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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裁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二庭 113年度交上字第227號上訴人天眼日報社代表人邱貞惠訴訟代理人黃招斌被上訴人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代表人張丞邦（處長）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5月22日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112年度交字第1554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叁點部分廢棄。上開廢棄部分，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叁點部分撤銷。其餘上訴駁回。上訴審訴訟費用新臺幣柒佰伍拾元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一、事實概要：上訴人天眼日報社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於民國112年3月29日上午8時24 分，行經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1段國門陸橋(往桃園方向) 時，因有「駕車行經有燈光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闖紅燈」之違規行為，為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下稱舉發機關）大坑派出所員警逕行舉發並填製112年3月31日桃警局交字第 DG4565251號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嗣上訴人提出申訴，經舉發機關查復後，仍認違規事實明確，被上訴人桃園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乃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下稱道交條例)第53條第1項規定，以112年7月19日桃交裁罰字第58-DG4565251號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裁決書（下稱原處分）裁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2,700元，並記違規點數3點。上訴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經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原審)以112年度交字第1554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仍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二、上訴人起訴主張及聲明、被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原審認定之事實及理由，均引用原判決所載。三、上訴意旨略以：本案舉發「證據」無法辨識，豈容警方以交通管理資料庫尋找比對同款式顏色的車號來認定交通違規車輛，而完全無視於積極證據，原審又是如何辨識認定該違規車輛的車牌號碼？本案重要證據完全未調查，本件違規路口之交通號誌位於省道，紅黃綠的變換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交通號誌的秒數轉換是否標準正確符合設置，原審完全未調查等語。四、本院之判斷：　㈠駁回部分(即原判決維持原處分關於罰鍰之裁處部分)：　　⒈按行政訴訟法第189條第1項、第3項規定：「（第1項）行政法院為裁判時，應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但別有規定者，不在此限。…。（第3項）得心證之理由，應記明於判決。」是行政法院依調查所得之證據認定事實，如已就證據與事實之關聯性如何、其證明力之有無、形成心證之理由等記明於判決理由項下，且其事實之判斷並無違背論理及經驗法則，即難謂有何違背證據法則或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而上開規定，依同法第237條之9準用第236條規定，於交通裁決事件亦適用之。　　⒉經查，就本件上訴人所有系爭車輛是否有闖紅燈之爭點事實，原判決已敘明：經檢視卷附現場採證放大照片（原審卷第42至44頁），可見原告（按：即上訴人，下同）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於112年3月29日8時24分，行經桃園市龜山區民生北路1段國門陸橋(往桃園方向)，當民生北路1段對向往南崁方向路口行車號誌時相為紅燈時，逕自超越停止線往桃園方向行駛；而依路口號誌時制計劃資料表可知，民生北路1段往南崁方向行車號誌時相為紅燈時，往桃園方向時相亦為紅燈，系爭車輛確有於紅燈時段超越停止線行駛之情形，原告主張舉發照片難以辨認違規車輛為系爭車輛等語，自難採信等情，核屬適法有據，其事實認定亦無何違背論理法則或經驗法則之情事。上訴人指稱舉發「證據」無法辨識等語，乃其個人主觀之見，自無可採。至其所稱本件違規路口之交通號誌變換是否符合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交通號誌的秒數轉換是否標準正確），原審完全未調查一節，與系爭車輛是否有闖紅燈之違規事實無涉，且亦未見上訴人具體指述路口號誌之設置究竟有何違反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之處，其主張自無可採。　　⒊綜上所述，原判決維持原處分關於罰鍰之裁處部分，已就上訴人之主張何以不足採取，予以說明，核屬有據，並無判決違背法令之情形。上訴人指摘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情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㈡廢棄部分(即原判決關於原處分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 ⒈按「行為後法律或自治條例有變更者，適用裁處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但裁處前之法律或自治條例有利於受處罰者，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111年6月17日公布施行之行政罰法第5條定有明文。依其修正理由，所謂「裁處時」，除行政機關第1次裁罰時，包括訴願先行程序之決定、訴願決定、行政訴訟裁判，乃至於經上述決定或裁判發回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處分等時點。　　⒉次按上訴人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各款所列條款之一者，除依原條款處罰鍰外，並予記點：…。三、有第四十三條、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三條之一情形之一者，各記違規點數三點。」然113 年6月30日公布施行之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汽車駕駛人違反本條例規定，除依規定處罰外，經當場舉發者，並得依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一點至三點。」依其修正理由之說明，乃謂：「為兼顧道路交通安全與一般民眾權益及職業駕駛人工作權，並解決爭議問題，爰修正第一項，限於經當場舉發之案件可確認實際駕駛人者，始予記違規點數；至於逕行舉發及民眾檢舉舉發則不予記違規點數。」等語。是汽車駕駛人違反道交條例規定，須經「當場舉發」者，始得依其對行車秩序及交通安全危害程度記違規點數1點至3點，若其違規行為係經逕行舉發或民眾檢舉舉發者，則不與焉。　　⒊本件違規行為日為112年3月29日，且係經逕行舉發等情，業經原審認定明確，自得採為本件裁判之基礎。準此，本件違規行為日係在前揭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修正前，依行為時道交條例第63條第1項規定，不論舉發類型，均有該規定適用，相較於修正後同條項規定，只限於違規行為係經「當場舉發」者始有其適用，修正後之規定對於本件違規行為係經逕行舉發之上訴人而言，自較為有利。原判決未及適用新法規定，就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駁回上訴人在原審之訴，適用法規即有不當。上訴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本院審查原判決是否違背法令，不受上訴理由拘束。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背法令事由，且其違法情事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意旨關於此部分求予廢棄，為有理由。又因本件事實已臻明確，本院爰基於原審確定之事實，將原判決駁回上訴人請求撤銷原處分關於記違規點數3點部分廢棄，自為判決予以撤銷。五、按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行政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應確定其費用額，行政訴訟法第263條之5後段準用第237條之8 第1項規定甚明。本件上訴人對於交通裁決事件之上訴，兩造各為一部勝訴、一部敗訴，惟本院審酌上訴人之違規事實明確，原處分適用法令原亦無錯誤，其關於記點部分之撤銷乃係因法令修正所致，故上訴審訴訟費用750元仍應由上訴人負擔，爰併予確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六、結論：本件上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審判長法官　楊得君法官　彭康凡法官　李明益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范煥堂

2025-03-27

TPBA-113-交上-227-20250327-1

台抗

最高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426號抗告人蔡博亞代理人張進豐律師徐盈竹律師上列抗告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3日駁回其聲請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裁定（113年度聲再更一字第2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新事實或新證據，除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嶄新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顯著性、明白性）」特性，二者均不可或缺，倘未兼備，自無准予再審之餘地，以此兼顧法安定性與無辜者之救濟。所謂「新規性」，係指該事證未曾經原確定判決之法院為實質評價取捨者而言，故屬第一階段之形式要件；又所謂「確實性」，則指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證據綜合判斷之結果，足以使原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產生合理懷疑，而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蓋然性者，則為第二階段之實質要件。反面言之，雖屬新事實、新證據，然若此等新事實或新證據縱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即行提出，仍無從動搖原確定判決所形成之確信心證時，即不符合「確實性」之要求。又「確實性」之要求，固不以新事實或新證據之提出，已可確信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並不存在為必要，然仍需使確定判決認定事實之正當性產生合理懷疑，方屬已足；故新證據縱使足以削弱特定證據之證明力，但除去該證據外，尚有其他積極證據可以證明犯罪事實之存在，而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者，即難認已符合「確實性」之要求。另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3第1項規定：「聲請再審得同時釋明其事由聲請調查證據，法院認有必要者，應為調查。」其立法理由係為填補再審聲請人於證據取得能力上之不足，由法院協助取得一般私人難以取得之相關證據，以證明確有其主張之再審事由，從而，依同法第42 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者，所謂證據之調查，自以具備「新規性」之證據方法或證據資料為對象，且法院調查證據之目的既係在協助再審聲請人證明確有其主張之再審事由，故調查之必要性有無，應以該等新證據方法或新證據資料之待證事實，是否具備前述「確實性」為準，而由法院為合理性之裁量。從而，倘以不具確實性之證據方法或證據資料，請求法院重為調查者，既與前述立法意旨不符，法院即無依其聲請調查之義務。二、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2條第2項定有處罰明文，嗣因司法院釋字第790號解釋以犯該罪而情節輕微者，未併為得減輕其刑或另為適當刑度之規定，有違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為由，而於此範圍內宣告違憲；立法者依該號解釋意旨，增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規定（原第3項移列至第4項），對於「因供自己施用而犯前項之罪，且情節輕微者」另設較輕之處罰規定，該項立法理由業謂「本條例對裁種大麻之行為一律依據第 2項規定加以處罰，惟其具體情形可包含栽種數量極少至大規模種植者，涵蓋範圍極廣，對違法情節輕微之個案，例如栽種數量極少且僅供己施用，尚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有過苛處罰之虞，且亦無足與為牟利而大量栽種大麻之犯行有所區別，爰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90號解釋意旨，增訂第3項（中略）以達罪刑均衡之目的。」是法文所謂「供自己施用」，係指「僅供己施用」之意，倘行為人基於製造毒品之意圖栽種大麻，除供己施用者外，亦有對外販賣、轉讓之目的，而有增加毒品擴散流通之虞者，自仍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2項規定處斷，尚無前開第12條第3項規定之適用。三、本件原裁定略以：㈠原確定判決以抗告人蔡博亞自承僅於民國111年8月間、同年12月間，分別於荷蘭、泰國各施用過1 次大麻，且供稱並無施用大麻之習慣，卻耗費時間、金錢上網學習種植大麻之方法、訂購栽種大麻之工具，且與具資訊專業之友人池煜泰討論以大麻分株、網路販賣大麻、將犯罪所得洗錢及擴大種植規模等事宜，足見抗告人確有販賣大麻牟利之意圖，不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供自己施用且情節輕微」之要件，所為論斷無悖於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核無不合。㈡抗告人於本件聲請再審所提出之曾靜琳、陳宥翔、江彥樟3人自白書（下稱系爭自白書）僅能證明抗告人有於111年8月中旬在荷蘭出差時天天施用大麻，所指抗告人欲以大麻代替酒精，而有成癮性，僅係臆測之詞；抗告人縱有向其等宣稱攜帶大麻種子係欲返臺栽種施用云云，亦僅係抗告人對其等之說詞，均不足為抗告人有利之認定；抗告人嗣於112年1月22日與池煜泰之LINE對話內容，已表明其栽種大麻係欲對外販賣，故系爭自白書並不具確實性；抗告人固聲請傳喚曾靜琳、陳宥翔、江彥樟3人到庭證明系爭自白書係屬真實，惟系爭自白書並不具確實性，是此等證據同亦不具確實性，自無調查之必要。㈢抗告人另於本件聲請再審提出文心好晴天身心診所、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等證據（下稱系爭診斷資料），欲證明抗告人罹有雙相情緒障礙症、輕度躁症，然上開證據距離抗告人本案犯行已有相當時日，無法證明抗告人於本案犯行時即有上開病症，且依抗告人與池煜泰之LINE對話內容，足見抗告人就如何防範警方查獲、如何尋覓隱密地點以規避查緝等，已有相當程度之構思、計畫，顯非一時興起之偶發性對話，亦非處於輕躁期所為之天馬行空、胡亂空話。因認本件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 6款所定再審之要件不符，為無理由，應予駁回等旨。已詳敘其得心證之理由。　四、抗告意旨略以：㈠系爭自白書業已記載抗告人表示回臺灣後沒有大麻只能靠酒精麻痺自己，抗告人與前女友分手後急忙前往甫開放大麻合法化之泰國瘋狂抽大麻，並將防疫旅館費用全部拿去買酒，足見抗告人對於大麻已有依賴性，因認自己栽種大麻風險較低，始決定自行栽種；且抗告人僅攜帶6 顆大麻種子入境，僅種活3株，亦未達於足以販賣之規模。㈡抗告人於警詢時否認有施用毒品習慣，乃趨吉避凶之本能反應，另抗告人於與池煜泰討論販賣大麻相關話題之前，業已栽種大麻植株，自不能以上開對話內容反推抗告人於栽種大麻時即有販賣之意圖。㈢原裁定誤解再審聲請與開啟再審後判斷新證據證明力之差別，未僅以形式上觀察上開新證據是否足以動搖原判決，而對新證據之證明力為實質判斷，自屬違法。五、經查：抗告意旨所指，或係就原裁定已明白論敘之事項，徒憑己見，再事爭執，並未具體指摘原裁定所為論述有何違法或不當；或係對於原確定判決已論斷說明及採證、認事職權適法行使之事項，而為不同之評價。且原確定判決已依抗告人之供述及抗告人與池煜泰之LINE對話內容，認定抗告人確有俟大麻製造完成後對外販賣之目的；又栽種大麻係屬繼續犯，抗告人縱於大麻播種、發芽後始與池煜泰討論後續對外販售事宜，亦無礙於其對外販賣目的之成立。至抗告人縱然有將部分製造完成之大麻留供己用之意，然依前開說明，亦不影響於原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另原裁定已明確說明系爭自白書與系爭診斷資料不具確實性之理由，抗告意旨空言指摘原裁定對上開新證據之證明力為實質判斷云云，顯非依據卷內資料而為指摘。綜上，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徐昌錦法　官林海祥法　官江翠萍法　官林庚棟法　官張永宏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邱鈺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抗-426-20250327-1

