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鄭舒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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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843號上訴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中華選任辯護人曾昭牟律師(法扶律師) 被告黃建軒選任辯護人蘇忠聖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37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中華、黃建軒(下合稱被告2人，分稱被告吳中華、被告黃建軒)明知可發射金屬或子彈具有殺傷力之各式槍枝或具殺傷力之子彈，係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物品，未經許可不得製造、運輸、持有、販賣，被告吳中華竟基於製造具殺傷力之槍枝、子彈之犯意，於民國 108年11月間至露天拍賣網購買手槍零組件及子彈銅頭，並至基隆市○○區○○路五金行購買釘槍火藥後，在其位在基隆市 ○○路00號5樓家中使用電鑽、車床、鑽臺、鑽尾等工具製作改造具殺傷力之銀色改造手槍1把(含彈匣1個，槍枝管制編號0000000000，係非制式手槍，由仿手槍外型製造之槍枝，組裝已貫通之金屬槍管而成)及具殺傷力之非制式子彈(由金屬彈殼組合直徑9.0mm金屬彈殼而成)3顆等物後，委託被告黃建軒尋找買家，被告黃建軒遂基於幫助販賣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手槍、非制式子彈之犯意，居間聯繫李灝錡，於約定交易時間、地點後，於109年4月間至109年5月間某日某時，由被告吳中華、黃建軒在李灝錡位在基隆市○○區○○路000巷0○0 號5樓（下稱○○路址）租屋處，以新臺幣（下同）4萬5,000 元之價格，將具殺傷力之銀色改造手槍1支、子彈3顆等物售予李灝錡，被告吳中華因此牟利2萬元，黃建軒則因此而取得2萬5,000元之報酬。嗣於109年11月27日21時0分，為警持原審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在李灝錡位在宜蘭縣○○鄉○○路0段0 0巷0○0號3樓住處，自洪宇呈(涉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罪嫌部分，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訴字第95號判決確定)處查扣上開具殺傷力之改造槍枝1支(含彈匣1個)及具殺傷力之子彈3顆等物。因認被告吳中華涉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1項（起訴書誤載為「第8條第1項」，應予更正）、第12條第1項之未經許可，製造、販賣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手槍、非制式子彈罪嫌；被告黃建軒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第7條第1項（起訴書誤載為「第8條第1項」，應予更正）、第12條第1項之幫助販賣具有殺傷力之改造手槍、非制式子彈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另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立法目的乃欲以補強證據擔保自白之真實；亦即以補強證據之存在，藉以限制合法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俾發現實質的真實。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而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從而，被告雖經自白，苟查無補強證據足資擔保其真實性，該自白根本即失其證據之證明力，不得採為判斷事實之根據。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吳中華涉犯未經許可，製造、販賣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子彈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吳中華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黃建軒於警詢、偵查中(111 年4月27日)證述、證人李灝錡、洪宇呈於警詢、偵查中證述、證人即承辦員警王青山、崔津偉於偵查中證述，及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清單、基隆市警察局槍枝初步檢視報告表、槍枝初步檢視承辦人員履歷資料、勘察採證同意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110年1月14日刑鑑字第1098032883 號)、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蒐證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公訴意旨認被告黃建軒涉犯幫助販賣槍枝、子彈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黃建軒於警詢時自白及偵查中供述、證人即同案被告吳中華於警詢時證述、證人李灝錡於警詢、偵查中證述、證人即承辦員警王青山、崔津偉於偵查中證述，及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清單、基隆市警察局槍枝初步檢視報告表、槍枝初步檢視承辦人員履歷資料、勘察採證同意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110年1月14日刑鑑字第1098032883 號)、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蒐證照片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吳中華堅詞否認有何製造、販賣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子彈犯行，辯稱：我在檢察官前說我曾經有嘗試製造槍彈，但是跟這條沒有關係。販賣部分我不承認，我只是單純有興趣研究，沒有販賣的動機，我曾經製造的不是這把，更沒有在109年4月到5月間賣槍。李灝錡我不熟，洪宇呈我認識。109年4月、5月間我有過去○○路址租屋處，那天是洪宇呈找我去，他有向我詢問過知不知道那邊有沒有人在賣槍，因為洪宇呈知道我曾有槍砲的案件。但是我當下就跟他否認，表示我不清楚。當天李灝錡也有在，李灝錡也有問我有沒有槍可以買，但是當下我就有看到李灝錡手上有槍了。起訴書所載的108年11月間包含買零組件、製造手槍，已經被另案起訴了，我製作的手槍與本案的手槍無關等語。被告吳中華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本案共犯及證人等對本案之供詞，前後皆不一致，且對於槍彈交易之重點，如交易主體、交易客體、交易價格，或交易槍彈數量及買賣槍彈、價金交付之時間方式等情形，所述均有歧異，自不能執上開前後迥異，互為扞格之證詞作為彼此補強之證據等語（見本院卷第 147、157至167、203、214頁)。訊據被告黃建軒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販賣具有殺傷力之非制式手槍、子彈犯行，辯稱：我曾經有去過○○路址租屋處，但那天我沒有載吳中華去，我沒有跟吳中華一起去。且我並沒有幫他們居中聯繫，當初洪宇呈問我有沒有認識的朋友有槍可以賣。當初是洪宇呈自己跟吳中華聯繫的，我沒有參與他們的聯繫。去○○路址租屋處找洪宇呈的具體時間我不記得了，但是是在109年，是洪宇呈找我去要介紹李灝錡給我認識，當天我們在閒聊的時候他找我詢問槍枝的問題，我跟他說我沒有槍枝。洪宇呈有詢問過，但我沒有介紹等語。被告黃建軒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1 、證人洪宇呈於警詢中就子彈是否由被告黃建軒所攜至之陳述前後不一，為本案槍彈交易之主要事實，其證詞自難執為被告黃建軒不利之認定。2、參諸證人李灝錡於111年6月11 日檢察官偵訊時證述稱：我只有買1枝黑色手槍等語，顯然證人李灝錡於檢察官訊問當時對於109年4、5月間交易槍枝皆認知為黑色手槍，與本案查扣之銀色槍枝並不相同；又證人洪宇呈於原審證稱本案查扣之銀色槍枝，係證人李灝錡至少在107年前就持有，2人證述內容相符，足堪採信等語（見本院卷第147、169至171、203、214頁)。五、經查： (一)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於109年11月27日21時0分許，持原審法院核發之搜索票，在證人李灝錡位在宜蘭縣○○鄉○○路0段0 0巷0○0號3樓住處，自證人洪宇呈處查扣上開具殺傷力之改造槍枝1支(含彈匣1個)及具殺傷力之子彈3顆等物，並經鑑定具有殺傷力等情，業經證人洪宇呈證述在卷，並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清單、基隆市警察局槍枝初步檢視報告表、槍枝初步檢視承辦人員履歷資料、勘察採證同意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110年1月14 日刑鑑字第1098032883號)、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現場照片等證據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被告吳中華於110年4月20日於警詢時雖供稱：其於108年11 月購得零件，改造本案銀色手槍，又於109年4、5月間某日下午2、3點，黃建軒來伊基隆市○○路家中拿手槍、子彈，再拿去給李灝錡，李灝錡給黃建軒錢，黃建軒再把大部分的錢拿給伊，黃建軒之前先用臉書Messenger通訊軟體聯絡，黃建軒就問伊家裡還有沒有槍，黃建軒說有人要，伊就把2把手槍各附1個裝滿子彈的彈匣（15顆子彈）交給黃建軒，黃建軒就把2把手槍拿走，過了半小時，黃建軒就回來伊家，把2萬元交給伊，黃建軒就離開。伊拿到2萬元後，當天晚上伊就用通訊軟體LINE打給洪宇呈問他買那個東西（手槍）要幹嘛，洪宇呈說是乾爹李灝錡要的，電話中洪宇呈說叫伊過去介紹乾爹李灝錡給伊認識，伊去到洪宇呈住處，上樓看到李灝錡手上正在把玩、操作剛剛伊經由黃建軒賣出的那2把手槍，所以伊才知道，實際是李灝錡向伊購買手槍等語（見警一卷第2至3頁）；惟被告吳中華嗣後於110年11月29日偵查中則改供稱：「槍枝確實是我製造的，警詢所述是實在的，我當時將槍枝交給黃建軒，但我不知道黃建軒拿去賣掉。」、「洪宇呈當時沒有跟我對話，我確實有製作槍枝，但是我不知道黃建軒有拿去賣掉。」等語（見偵五卷第51-52頁）；112年2月7日於偵查中供稱：伊沒有賣2把槍，也沒有拿到錢等語（見偵六卷第6頁）；再於112年5月4日偵查中供稱「我交給他（黃建軒）的槍沒有殺傷力，我自己丟掉一支，請黃建軒幫我丟一支，那兩支槍都是半成品。」等語（見偵六卷第52頁）。又被告吳中華於原審準備程序、審判程序時亦仍否認犯罪，辯稱其沒有販賣槍枝，其雖有製造之手槍但與本案無關等語（見原審卷第147、393頁）。被告吳中華雖曾於警詢、偵查中坦承製造、販賣槍彈犯行，然其對於改造之槍枝是否為本案槍枝，及當日販賣給李灝錡、洪宇呈槍、彈之數量、價格、交付地點、何人交付、何人購買等過程，則均未為明確且前後一致之供述，內容前後反覆，是其上開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顯有疑問，其自白憑信性甚低，而殊難採信。 (三)另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被告吳中華於警詢中上開自白，仍須相當之補強證據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本案依公訴意旨所援引以下證據，無從作為補強被告吳中華自白之證據，而採為被告2人不利之認定，茲分述如下： 1、證人即共同被告黃建軒於偵查中之證述：　　徵諸證人黃建軒111年4月27日於偵查中證稱：當天伊開李灝錡的車載吳中華到李灝錡○○路址住處，抵達後由吳中華、李灝錡當面談，沒有當場交易，伊不知道後來吳中華跟李灝錡有無交易成功等語（見偵五卷第67至68頁）；於112年5月4 日偵查中供稱：伊有載吳中華的住處去李灝錡住處，為了讓他們洽談槍枝買賣事宜，但是伊不知道吳中華、李灝錡有沒有交易成功，伊也沒有拿到介紹費用等語（見偵六卷第51頁），證人黃建軒就本案槍彈交易過程之證述內容，與被告吳中華所述係由證人黃建軒收受款項、交付槍枝之過程顯然不符；且證人黃建軒於偵查中證稱「沒有當場交易」、「不知道交易是否成功」等語，應認無從依其上開證述內容證明當日確有槍彈交易情事，且其於證述中亦未提及交易之價格，數量，足證其證述內容憑信性甚低，而無從補強被告吳中華於警詢中上上開自白之真實性。 2、證人洪宇呈於偵查中之證述：　　證人洪宇呈於109年6月17日、110年1月20日、110年2月4日偵查中證述內容固均僅提及另案案情（即宜蘭地檢署110年度偵第397號案件，案發時間109年6月16日），惟其於本案應無關連性，自不能作為認定被告吳中華此部分犯行之積極證據。至證人洪宇呈於本案原審審理時雖證稱：該把手槍是李灝錡的，伊不知道李灝錡如何取得。在109年11月27日晚上查扣的那把手槍，李灝錡原本就有那1支，李灝錡沒有跟伊說來源為何，伊107年間剛跟李灝錡認識時就看過。本案銀色手槍及子彈4顆，是李灝錡的，李灝錡這把槍怎麼來的，我真的不知道。伊之前跟警方說的部分實在，部分不實在，伊有介紹黃建軒到李灝錡住處，黃建軒有再找吳中華來，伊在客廳，李灝錡等人在沙發上，伊在旁邊的床上休息，當時在講槍的事情。因為伊不了解，沒有仔細聽等語（見原審卷第237至251頁），惟依證人洪宇呈上開證述內容，充其量僅能證明被告2人及李灝錡當天確有見面討論交易槍枝事宜，然證人洪宇呈既已證述其就當日交易槍枝之過程並不知情亦未參與，且證稱本案槍枝是李灝錡於107年起持有等語，核與被告吳中華上開供述不符，自無從執證人洪宇呈於原審審理中證言做為認定被告涉有本件犯行之補強證據。 3、證人李灝錡於偵查中之證述：　　參諸證人李灝錡於109年6月17日、110年1月12日、110年4月 19日偵查中證述內容均僅提及另案案情（即宜蘭地檢署110 年度偵第397號案件，案發時間109年6月16日），核與本案尚無關聯；且證人李灝錡於111年6月11日偵查中證稱：錢是我先拿給洪宇呈，我跟他們不認識，洪宇呈把錢拿給小胖，我有拿到那把槍，我說要改成銀色的，因為銀色的比較好看。後來交易的是黑色的手槍，我只有買1支黑色手搶等語（見偵緝三卷第31至32頁）；於112年2月7日偵查中證稱：兩把槍都是我當時租屋處樓下，都是透過黃建軒介紹購入，槍枝也是黃建軒交給我的。伊先買黑色，後來伊才又購入銀色槍枝。伊是自黃建軒手中拿到手槍、子彈的，伊不知道伊所買的槍、子彈是誰做的等語（見偵六卷第5頁），證人李灝錡先後2次證述即有如上之前後迥異，則其上開證述內容，自無法確認當日所購入之槍枝究係黑色槍枝抑或為本案之銀色槍枝；況證人李灝錡既證稱不知道「伊所買的槍、子彈是誰做的」等語，核與被告吳中華於警詢中自白當日交易收款後，經洪宇呈介紹與證人李灝錡碰面之過程並不相符。是證人李灝錡上揭證述內容，亦無法執為被告吳中華上開自白之補強證據。 (四)又查，被告黃建軒固曾於110年4月9日警詢中供稱：交易當天洪宇呈找伊去李灝錡家，李灝錡問伊有無朋友在販賣槍枝，伊說吳中華有在賣槍，洪宇呈也在場，當場用通訊軟體Me ssenger撥電話給吳中華，撥通後，洪宇呈開擴音直接對吳中華說，洪宇呈乾爹李灝錡有意要買槍，不過他要先看貨，吳中華直接說1支手槍4萬5,000元附滿桶子彈（1個彈匣裝滿），李灝錡拿汽車鑰匙給伊，並告訴伊不要讓吳中華上去李灝錡家，李灝錡會把錢拿給洪宇呈，洪宇呈會把錢交付給吳中華，交易完成後，伊把吳中華載去李灝錡家巷口，洪宇呈下樓後直接把現金4萬5,000元從副駕駛座車窗交給吳中華；伊上樓看到李灝錡在把玩那把剛剛向吳中華購買的黑色手槍，李灝錡問吳中華說可否把槍枝換成全銀色的，伊去載吳中華去李灝錡租屋處，吳中華把銀色手槍交給李灝錡等語（見警一卷第16至17頁）。惟查，被告黃建軒嗣後於111年4月27 日偵查中即否認上開犯行，改辯稱：當天伊開李灝錡的車載吳中華到李灝錡○○路址住處，吳中華到李灝錡住處後，他們當面談，沒有當場交易，伊不知道後來吳中華跟李灝錡有無交易成功等語（見偵五卷第67至68頁）；及於112年5月4日偵查中供稱：伊有載吳中華的住處去李灝錡住處洽談槍枝買賣事宜，但是伊不知道吳中華、李灝錡有沒有交易成功，伊也沒有拿到介紹費用等語（見偵六卷第51頁）。是被告黃建軒雖曾在警詢時坦承幫助販賣槍枝犯行，惟其之後數次供述均否認犯行，表示被告吳中華、證人李灝錡交易時其並不在場，亦不知道該次是否交易成功等語，被告黃建軒自白內容既前後反覆不一，其證言憑信性自甚低，其證述內容是否與事實相符，殊有疑問，自仍須調查相當之補強證據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以察是否與事實相符。惟依公訴意旨所援引以下證據，尚無從作為補強被告黃建軒自白之證據，或採為不利被告2人之認定： 1、公訴人雖援引證人吳中華於偵查中之證述為憑，惟參諸證人吳中華於110年11月29日偵查證稱：「槍枝確實是我製造的，警詢所述是實在的，我當時將槍枝交給黃建軒，但我不知道黃建軒拿去賣掉。」、「洪宇呈當時沒有跟我對話，我確實有製作槍枝，但是我不知道黃建軒有拿去賣掉。」