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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賴妙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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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295號上訴人即被告謝緯翔選任辯護人紅沅岑律師宋豐浚律師（於言詞辯論終結後解除委任）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44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3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前揭撤銷部分，謝緯翔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部分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上訴人即被告謝緯翔（下稱被告）原不服第一審判決（下稱原判決）全部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7、11至13頁），檢察官未上訴，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表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上訴，撤回量刑以外之其他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77頁），有「撤回上訴聲請書」1份在卷（見本院卷第93頁）可參。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參照最高法院112年度第1次刑事庭庭長、審判長會議紀錄，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沒收等部分均不再予以記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始終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實屬良好，於本案開始偵查時就願意積極配合清除在本案土地上之廢棄物，降低對土地汙染程度，惟因地主封閉該土地，致使被告無法繼續清除作業，被告確實感到懊悔，且獲利甚微，雖涉及面積看似甚廣，係因傾倒後回填推平所致，實際上被告所涉廢棄物數量尚非龐大，且為一般事業廢棄物，危害性顯較輕微，可非難性程度較低，被告亦願主動繳回犯罪所得，惡性尚非重大，然所涉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為有期徒刑1年以上5年以下之罪刑，實屬情輕法重、足堪憫恕，在兼顧比例原則及環境生態保護之目的下，實應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等語。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原審認被告就原判決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 6條第3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及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4項、第1項之非法占用及使用致水土流失未遂罪，所犯前揭2罪，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以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論處。　㈡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 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已著手於非法占用及使用犯罪行為之實行，惟未致生水土流失之結果，為未遂犯，依其所犯情節較既遂犯為輕，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於量刑時審酌此部分減輕事由。　㈢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所謂「犯罪之情狀」，應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165 號、51年度台上字第89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無視自然環境之珍貴，土地維護、復育之困難度，僅為貪圖每車次新臺幣（下同）800元之報酬，擅自提供土地供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司機傾倒營建剩餘土石方而回填、堆置一般事業廢棄物，占用面積達5,620平方公尺，範圍尚廣，危害不可謂不嚴重，而其犯後並未積極清除上開事業廢棄物，係由土地所有權人許鑫賢、葉玉珍自行出資找人清除完畢，已經許鑫賢、葉玉珍於原審審理時陳述明確（見原審卷第43、44 、193、194頁），被告並未積極清除，亦未支付分文清除費用，於本院審理期間雖表達有意願賠償地主葉玉珍新臺幣5 、60萬元（見本院卷第77頁），惟截至本院宣判之日止仍未見其提出實際賠償之證明，難認其已盡力彌補因其犯行所造成之危害，依其本案犯罪之情狀實難認有何值得情堪憫恕之處，且與其所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法定最低度刑僅有期徒刑1年相較，並未失之過重，是以，本院認被告本案並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四、本院之判斷（刑部分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依被告本案所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本於科刑裁量之權限而為量刑，固非無見，惟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表達願意繳回犯罪所得4萬元，事後亦確實繳交之作為，此部分涉及被告犯後態度應為其量刑因子之有利考量，自有未洽，被告上訴意旨以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情形為由，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雖無理由，然其請求從輕量刑一節，則屬有據，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予以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未經同意，擅自占用及使用私有山坡地開挖整地及非法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雖幸未致生水土流失之實害，惟已危及山坡地水土資源之保育及水土保持之維護，並妨害地主等人之權益及環境保護主管機關對廢棄物之監督管理，實不足取，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分工、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種類及數量、擅自占用及使用私有山坡地之面積非少，犯後業已坦承犯行，於本院審理期間並繳回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所得4萬元，有本院收受刑事犯罪不法所得通知及本院收據各1份在卷（見本院卷第97、98頁）可參，暨其自述國中畢業、職業貨運司機、月薪約4萬元、尚有父親及子女需照顧扶養，目前幼女甫於000年00月00日出生，有其所提出生證明書1份在卷（見本院卷第95頁）可參，綜其智識程度、社經地位、家庭經濟狀況，與被害人等之意見（見原審卷第21、44、139 、192至19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明峰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德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附錄本案科刑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　　水土保持法第32條第1項、第4項（第1項）在公有或私人山坡地或國、公有林區或他人私有林區內未經同意擅自墾殖、占用或從事第8條第1項第2款至第5款之開發、經營或使用，致生水土流失或毀損水土保持之處理與維護設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60萬元以下罰金。但其情節輕微，顯可憫恕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第4項）第1項未遂犯罰之。

2025-01-16

TCHM-113-上訴-1295-20250116-1

抗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定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8號抗告人即受刑人李靜怡上列抗告人因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11月7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41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理　由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李靜怡（下稱抗告人）前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執正字第1265號執行有期徒刑6年，然該案件前經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2671號判決處應執行有期徒刑7年2月（按此係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440號之判決），因本件另有無罪判決確定部分（前揭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判決經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2671號判決就其中附表三部分改判決無罪確定），原裁定定執行刑時未為審酌，造成抗告人應執行之刑不符適當比例，特提起抗告云云。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又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53條及第51條第5 款分別定有明文。依上開規定，得依數罪併罰規定定應執行刑者，自以裁判確定前所犯之數罪為限，裁判確定後另犯他罪，不在數罪併罰規定之列。被告所犯數罪有二裁判以上時，其所犯各罪是否合於數罪併罰規定，應以各裁判中最初判決確定者為基準，凡在該裁判確定前所犯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0條、第51條各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其餘在該裁判確定之後所犯之罪，則不得與在上開最初判決確定之前所犯者合併定執行刑，而應與上開應執行之刑分別執行。又按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所稱「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其中所稱「裁判確定」之「裁判」，係指所犯數罪中判決確定日期最早之裁判而言，該裁判之確定日期並為數罪併合處罰之基準日，必須其他數罪之犯罪日期均在該基準日之前，始得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抗字第804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本件抗告人因犯竊盜等罪，先後經法院判處如原裁定附表所示之刑，分別確定在案，有各該判決書及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見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290號執行卷；本院卷第25至38頁）可參。觀諸原裁定附表所示，其中附表編號4所示之罪之犯罪時間（民國1 12年7月4日），係在首先確定之附表編號1（即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投簡字第164號）所示之罪判決確定後（112 年6月6日）所犯，並不符合刑法第50條之裁判確定前犯數罪之要件，無從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數罪併罰之規定裁定定其應執行刑，是原裁定就抗告人所犯如附表編號4所示之罪與附表其餘各編號所示之罪合併定執行刑，顯有未洽。抗告人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及此，然原裁定既有上開不當，即屬無可維持。考量當事人之審級利益，爰將原裁定撤銷，發回原審法院另為適法之裁定。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附表編號 1 2 3 罪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宣告刑有期徒刑3月有期徒刑3月有期徒刑3月犯罪日期 111.12.25 111.12.08 112.05.22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及案號南投地檢112年度毒偵字第212號南投地檢112年度毒偵字第266號南投地檢112年度毒偵字第664號最後事實審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案號 112年度投簡字第164號 112年度投簡字第215號 112年度投簡字第363號判決日期 112.04.25 112.05.22 112.10.25 確定判決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案號 112年度投簡字第164號 112年度投簡字第215號 112年度投簡字第363號確定判決日期 112.06.06 112.06.29 113.01.19 得易科、易服社勞否之案件得易科得社勞得易科得社勞得易科得社勞備註南投地檢112年度執緝字第292號南投地檢112年度執字第1731號南投檢113年度執字第317號編號1至3經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101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編號 4 5 6 罪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竊盜宣告刑有期徒刑3月有期徒刑1年9月（4次）有期徒刑1年10月（1次）有期徒刑5年1月（6次）有期徒刑5年2月（1次）有期徒刑6年（2次）有期徒刑7月犯罪日期 112.07.04 110.10.21至 111.03.02（14次） 112.06.02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及案號南投地檢112年度毒偵字第751號南投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678號等南投地檢112年度偵字第7364號等最後事實審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案號 112年度投簡字第428號 112年度上訴字第2671號 113年度易字第175號判決日期 112.11.23 113.03.27 113.05.28 確定判決法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案號 112年度投簡字第428號 112年度上訴字第2671號 113年度易字第175號確定判決日期 112.12.21 113.04.30 113.06.26 得易科、易服社勞否之案件得易科得社勞不得易科不得社勞不得易科不得社勞備註南投地檢113年度執字第54號南投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265號南投檢113年度執字第1580號

2025-01-15

TCHM-114-抗-18-20250115-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加重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36號上訴人即被告陳俊辰選任辯護人廖威智律師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上訴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陳俊辰羈押期間，自中華民國114年2月9日起，延長貳月。　　理　由一、上訴人即被告陳俊辰前經本院認為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及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9日執行羈押及113年10月9日及113年12月9日起延長羈押，至中華民國11 4年2月8日止，羈押期間即將屆滿。二、茲本院以前項原因依然存在，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應自中華民國114年2月9日起，延長羈押貳月，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 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馨文　　　　　　　　　　　　　　　　　　　法　官　賴妙雲　　　　　　　　　　　　　　　　　　　法　官　姚勳昌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溫尹明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2025-01-15

