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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再審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97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德軒代理人王聖傑律師廖孺介律師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273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31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56 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3248號、第 25994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2前段規定，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本院已依法通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德軒（下稱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聲請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11至113頁），合先敘明。二、聲請意旨略以：（一）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273號判決（下稱本院判決）、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 1年度訴字第1356號判決（下稱第一審判決）判處罪刑確定（下合稱原確定判決）。原確定判決認定聲請人犯罪，其中所據有聲請人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之自白，而聲請人於審判中認罪，係遲至第一審審理時始認罪，於偵查中至多僅自白，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證據，查明聲請人究竟是自認還是認罪，況聲請人於行為時根本不知道自希臘來的包裹裡面是什麼，依「宇」與聲請人的對話截圖內容及聲請人telegram群組對話截圖內容（見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三總隊第二大隊刑事偵查卷宗第166至170頁、第173至176頁），皆未談及毒品，故無法證明聲請人於行為時即知悉自希臘來的包裹裡面是第三級毒品，聲請人於行為時認為自希臘來的包裹裡面是電子菸的高級菸油。原確定判決不僅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無罪推定原則、亦違反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嚴格證明法則、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舉證責任，且未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職權調查證據卷內之對話截圖內容，故依有疑唯利被告原則，應認聲請人於行為時並不知悉自希臘來的包裹裡面是第三級毒品，而不具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運輸第三級毒品罪、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之故意。又聲請人當時會在第一審認罪及於第二審僅就量刑部分上訴的原因是法官跟檢察官態度比較兇，導致聲請人去認罪，本件聲請人並沒有犯罪。（二）雖原確定判決以聲請人與共同被告黃玟誠被警方現場一併查獲，同案被告黃玟誠並非由聲請人之供出因而查獲。惟同案被告黃玟誠自始皆稱其無罪，而本件起訴書、原確定判決，皆係以聲請人之供詞作為認定同案被告黃玟誠有罪之證據，堪認聲請人有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之資訊，使調查或偵查犯罪職務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據以破獲，且二者間須具有先後且相當之因果關係及必要之關聯性，此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第4次調查筆錄中第2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第2次調查筆錄中第3至4頁可稽。（三）綜上，聲請人因未發現前開事實或證據可資證明，足認聲請人應受無罪之判決，致未主張該有利於己之情事，始被判處罪刑確定，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提起再審等語。三、再按民國104年2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月0日生效施行之同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分別修改增訂為：「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故修正後所謂發現之新證據，不以該證據於事實審法院判決前業已存在為限，即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亦無不可，且就證據本身可單獨或綜合判斷觀察，認為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為受判決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限，得聲請再審，倘未具備上開要件，即不能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依上開規定，無論修法前後，於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且經法院調查及斟酌之證據，均非該條款規定所謂之「新證據」，亦不能據為聲請再審之原因（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331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按「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雖然規定：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判決者』，得聲請再審，學理上稱為確實性、明確性或顯著性要件。但從反面言，若聲請再審之人，所提出或主張的新事實、新證據方法或新證明方式，無論單獨或與其他先前卷存的證據資料，綜合觀察、判斷，無從在客觀上令人形成足以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確認的事實，或鬆動其事實認定的重要基礎，亦即於確定判決的結果根本不生影響，無所謂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的情形存在，自不能准許遽行開啟再審之門，而破壞了判決的安定性。」（最高法院104年度台抗字第661 號裁定意旨參照）。四、經查：（一）聲請人前因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運輸第三級毒品罪及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等罪，經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356號判決處有期徒刑1年10月（即第一審判決），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聲請人表明僅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故有關本案之犯罪事實、論罪【所犯罪名、罪數關係】及沒收部分之認定，均如第一審判決所記載），經本院以 112年度上訴字第1273號判決（即本院判決）上訴駁回。聲請人上訴後再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1184號判決上訴駁回（因聲請人先行聲明上訴，惟逾期已久，於最高法院未判決前仍未具狀敘明其上訴理由）確定，是本院就聲請人關於原確定判決之再審聲請，有管轄權。（二）原確定判決係憑聲請人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之自白，佐以發遞單第EZ00000000000號影本1份、高雄關扣押貨物收據及搜索筆錄、扣案愷他命郵包照片共6張、郵包之簽收清單、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偵查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18張、聲請人扣案手機對話畫面截圖共19張、聲請人扣案手機對話畫面截圖共15張，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1年8月19 日刑鑑字第1110067176號鑑定書1份等證據，認定聲請人、黃玟誠、鄭吉松(另由檢察官偵查辦理）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宇哥」、「小六」、「小蘋果」、「王志強」等人，共同基於運輸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及私運管制物品即愷他命進口之犯意聯絡，由「宇哥」於111年1月間告知聲請人有第三級毒品愷他命郵包自國外郵寄來臺之事，並稱如成功領取愷他命郵包且交給指定之人，聲請人將可獲得酬勞新臺幣（下同）3萬元，聲請人應允。另鄭吉松指示黃玟誠駕車載聲請人領取上開愷他命包裹，並與黃玟誠約定，先由黃玟誠於聲請人領取包裹後，交付給聲請人3萬元。鄭吉松將日後匯3萬5000元給黃玟誠，其中5千元作為黃玟誠之報酬。渠等議定後，由位於希臘之不詳共犯以寄件人名稱「CHEN BIN」，於111年間某日，指定收件地址為臺南市○○區○○○街000號，收件人則為聲請人，藉此利用不知情之郵遞運送人員以國際郵寄包裹之方式，將第三級毒品愷他命2包（驗餘淨重293.56公克、1769.01公克，包裝成為一包裹），自希臘將上開毒品即管制物品愷他命輸入我國境內。經警方與財政部關務署人員於111年5月21日在臺南郵局查驗發現，惟因欲查緝共犯，故仍依郵件流程通知收件人。「宇哥」等人知悉前揭郵包進入臺灣境內後，旋於111年5月21日19時許，指示聲請人於翌日（即111 年5月22日）上午9時許至臺南火車站等候。黃玟誠則依鄭吉松指示，於111年5月22日14時許，駕駛車號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至臺南火車站旁之7-11超商搭載聲請人，並載聲請人及不知情之聲請人女友蔡芳宜至臺南市○○區○○○街0 00號前領取包裹。嗣於同日14時許，聲請人於前址欲領取前揭內含第三級毒品之包裹時，為警當場查獲，並即查獲在場等候之黃玟誠等事證明確，據此認聲請人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運輸第三級毒品罪及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且係同時觸犯運輸第三級毒品罪、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運輸第三級毒品罪處斷。是原確定判決所為論斷，均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參互判斷作為判決之基礎，核無任何憑空推論之情事，且所為論斷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均無違，更無理由欠備之違法情形。（三）原確定判決參酌卷內所有證據資料等，相互勾稽，為綜合判斷，本於調查所得心證，認定聲請人與寄送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包裹之不詳姓名之成年男子、綽號「宇哥」、「小六」、「小蘋果」、「王志強」之人、另案被告鄭吉松等人間有犯意聯絡而行為分擔，共同為運輸第三級毒品、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犯行等節，而認聲請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運輸第三級毒品罪等罪，業已定其取捨並說明理由。而聲請人固執前詞作為聲請再審理由，惟以：（１）聲請意旨雖指稱：聲請人於審判中認罪，係遲至第一審審理時始認罪，依「宇」與聲請人的對話截圖內容及聲請人 telegram群組對話截圖內容，皆未談及毒品，故無法證明聲請人於行為時即知悉自希臘來的包裹裡面是第三級毒品，原確定判決違反無罪推定原則、嚴格證明法則、舉證責任，且未依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職權調查證據卷內之對話截圖內容，故依有疑唯利被告原則，應認聲請人於行為時並不知悉自希臘來的包裹裡面是第三級毒品等節，然聲請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即供稱：（對於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及罪名，有何意見？）沒有意見，我承認犯罪等語（見第一審卷第67頁）；於第一審審理時亦供稱：（對於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及罪名，有何意見？）沒有意見等語（見第一審卷第215頁），而原確定判決依據卷內事證於理由欄詳予說明聲請人於偵查及第一審審理時之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及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聲請人上開聲請意旨所指各節，均係對於原確定判決已經調查評價、判斷的證據，再為一己的爭執，且所執理由於原確定判決前業已提出，嗣經原確定判決加以審認並詳加說明，經核並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況證據取捨之採證問題，為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裁量權之行使，亦即事實審法院依憑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本其自由心證對證據予以取捨及判斷所為之結果，核屬其職權之適法行使，自難徒憑聲請人之己見或主觀臆測之詞，任意主張對證據有相異之評價，以此指摘原確定判決不當為由而聲請再審。（２）聲請意旨復指以：聲請人當時會在第一審認罪及於第二審僅就量刑部分上訴的原因是法官跟檢察官態度比較兇，導致聲請人去認罪，聲請人聲請再審的原因是當時不是真的要認罪，本件聲請人並沒有犯罪等語（見本院卷第112頁），並以聲請人於本案判決確定後所為之陳述為新證據。然按「刑事訴訟的再審，係針對有罪判決確定之後，為避免該確定判決錯認事實，而有冤錯判刑情形發生，所設的特別救濟制度，雖然晚近修正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得作為聲請再審的原因。學理上稱為確定性、顯著性或明確性要件。但是既係專以糾正、救濟原確定判決所錯認的『事實』為目的，則此錯認的『事實』，自係專指『構成犯罪』的事實而言，亦即應經證據嚴格證明的事實，包含犯罪構成要件相關的事實，及違法性、有責性的相關事實，卻不涵括與此無關而以自由證明已足的犯罪動機或其他量刑斟酌事項。又衡諸實際，判決定讞後，仍然不服，冀求翻案的情形，所在多有，古有上京告御狀，現則還向司法院、監察院，甚或總統府陳情、陳訴，係我國特有的民族性，翻供、鄉愿、迴護，亦是。新法施行後，被告先前自白犯罪，經法院採為有罪判斷基礎中的一項證據資料，確定後，該受判刑的被告改口翻稱自白不實，固然不是絕對不可以依憑此項翻供相關的事證，主張係屬新事實或新證據，聲請再審，但其是否確實足以動搖或推翻原確定判決所確認的事實，應受較諸一般非此情者，更為嚴格的審查，兼顧理論和實際，以免案件沒完沒了，輕易破毀確定判決的安定性。」（最高法院104 年度台抗字第672 號裁定意旨參照），而所謂非任意性之自白，係指實施刑事訴訟之公務員以強暴、脅迫、詐欺、利誘、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方法取得之自白而言，而此等不正方法必須所實施之方法對於被告或共同被告足以產生自由意志之壓制而造成違反意願之效果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210號判決意旨參照）。至受訊問之被告究竟出於何種原因坦承犯行實不一而足，或係遭訊問者以不正方式對待始承認，或係未遭不正方式對待而係考量是否能獲輕判或免遭羈押，或出於自責悔悟者，或有蓄意頂替或別有企圖，此為受訊問者主觀考慮是否認罪所參酌因素，此種內在想法難顯露於外而為旁人所知悉。因之，只要訊問者於訊問之際，能恪遵法律規定，嚴守程序正義，客觀上無任何誘導、逼迫或其他不正方法，縱使被告基於某種因素而坦承犯行，要不能因此即認被告自白欠缺任意性。且刑事訴訟法第15 6 條第1 項之「不正方法」，尚須審究其強度對於被告任意性之影響，以及其與陳述內容關聯之強度，而此節則因人而異，須個案判斷。又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1 項係就自白之任意性設其規定，以保障被告之自由權，具有否定自白證據適格性之機能，此一規定毋寧係為確保國家對於被告所進行之詢、訊問，均應合於正當法律程序，維持國家追訴犯罪方式之純潔，至被告自行主動接收國家以外之第三人所傳達之錯誤訊息，懷有不正當之期待，應僅關涉被告評估整體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依其自由意志，自行決定採取何種答辯方向，尚不足以執之逕謂其自白非出於任意性。況聲請人於第一審準備程序、審理時均承認犯罪，已如前述，而觀諸聲請人所提出上訴第二審之上訴理由，其中僅爭執第一審判決未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規定（見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1273號卷【下稱第二審卷】第9至12頁），並未敘及聲請人於偵查、第一審自白非出於任意性一節，且聲請人於第二審準備程序亦陳稱：（上訴理由為何？）