部分非自訴範圍云云，與卷內追加自訴狀所載不符，並非可採，先予敘明。三、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六個月內為之；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已不得為告訴或請求者，不得再行自訴；不得提起自訴而提起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第322條、第334條分別定有明文。四、自訴意旨雖認被告0000000貼文亦涉有誹謗之犯行，惟上開罪名依刑法第314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而依自訴意旨，上開貼文既於110年3月23日即經被告發表於蔣鳳儀之臉書頁面，自訴人自斯時起即可知悉被告之犯行，然其迄113年3月5 日始向原審就此部分犯行追加自訴，顯已逾6月之告訴期間，依前揭規定，自不得再行自訴。自訴人固以連續犯規定認其提起此部分自訴尚未逾告訴期間，然連續犯之規定於被告為自訴人所指犯行時，廢除已久，自訴人憑此認其尚未逾越告訴期間，顯不可採；自訴人又稱其係於113年2月15日經家人告知，始知悉被告前揭犯行，然就此部分，自訴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況被告張貼貼文在自訴人母親之臉書，如謂自訴人長達3年時間未曾瀏覽母親臉書而查覺，與常理有違，是依有疑惟利被告原則，自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即認自訴人提起此部分自訴已逾告訴期間，而不得再行自訴。是此部分自訴，為不合法，應為自訴不受理之諭知。參、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審理後，同本院認定，就被告被訴112年9月19日開庭陳述及張貼「0000000貼文」等所涉犯行部分，為被告無罪諭知，另就被告被訴張貼「0000000貼文」所涉犯行部分，諭知公訴不受理。經核原判決採證、認事均無違誤，被告上訴空言指稱原判決諭知不受理部分非自訴範圍云云，與卷內追加自訴狀內容不符，業經說明如上，顯非可採；又就原判決諭知無罪部分，上訴仍指被告犯罪，然本案應為無罪諭知，業經論述如上，被告上訴所提證據未能使本院形成有罪心證，亦說明如上。是自訴人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陳明偉　　　　　　　　　　　　　　　　　　　法　官　吳祚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楊宜蒨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

2025-03-06

TPHM-113-上易-1813-20250306-1

國審強處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傷害致死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4號公訴人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鄭明德選任辯護人周聖錡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涉犯傷害致死案件（113年度國審強處字第4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鄭明德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參月拾貳日起延長羈押貳月。　　理　　　由一、被告鄭明德因涉犯傷害致死案件，前經訊問後，矢口否認有何故意傷害致死犯行，然被告所為，有卷內證據資料及相關證人證詞可資佐證，足認被告所涉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罪，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前有遭通緝之前科紀錄，再考量被告就本案犯罪過程、細節及過程模糊其詞顯未完全交代；復斟酌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參諸重罪常伴有逃亡、串證之高度可能性，此乃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而被告既一人獨居在外，以其所涉罪刑，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而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爰均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規定，自民國113年4月12日起執行羈押；嗣再經本院裁定自113 年7月12日延長羈押2月；復經本院裁定自113年9月12日延長羈押2月；又經本院裁定自113年11月12日延長羈押2月；並經本院裁定自114年1月12日延長羈押2月在案。二、茲被告羈押期間即將屆滿，而其因涉犯傷害致死案件，經本院訊問後坦承犯行，且其涉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死罪，就卷內相關證據資料與被告說詞相互比對研判，堪認被告涉犯本案犯罪嫌疑重大，而被告對於犯案過程之細節及因果關係等節之陳述，仍有晦暗不明之處；再者，被告所犯係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參諸被告犯罪行為，顯屬犯罪情節非輕之事實，而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乃基本人性，是其為規避刑罰之執行而妨礙日後審判及執行程序進行之可能性仍屬存在；而被告既獨自一人居住在外，又被告前亦有通緝之前科紀錄，則以被告並無何掛礙之情，亦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有逃亡之虞，為保全被告以利後續審判、執行之進行，顯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權衡國家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被告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規定，應自114年3月12日起延長羈押2月。三、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2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國民法官專庭　法　官　林岳葳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應附繕本）　　　　　　　　　　　　　　　　書記官　吳玫萱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2025-03-03