TCHM-113-金上訴-836-20250115-4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聲請再審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31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永芳陳怡卉共同代理人鄧湘全律師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等因偽造文書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546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判決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062號；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0761號、112年度偵字第31505號；移送併辦案號：112年度偵字第55800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及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一、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等（下稱聲請人2人）甲○○、乙○○聲請意旨略以（以下參本院卷附「刑事聲請再審狀」、「刑事聲請再審補充理由狀」、「本院民國113年11月11日訊問筆錄」、「刑事聲請再審補充理由㈡狀」）（見本院卷第3至18 9、211至219、221至317、321至387頁）：　㈠本件有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　　，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判決，及本案為不得上訴第　　三審法院之案件，存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　　，兹說明如下：　⒈據臺中市私立○○○托嬰中心（下稱○○○托嬰中心）113年7月22 日芳J字第1130722001號函達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下稱社會局）之内容（聲證5），略謂「現職托育人員張○慈（以下提及其他與本案無直接關連之托育人員時，考量其等均非本案當事人，為保障其等隱私，均遮隱姓名），其於108年12月5 日自前任職之私立○○○○托嬰中心（下稱○○○○托嬰中心）離職，並於109年3月2日至現在單位任職。○○○托嬰中心於張○慈1 09年3月2日到職時，登錄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托育服務整合資訊系統（下稱系爭托育系統）欲將其與幼兒媒合時，發現張○慈在系爭托育系統上仍掛名在前一家○○○○托嬰中心，以致於無法進行媒合；經多次聯繫社會局請求協助未果後，乃於109年3月19日以文號芳字第1090319001號函（聲證6 ）發文至社會局，說明托育人員張○慈早於108年12月5日自前一間托嬰中心離職，且提供其離職證明予社會局備查。社會局竟製作不實内容，虛偽記載：「張○慈於○○○○托嬰中心離職時間為『109年3月1日』的服務年資證明書，並允許○○○○ 托嬰中心於系爭托育系統持續以張○慈來媒合幼兒至109年3 月30日」云云，因此○○○○托嬰中心於109年1月2日尚得使用已於108年12月5日離職之托育人員張○慈與新收托之幼兒進行媒合，導致○○○托嬰中心於該期間内無法以在職之托育人員張○慈名義登錄系爭托育系統媒合幼兒。而且，張○慈已經在○○○托嬰中心上班了，社會局是在其到職上班後一個月才審核通過（聲證7，即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09年3月31日中市社少字第1090035166號函）其人事異動到職，可證社會局對於離職媒合幼兒的管理，長期以來皆以此指示托嬰中心得以離職人員與新收托之幼兒進行媒合之事實，而社會局承辦人陳逸芬在開庭時雖說謊否認，但此一新證據足以推翻證人陳逸芬所為不利於聲請人2人「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的直接故意之犯罪事實的認定，亦不會損害社會局就系爭托育系統管理之正確性；況在社會局審核資訊（聲證8，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托育人員登記管理系統）中，可知社會局明確知悉張○慈在109年3月2日已經在○○○托嬰中心任職，竟函覆○○○托嬰中心謂「○○○○托嬰中心並無於張員離職時用其名義媒合幼兒」等語（聲證9，即臺中市政府113年8月5日府授社托字第1130207869號函），直至113年8月15日始同意張 ○慈於113年8月27日申請其在○○○○托嬰中心媒合幼兒相關資料（聲證10、11、12，即臺中市政府113年8月15日府授社托字第11302258861號函、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檔案應用申請書、簽收單），並於同年10月8日申請並取得其「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辦理未滿三歲兒童托育準公共化服務費用申報暨三歲以上至未滿六歲兒童平價托育費用補助申請表」及「私立○○ ○○托嬰中心《109/01》托育費用補助申請名冊」（聲證13、14 ）等情，足證○○○○托嬰中心同樣在社會局行政指導狀況下，存在離職人員媒合幼兒之事實，是本件聲請人2人確實受社會局行政指導，應無犯罪之直接故意，甚且無損害社會局之情形，應受無罪之判決。　⒉上開系爭托育系統所載托育人員名下媒合幼兒的主要資訊是為了社會局就托嬰中心整體師生比之計算，而社會局實務上操作系爭托育系統是關於托育人員名下媒合幼兒的資訊，本就不代表托育人員實際照顧幼兒之情形，而造成不相符的原因是緣於須等待社會局的審核通過才能在系統中使用到職的托育人員進行媒合，此均由社會局承辦人員即證人陳逸芬之行政指導所致，由托育人員王○萱、林○沂、林○紜、黃○玲、林○梅等案即可得知，聲請人2人於原審審理時就本案亦供述甚詳，惟原確定判決仍未詳查我國目前托育實務及現況，以致未能詳細暸解關於托育資訊系統的作用及目的，僅採信與聲請人2人對立立場之承辦人員之證言及其所作之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2年1月10日中市社少字第1110174616號函文，而漏未審酌就該部分之其他重要證據，自有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　⒊依上開說明，系爭托育系統僅供社會局即時掌握托嬰中心之師生比例所用，並非社會局審查人員異動的重要指標，亦即系爭托育系統不包含在社會局審核的工作業務報告範圍中，此先後由社會局111年8月25日中市社少字第1110111570號函、111年12月7日中市社少字第1110157005號函自明，從而系爭系統並非審核的程序，只是作為社會局內部的管理系統而已，不生對外的法律效力，上開托育人員王○萱一案，即是明顯的例子，是本案托育系統之登載事項，並不屬聲請人2 人業務上登載之電磁紀錄準文書，就此，原確定判決亦未詳加審酌，自當構成再審事由。　⒋系爭托育系統既是用以輔助主管機關審核托嬰中心師生照顧比狀況的工具，並無被主管機關用以判斷實際之收托情形，自無從影響主管機關掌握托嬰中心實質上之收托狀況及核發補助之認定；況聲請人2人對於托育資訊系統的操作，都是遵照主管機關之指示，針此，社會局本即知情系爭托育系統所登載之托育人員會與實際現場照顧之人員不一致，聲請人 2人並未損害主管機關就系爭托育系統管理之正確性。原確定判決僅形式上判斷○○○托嬰中心將已經離職之告訴人於系爭托育系統登錄為收托幼兒之托育人員，便認為存有不實事項，顯然並未加以審酌及調查，亦未說明不採之理由，而依上開證據的形式觀之，確有可能推翻原確定判決此部分所認定之事實。　⒌再者，依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及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申請書（聲證18）內容可知，只要托育人員文件備齊就可辦理居家托育服務，並無要　　求登載於系爭托育系統此一要件，並由第一審113年2月23日審判筆錄第15至16頁（聲證19，即第一審112易2062卷二第6 1至62頁）可清楚顯示，且系爭托育系統内容尚在核備期間，與托育人員並無直接關係，又申請居家托育的程序規定並未要求須先於托育系統卸載，因此聲請人2人在合法的30日緩衝期間内未將告訴人自系統中卸載，並不會生損害於告訴人之工作權。而臺中市第四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即弘光科技大學）未依法行政及錯誤的實務運作（聲證24，即第一審 113年2月23日審判筆錄第10頁；見第一審112易2062卷二第5 6頁），原確定判決逕依其112年11月8日弘大教保字第11200 17803號函，認定聲請人2人之行為導致告訴人無法登錄為居家托育人員，對其工作權造成損害，明顯漏未審酌上開有利於聲請人2人之證據，又引述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5條規定，作為兼職與否之認定，並未對聲請人2 人前後提出托育人員林○紜、陳○璇、陳○伶、陳○青等案（聲證20：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0年8月23日中市社少字第110009 6535號函；聲證21：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0年5月11日中市社少字第1100055993號函；聲證22，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2年8 月2日中市社少字第1120107226號函；聲證23，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1年3月23日中市社少字第1110037117號函）詳加審酌，而聲請人2人所提之上開事證均屬重要；加以，告訴人於本案刑事附帶民事事件（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中簡字第2467號）審理時，亦告知並無損失及無法請求損害賠償等語，均足以推翻對告訴人工作權產生損害之認定。　⒍復本案家長皆有順利請領到補助費、照護收托幼兒之托育教師人力亦足夠；換言之，即使托育系統上托育人員與收托幼兒之媒合，與實際照護情形不同，但是請領補助費是以實際照護的托育人員王○萱的名義去申請的，補助費也是直接入帳於家長之帳戶，此有臺中市政府保母托育費用補助發放清冊（聲證25）可證，縱告訴人在未查明事實真相前胡亂對聲請人2人提起告訴，也無法明確表示受有多少損害（聲證26 ，即第一審113年2月23日審判筆錄第6至7頁；見第一審卷二第315至317頁），是聲請人2人確實無損害送托家長、幼兒之權益，且社會局事後亦於111年12月7日以中市少字第1110 157005號函（聲證36）撤銷原本限期改善之行政處分，業已明確表示聲請人2人所登載之資料並非其等「工作業務報告」亦即不是該2人之業務上文書。原審漏未審酌核發補助費之實際情形、行政稽查表（聲證35）查核結果托嬰中心内的照護狀況一切合法，以及就社會局所撤銷處分之函文詳加審究，而上開證據，均能認定聲請人2人所為並不構成犯罪。　⒎再依行政業務須知（聲證15）第參項人事異動及聘任應備文件以下内容可知，托嬰中心在工作人員有人事異動時，應於 30日内，先至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托育人員登記管理資訊系統登錄及送審相關資料給社會局，並備齊文件資料陳報社會局備查，可證社會局允許托嬰中心在緩衝的30日内完成系統送審，此有告訴人與聲請人乙○○的電話通話錄音譯文（聲證16）可證。況聲請人2人是依上開法令於30日之緩衝期間内，依社會局的行政指導為托育資訊之登記，完全沒有主觀上「明知」不實事項之登記的認識，亦即並無明知的犯罪故意，且系爭托育系統與實際照護情形不一致之問題乃長期存在的客觀事實，聲請人2人曾與社會局（聲證17，即與臺中市政府主管機關人員討論托育資訊系統問題之錄音托育資訊系統錄音譯文）及臺中市托嬰中心亦有就此討論及提案過，然原確定判決並未發現、不及甚至漏未調查斟酌，就前述質疑，可認為上開證據有利聲請人2人，顯可認為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應為聲請人2人無罪之判決。　⒏復，參閱托育人員徐○妤案，可證社會局對托育人員即使任職於新托育中心時，系爭托育系統對其資料尚未修改，到任之托育中心並無法將該托育人員登載於系爭托育系統中，社會局還是會核准其到職（聲證27，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3年9月 19日中市社托字第1130136423號函），對該托育人員之工作權益並未受到影響；且由聲證28，臺中市私立○○○托嬰中心1 13年10月18日芳BN字第1131018001號函，以及聲證29，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113年10月24日社家支字第1130114031 號函之回覆，可知係在提醒托嬰中心在處理人員異動時，除報主管機關備查外，尚須於人員異動時儘速至托育系統完成更新，並沒有就實務上多間托嬰中心遲未於托育系統中卸載托育人員，認定會有兼職而侵害工作權之情形，是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認為「未於托育系統中卸載離職之托育人員會導致該托育人員被兼職」一事應非事實；而聲證30，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3年10月30日臺教國署幼字第1130125 279號函，更明白指出「有關托育人員到職及離職之認定，應依主管機關之備查函文為準，托育填報系統僅為協助托育機構與主管機關管理托育人員之平台，不應以系統登載狀態認定相關人員之任職情形」，準此，居家托育證的申辦，並不會因為托育系統的登錄與否受到影響，而是相關人員之任職情形應依主管機關之備查函文為準，故本案臺中市第四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就是嚴重違反《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及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錯誤地以「系統登載狀態」認定任職情形，及以「托育人員於托嬰中心系統中僅能擇一申請登記」（聲證31，弘光科技大學113年9月18日弘大教保字第1130 014226號函）為其作為，除顯然違反法規，更與托育實務運作未合。從上揭說明，本案爭論的托育系統實際運作情形自應以上級單位之認定為準，而非以受託單位之函文回覆為認定。況參酌臺中市政府社會局托育人員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初審確認檢核表暨個人資料/資訊公開同意書（聲證32 ），在由承辦人員填寫的審核紀錄欄中，臺中市第四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已勾選告訴人申請資格符合，並無資格不符或文件不齊之情形，卻又認定告訴人無法申請居家式托育服務登記證書，已明顯與上述客觀證據矛盾，原確定判決採信弘光大學112年11月8日弘大教保字第1120017803號函，認定聲請人2人於30日緩衝期間内未將告訴人自托育系統卸載之行為，導致其無法登錄為居家托育人員，對其工作權確實造成損害之事實顯不實在，針此，本件有發現在原判決確定如已存在而未及調查斟酌之新證據，及原判決確定後始成立之新證據，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聲請人2人應受無罪之判決，具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再審事由。　⒐承前⒉關於托育人員王○萱案乙節，依聲證33，臺中市私立○○○ 托嬰中心112年12月11日芳W字第1121211002號，及聲證34，臺中市政府112年12月25日府受社少字第1120368283號函，可知臺中市政府亦認為托育系統的登載情形與托育人員的任用無關，有關托育人員到職及離職之認定，應依主管機關之備查函文為準，再次證明告訴人並不會因為未自托育系統中退出，而影響其居家托育服務之申請，主管機關即社會局之前述函文，即可證明告訴人的工作權益未受任何影響。原審卻未加以審酌及說明，然依諸前揭證據事實即可證明告訴人權益並不會受到系爭托育系統未卸載而限制或影響工作之進用，故本件自應予重新審視自明。　⒑末，聲請人2人所屬○○○托嬰中心有足夠托育人員可以媒合及照顧幼兒，亦即有補充支援人力之托育人員王○婷進用，有聲證35之111年8月16日行政稽查紀錄表自明，原確定判決雖有提及，然卻未深究該表上查核結果勾選「符合」之記載，而為有利於聲請人2人根本沒有要偽造文書的明知主觀故意之有利認定，顯有未洽，再為敘明。　㈡綜上所述，依原確定判決後始存在、始發現的新證據及漏未審酌的重要證據觀之，所有上級單位包括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臺中市政府，皆認為托育人員之任職情形應依主管機關之備查函文為準，並不會以托育系統的登錄情形為判斷，但是原審卻為相反之認定，容有未洽。更何況，綜合全部證據相互間之關連性後，足證聲請人2人根本沒有任何「明知」偽造文書的故意，聲請人2人乃「明知」告訴人在托育系統有30日緩衝期間後，始認為是托育系統的離退或離職，就此不只是違法性的問題，很明確是構成要件不該當的問題。再則，主管機關都作證說明本件非屬業務上文書，亦得為聲請人2人有利之認定；聲請人2人於本次所提出再審聲請的理由，亦可證明告訴人居家托育證的申辦，並不會因為聲請人2人於30日緩衝期間内未將其自系爭托育系統卸載受到影響，更不會因此損害其工作權益，顯可認為確實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應為聲請人2人無罪之判決，為此，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及同法第421 條之規定聲請再審並停止刑罰執行等語。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新事實或新證據，除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嶄新性）」外，尚須具備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顯著性、明白性）」特性，二者均不可或缺，倘未兼備，自無准予再審之餘地，以此兼顧法安定性與無辜者之救濟。又同法第421條關於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之案件，就足生影響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得聲請再審之規定，其中「重要證據」與同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新事實或新證據」法規範用語雖有不同，然二者之涵義應為相同之解釋。而所謂「新規性」，係指該事證未曾經原確定判決之法院為實質評價取捨者而言，即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故屬第一階段之形式要件；又所謂「確實性」，則指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證據綜合判斷之結果，足以使原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產生合理懷疑，而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蓋然性者，則為第二階段之實質要件。「新規性」及「確實性」二者先後層次有別，且均不可或缺，倘未兼備，自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再審聲請人所提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是否具有未經原確定判決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加以判斷之新規性，自應先予審查，如係在原確定判決審判中已提出之證據，業經原法院審酌判斷者，即不具備新規性之要件，自毋庸再予審查該證據是否具備確實性（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595、1683、1710 號等裁定意旨參照）。　