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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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73號聲請人即被告莊家豪選任辯護人吳宏毅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聲請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113年度原上訴字第276號），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莊家豪或第三人於提出新臺幣拾萬元之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於新北市○○區○○路000號。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下稱被告）莊家豪所犯各罪，經第二審法院判處罪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3月，現已羈押9月餘，深獲教訓，當知警惕，無再犯之虞；被告雖涉犯多起詐欺案件，然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坦承犯行，深知悔悟，且積極與被害人協調而達成和解，爰請法院准予被告以新臺幣（下同）30萬元具保而停止羈押，讓被告籌措資金，賠償被害人所受損失等語。二、按被告及得為其輔佐人之人或辯護人，得隨時具保，向法院聲請停止羈押；又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應命提出保證書，並指定相當之保證金額；指定之保證金額，如聲請人願繳納或許由第三人繳納者，免提出保證書；許可停止羈押之聲請者，得限制被告之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1 1條第1項、第3項、第5項定有明文。三、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民國113年3月27 日裁定羈押，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後，原審法院以113年度原訴字第30號認被告所為係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尚犯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未遂）2罪，各判處有期徒刑8月、1年4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嗣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後，本院於113年10月7日訊問被告後，認其上開犯嫌重大，且有事實足認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並有羈押之必要，而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規定，裁定羈押，嗣於113年12月19日裁定自114年1月7日延長羈押2月在案。茲被告以前詞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審酌被告自113 年3月27日起已羈押9月餘，且其經原審法院判處上揭罪刑後，僅就科刑及犯罪所得沒收、追徵部分提起上訴，而不爭執原判決所認犯罪事實，本案亦已辯論終結並於113年11月27 日宣判之訴訟進行程度，兼衡被告涉案情節之輕重、資力、家庭生活狀況等客觀情狀後，認被告或第三人如能提出相當之保證金，應能擔保被告後續審判及執行程序之進行，而無續予羈押之必要。爰准許被告於自行或第三人提出10萬元之保證金後，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於其居所即新北市○○區○○ 路000號。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1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10

TPHM-114-聲-73-20250110-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69號上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戚瑛瑛被　　　告　魏士迪　輔　佐　人即被告母親　龔萍紅　指定辯護人　本院公設辯護人唐禎琪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982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院偵字第9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魏士迪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魏士迪於民國112年10月14日11時3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謙商旅」東門館旁，遇告訴人FUKUDA RYUTARO（日籍人士）上前以英文向其搭話，詎雙方交談中，被告竟基於傷害人之犯意，徒手毆打告訴人之臉部，致其受有臉部疼痛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 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二、按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依刑法第18條第1項或第19條第1項其行為不罰，認為有諭知保安處分之必要者，並應諭知其處分及期間，刑事訴訟法第 301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甚明。又依刑法第1 9條規定，刑事責任能力，係指行為人犯罪當時，理解法律規範，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與依其辨識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理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固應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係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故應由法院依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6368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刑法第19條第1 項亦規定甚明。又刑法第19條有關行為刑事責任能力之規定，係指行為人於「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生理原因，其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學理上稱為「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學理上稱為「控制能力」），因而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者而言。其中「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生理原因要件，事涉醫學上精神病科之專門學識，自有選任具該專門知識經驗者或囑託專業醫療機構加以鑑定之必要；倘經鑑定結果，行為人行為時確有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則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是否屬於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心理結果，應由法院本於職權，綜合全部證據資料予以判斷評價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5554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人認被告涉犯傷害罪嫌，無非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訴、監視錄影內容及被告右手照片等件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揭時地，出手揮拳打告訴人之事實，惟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傷害告訴人的意思，我忘記出手打到告訴人哪裡；我當時揮拳是想要保護自己等語。經查：被告於上揭時地，出手揮拳打告訴人之事實，業據其於警詢、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供述在卷（偵43391卷第9至11頁，原審卷第37頁，本院卷第71、106、109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情節相符（偵43391卷第21至23頁），並經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屬實，製有勘驗筆錄及附件截圖存卷可參（原審卷第143至144、151至152頁）。又依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我有印象有打人，不知道怎麼打的，我事後發現右手指有傷痕，應該是事發當天所導致的等語，並有被告於 112年10月16日在警局拍攝其右手食指受傷之照片在卷為憑（偵43391卷第37頁），被告揮拳毆打告訴人，同時導致自己右手食指受傷，堪認其當時揮拳力道非輕，且被告於事發當時確有右手揮拳方式擊中告訴人，亦經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屬實（原審卷第143至144、151至152頁），復以告訴人係來臺旅遊之日籍人士，其於112年10月14日14時33 分許警詢時證稱：當時被告朝我臉上揮拳，導致我受傷，因為我還要回飯店付錢，所以沒時間去醫院驗傷，加上我覺得傷沒那麼嚴重，但是我覺得很痛；我兩天後就要回加拿大，我沒有意願去醫院就診等語（偵43391卷第22頁），是告訴人係因急於返回飯店付款及2日後要返回加拿大，故未至醫院就診，而未提出診斷證明，尚未違常。但由被告於112年1 0月14日11時30分以右手揮拳確有擊中告訴人臉部，其揮拳力道非輕，告訴人因此感到疼痛，隨即於同日14時33分許至警局對被告提起傷害告訴等情，堪認被告右手揮拳毆擊告訴人臉部致其受傷，可以認定。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供承有毆打告訴人之真實性尚有疑義，且被告於警詢時供承其右手食指上有一個傷痕，不能排除其於事發當日下午無端將原審法院113年度易字第49號妨害自由等案件（下稱另案）被害人A女拉扯下腳踏車時所造成，被告右手之照片要難證明係被告毆打告訴人所造成自己成傷，更遑論能證明告訴人確有成傷，是以本件檢察官並未舉證證明告訴人確有受傷云云，除與被告自承有揮拳毆擊告訴人，其右手因此受傷等語，及原審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所示被告於事發當時確有右手揮拳擊中告訴人臉部等情均相悖，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四、被告雖有前揭傷害之客觀事實，惟其於該行為當時，已因精神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亦欠缺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一)被告於112年10月16日警詢時供稱：當下我到處走來走去，我也忘記我當時為何走出公司，我只記得當時有一個不知道什麼國籍只知道他一直跟我講英文，有印象他講高、跟台灣人；我有印象我打人，但是不知道怎打的；當天我有幻想，覺得旁邊的人類都是外星人或是怪物裝扮的，當時那個男子（指告訴人）跟我講英文時，我覺得他是要攻擊我，所以我才本能的朝他揮拳；離開被害人後，我有走到一個路口（地址不清楚），看到一名女子騎乘腳踏車朝我靠近，我感覺那時路口有一輛車要經過，我就衝過去要把她推走，但是我做出這個行為之後，後來才發現旁邊沒有車，當下感覺意識離開身體，嘴巴跟身體會自己動，不確定當時講了什麼等語（偵43391號卷第9頁至11頁）。且證人連芷瑄於另案審理時證稱：我與被告係工作上之同事，事發當天早上我有在工作場所看到被告，當時被告從廁所出來，感覺有點放空，站在同一個地方注視很久，讓人感覺很奇怪。我在被告走過來時，曾向被告問候，但被告都沒有回應，就一直站在旁邊看我，且眼神不太友善，臉、身體及視線還會跟著其同步移動。之後被告有離開健身房，大概是當日13、14時許回來的，被告回來時臉色不好，滿身大汗，當時大家都有發現被告不對勁，只看到被告好像有用唇語在講話或念什麼，類似在念經，但都沒有任何聲音出來，我與同事就有向被告確認身體狀況，但被告自己也說不出來發生什麼事（見易49號卷一第132 至138頁）；證人A女於另案警詢、審理時證述：我當天騎腳踏車要經過路口時，我確認左右沒有來車而要通過時，就看到被告從巷口轉角處衝過來，並將我從腳踏車上抱下來，我將被告撞開後，曾向被告質問目的為何，被告都沒有回答，後來被告還一直向我詢問：「你怎麼了？有需要幫忙嗎？」，且被告一直在講自己的話，期間被告還說了什麼「時間暫停」及數數，之後有路人經過好心要幫忙時，被告還叫其他人不用管，隨後被告就自行牽起腳踏車而騎車離開，我事後才知道被告精神狀況不太穩定（見另案偵43308卷第16至17 頁，易49號卷一第125至131頁）各等語，與被告上述警詢時供述其事發當時之行為舉措以及言行表徵等情形互核相符，顯見被告於本案行為前及行為時，對於外界事物之認知與反應及應對進退，已與一般常人有別。 (二)又被告本案行為後即於同日18時5分許傳訊向連芷瑄表示：「我剛剛跑出去有很久嗎？」、「我剛剛斷片衝出去攻擊別人不知道是幻想還是真的」、「我先把自己關在家怕又跑出去」，並於同日18時59分許至新光醫療財團法人新光吳火獅紀念醫院（下稱新光醫院）就醫，而經醫師診斷出患有「急性意識改變」；再參以被告本案行為後於112年10月20日因遭鄰居發覺其在樓梯間倒臥，報警處理，送往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下稱臺北醫院）診療，並經該院醫師判斷後安排住院治療，接受精神全日住院治療，於112年10月24日始出院，且經該院醫師診斷患有「非特定之精神障礙症」，嗣被告仍持續到醫療院所接受精神科醫師診治等各情，有新光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收據及相關醫療院所之病歷資料等附於另案之偵查、審理卷可稽（偵 43308號卷第101至103、105頁，易49號卷一第67、77至81、 199至219、221至343、345至353、355至387頁），足見被告供稱其係受精神疾患影響而為本案傷害犯行，自非無據。 (三)另案原審審理時曾囑託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鑑定被告於該案強制等行為時之精神狀態，結果為：被告於該案案發後曾出現短暫之精神病症狀，曾經有被害妄想，並於112年10月20日因抽搐倒地、失去意識，而經鄰居通報送醫治療，後被告有多次至精神科就醫之紀錄，且經多家醫療院所診斷有相關精神疾患症狀。而被告先前曾罹患雙相型情感疾患，第二型，高中時期亦曾出現自動症症狀，並自112年10月起間歇性出現感官異常靈敏、視錯覺、視幻覺等經驗，臨床診斷上可能為「發作期意識混亂」或「發作後意識混亂」，病因可能為「顳葉癲癇」或稱「複雜部分發作」。被告涉案時正處於意識混亂及活躍之精神病症狀態，對於現實事務之理解、判斷能力及邏輯推理能力有嚴重障礙，以致被告對自己思維、心理狀態已完全不知或無法理會，對於周遭情境之理解能力亦有嚴重障礙，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及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等節，有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3年7月9日北市醫陽字第1133042926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易49號卷第423 至437頁，本院卷第85至99頁），並經本院調取另案卷證核閱無誤。再參以被告分別於113年4月10日、7月20日至臺北榮民總醫院急診，均經該院醫師判斷後安排住院治療，接受精神全日住院治療，分別於113年4月23日、8月13日出院，且經該院醫師先後診斷患有「情緒障礙」、「情感思覺失調症」，有輔佐人提出該醫院診斷證明書2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19、121頁），足見被告患有情緒障礙、情感思覺失調症等情形，迄今仍始終存在，相較前述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並無明顯差異，且被告本案傷害行為時112 年10月14日11時30分許，與另案強制等行為時為同日12時6 分許，相差時間不及1小時，且被告上開警詢時供述及另案證人連芷瑄、A女當日親見被告之神態、反應等，均與前開鑑定報告結論相符，堪認被告於本案揮拳毆擊告訴人時係因前開精神疾患之發作而影響其日常生活判斷能力，出現行為失控現象，而喪失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甚明。 (四)基上，被告所為固屬傷害行為，惟被告因受精神疾病影響而無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及依其認知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堪認被告為本案行為時之精神狀況確因精神疾病之影響，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揆諸首揭規定，被告之行為不罰，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五、上訴判斷原審以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未達於一般常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固非無見。惟查，原審未就上開行為時的客觀情狀衡量觀察，逕以被告有前揭言語內容，即認告訴人未因被告之毆打而受有傷害或疼痛，此部分的認定，已有未當，且本院認依卷內之證據資料，被告於本件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已達不能辨識行為違法，及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之程度，原審判決以本案卷內證據不能遽以推認告訴人確因被告之行為而受有傷害，而為被告無罪諭知，亦有未合。檢察官提起上訴，以被告所為已使告訴人受有臉部挫傷之結果，應構成傷害犯罪為由，指摘原審判決不當，固屬有據，惟被告於本件行為時，有刑法第19條第1項情形，其行為不罰，已據說明如前，是檢察官之上訴，並無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仍判決被告無罪。六、另依刑法第19條第1項其行為不罰，認為有諭知保安處分之必要者，並應諭知其處分及期間，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保安處分之措施本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其限制人民之權利，實與刑罰相同，則本諸憲法保障人權之意旨與刑法之保護作用，法院於適用該法條而決定應否執行特定之保安處分時，即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俾以保安處分之宣告，能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查被告於本案及另案行為後，迄今未曾再因案經檢察官提起公訴一節，有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自難認被告有再犯之虞；復依前揭臺北市立聯合醫院之精神鑑定報告書所載：「被告未曾接受過癲癇相關之治療，因癲癇有陣發性發作之特質，故建議被告接受癲癇相關之治療，以維護被告身心健康及社會秩序之安寧及安全」等語（易49號卷第437頁），並未提及被告有施以令入相當處所等監護處分之必要；復參酌被告在察覺自身有異狀時，即主動積極向家人請求協助，而被告之家屬除立刻對被告施以援手外，被告母親亦陪同被告到院接受精神鑑定（偵43308卷第107至114頁，易49號卷第430頁），足見被告尚有健全之家庭系統可支援；再佐以被告現有穩定、規律之回診及用藥等情，亦有慢性病連續處方籤、繳費通知單、全民健康保險-健康存摺之就醫、預約掛號單及用藥紀錄截圖等附卷為憑（見易49卷第31至38頁，本院卷第 129至145頁）。從而，本院認被告在家屬陪同下，已積極主動接受相當之醫療診治，精神病症亦獲得相當程度之控制，且無造成危害公共安全之顧慮，自無併為令其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要，併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後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洪敏超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2025-01-08

TPHM-113-上易-2069-20250108-1

聲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36號聲請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林昱廷（現於法務部○○○○○○○○○○○執行中）上列受刑人因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經聲請人聲請定其應執行刑（114年度執聲字第47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林昱廷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2月。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林昱廷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編號1、4「犯罪日期欄」各應更正為「112年9月初某日至112年10月11日23時50分許」、「112年6月17日」），應依刑法第53條及第51條第5款，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三、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之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而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有應更定執行刑之情形，倘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在法理上亦應同受此原則之拘束。是以，另定之執行刑，其裁量所定之刑期，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又法院於裁量另定應執行之刑時，祇須在不逸脫上開範圍內為衡酌，而無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其裁量行使顯然有違比例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例外情形，並不悖於定應執行刑之恤刑目的者，即無違裁量權之內部性界限，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2099號刑事裁定亦同此旨。四、經查，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法院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確定，其中編號1至2所示2罪經本院以1 13年度聲字第3968號刑事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此有如附表所示刑事簡易判決、刑事判決、刑事裁定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經核附表編號2至4所示3 罪均係於編號1所示案件判決確定前所犯；又附表編號2至4 所示之罪均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編號1所示之罪則為得易科罰金之罪，而受刑人於民國113年12月12日具狀請求檢察官就附表所示4罪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一情，有定刑聲請切結書在卷可查，揆諸刑法第50條規定，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477條第1項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洵屬正當，應予准許。再附表所示4罪既應重定應執行刑，則前開編號1至2所定應執行刑即當然失效，本院自可依如附表所示4罪之宣告刑更定應執行刑。又查本院定本案應執行刑，不得逾越刑法第51條第 5款所定法律之外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所示4罪之宣告刑總和即有期徒刑2年6月，又參照上開裁定意旨，亦應受內部界限之拘束，即不得重於附表編號1至2所定應執行刑與編號 3、4所處宣告刑之總和即有期徒刑2年5月，復考量如附表所示4罪之犯罪時間、類型、情節及關聯性、罪質、侵害法益、對社會危害情形及人格特性，參酌受刑人具狀所陳：受刑人所犯施用毒品各罪，均能坦承犯行，所生危害實為自戕身心健康，且同類型同罪質之罪，時間緊密，又受刑人並立志戒除毒品惡習，懇請考量綜合因素，給予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俾鼓勵自新等語，就如附表所示4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後，依限制加重規定，於法律拘束之外部及內部界限內加以裁量，裁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刑。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1款、　　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施建榮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敘明抗告理由，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黃姿涵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附表】編　號　　　　1 　　　　2 　　　 3 罪　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12條第4項之非法持有子彈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宣告刑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有期徒刑8月。有期徒刑10月。犯罪日期 112年9月初某日至112年10月11日23時50分許 112年10月11日 112年6月2日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新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76071號新北地檢112年度毒偵字第6091號新北地檢112年度毒偵字第4887號最後事實審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案號 113年度審簡字第247號 113年度審易字第1690號 112年度審易字第4185號判決日期 113年4月10日 113年6月26日 113年5月3日確定判決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案號 113年度審簡字第247號 113年度審易字第1690號 112年度審易字第4185號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5月22日 113年7月30日 113年6月19日備　註 1、新北地檢113年度執更字第4213號。 2、編號1至2所示宣告刑，業經本院以113年度聲字第3968號刑事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新北地檢113年度執字第8623號。編　號　　　 4 罪　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宣告刑有期徒刑10月。犯罪日期 112年6月17日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新北地檢112年度毒偵字第5760號最後事實審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案號 113年度審易字第158號判決日期 113年5月3日確定判決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案號 113年度審易字第158號判決確定日期 113年6月19日備　註新北地檢113年度執字第8621號。

