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葉喬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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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傷害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621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戴希宸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 49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戴希宸於民國112年10月20日6時20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貨車，自雲林縣○○鎮○○ 路000號前由東往西方向起駛，欲往左迴轉至對向車道時，本應注意前後左右有無來車，並讓行進中車輛先通行，且依當時天候晴、乾燥柏油路面、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起駛迴轉；適告訴人許淑惠（所涉過失傷害罪嫌，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為不起訴處分）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沿雲林縣北港鎮大同路由東往西方向駛至上開事故地點，見狀閃避不及發生碰撞，致告訴人受有右肩、右膝擦傷、右肩挫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得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三、經查，本案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依同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本案繫屬本院後，被告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告訴人因而具狀撤回本件刑事告訴，有本院114年度司交附民移調字第2號調解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1、47頁），依前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諭知。四、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朱啟仁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黃郁姈　　　　　　　　　　　　　　　　　　　　　　　　　　　　　　　　　　　　法　官　　廖宏偉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高士童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 　　日

2025-03-31

ULDM-113-交易-621-20250331-1

簡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竊盜等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45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朱漢宗（另案於法務部○○○○○○○○○○○ 執行中）上列被告因竊盜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930 2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合議庭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裁定不經通常訴訟程序（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942號），由受命法官獨任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朱漢宗犯竊盜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又犯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罪，處拘役肆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及理由一、朱漢宗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 3年9月19日20時37分許前某時，在彰化縣○○市○○街000號前，見張衍澧所停放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本案機車）鑰匙未拔除，遂徒手竊取本案機車，得手後隨即騎乘離去。嗣經警獲報在雲林縣○○市○○路000○0號發現本案機車，而於113年9月20日1時2分許，在前址為埋伏守候，待朱漢宗接近本案機車，員警莊鈞任、張庭豪、陳均昊及施仁傑即上前表明身分盤查，詎朱漢宗另基於妨害公務犯意，突然撲向莊鈞任，對員警莊鈞任攻擊及拉扯衣服領口，致員警莊鈞任、張庭豪、陳均旻等人各受有左側肢體多處擦挫傷、左肩擦挫傷、四肢多處擦傷、右手鈍傷及左小腿鈍傷等傷害（傷害部分尚未據告訴），以此等方式，對於員警莊鈞任、張庭豪、陳均旻及施仁傑依法執行職務時施以強暴。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朱漢宗於警詢、偵查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7至29頁、第167至16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張衍澧於警詢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31至33頁），並有斗六分局斗六派出所113年9月20日員警職務報告（見偵卷第35至37頁）、贓物認領保管單（見偵卷第51頁）、失車 -案件基本資料詳細畫面報表（見偵卷第57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偵卷第59頁）、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照片黏貼紀錄表（見偵卷第61至73頁）、值勤員警秘錄器譯文（見偵卷第75至79頁）、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斗六分院中文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81至85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同法第135條第1項之妨害公務罪。　㈡被告上開竊盜、妨害公務2罪間，犯意各別、行為互異，應予分論併罰。　㈢不依累犯規定加重　⒈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1 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就被告「是否構成累犯之事實」，檢察官應提出足以證明被告構成累犯事實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資料，如檢察官係提出前案紀錄表作為證明，應具體明確指出前案紀錄表中，有哪幾筆資料與本案構成累犯之待證事實有關，並釋明執行完畢日期，不可僅單純空泛提出被告前案紀錄表，倘檢察官未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自然無法使法院合理可疑被告構成累犯，而未盡舉證責任，在此情形，法院不僅無調查之義務，也因為構成累犯之事實並非有效爭點，法院無從為補充性調查，得逕不認定累犯。另就「是否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檢察官負說明責任即爭點形成責任，亦即檢察官應於科刑證據資料調查階段就被告之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各節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惟以較為強化之自由證明為已足，如檢察官僅主張被告成立累犯，卻未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本於累犯加重其刑立法理由之特殊性，法院裁量原則上應受到負責刑事（前案）執行專業之檢察官意見拘束而不得加重。又檢察官如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卻全未說明理由時，則應認檢察官未盡其舉證責任，法院不僅無調查、認定之義務，也因為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事項並非有效爭點，法院無從為補充性調查，得逕裁量不予加重。　⒉查被告前因脫逃案件，經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以112年度簡字第 64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入監執行，於113年3月28 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等情，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查。上開構成累犯之事實，業據檢察官於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記載、主張，並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憑，堪認檢察官對此已盡舉證責任，是被告於上開案件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惟就是否加重其刑部分，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僅記載：請審酌被告不思循正道取財而為多次竊盜犯行，有全國刑案資料查註表1份在卷可查，其對於他人財產權缺乏尊重，應予非難，請從重量刑，以示懲戒等語，並未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依上開說明，本院均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但列為量刑審酌事項。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除上開構成累犯之前案紀錄外，尚有多次竊盜案件刑事前案紀錄等情，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被告不思以正途獲取財物，竊取他人財物，任意侵害他人財產法益，又恣意對依法執行職務之警員施以強暴，未能尊重國家公權力之行使，法治觀念薄弱，所為應予非難。參以被告本案犯行之動機、手段、本案犯罪所生危害、竊取物品已發還給告訴人等節，有贓物認領保管單1份在卷可認（見偵卷第51頁）。並念及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暨被告自陳學歷國中畢業、從事貨櫃搬運工作、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沒收部分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前段、第3、5項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所竊取之本案機車1輛已發還給告訴人，業如上述，是依刑法第38條之1第 5項規定，就此部分犯罪所得，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4條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六、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周甫學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廖宏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高士童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8　　日附錄本案論罪之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135條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使公務員執行一定之職務或妨害其依法執行一定之職務或使公務員辭職，而施強暴脅迫者，亦同。犯前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一、以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犯之。二、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犯前三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3-28

ULDM-114-簡-45-20250328-1

易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偽造文書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079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家樂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1785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黃家樂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之偽造車牌號碼AXV-7673號車牌貳面均沒收之。　　犯罪事實一、黃家樂因向不知情之友人林采妍借用車牌號碼000-0000號BM W廠牌之自用小客車（下稱A車）之車牌，前於民國113年11 月13日經監理機關吊扣，竟基於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犯意，於113年11月13日上開車牌吊扣時起至同年月26日13時為警查獲前不詳時間，將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網路賣家購得之偽造車牌號碼000-0000號車牌2面（下稱本案車牌）懸掛於A車上而行使之，足以生損害於監理機關對車輛號牌管理及警察機關對交通稽查之正確性。並於113年11月26日13許，駕駛該懸掛本案車牌2面之A車行駛於道路上。嗣於同日13 時50分，行經國道1號高速公路南向241公里700公尺處時，為員警發覺車牌有異，將黃家樂攔停，並扣得本案車牌2面，始查悉全情。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隊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黃家樂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見本院卷第31頁），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 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說明。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與本院準備程序與簡式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見偵卷第9至11頁、第43至46頁，本院卷第27至42頁），並有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隊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偵卷第 13至17頁）、現場蒐證照片（見偵卷第19至25頁）、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見偵卷第27頁）、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偵卷第29頁）、國道公路警察局第四公路警察大隊扣押物品清單及扣案物照片（見偵卷第69至71頁）在卷可稽，綜上，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㈠按刑法第212條之偽造、變造特種文書罪，係以所偽造、變造者為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為客體。所謂「特許證」係指特許特定人從事某特定業務或享有一定權利之證書，例如專利證書、專賣憑證、汽車牌照等；所謂「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係指與品性、能力、服務有關之證書而言，例如身分證、畢業證書、成績單、在職證明書、工作能力證書、依親生活證明書、警察機關所製發之良民證等（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917號判決意旨參照）。汽車牌照係公路監理機關所發給，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8條規定，屬於行車之許可憑證，自屬刑法第212條所列之特許證，若加以變造，應有該條之適用（最高法院90年度台上字第11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將本案車牌2面懸掛於其管領之A車上，權充真正車牌而自行駕車外出加以行使，自足生損害於公路監理機關對於汽車號牌管理及警察機關對於交通違規稽查、犯罪偵查之正確性，故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㈡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本案行為前，未有其他刑事前案紀錄等情，有其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認。被告因A車原車牌遭吊扣，向他人購買本案車牌後加以懸掛使用，影響公路監理機關對於車輛牌照管理及警察機關對於交通稽查之正確性，所為應予非難，惟被告犯罪後坦承犯行，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被告自陳並未懸掛本案車牌而為其他犯罪或違規行為等節。再考量檢察官、被告之量刑意見。暨被告自陳學歷國中畢業、未婚、無小孩、從事防水工作、月薪約新臺幣26,000元、目前與祖母同住（見本院卷第4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 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沒收部分　　扣案之本案車牌2面，均係被告所有，且供其犯本案所用之物，業經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31頁），爰依刑法第38 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莊珂惠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廖宏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高士童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之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2025-03-27

ULDM-113-易-1079-20250327-1

交易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易字第597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丁億豪選任辯護人陳偉仁律師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 1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本件公訴不受理。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億豪於民國112年11月4日13時4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雲林縣斗六市中山路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雲林縣○○市○○路000號前時，本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安全措施，且依當時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貿然行駛，不慎碰撞同向前方停等紅燈由告訴人賴豊運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 號自用小客車，致告訴人受有頭頸部及腹部鈍傷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二、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經撤回者，得不經言詞辯論，逕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三、經查，本件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於本案繫屬本院後，調解成立，有雲林縣虎尾鎮調解委員會調解書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5頁），告訴人因而具狀撤回對被告之刑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7頁），依前開說明，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不受理之諭知。四、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3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朱啟仁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潘韋丞　　　　　　　　　　　　　　　　　　　　　　　　　　　　　法　官　　黃郁姈　　　　　　　　　　　　　　　　　　　　　　　　　　　　　　　　　　　　法　官　　廖宏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高士童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2025-03-26

ULDM-113-交易-597-20250326-1

簡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簡字第26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浚豪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4696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訴訟程序(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867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林浚豪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銷燬之。　　事實及理由一、犯罪事實：　　林浚豪知悉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 2款所列管之第二級毒品，未經許可，不得擅自持有，竟基於持有第二級毒品之犯意，於民國111年年初某日，在不詳地點，向不詳之人取得含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紅色藥片（內含磚紅色錠劑）1包（如附表編號1所示，毛重3. 73公克）、含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綠色藥片（內含六角形綠色錠劑、綠色錠劑）1包（毛重6.27公克，嗣因鑑定所需拆分為2包送驗，如附表編號2、3所示）後，置放在其雲林縣莿桐鄉興貴村住處而非法持有之。嗣為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於113年2月1日7時10分許在上處搜索查獲，扣得上開第二級毒品。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林浚豪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坦承不諱（見本院易字卷第43頁、第46至47頁），並有本院113年聲搜字84號搜索票、雲林縣警察局刑警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草療鑑字第11302000 58號鑑驗書、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公務電話紀錄單、被告之本院113年度訴字第245號刑事判決各1份（見偵卷第21頁、第23至25頁、第29至30頁、第77頁；本院易字卷第19至32頁）在卷可稽，復有扣案如附表所示之毒品可證，綜上，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2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罪。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之前科紀錄，參以其本案持有第二級毒品之數量、毒品成分比例、期間、目的等情，念及其犯後坦承犯行，兼衡其自陳：高中畢業之學歷、已婚、無子女、入監前擔任鐵工、日薪約新臺幣1500元、與父母、配偶同住之生活狀況（見本院易字卷第48頁）等一切情狀，認為檢察官求刑、被告同意有期徒刑2月之請求（見本院易字卷第49頁），並非顯有不當或顯失公平，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五、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第二級毒品係被告所有，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而用以直接包裹上開毒品之包裝袋，以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式，均仍會殘留微量毒品，無法將之完全析離，爰併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銷燬之（鑑驗用罄毒品，既已滅失，自無庸再予宣告沒收銷燬）；其餘扣案物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相關，本院尚無從宣告沒收。六、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第451條之1第4項前段，逕以簡易判決如主文。七、本案係依審判中檢察官求刑及被告表明願受科刑之範圍（見本院易字卷第49頁）為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3 項、第455條之1第2項規定，檢察官、被告均不得上訴。　　　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夫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潘韋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許哲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編號物品名稱及數量備註 1 含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紅色藥片（內含磚紅色錠劑）1包（含包裝袋1只）。詳見偵卷第25頁、第29至30頁；本院簡字卷第17至19頁。 2 含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綠色藥片（內含六角形綠色錠劑）1包（含包裝袋1只）。詳見偵卷第25頁、第29至30頁、第77頁；本院簡字卷第17至19頁。 3 含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之綠色藥片（內含綠色錠劑）1包（含包裝袋1只）。詳見偵卷第25頁、第29至30頁、第77頁；本院簡字卷第17至19頁。