三、次按若為原確定判決已經調查斟酌之事實或證據，聲請再審意旨徒就法院取捨證據、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任憑己意，再事爭執，即與「新規性」之要件不符；又雖屬新事實、新證據，然若此等新事實或新證據縱於原確定判決審理期間即行提出，仍無從動搖原確定判決所形成之確信心證時，即不符合「確實性」之要求。有關「確實性」之判斷方法，法文業明確規定新事實或新證據應「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故首應分析原確定判決認定犯罪事實之既有證據與理由構成，繼而確定新事實或新證據於該證據與理由構成所處之位置及其功能角色，以確認新事實或新證據是否能產生大幅減損既有特定證據或間接事實證明力之效果，倘新事實或新證據足以大幅減損既有特定證據或間接事實之證明力，則進而檢討新證據對於整體證據與理由構成之影響程度，亦即新事實或新證據是否係屬足以影響相關證據之可信性之決定性證據，從而動搖原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而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蓋然性（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683號裁定意旨參照）。是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又倘聲請再審之理由與客觀經驗、論理法則未符，僅係受判決人主觀上之片面主張，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均不符合提起再審之要件。　四、經查：　㈠按依刑事訴訟法第421條規定，因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而聲請再審者，應於送達判決後20日內為之，同法第424條定有明文，聲請人2人均於113年10月9日收受判決，並於同年月25日聲請再審，並未逾越法定不變期間，應予准許；又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定有明文，本院於113年11月11日通知聲請人2人、共同代理人及檢察官到庭陳述意見，是本院已依法踐行上開程序，並聽取聲請人2人、代理人及檢察官之意見；以上均合先敘明。　㈡本院113年上易字第546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係綜合聲請人2人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乙○○、證人陳逸芬、證人即告訴人陳葦庭（下稱告訴人）均於具結後所為之證述，以及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1年10月5日中市社少字第1110131803 號函文、111年9月26日中市社少字第1110124671號函文、11 1年9月2日中市社少字第1110117900號函及檢附之附件補充資料（含系爭托育系統及111年8月17日系爭托育系統小梧桐托嬰中心之收托現況截圖等）、112年1月10日中市社少字第 1110174616號函文、臺中市第四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即弘光科技大學）112年11月8日弘大教保字第1120017803號函文及告訴人於臺中市私立○○○托嬰中心之服務證明書等證據資料互為參佐，認定聲請人甲○○、乙○○2人分別擔任○○○托嬰中心之負責人及主任，明知告訴人已於111年7月31日離職，卻仍在同年8月初，於系爭托育系統不實登載告訴人於111年8 月8日及9月1日起為幼兒楊○勳、王○辰之托育人員，以網路申報之方式向臺中市政府申報不實之托育人員資料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主管機關對於系爭托育系統管理之正確性、告訴人及送托家長、幼兒之權益，共同犯刑法第216條、第2 20條第2項、第215條之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文書罪，對於聲請人2人於本院所辯各節（否認有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私文書之主觀犯意及有損害告訴人及送托家長、幼兒之權益之虞，辯稱其所為皆係受社會局行政指導等云云），何以不足採取，亦已依憑卷內證據資料於理由內詳為指駁說明，有該判決書在卷（見原判決理由欄二、㈠至㈤）可稽。核其所為論斷說明，與卷內訴訟資料悉無不合，是本院原確定案件之合議庭本其自由心證對證據予以取捨及判斷，係屬其職權之適當行使，並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　㈢經本院調閱原確定案件之卷證資料，證人即同案被告乙○○業經第一審112年12月28日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見第一審112年度易字第2062號卷一第446至461頁），其於警詢、偵查、第一審及本院歷次供述及證述已提示予聲請人2人表示意見並辯論（見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546號卷第124、2 04頁）；證人陳逸芬業經第一審112年12月28日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見第一審112年度易字第2062號卷一第第4 46、461至483頁），其於偵查、第一審及本院歷次供述及證述已提示予聲請人2人表示意見並辯論（見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546號卷第124、200頁）；證人即告訴人業經第一審113 年2月23日審理時以證人身分具結作證（見第一審112年度易字第2062號卷二第第51至70頁），其於警詢、偵查、第一審及本院歷次供述及證述已提示予聲請人2人表示意見並辯論（見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546號卷第124、204頁）等情無訛，且由上開證據資料互相參佐，認定聲請人2人分別為○○○托嬰中心之負責人及負責在系爭托育系統登錄收托幼兒及其對應之托育人員，而上開系爭托育系統既然係由托嬰中心人員負責登載，供主管機關掌握托嬰中心收托狀況、收托人數、師生比例及核發補助認定等用途，自屬聲請人2人業務上登載之電磁紀錄準文書。雖依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 3條第3項之規定，○○○托嬰中心僅須在離職人員離職30日內函報主管機關備查，然仍應先在系爭托育系統完成離職登載，且原確定判決之所以認定聲請人2人犯行使業務登載不實準私文書罪，並非僅因告訴人離職後，聲請人2人消極地未將告訴人自系爭托育系統移除，而係明知告訴人事實上已離職後，仍積極將告訴人登載為新收幼兒之托育人員，自屬業務上登載不實準私文書並持以行使，此與○○○托嬰中心有無在期限內為告訴人之離職申報，核屬二事，此情並經原確定判決認定說明並記載明確（見原確定判決理由二、（二）⒉ 述）。是聲請人2人明知告訴人於111年7月31日已離職，並未任職在○○○托嬰中心，且事實上並無照顧受託幼兒，卻仍在其離職後之111年8月8日、同年9月1日，將告訴人登載為幼兒楊○勳、王○辰之托育人員而以網路申報，無異於將已離職之告訴人作為「人頭」，造成空有托育幼兒之登載卻無托育事實之假象，自該當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私文書行為。至於聲請人2人一再以居家托育之申辦並不會因系爭托育系統的登錄與否而受到影響以為置辯，然居家式托育服務提供者登記及管理辦法第5條第2款既明文禁止居家托育人員兼任影響居家托育工作之職務，是若同時任職托嬰中心，自無法再擔任居家托育人員，準此，臺中市第四區居家托育服務中心以系爭托育系統上告訴人仍任職小梧桐托嬰中心為由拒絕登錄，尚非無據。況聲請人2人明知系爭托育系統係供主管機關掌握托嬰中心收托狀況、人數、師生比例及核發補助認定等實質上之作用，其等卻將已經離職之告訴人登錄為收托幼兒之托育人員，此與真實情況並不相符，除已影響告訴人之工作權外，亦對於主管機關就系爭托育系統管理之正確性及送托家長、幼兒之權益，足生損害之虞至明，原確定判決審理時不但已就卷存全部證據之實質證據價值加以判斷並定取捨，並已於原確定判決論述甚詳，尚難認有「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違失。針此，前揭聲請意旨一、㈠⒌至⒏、⒑部分及其所附之聲證15至26、31至36等資料，顯非屬原確定判決未及調查斟酌部分，自不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要件。　㈣又前揭聲請意旨一、㈠⒈之聲證5至14部分，雖未曾於本案審理時提出，然觀該案之當事人及情節，與聲請人2人於原確定案件所舉之例即托育人員王○萱部分均雷同，而此已經原確定判決理由欄二、（五）⒋⒌⒍交待並說明：主管機關社會局承辦人員，長期以來似有遲延審核托育人員到、離職之狀況，且對於系爭托育系統所登載之托育人員與實際現場照顧之人員不一致之情形，未予嚴予稽查而有所放任；惟本案非僅聲請人2人消極的未於30日函報之緩衝期間未申報離職或未自系爭托育系統移除托育幼兒（此部分難認有何不實登載，已經第一審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之說明），而係在告訴人離職後，均明知告訴人沒有照顧幼兒之情況下，積極登載告訴人為新收幼兒之托育人員，此與主管機關掌握托嬰中心收托狀況、收托人數、師生比例及核發補助認定等用途，自與兒童權益有重大關係，難謂對於主管機關針對系爭托育系統管理之正確性及送托家長、幼兒之權益，未有足生損害之虞；如果主管機關之承辦人員，有縱容、包庇不實登載之情況，甚或承辦人有明確指示為不實登載或其他托嬰中心也有相同情況，也應屬是否對相關人員追究行政等責任之問題，而不是逕自違反法律而將其解釋為合法，據以免除被告之刑事責任等情，業已詳敘甚詳。聲請人2人再執聲證5至14之他例以為新證據，經核亦無從動搖原確定判決之事實認定。再者，聲請人2人屢以其所登載之系爭托育系統事項並非其等「工作業務報告」，即非其等業務上登載之文書，並以社會局業已撤銷對○○○托嬰中心限期改善之函文為據，然此部分已經原確定判決理由二、（二）⒊交待並說明：此係行政機關之處分，並不足以拘束法院依據刑法構成要件所為判斷等語，且依社會局前揭函文撤銷限期改善之意旨（見本院卷第385 至386頁），顯係該局先前誤認系爭托育系統為私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立許可及管理辦法第16條第2項、第3項之「收托概況表」，亦即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83條第 9款之「工作業務報告」，經該局重新檢視案情及相關法規後遂予撤銷，並非因為系爭托育系統登載正確或核非托嬰中心業務登載之事項予以撤銷（且聲請人乙○○於偵查中已明確證稱其負責系統操作、孩子入托、離托、新進人員到職等情明確，見原確定判決理由二、（二）⒉述），是社會局前揭撤銷限期改善之函文，仍無解聲請人2人確有共同行使業務上登載不實準私文書之行為。　㈤至於前揭聲請意旨一、㈠⒏之聲證27至30部分，雖未曾於本案審理時提出，但細繹其內容，可知是本案發生後，主管機關針對聲請人甲○○所經營其他托嬰中心詢問關於托育人員到、離職等問題所為之函復，所函復意旨與臺中市政府社會局11 2年1月10日中市社少字第1110174616號函表示「托嬰中心應先於托育服務整合資訊系統完成離職登載，並於30日內函文本局備查」並無違背。是以，聲請意旨所舉前揭部分事證礙難認定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與「確實性」之要件亦有未合。　㈥況且，原確定判決係認為聲請人2人有於告訴人離職後再積極媒合新收幼兒之名實不符的情況，已經原確定判決詳實交待其認定之理由，非僅以告訴人離職後未於30日內之緩衝期間申報據以認定聲請人2人行使業務登載不實罪。而聲請人2人所屬托嬰中心實際上將已離職之托育人員，積極的媒合新收幼兒，造成空有托育幼兒之登載卻無托育事實之假象，對於後手之托嬰中心以及遭掛名之托育人員本身之權益當受有影響；再者，系爭托育系統之登載誠如聲請人2人及其代理人所稱有供主管機關計算師生比之用途，而於本案行政稽查時固未有師生照護比例不符之情形，但把離職人員當人頭掛名，確實名實不符，倘日後衍生照顧問題，對托送之家長、幼兒無不受有影響，被登載之離職人員亦同受查處之風險，是上揭所提之事證，除不得作為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6款之新證據，亦無同法第421條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情，是綜觀本件聲請意旨仍屬聲請人2人主觀上之片面主張，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與客觀上之經驗、論理法則均未相合，洵不足採。五、綜上所述，聲請意旨所指摘上開諸項證據及主張，或所提出者並非新證據，或係就原確定判決已明白論斷審酌之事項再為爭執，或在原確定判決前已存在且經合法調查審酌，或所提出之證據資料，均與本案事實認定無關，不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421條規定之要件均有不符。從而，本件聲請再審，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再審之聲請既已駁回，則其停止刑罰之聲請亦無理由，併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2025-01-14

TCHM-113-聲再-231-2025011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偽造有價證券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002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蘇若妙選任辯護人王志超律師陳泓霖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3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續字第65號、第6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一、緣尤漾羚經由友人結識蘇若妙，加入蘇若妙成立之中華巴丁顯密佛學會，復經蘇若妙招攬而擔任蘇若妙於民國99年3月間成立之邦妮生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邦妮公司，負責人現為蔡端端）之董事。詎蘇若妙乘尤漾羚對其之信任及認違背宗教力量，恐遭不利之因果，因其自身債信不佳，無法申請支票使用，乃以維持邦妮公司營運及發展為由，向尤漾羚商借付款人為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北臺中分行，付款地為臺中市○○區○○○路0段00○0號之支票使用，經尤漾羚同意，尤漾羚將已於發票人欄蓋用印文之不詳空白支票數張交予蘇若妙使用。嗣於104年4月7日邦妮公司因故停業，尤漾羚於同年5 月21日以存證信函表示終止蘇若妙對上開支票之使用權。詎蘇若妙明知已無權再使用尤漾羚名義簽發之前揭空白支票，竟意圖供行使之用及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偽造有價證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105年間，在附表編號1之支票之發票日欄，無權填載年份「105」，並將日期「2日」更改為「23 日」，且於不詳時間、地點偽造尤漾羚之印章，蓋於附表編號1之支票發票日期欄，使該支票絕對必要記載事項均完備，完成發票行為後，將之交付徐翊理，藉以向其借款（無積極證據證明票面金額20萬元部分係尤漾羚終止授權後方填載），徐翊理則於支票上背書，與蘇若妙一同在桃園市桃園區中山路某處向不詳之銀樓業主借款新臺幣（下同）20萬元，不詳之銀樓業主誤信支票之真實性，因而交付款項，徐翊理扣除利息後實際交付蘇若妙19萬2,000元，約定蘇若妙應自行返還銀樓業主20萬元，但於票載發票日105年6月23日蘇若妙因無力償還20萬元，徐翊理遂另行借款，代蘇若妙向銀樓業主償還20萬元，並取回支票，支票經提示後未獲兌現，經徐翊理催討，發票人尤漾羚始悉上情。二、案經尤漾羚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證據能力　㈠本判決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證據等供述證據，公訴人、辯護人、上訴人即被告蘇若妙（下稱被告）在原審審理、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均同意作為證據使用（見原審卷一第55頁；本院卷一第147頁），復經本院審酌認該等證據之作成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被告及其辯護人均爭執告訴人尤漾羚於偵查中未經具結之供述（見本院卷一第147、166頁；本院卷二第81頁），惟告訴人尤漾羚於本院審理作證時，已經本院告以其偵查中及民事準備程序時所陳述之內容並提示交付其閱覽後，證稱：均實在（見本院卷二第109、110頁），是以，本院下列引用其於偵查及民事準備程序時之相關陳述內容，均係其於本院審理時經具結後之證述，此部分先予說明。　㈡又本案認定犯罪事實引用之卷內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　㈠訊據被告固直承向告訴人尤漾羚借用僅蓋用發票人欄印文之空白支票數紙使用等情不諱，惟矢口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取財等犯行，辯稱：我跟告訴人尤漾羚是合夥股東，她在100年年尾因為個人債務，請我用她的票，她的票都是她私人跟公司在使用，我只不過幫她跟公司處理而已，她有寫1張存證信函給我，我有回她，票是她跟公司在使用，所有票都在金主身上了，要取票回來必須用現金去還才能取回來。告訴人尤漾羚每次給我的支票都是空白的，蓋有告訴人尤漾羚的支票章，發票人處原本就有蓋「尤漾羚」的章，日期、金額都是她授權我填的云云（見原審卷一第49、50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告訴人尤漾羚跟被告先有合夥契約，合夥內容是經營邦妮及禾全這兩家公司，告訴人尤漾羚是這兩家公司的原始股東，告訴人尤漾羚因為要動用公司資金週轉使用，所以同意提供支票供公司使用，告訴人尤漾羚雖然在104年5月22日寄發（依他3643卷第25頁，應係同年月21日寄發，翌日寄達）存證信函終止停止支票使用，但被告也在104年5月23日回函說明，所有支票都已經因為公司週轉資金借貸交在金主手上，也有聲明這些票是供公司週轉使用而不是被告個人使用，我們認為告訴人尤漾羚她片面終止支票使用應該是無效，被告有權利繼續使用告訴人尤漾羚已經交付的支票。