2025-01-07

PCDM-114-聲-36-20250107-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804號抗告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柯文哲選任辯護人鄭深元律師蕭奕弘律師陸正義律師被告李文宗選任辯護人唐于智律師郭珮蓁律師李傳侯律師被告沈慶京選任辯護人越方如律師胡原龍律師徐履冰律師被告應曉薇（原名應牧廷）選任辯護人莊正律師吳佳蓉律師謝祐綸律師上列抗告人因被告等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9日具保停止羈押裁定（113年度金訴字第5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一)被告柯文哲、李文宗、沈慶京、應曉薇（下稱被告4人）因違反貪污治罪條例等案件，經原審訊問後，柯文哲、李文宗雖均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賄罪、刑法第336條第1項公益侵占罪及刑法第342條第1項背信罪，柯文哲另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公務員與非公務員共同對於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沈慶京否認涉犯貪污治罪條例第6條第1項第4款之非公務員與公務員共同犯對主管及監督事務圖利罪、同條例第11條第1項關於違背職務之行為交付賄賂罪；應曉薇否認有貪污治罪條例第4 條第1項第5款對於違背職務之行為收受賄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惟：①柯文哲部分有：證人蔡壁如、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彭振聲、邵琇珮、周俊吉、周王美文、邱佩琳、謝國樑、李文宗、李文娟之證述、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分別與黃珊珊、李文宗、李文娟之對話紀錄、柯文哲於民國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 19日便當會裁示、李文宗與朱亞虎對話紀錄、林欽榮書面報告、109年10月27日簽呈、應曉薇傳送予柯文哲之訊息、相關帳戶交易明細、民眾黨網站於11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等；②李文宗部分有：證人朱亞虎、張益瞻、張志澄、黃珊珊之證述、李文宗分別與蔡壁如、黃珊珊、朱亞虎、柯文哲之對話紀錄、許芷瑜與林鼎峰之對話紀錄、民眾黨網站於11 2年9月27日公開宣傳貼文；③沈慶京部分有：證人林洲民、朱亞虎、張志澄、吳彩仙、陳佳敏、106年4月26日論壇會議資料、京華城公司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書、林洲民提出之106年8月22日「有關京華城容積率爭議案辦理情形說明」簽呈、證人林青傳送予沈慶京之訊息、109年3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李文宗與朱亞虎之對話紀錄、扣案行動硬碟、柯文哲與黃珊珊之對話紀錄等；④應曉薇部分有：證人彭振聲、吳順民、邵琇珮、楊智盛、張立立、劉秀玲、胡方瓊、陳佳敏、國稅局華夏協會所得清單、都發局109年2月24日簽呈、109年3月10日、110年4月21日、110年8月10日便當會會議紀錄、相關帳戶之交易明細、陳佳敏與應曉薇之對話紀錄等為證，足認其等犯罪嫌疑確屬重大。 (二)被告4人所犯均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斟酌本案行賄、收賄款項均高達新臺幣（下同）數千萬元，渠等共同使京華城公司圖得高達百億元之不法利益，李文宗更與柯文哲共同侵占達6千餘萬元之公益金，若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刑可期，衡以重罪常伴逃亡之高度可能，此乃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參以被告4人之社經地位、經濟能力、工作職位，綜合研判，有相當理由足認被告 4人面臨未來之重刑風險，傾力逃匿境外以規避審判及刑罰執行之主觀動機甚強、可能性甚高。且柯文哲陳稱其有安排配偶陳佩琪與子女一起出國躲避國内紛擾等語，可見其面對偵查時，已有安排全家出國之計畫，又其及陳佩琪對外宣稱從醫良久，有資力購買上億房產等語，有在國外生活之能力與資力；應曉薇於113年8月27日欲從臺中機場出境，雖稱是要購買香港某款中藥給母親以治療失智，但其母年邁，如有購藥需求自當規劃妥當，其臨時出境之理由難謂符合常情，固足認被告4人分別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2、3款之羈押原因。至應曉薇雖於113年12月27日辦理交保時，經查明疑持有其他國家之護照，惟據應曉薇於113年12月29日庭訊時當庭提出加拿大政府100年2月10日核發之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多倫多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100年5月10日收據，經原審當庭核閱無訛。再徵之應曉薇喪失加拿大國籍證明書上所載之姓名「HSIU-PING YING」即被告應曉薇之舊名，經查詢結果並無入出境紀錄，復有入出境查詢結果在卷可按。顯示應曉薇現已無持有加拿大國籍之護照，亦無相關入出境紀錄，足認應曉薇於113年12月27日辧理交保手續時，所聲明其並未持有外國護照一節，尚與事實相符，而不能認為屬於足認應曉薇有逃亡之虞之新事證。 (三)被告4人縱屬犯罪嫌疑重大，且具有法定羈押原因，然尚無羈押之必要：　1.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另我國刑事訴訟法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下，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法院並無接續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而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義務。且被告4人雖有上述理由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但不代表於起訴後，依照此等事由就一定應該繼續羈押被告，而應該要具體審酌個案情形，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準據，並依照比例原則加以判斷。　2.就柯文哲部分，⑴檢察官雖指偵查同案被告許芷瑜係經被告柯文哲指示逃亡在外，並稱同案被告許芷瑜涉案甚深，但並未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中之涉案之情節究竟如何，何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也未提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⑵至檢察官指柯文哲曾為臺北市長，現為民眾黨黨主席，對同案被告、證人具實質影響力，且其於處理民眾黨黨務上作期間，仍有接觸本案相關證人、證據資料之高度可能等語。但依照柯文哲於原審訊問時所述：「我必須辭掉民眾黨黨主席，否則民眾黨無法運作，但程序也要走完，我希望一個禮拜之内把事情處理好」等語，另參酌在柯文哲辭任黨主席之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經會大幅降低，能否以此認為有羈押必要，亦有疑義；⑶ 檢察官稱證人陳佩琪與柯文哲係夫妻關係，顯有勾串之可能，然對於檢察官所指陳佩琪於本案的待證事實，柯文哲於原審訊問時，整體而言也均不爭執。自無依此認為有羈押之必要；⑷檢察官雖提及柯文哲於113年8月15日使用許芷瑜為其申辦之手機門號，設定手機名稱為羅廷暐，與本案辯護人鄭律師聯繫案情時，鄭律師因該手機顯示名稱為「羅廷暐」，而不知道與其通訊者係何人，鄭深元律師回復「請問閣下是」，柯文哲回答「柯文哲」，足徵許芷瑜與柯文哲關係密切等情。惟柯文哲以手機與他人聯繫時，起初並未使用本名，但隨後即表明身分，顯示此部分其無隱匿身分之意。又縱認柯文哲與許芷瑜關係密切，此一事實亦尚與勾串共犯、證人有間；⑸檢察官認為柯文哲與沈慶京利害關係一致，有高度勾串之可能，但其2人就檢察官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柯文哲與沈慶京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　4.沈慶京部分，其雖與應曉薇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内容均以過世之余雪鴻作為答辯藉口，不排除為檢察官所認之「幽靈抗辯」，縱使應曉薇、沈慶京否認犯行，然其等既於羈押禁見中即多次經檢察官傳喚訊問，仍堅持相同說詞，僅能就其等供述判斷是否與事實相符，應亦屬證據採認問題。　5.應曉薇部分，檢察官指稱應曉薇就可疑資金去向等，均推為不知、避重就輕。然依檢方查得之事證，非不足認定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已於多次偵訊時供述明確，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昭明確。　6.李文宗部分，檢察官固認李文宗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且與共同被告朱亞虎之供述不相符合，為避免共犯間相互勾串如何解釋相關訊息字面上之意義，而使供述逐漸趨於一致，認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且李文宗供述内容攸關柯文哲之犯行應如何評價，以及京華城案高達上百億之違法容積獎勵應如何評價之重要事實，公益性極高，經衡量其個人權益保障及公共利益維護之動態平衡等語，惟就李文宗部分，其業於多次偵訊時為供述，顯見檢察官實已經就李文宗所知案情部分密集提訊，相關證人亦均已到庭作證，就李文宗供述與證人所述不合之處，乃證據證明力或證據取捨之問題，難遽認有羈押之必要。　7.柯文哲雖擔任政黨領袖、應曉薇擔任市議員、沈慶京擔任威京集團主席，均具有相當之權勢及影響力，但本案相關重要證人業經偵查中具結而有相當之完備，自難僅以位居要職此等原因，即遽推斷有對證人證詞之實質影響力。果爾，只要是政府要員或是集團高層涉有犯嫌，均能直接認定有勾串可能，不啻架空刑事訴訟法關於羈押要件之嚴格認定，侵害人身自由甚深。故認為另以被告4人之身分而論，為避免其等與本案其他共同被告或證人就案情有所討論或指示，而妨害真實之發現，爰命渠等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被告4人亦當庭表示絕不與工作同仁提及任何攸關本案之事項，相關證人也絕不有私下聯繫之行為。　　　8.審酌本案相關證人均已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傳訊，縱使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行使詰問權，聲請詰問該等證人，但相關證人於偵查中檢察官訊問時經具結之證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外，亦有證據能力。相關證述是否可採，基本上仍屬證明力評價之問題，本案相關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已經降低，質言之，檢察官偵查完備後提起公訴，已清楚指出被告本案涉犯罪嫌之範圍，且提出相當之證據足以佐證，嗣後法院審理時，共犯或證人之證詞倘有翻異，亦屬證據證明力之判斷問題。故雖然本案於偵查中有上述理由及事證足認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但檢察官於偵查中，即已經以此等事證聲請法院羈押禁見及延長羈押禁見獲准，而於起訴後，依本案之具體情形，若仍以上述情形，即認有羈押被告4人之必要，恐係過度限制刑事被告之人身自由及防禦權，而有違反比例原則之虞。是以，如能酌定適宜保證金額，令被告4人心有所忌，並輔以禁止不當與證人接觸之措施，應可達到替代羈押之目的。　9.另就被告4人有逃亡之虞部分，考量被告4人身分、地位、職業、資力等情，併參酌其等之涉案情形、犯罪惡性，本案所致法益侵害程度、犯罪所得金額（詳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以及逃亡可能性等一切因素，並審酌沈慶京現罹癌等疾病，並參酌保全被告、確保刑事訴訟程序等落實國家刑罰權之公益後，認被告4人如能提出相當之保證金供擔保，並為相關防逃措施，對其等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無羈押之必要。 (四)綜上，審酌上開各情，認現階段命被告4人分別以7千萬元、 1億元、3千萬元及2千萬元之金額具保，並自113年12月30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及限制住居於其等如原裁定主文所示之址，且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語。二、檢察官抗告意旨略以： (一)沈慶京前有逃亡之事實，現有逃亡之高度可能：　1.本署檢察官指揮廉政官於113年8月28日7時5分許，執行搜索沈慶京戶籍地時，未見沈慶京，且其家人均不願告知沈慶京實際住處，經廉政官撥打被告沈慶京之行動電話，沈慶京佯稱「人在外」、「人在辦公室」等語，卻於30分鐘後出現在戶籍地11樓公共梯間，並往電梯旁安全門離去，幸經廉政官當場發覺而阻止，顯有逃亡之事實。且沈慶京與廉政官返回接受調查之同時，竟仍可安排對外發布與案情有關之公開聲明，顯為規避罪責而進行串證。　2.沈慶京於113年8月16日向友人借款，事先籌措交保金額，又依擔任威京集團旗下公司亞太工商聯公司董事長陳玉坤之手機資料顯示，沈慶京實質掌控之亞太工商聯、陶朱隱園等資產均在被銀行追償中。且同案被告張志澄為威京集團財務經理，於112年12月29日傳送訊息告知陳玉坤，亞太工商聯公司持有陶朱隱園股權，然該公司資金不足，會計師對於營運有所疑慮，明年難再借錢，也沒有擔保品可再借款，近月資金僅夠「價格議價」，且為避免陶朱隱園一直沒有相關買賣而無再向銀行借貸款項，復於113年安排威京集團承耀公司買受陶朱隱園之一戶，避免銀行不願借貸，並由承耀公司向銀行借款，再將款項供威京集團使用，有卷附陳玉坤手機11 2年8月11日張志澄傳送資料存卷可參。又113年6月28日，沈慶京遭其債主追債，沈慶京表示陶朱隱園銀行不願續約貸款，請銀行再予寬限，沈慶京在「國内」實質掌控之亞太工商聯、陶朱隱園等資產均在被銀行追償中，財務壓力極大。　3.沈慶京於113年6月28日告知集團成員張哲發加速柬埔寨土地之取得（見113年6月28日上午10時41分16秒監聽譯文），另於113年7月9日、8月6日（見113年7月9日下午12時35分 44秒、8月6日上午8時33分57秒監聽譯文）與其律師討論其在香港等地之債權應如何處理與取得，顯示其在海外確有資產。再依沈慶京之手機鑑識資料（見檢送之手機鑑識資料，硬碟B) 顯示，其有指示司機將新臺幣、港幣等現金，搬運至國外，該司機並將現金照片拍照存證等節，有附件照片及對話紀錄可參，則沈慶京在國外留有大量現金與資金可供使用之事實，可堪確認。