等語（見偵五卷第51至52頁）；於112年5月4日偵查中證稱：伊交給他（黃建軒）的槍沒有殺傷力，伊自己丟掉1支，請黃建軒幫伊丟1支，那兩支槍都是半成品等語（見偵六卷第52頁），證人即共同被告吳中華證述本案槍枝交易過程，核與被告黃建軒上開自白內容顯不一致，自無從補強被告黃建軒自白之真實性。 2、本件參諸證人洪宇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對交易槍枝之過程、數量等節不知情亦未參與，且證稱本案槍枝是李灝錡於10 7年起持有等語，及證人李灝錡於偵查中先後2次證述，前後有矛盾、反覆不一之情形，均已如前述，則證人洪宇呈於原審證述內容及證人李灝錡於偵查中證述內容，均無法作為被告黃建軒自白之補強證據。 (五)至卷附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扣押物品清單、基隆市警察局槍枝初步檢視報告表、槍枝初步檢視承辦人員履歷資料、勘察採證同意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110年1月14日刑鑑字第1098032883號)、刑事案件證物採驗紀錄表、現場照片及照片等證據資料，均僅能證明本案銀色槍枝及子彈4顆有殺傷力、係警方依法在證人李灝錡、洪宇呈上址居處扣得之物，尚難據此推論上開扣得槍枝及子彈係被告吳中華、黃建軒所販賣之槍彈，更難推論該扣得槍彈確為被告吳中華所製造。 (六)本件共同被告即證人吳中華、黃建軒及證人李灝錡、洪宇呈關於交易槍枝過程之證述內容，不論在「交易之主體」、「交易之客體」、「交易之價格」，抑或「交易槍彈之數量」及「買賣槍彈、價金交付之時間方式」等情，均有歧異，各自揭露之情節亦有互相扞格無法勾勒事實之瑕疵，自難執為被告吳中華、黃建軒自白之補強證據；此外，卷內亦無其他如生物跡證或指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通聯記錄或金流等客觀證據足資佐證，自難採為不利被告2人之認定，而認被告2人涉有公訴意旨所指之上揭犯行。 (七)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上開辯解，均堪採信。　　六、綜上所述，本件被告2人雖曾經自白，惟被告2人嗣後供述內容與上開自白均有前後不一之瑕疵可指，且其等供述之自白內容，亦與上開證人證述內容不符，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尚難被告2人涉有公訴意旨所指之上開罪嫌。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被告2人有何上開犯行，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七、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2人有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而為被告2人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查證人洪宇呈於警詢中證稱：證人李灝錡當天告訴伊想買手槍，問伊有沒有認識的，伊就用通訊軟體LINE打給被告黃建軒問有無槍枝來源，被告黃建軒說要打電話問一下朋友，過幾分鐘打給伊，說他朋友有槍可以賣，伊就直接告訴在旁邊的證人李灝錡，說被告黃建軒那邊有槍，證人李灝錡叫伊跟被告黃建軒說他要買，過來拿錢，被告黃建軒至證人李灝錡租屋處，並拿給證人李灝錡黑色手槍1把，證人李灝錡檢查把玩手槍後，詢問被告黃建軒可否換銀色的，被告黃建軒當場打給被告吳中華問是否可換，證人李灝錡就將黑色手槍還給被告黃建軒，被告黃建軒再去載被告吳中華回到證人李灝錡租屋處，被告吳中華將袋子交給證人李灝錡，證人李灝錡取出銀色手槍1把檢查把玩等語；證人李灝錡於偵查中證稱：伊先把錢拿給證人洪宇呈，證人洪宇呈把錢拿給小胖，伊有拿到那把槍，伊說要改成銀色的，因為銀色的比較好看等語；被告黃建軒於警詢中供稱：交易當天證人洪宇呈找伊去證人李灝錡家，證人李灝錡問伊有無朋友在販賣槍枝，伊說被告吳中華有在賣槍，證人洪宇呈當場用通訊軟體Messenger撥電話給被告吳中華，並開擴音直接對被告吳中華說證人洪宇呈的乾爹即證人李灝錡有意要買槍，證人李灝錡把錢交由證人洪宇呈轉交被告吳中華。交易完成後，證人李灝錡把玩向被告吳中華所購得之黑色手槍，詢問可否把槍枝換成全銀色，嗣伊載被告吳中華至證人李灝錡租屋處，被告吳中華把銀色手槍交給證人李灝錡等語；被告吳中華於警詢中供稱：被告黃建軒來伊家，將槍彈拿去給證人李灝錡，證人李灝錡給被告黃建軒錢，被告黃建軒再把大部分的錢拿給伊，伊將槍彈交給被告黃建軒，伊在窗口有看到被告黃建軒是開廠牌BMW之白色自小客車至伊家，伊有問被告黃建軒車子是誰的，被告黃建軒說是證人洪宇呈乾爹李灝錡的車，伊事後打電話詢問證人洪宇呈此事，證人洪宇呈說是他乾爹即證人李灝錡要買的，並說要介紹認識，伊遂至證人洪宇呈住處，看見證人李灝錡把玩操作之槍枝等語，足徵被告2人及上開證人等就主要待證事實，即被告吳中華透過被告黃建軒販賣槍枝予證人李灝錡，亦係透過被告黃建軒將槍枝交付予買受人證人李灝錡，證人李灝錡為證人洪宇呈之乾爹，告知證人洪宇呈煜購買槍枝，由證人洪宇呈代為尋覓槍枝賣家，且證人李灝錡購買之原手槍為黑色，惟要求更換為銀色手槍等證詞大致相符。質言之，被告2人與上開證人等於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僅關於枝節性事項為相異陳述，而不足以動搖認定事實之基礎，仍非不得予以採信，且不得將各項證據予以割裂，分別單獨觀察判斷，一有不符或矛盾，即全然捨棄主要部分之證詞，逕認全部均為不可採信。是縱認被告2人與證人等人事後受干擾而迴護他人而更異前詞、陳述先後相異，能否因此遽認不能證明被告2人涉犯本案犯行，容有疑問。㈡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有違誤，爰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惟查：㈠被告吳中華雖曾於警詢、偵查中坦承製造、販賣槍彈犯行，然其對於改造之槍枝是否為本案槍枝，及當日販賣給李灝錡、洪宇呈槍、彈之數量、價格、交付地點、何人交付、何人購買等過程，則均未為明確且前後一致之供述，內容前後反覆，已如前述，是其上開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顯有疑問，其自白憑信性甚低，而殊難採信。㈡另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 6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被告吳中華於警詢中上開自白，仍須相當之補強證據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茲分述如下：1、本件參諸證人即共同被告黃建軒於111年4月27日偵查中證述及於112年5月4日偵查中供述(見偵五卷第67至68頁，偵六卷第51頁），證人黃建軒就本案槍彈交易過程之證述內容，與被告吳中華所述係由證人黃建軒收受款項、交付槍枝之過程顯然不符；且證人黃建軒於偵查中證稱「沒有當場交易」、「不知道交易是否成功」等語，應認無從依其上開證述內容證明當日確有槍彈交易情事，且其於證述中亦未提及交易之價格，數量，足證其證述內容憑信性甚低，而無從補強被告吳中華於警詢中上上開自白之真實性。2、參諸證人洪宇呈於109年6月17日、110年1月20日、110年2月4日偵查中證述內容固均僅提及另案案情（即宜蘭地檢署110年度偵第397號案件，案發時間109年6月16日），惟其於本案應無關連性，自不能作為認定被告吳中華此部分犯行之積極證據。至證人洪宇呈於本案原審審理時雖證稱：該把手槍是李灝錡的，伊不知道李灝錡如何取得。在109年11月27日晚上查扣的那把手槍，李灝錡原本就有那1支，李灝錡沒有跟伊說來源為何，伊107年間剛跟李灝錡認識時就看過。本案銀色手槍及子彈4顆，是李灝錡的，李灝錡這把槍怎麼來的，我真的不知道。伊之前跟警方說的部分實在，部分不實在，伊有介紹黃建軒到李灝錡住處，黃建軒有再找吳中華來，伊在客廳，李灝錡等人在沙發上，伊在旁邊的床上休息，當時在講槍的事情。因為伊不了解，沒有仔細聽等語（見原審卷第237至251 頁），惟依證人洪宇呈上開證述內容，充其量僅能證明被告 2人及李灝錡當天確有見面討論交易槍枝事宜，然證人洪宇呈既已證述其就當日交易槍枝之過程並不知情亦未參與，且證稱本案槍枝是李灝錡於107年起持有等語，核與被告吳中華上開供述不符，自無從執證人洪宇呈於原審審理中證言做為認定被告涉有本件犯行之補強證據。3、參諸證人李灝錡於109年6月17日、110年1月12日、110年4月19日偵查中證述內容均僅提及另案案情（即宜蘭地檢署110年度偵第397號案件，案發時間109年6月16日），核與本案尚無關聯；且證人李灝錡於111年6月11日偵查中證稱：錢是我先拿給洪宇呈，我跟他們不認識，洪宇呈把錢拿給小胖，我有拿到那把槍，我說要改成銀色的，因為銀色的比較好看。後來交易的是黑色的手槍，我只有買1支黑色手搶等語（見偵緝三卷第31至3 2頁）；於112年2月7日偵查中證稱：兩把槍都是我當時租屋處樓下，都是透過黃建軒介紹購入，槍枝也是黃建軒交給我的。伊先買黑色，後來伊才又購入銀色槍枝。伊是自黃建軒手中拿到手槍、子彈的，伊不知道伊所買的槍、子彈是誰做的等語（見偵六卷第5頁），證人李灝錡先後2次證述即有如上之前後迥異，則其上開證述內容，自無法確認當日所購入之槍枝究係黑色槍枝抑或為本案之銀色槍枝；況證人李灝錡既證稱不知道「伊所買的槍、子彈是誰做的」等語，核與被告吳中華於警詢中自白當日交易收款後，經洪宇呈介紹與證人李灝錡碰面之過程並不相符。是證人李灝錡上揭證述內容，亦無法執為被告吳中華上開自白之補強證據。㈢又被告黃建軒固曾於110年4月9日警詢中供稱：交易當天洪宇呈找伊去李灝錡家，李灝錡問伊有無朋友在販賣槍枝，伊說吳中華有在賣槍，洪宇呈也在場，當場用通訊軟體Messenger撥電話給吳中華，撥通後，洪宇呈開擴音直接對吳中華說，洪宇呈乾爹李灝錡有意要買槍，不過他要先看貨，吳中華直接說 1支手槍4萬5,000元附滿桶子彈（1個彈匣裝滿），李灝錡拿汽車鑰匙給伊，並告訴伊不要讓吳中華上去李灝錡家，李灝錡會把錢拿給洪宇呈，洪宇呈會把錢交付給吳中華，交易完成後，伊把吳中華載去李灝錡家巷口，洪宇呈下樓後直接把現金4萬5,000元從副駕駛座車窗交給吳中華；伊上樓看到李灝錡在把玩那把剛剛向吳中華購買的黑色手槍，李灝錡問吳中華說可否把槍枝換成全銀色的，伊去載吳中華去李灝錡租屋處，吳中華把銀色手槍交給李灝錡等語（見警一卷第16至 17頁）。惟查，被告黃建軒嗣後於111年4月27日偵查中即否認上開犯行（見偵五卷第67至68頁）；及於112年5月4日偵查中供稱：伊有載吳中華的住處去李灝錡住處洽談槍枝買賣事宜，但是伊不知道吳中華、李灝錡有沒有交易成功，伊也沒有拿到介紹費用等語（見偵六卷第51頁）。是被告黃建軒雖曾在警詢時坦承幫助販賣槍枝犯行，惟其之後數次供述均否認犯行，表示被告吳中華、證人李灝錡交易時其並不在場，亦不知道該次是否交易成功等語，被告黃建軒自白內容既前後反覆不一，其證言憑信性自甚低，其證述內容是否與事實相符，殊有疑問，自仍須調查相當之補強證據以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以察是否與事實相符。惟依公訴意旨所援引以下證據，尚無從作為補強被告黃建軒自白之證據，或採為不利被告2人之認定：1、公訴人雖援引證人吳中華於偵查中之證述為憑，惟參諸證人吳中華於110年11月29日偵查證稱：「槍枝確實是我製造的，警詢所述是實在的，我當時將槍枝交給黃建軒，但我不知道黃建軒拿去賣掉。」、「洪宇呈當時沒有跟我對話，我確實有製作槍枝，但是我不知道黃建軒有拿去賣掉。」等語（見偵五卷第51至52頁）；於112年5月 4日偵查中證稱：伊交給他（黃建軒）的槍沒有殺傷力，伊自己丟掉1支，請黃建軒幫伊丟1支，那兩支槍都是半成品等語（見偵六卷第52頁），證人即共同被告吳中華證述本案槍枝交易過程，核與被告黃建軒上開自白內容顯不一致，自無從補強被告黃建軒自白之真實性。2、本件參諸證人洪宇呈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其對交易槍枝之過程、數量等節不知情亦未參與，且證稱本案槍枝是李灝錡於107年起持有等語，及證人李灝錡於偵查中先後2次證述，前後有矛盾、反覆不一之情形，均已如前述，則證人洪宇呈於原審證述內容及證人李灝錡於偵查中證述內容，均無法作為被告黃建軒自白之補強證據。㈣本件共同被告即證人吳中華、黃建軒及證人李灝錡、洪宇呈關於交易槍枝過程之證述內容，不論在「交易之主體」、「交易之客體」、「交易之價格」，抑或「交易槍彈之數量」及「買賣槍彈、價金交付之時間方式」等情，均有歧異，各自揭露之情節亦有互相扞格無法勾勒事實之瑕疵，自難執為被告吳中華、黃建軒自白之補強證據；此外，卷內亦無其他如生物跡證或指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通聯記錄或金流等客觀證據足資佐證，自難採為不利被告2人之認定，而認被告2人涉有公訴意旨所指之上揭犯行。㈤綜上所述，被告2人上開辯解，均堪採信，此業據原審判決於判決理由內均詳予論述，且並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又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公訴人上訴仍執陳詞，對於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仍無從使本院就此部分形成被告2人有罪之心證，且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供調查，是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明正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舜弼提起上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孫惠琳　　　　　　　　　　　　　　　　　　法　官　吳炳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鄭舒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卷宗對照表：　　判決簡稱卷宗名稱警一卷基隆市警察局基警三分偵字第1100361848號卷偵五卷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374號卷一偵六卷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374號卷二偵緝三卷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緝字第351號

2024-12-17

TPHM-113-上訴-4843-2024121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996號上訴人即被告 PIMKAN KANIKA 選任辯護人陳薏如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重訴字第1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10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前項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參年拾月，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PIMKAN KANIKA(下稱被告)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對於原審判決書認定之犯罪事實沒有意見，僅就量刑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78、101 頁），足認被告只對原審上開部分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本案係依據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及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被告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犯行，為其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之高度行為吸收，不另論罪。 (二)被告與「P MAX」、「Godziilxx」、WONGWAI WUTTINAN間，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與「P MAX」、「Godziilxx」、WONGWAI WUTTINAN利用不知情之航空公司貨運人員遂行本案犯行，為間接正犯。 (三)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及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罪處斷。　 (四)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審判程序中均自白本案犯行（見偵卷第97至104、145至149頁，原審卷第69至75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五)次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項規定旨在鼓勵被告供出其所涉案件查獲毒品之來源，以擴大落實毒品之追查，俾有效斷絕毒品之供給，以杜絕毒品泛濫。故所指「供出來源」，舉凡提供該毒品流通過程中，供給毒品嫌犯之具體資訊，而有助於毒品查緝，遏止毒品氾濫者，應皆屬之。