附表編號1之支票上修改日期處所蓋的章是告訴人尤漾羚於103年12月25日，在北屯地政事務所親自蓋用的，告訴人尤漾羚不可能只有1個印章，當時她拿章出來蓋，被告無從辨識是否跟支票的發票章相符，偵查中檢察官也有提到修改處蓋的章，跟告訴人尤漾羚所提出附件1-3包括地政事務所留存的印鑑章很像，起訴書引用法務部調查局的鑑定，只有鑑定這顆修改章是否跟發票章相符，沒有去鑑定有可能告訴人尤漾羚拿其他章來蓋，附表編號1之支票是被告為了公司週轉需求才向金主借款，被告是有權使用，其中附表編號1之支票被告是在103年10月向告訴人尤漾羚取得，取得後被告因公司資金週轉需求，先向印度師父札西（法名貝瑪）借20萬元，所以金額是填20萬，印度師父札西說可能104年或105年要回印度，被告問說大概幾月要回去，印度師父札西就說如果要回去就是5、6月份，被告本來要填寫6月2日，不料錯填為5月2日，所以被告就把5改成6，在103年10月24日，被告向告訴人尤漾羚表示請她蓋章修改填錯的月份，所以在103年12月25日，在北屯地政事務所，告訴人尤漾羚親自在日期修改處幫被告蓋章，當時郭錦駩及黃憲堂都在場，被告拿到修改後的支票後，就把支票交給印度師父札西，到了105年4月，印度師父說預計2個月後要回去印度，要被告還他錢，被告本來拿另一張立可白塗改過的票，要向徐翊理借20萬元，徐翊理說因為票有用立可白塗改過所以不收，要被告換1張票，並說只能借2個月，所以被告就向印度師父拜託通融先將支票交給被告，讓被告拿這張票去跟徐翊理借錢，所以被告再填入發票年為105，於105年4月23日，被告在桃園區中山路106號銀樓外，向徐翊理借20萬元，被告實際拿到16萬4千元等語（見原審卷一第51至53頁），告訴人尤漾羚是本案兩張支票的債務人，其證述之憑信性顯然不高，告訴人尤漾羚有參與邦妮公司的營運，她做為邦妮公司的股東，這也是她要簽發支票給被告的原因之一，實際上邦妮公司的營運過程中，唯一處理邦妮公司營運的只有被告本人，因此被告需要到處籌錢來支付邦妮公司的營運，告訴人尤漾羚既然是邦妮公司的股東，本來就應該對邦妮公司的債務負責（見本院卷二第85至86頁）。　㈡經查，附表編號1之支票，係告訴人尤漾羚同意，將其已於發票人欄蓋用印文之空白支票交予被告使用，被告將附表編號 1之支票交予證人徐翊理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5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尤漾羚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本院卷二第89至112頁）、證人徐翊理於偵查中之證述（見交查230卷第95至98、425至429頁）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尤漾羚108年4月24日告訴狀提出之：邦妮公司合夥契約書影本（見他3643卷第21至23頁）、票號AV0000000支票影本（見他3643卷第33至35頁）、邦妮公司之經濟部商業司商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見偵38370卷第101至103頁；交查2 30卷第17至18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㈢被告先偽造告訴人尤漾羚之印章蓋印於發票月、日修改處（指發票月份「6」及發票日期之「2」），再於105年間交付附表編號1之支票予證人徐翊理時，才填載該紙支票之發票年份「105」及發票日期之「3」，完成發票行為，因斯時告訴人尤漾羚已經終止授權被告使用支票，被告所為自屬偽造有價證券行為：　　⒈刑法上所謂偽造有價證券，係以無權製作之人冒用他人名義而製作完成具有價證券之形式，足以使人誤信為真正為已足。又所謂空白授權票據，係指發票人預行簽名於票據，將票據上其他應記載事項之全部或一部，授權他人補充完成之票據。空白票據為未完成之票據，在第三人依據授權契約補充空白部分之前，雖不得為付款之提示，亦不得為票據上權利之保全或行使追索權，惟迨第三人行使補充權後，即成為有效票據，而為刑法所保護之有價證券（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支票為要式證券，支票之作成，必依票據法第125條第1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法定方式為之。支票之必要記載事項如有欠缺，除票據法另有規定外（如票據法第125條第2項及第3項）其支票即為無效（票據法第11條第1項）。發票年、月、日為支票絕對必要記載事項，如未記載，其支票當然無效（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 1309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述：附表編號1之支票，上面的日期、票面金額這些字樣都是我寫的，時間是在103年12月左右，有寫錯了才拿去給告訴人尤漾羚蓋修正章，當時給師父時只有寫月、日，沒有寫年，填的地點是在臺北的佛學會寫的，當時除了我以外，還有另一個師父在。我本來要寫6月23日，我寫成5月，後來我把5改成6。日的部份，我原本是寫2，後來才加3上去。20萬是本來就寫的。我的票很少先寫年份，發票日的「105年」及「3」是當時要拿票跟徐翊理借錢給師父時，才填上去的，總共有3次變動發票日。103年12月開這張支票給師父，及將5改成6時，告訴人尤漾羚都知道。告訴人尤漾羚104年寫存證信函告訴我不要再用這些票了，但我也有回她存證信函，告訴她這些票都是用在公司等語（見原審卷二第278、279頁）。　⒊證人即告訴人尤漾羚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有跟被告合夥開設邦妮公司，印象中被告是負責人，我不是董事，被告說我是股東，我有把自己的支票借給被告使用，共交付多少支票已經數不清，被告說要供公司經營使用，我在104年5月21日有寄存證信函給被告說不可以再使用我的支票，當時應該還有10幾張支票在被告那裡，都是只有蓋用我發票人的印章，金額、日期都沒有填載，我寄存證信函給被告的原因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已經交惡了，附表編號1之支票在我交給被告時，發票金額、日期都沒有填載完成，我寄存證信函給被告時，被告說她的支票在金主那邊，被告說她會保證票信，不會讓支票跳票，我有要求被告要還我支票，但被告置之不理，被告沒有說要去金主那邊贖票回來還我，附表編號1之支票右上角的發票日期修改章不是我蓋的；我之前在106年9月7日民事事件時所說「我在103年底確實有去地政做清償，我有拿出印章，蓋在清償抵押及貸款的部分，並沒有蓋在系爭支票（即附表編號1之支票，下同），而當時我所蓋的印章也不是系爭支票更改處所蓋的印章，我不可能一天帶兩個印章，當時現場確實有一位金主郭錦駩及兩位代書，而且我當時沒有看到系爭支票，而且證人（即被告）也沒有跟我說系爭支票要蓋修正章。」及於112年2月2日偵查中所說「附表編號1之支票，下面的章（即發票人欄位尤漾羚印章）是我蓋的，上面的章（即發票日期欄修改用之尤漾羚印章）我不清楚」等語，都是實在的（見本院卷二第109、110頁）。　⒋證人徐翊理於偵查中證述：我有收到附表編號1之支票，是於發票日105年6月23日前2個月收到的，在桃園區中山路106號銀樓外面，蘇若妙拿給我，蘇若妙要跟我借錢，我帶蘇若妙跟金主換現金，我扣掉2個月利息，我給蘇若妙現金19萬2,0 00元，這是金主借給她的，那個金主是我朋友，是開銀樓的，我有背書。這個錢蘇若妙沒有還，借款到期時，我拿自己的錢去還，蘇若妙到現在還沒有還我錢，108年7月蘇若妙答應我會於12月還部分的錢。我不清楚支票是不是尤漾羚開的，蘇若妙本來拿一張立可白塗改過的票，我拒絕拿那一張票，蘇若妙才改拿這張票給我，立可白那一張發票人也是尤漾羚。蘇若妙給我這張票的時候，發票日上有蓋修改章。蘇若妙說支票來源是她的股東，說尤漾羚支票都是她在使用。蘇若妙拿給我這張支票的時候，我拿去銀行照會確認沒有問題，才拿這張支票到銀樓借錢等語（見交查230卷第95至98頁）。　⒌被告與告訴人尤漾羚固然於99年間曾經合夥成立邦妮公司，有邦妮公司合夥契約書影本（見他3643卷第21至23頁，契約書係記載被告本名蘇意惠），是辯護人主張告訴人尤漾羚曾經同意被告使用支票，尚非無據。然於104年5月21日，告訴人尤漾羚即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表示「之前已明白要求你不能簽發我的支票，也通知你將支票返還給我，並要求說明支票的去處，但你沒有善意的回應，我應有權收回我的支票，為此再正式以此函通知，終止你我之間的所有關係，並請於函到3日內返還我的支票，否則相關法律責任由你自行負責。」等語（見他3643卷第25至27頁），被告於105年11月5 日以存證信函回覆告訴人尤漾羚，稱「本人已於104年5月23 日左右，亦以存證信函回覆於台端」，並主張告訴人尤漾羚之支票是公司使用，非被告本人使用。」等語（見他3643卷第29至31頁；交查230卷第433頁）。是以，告訴人尤漾羚至遲於104年5月間，即以存證信函告知被告，其已終止授權被告繼續使用告訴人尤漾羚之支票（已經有告訴人尤漾羚於發票人蓋章，但無金額、發票年月日之空白授權支票），依被告前開之回覆，其於104年5月23日已知悉上情，自不應再繼續使用告訴人尤漾羚之支票。　⒍另附表編號1之支票，前於原審法院107年度再易字第6號民事案件中，曾囑託法務部調查局鑑定（法務部調查局107年8月 2日調科貳字第10703299360號鑑定書【含鑑定分析表】，10 7再易6卷第45至47頁），鑑定結果認定，附表編號1之支票，其上發票人蓋章欄位「尤漾羚」印文（下稱A印文）、發票日期欄位「尤漾羚」印文（下稱B印文），彼此不同，非出於同一印章，且B印文與「『6』月『2』3日」字跡之先後關係，依字跡線條與印文紋線相交處之特徵，研判應係先書寫「 6」、「2」字跡後，再蓋印尤漾羚印文。另原審審理時，亦囑託法務部調查局鑑定，其上發票人蓋章欄位「尤漾羚」印文（下稱A1印文）、發票日期欄位「尤漾羚」印文（下稱A2 印文），與告訴人尤漾羚於103年6月12日申請之印鑑證明所留印鑑（B印文）、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原本所蓋「尤漾羚」印文（C印文）比對，鑑定結果認為，A1、A 2類印文形體均與C類印文不同。A2類印文與B類印文不同；A 1類印文與B類印文經同倍率放大重疊比對結果，兩者形體雖大致疊合，惟A1類印文紋線細部特徵不清，歉難比對。　⒎綜合上開證據，被告雖矢口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然支票為要式證券，發票人、金額及支票發票日均為支票之絕對必要記載事項，欠缺其一均為無效支票，必須完成發票人、金額及支票發票日之記載，發票行為方屬完成。被告自承附表編號1之支票，係於105年間向證人徐翊理借款時，方填載「105」及「3」，此與證人徐翊理之證述相符，且由法務部調查局前揭鑑定結果，就發票月「6」、發票日之「2」之字跡與所蓋用印文，研判應係先書寫「6」、「2」字跡後，再蓋印告訴人尤漾羚印文，可知被告於105年間持附表編號1之支票透過證人徐翊理向不詳銀樓業者借貸時，方填載完整發票日期，並蓋用偽造之告訴人尤漾羚印章，斯時才完成發票行為，但告訴人尤漾羚早於104年5月間，就以存證信函告知不再同意被告使用其支票，且欲收回，是被告於收受存證信函之際，已知無權再使用告訴人尤漾羚之支票，卻僅以存證信函回覆告訴人尤漾羚，稱是供公司使用，非被告個人使用云云，率然作有利自己之解釋，即繼續使用告訴人尤漾羚之支票，並填載發票日期完成發票行為，自屬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無訛。　⒏至於被告暨辯護人雖辯稱，發票日期欄之告訴人尤漾羚印文係告訴人尤漾羚自己蓋印云云。但告訴人尤漾羚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確證稱：該發票年月日之印文係遭偽造一情歷歷。至被告所舉證人黃憲堂於原審審理時，先係證稱：103年12月2 5日有在地政事務所與被告、告訴人尤漾羚見面，告訴人尤漾羚有從包包拿出印章，我好像有印象，因為當時在等告訴人尤漾羚來辦塗銷，支票是被告拿出來在等告訴人尤漾羚，被告當時有說在等告訴人尤漾羚拿章來蓋，但是要蓋什麼我不知道，告訴人尤漾羚來了之後，我就辦我塗銷的手續，我印象中有看到告訴人尤漾羚拿印章在被告帶來的支票上蓋章等語，然其後改稱：我是模糊的印象，被告有跟我說要等告訴人尤漾羚來，有東西需要告訴人尤漾羚蓋章，蓋章內容我不知道，蓋什麼文件我也不清楚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28至4 37頁），足見證人黃憲堂對於被告所拿出來的到底是支票或文件，供述確實不一，即便稱是支票，惟經審判長提示附表編號1之支票，並訊問是否看過這張支票？時，則證稱：「我沒有印象」（見原審卷一第436頁），則證人黃憲堂一度證述看到被告所拿出之支票是否即為本案附表編號1之支票，即非無疑，更何況當時被告與告訴人尤漾羚所蓋用的支票，其所蓋用印文的位置、支票面額、發票日期、發票人等等，證人黃憲堂顯然並不清楚，故實難以證人黃憲堂於原審證述：「我印象中有看到告訴人尤漾羚拿印章在被告帶來的支票上蓋章」之內容作有利被告之認定。再對照告訴人尤漾羚於本院審理時所證稱：支票如果有內容需要修正的話，一般都會（在修正處）蓋支票發票人欄的章，任何一家銀行的支票都是這樣，我很少開到要修改日期的票，因為當初開支票時都已經確定日期了，並不會再去修改，我幾乎很少要去修改支票的日期，或是修改支票的內容（見本院卷二第101、1 02頁），則依照告訴人尤漾羚向來使用票據之認知，如有需要修改支票的內容，應該是要蓋同一顆章，則倘使有如被告及證人黃憲堂所述之103年12月25日在地政事務所，告訴人尤漾羚在被告所帶來的支票上蓋章之情況，顯見當時告訴人尤漾羚係同意被告之修改日期並自發性地在修改處蓋章，而彼時告訴人尤漾羚與被告並未交惡，且邦妮公司仍在正常營業中，則在支票修改處之印章應該與發票人欄位之印章相符，方符合告訴人尤漾羚用章之習慣，此亦與經驗法則無違。然而經鑑定結果，附表編號1之支票發票日期欄位之告訴人印文，與告訴人尤漾羚所蓋印發票人欄位印文，並不相同，已如前述，則被告及證人黃憲堂前揭所述告訴人尤漾羚有於 103年12月25日在附表編號1之支票發票日期修改處蓋印一節，顯然應非事實。而在被告持該紙支票透過證人徐翊理借貸時，已明知告訴人尤漾羚早已終止其繼續使用支票，告訴人尤漾羚當然不可能再拿同一顆發票人印章蓋用於被告在發票日期之修改處，堪認附表編號1之支票發票日期欄位之告訴人印文並非告訴人尤漾羚所有之印章蓋印，係被告另行偽造告訴人尤漾羚印章後蓋印。　⒐至被告辯護人復以：告訴人尤漾羚於民事事件一審審理過程中並未爭執發票日期欄位所蓋印印文之真正，且未曾提出其餘曾由告訴人尤漾羚所修正且蓋印如發票人簽名欄所示印文之支票為相關佐證（見本院卷二第122頁）。然告訴人尤漾羚於本院審理時業已明確證述：依我開立支票的經驗，幾乎很少要去修改日期或是修改裡面的內容，因為當初開支票時都已經確定日期了，不會再去修改（見本院卷二第101頁），則辯護人以告訴人尤漾羚未提出曾經其修改之其餘支票為佐證，前提事實即不存在，辯護人此部分顯係其主觀臆測之說詞，且果真有告訴人尤漾羚自發性地於修改處蓋章的情況，卻蓋用與發票人欄不同印章之情形，客觀上亦實難想像。至告訴人尤漾羚於106年4月5日民事事件一審言詞辯論時與其訴代（康芸生）表示：「對於系爭支票之真正不爭執」（見106中簡734卷第14頁反面），惟此一回答係記載「被告尤漾羚本人、被告訴代」之回答，且已先表示：「聲明請求駁回原告之訴，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並非記載係告訴人尤漾羚本人之回答，且當時告訴人尤漾羚及其訴代均表示要駁回原告（證人徐翊理）之訴訟，而非為認諾之表示，再者，告訴人尤漾羚於本院審理時已明確證稱：我們那時候有爭執說那個章不是我蓋的，那時候有針對那個印文在爭執（見本院卷二第104頁）。是以，被告辯護人以告訴人尤漾羚於民事事件一審審理過程中並未特別說明附表編號1之支票發票日期修改處印文之真正，據以質疑其憑信性，並無可採。被告辯護人另質疑告訴人尤漾羚可能有多顆印章一節，雖並無此一可能性存在，然而，被告堅稱告訴人尤漾羚係在103年1 2月25日在地政事務所持印章在附表編號1之支票發票日期修改處蓋印，彼時被告與告訴人尤漾羚並未交惡，邦妮公司仍然正常營運中，告訴人尤漾羚如真同意被告之修改且其有為該次蓋印行為，應當會取用與其支票發票人欄之相同印章，當不至於出現不同印文，方符合常情，已經本院詳敘如前。惟被告持附表編號1之支票透過證人徐翊理向銀樓業者借貸之時，已在告訴人尤漾羚終止被告使用其支票之後，堪認在支票發票日期修改處蓋用的印文應係被告自行偽刻印章蓋用無誤。被告辯護人上開辯護意旨，亦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⒑綜上，被告先係於不詳時地偽造告訴人尤漾羚印章後，再蓋用於附表編號1支票發票日期欄（發票月份「6」及日期之「 2」），更於告訴人尤漾羚明確表示終止授權被告使用其支票後，填載發票年份「105」及日期之「3」，使附表編號1 之支票具備支票要件，完成發票行為，自屬完成發票日期之記載，使附表編號1之支票具備支票要件，完成發票行為，自屬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又被告持偽造之附表編號1之支票，透過證人徐翊理向不知情之銀樓業者借貸並貸得19萬2 千元，顯然具有詐欺之不法意圖，客觀上復持偽造票據讓收受該偽造支票之不詳銀樓業者信以為真，貸予扣除利息後之款項，被告主、客觀上確實均具有詐欺之不法意圖與犯行，亦甚明確。　㈣綜上所述，被告否認犯罪之辯解尚無可採，其辯護人所持辯護各節亦均無從為其本案有利之認定。本案事證業臻明確，被告有為附表編號1之支票之偽造有價證券及詐欺取財等犯行，均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201條第1項固於108年12月25日修正公布，於000年00月00日生效，惟此次修正，僅係將相關刑法分則條文中之罰金刑，依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2項之罰金刑提高標準通盤換算後予以明定之結果，其構成要件、法定刑並無變動，尚非法律變更，自無新舊法比較問題，應逕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　㈡行使偽造之有價證券以使人交付財物，本即含有詐欺之性質，如果所交付之財物即係該證券本身之價值，其詐欺取財仍屬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固不另論以詐欺取財罪；但如行使該偽造之有價證券，係供擔保或作為新債清償而借款或延期清償，則其借款或延期清償之行為，已屬行使偽造有價證券行為以外之另一行為，即應併論以詐欺取財或詐欺得利罪，並從一重處斷。經查，附表編號1之支票，係被告透過證人徐翊理向不詳之銀樓業者借款擔保使用，屬於行使偽造有價證券行為以外之另一行為。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及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被告偽造告訴人印章及偽蓋後形成偽印文之行為，均為其偽造有價證券之階段行為；又被告行使偽造有價證券之低度行為，應為其偽造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㈣起訴書犯罪事實，已明確指明被告有偽造有價證券之行為，雖僅記載前階段偽造告訴人尤漾羚印章蓋印於發票日期欄之行為，未記載後續被告完成填載發票日期之行為，但2者屬偽造有價證券前後階段行為，仍為起訴之效力所及，自應由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267條規定一併審理。　㈤被告係一行為犯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從一重論以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有價證券罪。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審認被告上開部分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⒈被告明知告訴人已經終止授權被告繼續使用其支票，為向證人徐翊理借款擔保使用，竟偽造告訴人之印章、印文，並填載完整發票日期而完成支票發票行為，造成告訴人受有損失，所為應予非難。⒉被告否認犯行，尚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調解之犯後態度。⒊被告於本案行為前，並無有罪科刑確定前科紀錄之素行（見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本院卷一第13至18頁）。