台抗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聲請再審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420號抗告人林宏偉上列抗告人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4年1月22日駁回聲請再審之裁定（114年度聲再字第19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所謂「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係指與原判決所認罪名比較，其法定刑較輕之相異罪名而言，量刑輕重問題，則非屬該款所謂罪名。至依前開規定所提出之新事實及新證據，倘未兼備「新規性」（即「未判斷資料性」）及「確實性」（即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判斷聲請再審案件之事證是否符合上開要件，當以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為審查，尚非任憑再審聲請人之主觀、片面自我主張，即已完足，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原審法院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亦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即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二、原裁定略以：　㈠本件抗告人即受判決人林宏偉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對原審法院112年度上訴字第5710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聲請再審，主張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聲請意旨略如原裁定理由一所載。　㈡抗告人僅執一己之詞，片面主張自己係遭詐欺集團利用，並無犯罪故意，難認有何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事實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至其所稱被害人未到庭、法院未安排和解、調解，致其無從與被害人為和解賠償，其仍願意與被害人和解，以爭取輕判或緩刑乙情，未涉及本案犯罪事實之認定，亦不涉及罪名變更，僅與科刑有關，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規定之要件不符，本件再審聲請於法不合，應予駁回。三、抗告意旨仍執原聲請再審意旨，另略以：伊係為申辦貸款而受詐欺集團利用之被害人，取款車手陳泰亦稱與伊完全不認識等語。伊案發後有協助警方查緝涉案不法人員，主觀上並無與詐欺集團共同犯罪之故意，原確定判決不採信伊之說詞，未調查對伊有利之證據，僅以臆測方式，推論伊主觀上有犯罪之不確定故意等語。四、惟查，原確定判決依憑抗告人之部分供述、共犯陳泰之證述、抗告人與Line暱稱「潮霖資產Sally郭思莉」、「陳伯宇」之Line對話紀錄擷取圖片、抗告人提領款項及陳泰收取款項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其附表所示告訴人之證述、報案資料及相關金融帳戶之交易明細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抗告人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隱匿詐欺所得去向（下稱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犯意聯絡，於民國110年6月22日透過以Line將其郵局帳戶（帳號詳卷，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封面照片檔案傳送予「潮霖資產Sall y郭思莉」之方式，提供予該詐欺集團。嗣告訴人等於遭詐欺集團成員施用詐術陷於錯誤後，匯款至本案帳戶，抗告人再依「陳伯宇」指示，提領本案帳戶內之款項，並於110年6 月30日下午交予陳泰，由陳泰轉交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之加重詐欺及洗錢犯行2次，因而維持第一審依想像競合之例，從一重論處抗告人加重詐欺2罪刑，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3月，並諭知相關沒收、追徵之判決。已就抗告人主觀上何以具有加重詐欺及洗錢之未必故意，所辯因急於創業開店貸款，欲申辦貸款，方遭詐騙，要非基於洗錢或詐欺之犯意而為之等語，何以不足採信，於理由內詳為指駁、論述，所為論斷有卷存事證足憑，採證認事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原裁定已就聲請意旨所指，何以非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 6款之新事實、新證據，說明其論據，核無違法。抗告意旨無非係就法院依職權取捨之證據持相異評價、任意指摘，或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與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項第6款之法定要件均不適合。從而，原裁定以抗告人之聲請再審為無理由，駁回其再審之聲請，於法尚無不合，應認本件抗告為無理由，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林立華法官莊松泉法官李麗珠　　　　　　　　　　　　　　　法官陳如玲法官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2025-03-27

TPSM-114-台抗-420-20250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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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

詐欺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非字第48號上訴人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被告戴嘉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加重詐欺案件，對於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2年8月29日第一審確定判決（112年度訴字第126號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8148號），認為違背法令，提起非常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壹、本件非常上訴意旨稱：「一、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者，為違背法令，刑事訴訟法第378條定有明文。又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致適用法令違誤而顯然於判決有影響者，該項判決即屬違背法令，得提起非常上訴，復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81號解釋在案，故事實審法院對於被告有無構成三人以上共犯詐欺罪正犯之事實，應否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犯規定科處重刑，即屬法院認定事實與適用法律之基礎事項，客觀上有調查之必要性，應依職權加以調查；倘被告並非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之共同正犯，僅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共犯，然事實審未詳加調查，致判決誤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2款加重詐欺犯之規定論處，即屬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規定之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而未予調查，其判決當然為違背法令。本件經查原判決認定被告戴嘉良與黃俊策、黃進發均明知本案漁船實際買賣成交價格為1,260萬元，然黃俊策為求以本案漁船貸款可貸得較高金額之款項，竟與戴嘉良、黃進發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黃俊策指示黃進發於民國 106年2月7日前某日，透過不知情之王春元，向不知情之李坤龍、洪寶全表示為應付購船之股東，欲將本案漁船買賣契約上登載買賣總價額為1,480萬元，經李坤龍、洪寶全同意配合。黃進發即與王春元、洪寶全及李坤龍相約於106年2月 7日，在○○市○○區漁會，由洪寶全提出委由不知情之某代書打印買賣總價款印有「壹仟肆佰捌拾萬元整」之買賣契約書，並由黃進發授權洪寶全代為在買方欄位上簽署「戴嘉良」之簽名，而簽立本案漁船買賣契約，虛增買賣金額為1,480 萬元。再由戴嘉良於106年2月9日以購買本案漁船名義，向○ ○縣○○區漁會（下稱東港區漁會）申辦輔導漁業經營貸款1,3 00萬元，致不知情之東港區漁會承審人員誤信本案漁船買賣契約所載成交價額為真實，因而陷於錯誤，同意核貸1,300 萬元與戴嘉良，並於106年4月17日核撥款項1,300萬元至戴嘉良之帳戶，戴嘉良再依黃俊策指示將貸款所得款項轉匯至其他金融帳戶。而詐得款項有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加重詐欺罪，併科處如上述原判決主文之刑確定。嗣同案被告黃進發與黃俊策上訴，經二審法院審理調查後認『本件係因黃俊策債信不佳，為購買漁船並申請較高額之貸款，協議由戴嘉良出名擔任漁船買受人，並向○○縣○○區漁會申請貸款，實際上則由黃俊策取得貸款並負責後續還款，是關於向 ○○縣○○區漁會以詐術申請貸款之犯罪構成要件事實，均係由黃俊策與戴嘉良所完成，被告黃進發並未參與此部分之犯罪事實，再本件因詐欺所獲取之貸款，係由戴嘉良取得後轉交黃俊策，被告黃進發亦未曾涉入犯罪所得之分配，難認被告黃進發係出於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被告黃進發雖居間仲介黃俊策與李坤龍間之漁船買賣，然黃俊策與李坤龍間買賣漁船為事實，並無涉及違法，亦非詐欺行為之一部分，相對於王春元擔任賣方仲介，被告黃進發則為買方仲介，屬合法之商業行為，而被告黃進發固受黃俊策、戴嘉良之指示將不實之買賣金額1,480萬元填載於買賣契約書，然此亦為洪寶全、李坤龍等人所同意，此分別經其等證述在卷，是此部分並不構成犯罪，則被告黃俊發之主觀犯意，應限於幫助黃俊策、戴嘉良以不實之買賣契約向○○縣○○區漁會詐取貸款，後續申辦貸款、取得並分配貸款等行為均由黃俊策、戴嘉良所為，被告黃進發客觀上並未為任何詐欺之構成要件行為，僅為構成要件以外之幫助行為，核屬幫助犯，起訴意旨認被告黃進發屬共同正犯，容有未洽。核被告黃俊策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黃進發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起訴意旨認被告黃俊策、黃進發共同犯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容有未洽，因社會基本事實同一，經本院告知上開罪名及所犯法條後，依職權變更起訴法條。被告黃俊策與戴嘉良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黃進發犯罪情節較正犯為輕，爰依刑法第30條第 2項規定，減輕其刑。一審（原判決）判決之理由：原判決以被告黃俊策、黃進發犯行各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被告黃進發本件應論以詐欺取財罪之幫助犯，被告黃俊策、戴嘉良則應論以普通詐欺罪之共同正犯，原判決論以加重詐欺取（財）罪，認事用法即有違誤。』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737號刑事確定判決在卷可稽（下稱第二審判決）。顯可認定本件原判決就被告戴嘉良之犯罪事實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加重詐欺罪，應有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致適用法令違誤，而有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二、案經確定，且不利於被告戴嘉良，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41條、第443條提起非常上訴，以資糾正。」等語。貳、本院按：一、非常上訴旨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法律上之錯誤，藉以統一法令之適用，不涉及事實認定問題，至於對個案之被告予以具體救濟，僅係其附隨之效果，此與因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錯誤而設之再審救濟制度不同。而事實之認定，乃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是非常上訴審，應受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拘束，僅能依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犯罪事實，審核其適用法令有無違誤，如依原確定判決所確認之事實及其所採用之證據資料觀之，其適用法則並無違誤，即難遽指為違法。又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致適用法令違誤，而顯然於判決有影響者，該項確定判決，即屬判決違背法令，應有刑事訴訟法第447條第1項第1款規定之適用，固經司法院釋字第181號解釋在案，惟所謂應調查之證據，係指該證據在客觀上為法院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基礎者，且須致適用法令違誤，而顯然於判決有影響者始屬之。因此，該確定判決有無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所定之違背法令情形，必須依據卷內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該確定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始屬相當，否則自不得為非常上訴之理由。倘非常上訴理由係執相關共犯之其他判決有所歧異之事實認定，對卷宗內同一證據資料之判斷持與原確定判決不同之評價，而認為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不當，進而指摘原確定判決就該證據未詳加調查，有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而未予調查之違誤，即係對於事實審法院證據取捨裁量權行使之當否所為之任意指摘，尚與具體指明原確定判決究竟針對何項證據未盡證據調查職責，而有違法之情形者有別，與非常上訴審係以統一法令適用之本旨不合，無從予以准許。二、本件原確定判決認定被告戴嘉良（下稱被告）犯行明確，因而論處被告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並為附條件之緩刑宣告，係依憑被告之自白，及證人李坤龍、洪寶全、王春元、吳姿瑢、黃森國、黃俊策、黃進發等人之證述，暨卷內船舶買賣契約書影本等相關文書證據，復說明因檢察官與被告於審判外，就願受科刑範圍達成刑度之協商合意，且被告已認罪，經檢察官聲請改行協商程序，復無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4第1項所列情形之一，依同條第2項規定，不經言詞辯論，於協商合意範圍內而為判決之旨。所為論斷，俱有卷證資料可以覆核。則原確定判決既係基於當事人之程序選擇權，依法定協商程序，未經審判期日之言詞辯論，於檢察官與被告協商合意之事實範圍內，而為事實之認定，本係依法所為，實難指為有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未予調查之違背法令情事。而非常上訴意旨所執同案被告黃俊策、黃進發於上訴後之第二審判決，固敘明黃進發之主觀犯意，應限於幫助黃俊策及被告以不實之買賣契約詐取貸款，客觀上並未為任何詐欺之構成要件行為，核屬幫助犯，進而變更起訴法條，分別論以黃俊策共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黃進發幫助犯同條項之詐欺取財罪等旨，而與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有別，仍僅係不同法院就同一證據資料所為之不同評價，而為事實審法院各自本於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結果，非常上訴意旨竟持以指摘原確定判決事實認定為違法，無非係就事實審法院證據取捨裁量權行使之當否所為之指摘，復未具體指出原確定判決有何證據未予調查致適用法則不當，顯與非常上訴係在「統一法令適用」，而非「統一事實認定」之本旨有違，自難採憑。三、綜上所述，非常上訴意旨係就事實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單憑己見，任意指為違法，而為事實上之爭執，難認為有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46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一庭審判長法　官林勤純法　官劉興浪法　官黃斯偉法　官劉方慈法　官蔡廣昇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盧翊筑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2025-03-27