判太重了，並主張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適用；（本件被告陳德軒上訴只針對量刑【含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的部分，並未對犯罪事實、罪名、沒收的部分上訴嗎？）對等語（見第二審卷第158頁），足見聲請人上開所指情節，核與卷內相關事證有間，自無從逕取。復參以聲請人行為時已年逾23歲，其自承高中肄業，從事水電工作（見第二審卷第 166至167頁），且前有犯詐欺等罪之前案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而聲請人於第一審、第二審審理時亦有選任辯護人，足認聲請人並非無智識或社會經驗，且對於刑事程序尚非全然陌生，亦有選任辯護人提供專業意見，協助進行相關刑事程序，是聲請人於第一審審理時所為陳述，要係經過證據評價及利害衡量後而為前開陳述，此純粹係聲請人主觀上之動機，乃其內心之決定，外人無從判斷，於法官未使用不正方法詢問之情形下，聲請人供述之動機與其供述之任意性尚無關連，自不影響其供述之自由意志。又原確定判決並非單憑聲請人在第一審審理時之自白，認定聲請人犯罪，乃係綜合各項供述與非供述證據，而為事實認定，未見違背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聲請意旨此部分提出其所謂之新事證即聲請人於本案判決確定後所為之陳述，尚不足以推翻或鬆動原確定判決認定的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或相關的重要基礎事證，而使聲請人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３）聲請意旨再指以：同案被告黃玟誠自始皆稱其無罪，而本件起訴書、原確定判決，皆係以聲請人之供詞作為認定同案被告黃玟誠有罪之證據，堪認聲請人有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之資訊，使調查或偵查犯罪職務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據以破獲，且二者間須具有先後且相當之因果關係及必要之關聯性等語，然聲請人供出同案被告黃玟誠之前，警方依卷內事證，已可認同案被告黃玟誠涉犯本件犯行，是本件並非因聲請人供出而查獲運輸第三級毒品之共犯即同案被告黃玟誠，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17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等節，業經原確定判決依據卷內相關事證，詳述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為綜合判斷取捨後認定，係事實審法院職權之適當行使，而聲請意旨此部分所指情節，無非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之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亦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所定「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之要件不合。（４）至再審意旨其餘所指，細繹其內容，核係對於原確定判決已經調查評價、判斷的證據，再為一己的爭執，且所執理由於原確定判決前業已提出，嗣經原確定判決加以審認並詳加說明，經核並無違背一般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之情事。況證據取捨之採證問題，為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裁量權之行使，亦即事實審法院依憑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本其自由心證對證據予以取捨及判斷所為之結果，核屬其職權之適法行使，自難徒憑聲請人之己見或主觀臆測之詞，任意主張對證據有相異之評價，以此指摘原確定判決不當為由而聲請再審。　　　五、綜上所述，本件再審之聲請，或係就原確定判決依法調查之結果，本於論理法則、經驗法則，取捨證據後所認定之事實，並已經詳為說明審酌之事項再重為爭執其內容，或經與各項證據綜合判斷，不足認為聲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是本件聲請核與刑事訴訟法第 420條第1項第6款所定再審之要件不相符，自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本裁定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2024-12-30

TNHM-113-聲再-97-2024123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殺人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614號上訴人即被告陳科舟選任辯護人陳清華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殺人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陳科舟自民國一一四年一月十二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八月。　　理　由一、按「依本章以外規定得命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者，亦得命限制出境、出海，並準用第九十三條之二第二項及第九十三條之三至第九十三條之五之規定」，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6 定有明文；「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八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十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五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十年」，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亦有明文。二、被告陳科舟因殺人案件，前經原審認為犯罪嫌疑重大，原羈押之原因（即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雖仍然存在，然經綜合考量被告參與犯罪之情節、因羈押對被告身體自由所造成不利益之影響、被侵害法益之大小、訴訟程序進行之程度等要素，於民國112年9月11日裁定准予被告提出保證金新臺幣10萬元後停止羈押，並自停止羈押之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及限制住居在雲林縣○○市○○里○○○街00號；另應於112年10月開始，最遲於每月25日晚上10時前向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斗六派出所報到1次。被告嗣於112年9月12日停止羈押，而自該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復經本院於113 年5月3日，裁定被告自113年5月12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 8月。三、茲前開期間將於114年1月11日屆滿，本院審核相關卷證，並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陳述意見之機會後（見本院卷第243頁），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疑重大，且被告所涉殺人罪，係最輕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而被告業經原審就其所涉殺人罪，判決處有期徒刑9年在案，衡諸被告已受重刑之諭知，客觀上增加畏罪逃亡之動機，可預期其逃匿以規避審判程序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之可能性甚高，況被告所涉殺人犯行亦對社會治安危害重大，參酌本案訴訟進行之程度，並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居住及遷徙自由權受限制之程度，且考量被告所涉本案犯罪情節與所犯罪名之輕重，就其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權衡後，認有繼續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被告自114年1月12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6、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本裁定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2024-12-26

TNHM-113-上訴-614-20241226-2

聲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195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甘信忠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年度執聲字第707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甘信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甘信忠因竊盜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同法第 50條、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再者，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在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定其應執行之刑時，固屬於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然仍應受前揭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之拘束（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本院函詢受刑人關於本件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之意見，受刑人　　業以書面陳明無意見到院（見本院卷第91頁），合先敘明。　㈡本件受刑人因竊盜等數罪，經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本院分別判處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刑（其中附表編號2部分，經最高法院以上訴違背法律上之程式為由，於民國113年11月20 日，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370號判決駁回上訴），均經確定在案（詳如附表所示），有各該刑事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茲聲請人以本院為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其聲請於法尚無不合，並審酌受刑人如附表各罪所示刑度之外部限制，兼衡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至2所示之竊盜罪，犯罪性質相近，各罪之獨立性較低，酌定相當之應執行刑，即足以發揮刑罰嚇阻犯罪之功能，而達矯治之必要程度，暨考量各罪之法律目的、受刑人違反之嚴重性、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以及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類型、態樣、侵害法益、行為次數等情狀，復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並衡以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 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本裁定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2024-12-26

TNHM-113-聲-1195-20241226-1

聲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194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臺南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潘平華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年度執聲字第70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潘平華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潘平華因竊盜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又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同法第 50條、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復按受刑人犯應併合處罰之數罪，經法院以判決或裁定定其數罪之應執行刑確定者，該數罪是否執行完畢，均係以所定之應執行刑全部執行完畢為斷，其在定應執行刑之前已先執行之有期徒刑之罪，因嗣後與他罪合併定應執行刑，而由檢察官換發執行指揮書執行應執行刑者，其前已執行之有期徒刑部分，僅應予扣除，不能認為已執行完畢，非謂即不符數罪併罰要件（最高法院93年度台非字第298號、101年度台非字第432號判決、102年度台抗字第417號裁定意旨參照）。再者，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並非概無拘束。依據法律之具體規定，法院應在其範圍選擇為適當之裁判者，為外部性界限；而法院為裁判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及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者，為內部性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在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定其應執行之刑時，固屬於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然仍應受前揭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之拘束（最高法院94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本院函詢受刑人關於本件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之意見，受刑人　　業以書面陳明無意見到院（見本院卷第55頁），合先敘明。　㈡本件受刑人因竊盜等數罪，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本院判處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刑，均經確定在案（詳如附表所示），其中有得易科罰金之罪（附表編號1 、3）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附表編號2），固合於刑法第50 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惟受刑人已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有受刑人親自簽名捺印之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案件是否請求定應執行刑調查表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9頁），自應依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依同法第51條規定定其應執行刑。茲聲請人以本院為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其聲請於法尚無不合，並審酌受刑人如附表各罪所示刑度之外部限制，兼衡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 、3所示之竊盜罪，犯罪性質相近，各罪之獨立性較低，酌定相當之應執行刑，即足以發揮刑罰嚇阻犯罪之功能，而達矯治之必要程度，暨考量各罪之法律目的、受刑人違反之嚴重性、貫徹刑法量刑公平正義理念之內部限制，以及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類型、態樣、侵害法益、行為次數等情狀，復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並衡以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四、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 項但書、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2024-12-26

TNHM-113-聲-1194-20241226-1