再依沈慶京手機内之錄音内容，其於 111年11月間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將既有之土地投資再行擴展，亦有向他人借款之情形（見卷附光碟資料），是沈慶京在海外置產有謀生能力，至為明確，足認沈慶京有充足之逃亡能力與動機，適足放棄在國内之鉅額負債，以非法方式逃亡國外繼續經營海外事業，現有之防逃機制能否有效防免，請再予詳加審酌。 (二)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同案被告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串供之虞：　⑴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均為柯文哲擔任臺北市長之部屬，在京華城案公文流程間具有上令下從、逐層陳核之關係，且均因本案遭提起公訴，與柯文哲間利害關係一致。京華城案經媒體揭露報導後，柯文哲即於113年4月28日，與證人陳智菡討論要如何聯繫彭振聲，陳智菡以LINE向柯文哲稱：「我來找彭副」，柯文哲回稱：「我建議黃副出面找他，你在旁邊陪同，你直接約他，他不會認真回答」，此有被告柯文哲與陳智菡間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柯文哲再於同年5 月6日以LINE向彭振聲表示「既然是共識決，就這樣解釋了」之訊息，亦即與彭振聲表明要以都委會為「共識決」之統一口徑來解釋本案。而彭振聲初到本署應訊或至臺北市議會接受調查時，確依柯文哲指示，對於都委會決定使用「共識決」塘塞，足認柯文哲、彭振聲有勾串之事實。又彭振聲、邵琇珮雖坦承犯行，惟畏避罪責乃人性，彭振聲、邵琇珮均仍有因串證而翻異自白之可能，遑論黃景茂至今仍矯飾否認犯行，足認柯文哲與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間有串證之動機及高度可能。　⑵原裁定雖以柯文哲欲辭任台灣民眾黨（下稱民眾黨）主席而認無羈押必要；惟柯文哲曾任臺北市長，其對於彭振聲、黃景茂、邵琇珮等前臺北市政府公職人員，仍有植基於「前臺北市長」而非僅民眾黨主席之實質影響力，此從前述柯文哲於卸任後，仍能委由前副市長黃珊珊出面聯繫彭振聲乙事，可見一斑。且無論柯文哲辭任黨主席與否，其目前身分終究為政治人物，對臺灣政壇有高度號召力及影響力，不會因其辭任黨主席，即轉瞬成為與政治無涉之一般民眾。是故，原裁定僅以柯文哲辭任黨主席，即認其因工作而接觸相關證人之情形大幅降低，忽略其政治人物身分、從事政治工作及曾任臺北市長職務，稍嫌速斷。　2.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被告沈慶京串供之虞：　⑴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於113年5月1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訊息予柯文哲，柯文哲於11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葛樹人於威京集團就京華城案相關事實對外發表意見前，更曾傳訊予柯文哲：「明天沈慶京的威京集團要登報說明京華城案，請我跟您知會一聲，他（即沈慶京）希望您（即柯文哲）不要誤會喔!」此有柯文哲與葛樹人LINE對話紀錄存卷可憑，足徵2人已有勾串、滅證之事實。佐以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足見被告柯文哲與沈慶京方面就滅證事宜已有溝通聯繫，幾乎難以排除2人日後就案關事實進行勾串之風險。是以，柯文哲與沈慶京間亦有勾串之動機及高度可能。　⑵原裁定固以：柯文哲、沈慶京就檢方所指之犯罪嫌疑事實，既經檢察官於偵查中多次訊問，並就相關疑點加以質問，則該2人之供述、答辯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不能以此認為有羈押被告之必要乙節。惟從該2人於偵查中答辯方向觀之，顯然有意維持部分關鍵情節之空白，例如2人頻繁見面密會之商議内容、許芷瑜對2人密談過程參與之程度與角色、柯文哲對於109年3月間匯款新臺幣（下同）210萬元至政治獻金專戶是否知情、「工作簿」檔案記載「日期2022/11/1—姓名小沈—數字1500—經理人沈慶京」之定性等。針對上述情節，柯文哲、沈慶京2人若非拒絕陳述，就係諉稱忘記，實非如原裁定所稱純屬供述、答辯可否採認之證明力問題，質言之，該2人既係拒絕陳述，無可資判斷證明力高低之供述基礎。其等於審判期間，若均交保在外，當有充分時間、機會，詳細勾串、演練，進而影響真實發現。原裁定未審究及此，僅以被告於偵查中多次訊問即認無串供可能，似有未洽。　3.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通缉中之共犯許芷瑜串供之虞：　⑴許芷瑜現逃亡在外，且其所涉及之諸多案情尚待調查，因涉及另案偵查核心事項，始未於本案起訴書中就許芷瑜涉案之情節詳加描述。惟證人即許芷瑜男友林鼎峰具結證稱：「（問：為何許芷瑜的手機不是放在你房間裡？）因為許芷瑜說他手機裡有之前跑行程的行程表，要我收好，不要讓民進黨拿走，我當時沒有多問，因為知道的越多對我越危險，因為大人物的秘密我不想知道太多，我怕有人跟我來買這支手機，我不想理政治太多。」、「（問：後來為何會在113年8月 29日早上就回日本？)原因有兩個，第一個是他不想耽誤課程太久，第二個是他老闆柯文哲當時已經被抓去問話，他不想要被抓去問話。所以後來就在凌晨買機票回去。」、「（問：依據8月30日搜索查扣資料，已知柯文哲在京華案部分有提及要ORANGE出國，ORANGE是否就是許芷瑜？）是。」、「（問:為何柯文哲在遭檢警逮捕前後會特別留意要許芷瑜出國的事？）可能許芷瑜知道他見過誰，因為許芷瑜之前是柯文哲隨行秘書。如果有一些秘密行程，通常是司機開到地點，隨扈在底下等，由柯文哲跟許芷瑜自己上樓，隨扈不會跟上去，所以柯文哲、許芷瑜見到誰，隨扈不會知道。」、「（問：他當時會決定要去日本，所謂避風頭是指因為柯文哲開始被查辦，他不希望自己也被調查嗎？）是。」由林鼎峰於113年9月27日偵訊之證述内容，可認許芷瑜涉及本案甚深，許芷瑜已受柯文哲之令而逃亡出境，於通訊便利之今日，柯文哲於具保後，即可隨時與迄今未曾到案接受偵查之共犯許芷瑜聯絡，此亦不因柯文哲是否辭任黨主席而有異，顯有串證之虞。　⑵原裁定固以：檢方未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之涉案情節，況目前本案其他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亦未提及同案被告許芷瑜在本案之角色，故不能認為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然查：　①本案於起訴書第84頁中，敘明「柯文哲依沈慶京前開邀約，於翌（19)日，帶同隨行秘書許芷瑜（通緝中）至京華廣場動土典禮，以在場之唯一政治人物之身分親自出席」、起訴書第85頁，敘明「沈慶京即基於上開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而行賄之犯意，於111年10月19日至同年11月1日間之某時地，將上揭提領款項中之1,500萬元現金賄款親自交付予柯文哲，柯文哲則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賄賂之犯意，親自收受上開現金，再於不詳時、地，交由明知上情之許芷瑜保管」，已指明許芷瑜於本案起訴事實之涉案情節，上開涉案關乎鉅額賄款1,500萬元之收受與使用，然因許芷瑜業經柯文哲教唆逃亡在外，仍待緝獲後釐清查明，故於許芷瑜到案前，即有羈押柯文哲之必要，該人身自由受拘束之不利益，應歸屬於自行製造風險者即柯文哲承擔。　②依目前可資說明之證據資料，林鼎峰已明確證稱許芷瑜會參與柯文哲之秘密行程，且係為避免遭偵訊本案相關事實，始出國躲避風頭；再結合證人周芳如、被告李文宗證稱許芷瑜替柯文哲保管財務、處理收受金錢；許芷瑜遭查扣之手機内有柯文哲、沈慶京之會面行程表；柯文哲撕毀之手寫紙條記載「晶華—orange出國」等事證，至少足以證明：許芷瑜與柯文哲關係密切，擔任其隨行秘書，負責安排柯文哲、沈慶京之會面，顯然知悉柯文哲、沈慶京間就京華城案之見面交往内容與金錢往來細節，甚至可能實際經手1,500萬元賄款之收受、保管與使用，而非如原裁定所述檢方未釋明許芷瑜之涉案程度。　③柯文哲於羈押庭雖供陳：許芷瑜只是愛玩的小朋友云云，然查，許芷瑜經手柯文哲私人及民眾黨之重要財務，已於歷次羈押庭舉證敘明。再觀之：柯文哲於111年10月24日在市長室內踩著飛輪接見邱清章，邱清章將陳盈助委託代為轉送之現金300萬元，放在市長室地板上，離去市長辦公室後，柯文哲即交給許芷瑜，許芷瑜於111年10月31日以LINE訊息聯繫周芳如約見面，周芳如當時係柯文哲卸任市長後之個人辦公室裝修案負責人，許芷瑜於翌(1)日，親自到臺北捷運公司與周芳如碰面，提交1袋300萬元現金交給周芳如，迨柯文哲辦公室裝修一事將成之際，許芷瑜再度聯繫周芳如，請周芳如把剩餘款項約十幾萬元還給許芷瑜。以上事實，業據證人陳盈助、邱清章、周芳如證述綦詳，足認柯文哲收受未依法登錄之現金款項後，係直接交給許芷瑜保管處理，足認許芷瑜於111年10月間確實係為柯文哲處理鉅額資金之人。　④且依證人即被告李文宗任職北捷公司董事長之秘書范雅琪就眾望基金會於111年12月初150萬元之存入款項，證述150萬元之來源：「許芷瑜有一次來北捷公司樓下找我給我一袋東西，......這150萬元我想起來是許芷瑜來北捷公司拿給我的，我就依李文宗的指示處理。因為我知道有捐助的事，所以我知道許芷瑜拿錢給我就是要捐助到基金會，這件事我跟許芷瑜是用LINE聯繫，李文宗有跟我說是許芷瑜會來找我，然後許芷瑜來給我錢我就把錢存進去，這個晝面我是有的，我有畫面許芷瑜跟我約在北捷公司棟下拿一袋東西給我，裡面是錢，就是150萬元，都是成捆成捆的。」核與李文宗所述現金款項來源相符，詳如後述。衡以該時間恰與柯文哲「工作簿」上所載之「日期2022/11/1—姓名小沈—數字1500—經理人沈慶京」密接相符，亦符合沈慶京所言之「現金交付」，足徵許芷瑜與柯文哲間就本案收賄犯行，有相當證據可信為共犯關係。　⑤再查，柯文哲於112年3月間，親自前往臺北市中正區醒吾大樓拜會「悟覺妙天襌師」之悟覺妙天，並拉走悟覺妙天交付裝有現金1,000萬元之皮箱，柯文哲收受該1,000萬元現金，亦交付許芷瑜保管，迨新故鄉協會需要錢時，協會秘書長蘇進強提醒柯文哲後，許芷瑜就會依柯文哲指示拿現金給李文宗，許芷瑜每次都是以手提袋裝一捆一捆的現金拿給李文宗、李文娟，提袋内每捆為10萬元之現金，讓李文宗、李文娟點數收款後，轉給新故鄉協會。以上事實，業據證人悟覺妙天、蘇進強、李文宗證述綦詳，足見柯文哲收受鉅額現金款項後，亦係直接交給許芷瑜保管，並做後續運用處理。綜上，本案起訴書既已認定許芷瑜係為柯文哲處理私密違法金流之重要財務角色，且柯文哲於偵查中面對檢察官及於羈押庭面對法官之訊問，均不願說明尚有其他負責處理其鉅額私密金流之人，故起訴書認定「柯文哲則基於違背職務收受贿賂之犯意，親自收受上開現金，再於不詳時、地，交由明知上情之許芷瑜保管」，顯屬有據，此乃許芷瑜為柯文哲工作之事項，至於細節過程尚待緝獲許芷瑜後查明。　⑥從另一角度觀之，洽係因一方面客觀證據顯示許芷瑜與本案高度相關，另一方面，許芷瑜卻又未於偵查中接受訊問並具結陳述，以詳實釐清其涉案情節與程度，始更有預防柯文哲與其勾串、將部分甚至全部罪責推由許芷瑜單方承擔之實益。原裁定未審酌卷内證據業已顯示許芷瑜涉案程度甚深，且其未曾接受偵訊，逕以檢方未指明許芷瑜涉案情節為由認無羈押必要，已有速斷。況原裁定於檢方主張柯文哲等人勾串已到案證人部分，以證人業經具結認無羈押必要；就許芷瑜部分，卻又以其未曾到案而角色不明為由，認無羈押必要，似有矛盾。　4.柯文哲有事實足認有與證人黃珊珊、蔡壁如、周榆修等民眾黨人員、證人林子揚、林保淳等眾望基金會員工、證人李婉萱、謝泊泓等木可公司員工串供之虞：　⑴柯文哲為民眾黨主席，而民眾黨係以柯文哲為核心之政黨，為眾所周知事實，而柯文哲對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而言，則為實際掌控者及主要資金挹注者，業經起訴書論述綦詳。柯文哲於113年12月27日原審訊問時當庭表示「我跑了，台灣民眾黨就毀了」等語，足見民眾黨之黨員、黨工，或木可公司、眾望基金會之員工，與柯文哲乃唇齒相依，利害一致之緊密關係，至為灼然。而本案起訴之犯罪事實之一為柯文哲涉嫌侵占民眾黨政治獻金，涉及民眾黨財務事項。依柯文哲親自於白板手繪之組織圖，及柯文哲、李文宗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内容可知：眾望基金會、新故鄉協會、木可公司均為柯文哲於成立民眾黨後所設計規劃之組織藍圖，足認柯文哲對於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新故鄉協會之運作有高度的控制權。柯文哲既在民眾黨、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新故鄉協會之運作上，有舉足輕重之關鍵地位，其處理黨務工作期間，柯文哲與民眾黨內證人、本案相關證據資料極有聯繫、接觸之高度可能。尤以諸如蔡壁如、黃珊珊、周榆修，均屬民眾黨要員，殊難想像柯文哲就民眾黨之黨務運作，能與本案内容完全脫離之可能。縱柯文哲不直接與此等證人聯繫接觸，亦即可能輾轉透過其他中間人，以達到勾串之目的。　⑵況蔡壁如雖於偵查中具結證稱：「『wen』就是柯文哲，我另補充，王智立是韓國瑜2018選上高雄市長後處理國際事務的政務官，是韓國瑜的局長，後來王智立離職後就來認識柯文哲，現在王智立回到科技業，在外商公司工作」、「如我前所述，『wen』就是柯文哲，我另補充，以前柯文哲在臺大醫院擔任外科加護病房主任時，編輯檔案名稱叫做『ko』，可能後來是跟著電腦名稱更改，編輯名稱改成『wen』，但更改時間我不知道。經過剛才當庭確認回應王智立可不可用文件，我可以確認這個文件『wen』是柯文哲，因為這個文件是我寄給柯文哲的沒錯」等語；卻於113年12月31日透過媒體翻異偵查中證述，並公開串證表示「強調自己不會知道WEN是不是柯文哲」云云(見附件新聞資料），堪認蔡壁如見柯文哲具保在外立即翻異證述，更可證明柯文哲對本案證人之巨大影響力，確有造成相關證人翻異證述以迴護柯文哲、閃避對柯文哲作出不利證述之事實。　⑶原裁定以柯文哲表示欲辭任黨主席，故其辭任前後與本案相關證人「因工作必須而接觸」之情形已大幅降低，而認無羈押必要乙節。然柯文哲為民眾黨之核心人物、精神領袖，無論其辭任黨主席與否，其對黨公職人員均有實質影響力。再考量柯文哲與民眾黨之關係，縱使辭任黨主席，其若從事政治活動，仍有與民眾黨、眾望基金會、木可公司相關人員頻繁見面、交往之機會，更可實際指揮、影響相關人員，自難僅因其辭任黨主席，即遽認其因工作而接觸相關證人之機會大幅降低。　⑷再從原裁定諭知「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情觀之，原審亦意識到來柯文哲等人於一般生活中，無法避免與共犯、證人接觸、之行為。衡諸本案共犯間關係綿密牢固，該等接觸互動之行為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且本案所涉「政策會」、「黨團智庫」、「新故鄉」、「眾望」、「CI A」、「木可公司」各該組織，均由柯文哲掌握人事、財務，是否屬於工作之範圍，亦難認定，則共犯、證人間勾串情事仍難以防免，而有再行斟酌之必要。　⑸綜上所述，衡以柯文哲於偵查中始終拒絕配合偵訊，無論柯文哲辭任黨主席與否，以其偌大權勢與實質影響力，及其對原有部屬之管理、指揮關係，顯足以要求共犯、證人翻異證詞、甚或恐懼出庭接受詰問。況尚有共犯許芷瑜在逃，許芷瑜更係本案關鍵且直接受柯文哲指揮之人。佐以現今通訊軟體種類繁多，聯繫管道發達，本案若僅命具保及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實難防免柯文哲藉由各種隱蔽手段與共犯、證人相互勾串之風險，尚認無法確保審理程序之順利進行。故原裁定僅命具保及不得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顯不足以防免柯文哲勾串共犯、證人之高度風險。 (三)沈慶京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京華城公司爭取本案土地回復樓地板面積120,284平方公尺，後改為爭取本案不法容積獎勵20%，自始為沈慶京個人意志之推動，並透過其與柯文哲達成犯意聯絡後為之。沈慶京、柯文哲分別為威京集團主管、臺北市長，就所有程序均無須事必躬親，只需利用渠等身為主席、市長之身分，使威京集團員工、臺北市政府公務員畏懼渠等影響力而遵從指示辦理，此為全案過程中不爭之事實。依本案相關事證可知，不論係向臺北市政府遞送陳情信、要求同案被告朱亞虎連繫柯文哲、李文宗等人，抑或命張志澄等人出名匯款共計210萬元至民眾黨政治獻金帳戶、透過證人林青影響都委會諸多委員等情，均係沈慶京直接下命指示。而沈慶京現仍為張志澄、洪秀鳳、陳秀桃、黃淑雯、林青等諸多證人現行工作地點即威京集團總部之實際負責人。縱本案相關證人業於偵查中具結證述，惟原裁定命沈慶京交保，並形式上要求沈慶京不得接觸證人，其仍可透過身為威京集團負責人之影響力，採取各種方法輾轉使證人承受於審理中如實證述之壓力，而有影響前開證人翻異證詞之虞，進而達到串證結果，有礙真實發現。　2.依通訊監察譯文可知，應曉薇於113年6月23日電話中對沈慶京提到「你打另一支電話給我好不好？我打微信給你好嗎? 」等語，以及沈慶京於113年6月30日向陳俊源表示「有沒有給應曉薇阿？還沒有給她，她怎麼能消化，給她，她就隨時隨地好好發揮」等語，顯見沈慶京、應曉薇關係密切親近、相互知悉對方另一支隱蔽性更高之私人電話。本案偵查期間，沈慶京為誤導輿情，於113年6月30日與陳俊源通話時稱：「（沈）有關那個，監察院胡說八道的，你們分析的，有道理，什麼時候新聞會慢慢出去？（法務長）施威全他願意幫我們寫兩篇去，專攻這個東西，第2，他的膽識阿，敢批判監察院」等語。另沈慶京於113年8月14日與同案被告吳順民通話時更稱：「(沈）但是另外一個，你要強烈主張，配合一個，就是，主要計畫的，民國80年公告的，任何的事情都是屬於主要計畫，不能市政府的細部，細部有權利調整，這個你要幫忙主張」、「（沈）媽的，我不管你了，媽的，那這樣口徑不一致，那打仗要怎麼打呢。（吳）好好好，好oK 。（沈）因為有這樣子，我才是受害者嘛」等語，堪認沈慶京確有與本案相關被告、證人相互勾串、傳遞訊息、演練說法之事實。　3.又依柯文哲、葛樹人間對話紀錄，葛樹人確有於113年5月1 日傳送：「主席（指威京集團主席即沈慶京）要把過去的一些莫名其妙的簡訊給刪除」之訊息予柯文哲；柯文哲則於11 3年5月8日回覆：「先把簡訊刪光」等語，足認柯文哲已有透過葛樹人聯繫沈慶京確認彼此滅證之事實無訛。據此，本案沈慶京等人間除彼此相互為勾串、滅證外，尚可輕易透過第三人達成不法目的甚明。　4.另沈慶京刻意於本署執行搜索後尚未完畢時，於113年8月28 日當日下午3時許，即大舉透過媒體發布聲明文，否認本案犯罪事實，其欲透過媒體隔空喊話、積極串證之意，昭然若揭；且沈慶京極其藐視司法，除於偵查中拒絕配合訊問外，尚有惡意指摘證人索賄、當庭脫褲、拒絕簽署偵訊筆錄、羞辱本署法警等情，足證沈慶京自始不尊重我國司法程序，非予羈押，實難以期待其恪遵刑事訴訟程序，並避免其透過各種管道影響證人證詞或與其他被告相互勾串，將大幅影響日後審理之進行與國家司法權之行使。　5.沈慶京、應曉薇迄至審理期間，始能透過閱卷知悉彼此之具體答辯方向及內容，起訴書中更已針對該2人之辯解詳加駁斥，並指出相互矛盾、不盡合理之處。準此，該2人於審理期間，自有針對彼此答辯方向之既存缺漏、起訴書所述質疑之點，詳為勾串、填補之強烈動機與可能，此係原裁定所未審酌。況原裁定亦未說明如何防免沈慶京利用其威京集團負責人身分，對威京集團相關證人施加壓力，以迫使其等改變證詞。而原審所為「工作必須」之例外接觸事由，更係開啟沈慶京對其集團員工以工作為名、行施壓之實之終南捷徑，尚難有效防範勾串風險。又衡以現今通訊軟體及網路發達，沈慶京當可輕易在公權力難以發現之情況下與共犯、證人勾串，造成案情更加晦暗，原裁定以具保金、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電子監控等命命，顯無法防止沈慶京勾串共犯、證人甚明，實有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之必要。 (四)應曉薇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依本案事證可知，應曉薇於其介入京華城案歷程中，屢次對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施壓，遇有質疑或反對意見，動軋以責罵、叫去議員辦公室罰站、索取不合理之大量資料等各種手段，迫使承辦公務員畏於依法行政，藉以遂行其為沈慶京實質掌控之京華城公司違法獲取容積率之目的，此部分均經相關臺北市政府公務員於偵查中指證明確。而應曉薇此刻仍具有現職市議員身分，其對現尚在臺北市政府任職之相關承辦公務員，例如被告邵琇珮、證人劉秀玲、林芝羽、顏邦睿、賴彥伶、蔡立睿、胡方瓊、黃書宣、郭泰祺等人，仍具有法定職權上之影響力與實質影響力。苟在本案同案被告或重要證人行交互詰問完成前，不予繼續羈押禁見，將有使應曉薇得繼續利用其市議員之威勢，直接或間接迫使現在北市府内任職之相關證人更易證述之風險，進而使事實晦暗不明之風險升高。　2.應曉薇、沈慶京迄今就案情相關之重要内容，仍以過世之「余雪鴻」為幽靈抗辯，應曉薇更於偵查期間，大量刪除與沈慶京、吳順民、證人王尊侃、陳佳敏等人之通話紀錄，而沈慶京、吳順民、王尊侃亦同步刪除與應曉薇之通話紀錄，顯有湮滅證據及勾串共犯之事實。再衡諸證人陳佳敏自99年擔任被告之助理至今長達13年，除負責處理議會事務外，亦協助處理應曉薇薪資、家庭花費等私人財務等事務；王尊侃與應曉薇關係親密，設籍於應曉薇所有臺北市○○區○○街0號0樓之0房屋，於113年12月27日應曉薇交保當天爆發護照爭議時，旋即代其發表聲明等情，可知應曉薇與陳佳敏、王尊侃於工作及生活上密不可分，彼此之接觸互動，自可隨時、隨地、於不受外界監督之私領域進行，工作業務内容亦與本案犯罪情節高度重疊。是原裁定論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及應接受科技設備監控、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任何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等節，顯無足防免共犯、證人間勾串之可能，應認應曉薇確有羈押之必要甚明。　3.原裁定固以檢方查得之事證，足認應曉薇實質管領本案5協會，就陳佳敏、王尊侃動用款項情形，縱使彼此陳述有異，惟因應曉薇於本案羈押期間，業經多次偵訊，其供述果有不實，相關金流非無不能藉由客觀事證彼此勾稽比對，而認無羈押必要乙節。惟原裁定既已發覺應曉薇與陳佳敏、王尊侃供述有異，應曉薇自可能於得知該2人之偵查中供詞後，邀該2人詳為勾串，使供述方向與内容趨為一致，例如推由王尊侃出面充任本案5協會實際負責人、推由陳佳敏諉稱應曉薇對過程均不知情等，進而使案情轉趨晦暗，更可假借原栽定論知「工作必須」之例外接觸事由，合理化相互勾串之機會，上開風險均不因客觀金流之查核狀況而有異，仍應認有羈押禁見之必要。 (五)李文宗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與證人之虞：　1.朱亞虎於109年4月1日傳送沈慶京已利用人頭捐款210萬元予民眾黨之簡訊，並檢附捐款人名冊予李文宗後，李文宗回以「長輩友人涓涓襄助，市長和我們都心存感激」之訊息予朱亞虎，表示李文宗、柯文哲均已知悉該210萬元一事。且朱亞虎於偵查中更供稱：「沈慶京認為捐210萬元給民眾黨，對於日後回復120284.39平方公尺樓地板面積一事，也會有很大幫助」、「李文宗是在關鍵的位置......我傳文字與表格給李文宗，我認為他一定會馬上轉知柯文哲」、「李文宗回覆的簡訊就代表李文宗已經跟柯文哲報告過，然均為李文宗所否認，可徵李文宗之供述多有避重就輕之嫌，更與朱亞虎之供述互核不符，是李文宗針對是否有向柯文哲告知210 萬元人頭捐款乙事，顯有與柯文哲勾串之虞。　2.又李文宗於偵查中供稱：我要籌募眾望基金會的1,000萬元，但我只籌到850萬元還差150萬元，我跟柯文哲報告，他就說他知道了他來弄，過一陣子許芷瑜就拿150萬元給我或是范雅琪；新故鄉協會的800萬元，是柯文哲或蘇進強募款來的，通常是許芷瑜把錢拿到我競辦的辦公室，我或李文娟會通知蘇進強，蘇進強再去處理等語，足見李文宗與許芷瑜同屬協助柯文哲處理財務之帳房。參以柯文哲於111年12月26 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如果初期未募到錢，可叫橘子先存一些進去，以供作業」，以及柯文哲於112年5月15 日以通訊軟體LINE向李文宗稱：「我叫橘子交給你，算是協會的，相關費用用那個支出」，足證許芷瑜確有協助柯文哲搬運鉅額現金予李文宗，堪認許芷瑜於本案確實扮演關鍵性角色。而許芷瑜現遭通緝，應有共犯在逃情事，李文宗有高度可能透過通訊軟體與許芷瑜聯絡，而有勾串共犯之虞。　3.再查，媒體於113年8月間披露民眾黨政治獻金爭議後，柯文哲預定於113年8月12日召開「柯文哲總統大選政治獻金申報說明記者會」說明，李文宗卻於召開記者會前一日以通訊軟體LINE訊息指示其妹即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堪認李文宗確有足以影響本案相關被告之行為與能力，且有將相關事證加以湮滅之心態。李文宗所涉違背職務收賄罪，係屬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且利用木可公司侵占之款項金額高達6,234萬6,790元，相對於輕罪，李文宗可能受到更為嚴厲之刑罰。是被告非予羈押，不僅無法保全相關證據，亦難確保被告不與共犯及證人間相互勾串，且無從透過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出海、電子監控等方式防免共犯、證人間有勾串之情，足認李文宗有羈押之必要。 (六)綜上所述，被告4人均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03條第1項規定提起抗告，請將原裁定撤銷，更為適法裁定等語。　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㈠有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被告經法官訊問後，雖有第101 條第1項各款所定情形之一而無羈押之必要者，得逕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2定有明文。是被告依自由證明之程度，倘足認其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各款所列情形，法院就實際情況審查有無羈押必要後，如認無羈押之必要，固得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替代之。惟是否得以具保等強制處分取代羈押，法院仍應就具體個案，依通常生活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之情形為判斷。四、原裁定以被告4人涉犯前揭各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均有羈押之原因，惟均已無羈押之必要，爰裁定各以前揭強制處分取代羈押，固非無見。惟查： (一)原審於113年12月26、27、29日就被告4人及同案被告進行訊問後，除同案被告彭振聲坦承被訴圖利罪嫌外，被告4人均否認本件起訴書所指涉犯罪嫌，且多所辯解；另依本件卷證資料所示，顯示本案多數被告均持否認犯罪之答辯，而為相關辯解。參酌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或證人之供述未盡相符，顯尚存勾串空間，及❶柯文哲於113年5月26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彭振聲；❷沈慶京掌控之威京集團旗下中華工程公司獨立董事即證人葛樹人與柯文哲於113年5月1、8日互傳訊息； ❸柯文哲與沈慶京有如起訴書所載於案發後密集於陶朱隱園、威京集團總部碰面；❹沈慶京於113年6月23、30日、8月14 日分別與應曉薇、陳俊源、吳順民相互通聯；❺應曉薇於偵查期間刪除與沈慶京及其他同案被告、證人之通話紀錄；❻ 柯文哲於112年5月15日以LINE向李文宗傳送訊息；❼李文宗1 13年8月11日以LINE訊息指示被告李文娟「我桌上有木可損益表，明早把它碎掉」等案情相互勾串、滅證各情，基於趨吉避凶、脫免罪責之基本人性，且被告柯文哲為前臺北市長及民眾黨主席、沈慶京為威京集團負責人、應曉薇為臺北市議員、李文宗為眾望基金會董事長，其等與共犯、同案被告、相關證人間，具有長官部屬、黨務幕僚、業務監督或親友等關係，顯有事實足認被告4人與其他被告、證人有相互勾串之高度可能性。又本案既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前揭共犯或證人亦未經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其進行交互詰問程序，參酌前揭事證，堪認被告4人與各該共犯或證人之勾串空間仍屬存在。原裁定以被告4人有滅證及勾串共犯之證人之虞，然本案在檢察官偵查完備而提起公訴之情形下，且被告4人於偵查中前經原審裁定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重要證人於偵查中均已具結證述，復有如上證據可佐，被告等人之供述、證人之證述是否可採，已屬證據取捨之事實認定問題，而認被告4人無羈押之必要，似嫌速斷，是否妥適，自非無疑。 (二)又以現今科技發達，可利用網際網路秘密通訊，其隱蔽性極高、不易察覺之實況判斷，於被告4人經保釋在外後，顯得輕易利用相關通訊軟體進行隱密通訊而與共犯或證人勾串之可能性極高，且此並不因被告4人、同案被告及相關證人已於偵查中為相關陳述，而有何影響。是以，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既不排除仍有前揭相互勾串之虞，則僅憑原裁定併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工作所必須以外接觸之誡命，該除外條款範圍是否涵蓋過廣，而無法避免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證人間為不當之接觸等行為，且無具體執行方法之情形下，是否確能防免被告4 人與同案被告、相關共犯或證人接觸而相互勾串，使各該被告、共犯、證人之證詞不受污染，殊堪質疑。且依上所述，被告4人與同案被告、相關證人確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及湮滅證據之虞，原裁定亦認被告4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且以現階段命被告4人以主文欄所示之金額具保，並限制住居及出境、出海、接受電子腳環、個案手機之科技設備監控等，對被告4人應有相當程度之心理約束力，而認無羈押之必要性，然原裁定未說明如何執行被告除日常家庭生活及工作所必須外不得有接觸同案被告、證人之行為，足見原裁定之理由難認完備，自非允當。況何以被告4人僅具保在外，並命其等於具保後，不得與同案被告或證人為日常生活及作所必須以外接觸，即可替代原羈押之處分，原裁定未為必要之說明，亦嫌理由不備。是檢察官前述抗告意旨所為指摘，尚非無據。 (三)綜上，檢察官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非無理由。原裁定既有上開未盡之處，應由本院撤銷原裁定，並為兼顧被告之審級利益，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處理，以衡平國家追訴犯罪之公共利益及憲法保障被告之訴訟權益。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吳志強　　　　　　　　　　　　　　　　　　　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 　　日