至所謂「因而查獲其他正犯與共犯」，則指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依被告所提供毒品來源之具體相關資料，而查獲在該毒品流通過程中供給毒品之直接或間接前手而言，例如販賣或轉讓毒品予被告，或與被告共犯本案之正犯及共犯（教唆犯、幫助犯）皆屬之。又有無上述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事實，應由事實審法院本於其採證認事之職權，綜合卷內相關事證資料加以審酌認定，並不以被告所指毒品來源之正犯或共犯經起訴及判決有罪確定為必要，亦不可僅因該正犯或共犯經不起訴處分或判決無罪確定，即逕認並未查獲，因此不符上開減輕或免除其刑規定（參照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787號刑事判決意旨）。故對於被告是否因其自白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事實，應由事實審法院本於其採證認事之職權，綜合卷內相關事證資料加以審酌認定。查本件參諸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我是透過網路遊戲認識泰國籍綽號GARIN之男子（臉書暱稱「GaRin SunSet 」），於民國112年9月間某日，GARIN透過臉書訊息問我有無意願做帶大麻出國的工作，我因為缺錢就答應了，GARIN 於112年10月1日吩咐我加入LINE暱稱「P MAX」，我有介紹泰國籍男子之WONGWAI WUTTINAN給GARIN及「P MAX」帶毒品進來，再由GARIN及「P MAX」與他聯繫確認後續來臺事宜，我介紹WONGWAI WUTTINAN給GARIN及「P MAX」、協助WONGWA I WUTTINAN辦理護照及交接夾藏大麻花的行李箱，「P MAX 」有承諾會給我報酬，WONGWAI WUTTINAN筆錄內提及之LINE 暱稱「AR.Zack」就是「P MAX」及「P」，「Godziilxx（熊）」就是GARIN；我有見過GARIN及「P MAX」，我可以提供「P MAX」的姓名及手機號碼（0000000000及0000000000），扣案手機截圖標記處即為「P MAX」的泰文全名等語（見1 13年度偵字第11049號偵查卷【下稱偵卷】第10至15、146至 147頁）；又觀諸扣案之被告手機內被告與GARIN間LINE對話內容翻拍照片、被告與「P MAX」間LINE對話內容翻拍照片、被告與WONGWAI WUTTINAN間臉書訊息對話內容翻拍照片及「P MAX」匯款資料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7至39頁），可知G ARIN及「P MAX」確為本案運輸第二級毒品犯行之共同正犯，則被告確有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P MAX」（被告已供出其泰文全名），堪認被告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要件。本院審酌被告為本案運輸第二級毒品犯行，對社會危害至深，自不宜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諭知免除其刑，僅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輕之。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被告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自屬有據。 (六)另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時，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是倘被告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55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參諸被告所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因已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最低法定刑為有期徒刑2年6月，另考量被告與「P MAX」、「Godziilxx」、WONGWAI WUTTINAN等人該次共同運輸至臺灣之大麻毒品驗前淨重高達3,050.01公克，已超過3公斤，其所為對社會治安影響至深且鉅。辯護人雖為被告利益主張被告僅為聯絡角色，其刑度不應重於實際上運送毒品之WONGWAI WUTTINAN云云。然依被告扣案手機之對話內容可見，被告於運毒集團中，係居於安排運毒人員彼此接洽及提供金錢援助之角色，且不僅同案共犯WONGWAI WUTTIN AN及他案共犯TEINCHAI MANITA均供陳被告為其等上游，調查官經檢示被告手機後，亦查獲另名泰籍男子BURAPATRI SE ETAS於112年12月26日攜帶淨重高達5,031.2公克第二級毒品大麻入境(見原審卷第95頁)，益徵被告於運毒集團中係居於重要之聯繫地位，能精準掌握各成員間之運毒情況，絕非一般最低階之執行人員可比擬。是依其犯罪情節，實無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可認有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而可資憫恕之情，自無刑法第59條之適用餘地。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自不足採。　　三、撤銷改判及量刑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涉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本件參諸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供述內容 (見偵卷第10至15、146至147頁）及扣案之被告手機內被告與GARIN間LINE對話內容翻拍照片、被告與「P MAX」間LINE 對話內容翻拍照片、被告與WONGWAI WUTTINAN間臉書訊息對話內容翻拍照片及「P MAX」匯款資料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 7至39頁），可知GARIN及「P MAX」確為本案運輸第二級毒品犯行之共同正犯，則被告確有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P MAX」（被告已供出其泰文全名）等情，已如前述，被告自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原審認本案被告無法依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尚有未合。是本件被告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請求從輕量刑等語，為有理由；原判決關於此部分既有上開無可維持之瑕疵可議，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所處之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審酌被告無視我國對於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仍與「P MA X」、「Godziilxx」、WONGWAI WUTTINAN等人共犯本案罪行，且其等運輸入臺之第二級毒品大麻驗前淨重高達3,050.01 公克，已超過3公斤，嚴重危害社會治安，所為殊值非難，原應從重量刑，所幸其等運輸之毒品已查獲，尚未流入市面，並審酌被告始終坦認犯行，且試圖提供上游共犯之相關資訊，犯後態度良好，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分工方式及參與程度，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大學未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來臺前於曼谷擔任櫃枱工作、月薪2萬泰銖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0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三)末按外國人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得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驅逐出境，刑法第95條定有明文。被告為泰國籍之外國人，有其出入境資料可參（見偵卷第91頁），其因本案運輸第二級毒品犯行而受有期徒刑之宣告，本院認有驅逐出境之必要，爰依刑法第95條規定，宣告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予以驅逐出境。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項第2項、第17條第1項、第 2項，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刑法第11條、第28條、第55條、第95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謝咏儒追加起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孫惠琳　　　　　　　　　　　　　　　　　　法　官　吳炳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舒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1項之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一、為防止犯罪必要，禁止易供或常供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進口、出口。二、為維護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禁止偽造、變造之各種貨幣及有價證券進口、出口。三、為維護國民健康必要，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來自特定地區之物品進口。四、為維護國內農業產業發展必要，禁止、限制來自特定地區或一定數額以上之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進口。五、為遵守條約協定、履行國際義務必要，禁止、限制一定物品之進口、出口。

2024-12-17

TPHM-113-上訴-4996-20241217-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違反廢棄物清理法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281號上訴人即被告周昭安陳奎安上一人選任辯護人賴國欽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等因違反廢棄物清理法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112年度原訴字第19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5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周昭安、陳奎安刑之部分均撤銷。前項撤銷部分，周昭安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陳奎安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肆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周昭安、陳奎安(下合稱被告2人，分稱其名)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對於原審判決書認定之犯罪事實沒有意見，僅就量刑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88、120至121頁），足認被告2人只對原審上開部分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本案係依據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　 (一)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　 (二)另集合犯乃其犯罪構成要件中，本就預定有多數同種類之行為將反覆實行，立法者以此種本質上具有複數行為，反覆實行之犯罪，歸類為集合犯，特別規定為一個獨立之犯罪類型，例如收集犯、常業犯等。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係以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而受託清除、處理廢棄物者為犯罪主體，再依該第41條第1項前段以觀，可知立法者顯然已預定廢棄物之清除、處理行為通常具有反覆實行之性質。是本罪之成立，本質上即具有反覆性，而為集合犯（最高法院 104年度第9次刑事庭會議決議要旨參照）。被告2人於原判決事實欄一所示時間，在相同地點反覆實施廢棄物之清理行為，應各論以集合犯之包括一罪。 (三)被告2人與温振義就上開清理廢棄物之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四)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第4款前段之未依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清理罪，其法定刑為「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然同為該條款之罪，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亦屬有異。然此類犯行之法定最低本刑均屬一致，難謂盡符事理之平，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適切徒刑，即足生懲儆之效，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兩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存有足以憫恕之處，再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2人雖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即從事清運廢棄物行為，然考量被告2 人所載運清除者係收取他人裝潢拆除工程所產生之廢棄木材等物，屬一般事業廢棄物，並非具有毒性、危險性，且濃度或數量足以長遠影響人體健康或嚴重污染環境之有害事業廢棄物，與大規模、長期非法清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業者亦屬有別，其惡性及犯罪所致污染環境之行為態樣尚非重大，亦無高額之獲利，情節尚屬輕微，是綜衡本案全部之情形，仍得認為縱使就被告2人前開犯行科以上開法定最輕刑度，仍嫌過重，在客觀上尚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爰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三、撤銷改判及量刑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2人涉犯非法清理廢棄物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惟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法院對於被告之量刑，亦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期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查本件參諸被告陳奎安於本院審理中已坦承犯行(見本院卷第88、120至121頁)，堪認被告陳奎安犯後態度良好，核與原審執被告陳奎安未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作為被告之量刑審酌因子(見原判決第10頁倒數第11 量刑所載內容)相較，顯然不同，是原審未及審酌，而就被告陳奎安上開犯行，量處如原判決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顯有違比例原則，其刑度自難謂允當。另參諸被告2人於本案分工情形，係由被告陳奎安與共犯温振義以新臺幣（下同） 4萬元之代價，向不知情之張陳寶秀承攬其夫張進義於本案民宅拆除裝潢後所產生廢棄物之清除、處理，再由被告2人駕駛自用小貨車進行清運，堪認本案被告陳奎安係立於主謀之共犯地位，而被告周昭安則立於次要共犯地位，被告2人量刑自應輕重有別，惟原審量刑就被告2人併科罰金部分，均諭知併科罰金5萬元，對被告周昭安而言，自有違比例原則，其刑度亦難謂允當。