TNDM-113-國審強處-4-20250303-5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詐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4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簡暉恩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2351 2號、第28009號，原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34188號，本院以11 3年度訴字第442號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簡暉恩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簡暉恩明知陳浚豐等人宣傳之所謂海匯國際公司（後改稱DRC、AEG公司）Global Link投資平台（下稱本案平台）從事外匯保證金期貨交易云云，純屬子虛烏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自民國110年間起，先後向證人高令儀、李文琳（下均逕稱其名）謊稱以USDT（下稱泰達幣）虛擬貨幣參與本案平台從事外匯保證金期貨交易可保證獲利、渠可代高令儀、李文琳購買泰達幣並至本案平台入金云云，使高令儀、李文琳信以為真而分別於附表編號1、2 轉帳時間欄所示時間，將附表編號1、2轉帳金額欄所示款項（本院按，此乃起訴書之記載，正確匯款時間金額等詳後述證人所言）共計新臺幣（下同）0000000元，轉帳存入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金）00000000 0000號帳戶內（下稱被告帳戶）。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39 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云云。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犯嫌，主要係以：高令儀、李文琳曾匯款至本案帳戶。四、訊據被告雖自承高令儀、李文琳曾匯款至本案帳戶，且渠曾為高令儀、李文琳購買泰達幣。核與高令儀、李文琳證述曾匯款給被告（本院按，起訴書附表編號1所載高令儀匯款460 萬元至本案帳戶的時間不正確，實際上係111年5月7日轉帳2 00萬元、111年5月8日轉帳200萬元、111年5月9日轉帳60萬元，共460萬元）請被告幫忙買虛擬貨幣乙節相符。且有本案帳戶、高令儀中信金帳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7033號卷第29、45頁參照，帳號不詳載）、李文琳中信金帳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3586號卷第5 5、57頁參照，帳號不詳載）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足以擔保被告前開任意性不利於己陳述與事實相符。但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檢察官所指犯行，辯稱：我不知道為什麼檢察官要這樣誤導，高令儀、李文琳都證稱不是我介紹她們投資，相關投資訊息也不是我告訴她們，我只是幫她們買泰達幣等語。經查：　㈠高令儀證稱：是證人徐玉琦（下逕稱其名）介紹被告給我認識。因為徐玉琦跟我介紹這個（投資）案子，我要換虛擬貨幣，但我不知道要如何購買，所以徐玉琦介紹被告給我，我將錢匯給被告請他幫我處理。被告沒有向我提到保險機制可以補回本金、保證獲利、保證投資報酬率、對沖方式、英國監管的AR牌照證明已經取得。我沒有聽過比例分紅，而如果有介紹人進來投資本案平台，可以有固定趴數的分潤。徐玉琦極力推薦這個投資，我也看到過往真的陸陸續續都曾拿回投資。坦白講，從一開始投資到現在，我都沒有取回本金過。但投資人不只我一人，我覺得被告也是受害者，臺灣因為這個案子錢卡在上面的人非常多，有成立自助會，有特定幾個人透過律師跟本案平台老闆接觸，希望他們可以提出解決方案。這些救濟途徑我沒有問過被告，我是和徐玉琦討論。我亦沒有思考說我需要被告保證取回本金，若發生什麼事情被告也無法處理，因為錢不在他身上。被告有提供操作投資的資訊，也有教我如何操作平台，並擷圖給我，告知我的帳號裡面已經有我請他轉入的錢。剛開始的時候，只要我的帳戶有投資、回應時，他都會提醒我去後台看狀況如何，收益多少，有給我看取回利潤之過程。但我之所以決定投資，主要是因為徐玉琦，而不是被告，且當時有很多已經投資的人開直播、線上分享，我有聽他們解釋。我不認為我是被害人，這是重點（本院卷第84至93頁參照）。　㈡李文琳證稱：我去聽投資理財課程的時候，透過案外人劉修宏（下逕稱其名）介紹而認識被告。被告沒有向我介紹本案平台，是我上（投資理財）課的時候知道，有一些資深的投資人向我說明交易模式。我是透過投資理財課程去瞭解，不是被告個人向一對一我說明。幣託也是我在投資理財課程中，別的投資人提到有獲利出金時，可以透過虛擬貨幣平台出金，這些投資理財都不是被告介紹的。而若我要投資理財商品，是要用泰達幣，我不知道要如何將新臺幣換成泰達幣，他們（其他投資人，本段下同，不贅）介紹我可以透過被告換。被告沒有教我如何操作入金，我只是單純請被告幫我換幣。被告沒有跟我說保證獲利，是我們在上課時，他們有提到交易模式，有獲利也會有虧損，但是公司會到獲利時才會出金。被告沒有跟我提到拉人進入投資可以分潤，這都是課程當中說的。被告也沒有跟我說操作虛擬貨幣的交易所方式，是在課程中有其他投資人教我們如何透過虛擬平台出金。所謂保險機制可以補回本金也是上課時提到的。被告沒有提到對沖方式運作、沒有提到經過英國監管的AR牌照證明。這些都是聽其他投資人在課程中提到。被告沒有跟我提及若無法取得本金可向何人、何公司求償。因為從頭到尾，被告就是很單純在我剛開始投資的時候，我不知道如何換泰達幣，就透過其他朋友認識被告，請他教我怎麼換或是幫我換，我不是被告介紹我來投資，他不會跟我說這些。我是相信介紹我投資商品的劉修宏才去投資，因為有十多年的交情，之後我來去上課有瞭解投資商品的獲利模式，我覺得蠻不錯才自己投資。被告沒有提供任何投資資料或資訊，都是我在平台上自行操作。投資決定與被告無關，是我自己願意（本院卷第94至101頁參照）。　㈢綜上證人證詞可知，雖然被告曾收取高令儀、李文琳匯來款項而協助渠等購買泰達幣，且曾協助高令儀開立本案平台帳號、指導如何操作平台，提醒高令儀帳戶資訊，並分享自己取回利潤之過程。但，被告從未有起訴書所載，向高令儀、李文琳告知以泰達幣參與本案平台從事外匯保證金期貨交易可保證獲利之行為，亦沒有向高令儀、李文琳提及「保險機制可以補回本金」、「保證投資報酬率」、「對沖」、「本案平台已取得英國監管的AR牌照證明」云云。高令儀、李文琳之所以投資本案平台，分別是因徐玉琦、劉修宏之介紹以及個人由網路、投資課程取得之訊息，而與被告無關。被告為高令儀、李文琳購買泰達幣，亦是高令儀、李文琳「決定投資」之後的行為。因此，依現有證據，除無法證明被告被訴犯行外，反而是證明被告根本無起訴書所訴之施用詐術、致高令儀、李文琳陷於錯誤之行為。檢察官雖聲請傳喚徐玉琦，然事證已明，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所指出之證明方法不能使本院相信被告犯罪。此外，按最高法院101年1月17日101年度第二次刑事庭會議㈠決議，法院亦無主動蒐集不利被告證據之義務，揆諸前開說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應不待有何有利被告之證據，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大智追加起訴，檢察官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瑜君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附表編號被害人轉帳時間轉帳金額 1 高令儀 110.06.15 390,000 111.05.07 4,600,000 2 李文琳 110.09.10 1,659,000 110.09.17 2,900,000

2025-02-27