2025-01-01

TPHM-113-抗-2804-2025010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85號上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蔡雅竹被　　　告　鄭竹嵐　選任辯護人　苗繼業律師吳世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2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234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二、本件原判決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竹嵐為栗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栗昌公司）之負責人，告訴人鄭仙仁原擔任栗昌公司之總經理。被告與告訴人因處理栗昌公司業務而生糾紛，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栗昌公司112年第一次臨時股東會會議（下稱本案股東會）上，指稱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嫌。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被告雖有提供永豐餘公司員工林佳靜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相關契約書等，然尚無得證明告訴人確有收受回扣之直接證據，毋寧是被告依其主觀解釋、解讀上開書面資料後，即逕行在栗昌公司112年第一次臨時股東會上，指控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語；㈡告訴人主張：被告未能具體說明告訴人以何種方式或管道收受廠商回扣，證人即永豐餘公司採購主任彭文煌於偵查中亦具結證稱沒有說過告訴人或張昊會收回扣等語，足認被告之所以會在栗昌公司第一次臨時股東會指稱告訴人收受回扣，全然係基於其主觀認知，難認被告在事前確實已盡必要合理之查證，是原審判決被告無罪，有認定事實及適用法律之違誤，自難認原判決妥適等旨，經核告訴人所述，尚非顯無理由，爰附送刑事聲請上訴狀並援引其中理由，請撤銷原判決，另為適當之判決等語。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　　 (一)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依其傳播方式為合理之限制。現行刑法第310條第1項及第 2項誹謗罪即係保護個人法益而設，為防止妨礙他人之自由權利所必要，符合憲法第23條規定之意旨。刑法第310條第3 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於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旨，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衡量。而不得以此項規定而免除檢察官或自訴人於訴訟程序中，依法應負行為人故意（明知或重大輕率）毀損他人名譽之舉證責任（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參照）。 (三)被告於偵審中辯稱：我經由永豐餘公司資材部經理林佳靜獲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過程有異，當初為何永豐餘公司沒有跟栗昌公司簽訂合約，那是因為栗昌公司是合法有SR I證照，但是告訴人鄭仙仁跟張昊要求順晟公司跟栗昌公司及永豐餘公司簽三方合約，而永豐餘公司認為栗昌公司跟永豐餘公司簽約即可，因為這樣不符合交易程序，林佳靜告訴我這是有問題的交易，我在股東會說鄭仙仁跟張昊收回扣是有所本等語，並提出其與林佳靜之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見易字卷第51至53頁）及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之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書2份為證（見審易字卷第75至86頁）。又證人林佳靜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合約雖從2011年開始，但是那個部分到2022年6月出貨給永豐餘以後再沒有出貨，這部分的理由，原因就是妳所說品質有問題？）是，我有跟被告說過這件事情；（這是有兩份合約，一份合約在2022年12月31日到期後，第二份合約開始的時間是在2023年7月1日，中間有斷了一段時間，是否知道原因為何？）就如同剛剛在上面講的，因為品質的問題，我就沒有再繼續簽約......實際上永豐餘公司跟栗昌公司就是直接業務的往來，當然從被告給我的資訊來講，她會去述說原則上是什麼樣的情況，被告述說內容就是如同這邊的情形的說明（指上開被告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被告就是提到什麼第三方簽合同，就如同上面的說明，原則上就是從這樣的情況之下去知曉被告有這樣的陳述等語（本院卷第 153至161頁）；且觀之上開被告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紀錄所示：❶「被告傳送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相關合約，並詢問：這沒有付嗎?（林佳靜撥打語音通話2：21）林佳靜：合約雖自2022/1/1開始，但栗昌正式簽回的時間是今年的4月份，然因產品品質問題，從7月開始即未再進料，栗昌2022年6 月份出貨給永豐餘後即未再出貨......」、「竹嵐學姊，請問你們後來的進展?被告：等一下再聯絡（被告撥打語音通話0：08）」（易字卷第51頁，下稱A則對話）、❷「被告傳送相關傳票，並稱：鄭仙仁沒完沒了。林佳靜：學姊是發生什麼事了?被告：你們彭採購（指彭文煌）當時來找我就是告訴我鄭仙仁跟帳號的問題；我們在股東會時我有提到永豐餘事件，也就是之前我們的房租有收佣金，所以我就說永豐銀（應為「餘」之誤寫）也有類似這種情形，所以他叫我說拿（應為「哪」之誤寫）兩位，我說是張昊跟鄭仙仁；他現在用刑事跟民事起訴，我(應為「他」之誤寫)要我賠100萬；只是我現在只好拿證明所有跟焚化爐都是簽三方合同或四方合同，唯獨你們永豐餘是跟栗昌簽約；因為栗昌才是真正拿SRF證照；至於清運公司順晟跟合作公司上鼎沒有SRF證照；切（應為「且」之誤寫）永豐餘跟栗昌簽111/12結束，一直到112年7月才又簽，代表不想糾結三方合同；更何況這兩家公司在栗昌公司從未位（應為「付」之誤寫）房租，且合作SRF帳不清楚，佔公司十個月不付錢；其實謝謝你們告知才能找到被掏空問題。林佳靜：我們只是把最實際的狀況說明給接任者了解......」（易字卷第53頁，下稱B則對話），可知被告於A則對話時，應有向林佳靜詢問栗昌公司與永豐餘公司於111年簽訂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到期後，雙方公司未繼續簽訂契約之原因；且被告於B則對話時，向林佳靜述及：彭文煌曾向其告訴鄭仙仁跟帳號的問題，其在股東會時提到永豐餘也有類似收佣金，其說收佣金者是張昊跟鄭仙仁；栗昌公司才是真正拿SRF證照，而清運之順晟公司跟合作公司上鼎公司沒有SRF證照，永豐餘公司跟栗昌公司簽訂之契約於111年12月屆期後，一直到112年7月才又簽訂契約，代表不想糾結三方合同，並質疑順晟公司、上鼎公司在栗昌公司從未付租金、合作SRF帳目不清，而認係林佳靜等人告知始發現栗昌公司遭掏空之問題；林佳靜對於被告所述上情，未加以反駁或否認，回稱：我們只是把最實際的狀況說明給接任者了解等語。是依林佳靜上開證述、被告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內容及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之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書等，可認被告辯稱：其經由永豐餘公司資材部經理林佳靜，獲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過程有異乙節，應屬有據。　　 (四)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豐公司）於111年6月1 日與順晟公司、栗昌公司訂立「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由順晟公司依約清除R-201廢塑膠，交由栗昌公司處理或再利用，順晟公司可向大豐公司收取廢棄物處理費用每公斤15元或20元，栗昌公司僅能向順晟公司收取處理費每公斤4元；栗昌公司另於110年12月6日與上鼎公司訂立契約，約定栗昌公司委託上鼎公司進行SRF之成型，應支付每公斤3.2元；順晟公司於111年間登記之公司營運地址：苗栗縣○○鎮○○路000號，僅是1處民宅等情，有前揭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栗昌公司進貨單-S RF、委託成型單、收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順晟公司請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栗昌公司對帳單、栗昌公司與上鼎公司之契約書、苗栗縣○○鎮○○路000號現況照片在卷可佐（審易字卷第55至57頁、第59至65頁、第67至69頁）。是被告因此主張於上開交易模式中，具有SRF資格之栗昌公司提供生產場地及承擔生產費用，僅能取得每公斤0.8元之利益；不具SRF資格，只是利用栗昌公司證照資格對外訂約之順晟公司，卻能在此交易過程中取得最大利益等情，確有所據。而被告擔任栗昌公司之董事長，自應以維護栗昌公司及栗昌公司股東利益為責，其經上開查證後，認為於告訴人擔任栗昌公司總經理時期，栗昌公司需經由順晟公司對外簽立契約，使栗昌公司未能獲取最大之商業利益，而對告訴人之經營、交易方式有所質疑，並非全然無據；況告訴人於111年10月1 7日經栗昌公司董監事會同意自動解職總經理一職，栗昌公司並對告訴人任職期間應負之管理責任，保留追訴之權，且要求告訴人應對該公司未收帳款新臺幣307萬6,492元負催討責任等情，有栗昌公司111年10月17日董監事臨時會議紀錄在卷可參（本院卷第109頁），亦徵被告上開所辯堪可採信。又被告既發現告訴人上開交易方式不符合正常交易程序，進而聯想告訴人有收取回扣，並不違常。從而，被告於本案股東會中指摘告訴人收受回扣乙事，事前已有合理之查證程序，自有相當理由確信依憑上開資訊而陳述之內容為真實。至證人彭文煌、林佳靜雖分別於偵查、本院審理中證述：其等沒有說過告訴人或張昊會收回扣，栗昌公司並沒有人從永豐餘公司獲得好處等情，且卷內現有事證，固無法證明告訴人或張昊確有收受回扣之事實，但依上開說明，被告就此部分，被告已有相關客觀事證為據，足認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陳述為真實，自難認其具有明知不實而故意指摘之惡意，無從遽令被告擔負加重誹謗之刑責。 (五)本案股東會之提案為：召開臨時股東會，解除黃慶增監察人職務，嗣於臨時動議程序時，張昊提出關於栗昌公司總經理即告訴人鄭仙仁前因涉及收受回扣，而遭解職應究責與否一事進行討論，被告順應此討論稱：「...然後但是實際上永豐餘他們願意來做證，這個公司裡面有2個人，我不方便講這2個人，這2個人來收回扣，導致於栗昌變成黑名單」等語，張昊進而要求被告說出是哪2個人，被告始稱：「一個是鄭仙仁，一個是張昊」等語，有本案股東會會議錄音檔譯文、檢察官勘驗筆錄可佐（他字卷第51至57頁，偵字卷第247 至249頁），足認被告依臨時動議之內容進行討論，其本無針對告訴人之意，係因張昊當場要求，才具體指摘告訴人、張昊等人收取回扣，是被告係被動回應張昊之要求而陳述，自難認被告有積極散布於眾之意圖及誹謗之故意。綜上，本件關於前總經理是否涉及收取回扣乙事，對於栗昌公司股東之利益影響甚大，被告經上開合理查證及所提證據資料，已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該事非屬涉及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自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依其主觀解釋、解讀所提書面資料，並未能具體說明告訴人以何種方式或管道收受廠商回扣，被告於本案股東會指稱告訴人收受回扣，全然係基於其主觀認知，難認被告在事前確實已盡必要合理之查證，其所為已構成誹謗罪等節，顯係就原判決已斟酌取捨之證據為相異評價，泛指原判決有認定事實違背論理、證據法則及判決理由不備之違誤，自難憑採。 (六)綜上所述，原審本於職權，對於相關證據之取捨，已詳為推求，並於判決書一一論敘心證之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檢察官所負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既仍有欠缺，依前揭說明，即應蒙受不利之訴訟結果。從而，檢察官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違法或不當，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五、退併辦部分：　　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8422號移送併辦意旨書，就被告於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上，指稱代表奧特曼投資有限公司出席該股東會之告訴人張昊收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張昊之名譽部分，認係犯刑法第 301條第1項誹謗犯行，且與本案係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移送本院併案審理（本院卷第29至32頁）。惟本案既經本院維持原審無罪判決，併案審理部分即無所謂起訴效力所及之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無從予以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行依法偵處。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玉書、王海青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27號公　訴　人　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鄭竹嵐　選任辯護人　吳世敏律師　　　　　　苗繼業律師上列被告因誹謗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52348 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鄭竹嵐無罪。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鄭竹嵐為栗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栗昌公司）之負責人，告訴人鄭仙仁原擔任栗昌公司之總經理。被告與告訴人因處理栗昌公司業務而生糾紛，竟意圖散布於眾，基於誹謗之犯意，於民國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栗昌公司112年第一次臨時股東會會議（下稱本案股東會）上，指稱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有罪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鄭竹嵐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鄭仙仁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本案股東會會議錄音光碟及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鄭竹嵐堅決否認有何誹謗犯行，辯稱：我確實於11 2年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上，指稱鄭仙仁、張昊收受廠商回扣，但這是因為永豐餘工業用紙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餘公司）的採購人員林佳靜來栗昌公司，有談到過去永豐餘公司曾與與栗昌公司有固體再生燃料（Solid Recovere d Fueal，簡稱SRF）交易，當時栗昌公司總經理鄭仙仁要求必須要透過上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上鼎公司）或是順晟環保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順晟公司）簽約，經永豐餘公司堅持下才直接與栗昌公司簽約1年，合約到期後沒有續約，我接任栗昌公司董事長後，發現SRF的進貨的費用高達每公斤新臺幣（下同）15至22元，再經過SRF處理，需再付給上鼎公司3元製造費，還有順晟公司的運費，每趟8,000元至12 ,000元。張昊是栗昌公司SRF部門之經理，同時也是上鼎公司跟順晟公司之總經理。張昊曾說鄭仙仁有收上鼎公司跟順晟公司之顧問費，加上前述永豐餘公司事件，我認為鄭仙仁及張昊透過上鼎公司及順晟公司簽約而使上鼎公司及順晟公司獲利，鄭仙仁、張昊因此可以間接獲利，我認為這是一種回扣等語。五、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為栗昌公司之負責人，告訴人原擔任栗昌公司之總經理，被告於112年3月6日11時許，在本案股東會上，指稱告訴人收受廠商回扣等等客觀事實，被告並不爭執，核與告訴人於偵查中之證述相符，並有栗昌公司之經濟部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服務、本案股東會會議紀錄、本案股東會錄音光碟及檢察官勘驗筆錄1份在卷可稽，首堪認定為真實。　㈡被告行為是否應負誹謗罪刑責之審查標準：　⒈按意圖散佈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如其所誹謗之事，非僅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且能證明其為真實者，則不罰，刑法第310條第1項、第 3項分別著有明文。而所謂「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釋字第509 號解釋意旨參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252號判決並進而闡釋：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保護之基本權利衝突，於刑法誹謗罪之成立，以「客觀上合理相信真實」及「合理查證」，作為侵害名譽之阻卻違法事由。　⒉憲法法庭就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是否合憲之釋憲案，業於1 12年6月9日作成112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其結論係該規定合憲，基於對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意旨之補充，其主文載明：刑法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所誹謗之事涉及公共利益，亦即非屬上開但書所定之情形，表意人雖無法證明其言論為真實，惟如其於言論發表前確經合理查證程序，依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客觀上可合理相信其言論內容為真實者，即屬合於上開規定所定不罰之要件。即使表意人於合理查證程序所取得之證據資料實非真正，如表意人就該不實證據資料之引用，並未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者，仍應屬不罰之情形。至表意人是否符合合理查證之要求，應充分考量憲法保障名譽權與言論自由之意旨，並依個案情節為適當之利益衡量。其理由第76段並載明：「表意人就其誹謗言論之事前合理查證程序，即為調和言論自由與名譽權二大基本權利之樞紐：表意人符合事前合理查證程序之要求，於涉及引用不實證據資料時，亦未存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則即使屬誹謗言論，亦受到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而被指述者之名譽權亦因表意人負有事前合理查證義務，而受到一定程度之尊重與維護。反之，表意人就其誹謗言論，不符事前合理查證程序之要求，或於涉及引用不實證據資料時，確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情事，此時並未受到最低限度尊重與維護之被指述者名譽權，自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護。」　⒊從而，被告行為是否應負誹謗罪刑責之審查標準，應以其是否已盡「合理查證程序」為斷。　㈢被告提出以下證據，說明其業經合理查證程序：　⒈關於被告前揭辯稱：其經由永豐餘公司資材部經理林佳靜，獲知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簽約過程有異等情，除有其與林佳靜之LINE對話紀錄外（見本院易字卷第51至53頁），並提出永豐餘公司與栗昌公司之固體再生燃料供貨合約書2份、林佳靜之名片照片為佐（見本院審易字卷第75至86頁）。　⒉大豐環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大豐公司）於111年6月1日與順晟公司、栗昌公司訂立「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由順晟公司依約清除R-201廢塑膠，交由栗昌公司處理或再利用，順晟公司可向大豐公司收取廢棄物處理費用每公斤15元或20元，栗昌公司僅能向順晟公司收取處理費每公斤4元；栗昌公司另於110年12月6日與上鼎公司訂立契約，約定栗昌公司委託上鼎公司進行SRF之成型，應支付每公斤3.2元；順晟公司於111年間登記之公司營運地址：苗栗縣○○鎮○○路000號，僅是1處民宅等情，有前揭公告再利用廢棄物委託清除暨再利用契約書、栗昌公司進貨單-SRF 、委託成型單、收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順晟公司請款單、三聯式統一發票、栗昌公司對帳單、栗昌公司與上鼎公司之契約書、苗栗縣○○鎮○○路000號現況照片在卷可佐（見本院審易字卷第55至57頁、第59至65頁、第67至69頁）。被告因此主張於上開交易模式中，具有SRF資格之栗昌公司提供生產場地及承擔生產費用，僅能取得每公斤0.8元之利益；不具SRF資格，只是利用栗昌公司證照資格對外訂約之順晟公司，卻能在此交易過程中取得最大利益。　⒊被告既擔任栗昌公司之董事長，自應以維護栗昌公司及栗昌公司股東利益為責，其經上開查證後，認為於告訴人擔任栗昌公司總經理時期，栗昌公司需經由順晟公司對外簽立契約，使栗昌公司未能獲取最大之商業利益，而對告訴人之經營方式有所質疑，橫情尚非無的放矢。從而，被告於本案股東會中指摘告訴人收受回扣乙節，並非毫無根據，事前已有合理之查證程序。依被告所查證之證據資料，被告因此主觀上認定收受回扣之定義，雖非全無疑義，但不能認被告存有明知或重大輕率之惡意。是依卷內現有事證，固不能認定告訴人有收受回扣，但依上開說明，被告就此部分，具有阻卻違法事由，自不能將被告繩以誹謗罪責，以符憲法對言論自由之保障。　㈣再者，本件股東會之提案為：召開臨時股東會，解除黃慶增監察人職務，嗣於臨時動議程序時，張昊提出關於栗昌公司總經理即告訴人鄭仙仁前因涉及收受回扣，而遭解職應究責與否一事進行討論，被告順應此討論稱：「...然後但是實際上永豐餘他們願意來做證，這個公司裡面有2個人，我不方便講這2個人，這2個人來收回扣，導致於栗昌變成黑名單」等語，張昊進而要求被告說出是那2個人，被告始稱：「一個是鄭仙仁，一個是張昊」等語，有本案股東會會議錄音檔譯文、檢察官勘驗筆錄可佐（見他字卷第51至57頁，偵字卷第247至249頁），足認被告依臨時動議之內容進行討論，其本無針對告訴人之意，係因張昊要求才具體指摘告訴人收取回扣。本院斟酌以上事證，關於總經理是否涉及收取回扣乙事，對於栗昌公司股東之利益影響甚大，並非僅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被告經上開合理查證後，已足認其有相當理由確信其所述為真實，且其本無對告訴人具體指摘之意，益徵被告並無誹謗之真實惡意，自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六、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所提之證據尚難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此外，卷內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認被告有如公訴意旨所指之誹謗犯行，揆諸首揭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本件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七、本件提起公訴部分既經本院為無罪之諭知，則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案號：113年度偵字第1191號）自與本案部分不生事實上或實質上之一罪關係，是本案提起公訴之效力即不及於上開移送併辦部分，且該併辦部分亦未據起訴，本院自不得併予審究，應予退回由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玉書、王海青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雅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3　　日刑事第十七庭法　官　劉得為（書記官記載部分，略）

2024-12-31

TPHM-113-上易-1685-20241231-1

附民上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3年度附民上字第77號上　訴　人即　原告鄭仙仁　被上訴人　　即被告鄭竹嵐　上列當事人間因妨害名譽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上訴人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附帶民訴判決（113年度附民字第37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刑事訴訟諭知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者，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二、本件被上訴人即被告鄭竹嵐被訴誹謗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諭知無罪，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後，業經本院判決上訴駁回在案。依照首開規定，關於上訴人即原告鄭仙仁所提起之附帶民事訴訟，原審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上訴人上訴猶執陳詞指摘原判決不當，求為判決如訴之聲明，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三、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90條前段、第368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2024-12-31

TPHM-113-附民上-77-20241231-1

簡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2132號聲請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蔡欣融上列被告因妨害電腦使用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偵字第15635號），本院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蔡欣融犯非法以電腦製作不實財產權得喪變更紀錄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證據併所犯法條，除補充量刑證據：本院11 3年度斗司簡附民移調字第9號調解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外，餘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如附件）。二、被告所取得之現金21萬3,850元，係被告犯本件犯行之犯罪所得，惟被告於調解前已先行償還21萬3,985元(含手續費13 5元)予告訴人，調解後已如數給付調解金12萬元乙節，有告訴人提出之還款款項明細、上開調解筆錄及匯款申請書在卷可查，是告訴人所受損害已獲賠償，與實際上發還犯罪所得無異，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三、經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考，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且犯罪後已坦承犯行，知所悔悟，並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其所受之損害，業經前所敘明，而告訴人於調解筆錄中亦表示「至於聲請人另涉犯詐欺部分，如聲請人符合緩刑之宣告或認罪協商之要件，相對人同意，並原諒聲請人，惟請法院斟酌將第一項金額全部之給付，列為緩刑之參考」等情，信經此偵審教訓，應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上開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四、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㈠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又依第303條所為之不受理判決，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 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及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　㈡查告訴人林昱廷告訴被告蔡欣融妨害電腦使用部分，聲請書認係犯刑法第358條之無故入侵他人電腦罪，依同法第363條規定，須告訴乃論。茲經被告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且經告訴人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本院113年度斗司簡附民移調字第9號調解筆錄在卷可稽，依上開說明，原應就此部分為被告不受理之諭知，惟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揭有罪部分，屬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具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判決意旨參照。該判決雖係就簡式審判程序所為論述，然參其法理意旨，於簡易判決處刑之情形，解釋上應無不同）。五、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六、如不服本判決，得於判決書送達之日起20日內，以書狀敘述具體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本案經檢察官何采蓉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林怡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件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表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起上訴狀(須附繕本)。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馬竹君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58條無故輸入他人帳號密碼、破解使用電腦之保護措施或利用電腦系統之漏洞，而入侵他人之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3 （違法製作財產權紀錄取得他人之物之處罰）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之財產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7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31