是本件被告2人提起上訴，其等上訴理由請求從輕量刑等語，均為有理由。原判決關於此部分既有上開無可維持之瑕疵可議，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2人所處之刑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審酌被告2人無視政府對環境保護之政策宣導，貪圖一己私利，竟未依規定取得廢棄物清除許可文件，逕自從事廢棄物清理工作，任意清運堆置一般事業廢棄物，對環境衛生造成不利之影響，危害土地及生態環境，所為誠屬不該。惟考量被告2人犯後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均屬良好之犯後態度，併衡酌被告周昭安前有侵占、詐欺及竊盜等犯罪前科，被告陳奎安前有公共危險、過失傷害及妨害自由等犯罪前科，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2份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45至68頁）、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造成之損害，及被告周昭安於本院審理中自陳為大專肄業之智識程度、未婚、入監前在營造業工作，月薪約2萬餘元；被告陳奎安於本院審理中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入監前從事泥作工作，月薪約2至3萬元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23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被告2人所處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以示懲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永棟提起公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吳炳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舒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廢棄物清理法第46條：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一、任意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二、事業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未依本法規定之方式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廢棄物，致污染環境。三、未經主管機關許可，提供土地回填、堆置廢棄物。四、未依第41條第1項規定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從事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或未依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文件內容貯存、清除、處理廢棄物。五、執行機關之人員委託未取得許可文件之業者，清除、處理一般廢棄物者；或明知受託人非法清除、處理而仍委託。六、公民營廢棄物處理機構負責人或相關人員、或執行機關之人員未處理廢棄物，開具虛偽證明。

2024-12-17

TPHM-113-原上訴-281-2024121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560號上訴人即被告田山盛國上列上訴人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 12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36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前項撤銷部分，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田山盛國(下稱被告)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對於原審判決書認定之犯罪事實沒有意見，僅就量刑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56、74頁），足認被告只對原審上開部分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本案係依據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二)被告於本案雖構成累犯，但不予加重其刑：　　被告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10年度審簡上字第1 63號判決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11年3月3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5 至33頁)，其於受上開有期徒刑之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固屬累犯，惟卷內並無其他充分事證足認被告具有何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應加重其刑之情形存在，且檢察官對此亦未具體指出證明方法，為免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並參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爰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　　　三、撤銷改判及量刑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涉犯傷害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按刑罰之量定，固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惟刑事審判之量刑，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科刑判決之被告量刑，應符合罪刑相當原則，使罰當其罪，以契合人民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各款情形，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1779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法院對於被告之量刑，亦應受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等一般法律原則之支配，以期達成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查本件參諸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坦承犯行(見本院卷第56、107至108頁)，堪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核與原審執被告未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作為被告之量刑審酌因子( 見原判決第4頁倒數第6行量刑所載內容)相較，顯然不同，是原審未及審酌，而就被告上開犯行，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顯有違比例原則，其刑度自難謂允當。本件被告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請求從輕量刑等語，為有理由。原判決關於此部分既有上開無可維持之瑕疵可議，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所處之刑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理性解決問題，竟以前揭事實欄所示方式導致告訴人受有傷害，顯不尊重他人之身體法益，自應受一定程度之刑事非難。兼衡告訴人所受傷勢程度、本件犯行之動機、手段、迄今雖仍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惟犯後於本院審理中已坦承犯行(見本院卷第56、107至108頁)，被告犯後態度良好、生活狀況，及於本院審理中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現擔任長照員，月薪約新臺幣4至7萬元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76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高文政提起公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吳炳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舒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2-17

TPHM-113-上訴-4560-2024121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66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楊啓明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47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265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啓明(下稱被告)明知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分別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1款、第2款所定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持有，竟基於持有第一級毒品海洛因及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於民國112 年3月10日前不詳時間、在不詳地點、以不詳價格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男子，取得附表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 1包、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2包而持有之。嗣於112年3月 10日15時25分許，為警在新北市○○區○○路000號前，見被告神情恍惚且自陳有施用毒品，故經其同意後，警方駕駛警車搭載被告前往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三重派出所（下稱三重派出所），到達三重派出所前，警員黃翊豪見被告將物品塞入警車座椅縫隙，警員張承恩、黃翊豪旋於抵達三重派出所後查看警車座椅縫隙，果扣得附表所示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2包。因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1項持有第一級毒品、同法第11條第2項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嫌等語。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者，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之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7181號、9 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刑事判決要旨參照)。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張承恩、黃翊豪於偵訊之證述、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員張承恩之職務報告、臺北榮民總醫院112年4月20日北榮毒鑑字第00000000號毒品成分鑑定書、法務部調查局濫用藥物實驗室112年4月26日調科壹字第00000000000號鑑定書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持有第一級、第二級毒品犯行，辯稱：扣案毒品不是我的等語。五、經查： (一)被告撥打110報案專線並稱「有人一直叫我吃藥」，警員張承恩、黃翊豪因而到場處理，被告與張承恩、黃翊豪共乘警車至三重派出所，被告下車後，張承恩於警車椅縫扣得附表所示毒品等情，被告並不爭執，且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三重所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單、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2年4月26日調科壹字第00000000000號鑑定書、臺北榮民總醫院112年4月20日北榮毒鑑字第00000000號毒品成分鑑定書各1份附卷可憑(偵卷第13頁，毒偵卷第10至12、39、41頁)，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二)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持有如附表所示毒品： 1、如附表編號2所示其中1包甲基安非他命外包裝驗得之DNA-ST R型別與被告不符，而與案外人黃翔羚相符：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警員對附表編號2其中1包甲基安非他命外包裝進行採證，進行DNA型別鑑定，結果檢出一女性之DNA-STR主要型別，與被告之DNA-STR型別不相符，可排除來自被告，另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覆比對結果，與案外人黃翔羚之DNA-STR型別相符，是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復將案外人黃翔羚涉嫌持有附表所示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犯行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字第4 3746號案件(下稱另案)偵辦等情，經原審調取另案偵查卷宗核閱無訛，亦有該案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5月4日新北警鑑字第0000000000號鑑驗書1份可憑(見另案偵卷第9頁正反面)，觀諸上開DNA鑑定結果，尚無從證明被告曾持有附表所示扣案毒品。 2、附表所示扣案物經指紋鑑定，均未發現可供比對之指紋：　　附表編號1、2所示扣案物於檢察官偵查中及原審審理中分別送請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實施指紋鑑定，鑑定結果為附表所示之物外包裝均未發現清晰可供比對之指紋乙節，有該實驗室112年6月5日調科貳字第00000000000號鑑定書、113年5月7日調科貳字第00000000000號鑑定書各1份在卷可憑(見毒偵卷第35至37頁，原審卷第55至59頁)，自無從證明被告曾持有附表所示扣案毒品。 3、依證人即員警張承恩、黃翊豪證述內容，不足以證明被告持有附表所示毒品：　　徵諸證人黃翊豪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案發當日警方接獲楊啓明報案稱有人逼他吸毒，警員張祈永先過去現場並問楊啓明吸什麼，楊啓明稱係燒烤玻璃球，張祈永復詢問楊啓明是否同意自願接受採尿，楊啓明亦同意，張祈永復通知我、張承恩駕駛警車到場，我們到場時，楊啓明喝醉酒，精神渙散、答非所問，然其表示願意偕同返所調查，故警方未逮捕楊啓明、亦未搜身，由張承恩駕駛警車將楊啓明載回派出所，我坐右後座、楊啓明坐左後座，楊啓明雙手並未上銬，他雙手在臀部後面扭動，抵達三重派出所後，我便下車向張承恩稱警車後座要檢查一下，故由張承恩檢查後座，我則戒護被告，張承恩稱他發現毒品，我們詢問楊啓明毒品是否為其所有，楊啓明否認，無法確認載送楊啓明之警車於該日稍早有無載送其他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犯嫌等語 (見偵卷第20至21頁，原審卷第96至99頁)；證人即員警張承恩則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稱：我開警車載楊啓明回派出所，車程約10分鐘，楊啓明當時精神狀況不是很好，我認為楊啓明只要不危害警方同仁便是正常狀態，故我並未特別注意楊啓明在車上的狀況，楊啓明神色舉止沒有奇怪之處，抵達派出所後黃翊豪向我表示楊啓明神色、動作有異，手一直放在臀部那邊，故我立即搜索警車左後座，看到警車座位夾縫中有一張衛生紙，我將衛生紙抽出、夾縫撐開，便發現附表所示扣案物，我詢問楊啓明扣案物是否是他的，楊啓明稱不是他的，無法確認載送楊啓明之警車，於該日稍早有無載送其他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犯嫌等語(偵卷第20 至21頁，原審卷第90頁至第95頁)，及參諸上開證人2人前往新北市○○區○○路000號處理本案時，並未開啟密錄器錄影，在警車內亦無隨身錄影等情，除經證人張承恩、黃翊豪於偵查中證述明確外(見偵卷第20頁)，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112年12月31日新北警重刑字第1123822978號函1份在卷可按(見原審卷第17頁)，因警方無法排除該部警車於載運被告前，曾於同日載運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其他犯嫌，是本件自無法摒除扣案毒品係由被告以外之犯嫌遺留於警車之可能。