TPSM-114-台非-48-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702號上訴人邱繼光選任辯護人王聖傑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10月15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551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782、590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邱繼光有如其犯罪事實欄所載，提供其臺灣新光商業銀行帳戶之金融卡暨密碼，幫助姓名不詳之人，以如其附表所示方式對游宜芬等15人詐欺取財，並助益掩飾暨隱匿詐騙贓款去向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科刑之判決，改判仍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幫助一般洗錢罪刑（兼論幫助普通詐欺取財罪），並諭知罰金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已詳敘其憑據及理由。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伊直到於前揭帳戶遭警示通知時，始知該帳戶之提款卡暨密碼不見，應係伊不慎遺失或無意中被竊，以致被不法分子利用作為犯罪之工具，乃原判決未予調查釐清，遽為不利於伊之認定，殊有違誤。又縱認伊犯罪，然原判決未審酌伊所犯情輕法重，且現有穩定之工作，復係家庭經濟之重要來源，若入監服刑，恐產生標籤效應之負面影響等情狀，未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刑，洵屬不當。復次，伊所犯一般洗錢罪之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民國11 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施行生效（下稱新洗錢法），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下稱舊洗錢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其法定本刑之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7年以下，依同條第3項關於不得科以超過本件特定犯罪即普通詐欺取財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限制規定，量刑範圍為2月至5年，仍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然依新洗錢法第19條第1項後段關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之一般洗錢罪（下稱新一般洗錢罪），其法定本刑之徒刑部分，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屬得易科罰金之罪。原判決疏未將上開新一般洗錢罪得易科罰金一節，列為新、舊洗錢法綜其全部罪刑之事項，而整體比較適用之結果，應以新洗錢法之新一般洗錢罪對伊較為有利，遽認舊洗錢法對伊較為有利，並據以論處舊一般洗錢罪刑，造成伊不得易科罰金之不利結果，亦屬可議云云。三、惟查：㈠、證據取捨、事實認定及刑罰裁量，均屬事實審法院於法定範圍內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復已敘明取捨證據之心證理由，且科刑之輕重亦符合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依憑上訴人之供述，就被訴之客觀事實，並不爭執，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或被害人游宜芬等15人證述之受害情節相符，佐以卷內如其附表「證據卷頁」欄所示之證據資料，認定上訴人確有本件犯行；對於上訴人在原審所為包括如其前揭上訴意旨所示之辯解，何以係飾卸情詞而無足採信，亦剖析卷證指駁說明；復敘明經以上訴人之責任為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審酌一切情狀，而為量刑之理由。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尚無違經驗、論理及相關證據法則，且就科刑輕重之裁量，復未逾越法律授權之範圍與界限，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上訴人上訴意旨無視原判決明確之論斷說明，猶執其不為原審所採信之相同陳詞，再為單純事實之爭辯，且任意指摘原判決之量刑失當，顯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㈡、行為人同時為普通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行為後，洗錢防制法之一般洗錢罪，業已修正公布並施行生效，新洗錢法與舊洗錢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之情況下，其刑度之上、下限有異，且新洗錢法刪除舊洗錢法第14條第3項關於論以一般洗錢罪「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宣告刑限制規定，法院審理結果，倘認不論依新、舊洗錢法均成立一般洗錢罪，則依刑法第2條第1項「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新舊法律選擇適用規定，除法律另有規定，或關於易科罰金、易服勞役、易以訓誡、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及緩刑等執行事項，本院已另有統一見解者外，有關刑罰減輕或科刑限制等事項在內之新舊法律相關規定，應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比較結果後整體適用法律。茲在行為人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其始終否認被訴犯行，而無舊、新洗錢法有關減刑規定適用之情況下，若適用舊洗錢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倘適用新洗錢法論以新一般洗錢罪，其法定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綜合比較結果，依刑法第35 條第2項後段關於同種之刑最重主刑相同，以最低度較長者為重之規定，應認依舊洗錢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較有利於行為人。此為本院近期依刑事大法庭程序徵詢一致據以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所為之法律見解。原判決以上訴人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且其始終否認犯行，經就刑罰減輕或科刑限制等事項在內之新舊法律相關規定，綜合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之結果，認應依舊洗錢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較有利於上訴人，依前揭說明，於法尚無不合。上訴人上訴意旨就此任意指摘原判決不當，亦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四、綜上，上訴人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刑罰裁量及新舊法律比較選擇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本件關於幫助一般洗錢部分之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又上訴人前揭幫助一般洗錢重罪部分之上訴既從程序上駁回，則與之具有想像競合犯關係之幫助普通詐欺取財輕罪部分，本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所列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復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例外情形，自無從適用審判不可分原則併為實體之審理，該部分之上訴顯非合法，同應從程序上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法　官　蔡憲德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702-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家暴妨害性自主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7號上訴人 AE000-A109342B 選任辯護人葉慶人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7月23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侵上訴字第22號，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63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上訴人AE000-A109342B（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性交罪刑，已詳述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以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並對於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所辯各節，何以均不足以採信，亦於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自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證人D女（代號：AE000-A109342D，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固於第一審審理時證述，告訴人即被害人A女（代號：AE000 -A109342，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曾以電話通話或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告知她被性侵害經過等情，並有卷附Li ne對話紀錄佐證。惟D女既未親自見聞A女被性侵害之經過，其轉述自A女聽聞得知之被害經過及Line對話紀錄，為與A女之證述具有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不具有補強證據之適格，不得作為A女所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證詞係屬實在之補強證據。原判決據以認定上訴人犯罪事實，其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㈡A女於檢察官訊問時係證稱：上訴人有將他的生殖器插入A女之陰道內，於性侵後，上訴人有叫A女到浴缸泡澡；於第一審審理時則證稱：上訴人「好像」有把生殖器放進A女的生殖器，之後A女失去意識，醒來時已經在浴缸內各等語，前後所述不一，且有重大瑕疵存在。原判決未詳加審酌上情，僅憑A女之單一證詞，於未有確實補強證據可佐之情形下，率認上訴人有成年人對少年強制性交犯行，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　㈢原判決採取A女於偵查中繪製上訴人對其強制性交犯行之汽車旅館（下稱汽車旅館）房間內擺設圖（下稱擺設圖）及A女所提出事發時之GOOGLE時間軸資料，用以佐證A女所為上訴人對其為強制性交犯罪事實之證詞為真實可採之補強證據。惟偵查機關未至汽車旅館房間內履勘，用以確認是否與擺設圖相符，以及A女提出之GOOGLE時間軸資料距事發時間已隔1 年之久，無從驗證該資料之真實性。況A女於檢察官訊問時證稱：於當日晚間5、6時，才返家拿取A女之健保卡等語，此與卷附GOOGLE時間軸資料顯示，A女於當日下午3時17分至 3時51分出現在桃園市○○區○○街住處，並不相符。足證擺設圖及GOOGLE時間軸資料，均無從作為A女指述上訴人有成年人對少年強制性交犯行等情係屬實在之補強證據。原判決遽採上述事證，而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之違法。四、惟查：㈠證人陳述之證言，其中屬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之經過，因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固不具有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依其陳述內容，苟係以之作為證明被害人之情緒反應與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證明對被害人所造成之影響者，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非用來證明其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況證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情緒、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實係證人陳述其當時所目睹被害人之情況，自屬適格之補強證據。卷查，D女於第一審審理時所為之證述，有經具結，而其關於其親身見聞A女於事發後之舉措及情緒反應之陳述，此屬親自見聞之事實，為與被害人之陳述不具同一性之獨立法定證據方法，並非單純聽聞、轉述A女所陳遭性侵害之經過，復無違法取證情事，屬適格之補強證據。而卷附Line對話紀錄，則用以證明A女於事發後有以Line告知D女其遭上訴人性侵害一事，佐證D女證述A女於本件事發後身心狀況、情緒反應之證詞真實可採，均非以其聽聞A女所陳遭性侵害之內容，作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之事證。此部分上訴意旨泛指：原判決引用D女之證詞及Line對話紀錄，據以認定上訴人犯罪事實違法云云，依上開說明，應係誤解法律規定，並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㈡證據的取捨、證據的證明力及事實的認定，都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判斷之職權；如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違反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無違法可指，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且既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的心證理由者，即不得單憑主觀，任意指摘其為違誤，而據為提起第三審上訴的合法理由。又被害人因其與被告立場對立，在法律上之利害關係相反，屬對立性證人，其虛偽陳述危險性較大，指陳亦難免故予誇大、渲染，依上開規定之同一法理，亦應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陳述內容之真實性，始屬適當。然茲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其得以佐證被害人指述之犯罪情節非屬虛構，能予保障所指述事實之真實性，即已充分。而得據以佐證者，雖非直接可以推斷該被告之實行犯罪，但以此項證據與被害人之指述為綜合判斷，若足以認定犯罪事實者，仍不得謂其非屬補強證據。另證人的證述內容，縱然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的判斷、取捨，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　　原判決依憑A女之指述，佐以上訴人所為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及D女之證詞，並參酌卷附GOOGLE時間軸資料、第一審勘驗A女手機儲存檔案所製作之勘驗筆錄及截圖（下稱勘驗筆錄及截圖）、通聯調卷查詢結果、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民國111年8月24日遠傳（發）字第00000000000號函（下稱遠傳電信回函）及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驗傷診斷書等證據資料，而為前揭事實認定。並進一步說明：A女關於上訴人強制性交之方式、過程等情節及基本構成要件事實均能詳細敘述，且前後陳述一致。又據卷附之GOOGLE時間軸資料、勘驗筆錄及截圖、通聯調卷查詢結果及遠傳電信回函可知，事發當日「下午12時34分許至同日下午1時47分許」，A女行程為「激點情境旅館桃園館G-Motel-Taoyuan」（000桃園市○○區○○ 街000號），而上訴人持用之手機於事發日「中午12時38分許」，曾有接受他人來電之通話紀錄，該次收發話之基地台位址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0號00樓頂」，「激點情境旅館桃園館G-Motel-Taoyuan」在上基地台可涵蓋之範圍內，與A女所述遭上訴人性侵害之時間、地點大致相符，前揭證據足以佐證A女指述上訴人對其為強制性交之犯罪事實真實可採之旨。　　至上訴意旨所指，A女於檢察官訊問時係證稱：上訴人有將他的生殖器插入A女之陰道內，於性侵後，上訴人有叫A女到浴缸泡澡；於第一審審理時則證稱：上訴人「好像」有把生殖器放進A女的生殖器，之後A女失去意識，醒來時已經在浴缸內各等語，前後略有出入一節。惟經第一審審判長再次與 A女確認，A女證述：上訴人有將其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以及當天其人不舒服，也昏昏的，後面的事情不太記得，只記得上訴人性侵後下床，叫其去浴缸泡澡等語，此或係因時隔已久，致記憶有誤，或係未經深思熟慮就相關細節單憑粗淺印象所為陳述，惟均不影響A女所為強制性交之基本事實陳述之憑信性。又上訴意旨另指，擺設圖未經至現場履勘確認二者是否相符，無從作為A女指述上訴人有成年人對少年強制性交犯行等情係屬實在之補強證據一節。惟卷查，上訴人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對於擺設圖同意有證據能力（見原審卷第104、108頁），復未聲請調查所指汽車旅館房間內部陳設與擺設圖是否相符，原判決採為認定A女之證述具有憑信性之佐證，並無違反證據法則可言。再上訴意旨指稱，A女於檢察官訊問時證稱：當日晚間5、6時才返家拿取A女之健保卡等語，與卷附GOOGLE時間軸資料顯示，A女於當日下午3時17分至3時51分出現在桃園市○○區○○街住處，並不相符，卷附GOOGLE時間軸資料不足佐證A女所為對上訴人不利指述真實可採一節。惟A女於檢察官訊問及第一審審理時均證稱，事發當日其身體不舒服，人昏昏的，則A女對於返家取健保卡之時間無法明確記憶，而與GOOGLE時間軸資料並不一致，尚難遽認GOOGLE時間軸資料與事實不符而不具有證明力。原判決斟酌卷內相關事證，經相互勾稽，綜合判斷後，採取GOOGLE時間軸資料作為認定上訴人犯罪事實之證據，此屬原判決本於證據取捨及判斷證明力高低職權行使之事項，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不悖，揆之上開說明，自不能遽指為違法。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詞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云云，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明原判決所為論斷說明有何違背法令之情形，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五、綜上，本件上訴意旨，或係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說明於不顧，或就原判決已詳細說明事項，徒憑己意而為相異評價，重為單純有無犯罪事實之爭辯，或對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依照首揭說明，應認本件上訴為不合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蘇素娥法　官洪于智法　官林婷立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君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67-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違反銀行法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482號上訴人吳松麟選任辯護人游明仁律師上訴人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原名吳姍融）彭金源上六人共同選任辯護人邱翊庭律師上訴人詹益宏張華偉（原名張朝勝）張克勇陳坤宏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銀行法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7月26日第二審判決（108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1號，起訴及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37264號、106 年度偵字第5144、10304、21015、23870、27727、3319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及關於張華偉有罪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甲、撤銷(即原判決關於上訴人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及關於上訴人張華偉有罪)部分：壹、本件原判決包括當事人欄記載上訴人即被告張華偉、張克勇、陳坤宏之原審法院108年度原金上重訴字第1號01.1，及記載其餘上訴人之原審法院同一案號01.2等共計2份判決書，下依序稱原判決甲、原判決乙，合先敘明(原判決甲、乙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未據檢察官上訴，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 )。