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936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364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蘇聖鴻民國00年00月00日生選任辯護人王璿豪律師被告劉語晴民國00年00月00日生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等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28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15日及112年度訴緝字第77 號113年3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 1年度偵字第28046、32035、32284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蘇聖鴻、劉語晴無罪（即被訴民國111年7月2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均撤銷。蘇聖鴻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伍年。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追徵之。劉語晴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拾年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追徵之。其他上訴（即蘇聖鴻被訴民國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所處之刑）駁回。蘇聖鴻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與前開主文第二項撤銷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年陸月。　　事　實一、蘇聖鴻、劉語晴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猶共同意圖營利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經歐孟翔於民國111年 7月24日中午前某時先以電話聯繫蘇聖鴻，告知將前往其位於高雄市○○區○○街00○0號2樓住處（下稱前開住處），嗣於同日12時許歐孟翔騎乘機車搭載吳美娟抵達該址，逕向是時同在該址之劉語晴表示欲以新台幣（下同）7000元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且雙方達成合意，遂由劉語晴當場交付甲基安非他命（重量約1錢，下稱本案毒品）予蘇聖鴻轉交歐孟翔既遂，歐孟翔則將7000元現金交予蘇聖鴻轉交劉語晴收受。其後歐孟翔在該址當場施用些許本案毒品，剩餘部分交由吳美娟保管，直至翌日（即同月25日）凌晨吳美娟在鳳山區光復路一段52號「全家超商」遭警盤檢扣得上述剩餘本案毒品，進而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　一、上訴人即被告劉語晴（下稱被告劉語晴）經本院依法傳喚，猶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相關證明，尚難認有不到庭之正當理由。是其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二、本案上訴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茲據檢察官針對上訴人即被告蘇聖鴻（下稱被告蘇聖鴻）、劉語晴經原審諭知無罪（即兩人被訴111年7月24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提起上訴，應由本院就此被訴事實全部加以審理。另被告蘇聖鴻既明示僅針對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量刑提起上訴（112年度上訴字第936號〈下稱甲案〉卷第 116、382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中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餘則非本案審理範圍。　三、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　　　本判決所引用各項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但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外部情況俱無不當，且檢察官、被告2人暨辯護人明知同法第159條第 1項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除檢察官、被告蘇聖鴻暨辯護人、被告劉語晴之辯護人在準備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甲案卷第118至119、225頁，113年度上訴字第364號〈下稱乙案〉卷第59頁）外，被告劉語晴則始終未到庭聲明異議，嗣於審判程序業經本院依法調查乃認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至於相較審判中證述是否具較高證據證明力，乃另一問題）。貳、撤銷改判有罪（即被告2人被訴111年7月24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　一、認定有罪之理由：　　　訊之被告蘇聖鴻固坦認當日接獲歐孟翔來電告知欲前往前開住處，隨後歐孟翔偕同吳美娟抵達該址並購得甲基安非他命毒品之情，但否認販賣毒品犯行，辯稱歐孟翔係向劉語晴購買甲基安非他命、錢也是劉語晴收去，伊並未參與本次交易過程；其辯護人乃主張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先後證述歧異，不足以證明被告蘇聖鴻涉有本次犯行。另被告劉語晴始終否認犯行且抗辯與本案完全無關，其辯護人則以證人歐孟翔、吳美娟係受同案被告歐孟翔影響始為不利被告劉語晴之證述，均不足採信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原係夫妻，兩人於110年8月26日離婚後，被告劉語晴仍不定時至前開住處居住；又歐孟翔於11 1年7月24日中午前某時先以電話聯繫被告蘇聖鴻告知將前往前開住處，嗣於同日12時許歐孟翔偕同吳美娟騎乘機車抵達該址等情，業經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分別於警偵及原審證述甚詳，並有被告2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甲案原審卷一第17至20頁），復據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坦認屬實；又歐孟翔於上述時地以7000元購得本案毒品並當場施用少量甲基安非他命，剩餘部分交予吳美娟保管，直至翌日（即同月25日）凌晨吳美娟遭警盤查扣得上述剩餘本案毒品一節，亦據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分別證述與被告蘇聖鴻供證在卷，至證人吳美娟、歐孟翔與被告蘇聖鴻針對此次交易過程陳述雖有歧異（詳後述），但均一致證述歐孟翔於案發時地確有以7000元現金購得本案毒品甚明，是此等事實俱堪採認。　　㈡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固據被告蘇聖鴻由辯護人於偵查中抗辯其在聲請羈押時因小孩生日快到了、不想被羈押、才坦承犯行（偵卷一第255頁），與原審辯稱擔心無法適用減刑規定、始坦承本次犯行（甲案原審卷一第295頁）云云，然審酌被告蘇聖鴻前於偵查中羈押訊問業由法院為其指定辯護人，原審準備程序暨第1 次審判程序則自行委任辯護人（均為同一人）到庭全程辯護，乃坦承與劉語晴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歐孟翔之情在卷（聲羈卷第25至26、29至30頁，聲羈更一卷第21頁，甲案原審卷一第106、108、191頁），堪信是時其與辯護人對本案犯罪事實暨可能涉犯罪名俱有充分認知，當無誤解法律而任由被告蘇聖鴻違背本意自白犯罪之虞。又被告蘇聖鴻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係最輕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同時另涉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此部分僅為量刑上訴），且犯罪嫌疑人認罪與否核與法院是否裁定羈押尚不生必然關係，衡情亦無可能僅為暫時免除羈押或為謀減刑，即願甘冒重典、率爾謊稱自己販賣毒品之情，況其事後改以否認此一犯行以致無由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之減刑規定，核與審判中自始否認犯罪無異，更彰顯其辯稱擔心無法適用減刑規定方始虛偽認罪誠屬無據。再佐以被告蘇聖鴻始終未提出檢察官暨原審法官於上述訊問程序果有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不正取供情事以供調查，故其事後空言抗辯該等自白俱屬不實云云，委無足採。　　㈢被告2人確於上述時地販賣本案毒品予歐孟翔　　　⒈本件固據被告2人分別抗辯如前，但觀乎被告蘇聖鴻初於 111年8月4日及10月5日警詢雖辯稱案發當日幫歐孟翔開門後直接進房間，後來出房間才知道歐孟翔向劉語晴購買毒品云云（警卷一第8至9頁，偵卷一第37頁），嗣於同年10月6日及25日羈押訊問改以坦認與劉語晴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歐孟翔（聲羈卷第25至26、29至30頁，聲羈更一卷第21頁），並於同年10月6日羈押訊問及1 1月16日偵查中供稱負責交付毒品予歐孟翔並向其收取7 000元（聲羈卷第25至26頁，偵卷一第254頁），直至原審準備程序暨第1次審判程序仍坦承起訴書所載與劉語晴共同販賣本案毒品予歐孟翔之情（甲案原審卷一第10 6、108、191頁），其後始翻詞否認犯罪，是被告蘇聖鴻先後陳述反覆不一，證人歐孟翔、吳美娟針對案發過程歷次證述亦有歧異（詳後述），遂未可逕以被告2人片面否認遽為其等有利之認定。　　　⒉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歧異時，事實審法院應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審理所得心證，為合理之取捨判斷；至同一證人前後證述情節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部分證言而當然排除其他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當然結果，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全部不可採信。查證人吳美娟初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即證稱本案剩餘毒品係同月24日與歐孟翔至前開住處、由被告蘇聖鴻當場秤重出售予歐孟翔等語（警卷三第80頁），隨後偵查及原審均改稱本案毒品係向劉語晴購買，惟在原審證述除確認案發當日係蘇聖鴻向歐孟翔收錢、再由劉語晴交付本案毒品（甲案原審卷一第301至302、306頁，原審卷二第83頁）外，針對案發重要情節多答稱不記得、忘記了；另參酌證人歐孟翔首次於111年10月5日警詢暨其後偵訊雖謂本件係向劉語晴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並於上述時地交付現金7000元予劉語晴、由劉語晴當場秤量本案毒品給伊（警卷二第79頁，偵卷一第116至117、 219至221頁），但111年10月5日偵訊先稱被告蘇聖鴻於交易毒品過程在房間睡覺（偵卷一第117頁），嗣於同月21日偵訊又改稱蘇聖鴻在場，本案毒品係劉語晴透過蘇聖鴻交予伊，並由伊將錢交給蘇聖鴻、再由蘇聖鴻轉交劉語晴（偵卷二第219至220頁），直至原審再一反前詞改稱交易過程係由劉語晴交付毒品及收錢、蘇聖鴻並未在場云云。前開證人彼此先後所述雖明顯歧異，然本院茲就其2人暨被告蘇聖鴻（如前揭㈡所示）歷次陳述相互勾稽，再佐以卷附被告蘇聖鴻與歐孟翔、吳美娟通訊軟體訊息內容（警卷二第81-1至85頁，甲案原審卷一第 95頁），可知被告蘇聖鴻獲悉吳美娟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並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後，旋於同月26、27日分別向歐孟翔、吳美娟表達不滿之意，以致事後歐孟翔、吳美娟於偵訊即稱其並未參與本案交易；俟被告蘇聖鴻於同年10月6日、同月25日羈押訊問坦認與劉語晴共同販賣毒品之情，該2人始改稱被告蘇聖鴻確有參與本次交易過程如前，足徵證人歐孟翔、吳美娟乃係配合被告蘇聖鴻供述內容而翻異其詞甚明。是考量證人吳美娟雖罹有智能障礙，歷次訊問過程猶能瞭解問題並依個人意思回答無礙；次依卷附通訊軟體訊息可知其與被告蘇聖鴻既以兄妹相稱且彼此並無仇怨，實無任意設詞誣攀之理，況當事人於案發之初所為供述因較少權衡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依經驗法則本較事後翻異之詞更為可信，從而證人吳美娟先前警詢陳述相較事後翻異之詞應具更高證明力，且此部分證述核與證人歐孟翔前揭偵查中指證及被告蘇聖鴻自承共同販賣毒品之情大抵相符，至其餘故為迴護被告蘇聖鴻或其空言否認犯罪之詞均不足採信，故本件應認被告蘇聖鴻於本次交易過程確有在場，且係劉語晴透過蘇聖鴻將本案毒品交予歐孟翔，並由歐孟翔交付現金7000元予被告蘇聖鴻再轉交被告劉語晴無訛。　　　⒊其次，針對行為人主觀犯意究應該當（共同）販賣、幫助販賣或幫助施用毒品，應參酌卷證且依整體犯罪過程加以觀察，尚未可僅擷取片面事實遽為不利被告之推論。其次，聯絡毒品買賣、交付毒品及收取毒品買賣價金等行為均屬販賣毒品罪構成要件事實之部分行為，苟有參與其事，即係分擔實行犯罪行為，自應負共同販賣毒品罪責，是就毒品買賣之時間、地點、金額數量之磋商，及毒品之實際交付、收取現款，均係構成販賣毒品罪之重要核心行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32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作為評價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無論所參與者是否為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抑或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皆屬共同正犯；倘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並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幫助犯。本件茲依被告蘇聖鴻自承接獲歐孟翔來電即知道其要向劉語晴購買毒品、伊與劉語晴算是合資（偵卷一第254頁，聲羈卷第26頁），與證人歐孟翔證稱均係先聯絡蘇聖鴻、再至前開住處向劉語晴購買毒品等語暨前揭各情交參以觀，堪信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彼此確有合資並分工販賣毒品之舉，遂應成立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責。　　　⒋此外，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虛偽自白與真實不符，遂對證明力加以限制，明定藉由補強證據擔保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依據；又刑事審判上共同被告係基於訴訟經濟等原因，或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各別被告暨犯罪事實仍屬獨立存在；至刑事實體法所謂「共犯」則係依參與犯罪型態暨程度加以觀察，包括「任意共犯」及「必要共犯」在內，故二名以上共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共同被告），縱令彼此所述一致，仍屬自白，原則上不得相互採為證明渠等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但應究明兩者依上述實體法之共犯關係為何，未可一概而論。準此，審酌「對向犯」係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行為，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犯罪（如賄賂、賭博、重婚等罪），因行為者各有目的且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間要無所謂犯意聯絡，苟無特殊事由以致須對證據證明力有所限制（例如不得僅以行賄者單方指訴採為公務員收受賄賂之唯一證據），倘若對向犯之雙方均已自白，彼此陳述內容亦無明顯齟齬且合致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者，當可採為相互補強並採為認定另一被告成立犯罪之證據方法。本件被告劉語晴雖堅詞否認如前，惟依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及共同被告蘇聖鴻前揭證述已堪採認其涉有共同販賣本案毒品犯行，業經審認如前，是其空言否認犯罪即無足採。　　㈣毒品本係我國法律嚴加禁止，非可公然買賣或任意散布，以致施用者多需透過特定管道方能取得毒品，又為阻絕毒品擴散，避免造成社會潛在風險暨危害他人身心健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乃設有販賣（第4條）、非法使人施用（第6條）、引誘他人施用（第7條）及轉讓（第8條）等處罰規定。惟交付毒品之可能基礎事實不一，倘由施用者角度觀之，大抵可分為有償取得（支付一定對價）或無償取得（無庸支付或僅須支付顯不相當之對價）兩類。另自交付毒品者立場而言，常見多為販賣或轉讓之犯罪類型。其中「販賣」依歷來審判實務意見雖認應以行為人具有「營利意圖」為必要，然慮及毒品價格往往隨諸交易雙方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寬嚴程度，購買者事後供出來源之可能風險或節約存貨成本等因素而異其標準，並隨時機動調整，非可一概而論，況在一般有償交易之情形，苟非併予查獲毒品上游之人且與本案有關，則除被告單方供述外，法院多無從查知販毒者實際購入成本或轉售過程是否果有從中賺取價（量）差等情事，故本院乃認「營利意圖」當指行為人本諸為自己計算之意思、欲藉由交付毒品獲取經濟上利益之謂，要非以實際售價扣除成本後仍有獲利為必要。另佐以一般販賣毒品者若非自行製造，本須自他人處購入毒品再行轉售，因而形成所謂上、中、下游毒品交易網絡，甚而透過第三方居間交易之例，遂未可逕以行為人必須先向他人取得毒品、即率爾阻卻其主觀販賣故意。準此，除可證明行為人單純基於便利、助益施用者之意思而代購毒品，僅成立幫助施用毒品罪外，考量販賣毒品乃屬重罪，衡情若無利可圖或有其他特殊情事，一般持有毒品者當不致任意交付或無償轉讓他人，遂應認其具有營利意圖而成立販賣毒品罪，俾免輕啟販毒者僥倖之機。本件雖未明確查知被告2 人取得本案毒品實際成本為何，但考量其等與歐孟翔既非近親或有何特殊交誼，當無可能甘冒重責任意交付毒品之理，憑此堪信被告2人確係基於計算自己利益之意思而為本件毒品交易，依前開說明堪信其等主觀上確有營利意圖而應論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㈤綜前所述，被告2人雖否認犯行，然本院審酌卷載證據交互判斷，仍認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2人就此一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兩人販賣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應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立法目的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早日悔過自新，並期節約司法資源、以利毒品查緝，俾收防制毒品危害、使案件儘速確定之效而設，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皆已自白始得適用；此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查被告蘇聖鴻雖於偵查及原審一度自白犯行，但在原審嗣後否認犯罪，另被告劉語晴則始終否認參與本件販賣毒品行為，遂均無由適用上述減刑規定。　　　⒉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毒品下游者具體供出其上游供應人，俾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共犯，以確實防制毒品泛濫或更為擴散，且該項所稱犯罪係以法院認定、判斷結果為準，非謂行為人必須自白犯同條項所列之罪，始稱充足。換言之，經起訴販賣等者，縱否認犯罪，如確能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仍應適用該項減免其刑規定，否則無異強迫須自白販賣等犯行而違背被告不自證己罪原則。又此所稱「其他正犯或共犯」除指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外，亦包括與行為人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查本件初據證人吳美娟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並指證向被告蘇聖鴻購買本案毒品，經警循線於同年8月4日至前開住處實施搜索並逮捕被告蘇聖鴻，繼而依其當日警詢供述歐孟翔向共同被告劉語晴購買本案毒品之情，再查悉被告劉語晴共同涉犯本案，此有證人吳美娟及被告蘇聖鴻警詢筆錄可參（警卷三第71至82頁，偵卷一第31至 39頁），由是可知本件員警當係透過被告蘇聖鴻供述而查獲共同被告劉語晴，是被告蘇聖鴻雖否認犯罪，依前開說明仍應適用該規定減輕其刑。至本件始終未見被告 2人供述此部分毒品來源究為何人，被告劉語晴即無從適用該規定減刑。　　　⒊再者，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宣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規定在適用於「無其他犯罪行為，且依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可認屬情節極為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個案之範圍內，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違憲（見該判決主文第1項），該判決效力僅限主文及其主要理由，並僅以宣告適用上開違憲之範圍為限，此外即無從任意擴張其效力、擅行比附援引於其他販賣毒品罪，或單以該判決為據、置刑法第59條要件於不顧而逕依該規定減刑。又該條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以外之販賣毒品罪法定刑，或有由立法者本於整體毒品刑事政策暨體系正義之考量，併同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刑通盤檢討之必要，惟各罪既仍留有由法院衡酌個案具體情節，以符罪刑相當原則之量刑裁量空間，與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法定刑極端僵化，以致有違罪刑相當原則、甚而有立法者取代司法者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之違憲疑慮，已有不同。至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雖未具體依行為人屬於大盤毒梟、中、小盤或零售，抑或針對販賣價量而區分不同刑度，但法制上另輔以偵審自白及供出上游而查獲等減輕規定以資衡平，除前述販賣第一級毒品罪經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認適用上違憲外，身負依法裁判誡命之執法者，理應尊重立法決定，猶不得任意比附援引逕謂本罪法定刑同屬過重、動輒援引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俾免架空立法意旨。查被告2人本次販賣對象雖僅只1人，但價量相較一般零星販售之例為高，且被告蘇聖鴻前於111 年7月17日已涉有同類犯行（即駁回上訴部分），相隔數日即再犯本案，依其客觀犯行及主觀惡行相較一般毒品犯罪實難認輕微，是參以被告2人犯罪情節暨被告蘇聖鴻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後（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3年4月），客觀上要無情輕法重或任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亦未見被告2人暨辯護人有所主張或提出相關事證，自無由依此酌減其刑。　　㈢本院分別審酌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本件販賣毒品價量相較其他販毒集團輕易獲得厚利之情形，犯罪危害尚非重大，除被告蘇聖鴻一度坦承犯罪外，被告劉語晴則矢口否認犯行，均難見悔意；兼衡其2人自述智識程度、家庭及生活狀況（甲案本院卷第395頁，乙案原審卷第49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再審酌被告蘇聖鴻所犯本罪及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此詳見駁回上訴部分所述）行為類型暨侵害法益相同、犯罪時間接近，倘以實質累加方式定應執行刑顯將超過其行為不法內涵，復考量刑罰目的重在矯正被告之法治觀念及反社會性，並期能藉由刑罰手段促使其再社會化，是依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當足以適度評價本件犯行，遂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7年6月，以資懲儆。　　㈣再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本次販賣毒品所得價款7000元係其等犯罪所得財物，惟依卷證無從查知各自實際分得數額為何，爰依共同沒收即平均分擔之法理加以認定（兩人各為 3500元），並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追徵（因犯罪所得為現金且數額確定，毋庸記載追徵價額）。參、駁回上訴（即被告蘇聖鴻被訴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所處之刑）部分　一、被告蘇聖鴻上訴意旨略以原審量刑過重。辯護人則為其辯稱：被告蘇聖鴻此部分所販賣毒品實係劉語晴所提供，且其在偵查中亦供出劉語晴之毒品上游為「周志霖」，故該 2人應為此部分犯行之毒品來源，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蘇聖鴻僅因一時失慮實施此等犯行且對犯罪事實坦承不諱，請法院考量其犯罪情節輕微，另因長期飽受躁鬱症所苦，再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　二、論罪科刑暨加重減輕事由　　㈠核被告蘇聖鴻此部分所為，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又其販賣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當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蘇聖鴻先後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俱就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坦認在卷，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 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係指犯罪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前後手），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人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相關資料，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發動調查或偵查程序因而查獲其人暨犯行，且所供出毒品來源與本案被訴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查被告蘇聖鴻初於警詢未供出毒品來源以供員警追查，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 112年3月17日高市警鳳分偵字第11271070400號函暨職務報告在卷可憑（甲案原審卷一第151至153頁）；又其雖於偵查中供稱此部分毒品來源為劉語晴及周志霖，惟此業據同案被告劉語晴始終否認，證人周志霖亦證稱並未販賣毒品予劉語晴或由劉語晴轉賣蘇聖鴻（甲案本院卷第229頁），另依證人許皓翔證述當天至前開住處向蘇聖鴻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看蘇聖鴻到他房間內拿出1包夾鍊袋包裝的甲基安非他命交給伊，過程中僅與蘇聖鴻接洽、未看到劉語晴（警卷第41至42頁，偵卷一第57頁）等語觀之，尚無從推認共同被告劉語晴果有參與該次犯行，是依前開說明被告蘇聖鴻此部分犯行即與上述減刑規定不符。　　㈣另參酌前開貳㈡⒊所述，被告蘇聖鴻此一犯行犯罪情節暨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規定（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5年）後，客觀上要無情輕法重或任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至其坦承犯行核屬法院量刑參考事由，尚無從執為酌減其刑之依據，故辯護人此部分抗辯尚屬無據。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蘇聖鴻被訴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許皓翔部分罪證明確，審酌其從自身施用、接觸毒品之經驗，應明知毒品極易造成施用者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除嚴重戕害身體健康、亦可能衍生其他犯罪，對人體及社會治安危害甚鉅，仍無視嚴禁毒品之法律及刑罰嚴重程度，僅為圖小利實施本件犯行，惟念犯後坦承犯行，販賣地點為自家住處、對象係同有施用毒品習慣之成年人且報酬僅為1000元，販賣模式、數量、次數等整體應受非難評價程度尚與大量販賣毒品賺取暴利之大盤、中盤毒梟有別，復考量其前因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年2月確定，假釋期滿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罪，顯見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與另有其他犯罪紀錄、兼衡自述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及患有情感性精神病（甲案原審卷第97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4月，誠屬妥適。是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審判決既已綜合考量上訴理由所指各項量刑基礎事實，故被告蘇聖鴻暨辯護人猶執前詞指摘原審就此部分量刑過重、請求撤銷改判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71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貽琮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27