再者，觀諸上揭證據，僅有證人黃翊豪證述被告在警車上有「將雙手放在臀部後扭動」此一異常舉止，而證人張承恩則證稱其並未發覺被告有何異常之舉，並轉述證人黃翊豪陳述上揭被告於車上行為，而證人2人上揭證詞復因其等於案發時未開啟密錄器、隨身錄影等設備而未能相互核實，是本院自無從僅憑證人2人此部分證述遽認被告持有附表所示毒品。 4、被告於案發當日採尿送驗結果均呈陰性反應：　　被告於案發當日採尿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類、鴉片類、大麻類陰性反應乙節，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採集尿液檢體人姓名及檢體編號對照表、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濫用藥物實驗室濫用藥物檢驗報告各1份附卷可參(見毒偵卷第 18、29頁)，故無論證人黃翊豪上揭所述「被告向案外人張祈永自陳有施用毒品」乙節是否屬實，本案並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於案發時確有施用毒品行為而得推論其持有附表所示毒品。 5、從而本件依卷內檢察官所提證據相互勾稽、評價後，尚難認持有如附表所示毒品之人確係被告。 (三)綜上所述，被告上開辯解，足堪採信。六、本件公訴人所提出上開證據，尚難認被告有何公訴人指訴之犯行，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被告有何上開犯行，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七、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警員黃翊豪業於偵訊、原審審理時證稱其與同仁即警員張承恩以警車載送被告回派出所過程，被告神色有異，故抵達派出所後，警員黃翊豪向警員張承恩稱警車後座要檢查一下，遂由警員張承恩檢查後座，警員張承恩因而發現扣案毒品等情。另警員張承恩則於偵訊、審理時證稱其開車載被告回派出所，抵達後，警員黃翊豪稱被告神色、動作有異，手一直放在臀部那邊，故警員張承恩搜索警車後座，發現夾縫中有一張衛生紙，將之抽出、撐開夾縫後，便發現扣案毒品等情。雖2名警員於偵查時，皆證稱該警車於該日稍早有無載送其他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犯嫌，無法確認等語，然衡諸常情，即使有搭載其他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犯嫌，警員亦無可能於搭載前，未透過附帶搜索或其他合法方式，確認所搭載之涉嫌人身上有無毒品，更無可能於搭載過程中，讓涉嫌人將毒品丟棄或藏置於警車，且於搭載後，警察仍未發覺警車上有遭棄置之毒品之理。是警員二人上開證述，就同部警車於該日稍早有無載送其他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犯嫌，無法確認之部分，尚難為有利被告事實認定之依據。㈡雖附表編號2所示其中1包甲基安非他命外包裝驗得之DNA-STR型別與被告不符，反而與案外人黃翔羚相符，然未驗得被告之DNA-STR型別，並非意謂被告並無持有上開毒品，至多僅能意謂被告身體並未直接接觸上開毒品外包裝而已。尤其，本件係在警車後座位夾縫中發現一張衛生紙，經警員將衛生紙抽出，夾縫撐開，方發現扣案毒品，是被告顯有可能透過衛生紙包覆扣案毒品（包括附表編號2所示其中上開一包毒品）。原審以編號2 所示其中1包甲基安非他命外包裝驗得之DNA-STR型別與被告不符，反而與案外人黃翔羚相符，而為有利被告之事實認定，尚有違誤。另扣案毒品並未驗得指紋，原因甚多，亦難因此即認為被告並未持有扣案毒品，是原審判決憑此而為有利被告之事實認定，亦有違誤。㈢雖被告經警採尿，結果呈安非他命類、鴉片類、大麻類陰性反應，然此僅可表示被告於採尿起回溯26小時內或96小時內，並未施用海洛因、甲基安非他命等毒品而已，尚憑此即推論被告亦無本件持有第1級毒品、第2級毒品之犯行。原審判決以被告採尿陰性，並無施用毒品，推論被告亦無本件持有毒品犯行，亦有違誤。㈣綜上所述，被告本件犯行，業經警員黃翊豪、張承恩證述明確，並有扣案毒品、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員職務報告及相關毒品鑑定書可稽，已堪認定。原審判決以被告事後經採尿呈安非他命類、鴉片類、大麻類陰性反應，且未在扣案物外包裝上驗得指紋，另編號2所示其中1包甲基安非他命，其外包裝驗得之DNA-STR型別與被告不符，反而與案外人黃翔羚相符，又警員無法確認同部警車於同日稍早有無載送其他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犯嫌，而認為無法積極認定被告本件有持有第1級毒品、第2級毒品之犯行，進而諭知被告無罪，尚有認事用法之違誤等語。惟查：㈠如附表編號2所示其中1包甲基安非他命外包裝驗得之DNA-STR型別與被告不符，而與案外人黃翔羚相符：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警員對附表編號2其中1包甲基安非他命外包裝進行採證，進行DNA型別鑑定，結果檢出一女性之DNA-STR主要型別，與被告之DNA-STR型別不相符，可排除來自被告，另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函覆比對結果，與案外人黃翔羚之 DNA-STR型別相符，是以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復將案外人黃翔羚涉嫌持有附表所示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犯行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以112年度偵字第43746號案件(下稱另案)偵辦等情，經原審調取另案偵查卷宗核閱無訛，亦有該案卷附新北市政府警察局112年5月4日新北警鑑字第11208 45547號鑑驗書1份可憑(見另案偵卷第9頁正反面)，觀諸上開DNA鑑定結果，尚無從證明被告曾持有附表所示扣案毒品。㈡附表所示扣案物經指紋鑑定，均未發現可供比對之指紋：附表編號1、2所示扣案物於檢察官偵查中及原審審理中分別送請法務部調查局文書暨指紋鑑識實驗室實施指紋鑑定，鑑定結果為附表所示之物外包裝均未發現清晰可供比對之指紋乙節，有該實驗室112年6月5日調科貳字第00000000000號鑑定書、113年5月7日調科貳字第00000000000號鑑定書各1 份在卷可憑(見毒偵卷第35至37頁，原審卷第55至59頁)，自無從證明被告曾持有附表所示扣案毒品。㈢參諸證人張承恩、黃翊豪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證述內容(見偵卷第20頁至第2 1頁，原審卷第90至第99頁)，及上開證人2人前往新北市○○ 區○○路000號處理本案時，並未開啟密錄器錄影，在警車內亦無隨身錄影等情，除經證人張承恩、黃翊豪於偵查中證述明確外(見偵卷第20頁)，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11 2年12月31日新北警重刑字第1123822978號函1份在卷可按( 見原審卷第17頁)，因警方無法排除該部警車於載運被告前，曾於同日載運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其他犯嫌，是本件自無法摒除扣案毒品係由被告以外之犯嫌遺留於警車之可能。又觀諸上揭證據，僅有證人黃翊豪證述被告在警車上有「將雙手放在臀部後扭動」此一異常舉止，而證人張承恩則證稱其並未發覺被告有何異常之舉，並轉述證人黃翊豪陳述上揭被告於車上行為，而證人2人上揭證詞復因其等於案發時未開啟密錄器、隨身錄影等設備而未能相互核實，是本院自無從僅憑證人2人此部分證述遽認被告持有附表所示毒品。㈣被告於案發當日採尿送驗，結果呈安非他命類、鴉片類、大麻類陰性反應乙節，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採集尿液檢體人姓名及檢體編號對照表、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北濫用藥物實驗室濫用藥物檢驗報告各1份附卷可參(見毒偵卷第18、29頁)，故無論證人黃翊豪上揭所述「被告向案外人張祈永自陳有施用毒品」乙節是否屬實，本案並無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於案發時確有施用毒品行為而得推論其持有附表所示毒品。㈤從而本件依卷內檢察官所提證據相互勾稽、評價後，尚難認持有如附表所示毒品之人確係被告。綜上所述，被告上開辯解，足堪採信。此業據原審判決於判決理由內均詳予論述，且並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又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公訴人上訴仍執陳詞，對於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仍無從使本院就此部分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且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供調查，是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偉提起公訴，檢察官彭聖斐提起上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吳炳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鄭舒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附表：編號扣案物鑑定結果 1 粉末1包含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成分，淨重0.98公克(驗餘淨重0.97公克，空包裝重0.26公克) 2 白色或透明晶體2包檢出甲基安非他命成分，淨重1.3995公克，驗餘量1.3945公克

2024-12-17

TPHM-113-上易-1666-20241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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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390號上訴人即被告林祐葳選任辯護人蔡秉叡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985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90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林祐葳(下稱被告)提起上訴，其上訴意旨略以：就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沒有意見，僅就量刑提起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42、114頁），足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本案係依據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　　 (一)罪名部分：　　按4-甲基甲基卡西酮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定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其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販賣未遂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已著手於販賣第三級毒品犯罪行為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三)又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準備程序、審判程序時就本案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犯行均自白犯罪，爰依前揭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輕其刑。 (四)至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固主張被告已供出本案毒品上游康恆瑄，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免其刑云云(見本院卷第42頁)。惟查，經本院就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之上開事項函詢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嗣經該分局傳喚康恆瑄到案詢問，康恆瑄於警詢中堅詞否認有被告所供稱經警查扣之本案毒咖啡包20包係其販賣給被告之情事，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113年11月25日園警分刑字第1130044917號函暨檢附康恆瑄警詢筆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23至151頁），是尚難認康恆瑄係被告所供稱之毒品上游，被告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免其刑之適用，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主張，自不足採。 (五)被告及其辯護人固又主張被告係以每包毒咖啡包新臺幣(下同)180元之價格購入，並以每包200元之價格出售，而本案被告係自苗栗開車至桃園交付毒品，光車馬費之交通成本即 500元，本案被告如出售20包毒咖啡包僅能獲利400元，所獲利益甚低，請求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等語(見本院卷第97)。惟查，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 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查被告正值青年，對其販賣第三級毒品行為之違法性及對社會之危害性均應有認識，竟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財物而為本案犯行，助長毒品流通，顯非偶一為之臨時起意之犯行，對他人生命身體健康及社會治安均構成潛在危害，客觀上顯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而被告就其販賣第三級毒品行為，最輕法定本刑為7年以上有期徒刑，經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刑法第25條減輕其刑，最輕法定刑度已大幅減輕至1年9月，被告就此部分顯無情輕法重而於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情事，是被告自無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主張，均不足採。至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中聲請向臺灣苗栗地方法院調閱112年度訴字第513號刑事案件卷宗，待證事實為證明被告係以每包毒咖啡包180元之價格購入，所獲利益甚低，被告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等語，揆諸上開說明，此部分事證已臻明確，核無調閱上開卷宗之必要，被告及其辯護人此部分調查證據之聲請，亦無理由，併此敘明。