抗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撤銷緩刑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610號抗告人即受刑人劉泯佑上列抗告人因撤銷緩刑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11月26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294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即受刑人劉泯佑（下稱抗告人）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簡字第720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並緩刑2年，且於民國111年12月13日確定在案，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執保助字第13 號、執緩助字第9號案執行，並核發自111年12月13日起至11 3年12月12日止對抗告人執行保護管束之執行保護管束書，且抗告人於112年3月14日報到時，檢察官諭知於上開本件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規定等情，有前開判決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南地檢署執行筆錄各1份可稽。　㈡抗告人在前揭保護管束期間內，於113年4月26日逾期未至臺南地檢署報到，且經同署以113年4月30日南檢和察112執護助26字第1139031006號函，對抗告人上揭逾期未報到而違反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之事項予以告誡，並請抗告人於113年5 月17日上午10時至同署報到，且載知若再有違誤即得辦理撤銷緩刑之意旨，該函並按抗告人之臺南市○○區○○○街00號住所地寄送，而於113年5月6日由同居人收受完成送達，然抗告人迄今均未至同署報到等情，有前開函文、送達證書各1 份可憑，顯示抗告人已無意遵守保護管束之相關規定，其再依規定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及服從命令之可能性甚低。從而，抗告人於緩刑期間內，未能遵守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按時報到，有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4款事由，致檢察官無從執行保護管束命令，已屬情節重大，堪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本件聲請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至檢察官聲請意旨認抗告人因另涉犯詐欺案件，而為臺南地檢署以113年度偵字第7827號、7873號、8673號、11133號、 15028號、17563號、17987號、18224號、20141號、20239號案，以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以113年度偵字第42118號案偵辦中，且曾羈押於臺北看守所（按已於113年10月11日釋放），而有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1款之事由等語，惟抗告人所涉詐欺，仍在偵查而犯行未定，自不宜遽斷，且亦未見檢察官提出其他足證抗告人有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第2 第1款所「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情狀之證據，聲請意旨此部分所指尚難採認等語。　　　二、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自113年4月26日起，均有至臺南地檢署報到等語，並提出受保護管束人執行紀錄表1件為佐（見本院卷第7至9頁）。三、按緩刑制度設計之本旨，除避免執行短期自由刑之流弊外，亦在獎勵惡性較輕者使其遷善，而經宣告緩刑後，若有具體事證足認受宣告者並不因此有改過遷善之意，即不宜給予緩刑之寬典，故另有撤銷緩刑宣告制度。次按緩刑期內，執行保護管束者，對於受保護管束人應注意其生活行動及交往之人；受保護管束人在保護管束期間內，應遵守左列事項：㈠保持善良品行，不得與素行不良之人往還㈡服從檢察官及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㈢不得對被害人、告訴人或告發人尋釁㈣對於身體健康、生活情況及工作環境等，每月至少向執行保護管束者報告一次㈤非經執行保護管束者許可，不得離開受保護管束地，離開在10日以上時，應經檢察官核准；受保護管束人違反前條各款情形之一，情節重大者，檢察官得聲請撤銷保護管束或緩刑之宣告，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第74 條之2、第74條之3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檢察官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3第1項規定向法院聲請撤銷緩刑宣告時，法院就此即有裁量權，自應考量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所定「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之要件，為合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受刑人於緩刑期間內違反應遵守事項之情節是否重大。四、經查：　㈠抗告人因詐欺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審簡字第 720號刑事簡易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緩刑2年，並於111年12月13日確定在案，復由臺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執保助字第13號、執緩助字第9號案件執行，並對抗告人核發自111年12月13日起至11 3年12月12日止之執行保護管束指揮書，且抗告人於112年3 月14日報到時，檢察官諭知於上開本件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規定事項等情，有上開判決書、執行保護管束指揮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南地檢署執行筆錄各1份附卷可考。　㈡抗告人在上開保護管束期間內，於113年4月26日逾期未至臺南地檢署報到，而經同署以113年4月30日南檢和察112執護助26字第1139031006號函，對抗告人上揭逾期未報到而違反保護管束期間應遵守之事項予以告誡，並請抗告人於113年5 月17日上午10時至同署報到，而該函已向抗告人之住所地送達，亦於113年5月6日由同居人收受送達等節，固有前揭臺南地檢署函文、送達證書各1份在卷可佐，惟觀諸上開抗告人所提出之受保護管束人執行紀錄表（見本院卷第7至9頁），其中報到日期為113年5月17日、29日；同年6月12日、27 日；同年7月3日、24日；同年10月18日、25日；同年11月8 日、20日之欄位，均見有觀護人之職章，而本院據此向該觀護人查詢上情，經覆以：抗告人113年4月26日未依規定報到，由臺南地檢署113年4月30日告誡後，有於113年5月17日報到，後續都有按期報到，113年8月29日未報到係因抗告人另案羈押，於出所後也有通知同署，並於113年10月18日報到等語，有本院公務電話查詢紀錄表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43 頁），稽此，前揭原裁定所指抗告人於113年4月26日逾期未至臺南地檢署報到後，迄今均未至同署報到等情，尚難認與上開事證相合，要有究明之必要。五、綜上所述，抗告人是否有前揭原裁定所指於113年4月26日逾期未至臺南地檢署報到後，迄今均未至同署報到之情狀，而該當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4款所定事由，並有執行刑罰之必要，非無再予研求之餘地。抗告人執此提起抗告，尚非無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予以撤銷，為兼顧抗告人之審級利益，爰發回原審詳加調查，另為妥適之處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2024-12-26

TNHM-113-抗-610-20241226-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558號上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柏佑選任辯護人王聖傑律師黃昱凱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313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277號、第594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撤銷。陳柏佑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一項之洗錢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陳柏佑已預見替不熟識之他人代為收取陌生款項，極可能成為實行收受詐欺犯罪所得之人，即擔任詐欺取財的取財人員（俗稱車手），且將產生遮斷金流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竟仍與暱稱「杜拜」之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無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下稱「杜拜」）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縱使與「杜拜」共同詐取他人財物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亦不違背其本意之詐欺取財與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之犯意聯絡（無證據證明陳柏佑行為時明知或已預見參與詐欺取財之人數有可能達3人以上），推由「杜拜」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於民國113年3月間在網路上結識甲○○，指示甲○○下載「BitoPro幣托交易所」（下稱幣托交易所）之APP軟體並註冊帳號，再以不詳方式取得甲○○幣托交易所之電子錢包地址、帳號及密碼後，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再於113年4月30日前某日，佯裝為美髮產品業務員，至甲○○經營之店內推銷，向其佯稱：可定期提供美髮產品等語，以此方式對甲○○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與該人約定於113年4月30日至○○縣○○市○○路000號之統一超商○○商店（下稱統一超商○○門市），由甲○○交付美髮產品之價金新臺幣45萬元（無證據證明陳柏佑主觀上知悉「杜拜」及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如何施用詐術）。其後，陳柏佑依「杜拜」之指示，於同年4月30日晚間7時45分許，前往統一超商鑫斗門市，向甲○○收取現金新臺幣45萬元，造成甲○○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則於相應時間發送虛擬貨幣至甲○○幣托交易所之電子錢包，佯裝有實際交易虛擬貨幣之假象，以避免查緝。嗣陳柏佑於雲林高鐵站遭員警盤查，當場扣得上開新臺幣45萬元（已發還）及其餘新臺幣200萬元之不明款項，故陳柏佑未能依「杜拜」之指示成功將詐欺款項放置指定地點而移轉給「杜拜」，使掩飾、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之行為止於未遂階段。二、案經甲○○訴由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一、本院審理範圍：　　本件檢察官起訴被告陳柏佑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等罪嫌，經原審審理後，就被告被訴涉犯詐欺、洗錢未遂等罪均判處罪刑，並為沒收之諭知。嗣由檢察官就原審判決關於罪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而被告並未提起上訴，是關於原判決沒收之諭知部分，因未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罪刑之部分，合先敘明。二、證據能力之認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 至同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經查，本件以下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陳柏佑及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已於本院準備程序就證據能力均表示沒有意見，同意作為本案證據（本院卷第76至78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不當取供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本院認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顯示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逐一提示而為合法調查，自均得作為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貳、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本院審理時坦白承認（原審卷第205、213、217頁；本院卷第75頁），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下稱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所證述之情節一致（警卷第23至25頁、第27至32頁；偵4277卷第49至55頁、第61 頁），此外，復有告訴人提供其中華郵政帳號0000000-0000 000號帳戶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1份（警卷第49至52頁）、雲林縣警察局虎尾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警卷第33至37頁）、告訴人及被告手機截圖畫面照片各1 份（他卷第73至83頁）、員警113年5月1日職務報告1份（他卷第119頁）、員警113年6月21、24日職務報告共2份（偵42 77卷第67至69頁）、數位證物搜索及勘察採證同意書1紙（警卷第45頁）、告訴人提供雲林縣政府書函、商業登記抄本等資料1份（警卷第53至60頁）、贓物領據1紙（他卷第71頁）、自願受搜索同意書1紙（他卷第85頁）及告訴人手機內網頁畫面截圖1紙（偵4277卷第63頁）等件在卷可稽，是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堪以採取。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足可認定，應依法論科。參、新舊法比較及適用：　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二、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 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 日施行生效。其中關於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經修正為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之情況下，其刑度之上、下限有異，且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關於論以一般洗錢罪「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再者，一般洗錢罪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則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至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 條第3項之規定，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修正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等限制要件。本件依事實欄所載，被告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且其於偵查中否認被訴犯行，故被告並無上開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適用之餘地，揆諸前揭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說明，若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倘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論以新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綜合比較結果，應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　　肆、論罪部分：一、按（註：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祇須有第2條各款所示行為之一，而以第3條規定之特定犯罪作為聯結即為已足。