2025-03-17

ULDM-114-簡-26-20250317-1

易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12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羅瑩棟（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7038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羅瑩棟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處有期徒刑柒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肆只，驗餘淨重合計伍拾柒點壹陸參貳公克），均沒收銷燬。　　犯罪事實一、羅瑩棟明知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之第二級毒品，非經許可不得持有，竟基於非法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之犯意，於民國109年10月9日，在高雄市左營區某處，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阿兄」之成年人購買如附表所示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共4包（下稱本案毒品，純質淨重共48.9045公克）後持有之。嗣於109年10月15 日13時10分許，為警在雲林縣○○鎮○○里○○○街00號住處扣得其持有本案毒品而查獲。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羅瑩棟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見本院卷第324頁），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 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與簡式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見警卷第3至9頁、第15至16頁，偵 7115卷第15至17頁，毒偵緝80卷第5頁、本院卷第324、332 頁），並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09年11月3日草療鑑字第 1091000428號、0000000000號鑑驗書（見偵7115卷第163至1 67頁《同偵7115卷第159至161頁》）、被告與暱稱「高雄兄」之對話紀錄（見警卷第11至13頁）、本院109年度聲搜字第5 72號搜索票影本（見警卷第39至41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警卷第43至57頁）、現場照片、扣案物照片（見警卷第59 至79頁、偵7115卷第67頁《同偵7115卷第71頁、第75頁》）、海洋委員會海巡署偵防分署嘉義查緝隊扣押物品清單（見偵 7115卷第65頁、第69頁、第73頁）、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之甲基安非他命4包可證。綜上所述，被告上開自白均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4項之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罪。　㈡吸收關係部分　⒈按「吸收犯」概念，係指在犯罪性質上，或依日常生活經驗習慣（某種犯罪之性質或結果，當然含有他罪之成分），認為一個犯罪行為，為另一犯罪行為所吸收較為適當，而僅包括論以一罪，即足以充分評價其犯罪之不法與罪責內涵之謂。是高度行為吸收低度行為、全部行為吸收部分（階段）行為，均係基於法益侵害之觀點，認為當高度或全部行為之不法內涵足以涵蓋低度或部分行為時，始論以吸收犯。則倘一行為之不法內涵無從為他行為所包含，即不在受他行為不法評價所吸收之範圍內（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21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吸收犯，係指一罪所規定之構成要件，為他罪構成要件所包括，因而發生吸收關係者而言。如意圖供自己施用而持有毒品，進而施用，則其持有之低度行為，當然為高度之施用行為所吸收，不另論其持有毒品罪。惟因施用或販賣而持有毒品之行為，為不同之犯罪型態，而有不同之法律評價，其持有低度行為之吸收關係，以高、低度行為之間具有垂直關係者為限，亦即施用行為與因施用而持有之間，或販賣行為與因販賣而持有之間，始有各自之吸收關係可言，非可任意擴張至他罪犯行（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712號判決意旨參照）。因此，施用、轉讓、販賣、運輸毒品各為不同之犯罪型態，彼此各具高度、低度之吸收關係，是上開吸收關係，必限於上開各行為之間具有垂直關係者，亦即施用行為與因施用而持有行為之間；轉讓行為與因轉讓而持有行為之間；販賣行為與因販賣而持有之間；運輸行為與因運輸而持有之間，始屬相當，非漫無限制，否則任何一持有行為一旦受有確定判決即可無限延伸其既判力，無異使持有行為繼續中所犯同具持有關係之他重罪犯行，豁免刑責，寓有鼓勵犯罪而失公平。　⒉查被告曾因轉讓甲基安非他命2包（下稱前案毒品）給劉有庭，經本院以110年度訴字第15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共2 罪（下稱前案）等情，有本院110年度訴字第158號判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871號起訴書、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補充理由書各1份在卷可認（見本院卷第193 至200頁）。又被告自陳：本案毒品與前案毒品是同一批購買的，當時會購買是因為我自己要施用才購買並持有，之後劉有庭來我家看到桌上有甲基安非他命，他就自己拿來吸食，我在購買毒品當下，並沒有想要轉讓給劉有庭等語（見本院卷第325至326頁），可認被告持有本案毒品、前案毒品之目的原先均為供己施用而持有，嗣被告另行起意將前案毒品部分由供己施用轉成轉讓而轉讓給劉有庭，惟被告應仍基於供己施用之目的繼續持有本案毒品，該轉讓第二級毒品不法內涵僅能涵蓋持有前案毒品部分犯行，與持有本案毒品之犯行並不相及，不在前案轉讓第二級毒品不法評價之吸收範圍內，故本案被告之持有本案毒品犯行與前案轉讓毒品間即難謂具有吸收關係，且前案轉讓毒品之行為吸收持有前案毒品犯行後，與被告本案持有本案毒品間已非同一行為，而無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關係可言，即非前案判決效力所及。㈢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有所明文。查被告供稱：我是在高雄市○○區○○○○號「阿兄」的男子購買，我不知道他的真實身分等語（見警卷第8頁），是被告無法提供其毒品來源之詳細資訊供檢警進一步偵辦，卷內亦無事證顯示毒品來源有經檢警查獲。是本案並無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形，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1項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之前科等情，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 份在卷可認。其明知國家對於查緝毒品之禁令，卻仍犯下本案犯行，所為實屬不該。參以被告本案犯行之動機、手段、情節、持有毒品之種類及重量等情。惟念被告本案為施用而持有本案毒品，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再考量檢察官表示：本案被告持有毒品是為了施用，屬於施用衍生持有大量毒品，本質上屬於施用之犯行，請考量此為病患性罪刑，並請考慮被告此次持有大量毒品等語；被告表示：請從輕量刑等語之量刑意見。暨被告自陳學歷國中肄業、未婚、無子女、另案羈押前與父親同住、在家中幫忙工作（見本院卷第334至33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三、沒收部分　按查獲之第一級、第二級毒品及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銷燬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有所規定。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晶體4包，均為被告所有，經送驗鑑定，均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等情，經被告陳述明確（見偵7115卷第16至17頁，本院卷第333頁），並有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109年11月3日草療鑑字第1091000428號、0000 000000號鑑驗書（見偵7115卷第163至167頁），應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銷燬之；而用以直接包裹上開毒品之包裝袋4只，以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式，仍會殘留微量毒品，無法將之完全析離，爰併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銷燬之；至鑑驗用罄毒品，既已滅失，自無庸再予宣告沒收銷燬。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廖宏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高士童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附錄本案論罪之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十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二十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扣案物名稱數量送驗數量檢出結果驗餘數量 1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只) 1包 32.7408公克 (淨重)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32.6542公克 (淨重） 2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只) 1包 17.5772公克 (淨重)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17.5239公克 (淨重) 3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只) 1包 3.4650公克 (淨重）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3.4510公克 (淨重） 4 甲基安非他命（含包裝袋1只) 1包 3.5493公克 (淨重) 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 3.5341公克 (淨重）

2025-03-14

ULDM-113-易-912-20250314-1

金訴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448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素華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0003、10004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合議庭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乙○○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伍仟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一、乙○○已預見任意將金融機構帳戶交付他人使用，足供他人作為詐欺取財後收受被害人匯款，以遂其掩飾或隱匿犯罪所得財物目的之工具，竟仍基於縱使有人利用其金融帳戶實施詐欺取財、洗錢犯行，亦不違背其本意之幫助詐欺取財、洗錢犯意，於民國112年8月8日某時許，將其所申設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與密碼，寄給某真實姓名與年籍均不詳之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無證據證明有未滿18歲之人、無證據證明乙○○知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人數為3人以上）成員使用。嗣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與本案詐欺集團其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以附表所示詐欺方式，詐騙丙○○、甲○○，致丙○○、甲○○均信以為真而陷於錯誤，依指示於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本案帳戶內，再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進行提領並轉交給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乙○○以此方式幫助本案詐欺集團詐欺附表所示之人，並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來源及去向。嗣經丙○○、甲○○發覺有異，始悉受騙，經報警處理而循線查獲上情。二、案經丙○○、甲○○訴由雲林縣警察局北港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乙○○所犯均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見本院卷第144頁），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合議庭裁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 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合先說明。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與簡式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見本院卷第144、15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丙○○、甲○○與警詢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1003卷第19 至20頁，偵1004卷第15至31頁），並有ATM匯款單（見偵100 3卷第45頁）、手機通話紀錄截圖（見偵1003卷第47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偵1003卷第29至30 頁）、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龍潭分局高平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見偵1003卷第41頁）、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見偵1003卷第43頁）、網路銀行交易紀錄截圖（見偵1004卷第71至83頁）、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見偵1004卷第51至53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右昌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見偵10 04卷第55至63頁）、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見偵1004卷第65至69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右昌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見偵1004卷第93 至95頁）、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112年8月7日儲字第11209 70085號函暨所附本案帳戶之開戶資料（含立帳申請書、身分證等影本）、歷史交易清單（見偵1003卷第27至35頁《同偵1004卷第39至47頁》）在卷可稽。綜上，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　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經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000年0月0日生效。茲就本案洗錢防制法新舊法比較，分述如下：　⑴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而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整體適用　　查被告所犯洗錢罪，如均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整體適用，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並適用刑法第30條第1 項前段（得減）減刑規定（詳後述），再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規定（本案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條詐欺取財罪，故不得超過最重本刑5年），可認整體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後，有期徒刑之處斷刑範圍為「1月至5年」。　⑶修正後洗錢防制法整體適用　　如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整體適用，因本案被告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故均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並適用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得減）減刑規定（詳後述），有期徒刑之處斷刑範圍均為「3月至5年」。　⑷新舊法比較　　經綜合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前、後之洗錢防制法之最高度刑均相同，而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之最低度刑較修正後低，應認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較有利於被告，爰依刑法第2條第1 項前段規定，整體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規定。　⑸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規定仍得易科罰金　①又關於罪名是否要建立得易科罰金制度，為立法政策之選擇，一旦建置易科罰金制度，就得易科罰金相關法定刑之設計，自應尊重立法者之形成自由，且不得違反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從舊從輕原則，而剝奪得易科罰金之機會。而11 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 2條已修正洗錢行為之定義，有該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而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則為「7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此次修法緣由，依立法修正說明乃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並未區分犯行情節重大與否，以較大之刑度裁量空間，一體規範所有洗錢行為，交由法院依個案情節量處適當刑度，鑒於洗錢行為，除侵害人民財產法益外，並影響合法資本市場及阻撓偵查，且洗錢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愈大，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1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為層級化規範而修正之。並就立法目的言，賦予犯罪情節輕微或不慎觸法之人如受有期徒刑6月以下宣告者，有得易科罰金機會。依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如被告所犯之罪符合易科罰金之法定形式標準，以准予易科為原則，在受刑人完納罰金後，依同法第44條規定視為自由刑已執行完畢，再依第41條第2項規定，受6個月以下自由刑之宣告者，若是得易科罰金卻未聲請，得以提供社會勞動6小時折算1日。而依易科罰金之修法趨勢，立法者希望減少監禁犯罪行為人，提升非設施性處遇之比例，故放寬易科罰金、增加易服社會勞動等情。因此法院如宣告符合易科罰金要件之徒刑，即是在綜合一切個案犯罪情狀之考量後，認為以宣告得易科之短期自由刑為當。故易科罰金制度乃將原屬自由刑之刑期，在符合法定要件下，更易為罰金刑之執行，旨在防止短期自由刑之流弊，並藉以緩和自由刑之嚴厲性。然因法定刑比較雖新法有利，但於加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宣告刑限制之處斷刑整體比較，而依行為時較有利之舊法處斷刑範圍內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時，仍得依行為後較有利上訴人之新法之法定刑易科罰金，以契合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及洗錢防制法已為層級化規範區分法定刑之修法精神（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4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本案雖依新舊法比較，而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惟依上開判決意旨，若本案判決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處斷刑，就得否易科罰金部分，仍得依行為後較有利被告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契合從舊從輕與洗錢法之修法精神。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　㈢被告係以一行為，分別侵害告訴人丙○○、甲○○之財產法益，乃屬一行為同時觸犯數罪名之同種想像競合犯；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兩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㈣刑之減輕事由　⒈被告幫助他人犯洗錢罪部分，審酌被告參與洗錢行為之程度顯較正犯輕微，本院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且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本案量刑不得逾刑法第339條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之刑。　⒉被告幫助他人犯詐欺取財罪部分，審酌被告參與詐欺取財行為之程度顯較正犯輕微，本院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所犯幫助詐欺取財罪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就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應於本院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該部分減輕其刑事由。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先前未有刑事前案紀錄等情，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佐。衡酌被告未循合法途徑獲取所需。參以被告本案犯行之動機、手段、本案詐欺集團詐欺、洗錢標的之金額、被告本案之犯罪情節較本案詐欺集團輕微等節。並念及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再考量檢察官、被告之量刑意見。暨被告自陳學歷國小畢業、有3位子女、從事散工、薪水不固定、與兒子同住（見本院卷第1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且依上開說明，本案應得依行為後較有利被告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法定刑易科罰金，故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宣告罰金部分，考量罰金乃財產刑，重在剝奪受刑人之財產利益，本院所宣告之罰金額度尚非甚高，是本院認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以1,000元折算1日為適當，爰依刑法第42條第3項規定諭知如主文。　三、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000 年0月0日生效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關於洗錢標的沒收之規定，雖增加「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惟刑事法沒收規定之適用，首應釐清沒收主體為何人，依照刑法第38條之3第1、2項規定之規範意旨，沒收主體應為法院「裁判時」，沒收標的之所有權人或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對其宣告沒收才能發生沒收標的所有權或其他權利移轉國有之效力，是法院應區別可能沒收主體為「犯罪行為人」或「犯罪行為人以外之第三人」，而踐行相應之刑事沒收程序，縱有「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規定，仍無不同，差異僅在於，因此實體法上之特別規定，故沒收標的之所有權或事實上處分權人，不論是行為人或者第三人，亦不論其是否有正當理由取得該沒收標的，除有過苛條款之適用外，法院均應對其宣告沒收。此處理方式，於沒收標的扣案時固無庸論，倘沒收標的並未扣案，被告也已非該沒收標的之所有權人或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而法院依照個案認定事實之具體情形，足以認定日後有對於共犯或者第三人宣告沒收之可能時，本於追徵之補充性原則，應無對被告宣告追徵沒收標的價額之必要，以避免重複或過度沒收。　㈡查告訴人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係屬於本案詐欺集團本案洗錢犯行之洗錢標的，但所匯入之款項均經被告轉匯而不知去向（本案帳戶餘額僅剩27元【見偵10003卷第35頁】，且尚應與其他不明款項依比例換算出此部分洗錢標的，其金額非常有限，本院認為宣告沒收、追徵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宣告沒收或追徵），檢察官並未提出證據證明被告目前仍有實際支配此部分洗錢標的之情形，而應係由本案詐欺集團實際支配，本院尚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被告宣告本案洗錢標的之沒收或追徵。　㈢被告否認因本案獲有犯罪利得，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也無法認定被告確因本案獲有不法利得，本院尚無從宣告沒收犯罪所得。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夫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廖宏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高士童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附錄本案論罪之法條全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附表：編號告訴人詐騙方式匯款時間金額 (新臺幣) 證據 1 丙○○ 佯稱解除扣款等語，致丙○○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至被告郵局帳戶。 112年6月20日19時許 25,123元 ①手機通話紀錄截圖 ②ATM匯款單 2 甲○○ 佯稱網路訂房要解除扣款等語，致甲○○陷於錯誤，於右列時間，匯款至被告郵局帳戶。 ①112年6月20日18時7分許 ②112年6月20日18時9分許 ③112年6月20日18時18分許 ①49,990元 ②27,986元 ③21,986元網路銀行交易紀錄截圖