CHDM-113-簡-2132-20241231-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780號抗告人即受刑人祈昕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2日113年度聲字第2696號裁定( 聲請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2152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按依刑法第53條及第54條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備具繕本，聲請該法院裁定之。法院於接受繕本後，應將繕本送達於受刑人；法院對於上開聲請，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者外，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乃因定其應執行之刑之聲請，不僅攸關國家刑罰權之實行，於受刑人亦影響甚鉅，為保障其權益，並提昇法院定刑之妥適性，除「①聲請有程序上不合法或無理由而應逕予駁回、②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案卷證已可得知受刑人對定刑之意見、③定刑之可能刑度顯屬輕微（例如非鉅額之罰金、得易科罰金之拘役，依受刑人之經濟狀況負擔無虞者）等顯無必要之情形」，或「受刑人原執行指揮書所載刑期即將屆滿，如待其陳述意見，將致原刑期與定刑後之餘刑無法合併計算而影響累進處遇，對受刑人反生不利等急迫之情形」外，法院於裁定前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俾為審慎之決定。從而，法院於為定應執行刑裁定前，應將聲請書繕本送達於受刑人，且除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外，應予受刑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下稱受刑人)祈昕於臺灣的親人都不在世上，其對於所犯過錯懊悔不已，並深刻反省自己，服刑期間表現良好，已靜心悔悟、誠心改過向善，並以懺悔之心，在監所內從事勞動，懇請法院本於悲天憫人之心，並考量比例、公平正義及罪刑不過度評價等原則，給予受刑人改過自新、重新做人之機會，從輕裁定應執行刑等語。三、經查，原裁定就受刑人所犯如其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定其應執行刑，固非無見。惟經審核原審全卷結果，未見原審於為定應執行刑裁定前，有將聲請書繕本送達於受刑人之送達證書等相關資料，且查受刑人自民國112年10月23日即已入監執行，有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查；又經核本件案情，並無前揭「依現有卷證或經調取前案卷證已可得知受刑人對定刑之意見、定刑之可能刑度顯屬輕微（例如非鉅額之罰金、得易科罰金之拘役，依受刑人之經濟狀況負擔無虞者）」等顯無必要之情形，亦無「受刑人原執行指揮書所載刑期即將屆滿，如待其陳述意見，將致原刑期與定刑後之餘刑無法合併計算而影響累進處遇，對受刑人反生不利」等急迫情形，依首揭說明，原審於定應執行刑前，自應予受刑人以言詞或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後，再依法為審慎之定刑決定。然原審卻未於裁定前提解受刑人到庭應訊，或以函文、遠距視訊等其他適當方式使受刑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3項規定陳述意見，核與上開規定及其立法意旨難謂無違。又原裁定並未說明本案有何「顯無必要或有急迫情形」，且依卷內事證，亦無前述立法理由所舉各種「顯無必要」或「急迫」情形，原審逕為定應執行刑裁定，容有程序上之違誤。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即此，惟原裁定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從維持。考量當事人之審級利益，爰將原裁定撤銷，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裁定。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吳志強　　　　　　　　　　　　　　　　　　　法　官　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2024-12-31

TPHM-113-抗-2780-20241231-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632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劉宇　　選任辯護人　王聖傑律師　　　　　　蔡承諭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875、1599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62714號、112年度偵字第10816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2年度偵字第2346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一編號2之科刑部分撤銷。劉宇所犯如附表甲編號2「本院宣告刑（主文）」欄所示之罪，處如附表甲編號2「本院宣告刑（主文）」欄所示之刑。其他上訴（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3之科刑部分）駁回。理由一、審判範圍 (一)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劉宇另涉犯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民國113年9月13日以112年度審訴字第1168 號判決判處罪刑，被告上訴後，現由本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6111號案件審理中，並經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 2年度偵字第59361號追加起訴被告涉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現繫屬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72號案件審理，有上開追加起訴書及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該等案件雖與本案屬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之相牽連案件，惟被告未與本案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3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達成和解（詳後述），且依卷存證據資料所示，難認該等案件與本案之訴訟程序及訴訟程度相同，亦無分離審判可能發生重複調查或裁判扞格等情，並基於訴訟經濟考量，應認無與本案合併審判之必要，先予敘明。　　 (二)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 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本件因被告劉宇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已明示僅針對第一審判決之「刑」部分上訴，並撤回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部分之上訴（見本院卷第76、86-1頁、第134至135頁），故被告明示不上訴之犯罪事實、罪名部分，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另檢察官未就原判決關於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原判決第8至9頁）上訴，此部分亦非本案上訴範圍。從而，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度」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　　二、實體方面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 月31日經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經查：　1.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 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後規定擴大洗錢範圍。 2.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因修正前規定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及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鉤，於113年7月31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規定：「（第1 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依新法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 3.有關自白減刑規定則於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日均有修正。被告行為時法（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 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中間時法（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後第16條第2 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裁判時法（即113年7月31日修正後第23條 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因依行為時法之規定，行為人僅需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即得減輕其刑；惟依中間時法及裁判時法之規定，行為人均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裁判時法復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規定。 4.綜上，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即5年），雖較修正前之規定（即7年）為輕，然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裁判時之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始符減刑規定，顯較行為時法、中間時法嚴苛，而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 2條有關洗錢行為之範圍、第16條第2項有關自白減刑之規定，對行為人較為有利，經綜合比較之結果，中間時法及裁判時法對於被告並無較有利之情形，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2條、第14條、第16條第2項規定。 (二)撤銷改判（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之科刑【即附表二編號2所示犯行】）部分之理由、量刑審酌之說明： 1.原審審理後，就被告所犯如其事實欄（下稱事實欄）附表一編號2（即附表二編號2）所載犯行，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被告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尚犯詐欺取財）罪，量處有期徒刑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1萬元，暨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原非無見。惟查：刑法第57條第10款所稱犯罪後之態度，本屬主觀事項，包括行為人犯罪後，有無悔悟等情形；犯後態度如何，尤足以測知其人刑罰適應性之強弱。被告在緘默權保障下所為之任意陳述，坦承犯行，不惟可節省訴訟勞費，使明案速判，更屬其人格更生之表徵，自可予以科刑上減輕之審酌（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68號判決要旨參照）；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亦應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字第5435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本件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坦承犯行，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就附表二編號2所載一般洗錢（尚犯詐欺取財）犯行，坦承不諱，並表明事實、罪名均不在上訴範圍，且被告於112年12月4日與附表二編號2之告訴人倪彬以5萬元達成調解，並依調解條件約定於113年12月4日前之同年10月28日給付5萬元予告訴人倪彬等情，有原審112年度司刑移調字第1032號調解筆錄、匯款資料在卷可稽（原審金訴875卷第137至138頁，本院卷第1 41頁）。綜上，堪認被告犯後已有悔意，並盡力彌補告訴人倪彬所受部分損害，本件量刑基礎已有改變，原審此部分未及審酌此犯後態度即被告依約定賠償上開告訴人有利被告之量刑因子，科刑審酌，即有未恰。 2.被告上訴以其與上開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已給付和解金額賠償該告訴人，原判決此部分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等語，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附表一編號2之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3.科刑（改判部分）：　　⑴被告於原審、本院審理時，就附表一編號2（即附表二編號2 ）所載洗錢犯行自白不諱，爰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原判決就此雖未及比較說明，但其裁判時，仍係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犯行減輕其刑，因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本院就此予以補充，併予敘明。　　⑵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本應尋合法途徑賺取所需，竟貪圖不法利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LINE 通訊軟體暱稱「全能人力公司」、TELEGRAM通訊軟體暱稱「財務」之人（下稱某甲），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參與收取及遞交詐欺款項之行為，致告訴人倪彬受有財產上損害，由藍珮瑄將前開告訴人所匯入款項予以提領，再轉由被告遞交予某甲，製造犯罪金流斷點、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增加檢警查緝難度，助長詐欺犯罪盛行，危害社會秩序安全，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並於原審與告訴人倪彬達成調解，於本院審理中依調解條件約定於113年12月4日前之同年10月28日給付5 萬元予告訴人倪彬等情，已如前述，並考量被告為求職而為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之程度、遞交款項之金額，以及告訴人倪彬於本院審理時表示被告若履行賠償條件，不再追究被告責任，且被告於本案之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素行（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暨被告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現在待業中，並與母親同住之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併科罰金部分，一併審酌被告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被告之資力、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就被告如附表一編號 2之犯行部分，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詳如附表甲編號 2「本院宣告刑（主文）」欄所示），並就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三、上訴駁回（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3【即附表二編號1、3所示犯行】之科刑）部分： (一)本院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法院量刑裁量之權限，就第一審判決關於被告所犯如事實欄附表二編號1、3所載犯行，均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一重論處被告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尚犯詐欺取財）2罪，被告及其辯護人明示僅對於刑度部分提起上訴，本院認第一審此部分所處刑度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悖，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科刑理由（如后）。至原判決就洗錢防制法自白減刑規定雖未及比較說明，但其裁判時，仍係適用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就被告犯行減輕其刑，因與判決結果無影響，本院就此予以補充。並補充記載科刑理由如下：　1.引用第一審判決科刑理由部分：原審就被告所犯附表二編號 1、3所載犯行，均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尚屬年輕，並有適當之謀生能力，本應尋合法途徑賺取所需，竟貪圖不法利益，與某甲間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參與收取及遞交詐欺款項之行為，致告訴人翁美珠、被害人沈明亮受有財產上損害，且藍珮瑄、曾丹琦將前開告訴人、被害人所匯入款項予以提領，轉由被告遞交予某甲，製造犯罪金流斷點、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增加檢警查緝難度，助長詐欺犯罪盛行，危害社會秩序安全，所為實有不該，復未與上開告訴人、被害人達成調解、賠償損失或尋求原諒，所生損害未有彌補，且於原審審理時始坦承本案犯行之犯後態度，惟考量被告於本案之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之素行（見卷附被告前案紀錄表），並酌以被告自述其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婚姻狀態、從事保全之工作收入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本案參與程度、遞交款項之金額、告訴人翁美珠、被害人沈明亮之財產損失金額多寡等情，及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時自述其沒有獲得報酬或利益等一切情狀，就被告如附表二編號1、3所示犯行部分，分別量處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1萬元）、10月（併科罰金1萬元）等旨，茲予以引用。 2.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判斷量刑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為整體觀察及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予以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判決就被告上開犯行，審酌關於刑法第57 條科刑之一切情狀，各量處前開之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均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既未逾越法定刑度，難認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被告上訴意旨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所述：被告係在網路上找一家「全能人力公司」，面試時對方叫被告提供身分證、良民證，並詢問學經歷、家庭狀況及期待薪資等，且約定月薪4萬6千元加車資，其為賺取額外收入，盲目聽從某甲之指示，向他人收取詐欺贓款，並轉交與某甲，因而製造金流斷點，被告並非詐欺集團成員，並有與告訴人翁美珠洽談和解，然告訴人翁美珠表示無法接受被告以分期付款方式給付賠償金，被害人沈明亮則未到庭與被告協商和解事宜，且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從事保全之正當工作，原判決未審酌上情，量刑過重，請求改判較輕之刑等語，縱與被告之犯罪動機、情節、犯後態度及生活狀況有關，惟被告之犯罪動機、情節、犯後態度及生活狀況，並非原判決量刑主要依憑，原判決既已酌及其未與告訴人翁美珠、被害人沈明亮達成調解、賠償損失或尋求原諒，且於原審審理時始坦承本案犯行之犯後態度，及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之程度、從事保全之工作之生活狀況，暨於原審準備程序時自述其沒有獲得報酬或利益等情，且依刑法第57條規定之科刑標準等一切情狀為全盤觀察，所為量刑與罪刑相當、比例原則無違，被告所指上開犯罪動機、情節、犯後態度及生活狀況，即不影響原判決關於附表一編號1、3（即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3所示犯行）部分量刑之結果。至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述其願意賠償告訴人翁美珠、被害人沈明亮所受損害一節，惟上開告訴人、被害人經本院傳喚均未到庭，顯難認其等有接受被告賠償之意願，被告此部分犯後態度雖堪值肯定，惟尚不足據為對其更有利之量刑審酌，是被告上訴意旨所指其有與上開告訴人、被害人協商和解意願之犯後態度，即不影響原判決量刑之結果。綜上，原判決關於附表一編號1、3部分，已以被告之責任為衡量基礎，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妥適量刑，難認有何量刑過重之處，亦無違反罪刑相當原則。 (二)又諭知緩刑，應具備刑法第74條第1項各款之條件，始得為之。被告上訴雖求為緩刑宣告，然其前因詐欺等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113年9月13日以112年度審訴字第1168號判決判處罪刑在案，並經桃園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59361號追加起訴被告涉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嫌，有被告、檢察官所不爭執之前案紀錄表、上開判決及追加起訴書在卷可參，是被告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核與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緩刑要件不符，且本院審酌上情，難認被告無再犯之虞，且被告並無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事，不宜宣告緩刑，被告於本院求為緩刑宣告，並非有據，原審未為緩刑之宣告，經核並無違誤。 (三)綜上所述，被告上訴主張原判決此部分量刑過重，違反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且原判決未宣告緩刑，亦有違誤等語，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洪郁萱提起公訴、黃筱文追加起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表甲】編號原判決事實本院宣告刑(主文) 1 原判決附表二編號1 上訴駁回。 2 原判決附表二編號2 劉宇所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捌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3 原判決附表二編號3 上訴駁回。