倘行為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而將特定犯罪所得直接消費處分，甚或交予其他共同正犯予以隱匿，或由共同正犯以虛假交易外觀掩飾不法金流移動，即難認僅單純犯罪後處分贓物之行為，應仍構成（註：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或2款之洗錢行為（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02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依「杜拜」之指示，將於前揭時、地，自告訴人取得之上開款項，欲放置指定地點而移轉給「杜拜」，製造金流之斷點，致無從或難以追查前揭犯罪所得，而掩飾或隱匿該犯罪所得之去向，依前揭說明，自屬洗錢防制法所規範之洗錢行為。惟因被告於取得上開詐欺款項不久後，隨即遭警查獲，尚未及依「杜拜」指示將上開款項放置於指定地點並由「杜拜」取走，而未生隱匿犯罪所得去向之結果，應僅成立洗錢未遂罪。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2項、第1項之洗錢未遂罪。起訴書認被告所為成立洗錢既遂罪，容有未洽，惟正犯與幫助犯、既遂犯與未遂犯，其基本犯罪事實並無不同，僅犯罪之態樣或結果有所不同，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之問題（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02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三、又被告與「杜拜」間，就上揭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四、被告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洗錢未遂罪處斷。　　五、被告已著手實行洗錢行為，然因及時遭員警查獲，告訴人交付之款項最終未能被成功移轉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伍、撤銷改判之理由：一、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原審經比較新舊法後，認本案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適用被告行為後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與本院依據前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所為之認定不同，尚有未合，而檢察官執此上訴，並非無理由。二、據上，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上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合法方式賺取所需，竟與他人共同為本件詐欺取財、洗錢未遂等犯行，危害交易安全與社會金融秩序，及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權，所為非是，復酌以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所生損害，兼衡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原審卷第218至219頁），及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 項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 項前段、第364 條、第2 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明珊提起公訴，檢察官段可芳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2024-12-19

TNHM-113-金上訴-1558-20241219-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1344號上訴人即被告黃綾玉選任辯護人吳炳輝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452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189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黃綾玉知悉金融機構帳戶為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且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表徵，而申請開立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任何人可自行至不同金融機構申請開立多數帳戶使用，又現今社會詐騙案件層出不窮，詐騙份子經常利用他人金融帳戶以獲取詐騙犯罪所得，且可免於詐騙份子身分曝光，規避查緝，掩飾詐騙所得所在及實際去向，製造金流斷點，而依黃綾玉之社會經驗，應有相當智識程度，可預見將申請開立之金融機構帳戶提供予不具信賴關係之人使用，有遭不法詐騙者利用作為詐騙被害人轉帳匯款以取財及掩飾犯罪所得去向等犯罪工具之可能，竟基於縱若不法詐騙者持該金融帳戶作為詐騙他人款項匯入，且由其予以提領款項掩飾犯罪所得去向之用，亦不違反其本意之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6月19日12時20分許，將其申辦之土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件土銀帳戶）、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件兆豐銀行帳戶）、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件台新銀行帳戶）【上開三帳戶，以下合稱本案帳戶】資料提供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LINE暱稱「顏永華」之成年人（無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且無證據排除「顏永華」、「陳言俊貸款顧問」為同一人扮演之可能，下稱「顏永華」）及其所屬之詐欺集團（下稱上開詐欺集團），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並負責提領上開詐欺集團詐欺所得贓款之工作，而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分別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旋為下列犯行：　㈠於112年6月27日10時13分許，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透過LINE撥打電話予甲○○之父，並佯裝為其外甥黃永勳對之謊稱：急借款應急云云，甲○○之父乃將此不實訊息轉告甲○○，致甲○○亦因此陷於錯誤，而於112年6月27日11時24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68萬元至本件土銀帳戶。　　㈡自112年6月16日14時許起，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以LIN E暱稱「陳文政」之假冒身份向乙○○謊稱：因健保卡被盜用遭被害人提告，需繳交保證金云云，致乙○○陷於錯誤，而於 112年6月27日12時27分許，匯款20萬元至本件兆豐銀行帳戶。　　　㈢復由黃綾玉依照「顏永華」之指示，為下列行為：　⑴於112年6月27日11時47分、同日12時6分、同日12時7分許，分別自本件土銀帳戶，提領48萬8千元、6萬元、6萬元，並於112年6月27日14時5分自本件土銀帳戶，轉帳7萬2千元至本件台新銀行帳戶。　⑵於112年6月27日13時28分自本件兆豐銀行帳戶，提領18萬5千元，並於112年6月27日14時5分自本件兆豐銀行帳戶轉帳1萬 5千元至本件台新銀行帳戶。　⑶於112年6月27日14時25分、同日14時28分，自本件台新銀行帳戶提款7萬5千元、1萬2千元。　⑷黃綾玉依指示提領前揭款項後，復依「顏永華」之指示，於1 12年6月27日13時10分許、50分許及14時52分許，前去臺南市○○區○○路0段00號前，陸續將所領之60萬8000元、18萬500 0元、8萬7000元轉交予「顏永華」指定之人（無證據證明為未成年人，且無證據排除與「顏永華」、「陳言俊貸款顧問」為同一人扮演之可能），以此輾轉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嗣因甲○○、乙○○察覺有異，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甲○○、乙○○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報告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之認定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同法第159條之1 至同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規定。經查，本件以下所引用之供述證據，檢察官、被告黃綾玉及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已於本院準備程序就證據能力均表示沒有意見，同意作為本案證據（見本院卷第54至56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而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不當取供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本院認均有證據能力。又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顯示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逐一提示而為合法調查，自均得作為本案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合先敘明。貳、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固坦認其於112年6月19日12時20分許，將其名下之　　本案帳戶資料提供與「顏永華」使用，並依「顏永華」之指示，提領匯入本案帳戶內之款項，再將領得款項交與「顏永華」指定之人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洗錢、詐欺取財等犯行，而被告及其辯護人分別執以下列情詞置辯：　㈠被告辯稱：我會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與「顏永華」，是因為「顏永華」說可以幫我向台新銀行辦理貸款，他先跟公司借錢匯款入我的帳戶要做資金美化，並幫我做債務整合，還找人來臺南要我把匯入帳戶的錢交給他們的人員，所以我才會做提領交付款項的行為，都是「顏永華」叫我做的云云。　㈡辯護意旨辯以：被告確因債務整合，而遭詐欺集團利用帳戶詐欺取財，並未實際參與犯罪之決策角色，不應論以共同正犯，且詐欺集團近來詐騙手段花招百出，稍有不慎即遭其利用作為人頭，被告雖前有小額貸款經驗，然累積一定債務之後，盼能整合本身債務並重新出發，為提昇其個人信用而減少利息之支出，而聽信其等所言致遭到詐騙整合債務利用其帳戶詐騙被害人，其過程固有未盡注意疏失之處，然因涉世未深之情形，亦無一般理財之專業常識而貿然誤信，尚可理解其經濟之窘迫情形而有草率之處，然其全述亦非全然無據。本案被告本身因罹患中度躁鬱症長期觀察服藥之病態資料及雙側聽力障礙，確因意識判斷能力較低，致誤信詐欺集團債務整合而受騙，但本意確無故意詐騙之舉，應諭知被告無罪判決，若認其犯行成立，充其量亦應屬幫助詐欺構成要件之行為，並應依刑法第19條規定減輕量刑等語。二、經查：　㈠被告於112年6月19日12時20分許，將其名下之本案帳戶資料提供與「顏永華」使用，而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年成員於前揭時間，以前揭方式，分別致告訴人甲○○、乙○○陷於錯誤，依指示各於上開匯款時間，將上開金額款項匯入本件土銀帳戶、本件兆豐銀行帳戶內，被告則依「顏永華」之指示為事實欄一㈢所示之提款、轉帳行為，並將領得款項交與「顏永華」指定之人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在卷　　（見本院卷第53頁），並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甲○○、乙○○於警詢時所證述情節一致（見警卷第9至11頁、第35至37頁），復有告訴人甲○○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告訴人甲○○提出之第一銀行匯款申請書回條、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大園分局竹圍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乙 ○○台中銀行存摺封面及內頁影本、告訴人乙○○提出之與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對話紀錄、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甲分局大甲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本件土銀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本件兆豐銀行帳戶開戶資料、交易明細（見警卷第15至19頁、第21頁、第25至33頁、第39至41頁、第45頁、第49至55頁、第59至79頁、第83至89 頁、第93至102頁）；本件台新銀行帳戶之交易明細、被告提出之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4張（見警卷第103至111頁、第123至125頁），及被告與「顏永華」LINE對話紀錄（見警卷第129至145頁）等件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確定故意（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所謂不確定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金融帳戶係個人資金流通之交易工具，事關帳戶申請人個人之財產權益，進出款項亦將影響其個人社會信用評價，極具專屬性，且金融機構開立帳戶多無特殊限制，一般民眾皆得以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之方式申請之，一般人可在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之存款帳戶使用，此乃眾所周知之事實，如非供作不法用途，任何人大可以自己名義申請開戶，而金融帳戶具專有性，若落入不明人士手中，更極易被利用為取贓之犯罪工具，是以金融帳戶具有強烈之屬人性及隱私性，應以本人使用為原則，衡諸常情，若非與本人有密切關係或特殊信賴關係，實無任意供他人使用之理，縱有交付個人帳戶供他人使用之特殊情形，亦必會先行了解他人使用帳戶之目的始行提供，並儘速要求返還。又詐欺集團經常利用收購、租用之方式取得他人帳戶，亦可能以應徵工作、薪資轉帳、質押借款、辦理貸款等不同名目誘使他人交付帳戶，藉此隱匿其財產犯罪之不法行徑，規避執法人員之查緝，並掩飾、確保因自己犯罪所得之財物，類此在社會上層出不窮之案件，已廣為新聞傳播媒體所報導，政府有關單位亦致力宣導民眾多加注意防範，是避免此等專屬性甚高之物品被不明人士利用為犯罪工具，當為具有正常智識者在一般社會生活中所應有之認識。查被告於案發時係年滿42歲且智識正常之成年人，參酌其於原審審理時自承高職畢業之教育程度，及有從事作業員之工作，先前亦有向中信銀行、土地銀行、臺灣銀行辦理貸款之經驗（見原審卷第35至38頁、第40頁），可知被告係智識正常，且有相當社會歷練之成年人，對於帳戶不能任意提供他人使用，否則可能遭他人供犯罪行為不法使用，亦有認知，是其對於上情自難諉為不知，然其竟任意將本案帳戶提供予不詳之人容任其使用，且進而親自提款後，轉交予不詳之人，事後則辯以係為借貸以規避責任，其顯已預見一般人取得他人金融帳戶，可用以取得詐欺贓款及掩飾犯行不易遭人追查，且主觀上認識帳戶可作為收受提領詐欺犯罪所得使用，他人提領後會產生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卻以縱若有人持以犯罪，亦不違反其本意而容任不詳之人使用本案帳戶，並親自提領該帳戶內之款項後，轉交予「顏永華」指定之人。稽此，被告對於其提供本案帳戶，使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得以利用該帳戶收受告訴人甲○○、乙○○受詐騙之款項，並由被告加以提領後，轉交予「顏永華」指定之人，而形成資金追查斷點之洗錢行為既有預見，猶提供本案帳戶供對方使用，其主觀上顯有縱有人利用其本案帳戶作為洗錢之用，亦容任其發生之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㈢被告及其辯護人雖執憑前揭情詞置辯，然以：　⑴被告於本件行為時已為年滿42歲之成年人，而據前揭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所為其之教育程度、工作及貸款經驗之陳述，堪認被告為具有基本智識程度及相當社會經歷之人，亦有申辦貸款之相關經驗，衡情應知悉妥為管理個人金融帳戶，不得任意提供與他人收受不明匯款使用之重要性。又被告係供稱：我於112年5、6月間，在網路LINE認識「顏永華」、「陳言俊貸款顧問」，並互加好友，我也沒有實際見過「顏永華」、「陳言俊貸款顧問」本人，我不知道、也沒有確認過他們的真實姓名、年籍資料、任職公司名稱或地址，除了通訊軟體LINE之外，我沒有其他與對方聯繫的方式等語（見警卷第3頁；原審卷第37至39頁），足認被告與「顏永華」彼此並非熟識，除能透過通訊軟體LINE與對方聯繫外，對於對方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身分背景、任職公司名稱、地址等資訊均一無所知，雙方並無特殊交情或密切信賴關係，且上開聯繫方式一經對方不予回應，被告即與對方陷於失聯，並無任何主動聯繫對方之管道，復參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承：當時的想法是只要貸款能下來就好了等語（見原審卷第38 頁），是於欠缺相當信賴基礎之情形下，尚無從以對方所稱僅係協助申辦貸款之流程等節，即逕認被告已能確信自己提供金融帳戶收受、提領及轉交之款項並未涉及不法。　