KSHM-112-上訴-936-202411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936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364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蘇聖鴻民國00年00月00日生選任辯護人王璿豪律師被告劉語晴民國00年00月00日生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等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112年度訴字第28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15日及112年度訴緝字第77 號113年3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 1年度偵字第28046、32035、32284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蘇聖鴻、劉語晴無罪（即被訴民國111年7月24日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均撤銷。蘇聖鴻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伍年。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追徵之。劉語晴共同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拾年陸月。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參仟伍佰元追徵之。其他上訴（即蘇聖鴻被訴民國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所處之刑）駁回。蘇聖鴻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與前開主文第二項撤銷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年陸月。　　事　實一、蘇聖鴻、劉語晴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猶共同意圖營利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經歐孟翔於民國111年 7月24日中午前某時先以電話聯繫蘇聖鴻，告知將前往其位於高雄市○○區○○街00○0號2樓住處（下稱前開住處），嗣於同日12時許歐孟翔騎乘機車搭載吳美娟抵達該址，逕向是時同在該址之劉語晴表示欲以新台幣（下同）7000元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且雙方達成合意，遂由劉語晴當場交付甲基安非他命（重量約1錢，下稱本案毒品）予蘇聖鴻轉交歐孟翔既遂，歐孟翔則將7000元現金交予蘇聖鴻轉交劉語晴收受。其後歐孟翔在該址當場施用些許本案毒品，剩餘部分交由吳美娟保管，直至翌日（即同月25日）凌晨吳美娟在鳳山區光復路一段52號「全家超商」遭警盤檢扣得上述剩餘本案毒品，進而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　一、上訴人即被告劉語晴（下稱被告劉語晴）經本院依法傳喚，猶未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亦未提出相關證明，尚難認有不到庭之正當理由。是其既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二、本案上訴審理範圍　　　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茲據檢察官針對上訴人即被告蘇聖鴻（下稱被告蘇聖鴻）、劉語晴經原審諭知無罪（即兩人被訴111年7月24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提起上訴，應由本院就此被訴事實全部加以審理。另被告蘇聖鴻既明示僅針對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量刑提起上訴（112年度上訴字第936號〈下稱甲案〉卷第 116、382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中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餘則非本案審理範圍。　三、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　　　本判決所引用各項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但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外部情況俱無不當，且檢察官、被告2人暨辯護人明知同法第159條第 1項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除檢察官、被告蘇聖鴻暨辯護人、被告劉語晴之辯護人在準備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甲案卷第118至119、225頁，113年度上訴字第364號〈下稱乙案〉卷第59頁）外，被告劉語晴則始終未到庭聲明異議，嗣於審判程序業經本院依法調查乃認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至於相較審判中證述是否具較高證據證明力，乃另一問題）。貳、撤銷改判有罪（即被告2人被訴111年7月24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　一、認定有罪之理由：　　　訊之被告蘇聖鴻固坦認當日接獲歐孟翔來電告知欲前往前開住處，隨後歐孟翔偕同吳美娟抵達該址並購得甲基安非他命毒品之情，但否認販賣毒品犯行，辯稱歐孟翔係向劉語晴購買甲基安非他命、錢也是劉語晴收去，伊並未參與本次交易過程；其辯護人乃主張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先後證述歧異，不足以證明被告蘇聖鴻涉有本次犯行。另被告劉語晴始終否認犯行且抗辯與本案完全無關，其辯護人則以證人歐孟翔、吳美娟係受同案被告歐孟翔影響始為不利被告劉語晴之證述，均不足採信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原係夫妻，兩人於110年8月26日離婚後，被告劉語晴仍不定時至前開住處居住；又歐孟翔於11 1年7月24日中午前某時先以電話聯繫被告蘇聖鴻告知將前往前開住處，嗣於同日12時許歐孟翔偕同吳美娟騎乘機車抵達該址等情，業經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分別於警偵及原審證述甚詳，並有被告2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在卷可參（甲案原審卷一第17至20頁），復據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坦認屬實；又歐孟翔於上述時地以7000元購得本案毒品並當場施用少量甲基安非他命，剩餘部分交予吳美娟保管，直至翌日（即同月25日）凌晨吳美娟遭警盤查扣得上述剩餘本案毒品一節，亦據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分別證述與被告蘇聖鴻供證在卷，至證人吳美娟、歐孟翔與被告蘇聖鴻針對此次交易過程陳述雖有歧異（詳後述），但均一致證述歐孟翔於案發時地確有以7000元現金購得本案毒品甚明，是此等事實俱堪採認。　　㈡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固據被告蘇聖鴻由辯護人於偵查中抗辯其在聲請羈押時因小孩生日快到了、不想被羈押、才坦承犯行（偵卷一第255頁），與原審辯稱擔心無法適用減刑規定、始坦承本次犯行（甲案原審卷一第295頁）云云，然審酌被告蘇聖鴻前於偵查中羈押訊問業由法院為其指定辯護人，原審準備程序暨第1 次審判程序則自行委任辯護人（均為同一人）到庭全程辯護，乃坦承與劉語晴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歐孟翔之情在卷（聲羈卷第25至26、29至30頁，聲羈更一卷第21頁，甲案原審卷一第106、108、191頁），堪信是時其與辯護人對本案犯罪事實暨可能涉犯罪名俱有充分認知，當無誤解法律而任由被告蘇聖鴻違背本意自白犯罪之虞。又被告蘇聖鴻所涉販賣第二級毒品係最輕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同時另涉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此部分僅為量刑上訴），且犯罪嫌疑人認罪與否核與法院是否裁定羈押尚不生必然關係，衡情亦無可能僅為暫時免除羈押或為謀減刑，即願甘冒重典、率爾謊稱自己販賣毒品之情，況其事後改以否認此一犯行以致無由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偵查及歷次審判中自白之減刑規定，核與審判中自始否認犯罪無異，更彰顯其辯稱擔心無法適用減刑規定方始虛偽認罪誠屬無據。再佐以被告蘇聖鴻始終未提出檢察官暨原審法官於上述訊問程序果有強暴、脅迫、恐嚇或其他不正取供情事以供調查，故其事後空言抗辯該等自白俱屬不實云云，委無足採。　　㈢被告2人確於上述時地販賣本案毒品予歐孟翔　　　⒈本件固據被告2人分別抗辯如前，但觀乎被告蘇聖鴻初於 111年8月4日及10月5日警詢雖辯稱案發當日幫歐孟翔開門後直接進房間，後來出房間才知道歐孟翔向劉語晴購買毒品云云（警卷一第8至9頁，偵卷一第37頁），嗣於同年10月6日及25日羈押訊問改以坦認與劉語晴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歐孟翔（聲羈卷第25至26、29至30頁，聲羈更一卷第21頁），並於同年10月6日羈押訊問及1 1月16日偵查中供稱負責交付毒品予歐孟翔並向其收取7 000元（聲羈卷第25至26頁，偵卷一第254頁），直至原審準備程序暨第1次審判程序仍坦承起訴書所載與劉語晴共同販賣本案毒品予歐孟翔之情（甲案原審卷一第10 6、108、191頁），其後始翻詞否認犯罪，是被告蘇聖鴻先後陳述反覆不一，證人歐孟翔、吳美娟針對案發過程歷次證述亦有歧異（詳後述），遂未可逕以被告2人片面否認遽為其等有利之認定。　　　⒉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歧異時，事實審法院應本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審理所得心證，為合理之取捨判斷；至同一證人前後證述情節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部分證言而當然排除其他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當然結果，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全部不可採信。查證人吳美娟初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即證稱本案剩餘毒品係同月24日與歐孟翔至前開住處、由被告蘇聖鴻當場秤重出售予歐孟翔等語（警卷三第80頁），隨後偵查及原審均改稱本案毒品係向劉語晴購買，惟在原審證述除確認案發當日係蘇聖鴻向歐孟翔收錢、再由劉語晴交付本案毒品（甲案原審卷一第301至302、306頁，原審卷二第83頁）外，針對案發重要情節多答稱不記得、忘記了；另參酌證人歐孟翔首次於111年10月5日警詢暨其後偵訊雖謂本件係向劉語晴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並於上述時地交付現金7000元予劉語晴、由劉語晴當場秤量本案毒品給伊（警卷二第79頁，偵卷一第116至117、 219至221頁），但111年10月5日偵訊先稱被告蘇聖鴻於交易毒品過程在房間睡覺（偵卷一第117頁），嗣於同月21日偵訊又改稱蘇聖鴻在場，本案毒品係劉語晴透過蘇聖鴻交予伊，並由伊將錢交給蘇聖鴻、再由蘇聖鴻轉交劉語晴（偵卷二第219至220頁），直至原審再一反前詞改稱交易過程係由劉語晴交付毒品及收錢、蘇聖鴻並未在場云云。前開證人彼此先後所述雖明顯歧異，然本院茲就其2人暨被告蘇聖鴻（如前揭㈡所示）歷次陳述相互勾稽，再佐以卷附被告蘇聖鴻與歐孟翔、吳美娟通訊軟體訊息內容（警卷二第81-1至85頁，甲案原審卷一第 95頁），可知被告蘇聖鴻獲悉吳美娟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並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後，旋於同月26、27日分別向歐孟翔、吳美娟表達不滿之意，以致事後歐孟翔、吳美娟於偵訊即稱其並未參與本案交易；俟被告蘇聖鴻於同年10月6日、同月25日羈押訊問坦認與劉語晴共同販賣毒品之情，該2人始改稱被告蘇聖鴻確有參與本次交易過程如前，足徵證人歐孟翔、吳美娟乃係配合被告蘇聖鴻供述內容而翻異其詞甚明。是考量證人吳美娟雖罹有智能障礙，歷次訊問過程猶能瞭解問題並依個人意思回答無礙；次依卷附通訊軟體訊息可知其與被告蘇聖鴻既以兄妹相稱且彼此並無仇怨，實無任意設詞誣攀之理，況當事人於案發之初所為供述因較少權衡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依經驗法則本較事後翻異之詞更為可信，從而證人吳美娟先前警詢陳述相較事後翻異之詞應具更高證明力，且此部分證述核與證人歐孟翔前揭偵查中指證及被告蘇聖鴻自承共同販賣毒品之情大抵相符，至其餘故為迴護被告蘇聖鴻或其空言否認犯罪之詞均不足採信，故本件應認被告蘇聖鴻於本次交易過程確有在場，且係劉語晴透過蘇聖鴻將本案毒品交予歐孟翔，並由歐孟翔交付現金7000元予被告蘇聖鴻再轉交被告劉語晴無訛。　　　⒊其次，針對行為人主觀犯意究應該當（共同）販賣、幫助販賣或幫助施用毒品，應參酌卷證且依整體犯罪過程加以觀察，尚未可僅擷取片面事實遽為不利被告之推論。其次，聯絡毒品買賣、交付毒品及收取毒品買賣價金等行為均屬販賣毒品罪構成要件事實之部分行為，苟有參與其事，即係分擔實行犯罪行為，自應負共同販賣毒品罪責，是就毒品買賣之時間、地點、金額數量之磋商，及毒品之實際交付、收取現款，均係構成販賣毒品罪之重要核心行為（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32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主觀犯意及客觀犯行作為評價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無論所參與者是否為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抑或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皆屬共同正犯；倘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並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始為幫助犯。本件茲依被告蘇聖鴻自承接獲歐孟翔來電即知道其要向劉語晴購買毒品、伊與劉語晴算是合資（偵卷一第254頁，聲羈卷第26頁），與證人歐孟翔證稱均係先聯絡蘇聖鴻、再至前開住處向劉語晴購買毒品等語暨前揭各情交參以觀，堪信被告蘇聖鴻、劉語晴彼此確有合資並分工販賣毒品之舉，遂應成立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責。　　　⒋此外，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虛偽自白與真實不符，遂對證明力加以限制，明定藉由補強證據擔保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依據；又刑事審判上共同被告係基於訴訟經濟等原因，或由檢察官或自訴人合併或追加起訴，或由法院合併審判所形成，各別被告暨犯罪事實仍屬獨立存在；至刑事實體法所謂「共犯」則係依參與犯罪型態暨程度加以觀察，包括「任意共犯」及「必要共犯」在內，故二名以上共犯之自白不問是否屬於同一程序（共同被告），縱令彼此所述一致，仍屬自白，原則上不得相互採為證明渠等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但應究明兩者依上述實體法之共犯關係為何，未可一概而論。準此，審酌「對向犯」係二個或二個以上之行為，彼此相互對立之意思經合致而成立犯罪（如賄賂、賭博、重婚等罪），因行為者各有目的且各就其行為負責，彼此間要無所謂犯意聯絡，苟無特殊事由以致須對證據證明力有所限制（例如不得僅以行賄者單方指訴採為公務員收受賄賂之唯一證據），倘若對向犯之雙方均已自白，彼此陳述內容亦無明顯齟齬且合致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者，當可採為相互補強並採為認定另一被告成立犯罪之證據方法。本件被告劉語晴雖堅詞否認如前，惟依證人歐孟翔、吳美娟及共同被告蘇聖鴻前揭證述已堪採認其涉有共同販賣本案毒品犯行，業經審認如前，是其空言否認犯罪即無足採。　　㈣毒品本係我國法律嚴加禁止，非可公然買賣或任意散布，以致施用者多需透過特定管道方能取得毒品，又為阻絕毒品擴散，避免造成社會潛在風險暨危害他人身心健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乃設有販賣（第4條）、非法使人施用（第6條）、引誘他人施用（第7條）及轉讓（第8條）等處罰規定。惟交付毒品之可能基礎事實不一，倘由施用者角度觀之，大抵可分為有償取得（支付一定對價）或無償取得（無庸支付或僅須支付顯不相當之對價）兩類。另自交付毒品者立場而言，常見多為販賣或轉讓之犯罪類型。其中「販賣」依歷來審判實務意見雖認應以行為人具有「營利意圖」為必要，然慮及毒品價格往往隨諸交易雙方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寬嚴程度，購買者事後供出來源之可能風險或節約存貨成本等因素而異其標準，並隨時機動調整，非可一概而論，況在一般有償交易之情形，苟非併予查獲毒品上游之人且與本案有關，則除被告單方供述外，法院多無從查知販毒者實際購入成本或轉售過程是否果有從中賺取價（量）差等情事，故本院乃認「營利意圖」當指行為人本諸為自己計算之意思、欲藉由交付毒品獲取經濟上利益之謂，要非以實際售價扣除成本後仍有獲利為必要。另佐以一般販賣毒品者若非自行製造，本須自他人處購入毒品再行轉售，因而形成所謂上、中、下游毒品交易網絡，甚而透過第三方居間交易之例，遂未可逕以行為人必須先向他人取得毒品、即率爾阻卻其主觀販賣故意。準此，除可證明行為人單純基於便利、助益施用者之意思而代購毒品，僅成立幫助施用毒品罪外，考量販賣毒品乃屬重罪，衡情若無利可圖或有其他特殊情事，一般持有毒品者當不致任意交付或無償轉讓他人，遂應認其具有營利意圖而成立販賣毒品罪，俾免輕啟販毒者僥倖之機。本件雖未明確查知被告2 人取得本案毒品實際成本為何，但考量其等與歐孟翔既非近親或有何特殊交誼，當無可能甘冒重責任意交付毒品之理，憑此堪信被告2人確係基於計算自己利益之意思而為本件毒品交易，依前開說明堪信其等主觀上確有營利意圖而應論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㈤綜前所述，被告2人雖否認犯行，然本院審酌卷載證據交互判斷，仍認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其2人就此一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又兩人販賣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低度行為，應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立法目的係為鼓勵犯罪行為人早日悔過自新，並期節約司法資源、以利毒品查緝，俾收防制毒品危害、使案件儘速確定之效而設，故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皆已自白始得適用；此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查被告蘇聖鴻雖於偵查及原審一度自白犯行，但在原審嗣後否認犯罪，另被告劉語晴則始終否認參與本件販賣毒品行為，遂均無由適用上述減刑規定。　　　⒉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旨在鼓勵毒品下游者具體供出其上游供應人，俾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共犯，以確實防制毒品泛濫或更為擴散，且該項所稱犯罪係以法院認定、判斷結果為準，非謂行為人必須自白犯同條項所列之罪，始稱充足。換言之，經起訴販賣等者，縱否認犯罪，如確能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仍應適用該項減免其刑規定，否則無異強迫須自白販賣等犯行而違背被告不自證己罪原則。又此所稱「其他正犯或共犯」除指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外，亦包括與行為人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毒品由來之人。查本件初據證人吳美娟於111年7月25日遭警查獲並指證向被告蘇聖鴻購買本案毒品，經警循線於同年8月4日至前開住處實施搜索並逮捕被告蘇聖鴻，繼而依其當日警詢供述歐孟翔向共同被告劉語晴購買本案毒品之情，再查悉被告劉語晴共同涉犯本案，此有證人吳美娟及被告蘇聖鴻警詢筆錄可參（警卷三第71至82頁，偵卷一第31至 39頁），由是可知本件員警當係透過被告蘇聖鴻供述而查獲共同被告劉語晴，是被告蘇聖鴻雖否認犯罪，依前開說明仍應適用該規定減輕其刑。至本件始終未見被告 2人供述此部分毒品來源究為何人，被告劉語晴即無從適用該規定減刑。　　　⒊再者，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宣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規定在適用於「無其他犯罪行為，且依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可認屬情節極為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個案之範圍內，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而違憲（見該判決主文第1項），該判決效力僅限主文及其主要理由，並僅以宣告適用上開違憲之範圍為限，此外即無從任意擴張其效力、擅行比附援引於其他販賣毒品罪，或單以該判決為據、置刑法第59條要件於不顧而逕依該規定減刑。又該條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以外之販賣毒品罪法定刑，或有由立法者本於整體毒品刑事政策暨體系正義之考量，併同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刑通盤檢討之必要，惟各罪既仍留有由法院衡酌個案具體情節，以符罪刑相當原則之量刑裁量空間，與販賣第一級毒品罪之法定刑極端僵化，以致有違罪刑相當原則、甚而有立法者取代司法者而違反權力分立原則之違憲疑慮，已有不同。至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罰金）」，雖未具體依行為人屬於大盤毒梟、中、小盤或零售，抑或針對販賣價量而區分不同刑度，但法制上另輔以偵審自白及供出上游而查獲等減輕規定以資衡平，除前述販賣第一級毒品罪經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認適用上違憲外，身負依法裁判誡命之執法者，理應尊重立法決定，猶不得任意比附援引逕謂本罪法定刑同屬過重、動輒援引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俾免架空立法意旨。查被告2人本次販賣對象雖僅只1人，但價量相較一般零星販售之例為高，且被告蘇聖鴻前於111 年7月17日已涉有同類犯行（即駁回上訴部分），相隔數日即再犯本案，依其客觀犯行及主觀惡行相較一般毒品犯罪實難認輕微，是參以被告2人犯罪情節暨被告蘇聖鴻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後（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3年4月），客觀上要無情輕法重或任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亦未見被告2人暨辯護人有所主張或提出相關事證，自無由依此酌減其刑。　　㈢本院分別審酌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本件販賣毒品價量相較其他販毒集團輕易獲得厚利之情形，犯罪危害尚非重大，除被告蘇聖鴻一度坦承犯罪外，被告劉語晴則矢口否認犯行，均難見悔意；兼衡其2人自述智識程度、家庭及生活狀況（甲案本院卷第395頁，乙案原審卷第49頁）等一切情狀，各量處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再審酌被告蘇聖鴻所犯本罪及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此詳見駁回上訴部分所述）行為類型暨侵害法益相同、犯罪時間接近，倘以實質累加方式定應執行刑顯將超過其行為不法內涵，復考量刑罰目的重在矯正被告之法治觀念及反社會性，並期能藉由刑罰手段促使其再社會化，是依多數犯罪責任遞減原則當足以適度評價本件犯行，遂合併定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7年6月，以資懲儆。　　㈣再被告蘇聖鴻、劉語晴本次販賣毒品所得價款7000元係其等犯罪所得財物，惟依卷證無從查知各自實際分得數額為何，爰依共同沒收即平均分擔之法理加以認定（兩人各為 3500元），並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諭知追徵（因犯罪所得為現金且數額確定，毋庸記載追徵價額）。參、駁回上訴（即被告蘇聖鴻被訴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所處之刑）部分　一、被告蘇聖鴻上訴意旨略以原審量刑過重。辯護人則為其辯稱：被告蘇聖鴻此部分所販賣毒品實係劉語晴所提供，且其在偵查中亦供出劉語晴之毒品上游為「周志霖」，故該 2人應為此部分犯行之毒品來源，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又被告蘇聖鴻僅因一時失慮實施此等犯行且對犯罪事實坦承不諱，請法院考量其犯罪情節輕微，另因長期飽受躁鬱症所苦，再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等語。　二、論罪科刑暨加重減輕事由　　㈠核被告蘇聖鴻此部分所為，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又其販賣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當為其後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被告蘇聖鴻先後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俱就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坦認在卷，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 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係指犯罪行為人供出毒品來源之對向性正犯（前後手），或與其具有共同正犯、共犯（教唆犯、幫助犯）關係之人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相關資料，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得據以發動調查或偵查程序因而查獲其人暨犯行，且所供出毒品來源與本案被訴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查被告蘇聖鴻初於警詢未供出毒品來源以供員警追查，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鳳山分局 112年3月17日高市警鳳分偵字第11271070400號函暨職務報告在卷可憑（甲案原審卷一第151至153頁）；又其雖於偵查中供稱此部分毒品來源為劉語晴及周志霖，惟此業據同案被告劉語晴始終否認，證人周志霖亦證稱並未販賣毒品予劉語晴或由劉語晴轉賣蘇聖鴻（甲案本院卷第229頁），另依證人許皓翔證述當天至前開住處向蘇聖鴻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看蘇聖鴻到他房間內拿出1包夾鍊袋包裝的甲基安非他命交給伊，過程中僅與蘇聖鴻接洽、未看到劉語晴（警卷第41至42頁，偵卷一第57頁）等語觀之，尚無從推認共同被告劉語晴果有參與該次犯行，是依前開說明被告蘇聖鴻此部分犯行即與上述減刑規定不符。　　㈣另參酌前開貳㈡⒊所述，被告蘇聖鴻此一犯行犯罪情節暨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刑規定（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5年）後，客觀上要無情輕法重或任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處，至其坦承犯行核屬法院量刑參考事由，尚無從執為酌減其刑之依據，故辯護人此部分抗辯尚屬無據。　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認被告蘇聖鴻被訴111年7月17日販賣第二級毒品予許皓翔部分罪證明確，審酌其從自身施用、接觸毒品之經驗，應明知毒品極易造成施用者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除嚴重戕害身體健康、亦可能衍生其他犯罪，對人體及社會治安危害甚鉅，仍無視嚴禁毒品之法律及刑罰嚴重程度，僅為圖小利實施本件犯行，惟念犯後坦承犯行，販賣地點為自家住處、對象係同有施用毒品習慣之成年人且報酬僅為1000元，販賣模式、數量、次數等整體應受非難評價程度尚與大量販賣毒品賺取暴利之大盤、中盤毒梟有別，復考量其前因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7年2月確定，假釋期滿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罪，顯見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與另有其他犯罪紀錄、兼衡自述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及患有情感性精神病（甲案原審卷第97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年4月，誠屬妥適。是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未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原審判決既已綜合考量上訴理由所指各項量刑基礎事實，故被告蘇聖鴻暨辯護人猶執前詞指摘原審就此部分量刑過重、請求撤銷改判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371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貽琮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27