TPDM-113-易-1114-202502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53號上訴人即被告何鎮譁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759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50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何鎮譁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何鎮譁（下稱被告）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於民國109年10月5日凌晨3時39分許，委請林滄駿(另為不起訴處分)騎乘其母陳碧蓮名下之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起訴書誤載為：000-000；下稱本案普通重型機車），搭載被告前往新北市○○區○○路000巷00之0號對面空地（下稱本案空地），見告訴人曾筠宸（下稱告訴人）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自用小客車）停放該處無人看管，竞持可供兇器使用、客觀上具危險性之不詳工具，破壞本案自用小客車引擎室內之引擎線組、晶片編程、保險絲上蓋及渦輪連接管等零件(毀損部分未據告訴)後，竊取引擎電腦1台(價值約新臺幣〈下同〉3萬8000元）得手，隨即與林滄駿騎承上開機車離去。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 1條第1項第3款之加重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 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就該管案件，應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此乃刑訴法第2條第1項明文規定；又司法院大法官迭次於其解釋中，闡明無罪推定乃屬憲法原則，已超越法律之上，為辦理刑事訴訟之公務員同該遵守之理念。依此原則，證明被告有罪之責任，應由控訴之一方承擔，被告不負證明自己無罪之義務。從而，檢察官向法院提出對被告追究刑事責任之控訴和主張後，為證明被告有罪，以推翻無罪之推定，應負實質舉證責任即屬其無可迴避之義務。因此，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乃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故檢察官除應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外，尚應指出其證明之方法，用以說服法院，使法官確信被告犯罪事實之存在。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為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即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法官基於公平法院之原則，僅立於客觀、公正、超然之地位而為審判，不負擔推翻被告無罪推定之責任，自無接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無罪推定原則」適用於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前之所有程序（包括偵查、起訴及審判各階段），故即便是檢察官，其於辦案時亦應嚴守無罪推定原則，對公平正義之維護或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之事項，皆應詳加蒐證及調查，以避免侵害人權，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縱使被告之辯解疑點重重，法院仍應予被告無罪之諭知（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上字第6259號判決、102年度台上字第3128號判決意旨參照）。復按「罪疑唯輕原則」或「有疑唯利被告原則」係指關於罪責與刑罰之實體犯罪事實之認定，法官在綜合所有之證據予以總體評價之後，倘仍無法形成確信之心證，即應對被告為有利之實體事實認定；而當被告所涉及之犯罪事實，可能兼括重罪名與輕罪名，而輕罪名之事實已獲得證明，但重罪名之事實仍有疑問時，此時應認定被告僅該當於輕罪罪名，而論以輕罪；若連輕罪名之事實，亦無法證明時，即應作有利於被告之無罪判決（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 517號判決、101年度台上字第2696號判決意旨參照）。三、按共犯之不利陳述具有雙重意義，一方面係就自己犯罪之事實為自白，另方面則為對於其他共犯之犯罪事實為陳述。於後者，基於該類陳述有因分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因此，在共犯事實範圍內，除應依人證之調查方式調查外，尤須有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其陳述始能成為對其他被告論處共犯罪刑之證據。即使其中一名共同正犯之自白（即自己犯罪事實）已經符合補強法則之規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被告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之其他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有其他證據作為補強；又兩名以上共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共同被告）或有無轉換為證人訊問，即令所述內容一致，因仍屬共犯自白之範疇，究非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必一共犯之自白先有補強證據，而後始得以該自白作為其他共犯自白之補強證據，殊不能逕以數共犯之自白相互間作為證明其中一方所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或作為另一共犯犯罪判斷之唯一依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66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被告供述」及「證人證述」之信用性部分，為避免裁判之誤判，審慎斟酌下列因素加以判定：① 被告供述、證人證述內容本身是否自然、合理；②被告供述、證人證述與客觀證據是否相符；③被告供述、證人證述是否有前後變遷之情形；④被告辯解、證人證述之可信性，倘被告供述、證人證述本身內容具有寫實之臨場感、具體詳細明確，則具有自然、合理特性時，該供述或證述較為可信性；被告供述、證人證述之主要內容若能與客觀證據相互印證，則該供述或證述本身具有較高之可信性；又於偵查階段內容一致之供述、證述，其可信性較高，反之，如被告先前自白，隨後則否認犯罪事實，自白與否認交互出現或證人證述自相矛盾不一致，前後證述反覆產生證詞變遷之情形時，該自白或證述之可信性則須保持疑問；被告於審判庭提出辯解時，應考量辯解內容、提出之時點是否自然、合理抑或唐突充滿疑點，證人證詞先後不一致時，亦宜考量證人本身是否具特殊性、證人有無為被告飾詞避重就輕或因時間久遠而記憶模糊等因素，綜合考量被告供述、證人證述之可信性程度高低。　　