2025-03-14

ULDM-113-金訴-448-20250314-1

簡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簡字第189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宦宇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3年度偵字第4134號），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訴訟程序(原案號：113年度易字第599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陳宦宇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五公克以上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之。　　事實及理由一、犯罪事實：　　陳宦宇知悉愷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所管制之第三級毒品，非經許可不得持有，竟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之犯意，於民國113年4月12日某時許，在嘉義市歌神KTV內，向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維尼」之女子，以新臺幣（下同）6萬元之價格，購得第三級毒品愷他命5瓶及1包（推估檢驗前淨重合計28.1141公克，總純質淨重為20.4065公克）後，非法持有之。嗣於113年4 月18日17時20分許，在雲林縣斗六市榴邨一街之住處，為警持本院核發之搜索票執行搜索，扣得其所持有之上開愷他命及施用工具K盤4個（詳如附表所示）。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均坦承不諱，並有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衛生福利部草屯療養院草療鑑字第1130500473 、0000000000號鑑驗書（附表編號1所示愷他命，經檢驗其中1罐純質淨重即已達5公克以上）、本院113年聲搜字243號搜索票、數位證物搜索及勘察採證同意書各1份、現場暨扣案物照片26張在卷可稽，復有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可證，綜上，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罪。四、累犯事項之判斷：　㈠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下稱本裁定）主文謂：「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本院認為，檢察官應「提出」足以證明被告構成累犯事實之前案徒刑執行完畢資料。如檢察官係提出前案紀錄表作為證明，應先具體明確指出前案紀錄表中，有哪幾筆資料與本案構成累犯之待證事實有關，並釋明執行完畢日期，而非如本裁定所言之檢察官僅「單純空泛提出被告前案紀錄表」（可參閱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734號判決意旨），檢察官對此負有舉證責任，如檢察官未主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自然無法使法院合理可疑被告構成累犯，而未盡「提出證據之形式舉證責任」，在此情形，法院不僅無調查之義務，也因為構成累犯之事實並非有效爭點，法院無從為補充性調查，得逕不認定累犯。至於「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事項」，本裁定指出，檢察官負「說明責任（即爭點形成責任）」，並應「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即檢察官應於科刑證據資料調查階段就被告之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各節，例如具體指出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前案之性質（故意或過失）、前案徒刑之執行完畢情形（有無入監執行完畢、在監行狀及入監執行成效為何、是否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即易刑執行〕、易刑執行成效為何）、再犯之原因、兩罪間之差異（是否同一罪質、重罪或輕罪）、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各項情狀，惟以較為強化之自由證明為已足等語。如檢察官僅主張被告成立累犯，卻未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本於累犯加重其刑立法理由之特殊性，法院裁量原則上應受到職司刑事（前案）執行專業的檢察官意見拘束而不得加重。又檢察官如主張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卻「全未說明理由」時，在「修正的舉證責任不要說」之基礎上，因檢察官對此量刑事項仍有承擔舉證責任之可能性，可認檢察官未盡「形式舉證責任」，法院不僅無調查、認定之義務，也因為「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事項」並非有效爭點，法院無從為補充性調查，得逕裁量不予加重（詳細論證可參閱本院111年度簡字第87號判決）。　㈡被告前因共同犯圖利聚眾賭博罪，經本院以111年度六簡字第 26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於112年5月3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憑，惟檢察官並未主張被告本案構成累犯、應依累犯規定加重等情，本院將此前科列為量刑審酌事項。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上開前科紀錄，參以其本案持有毒品之數量、期間、供己施用之目的，另考量施用毒品僅戕害己身之健康，並未對他人造成實害，而施用毒品者實具有病患性犯人之特質，與一般刑事犯罪之本質相異，除刑罰外亦應輔以適當之醫學治療及心理矯治為宜；參以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態度尚可，兼衡其自陳：高中畢業之學歷、已婚、未育有子女、從事喪葬周邊商品工作、月收入約3 萬5000元、現與母親、太太、姐姐同住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六、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總純質淨重達5 公克以上，被告持有本身即構成犯罪，自屬於違禁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而用以直接包裹上開毒品之塑膠瓶罐及包裝袋，以現今所採行之鑑驗方式，均仍會殘留微量毒品，無法將之完全析離，爰併依上開規定諭知沒收之（鑑驗用罄毒品，既已滅失，自無庸再予宣告沒收）。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K盤4個，被告陳稱屬其所有，曾供施用愷他命使用，均沾染愷他命，對於公訴檢察官主張依違禁物規定一併沒收並無意見等語（見本院易字卷第36頁），本院考量上開K盤應已沾染愷他命而難以完全析離，爰亦依刑法第38條第1項規定宣告沒收。至於扣案之行動電話無證據證明與本案有關，本院無從宣告沒收。七、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450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八、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本案經檢察官朱啓仁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潘韋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許哲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之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持有第一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3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二級毒品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一級毒品純質淨重10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二級毒品純質淨重20公克以上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第四級毒品純質淨重5公克以上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持有專供製造或施用第一級、第二級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扣案物）：編號物品名稱及數量備註 1 第三級毒品愷他命5瓶及1包（含塑膠瓶罐5個及包裝袋1只，推估檢驗前淨重合計28.1141公克，總純質淨重為20.4065公克）。詳見偵卷第37頁；本院簡字卷第19至25頁。 2 K盤4個。詳見偵卷第37頁；本院簡字卷第31、35頁。

