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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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上訴字第41號上訴人即被告石進仲選任辯護人洪士宏律師洪紹頴律師甘芸甄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侵訴字第79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2058號、111年度偵字第231 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石進仲犯強制猥褻罪部分（即有罪部分）撤銷。石進仲被訴於民國108年8月8日對AV000-H111216（即甲○，年籍詳卷）為強制猥褻部分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石進仲與AV000-H000000-0（年籍詳卷，下稱乙女）前為男女朋友關係，AV000-H111216（年籍詳卷，下稱甲○）為乙女之女兒，甲○與石進仲間並未有親屬關係，石進仲於民國108年8月8日某時，在甲○位於高雄市林園區之住處內（詳卷），基於強制猥褻犯意，假意幫甲○按摩之際，將甲○強行拉往身旁，按壓甲○之小腿、大腿及肩膀，並將甲○背對自己，再往後方環抱甲○，並出手揉捏甲○之胸部，以此方式為猥褻行為。因認被告石進仲涉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而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被害人、告訴人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實係因該等證人或因有利害關係，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真實性，即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堅決一致，無矛盾或瑕疵，其與被指證者間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因與犯行無涉，均尚不足作為補強證據。三、檢察官起訴認被告涉有對甲○為本件強制猥褻罪嫌，係以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甲○與友人（丙ＯＯ、丁ＯＯ）間之訊息紀錄、證人丙ＯＯ及丁ＯＯ於偵查中之證述，為其主要論據。惟訊據上訴人即被告否認有對甲○為本件強制猥褻罪嫌，辯稱：我與甲○很少接觸，有接觸的時候乙女（即甲○之母）也都在旁邊，我沒有跟甲○在她住處獨處過，我於108年8月8日也沒有去甲○住處，更沒有幫她按摩或撫摸她的胸部、腰部、腿部等，是因為我告乙女偷我的新臺幣（下同）15萬元現金，乙女才利用其女兒甲○來反告我等語。四、經查：㈠、證人即告訴人甲○於111年6月26日第1次警詢係證稱：於「110 年暑假時（日期記不得）」，乙女出門工作，只有我與被告在家，我與被告坐在沙發上看電視、滑手機，被告突然說要幫我按摩便抓起我的小腿，我抗拒掙脫後，被告硬是將我的雙腿抱起放在他的腳上揉捏，且越按越往大腿內側靠近，我又硬將他手扯開，扯開之後被告又說要按摩我的肩膀，就直接抓住我的肩膀開始揉捏，後來他就直接從後方熊抱我且雙手刻意抓住我的胸部揉捏，還將我的人往他那邊拉，讓我坐在他大腿身上，我便奮力掙脫，跑到樓下找阿嬤，我是最近才跟被告乙女說這件事情的等語（見偵二卷第22至23頁）；再於111年6月27日第2次警詢時，另提出其於108年8月8日向友人丙ＯＯ、丁ＯＯ提及遭被告為強制猥褻行為之通訊軟體Mess enger群組對話紀錄予警方，並更正被告之強制猥褻行為日期為「108年8月8日」（見偵二卷第25至27頁）；之後甲○於偵查及原審均證述被告前揭強制猥褻行為如上（見偵二卷第 79至85頁、原審侵訴卷第76至81頁），可知甲○指述遭被告為強制猥褻犯行之時間先後有「110年暑假時」、「108年8 月8日」，未臻一致，且二者之時間相距約2年之久，已難認全無瑕疵可指。