四、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係以被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另案被告林滄駿於警詢及偵查之證述、告訴人警詢指訴、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新北警）110年7月28日新北警鑑字第1101399334號鑑驗書、新北警三峽分局（下稱三峽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現場勘察照片、現場其他車輛照片、員警職務報告、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禾泰汽車修護廠報價單等證據資料，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上開時、地有至本案空地，然堅詞否認有何加重竊盜犯行，辯稱：當天是林滄駿過來載我，要維修林滄駿汽車的電線，我跟林滄駿說東西放在本案空地報廢車後面，我老闆跟我說電線在本案空地之報廢車後車廂後面有，叫我要再去拿看用得到用不到，我老闆在本案空地之報廢車車後放一堆汽車維修電線，我只是要去拿我老闆車上東西，到現場後，我就直接去報廢車後面拉電線，我在找電線時，就看到林滄駿在拆旁邊車子，我有問林滄駿說那個好像不是我們老闆的車子，我老闆車子停在那邊，林滄駿沒有回答我，我看林滄駿沒有回答我，我就走出去，走到林滄駿放本案普通重型機車的旁邊，然後就在那等林滄駿，是否是林滄駿偷的，我沒有看到，因為林滄駿工作到很晚，才半夜到本案空地，我確實沒有拿本案自用小客車的引擎電腦，沒有碰本案自用小客車等，現場沒有我的指紋、沒有我的DNA，結果我變成被告語（見本院卷第90至92、110、112、114至116 、119頁）。經查：　㈠被告與林滄駿於109年10月5日凌晨3時39分許，由林滄駿騎乘本案普通重型機車搭載被告前往本案空地，其後於同日凌晨 4時22分許，復由林滄駿騎乘本案普通重型機車搭載被告離開，及告訴人本案自用小客車停放在本案空地，本案自用小客車引擎室內之引擎線組、晶片編程、保險絲上蓋及渦輪連接管等零件遭到破壞，引擎電腦1台(價值約3萬8000元）遭竊等情，業據被告於偵訊、原審及本院供陳在卷(見偵緝卷第23頁；偵卷第55頁背面；易字卷第144頁；本院卷第90至9 1頁），核與證人即另案被告林滄駿於警詢、偵訊具結證稱及原審具結證述(見偵卷第5、130頁；易字卷第202頁）相符，並有告訴人警詢指述（見偵卷第6至7頁）、三峽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現場勘察照片、現場其他車輛照片、員警職務報告、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及禾泰汽車修護廠報價單（見偵卷第9至19、68、80至88、99至101頁）附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為真。　㈡然查，證人即另案被告林滄駿於警詢證稱：當天我有騎乘本案普通重型機車載被告至本案空地，我們沒有偷東西，我跟被告一起去本案空地之藍色車子那邊，我在旁邊看，是被告直接打開藍色車子副駕駛座拿取、找汽車材料，被告說那台車是他朋友的，找很久都找不到，之後我們就離開，過了一段時間我們又繞回去繼續找，之後又開後車廂找，找不到就走了等語（見偵卷第5頁），與其於偵訊具結證稱：當天我載被告至本案空地，被告一開始只有碰藍色車輛，被告說那是他朋友的車，要去拿線材，但後來不知道為什麼，被告有去打開黑色車輛（即本案自用小客車）引擎蓋，我不知道被告在做甚麼，我以為被告在修車，我在旁邊閒晃而已，我確定沒有碰到本案自用小客車，我沒有和被告共同竊盜，被告離開時也沒有帶走任何東西，我之所以先前說都沒有碰到本案自用小客車，是被告叫我這樣講，（後改稱）我可能有摸到本案自用小客車，一般朋友在旁邊修車也會去摸，也是很正常的，後來被告在修理黑色車子到一半時，突然就說我們走了，好像是當天下雨的關係，被告說他要回家了，我沒有多問什麼等語（見偵卷第130至133頁），及其於原審審理具結證稱：我去中原街找修車廠修，被告是那邊的修車師傅，我去修車才認識被告，中原街修車廠老闆有一些報廢車子停在本案空地，上面有放一些材料，當天被告要我載他去本案空地拿零件，我以為被告要去拿材料，我騎乘本案普通重型機車載被告前往本案空地，因為那邊蚊子很多，我沒有走進去，（後改稱）走進去後馬上就走出來了，我不知道被告要找什麼東西，我都在大馬路那邊，被告有去動藍色車子一下，我忘記被告有無開啟藍色車子的車門或後車箱，（後改稱）有開車門、沒有印象有開後車廂，後來被告有去碰本案自用小客車，我沒有看到被告怎麼碰，（後改稱）我以為被告在修車子，有看到被告打開本案自用小客車的引擎蓋，我有碰到本案自用小客車，我是好奇問被告是要修這台車嗎，被告不講話，然後我以為被告是要修這台車，就出去大馬路上，我是碰到本案自用小客車側邊輪胎上的保險桿，我沒有請被告修車，半夜拿零件不合理，但被告的修車廠有時候會半夜修車，我以為被告要拿零件後回修車廠修，我本身有一台廠牌納智捷車子壞掉一陣子，停在我家地下室，（後改稱）之前有請被告幫我看一下等語（見易字卷第201至212頁）互核以觀，可悉證人即另案被告林滄駿就被告在本案空地所為何事之證述內容，已有前後證述不一，並就其是否有碰觸到本案自用小客車部分之證述內容亦有所變異，復依本案情節，證人即另案被告林滄駿與被告一同前往本案空地後一起離去，就其涉及本案加重竊盜犯嫌部分，本質上屬共犯，稽之證人即另案被告林滄駿歷次證述內容，已顯現其避重就輕之情形，衡酌事理常情，足認證人即另案被告林滄駿就被告所為不利之供述內容，已有因分散風險利益、推諉卸責等誘因所生之虛偽蓋然性，礙難信實。　㈢次查，偵查機關自本案自用小客車之引擎室冷卻管上，就冷卻水管上之擦抹痕送DNA鑑驗，該DNA鑑驗結果檢出DNA-STR 主要型別與證人即另案被告林滄駿之DNA-STR型別相符，而無比對到被告之DNA等情，有三峽分局110年6月28日新北警峽刑字第1103622436號函（見偵卷第66頁）、現場照片2張（見偵卷第82頁背面）、證物清單（見偵卷第86頁）、新北警110年7月28日新北警鑑字第1101399334號鑑驗書及109年1 1月4日新北警鑑字第1092156319號鑑驗書各1份（見偵卷第8 9至90頁背面）在卷足參。可認證人即另案被告林滄駿前於偵訊具結證稱：我確定沒有碰到本案自用小客車云云（見偵卷第131頁），及其於原審審理具結證稱：我是碰到本案自用小客車側邊輪胎上的保險桿云云（見易字卷第208頁），均與客觀事證不符，益徵證人即另案被告林滄駿前於偵訊及原審所為之證述可信性低弱，尚難遽採。　㈣再查，觀諸卷內監視器畫面擷圖照片內容，並無法確認：⒈被告確有於上開時、地確有打開、上掀引擎蓋之行為（見偵卷第12頁）；⒉證人即另案被告林滄駿騎乘本案普通重型機車搭載被告離去時，本案普通重型機車腳踏處或置物箱確有本案自用小客車之引擎電腦（見偵卷第16頁、第17頁背面）； ⒊證人即另案被告林滄駿返回住處後持有本案自用小客車之引擎電腦（見偵卷第18頁）等情無訛。又卷內監視器畫面擷圖照片內容雖曾記載：阿婆表示她餵完貓，要走回社區時犯嫌仍在行竊等內容（見偵卷第18頁），惟卷內並無該名目擊證人之證詞可佐。是此，卷附新北警110年7月28日新北警鑑字第1101399334號鑑驗書、三峽分局刑案現場勘察報告、現場勘察照片、現場其他車輛照片、員警職務報告、監視器錄影翻拍照片、禾泰汽車修護廠報價單等證據資料，並無從作為證人即另案被告林滄駿前開警詢、偵訊及原審證述之補強證據等節無誤。　　　　