⑵又據被告所供：「顏永華」說要幫我美化資金，說辦理貸款比較好做，所以錢要放在我的帳戶，讓資金有流動，這樣辦貸款比較好過，對方說我領出來的錢是他人跟他借的，要匯到我的帳戶等語（見原審卷第38頁），可知本件「顏永華」要求被告提供名下金融帳戶帳號，並由被告提領、轉交匯入該等帳戶內不明款項，向被告所稱之原因，係為製造金流進、出紀錄，假造被告之財力證明，以向銀行申辦貸款，而此等情節非但與前揭被告先前申辦貸款諮詢銀行時，要求被告提出之存摺封面影本、經濟證明（公司的薪資轉帳證明）等相關資料之情形有別，更與社會通念一般認知之代辦貸款公司業務運作情形顯有不同，實有相當可疑之處，復參以被告與「顏永華」對話紀錄中，「顏永華」要求被告至銀行領取前揭款項時，如銀行行員質問時，需向銀行行員告知以現金方式結算會有回扣2％，且要求被告佩戴公司識別證以為佐證（見警卷第133頁所示對話紀錄），可見被告亦知「顏永華」指示其對銀行行員說謊，此顯非正當代辦公司所應為，益徵被告主觀上並非完全陷於錯誤，而係因貸款之資金需求，刻意忽視詐欺集團成員所述不合常理之情節，於對方所述情形已明顯悖於申辦貸款流程之情形下，仍單憑對方之片面陳述，率爾同意素不相識、瞭解不深且不知能否信任之人匯入來源、性質均屬不明之款項至自己名下之金融帳戶，並依對方指示提領、轉交該等不明款項與不詳之人，自難謂被告能確保所提領、轉交之金錢為合法款項。　⑶辯護意旨固辯以：被告因聽信詐欺集團所言致遭到詐騙整合債務利用其帳戶詐騙被害人，其過程雖有未盡注意疏失之處，然本意確無故意詐騙之舉，應諭知被告無罪判決，而被告未實際參與犯罪之決策角色，若認其犯行成立，充其量亦應屬幫助詐欺構成要件之行為，不應論以共同正犯。且被告本身因罹患中度躁鬱症及雙側聽力障礙，意識判斷能力較低，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規定減輕量刑等節。惟核與前揭各項事證有間，已難遽採，況查：　①依被告之智識程度、社會經歷、先前申辦貸款之經驗，及其與「顏永華」等人聯繫代辦貸款事宜，依照對方指示提供金融帳戶，並領取匯入其內性質、來源均屬不明之款項，再轉交與不詳他人，以「美化帳戶」等與貸款公司業務運作常態不符之諸多可疑情形，參以近年來政府加強宣導防範詐欺犯罪等情，被告對於對方之身分、背景及說詞，非可完全信賴而仍應存有懷疑，卻在未查證對方真實身分及行為合法性之情形下，僅因自身申辦貸款之資金需求，率爾為上開提供金融帳戶、提領並轉交不明款項之行為，對於所提供之金融帳戶極可能供作詐欺取財等財產犯罪之不法目的使用，所提領、轉交之款項極可能係特定犯罪所得等節，當均有合理之認識及預見，且對於此等犯罪風險之發生亦不違背其本意，益徵被告行為時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而非僅係有認識之過失行為。　②按共同正犯因相互間利用他方之行為，以遂行其犯意之實現，本於責任共同之原則，共同正犯應對所參與犯罪之全部事實負責，且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例、100 年度台上字第692 、59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以合同之意思而參加犯罪，即係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縱其所參與者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仍屬共同正犯；又所謂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者，係指其所參與者非直接構成某種犯罪事實之內容，而僅係助成其犯罪事實實現之行為而言，苟已參與構成某種犯罪事實之一部，即屬分擔實行犯罪之行為，雖僅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仍屬共同正犯（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41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本案雖無證據證明被告直接對告訴人2人施用詐術，然其可得預見提供帳戶與他人使用，並提領帳戶內之款項後轉交他人，有為詐欺集團取得詐欺財物以躲避查緝之可能，竟仍決意依「顏永華」之指示為前揭事實欄所示，使「顏永華」得以順利完成詐欺取財之行為，足徵其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分工，而與「顏永華」間，互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縱被告並未與「顏永華」間有直接之犯意聯絡，揆諸上揭說明，仍無礙於被告與「顏永華」形成犯意聯絡，並應就其等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至被告雖係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而為本案詐欺犯行，已如前述，然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除犯罪構成事實以「明知」為要件，行為人須具有直接故意外，共同正犯對於構成犯罪事實既已「明知」或「預見」，其認識完全無缺，進而基此共同之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彼此間在意思上自得合而為一，形成犯罪意思之聯絡，是行為人分別基於直接故意與間接故意實行犯罪行為，仍可成立共同正犯（最高法院107 年度台上字第3209號判決意旨參照），則被告與「顏永華」之直接故意詐欺犯行間，仍得論以共同正犯。被告與「顏永華」間，就本件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而辯護意旨此部分所辯情節，尚難認有據可採。　⑷辯護意旨復辯稱：被告本身因罹患中度躁鬱症及雙側聽力障礙，意識判斷能力較低，應依刑法第19條規定減輕量刑等語，並提出113年9月6日台南新樓醫院診斷證明書（應診日期：113年1月2日；病名：輕鬱症）、113年9月20日殷建智精神科診所診斷證明書（應診日期：110年8月14日至113年9月 20日；病名：憂鬱症）、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門診病歷、113年10月15日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應診日期：113年10月15日；病名：雙側聽力障礙）　　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61頁、第81至103頁、第145頁）。然以：　　①按犯罪行為人刑事責任能力之判斷，以行為人理解法律規範，認知、辨識行為違法之意識能力，及依其認知而為行為之控制能力二者，為關鍵指標；且刑事責任能力之有無，應本諸「責任能力與行為同時存在原則」，依行為時之精神狀態定之。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固得委諸於醫學專家之鑑定，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意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刑法第19條所規定得據以不罰或減輕其刑之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既依犯罪行為時狀態定之，自應由法院本其調查證據之結果，加以判斷。醫學專家對行為人精神狀態進行鑑定結果，提供某種生理或心理學上之概念，法院固得將該心理學上之概念資為判斷資料，然非謂該鑑定結果得全然取代法院之判斷，行為人責任能力有無之認定，仍屬法院綜合全部調查所得資料，而為採證認事職權合法行使之結果。　②觀諸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之歷次供述，就提問者之疑問，被告均能具體回答並應答切題，而被告於案發後就其所為行為之原因、動機及前後過程均能清楚交代，且先後所陳述之案發過程，核無未合，足認被告於本案行為時，明確知悉其所為之行為為何，對外界事務之判斷及自由決定意思之能力，並未較普通人之平均程度顯然減退，則被告是否有行為時無責任能力或責任能力減低之情，應屬有疑。　　③被告固提出上開台南新樓醫院診斷證明書、殷建智精神科診所診斷證明書、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門診病歷、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件，以證明其罹患中度躁鬱症及雙側聽力障礙，致意識判斷能力較低等情，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陳稱：我三年多前因為庭呈診斷證明書所載疾病，就有去奇美醫院就診，也有到診所，今日庭呈是後來轉診到新樓醫院就診資料等語（見本院卷第57頁），可知被告係因憂鬱症之精神疾病固定就醫，而被告案發當時亦未受到明顯精神症狀導致現實感明顯受損、亦無明顯認知功能缺損或智力障礙之證據，故可知其在接受及判斷外在環境刺激、自我抉擇與行為決定上，仍具有認識與瞭解現實與社會規範的認知能力，且能依照自主意志自由行為，縱被告情緒因罹患憂鬱症呈現低落，惟並無認知、辨識能力之障礙，而其既尚未達於影響日常生活之病態程度，亦難逕執以認定被告有行為時無責任能力或責任能力減低之情事。從而，尚無足憑此即論斷被告於行為時已因上開其所罹病症，達到導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顯著減低之情形。　④稽此，被告為本案行為時，並未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亦無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降低之情事，自無依刑法第19條之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之餘地，則以辯護意旨上開所辯，難認可採。　　⑸職是，被告及其辯護人前揭所辯各節，自無從採取，亦不足　　逕執為有利被告認定之憑佐。　㈣又前揭收受被告所提供本案帳戶資料，進而從事詐騙行為之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雖無證據顯示為成年人，惟亦無證據顯示其為兒童或少年，爰依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認定該詐欺集團成員係成年人。且本件依現存之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係對告訴人2人實施詐術之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惟由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知悉被告之本案帳戶帳號，且與被告有信任關係，信賴被告提領所詐取之金錢，確保其耗費精神所詐取之金錢不致由他人取得，可認被告應與上開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就事實欄一所示犯行（下稱本件犯行），均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　㈤公訴意旨雖認被告提供上開金融帳戶與「顏永華」使用，復依「顏永華」之指示，提領、轉交詐騙得款，而就前揭上開詐欺集團成員持該等金融帳戶詐騙告訴人2人部分，具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等語。然依被告所提出於通訊軟體LINE之聊天紀錄文字檔顯示（見警卷第12 9至145頁），被告固分別有與「顏永華」、「陳言俊貸款顧問」進行聯繫之紀錄，惟因網路交流具有匿名及一人可用多數帳號之特性，是「顏永華」、「陳言俊貸款顧問」、實際交付款項之對象綽號「文傑」之人，是否即為一人分飾多角，尚非無疑，況被告供稱：我沒有實際見過「顏永華」或「陳言俊貸款顧問」等語（見原審卷第39頁），而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之記載，除「顏永華」外，雖尚提及「該人所屬之詐欺集團成員」，然並無該等第三人之具體姓名或年籍資料可供查證，自無從採認。至告訴人2人雖分別證稱係接獲假冒外甥、法院主任及派出所警員之詐欺集團成員來電詐騙，然卷內並無積極證據顯示被告於與對方聯繫過程中，得以知悉本件有上開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或第三人涉入，客觀上亦難排除對告訴人2人施用詐術者係一人分飾多角之情形，要不足單憑此類犯罪常有多名共犯之分工情形，遽認本件詐欺犯行確係三人以上之共犯所為，且縱客觀上有三人以上之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共犯，然依被告於本件負責後階段提領、轉交詐騙款項之角色，難認其主觀上知悉前階段對被害人實施詐術之具體詐騙細節或有何人參與，則被告是否得以知悉或預見除與其接洽之人外，尚有其他共犯存在，即非無疑，此部分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難以遽認被告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是認被告行為時主觀上僅有基於不確定故意，而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具有普通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三、綜上所述，被告及其辯護人所持之辯解委無足取，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揭犯行，足可認定，應依法論科。參、新舊法比較及適用：一、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二、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31 條，除第6、11條之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同年8月2 日施行生效。其中關於一般洗錢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經修正為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關於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之情況下，其刑度之上、下限有異，且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關於論以一般洗錢罪「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因本案前置特定不法行為係刑法第339條第1項普通詐欺取財罪，而修正前一般洗錢罪（下稱舊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上限受不得逾普通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5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拘束，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再者，一般洗錢罪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則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並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3項之科刑上限規定；至於犯一般洗錢罪之減刑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 條第3項之規定，同以被告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為前提，修正後之規定並增列「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等限制要件。本件依事實欄一所載，被告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且其始終否認被訴犯行，故被告並無上開修正前、後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適用之餘地，揆諸前揭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說明，若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論以舊一般洗錢罪，其量刑範圍（類處斷刑）為有期徒刑2月至5年；倘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論以新一般洗錢罪，其處斷刑框架則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綜合比較結果，應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肆、論罪部分：一、按洗錢防制法業於105 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並於000 年0 月00日生效施行。依修正後即現行（按：已於113年7月31日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 條第2 款、第3 條第2 款規定，掩飾或隱匿刑法第339 條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即構成洗錢行為。是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掩飾刑法第339 條詐欺取財犯罪所得去向、所在之行為，亦可構成洗錢罪。參諸洗錢防制法第2 條修正之立法理由，可知本次修正洗錢行為之定義，係因修正前條文對洗錢行為之定義範圍過窄，對於洗錢行為之防制與處罰難以有效達成，為擴大洗錢行為之定義，以含括洗錢之各階段行為。又洗錢之前置犯罪完成，取得財產後所為隱匿或掩飾該財產的真實性質、來源、所在地、處置、轉移、相關的權利或所有權之行為，固為典型洗錢行為無疑，然於犯罪人為前置犯罪時，即提供帳戶供犯罪人作為取得犯罪所得之人頭帳戶，或於其後交付犯罪所得款項製造金流斷點，致無法查得犯罪所得流向等，均會產生掩飾或隱匿該犯罪不法所得真正去向之洗錢效果。亦即，從犯罪者之角度觀察，犯罪行為人為避免犯行遭查獲，會盡全力滅證，但對於犯罪之成果即犯罪所得，反而會盡全力維護，顯見洗錢犯罪本質上本無從確知犯罪行為之存在，僅為合理限制洗錢犯罪之處罰，乃以不法金流與特定犯罪有連結為必要。