再參以甲○對被告提出本件強制猥褻告訴之時間係「111年6月26日」即其製作第1次警詢時，而此時間點，適值甲○之母親乙女因涉嫌於「111年6月23日」竊取被告之15萬現金，經被告於「111年6月24日」對乙女提出竊盜刑事告訴後，警方通知乙女於「111年6月25日」製作警詢筆錄後，甲○即於「111年6月26日」向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林園分駐所員警對被告提出本件強制猥褻刑事告訴，此有證人甲○、乙女及被告之警詢筆錄在卷可稽（見警卷第3頁以下、第7頁以下、偵二卷第21頁以下）；而乙女上開竊盜犯行，嗣經原審認犯竊盜之罪證明確，判處拘役55日確定，亦有原審判決在卷可參，是被告執此抗辯「因我告乙女偷竊我的15萬元現金，乙女才利用其女兒甲○來反告我」等詞，就時序以觀，並非全然無據。又證人即告訴人甲○之告訴既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且被告與甲○之母親乙女間又存有上述之訴訟糾葛，則甲○之陳述是否與事實完全相符，即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資補強。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陳述本身以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且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之別一證據，而非僅指增強被害人人格之信用性而已；至於被害人陳述前後是否相符、指述是否堅決、有無攀誣他人可能、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祇足做為判斷被害人供述是否存有瑕疵之參考，仍屬被害人陳述之範圍，尚不足憑為其所述被告犯罪事實存在之補強證據。依此，證人甲○於警偵及原審之指證被告於案發當日對其為強制猥褻犯行等情，前後供述是否堅決一致，無矛盾或瑕疵，因與犯行無涉，均尚不足作為補強證據甚明。　　㈡、另稽之甲○提出其於案發當日與友人丙ＯＯ、丁ＯＯ之Messenger 群組對話紀錄，固顯示甲○於108年8月8日22時42分許於群組聊天室內傳送「我還嚴重懷疑我被吃豆腐」等語，並經丙ＯＯ詢問是發生何事及遭何人吃豆腐後，甲○即陸續傳送「就東捏西捏的覺得不舒服」、「她男友啊」、「不蘇服」、「他今天還把我拉過去抱」、「我是覺得他的真變態變態的」、「幹他還有摸到我胸部」、「所以我趕緊爬出乃ㄌ」、「請他對我媽媽做就好」、「我不要跟他一起坐在沙發上ㄌ」等語，向丙ＯＯ、丁ＯＯ敘述其當日於住處沙發遭乙女之男友即被告強拉、強抱、捏按身體及摸胸等事，有該通訊軟體Messen ger群組對話紀錄截圖附卷為證（見偵二卷第37至57頁），且經證人丙ＯＯ、丁ＯＯ於偵查中證稱該對話內容確係其等與甲 ○於108年8月8日之對話內容無誤（見偵二卷第97頁）。惟查：證人丙ＯＯ、丁ＯＯ均非親自目睹甲○如何遭被告強製猥褻之人，而其等與甲○之Messenger群組對話紀錄，均係甲○於108 年8月8日在群組聊天室單方面向證人丙ＯＯ、丁ＯＯ傳送其於住處沙發遭被告強拉、強抱、捏按身體及摸胸等事之過程，故證人丙ＯＯ、丁ＯＯ之證詞充其量僅能證明其等於108年8月8日有與甲○在通訊軟體Messenger為上述之對話，況證人丙ＯＯ、丁ＯＯ於偵訊中均證稱：「在被害人《即甲○，下同》決定要提告的時候，有跟我們講過這件事情說我們會被列為證人，除此之外，我們沒有討論過這件事情。」等語，可知證人丙ＯＯ、丁ＯＯ於通訊軟體Messenger群組對話紀錄及證人丙ＯＯ、丁ＯＯ之證詞，只是單純轉述甲○陳述被害之經過，並非依憑自己經歷、見聞或體驗，而證人丙ＯＯ、丁ＯＯ除接獲甲○於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時之轉述外，並未當面看到甲○為上開陳述時，有何因遭被告為本件猥褻犯行而激動、難過或哭泣等情緒反應之具體情狀，故其等之證詞與情況證據不同，無法證明甲○當時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甲○之認知，僅屬於與甲○ 陳述被評價為同一性之累積證據，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再佐以證人丙ＯＯ、丁ＯＯ於偵訊中亦均證稱：「（之前被害人《甲○》有無跟你們提過被告這個人？）有，被害人有說是她媽媽的男朋友，沒有說過被告對她不禮貌，有說過被告會跟他們一起出去吃飯的互動，除此之外沒有說什麼。」等語（見偵二卷第97至99頁），就此以觀，被告有無對甲○為本件強制猥褻犯行，亦有疑義。綜此，證人丙ＯＯ、丁ＯＯ之證述及其等與甲○在通訊軟體Messenger群組之對話紀錄，尚難佐證甲○於案發當時之事後言行舉止、心理狀態及處理反應等間接事實，而得補強並保障甲○指述內容之真實性，自非屬於適格之補強證據。