㈤末查，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我跟老闆（即林國榮〈音譯〉）一起去拿汽車零件，是老闆載我去（後改稱是林滄駿載我去拿電線），在一個三峽廢車場，在藍色三菱轎車車子後車廂拿汽車電線，老闆之前有把電線放在該處告訴我，所以我缺電線就去那邊拿，因藍色三菱轎車車子後車箱沒有鎖，扳一下就開了，老闆叫我去修林滄駿的車子，所以我去拿我老闆的東西，中間我們有離開本案空地去7-11超商吃東西，後來林滄駿說要確定有沒有電線的插頭，我說不確定，我們再回去空地看一次，但我沒有跟林滄駿一起去偷東西，我沒有動黑色的車子（即本案自用小客車），我們沒有拔黑色車子的東西，是去看藍色車子內的東西等語（見偵緝卷第23至24頁；偵卷第55頁背面至第56頁背面），與其於原審訊問時供陳：我只是被林滄駿邀請過去，林滄駿叫我過去修他的汽車（廠牌為納智捷），林滄駿的車停放在林滄駿家的地下室，林滄駿帶我去他家前，有帶我去本案空地，要我在本案普通重型機車旁等一下，我不知道去本案空地要作甚麼，（後改稱）我之前在林國榮那邊上班，林國榮說本案空地有零件，要修車可以去那邊拿零件，是一台藍色的空車等語（見易字卷第 144至145頁），及其於原審準備程序供承：我不知道林滄駿去本案空地是要拆東西，是林滄駿帶我去的，林滄駿跟我老闆很好，林滄駿跟我說老闆說零件放在那裡可以去拿，我也有問老闆，老闆說可以等語（見易字卷第184頁），及其於原審審理供述：本案自用小客車上沒有我的指紋，如果真的我有刑責，我願意負責，但我只是幫林滄駿修一台車而已，我不知道怎麼會變成我去竊盜，我當天沒有碰本案自用小客車，我有看到林滄駿去碰那台黑色本案自用小客車，但我沒有問林滄駿為什麼要碰，林滄駿也會拆自己的車子，應該也會修等語（見易字卷第217、219頁），及其於本院所為前開辯解內容互核比對，可知被告自偵訊、原審至本院之辯解內容雖亦有變遷，但始終否認其有竊取本案自用小客車之引擎電腦，礙難僅以被告供述前後不一而逕認被告有本案加重竊盜之犯行。　　　㈥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指之事實，除林滄駿於偵查中之證述外，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自不得僅憑林滄駿有瑕疵之陳述，逕認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之加重竊盜犯行。六、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判決以證人即另案被告林滄駿於原審審理具結證稱內容、偵查中所提之自白書（見偵卷第139至141頁）及經驗法則、被告辯稱內容前後不一致等為由，認被告該當於刑法第321 條第1項第3款攜帶兇器竊盜罪之構成要件，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判決除將本案普通重型機車之車牌號碼誤載為000-000外，就證據法則審認部分，未考量林滄駿所為證述及自白之本質上屬共犯對被告不利之供述，不僅其證述內容本身前後矛盾，並與客觀事證不符，存有前揭所認虛偽蓋然性之風險，該證述可信性已屬低弱，卷內復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本件犯行；倘偵查機關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縱使被告之辯解疑點重重，法院仍應貫澈無罪推定原則之誡命，是原判決所為之判斷，容有未洽。本院衡酌檢察官所舉前開證據，尚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犯行之有罪心證。被告上訴主張其應為無罪，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諭知被告無罪。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莊勝博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李安蕣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2025-02-27

TPHM-113-上易-1853-20250227-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

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380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高旭遙代理人李明諭律師王君任律師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1年度再更一字第2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0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4年度訴字第235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3年度偵字第10465、19225 號、104年度偵字第1236、8328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高旭遙（下稱聲請人）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本院於民國11 3年2月20日以111年度再更一字第2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10月，併科罰金新臺幣4萬元，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1951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然聲請人發現原確定判決有如下諸多瑕疵，且符合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條規定，而提起再審：　㈠原確定判決認定同案被告黃昱翔攜帶扣案槍枝並在場之事實，無非係依據證人梁家瑋、遲碙議、陳柏仁之證詞。然細繹該證詞之內容前後文，並與勘驗光碟畫面比對之後，可知證詞有諸多瑕疵且有矛盾之處，憑信性顯然未足，原確定判決逕行採納渠等證詞，棄有利聲請人之證據於不顧，有判決理由不備、調查證據未盡之違誤：　⒈上開證人證詞有以下前後矛盾之處，並與勘驗光碟畫面比對之後，與常情相悖：　⑴證人遲碙議於偵訊時供稱:「另外有一群年輕人在外面爭吵，我當時坐在後座，有一位年輕人喝醉上了車，和那位原本在車上的年輕人發生爭執，後來上車的年輕人下車後我就聽到槍聲。」等語（偵字第10465號卷第188頁）；又於本院107 年上訴字第1829號審理中證稱：「當天去喝酒時，車上共3 人，我坐前座，陳柏仁開車，還有一個不認識的人已喝醉倒車上，趴在後車廂睡覺，車上坐我、陳柏仁、還有那個年輕人，不記得我上車後有無其他人跟我一起上車。」等語（上訴字第1829號卷一第211、213頁背面）。　　證人黃昱翔偵訊時供稱：「我當時已經醉了，倒在車上沒有下車，所以我不清楚當天發生什麼事情，我沒有跟小黑(按梁家瑋)他們一起到酒店喝酒，我當天已經在家裡喝了，我聽到外面很吵，當時我身上有一把有人寄到我這裡改過的手槍，我本來放在我腰間，後來有人把槍從我腰間搶走，要開車時我有跟仁哥講過，我腰間有槍，好像就仁哥跟他朋友知道而已，他朋友我不知道是誰，我當時有聽到他們在說，他們把槍搶走以後我就不清楚了，後來我醒來，自己下車，坐計程車走了。」等語（偵字第10465號卷第159頁背面）。　　證人陳柏仁於偵訊時供稱：「鬼仔(按黃昱翔)那時候已經喝到很掛了，我後來問他為什麼有槍，他說他跟他女朋友吵架，出門就帶著了。」等語（偵字第10465號卷第152頁)。　　設若該證詞為真，則假設黃昱翔當天在場，伊雖喝醉趴於後車座睡覺，卻能清楚的記得「有人從腰間搶走伊的槍」等搶槍之過程及細節、以及當日還能夠清楚的回答陳柏仁詢問為何要帶槍至現場等問題，由此可見黃昱翔當日並無因喝醉而達到意識不清之程度。然而，當日由梁家瑋邀請黃昱翔至酒局，黃昱翔被載至現場後，卻自始至終皆未下車與伊敬酒或打招呼，已有違一般朋友交際應酬之習性之外，當日車外眾多人發生爭執叫囂，甚至從車外拉扯爭執至黃昱翔所趴睡的後車座內，何以黃昱翔自始至終，絲毫未有任何動靜？