貳、張華偉有罪部分一、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張華偉有原判決甲事實欄二、三所載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加重詐欺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此部分不當之判決，改判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其與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罪刑，並諭知相關之沒收，固非無見。二、惟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而兼具共同行為決意與共同行為實行者，固屬共同正犯，倘其所參與者並非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則其究係本於共同犯罪之行為決意而參與，該當共同正犯之罪責，或係本於幫助之意思暨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而參與，對於正犯資以助力，僅應論以幫助犯，兩者之間同有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外觀，由於其客觀行為本身不足以表徵其違法性與罪責，倘論其共同正犯，則於訴訟上應經嚴格證明其具共同犯罪行為決意，足以認定其雖未參與犯罪構成要件行為之實行，惟透過其他正犯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以其他正犯之行為視為自己行為之一部分，並對於犯罪之實現具功能支配之地位，唯其如此，使其同受其他正犯之行為歸責，始無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疑慮，且罪責相當。經查，原判決甲並未認定張華偉有參與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或加重詐欺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僅以共犯周瑞慶(經判處罪刑確定)為億圓富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前身為圓富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億圓富控股公司)之實際負責人，為營造集團規模龐大之假象以取信投資人擴大吸金規模，乃以吸金所得貸放予經營陷入困境之公司而予控制或成立新公司，建構億圓富集團，並直接或部分透過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陳若慧（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等人擔任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名義負責人（詳如原判決甲附表十三㈠編號11(1)，附表十三㈡編號001(1)、003(1)、005(1)，附表十三㈢編號13、15、17至26、28、附表十三㈣編號2(1)、3至23所示），及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陳金德(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曾改名為「陳子龍」並擔任億圓富控股公司董事，登記於董事名單，以便周瑞慶對外自稱「陳子龍」，另周瑞慶又與共犯張辰鐘(通緝中)、吳丞豐（經判處罪刑確定，下或稱周瑞慶等人）推由張華偉商請同案被告黃姜隆(現名黃文宏，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改名與上櫃公司晉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黃文宏」同名，並擔任億圓富控股公司董事，且委由張華偉按月轉交現金酬款給予部分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名義負責人等，為張華偉之行為內容，並未記載其有何參與或分擔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加重詐欺等構成要件行為，則就張華偉與周瑞慶如何就前揭犯行具有共同犯罪行為之決意，即應經嚴格證明。原判決甲依憑張華偉偵、審不利於己之供述，為認定其具共同犯罪行為決意，而論以共同正犯之主要理由。惟張華偉所為認罪及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認定其主觀上至少已認識其依周瑞慶之指示商請陳金德、黃姜隆等人改名並擔任各公司名義負責人，係周瑞慶等人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及加重詐欺犯行之重要環節，且就相關不法犯行之主要內涵非無概略之認識，猶仍為之，然是否已足以進一步認定其就周瑞慶等人之全部犯罪事實均視為自己行為之一部分，並對於相關犯罪之實現具功能支配之地位，據以令其就周瑞慶等所為全部犯行負責之知與欲？抑或僅具幫助之犯意？亦非無研求餘地。原審未調查明白，復未於理由說明所憑依據，遽認張華偉應對周瑞慶等人之犯罪事實負全部責任，非惟證據調查未盡，並有理由不備之違法。參、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一、刑法沒收新制業將沒收定位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獨立的法律效果，已非從刑。是沒收雖以犯罪（違法）行為為前提，但於不生裁判歧異之前提下，若原判決關於罪刑論科均無不合，僅沒收部分違法或不當，第三審法院自可僅就沒收部分撤銷發回，另就罪刑部分判決駁回上訴。二、本件原判決乙撤銷第一審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下稱吳松麟等8人 )部分之科刑判決，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改判各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詳後述），並諭知沒收、追徵相關犯罪所得。其中關於諭知吳松麟等8 人上開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宣告部分，固非無見。三、惟查，審理事實之法院，對於案內一切證據，除認為不必要者外，均應詳為調查，然後基於調查所得之心證以為判斷之基礎，故證據雖已調查，而尚有其他必要部分並未調查，仍難遽為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認定。又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刑法第38條之 1第1項前段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再因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不易，刑法第38 條之2第1項明定法院就須依法沒收之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亦即，犯罪所得均應予沒收，若認定尚非顯有困難時，原則上法院必須先審認其範圍與價額，如認定顯有困難時，始得援用估算之規定，得綜合卷證資料，依自由證明法則釋明其合理估算推計之依據，不受嚴格證明法則之拘束，以貫徹任何人都不能坐享或保有犯罪所得或犯罪所生利益之理念。然為免估算流於裁判者之恣意，仍須立於與該不法利得相關聯且業經確認之事實基礎上，依吾人日常生活之一般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相關專業領域之特殊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謹守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儘可能為與事實相符之推算；於訴訟程序上，尤應恪遵正當程序公開、透明之要求，適時讓當事人知悉估算之採用及其方法與所憑之準則，予當事人表示意見之機會，俾保障其資訊請求權與意見陳述權等訴訟上聽審權。原判決乙以吳松麟等8人犯罪所得之認定顯有困難，依據如原判決乙附表(下稱附表)二十五㈠所示估算認定（原判決乙第6 1頁第18至21行，詳如附表二十五㈠「犯罪所得」欄所載），其估算基礎或以億圓富集團匯入其相關帳戶之明細所示總額為認定依據（吳並修），或以所陳單一月份領受億圓富集團發給之總金額(金額基礎)為據，並依犯罪期間(期間基礎)之總月份估算其總額（文智和、蔡銘洪、詹益宏、彭金源），或以所陳每月薪資及所招攬之投資單位數，依獎金規則(金額基礎)估算犯罪期間(期間基礎)所獲之薪資及獎金總額（吳松麟、陳東豐、吳姍筠）而各有不同。原判決乙據以估算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係以吳松麟等8人犯罪期間為據。惟詹益宏、彭金源部分，均依其供述認定係次月領取本月獎金而得單一月份之金額基礎，果若無訛，既採其關於獎金均次月發放之供述，卻未於計算期間基礎時扣除任職首月之獎金，亦未敘明其估算之理由。又原判決乙關於吳松麟等8 人犯罪期間之終期，係依億圓富集團投資人之最後一筆入金即民國106年1月30日為止(見附表十一編號50李美淑，原判決乙附表第152頁)，據以擴張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起訴書所載本案犯罪期間係至105年12月13日即億圓富集團遭搜索為止)，然犯罪期間與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究係二事，依卷附文智和、詹益宏、陳東豐、吳並修、吳姍筠用以收受億圓富款項之相關帳戶交易明細，106年1月間已無億圓富集團之款項入帳(分見106金重訴2卷㈣第266、279、294、387至391 頁)，且億圓富集團既於105年12月13日已遭警搜索，則於當月是否仍如常發放薪資、獎金，並非不易調查。原判決乙關於據以估算犯罪所得之期間基礎之始、終，未予詳查，亦未為必要之說明，逕各依吳松麟等8人之犯罪期間始月至106年 1月30日為估算之期間基礎，已難謂有據。再稽諸原審113年 3月7日審判筆錄，審判長於就被訴事實訊問吳松麟等8人後，諭知本案調查證據完畢，請當事人及辯護人就事實、法律及科刑部分辯論，並未適時讓吳松麟等8人知悉此部分估算之採用及其方法與所憑之準則，並予吳松麟等8人及辯護人就估算方法表示意見及辯護之機會（見原審卷23第999至109 2頁），致其等無從就金額基礎另舉出事實依據，或提出有何具體事證證明其實際數額而無估算必要，或究明按所陳特定月份所得總額估算有無高估而違反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關於吳松麟等8人此部分訴訟上權益之保障，已欠周延，難認適法。肆、以上或為張華偉、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原判決甲、乙分別有前述違背法令之情形，影響張華偉有罪部分，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個人犯罪所得沒收、追徵範圍之事實認定，本院無從自為判決，應認原判決甲張華偉有罪部分、原判決乙前揭該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均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至張華偉所犯與前揭得上訴第三審部分具想像競合犯關係之普通詐欺取財輕罪部分（103年4月3日至6月19日，就同一投資人未跨越同年月20日者），雖屬刑事訴訟法第376 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為第4款)所規定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罪，然基於審判不可分原則，應併予發回。此外，為被告之利益而撤銷原審判決時，如於共同被告有共同之撤銷理由者，其利益並及於共同被告，刑事訴訟法第402條定有明文。原判決乙關於吳松麟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關於其估算基礎、程序，同有瑕疵，其上訴理由雖未指摘及此，其利益仍應及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上開部分既經撤銷，吳松麟該部分亦屬不可維持，應併予撤銷發回更審。乙、上訴駁回(即原判決關於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罪刑及上訴人張克勇、陳坤宏)部分：壹、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關於原判決罪刑之上訴部分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又第三審法院之調查，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以上訴理由所指摘之事項為限，故原判決究竟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本件原審審理結果，認定吳松麟等8人有原判決乙事實欄所載違反銀行法、證券交易法及加重詐欺犯行明確，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渠等不當之科刑判決，變更檢察官起訴法條，改判均依想像競合犯，從一重論處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俱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三、上訴意旨略以：㈠關於據以計算所涉吸金規模之犯罪期間：　⒈文智和部分：原判決乙認定伊犯罪期間自102年10月起至106 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因犯罪所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模，與事實不符，原判決乙未予詳查，敘明所憑依據，有理由不備之違誤。 ⒉陳東豐部分：伊於104年3月31日以投資人身分初次投資T3系統方案，104年12月因周瑞慶邀請而於說明會前半段擔任講師，迄105年3月經周瑞慶宣布為億圓富集團所屬公司之業務執行長，原判決乙卻自103年10月2日起算其吸金之金額與規模，除與附表十三㈠有關其任職期間為104年12月間之記載相互矛盾，復錯誤計入伊僅單純為投資人之期間即104年3月31 日至104年12月間，就伊所涉吸金規模之事實認定未詳為調查、敘明所憑依據，並非適法。　⒊吳並修部分：伊係自104年12月起至105年12月間擔任社團法人台灣廣德長青關懷慈善協會（下或稱廣德協會）秘書長，原判決乙認定伊犯罪期間係103年10月起至106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吸金規模，與事實不符，並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⒋蔡銘洪部分：附表十三㈠編號7記載伊係自102年起迄104年底擔任億圓富集團業務處經理，且自103年3月間才開始投資，原判決乙卻認定伊犯罪期間為102年至106年1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吸金規模，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⒌吳姍筠部分：原判決乙認定其犯罪期間為104年5月至106年1 月30日，並以該期間億圓富集團吸金總額計算其所涉吸金規模，與原判決乙附表十三㈠編號8有關其係104年5、6月間起擔任億圓富集團花蓮分公司業務副總經理(業務副總經理下均稱副總)之記載、伊自104年6月起任職之事實均不相符，就其犯罪期間有調查未盡且未敘明所憑依據之違誤。　⒍彭金源部分：伊104年9月3日始以投資人身分初次投資T3系統，104年11月受周瑞慶邀請擔任億圓富集團基隆分公司副總，自同年12月起始就職，原判決乙卻自104年4月7日起算其吸金金額規模，與附表十三㈠編號9記載其任職期間自104年1 1月間起相互矛盾，復計入104年9至11月其擔任副總前之期間，就此事實未詳查審認，敘明所憑依據，並非適法。　⒎吳松麟部分：附表一㈠編號1記載，伊參與T2、T3、A1、M1系統投資方案期間係103年3月18日至106年1月30日止，吸金金額為新臺幣(下同)33億2349萬8000元，事實欄則認定吸金金額為38億708萬8000元，金額並不一致，有事實理由矛盾之違法。　㈡原判決乙認定渠等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有誤，復未依刑法第3 1條第1項論以共同正犯並依該條項但書規定減刑，有不適用法則之違誤部分：　⒈文智和部分：伊並非億圓富集團公司負責人，係因於102年10 月間結識周瑞慶，以該公司前景可期而投資，因較早投資億圓富集團2000萬元以上金額，復招攬之鄭定國亦投資千萬餘元，始經周瑞慶邀約擔任臺北分公司副總，迄103年7月即因張辰鐘、陳勝發亦升任副總而無實權，104年後亦甚少過問公司事務，惟因張辰鐘、陳勝發之業績與獎金累計於其名下，致其業績數額較高。伊加入該公司時，相關投資方案、獎金與人事制度等均經周瑞慶規劃完成，伊就吸金方案、人事聘用、行政流程組織規則均無支配或決策權，均由周瑞慶、吳丞豐統籌，其業績獎金相較於「處經理」，僅在當月業績突破500或1000萬元時，得額外領取業績達標獎金6萬元等語。 ⒉陳東豐部分：伊僅於104年12月至105年3月間應聘擔任億圓富集團講師講授總體經濟與財經趨勢相關課程，縱提及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前景，亦係因受邀始為其美言之常情，講授畢始由副總接續招攬投資，只有協助而不負責業務招攬，所謂「業務執行長」亦僅掛名，未曾規劃投資吸金方案，亦無經營管理或決策之權責，未曾招攬投資人或因此收受業績獎金，其自身亦投資億圓富集團1,710萬元，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⒊吳並修部分：伊係於104年12月至次年12月間擔任億圓富集團所屬廣德協會秘書長，綜理該協會除人事、會計以外之服務會員相關職務，對於投資吸金方案、人事聘用、人事與組織等並無決策、指揮權限。雖擔任講師對會員解說A1投資方案，然僅領取固定薪資並直接招攬少數投資人，並只於此範圍內與周瑞慶有犯意聯絡。 ⒋蔡銘洪部分：伊102年底結識周瑞慶而加入億圓富集團，擔任行政經理並於103年3月投資T1方案，負責行政人員之面試招聘、庶務規劃、工作規則等行政工作，固曾參與核心幹部會議，但只負責在會議時負責引言介紹各地區副總上台，其招攬T3系統方案僅44單位，A1系統方案僅36單位，並依招攬金額之千分之2計算獲取有限之佣金，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⒌吳姍筠部分：伊於104年5月間結識周瑞慶而加入億圓富集團，進而邀約招攬親友加入投資，於同年6月間擔任該公司花蓮分公司副總，當時吸金方案、獎金制度、人事規章等均已完備，除當月業績達標時，得額外領取上限2萬5千元或5萬元之業績獎金外，伊招攬投資可得獎金與「處經理」層級並無差別，迄105年12月止，伊領取之業績達標獎金僅55萬元，伊不負擔經營管理責任，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⒍彭金源部分：伊於104年9月因投資億圓富集團而結識周瑞慶，並邀約招攬親友加入投資，於同年12月起擔任該公司基隆分公司副總，當時吸金方案、獎金制度、人事規章等均已完備，伊無支配、決策或指揮權責，除當月業績達標時，得額外領取上限2萬5千元或5萬元之業績獎金外，招攬投資可得佣金與「處經理」層級亦無差別，迄105年12月止，所領取之業績達標獎金僅20萬元，伊無支配決策或指揮權，不負擔經營管理責任，並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　⒎吳松麟部分：依周瑞慶、吳丞豐所證，伊「總顧問」名片並非億圓富集團印製，該職銜僅係虛名，與具副總職銜之同案被告均經周瑞慶認定有相當業務能力、瞭解集團投資方案、均得支領固定薪水、配有車輛有別，伊並無資格參與公司營運規劃。又伊係以「總顧問」職銜參與會議，惟此僅係禮貌稱謂，發言內容均在鼓舞士氣，原判決乙憑此認定其為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違背經驗法則。　㈢吳松麟上訴意旨另以：⒈原判決乙認定伊於103年3月間起至106年1月30日止，與周瑞慶等共犯或同案被告共同招攬所示投資人投資，惟伊在億圓富集團除於104年5至6月間擔任顧問外，既未任職，如何與周瑞慶或其他同案被告共同犯罪？原判決乙未為說明，有事實與理由矛盾之違法。⒉原判決乙以證人即其女友游支敬、證人楊少蘭、郭麗瑛、蘇貴美、陳宜湞、林玉珠之證述為不利伊認定之依據。