㈢、再者，本院依檢察官之聲請囑託財團法人私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鑑定：「甲○是否罹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倘有，則該症狀與本件甲○疑似遭被告將其強行拉往身旁揉捏其小腿，並將其雙腿抱起放在自己腿上並揉捏其大腿內側，復抓住其肩膀予以揉捏，自其後方強行環抱並出手揉捏其胸部數下等行為，二者是否具有因果關係？」結果略以：「…考量現行精神醫學診斷準則，即為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DSM-5)中創傷後壓力症中相關定義和描述，甲○雖有若干相關症狀，然其症狀主要集中於逃避行為症狀，其他症狀如經驗再現、過度警覺以及負面情緒等三方面症狀嚴重度未達臨床障礙之程度。另症狀嚴重度在事件司法相關程序影響下較顯著，平時生活若無相關刺激則症狀好轉，缺乏症狀持續度，且難認引起甲○臨床上顯著苦惱或社交、職業或其他重要領域功能障礙。依此次鑑定所收集資訊及評估，『未』有足夠臨床證據支持甲○罹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此有該院113年12月3日高醫附法字第1130108187號函暨檢附甲○精神鑑定報告書可參（見本院卷第124至131頁），自無從執以補強證人甲○之陳述與事實完全相符。另檢察官聲請本院向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函調：「甲○自108年8月8日起至今之全部輔導紀錄」，欲佐證被告有對甲○為本件強製猥褻犯行部分，經本院函查覆以：「旨案原為性騷擾個案，不申訴及提告，後以妨害性自主案件起訴，查未有保護案件通報紀錄，本中心無相關輔導紀錄。」有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113年12月5日高市家防性字第11372457800號函可憑（見本院卷第136頁），亦無從佐證被告有本件被訴之強制猥褻犯行。㈣、綜上所述，本件僅有證人即告訴人甲○之單一指訴，並無其他補強證據可擔保該等陳述真實性，檢察官並未舉證達使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確有對甲○為本件強制猥亵犯行為真實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罪心證，基於無罪推定、罪疑有利被告原則，應為被告無罪諭知。五、原審未詳為推求，就被告被訴對甲○為強制猥褻部分遽為論罪科刑之判決，即有未恰；被告執此聲明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被訴涉犯刑法第224條之強制猥褻罪嫌部分撤銷改判，並為被告無罪之判決。六、被告其他被訴於111年6月6日某時對甲○為性騷擾罪嫌經原審判決無罪部分，暨同案被告乙女所犯竊盜罪經原審判處拘役 55日部分，均未據上訴，不另論列。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杰承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建昌、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魏文常

2025-03-31

KSHM-113-侵上訴-41-20250331-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975號上訴人即被告鄒佳儒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408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164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以上訴人即被告鄒佳儒就本件犯行之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 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並宣告沒收及追徵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5,000元。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近來政府雖大力宣導詐騙集團之詐欺手法，但詐騙集團手法日日翻新，新聞媒體上仍屢見受高等教育之知識份子受騙之報導，是尚難僅憑學識、工作或社會經驗即可當然知悉詐騙集團之詐騙手法。