難道即使身上之槍枝無故遭完全不相識之聲請人奪取也不予在乎理會？亦或黃昱翔當日在場，其實已醉到不省人事始皆未下車，然若已醉到意識不清、身體自主能力自然受限，又該如何與欲奪取腰間之槍之聲請人起所謂的爭執呢？由此可見，上開證人證詞互核之後有諸多疑點之處，黃昱翔當日是否誠如上開證人所言於當日在場實不無疑問！　⑵另佐以再更一審卷二之勘驗光碟畫面第33頁開始可知，於影片時間8分14秒至17秒之時，遲碙議從黑色BMW左後方開啟左後車門進入駕駛座後方位置，期間遲碙議未再進出車子，直至影片時間9分5秒至10秒遲碙議始再從黑色BMW之右後門下車，然遲碙議身高超過180公分，體重逾90公斤，由影片可清楚知悉其身材壯碩，當時若黃昱翔正於後車座趴睡，衡諸一般常理，一般車子後座容納一位成年人趴睡於內就已占據後座相當之空間，遲碙議為何不直接從左後門下車，何須再刻意與黃昱翔互換位置後自右後門下車？而第39頁影片時間 9分39秒之時，遲碙議與友人綽號「坦克」又再度分別自黑色BMW右後車門上車，該二人均為成年壯碩男子，一位成年男子若趴睡於後座就已占後座相當空間了，為何該二人仍選擇從後座門上車，欲三人共同擠在同一狹窄空間？遲碙議又為何要連續二次採取與一般人行為模式相違，且無謂增加自己行動上不便及阻力之方式進出後車座？此舉顯與常情有違。從而，應可合理推知當時車內後座並無任何阻礙，更無黃昱翔趴睡於內，身材壯碩之遲碙議與友人始會暢行無阻的於後車座內左右方向自由移動。　⑶至於原確定判決認定證人梁家瑋、遲碙議、陳柏仁並無虛偽證述之動機云云。然當日聲請人與遲碙議顯然發生爭執且多次爭搶手槍之事，兩人有衝突至為灼然，遲碙議豈會無利害關係而無陷害聲請人之動機？又綜觀卷內資料亦可知，梁家瑋早已認識遲碙議、陳柏仁、黃昱翔等人，彼此有一定交情關係，實有相互串證之可能，而原確定判決卻認定該等證人並無偽證動機云云實屬率斷！　⒉有利聲請人以下證據部分，原確定判決並未審酌：　⑴證人彭紹維為聲請人當時之員工，負責開車載聲請人至現場，顯見其並未喝酒，自始至終皆意識清晰。伊於案發後不久，即於103年6月19日偵訊時證稱：「有個我不認識的人從不知道何處拿出一把槍，好像是從一台黑色的車子拿出來，我跟我老闆說有人拿槍，拿槍的人並沒有做任何動作，但我當下覺得很恐怖，老闆搶槍後，就將槍裡的子彈打光，我本來是在車上，我是下車時看到老闆他們在搶槍，我看到我老闆將槍的子彈打完，然後另一個人再把槍搶走，後來老闆就上車，我就載老闆回家。」等語。伊嗣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審理時亦供述同樣之證詞，互核與再更一審卷二之勘驗光碟畫面所呈現之現場發生時序、經過等節完全一致，應堪予採信。　⑵證人吳宸榮為案發時在現場之人，伊於本院110年度再字第8 號110年8月25日審理時證稱：「當天黃昱翔沒有在場，我當時站在車子中間後面的位子，一個高高胖胖，穿背心，白上衣，牛仔褲的人，當時車門打開，我有看到裡面確實沒有人，當兵的時候我是士官長，我有聽過槍枝的聲音，也算是熟悉槍枝操作的，我很確定當天的聲音不是真槍，如果是真槍，大家當場就會一哄而散，但是畫面中大家都沒被嚇到。」等語。　⑶證人林峯立為案發當日代客泊車之人，伊當日分別幫案發現場兩輛黑白色BMW泊車，此可從再更一審卷二勘驗光碟畫面第22至27頁可證。伊於本院110年度再字第8號110年8月25日審理時證稱：「車子是我去發動的。當我上車時，車上都沒人。」等語。　⑷證人林靖捷為當時之酒店服務生，案發時在場，並身穿西裝、外搭背心，可從再更一審卷二勘驗光碟畫面第34至35、39 至40頁，可知林靖捷多次靠近黑色BMW前後車座門旁，並試圖阻止或攙扶起爭執之聲請人等人，伊於本院110年度再字第8號110年8月25日審理時證稱：「我記得當時車上後座沒有人，只有一個比較高大的男生短暫進去一下又出來」、「剛剛看監視器畫面，我就回想起來，是有人從車內把槍拿出來然後有一個高大的男子搶走，車上也沒有其他人，然後被告又拿那個出來，我是因為是從同一台車子出來，所以認定是同一把槍。」等語。　　觀諸卷內勘驗光碟畫面，上開二人顯為案發當時，最靠近黑色BMW車子之證人，且渠等均證稱並未看見車上有人等語，且林峯立、林靖捷均任職於酒店工作，與在場之聲請人等人殊不相識，並無任何私交，核屬所有在場證人中最具有中立性質之兩位，原確定判決卻以渠等證詞與其餘證人證詞相違不予採信，亦未詳細說明不予採信之理由，卻願意採信或與聲請人對立，或彼此間具有交情關係，具有串證可能等人之證詞，如此偏頗實難令人信服！　　　　　㈡原確定判決所認定聲請人於案發現場鳴槍後，所交付予同案被告張家銘之槍枝，與同案被告張家銘交付與警方並遭扣押之槍枝為同一槍枝等情，無非係僅依據同案被告張家銘之自白，並無其餘證據補強，顯有判決違背證據法則，並有判決理由不備、調查未盡之違誤：　⒈經扣案之槍枝並無聲請人、張家銘、黃昱翔之指紋DNA：　　若扣案之槍枝確實為案發時聲請人鳴槍之手槍，則該手槍至少有聲請人、黃昱翔、甚至黃昱翔之朋友即自真實年籍姓名不詳、自稱「鄭與書」之成年男子（下稱「鄭與書」，即槍枝所有者）觸摸過。假若無訛，既然每人觸碰之時間長短、面積範圍皆不相同，甚黃昱翔、「鄭與書」為該槍枝之長期持有者，然而，該扣案槍枝之指紋DNA卻驗不出該四人中之任何一人，難道是該四人於手槍上留存之指紋DNA剛好同時跡證不足而採集不到？試問此種概率有多低？或能合理解釋的是事後有人刻意擦拭手槍上之指紋，以湮滅跡證，然該扣案槍枝卻能驗出案外人簡瑞成之DNA，可證該槍枝並未經任何人擦拭，是以，唯一真相即為該扣案之槍枝根本與當日聲請人鳴槍之手槍非同一把，同案被告張家銘因警方施壓始不得已交付一把非案發現場之手槍，扣案之槍枝聲請人根本未觸碰過，上開檢體報告應足對聲請人為有利之認定為是。　　⒉原確定判決僅依憑同案被告張家銘之證詞認定上開事實，已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條規定：　　原確定判決第20至23頁完全引用同案被告張家銘認罪之自白認定犯罪事實，忽略同案被告間，具有先天上顯在或潛在之利害關係之本質，有高度栽贓嫁禍、推諉卸責之風險存在，其憑信性薄弱，自需要其餘補強證據相佐以擔保證詞之憑信性。而本案中，扣案之槍枝上並無聲請人指紋業如前述，而除了同案被告張家銘之自白外，根本別無其他補強證據能證明張家銘交付予警方扣案之槍枝，即為案發現場聲請人所鳴槍之槍枝，刑事案件涉及聲請人之人身自由甚鉅，法院應嚴格遵守嚴格證明法則及法律規定，原確定判決卻逕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為聲請人有罪之事實認定，已與證據法則相違，有判決違背法令之違誤。　㈢至於關於本案玩具槍之下落，原確定判決仍舊延續判決內容脈絡，單方面採信證人陳柏仁、遲碙議之證詞稱該玩具槍已經丟棄了云云，而前開證人證詞憑信性存有疑義已詳如前述，原確定判決直接採納該等證詞，未綜觀全卷證據資料憑斷尚嫌率斷，亦有判決不備理由、違背經驗、論理法則之違誤。　㈣請准予傳喚以下證人或調查以下證據：　⒈傳喚證人即佑鑫汽車汐萬店林家笙：　　待證事實為：林家笙經營佑鑫汽車汐萬店多年，熟知黑色BM W型號車輛之性能，可證明該BMW型號車輛於啟動車輛防盜鎖之同時，車燈會閃亮，若車輛處於發動、車窗未緊閉或車上可能有人等狀態時，防盜系統則無法啟動，故觀之證人即威士尊酒店泊車人員林峯立於要開車離開啟動車輛防盜鎖之同時，車燈確實有閃亮，由此可知當日並未有人躺臥在車上。且依盟錡創意行銷有限公司使用專業軟體將影片畫面解析後之影片內容可知，泊車人員林峯立於移動車輛啟動車輛防盜鎖時，車燈確實有閃燈。　⒉傳喚證人即威士尊酒店泊車人員王前益：　　待證事實及必要性：王前益為案發當日威士尊酒店2名泊車人員之一，王前益與另1名泊車人員林峯立於替黑色BMW車輛泊車時皆並未發現車後座有任何人躺臥其中，此等事實有傳喚證人王前益到庭說明之必要。　⒊傳喚證人即詹景皓、陳建宏、蕭進聰、林靖捷：　　待證事實及必要性：詹景皓、陳建宏、蕭進聰、林靖捷皆為當日有到威士尊酒店之人，且於離開酒店上車前站立路邊之位置皆靠近黑色BMW車輛，均得以證明黃昱翔當日並未在場，更不可能事先即躺臥在黑色BMW車輛內。