KSHM-113-上訴-364-20241127-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964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王俊欽民國00年00月0日生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年度執聲字第577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王俊欽犯附表所示各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拘役部分，應執行拘役柒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王俊欽（下稱受刑人）因詐欺等數罪，先後經法院判決確定如附表，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 項及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6款規定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等語。二、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拘役者，比照前款定其刑期，但不得逾120 日，刑法第53條及第51條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又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量刑過程，即對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其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6款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120日，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等裁量權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以兼顧刑罰衡平原則。三、查受刑人犯附表所示之罪，業經法院判處如該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各該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茲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本院審核認為正當。是審酌附表所示各係竊盜、詐欺罪，手段及不法內涵迥異暨各罪實施時間差距數月等諸般情狀（受刑人未針對定刑輕重表示意見），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至編號2併科罰金部分既無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須定應執行刑之情形，當與前述拘役定應執行刑部分併執行之。另本件2罪既符合定執行刑法定要件，且依刑事訴訟法第430條規定聲請再審無停止刑罰執行之效力，故受刑人具狀表示先前針對編號2之罪聲請再審、請求暫緩定刑云云，並無理由，附此敘明。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6款、第41條第1項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鄭伊芸附表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備註法院、案號判決日期法院、案號確定日期 1 竊盜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111.6.1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簡字第3168號 111.11.16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簡字第3168號 111.12.21 2 詐欺取財拘役伍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台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另併科罰金） 111.12.13 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224號 113.8.1 本院113年度上易字第224號 113.8.1