惟證人郭麗瑛關於其投資之2500萬元，於偵查中證稱係游支敬介紹投資，於第一審則證稱係伊與游支敬一同介紹，前後不符；證人楊少蘭投資入金420萬元之介紹人係游支敬及游支敬之女蕭伊瑜，楊少蘭卻證稱伊與游支敬為其上線，所證與卷附出借款同意書暨授權書所載不符；證人蘇貴美曾證稱並不認識伊，係游支敬招攬渠以渠子賴家慶名義投資，並登載賴家慶之姓名於「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足認伊與蘇貴美之投資無關；證人陳宜湞證稱，經伊引介投資20萬元之前，已因友人鐘秀卿之邀約共同合資100萬元投資億圓富集團，該100萬元入金顯與伊無關，原判決乙認定鐘秀卿為伊下線與所證內容不符；證人林玉珠證稱渠大部分均係游支敬招攬投資，原判決乙認定林玉珠為伊下線，與事實不符。原判決乙偏採前揭證人不利證述，有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之違誤。⒊伊引介之T3系統投資方案報酬率年息24％，與臺北市民間借貸信用拆借平均月息2.21％至2.22％相當，原判決乙以金融機構公告存款利率與之相比，認定T3系統約定年報酬率該當銀行法第29條之1「顯不相當報酬」之要件，尚嫌率斷。⒋伊並非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亦無證據足認伊有參與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禾昕公司)股票或增資股票之發行，亦無證據可證伊參與股票發行之募集，縱伊於吸收下線投資人時依約交付前揭公司股票，並非募集、發行，尚不該當證券交易法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⒌原判決乙以億圓富集團104年7、8、9月間核心幹部會議錄音勘驗內容認定伊就該公司T3系統以外投資方案與周瑞慶亦有犯意聯絡之部分依據，惟各該會議及伊會議發言內容均未言及T2、A1、M1系統投資方案如何運作，原判決乙亦未記載如何認定伊主觀上對於T2、A1、M1系統投資方案有何認識，有理由不備之違法。⒍原審審理時，法官以「億圓富的被告沒有一個沒罪」、「認罪可以取得量刑優勢」等語曉諭伊自白，有脅迫、利誘之不正訊問情事，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並有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誤。㈣詹益宏上訴意旨另以：⒈伊於原審審理時，法官以「億圓富的被告沒有一個沒罪」「認罪可以取得量刑優勢，法官可以給予減刑或緩刑的裁量」等語曉諭伊自白，有脅迫、利誘之不正訊問情形，且法官明知違法而未記載於筆錄，並否准伊更正筆錄之聲請，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並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誤。⒉本案億圓富集團所吸收之資金僅有周瑞慶有處分權限，伊既非億圓富集團支領薪資之員工，更未曾收受他人存款，自不構成銀行法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之構成要件。⒊實務見解對銀行法第29條之1、同法第125條各項之認事用法因擴張解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與「顯不相當」之要件，有違憲之虞。⒋原判決乙論伊證券交易法第179條、第22條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惟伊非發行人，亦不構成募集、發行等要件，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⒌原審未依伊請求傳喚證人，侵害伊訴訟上之防禦權，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　㈤文智和上訴意旨另以：原判決量刑未審酌其身體健康情形不適於入監執行刑罰，未從輕量刑或宣告緩刑，有未審酌重要量刑基礎事實之違誤云云。四、犯罪事實之認定、證據之取捨及證明力之判斷，俱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此項職權之行使，倘不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違法，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5條第1項規定甚明，自無許當事人任憑主觀妄指為違法，而資為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並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如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尚非法所不許。復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所定違反同法第29條第1項之罪，以非銀行而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為要件。所謂「收受存款」，依同法第5條之1規定，係指向不特定多數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並約定返還本金或給付相當或高於本金之行為；同法第29條之1並規定「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至同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則應參酌當時當地之經濟及社會狀況，如行為人向不特定人收受資金，所約定或給付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較諸一般銀行相關存款利率，顯有特殊超額，已足以吸引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提供款項或資金予該非銀行之行為人，即屬該當。前開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之規定，旨在禁止個人或公司違法吸收社會資金，祇須行為人以前揭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合於前開要件且繼續反覆為之者，即足當之，縱行為人亦投入資金，仍無礙於本罪主、客觀構成要件之成立。原判決乙係依憑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之自白，吳松麟、詹益宏部分不利於己之陳述，證人周瑞慶、張辰鐘、吳丞豐、洪妤嵐、林瑞琪、吳佩真、陳𡟯（原名陳文慧，洪妤嵐以下數人均經判刑尚未確定），證人即廣德協會員工柯玉菁之證述，卷附如附表五、附表六㈠、附表十八所示各編號所載告訴人即投資人楊少蘭等之證述，暨渠等提出之「其他證據」欄所示吸金投資方案單據、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公司股票、股票保管證明或簽收回執聯、相關股票之附條件買賣（總）契約、匯款申請書、存款存根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廣德協會入會申請書、會員憑證、入會須知、急難救助基金申請給付辦法、相關之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佐以扣案附表二十七所示之億圓富集團人員例行性製作之業績表、銷貨明細、手做表、應付費用支出明細等T2、T3、A1、M1系統帳冊、宣傳文件等資料、相關公司資料等證據，再酌以所列其餘證據資料及案內其他證據調查之結果，綜以認定：㈠文智和與周瑞慶、張辰鐘、洪妤嵐共同以圓富科技有限公司或億圓富控股公司名義，以「T1系統」投資方案模式對不特定人吸金，數額達7858萬2300元（投資明細詳見附表八）、㈡周瑞慶為營造集團規模龐大之假象以取信投資人擴大吸金規模，乃以吸金所得貸放予經營陷入困境之公司而予控制或成立新公司(詳見附表十三)，建構億圓富集團，以億圓富控股公司為母公司，周瑞慶自任總裁，吳松麟等8人及張辰鐘、吳丞豐、沈芳如、林勉志、陳勝發（上3人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李金龍、賴金鑫、簡麗珠、黃子窈、黃雁宸、蔡豐益、夏子茵、林麗令、陳國楨、陳進村（上10人即李金龍等10人，經原審另行判決）、蔡尚苑（已歿，經判決公訴不受理）、范裕忠（另案審理），於億圓富集團擔任要職，均為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在億圓富控股公司及集團旗下公司於所載期間任職而為核心幹部(見附表十三㈠、㈡、㈣)，先後以億圓富公司名義、巨富景投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巨富景控股公司）名義，共同對投資人施用詐術宣稱億圓富控股集團將上市、上櫃，投資股權可獲巨額利潤，以T2、T3、M1、A1系統對外吸金，其中T2、T3系統且以未經主管機關申報生效而印製之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現金增資股票及禾昕公司現金增資股票，或以質押為名，或與投資人簽訂附條件買賣總契約，將前揭公司股票交付過戶予投資人供擔保，屆期得選擇返還股票取回投資款項或繼續持有股票方式，並以「顧問費」、「（股票）保管費」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報酬，參與管理各公司、舉辦說明會及產業之旅、講授投資方案招攬投資、經手吸金款項、與投資人簽約收款、交付億圓富控股公司或禾昕公司股票等業務執行行為，就集團公司之業務執行具有控制支配力。「T2系統」、「T3系統」、「A1系統」、「M1系統」投資方案吸金明細及各方案之個別吸金數額（各系統投資方案之投資人姓名、投資時間及金額，詳見附表九〈T2〉、附表十〈T3〉、附表十一〈A1〉、附表十二〈M1〉），合計向投資人吸金38億708萬8000元，吳松麟、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詹益宏各自犯罪期間之本案吸金金額均逾1億元。另就：⒈億圓富集團以T2、T3、M1、A1系統投資方案向多數、不特定人吸收資金，何以屬銀行法所規範之收受存款及準收受存款行為、同法第29條之1所稱「與本金顯不相當」；⒉「與本金顯不相當」報酬之認定，何以應以金融機構存款利率而為比較且比較結果確合於該要件；⒊渠等所涉吸金金額之計算何以均逾1億元；⒋吳松麟、詹益宏與周瑞慶除具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外，何以就集團公司之業務執行認亦具有控制支配力，與法人之從業人員有別；⒌另分就吳松麟、詹益宏所辯僅係分享自身投資金額不知集團違法情事，並無吸金及加重詐欺犯意等各語，何以委無可採，何以渠等亦有投資仍無從為有利認定之依據，均於理由內析論明確。凡此，概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合法行使，核其論斷說明，衡諸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皆無違背，自非得任意指為違法。又：　㈠關於吳松麟等8人違反銀行法之犯罪期間：銀行法為集合犯，犯罪期間之始，自以構成要件行為即招攬行為之始為據，縱渠等任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時間在後，亦僅犯意提升，仍無礙其犯罪起始時點之認定及計算吸金規模之依據。原判決乙認定吳松麟等8人之犯罪期間，詳如附表一編號1、3至5，7至10所示，各以同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證據為其依據，或依其等初次招攬投資人之日期為始(吳松麟部分，見附表二編號21〈招攬陳宜湞〉；吳並修、陳東豐部分，見附表三(一)編號93-1〈招攬吳陳惠齡〉；彭金源部分，見附表二編號56〈招攬林玉錦〉；詹益宏，見附表二編號65〈招攬方淑惠〉)，或以所供加入周瑞慶投資事業之時間為始(見偵37264卷㈡第14頁文智和偵訊筆錄；見偵37264卷㈠第322、353頁蔡銘洪警詢、偵訊筆錄；見偵37264卷㈠第33頁吳姍筠警詢筆錄)，已分別載明其所憑，據以認定渠等犯罪期間所涉億圓富集團吸金數額，並無不合。原判決乙固未分別詳敘，然仍與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有別。至吳松麟違反銀行法犯行之吸金規模，原判決乙係以億圓富集團本案T2、T3、A1、M1系統投資方案吸金總額(A)，扣除其犯罪期間以外部分(B，即T2全部、部分T3)而得其數額(C)(詳見附表一㈠編號1、附表一㈡)，無所指有事實理由矛盾之違法。　㈡關於吳松麟等8人具法人行為負責人身分：銀行法關於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區分其違反規定之主體為自然人或法人而異其處罰，自然人違反上述規定，依同法第125條第1項處罰；法人違反上述規定時，除依同條第3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外，並依同法第127條之4規定，對該法人科以罰金刑。而同法第125條第3項對於法人違反前開規定者，明定處罰其行為負責人，係由於該行為負責人支配法人違反前述規定之犯行而予以處罰，並非因法人犯罪而轉嫁代罰其負責人。亦即前述關於法人違反規定之處罰，乃基於罪責原則，依犯罪支配理論，因法人自己及其行為負責人均犯罪所設之兩罰規定。是前述規定所稱「行為負責人」，自係指對於法人違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參與決策或執行而支配、控制法人犯罪之自然人而言，並不以形式上之名稱或頭銜為判斷基準，若在其執行職務範圍內，「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決策或執行，透過其支配能力而使法人犯罪」，亦屬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規定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至不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知情而參與犯行之法人其他從業人員，而與該行為負責人共同實行犯罪者，方適用刑法第31條第1項規定論以共同正犯，並得依同條項但書規定減輕其刑，惟此非必減之減刑事由，而係法院職權裁量事項。原判決乙就：⒈吳松麟、詹益宏何以該當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綜依相關事證，於理由欄貳.一.㈢之3及5說明：億圓富集團營運端之「副總」，為集團最高核心幹部，瞭解億圓富集團投資方案，負責所在分公司地區業務、拉業績、服務投資人、規劃舉辦投資說明會及旅遊活動、招攬下線業務人員，與投資人簽訂股票之附條件買賣（總）契約、企業諮詢輔導顧問聘任合約書、股票保管證明等文件，交付未經申報生效之禾昕公司、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除得依規定領取直接、間接招攬投資人及達標業績獎金外，並有固定薪水及配車。詹益宏經周瑞慶指派擔任中壢第二營業處及新莊分公司副總，如何分擔前揭行為；吳松麟職稱雖係顧問，然亦屬核心幹部，並非虛銜，除招攬投資人（附表二編號18至21、23），同配有億圓富集團專用分機號碼及配車，並與詹益宏分別以副總、顧問身分參加億圓富集團舉辦之核心幹部會議並發言，在集團具有相當之地位，渠等均為億圓富集團負責規劃、招攬他人投資、吸收資金之主要人員，並負責收受、返還投資本金及紅利發放等事務，縱非制定相關投資方案或負責決策之人，然或參與管理分公司、舉辦說明會及產業之旅、講授、推介投資方案招攬投資、經手吸金款項，或與投資人簽約收款交付億圓富控股公司或禾昕公司股票，實際執行吸收資金業務，或亦負責收受、返還本金或紅利發放事務，並非單純聽命行事之法人從業人員，均具相當地位而為核心幹部，自屬實際參與公司就特定違法行為之執行，透過渠等支配能力而為法人犯罪之行為負責人，已記明論斷之理由及所憑。所為論列說明，與案內事證悉無不合，且不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並非僅憑其職稱為副總、顧問或經理為其唯一依據，自無理由不備或採證違反論理及其他證據法則之違法可指。⒉文智和、陳東豐、吳並修、蔡銘洪、吳姍筠、彭金源何以亦均係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原判決乙以渠等之自白佐以所列事證憑以認定文智和、吳姍筠、彭金源、吳並修同為副總，吳並修亦為廣德協會秘書長，亦參與全省副總會後會，且亦招攬、講解A1系統投資方案，渠等於億圓富集團之地位亦同詹益宏，在各地區執行招攬投資人之業務執行居於核心地位。且查，吳丞豐結證稱：投資方案有的是業務副總會提議，由「陳子龍」（即周瑞慶）決定要不要這麼做，有的是「陳子龍」想出來的專案。投資方案確定可行後，「陳子龍」會請公司發公告給各分公司，總公司跟分公司的業務副總就會照公告去推廣，找投資人進來投資。另外，也有屬於個別副總少數專案，如果是這種專案，就是那些副總體系下的投資人可以參加等語（見偵字第37264號卷㈡第19頁反面、249、257頁），足見營運端副總除業務之執行並非完全聽命於周瑞慶外，甚且亦有參與決策之空間；蔡銘洪雖係行政經理，然億圓富集團之億圓富控股公司、巨富景控股公司之營運端並無區分部門，亦無部門主管，而係由周瑞慶直接交辦，蔡銘洪擔任行政經理，且負責行政人員之面試招聘、庶務規劃、工作規則等行政工作，並係各分公司業務活動窗口，如各分公司舉辦活動，即向蔡銘洪提出申請，由其安排講師並處理經費事宜，支援招攬業務行政工作，以相關招攬業務之行政執行為其執掌。陳東豐則係講師、巨富景控股公司業務執行長，專責至各地區分公司演講，演講內容除財經趨勢外，主要在使投資人認識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前景，並願意投資億圓富集團，其除試用期間每月薪金6萬元外，每月薪金25萬元，因巡迴各分公司、製作DM，深具重要性，亦參加副總會議，始經周瑞慶指定為業務執行長並亦配有車輛（見偵字第37264號卷㈡第232頁），以推廣億圓富集團與所屬公司之前景與投資價值並招攬投資人為其職責範疇，並非偶一為之，其聯絡方式與招攬業績均與其他副總同列，有業績表、通訊錄可參，地位並不亞於營運端之副總，亦係營運端之核心幹部。而銀行法第125條第3項、第1項後段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共同正犯之成立，本不以其行為負責人全體始終參與該決策制定為必要，倘其主要執行者與決策制定者於合意範圍彼此分工，各自分擔其行為負責人決策或執行行為之一部，共同且實際支配控制法人前述犯罪，即應同負其責，而無刑法第31條第1項及其但書規定之適用。原判決乙所為論列說明，與案內事證悉無不合，且不違背經驗與論理法則，並非僅憑渠等職稱為副總、顧問、經理或業務執行長，為論處渠等前述罪責之唯一依據，自無理由不備或採證違反經驗、論理及其他證據法則之違法可指。是吳松麟等8人此部分上訴意旨對於法院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評價，重為事實上爭辯，僅憑己意而為指摘，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㈢關於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第179條部分：依證券交易法之立(修)法過程，該法規範目的係經由對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買賣之管理、監督，使投資大眾得獲保障，以發展國民經濟。證券交易安全之確保，首重誠信，並以透過防範證券詐欺，始能達成。89年7月19日修正公布施行之證券交易法第6條第1項明定「本法所稱有價證券，謂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財政部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修正刪除「公開募集、發行」等文字。依修正意旨，該條第1項所稱有價證券，係指政府債券、公司股票、公司債券及經主管機關即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定之其他有價證券，是以公司股票不論其是否辦理公開發行，均屬該法所稱之「有價證券」。則同法第20條第1項「有價證券之募集、發行、私募或買賣」規定所稱之「有價證券」，並不以公開發行公司股票為限。同法第7、8條分別就「募集」、「發行」設有定義，於公司成立後，公司為籌措資金而向大眾公開招募，交付製作表彰權利之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亦屬發行。行為人倘未依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之規定，或依同條第3項準用第1項之規定，先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即擅自對非特定人公開招募、發行或出售而交付公司股票，即該當同法第1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之要件，並依同法第179條處罰其為行為之負責人。原判決乙已敘明因原有之億圓富控股公司股票已不足以供招攬投資人所用，乃以已成立之億圓富控股公司、禾昕公司為募集、發行之主體，客體則係各該公司增資股票，分別於104年1月、12月及104年3月間增資，部分仍在吳松麟等8人加入億圓富集團以後，渠等與周瑞慶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知悉此情並交付、過戶各該公司增資股票予投資人，且具法人之行為負責人身分，因此該當證券交易法第22條第1項、第174條第2項第3款、第179條之法人之行為負責人非法發行有價證券罪(見原判決乙第46至47 頁)，無吳松麟、詹益宏所指理由不備之違誤。㈣共同正犯之行為人已形成一個犯罪共同體，彼此相互利用，並以其行為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故其所實行之行為，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此即所謂「一部行為全部責任」之法理。