三、上訴駁回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涉有上開犯行，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生活所需，明知毒品具有成癮性，足以戕害身心，竟為貪圖一己私利，透過網際網路兜售本案含有毒品成分之咖啡包，其所為足以擴散毒品並增加施用毒品人口，除殘害購毒者之身心健康，亦為國家社會帶來不良影響，其犯罪所生危害非輕，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犯後對本案犯行坦承不諱，並主動配合警方查緝毒品上游，雖迄未查獲，亦可見其犯後態度尚屬良好，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販毒之數量非鉅，本件為警方所查獲而未散佈，暨被告於原審自陳高職肄業，惟正努力取得高中同等學力資格之智識程度、業工、未婚、勉持等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第15頁，原審卷第32 、35至4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經核認事用法均無不合，量刑亦甚妥適。 (二)本件被告提起上訴，其上訴意旨固主張：就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沒有意見，請求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42、114頁）。惟按量刑之輕重，屬於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 57條所列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查本件原判決已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應審酌事項，在法定刑度範圍內予以科刑，難認有何輕重失衡情形，另按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本件原審量刑已審酌被告不思以正當方式賺取生活所需，明知毒品具有成癮性，足以戕害身心，竟為貪圖一己私利，透過網際網路兜售本案含有毒品成分之咖啡包，其所為足以擴散毒品並增加施用毒品人口，除殘害購毒者之身心健康，亦為國家社會帶來不良影響，其犯罪所生危害非輕，應予非難，惟考量被告犯後對本案犯行坦承不諱，並主動配合警方查緝毒品上游，雖迄未查獲，亦可見其犯後態度尚屬良好，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販毒之數量非鉅，本件為警方所查獲而未散佈，暨被告於原審自陳高職肄業，惟正努力取得高中同等學力資格之智識程度、業工、未婚、勉持等家庭經濟狀況（見偵卷第15頁，原審卷第32、35至41頁）等一切情狀，而為刑之量定，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濫用自由裁量權限或違反比例原則，其量刑自屬妥適，而無被告上訴意旨所指之顯然失出或有失衡平情事。是本件被告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雅譽提起公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孫惠琳　　　　　　　　　　　　　　　　　　法　官　吳炳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舒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17

TPHM-113-上訴-5390-2024121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5111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黃唯綸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827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568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黃唯綸羈押期間，自民國壹佰壹拾參年拾貳月拾玖日起，延長貳月。　　理　由一、上訴人即被告黃唯綸（下稱被告）前經本院認涉犯刑法第33 9條之4第1項第1、2款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之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101 條之1第1項第7款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及執行程序，於民國113年9月19日執行羈押，至113年12月18日，3個月羈押期間即將屆滿。二、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或認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均得羈押之；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 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第108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其次，羈押之目的，在於確保刑事偵查、審判程序之完成外，亦有確保刑罰執行，或預防反覆實施特定犯罪之目的，且聲請停止羈押，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不得駁回者外，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是被告究竟有無刑事訴訟法第10 1條、第101條之1所規定之羈押要件情形，應否羈押，以及羈押後其羈押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本得斟酌個案情節、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形而為認定，故受羈押之被告除確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外，其應否羈押或延長羈押，事實審法院自有認定裁量之權（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85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所謂羈押必要性，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依職權衡酌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者為依據，法院在不違背通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時，依法自有審酌認定之職權。三、經查：被告因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1款、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等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22568號提起公訴，經原審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827號判處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冒用政府機關及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7月，嗣被告提起上訴，經本院判決駁回上訴，有上開判決在卷為憑，足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先前曾因涉犯詐欺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下稱臺中地院）諭知准予具保並限制住居於新莊，然經詐欺集團成員提供保證金後，被告竟持詐欺集團交付之手機，恢復與詐欺集團成員聯繫，繼續從事車手之行為，可見被告與該詐欺集團聯繫關係緊密；且被告實未遵囑住在臺中地院諭知之限制住居地，反而自稱因經濟狀況不佳，無法回新莊，而住在詐欺集團提供之日租套房，無固定住所，以致於員警通知無著等情，除經被告自承無訛，並有卷存之通話紀錄可佐（見113年度偵字第22568號卷第23至25 、65至69、109至111、128頁，本院卷第44頁）；此外，被告曾因另犯詐欺案件，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通緝，亦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5至57頁），均有事實足認被告有逃亡及有反覆實施詐欺犯罪之虞，故上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及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依然存在。為確保審判之順利進行及日後刑之執行，並斟酌訴訟進行程度與被告所涉犯罪事實對社會侵犯之危害性及檢察官追訴遂行之公益考量，且參酌被告所犯之情節、涉案之輕重、及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等一切情事，本院認對被告維持羈押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現尚無從以具保、責付、限制住居、出境、出海或其他手段替代。且被告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不得駁回具保聲請停止羈押之情事，自仍有同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及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原因及必要，應自113年12月19日起，延長羈押2月。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孫惠琳　　　　　　　　　　　　　　　　　　法　官　吳炳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鄭舒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2024-12-11

TPHM-113-上訴-5111-20241211-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502號上訴人即被告林靖翔選任辯護人蔡家豪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訴字第878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683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前項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陸月。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林靖翔(下稱被告)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對於原審判決書認定之犯罪事實沒有意見，僅就量刑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52、76頁），足認被告只對原審上開部分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本案係依據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 (一)新舊法比較部分： 1、關於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部分：　①本件被告行為後，於113年7月31日公布，自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增訂特殊加重詐欺取財罪，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以下罰金」，本件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依原審所認定詐欺獲取之金額，未逾新臺幣5百萬元，自無新舊法比較問題，逕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論處即可。　②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自白減刑部分：　　被告行為後，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行為後增訂之法律因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該現行法減刑規定。　　 2、關於洗錢防制法部分：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關於新舊法之比較，應適用刑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為「從舊從優」之比較。而比較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事項，如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及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予以整體適用。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自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經查：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因修正前規定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鉤，故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本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既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依修正後規定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⑶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112年6月14日修正、同年6月 16日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原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於113年7月 31日將上開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前段，並修正規定（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依修正前規定僅須「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符合減刑要件，惟修正後規定則須「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如有所得，並須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能減刑，即修正後之自白減刑要件較為嚴格。本件被告行為時係洗錢防制法第23條3項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8月 2日施行前，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均已自白洗錢犯行，雖得依舊法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6日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如上所述，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刑7年，如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刑6年11月，而本件如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亦較適用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為輕。是本件適用舊法即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並未較有利於被告。　