2024-11-19

KSHM-113-聲-964-20241119-1

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43號抗告人即受刑人林彥輝民國00年0月00日生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830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9日裁定（聲請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612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林彥輝犯附表所示伍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理　由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林彥輝（下稱受刑人）所犯詐欺共5罪宣告刑總和為有期徒刑7年8月，參考相關判決及學者意見倘依累進遞減原則（各罪約依0.67數值累進遞減）計算執行刑應為5年2月，原審裁定合併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1 月而多出11個月，顯然不符責任遞減原則及比例原則，為此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自為裁定或發回原審更為裁定等語。二、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即對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等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以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此一制度目的除在緩和多數有期徒刑合併執行可能造成之苛酷外，更避免責任非難之重複，蓋有期徒刑不僅係懲罰犯罪行為，更著重在矯治犯罪行為人、提升其規範意識及回復社會對法律規範之信賴，是應併合處罰之複數有期徒刑倘一律合併執行，顯將造成責任非難之效果重複滿足、邊際效應遞減之不當效果，甚至有違責任主義，故宜採行加重單一刑主義以期責罰相當。具體而言，併合處罰之執行刑應視行為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而定，倘所犯數罪屬相同犯罪類型，且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相似者（如複數竊盜、施用或販賣毒品等），於併合處罰時因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反之則可酌定較高應執行刑，如此方符前揭刑罰目的、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三、查受刑人犯如原審附表所示之罪業經法院判處該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該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茲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經原審參酌前揭各罪犯罪時間遠近及性質、內外部界限暨受刑人意見等情，依限制加重原則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1月，固非無見。然本院審酌受刑人所涉均係加重詐欺罪，行為類型、侵害法益性質相同且犯罪時間相近，客觀上顯係加入同一詐欺集團而在短時間實施相類犯行，不法內涵重複程度顯然較高，至各罪被害人受騙金額雖為數千至百萬元不等，惟此業據各罪宣告刑予以反映；再考量受刑人於該案審判中自白犯罪，犯後態度核與其他否認犯罪之共同被告不同，是原裁定未詳酌上情即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6年1月，依前揭說明尚有不當。故抗告意旨指摘原審定應執行過重為有理由，遂由本院撤銷並參酌上情改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 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書記官　鄭伊芸附表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備註法院、案號判決日期法院、案號確定日期 1 加重詐欺有期徒刑貳年 110.7.8至110.8.11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47號 113.5.30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447號 113.7.3 2 加重詐欺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110.7.17 3 加重詐欺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110.7.7至110.8.1 4 加重詐欺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110.7.30 5 加重詐欺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110.7.8至110.8.10