⒋ 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所供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一第28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一所示之刑。暨認：「㈠偽造之有價證券，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不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05條、第219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附表編號1之支票，係被告所偽造，因本院審理時鑑定所需，目前扣案於本院卷一之證物袋，自應逕予沒收。其上另有發票日期欄之偽造之『尤漾羚』印文1枚，但支票本身既已沒收，就附隨其上之印文自不另宣告沒收。又被告另偽造『尤漾羚』印章1枚，雖未扣案，但無積極證據可證明已滅失，亦應宣告沒收。㈡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第5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以偽造附表編號1之支票方式，透過證人徐翊理輾轉向不詳銀樓業主借得20萬元（扣除利息實拿19萬2,000元），此為被告詐欺取財罪之犯罪所得，本應宣告沒收，但證人徐翊理於本院107年度再易字第6號民事案件準備程序時，證稱於被告無力償還20萬元時，其另行向他人借款，代被告清償20萬元後取回支票（見該案民事卷第58、59頁）。是此部分犯罪所得，因證人徐翊理代為清償之故，已經發還被害人即不詳銀樓業主，自不另宣告沒收。至於被告與證人徐翊理之間債務關係，核屬另案民事糾紛，附此敘明。」經核所為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　㈡被告上訴意旨以：①依證人黃憲堂原審證述，可認告訴人尤漾羚確有於103年12月25日在北屯地政事務所，於附表編號1之支票發票日期處蓋印；②再參被告原審112年8月14日準備程序供述，附表編號1之支票日期寫錯，我跟告訴人尤漾羚說有一張票日期錯誤要修改，告訴人尤漾羚叫我於103年12月2 5日在北屯地政辦理塗銷時，她幫我蓋的，與原審法院107年度再易字第6號囑託法務部調查局鑑定書研判應係先書寫「6 」、「2」字跡後再蓋「尤漾羚」印文相符；③再調閱土地建築改良物抵押權設定契約書上告訴人尤漾羚印文，可知告訴人尤漾羚於蓋印重要票據或文書時，並非皆會使用相同之印鑑，故無法推認附表編號1之支票發票日期「尤漾羚」印章係被告偽造；④附表編號1之支票係被告於告訴人尤漾羚授權範圍內所使用，並為擔保雙方合夥成立之邦妮公司債務，被告並無偽造有價證券之主觀犯意，且附表編號1之支票係被告於103年間向印度師父札西借用20萬元所交付，印度師父本得隨時行使其票據上權利，然基於與被告間情誼未約定清償期，亦未填載年份，該筆債務係告訴人尤漾羚於103年即已授權借貸，被告後續為清償同一筆20萬元債務，於105年間因師父要返回印度，被告才填寫「105」年份及日期「23 」之「3」，並向證人徐翊理借貸以清償印度師父，主觀上應無偽造有價證券之故意，印度札西師父並已出具證明書證明此事等語，指摘原判決有罪部分認事用法不當。惟：就被告前揭①至③之上訴意旨所指摘各情，均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定，經本院詳敘如前二、㈢⒌至⒐，茲不再重複贅述，其此部分上訴理由均要無可採。至被告前揭④之上訴意旨以：被告以支票係供公司週轉之用，且於103年已獲告訴人尤漾羚授權而向印度師父借用之同一筆20萬元債務，主張無偽造有價證券之主觀犯意云云，惟被告直承從70幾年開始使用支票，並因為配偶生意失敗，連帶影響其票信，也無法申請開立支票使用（見本院卷一第140、143頁），商得告訴人尤漾羚同意借用其支票使用，對於支票之發票年、月、日係支票絕對應記載事項，不得諉為不知。被告於103年交付印度師父之附表編號1之支票時，既尚未填載發票年份，則為一無效票據，任何人（包含印度師父、被告）本即無從持該支票對發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至於是否成立民法上之普通債權債務關係核屬另事）。被告係在告訴人尤漾羚明確表示不得再使用其支票後，始向印度師父取回未記載完成之附表編號1之支票，偽造完成發票年份「105」及填載日期「23」之「3」後，才另透過證人徐翊理向不詳銀樓業者持以借貸，則被告先前向印度師父之借貸與被告透過證人徐翊理向銀樓業者之借貸，兩者顯非同一筆債務，縱依被告供述係以後者之借貸用來清償前者之借貸，並主張前者之借貸亦係用於公司週轉之用，僅係被告為後者偽造有價證券之動機而已。告訴人尤漾羚身為邦妮公司股東，先前並有同意被告使用其支票作為公司營運之用，惟公司早於104年4月7日停業，告訴人尤漾羚並於104年5月21日以存證信函通知被告不得再行使用其名義之支票，此與被告在公司營運期間、尚未獲告訴人尤漾羚終止借用前所簽發並交付予第三人之支票，被告係有權使用之情形並不相同，本案係被告於經告訴人尤漾羚終止授權使用其票據後，無視於告訴人尤漾羚拒絕其繼續使用支票之明示意思，而另再以偽造支票之方式，透過證人徐翊理向不詳銀樓業主借貸而來，縱其動機係在償還公司先前之債務，亦無從卸責其主客觀上該當偽造支票之刑責。是以被告前揭上訴意旨④所指並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至被告於本院聲請傳喚證人黃憲堂、蔣巴、徐翊理，欲證明：①黃憲堂於原審供述並無矛盾，卻經原審認為矛盾，②被告於103年12月底持附表編號1之支票向印度札西師父借款20萬元，當時就說好105年要還款，當時蔣巴有在場見聞此事。蔣巴於103年間之住居所與邦妮、禾全公司之100年間登記地址相符，被告亦係於該處向印度師父借貸20萬元，足見蔣巴對於被告及告訴人尤漾羚間債權債務關係及邦妮、禾全公司營運狀況均有所知悉，自得藉由傳喚蔣巴確認被告有無偽造有價證券之犯意，③告訴人尤漾羚表示拿本案支票給公司使用的話，她會同意，則傳訊證人徐翊理可以證明，當初被告跟他說借錢的用途為何？這些債務都是在告訴人尤漾羚以存證信函終止被告使用其支票之前所發生的債務（見本院卷一第148、149、166、167、291、295至296頁；本院卷二第70 、81、82頁），並提出邦妮公司、禾全公司相關支出明細、單據、訂購單、報價單、告訴人尤漾羚製作收支明細等件（見本院卷一第299至466頁）欲佐證上開2公司確實有營運且告訴人尤漾羚對公司營運狀況知悉甚詳等節（見本院卷一第 296至297頁）。惟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於證人黃憲堂於原審證述之內容均表示正確沒有意見，只是想要釐清為何同次筆錄先證稱：有看見用印，後又改稱：不確定，其真實狀況為何（見本院卷一第148頁），惟此部分乃對黃憲堂證詞之證明力評價，係法院採證認事用法之職權行使，是以，並無再次傳喚黃憲堂重複調查之必要。另，證人蔣巴縱使可以證明被告於103年12月底跟印度師父借款時已約好105年6月還款，此並無礙於被告確實於105年間才自師父取回該紙支票，另為向證人徐翊理介紹之不詳銀樓業者持以借款，才偽填發票年份「105」及日期「3」完成發票行為後方持以借貸，而彼時告訴人尤漾羚早已表明終止被告使用其所有支票且為被告明知等事實。至被告與告訴人尤漾羚間債權債務關係及邦妮公司、禾全公司之營運狀況，已經告訴人尤漾羚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證人蔣巴並非邦妮公司、禾全公司之股東或董事，有邦妮公司、禾全公司之股東變更登記表（見交查230 卷第29至41、45至69頁）可參，復非實際參與該2公司營運之人，自無從僅以其住處與該2公司設立地點相同或如被告所供於103年間向印度師父借貸時曾經在場，遽認其後告訴人尤漾羚已於104年5月間終止被告使用其支票及被告於105 年間持票向證人徐翊理借貸之過程等待證事實有何關聯性，是以，本院認無再傳喚證人蔣巴調查之必要。又，於本院審理之末，被告辯護人復聲請傳喚證人徐翊理欲證明被告當時借錢之用途，惟此屬被告犯罪之動機，與其主觀犯意無涉，且證人徐翊理僅單純介紹被告借錢之人，本與邦妮公司、禾全公司無涉，是以，綜合上情，本院認亦無傳喚之必要，以上均附此說明。　㈣檢察官針對有罪之量刑部分，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始終否認犯罪行為，仍然飾詞狡辯，犯後態度不佳，亦無道歉或和解賠償，告訴人尤漾羚尚承受不詳多張支票可能又浮現，遭不詳持票人主張支票發票人兌現義務之風險，是告訴人尤漾羚遭遇之身心折磨與可能發生之訴訟糾紛與財產損失，認為上開量刑仍有太輕之處，且告訴人尤漾羚亦不服原審判決而據以請求上訴，經核尚非無據，認原判決有罪部分之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等語。惟按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且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75 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及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法定本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則原審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上開㈠述之一切情狀，量處被告有期徒刑3年4月，已充分審酌被告犯案情節之輕重，業針對刑法第57條各款事項而為妥適量刑。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各情均為原審量刑時即予審酌，此外，檢察官提起上訴及於本院審理時亦均未再提出具體新事證足以證明原審上開量刑有何不妥之處，其本案所為量刑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㈤綜上所述，就原審有罪部分，被告之上訴及檢察官針對刑部分之上訴均為無理由，均應予駁回。貳、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緣告訴人尤漾羚經由友人結識被告，加入被告成立之中華巴丁顯密佛學會，復經被告招攬而擔任被告於 99年3月間成立之邦妮公司之董事。詎被告乘告訴人尤漾羚對其之信任及認違背宗教力量，恐遭不利之因果，因其自身債信不佳，無法申請支票使用，乃以維持邦妮公司營運及發展為由，向告訴人尤漾羚商借支票使用，經告訴人尤漾羚同意，將其已於發票人欄蓋用印文之不詳空白支票交予被告使用。嗣於104年4月7日邦妮公司因故停業，告訴人尤漾羚於同年5月21日以存證信函表示終止被告對上開支票之使用權。詎被告明知已無權再使用告訴人尤漾羚名義簽發之前揭空白支票，竟意圖供行使之用，基於偽造有價證券、詐欺取財之犯意，於不詳時間，偽造附表編號2之支票交予郭錦駩，藉以向郭錦駩借款。嗣支票經提示後未獲兌現，經郭錦駩催討，發票人尤漾羚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此部分所為，係犯刑法第201條第1項之偽造有價證券罪、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等罪嫌。二、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應貫徹無罪推定原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6條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至於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本於無罪推定原則，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而所謂「積極證據足以為不利被告事實之認定」係指據為訴訟上證明之全盤證據資料，在客觀上已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曾犯罪之程度，若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三、復按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10條第1款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下本院採為認定被告上開部分無罪所使用之證據，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且毋庸論敘所使用之證據是否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四、公訴意旨認被告上開部分行為涉犯刑法偽造有價證券、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尤漾羚於偵查中之指述、證人郭錦駩於偵查中之證述及附表編號2之支票作為依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偽造有價證券、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發票日105年及金額是我填上去的，104 年1月我跟郭錦駩借35萬元，他習慣收票的時候要填上年份，後來我先還利息，在105年12月我分期付款還他只剩6萬多元，那時候我真的沒有能力還，因為太多債務，公司債務都扛在我身上，郭錦駩的太太（游佳鈴）叫我一定要還，我真沒有辦法還的時候，郭錦駩的太太說要去軋票，所以12月28 日是郭錦駩的太太填的，「105年」是我104年1月填的，金額35萬是之前這張票有跟另一個金主借的時候填的，清償之後把票拿回來，再拿票向郭錦駩借35萬元等語（見原審卷一第51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略以：附表編號2之支票部分，是告訴人尤漾羚在103年10月間連同其他4張支票交付被告，被告在取得附表編號2之支票後，為公司週轉需求，先持該支票向另一名朋友調借35萬元，所以被告在金額欄填入 35萬，年月日未填，後來被告清償該名朋友後，將支票取回，於104年1月間，持該支票向郭錦駩調借35萬元，利息是8 分利，每月利息2萬8千元，郭錦駩習慣要收有填年的支票，所以被告先填入105年，之後被告未能清償本金，但有持續支付利息，所以這張票一直押在郭錦駩身上，後來在105年1 2月間，被告還到剩6萬多，實在沒錢，郭錦駩太太認為欠太久要提示支票，所以由郭錦駩太太填入12月28日後提示該支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53頁），由證人之證述可知，附表編號2之支票發票行為並不是由被告完成，且從被告與金主的對話紀錄顯示，被告不希望金主去軋這張支票，而是請金主給她一些時間她要去籌錢付利息（見本院卷二第86頁）。五、經查：　㈠附表編號2之支票，係告訴人尤漾羚同意，將其已於發票人欄蓋用印文之空白支票交予被告使用，被告並將附表編號2之支票交付予證人郭錦駩之事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5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尤漾羚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見本院卷二第89至90頁）、證人郭錦駩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見交查230卷第281至284頁；原審卷一第437至44 8頁）、證人游佳鈴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見原審卷一第448至 459頁）大致相符，並有票號AV0000000支票影本（見他3643 卷第37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證人郭錦駩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我曾經跟蘇若妙有過借貸的關係，通常都要辦不動產抵押設定才會借錢出去，蘇若妙後來有拿尤漾羚的支票來跟我借錢，不過這不是我通常會接受的條件，就是只用面額35萬元的支票來借款，是因為前面有一個不動產抵押設定，後來尤漾羚及蘇若妙說錢還不夠，才拿支票來跟我借35萬元。本來說一個月就會還，但後來展延，後面有好長一段時間也沒有付利息。是用尤漾羚名下的不動產來做借款，抵押權設定時間我不記得，但我知道有這件事。抵押權設定後，應該沒有到一年那麼久，可能是在抵押權清償的前後，因為她當時要借錢，她說是要處分不動產，但我不知道是要到金融機構借貸還是要賣掉，但當時有說不夠35萬元，應該是半年左右的事，不會超過一年。這35萬元可能是在103年12月25日抵押權塗銷時間附近借的。被告有拿一張面額35萬元的支票來跟我借錢，但是否確切是這張10 5年12月28日的票，要回去看我們之間民事訴訟的紀錄，我現在記不得，蘇若妙拿票去跟我借錢時，上面的金額、日期、章都已經完成了，我沒有印象有遇到她沒有填載完成的情況。游佳鈴跟蘇若妙會有聯繫，蘇若妙會來找游佳鈴拿錢，或者是匯款給她。這張票是我或游佳鈴經手我不確定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37至448頁）。　㈢證人游佳鈴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提示交查230卷第579頁）這是我跟蘇若妙的LINE對話，蘇若妙把面額35萬元的支票拍給我，讓我做債信的查證。（提示他3643卷第37頁）剛剛LI NE對話紀錄上的支票就是畫面上這張票。這張票依照經驗是我收的，蘇若妙借款，用這張票當作擔保。支票應該是借款當天補的，後來支票到期要兌現，無法兌現，所以才去提告。我與郭錦駩是夫妻，郭錦駩借款給被告的事情，我也有參與，我去跟被告拿票，然後給她錢。是否借款給被告由郭錦駩決定。他們有可能私下用LINE談，也有可能透過我轉述，但要用什麼東西擔保、借多少錢的部分，都是郭錦駩決定，我負責的主要是轉傳訊息，還有如果郭錦駩願意借的話，我就把錢借給蘇若妙，以及處理擔保品的事情。支票金額一定會填，日期也應該會填，因為被告會拍照先確定。理論上我應該不會去收還沒填好的票，但因為時間太久了我也不敢確定。理論上我不會去寫對方的票。發票日上寫12月28日，是不是指12月28日就可以軋進去兌現，我忘記了，但我猜她可能是借到1月21日，雖然她寫12月28日，但我必須遵照，例如說她借到1月21日，我就是之後才能去存。支票發票日理論上我不會去填這個，但被告說是我填的，我也不敢百分之百確定我沒有填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48至459頁）。　㈣被告辯稱，附表編號2之支票，其中關鍵之發票日期欄部分，係其向郭錦駩借款，要軋票時由郭錦駩之妻游佳鈴所填載，就此，證人游佳鈴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被告說是我填的，我也不敢百分之百確定我沒有填」，而依被告與證人游佳鈴之對話紀錄，被告於104年12月19日傳送附表編號2之支票照片予游佳鈴時，發票日期欄僅填寫「105年」，至於月份及日期均空白並未填載（見交查230卷第575頁），證人游佳鈴就附表編號2之支票發票日期欄是否為其填寫一事，亦無法肯定是否非其所填寫，另此支票於偵查中或先前民事訴訟，亦未提出原本作筆跡鑑定，至原審審理時欲再行調查筆跡為何人所寫，但該支票原本證人郭錦駩亦表示時間太久已經找不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507頁），以致於無從再行鑑定。是以，關於附表編號2之支票，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無法使本院形成支票發票日期確為被告所填寫，被告犯偽造有價證券犯行之有罪確信。