又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而此犯意之聯絡，不僅限於明示，縱屬默示，亦無不可，且無論事前或事中皆同，因出於共同犯罪的意思，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是以，違法吸金之共犯在犯意聯絡範圍內，仍對其他共犯所實行之非法吸金行為共同負責。原判決乙已說明稽諸卷內資料，吳松麟如何以總顧問身分參與副總會議，亦為億圓富集團核心幹部，並以不特定人為對象積極招攬投資人，而有前揭犯行，在客觀上分工執行億圓富集團部分投資系統之非法吸金業務，甚且係法人之行為負責人，共同使法人犯罪等旨，縱其僅以T3系統投資方案招攬投資人，仍應就其犯罪期間億圓富集團其餘系統投資方案共同負責，無所指理由不備之違誤。　㈤原判決已敘明依憑上揭含游支敬、楊少蘭、郭麗瑛、蘇貴美、陳宜湞、林玉珠之證述證據足以認定吳松麟有所載犯行，縱未同時說明其餘之證述，何以不足為其有利認定之理由，乃事實審法院本於判斷之職權，而為證據取捨之當然結果，無礙於其犯罪事實之認定，究與判決不備理由之違法情形有間，吳松麟指摘原判決乙理由不備、調查職責未盡，亦非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僅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確，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未為無益之調查，無違法可言。原判決綜合案內證據資料，依調查所得，已記明足資證明詹益宏確有所載前揭犯行，詹益宏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調查證據資料完畢後，均稱無其他證據請求調查等語，有原審審判筆錄可稽（見原審卷23第997頁)，於提起本件第三審上訴後，始指摘原審未傳訊證人，調查職責未盡云云，要非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執為指摘之適法第三審上訴理由。六、銀行法（加重）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在內之各類型違反該法犯行之規範目的，在以刑罰嚇阻違法吸金禍及國家金融市場秩序、社會投資大眾權益，以保障經濟金融秩序，所追求之目的顯屬重要公共利益，其法定刑固為3年、7年以上有期徒刑，惟原則上仍屬立法形成自由，同法第125條之4第 1、2項並設有行為人於符合相關要件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倘有情輕法重之情，法院並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以個案情節輕微而酌減其刑，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尚無不符，未違反比例原則，而同法第29條之1之「視為收受存款」規定中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要件，其意義自立法目的與法體系整體關聯性觀點非難以理解，且個案事實是否屬於法律所欲規範之對象，為一般受規範者所得預見，並可經由法院審查認定及判斷，尚無違法律明確性原則。原判決乙已依詹益宏部分不利之供述、證人劉力豪、彭振光、楊秀英、方淑惠、歐龍登、沈芳如之不利證述及詹益宏下線組織圖、各區部分業績表，說明其確有以相關投資方案名義對於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招攬投資並收受款項，約定顯不相當報酬之事實，暨其固僅分擔部分行為，自身或親友亦有投資，然於本案無從為其有利認定之理由（見原判決乙第26、27頁），況億圓富集團以「T2系統」、「T3系統」、「A1系統」、「M1系統」投資方案，藉由組織龐大、分工嚴謹方式，分由決策端、營運端合力以億圓富集團所屬各公司為名義，致多數或不特定投資人對集團產生投資穩固之印象，合計向附表九〈T2〉、附表十〈T3〉、附表十一〈A1〉、附表十二〈M1〉所示投資人吸金，數額計達38億708萬8000元，重大影響國家正常金融、經濟秩序，詹益宏上訴意旨僅泛謂原判決乙論罪科刑所適用之銀行法規定之「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要件違憲，並未就如何違憲或原判決就該要件之解釋適用或涵攝於本件個案具體事實如何牴觸憲法，指明其違憲之理由，亦非第三審上訴之適法理由。七、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乃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又無明顯悖於前述量刑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以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原判決就文智和所犯上揭之罪，已綜合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說明何以有裁量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另以其於原審自白犯行，認有情輕法重之情，而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核其量定之刑罰，已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其犯罪動機、參與犯罪之分工情節、非法吸收之資金、犯後態度、家庭生活狀況、本案訴訟繫屬時間，暨其上訴意旨所陳身體健康情形等一切情狀，均已併列為量刑之綜合審酌因素，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濫用其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至於緩刑以受 2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為要件。本件原判決就文智和所犯前揭之罪量處有期徒刑5年，已與緩刑要件不合，未宣告緩刑，無違法可指。至其身體健康情形於案件確定後是否適於執行刑罰，應於判決確定後入監執行時另依監獄行刑法之規定審認之。八、綜合前旨及其餘上訴意旨，均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以及原判決已詳細論斷說明之事項，任意指摘，且對於無關判決結果之枝節問題，漫為爭執，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本件吳松麟等 8人上開共同犯銀行法非法經營銀行收受存款業務罪刑部分之上訴均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均應駁回。又本院為法律審，本院關於文智和罪刑部分，既從程序上駁回其上訴，其請求本院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有關文智和、蔡銘洪上開得上訴第三審部分罪刑之上訴，既從程序上予以駁回，則與之有想像競合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一般詐欺取財罪刑（文智和、蔡銘洪就T2系統103年6月19日前部分），核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5款（修正前為第4款）規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案件，且無同條項但書規定之情形，自應併予駁回。貳、張克勇、陳坤宏上訴部分　　第三審上訴書狀應敘述上訴之理由，其未敘述者，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已逾上述期間，而於第三審法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書狀者，第三審法院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82條第1項及第395條後段規定甚明。張克勇、陳坤宏因本件違反銀行法案件，均不服原判決甲，張克勇於113年11月4日提起第三審上訴，陳坤宏於同年月8日提起第三審上訴，俱未敘述理由，而皆泛稱上訴理由容後補陳云云，惟迄今逾期已久，於本院未判決前仍未提出上訴理由，依上開規定，其2人之上訴皆非合法，均應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482-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過失致人於死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933號上訴人袁志豪選任辯護人曾海光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過失致人於死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9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交上訴字第110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6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原判決有無違法，與上訴是否以違法為理由，係屬二事。二、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採證認事之職權，認定上訴人袁志豪有如其事實欄所載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之科刑判決，改判仍論處上訴人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刑，已詳述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以及認定犯罪事實之得心證理由。並對於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所辯各節，何以均不足以採信，亦於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自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並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法情形存在。　　三、上訴意旨略以：　㈠證人江璧君、陳亭惠未證述上訴人所駕駛之自用小客車(下稱本件小客車)、被害人楊謝青鸞騎乘之自行車(下稱本件自行車)之車損及被害人倒地位置，且江璧君之證述前後不一。又警方所繪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亦無被害人所躺之位置，且在「現場處理摘要」欄記載「不知行向之B車(指本件自行車 )」，可見事發經過不明。原判決就兩車之行車方向、撞擊點暨車損、被害人倒地位置等情，未詳加調查究明，逕認上訴人犯罪事實，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矛盾之違法。　㈡倘兩車相撞，本件自行車前方車輪應會受擠壓變形，而本件現場及車損照片顯示，本件自行車前方車輪並無變形。原判決逕以本件自行車龍頭把手及車輪歪斜，作為認定兩車有發生碰撞之依據，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　㈢江璧君已證述其位於本件小客車左後方，未看見車輛右側本件自行車接近之情形，並無目擊碰撞經過等情，復證述：本件小客車有慢下來，駛過行人穿越道，才聽到聲音等語。又行人穿越道旁為不銹鋼護欄及花圃，本件自行車不可能穿越花圃及護欄，被害人即非在行人穿越道上遭撞擊。可見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下稱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臺北市車輛行車事故覆議委員會(下稱覆議會)之鑑定結果，所認定雙方車輛有發生碰撞情形，並非實在。原判決未詳為審酌上情，遽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有採證認事違反證據法則、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欠備之違法。　㈣本件小客車之右後照鏡片僅有掉落，並未破損，且鏡框並無刮痕、血跡或碰撞凹痕，足認江璧君證述被害人掛在本件小客車右側之情，應不可取。又依警方所繪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本件自行車係反向傾倒於行人穿越道右前方1.7米道路上，且本件小客車並無與本件自行車碰撞之刮痕，可見兩車並無碰撞。再者，本件小客車之高度1.3米，而被害人騎車時應高於1.6米，以江璧君既證稱未見兩車碰撞情形，應係被害人不知何原因持大鎖頭「敲擊」本件小客車前擋風玻璃後，導致重心不穩傾倒。況本件自行車之置物籃早已破損，足以影響鑑定結果，警方對本件自行車之採證照片，係在事發後一個月所拍攝，難認與事發時之狀況相同。原判決未依上訴人聲請囑託中央警察大學再次鑑定交通事故責任歸屬，遽為不利於上訴人之認定，有調查職責未盡及理由矛盾之違法。　㈤本件被害人家屬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已判決確定在案，應視為雙方已和解。原判決逕以雙方未和解為由而未予從輕量刑，有違罪責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四、惟按：　㈠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已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無違法可言。　　又所謂之補強證據，不問其為直接證據、間接證據，或係間接事實之本身即情況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且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證人之證述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足當之。至於證人的證述內容，縱然前後不符或有部分矛盾，事實審法院自可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調查所得的其他各項證據，為合理的判斷、取捨，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　　原判決係依憑上訴人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及江璧君等人之證言，佐以原判決理由欄所載證據資料，相互比對、勾稽，而為前揭犯罪事實之認定。並說明：上訴人於警詢中供述：我才穿越該路口，「行經至一半時」（約車身有一半超過撫順街與撫順街41巷口），右前方的擋風玻璃突然遭不明物體敲到，造成右後照鏡鏡片脫落等語，以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勘查兩車車損情形結果：本件小客車車頭白色刮擦痕及本件自行車表面多處黑色擦痕等移轉性跡證之情；第一審勘驗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被害人騎乘本件自行車由畫面之右上角與上訴人所駕駛之車輛「垂直」，「欲進入路口」之後，上訴人及本件自行車遭騎樓柱子遮擋，過程中，未見本件小客車顯示煞車燈之情，且參酌江璧君於第一審審理時之證述、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之鑑定意見，可見本件自行車係遭本件小客車右前車頭（指右前車輪上方之右側車身處）碰撞，而人車倒地等情。又本件小客車前擋風玻璃蜘蛛網狀破損、右後照鏡鏡片脫落，不排除係本件自行車遭撞後，車上物噴飛撞擊擋風玻璃，以及鏡片勾拉被害人衣物，導致被害人向車後滾落拉扯脫落所致。再者，本件自行車之前車輪確有「龍頭把手、車輪歪斜狀況」，顯係經外力撞擊所致等旨。復說明：江璧君業於第一審審理時到庭作證，並就各項待證事實證述明確，無再行傳喚江璧君到庭調查之必要，又本件已依前述證據判斷兩車有碰撞事實，無再囑託中央警察大學就此進行鑑定之必要等旨。　　原判決採信上訴人前揭於警詢中供述穿越路口行駛至一半時之情況，以及江璧君關於聽到車輛撞擊聲響後，目擊被害人從本件小客車側滾到右後方始跌落地下之情，自係不採信江璧君有關本件小客車已通過行人穿越道，才聽到聲音部分之證言，此為採證之當然結果。又原判決以第一審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顯示：本件小客車由左往右行駛，本件自行車自畫面右上角與本件小客車垂直，欲進入路口之後……情形( 見第一審卷㈡第23頁)，因而認定：兩車係垂直行進發生碰撞，上訴人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等情，乃原判決綜合各項直接證據、間接證據，以及情況證據所為判斷，且其所為論斷說明，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不悖，縱未逐一論列上訴人所爭辯之各項細節之取捨情形，仍於判決結果無影響，揆之上開說明，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再者，本件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鑑定結果：依警方交通事故現場圖、警方照片、當事人談話紀錄顯示，事故前本件自行車自撫順街、撫順街41巷口西北角人行道上北向南行駛，本件小客車沿撫順街東向西行駛，至肇事處時，本件自行車與本件小客車右前側撞擊而肇事等情(見偵字第3267號卷第95頁背面、第113頁背面、第114頁)，乃係綜合交通事故全部證據資料所進行之鑑定，而非僅以江璧君之證述、本件自行車之照片而為。原判決以上述鑑定意見補強上訴人及江璧君之供述，尚無違法可言。況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過失責任，並非僅憑江璧君之證述、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之鑑定結果，而係參酌上訴人所為不利於己部分之供述。此乃原審採證認事職權行使之事項，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言指摘：原判決採證認事違背證據法則，並有理由欠備、矛盾之違法云云，並非適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㈡刑事訴訟法第379條第10款所定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者，始足當之。　　證人已由法官合法訊問，且於訊問時予當事人詰問之機會，其陳述明確別無訊問之必要者，不得再行傳喚，刑事訴訟法第196條定有明文。　　卷查，本件於第一審審理時，江璧君已到庭以證人身分行交互詰問，並就各項待證事實證述明確，且本件業經行車事故鑑定會及覆議會鑑定在案。上訴人聲請傳喚江璧君到庭調查，以及就本件車禍囑託中央警察大學進行鑑定，所指待證事實並無不同，且此業據原審綜合上訴人之供述及江璧君之證述及調查所得各項證據，合理判斷取捨其等證言之憑信性，而為事實認定，難認仍有調查之必要。原審未再傳喚江璧君到庭調查，以及未就本件車禍囑託中央警察大學進行鑑定，於法尚無不合。此部分上訴意旨，任意指摘：原判決有調查職責未盡之違法云云，殊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㈢量刑之輕重，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法院於量刑時，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又未顯然濫用其職權，即不得遽指為違法。　　原判決說明：審酌上訴人之過失情節，造成被害人家屬無法彌補之創痛，犯後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民事上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之旨，而為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而為量刑，既未逾法定刑度，又未濫用裁量之權限，亦無違背罪刑相當原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至於被害人家屬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經移送第一審法院民事庭後判決確定，並非雙方達成和解。上訴意旨指稱：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件之判決，應視為雙方已和解云云，難認有據。原判決前揭對於上訴人犯後態度之說明，於法尚無不合。此部分上訴意旨，泛言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違反罪責相當原則云云，同非合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五、綜上，上訴意旨係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或原判決已明白論斷說明之事項，仍持己見，漫為指摘違法，或單純就犯罪事實有無，再為爭辯，難認已符合首揭法定之第三審上訴要件。至於其餘上訴意旨，均非確實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有如何違背法令之情形。本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四庭審判長法　官李錦樑法　官周政達法　官蘇素娥法　官林婷立法　官洪于智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杜佳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27