2025-03-13

ULDM-113-簡-189-20250313-1

虎交簡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虎交簡字第96號聲請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宜泓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3 年度偵字第382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劉宜泓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累犯，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犯罪事實：　　劉宜泓於民國113年4月13日7時許，在雲林縣○○鎮○○街00號之工地，飲用含有酒精成分之飲品後，不顧其感知及反應能力已受酒精影響而降低，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11時30分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返回其位於雲林縣虎尾鎮北平路之住所，旋承前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接續於同日11時40分許，駕駛上開自用小客車自上址出發，行駛於道路上。嗣於同日11時48分許，行經雲林縣○○鎮○○里○○0○0號前，不慎與阮紅菊所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碰撞，致阮紅菊受有挫傷（劉宜泓涉嫌過失傷害部分未據告訴，非本案審理範圍），經警據報前往處理，並於同日12時9分許，測得劉宜泓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7 毫克。二、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劉宜泓於警詢、偵訊、本院訊問程序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阮紅菊之指述情節大致相符，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酒精測定紀錄表、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各1份、事故現場照片16張在卷可稽。三、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之罪，係指被告吐氣所含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雖未達同項第1款規定之數值，但有其他證據足以佐證被告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有論者指出，可用來佐證不能安全駕駛之典型證據，當然是錯誤的駕駛行為，如蛇行駕駛、偏離車道等，而（吐氣或）血液中的毒品（或酒類）含量越高，法院對於其他證據的要求程度便可相對地降低（參閱蔡聖偉，服用毒品與不能安全駕駛──評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6 年度交上易字第353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66期，106年 12月，第74頁）。經查，被告本案為警測得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7毫克，雖然不能排除誤差值之情形，而無法認定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之法定數值，但縱使採取最有利被告之判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至少已達每公升0.24毫克（詳後述），相當接近法定數值，且被告本案酒醉駕車過程中發生車禍，可見其駕駛、操控能力確實受到酒精影響，其自承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狀態，應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四、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雖主張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 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 5毫克以上罪嫌等語，查卷內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所載，本案警方施測之酒測器，施測當時仍在檢定合格之有效期間（次數）內，則檢定合格之有效期間（次數）內酒測器所測得之數值，在無儀器故障或操作失誤情況下，應否扣除度量衡相關法規所規定之「公差」？　㈠實務對此問題，容有不同看法：　⒈實務少數見解採肯定說，理由略以（參閱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8號之甲說）：　⑴凡有量測必有誤差，此為公眾周知之事實。即使是檢定檢查　　合格之儀器，對相同酒精標準濃度氣體多次測試結果，並非　　固定數值，檢定檢查合格之儀器所測試顯示之數值，至多祇　　能確保該數值與真值（即使窮盡現有科技亦未可知之絕對值　　）在可容許之公差範圍內，而僅具相對之可信度。倘考量技　　術規範上可容許之誤差範圍，吐氣酒精濃度未達每公升0.25 　　毫克者，應認事實有未合致構成要件之合理懷疑。刑事審判　　不應徒依定然會有誤差之酒測器所測數值決定成罪與否，而　　應設定除錯機制防冤，即應考量儀器公差並予扣除。　⑵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之定值酒精濃度，作為成罪標準。然此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易受空氣濕度或吐氣技術影響，故呼氣酒精測試器實測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存有較大之誤差可能性，且在現代法治國家，不應容忍因度量衡器之誤差，致生成罪與否之不同結果。況本於刑法謙抑思想，作為最後手段性之刑法，其涵攝自應較諸行政法愈為嚴格。因此，司法實務允應接受，縱使是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亦有誤差之風險，而應將酒測器測得之數值，加上法規容許範圍之誤差值，作為定罪門檻，如此方能兼顧無罪推定與定罪標準明確化之要求。　⑶參照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行為人駕駛汽車或慢車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0.02毫克，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故經檢定檢查合格之度量衡器，其測量數據仍可能由於各別度量衡器之物理特性，產生若干差異，正因考量各別度量衡之存有公差，遂有上開每公升0. 02毫克之「寬容值」規定。　⒉實務多數見解採否定說，理由略以（參閱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06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8號之乙說、審查意見、研討結果及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5年度交上易字第271 號判決【列為高院暨所屬法院刑事庭具參考價值裁判】）：　⑴查依度量衡法第18條授權經濟部指定專責機關（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定之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3條第4項之附表「應經檢定公務檢測用法定度量衡器之適用對象、執行法規名稱及其用途別」所示，該附表明定：「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其所「適用對象、執行法規名稱及其用途別」為「警察機關執行刑法第185條之3移送法辦用或執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舉發用」。故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乃進而依度量衡法第14條、第16條之授權，訂定公告「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下稱「（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作為「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性事項」之合格判準（見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6點－呼氣酒精測試器之檢定程序、第7點－呼氣酒精分析儀之檢定程序）。另依度量衡器檢定檢查辦法第3條所臚列應經檢定檢查之法定度量器種類繁多，故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乃就各式度量衡器訂定公告各類檢定檢查技術規範，該等度量衡器，概有「器差」、「公差」等規定，以作為技術性檢定檢查之依循。從上開「度量衡法規」所建構體系，可知「檢定公差」、「檢查公差」規範之作用與目的，在於「（酒測器）檢定檢查程序」之判準，限定在如何之條件下，得判定「受檢法定度量衡器」合格，而不在於「具體個案」指示「度量衡器」是否存有科學極限之可能誤差。是「檢定公差」、「檢查公差」之適用範圍，自不應及於公務實測之具體個案。　⑵「（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為了檢覈確認受檢酒測器「器差」是否在法定允許範圍內之目的，乃有「公差」之抽象容許規範設計，以資為所有公務檢測「酒測器」受檢程序之依循，然此並非謂凡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於供具體個案之公務實測時，尚普遍存有此等範圍內之可能誤差。故凡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其於供具體個案實際測試時，苟儀器本身並無故障或操作失誤之特殊情況，在檢定檢查合格之前提與框架內，規範意義上即具備準確性。具體個案應用實踐上，即不容再窮究「實測數值與物理極限」之差距。蓋各種度量衡相關法規之作用，均在藉由縝密之檢覈程序，以驗證並擔保「儀器本身」，於實際使用時之精準與可靠。是凡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既已考量並確認法定所允許之器差（在上開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6點－呼氣酒精測試器之檢定程序、第7點－呼氣酒精分析儀之檢定程序，二者均已要求應符合技術規範之表2準確度公差），在無相反事證之情況下，即不容再於具體個案實測時，否定其量測數值之準確性。故而，酒測器暨其測試結果，於刑事訴訟程序上之資格（證據能力）與價值（證明力），如合於度量衡相關法規之驗證（即經檢定檢查合格者），則就「儀器本身之器差」在法定允許範圍內一節，既經校驗並認證無訛，而有可信之堅實基礎，於具體個案之證據評價時，即不應再回溯去考量「儀器本身之器差」，始與整體規範意旨契合，否則在無相反事證之情況下，再於實測時回返質疑，否定其量測數值之準確性，將造成循環論爭，於社會生活事實之定紛止爭，並不具合理之必要性。　⑶當事人受測當時呼氣酒精濃度，理論上，固有一絕對數值，然以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數次測試結果，數值或有符合公差範圍內之差異，關於證據之蒐集、調查與事實之認定，就執法技術而言，雖非不得為數度施測，而從較低、平均或中間值採認之設計，然此俱為道路交通管理執法主管機關所不採，反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之授權法規「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3項前段明白規定：「實施酒精測試儀器檢測成功後，不論有無超過規定標準，不得實施第二次檢測」，除非「遇檢測結果出現明顯異常情形時，應停止使用該儀器，改用其他儀器進行檢測，並應留存原異常之紀錄」（同條項但書參照）。是以，單純呼氣酒精濃度測試之執法規範，既不允許持業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於具體個案重複施測，從法規解釋之整合性意義而言，原則上，當不考慮再以其他測試（數值）作為調查認定事實之手段，此於相當程度上，非不得視為是證明方法之法定限制。　⑷至於肯定說所援引「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第1項第12款之規定，其乃行政行為適用抽象規範之裁量指示，與事實之調查認定，有本質上之殊異。上開規範，行為人在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0.02毫克」之前提要件，容許逾一定數值下之違規，於不甚危害交通之情況下，為合目的性之裁量，僅施以勸導而免予舉發，固可謂係抽象規定之「『舉發』寬限值」，但此乃立基於行政秩序罰之「便宜原則」反應。而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其犯罪構成要件，明確規定為「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規範本身，在罪刑法定構成要件明確性要求以外，並不存在規範上的「寬限值」，自難以彼類此。　⑸「行為人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前揭標準﹙達0.25mg/L以上』，惟『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則係成立刑法第185條第1項第2 款之罪（立法理由參照），其與同條項第1款之罪，係排斥關係。從而，司法審判就實測所得唯一酒測值之證據評價，如（僅）從抽象之法定允許器差斟酌，於無當下實測之其他相異數值佐憑之情況下（按法規實不允許），據為心證之自由判斷而不採，並不符規範意旨。　⑹刑事有罪事實之證明標準，僅設定在幾近確定之可能性，亦即達可排除合理懷疑之確信即足，其本質為經驗理性上之高度蓋然性，並不要求科學上毫無可疑之絕對確定。何況，即便是現今公認具證據容許性與高度憑信價值之科學證據，亦存有已究明之極細微潛在錯誤率。故檢定或檢查合格之酒測器，在別無現實存在之儀器故障或操作失誤情況下，測得之呼氣酒精濃度數值，其作用於推認待證事實之價值，應認已達近乎確定之可能性，而器差或公差之潛在不良因素，既業經縝密嚴謹之合格檢定或檢查程序所排除，則此等不必要之虞慮，即難認是足以否定確信之合理懷疑。從而，遽因酒測器存有未能達與度量衡標準器始終一致之物理極限，於欠缺實際存有相反事證降低其證明力之情況下，徒以有器差或公差存在之抽象可能，遂認事實不明，依罪疑唯輕原則，從有利被告採認之見解，恐非的論。　⑺具體而言，特定酒測器受檢時，依「（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經以標準酒精濃度重複測試所得之具體數值，如於「標準酒精濃度＜0.400」之情形時，檢定公差須在「±0.0 20mg/L」以內，且其與平均值之離散程度，並須達標準差「＜0.007mg/L」限制範圍內之精準程度始能合格，是知受檢酒測器之施測，於檢定合格實際使用於公務檢測時，並非恆然或通常有±0.020mg/L之法定允許最大誤差值。設若將「（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之檢定或檢查公差，援為證據評價之考量，進而依罪疑唯輕原則，從有利被告之事實認定，則實測酒精含量數值為0.28mg/L未滿之諸如0.27…mg/L、0.2 6…mg/L或0.25…mg/L等案例，扣除檢查公差0.030mg/L（即檢定公差0.020mg/L之1.5倍，同上技術規範第9.3點參照）之結果，概不該當「0.25mg/L以上」構成要件而不成罪，如此一來，不無「0.25mg/L以上」之法定明文，卻未能涵攝0.27 …mg/L、0.26…mg/L、0.25…mg/L等客觀事實之邏輯矛盾與脫節，更難免招致形同變更法定構成要件之質疑。此等疑慮，亦將擴及其他以量化之度量衡數值為犯罪構成要件之事例，例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6項與第11條第3至6項之轉讓或持有各級毒品達一定數量／純質淨重○公克以上等罪（按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就秤量重量之衡器檢定檢查所訂定公告之「衡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同有相關之公差規定）。