2024-11-18

KSHM-113-抗-443-20241118-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27號上訴人即被告吳俊良民國00年00月00日生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 59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995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吳俊良與林志諭為鄰居，兩人於民國112年3月20日1時1分許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前騎樓，因垃圾清掃問題發生爭執，吳俊良乃基於傷害犯意，接續以手部用力推撞林志諭胸部（共3下）致其受有胸壁鈍挫傷。嗣經林志諭之女林姿穎報警處理而查悉上情。二、案經林志諭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二分局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判決所引用各項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但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外部情況俱無不當，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吳俊良（下稱被告）明知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仍於準備程序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52頁），嗣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經本院依法調查乃認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有罪之理由　　　訊之被告固坦承上述時地以上半身碰觸告訴人林志諭（下稱告訴人）1次之情，惟否認傷害犯行，辯稱伊未出手或以手肘攻擊告訴人，案發時告訴人抓住伊的手、伊不讓告訴人抓，遂推告訴人一下、他自己後退，告訴人所受傷勢實與伊無關，況告訴人驗傷時並無紅腫或瘀血，與其偵訊時自稱受傷紅腫不符，且告訴人體重比伊重，雙方若有碰撞應是伊受傷、而非告訴人受傷，顯見告訴人指述不實；又卷附監視錄影畫面因幀率過低、以致播放過程呈現出較快移動速度而與事實不符，另因現場實際光線昏暗，視覺辨識情形亦與監視錄影畫面不同；本案乃告訴人於案發後開車撞到伊，因為心虛才與林姿穎共同以不實證詞對伊提告云云。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為鄰居，兩人於上述時地因垃圾清掃問題發生爭執，過程中被告曾以身體接觸告訴人之情，業據告訴人及證人林姿穎分別於警偵證述屬實，並經原審勘驗在卷（原審易卷第49、61至72頁），復據被告坦認不諱；又告訴人於案發後即同日8時39分許至高雄榮民總醫院就醫診斷受有胸壁鈍挫傷一節，亦經告訴人指訴在卷並提出診斷證明書為憑（偵卷第15頁），另由原審調閱告訴人病歷附卷可查，是此部分事實均堪認定。至被告雖質疑告訴人所受「胸壁鈍挫傷」是否為真且認與本案無關，且依卷附報案紀錄單上記載「現場無人受傷」（偵卷第32頁），與告訴人病歷其中出院摘要記載皮膚外觀顏色正常、並無瘀血或血腫（原審易卷第40頁），惟參酌本件案發時間約為凌晨1時許，且告訴人於案發後數小時即前往醫院就診驗傷，客觀上難謂有何刻意延誤或悖離常情之處，期間亦無從證明有其他原因介入，則告訴人既經醫師診療判認是時確有上述傷勢，足見此等身體外觀核與體內受傷並無必然關係，而依其受傷位置暨程度亦非員警逕以目視所能輕易查知，故憑此仍堪認告訴人確於案發過程受有胸壁鈍挫傷無訛。　　㈡其次，審判中之勘驗，係由法院、審判長、受命法官憑其感官知覺之運用，觀察現時存在之物體狀態或場所之一切情狀，就其接觸觀察所得而依其心意藉以發見證據，採為判斷犯罪情形之調查證據方法，故有關勘驗結果應依法官勘驗所得內容加以記載，再由當事人對此表示意見，要非以當事人所見為準。查被告雖迭以前詞置辯，然本件各經告訴人於警偵指證遭被告以手肘對胸部撞擊3下以致受有胸壁鈍挫傷（警卷第12頁，偵卷第58至59頁），及證人林姿穎警詢證稱當時看到鄰居（即被告）一直在撞告訴人（偵卷第22頁）等語在卷，且兩人針對事發原因、過程暨後續報案等節所述大抵相符，堪認並非其等憑空杜撰。再觀乎原審勘驗現場監視錄影畫面結果亦認被告確以手臂或身軀部位推撞告訴人導致其後退共計3次（原審易卷第49、64至68頁），至該錄影畫面雖因案發時間為凌晨、現場光線較為昏暗，但原審勘驗過程乃認畫面連續、無中斷且影片速度一致，未見有明顯加減速之情事，亦可辨識畫面中被告及告訴人之肢體動作，尚無被告片面主張因影片幀率、現場光線不足致監視器拍攝畫面與事實不符之情況。從而本件雖無從推認被告果有舉起雙手攻擊或伸手推告訴人之舉，仍堪認定其確以手臂部位利用身體力量推撞告訴人胸部位置且力道甚大，此亦與告訴人指述受傷部位相符，綜此堪認告訴人所受胸壁鈍挫傷確係遭被告以手部推撞所造成甚明。至告訴人雖指稱遭被告以手肘撞擊云云，衡情當係個人主觀針對被告肢體動作描述認知不同所致，猶未可憑此遽認其指訴不實。　　㈢此外，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待證事實已臻明瞭或同一證據再行聲請，得認為不必要而以裁定駁回，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3、4款定有明文。本件固據被告聲請調查原始監視錄影畫面幀率，及查明拍攝卷附錄影畫面之行動電話是否為林姿穎所有等語（本院卷第53、76頁），然本案犯罪事實已臻明瞭，況其所指監視錄影畫面業經原審勘驗甚詳，且參以被告係以連續動作實施本件犯行，是否逐一分格播放核與本案現場狀況並無重要影響，實無再予勘驗之必要，是依前揭規定應認無調查必要而駁回其聲請。　　㈣綜前所述，被告雖否認犯罪，然審酌卷載各項證據交互判斷足認本件事證明確，其前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其在密切接近之時地先後實施上述犯行，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客觀上足認係單一行為之多次舉動，主觀上亦屬基於單一犯意所為接續舉動，應包括於一行為評價為接續犯論以一罪。參、駁回上訴之說明　　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規定，審酌其為智識成熟之成年人，未能理性控制情緒、以和平方式處理糾紛，率爾出手推撞告訴人使之受傷，實非可取，且犯後否認犯行，雖曾移付調解、惟因告訴人無意願調解而未果，遂未彌補犯罪所生損害或取得告訴人諒解，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告訴人所受傷勢輕重，及被告前無犯罪紀錄與自述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原審卷第138、143頁），量處拘役40日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業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並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狀採為量刑責任基礎，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從而被告徒以前詞空言否認犯罪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慕珊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3　　日　　　　　　　　　　　　　　　　　　　書記官　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13

KSHM-113-上易-427-20241113-1

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26號抗告人即受刑人李孟威民國00年00月00日生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聲字第102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裁定（聲請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94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李孟威（下稱受刑人）涉犯如原審裁定附表所示數罪（共4罪）雖分別繫屬不同法院審理定刑，但均為刑法詐欺罪，具體情節、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相同且均屬侵害財產法益，除附表編號1係民國000年00 月間所犯外，編號2至4犯罪時間均為111年6月16至21日間（共計6日）而屬同期間之犯罪、時間非長，各罪獨立程度較低，故併合處罰時應酌定較低之執行刑；次參以伊實施本件犯罪時年僅21歲，智慮淺薄，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收簿手而屬聽命行事之角色，並非居於犯罪核心地位，事後亦始終坦認犯行且與附表編號2至4被害人達成和解（編號1亦有和解意願，但被害人不願和解且被害金額非鉅）；再伊為初犯，應著重矯治教化而非重罰，故原審裁定應定執行有期徒刑3年3月有過重之嫌。此外，伊尚有其他案件現在法院審理中，應俟其他案件確定後再一次全部定刑對伊較屬有利，故原審依檢察官聲請而為本次定刑非無審酌餘地，為此請求撤銷原審裁定、另為妥適之裁定等語。二、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即對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等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以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定意旨參照）。三、查受刑人犯如原審裁定附表所示之罪（共4罪，詳原審裁定），業經法院先後判處該表所示之刑確定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各該刑事判決在卷可稽，茲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經原審認為正當，乃參酌前揭各罪外部界限（各罪刑度總和即有期徒刑4年8月）暨受刑人意見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3月在案。本院審酌受刑人所涉均係加重詐欺罪，犯罪類型暨侵害法益性質相同，其中編號2至4犯罪時間雖屬相近，但與編號1則相隔數年，顯見其實施編號1之罪後，仍不知悛悔而再次實施同類犯罪，事後雖與部分被害人達成和解，仍堪信有反覆實施同類犯罪之惡性等諸般情狀，乃認原審上述裁定應執行刑並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且無違反自由裁量界限或濫用職權可言，亦無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裁量顯然有違比例或平等原則之濫用情形。另本件4 罪既符合定執行刑法定要件，原審依檢察官聲請而為裁定即無不當，受刑人空言主張應俟全部犯罪確定後再予定刑較屬有利云云，尚非有據。從而抗告意旨徒憑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請求撤銷云云，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孫啓強法官莊珮吟法官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書記官鄭伊芸

2024-11-11

KSHM-113-抗-426-2024111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70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曾契文民國00年00月0日生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51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7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發回臺灣屏東地方法院。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甲○○（下稱被告）因施用毒品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以109年度聲勒字第215號裁定觀察勒戒後，經評定有繼續施用傾向，再由同院以110年度毒聲字第120號裁定令入戒治處所強制戒治，並於民國110年2 月1日送入法務部○○○○○○○○（下稱高雄戒治所）執行強制戒治後，同年5月21日免除處分執行並接續執行前案殘刑3月20日至同年9月9日執行完畢出監。詎仍未戒除毒癮，於前案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復基於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113年3月6日日10時40分即為警採尿前回溯120小時內某時許在其位於屏東縣○○市○○○巷00號住處，以將甲基安非他命置於玻璃球燒烤吸食煙霧之方式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1次，嗣經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持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核發之鑑定許可書，於113年3月6日日10時45分許採尿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而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2項施用第二級毒品罪嫌。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下稱本條例）第23條第2項規定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次參酌本條例前於109年1月15日修正（同年7 月15日施行），其中第20條第3項及第23條第2項將原條文之再犯期間由「5年」改為「3年」，鑑於本次修正對於施用毒品者擺脫以往側重「犯人」之處罰而著重其「病患」特質，並以「治療」疾病為出發點，基於憲法保障人民生存權及根據每個國民生存照顧需要提供基本給付之理念，為協助施用毒品者戒除毒癮復歸社會，故針對經監獄監禁處遇後仍再犯之施用毒品者，乃認應採取以機構內、外處遇及刑事制裁等方式交替運用，以期控制或改善至完全戒除毒癮，是於機構內處遇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再犯」者，依第23條第2項規定應依法追訴；倘「3年後再犯」始應回歸醫療體系機構重為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之治療。至被告是否完成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一節，當由專業人員依具體個案之臨床實務及相關事證綜合判定其是否完成各階段療程，倘經評估認定合格而無繼續執行之必要，即應認已完整接受足資戒斷毒癮之程序而執行完畢，方屬允當。三、查被告前因施用毒品經屏東地院裁定觀察勒戒後，因認有繼續施用傾向，再由同院裁定令入戒治處所施以強制戒治（自 110年2月17日起入高雄戒治所執行戒治）；其後法務部於11 0年3月26日公布修正施行「有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評估標準紀錄表」（下稱新評估標準），遂由高雄戒治所依此標準認無繼續執行必要並報請檢察官免其處分之執行，嗣由檢察官聲請、經屏東地院110年度聲字第667號裁定免予繼續執行，於同年5月21日釋放接續執行另案殘刑等情，業有各該裁定及台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又被告上述執行強制戒治形式上雖不滿6月而與本條例第20條第2項規定「6 個月以上，至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為止。但最長不得逾1 年」有悖，惟其乃係執行戒治期間因生活規律，持續參與課程、表現穩定，遂於110年4月12日經輔導員、社工員、臨床心理師、科員、管理員評估調適期處遇成績合格，且依新評估標準計分總分為45分（未達60分）而無繼續執行必要，遂報請檢察官免其處分之執行，其後檢察官以本條例並未針對入所未滿6月有無法執行之情事設有相關規定為由，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1條、第28條規定向屏東地院聲請免予繼續執行如前，此有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聲字第1號聲請書、高雄戒治所110年5月5日高戒所輔字第11009003190號函暨所附受戒治人調適期處遇成績評估表可參（屏東地院110年度聲字第667號卷第5至8頁），顯見被告乃因戒治期間持續接受相關課程且經專業人士依新評估標準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方始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免予執行，實質上核與一般認無繼續強制戒治之必要或戒治期滿之情形無異，未可與先前 93年1月9日受戒治人因法律修正中斷強制戒治、猶未確實完成行政處遇程序逕予釋放者等同視之，自無從任意比附援引。是依前述被告前經法院裁定免予繼續執行而於同年5月21 日釋放（執行另案殘刑），整體執行期間暨釋放法律依據雖與一般強制戒治有異，但依前所述仍應認係「強制戒治執行完畢」為當。是被告於該次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即11 0年5月21日）3年內再犯本件施用毒品犯行（113年3月6日日 10時40分為警採尿回溯120小時內某時），依本條例第23條第2項應由檢察官依法起訴，方屬適法。從而原審逕以強制戒治執行期間為6個月以上、1年以下，且刑法、保安處分執行法、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戒治處分執行條例俱無執行未期滿、仍得例外以「已執行論」之規定，則被告本案施用毒品時間相距其先前110年2月17日觀察勒戒執行完畢之日已逾3 年，應再對其施以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而不得追訴處罰，乃認檢察官提起本件公訴違背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 款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云云，尚嫌速斷。故檢察官執此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又為兼顧被告審級利益，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法之處理，並不經言詞辯論為之。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但書、第372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提起公訴暨提起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孫啓強法官莊珮吟法官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書記官鄭伊芸