TPSM-114-台上-933-20250327-1

上

最高行政法院

綜合所得稅

最高行政法院裁定 113年度上字第287號上訴人陳進發訴訟代理人陳俊茂律師被上訴人財政部中區國稅局代表人樓美鐘上列當事人間綜合所得稅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8 日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文一、上訴駁回。　　二，上訴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由一、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依同法第243條第 1項規定，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為違背法令；而判決有同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為當然違背法令。是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如依行政訴訟法第24 3條第1項規定，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並揭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內容；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應揭示該法則之旨趣；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或憲法法庭裁判，則為揭示該判解之字號或其內容。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為理由時，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實。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者，即難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違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二、上訴人107年度、109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綜合所得總額新臺幣（下同）1,481,810元、1,608,422元，經被上訴人依據所屬員林稽徵所依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民國107年4月13日103年司執字第6756號之2、109年10月30日1 08年司執字第1788號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查得上訴人漏報取得自債務人之違約金收入10,482,233元、6,813,673元（下稱系爭違約金），經扣除裁判費、律師費及規費等相關費用後，核定107年、109年其他所得10,197,528元、6,774,25 6元，歸課核定107年度、109年度綜合所得總額10,568,274 元、9,603,656元，應納稅額2,829,752元、2,439,159元。上訴人申請復查，經被上訴人以111年12月14日中區國稅法二字第1110011897號復查決定書（下稱原處分）追減109年度其他所得7,075元，其餘復查駁回。上訴人循序提起行政訴訟，聲明：訴願決定、原處分不利於上訴人部分均撤銷。經臺中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112年度訴字第142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上訴人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三、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主張略以：其於82年5月18日、6 月25日，分別以其子陳○○所有彰化縣○○鄉○○段0000地號土地及其本人所有同段0000地號土地（下合稱系爭土地），為彰化縣埔鹽鄉農會（下稱埔鹽鄉農會）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96 0萬元，因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須支付代書費用及規費，一般民眾倘無貸款需求，絕無可能進行設定，故之後有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之可能性應較無辦理貸款為高。又上訴人以系爭土地設定上開最高限額抵押權後，旋於82年10月20日出借 1,700萬元予訴外人吳○源、劉○霞，金額甚大，且與系爭土地所設定抵押權之最高限額加總金額相近，則該1,700萬元借款金額係取自上訴人向埔鹽鄉農會貸款之蓋然性，應顯較無貸款為高。是上訴人就82年間向埔鹽鄉農會貸款事實，已盡舉證責任，埔鹽鄉農會信用部嗣於90年9月14日，被金融重建基金接管強制轉讓予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彰化銀行），於97年4月15日方重新成立信用部，致無法提供上訴人當初貸款資料，因埔鹽鄉農會屬廣義政府機關，基於行政一體原則，無法提供上訴人貸款資料之不利益應歸同為政府機關之被上訴人，方符法理之平。原判決僅以上訴人無法提出當初向埔鹽鄉農會貸款之文件資料，即認定上訴人並無借款事實，乃違背經驗法則。又原審未依上訴人聲請，通知當初參與埔鹽鄉農會貸款之證人施○昌到庭作證，有應調查證據而未調查之違背法令等語，雖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由。惟查，原判決係以：被上訴人已就上訴人取得系爭違約金所得之課稅要件事實，負客觀舉證責任。兩造對上訴人曾出借1,700萬元予吳○源、劉○霞，及上訴人於82年5、6月間以系爭土地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960萬元向埔鹽鄉農會貸款之事實，均無爭執；上訴人既主張其係以向埔鹽鄉農會貸得款項借予吳○源、劉○霞，其於貸款期間支付之利息共10,412 ,500元（下稱系爭利息支出），屬系爭違約金收入之成本費用，於計算其他所得時應予減除，自應提出足資證明系爭利息支出之相關憑證。惟上訴人提示之系爭土地登記簿，及其於88年間向埔鹽鄉農會借款之借據與放款利息明細單，與原審向彰化銀行溪湖分行、埔鹽鄉農會、合作金庫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竹山分行、鹿谷鄉農會函詢結果，均無法證明上訴人於82年間向埔鹽鄉農會貸款後，以開立施阿昌名義支票交付吳○源、劉○霞而出借款項之事實，更無法證明有系爭利息支出之必要費用；另依上訴人提出吳○源、劉○霞於82年10月20日簽立之3,000萬元借款切結書，雖施○昌為在場見證人之一，惟縱使施○昌確實曾參與系爭借款過程，仍無法證明有系爭利息支出，故自不得予以扣除，並認上訴人聲請通知施○昌到庭作證為無必要。是以，原判決並未認定上訴人無於82年間向埔鹽鄉農會貸款之事實，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認定其無該貸款事實，有違背經驗法則及未善盡調查職責之違法，係出於對原判決之誤解而為指摘。至上訴人另主張原判決無視於其出借吳○源、劉○霞之1,700萬元，取自向埔鹽鄉農會貸款之蓋然性高，所為事實認定不符經驗法則一節，則係就原審認定事實、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執其已於原審提出而為原審所不採之陳詞，重複爭議。是前揭上訴意旨，並未具體表明原判決以系爭利息支出無法證明，故不得自系爭違約金收入予以減除之論斷，究有何合於不適用法規、適用法規不當、或行政訴訟法第24 3條第2項所列各款之情形，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依首揭規定及說明，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而予駁回。四、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不合法。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前段、第104條、民事訴訟法第95條第1項、第78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審判長法官王碧芳法官　王俊雄法官　陳文燦法官　林秀圓法官　鍾啟煒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廖　仲　一