再者，觀察實測酒精含量數值0.28mg/L以上之案例，司法實務鮮為扣除檢查公差之有利認定，兩相對照，其所呈現者，係就相同證據方法（同一酒測器）所得證據資料之證明力，採不同評判標準之歧異現象，此亦徵顯扣除檢查公差之論點瑕疵。　⒊實務少數見解對於多數見解之批評，再回應以（參閱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06年度交易字第769號判決）：　⑴誤差值的概念並不違背罪刑法定及明確性原則，蓋罪刑法定原則是避免國家濫權處罰人民，明確性原則則是要求立法者制定明確之法律以避免執法者任意解釋以處罰人民，故此等原則均旨在保護人民避免遭受國家不合理之處罰，而非作為處罰人民之標準，而排除酒測器誤差值造成的風險，實是無罪推定原則的具體實現，因此，罪刑法定原則和明確性原則，並未剝奪法院依據客觀現實的情形，合理考慮「存在無罪可能的因素」來保護人民的權限。簡言之，此等原則並不會導出「不可以用誤差值詮釋0.25mg/L法定標準」的結論。　⑵誤差值的概念不會使定罪標準不明確，論者雖然質疑，若酒　　測器檢測結果明明檢驗超過了0.25mg/L，倘還容許被告用誤　　差值來脫罪，會不會沒完沒了，讓審判失去了「定紛止爭」　　的功能？事實上，只要將法律容許的誤差值加上0.25mg/L的　　法定標準，作為成立犯罪的標準，就能同時兼顧無罪推定原　　則和定罪標準明確化的要求。　⑶正視誤差值風險始能落實無罪推定原則：為了落實無罪推定　　原則，刑事訴訟除了發展出嚴格證明原則之外，也發展出罪　　疑唯輕原則。此原則要求罪證評價之後，法官心證有所懷疑　　時，不能確定的利益是要歸於被告，也就是證據的呈現可能　　是有利於被告（犯罪的人可能不是被告）也可能是不利於被　　告（犯罪的人可能是被告）之時，法院必須作出有利於被告　　之結論。只有如此，才能避免冤枉人民，此應現代非極權國　　家的普世價值，任何為了實現此價值所作的取捨，都應該認　　為具有合理的必要性。具體案例中，因為不知道酒測器測出　　之0.25mg/L是真的0.25mg/L，還是因為誤差才飆到0.25mg/L 　　，在無罪推定和罪疑唯輕原則的前提下，應該宣告被告無罪　　，以避免被告冤枉獲罪，此即為無罪推定原則存在之目的。　⑷立法者明定0.25mg/L的標準，並非接納了誤差值的風險：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的（酒後駕車）公共危險罪，在10 2年6月11日修正時，明定以吐氣酒精濃度超過0.25mg/L作為處罰的標準，當時的立法理由是「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此立法理由完全看不出來立法者認為不必考量儀器誤差值，甚至可以認為，立法者在立法的時候，根本未想到有儀器誤差值此現實存在的因素，從而在本罪適用上，應該和超過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 4條第1項第2款所規定的0.15mg/L科行政罰的情形一樣，接受誤差風險的現實。　㈡學說上，有論者對於實務多數見解提出具體之評論（參閱蔡聖偉，酒測器的誤差值─評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交上易字第722號判決，月旦裁判時報，第69期，107年3月【以下引用稱「前揭文」】，第61至63頁）：　⒈應如何理解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合格檢定酒測器之意義？首先，倘若警方使用的酒測器連標準檢驗局的檢定程序都未通過（或是已經超過檢驗效期），則該酒測器所測得之數值（並不限於些微超過臨界值的情形）的可信度都會大打折扣，甚至被推翻，但我們並不能由此再跳躍式地推論：「只要酒測器檢定合格，所測得的數據對於刑事法院具有絕對的拘束力。」如實務上曾有案例，某甲因發生車禍，經警方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測得數值達每公升0.58毫克，但某甲堅決否認酒駕，警方也證稱未發覺某甲酒味或其他酒醉生理反應，某甲隨即自費前往醫院抽血檢驗，血液酒精濃度為0，嗣檢察官認為罪嫌不足予以不起訴。可見即便是檢定合格之酒測器，其數值也不應該有絕對拘束司法機關的效力。事實上，經濟部標準檢驗局的檢驗，只是行政機關內部的一個自我管控機制，基於技術或成本因素，允許了一定範圍的誤差存在。因此，檢定合格只是表示該酒測器的誤差值有被控制在法定容許範圍內，但這個合格認定當然不會讓一臺原本帶有（法律所容許之）誤差的酒測器突然變成「零誤差」。而刑事法院審理時，所要決定的是法定構成要件是否實現、是否存在構成要件該當事實，此必須靠證據來認定。酒測器測定的數值當然可以是一個證據，甚至會是一個重要的證據，但如果要使用該檢測數值證明構成要件的實現，當然就必須面對這個數值有一定誤差範圍的現實。　⒉加入誤差值是否會變更法定構成要件？如果依照肯定說即實務少數見解，將誤差值列入考量，會該當刑法第185條之3第 1項第1款構成要件的情形，就是吐氣或抽血檢驗的酒測值超過「法定數值＋誤差值」，但此所涉及只是程序上的證明問題（怎樣的事實才會該當構成要件），而未觸及實體法上的處罰條件，易言之，即便考量了誤差值，法院所適用的處罰依據仍然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規定的法定數值，構成要件本身並無任何變動，只是基於檢測技術必然存有誤差的現實，必須再加上誤差值才能確認個案事實是否確切無疑地該當此構成要件。由於誤差值的存在，就有可能發生同一個行為人，依照甲派出所的酒測器酒測值剛好超過每公升 0.25毫克，但換成乙派出所的酒測器卻低於法定標準的情形，這種情形才會影響法律適用的安定性。　㈢本院見解：　⒈首先，或有看法認為，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所謂「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指的就是「酒測器測得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情形，實務亦有見解認為：依本罪於102年6月11日修正之修正理由謂：「一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二至於行為人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前揭標準，惟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仍構成本罪，爰增訂第2款（即『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則修正理由二指明「接受酒精濃度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第1 款0.25以上之『標準』」，即「酒測值未達第1款0.25以上之標準」，已比較清楚地界定第1款修正理由所謂的「標準值」，是指酒精濃度的測試值，不再加減誤差值，進一步言之，以現行實務運作的吐氣酒精濃度檢測方法而論，測試值即為警方酒精測試器於檢測後所得出酒測值，在酒精測試器於合格且正常有效使用中，並由具有操作經驗之警員，於標準作業程序下實施酒測所採得的數值，即為立法者所明訂應予刑事處罰或不處罰的數值（參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 年度交上易字第232號判決意旨）。從而，在探討酒測器誤差值之前，最先應該確認的問題是：本罪規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構成要件，是否指員警於標準作業程序下，使用「檢定合格、正常有效之酒測器」所測得之數值？　⒉按度量衡法第2條第3款明文：度量衡標準器，指經主管機關認定，在量測領域內作為定值依據之器具或裝置。同條第4 款規定：法定度量衡器，指經主管機關指定，供交易、證明、公務檢測、環境保護之用，或與公共安全、醫療衛生有關之度量衡器。第5款規定：檢定，指檢驗法定度量衡器是否合於規定之行為。第6款規定：檢查，指對檢定合格在使用中之法定度量衡器，檢驗其是否仍合於規定之行為。第7款規定：器差，指受檢驗之法定度量衡器顯示值減去供檢驗之度量衡標準器之標準值所得之數值。第8款規定：公差：指法定允許之器差。依上第3款、第7款之規定，與前述誤差值之定義相符，足見於適用度量衡法時，亦應考量到器差之誤差值，此與科學證據於證據能力之判斷上，別無不同，至於度量衡法所容許之器差（誤差）即公差，係指檢定或檢查之結果，須在公差範圍內，始得判定儀器設備為檢定或檢查合格，再參同法第14條明文：度量衡專責機關得對法定度量衡器施予檢定。前項應經檢定法定度量衡器之標示、構造、「檢定公差」、檢定合格有效期間、最長使用期限及相關技術規範，由度量衡專責機關公告之；第16條第1項、第2項明定：經檢定合格在使用中之法定度量衡器，應接受檢查。前項檢查之「檢查公差」、檢查方法及相關技術規範，由度量衡專責機關公告之。可見立法者要求公差必須公告週知，乃在促使使用人於個案注意合格儀器設備測定結果，並非標準值，其仍存有法令所容許之誤差存在。此乃對科學求真求實的謙卑表現，非謂檢定或檢查合格之儀器設備，其於個案依標準流程操作所得之數值，即無須考量公差或誤差（參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6年度交上易字第232號判決意旨）。可知縱使檢定或檢查合格之儀器設備，其測得之數值，仍有可能與「度量衡標準器之標準值」具有公差範圍內之誤差，兩者自有可能是不同之數值。至此而言，前開問題可以聚焦為：本罪構成要件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係指「標準值」（意義理解上，應等同於上開實務多數見解所謂之「理論上之絕對數值」），也就是行為人「實際、真實」呼氣之酒精濃度？抑或員警於標準作業程序下，使用「檢定合格、正常有效之酒測器」所測得之數值（下稱「測定值」）？本院認為應是指「標準值」，理由如下：　⑴罪刑法定原則的刑法所規定之犯罪與刑罰，必須盡量求其明確，此即為明確性原則，包括構成要件之明確與法律效果之明確，前者指刑法對於犯罪行為法律要件的規定應力求明確，避免使用可以彈性擴張而具伸縮性或模稜兩可或模糊不清的不明確概念或用詞（參閱林山田，刑法通論【上冊】，97 年1月，第75頁），「標準值」作為一個「絕對」數值，相較於容有誤差變動範圍之「測定值」，自然相對明確，如果立法者有意將「測定值」作為本罪構成要件，條文應明定「於標準作業程序下，使用檢定合格、正常有效之酒測器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或者明文將「標準值加計公差範圍」列為構成要件，否則必定無法解釋，何以「標準值」未達每公升0.25毫克之情形，卻仍依照本罪論處，更無法向人民說明，原來本罪所謂之「每公升0.25毫克」，竟然不是一個「臨界『點』」的數值，而是一個「公差之『範圍』」？如此實有違罪刑明確原則。　⑵從立法歷史解釋觀察：　①本罪於102年6月11日修正公布之修正理由以：「一不能安全駕駛罪係屬抽象危險犯，不以發生具體危險為必要。爰修正原條文第1項，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以此作為認定「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以有效遏阻酒醉駕車事件發生。二至於行為人未接受酒精濃度測試或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前揭標準，惟有其他客觀情事認為確實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時，仍構成本罪，爰增訂第2款」，其中修正理由一已提及「增訂酒精濃度『標準值』」，則對照度量衡法第2條第7款「器差：指受檢驗之法定度量衡器顯示值減去供檢驗之度量衡標準器之標準值所得之數值。」之規定，從體系解釋之立場，自應將本罪理由所稱之「標準值」與度量衡法所謂「度量衡標準器之『標準值』」作相同理解。至於上述雖有實務見解認為：從前開修正理由二指明「接受酒精濃度測試後，酒精濃度未達第1款0.25以上之『標準』」，可知修正理由一所謂之「標準值」係指「測定值」等語，然所謂「測試後未達『標準』」，是否可以直接推論立法者係以「測定數值」作為「有無達『標準』」之判斷依據？還是說係指「測試後考量公差等因素後判斷未達『標準』」？並非無解釋空間。　②上開修正之立法過程中，法務部提出之修正意旨說明略以：依據研究顯示，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時，即會產生複雜技巧障礙，駕駛能力亦隨之變差等語（參閱立法院公報，第102卷，第17期，委員會紀錄，第34頁），而修正後本罪即以「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作為構成要件，是上開修正意旨所提及之研究對於此構成要件之解釋，自有相當參考價值。關於酒精對於人體之影響，國內外有豐富之研究成果，而各種研究之結果，常見如：血液酒精濃度10至50mg/100ml（呼氣酒精濃度換算0.047至0.238mg /L），症狀為精神欣快，降低精細工作的控制能力等，而血液酒精濃度50至100mg/100ml（呼氣酒精濃度換算0.238至0. 467mg/L），症狀為興奮或鎮靜，肌肉協調能力受損，反應遲鈍等；又或者，血液中酒精濃度0.03%至0.05%，多數駕駛人心境逐漸變幻不定等，血液中酒精濃度0.05%至0.08%，反應遲鈍、駕駛能力受損等（參閱傅幸梅，酒精對駕駛行為績效影響之研究，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研究所碩士班碩士論文，93年6月，第30至31頁），可知許多研究結果對於酒精影響程度之區分，有明確之臨界「點」，而非一個「範圍」，例如「呼氣酒精濃度0.047至0.238mg/L」是一個層級，下一個層級便緊接著為「0.238至0.467mg/L」，區分為「0.238mg/L」此一臨界「點」，則參考該等研究之本罪修正，所謂「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自應該也是一個「標準值」之臨界「點」，而非「測定值」之臨界「（公差）範圍」，甚至根本而論，真正影響行為人的是「實際、真實」的呼氣酒精濃度，而非酒測器所測得之「測定值」。　③上開修正之立法過程中，已有提案立委注意到「酒測器誤差」之問題，如立委丁守中等20人提案，提案主張增訂「酒精濃度超過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規定標準」，說明略以：生理檢測難具有客觀標準，不若儀器檢測具有較高可信度，如果認為儀器檢測可能仍會有誤差時，警察可改善酒測方式，例如當場改採另一具檢測儀器、輔以其他更精密儀器進行檢測、或先允許休息幾分鐘後再進行檢測。若經兩具或兩種以上檢測儀器皆顯示超過容許值時，儀器發生錯誤的可能性已是微乎其微，應可直接認定駕駛人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參閱立法院第8屆第3會期第10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第 161至166頁），更可徵本罪該次修正增訂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構成要件，仍賴「執行」時以其他方式檢測，以排除「誤差」、「證明」合乎該構成要件。　④關於酒測器誤差之問題，立法院院總第246號委員提案第2166 0號，其案由為：「本院委員林德福、江啟臣等18人，有鑑於酒駕撞死人的案件層出不窮，為貫徹酒駕零容忍政策，避免有心人士再以酒測器誤差值為由，爭取酒駕無罪。本席等爰提出『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條文修正草案』，修正吐氣酒精濃度標準，將儀器誤差值納入，改採範圍區間認定，凡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誤差值正負0.030㎎/L 範圍區間，即可依公共危險罪移送法辦，以貫徹酒駕零容忍精神，維護民眾及用路人安全。是否有當？敬請公決。」，說明則以：「一、酒駕案件層出不窮，105年取締酒駕違規1 0萬4756件，移送法辦6萬2959件。105年1至12月A1類道路交通事故酒駕肇事死亡人數102人，受傷人數54人。106年1至1 1月取締酒駕違規9萬6730件，移送法辦5萬6813件。106年1 至11月酒駕肇事死亡人數77人。二、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訂定「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檢查技術規範」，依標準「呼氣酒精測試器及分析儀」檢定公差應符合表±0.020㎎/L，檢查公差為檢定公差之1.5倍（±0.030㎎/L）。三、曾有多起民眾酒駕案件，呼氣酒測值為每公升0.26毫克，某地方法院認為酒測器會有誤差，有可能未達0.25毫克法定刑罰標準，而判酒駕民眾無罪。」，而提出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 款修正條文則為「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誤差值正負0.03毫克範圍區間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 0.05以上。」