又依證人郭錦駩、游佳鈴前揭所述，被告借貸時通常都是已經先設定好抵押權，再拿支票來借錢，不排除游佳鈴自行填寫支票發票日期而完成發票行為之可能，暨被告供稱：我跟郭錦駩、游佳鈴的借貸，票都是來來回回，有還款就拿回來，要借錢就拿過去，這張票是在103年12月25日借錢抵押時就已經放在郭錦駩那裡了（見本院卷一第145頁），足見被告係長期地向郭錦駩、游佳鈴借貸，郭錦駩、游佳鈴因為有不動產設定抵押之故，認足以確保債權，且被告先前均會支付利息，按時還款，堪認其信用尚可，故依例於被告此次持票借貸時扣除利息後貸予金錢，則郭錦駩、游佳鈴是否因被告持附表編號2之支票，不知告訴人於104年5月21日業已終止授權被告使用其支票一事，因而陷於錯誤，才貸予被告，依檢察官所舉事證確實仍存有可疑之處，尚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此部分犯詐欺取財之有罪確定，故被告就附表編號2之支票之犯偽造有價證券、詐欺取財等犯罪尚屬不能證明。六、本院之判斷　㈠原審認被告被訴偽造附表編號2之支票犯行不能證明，依法為其無罪之諭知，經核所為認事用法並無不當，尚稱妥適。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判決被告偽造附表編號2之支票無罪部分，顯係被告於104年12月19日持附表編號2之支票向郭錦駩調借「高利貸」35萬元，利息是8分利。每月利息2萬8, 000元，被告本來借到1月21日（即105年1月21日），本來說 1個月就會還，但是後來展延，因為是年票，被告尚欠6萬多元未還，應是被告於104年12月19日後幾日內，交付該紙填「105」年之支票當時，已經授權郭錦駩、游佳鈴於該年度內填入具體月、日，或填入時授權之，以完成發票程序，是被告於104年5月23日已明知無權使用告訴人支票，其於交付及授權當時，便已涉犯偽造有價證券之犯行，使郭錦駩、游佳鈴為不知情之間接正犯去完成發票行為或共犯之。㈠再依證人郭錦駩於原審證述內容（引述同前揭五、㈡述），及㈡證人游佳鈴於原審證述內容（引述同前揭五、㈢述），及㈢依被告與證人游佳鈴之上開對話紀錄，被告於104年12月19日傳送附表編號2之支票照片予游佳鈴時，發票日期欄僅填寫「1 05年」（見交查230卷第575頁），證人游佳鈴就附表編號2 之支票發票日期欄是否為其填寫一事，亦無法肯定是否非其所填寫，然可確定被告係於該104年12月19日幾日內交付該支票，以徵得游佳鈴同意作為「年票」來展延債務清償之抵押效果。上開交付時，既然有債務抵押之效果，顯然被告已經事先同意授權完成發票行為或事後同意由持該票據之郭錦駩及游佳鈴等人，填入具體月日以完成可於該年即「105年」送銀行兌現之面額35萬元支票。果然105年底之前，即於1 05年12月28日完成月、日之具體填入，送銀行兌現該支票。又告訴人就上述無罪部分亦不服原審判決而據以請求上訴，經核尚非無據。爰檢附告訴人尤漾羚告訴代理人施正祐於11 3年7月16日「刑事聲請上訴狀（請求檢察官上訴）」1份【內含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106年度簡上字第216號給付票款事件106年9月7日準備程序筆錄】，爰附送原聲請狀，內容並證據亦援引為本案上訴理由及證據。　㈢惟查，被告雖坦承於104年12月19日傳送附表編號2之僅載「1 05」年份之支票予證人游佳鈴，彼時發票日期「12月28日」確實並未填載，顯然被告傳送與證人游佳鈴時並未完成支票之發票日之絕對應記載事項，而被告供稱其彼時還不出來，還到剩下6萬元，其沒辦法再還，證人游佳鈴就說那她要軋票，我說那妳就軋吧，但我不同意證人游佳鈴填寫日期，我說要軋票妳就軋吧，我也沒辦法，但我沒有授權她填寫日期（見本院卷一第145頁），則被告對於證人游佳鈴表示要軋票，其只得表示要軋就軋吧之語意，語帶無奈，惟究不能等同於「被告授權或同意證人游佳鈴代為填寫發票月日」一事，此由證人游佳鈴詢問被告就附表編號2之支票是要存入銀行還是當天被告會用現金換票？時，被告表示「先不要軋，我會去換票回來」、「只是可以商量一下嗎？」、「因為過年期間，可以例外誏（"讓"之簡體字）我延一期嗎？」、「如果可以我會非常的感恩妳」，其後雖經證人游佳鈴同意，然被告並未依照約定匯款2萬8千元，只有匯1萬4千元（見交查230卷第577至583頁）等情，堪認在證人游佳鈴表示要軋票之際，被告仍央求先不要軋票，其會換票，復再度要求延期，而經證人游佳鈴允諾其延期後，被告仍無法依照約定給付，被告身為債務人，依其立場顯然無法控管持票人即證人游佳鈴向銀行軋票提示兌現之行為，只能任由證人游佳鈴為之，並非明顯違反常情與經驗法則，而此與被告同意或授權證人游佳鈴填寫發票月、日核屬二事，尚不可等同視之。則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被告交付附表編號2之支票時，既然有債務抵押之效果，顯然被告已經事先同意授權完成發票行為或事後同意持有該票據之證人郭錦駩及游佳鈴等人，填入具體月日以完成可於該年即「105年」送銀行兌現之面額35 萬元支票諸語，尚嫌率斷，並無直接或間接證據可以佐證。尚難逕以被告交付僅填寫年份支票，向有放貸業者即證人郭錦駩、游佳鈴持之借貸金錢，即謂被告事先授權或事後同意證人郭錦駩、游佳鈴可以填入具體月日而完成發票行為。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上情，為本院所不採，其針對無罪部分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七、退回移送併辦部分　　原審就被告被訴偽造附表編號2之支票部分判決無罪，已經本院予以維持並駁回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則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以113年度偵字第41046號案件移送本院併案審理部分，即無依據，依法應退回原承辦股另為妥適處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仙杏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永豐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德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　湘　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01條第1項意圖供行使之用，而偽造、變造公債票、公司股票或其他有價證券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9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支票號碼票載發票日票面金額發票人付款人交付對象 1 AV0000000 105年6月23日 20萬元尤漾羚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北台中分行徐翊理，後轉交不詳銀樓業主 2 AV0000000 同年12月28日 35萬元同上同上郭錦駩

2025-01-09

TCHM-113-上訴-1002-20250109-1

附民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3年度附民字第398號原告尤漾羚被告蘇若妙上列原告因被告犯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1 002號），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一、按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應於刑事訴訟起訴後第二審辯論終結前為之。但在第一審辯論終結後提起上訴前，不得提起。法院認為原告之訴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88條、第502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當事人對法院所為之訴訟行為，乃採達到主義，而非發信主義，故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期間有無逾期，乃以法院收受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之時間為準。二、查被告被訴犯偽造有價證券等案件，業經本院審理後於民國 113年12月19日上午言詞辯論終結，訂於114年1月9日上午10 時宣判，有本院刑事報到單、113年12月19日審判筆錄在卷可明。原告迄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後之113年12月19日下午4 時01分始具狀提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至本院，有狀載本院收狀章記載「113.12.19.16：01」可明，係在本院言詞辯論終結之後方提起，業已逾越上開規定期間。其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於法不合，揆諸前開規定，應予駁回。又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併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所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非對於刑事訴訟之判決有上訴時，不得上訴，且應受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限制。並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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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HM-113-附民-398-20250109-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竊佔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95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羅武中籍設臺中市○○區○○路0段00號（臺中○○○○○○○○○）選任辯護人陳孟暄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竊佔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470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646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上訴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上訴人即檢察官及被告已於本院陳明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並具狀表示就其他部分不上訴，有本院筆錄及撤回上訴聲請書在卷可按，故本件檢察官及被告之上訴範圍僅限於刑之部分，有關原審判決就被告認定之犯罪事實、論罪部分，均非本院上訴審理範圍，並已確定在案，是關於本案量刑所依憑之被告犯罪事實及論罪法條自以原審判決認定者為據。二、本院之判斷：本院審酌被告犯罪動機、手段、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認原審量刑尚屬妥適，爰引用原審判決記載之理由 (如附件)，檢察官上訴意旨請求從重，被告上訴意旨請求從輕均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振義提起公訴，檢察官周至恒提起上訴，檢察官蕭有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馨文　　　　　　　　　　　　　　　　　　　法　官　賴妙雲　　　　　　　　　　　　　　　　　　　法　官　姚勳昌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溫尹明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附件：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470號聲　請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羅武中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設籍臺中市○○區○○路0段00號　　　　　　　　　　 (臺中○○○○○○○○○) 　　　　　　　　　　居臺中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上列被告因竊佔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偵字第56462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中簡字第1 20號)，改適用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羅武中犯竊佔罪，處拘役叁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一、羅武中自民國109年間某日起，承租址設臺中市○○區○○路000 巷00弄00號房屋居住。詎羅武中明知其所承租之房屋並不包含該房屋旁蔡宇荃所有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之土地，亦不包含陳佩菁所有之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土地，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擅自在上開○○段000地號、000地號土地(下合稱上開A地)種植香蕉樹、芋頭，而竊佔部分上開A地。嗣陳佩菁於109年1月28日發現上情，聯繫羅武中要求其清除上開作物，蔡宇荃亦於112年8月14日電聯羅武中要求清除，然均為羅武中所拒，經蔡宇荃、陳佩菁報警處理，始查悉上情。二、案經蔡宇荃、陳佩菁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一、查本案下列據以認定被告羅武中犯罪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經審酌該等言詞陳述或書面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狀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本案認定事實之其餘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羅武中固坦承承租址設臺中市○○區○○路000巷00弄0 0號房屋居住乙節，然矢口否認有何竊佔犯行，辯稱：芋頭是之前其他人種的，香蕉我只有種一棵，我有打電話問陳佩菁說有種香蕉1棵要給她吃，她說不用，我就把香蕉砍掉了，我覺得她有同意，之後不知道是誰丟的，下雨過後，香蕉又自己長出來云云(見本院卷第51至52、99頁)。經查： (一)被告羅武中至遲於109至110年間(即被告所自陳自受本院訊問時3至4年前)承租臺中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居住，且上開A地有香蕉樹、芋頭生長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偵卷第15至20、87至90頁，本院簡卷第23至29頁，本院易字卷第51至52頁)，且有證人即告訴人陳佩菁於警詢、本院訊問及審理時、證人即告訴人蔡宇荃於警詢、本院訊問時之證述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3至25、27至29、87至89頁，本院簡卷第23至29頁，本院易字卷第54至69頁)，且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112年10月2日中市警霧分偵字第11200 38145號刑事案件報告書、112年8月17日職務報告（第9至1 1、13至14頁）、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霧峰區○○段000、000 地號、地籍圖謄本、地籍圖、大里地政事務所土地所有權狀影本（見偵卷第31至39頁）、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2 年6月2日中市環清字第1120060362號函及後附稽查存證照片（見偵卷第41至43頁）、告訴人蔡宇荃提出之111年12月 16日照片（見偵卷第45至53頁）、被告指認之現場照片（見偵卷第55頁）、告訴人陳佩菁所提出109年1月28日、110 年2月28日、111年9月28日之現場照片（見偵卷第57至60、 91至117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刑案現場照片（見偵卷第61至63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霧峰分局○○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見偵卷第65至67頁)在卷可參，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被告雖以前詞置辯，然查：　　1.證人陳佩菁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9年1月28日到上開○○段 000地號土地發現遭被告種植果樹，我有打電話給被告說我要賣土地，請他把農作物處理掉，被告都沒有處理，之後被告有打電話給我說要拿他種的香蕉給我，我都拒絕了，我於110年2月28日再去看，發現香蕉樹已經長大，111 年9月28日時去看香蕉樹更茂密等語(見偵卷第24至25頁) ；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於93年4月7日因繼承取得上開○○ 段000地號土地之所有權，我於109年1月28日發現上開○○ 段000地號土地被佔用種植香蕉樹、芋頭，當時有照相，我有問附近鄰居林文輝這是何人種植的，林文輝跟我說是被告種植的，被告後來(110年2月28日之後)有自己打電話給我，說他種香蕉，可以拿給我吃，我說不用，請他把香蕉樹砍掉，我要賣地；於111年9月28日我有再拍攝一些照片，那時我有跟上開○○段000地號土地所有權人蔡宇荃之母親楊秀賢聯繫，住○○○○○○○○○○○○○○○○○○○○○○○段000地號土地時有看到被告，且有跟被告說「這些都要處理掉，我們沒有要讓你種」，被告有答應她，這天我也有打給被告，請被告將香蕉樹砍掉，清一清，我要賣土地，被告說給他一個月的時間，有空他會去清掉；現在上開A地上已無種植香蕉樹、芋頭，我僱用人於113年1月27日砍樹清掉，砍樹當天我有打給被告，跟他說我請他處理，他沒有處理，我只好自己處理；被告種植香蕉樹之前，並沒有打電話問過我可否種植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54至63頁)，且提出與「林阿輝」之通話話紀錄、與被告間之通話紀錄（本院易字卷第123至133 頁）、簡訊內容及與賴燦銓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本院易字卷第135至137頁)附卷可稽。