況若一般人不免因詐騙集團成員言詞相誘而陷於錯誤，交付鉅額財物，同理言之，自亦無法排除被告因相似情形陷於錯誤而遭詐騙集團所利用。因此，被告是否涉犯詐欺等罪責仍應審酌具體個案情形，應依證據認定之，原審所為論述稍嫌武斷，容有判決違反經驗法則之誤失。　㈡對於與被告聯繫之人僅有「赫赫」，至於負責打泰達幣之人及是否另有他人向「赫赫」收取款項，被告根本不得而知。原審並未證明除了被告、「赫赫」以外，確實另有他人涉入本件詐騙犯行，逕以推論方式認定被告該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罪責，顯有判決不適用證據法則之違誤。　㈢原判決容有違反經驗法則、證據法則之違法，請將原判決撤銷，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三、按上訴程序，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本院傳票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在卷可稽，爰依前揭規定，不待被告之陳述，逕行判決。四、被告雖以上開上訴意旨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決不當，惟查：　　　　　㈠原判決係依憑被告之供述、告訴人蔡麗芬之指述，參酌卷內相關證據，以被告受「赫赫」指示特意自臺中南下高雄收取他人款項，並因而獲取對價，且被告在隱蔽地點交付所收款項復無任何託收單據等情，綜合研判依被告之學歷、社會經驗，其當知悉對方目的應係藉被告所為取得不法犯罪所得，並以此等方式隱匿詐騙所得款項，且不致違背其本意，據以認定被告具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復敘明被告就其所辯有向「赫赫」投資虛擬貨幣30萬元、與告訴人交易過程曾全程錄音錄影之詞，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故無法採為對被告有利認定之依據，經核原判決所為認定未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自無任何違誤之處。　㈡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供稱：綽號「赫赫」之人是我喝酒認識的朋友，我不知道「赫赫」的真實年籍資料及聯絡方式，現在完全聯絡不到他。我不知道「赫赫」的名字、電話，我只有他的LINE，我手機掉了，現在聯絡不到他。我因為手機掉了沒有留存對話紀錄，也就沒有再跟「赫赫」通訊了。我沒有「赫赫」的聯絡資料，我也不知道「赫赫」的真實姓名等語（見偵三卷第9、10、161頁，原審金訴卷第83、85、 219頁）。本院衡以就被告所參與本件詐欺案件之行為分擔而言，被告係受「赫赫」指示分2次南下高雄向告訴人收款3 0萬元、50萬元帶回臺中交予「赫赫」，可認被告與「赫赫」應有相當信賴關係，否則若被告捲款潛逃，「赫赫」及其共犯豈不白忙一場？基此，足認被告不可能不知道「赫赫」的真實年籍資料及聯絡方式，其應係故意掩護「赫赫」之真實身分，此諒係因被告早已知悉其與「赫赫」所為係詐欺犯罪，為免「赫赫」遭查獲始會如此。又被告固以其與「赫赫」一起投資虛擬貨幣，其乃從事幣商工作而跟客人面交等語置辯，然被告坦認：當時是「赫赫」找我投資虛擬貨幣，我投了30萬元進去，他說我什麼都不會，先幫他跑幣商，我總共跑了10次上下。我當時就是什麼都不會，我也沒有辦虛擬貨幣帳戶。「赫赫」說跑幣商會給我幾千元，我幫「赫赫」取款有10幾次，幾乎都有拿到跑腿費，如果「赫赫」沒有給我跑腿費的話，我應該就不會去。「赫赫」叫我先上網去看關於虛擬貨幣的資訊，他說現在很多人在做，但我也看不懂，我知道會賺錢但我不是很懂，「赫赫」說我看不懂的話就先跑幣商，至少要懂得跟人家現場面交，比如最基本的書面資料我要先會寫，所以我就先負責跟面交買家簽契約、拿錢等語（見偵三卷第161頁，原審金訴卷第72、84、85、226頁）。被告既自承看不懂虛擬貨幣如何操作，也沒有辦虛擬貨幣帳戶，則其所稱從事幣商工作即難認與事實相符，是被告之所以願意配合「赫赫」指示行事，應係為貪圖「跑腿費」，其所為自屬典型車手行為，僅係以虛擬貨幣買賣外表來包裝以取信被害人，故本案容無被告上訴意旨所稱其遭詐騙集團所利用之情事可言。　