（參閱立法院第9屆第5會期第1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第173至174頁），足見立法者已意識到「酒測器公差值」之「立法漏洞」，為達成所謂之「酒駕零容忍」的立法目的，欲修法將誤差值列入法律構成要件中，該「法定吐氣酒測值」成為「範圍區間」，與現行法之臨界「點」顯然有別，更可見現行法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實指「標準值」此一臨界「點」無誤。　⑶上開實務多數見解已提及，依度量衡法相關法規規定，酒測器之適用對象為「警察機關執行刑法第185條之3移送法辦用或執行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舉發用」，則適用相同檢定、檢查規定之酒測器，其測得之酒測值對於刑罰或行政罰規定之意義應該相同，所以酒駕行政罰規定有關酒測值之解釋適用，自然可據為本罪構成要件解釋之參考。酒駕行政罰之規定係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汽車駕駛人，駕駛汽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而「規定標準」則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3以上。」，此規定之方式與本罪在文義上並無不同，而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 12條第1項第12款規定「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十二、駕駛汽車或慢車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0.02毫克。」上揭實務多數見解指出，此乃行政行為適用抽象規範之裁量指示，與事實之調查認定，有本質上之殊異，本院贊同此看法，蓋該規定僅謂「得」免予舉發，而非「應」免予舉發，如果「測定值」必須扣除「公差」，其結果若未達每公升0.15毫克，自然不得依上開規定處罰，當非僅「『得』免予舉發」而已，不過此規定係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規定授權交通部會同內政部訂定，則該等行政機關對於上開條文之理解，自具有相當參考價值。查交通部89年7月21日函覆內政部警政署之交路字第044471號函文略以：「酒精濃度過量之執法取締標準及處罰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均已有明文規範，而本案所涉係員警便用之執法儀器精準度事宜，其無涉法令之釋疑，故員警取締酒精濃度過量實務執行認定之作業規定，究應如何規範，仍請貴署自行核處；惟算計執法使用之各種量測儀器之容許誤差值後，方依法舉發處罰之作法，應尚稱合理。」；交通部又於90 年6月5日以另案函覆內政部警政署略以：「算計執法使用之各種量測儀器之容許誤差值及考量現行已實施多年之規定後，方篩選作為依法舉發處罰對象之作法，應尚稱合理，本部亦表同意。至於，篩選後舉發之違規者，其逾越法規標準之核算，本部認為宜依量測違規數值扣除各該執法器材容許誤差值（而非貴署所指之寬容值），經與法規標準扣減後，所得之值即為實際違規值（例如：以固定地磅舉發核定總重量為35公噸之半聯結車，如其量測違規數值為42公噸，則其實際超載違規值為6.9公噸，6.9=42-0.1【警政署提供之公差值】-35），再據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規定予以分級處罰，俾較符合法理與度量衡相關量測之規定。」均已明白指出，在適用上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標準及處理細則所謂「行政行為適用抽象規範之裁量指示」規定之「前」，應「先」將「測定值」扣除公差（容許誤差）值後，方得出「實際違規值」（等同於本院所稱之「標準值」），再據以適用該規定，即「實際違規值」是否「超過規定之標準值未逾每公升0.02毫克」、有無「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之情形，再決定是否施以勸導，免予舉發。上述理解，論者有清楚指出：儀器之誤差，乃儀器本身所有，有因人之校正、不校正而歸於正確或不正確，並不因其關涉者為行政罰或刑事罰而異其出現之可能性，所以在「考量儀器誤差值」之情形，若謂行政罰規定容許，刑罰規定應無不容許之理由（參閱陳景發，試論幾則取締酒駕的法律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127期，94年12月，第101至102頁）。綜此而言，若謂酒駕行政罰規定之「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3 以上。」是不包含「誤差」在內之「標準值」，本罪規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構成要件亦然。　⑷從外國立法例觀察：　①德國：　Ａ、德國刑法第316條第1項規定：「因服用酒類飲料或其他麻醉藥品，致不能安全駕駛，仍駕駛交通工具參與交通活動者，若其行為不在第315a條或第315c條處罰之列，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金。」（參閱德國刑法典，李聖傑、潘怡宏編譯，106年6月，第399頁），論者說明，德國司法實務（聯邦最高法院西元1990年6月28日之裁定）關於「絕對不能安全駕駛」的認定，就考量了誤差值，而將原本不能安全駕駛的血液酒精濃度基礎值「0.10%」加上「0.0 1%」的「附加誤差安全值而成為「0.11%」，該國學界及實務界對此均無不同意見（參閱蔡聖偉，前揭文，第60頁；許澤天，論酒精影響下的不能安全駕駛罪，興大法學，第15期，103年5月，第151至152頁），足見依德國通說，「測定值」並不能直接作為判斷「絕對不能安全駕駛」之基準，應以排除「誤差安全值」後所得到之「標準值」作判斷。　Ｂ、德國道路交通法第24條之1規定：「凡呼氣每公升含0.25毫克以上之酒精、血液中含千分之0.5以上之酒精，或於體內含有導致如此呼氣或血液酒精濃度之酒精量者，於道路交通中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屬違反秩序行為」，在西元19 70年代之立法理由明白表示「該數值業已包含可能的誤差值」（參閱蔡聖偉，前揭文，第58頁、第63至64頁），於此相對，我國本罪之立法理由並未作如此表示，甚至依前述立法歷史之說明，更有可能是指「未包含、已排除誤差值」之「標準值」。　②美國在西元1984年之Californiav.Trombetta案件，該案法院判決表示，被告權利已經相當程度受到制度性保障：一來本案使用之酒測器的正確性受到加州衛生部門之肯定，二來，為了避免酒測器故障，或酒測結果受到前次檢測的影響，該部門設計兩套獨立之檢測步驟。更重要的是，該案被告還有其他方式可以挑戰該檢測結果，譬如質疑機器校正不完善，機器測量時有無關因素介入（例如無線電波或是受測者飲食中之化學物質），以及測量者的操作錯誤等，依照加州的規定，被告甚至可以現場挑戰酒測器的正確性（參閱李佳玟，反酒駕戰爭的幾個程序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225期，103 年2月，第170至171頁），可見美國對於「測定值」之正確性有「兩套獨立之檢測步驟」作擔保，且被告仍可以其他方式質疑該「測定值」之正確性，其立論自亦以「標準值」為基礎，才有所謂「測定值」是否「正確」之問題。　⑸若本罪規定「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構成要件指的是「包含、不排除誤差值」之「測定值」，顯然並非理想的立法方式，甚至有違憲之可能：　①如論者指出：前述德國道路交通法明白表示「該數值業已包含可能的誤差值」之立法理由，飽受德國文獻上之批評，被指摘造成立法體系上之混亂，混淆了實體法與程序法之分野，因為誤差值的考慮本質上應該是程序法上的證據評價問題。易言之，立法者在構成要件上僅須（能）決定基礎值，而將數值測量之問題留給法律適用者面對，亦即由事實審法官決定，酒測器測得之數值是否足以讓其產生實際酒精含量之確信。況且，檢測技術會不斷改善，立法者在技術上當然不可能考慮到日後的技術發展程度，倘若立法者將誤差值加入法定臨界值，那麼當檢測技術進步使附帶的誤差值降低時，就必須修法調整法定數值，曠日廢時。與此相對，委諸實務界自行斟酌法律適用當下的技術狀態，自然較為快速，能富彈性隨時反應檢測技術的現況（參閱蔡聖偉，前揭文，第63 至64頁），例如前述德國聯邦最高法院之裁定，即採用西元 1989年之聯邦衛生署之鑑定報告（附加安全值千分之0.1），至於先前較舊之聯邦最高法院見解，則是援引西元1966年聯邦衛生署之統計鑑定，認為罪疑唯輕觀點下應加上「附加安全值千分之0.2」才是絕對不能安全駕駛（參閱許澤天，前揭文，第151至152頁）。但更嚴重的問題只怕是，將「誤差值」列入法定構成要件數值之作法，因為司法者已不能再考慮「誤差值」，如此恐違反罪刑明確性原則，舉前述德國「絕對不能安全駕駛」之數值為例，基礎值均為血液中酒精濃度千分之1.1，差別在於附加安全值千分之0.1與千分之0. 2之不同，如果依照西元1989年之前較舊之檢測技術，必須加上千分之0.2之安全值，故絕對不能安全駕駛之法定數值為「千分之1.3」，則當檢測技術進步，誤差降到千分之0.1 以內時，因為法定數值未變更，將造成原先應該受處罰之行為人（真實酒測已逾千分之1.1，但因為檢測技術進步，「測定值」並不會超過千分之1.3）變成不罰，而造成實質上刑罰適用範圍之變動，也使得該罪之處罰範圍隨著檢測技術之進步會有所不同，當有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之疑慮。　②倘本罪「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構成要件解釋為「測定值」，最嚴重的問題是違反平等原則，蓋「測定值」與「標準值」係不同之數值，也就是說，「測定值」與行為人「實際、真實」的吐氣酒精濃度可能會有落差，暫且不論前述立法委員林德福、江啟臣等18人所提出之本罪修正案，提案將本罪構成要件修正為「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誤差值正負0.03毫克範圍區間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在立法論層次上之良窳，至少該修正條文能擔保適用本罪之平等性，舉例而言，（假設公差為正負0.03毫克），今日酒測器測得之數值為0.25 毫克，行為人「實際、真實」的吐氣酒精濃度可能是每公升 0.22毫克至0.28毫克間，在此區間內，不論行為人「實際、真實」之吐氣酒精濃度是何種數值，都會受到「修正後」本罪之處罰，相對於此，若直接將本罪構成要件解釋為「測定值」，則當行為人「實際、真實」之吐氣酒精濃度是每公升 0.25毫克之情形，也就是行為人相同的酒醉駕車情形，卻因為公差之影響，導致酒測器之「測定值」可能呈現0.22至0. 28毫克之間不等之情形，行為人卻僅在發生0.25至0.28毫克之「測定情形」才會受到處罰，顯然欠缺合理的差別待遇而違反「等者等之」之平等原則。　⑹依照多數實務及學說見解，本罪「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構成要件，所規範者為「絕對無駕駛能力」之情形，禁止反證推翻（參閱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 106年度交上易字第401號判決；張麗卿，酒測0.91毫克竟也無罪─評臺灣高等法院99年度交上易字第246號刑事判決，收錄於新刑法探索，103年9月，第510至512頁；許澤天，前揭文，第158至159頁），有論者說明，本罪上開規定係以危險性指標方式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一部分，實質上是「不可反駁之法律推定」（參閱蔡蕙芳，新修正刑法第185條之3不能安全駕駛罪之證明問題，月旦法學雜誌，第236期，103年12 月，第113頁）。雖然學說上仍有反對見解，認為酒測數值僅是一種證據方法，並不能作為唯一證據，仍應尋求其他證據以證明「不能安全駕駛」之待證事實（僅參閱盧映潔，刑法分則新論，102年2月，第230頁），但不難看出本罪構成要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決定重要性」，如果我們採取「測定值」的見解，只要員警於標準作業程序下，使用「檢定合格、正常有效之酒測器」，測得之數值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就成立本罪且不允許反證推翻，則前述某甲立刻抽血檢驗酒精濃度為0之情形應如何處理？當上述正反見解還在爭論雖然行為人體內「確實」達到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酒精濃度，但每個人酒精耐受程度不同，未必即欠缺正常駕駛能力而非不能安全駕駛時（參閱陳子平，刑法各論【下】，105年9月，第98至99頁），難道我們竟要採取只要「測得」0.25毫克以上，不管行為人「實際、真實」的情形是否達「0.25毫克以上」，甚至不論行為人體內有無酒精都要論以本罪之見解？如此作法，唯一能說明的合理目的只有「執行取締之便利性」，但其手段顯然已違反罪刑相當，甚至更上位之比例原則。　⒊確認本罪「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之構成要件係指「標準值」，即行為人「實際、真實」吐氣所含酒精濃度之數值後，具體案例之適用上，法院自應判斷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能否認定被告該當上開構成要件，是否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而依首揭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意旨，其證明應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為有罪之認定。則：　⑴相對於血液酒精濃度測試，吐氣酒精濃度測試具有較大之誤差空間（參閱許鴻文，酗酒駕車不二罰之研究，東海大學法律學系碩士論文，98年，第11頁），所以論者指出，德國實務僅接受血液酒精濃度值作為任何人在可想像的各種情況下，因酒精影響造成駕駛能力下降，而無可反證地成立不能安全駕駛，亦即吐氣值不能當作「絕對不能安全駕駛」之判斷標準，此係基於呼氣測試的不可靠性所為的考量（參閱許澤天，吐氣值不應作為判定不能安全駕駛的一般有效經驗法則／最高院98台非15判決，台灣法學雜誌，第247期，103年5月，第205、208頁；蔡聖偉，前揭文，第60頁），雖然在比較法上，日本道路交通法、道路交通法施行令有類似本罪以吐氣酒精濃度值作為刑罰構成要件之立法例（參閱謝煜偉，交通犯罪中的危險犯立法與其解釋策略，月旦法學雜誌，第21 0期，101年11月，第110頁），但仍不能忽略吐氣酒精濃度之「測定值」存有誤差的事實，在此可以得出第1個「誤差程度的比較」：吐氣酒精濃度之測定值的「誤差」高於血液酒精濃度測試。　⑵上述實務多數見解有一段論述相當有道理：檢定合格之酒測器於實際檢測時，並非恆然或通常有法定允許之最大誤差值等語，蓋在實際案例中，自然有毫無誤差、該「測定值」即等同於「標準值」之可能，甚至我們還可以窮追不捨，謂：難道檢定合格之酒測就不會突然發生零件故障，導致「測定值」的誤差超過「公差」嗎？如此一來，豈非無窮無盡，根本無從依照「測定值」判定是否該當本罪？也就是說，所謂「法定允許之最大誤差值」（公差）是否代表了「測定值」「所有可能」之「誤差範圍」？此問題本院於另案曾函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該局於107年7月24日以經標四字第107000 68700號函文回覆略以：在檢查公差之範圍內，經檢定合格之酒測器於有效期間使用，如測得行為人之吐氣酒精濃度為 0.27mg/L，則行為人實際呼出之吐氣酒精濃度介於0.240mg/ L至0.291mg/L是有其可能性，且超出此檢查公差範圍之可能性非常低（此計算方式是依照「【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3版之規定），準此，可以得到第2個「誤差程度的比較」：吐氣酒精濃度「測定值」在「公差範圍內」發生誤差的可能性，是遠高於「公差範圍外」發生誤差之可能性。　⑶上述實務多數見解認為：刑事有罪事實之證明標準，僅設定在幾近確定之可能性，亦即達可排除合理懷疑之確信即足，其本質為經驗理性上之高度蓋然性，並不要求科學上毫無可疑之絕對確定。何況，即便是現今公認具證據容許性與高度憑信價值之科學證據，亦存有已究明之極細微潛在錯誤率。故檢定或檢查合格之酒測器，在別無現實存在之儀器故障或操作失誤情況下，測得之呼氣酒精濃度數值，其作用於推認待證事實之價值，應認已達近乎確定之可能性，而器差或公差之潛在不良因素，既業經縝密嚴謹之合格檢定或檢查程序所排除，則此等不必要之虞慮，即難認是足以否定確信之合理懷疑等語，就前半段而言，實屬的論，如論者指出：當DN A鑑定結果認為，兩者並非同一人的機率為10億分之1，也就是俗稱之DNA檢測相符，由於全球人口不過數十億，殊難想像法官會相信發生10億分之1之「巧合」，此10億分之1的發生機率，難以構成法律上的「合理懷疑」，其結果就是法官受拘束，應判定兩者為同一人（參閱林鈺雄，自由心證：真的很「自由」嗎？