是以，依犯罪行為人取得該不法金流之方式，已明顯與洗錢防制規定相悖，有意規避洗錢防制規定，為落實洗錢防制，避免不法金流流動，自不以提供帳戶為限，亦包括取得款項後，將款項交予犯罪組織之其他成員，致無法或難以追查犯罪所得去向之洗錢結果。本次修法既於立法理由中明示掩飾不法所得去向之行為亦構成洗錢，則以匯款或交付現金等方式，致產生掩飾或隱匿不法犯罪所得真正去向之行為，亦屬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1 項所規範之洗錢類型（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174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在前開詐欺款項匯入本件土銀帳戶、本件兆豐銀行帳戶後，即分別提領、轉帳，製造金流之斷點，致無從或難以追查前揭犯罪所得，而掩飾、隱匿該犯罪所得之去向，依上開說明，自屬洗錢防制法所規範之洗錢行為。　二、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共2罪）。三、公訴意旨雖認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詐騙告訴人2 人部分，均係涉犯刑法第339 條之4 第1 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嫌，然本件僅能認定被告行為時，主觀上有基於不確定故意，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形成普通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詳如前述，是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容有未合，　　惟起訴書所載之犯罪事實，與本院所認定之事實，兩者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原審、本院已告知相關罪名（見原審卷第40頁；本院卷第51頁、第127頁），無礙被告防禦權行使及法律適用，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四、被告與「顏永華」間，就上開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五、被告就本件犯行，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 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洗錢罪處斷。六、又按刑法加重詐欺取財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依一般社會通念，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定其犯罪之罪數，易言之，被害人不同，受侵害之法益亦殊，即屬數罪，自應按其行為之次數，一罪一罰（最高法院 111年度台上字第464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被告上開所犯不同被害人之2 次洗錢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伍、沒收部分：　　　　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為同法第 25條第1項規定，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次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號判決意旨參照）。據前所述，被告洗錢犯行所隱匿之詐欺所得財物，固為其本案所隱匿之洗錢財物，本應全數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 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惟依卷內資料，堪認上開詐欺集團向告訴人2人詐得之款項，業經被告上繳上開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收受，復無證據足認被告於本案實際上有何所得，而其洗錢之財物均由本案詐欺集團上游成員取走，如對被告宣告沒收其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另依卷內證據資料，尚無證據證明被告已因本案犯行獲得報酬，即無從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犯罪所得，附此敘明。陸、駁回上訴之理由：一、原審經詳細調查及審理後，基於以上相同之認定，並審酌我國詐欺事件頻傳，嚴重損及社會治安及國際形象，而偵查機關因人頭帳戶氾濫，導致查緝不易，受害人則求償無門，成為犯罪偵查之死角，相關權責機關無不透過各種方式極力呼籲及提醒，而被告為圖獲得貸款，提供其申辦之銀行帳戶給「顏永華」使用，甚而依「顏永華」指示提領後轉交款項，其所為實應予以非難，另斟酌告訴人於本案所受損害之程度、被告於犯罪後，坦承提供銀行帳戶及提領後轉交款項等行為，惟始終否認犯行，迄今尚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態度，另斟酌被告之品行、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均詳卷）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4月（共2罪），均併科罰金3萬元，並就併科罰金部分，均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再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4萬元，及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另就沒收部分說明：被告提領之款項，均已轉交「顏永華」者，此有被告與「顏永華」之對話紀錄1份在卷（參見警卷第135至137頁），此外，亦無證據足認被告於本案中確有所得，故不予宣告沒收其犯罪所得。經核原審上開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稱允恰。至原審就本件被告所為犯行雖未及審酌洗錢防制法之修正，惟原審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規定予以論罪科刑，因結果並無不同，對判決不生影響，原判決適用行為時法論科，而未比較適用，並不構成撤銷之原因（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70 號判決意旨參照），併予說明。二、被告猶執前詞提起上訴否認犯罪，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惟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2395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參酌卷內各項供述、非供述證據相互勾稽，而為綜合判斷、取捨，據此認定犯罪事實，並於理由欄內詳為說明判斷依據與心證，且經本院就被告辯解無法採信之理由論述如前，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否認犯罪，要係對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任意指摘原判決不當，尚非可採，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胡晟榮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2024-12-19

TNHM-113-金上訴-1344-20241219-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違反保護令罪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47號上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和益選任辯護人簡承佑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保護令罪案件，不服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 2年度易字第61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22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本院審理範圍：　　本件檢察官起訴被告張和益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犯罪事實欄一㈠至㈣所示部分，均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罪嫌。原審審理後，就前揭被告被訴部分（即原判決理由欄一㈠至㈣所示部分），均為無罪之諭知。嗣由檢察官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被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犯罪事實欄一㈡、㈣所示（即原判決理由欄一㈡、㈣所示）無罪部分提起上訴，而就其餘被訴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犯罪事實欄一㈠、㈢所示部分（即原判決理由欄一㈠、㈢所示部分）並未提起上訴，是關於原判決理由欄一㈠、㈢所示部分，因未上訴而確定，不在本院審理範圍，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理由欄一㈡、㈣所示（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犯罪事實欄一㈡、㈣所示）無罪部分，合先敘明。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與告訴人甲○○前為夫妻關係，其等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緣被告前經原審法院於民國111年6月29日，以111年度家護字第345號案件核發民事通常保護令（下稱本案保護令），命被告不得對告訴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且不得直接或間接對於告訴人為騷擾、跟蹤行為，保護令有效期間2年，並由雲林縣警察局西螺分局員警於同年7月6日16時20分許，對被告執行上開保護令並告知保護令之內容。而被告明知上開通常保護令之內容，竟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被告基於違反保護令之犯意，於保護令有效期間之112年4月初晚間某時，在雲林縣斗南鎮之住處（地址詳卷，下稱本案房屋），詢問告訴人是否要煮飯供其食用，致告訴人感到不安，以此方式騷擾告訴人而違反本案保護令（即原判決理由欄一㈡所示部分，下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部分）。二、被告基於違反保護令之犯意，於保護令有效期間之112年5月1 0日20時許，在本案房屋，以凶狠之語氣向告訴人表示：「你要給我新臺幣（下同）5,000元，我的生意已經很不好了，你知道嗎」等語（下稱系爭言詞），而向告訴人索取5,00 0元房屋稅，致告訴人感到不安，以此方式騷擾告訴人而違反本案保護令（即原判決理由欄一㈣所示部分，下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二部分）。三、因認被告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二所示部分，均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61條第2款之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罪嫌等語。參、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無證據能力、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155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 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參照）。況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亦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例意旨參照）。肆、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中之指述；證人張書豪之證述，及原審法院111年度家護字第345號民事通常保護令（即本案保護令）裁定、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等件為其論據。伍、訊據被告固坦認其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所示時、地，詢問告訴人是否要煮飯供其食用，另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二所示時、地，向告訴人表示系爭言詞等情，惟堅決否認有何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辯稱：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部分，我沒有騷擾告訴人，我是跟告訴人開玩笑的；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二部分，因為告訴人之前有跟我拿錢去繳牌照稅，但事實上並沒有繳造成我車子報廢，所以要討回來去繳房屋稅，因為房屋也是告訴人在住，我沒有騷擾她，我只是跟她講一講，她不要就算了等語。而被告之選任辯護人復執以告訴人與被告離婚後仍住在本案房屋，被告當時雖然沒有住在本案房屋，但幾乎是每天會去祭拜祖先，與告訴人本來就會相遇，而雙方離婚不是一定會變成仇人，被告詢問告訴人是否要煮飯供其食用，只是打招呼、開玩笑的方式，這是很普通的見面對話，不是騷擾行為。又被告對告訴人為系爭言詞，只是一個普通的請教或詢問問題。而本案保護令裁定係命被告不得對告訴人跟蹤、騷擾，而被告行為是與告訴人間平常對話，不是故意去找告訴人，並不構成騷擾等詞為被告辯護。陸、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08 條規定：「判決書應分別記載其裁判之主文與理由；有罪之判決並應記載犯罪事實，且得與理由合併記載。」，同法第310 條第1 款規定：「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分別情形記載左列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及同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揆諸上開規定，刑事判決書應記載主文與理由，於有罪判決書方須記載犯罪事實，並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所謂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該法第154 條第2 項規定之「應依證據認定之」之「證據」。職故，有罪判決書理由內所記載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即為經嚴格證明之證據，另外涉及僅須自由證明事項，即不限定有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及彈劾證人信用性可不具證據能力之彈劾證據。在無罪判決書內，因檢察官起訴之事實，法院審理結果，認為被告之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則被告並無檢察官所起訴之犯罪事實存在，既無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所規定「應依證據認定之」事實存在。因此，判決書僅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理由內記載事項，為法院形成主文所由生之心證，其論斷僅要求與卷內所存在之證據資料相符，或其論斷與論理法則無違，通常均以卷內證據資料彈劾其他證據之不具信用性，無法證明檢察官起訴之事實存在，所使用之證據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之證據為限，是以本件被告既經本院認定應受無罪之諭知，本判決即不再論述所援引有關證據之證據能力，合先敘明。柒、經查：一、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夫妻，其2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 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前經原審法院於111年6月29日，以111年度家護字第345號民事通常保護令（即本案保護令），裁定其不得對告訴人實施家庭暴力行為，亦不得直接或間接對告訴人為騷擾、跟蹤之行為，並應完成處遇計畫，保護令之有效期間為2年，且經警方於同年7月6日向被告執行本案保護令，被告已知悉本案保護令內容等情，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卷第3頁反面、第19頁；原審易卷第86頁、第204頁），復有本案保護令裁定、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保護令執行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卷第9頁、第11頁），是此部分事實，先予認定。二、又被告於112年4月初某日晚間，在本案房屋，詢問告訴人是否要煮飯供其食用。另被告於112年5月10日20時許，在本案房屋，因要繳納房屋稅，向告訴人表示系爭言詞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坦白承認（見偵卷第3至4頁、第19至20頁；原審易卷第88至91頁、第205至214 頁；本院卷第59頁），並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原審審理時所證述之情節一致（見偵卷第5至6頁、第18至20頁；原審易卷第165至198頁），則以前揭各情，亦固堪認定。