2024-12-31

TPHM-113-上訴-5632-20241231-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894號上　訴　人　即　被　告　何家宏　　　　　　　林逸凱　　　　　　　　　　　　　　　　　　　上列上訴人等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4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0、28日第一審判決（【下分稱原判決一、原判決二】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573、4181、5337、8447號），提起上訴，及就同一事實移送併辦（同署113年度偵字第34866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一（即民國113年6月20日宣示113年度訴字第342號判決）關於何家宏之罪刑部分及原判決二（即民國113年6月28日宣示11 3年度訴字第342號判決）罪刑【不含沒收】部分，均撤銷。何家宏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林逸凱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其他上訴（原判決二沒收部分）駁回。事實一、林逸凱知悉柳均翰（所涉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經原判決一判處罪刑確定）在詐欺集團擔任面交取款車手之監控人員，其於民國113年1月7日晚間引介何家宏、鄭延彰（所涉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經原判決一判處罪刑確定）與柳均翰聯繫，而介紹何家宏、鄭延彰分別從事收水、車手工作。林逸凱、何家宏因此與柳均翰、鄭延彰及詐欺集團上游及其所屬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無證據證明未滿18歲，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鄭延彰先於113年1月8日11 時26分許之前不久，依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內之指示，持偽造之投信公司「服務部外派專員鄭家昌」工作證照片及偽造之「偉立投資有限公司」收據（無證據證明林逸凱、何家宏就上述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有犯意聯絡），前往指定地點擔任面交取款車手，何家宏與柳均翰負責監控車手取款。本案詐欺集團不詳成員先透過通訊軟體LINE向王長春佯稱：可參與股票投資平台以獲利，並可將投資款項交予到場協助收款之投資公司專員云云，致使王長春誤信為真，依指示於113年1月8日11時26分許，備妥現金新臺幣（下同）360萬元攜至位於臺北市○○區○○區○○○路0段00巷之「龍門國中」側門圍牆外，何家宏、鄭延彰即依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指示，由何家宏陪同自稱「投信公司服務部外派專員鄭家昌」之鄭延彰前往上址向王長春收取上開款項得手，柳均翰則在附近擔任監控工作。嗣何家宏、鄭延彰擬將所取得之上開款項轉交予依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指示到場收款之其他人員前，經柳均翰通知而察覺上開款項遭到場佯裝為該詐欺集團收水人員之不詳男子（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另案追查中）所騙取，何家宏、柳均翰見狀隨即通知林逸凱到場，鄭延彰在林逸凱、柳均翰之指示下通報警方處理以自清，進而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王長春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理由壹、證據能力之說明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林逸凱於本院審理時經合法傳喚未到庭，惟其於原審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陳述之證據能力，並未爭執證據能力等情（原審訴卷第479至484頁）；另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何家宏就本判決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未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均適為本案認定事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二、又本件認定事實引用之卷內非供述證據（詳後述），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聯性，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方面　　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被告林逸凱於本院審理時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陳述，而其於原審審理時坦承犯行，惟提起上訴時，翻異前詞，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犯行，辯稱：因鄭延彰沒有工作，其只介紹朋友給鄭延彰認識，並不知他們聯絡要從事詐欺行為，其於事發當日下午3時許，接獲電話說鄭延彰的錢被搶，要其與鄭延彰一同前去警局報案，其才會前去臺北與鄭延彰會合，其並未參與任何詐欺行為等語。被告何家宏於原審審理時坦承犯行，其提起上訴時，翻異前詞，固坦承有與鄭延彰一起過去看他跟告訴人收錢，並在現場等候之事實，惟否認為加重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犯行，辯稱：我不知道是要收詐欺的錢，鄭延彰也沒有跟我說，我確實是不知道這是詐騙，事發當時我沒有跟被害人接觸，也沒有跟鄭延彰的上手聯絡過，那天我剛好工作休息，鄭延彰就叫我跟他一起去收錢，不是林逸凱介紹我去；那天我去看鄭延彰收錢，後來又有兩個人搶鄭延彰的包包，當時我只有在那邊等他而已，直到鄭延彰說包包被搶我才知道他是去收詐欺的錢等語。經查： (一)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事實欄一所載之方式詐騙告訴人王長春，致其陷於錯誤，而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113年1月 8日11時26分許，備妥現金360萬元攜至位於臺北市○○區○○區 ○○○路0段00巷之「龍門國中」側門圍牆外，何家宏與鄭延彰一同前往上址，由鄭延彰出面向王長春收取上開款項得手，嗣鄭延彰經柳均翰通知而察覺上開款項遭到場佯裝為該詐欺集團收水人員之不詳男子所騙取，何家宏、柳均翰見狀隨即通知林逸凱到場，鄭延彰在林逸凱、柳均翰之指示下通報警方處理等事實，業據被告何家宏、林家逸於警偵訊、原審審理時供述及何家宏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供述在卷，核與同案被告柳均翰、鄭延彰於警、偵訊、原審供述、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經證人即告訴人王長春於警詢中證述屬實（偵 3573號卷第35至37、39至40頁），且有鄭延彰與柳均翰間之 Telegram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鄭延彰與何家宏間之LINE 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擷圖、鄭延彰交予告訴人收執之現金存款憑證收據、告訴人所提供鄭延彰出示予其觀看之投信公司識別證翻拍照片、雙方面交款項時之側拍照片、相關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等件在卷可稽（偵3573號卷第61至64、75至76、 77至83、85、89至103頁，偵4181卷第79至83、123至134頁，他卷第17至21、35至51、99至100頁），以及如附表一編號1、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行動電話扣案可資佐證。故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二)被告2人雖否認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等犯行，並以前詞置辯。惟查：　1.何家宏於警詢、偵訊時供稱：事發當天早上約8點多鄭延彰主動按我家的門鈴，上來找我跟我說要找我一同去收錢，我跟鄭延彰在路邊攔計程車後，他的上手經由手機告知，路上鄭延彰一直都有持續跟他上手聯絡。（鄭延彰稱當日向被害人收取360萬元後，持續使用手機與詐騙集團上手通話，上手告知鄭延彰：自己人，不要跑，後續鄭延彰即將該筆贓款交予你們後方的兩名男子，你是否知情？有無聽見相關通話内容？）我的確聽到，因為當時鄭延彰是用手機擴音的，對方就說自己人，不要緊張。（「小泉」有無參與本案鄭延彰涉嫌詐欺案？）我僅有聽到本件詐欺案好像是「小泉」介紹鄭延彰的；鄭延彰有說請我當日陪他前往，並於收款後，會有酬庸（偵4181卷第19至25頁）；當天我休假，鄭延彰跑來我新莊中港路的住處找我，說要我陪他去收錢，說收到的錢會給我幾千塊的走路工；鄭延彰收錢是人家介紹的。鄭延彰在前一天113年1月7日就有來新莊中港路住處找我了，並跟我說明天要去收錢，問我要不要陪他去，我說明天沒有工作可以，後來他就先回家，隔天1月8日他再來找我，我們兩個再一起搭計程車過去。事發當天是我叫「小泉」開我的車（車號000-0000號）過來（事發現場），我跟鄭延彰是搭「小泉」所駕駛的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離開的。也是我開這台車載鄭延彰、「小泉」去大安分局報案的。是「小泉」介紹鄭延彰這份工作的；就是1月7日的晚上，在我新莊中港路的住處，我聽到「小泉」在跟鄭延彰講。（後來鄭延彰為何將這360萬元交給另2個追他的男子？）當時那兩個男子在追鄭延彰的時候，我就聽到鄭延彰手中的電話有開擴音，鄭延彰有跟他的通話的上手說有人追他，該名與鄭延彰通話的上手要鄭延彰不要緊張，說是自己人，然後鄭延彰就把錢交給那兩個追他的男子了，鄭延彰交錢給他們後並沒有追趕或呼救，當時鄭延彰跟對方的通話很大聲，我都聽到了。後來又有另外一台白車（Toyota的YARIS)開來現場，車上有一高一矮的男子，並自稱他們才是自己人，並問鄭延彰錢呢，鄭延彰說已經交給剛剛追他的那兩個人了，那對男子才叫我跟鄭延彰上車，去追剛剛那兩名男子，但是後來沒追到，他們才要求鄭延彰要去報案，然後我跟鄭延彰就下車了，我就打電話給我女友楊超，請她開車來載我們，後來楊超就開著000-00 00號載著「小泉」來載我跟鄭延彰（偵4181號卷第191至195 頁）等語，足見何家宏於警、偵訊時供承：本件詐欺案是「小泉」（指林逸凱，下同）介紹鄭延彰的，其有陪同鄭延彰前往上址向王長春收取360萬元，鄭延彰在前往收款地點路上一直都有持續跟詐欺集團上手聯絡，其陪同鄭延彰前往收款後將會獲得金錢報酬等情。又依林逸凱於警詢時供述：我跟柳均翰聊天時，他有說現在在做金流，我說我們認識的共同朋友何家宏也有在做，我就牽線讓他們自己去聊；（如何得知何家宏在做詐欺？）我之前跟何家宏聊天時有聊到，我平時就會去他家，在他家聊天時聊到的等語（偵8447卷第23 頁反面），且何家宏於偵查中、原審偵查羈押審查訊問及原審審理時供稱：我全部認罪，我是跟鄭延彰去收錢；我承認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等語（聲羈42號卷第25至28頁，原審訴卷第203頁），是何家宏曾從事詐欺犯行，其經林逸凱介紹而與柳均翰一起做金流，並與鄭延彰一同前向告訴人收受鉅額款項，應認何家宏對於其與柳均翰、鄭延彰於本案係從事詐欺收取贓款之行為，自難諉為不知。何家宏辯稱：我不知道是要收詐欺的錢，鄭延彰也沒有跟我說，我確實是不知道這是詐騙云云，與其於原審偵查羈押審查訊問、原審審理時供述及柳均翰供證（詳後述）之事實不符，且違常情，並無可採。　2.林逸凱於❶警詢時供稱：事發當天何家宏跟柳均翰都有打電話給我，我先去找何家宏他老婆，我先去何家宏新莊中港路 2樓的住處按電鈴，讓他老婆載我去找他們看是什麼狀況，我到現場後我們分兩邊行動，柳均翰跟小葉去找搶錢的人，何家宏問我可不可以陪他帶「阿彰」去報案，說被搶劫；（鄭延彰、何家宏與柳均翰為何、如何向你回報贓款被騙走？）因為最一開始是我介紹柳均翰跟何家宏認識的。當天我到現場後陪何家宏帶「阿彰」去報案，我不用向誰回報，對盤口的人是柳均翰，柳均翰去承包面交的事情，然後我介紹何家宏給他，讓他自己去安排，但何家宏第一次做就出事，盤口覺得是我們設局，或是要推給我不知道，要嘛是我賠，不然就是我陪「阿彰」去報案，以證明不是我介紹何家宏給他做事後，自己再設搶劫的局；（誰叫鄭延彰去羅斯福路派出所報稱遭搶奪的？）柳均翰要跟盤口回報不是設局，所以需要報案三聯單，所以去報案是柳均翰他們的意思；（你所述你並未參與詐欺犯行，你為何警方於1月10日17時許前往你與何家宏藏匿處，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0樓執行拘提、搜索時，從2樓後方跳樓逃逸？）何家宏都跑了，當時我想說先離開現場，當時的狀況很不明朗，不像現比較清楚了，當時送完「阿彰」去派出所後，換「阿彰」不爽，「阿彰」不爽的點是我跟何家宏叫他去派出所報案，讓他很像自投羅網，搞得「阿彰」不爽我，柳均翰又一直叫我給他們交代，當時所有人的氣氛都很差，盤口一直逼「阿彰」打電話到大安分局問案件進度，所以大家都不爽，盤口叫「阿彰」去做這些事又不給他錢，所以「阿彰」一直在跟我討錢，我叫他自己去跟柳均翰討。然後我們明明沒有做黑吃黑，也沒有證據說是我們做黑吃黑還一直逼我們去自清，「阿彰」甚至沒有自己的電話，還拿我的手機打去派出所；（鄭延彰手機内留有柳均翰之訊息：「盤口那邊的要求是配合錄影，然後要知道進度，如果你有卡到詐欺100,000，絕對會給你100,000 的部分，你不用擔心拿不到，我有跟小泉說了」，柳均翰跟你說什麼？是你要柳均翰叫鄭延彰去假報案的？）因為剛開始都是柳均翰叫我跟鄭延彰聯絡，10萬的部分很莫名其妙是柳均翰要給鄭延彰，不知道為什麼要跟我講，後續我覺得不管怎樣責任歸屬都沒我的事，所以我就讓他們自己聯絡，才會有他們之間對話（偵8447卷第17至21頁）；我跟柳均翰聊天時，他有說現在在做金流，我說我知道我們認識的共同朋友何家宏也有在做，我就牽線讓他們自己去聊；（如何得知何家宏在做詐欺？）我之前跟何家宏聊天時有聊到，我平時就會去他家，在他家聊天時聊到的（偵8447卷第23頁反面）；❷檢察官偵訊時供證稱：我到場之後，柳均翰、何家宏、鄭延彰、「小葉」都在現場，柳均翰跟何家宏有跟我說錢被搶走的事情，柳均翰就叫我陪何家宏跟鄭延彰去報案說錢被搶了，否則盤口會說錢是被我們自己設局拿走的。接著就何家宏開車載我跟鄭延彰就直接去派出所了，去派出所之前有先回何家宏新莊中港路的住處一趟拿證件，至於何家宏的女友是搭柳均翰的車離開，柳均翰有說想要試著去找拿走錢的人。（本件面交及收水的事與你何關，為何要特地通知你到場來？）因為柳均翰說何家宏是我介紹給他們的，結果何家宏第一天做這種事情就遇到被搶的事情，柳均翰認為是我設局搶這360萬元，所以我必須陪何家宏他們去報案取得三聯單，以證明這不是我設局的，否則要我賠這360萬元。（你怎麼會介紹何家宏給柳均翰？）就有一天柳均翰打電話給我，我就問柳均翰現在在幹嘛，柳均翰說現在在做金流、做PK ，我就提到我們的共同友人何家宏也有在做這樣的事情，後來我就介紹他們兩個人互相聯絡等語（偵8447卷第133至135 頁），足見林逸凱於警、偵訊時供承：其知道何家宏之前有從事詐欺，並介紹何家宏與柳均翰一起做金流，且一開始柳均翰係透過其跟鄭延彰聯絡，事發當天何家宏、柳均翰分別以電話通知其到場後，與何家宏陪同鄭延彰至警局報案，以證明鄭延彰收的錢被搶走不是其等設局的等情。復依林逸凱於上訴狀載稱：因鄭延彰沒有工作，其只介紹朋友給鄭延彰認識等語，並參以鄭延彰手機内留有柳均翰之訊息：「盤口那邊的要求是配合錄影，然後要知道進度，如果你有卡到詐欺100,000，絕對會給你100,000的部分，你不用擔心拿不到，我有跟小泉說了」等語，有鄭延彰與暱稱\0000000000(柳均翰)之TELEGRAM對話擷圖在卷可參（偵3573號卷第81至83 頁），顯見柳均翰於事發後向鄭延彰表示詐欺集團將給予10 萬元報酬，並將上情告知綽號「小泉」之林逸凱，俱徵林逸凱確有介紹鄭延彰等人與柳均翰一起從事詐欺犯行。是以，林逸凱既知悉何家宏曾從事詐欺犯行，並介紹何家宏、鄭延彰等人與柳均翰一起做金流，柳均翰事發後亦將允諾給予鄭延彰報酬一事告知林逸凱，則林逸凱對於柳均翰與何家宏、鄭延彰於本案係從事詐欺收受贓款行為，自難諉為不知。林逸凱於警詢、上訴時辯稱：柳均翰與何家宏他們聯絡了什麼、工作怎麼安排我都不清楚，鄭延彰應該是何家宏自己找的，我跟鄭延彰不熟，我不知道柳均翰與鄭延彰他們聯絡要從事詐欺行為云云，與其於原審審理時供述及柳均翰供證（詳後述）之事實不符，且違常情，自無可採。　　　3.又鄭延彰於❶警詢時供稱：（依監視器晝面顯示【圖17】，你拿完款項後於巷口有一名不詳男子背灰後背包與你匯合，該名男子係為何人？於集團中擔任何色？為何會與你匯合？）他是何家宏，因為我在收錢前，上手就有指示說收款的錢，要交給何家宏。（本案劫水車000-0000有2名男子及收水車000-0000上犯嫌，含你共4位是否有認識，或是知道他們身分？）我只有認識何家宏，還有綽號「茶壺」的人；警方提供犯罪嫌疑人指認表供我指認，編號2是綽號「茶壺」的人，他負責「顧水」；（經檢視你手機對話截圖，telegram 暱稱0000000000係為何人?）柳均翰；（於訊息中【盤口那邊的要求是配合錄影，然後要知道進度，如果你有卡詐欺10 0,000絕對會給你100,000的部分，你不用擔心拿不到，我有跟「小泉」說了】前述為何意？）這是說我報完案後，並錄影會有10萬元的酬庸（偵3573卷第21至23頁）。（何家宏有無找你討論過本案共謀詐欺案?他是如何參與？）當日是何家宏找我去他新莊家裡等他，他就要我搭乘營業小客車到大安區收水錢。他也有跟我說等我收到水錢後，要交給他；「茶壺」柳均翰(顧水），是顧面交被害人所得的錢，我收到詐騙所得要交給何家宏（偵3573卷第25至27頁）。❷檢察官偵訊時證稱：這是我第一次跟人家收錢，何家宏有在他新莊的住處跟我說工作内容就是幫忙收水錢。（何家宏又負責什麼分工？）我收到錢之後就交給何家宏，至於何家宏交給誰我不清楚。我真的沒有跟另外一台車的人講話，我也不曉得他們其實是來看水（就是來監督看我拿多少錢）的人。我搭的那台車有何家宏、「茶壺」（負責開車）、還有一個我不認識名字的人，另外一台車有多少人我不知道，但應該有三個人；（他們在本案的分工？）我是收錢的人，然後錢交給何家宏，「茶壺」跟另外一個我不認識名字的人可能是來「看水」的人。（上手既然有告訴你來拿錢的對方是自己人，那事後為何還去大安分局羅斯福路派出所謊報遭到搶劫？）一開始後台跟我說自己人，我還以為指的是「茶壺」，所以我才把錢交給他們，後來「茶壺」出現了，「茶壺」自稱他才是自己人，所以我才發現錢被搶走了，然後我們就去追，是「茶壺」叫我去報案的，去報案才可以跟堂口證明錢被搶了，然後堂口會撥10萬元給我當酬勞等語（偵3573 卷第123至125頁）。依鄭延彰上開警、偵訊供證，及柳均翰於警、偵訊時供述：「小泉」問我有沒有「車手」這塊的通路，他負責找了1號手(阿彰）、2號手(宏哥），我就找了朋友「錢胖」，得到這個工作，我負責傳控台的話跟看水。「小泉」當天收錢時他都不在，直到錢被拿走後，才約在離案發地1小時路程的路邊見面（偵5337卷第17頁）；我主要是去看1號鄭延彰的部分，至於2號何家宏則是要去跟鄭延彰收取這筆款項的。事發當天我也有依照「錢胖」的指示，跟「小泉」講說這個鄭延彰是你介紹的，所以你要請鄭延彰去報案，不然這360萬元要算在你頭上等語（偵5337卷第131至13 3頁），可知林逸凱介紹何家宏、鄭延彰等人與柳均翰一起從事詐欺犯行，由詐欺集團成員分配何家宏、鄭延彰分別擔任收水、車手工作等事實，堪以認定。何家宏於本院辯稱：我沒有跟鄭延彰的上手聯絡過，是鄭延彰叫我跟他一起去收錢，不是林逸凱介紹我去，那天我去看鄭延彰收錢，當時我只有在那邊等他而已，直到鄭延彰說包包被搶我才知道他是去收詐欺的錢云云，與其於原審羈押審查、審理供述及鄭延彰、柳均翰上開供證之事實不符，亦無足採。是以，本案詐欺集團之分工模式為：林逸凱介紹何家宏、鄭延彰與柳均翰聯繫，由詐欺集團成員分配何家宏、鄭延彰分別擔任收水、車手，柳均翰則擔任監視把風等工作，並由該集團成員擔任「機房」工作之成年成員，負責以通訊軟體聯繫被害人而施以詐術，使遭詐騙之人陷於錯誤後，推由鄭延彰出面向被害人取款並交付何家宏上繳上游，柳均翰則在旁監視車手收款等情，堪以認定。 (三)按刑法之共同正犯，包括共謀共同正犯及實行共同正犯二者在內；祇須行為人有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共同犯罪計畫之擬定，互為利用他人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完成其等犯罪計畫，即克當之，不以每一行為人均實際參與部分構成要件行為或分取犯罪利得為必要（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 1882號判決參照）。又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行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行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且其犯意聯絡之表示，無論為明示之通謀或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均不在此限（最高法院98 年度台上字第2655號判決參照）。現下詐欺集團之運作模式，多係機房人員撥打電話或以通訊軟體聯繫而對被害人施用詐術，致被害人陷於錯誤後，由詐欺集團成員指示取款車手前往指定地點向被害人收取贓款，又為避免遭追蹤查緝，於被害人因誤信受騙而將款項交付「車手」時，詐欺集團成員會派員在旁把風監看，並迅速通知「車手」將收取詐欺贓款，交由「收水」、「回水」遞轉製造金流斷點，其他成員則負責處理帳務或擔任居間聯繫、傳話等後勤事項，按其結構，以上各環節均為詐欺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分工，其共同正犯在合同之意思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準此，被告2人雖未實際以通訊軟體聯繫詐騙告訴人，且與鄭延彰、柳均翰以外之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未必相識，惟被告2人知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係從事詐欺犯罪，林逸凱仍介紹何家宏、鄭延彰與柳均翰連繫後，由林逸凱負責居間與柳均翰聯繫相關事宜，暨詐欺集團成員分配鄭延彰、何家宏分別擔任車手、回水等工作，而為本案詐欺集團詐欺及洗錢等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部分；且何家宏、鄭延彰於事發當時，擬將所取得之上開款項轉交予依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指示到場收款之其他人員前，經柳均翰通知而察覺上開款項遭到場佯裝為該詐欺集團收水人員之不詳男子所騙取，何家宏、柳均翰見狀隨即通知林逸凱到場，鄭延彰在林逸凱、柳均翰之指示下通報警方處理以自清，柳均翰事發後將允諾給予鄭延彰報酬一事告知林逸凱等節，業據被告2人、鄭延彰、柳均翰於警偵訊及原審供證在卷，並有鄭延彰使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撥打至派出所之定位擷圖（他793卷第15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羅斯福路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偵4181 卷第119至120頁）及113年1月8日劫水車、收水車與車主畫面（偵34866卷第76至78頁）在卷可按，足見林逸凱確有居間聯繫報酬等相關事宜，並於事發後經何家宏、柳君翰通知到場指示鄭延彰通報警方處理以求自清，應認林逸凱所為對於本案詐欺犯罪目的實現具有不可或缺之地位。