㈢被告固辯稱其於本案犯罪過程中僅與「赫赫」一人聯絡，惟告訴人除受騙為購買虛擬貨幣而交付30萬元、50萬元予被告外，另曾於同時期受騙為購買虛擬貨幣而交付6萬元、20萬元予同案被告賴彥翔等情，業據同案被告賴彥翔坦承不諱，賴彥翔並因此而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經原審判決有罪確定，而被告、賴彥翔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時，其等係以相同錢包地址（TN7vJmCFZbHyX4nRaWFvsreYJpwteiNo2k）將USDT 虛擬貨幣打至告訴人誤認其所有之錢包地址(TBoCPoJq34bsx dfPeWSKKyCAzhdbmxAXoK），其後告訴人誤認其所有之錢包地址內虛擬貨幣均經轉匯至相同錢包地址（TB7DQhLJqLxcik NxKZwfyAK9asKB7AvfP9)等情，有幣流分析報告在卷可稽（見偵三卷第165至173頁）；且觀諸被告、賴彥翔向告訴人收取款項時所簽之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見偵三卷第39至50頁），其內容完全相同，參以同案被告賴彥翔則於偵查及原審供稱：我有跟被害人面交虛擬貨幣，我是幣商，是我朋友綽號「賀賀」跟被害人約好，然後叫我過去的，我們每天都會在臺中博館路55號一個地方聚集，在那邊領薪水，我們總共有5個人。我在臺中博館路聚集時，有看過其他人，但我不知道他們是做什麼的。我看過的「赫赫」本人，本件我收的錢都是「赫赫」指派其他人來跟我拿，我都是在臺中高鐵站附近的超商交付等語（見偵一卷第79頁，原審金訴卷第372 頁）。是依上開幣流分析報告、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及賴彥翔所供之情，被告、賴彥翔均係受「赫赫」指示南下高雄向告訴人收款，且金流均為相同錢包地址，其等並以相同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取信告訴人，顯見被告與「赫赫」、賴彥翔應係共同參與對告訴人詐欺取財之犯行，而賴彥翔已坦認其與「赫赫」等共5人會在臺中博館路聚集，被告既然參與犯下本案理應會一同聚集，遑論被告已為掩護「赫赫」而空言否認知悉其真實年籍資料及聯絡方式，顯見其所供之情容無任何憑信性可言，則被告所辯本案犯罪過程中僅與「赫赫」一人聯絡之詞，自難認與事實相符而無從採信。故原判決敘明依被告所供之犯案過程，其當應知參與本案之人有被告本人、「赫赫」及「赫赫」交款對象等人，雖保守地未認定賴彥翔參與其中，然被告已供稱「赫赫」會將其所收款項交予他人，自得認定尚有他人參與本案以取得詐欺款項，是原判決依被告所供之情而認其主觀上確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所為認定並無任何明顯錯誤可指，被告上訴意旨辯以其僅與「赫赫」一人聯絡，而否認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亦不足採。五、綜上所述，被告上訴否認犯罪，惟原判決經綜合全部卷證資料，據以認定被告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且就被告所辯之詞如何不可採信，詳予論駁，並經本院補充理由如上，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先前抗辯之詞，置原判決之論敘於不顧，再為事實上之爭辯，並未提出任何積極事證以實其說，徒以被告無法排除遭詐騙集團所利用及僅與「赫赫」一人聯絡為由，而主張其無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云云，指摘原判決不當，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昭翰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408號刑事判決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408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鄒佳儒　男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97 