⑷綜上所述，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本件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如上所述，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刑7年，如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刑6年11月，而本件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三)被告林靖翔與Telegram暱稱「仙度瑞拉」、「高官」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員間，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 5條規定，從一重依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五)本案被告因未獲有犯罪所得固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 條規定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之問題，惟被告既已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上開犯行，自得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 47條規定減輕其刑。三、撤銷改判及量刑之理由： (一)原審認被告涉有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㈠被告行為後，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本案被告因未獲有犯罪所得固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之問題，惟被告既已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上開犯行，自得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原審未及適用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尚有未合。㈡被告上訴後，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自113 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本件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如上所述，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刑7年，如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刑6年11月，而本件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原審就此未及比較新舊法，而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亦有未洽。是本件被告提起上訴，其上訴理由請求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52、76頁)，為有理由，原判決關於此部分既有上開無可維持之瑕疵可議，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所處之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竟加入詐欺集團分工，不僅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且影響社會治安，實屬不該，惟念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兼衡被告於詐欺集團中並非擔任主導角色，暨其犯罪動機、手段、告訴人所受損害；並審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雖其所犯一般洗錢罪未能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因本件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較修正前第14條第1項為輕，而有利於被告，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現從事油漆工作，月薪約新臺幣3至4萬元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卷7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示懲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洗錢防制法第2項、第19條第1項後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起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孫惠琳　　　　　　　　　　　　　　　　　　法　官　吳炳桂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舒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113年8月2日修正施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10

TPHM-113-上訴-4502-2024121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致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665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鄒鎮業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1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054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鄒鎮業(下稱被告)與同案被告傅玉婷( 所涉本件過失致人於死犯行，業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前有因未妥善照顧嬰兒致死之前案紀錄，被告與同案被告傅玉婷為鄒○潼(民國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童)之父母，竟又未能謹慎照顧子女，明知鄒○潼出生即患有輕微喉頭軟化症，且僅為出生甫2月之嬰兒，本應注意餵食完牛奶後不得立即平躺，恐有引起窒息之風險，且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112年7月21日上午5時許，在其等居處內，於餵食甲童牛奶後，竟讓其平躺而未讓其頭部墊高或側臥，甲童因而有嘴角、鼻孔冒泡之情形，且身體抽蓄、臉色蒼白。被告與同案傅玉婷見狀始察覺有異，緊急送醫，經施以急救後仍於翌（22）日凌晨1時59分許死亡。嗣經員警接獲通報，循線調查始悉上情。因認被告亦涉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即揭櫫刑事訴訟程序係採證據裁判主義，易言之，即認定不利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自應為有利於被告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次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過失致人於死罪，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自白、證人即同案被告傅玉婷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及新北市立土城醫院112年7月22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案發現場照片51張、遠興婦產科醫囑單暨相關說明文件、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及解剖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勘(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過失致人於死犯行，辯稱：我跟太太的分工是我負責賺錢，當天不是我給小孩餵奶，當時我準備要出去工作，沒有注意到小孩躺的位置，我太太先發現小孩有異狀，有嘗試急救，後來我看到馬上把小孩背去送醫院等語。五、經查： (一)按刑法上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係結合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二者，以「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分別當成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之核心概念。「作為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係依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乃以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來判斷其在法律上有無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義務，進而確認是否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而「注意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來自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係以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之各種安全或注意規則，來檢視行為人有無注意不讓法益侵害發生之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過失犯。是上述兩種義務法源依據不同，處理問題領域亦有異，或有重合交錯之情形，惟於概念上不應將「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相互混淆，而不能以行為人一有違反「作為義務」即認違背「注意義務」。換言之，保證人地位僅是行為人「作為義務」之理由，無法直接從保證人地位導出「作為義務」之內容。至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仍應以行為人在客觀上得否預見並避免法益侵害結果為其要件。非謂行為人一經立於保證人地位，即應課予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危害結果之絕對責任，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具防止避免之可能性，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保證人之過失不作為，方得論以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76號判決參照，97年度台上字第3115號判決同此意旨一併供參）。次按對於具保證人地位者之不作為結果加以責難之可罰性基礎，在於不作為與作為具有等價性。而刑法對於不作為犯之處罰，並非僅在於不履行作為義務，還須考慮如予作為，能否必然確定防止結果發生，而非無效之義務，以免僅因結果發生之「可能性」，即令違反作為義務之不作為均負結果犯罪責，造成不作為犯淪為危險犯之疑慮。從而，必行為人若履行保證人義務，則法益侵害結果「必然」或「幾近」確定不會發生，始能令之對於違反作為義務而不作為所生法益侵害結果負責，且此所謂「必然或幾近確定」可以避免結果不發生，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被告為甲童之父，當時亦與甲童同處一室，而被告傅玉婷餵食甲童牛奶完畢，因急於上廁所，隨即將甲童平放嬰兒車內，怠於將其頭部墊高或側臥，甲童因而嗆奶，呈現口鼻冒泡、呼吸困難等情，業據被告供認不諱，並據證人即同案被告傅玉婷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且有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112年7月22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案發現場照片51張、遠興婦產科醫囑單及相關說明文件、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及解剖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勘 (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等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是案發當時被告同具有保護甲童生命、身體安全之作為義務，而亦有保證人地位甚明。惟參諸甲童係因嗆奶窒息死亡之本案事實（結果）為中心，關係最近者乃同案被告傅玉婷，其次始為同處一室之被告，被告既非實際上餵奶後將甲童平放之人，則其是否知悉同案被告傅玉婷相對危險的照顧嬰幼兒方式及知悉後如何處置，及案發時之注意及避免甲童窒息死亡之可能性，茲分別分述之： 1、參諸證人即同案被告傅玉婷於警詢中證稱：我餵完奶幫甲童拍嗝，過程中都沒什麼事，放回嬰兒車後，就發現她嘴角冒泡、吐一些奶漬、抽蓄、臉色蒼白，我就用大拇指按壓她胸口作CPR，後來我老公就背著女兒騎車趕去土城醫院急診室等語(見相卷第8至9頁)；於偵查中證稱：遠興婦產科護理人員來衛教時跟我說嬰兒天生有軟喉症，醫生跟我說至少要3 、4個月才會好，我先生也知道，衛教有跟我說餵完奶要讓小孩休息一下拍嗝，不能平躺，那天我餵完奶後有拍嗝，但拍完嗝平躺時沒有墊高，我先生本來急著出門，看到小孩頭朝上平躺，嘴角、鼻子有溢奶，我先生就把孩子翻過來頭朝下輕輕拍背，小孩還是沒有反應，我跟先生就把她翻過來按壓兩邊胸部上端，我先生看無效，就把孩子背著騎機車送土城醫院等語(見相卷第174至175頁反面)；於原審審理中證述：小孩平常都是我在照顧，回診都是我自己帶回去，我先生沒時間陪我去，他大部分都要上班，通常凌晨5、6點出門到工地集合點，他負責賺錢。事發當時發現小孩口鼻有異狀，我在小孩旁邊，我從廁所回來才發現小孩有異狀，這段時間我先生剛好要出門，我先生已經起床，是在同一房間，但我有點忘記我先生當時在做什麼。我去廁所時他有在房間，我先生沒有發現可能是在穿衣服，還是在做什麼。我先生有時會在我累的時候協助幫忙餵奶，我會先教他怎麼用，他在旁邊看。我先發現小孩有異狀再叫我先生，當時情況我一邊做 CPR一邊叫我先生過來，他也看得到小孩等語(見原審卷第13 9至151頁)，足認被告於發現甲童有異狀時，甲童業已呈現嗆奶、口鼻冒泡、呼吸困難之情形，其隨即有協助急救之舉動。而同案被告傅玉婷於上廁所前，將甲童平放嬰兒車內，怠於將其頭部墊高或側臥，並未特別告知被告，亦未有特別交代被告應注意甲童狀況，則被告於當時業是否足以知悉傅玉婷相對危險的照顧嬰幼兒方式，顯非無疑；況觀諸放置甲童之嬰兒車，上有斗篷可遮蔽嬰兒頭部，後方有半透明藍色網狀結構，有現場嬰兒車照片在卷可參(見相卷第33至37頁) ，則如非特別就近觀看，尚不容易察覺車內嬰兒是否頭部有墊高或側臥；尤以本案檢察官並無提出甲童身處嬰兒車當時與被告之相對位置，被告在房內之位置是否一眼望去就看得到甲童，依被告當時正忙於準備上班之情境，被告縱能看得到甲童，其是否可一望而察覺甲童處於平躺且頭部無墊高之相對危險狀態，殆有疑問。 2、另徵諸證人陳潔蓮於原審審理中證稱：辦出院跟嬰兒發燒時，看過爸爸2次，但是過程中基本上是與媽媽互動，沒有跟爸爸互動。餵奶的衛教是示範給媽媽看，爸爸沒有在場等語 (見原審卷第130、134、135頁)，益徵證人陳潔蓮並無同樣對被告施以餵奶後應如何處置之衛教，則被告平常縱認有協助餵奶，惟主要仍係在同案被告傅玉婷教導之下為之，是被告否知悉甲童餵完奶後應如何處置，亦即被告是否具有與同案被告傅玉婷相同之風險意識與照顧知識等情，自屬有疑。退步言，本件縱認被告案發時可以注意到甲童係放在嬰兒車中平躺，惟實際上本案甲童並無呈現哭鬧之狀態，如未經同案被告傅玉婷告知，或發生任何足以讓被告提高警覺之特殊狀況，則被告既非主要餵奶及平放甲童之人，依據共同照顧者合理之風險分攤，衡情亦不可能要求被告每分鐘都必須隨時監看甲童動靜而不能兼做其他事務，是本件依被告早晨忙於趕赴上班之事務，自難認被告有何違背注意義務或不知輕重緩急之處。此外，本案亦無證據足資證明同案被告傅玉婷違反上開注意義務歷時之久暫，如其違反時間較久，縱被告察覺到風險，將甲童抱起或墊高，是否法益侵害結果「必然」或「幾近」確定不會發生，亦即縱認被告履行照顧甲童之注意義務，是否足以避免甲童窒息死亡，亦有疑問。是檢察官就此部分之舉證，尚無法使本院形成對被告涉有過失致死犯行之確信，自無法認定被告涉犯過失致死罪。 (三)綜上所述，被告上開辯解，足堪採信。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定被告於案發當時對於甲童有何照顧不周或能注意卻怠於注意不作為之情形。　　