台灣本土法學雜誌，第27期，90年10月，第24至25頁），當科學證據已達到「近乎確定」之程度時，自難謂尚有「合理」懷疑之存在，但酒測器之情形是否屬於如此？從上述兩個「誤差程度的比較」可知，吐氣酒精濃度之測定值的「誤差」是高於血液酒精濃度測試，而吐氣酒精濃度在「公差範圍內」發生誤差的可能性，是遠高於「公差範圍外」發生誤差之可能性，準此而言，難道我們能比照DN A檢測技術之極高確認性，說吐氣酒精濃度在「公差範圍內」所發生之誤差是不重要的疑慮，不能算是「合理」之懷疑？依經濟部標準檢驗局上開函文之說明另略以：依本案酒測器適用之「（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3版第7.3節規定，檢查公差為檢定公差之1.5倍，則舉例說明，執行檢查時，以標準酒精濃度為0.240mg/L之標準酒精氣體（依前揭技術規範第7.1節及第7.3節規定，其檢查公差為正負0.030m g/L），輸送至待檢查之酒測器後，若該酒測器讀值介於0.2 10mg/L至0.270mg/L之間，則判定該酒測器為合格；以標準酒精濃度為0.291mg/L之標準酒精氣體（依前揭技術規範第7 .1節及第7.3節規定，其檢查公差為正負7.5%），輸送至待檢查之酒測器後，若該酒測器讀值介於0.270mg/L至0.312mg /L之間，則判定該酒測器為合格。綜上，經檢定合格之酒測器於有效期間使用，如測得行為人之吐氣酒精濃度為0.27mg /L，則行為人實際呼出之吐氣酒精濃度介於0.240mg/L至0.2 91mg/L是「有其可能性」，且超出此檢查公差範圍之可能性非常低等語，應可得出一個結論：合格酒測器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在「檢查公差範圍內」之誤差，屬於合理懷疑之範疇，「超出檢查公差」之範圍，則難謂「合理懷疑」。　⑷至於上述實務多數見解謂：司法審判就實測所得唯一酒測值　　之證據評價，如（僅）從抽象之法定允許器差斟酌，於無當　　下實測之其他相異數值佐憑之情況下（按法規實不允許），　　據為心證之自由判斷而不採，並不符規範意旨等語，但既然　　合格酒測器所測得之吐氣酒精濃度在「檢查公差」範圍內之　　誤差，已是事實而屬於合理懷疑之範疇，自應由檢察官舉證　　以說服法院此合理懷疑不存在，而非謂還須有「其他相異數　　值佐憑」才能建立起此「合理懷疑」。　⒋回歸酒測器誤差值在實體法與程序法之區分，仍應辨明：本　　院上開結論，並非以本罪「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 　　毫克以上」規定扣除「檢查公差」作為「變動」、「新的」　　犯罪構成要件，而僅屬訴訟證明之問題，詳言之，在訴訟程　　序上，檢察官自然還能透過其他方式，來說服法院上開「檢　　查公差範圍內」之「合理懷疑」並不存在，或者並不那麼「　　合理」。具體而言，例如：　⑴誠如上述實務多數見解所述，檢定合格之酒測器於實際檢測　　時，並非恆然或通常有法定允許之最大誤差值等語，本院曾　　思考是否可以從「個別」酒測器每次送檢定、檢查之具體狀　　況，判斷該酒測器是否特別準確、並不存在如檢查公差範圍　　如此大之誤差？惟經本院另案函詢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該局　　回覆之結論已如上開函文所示，並說明：酒測器執行檢定時　　，係於具控制溫度、濕度等實驗室條件下進行檢測，因與警　　方實際執行酒測勤務環境存有相當程度之差異，僅就檢定紀　　錄表檢定當時之器差值，並無科學數據可進一步推估本案酒　　測器於當時環境實際酒測測定之器差值等語，雖然無從作為　　對本案被告不利之認定，但日後若有科學研究結果可以佐證　　檢定情形與實際施測情形之關聯性，此不失為可排除、推翻　　吐氣酒精濃度在「檢查公差」範圍內的誤差此合理懷疑之方　　法。　⑵早有論者指出：目前國內實施酒精測試均以1次為限，不論第 2次是否施測或第2次檢測值為何，均以第1次檢測值為移送標準，此種作法實有改進之處，外國的作法值得參考，美國警方認為雖然呼氣酒精測試法非常適合在路邊執行，但是如果要作為刑事證據的話，必須更謹慎為之，因為分析方法與樣本本身具有變異性，尤其是對於一些測試結果接近邊緣值的情形，就可能產生有罪與無罪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該如何避免這種錯誤呢？簡單的說，就是應採取更嚴格的作業標準，在實施呼氣測試前，應有15分鐘的觀察時間，然後施測 2次或3次，2次測試間隔時間約2至5分鐘，測試結果的數值應達小數點後3位，取其平均值，然後再減去合理的扣除額（不確定的變異因素），2次測試值的誤差應不能超過0.02g /210L，以最後這樣的數值來起訴駕駛人，至少可以聲稱是最低值，具有最高的信賴度（99%或99.9%），如此嚴謹的程序便可消除長期以來在酒醉駕車案件中，被告律師對警方執法的標準吹毛求庛或挑剔（參閱何國榮、黃益三、王銘亨，人體血液中酒精濃度與呼氣酒精濃度在實例上的探討【下稱酒精濃度實例探討文】，89年道路交通安全與執法研討會，第280至281頁），類此方式，應屬可以排除前開「合理懷疑」之參考方向。關於現行警察執勤實務僅准許駕駛人進行單次酒測之做法，有論者即批評：警政署或許只是為了省事或省錢，但這種方式一來沒有給予駕駛足夠的保障，二來它省了警察的事，卻多了檢察官及法院的工作（參閱李佳玟，前揭文，第171頁），則警察實際執行酒測層面上，考量酒測器公差之合理懷疑，應有檢討現行僅准1次施測規定之空間。至於上述實務多數見解所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3項前段規定：「實施酒精測試儀器檢測成功後，不論有無超過規定標準，不得實施第 2次檢測」，除非「遇檢測結果出現明顯異常情形時，應停止使用該儀器，改用其他儀器進行檢測，並應留存原異常之紀錄」（同條項但書參照）。是以，單純呼氣酒精濃度測試之執法規範，既不允許持業經檢定檢查合格之酒測器，於具體個案重複施測，從法規解釋之整合性意義而言，原則上，當不考慮再以其他測試（數值）作為調查認定事實之手段，此於相當程度上，非不得視為是證明方法之法定限制等語，尚且不論該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僅屬法規命令之位階，可否作為刑事訴訟「證明方法之法定限制」有所疑慮，縱屬無誤，在罪疑惟輕之原則下，在此等「法定限制之證明方法」，恐怕檢察官會失去所有排除前開「合理懷疑」之機會，當非上述實務多數見解所樂見，更非本罪之立法本旨。　⑶又如前述德國司法實務在適用酒駕刑罰規定時，僅承認抽血　　檢驗得出之血液酒精濃度可作為絕對判準，與此相對，由於　　呼氣酒精濃度測試器容易受到空氣濕度及操作瑕疵所影響，　　其檢測出的吐氣酒精濃度數值不論多高，都只能當作「相對　　」不能安全駕駛的間接證據（參閱蔡聖偉，前揭文，第60頁　　），雖然與我國法制未盡相符，但仍可清楚觀察出，血液酒　　精濃度之「可靠性」是高於吐氣酒精濃度測試，當吐氣酒精　　濃度測試之「測定值」扣除公差後未達每公升0.25毫克之情　　形，在符合發動強制處分之前提下，未嘗不可透過抽血檢驗　　血液酒精濃度之方式，排除上開「合理懷疑」，至於程序法　　上與執行層面應如何設計並落實，則屬另外問題。　⑷綜合上述，「測定值」是否要扣除「公差值」，或者要扣除「多少」公差值，端視檢察官舉證之程度而定，此屬事實證明之問題，與本罪之法定構成要件無涉。至於上述實務多數見解所謂：實測酒精含量數值為0.28mg/L未滿之諸如0.27…m g/L、0.26…mg/L或0.25…mg/L等案例，扣除檢查公差0.030mg /L之結果，概不該當「0.25mg/L以上」構成要件而不成罪，如此一來，不無「0.25mg/L以上」之法定明文，卻未能涵攝 0.27…mg/L、0.26…mg/L、0.25…mg/L等客觀事實之邏輯矛盾與脫節等語，然本罪「吐氣酒精濃度達0.25mg/L以上」之法定明文始終未變，至於實測酒精含量數值為0.28mg/L未滿之諸如0.27…mg/L、0.26…mg/L或0.25…mg/L等案例，是否「概不該當」本罪構成要件，當繫於檢察官之舉證程度，實與一般犯罪成立與否之認定並無不同。　⒌上述實務多數見解另謂：酒測器若合於度量衡相關法規之驗　　證（即經檢定檢查合格者），則就「儀器本身之器差」在法　　定允許範圍內一節，既經校驗並認證無訛，而有可信之堅實　　基礎，於具體個案之證據評價時，即不應再回溯去考量「儀　　器本身之器差」，始與整體規範意旨契合，否則在無相反事　　證之情況下，再於實測時回返質疑，否定其量測數值之準確　　性，將造成循環論爭，於社會生活事實之定紛止爭，並不具　　合理之必要性等語，有待說明者有二，其一，誠如前揭學者　　評論所言，檢定合格、有效期間內之酒測器，充其量是擔保　　該酒測器測得之數值，發生「公差範圍外」誤差的可能性非　　常低，甚至低到已不能算是「合理懷疑」，但「公差範圍內　　」之誤差仍然有其可能性，如果我們已經肯認本罪構成要件　　「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是指「標準值　　」，是否該當本罪自然必須檢驗「測定值」可否證明已達該　　「標準值」，也就是憑藉這個「測定值」能不能證明被告「　　事實上、實際的」吐氣所含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　　上，基於罪疑唯輕原則，當然必須考量此「公差範圍內」之　　誤差。其二，所謂定紛止爭之訴求，似可觀察出上述實務多　　數見解之出發點：酒駕案件之「明確性」、「便於判斷」。　　如同前揭學者之批評，現行警察執勤實務僅准許駕駛人進行　　單次酒測之作法，或許省了警察的事，卻多了檢察官及法院　　的工作等語，上述實務多數見解是否也有相同之傾向？如果　　法院判斷酒駕案件一律以合格檢定之酒測器的「測定值」有　　無達到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為準，既不考慮公差值，又不准　　被告提反證推翻，則案件之審理何其明確？檢察官更無庸擔　　憂舉證之問題。但只要合格檢定之酒測器仍舊存有公差範圍　　內之誤差，如此作法終究無法說服被告：為何該等誤差不影　　響酒測值的判斷？是不是換另一臺檢定合格的酒測器測試可　　能就不會被處罰？最後可能是：案件被法院結掉了，但紛爭　　卻仍然沒有解決。五、單從結論而言，縱使不探討本院上述所有的法律理論，上揭實務多數見解始終無法合理解決少數見解1個簡單而重要的質疑：甲、乙2個酒測器都是通過檢測也在有效期限和使用次數範圍內，而被告喝酒駕車上路後，經警察攔查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結果，卻有可能會發生以甲酒測器測量結果超過0.25mg/L，但以乙酒測器測量結果卻低於0.25mg/L之情形，法院難道還能單憑甲酒測器測量之結果，判處被告酒駕罪刑嗎？如果可以，恐怕已不是在處罰被告酒駕之行為，而是在處罰被告的「運氣不佳」，因為警察並不是用乙酒測器對其施測，此結果之不合理處，昭然若揭。六、準此，本案被告經員警以本案酒測器施測，測得其吐氣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27毫克等情，業如前述，惟本案酒測器之檢查公差規定應適用「（酒測器）檢定檢查技術規範」第4版之規定，依該規範第9.1、9.3點規定，當標準酒精濃度小於 0.400mg/L時，檢查公差為「±0.030mg/L」，對照上開經濟部標準檢驗局函文之算法，被告實際呼出之吐氣酒精濃度介於0.24mg/L至0.30mg/L是有可能性，則依前述說明，本罪構成要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是指「標準值」，也就是本院必須判斷被告實際呼出之吐氣酒精濃度是否達於每公升0.25毫克以上，則依本案酒測器測得之數值，依有關酒測器準確性之主管機關即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見解推算，僅能判斷被告實際呼出之吐氣酒精濃度介於0.24mg /L至0.30mg/L之間，也就是被告實際呼出之吐氣酒精濃度可能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但也有可能僅介於每公升0.240 毫克至0.249……毫克之間而未達每公升0.25毫克，檢察官又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被告實際呼出之吐氣酒精濃度已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應認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與刑法第185 條之3第1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之構成要件不符（應採相同結論，可參閱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1年度交易字第178號判決意旨），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容有誤會。七、綜上所述，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　　論科。八、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致不能安全駕駛罪。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係犯同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尚有未合，惟聲請簡易判決之事實與本院認定之事實具有同一性，且本院已當庭諭知被告可能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2款之罪，被告對此坦認不諱（見本院卷第39頁），被告、公訴檢察官亦均同意繼續適用簡易程序（見本院卷第39、40頁），是本件並無礙當事人之訴訟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及妨害自由等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以108年度聲字第967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經入監服刑，於111年9月12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12年4月30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業據檢察官主張、提出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為憑，是被告於上開案件執行完畢後故意再犯本案，為累犯。至於是否應依累犯加重其刑部分，公訴檢察官雖主張本案累犯加重並非於有期徒刑得否易科罰金之界限上，本案應依累犯規定加重等語；被告則表示希望從輕量刑等語。本院考量被告上開案件與本案罪質不同、關聯性較為薄弱，參以被告本案犯罪情節，認為應依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不予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上開刑事案件紀錄，考量其本案酒醉駕駛自用小客車，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每公升0.27毫克、發生車禍等情節，又念及其犯後坦承犯行，已與被害人達成調解、賠償完畢，犯後態度尚可，參以當事人之量刑意見，兼衡被告自陳國小畢業之學歷、未婚、無子女、領有中度身心障礙證明、從事雜工、板模工作、平均月收入約新臺幣2、3萬元、與母親、姐姐同住、母親年事已高等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 41條第1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九、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第454條第1項、第300條，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十、如不服本判決，得於收受判決書送達後20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須附繕本），經本庭向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提起上訴。本案經檢察官李鵬程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　　　　　　　　　虎尾簡易庭　　法　官　潘韋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許哲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1　　日附錄本案論罪之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2025-03-07