63號、第39401號、第4164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鄒佳儒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鄒佳儒已預見支付報酬委由他人收取及轉交款項，以作交易虛擬貨幣之對價，常與詐欺取財等財產犯罪密切相關，且收取、轉交此等款項，有使他人得以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高度可能，詎其仍基於容任上開結果發生亦不違背本意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不確定故意，與綽號為「赫赫」之成年人、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而向「赫赫」收款之成年人等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本件詐欺集團成員於民國112年4月7日起，透過通訊軟體向蔡麗芬（公訴意旨誤載為施怡寧）佯稱：依指示購買虛擬貨幣「泰達幣」，並於投資平台投資即可獲利云云，以此方式施用詐術，致蔡麗芬陷於錯誤，而分別交付下列財物：　㈠於112年4月11日14時許，在位於高雄市○○區○○○路000號之統一超商建福門市（下稱本件超商），交付現金新臺幣（下同）30萬元予鄒佳儒，並於鄒佳儒備妥之「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文件上簽名，再由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將「泰達幣」9,09 0顆打入蔡麗芬聽從該集團成員而指定、然實際由該集團成員掌控使用之電子錢包地址（TBoCPoJq34bsxdfPeWSKKyCAzh dbmxAXoK），藉以取信蔡麗芬確有購得「泰達幣」，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復旋將此等「泰達幣」自該電子錢包打至該集團所掌控使用之其他電子錢包，鄒佳儒則依指示將所收取款項攜返臺中市臺灣大道交流道旁某巷子內交予「赫赫」，以此等方式達到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目的，「赫赫」再從中抽取5,000元交予鄒佳儒作為報酬。　㈡於112年4月12日17時許，在本件超商交付現金50萬元予鄒佳儒，並於鄒佳儒備妥之「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文件上簽名，再由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將「泰達幣」15,197顆打入蔡麗芬聽從該集團成員而指定、然實際由該集團成員掌控使用之上開電子錢包地址，藉以取信蔡麗芬確有購得「泰達幣」，本件詐欺集團成員復旋將此等「泰達幣」自該電子錢包打至該集團所掌控使用之其他電子錢包，鄒佳儒則接續依指示將所收取款項攜返臺中市臺灣大道交流道旁某巷子內交予「赫赫」，以此等方式達到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目的。　　嗣蔡麗芬察覺受騙，報警處理始循線查獲上情。二、案經蔡麗芬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 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及書面陳述，均經被告鄒佳儒及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同意作為證據（審金訴卷第73-74頁，院卷第87、220頁），本院揆諸前開法條規定，並審酌各該言詞及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自得作為證據；另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分別有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蔡麗芬收取上開款項，惟矢口否認有何公訴意旨所指犯行，辯稱：我協助友人「赫赫」與其客戶面交虛擬貨幣，才先後向告訴人收取該等款項，並由「赫赫」打幣至告訴人指定電子錢包，我再將告訴人交付之現金轉交給「赫赫」，且交易全程有錄音錄影，對於如何成為詐欺告訴人犯罪之一環毫無所悉，並無（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之主觀犯意云云。