2025-03-27

TPAA-113-上-287-202503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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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

耕地三七五租約

最高行政法院判決 112年度上字第218號上訴人江佩蓉訴訟代理人陳樹村律師郭大維律師被上訴人臺南市官田區公所代表人洪聰發訴訟代理人蔡依臻王心妤參加人韓許瑞娟韓淳如韓怡如韓璧如韓蕙如韓繡如上列當事人間耕地三七五租約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1 月19日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2號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文原判決廢棄，發回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理由一、爭訟概要：　參加人之被繼承人韓俊亮所有坐落○○市○○區○○段407、330地號等2筆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出租予上訴人之被繼承人江正山，雙方間訂有三七五耕地租約（租約字號：官民字第 1423號，下稱系爭租約），租期至民國109年12月31日屆滿。嗣出租人韓俊亮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下稱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規定，向被上訴人申請收回系爭土地自耕，江正山亦就系爭土地申請續訂租約（江正山續訂租約之申請，下稱系爭申請），兩案經被上訴人審查後，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第3項規定，以11 0年4月23日所民字第0000000000號函（下稱原處分），准由出租人準用同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款、第2款規定補償承租人後收回自耕，因而否准系爭申請。江正山不服，提起訴願後死亡，由其全體繼承人同意由上訴人繼承系爭租約之承租權並承受訴願後，遭決定駁回其訴願，遂向高雄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提起行政訴訟，聲明：「⒈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⒉被上訴人對於系爭申請應作成准予續訂耕地三七五租約之行政處分。」經原審以111年度訴字第42號判決(下稱原判決)駁回，提起本件上訴。二、上訴人起訴主張、被上訴人在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三、原審為不利上訴人之判決，是略以：㈠參加人之被繼承人即原出租人韓俊亮是自行至被上訴人處填寫自任耕作切結書，表明自任耕作系爭土地之能力與意願而提出申請，參加人除韓許瑞娟外，均為54年至67年間出生之中壯年，已陳明可協助韓俊亮耕作，於韓俊亮過世後亦仍有自任耕作意願，縱無己力親自耕作之能力，亦有僱工耕作或委託代耕系爭土地之能力，並無「不能自任耕作」之情形。㈡參加人另有坐落○○ 市○○區○○段1507-1地號土地（面積3,161平方公尺，下稱另筆土地），使用分區為農業區，距離系爭土地未超過15公里，且該自有土地上種有不只2顆之高大茂盛的酪梨樹，足認出租人在鄰近土地確有從事自耕，有經營家庭農場之事實，其主張合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之要件。㈢關於本件出租人因收回耕地是否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因減租條例第 19條第1項第3款是以出租人財產從事社會救助之特別犧牲，嚴重侵害出租人人格發展及契約自由，應從嚴審查，依內政部訂頒之「私有出租耕地109年底租約期滿處理工作手冊」（下稱109年工作手冊），乃以包含承租人本人、其配偶，以及基於永久共同生活目的而與承租人登記於同一戶籍內之直系血親等，在租約期滿前1年即108年度之全戶收入是否大於生活費用支出，判斷能否維持一家生活而定，不論直系血親是否與承租人實際同居。上訴人雖於108年8月20日前實際居住在桃園市，然自78年10月間起遷入其父江正山同一戶籍，雙方互負扶養義務，無另設住所之意，應將上訴人連同江正山本人、其配偶江陳金凉、長女江孟儒等之收入、生活費用，均一併納入判斷能否維持承租人一家生活判斷，而江正山至109年間才達於日常生活需依賴他人照顧而不能自理生活之程度，不能認江孟儒有因照顧江正山致不能工作而無工作能力，也不得將上訴人主張江正山受家屬照護所需支出之看護費用，列為生活費用支出計算。依此計算江正山108年全戶收入合計新臺幣（下同）76萬7,565元、生活費用支出合計69萬2,724元，相減後為正數6萬9,641元，即收入大於生活費用支出，出租人收回系爭土地自耕，承租人應仍能維持一家生活。則出租人將系爭土地收回自耕合於減租條例第 19條第1項、第2項規定，原處分並無違誤，上訴人訴請撤銷並聲明請求被上訴人作成准予續訂租約之行政處分，為無理由等語，為其判斷之基礎。四、本院按： (一)減租條例是秉承憲法第143條、第153條第1項之意旨而制定，藉由限制地租、嚴格限制耕地出租人終止耕地租約及收回耕地之條件，建構耕地承租人與出租人之農業產業關係，合理分配農業資源並奠定國家經濟發展方向。同條例第19條第 1項第1款，乃為實現憲法第143條第4項扶植自耕農之意旨所必要，惟另依憲法第146條及憲法增修條文第10條第1項發展農業工業化及現代化之意旨，所謂出租人之自任耕作，不以人力親自實施耕作為限，為農業科技化及企業化經營之自行耕作或委託代耕者亦屬之；同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款則是為貫徹憲法第153條第1項保護農民政策之必要手段，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所列各款限制耕地出租人收回耕地之規定，對於耕地所有權之限制，尚屬必要，與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及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規定之意旨要無不符，業經司法院釋字第580號解釋闡釋甚明。又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耕地租約期滿時，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出租人不能自任耕作者。出租人所有收益足以維持一家生活者。出租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第2項）出租人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得收回與其自耕地同一或鄰近地段內之耕地自耕，不受前項第2款規定之限制。……」第20條：「耕地租約於租期屆滿時，除出租人依本條例收回自耕外，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者，應續訂租約。」準此，耕地租約於租期屆滿時，如承租人願繼續承租，出租人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收回自耕，須出租人能自任耕作具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之事實，且收回耕地未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為要件。而所謂「家」者，依民法第11 22條規定，乃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至所謂「戶」，參諸戶籍法第3條規定，則係戶籍登記之單位（同條第1項參照），指在一家，或同一處所同一主管人之下共同生活，或經營共同事業者為一戶（同條第2項參照），其意涵與民法所稱之「家」，並非完全相同。民法上得以構成一「家」之成員間是否具家長家屬關係，應取決於其有無共同生活之客觀事實，而非以是否登記同一戶籍為唯一認定標準（司法院釋字第415號解釋參照）。所謂「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指以永久同居之意思，繼續的經營實質共同生活，而具有永久同居之事實而言；若僅暫時異居，而仍有歸回以營實質共同生活意思者，亦屬之。至於家屬係由何人負擔扶養義務，尚無涉其是否為家屬之認定。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2款規定，既以出租人所有收益是否足以維持「一家」生活為要件，故此款要件之是否該當，自應以出租人「一家」，即與出租人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團體為範圍核實認定；同條項第3款規定有關是否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者，所謂之「家庭」範圍亦然。 (二)109年工作手冊係內政部基於耕地租佃主管機關地位，為協助下級機關執行減租條例第19條規定，所訂立作為事實認定準則之行政規則（行政程序法第159條第2項第2款參照），鄉（鎮、巿、區）公所於處理相關案件時，固得予以援用。惟其中關於減租條例第19條第3款之審核標準，以承租人本人及其配偶與同一戶內之直系血親前1年綜合所得總額為判斷依據，而未以與承租人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親屬作為核算之範圍，與民法「家」之規定不合，如於個案之適用上有不合之情，應不予適用，仍應依民法關於「家」之規定予以核實認定。至關於承租人家庭成員收益之認定，有工作能力而無固定職業或無固定收入之人，固得以勞動部公布之基本工資每月2萬3,100元核計基本收入。至於是否屬有工作能力而須核計其所得之人，則參考社會救助法第5條之3規定。其中該條第1項第4款排除工作能力之事由：「因照顧特定身心障礙或罹患特定病症且不能自理生活之共同生活或受扶養親屬，致不能工作」，所稱「不能自理生活」，謂不能自行處理其日常生活，如吃飯、穿衣及大小便等日常生活無法自理，需全時照顧者，並應按實際情形判斷，業經該法中央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以107年4月30日衛部救字第00000000 00號函釋明確，符合該條項立法意旨，當得援用。 (三)經查，參加人之被繼承人韓俊亮所有系爭土地出租予上訴人之被繼承人江正山，雙方間訂有系爭租約，租期至109年12 月31日屆滿，出租人韓俊亮以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為由，依減租條例第19條第2項申請收回系爭土地自耕，江正山則提出續訂租約之系爭申請，而出租人韓俊亮另有距離系爭土地未超過15公里之鄰近地段內另筆土地，為農業區土地，其上耕種有2顆以上之酪梨樹，韓俊亮或其子女有自任耕作之意願及能力；承租人江正山同戶籍內有配偶江陳金凉、長女江孟儒及次女即上訴人等，共同登記於同一戶內，江正山在租期屆滿前1年（即108年間）雖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並曾由醫院診斷患有腦梗塞、失智症等病症，但尚未達於日常生活不能自理而需全時照顧之程度，上訴人則於108年8月20 日之前，實際均居住於桃園市，在當年月20日以後才遷入與江正山相同之戶籍地居住等情，業經原審依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認定甚明，核與卷內證據相符。原判決據此論明：系爭租約出租人無不能自任耕作之情事，且為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而申請收回系爭土地與鄰近地段內耕地自耕；江正山並非因身心障礙或罹患特定病症且不能自理生活之人，認定出租人收回自耕是否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在計算其家庭生活所得時，不能將共同居住之長女江孟儒，視為因照顧江正山致不能工作而無工作能力，因其有工作能力但無固定職業或固定收入，得以勞動部公布之基本工資每月2萬3,100 元核計其基本收入，不得將所列看護江正山費用列入生活日常支出費用計算等語，已依其調查證據之辯論結果，詳述其判斷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並無悖於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亦無理由矛盾或理由不備之情事，且參照前開規定及說明，並無違誤。上訴意旨以其主觀之見解，主張原審未依職權調查，即認定出租人有擴大經營家庭農場必要而申請收回系爭土地自耕，且江正山108年間因病行動不變程度已達需陪伴、照護始得搭乘大眾運輸、進入風景區或就醫之程度，其家屬長女江孟儒因照護江正山致不能工作而無工作能力，收入部分不應依基本工資而應依實際情形論計，並應將其照護江正山費用列入家庭生活費用計算，指摘原判決有適用法規不當、不適用法規及判決不備理由、理由矛盾之違法云云，固無可採。 (四)惟承上論，出租人收回耕地是否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承租人之家庭成員範圍，應核實認定其親屬是否以與承租人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而非以登記同一戶籍為唯一認定標準，亦無涉與承租人間是否互負扶養義務。而依原審確定之事實，承租人江正山之次女即上訴人既於108年8月20 日之前，均未居住在登記與承租人同一戶籍之地址，且依上訴人主張，其自92年即因就業外出居住，直至108年8月間始搬回與江正山同住，被上訴人並已調取上訴人勞工保險投保資料表存於原審卷內，可資查證上訴人所述是否屬實，則上訴人上述長期在外縣市居住期間，究竟能否仍認屬暫時異居，而猶有以共同生活為目的與江正山同居在戶籍地內，抑或已無共同生活之客觀事實而非江正山同一家庭之家屬，自應就上訴人在該期間如何有與江正山實質共同生活意思之情節，依職權審究論明。然原判決卻以減租條例第19條第1項第3 款嚴重侵害出租人人格發展及契約自由，應從嚴審查是否合致該款情事為由，逕依109年工作手冊所定之審核標準，以上訴人戶籍登記於江正山戶內，且二人互負扶養義務為據，遽認上訴人乃承租人江正山108年全年共同生活之家庭成員，將其該年度收益、生活支出等，均併入承租人之家庭計算，因而論斷出租人收回自耕未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據，參照前開說明，即有適用法規不當之違誤。 (五)綜上所述，原判決既有上述違背法令情事，並與判決結論有影響，上訴論旨求予廢棄，即有理由。又因本件事證尚有未明，有待原審調查審認，本院無從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廢棄發回，由原審高等行政訴訟庭更為適法之裁判。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60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審判長法官蕭　惠　芳法官　林　惠　瑜法官　李君豪法官　林淑婷法官　梁　哲　瑋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書記官曾彥碩

2025-03-27

TPAA-112-上-218-202503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