觀諸告訴人陳佩菁上開偵查中、本院審理時證述之內容，就發現上開○○段000、000地號土地上生長香蕉樹與芋頭之經過、知曉上開作物係被告種植之緣由、未曾同意被告在上開○○段000地號土地種植上開作物、上開作物之生長情形、拒絕接受被告欲贈送之香蕉、限期要求被告清除上開作物時被告曾經允諾一個月內會處理等節，先後證述相符，並無明顯之瑕疵可指。　　2.證人即告訴人蔡宇荃於警詢時證稱：我於108年間左右，由母親楊秀賢跟我說上開○○段000地號土地被栽種植物，我母親說有跟行為人即被告溝通聯絡，被告有承諾一個月內會清掉，但被告一直沒有清除，前年再到現場也沒有看到人，導致我們於112年6月2日收到環保局寄來的影響環境衛生開罰單，我於112年8月14日18時2分許有打電話給被告說給他1個月的時間清除該土地上的物品，但被告一直轉移話題說他租的房子牆上長榕樹，要求我們把榕樹清掉，才要清除上開A地上之物品，我及我的家人都沒有答應過他等語(見偵卷第27至29頁)，且提出簡訊內容、與賴燦銓間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37、39頁）。復參以證人薛承紀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是楊秀賢的老闆，我曾經與楊秀賢一起去過上開○○段000、000地號土地 (看現場照片植栽狀況約為110年)，看到該地上有種植香蕉樹，我們詢問在場其他鄰居是誰種的，他們說「你要問隔壁這位」，當時被告剛好在騎樓，我們問被告這些是誰種的，被告有承認這些是他種的，我們說「你沒有經過地主同意，應該要清掉」，我跟被告說半個月的時間要清掉，被告說他一直在打工，請給他一個月的時間，我們有同意，約兩年後我有再去一次，被告並沒有清除，香蕉樹長大了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69至80頁)，互核證人即告訴人蔡宇荃與證人薛承紀上開證述之內容，就證人薛承紀與告訴人蔡宇荃之母親楊秀賢曾至上開○○段000地號土地查看時，要求被告清除上開作物，被告有應允於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會清除香蕉樹等作物等情，尚屬一致，且與證人即告訴人陳佩菁上開證述之內容亦相符，堪可採信。　　3.又觀諸證人林麗真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從99年迄今擔任 ○○里里里長，有民眾打電話反應上開○○段000地號土地樹木、垃圾很多，請我去處理，我有去覆勘，該土地上種有香蕉樹，我聽附近的人說是被告種的，被告有拿香蕉送人，閒聊中有聽人聊起被告種的香蕉很漂亮，我住在該土地附近，騎摩車經過時有親眼看過被告在香蕉樹附近管理，澆水、摘果實，時間不記得，很久之前了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80至89頁)；證人賴燦銓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住在不同巷，但時常在上開A地附近走來走去運動或散步，我有看過香蕉樹從小到茂密的景象，我不確定是誰栽種的，但我於111年有看過被告把整包樹葉當肥料到在香蕉樹旁邊施肥、澆水、除草，有時候太多棵被告會砍掉等語( 見本院易字卷第90至101頁)；證人鐘氏秋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住○○○○○段000地號土地旁約1年多，沒有固定住，一個禮拜來三或四天，我搬來時該土地上的香蕉樹已經很茂密了，是被告在種植、整理香蕉，每天早上會澆水，也會噴藥，照顧香蕉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101至109頁)，足見證人林麗真、賴燦銓、鐘氏秋均有見過被告為香蕉樹澆水、施肥等照料行為，均可作為證人即告訴人陳佩菁、蔡宇荃上開指證之補強證據。　　4.再觀諸被告於警詢時自承：最一開始香蕉樹不知道是誰種的，我怕香蕉樹會死掉，才幫忙澆水，香蕉樹會繁殖往外長，之後越長越多，我才幫忙管理香蕉樹，我有順便問陳佩菁要不要吃香蕉，她說不要吃，我就拿給別人吃，我有種芋頭約10顆，種植約5至6個月等語(見偵卷第17至18頁) 。被告雖於偵訊時改辯稱：芋頭是自己長出來的等語(見偵卷第88頁)，於本院訊問及審理時又辯稱：是其他人種植的等語(見本院簡卷第25頁，易字卷第51頁)，所辯先後不一，已難採信。反觀被告於警詢時曾不只一次提及芋頭為其栽種，對於栽種之時間、棵數均有所交代，倘非確有此事，被告何以能清楚說明?被告嗣後翻異前詞應為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三)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雖記載用以種植香蕉樹、芋頭、蔬菜等作物，並在其上堆置花盆、垃圾等物等語，經當庭與公訴檢察官詢問蔬菜所指為何、何時所擺放的哪個花盆、垃圾等節，以利確認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範圍，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當庭予以更正稱：經與告訴人、告訴代理人討論後，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載「蔬菜」、「並在其上堆置花盆、垃圾等物」等文字均予以刪除，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竊佔事實係指種植香蕉樹、芋頭等語，告訴人陳佩菁及告訴代理人均表同意公訴檢察官之更正(見本院易字卷第227頁)，是本案聲請簡易判決處刑被告竊佔之標的與範圍應指香蕉樹與芋頭，附此敘明。 (四)又被告雖聲請傳喚「阿輝」、「姓趙的」欲證明其等亦曾在上開A地種植過蔬菜，惟本案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之範圍已具體明確說明如前，被告所為在上開A地種植香蕉樹、芋頭之竊佔犯行事證亦屬明確，故本院認被告此部分聲請調查證據尚無必要，併此說明。 (五)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乃卸責推諉之詞，尚無足採。從而，本案事證明確，其上開竊佔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一)按所謂竊佔，係指未經他人同意，破壞他人對不動產之使用支配權利，建立己身穩固、持續之實力支配地位，且為即成犯，於其竊佔行為完成時犯罪即成立，以後之繼續竊佔乃狀態之繼續，而非行為之繼續。查，被告未經告訴人蔡宇荃、陳佩菁之同意，種植芋頭、香蕉樹並加以照料，致上開作物向下扎根且枝葉繁盛，已排除告訴人等對於上開○○段000、000地號土地之支配權利，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上開A地係他人之土地，未得他人之同意，竟擅自佔用以種植香蕉樹、芋頭，欠缺守法觀念及對他人財產之尊重，考量被告犯後猶否認犯行，未見悔意，未與告訴人等和解，亦未清理上開作物，乃告訴人陳佩菁自行雇工清除，有告訴人陳佩菁於113 年4月22日被告所提出之照片附卷可佐（見本院中簡卷第31 至45頁）；兼衡被告無前科之素行、本案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情節，暨其自陳為高工畢業之智識程度、從事雜工、與友人分租、家庭經濟狀況普通(見本院易字卷第234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沒收 (一)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 8條之2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被告以種植香蕉樹、芋頭之方式竊佔本案土地，無償使用本案土地，而獲得相當於租金之不法利益，屬被告之犯罪所得，惟檢察官就計算被告所獲得之不法利益之價值部分並未說明，復未提出相關事證供本院查核，且上開A地上之香蕉樹及芋頭業經告訴人陳佩菁僱人一同清除完畢，有告訴人陳佩菁於113年4月22日被告所提出之照片附卷可佐（見本院中簡卷第31至45頁），是上開作物實際佔用之期間及面積未明，被告之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若以估算認定方式宣告沒收、追徵被告之犯罪所得，於預防犯罪之社會防衛功能亦無甚實益；況本案所生財產上利益之最終歸屬，非不可透過民事訴訟程序加以終局性確認、調整，倘於本案先行對被告之不法所得宣告沒收或追徵，將使被告承受過度之不利益，認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振義提起公訴，檢察官周至恒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3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吳孟潔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林育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08

TCHM-113-上易-895-2025010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1189號上訴人即被告 ORANEE CHANAPES （泰國籍）選任辯護人王品懿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ORANEE CHANAPES羈押期間，自中華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拾伍日起，延長貳月。　　理　由一、上訴人即被告ORANEE CHANAPES（下稱被告）前經本院認為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於民國113年10月15日執行羈押，至中華民國114年1月14日，3個月羈押期間即將屆滿。二、茲本院以前項原因依然存在，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應自民國114年1月15日起，第1次延長羈押2月，爰依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第五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2025-01-06

TCHM-113-上訴-1189-20250106-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288號上訴人即被告洪薪曜選任辯護人張藝騰律師許宇鈞律師上訴人即被告洪柏鈞上列上訴人等因妨害秩序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31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丙○○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處有期徒刑捌月。緩刑肆年。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及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乙○○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處有期徒刑柒月。緩刑肆年。並應向公庫支付新臺幣伍萬元，及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暨接受法治教育課程肆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犯罪事實一、丙○○、乙○○、吳○○、王○○（後2人經原審另行審結）均為友人，緣少年彭○翔（民國00年0月生，姓名詳卷）與少年黃○ 華（00年00月生，姓名詳卷）、王○凱（00年0月生，姓名詳卷）前有行車糾紛，於112年11月2日23時52分許，在址設彰化縣○○市○○路0段000號之0全家便利商店進行談判，丙○○、乙○○、吳○○、王○○及少年張○瑋（00年00月生，姓名詳卷）、黃○維（00年0月生，姓名詳卷）、藍○喆（00年00月生，姓名詳卷）、葉○宣（00年0月生，姓名詳卷）、楊○翔（00 年00月生，姓名詳卷）、湯○杰（00年0月生，姓名詳卷）知悉上情後前往現場，丙○○、乙○○、吳○○、王○○均成年人，與少年藍○喆、葉○宣、楊○翔、湯○杰等人（下稱少年藍○喆4人），竟共同基於妨害秩序、毀損之犯意聯絡，與在場少年李 ○峰（00年00月生，姓名詳卷）、李○澤（00年0月生，姓名詳卷）、王○凱（00年0月生，姓名詳卷）、黃○華（00年00 月生，姓名詳卷）、王○祥（00年0月生，姓名詳卷）、柯○ 盛（00年0月生，姓名詳卷）、蘇○任（00年0月生，姓名詳卷）及甲○○發生肢體拉扯衝突，丙○○、乙○○、吳○○、王○○及少年藍○喆4人，在上開全家便利商店門口及人車往來道路之公共場所，徒手或拿安全帽毆打李○峰、李○澤、甲○○（未成傷），致李○峰受有頭皮鈍傷、腦震盪後症候群、左側眼球及眼眶組織鈍傷之傷害、李○澤受有左側眼球及眼眶組織鈍傷、頭皮鈍傷之傷害（李○峰傷害部分於偵查中撤回告訴，李○澤傷害部分未據其提出告訴），丙○○、乙○○、吳○○、王○ ○並與在場少年藍○喆4人共同砸毀蔡○○所有裝設在址設○○縣○ ○市○○路0段000○0號汽車修配廠之監視器及車牌號碼000-000 0號自用小貨車後車箱蓋、雨刷蓋、後保險桿及安全帽2頂（蔡○○已撤回毀損告訴，此部分經原審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二、案經李○峰、甲○○訴由彰化縣警察局彰化分局報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本案審判範圍　　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丙○○、乙○○（下稱被告丙○○、乙 ○○）不服原審判決有罪部分均提起上訴，檢察官並未上訴，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2項但書之反面解釋，原審就不另為不受理判決諭知部分，並未視為提起上訴，此部分自不在本院本案審理範圍內，合先敘明。貳、證據能力部分一、本案據以認定被告丙○○、乙○○犯罪之供述證據，有關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部分，檢察官、被告2人及被告丙○○ 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14、150至153頁），於本院審判期日經逐一提示並告以要旨，公訴人、被告2人及被告丙○○之辯護人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作成、取得，尚無違法不當之情形，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均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認以之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具有證據能力。二、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無證據顯示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　　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一、上開犯罪事實，業經被告2人於偵查、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吳○○於警詢（見113少連偵25卷【下稱偵卷】第67至71 頁）、王○○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見偵卷第55至59、213 至215頁）、證人即共犯少年藍○喆（見偵卷第117至至121頁）、葉○宣（見偵卷第123至127頁）、楊○翔（見偵卷第129 至138頁）、湯○杰（見偵卷第143頁）於警詢時證述內容相符，並有證人即少年李○峰於警詢及偵查中（見偵卷第79至8 1頁）、李○澤（見偵卷第83至84頁）、王○凱（見偵卷第93 至96頁）、黃○華（見偵卷第97至100頁）、王○祥（見偵卷第101至104頁）、柯○盛（見偵卷第105至107頁）、蘇○任（見偵卷第109至111頁）、彭○翔（見偵卷第113至115頁）、柯○佑（見偵卷第145至147頁）及成年人甲○○（見偵卷第85 至88頁）、蔡靜芳（見偵卷第89至91頁）於警詢時證述情節相符，並有李○峰、李○澤之診斷證明書、監視器光碟影像、翻拍照片及勘驗筆錄在卷（見偵卷第169至185、263至267頁）可稽，足認被告2人前揭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二、按刑法第150條業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00 日生效施行，其立法理由為：「修正原『公然聚眾』要件，理由同修正條文第149條說明1至3。而依刑法第149條立法理由：⒈隨著科技進步，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進行串連集結，時間快速、人數眾多且流動性高，不易先期預防，致使此等以多數人犯妨害秩序案件規模擴大，亦容易傷及無辜。惟原條文中之「公然聚眾」，司法實務認為必須於「公然」之狀態下聚集多數人，始足當之；亦有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學說上多有批評，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上述社群通訊軟體）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因上開行為對於社會治安與秩序，均易造成危害，爰修正其構成要件，以符實需。⒉為免聚集多少人始屬「聚眾」在適用上有所疑義，爰參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條第1項及其於10 6年4月19日修正之立法理由，認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實施強暴脅迫，就人民安寧之影響及對公共秩序已有顯著危害，是將聚集之人數明定為3人以上，不受限於須隨時可以增加之情形，以臻明確。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實務見解有認本條之妨害秩序罪，須有妨害秩序之故意，始與該條之罪質相符，如公然聚眾施強暴脅迫，其目的係在另犯他罪，並非意圖妨害秩序，除應成立其他相當罪名外，不能論以妨害秩序罪。然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本案被告丙○○、乙○○與同案被告吳 ○○、王○○、少年藍○喆4人，在址設彰化縣○○市○○路0段000號之0全家便利商店，與李○峰、李○澤、甲○○，互毆而下手實施強暴等情，業據本院認定如前，又被告丙○○、乙○○均坦承有動手毆打，對自己下手實施強暴之情狀當有所認識，亦未脫離，仍各自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應認主觀上皆具有妨害秩序之犯意，自合於首揭條文「聚集三人以上」之要件；其次，被告丙○○、乙○○與同案被告吳○○、王○○、少年藍○ 喆4人等實施強暴行為之地點，係位於全家便利商店前，該處本為一般民眾、附近住戶停放車輛之公共場所，發生暴行之時間又在夜間11時，其等所為實可能波及蔓延於前往該處購買商品之不特定民眾之安寧秩序及人身安全之危害，已產生侵擾破壞公眾安寧、社會安全之外溢作用無疑，客觀上已造成秩序之妨害。