三、惟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所稱「騷擾」，係指任何打擾、警告、嘲弄或辱罵他人之言語、動作或製造使人心生畏怖情境之行為，該法第2條第1款、第4款固規定甚明。然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傷害，而非在取得保護令之一方無法接受他方之言行時，即遽認他方之言行構成該法之「騷擾」，否則即有濫行使用保護令之虞。如家庭成員相互間因感情不睦，致起勃谿，且客觀上難認一方須確實處於受他方身體或精神上暴力的威脅，即難認是實施精神上不法侵害或騷擾的行為。亦即該法所謂的「騷擾」，自應參酌立法精神為合目的性限縮，綜合個案整體情節、緣由、始末等，交互參酌，需具備惡意性及積極侵害性者，始足當之。是以，保護令相對人所為的行為如非專以侵害保護令聲請人為目的，或兼有其他主張或保護合法權利的目的，縱使所為行為已使保護令聲請人產生不快不安或痛苦畏懼，仍與家庭暴力防治法所謂「騷擾」的概念不符，而不應以違反保護令罪相繩。又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精神，在於保護處於家庭暴力危險中之被害人免受家庭暴力行為之傷害，故被害人須確實處於受暴之危險，而被害人也確實感受暴力之精神威脅時，始足認有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家庭暴力行為，且騷擾之行為，其程度雖較精神上不法侵害為輕，然仍應具備惡意性、起始性及積極侵害性，從而，行為人（即保護令之相對人）之言語、舉動，是否已合於「騷擾」之要件，仍應綜依個案整體情節、緣由始末等交相參酌社會上一般客觀標準而為認定，倘行為人所為，並未逾越常情之合理範圍，不得僅因被害人對行為人之言行感到不滿或不快，遽認受保護令約束之一方對他方即有騷擾行為。況違反本規定而為騷擾之行為，即屬違反保護令罪，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10萬元以下罰金，同法第61條第2款亦定有明文。揆諸本罪之最高刑度可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且由該法文義可以得知，僅僅是不愉快或討厭的行為尚不足以構成騷擾罪，只有當行為達到使人產生恐懼、不安或壓力的程度，並且影響了受保護人的身心狀態時，方才會被認為具備了侵害的條件。　　而查：　　　㈠關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部分：　⑴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原審審理時證稱：在婚姻期間，長期都是我煮飯給被告吃，但我準備跟他離婚的時候就沒有煮給他吃，在112年4月初的某日晚上，被告嘻皮笑臉問說煮飯有我的份嗎？可以給我吃嗎？讓我覺得又生氣又困擾，我後來也沒有煮給他吃等語（見偵卷第5至6頁、第18至20頁；原審易卷第164至198頁）。　⑵證人張書豪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告訴人在本案保護令核發之前，就沒有煮飯給被告吃了，好像是因為某一次發生爭執，之後告訴人就沒有再煮飯給被告吃等語（見原審易卷第150 頁）。　⑶被告供稱：當時我回本案房屋要祭拜祖先，我問告訴人有沒有煮我的飯，我只是跟她開玩笑，我已經吃飽了，她沒有理會我，我就離開去拜祖先，我知道告訴人不可能煮飯給我吃，我是想說以前是夫妻，不用都一板一眼等語（見原審易卷第88至89頁、205至206頁）。　⑷據前揭被告所述及告訴人、證人張書豪所證情節，被告雖知悉依當時其與告訴人之關係、相處情形，告訴人應不會煮飯給其吃，而其仍詢問告訴人有無煮飯給其吃，固使告訴人感到不愉快，惟被告所採取之行為僅係單純以言語詢問告訴人，且所用詞彙屬中性，並無任何不雅、激烈字眼，也未再糾纏告訴人，尚不足認被告此部分行為具備有惡意性及積極侵害性，而已對告訴人直接產生一定程度之生理、心理上影響，揆諸上開說明，要無從認屬騷擾之行為，且據前述，告訴人對被告本已多有不滿，自不能僅憑告訴人主觀上認為被告行為構成「騷擾」行為即遽予採認，是難逕認被告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部分所指之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　㈡關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二部分：　⑴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原審審理時證稱：於112年5月10日20 時許，被告和我獨自在本案房屋客廳，被告以要我幫他繳交房屋稅為由，向我索取5,000元，他用很兇的口氣跟我說你要給我5,000元，我的生意已經很不好了，你知道嗎。我跟被告已經不是夫妻，他還跟我要錢，他生意不好跟我無關，他還用兇狠的口氣跟我講話，我很害怕，被告跟我要錢後沒有其他行為，我當時沒有理他。在還沒離婚時，我們一起工作，錢也是一起的，就是用我們工作的錢來繳房屋稅，離婚後，我們房屋一人一半，就各自繳房屋稅，但被告有一次罵我女兒，要我們幫他繳房屋稅，我不知道為何被告是要5,00 0元這個數字，被告有時會亂開口跟我要錢，當時他有講是房屋稅，但我分不清楚到底是什麼錢，我覺得他找一個理由跟我要錢，我很生氣也很無奈。在我們還沒離婚時，有一臺廂型車是登記我的名字，本來離婚時，要把車子過給被告，但他不願意拿證件辦理，我就把車子報廢，在報廢前，車子是正常繳稅，是我拿我跟被告共同賺的錢去繳，最後一次繳牌照稅時，是我們還沒離婚時。被告並沒有拿5,000元給我，要我去繳牌照稅等語（見偵卷第5、19頁；原審易卷第177 至186頁）。　⑵被告供稱：當時我看到房屋稅的繳費單，我跟告訴人在還沒離婚時，她跟我說你開車不用繳稅嗎，有這種事嗎，我就好啦好啦我繳稅阿，我拿5,000元給她，但她沒有繳，將車子報廢，我說我生意很差，希望她還我5,000元，我去繳房屋稅2,800元，我叫我女兒她們繳房屋稅，她們都不繳，房子我跟告訴人一人一半，我也沒有租她們，讓她們住，我覺得使用者付費，要她們繳，她們不要，不繳我就要自己拿回來繳，想跟告訴人要這筆錢去繳等語（見偵卷第3至4頁、第19 至20頁；原審易卷第90頁、第211至214頁）。　⑶本件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就在被告與告訴人婚姻關係存續期間，被告有交付5,000元給告訴人，讓告訴人去繳交車子的稅金，然告訴人並未繳納，車子即報廢，而因需繳交本案房屋之房屋稅，然被告經濟狀況不佳，故欲向告訴人索取該5,000元，用以繳交房屋稅等節供明在卷，且其前後所供情節亦核無未合，則被告所為此部分行為，主觀上是否係基於騷擾告訴人而有違反保護令之犯意，已難逕予採認。況告訴人亦證稱於其等婚姻關係存續期間，係由告訴人拿其與被告共同的錢財去繳交車子的稅金等語（見原審易卷第181頁），則被告非無可能主觀上認為該5,000 元是自己所有之財物，而交付告訴人供繳納車子稅金，但告訴人卻未繳納，即無法完全排除被告主觀上認為其有民事上之權利得向告訴人請求此筆款項之可能，無論被告向告訴人主張此權利，於法是否有憑，然既其主觀目的既係在主張自己之權利，並非專以侵害、騷擾告訴人之目的而為，即尚難逕認其主觀上具有騷擾告訴人之犯意存在。況被告此部分所為，亦難認達到使告訴人產生恐懼、不安或壓力的程度，並已影響告訴人之身心狀態。綜合前揭各種情狀，要不足認定被告主觀上具有違反保護令之犯意，而被告此部分之行為已構成家庭暴力防治法中之騷擾行為，自難以違反保護令罪相繩。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憑本案保護令裁定、保護令執行紀錄表，固能證明被告前經原審法院核發本案保護令，並經執行告知被告保護令內容之事實，惟據前述，尚無足執以認定被告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二所示部分所指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五、公訴人執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中之供述，證明被告坦承上開犯罪事實，而被告雖於偵訊時供稱：（甲○○認你上開行為讓其感到不安，此係屬家庭暴力之騷擾行為，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之騷擾行為，是否認罪？）我認罪，我以後不會跟她聯絡，我現在也沒有回戶籍地住等語（見偵卷第19頁反面）　　。然被告於警詢時並未坦承犯罪（見偵卷第1至4頁），且被告於偵訊時亦供稱：（甲○○提告你於112年4月初晚間，在雲林縣斗南鎮住處，詢問甲○○是否要煮飯給你吃，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之騷擾行為，有何意見？）當時我回家要拜拜、提水上樓拜祖先，我問她有沒有煮我的飯，我只是跟她開玩笑，我沒有接近她；（甲○○提告你於112年5月10日20時許，在雲林縣斗南鎮住處，以凶狠的口氣向甲○○索取5000元房屋稅，並向甲○○告知：你要給我五千元，我的生意已經很不好了，你知道嗎，涉犯家庭暴力防治法之騷擾行為，有何意見？）她跟我拿繳牌照稅的錢，但她沒去繳還把車砸壞，我就跟她要那筆錢要還我、我去繳房屋稅等語（見偵卷第19頁反面），況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即供稱：事實我有做，但我沒有騷擾告訴人等語（見原審易卷第83頁），復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否認犯罪，我沒有騷擾告訴人等語在卷（見本院卷第 59頁）。稽此，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前後供述情節，核有歧異，是否與事實相符，尚非無疑，則被告上開於偵訊時之承認犯罪供述，已難逕以採認。況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據前述，要難執憑告訴人、證人張書豪之證述及本案保護令裁定、保護令執行紀錄表，補強佐證被告上開於偵訊時供述之真實性，是當無從徒憑被告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有上開公訴人所指之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之證據。六、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事證，尚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涉犯　　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揆諸前開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自應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捌、駁回上訴之理由：一、原審以本件依檢察官所為訴訟上之證明，就前開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二所示部分，被告是否成立違反保護令犯行，均尚未達到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從而，本件依檢察官所提事證，均尚無法使原審就被告被訴犯嫌形成無合理懷疑之心證，自均應為無罪之諭知，已詳敘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對於檢察官所舉證據，何以不足資為被告犯罪之認定，亦在理由內詳加指駁及說明，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經核洵無違誤。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關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一部分：　⑴被告業經原審法院此前核發本案保護令之裁定程序，又經雲林縣警察局斗南分局明確告知本案保護令內容，自應知悉無論其與告訴人此前如何融洽、是否仍有婚姻關係，均非接近影響告訴人之正當事由，更不得自恃親近以自我中心之觀點斷認各該行為是否屬於騷擾行為，而續為自認合法之舉措，　　即無論被告初衷動機為何，其倘已認知有本案保護令之存在，仍續行打擾告訴人，即為本案保護令所欲保障不得為之之構成要件核心內涵，是原判決竟論斷：「被告與告訴人當時既共有本案房屋，告訴人也願意居住其內，自難禁止被告在本案房屋中不得與告訴人有任何之互動」等節，此種用語在我國家庭保護之沿革上，恐屬具有相當危險性之言論，除恐違背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意旨外，更混淆「犯意」與「動機」之差異，日後被告倘因此又續有相應自認合法之互動而影響告訴人之安危，吾人更難辭其咎。　⑵再者，依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及證人張書豪於原審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可知，早在本案保護令核發前，告訴人已與被告有發生爭執，因而不再煮飯予被告食用，此亦為被告所明知，然被告為本案行為時逕仍嘻皮笑臉詢問，導致告訴人氣憤且深感困擾，復衡酌煮食餐物予他人食用之舉措，在我國社會上倘非親近之人殊有所見，則被告要求他人煮食餐物予己之意圖甚明，原判決正因此認定被告「可能有調侃、引起告訴人注意之目的」，故用此親暱言語調侃告訴人，致告訴人感受如上所述氣憤且困擾確為被告故意所為，倘認此等言論不具備惡意性及侵害性，無視告訴人所受之精神痛苦，亦未深究此種言語實際之意義內涵為過往夫婦生活親暱之試探，恐難謂妥適。　　㈡關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二部分：　　原判決雖認被告向告訴人請求5,000元係為繳納房租稅，主觀上並無騷擾犯意等情，惟據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之陳述，暫不論被告有無權利向告訴人要求繳納房屋稅或牌照稅，實則被告根本非因房屋稅而向告訴人要求費用，而係基於其自認之牌照稅費用，然而該牌照稅縱據被告所述，已係於被告與告訴人離婚前即至少在111年8月2日所發生，迄被告討要時之行為時早超逾9月之久，況被告討要者亦非該牌照稅，反係「突然想到之房屋稅」，反覆將二者無關聯事項混為一談，在在均足見被告刻意尋釁之情，倘被告果有合法正當事由，大可於牌照稅繳納時、離婚前、甚至協議離婚分割共有財產時合法索取，然至少9個月期間內均未提及此事，卻因要繳納房屋稅時突然想起此經年往事，反以與房屋稅全然無關之牌照稅為由滋擾告訴人，主觀目的為何已灼然至明，倘仍謂被告主觀上僅係為主張權利而非出自騷擾告訴人之目的，恐被告隔三差五即可再以「突然想到近日有水費要繳納，之前告訴人積欠牌照稅正好催討」、「突然想到近日有電費要繳納，之前告訴人積欠牌照稅正好催討」、「突然想到近日有瓦斯費要繳納，之前告訴人積欠牌照稅正好催討」　　等種種事由，執此雞毛令箭無限度滋擾告訴人，原判決以此論理非無割裂事件脈絡，忽視被告尋釁惡性之疏。　　　　　㈢是被告對於本案保護令存在有所認知，刻意對告訴人為上開行為自有違反保護令之主觀犯意，犯意與動機分屬二事，自不因其有何種目的考量而相互混淆，客觀上該等行為舉措均有明確滋擾告訴人，且造成其受有精神上之痛苦，衡酌家庭暴力防治法之立法意旨，係為防治家庭暴力行為及保護被害人權益，並非為自我限縮反鼓舞家庭暴力行為人，被告上開所為自應以相應罪責相繩。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有未洽，爰依法提起上訴等語。三、惟以：　㈠按證據之取捨與證據之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茍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又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茲原判決已詳敘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而為綜合判斷、取捨，認檢察官所提前揭各項證據不足採為證明被告有其上開所指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且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㈡又依告訴人之證述、證人張書豪之證述，及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所據本案保護令裁定、保護令執行紀錄表等證據方法，尚不足執以認定被告有何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而難逕為被告不利之認定等節，業經本院依據卷內相關事證認定詳如前述，原審亦同此認定。上訴意旨復執前揭情節，置原判決所為明白論斷於不顧，仍持已為原判決指駁之陳詞再事爭執，並作為推論被告有違反禁止騷擾之保護令犯行之相關事證，尚非可採，亦無足逕執為被告不利之認定。四、從而，本件檢察官提起上訴，猶執前開情詞為爭執，並對於原審取捨證據及判斷其證明力職權之適法行使，仍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自難認有理由，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程慧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柏宇提起上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9　　日

2024-12-19