2024-11-11

KSHM-113-上易-470-20241111-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家庭暴力之傷害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82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劉遠安民國00年0月00日生選任辯護人王心甫律師劉宸宇律師上訴人即被告劉婉玲民國00年00月00日生選任辯護人蔡亦修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家庭暴力傷害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28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2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丙○○犯強制罪，處拘役參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乙○○無罪。事實一、丙○○係乙○○之父，彼此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又乙○○前於民國000年0月間與丙○○因故發生爭執，兩人自此感情不睦且未同住。詎丙○○於111年10月31 日9時許前往乙○○所就讀「○○科技大學（高雄市○○區○○路000 號）」機車停車場等候，俟乙○○於同日9時55分許騎乘機車（下稱甲車）抵達該址，丙○○基於強制犯意先上前以徒手拔除甲車鑰匙，繼而徒手拿取乙○○是時所配戴之眼鏡（下稱前開眼鏡），兩人隨即發生肢體拉扯（所涉傷害部分均不成立犯罪，詳後述），其後丙○○再出手拉扯乙○○欲阻止其離開，接續以上述強暴方式妨害乙○○行動自由及不容他人任意觸碰身體之權利。二、案經乙○○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有罪（即被告丙○○涉犯強制罪）部分　一、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　　㈠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所為之陳述，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立法理由係認被告以外之人之陳述既在法官面前陳述，任意陳述之信用性已受保障，自得作為證據。故不問係本案或其他刑事案件之羈押訊問、勘驗、準備程序及審理期日或民事事件、行政訴訟程序，凡係在普通法院法官面前所為之陳述均有證據能力。查證人甲○○前於112年3月14日業以證人身份於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丙○○、乙○○間通常保護令事件到庭具結證述（參見原審卷第159至175頁），此等陳述依前開規定本具證據能力，故被告丙○○暨辯護人空言主張無證據能力云云，顯非有據。　　㈡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本件固據被告丙○○暨辯護人抗辯甲○○警詢陳述無證據能力，但參以甲○○在本院審理中業以證人身分依法具結且由當事人進行交互詰問，除警詢陳述與到庭證述內容相符者，依前揭規定本應逕以審判中證述為據，要無引用先前陳述之必要而無證據能力外；另與審判中證述不符部分，本院審酌其是時既由司法警察依法定程序詢問，過程並無任何不正取供情事且相距案發時間較近，堪認客觀上具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亦為證明本案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上揭規定自有證據能力（至於相較審判中證述是否具更高證據證明力，乃另一問題）。　　㈢另本判決有罪部分所引用其他傳聞證據，業據檢察官、被告丙○○暨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93頁），並由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理念，又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有罪之理由　　　訊之被告丙○○固坦承拔取甲車鑰匙與拿取告訴人乙○○（有罪部分下稱乙○○）配戴之眼鏡，及拉住乙○○不讓其離開之情，但否認強制犯行，辯稱乙○○許久未曾回家探望祖父，案發當天係前往學校找乙○○並要帶其去見學校老師，又因乙○○先前騎機車發生事故受傷，故案發當天伊先跟乙○○說不同意她騎機車、要保管鑰匙且要帶其去見學校老師，是時甲車已停妥，伊見乙○○沒講話才拔鑰匙，又看乙○○是時所配戴前開眼鏡似乎是伊買的，遂問可否看一下，乙○○沒講話、伊才伸手去拿前開眼鏡，但乙○○突然出手攻擊伊，伊先遭乙○○打傷、兩人才發生拉扯，其後伊拉住乙○○要阻止其離開，目的是要逮捕現行犯云云；辯護人則以被告丙 ○○主觀上誤認已取得乙○○同意、才會伸手拿取甲車鑰匙及前開眼鏡，此舉應屬容許構成要件錯誤而阻卻犯罪故意，自不成立強制罪，又乙○○主張遭拉扯受有右手掌疼痛一節，係因被告丙○○欲以現行犯逮捕乙○○，此部分亦應阻卻違法而不成立犯罪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被告丙○○係乙○○之父，彼此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 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兩人前自000年0月間因故發生爭執，自此感情不睦且未再同住；又被告丙○○於111年10月31 日9時許前往○○科技大學機車停車場等候，俟同日時55分許乙○○騎乘甲車抵達該址，被告丙○○即上前先以徒手拔除甲車鑰匙，繼而拿取乙○○是時所配戴前開眼鏡，其後兩人發生拉扯，被告丙○○再出手拉扯乙○○欲阻止其離開等情，業據乙○○指證在卷，及證人甲○○先後於警詢、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與本院審理中證述綦詳，並有原審勘驗筆錄暨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可證（原審卷第251至263頁），且經被告丙○○坦認不諱，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又被告丙○○關於伸手拿取甲車鑰匙及乙○○所配戴前開眼鏡一節固以前詞置辯，惟觀乎其初於警詢要未言及事前向乙 ○○告知欲拔取機車鑰匙或拿取前開眼鏡之情，偵查中亦稱案發當天係第一次看到乙○○騎機車、擔心其安全，所以把甲車鑰匙拿起來，是希望她不要離開現場、跟伊一起去找老師，又認為前開眼鏡很像伊買的、伊看一下，但來不及講就遭乙○○攻擊等語（偵卷第30至31頁），況若被告丙○○ 於案發前全然不知乙○○騎機車一事，當無可能提前至機車停車場等候其出現，是被告丙○○先後所辯不一且與常情有悖，實未可逕以事後所辯為據。本院參酌乙○○證稱案發當天伊將機車停好，被告丙○○突然出現將機車鑰匙拔走，並拉住伊雨衣，伊見到同學（即甲○○）在旁邊就上前求助，被告丙○○又追上來與伊發生拉扯、過程中遭被告拿走前開眼鏡，被告丙○○事前全未表示說要保管機車鑰匙或借看眼鏡等情綦詳（警卷第6至7頁，原審卷第340至342頁），核與證人甲○○證述未聽到被告丙○○與乙○○間對話內容，當時伊聽到動靜，轉頭看被告丙○○自背後抓住乙○○，被告丙○○ 於拉扯過程中拍掉乙○○的眼鏡並拿著機車鑰匙，乙○○亦有推開被告丙○○等語（警卷第21至22頁，原審卷第167至173 頁，本院卷第144至147頁）大致相符，至該2人先後陳述細節雖略有歧異，但考量案發時間短暫且個人觀察角度不同，更因歷次陳述相隔數月以致記憶不免有所缺漏，尚未可徒以部分陳述差異或記憶不清遽謂全然不可採信。再依原審勘驗機車停車場錄影畫面顯示被告丙○○先朝乙○○伸出右手，乙○○立刻往左後方移動，乙○○右手伸向被告丙○○頸部且兩人右手發生拉扯，彼此相對位置、身體動作隨拉扯過程有所改變，持續數秒後（錄影時間9時51分24至30秒）始分開，隨後兩人同在現場但無肢體接觸，但數秒後（錄影時間9時52分21秒起）被告丙○○再走向乙○○並朝其伸出右手，乙○○即伸手推向丙○○身體，兩人旋又發生拉扯（直至錄影時間9時52分34秒），及自錄影時間9時52分41起再次拉扯（至9時53分4秒止），嗣後被告丙○○遭某不詳男子拉走之情在卷（原審卷第251至263頁），復佐以被告丙 ○○、乙○○均稱雙方長期感情不睦，自000年0月間起即未再同住或直接往來聯繫，且案發前即111年10月12日曾發生衝突等情交參以觀，堪信被告丙○○於案發當日突然出現在機車停車場非僅對乙○○造成情緒影響，且依前揭勘驗內容可知乙○○於被告丙○○數次靠近過程中已明顯表達抗拒之意；況甲車既為乙○○平日代步工具，前開眼鏡亦為其隨身配戴輔助視力之物，衡情苟非必要、實無可能任由他人拿取。是依卷附監視錄影畫面雖未明確攝得被告丙○○拔取甲車鑰匙暨取得前開眼鏡過程，綜合上情仍堪認其事前並未徵得乙○○同意即逕自拿取該等物品甚明，是被告丙○○前揭所辯顯係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㈢次針對被告丙○○抗辯拿走機車鑰匙是擔心乙○○騎機車出車禍而欲行使管教權，與辯護人主張被告丙○○主觀上誤認已取得乙○○同意、才會伸手拿取甲車鑰匙及前開眼鏡，此舉應屬容許構成要件錯誤而阻卻犯罪故意云云，查乙○○於案發時乃年滿20歲之成年人，依社會通念本應對自己行為負法律上責任，縱令現時社會年滿20歲者並非必然離家獨居，仍不容父母逕以教養為名強行干預子女日常生活。況依前述被告丙○○既與乙○○長期感情不睦且未同住或直接往來聯繫，甚至於案發前即111年10月12日曾發生衝突，可知彼此毫無一般父女親誼或信賴感，且被告丙○○未事先徵得乙○○同意即逕自拔取甲車鑰匙及動手拿取前開眼鏡，業經審認如前，而此等未經同意擅自拿取他人物品之舉本屬不法，縱令乙○○事前未明確出言反對，仍未可擅自為之；復參酌前述乙○○於案發過程中已有退後、拉扯或手推被告丙 ○○之舉，適足以表達拒絕被告丙○○擅自拿取個人物品之意甚明。從而被告丙○○前揭辯詞無非係假借父親之地位擅行侵害乙○○之基本權利，更遑論有何「誤認同意」可言，故此部分抗辯俱屬無稽。　　㈣再者，被告丙○○雖辯稱先遭乙○○打傷且兩人發生拉扯，為逮捕現行犯才拉住乙○○阻止其離去云云，然依其自述案發時地前往機車停車場目的本係為要求乙○○偕同前往找老師，以及當乙○○停妥甲車後即上前拔取機車鑰匙，顯見被告丙○○自始主觀上已有限制乙○○行動自由之意思。又依前開勘驗結果可知被告丙○○乃先行伸手拉住乙○○，雙方始發生肢體拉扯，其後更主動上前靠近乙○○而數次發生拉扯，依乙○○所為客觀上亦足認係為排除自身所受不法侵害之防衛行為（詳後述），由此可知本案實係被告丙○○主動攻擊在前，事後假稱「逮捕現行犯」欲合理化個人不法舉措而非有據，更無由據此主張阻卻違法。　　㈤刑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保護法益為被害人意思自由，所謂強暴、脅迫，祗以所用之強暴、脅迫手段足以妨害人行使權利，或足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意思自由完全受壓制為必要。亦即其強制作用僅以達於影響被害人意思決定自由之程度，即足成立該罪；其中「強暴」係廣義指一切直接對人或間接對物所行使之有形力，亦即不以直接對人實施為必要，倘施加物體而間接影響他人者，亦屬之。茲依前述被告丙○○目的既在以拔取機車鑰匙及拉扯方式阻止乙○○離開現場，另擅行伸手拿取前開眼鏡亦妨害乙○○不容他人任意觸碰身體之權利，此等手段非僅明確壓抑告訴人自由意志行使，更逾越一般社會所能容任處理紛爭之必要程度，手段與目的間欠缺內在合理關連性，應認此舉具社會倫理之可非難性，主觀上亦具有強制犯意，依前開說明應論以強制罪責。　　㈥綜前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丙○○前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㈦此外，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待證事實已臻明瞭或同一證據再行聲請，得認為不必要而以裁定駁回，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3、4款定有明文。本件固據被告丙○○請求慢速勘驗卷附監視錄影畫面（本院卷第129頁），但本案犯罪事實已臻明瞭，況其所指監視錄影畫面業經原審當庭以分格截圖方式勘驗甚詳，且播送速度快慢核與本案現場狀況並無重要影響，實無再予勘驗之必要，是依前揭規定應認無調查必要而駁回其聲請。三、論罪科刑：㈠查被告丙○○與乙○○彼此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是核被告丙○○所為係犯刑法第304條強制罪；又此舉係對家庭成員實施經濟上不法侵害之家庭暴力行為而構成家庭暴力罪，惟該法並無罰則規定，遂僅依刑法規定論罪科刑。再其係在密切接近之時地先後實施上述強制犯行，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客觀上足認係單一行為之多次舉動，主觀上亦屬基於單一犯意所為接續舉動，應包括於一行為評價為接續犯論以一罪。　　㈡公訴意旨雖未論及被告丙○○拉扯共同被告乙○○阻止其離開機車停車場一節，然此部分既與原起訴強制犯行具有上述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關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而由本院併予審理。貳、無罪及不另為無罪（被告丙○○、乙○○被訴傷害）部分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丙○○除前揭強制犯行外，另於上述時地與被告乙○○各基於傷害犯意相互拉扯並毆打對方，致被告乙○○受有左前額疼痛、左頸部痛及右手掌疼痛，與被告丙○○受有顏面疼痛、右耳腫痛、左胸疼痛及右手擦傷等傷害，因認被告丙○○就此部分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被告乙○○則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280條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云云。　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推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謂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 3105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決先例採同一見解）。　三、檢察官認被告丙○○、乙○○涉有前開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嫌，係以兩人於案發時地確有發生拉扯，且各自提出診斷證明書為論據。然訊之被告2人固坦承發生拉扯，但均否認傷害犯行。被告丙○○辯稱伊並未打乙○○；辯護人則以依卷附勘驗監視錄影畫面無法判斷被告丙○○是否出手觸擊乙○○，且乙○○主張遭被告丙○○拉扯受有右手掌疼痛一節，係因被告丙○○遭乙○○毆打、欲以現行犯逮捕乙○○而阻卻違法。另被告乙○○則辯以伊先遭丙○○拔走機車鑰匙及拉雨衣，欲掙脫去找同學求助，丙○○又追來拉衣領，伊只是自我防衛；辯護人則以丙○○驗傷時間相距本案發生已間隔6 小時，縱令其受有診斷書上所載傷勢，亦難推認係案發當時造成或遭被告乙○○傷害所致，況本件乃丙○○先出手拉被告乙○○，縱令丙○○因拉扯而受傷，被告乙○○亦符合正當防衛而不成立犯罪等語為其辯護。　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丙○○、乙○○於上述時地發生拉扯，致被告乙○○受有左前額疼痛、左頸部痛及右手掌疼痛，被告丙○○亦受有顏面疼痛、右耳腫痛、左胸疼痛及右手擦傷一節，除經原審勘驗屬實外，各據其等提出瑞生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乙○○）、國軍高雄總醫院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丙○○）為證（警卷第9至10、18至19頁），並有瑞生醫院急診病歷暨照片、國軍高雄總醫院病歷（偵卷第 143至151、155至161頁）在卷可稽，復據其2人分別指訴在卷，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至被告乙○○暨辯護人雖以前詞質疑丙○○驗傷結果，惟此節業據共同被告丙○○供證案發當日先前往警局製作筆錄，中午返家照顧年邁父親，後來才到醫院驗傷等語，客觀上難謂有何悖離常情之處，期間亦無從證明有何其他原因介入，是其雖於案發後6小時即同日15時許始前往國軍高雄總醫院驗傷，仍堪認係因本件與被告乙○○拉扯而有上述身體疼痛及右手擦傷無訛。　　㈡刑法所稱「傷害」（即傷害結果）係指使人之生理機能發生障礙或健康狀態有不良變更，或破壞他人身體完整性產生重大變化者而言，倘僅對他人身體機能或完整性造成輕微影響或不利狀態，抑或僅憑被害人主觀不適感受（例如受他人攻擊僅受有輕微紅腫、破皮，或縱未治療短時間內即可復原之疼痛、抓痕、水泡等），均無由該當上述傷害結果，至是否成立他罪（例如對直系血親尊親屬施暴、加重公然侮辱等）則屬另一問題。是承前述被告2人雖於案發時地發生肢體拉扯（至被告丙○○抗辯「逮捕現行犯」云云不足採信，已如貳㈣所述），事後驗傷結果各有身體多處「疼（腫）痛」之情（被告丙○○另受「右手擦傷」部分詳後㈢所述），且依卷附驗傷照片顯示疼痛部位與他處皮膚顏色略有差異（偵卷第149至151、161頁），然考量「疼痛」之描述乃涉及病患個人主觀感受，而為使他人受刑事訴追前往醫療院所驗傷，不免或有誇大情事；況上述身體異狀客觀上難謂已對被告2人生理機能發生障礙或使健康狀態有不良變更，抑或對身體完整性產生重大破壞，是依前開說明無由該當刑法第277條第1項所定傷害結果，又因本罪不罰未遂，此部分即未可論以傷害罪責。　　㈢其次，刑法第23條規定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不罰，此即阻卻違法性之「正當防衛」，本質上係以「正對不正」。審諸行為人實施防衛行為保護自身法益之際，也同時積極地捍衛整體法秩序，故刑法體系乃排除防衛行為之違法性，亦與基於法益權衡比較之緊急避難（以「正對正」）具有本質上差異。其中「現在不法之侵害」只須客觀上存在違法行為，行為人即可行使防衛權自力排除侵害；又侵害是否為現在，應以侵害是否尚在繼續中、能否即時排除為準，與犯罪既遂與否或犯罪狀態之繼續判斷標準不盡相同，縱令犯罪行為已完畢，惟侵害狀態尚在繼續中且行為人仍有受侵害之危險者，仍不失為現在之侵害。再防衛行為是否客觀必要，應綜合侵害或攻擊行為之方式、輕重緩急與危險性高低等因素，參酌事發當時行為人可資運用之防衛措施等客觀情狀，依一般理性第三人處於該等情況下是否會採取同樣強度之防衛行為加以綜合判斷，只要手段客觀上足以有效排除不法侵害，且造成損害最輕微之防衛行為即屬之，尚不以出於不得已之唯一手段為必要；且針對防衛行為是否過當應就侵害行為如何實施、防衛行為是否超越必要程度而定，不專以侵害程度輕重為判斷標準；至行為人能否另以逃避、迂迴方式取代直接反擊行為，則在所不問。查被告乙○○雖與直系血親尊親屬即共同被告丙○○發生拉扯且造成其受有「右手擦傷」，然非僅無從認定此一擦傷究係共同被告丙 ○○於拉扯過程中自行造成、抑或遭被告乙○○攻擊所致；另依前揭有罪部分㈡可知本案實係共同被告丙○○藉故先出手拉扯被告乙○○，甚且未經同意任意拔取甲車鑰匙及拿取前開眼鏡，雙方始發生肢體拉扯，過程中共同被告丙○○多次主動上前靠近被告乙○○，而依被告乙○○身體動作亦可推知其有明顯表達抗拒之意，則縱令被告乙○○於雙方拉扯過程造成共同被告丙○○受有右手擦傷，依前開說明仍堪信其主觀上乃出於防衛目的，且防衛手段客觀上尚屬適當而未逾越必要程度，應成立正當防衛而不罰。故原審誤認被告乙 ○○理應採取其他排除侵害之有效動作而不得主張正當防衛云云，容有不當。　五、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及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犯罪事實依法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藉以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指出證明方法說服法院形成有罪心證，其間若存有合理懷疑無法達到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茲依檢察官前揭所指犯罪事實及證據，俱難積極證明被告2人涉有起訴書所指普通傷害罪（被告丙○○）或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被告乙○○），除應就被告乙○○諭知無罪外，因檢察官認被告丙○○此等傷害罪嫌與前揭強制罪有罪部分具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參、本院撤銷改判暨量刑（被告丙○○有罪部分）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丙○○所涉強制罪事證明確而論罪科刑，固屬卓見，然未能併予審酌其另有拉扯共同被告乙○○阻止其離開機車停車場之舉而為起訴效力所及，亦未詳為推求逕認被告丙○○另涉刑法第277條第1項傷害罪（與強制罪成立想像競合犯），及被告乙○○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280條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罪云云，均有未恰，是檢察官以原審未及詳查為由、針對被告乙○○經原審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提起上訴，與被告丙○○上訴否認涉犯強制罪等雖無理由，但被告2人各自否認成立傷害、傷害直系血親尊親屬犯行則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並改為被告乙○○ 無罪之判決，另就被告丙○○所涉傷害犯行不另為無罪諭知（如前開參所述）。二、審酌被告丙○○不思理性解決紛爭，率爾以上述方式妨礙他人行使權利，且犯後不思己過，仍迭以管教子女、逮捕現行犯為由抗辯，顯然欠缺法治觀念，復考量此舉對共同被告乙○○造成心理影響程度尚非甚鉅，且審判中曾數次表達和解之意，但因共同被告乙○○表示無意和解而未能適度賠償，兼衡其自述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00至20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暨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以資懲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葉杰承提起公訴，檢察官邱柏峻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孫啓強法官莊珮吟法官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書記官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第1項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2024-11-06