ULDM-113-虎交簡-96-20250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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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644號公訴人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乙○○ 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884 號），被告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本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乙○○犯侵入住宅竊盜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追徵不能沒收之犯罪所得價額共新臺幣陸萬玖仟伍佰壹拾元。　　事　實一、乙○○為甲○○之弟，2人分別住在雲林縣莿桐鄉大美村住處（地址詳卷，下稱本案住處）之2樓、3樓。乙○○因在外欠債，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3年3月4日13時許，前往甲○○及其配偶位在本案住處之3 樓房間，利用房間未上鎖之機會，侵入其內，再徒手竊取甲 ○○及其配偶所有、放置在櫃子內之LV SPEEDY 20手提包、LV 老花拉鍊長夾各1件及日幣18萬9675元，得手後離去。二、案經甲○○訴由（告訴暨配偶獨立告訴）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報告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本案被告乙○○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亦非屬高等法院管轄之第一審案件，其於準備程序進行中，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規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是本案之證據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受同法第159條第1項、第161條之2、第161條之3、第163條之1及第164條至第170條規定之限制。貳、實體部分：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簡式審判程序中均坦承不諱（見警卷第3至7頁；偵卷第27至35 頁；本院卷第39頁、第41至43頁、第124、130、131頁），核與告訴人甲○○之指述情節、證人張蓓禎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警卷第9至13頁、第15至23頁、第25至29頁；偵卷第2 7至35頁），並有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查扣物品認領保管單、本院113年10月12日公務電話紀錄各1份、收購單據3份、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3張、現場照片暨查扣物照片6張（見警卷第31至39頁、第43頁、第47至49頁、第51至55頁、第57至59頁；本院卷第19頁）在卷可稽，是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自可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二、按同居在同一住宅內之人，雖有各自之房間，然該各個房間可否單獨視為住宅，於其他同居於住宅內之人進入時論以侵入住宅，應視居住者彼此間之關係、該空間是否已具有足夠之獨立性、權利人有無授與使用該房間之人可排除其他同居者進入之權限等各種具體情形加以判斷（可參閱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侵上訴字第202號判決意旨）。論者也有說明，分租之公寓，數位承租人對於共同使用空間均有完整之屋主權，但個別之房間則限於使用權者才有屋主權，未經許可之承租者自不得進入（參閱許澤天，刑法分則下冊，112年6月，第228頁）。查本案案發時，被告與告訴人（及其配偶）固同住於本案住處，但各自管領2樓、3樓之不同房間，告訴人亦稱其房間可上鎖等語（見警卷第16頁），可見該等房間在空間上具獨立性，有個別之使用權，被告也自承：如果未得到告訴人之同意，無法進入告訴人之房間等語（見本院卷第 42頁），是被告侵入告訴人（及其配偶）於本案住處之房間行竊，自合於侵入住宅竊盜之要件。三、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按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家庭暴力罪，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告訴人配偶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5款所定之家庭成員，被告本案侵入住宅竊盜犯行該當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此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本院補充諭知（見本院卷第38、123、124頁），並無礙被告之防禦權。又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仍依前開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論罪科刑。　㈡按上訴人等於夜間潛入某甲家中，將某甲所有財物及其妻某乙所有之國民身分證一併竊去，其所竊取者雖屬兩人之財物，但係侵害一個監督權，不生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問題（最高法院62年度台上字第40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侵入住宅竊盜犯行僅侵害1個財產監督權，自應論以單純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並無經法院判刑確定之紀錄，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憑（見本院卷第9頁），參以其本案竊取之財物價值不低，犯罪情節並非輕微，又被告雖坦承本案犯行，並自行繳回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7萬5000元（見本院卷第237至247頁），惟未能獲得告訴人之原諒，告訴人表示略以：被告早期偷東西，我是沒有打算告他，但被告連續犯錯，被告先前也有偽造文書、說謊、詐騙的情形，本案不用判很重，希望判有期徒刑7月，給被告教訓等語（見本院卷第43至44頁、第125至12 8頁、第133頁），並提出對話紀錄等證明資料（見本院卷第 49至113頁、第139至211頁）；被告則陳稱略以：先前我跟太太做生意失敗，我急著還錢才會犯本案，我後來找工作有問題，改開白牌計程車，從早跑到晚，有時候睡車上，後來跟別人發生重大車禍，之後我也找不到工作，看哪邊有臨時工就去做，我並不是沒有賠償意願等語（見本院卷第41、42 、126、127、128、129、132頁），並提出工作打卡照片等證明資料（見本院卷第215至229頁），復參以被告母親之意見（見本院卷第127至128頁、第133頁），考量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糾紛，兼衡被告自陳：離婚後又與前配偶再婚、育有 1名年幼子女、從事工地打工、日薪1200元至1500元，目前與媽媽、配偶、小孩同住之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132頁）等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刑法第41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㈣本院考量被告本案犯罪情節、被告與告訴人間之糾紛、被告未能獲得告訴人之原諒，又被告另案涉嫌妨害電腦使用罪等罪經告訴人提出告訴，並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等情，認為本案不宜宣告緩刑。五、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 項、第5項、第38條之2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㈡關於犯罪所得追徵價額之認定，應以何時點為計算基準？本院認為，民法雖係規範私人間一般生活事務之法律，但沒收之定性既為類似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則民法關於不當得利之規定，仍可作為刑法沒收解釋上之參考，並透過刑法第38 條之2第2項過苛條款之規定予以適當調節。按民法第182條規定：「不當得利之受領人，不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其所受之利益已不存在者，免負返還或償還價額之責任（第1項）。受領人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或其後知之者，應將受領時所得之利益，或知無法律上之原因時所現存之利益，附加利息，一併償還；如有損害，並應賠償（第2項）。」如將此規定對照刑法第38條之1不法利得沒收，犯罪行為人作為不當得利之受領人，其自屬於受領時知無法律上原因，從而應償還「受領時」所得之利益，即應沒收犯罪行為人「取得時」所得之利益，如斯時之後該利益減損或滅失，並不影響應沒收之範圍。從而，刑法沒收規定在「剝奪」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或屬不精確之說法，毋寧應為調整不合法的利益流動狀態，不僅要沒收「現存」之利益，更要回復「犯罪前、取得時」之合法財產秩序。惟有疑義者在於，倘若犯罪行為人行為後，其犯罪所得漲價，是否仍以犯罪行為時判斷價額？應採否定見解，蓋任令行為人保有犯罪所得漲價之利益，有違任何人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立法宗旨，且從民法第182條第2項後段「如有損害，並應賠償」之規定而言，知無法律上原因之受領人，如該利益受領後漲價，債權人可因不當得利事件債務人不能享有該漲價利益，故受有損害為理由，依該後段規定向債務人請求賠償。準此，刑法沒收參照民法第182條第2項之規定，應以行為時（受領時）為準，如有跌價，仍以行為時之價額為據，即跌價之風險歸行為人（債務人）；如有漲價，則依漲價後之價額認定，即漲價利益歸被害人（債權人），或謂不可歸於行為人，應予剝奪（民法不當得利部分，參閱黃茂榮，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之內容與範圍，植根雜誌，第27卷第7期，第19至20頁）。惟應進一步說明者在於，利得沒收以行為人「取得時」之「整體財產水準的增加」作為「至少」的剝奪範圍，理論上已足回復「犯罪發生前」的合法財產秩序狀態，也有回復法和平性之功效，嗣後除非犯罪所得客體價值有所增加，且價值增加之時，行為人以變賣等方式，實現、實際獲得了該增加之價值，抑或因保管不慎致該原物滅失，形同終局消耗了價值增加後之總價值（惟可考量有無過苛條款之適用），基於利得沒收之規範目的，避免行為人保有額外之所得，故亦應沒收、追徵增值部分外，在法無明文之情形下，行為人縱使一度於形式上獲取、高於取得時之「整體財產水準增加」，但嗣已不復存在之增值部分，應非利得沒收之對象。　㈢被告本案竊取之LV SPEEDY 20手提包、LV老花拉鍊長夾各1件，固已由告訴人領回（見警卷第43頁），但被告竊取後變賣共得款3萬1500元乙情，業據證人張蓓禎證述明確（見警卷第11頁），並有收購單2紙可憑（見警卷第47、49頁），被告得款3萬1500元係其本案犯罪所得變得之物，自應宣告沒收，雖然被告已先向告訴人借款3萬5000元，而歸還、賠償張蓓禎3萬2500元（多賠償1000元，見本院卷第131頁），但此應係告訴人基於兄弟情誼，為免被告遭他人提告求償，而願意先代被告支付上開費用，參以民法第949條、第950條規定，從沒收犯罪所得之本質而言，被告仍保有一部分之犯罪所得，被害人亦仍受有財產損害，自仍應對被告宣告沒收上開本案犯罪所得變得之3萬1500元。又被告獲得之3萬1500元，衡情應已花用完畢或與其他現金混合而無法區分，因已無法沒收「原物」，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逕對被告宣告追徵其價額即金額。　㈣被告本案竊取之日幣18萬9675元並未扣案，被告應已兌換、花用完畢而無從沒收原物，本院應追徵其價額。惟價額之計算涉及日幣匯率問題，依上開說明，追徵價額原則上應以行為時為準，如有跌價，仍以行為時之價額為據，即跌價之風險歸被告；如有漲價，則依漲價後之價額認定，但如漲價後行為人並未實現該上漲之價額，隨後價額又下降之情形，犯罪利得一度之上漲價額並非利得沒收之對象。本案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無法判斷被告究竟於何時兌換、花用上開竊取之日幣，關於此部分利得沒收價額之認定顯有困難，本院依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之規定以估算認定之。查被告於113年3 月12日警詢時陳稱其竊取之日幣已供繳納貸款等語（見警卷第6頁），本院參照臺灣銀行之日圓歷史匯率，被告於113年 3月4日竊得日幣後、113年3月12日警詢前此期間，日圓現金匯率有所起伏，但以113年3月4日行為時匯率0.2004為最低，檢察官未能提出足夠證據證明被告透過兌換等方式實現、實際獲得匯率提高後之增額，本於有疑唯利被告原則，本院以有利被告之方式估算，被告竊取上開日幣之價額應為新臺幣3萬8010元（小數點後無條件捨去），本院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逕對被告宣告追徵上開價額。　㈤綜上，本案應對被告追徵犯罪所得價額共6萬9510元，本院宣告追徵如主文所示。至於被告自行繳回之7萬5000元，並非其本案犯罪所得之原物，本院既然僅對於被告宣告追徵而未宣告沒收，本判決確定後，並不生刑法第38條之3第1項，沒收標的所有權移轉為國家所有之效力，國家僅取得公法上之金錢債權，該等扣押款項之處理，應屬檢察官如何執行追徵確定裁判之問題（另可參閱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914 號判決意旨），又檢察官執行之追徵，告訴人得依刑事訴訟法第473條規定，向檢察官聲請發還，均附此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喬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潘韋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哲維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附錄本案論罪之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2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05

ULDM-113-易-644-202503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