TNHM-113-上易-547-2024121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家暴殺人未遂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1589號上訴人即被告李宗憲選任辯護人查名邦律師黃憶庭律師上列被告因家暴殺人未遂等上訴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李宗憲羈押期間，自民國壹佰壹拾肆年壹月柒日起，延長貳月。　　理　由一、上訴人即被告李宗憲（下稱被告）前經本院訊問後，認其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犯罪嫌疑重大，原審雖認定被告涉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但檢察官上訴係認為被告犯殺人未遂罪，而被告所犯為最輕本刑5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衡以重罪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一般正常人依其合理之判斷，可認為具有逃亡之相當或然率存在，即有相當理由認為被告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3 款所定情形，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於民國113年10月7日執行羈押，羈押期間即將屆滿。二、按羈押被告，審判中不得逾3 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　　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第101 條或第101 條之1 之規定　　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 月，刑事訴訟法第108 條第1 項、第5 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逃亡或　　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　　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 項第1 款亦　　有明定。而刑事被告羈押必要與否，應按照訴訟進行程度，　　及其他一切情事，由法院斟酌認定（最高法院29年抗字第57 號判例意旨參照）。羈押之目的，在於保全刑事追訴、審判及刑之執行，或預防反覆實施同一犯罪，故審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應由法院斟酌具體個案之偵查、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依職權裁量是否有非予羈押，顯難保全證據或難以遂行訴訟程序，或有以羈押防止其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必要之情形；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三、被告因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等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固由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後段之傷害致重傷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惟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茲經本院訊問被告，並由辯護人表示意見後，依被告供述內容及卷內相關證據資料，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殺人未遂罪，犯罪嫌疑重大，且被告所涉殺人未遂罪，為最輕法定本刑有期徒刑5 年以上之罪，而衡諸被告已受重刑之諭知，客觀上增加畏罪逃亡之動機，可預期其逃匿以規避審判程序之進行及刑罰之執行之可能性甚高，有相當理由足認其有逃亡之虞，核與刑事訴訟法第 101 條第1 項第3 款之羈押要件相符；再本院審酌被告所涉殺人未遂等罪嫌，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其防禦權受限制程度，認為非予繼續羈押，無法確保嗣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因而無法以具保、限制住居替代羈押；易言之，對被告維持羈押處分尚屬適當且必要，而符合比例原則。準此，本案被告前開羈押原因依然存在，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或執行，仍有繼續羈押被告之必要，被告應自114年1月7日起，延長羈押2 月。四、依刑事訴訟法第108 條第1 項、第5 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本裁定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2024-12-17

TNHM-113-上訴-1589-2024121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1914號上訴人即被告郭晋男選任辯護人伍安泰律師（法扶律師）上訴人即被告蘇心瑜選任辯護人陳玫儒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91號，中華民國112年10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676號、第6489 號、第1080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即以第一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至於其他部分，則非第二審審判範圍。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郭晋男（下稱被告郭晋男）、上訴人即被告蘇心瑜（下稱被告蘇心瑜）【下合稱被告2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又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均陳明：僅就原審判決量刑部分上訴。對於原審判決所認定的事實、證據、理由、引用的法條、罪名及沒收均承認，沒有不服，也不要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238頁），業已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提起上訴，依據前開說明，本案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其他部分。是本案關於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等部分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郭晋男部分：　　⑴本案依原審認定，被告郭晋男供稱透過黃榮展向盧明勝購買毒品，檢察官偵查起訴之盧明勝犯罪事實，雖無被告郭晋男本案購毒部分，惟確有因被告郭晋男供述，為警查獲盧明勝他案販毒事實，可作為被告郭晋男於本案犯罪後態度的一種刑罰減輕事由，於量刑時加以斟酌，而原判決量刑時，並未考量此部分有利被告郭晋男之量刑因子。　⑵同案被告蘇心瑜就原判決附表編號1部分，以新臺幣（下同） 2,000元販賣海洛因，原判決處有期徒刑7年7月。而被告郭晋男就原判決附表編號4 、5 、8 、9部分，以1,000元販賣海洛因，原判決處有期徒刑7年8 月，被告郭晋男如原判決附表編號4 、5 、8 、9 犯罪情節與同案被告蘇心瑜相同，原判決卻量處較重之刑，有違量刑比例原則；被告郭晋男如原判決附表編號4 、5、8、9 犯罪情節（販賣1,000 元海洛因) ，較原判決附表編號6 、7 犯罪情節（販賣2,000元海洛因）為輕，原判決卻量處相同刑度（有期徒刑7年8月），亦有違量刑比例原則。　⑶同案被告蘇心瑜已告發其與被告郭晋男共同委請許明豐向盧明勝購買毒品，許明豐因而涉嫌持有、轉讓、幫助販賣第一級毒品等罪，現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偵查中，此部分事實調查結果，攸關被告郭晋男本案犯行有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適用等語。　㈡被告蘇心瑜部分：　　⑴本件實際情況乃係被告蘇心瑜於111年10月左右，與第三人共同委請許明豐向盧明勝購買本件之海洛因；並於111年10 月左右，由被告蘇心瑜與許明豐前往盧明勝之處所，由許明豐獨自進入該處所向盧明勝購買海洛因，其後許明豐再將本件海洛因交付予被告蘇心瑜。是以，原審就被告蘇心瑜供出上游部分，並未予以釐清，逕率認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未合，核有違誤，而被告蘇心瑜已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告發許明豐涉犯毒品案件。　⑵本件被告蘇心瑜販賣毒品次數為2次，而同案被告郭晋男販賣毒品之次數高達8次，惟原審判決二者之執行刑僅差距不到9 月，原審判決容有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且有違罰當其罪，輕重失衡之情。　⑶本件被告蘇心瑜於偵查中已協助檢警查獲他案之上游破獲毒品供應鏈，縱非本案之上游亦有助毒品買賣風氣之導正。又被告蘇心瑜於偵查中第一時間業已坦承自白，歷次偵審中均未翻異，堪認被告蘇心瑜確係出於真誠悔意。而被告蘇心瑜之未成年子女患有輕度智能不足、注意力缺失過動患疾等病，須由被告蘇心瑜陪伴、照料，始得改善其固有之患疾，請法院審酌上情作為量刑之依據等語。三、經查：　㈠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至於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權限情事，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5年台上字第7033號判例、103 年度台上字第3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認本案被告郭晋男犯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至9所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共8罪）；被告蘇心瑜犯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2所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共2罪），並就被告2人所犯上開販賣第一級毒品犯行，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再均依刑法第59 條規定，酌減其刑，復於判決理由欄內詳予說明其量刑基礎，且敘明審酌被告郭晋男已有販賣、施用毒品之前案紀錄、被告蘇心瑜自承前有施用毒品之行為，均明知海洛因戕害人體身心健康之鉅，亦深知持有、販賣海洛因為政府嚴厲查禁之行為，竟不思戒慎行事，無視法紀，而為本案販賣第一級毒品犯行，所為均有害他人身體健康，危害社會治安和善良秩序匪淺，更顯見其等漠視政府防制毒品之政策與決心，殊屬不該；惟念被告2人犯後均坦承犯行不諱，並無矯飾之情，且其每次販賣與他人之海洛因尚非大量，所得非鉅，被告郭晋男販賣對象僅5人、被告蘇心瑜販賣對象僅1人，較之販賣毒品之「大盤」或「中盤」者，所造成之危害應仍較屬有限；兼衡被告郭晋男、蘇心瑜於本案交易情節所擔任之角色及獲利程度之差異，暨被告郭晋男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已婚，育有1名未成年子女、入監前擔任油漆工，月入約40,00 0元、家中尚有配偶即被告蘇心瑜、母親、岳母及子女，被告蘇心瑜自陳學歷為國中畢業、已婚，育有1名成年子女及1 名未成年子女、現在家做手工營生、家中尚有母親、弟弟夫妻及所生子女（見原審卷二第38頁）等項情狀，而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刑，並考量被告2人犯行所侵害法益之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所反應行為人人格及犯罪傾向、社會對販賣毒品等特定犯罪處罰之期待及刑罰之邊際效用遞減等情，與刑罰經濟、責罰相當原則，整體評價被告2人應受矯治之程度而酌定如原判決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顯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並基於刑罰目的性之考量、刑事政策之取向以及行為人刑罰感應力之衡量等因素而為刑之量定，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明顯失出失入之裁量權濫用情形，核屬法院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被告2人上訴意旨關於量刑之指摘，顯係就原審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及已經原審論斷、說明之事項，依憑己意，再事爭執，自非可採。　㈡被告2人上訴意旨固指稱：被告2人係共同委請許明豐向盧明勝購買毒品，許明豐因而涉嫌持有、轉讓、幫助販賣第一級毒品等罪，現由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偵查中，是本件被告2 人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規定之適用等語。惟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規定：「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減輕或免除其刑」，其中「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係指被告供出毒品來源之有關資料，諸如其他正犯或共犯之姓名、年籍、住居所、或其他足資辨別之特徵等，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因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破獲者而言。是以倘供述不足為據，遭指涉者業經不起訴處分或判決無罪確定，或該人非屬供述者所持用毒品之來源，即難謂該當。經查，被告蘇心瑜向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告發許明豐涉嫌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偵查後查無犯罪事證，已於113年8月26日簽結一情，有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113年9月19日南檢和融11 3他493字第1139069185號函在卷足佐（見本院卷第183頁），是揆諸上開說明，本件被告2人自無從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之規定，而其等上訴意旨此部分所辯情節，要非有憑足取。　㈢被告郭晋男上訴意旨雖執憑前揭情詞，指稱：原審量刑有違比例原則等語，而被告蘇心瑜上訴意旨則指以：本件被告蘇心瑜販賣毒品次數為2次，而同案被告郭晋男販賣毒品之次數高達8次，惟原審判決二者之執行刑僅差距不到9 月，原審判決容有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罪刑相當原則等語。惟對相同之條件事實，始得為相同之處理，倘條件事實有別，則應本乎正義理念，分別予以適度之處理，禁止恣意為之，量刑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刑事罪責復具個別性，則被告2人縱為同案被告，而被告2人亦有共犯本案原判決附表編號2所示犯行，然其等就所犯各罪經原審量刑時所審酌之因子，既非盡同，詳如前述，即無從逕予比附援引，亦無相互拘束之效。況執行刑之量定，同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倘其所酌定之執行刑，並未違反刑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亦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而據前述，原判決已對被告2人所犯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科刑等相關一切情狀，及所犯各罪間之整體關係，分別為刑之量定及定其應執行刑。且被告郭晋男所犯8罪，其最長刑期為有期徒刑7年9月，合併8罪之宣告刑則達61年5月，原判決依前述規定，定刑為 8年6月；被告蘇心瑜所犯2罪，其最長刑期為有期徒刑7年7 月，合併2罪之宣告刑係達15年2月，原判決依前述規定，定刑為7年9月，顯無失衡、過重情形，且係合法行使其量刑裁量權，於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無悖於罪刑相當原則，並與定執行刑之內外部性界限無違，亦難認有違法或明顯不當之違法情形。原判決就被告2人分別經審酌前揭各情，而量處上開刑度，難謂有何違法或不當。　㈣又刑罰之量定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行使，但仍應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由及一切情狀，為酌量輕重之標準，並非漫無限制，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法院對於下級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2人上訴意旨所指關於被告之犯後態度、犯罪情節及家庭生活狀況等節，業經原審量刑時詳予審酌，均列為量刑因子，所量處刑度復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悖，則被告2人執憑前詞主張原審量刑不當，要求從輕量刑等語，亦難認得以逕採。　㈤據此，被告2人上訴意旨所指各節，尚非足取。從而，被告2 人提起上訴，仍執前開情詞為爭執，並對於原審量刑之自由裁量權限之適法行使，持己見為不同之評價，而指摘原判決不當，難認有理由，均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睦涵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舒屏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郭玫利　　　　　　　　　　　　　　　　　　　法　官　曾子珍　　　　　　　　　　　　　　　　　　　法　官　王美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文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12

TNHM-112-上訴-1914-20241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