KSHM-113-上訴-582-2024110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10號上訴人即被告陳志賢民國00年0月0日生選任辯護人范仲良律師吳建勛律師梁宗憲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 2年度訴字第204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12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事實一、陳志賢受僱於承愷金屬有限公司（負責人「李茂愷」，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12樓，下稱「承愷公司」）擔任司機，明知廢棄物貯存、清除須遵守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且自身與承愷公司俱未合法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等情，仍與陳富若（另行審結）共同基於非法清理廢棄物之犯意聯絡，由陳志賢於民國111年6月16日8時許駕駛車號000-000 0營業大貨車自承愷公司位於高雄市永安區維新路永安廠區載運廢鋁等一般事業廢棄物（重量約1噸，下稱甲批廢棄物），前往該公司承租坐落路竹區順安段478地號土地（下稱本案土地）堆置貯存並加以清除，另由陳富若進行後續分類事宜。嗣因謝三安載運另批廢鋁（以太空包包裝，下稱乙批廢棄物）至本案土地使用熔爐燃燒冶煉（同由陳富若為其分類；謝三安所涉犯行另經本院撤銷發回原審），且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高市環保局）接獲民眾陳情該址有冒煙情事，派員於同日10時54分許前往稽查發現現場放置廢鋁等大量廢棄物及正在冶煉鋁錠，進而查悉上情。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湖內分局報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　　本判決所引用各項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但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外部情況俱無不當，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陳志賢（下稱被告）暨辯護人明知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仍於準備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51頁），嗣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復經本院依法調查乃認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貳、實體部分一、認定有罪之理由訊之被告固坦認受僱於承愷公司並駕車載運甲批廢棄物至本案土地堆置之情，但否認非法清理廢棄物犯行，辯稱：伊只是擔任司機幫公司載運廢鋁去整理。辯護人則以被告與承愷公司雖未領有合法清理廢棄物之許可，但甲批廢棄物應屬「一般廢棄物」且性質上係單一金屬，而承愷公司登記營業項目包括「廢棄物清除業」，依行政院環保署（後改制為環境部，下稱環境部）110年2月22日公告「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方式」附表九（下稱系爭附表）規定仍具合法清除資格；又縱令甲批廢棄物屬於事業廢棄物，因鋁金屬成分達40％以上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第38條第1項及環境部所公告「產業用料」，屬於得由貿易商、工廠自由進出口交易、運送之商品，故承愷公司買受並載運販售甲批廢棄物仍屬合法；另承愷公司營業登記項目包括五金批發業、資源回收業、五金零售業，故被告載運甲批廢棄物至前開土地乃合法再利用行為，縱有違法，至多僅成立行政罰或非法清除，要未該當貯存或處理，原審認定被告與陳富若成立共同正犯並諭知非法清理廢棄物罪，應有判決主文與事實矛盾之違法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基礎事實之認定　　　⒈被告及陳富若均受僱於承愷公司，被告擔任司機，陳富若負責在本案土地進行廢鋁分類事宜，其2人與承愷公司於上述時間俱未合法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且被告於111年6月16日8時許駕車自承愷公司永安廠區載運甲批廢棄物至本案土地放置；又謝三安於111年6月 16日稍前某日載運熔爐（包括乙批廢棄物）至本案土地放置，經陳富若加以分類後，再由謝三安於同月16日使用熔爐對乙批廢棄物進行燃燒冶煉，嗣因高市環保局接獲民眾陳情本案土地有冒煙情事，派員於同日10時54分許前往稽查發現現場放置廢鋁等大量廢棄物及正在冶煉鋁錠等情，業經同案被告謝三安、陳富若與證人李茂愷、曾淙偉（環保局稽查員）分別於警偵及原審證述屬實，並有現場照片、高市環保局公害案件稽查記錄工作單（警卷第33至39頁）、高市環保局111年8月17日高市環局稽字第11138230000號函暨所附違反空氣汙染防制法案件裁處書、檢察事務官勘驗報告暨擷圖照片、承愷公司基本資料〈營業項目包括五金批發業、資源回收業、廢棄物清理業、廢棄物清除業、五金零售業〉（偵卷第9 3至95、131至155、167至168頁）在卷可稽，復據被告坦認不諱，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公訴意旨固認被告駕車載運甲批廢棄物至本案土地堆置經陳富若分類後，再由謝三安將之投入熔爐進行冶煉云云。然依前述被告與謝三安乃係各自載運甲、乙批廢棄物堆置本案土地，雖同經陳富若進行分類，但被告謝三安既否認自己與甲批廢棄物有何關連，且依卷附事證未可積極認定謝三安於案發當日使用熔爐燃燒冶煉果有包括甲批廢棄物在內，茲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本件僅堪認定被告載運甲批廢棄物至本案土地堆置，尚未可遽認有何後續燃燒冶煉情事且與乙批廢棄物無涉為當。　　㈡甲批廢棄物應屬「一般事業廢棄物」　　　⒈於營建、製造、加工、修理、販賣、使用過程所產生目的以外之產物，且能以搬動方式移動之固態或液態物質或物品，要屬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該法第2 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依同條第2項又分為「一般廢棄物：指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及「事業廢棄物：指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廢棄物，包括有害事業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且後者再區分為「有害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具有毒性、危險性，其濃度或數量足以影響人體健康或污染環境之廢棄物）」及「一般事業廢棄物（由事業所產生有害事業廢棄物以外之廢棄物）」，故究屬一般廢棄物或事業廢棄物，應就其來源、性質暨個案事實加以審認。查被告所載運甲批廢棄物雖在本案土地與其他廢棄物混同而難以具體辨識內容物，惟依證人李茂愷證稱承租本案土地係作為鋁的回收、分類使用，伊請被告從民間資源回收廠載貨（原審訴卷第149、159頁），及證人曾淙偉證述案發當日稽查現場有路燈燈罩（殼）及庭呈資料照片等廢鋁製品，當時整個廠房内部都是類似的東西，先前111年3月至本案土地稽查時，負責人李茂愷曾到場告稱廢鋁來源有民眾、回收場、工廠等，並稱承愷公司在該址處理廢鋁回收，本次（即111年6月16日）稽查時現場物品雜亂，包含廢棄燈罩及失去原有效用的廢鋁，之前3月份及本次6月份稽查時，現場物品都是類似的廢鋁，有些是鍋碗瓢盆、有一些燈罩，按照現場物品大小來看不像是一般家戶產生，所以認定屬於事業廢棄物（警卷第29頁、偵卷第43頁，原審卷第163至164頁）等語，與高市環保局依本案土地現場稽查照片（包括111年6月16日）乃認甲批廢棄物（廢鋁）來源為工廠、公司、資源回收場及部分來自民眾而屬「事業廢棄物」，此有該局111年10 月12日高市環局稽字第11139334500號函暨檢附稽查照片可參（偵卷第107、112至113頁）；再依卷附現場照片所示本案土地有數堆廢棄物，各係摻雜外觀、體積、種類不同之鋁製品（偵卷第147至153頁）等情交參以觀，縱令甲批廢棄物其中或有部分來自家戶所棄置，整體仍堪認係事業活動產生非屬其員工生活產生之「一般事業廢棄物」，遂無由適用系爭附表關於「一般廢棄物」再利用管理規定。故被告暨辯護人空言抗辯甲批廢棄物屬「一般廢棄物」且承愷公司登記營業項目包括「廢棄物清除業」，依系爭附表規定仍具合法清除資格云云，要非可採。　　　⒉至辯護人另主張甲批廢棄物鋁金屬成分達40％以上、符合廢棄物清理法第38條第1項及環境部所公告「產業用料」云云，惟此情既未見相關事證為憑，亦無由徒以其片面所辯為據，附此敘明。　　㈢被告所為應論以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貯存、清除廢棄物罪責　　　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之貯存、清除或處理廢棄物之行為統稱「非法清理廢棄物罪」，其中「貯存」指一般廢棄物於回收、清除、處理前，放置於特定地點或貯存容器、設施內之行為；「清除」係指㈠收集、清運：指以人力、清運機具將一般廢棄物自產生源運輸至處理場（廠）之行為，㈡轉運：指以清運機具將一般廢棄物自產生源運輸至轉運設施或自轉運設施運輸至中間處理或最終處置設施之行為，此據行政院環保署依廢棄物清理法第12條第1項授權訂定「一般廢棄物回收清除處理辦法」第2條第7款、第11款規定甚詳，且此一法規命令內容係就廢棄物清理法規定用語為文義解釋，既未逾越授權目的、範圍及立法精神，內容適足使具有一般社會通念之人能夠瞭解其意涵，並得合理預見行為後果，當不致遭受到無法預測之損害。又本款未領有許可文件清理廢棄物罪，其犯罪主體，不以廢棄物清理業者為限，只要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從事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即為該當（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09年度台上大字第3338號裁定意旨參照），至同款後段則以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其構成要件，犯罪主體當以具有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之負責人或其相關從業人員身分為限，兩者有所差異。是承前述證人李承愷乃證稱承租本案土地目的係作為鋁的回收、分類使用等語在卷，及依卷附現場照片可知本案土地長期堆置大量廢棄物，要非僅為短暫或隨機棄置，又被告受僱於承愷公司且任職已有相當時間，對此情自難諉為不知，是其明知自己及承愷公司俱未合法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猶駕車載送甲批廢棄物案堆置本案土地，此舉應成立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前段非法貯存、清除廢棄物罪。從而辯護人另辯稱被告不成立非法貯存罪云云，亦屬無據　　　⒉共同正犯間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實施犯罪行為，相互利用他人行為以達犯罪目的者，原不必每一階段均參與，祇須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即應對全部所發生結果共同負責。是共同正犯之行為應整體觀察，就合同犯意內所造成結果同負罪責，而非僅就自己實行之行為部分負責；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並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本件被告與共同被告陳富若均受僱於承愷公司，僅負責工作項目有別，則本件固無從證明被告果有參與後續分類等處理犯行，仍堪信其與同案被告陳富若彼此間就非法貯存、清除甲批廢棄物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㈣本件不符合「合法再利用」行為　　　⒈廢棄物清理法第39條第1項固規定：「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應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不受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而廢棄物清理法關於事業廢棄物之再利用，係授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制定管理辦法管理之，不受同法第41條（即應向主管機關或中央主管機關委託之機關申請核發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許可文件）之限制。然縱屬可以再利用之物質，仍應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非可任意處置；資源回收再利用法第1條即說明其立法目的「為節約自然資源使用，減少廢棄物產生，促進物質回收再利用」，同法第19條第1項更明定「再生資源未依規定回收再利用者，視為廢棄物，應依廢棄物清理法規定回收、清除、處理」，俾免業者援引資源回收再利用法規定，作為卸責之依據。從而，縱然屬於可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卻未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自仍回歸其原屬廢棄物之本質，適用廢棄物清理法之相關規定處理。換言之，可為再利用之事業廢棄物，其廢棄物種類、數量、許可、許可期限、廢止、紀錄、申報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仍應符合主管機關依授權所頒訂之管理辦法，始不受第28條、第41條有關應經許可始得為事業廢棄物相關行為限制之規範，否則仍有同法第46條第4款之適用。至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雖有違反同法第39條者處以罰鍰之規定，但同法第64條規定：「依本法處罰鍰案件，涉及刑事責任者，應分別處罰。」足見此行政罰，尚不生阻卻刑罰之效力（縱依行政罰法第26條第1項規定，亦以刑罰優先）。尤其從事事業廢棄物再利用涉及違法清除處理及再利用認定原則第1點，明定從事再利用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公告再利用或許可再利用之廢棄物者，其另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3款規定情形者，同時移送法院科以行政「刑罰」；其第3點亦明定，清除公告或許可再利用廢棄物，另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規定情形者，同時移送法院科以行政「刑罰」等各節，更明白說明該認定原則之規定，不生阻卻刑罰之效力（最高法院110 年度台上字第568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件固據辯護人執前詞抗辯本件承愷公司應屬合法再利用行為云云，然廢棄物清理法所稱「廢棄物」暨能否「再利用」核屬二事，前者係依其來源、性質判斷是否屬於「廢棄物」（同法第2條），後者則為決定後續處理方式之依據，故同法第39條固設有事業廢棄物再利用之明文，且第41條規定從事再利用不須領得清除許可文件，但亦未賦予再利用業者未經取得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行從事清除行為之權利，其程序仍須依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規定辦理，亦即縱令實際上具有再利用價值之資源，倘合於該法所定「事業廢棄物」、仍應依相關法規辦理再利用（始可不受同法第28條、第41條之限制），非可任憑己意處置，苟未依法對有再利用價值之事業廢棄物進行再利用或違法貯存，而有任意棄置或污染環境之虞者，當回歸其原屬廢棄物之本質而適用廢棄物清理法相關規定處理。是為避免再利用機構不當貯存、清除及處理事業廢棄物而有環境污染之虞，當須依「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檢具載明事業基本資料、原物料使用量、產品作業流程、事業廢棄物種類、數量、清理方式、廠區配置圖及緊急應變措施等事項之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送地方或中央主管機關審查核准後，始得營運。查被告前因涉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經檢察官緩起訴在案，復於108年5月13日同因載運事業廢棄物（飛灰、污泥）涉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遭警查獲，此有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追加起訴書可佐（本院卷第78、89至90頁），是其主觀上應知悉不得任意非法清理廢棄物甚明。又依前述被告明知自己與陳富若、承愷公司於案發時間俱未合法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則其先後非法清理廢棄物種類雖非相同，仍堪認定主觀上明知未合法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即未可任意將甲批廢棄物堆置本案土地。綜合前開說明，不論甲批廢棄物是否可再利用、抑或依承愷公司營業項目能否從事再利用行為，僅涉及得否另循再利用程序為後續處理之憑據，要不得反推被告前揭駕車載運非法清理甲批廢棄物之舉為合法，故被告暨辯護人此部分辯解顯係刻意曲解法令，委無足採。　　㈤此外，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法院認為待證事實已臻明瞭或同一證據再行聲請，得認為不必要而以裁定駁回，刑事訴訟法第163條之2第1項、第2項第3、4款定有明文。本件固據辯護人聲請函詢高市環保局「廢鋁金屬」如屬於公告再利用廢棄物種類，清除廢鋁者是否得為「事業」、「再利用機構」、「一般合法運輸業者」，及承愷公司如申請再利用機構檢核登記、是否即可清除廢鋁將其出售等節（本院卷第239頁），但本案犯罪事實已臻明瞭，況依前述承愷公司確未領有合法清理廢棄物許可，是依前揭規定應認無調查必要而駁回其聲請。　　㈥綜前所述，被告雖始終否認犯行，然審酌卷載各項證據交互判斷足認本件事證明確，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前段未領有許可文件非法貯存、清除廢棄物罪。其與同案被告陳富若彼此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又被告與同案被告陳富若乃基於同一犯罪決意，於密切接近之時地接續實行上述貯存、清除廢棄物犯行且侵害同一社會法益，各行為間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離，應包括評價為接續犯較為合理，遂僅論以一非法清除廢棄物罪。至原審判決主文諭知被告涉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表彰其涉犯該條款之「罪名」，辯護人誤認原審有判決主文與事實矛盾云云，容非誤認。參、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事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規定，審酌其前有同類型犯罪前科紀錄（未構成累犯），明知未具有清理廢棄物之專業能力及設備，亦未依規定領有許可文件，仍不知警惕、無視政府對環境保護之政令宣導，逕以前述方式非法清理廢棄物造成環境及周邊居民生活品質、身體健康等公眾利益之侵害，兼衡犯後否認犯行、難見悔意，復考量本案土地所放置廢鋁等廢棄物於案發後均清理完畢，犯罪所生損害已有減輕，及被告犯罪動機、手段、參與情節及致生危害程度，與自述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原審訴卷第25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認事用法俱無違誤。本院復考量本案犯罪情節輕重等諸般情狀，乃認原審量刑亦屬允當，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從而被告徒以前詞空言否認犯罪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孫啓強法官莊珮吟法官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書記官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500萬元以下罰金：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2024-11-06