綜上，被告 2人確有與鄭延彰、柳均翰及本案詐欺集團上游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就事實欄一所載詐騙告訴人之犯行，有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甚明，被告2人自應就其等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而為共同正犯。又依被告2 人上開警、偵訊、原審之供述及何家宏於本院審理時供述，其等既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有鄭延彰、柳均翰及本案詐欺集團上游等人，顯見被告2人知悉本案詐欺犯罪之共犯應有3人以上，堪以認定。是被告林逸凱辯稱：其只介紹朋友給鄭延彰認識，並不知他們聯絡要從事詐欺行為，亦未參與任何詐欺行為；被告何家宏辯稱：我確實是不知道這是詐騙，鄭延彰叫我跟他一起去收錢，直到鄭延彰說包包被搶我才知道他是去收詐欺的錢各等語，顯非事實，均無足採。 (四)為澈底打擊洗錢犯罪，洗錢防制法第2 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已將洗錢行為之處置、分層化及整合等各階段，全部納為洗錢行為。所謂「處置」即同條第1 款所定將犯罪所得直接予以處理之「移轉變更型」；「分層化」即同條第2 款所定為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化整為零之分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之「掩飾隱匿型」；「整合」即同條第3 款所定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犯罪所得，使該犯罪所得披上合法之外衣，俾回歸正常金融體系之「收受持有型」。可見洗錢防制法已將洗錢行為之本質定性為影響合法資本市場之金流秩序，並阻撓偵查作為。據上，詐欺集團成員向被害人施用詐術後，為隱匿其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而令被害人將其款項轉入該集團所持有、使用之人頭帳戶，並由該集團所屬之車手前往提領詐欺所得款項，檢察官如能證明該帳戶內之資金係本案詐欺之特定犯罪所得，而車手提領得手，自成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一般洗錢罪。至於車手提領時經警當場查獲而未得手，應成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依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1797號裁定所作成之同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97號判決先例參照)。本件依上開證據資料，告訴人如事實欄一所載遭詐而交付現金給車手鄭延彰，該等款項即為本案詐欺集團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而取得，自屬特定犯罪之所得，且依被告2人、鄭延彰、柳均翰上開供證，及卷附手機對話紀錄擷取畫面，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從事詐欺犯罪，該集團成員邀集林逸凱介紹何家宏、鄭延彰與柳均翰聯繫，由詐欺集團成員分配其2人分別擔任車手、收水等工作，並由該集團成員擔任「機房」工作之成年成員，負責以通訊軟體或電話聯繫告訴人而施以詐術，使告訴人陷於錯誤後，推由鄭延彰出面向告訴人取款後，擬將款項交付何家宏上繳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柳均翰負責在旁把風監視車手收款等各情，業如前述，是被告2人與鄭延彰、柳均翰、本案詐欺集團上游及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於該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對告訴人實施詐欺，並由鄭延彰、何家宏依該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前往指定地點向告訴人收取詐欺贓款，何家宏擔任收水，柳均翰在旁監看，即已開始共同犯罪計畫中，關於去化特定犯罪所得資金之不法原因聯結行為，就其資金流動軌跡而言，在後續之因果歷程中，亦可實現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效果，應認被告2人、鄭延彰、柳均翰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等人所為，已著手洗錢行為，惟因何家宏、鄭延彰經柳均翰通知而察覺鄭延彰自告訴人收取之上開款項遭到場佯裝為該詐欺集團收水人員之不詳男子所騙取後，何家宏、柳均翰見狀隨即通知林逸凱到場，鄭延彰即在林逸凱、柳均翰之指示下通報警方處理等情，有如前述，應認鄭延彰向告訴人收取贓款後，並未將款項交付何家宏上繳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是就被告2人而言，未生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結果，此時應論以一般洗錢罪之未遂犯。　　　　 (五)綜上所述，被告2人確有事實欄一所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未遂等犯行，被告2人所辯各節，並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　1.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部分條文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 目業將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明定為該條例所指「詐欺犯罪」，並於同條例第43條分別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其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5百萬元者，設有不同之法定刑；另於同條例第44條第1項，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2款之罪，有㈠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㈡或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者，明定加重其刑2分之1；同條例第44條第3項則就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刑法第339 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且有上述㈠㈡所定加重事由之一者，另定其法定刑；同條例第46條、第47條另就犯詐欺犯罪，於犯罪後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定其免除其刑、減免其刑、減輕其刑之要件。以上規定，核均屬刑法第33 9條之4相關規定之增訂，而屬法律之變更，於本案犯罪事實符合上述規定時，既涉及法定刑之決定或處斷刑之形成，應以之列為法律變更有利與否比較適用之範圍（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3878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2人所犯，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第44條第1項、第3項加重構成要件或處斷刑加重事由；又因被告林逸凱於偵訊時供稱：我沒有參與本件詐欺犯行；上訴時亦否認有何詐欺犯行各等語；被告何家宏於上訴及本院審理時否認有何詐欺等犯行等語，應認被告2人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本案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即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6條、第47 條免除其刑、減免其刑、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尚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　2.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先後經修正公布，自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茲比較新舊法規定如下：　⑴洗錢防制法第2條於113年7月31日經總統修正公布，並於113 年8月2日生效。修正前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修正後之規定將洗錢之定義範圍擴張，而本案被告所為犯行無論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規定，均該當該法所定之洗錢行為。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本件被告2人洗錢之財物未達1 億元，適用修正前規定之法定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適用修正後規定則為最重本刑有期徒刑5年，按諸刑法第35條第3項規定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且依最高法院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並非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之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862號判決），比較修正前後之一般洗錢罪論罪法條，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罪之最重本刑降低，固較有利於被告。然以本案而言，被告2人所犯之洗錢未遂罪，無論適用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後之一般洗錢罪論罪規定，均因想像競合犯之故，仍應從較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且無論依新舊法之一般洗錢罪，均無輕罪封鎖作用），是關於洗錢防制法論罪條文部分之新舊法比較，對被告而言，對裁判結果尚不生影響（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16 8號判決意旨參照）。　⑶關於偵查、審判中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行為時法)，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下稱現行法)，經綜合比較上開行為時法、現行法可知，立法者持續限縮自白減輕其刑之適用規定，現行法必須要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現行法尚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條件，始符減刑規定，相較於行為時法較為嚴格，應認現行法之規定，較不利於被告。 ⑷是由上開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後各項規定可知，關於「洗錢定義」、「一般洗錢罪論罪條文」部分，因依本案情節，不論適用新舊法，對被告2人不生有利或不利之情形，應不列入比較，而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足以影響被告2人之量刑，且以被告「行為時法」對被告較為有利，因此應認被告2人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較為有利，應整體適用。 (二)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2項、第1項之一般洗錢未遂罪。公訴意旨認為被告2 人本件所為洗錢犯行應成立一般洗錢既遂罪乙節，容有誤會。又依檢察官所舉卷附證據資料，林逸凱介紹鄭延彰、何家宏依指示領款、收水之日數僅屬單一，且無證據證明被告2 人有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檢察官亦未起訴被告2人涉犯招募、參與犯罪組織罪嫌，即難僅以林逸凱介紹鄭延彰、何家宏從事領款、收水之行為，逕認其等分別該當招募、參與犯罪組織罪，附此敘明。 (三)被告2人與鄭延彰、柳均翰及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所屬不詳成年成員間，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未遂等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被告 2人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犯上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未遂等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論處。 (四)被告之犯行是否應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之說明：　　何家宏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00年度上訴字第541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100年台上字第5172號判決駁回上訴而告確定，於111年3月21日執行完畢（下稱前案）；另林逸凱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以106年度上易字第1614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8月確定，應執行1年2月，於109 年10月11日執行完畢各情（下稱前案），業經檢察官於起訴書及原審審理時主張被告2人構成累犯，請依法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等語（見原審卷8、12、211、484至485頁），且被告2人於原審、何家宏於本院審理時，就被告2人前案紀錄表記載其等前案犯罪執行紀錄，均表示沒有意見等語（原審卷第211、485頁，本院卷第185頁），足認被告2人確有前案有期徒刑執行完畢紀錄無誤，其等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等罪，均為累犯。然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義及理由，係指構成累犯者，不分情節，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在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依此，該解釋係指個案應量處最低法定刑，又無法適用刑法第59條在內減輕規定之情形，法院應依此解釋意旨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本院審酌被告2人前案所犯均為毒品犯罪，與本案所犯加重詐欺取財、洗錢之罪質並不相同，尚難僅以被告2人上述曾犯前案之事實，逕自推認被告有犯本案犯罪之特別惡性或有何累犯立法意旨之刑罰感應力較低，而有加重其最低度刑之必要，依照上述司法院釋字第 775號解釋意旨，爰均不予加重其最低度刑。 (五)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4866號移送併辦意旨書就被告林逸凱之同一事實移送併辦，本院應併予審理。　　三、撤銷原判決（即原判決一關於何家宏之罪刑部分及原判決二罪刑部分【不含沒收】）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由： (一)原審以被告2人犯罪事證明確，分別據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2人與鄭延彰、柳均翰等人之行為，已著手洗錢行為，惟因鄭延彰出面向告訴人取款後，擬將款項交付何家宏上繳本案詐欺集團上游前，鄭延彰自告訴人收取之上開款項遭到場佯裝為該詐欺集團收水人員之不詳男子所騙取，嗣鄭延彰在林逸凱、柳均翰之指示下通報警方處理等情，應認鄭延彰向告訴人取款後，並未將款項交付何家宏上繳本案詐欺集團上游，就被告2人而言，未生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結果，此時僅能論以一般洗錢罪之未遂犯，業如前述，原判決未論一般洗錢未遂罪，自有未恰。⑵被告林逸凱於偵訊時並未自白洗錢犯行，且於上訴時否認加重詐欺及洗錢等犯行；被告何家宏於上訴及本院審理時亦未自白洗錢犯行，被告2人應無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適用，原判決以被告2人於偵查及原審審判中均自白犯行，而於量刑時衡酌洗錢犯行部分減輕其刑事由，亦有未當。⑶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公布，原審未及比較適用，同有未恰。 (二)被告2人上訴意旨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審判決不當，固無理由，惟原審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一關於何家宏之罪刑部分及原判決二之罪刑（不含沒收）部分均予撤銷改判。 (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均正值壯年，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與柳均翰、鄭延彰及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騙告訴人，對於交易秩序所生危害，實屬不該，惟念及林逸凱介紹鄭延彰、何家宏分別擔任基層取款、收水工作，尚非最核心成員，且其等所犯洗錢部分為未遂犯，暨何家宏犯後於偵查及原審坦承犯行及林逸凱於原審坦承犯行之態度，惟於上訴後均否認犯行，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所受損害，兼衡被告2人前有毒品等犯罪前科之素行，其等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各自參與犯罪之程度，均自陳未獲得報酬，暨其等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2、3項所示之刑。 (四)扣案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之物，並無證據顯示為被告何家宏於事發時用以與本案共犯聯繫，難認係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又何家宏雖參與本案加重詐欺（尚犯一般洗錢未遂）犯行，但未取得報酬乙節，業據其於原審供述在卷（原審卷第210頁），則依卷存證據，檢察官之舉證尚無從認定被告因本案犯罪已實際取得報酬或利益，自不予諭知沒收、追徵犯罪所得。另被告2人為本案加重詐欺犯行，何家宏固係擔任收水之工作，然因何家宏、鄭延彰經柳均翰通知而察覺鄭延彰自告訴人收取之上開款項遭到場佯裝為該詐欺集團收水人員之不詳男子所騙取後，鄭延彰即在林逸凱、柳均翰之指示下通報警方處理等情，業如前述，應認鄭延彰自告訴人收取之上開款項已遭人取走，且無證據證明被告2 人就告訴人所交付之款項360萬元所有或有事實上之共同處分權，無從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沒收，均併予敘明。　　　　四、維持部分原判決（即原判決二之沒收部分）之理由：　　 (一)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此為刑法第2條第2項所明定。又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有關「違禁物」、「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犯罪所生之物」、「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屬於沒收之總則性規定，若其他法律有沒收之特別規定者，應適用特別規定，亦為同法第11條明文規定。新制定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查扣案如附表二編號1所示之行動電話1支，為被告林逸凱所有供其聯繫本案詐欺犯行所用之物，業據林逸凱供述在卷(原審卷第478頁)。 (二)原判決二理由已說明上開扣案物因屬供犯罪所用之物，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之規定宣告沒收，且說明扣案如附表二編號2所示之行動電話，並無證據顯示為被告林逸凱用以與本案共犯聯繫，難認係本案犯罪所用之物，爰不予宣告沒收；另卷內無事證顯示林逸凱有取得報酬，認林逸凱並無因本案取得犯罪所得，不予宣告沒收、追徵等旨。經核原判決二就林逸凱沒收之認定與諭知上開扣案物沒收部分，雖未及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規定，然因不影響宣告沒收結果之正確性，爰由本院予以說明補充即足，尚毋庸撤銷。是被告林逸凱此部分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林逸凱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於審理期日到庭，有被告之戶籍資料、本院送達證書及被告在監在押全國記錄表等件在卷足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之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法　官吳志強法　官楊志雄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林昱廷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一】編號扣押物名稱數量 1 iphone 12智慧型手機（柳均翰所有） 1支 2 iphone 11 PRO MAX智慧型手機（何家宏所有） 1支 3 三星GALAXY A32 5G手機（鄭延彰所有） 1支【附表二】編號扣押物名稱數量 1 iphone 13 PRO MAX智慧型手機（林逸凱所有） 1支 2 iphone XS智慧型手機（林逸凱所有） 1支

2024-12-31

TPHM-113-上訴-5894-20241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