又證人林靖捷亦是最後攙扶「坦克」進入黑色BMW車輛後座隨即又離開後座之人，對於黃昱翔是否事先即躺臥後座之情知悉甚明，故實有傳喚證人詹景皓、陳建宏、蕭進聰、林靖捷等人到庭說明之必要性。　⒋傳喚證人即「坦克」：　　此人為持玩具槍下車男子陳柏仁之同車友人，於當日多次上下畫面中車輛，且最後與遲碙議一同上黑車後座離去，可證明當日車上是否有黃昱翔存在？　⒌勘驗聲請人陳報強化後之現場監視器畫面，或傳喚盟錡創意行銷有限公司製作總監朱文傑：　　聲請人陳報由盟錡創意行銷有限公司以專業之軟體解析強化後之現場監視器影片畫面，顯示案發當日黑色BMW車內原即無任何人在車後座躺臥，足證黃昱翔當日並未在黑色BMW車內並攜帶扣案槍枝。如仍認有疑義，當可再傳喚盟錡創意行銷有限公司製作總監朱文傑到庭進一步說明。　⒍傳喚證人即彭紹維（對照本院再更一字卷一第219頁、卷二第 89、95、144-1頁，可知本院卷第22、298頁誤載為「彭紹瑋」）：　　待證事實及必要性：同案被告張家銘曾稱：今配合警方查案始交付非案發現場之槍枝。若扣案之槍枝確實為案發時聲請人鳴槍之手槍，則該槍至少有聲請人、黃昱翔、甚至黃昱翔之朋友「鄭與書」（即槍枝所有者）觸摸過，假若此情為真，則既然每人觸碰之時間長短，面積範圍皆不相同，甚黃昱翔、「鄭與書」為該槍枝之長期持有者，必定會在該槍枝上留下指紋，然而，該扣案槍枝之指紋DNA卻驗不出聲請人、黃昱翔、「鄭與書」等人中之任何一人之指紋，又證人彭紹維確實知曉同案被告張家銘交付警方之槍枝並非案發現場之槍枝，此等事實確有再次傳喚證人彭紹維到庭說明之必要性。　⒎勘驗張家銘起槍畫面：　　可證明同案被告張家銘為何找不到他不到24小時前所棄置的槍，最後甚至是由警方找到，是否有可能如同案被告張家銘於遠東飯店自陳略以：他大哥與警方協商交了把非當日現場的槍，並要同案被告張家銘帶警方取槍後推罪於聲請人等語，是否為真之可能性？且為何僅有起槍畫面？為何漏失了不到24小時的棄槍畫面？　⒏勘驗警方製作張家銘自現場離去搭乘車號000-0000離場路線照片3張，分別為3:46於民權東路現場離去、3:49行駛於松江路上、3:51抵達松江路169號酒店門口之3張照片：　　可證明如何可能於同案被告張家銘自陳離開現場馬上去棄槍的同時，卻出現在與棄槍地點一南一北之松江路169號小夜城酒店前？且請法院細思，為何漏失棄槍畫面，並於警方呈上檢察署、法院的卷宗裡，也漏失的這兩張於松江路169號照片，其動機及用意為何？是否有警方要求配合交槍栽贓而刻意漏失證據之可能性？　⒐傳喚照片中於松江路169號臨檢同案被告張家銘等人的員警，及調閱當日臨檢紀錄表：　　可證明同案被告張家銘是否真如其所證稱之離開現場後便去棄槍？　⒑傳喚DNA生物跡證專家，並勘驗槍枝鑑定報告：　　可證明是否有可能在當日多人爭奪槍枝激烈，並有數次擊發之情況下，畫面中爭槍、持槍4人均無1人殘留生物跡證，卻於槍枝鑑定報告中驗出案外人簡瑞成不只一處DNA之可能性？　㈤請給予聲請人一次公平審判之機會，使聲請人有機會陪伴年邁父母、6名未成年女兒，使他們健康快樂的成長，而非因聲請人的誤失及法院的誤判，造成聲請人與家人的遺憾。綜上，請准開始再審，並准予裁定停止原確定判決之執行云云。　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準此，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於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均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抗字第239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原確定判決係以聲請人犯未經許可，持有可發射子彈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手槍罪，係綜合聲請人部分供述、證人黃昱翔、梁家瑋、張家銘、陳柏仁、遲碙議、李金桂、吳宸榮、彭紹維、詹景皓、侯沛岑等人之證詞，酌以卷附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第一審及原確定判決法院之勘驗筆錄、畫面截圖、影像翻拍照片，暨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詳敘憑為判斷聲請人當時尾隨陳柏仁，進入車牌號碼0000-00號黑色自用小客車（下稱本案小客車）後座，發現黃昱翔攜帶本案手槍，乃趁黃昱翔因酒醉不省人事，逕自將本案手槍移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下，並下車持以對空接連鳴數槍，所為該當非法持有改造手槍罪構成要件，復依調查所得，說明：聲請人於第一審已供承其從陳柏仁車內取槍下車，對空鳴槍後，即將該槍丟給張家銘，而張家銘、陳柏仁就其等目擊聲請人對空鳴槍後，即由張家銘取走聲請人所持之本案手槍，旋搭車離開威士尊酒店，及張家銘就其取走該槍即以黑色手提包盛裝後，藏放在臺北市中山區農安街 38巷口「統一飯店」旁花圃，嗣再帶同員警前往此花圃起出之主要事實前後證述一致，足認張家銘為警查獲之本案手槍即係聲請人當時持以開槍之槍枝，並以依陳柏仁、黃昱翔及遲碙議等人所述，認定黃昱翔當時因酒醉於本案小客車後座休息、未下車，而經勘驗威士尊酒店前人行道監視器錄影光碟結果，亦無法積極證明黃昱翔於案發時並未在現場，及得否順利採集足資比對之指紋、DNA-STR型別等，繫諸採樣物品之材質、面積大小、DNA跡證殘留數量等多項因素，而本案手槍至少經過黃昱翔、張家銘觸摸、持有，復經張家銘以黑色手提袋包裹、藏放在統一飯店旁花圃，尚難以本案手槍未採得黃昱翔、張家銘及聲請人之指紋或DNA等相關跡證，即遽以推認黃昱翔、張家銘或聲請人均未曾持有本案手槍等旨，併對聲請人所稱持有之槍枝係假槍等辯詞，及黃昱翔翻異前詞、吳宸榮、林靖捷、彭紹維等所為有利聲請人之證言，委無可採等各情，敘明其審酌之依據及取捨判斷之理由，業經本院調閱上開卷證核閱無誤。　㈡聲請再審意旨㈠至㈢部分：　　本院認係聲請人對於原確定判決所為之個人意見之陳述，或屬對於法院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並非新證據，聲請人據此聲請再審，非適法再審事由。　　　㈢聲請再審意旨㈣部分：　　本件聲請再審意旨㈣部分，均無法為再審之理由，分敘如下：　⒈證人林靖捷【聲請再審意旨㈣⒊】前經本院前審於110年8月25 日審判期日中傳喚到庭作證（本院再字卷89～92頁），證人詹景皓【聲請再審意旨㈣⒊】已於偵查中作證（偵字第10465 號卷第122～123頁背面）、蕭進聰【聲請再審意旨㈣⒊】亦曾提出之書面聲明（本院聲再字第437號卷第151頁），上開證據業經原確定判決法院於113年1月2日審判程序中合法調查、審酌（再更一審卷二第231、240、242、245～246頁），均非屬未及調查斟酌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故均不符合「新規性」；且原確定判決係綜合聲請人之供述、證人陳柏仁、黃昱翔及遲碙議等人所述，認定黃昱翔當時因酒醉於本案小客車後座休息、未下車之事實，而聲請人所舉之證人林靖捷、詹景皓、蕭進聰均當時未在該車內，且當時為凌晨3時37分許，車內並未開燈，聲請人亦曾證稱：車上燈光很暗等語（一審卷三第64頁)，則上開在車外之證人林靖捷、詹景皓、蕭進聰即便為本案小客車後座中間沒有人之證述，其可信度自無法勝於在車內之聲請人及證人陳柏仁、黃昱翔、遲碙議等人之陳述，故亦無有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蓋然性存在，而無具「顯著性」。　⒉證人彭紹維【聲請再審意旨㈣⒍】業經原確定判決法院於112年 12月19日審判期日中傳喚到庭作證（再更一字卷二第175～17 6、178～187頁）、張家銘起槍畫面【聲請再審意旨㈣⒎】亦經原確定判決法院於112年7月26日準備程序期日勘驗「中山分局　張家銘槍砲等起槍過程」光碟內檔名為「00122.MTS」影像檔，並列印截圖附卷（本院再更一字卷二第14～17、43～ 51頁），上開證據業經原確定判決法院於113年1月2日審判程序中合法調查、審酌（再更一審卷二第231、240、242、2 45～246頁），均非屬未及調查斟酌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故亦不符合「新規性」。