KSHM-113-上訴-610-20241106-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10號上訴人即被告陳富若民國00年0月00日生選任辯護人陳煜昇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 2年度訴字第204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8日第一審判決之刑（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12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陳富若科刑部分撤銷。陳富若共同犯廢棄物清理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四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理由壹、程序事項：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本件業據上訴人即被告陳富若（下稱被告）明示僅針對原審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48、203頁），依前開規定，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其中被告之量刑是否妥適進行審理，其餘部分（即犯罪事實、證據暨所論處罪名）則非本案審理範圍。貳、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與本院量刑審酌一、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伊坦承全部犯行、請求從輕量刑；辯護人則以被告從小到大皆為資源班學生，學業成績與表達能力不佳，前經同案被告陳志賢（另行審結）引介任職承愷金屬有限公司從事資源回收工作，一時失慮而實施本案犯行，上訴後亦改以坦認犯罪，又依其犯罪情狀及參與程度應有情輕法重之情事，請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並給予得易科罰金之機會等語為其辯護。　二、本院撤銷改判暨量刑之理由㈠原審認被告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事證明確予以科刑，固屬卓見，然刑罰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分配之正義，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自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法律感情，而行為人犯罪後悔悟程度及是否填補損害等均攸關個案量刑審酌，且此等事由性質上俱係案發後所生，亦可能隨案件進行狀態有所變動，故法院應本諸各審級言詞辯論終結前實際狀況妥為斟酌，方屬允恰。本院審酌原審未及考量被告提起上訴後改以坦認犯行不諱，足見犯罪後態度核與原審考量之情狀已有不同；另參以被告僅受僱從事廢棄物分類工作、並非居於本案主導地位，乃認原審判處其有期徒刑1年3月猶嫌過重。故被告執此為由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此部分撤銷改判。　　㈡又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辯護人雖以前詞為被告主張依刑法第59條減刑云云，然審酌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本係立法者考量該類犯行破壞環境衛生及影響國民健康，遂特別立法並賦予重刑之法律效果，本不宜任由法院於個案援引刑法第59條變動原有法定刑下限，況被告實施本件犯行未見有何出於不得已之事由，縱令事後坦承犯行或個人成長、學習過程與一般人未盡相同，客觀上仍難認有何情輕法重而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同情，縱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之情事，故辯護人此部分請求要無足採。　　㈢本院審酌被告明知未依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不得擅自非法清理廢棄物，仍共同實施本件犯行，又於原審否認犯罪，提起上訴後始改以坦認犯行，兼衡其犯罪動機、手段、參與情節及致生危害程度，與自述智識程度、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本院卷第22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欄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懲儆。再其另涉他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確定（本院卷第81頁）而與刑法第74 條第1項所定緩刑要件未合，遂不予宣告緩刑，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孫啓強法官莊珮吟法官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6 　　日書記官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1項第4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500萬元以下罰金：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

2024-11-06

KSHM-113-上訴-610-202411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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