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被告有何上開犯行，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七、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按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意即行為人具有防止結果發生之注意義務，且客觀上並非不能注意，竟疏未注意，違反注意義務，即應就有預見可能性之結果負過失犯罪責。另對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亦有明文規定。又行為人具有保證人地位，在法律上對於結果發生負有防止之作為義務者，其不作為將構成過失不作為犯；保證人地位，不僅依法令負有作為義務者，其他如自願承擔義務、最近親屬、危險共同體、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及對危險源監督義務者，也具有保證人地位。而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指居於保證人地位之行為人，因怠於履行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構成要件結果產生，即構成犯罪。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避免性為前提。因此，行為人若履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意即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可認與符合構成要件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3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應負保護、教養之責任，民法第1084條第2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3條前段亦定有明文。㈡查被告與同案被告傅玉婷為被害人甲童之生父及生母，平時共同負責照料甲童起居，均理應注意照護甫出生2個月甲童之生活與身體狀況，並注意給予適當之照護及營養，此為被告所不否認，復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遠興婦產科診所生產同意書等在卷可參，故被告具有保證人地位無疑。又據遠興婦產科醫囑單及相關說明文件記載甲童患有喉頭軟化症，並經證人即甲童主治醫師陳潔蓮給予衛教等情，核與證人陳潔蓮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有看過被告與傅玉婷，並示範如何餵奶，不得拍完嗝就平躺，確定出院那次被告有來，嬰兒室跟門診都有衛教，都會跟新生兒的父母進行衛教等語，而被告亦於偵查中供稱：遠興接生醫生跟我說孩子有軟喉症，餵奶主要是教我老婆，基本的我也知道怎麼餵食等語，足見被告確實知悉甲童患有喉頭軟化症，甲童是甫出生兩個多月的新生兒，餵奶時必須高度注意監看。且不論自己是否為實際餵食者，仍應隨時注意甲童之狀況，注意餵食者有無確實拍嗝、墊高甲童躺姿及甲童食畢後之相關情形，尚不得因為甲童交由傅玉婷餵奶，並急著出門，即解除自己生為人父之共同照護義務，參諸被告前有因照護幼兒疏於注意之過失，致其子死亡等案件，甫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並執行完畢，有被告前科資料及該案起訴書附卷可查，是被告理應對於照顧幼兒之事更加謹慎，以避免憾事再度發生。再查，被告與傅玉婷、甲童同住一間套房之內，房內空間並非寬敞或具有多個房間，事發當時被告與甲童共處一室，隨時察看甲童當時情形，並非要求其過於嚴苛之義務而強人所難，並有現場照片、現場圖等在卷可憑，然竟被告疏未注意，導致甲童嗆奶窒息死亡，顯有過失存在。原審判決以依當下情形，被告不見得一眼察覺甲童處於危險狀態，而認被告責任無法成立為理由，顯然忽略被告本來有主動察看餵食情形及甲童當下狀況之義務，是否處於一望即知的環境實與被告應負之察看義務並無干涉。另原審判決認為證人陳潔蓮主要衛教對象是傅玉婷，傅玉婷又為主要照顧者，故被告是否有相同的風險意識及照顧知識，顯然有疑，惟被告既已知悉甲童患有喉頭軟化症，本應主動學習相關餵食知識，當不得以主要照顧者為傅玉婷即推諉照護責任，否則形成不盡責照顧孩子的父親沒有責任，而願意分擔育兒工作的父親才有責任之境況，顯然並非事理之平。甫出生2個月之新生兒，沒有自助能力而隨時可能發生未預期之風險，其幼小生命的維繫端賴於父母之共同照護，方能有平安成長的機會，為人父母者，必須有所認知及擔當，並負起相應的責任，如果不能稱職謹慎盡到照顧責任，一時懈怠而發生憾事，刑法就不得不介入評價，以維護幼兒脆弱之生命法益，實現刑罰一般預防及個別預防的機能。㈢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有違誤，爰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惟查：㈠參諸證人即同案被告傅玉婷於警詢中證稱：我餵完奶幫甲童拍嗝，過程中都沒什麼事，放回嬰兒車後，就發現她嘴角冒泡、吐一些奶漬、抽蓄、臉色蒼白，我就用大拇指按壓她胸口作CP R，後來我老公就背著女兒騎車趕去土城醫院急診室等語(見相卷第8至9頁)；於偵查中證稱：遠興婦產科護理人員來衛教時跟我說嬰兒天生有軟喉症，醫生跟我說至少要3、4個月才會好，我先生也知道，衛教有跟我說餵完奶要讓小孩休息一下拍嗝，不能平躺，那天我餵完奶後有拍嗝，但拍完嗝平躺時沒有墊高，我先生本來急著出門，看到小孩頭朝上平躺，嘴角、鼻子有溢奶，我先生就把孩子翻過來頭朝下輕輕拍背，小孩還是沒有反應，我跟先生就把她翻過來按壓兩邊胸部上端，我先生看無效，就把孩子背著騎機車送土城醫院等語(見相卷第174至175頁反面)；於原審審理中證述：小孩平常都是我在照顧，回診都是我自己帶回去，我先生沒時間陪我去，他大部分都要上班，通常凌晨5、6點出門到工地集合點，他負責賺錢。事發當時發現小孩口鼻有異狀，我在小孩旁邊，我從廁所回來才發現小孩有異狀，這段時間我先生剛好要出門，我先生已經起床，是在同一房間，但我有點忘記我先生當時在做什麼。我去廁所時他有在房間，我先生沒有發現可能是在穿衣服，還是在做什麼。我先生有時會在我累的時候協助幫忙餵奶，我會先教他怎麼用，他在旁邊看。我先發現小孩有異狀再叫我先生，當時情況我一邊做CPR一邊叫我先生過來，他也看得到小孩等語(見原審卷第139至151 頁)，足認被告於發現甲童有異狀時，甲童業已呈現嗆奶、口鼻冒泡、呼吸困難之情形，其隨即有協助急救之舉動。而同案被告傅玉婷於上廁所前，將甲童平放嬰兒車內，怠於將其頭部墊高或側臥，並未特別告知被告，亦未有特別交代被告應注意甲童狀況，則被告於當時業是否足以知悉傅玉婷相對危險的照顧嬰幼兒方式，顯非無疑；況觀諸放置甲童之嬰兒車，上有斗篷可遮蔽嬰兒頭部，後方有半透明藍色網狀結構，有現場嬰兒車照片在卷可參(見相卷第33至37頁)，則如非特別就近觀看，尚不容易察覺車內嬰兒是否頭部有墊高或側臥；尤以本案檢察官並無提出甲童身處嬰兒車當時與被告之相對位置，被告在房內之位置是否一眼望去就看得到甲童，依被告當時正忙於準備上班之情境，被告縱能看得到甲童，其是否可一望而察覺甲童處於平躺且頭部無墊高之相對危險狀態，殆有疑問。㈡另徵諸證人陳潔蓮於原審審理中證稱：辦出院跟嬰兒發燒時，看過爸爸2次，但是過程中基本上是與媽媽互動，沒有跟爸爸互動。餵奶的衛教是示範給媽媽看，爸爸沒有在場等語(見原審卷第130、134、135頁)，益徵證人陳潔蓮並無同樣對被告施以餵奶後應如何處置之衛教，則被告平常縱認有協助餵奶，惟主要仍係在同案被告傅玉婷教導之下為之，是被告否知悉甲童餵完奶後應如何處置，亦即被告是否具有與同案被告傅玉婷相同之風險意識與照顧知識等情，自屬有疑。退步言，本件縱認被告案發時可以注意到甲童係放在嬰兒車中平躺，惟實際上本案甲童並無呈現哭鬧之狀態，如未經同案被告傅玉婷告知，或發生任何足以讓被告提高警覺之特殊狀況，則被告既非主要餵奶及平放甲童之人，依據共同照顧者合理之風險分攤，衡情亦不可能要求被告每分鐘都必須隨時監看甲童動靜而不能兼做其他事務，是本件依被告早晨忙於趕赴上班之事務，自難認被告有何違背注意義務或不知輕重緩急之處。此外，本案亦無證據足資證明同案被告傅玉婷違反上開注意義務歷時之久暫，如其違反時間較久，縱被告察覺到風險，將甲童抱起或墊高，是否法益侵害結果「必然」或「幾近」確定不會發生，亦即縱認被告履行照顧甲童之注意義務，是否足以避免甲童窒息死亡，亦有欵問。是檢察官就此部分之舉證，尚無法使本院形成對被告涉有過失致死犯行之確信，自無法認定被告涉犯過失致死罪。㈢綜上所述，被告上開辯解，應堪採信，此業據原審判決於判決理由內均詳予論述，且並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又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公訴人上訴仍執陳詞，對於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仍無從使本院就此部分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且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供調查，是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哲名提起公訴，檢察官程彥凱提起上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孫惠琳　　　　　　　　　　　　　　　　　　法　官　吳炳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鄭舒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2024-12-10

TPHM-113-上訴-4665-2024121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943號上訴人即被告蔡念穎選任辯護人王志超律師傅如君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59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198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蔡念穎(下稱被告)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對於原審判決認定之事實沒有意見，僅就量刑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65、126頁），足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本案係依據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據以審查量刑妥適與否：　　 (一)核被告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2罪）。其因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應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二)被告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刑之減輕事由： 1、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罪，業如前述，爰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2、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另同為販賣第二級毒品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大盤毒梟者，亦有中、小盤之分，甚或僅止於吸毒者友儕間為求互通有無之有償轉讓者亦有之，其販賣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自屬有異，法律科處此類犯罪，所設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法定最低本刑卻同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 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本院審酌被告先前並無販賣毒品之前案紀錄，所犯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非鉅，獲利實屬甚微，2次販賣時間相近，對象為同一人，因其犯罪而影響之社會層面非屬廣大，所侵害之法益亦屬有限，此與一般大量走私進口或長期販賣毒品之「大盤」、「中盤」，動輒以毒品數十公斤至數百公斤相較，其惡性及犯罪情節均屬輕微；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最輕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之重刑，縱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處以最低刑度，相較被告前開犯罪情節及惡性，仍有所犯情輕法重之處，爰就被告所犯前揭犯行，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均依法遞減輕之。三、上訴駁回理由： (一)原審以被告涉有上開犯行，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視於國家杜絕毒品危害之禁令，為上揭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有使他人對毒品形成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戕害國民身心健康，對社會治安產生危害之虞，所為實屬不該，參酌被告素行紀錄（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39至50頁】）、犯罪之目的、動機、販賣毒品之數量、次數、手段、情節，及被告於原審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冷氣、3C產業，月薪5至6萬元、無須扶養親屬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80頁）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3年。經核認事用法均無不合，量刑亦甚妥適。 (二)被告提起上訴，上訴意旨固主張：請求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65、126頁）。惟按量刑之輕重，屬於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偏執一端，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不得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查本件原判決已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應審酌事項，在法定刑度範圍內予以科刑，難認有何輕重失衡情形，另按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本件原審審酌被告無視於國家杜絕毒品危害之禁令，為上揭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有使他人對毒品形成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戕害國民身心健康，對社會治安產生危害之虞，所為實屬不該，參酌被告素行紀錄（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見本院卷第39至50頁】）、犯罪之目的、動機、販賣毒品之數量、次數、手段、情節，及被告於原審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冷氣、3C產業，月薪5至6萬元、無須扶養親屬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80頁）及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而為刑之量定，既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濫用自由裁量權限或違反比例原則，其量刑自屬妥適，而無被告上訴意旨所指之顯然失出或有失衡平情事。本件被告提起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粘鑫提起公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孫惠琳　　　　　　　　　　　　　　　　　　法　官　吳炳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鄭舒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10

TPHM-113-上訴-4943-202412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