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業臻明確，被告2人上開犯行均堪以認定，皆應予依法論科。肆、論罪科刑：一、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二、被告丙○○、乙○○與同案被告吳○○、王○○與少年藍○喆4人，就前揭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三、又按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加重其刑，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該規定固不以其明知所利用或共同實施犯罪者為兒童及少年為必要；但如非明知，仍以該成年人有利用或與兒童及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之不確定故意，亦即該成年人須預見其利用或共同實施犯罪者係兒童及少年，且與之實施犯罪並不違背其本意，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91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2人於本案犯行時為成年人，共犯藍○喆、葉○宣、楊○翔、湯○杰等均為未滿18歲之少年，而被告2人於原審及本院均已自陳本案發生前即知道共犯少年藍○喆4人係未成年等語（見原審卷第104、105頁；本院卷第111、112頁），自應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至李○峰、李○澤於案發時均係未滿18歲之少年，惟被告2人均否認明知或可得知悉其等未滿18歲一節，而本案係因少年彭 ○翔與黃○華、王○凱間之一時之行車糾紛引起，被告丙○○原本與藍○喆、張○瑋逛夜市，張○瑋突接獲友人電話後而一同前往，被告乙○○則臨時接獲被告丙○○電話才與楊○翔一同前往，被告丙○○、乙○○原均不認識李○峰、李○澤，分別經被告 2人陳述明確，則被告2人供述於案發時並不知悉李○峰、李○ 澤均未滿18歲，尚無違常情，此外，亦無證據顯示被告2人案發時明知或可得知悉李○峰、李○澤均未滿18歲，自無從認定被告2人本案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 1項前段、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進而援引前揭對少年犯罪之規定再予加重刑責，附此說明。四、按刑法第59條之減輕其刑，係裁判上之減輕，必以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認為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與法律上之減輕只須具備特定之要件，即可減輕本刑者情形，迥不相同。至情節輕微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至於被告無前科，素行端正，子女眾多等情狀，僅可為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標準，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最高法院51年度台上字第89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2人與同案被告吳○○、王○○、少年藍○4 人僅因少年彭○翔與黃○華、王○凱間之行車糾紛，即聯絡並聚集多人前往案發地點之公共場所尋釁，進而徒手或持安全帽毆打李○峰、李○澤及甲○○等人，並恣意砸毀蔡靜芳所有監視器及自用小貨車後車箱蓋、雨刷蓋、後保險桿及安全帽等物，而下手實施強暴，其等此舉對於社會秩序、安寧自造成相當危害，且被告2人與同案被告、少年多人聚集於案發地點在尚未發生鬥毆前，即已經告訴人一方報案並經警前往驅離，卻在警方離去後，復仍返回，顯然無視於公權力之介入，足見其等所為本案妨害秩序犯行之情狀，在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值堪憫恕之處，且其等本案所犯刑法第15 0條第1項後段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法定本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最低本刑僅有期徒刑6 月，並非重罪，依其等犯罪之情狀，亦無縱量處最低本刑猶嫌過重之情況，本院認並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伍、本院之判斷一、原審認被告2人本案犯罪事證均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均　　非無見。惟：㈠檢察官起訴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嫌，原審於論罪時，認被告2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於主文欄諭知被告2人均處有期徒刑5月，而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刑度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000元、2,000元或3,00 0元折算1日，易科罰金，然原審既然諭知被告2人均處有期徒刑5月之刑度，卻未為得易科罰金之宣告，似又認為被告所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規定為刑法分則加重，以致原審諭知被告 2人上開徒刑宣告時未併為易科罰金之諭知，此部分認定不無主文與理由矛盾而有未洽。㈡又原審引用刑法第59條酌減時，說明：「然被告丙○○、乙○○與其他共犯在公共場所，施以暴行，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程度之損害，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可堪憫恕之處，自從援引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見判決書第五頁之（四）說明），先說明被告 2人行為已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程度之損害，後又說明「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可堪憫恕之處」，前後即有矛盾，且依本案情節，被告2人本案犯行之情狀，並無可以憫恕之處，亦無縱宣告法定最低本刑猶嫌過重之情況，而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已如本院前述，原審卻引用該條規定對被告2人酌減其刑，此部分適用法律即有未當。㈢又本案係因少年彭○翔與少年黃○華、王○凱間之行車糾紛，少年藍○喆認識彭○翔，被告2人才與同案被告吳朕榕、王嘉昇、少年藍○ 喆4人前往，欲前往少年黃○華所在之處尋釁，因而在案發地點發生本案，原判決量刑說明時卻誤認少年黃○華為被告2人之友人，此部分認定亦有未洽。　　被告2人上訴意旨以原審量刑過重，請求從輕量刑為由，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一節，雖要無可採而均無理由，然原審判決確有如上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判。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丙○○、乙○○，均為心智健全之成年人，僅因友人藍○喆之友人彭○翔與黃○華、王○凱間有行車糾紛，竟不思勸導或協助理性溝通解決，反與同案被告吳○○、王○○與少年藍○喆4人等多人一起前往尋釁，與黃 ○華同屬一方之李○峰、李○澤、甲○○則不甘被挑釁，雙方逕在上開屬公共場所，分持安全帽及徒手與對方互毆而施以暴行，所為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且對社會秩序造成一定程度之危害，實應予非難，復考量被告乙○○係受被告丙○○之邀約而前往，而被告丙○○、乙○○犯後尚知坦承犯行，於原審審理期間即與蔡靜芳達成調解，賠償其3萬元，被告乙○○上訴後再與李○峰、李○澤、甲○○達成和解，同意無條件和解，體傷自理，被告丙○○則賠償李○峰、李○澤各6萬元而達成和解，有調解筆錄、和解書在卷（見原審卷第97至98 頁；本院卷第67、139至141頁）可按，兼衡被告2人於原審各自陳明之學歷、工作經歷、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原審卷二第340頁）及被告丙○○提出戶籍謄本、無職業證明書（其母親）、診斷證明書、收據、聖安善行功德會捐贈名單、照片、在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33至53頁）、被告乙○○提出在職證明書（見本院卷第69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又本案係因為原審判決適用刑法第59 條之法條不當而撤銷，依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規定，並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故而量處較原審判決為重之刑度，並於本院審理時已當庭曉諭被告2人及被告丙○○ 之辯護人知悉（見本院卷第149、150頁），附此敘明。三、末查，被告2人前均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其等於本案發生後均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等人達成調解、和解，被告丙○○並已賠償告訴人李○峰、李○澤各6萬元且給付完畢，告訴人等人均表示不再追究被告2人之民、刑事責任，同意法院對被告2人從輕量刑、宣告緩刑等情，足認被告2 人確實已徵得告訴人等人之諒解，犯後態度尚可，而其等年紀尚輕，尚有待磨練、學習之可能性，亦有貢獻、回饋社會之能力，本院認其等經此偵審教訓當益知戒慎而無再犯之虞，對其等前所為宣告刑以均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均併予宣告緩刑，以啟自新。另為導正被告2人之行為與法治之正確觀念，認有賦予其等一定負擔之必要，衡量其本案犯罪之嚴重性，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規定，被告乙○○再依同條項第4款規定，命被告2人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分別接受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公益捐（僅被告乙○○）、義務勞動及法治教育。再同時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並發揮附條件緩刑制度之立意及避免短期自由刑執行所肇致之弊端，以期符合本件緩刑目的，並觀後效。另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受緩刑之宣告，違反上開本院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等宣告，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4款、第5款、第 8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文正提起公訴，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　湘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第1項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1-02

TCHM-113-上訴-1288-20250102-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842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順宏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23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4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判決所為認事用法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審判決書之記載（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按證據之證明力，固應由事實審法院依其職權，本於確信自由判斷，惟此一自由判斷職權之行使，不得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否則即屬採證違背證據法則。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即綜合各種間接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資為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苟無違背經驗及論理等證據法則，並非法所不許。而法院應斟酌調查所得之各項證據，本於推理作用而為綜合判斷，不得僅將卷內各項證據，予以割裂觀察而單獨評價，否則即與論理法則不合。　㈡查被告坦承於該日（按應係民國112年7月30日）19時15分許，無正當理由，空手進入本案工地，於同日21時25分許，手提袋裝物品，載運離去；本案監視器畫面之人係伊本人之事實，然否認有何竊盜犯行，辯稱：伊是去該工地睡覺，袋內物品是伊私人衣物云云。本案監視器畫面固未攝得被告正在竊取電線之情況；然被告並未在該工地任職，當無權限進入該工地，且被告進入工地時，係空手並未攜帶任何物品，在該處待約2小時後，竟能載運出體積寬度略微超出機車踏板之不明物品離去。參以被告先前已有多次在工地行竊之案件，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9年度上易字第1259號判決、105年度上易字第896 號判決可佐；本案與被告先前竊盜之犯罪手法類似，時間、地點、特徵亦類似，自已非巧合2字可以解釋。就上開客觀證據及證人之證述等間接事證參互以觀，仍足以推認被告犯行。是綜據全部卷證，被告犯罪事證應屬明確，原審竟因被告空言在該處睡覺而為無罪之諭知，容有違誤。　　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 4條第1項、第361條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三、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等判決意旨參照）。　　四、經查：　㈠被告自始至終均堅決否認行竊臺中市○○區○○○街00號工地（下稱案發工地）之電線，供稱：我攜帶白色布袋裝自己的衣物及回收物品到案發工地睡覺，被吵醒才攜帶白色布袋離去等語。而依案發工地附近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截圖，僅能見被告騎乘機車腳踏板上有白色袋裝物品，寬度略超過腳踏板，高度約至被告之小腿肚，惟該袋內究竟裝何物品，由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並無從得知，已經原審認定明確，並有原判決【附件】之翻拍照片可明。告訴人羅山和雖指稱其管領的案發工地電線遭竊，然被告當時所騎乘機車腳踏板上白色袋裝之內容物，是否即為告訴人遭竊之電線，未見檢察官提出證據加以證明，故難認被告辯解之裝有自身衣物及回收物品到案發工地睡覺一情，即絕對不可採信。　㈡又，被告之前科紀錄屬品格證據，不得用以證明其品格與本案犯罪行為相符或有實行該犯罪行為之傾向，以避免導致錯誤之結論或不公正之偏頗效應（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 613號判決意旨參照）。在證據法上雖可容許檢察官提出供為證明本案被告犯罪之動機、機會、意圖、預備、計畫、認識、同一性、無錯誤或意外等事項之用，但必須兩案之犯案手法具有驚人的相似性，始足語焉（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609號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提本院109 年度上易字第1259號、105年度上易字第896號等判決，欲佐證本案被告與先前竊盜之犯罪手法類似，時間、地點、特徵亦類似，上開兩案雖均認定被告有竊取建築工地內之工具、機具等物。然而，在本院109年度上易字第1259號案件中，被告係以新臺幣2千元為代價委託該案共犯駕駛自小客貨車載運而竊盜工地內之「氬焊機、手提砂輪機、電動鑽孔機等物」，在本院105年度上易字第896號案件中，被告係以不詳方式撬開工地內房間門鎖後，竊取「空氣釘槍、鋸臺、切臺、大路達、雷射水平儀、曲線鋸臺、油漆研磨機、手工具等物」，均與本案告訴人遭竊之財物「電線」並不相同，而就被告係單獨犯或委託他人協助載運，暨犯罪手法，均有差別，縱使被告前開2案竊盜財物之地點均為建築工地，時間均在凌晨、半夜，與本案告訴人遭竊及被告出現之時間、地點均雷同，然竊盜財物之行為人多半利用夜深人靜之時刻而為，選擇建築工地內的機具、器物為行竊地點及下手目標亦屬常見，難認被告前揭2案之犯罪手法與本案有何驚人之相似性。是以，檢察官提出本院前揭2案判決內容，並無從為被告犯本案竊盜犯行之不利認定。五、綜上各情相互以觀，本件檢察官起訴及上訴意旨所指之證據　　資料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無法使本院對於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形成確切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原審經過詳查，逐一剖析說明其認定之證據及理由，因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所為論斷，核無違背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自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整理歸納上開間接事實推論被告應涉本案被訴竊盜犯行，固非全然無見，惟仍未提出適合於證明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上訴意旨所稱各節，仍無法完全推翻原判決之立論基礎。是以，本件檢察官之上訴，自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聖傳提起公訴，檢察官蕭如娟提起上訴，檢察官陳德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石　馨　文　　　　　　　　　　　　　　　法　官　陳　茂　榮　　　　　　　　　　　　　　　法　官　賴　妙　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黃　湘　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2025-01-02

TCHM-113-上易-842-2025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