且係聲請人對於法院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之職權行使，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再次請求傳喚及勘驗，非適法再審事由。　⒊聲請人請求勘驗警方製作之張家銘搭乘車號000-0000離場之照片【聲請再審意旨㈣⒏】，惟卷內已存有中山分局建國派出所刑案監視器照片（偵字第10465號卷第22～29頁背面），聲請人所指之張家銘搭乘車號000-0000於3:46於民權東路現場離去照片，亦在卷可查（偵字第10465號卷第28頁），且經原確定判決法院於113年1月2日審判程序中當庭提示（再更一審卷二第242頁），是此一證據亦不符合新規性要件。又聲請人另稱張家銘搭乘車號000-0000於3:49行駛於松江路上、3:51抵達松江路169號酒店門口之照片並未附於卷內，請求勘驗上開未附於卷內之2張照片，並聲請傳喚照片中於松江路169號臨檢同案被告張家銘等人的員警、調閱當日臨檢紀錄表等語，係為證明張家銘所述離場後即去棄槍之供述不實，惟此部分經原確定判決於理由貳、二、(四)、(1)段詳述聲請人及其辯護人所爭執張家銘根本沒有到統一飯店旁並將槍藏於花圃云云，何以不可採之理由，此部分顯係聲請人對於法院取捨證據、法律適用之職權行使漫事指摘，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是聲請人前揭聲請傳喚證人或調查證據，亦不符合確實性（顯著性）要件，自無再行調查之必要。　⒋又就聲請勘驗槍枝鑑定報告部分【聲請再審意旨㈣⒑】，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104年9月18日北市警鑑字第104377 155000號函暨附件刑事警察局鑑定書、103年6月23日北市警鑑字第10332224400號函暨附件DNA鑑驗書、採證照片附卷可憑（104年度訴字第235號卷三第25～32頁），上開證據均經原確定判決法院於113年1月2日審判程序中當庭提示（再更一審卷二第244頁），亦經該法院合法調查、審酌在案，均不符合新規性要件，原確定判決業已於理由貳、二、(二)、 (7)段敘明：是否得以順利採集足資比對之指紋、DNA-STR型別等，繫諸採樣物品之材質、面積大小、DNA跡證殘留數量等多項因素，是聲請人傳喚鑑定證人DNA生物跡證專家，且未敘明有何專家有其所述之專業而可以為調查，本院自無從調查，是其請求，無從准許。　⒌聲請再審意旨復稱聲請勘驗聲請人所陳報強化後之現場監視器畫面，或傳喚盟錡創意行銷有限公司製作總監朱文傑等語【聲請再審意旨㈣⒌】。經檢視聲請人所提經強化後之影片檔及截圖（本院卷第71～109、283～292頁），監視器所拍攝到之本案小客車車內畫面依舊不清晰，仍不足以清楚辨識本案小客車內是否有人。又聲請人雖稱本案小客車內後座無物體移動之光影，可研判後座無人云云，惟原確定判決係認定黃昱翔在休息，衡情「休息」多無動作，則「本案小客車內後座無物體移動之光影」反而符合原確定判決所認定「黃昱翔在休息」之事實，是依其所陳報之強化後現場監視器畫面顯示情形，與原確定判決法院勘驗所為之截圖並無何相異之處。故聲請人提出之檔案與卷內原勘驗結果綜合判斷，尚未達可資辨識推翻原勘驗結果之程度，仍無法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認定。是以，縱審酌此一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則無再開庭勘驗此影片及傳喚製作總監朱文傑之必要。　⒍聲請人雖請求傳喚先前偵、審階段從未作證過之證人「坦克」【聲請再審意旨㈣⒋】、林家笙【聲請再審意旨㈣⒈】、王前益【聲請再審意旨㈣⒉】、陳建宏【聲請再審意旨㈣⒊】到庭作證，以證明其所主張之案發當日黃昱翔並不在本案小客車內之事實為真，然查：　⑴再審聲請人倘以提出「新證人」作為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該新證人若是原判決訴訟程序中從未出庭作證者，形式上固可認定具有嶄新性，但提出時仍須具備「特定性」，即再審聲請人必須具體指明該新證人確有見聞待證事實之所憑依據，以供法院審酌是否符合確實性（顯著性）之要件，若僅為單純一己主張，當為法所不許；而在釋明義務方面，再審聲請人必須具體說明該新證人何以會動搖原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基礎，始能認為已盡釋明義務。若僅為單純一己主張或懷疑猜測證人曾見聞其所稱之待證事實，甚或空泛要求法院自行查證有無該證人之存在，自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所稱之新證據或新事實，當為法所不許（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808號、第912號裁定意旨參照）。　⑵聲請人僅於書狀內記載「坦克」係陳柏仁之同車友人（本院卷第311頁），然迄今均未陳明該證人之姓名、年籍資料，本院自無從調查。且依目前客觀事證，本院仍認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黃昱翔當時因酒醉於本案小客車後座休息、未下車，而經勘驗威士尊酒店前人行道監視器錄影光碟結果後，無法積極證明黃昱翔於案發時並未在現場等情無誤，則聲請人所提上開證人林家笙、王前益、陳建宏，自形式上觀察，尚無從動搖事實認定之心證，不符合確實性（顯著性）之要件，從而，聲請人上開聲請尚無從准許。　⒎綜上，聲請人請求傳喚上開證人或調查上開證據，均不符合新規性或確實性（顯著性）要件，尚不符刑事訴訟法第429 條之3第1項規定意旨，上開證據調查之聲請自無再行調查之必要。　㈣至於聲請再審意旨㈤部分，係聲請人家庭生活狀況之陳述，尚與可否准許再審無關，非本院審酌是否開啟再審所應考慮之事項，附此敘明。四、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所提之再審聲請，係屬對於原確定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確定判決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依其主觀意見再事爭辯，客觀上仍無法使本院合理相信有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亦即所提出之證據資料非屬於得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新證據，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規定不合。從而，本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再審之聲請既經駁回，則其聲請裁定停止刑罰之執行，亦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鄭富城　　　　　　　　　　　　　　　　　　　法　官葉力旗　　　　　　　　　　　　　　　　　　　法　官張育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許家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2025-02-27

TPHM-113-聲再-380-202502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