惟查：　㈠本件詐欺集團成員以上開詐騙方式詐騙告訴人，致其陷於錯誤，依指示於上開時地交付上開款項予被告，被告再將此等款項交予「赫赫」等情，業據被告坦認在卷（偵三卷第7-11 、161-162頁，院卷第87、219、227-230頁），並有附表「證據出處」欄所示之證據資料在卷可憑，此等基礎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詐欺集團利用電話或通訊軟體進行詐欺犯罪，並指派他人收款以取得犯罪所得，同時造成金流斷點而隱匿此等犯罪所得，藉此層層規避執法人員查緝等事例，應為大眾所週知之事實，故如刻意支付對價委由他人以隱蔽方法代為收取、轉交款項，顯係有意隱匿而不願自行出面收款，受託取款者就該等款項可能係詐欺集團犯罪之不法所得，當亦有合理之預期；基此，苟見他人以不合社會經濟生活常態之方式要求代為收取不明款項，衡情當知渠等係在從事詐欺等與財產有關之犯罪，並藉此隱匿此等犯罪所得。查被告為高中肄業，曾擔任保全、經營寵物店（院卷第231頁），既非毫無社會生活經驗之人，依卷內事證亦無證據證明有智識程度顯著欠缺或低下之情，對於上情自難諉為不知，而已預見依照對真實姓名、個人身分毫無所悉之「赫赫」指示（偵三卷第161頁），特意自臺中南下高雄收取他人款項予以轉交，並因而獲取對價，對方目的應係藉其所為取得不法犯罪所得，並以此等方式隱匿詐騙所得款項。　㈢再者，被告供稱每次為「赫赫」取款，「赫赫」多會提供幾千元報酬，且於事實欄㈠向告訴人取款時，曾獲取5,000元之報酬（偵三卷第9頁，院卷第84-85頁），是依被告通常知識及生活經驗，當明瞭等價勞務換取等值財產利益之理，而專程前往為他人收取款項後再予轉交之勞務，無須任何專業經驗、技術，僅需付出些微時間成本，即可輕鬆獲取5,000 元或數千元不等之相對豐厚報酬，實與現今勞動市場之常情相違。況依被告所述，其收取告訴人款項後，均將此等款項自高雄攜返臺中，並在交流道旁巷子交予「赫赫」（偵三卷第9-10頁．院卷第225頁），自本件其所收取現金高達30萬元、50萬元而非僅數千元以觀，被告不僅交款地點相對隱蔽、隨意，且與「赫赫」間未有任何託收單據可憑，顯已與一般委託他人經手相當數額款項之謹慎態度有別，而與社會經濟生活常態未合，行為態樣反倒與詐欺集團車手相類。基此，足徵被告應能合理判斷為他人前往收取款項之勞動付出與可獲得之財產利益間顯不相當，且交款流程悖於常情，而能預見「赫赫」要求其收取款項，應為從事詐欺取財、洗錢等財產犯罪之不法目的所用。　㈣又被告於事實欄㈠、㈡收取告訴人款項時，固均曾與告訴人簽訂「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然細究該等契約書內容，均明確載明「甲方（按：即告訴人）應注意錢包帳戶等訊息安全，避免被他人利用、詐騙或進行犯罪行為」等涉及提醒交易人防範受騙之文字（偵三卷第42、45頁），被告復供稱取款前有稍微看過該契約書內容（院卷第221頁），即應對所收取款項可能涉及詐欺等犯罪一事具一定認識；加以告訴人於本院審理中亦陳稱：我將現金交予被告後，從未登入虛擬貨幣電子錢包查看，且上開契約書所手寫錢包地址，亦是詐欺集團提供給我的等語（院卷第232-233頁），而被告於收款過程更未曾過問告訴人之交易目的、個人背景（院卷第227- 228頁），則被告對於告訴人交款兌購虛擬貨幣之動機一無所知，告訴人交款後復未有一般虛擬貨幣買家均會登入電子錢包檢視有無打入虛擬貨幣之舉，顯悖於交易常情，況被告亦已認知所經手款項可能與詐欺等犯罪一事相關，業同前述，足徵被告於收款時應能自告訴人不合常理之行止暨對上情之認識，察覺所收取款項縱名義上為虛擬貨幣之對價，仍有為詐欺、洗錢等犯罪行為贓款之高度蓋然性。惟被告供稱若「赫赫」未提供報酬，其便不會配合取款（院卷第85頁），顯見被告仍僅為賺取報酬，依「赫赫」指示南下向告訴人取款後再交予「赫赫」，除已實施詐欺取財、洗錢之構成要件行為，亦對其所為構成詐欺犯罪計畫之一環，從而促成詐欺犯罪、洗錢既遂之結果予以容任而不違背其本意，足認被告確有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至明。至卷內證據僅可認定被告乃基於不確定故意為本件犯行，公訴意旨認被告主觀上係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確定故意，尚有誤會，併予敘明。　　㈤另衡以詐欺集團於我國橫行猖獗，屬一般民眾普遍認知之重大財產犯罪型態，詐欺集團為逃避查緝，大多採分工方式為之，自聯絡被害人實施詐欺取得財物，再透過收水車手轉交贓款（物）予集團上游及分贓等階段，係須由多人縝密分工方能完成之集團性犯罪，此情應當為具正常智識之被告知悉甚詳。況被告供稱知悉「赫赫」取得其交付之款項後，尚會將款項交予其他第三人（院卷第227頁），且被告既已預見所收取轉交之款項，有為詐欺取財等財產犯罪贓款之高度蓋然性，業經認定如上，足認被告主觀上應已認知本案遂行詐欺取財犯行之共犯人數，包含被告本人、「赫赫」及「赫赫」交款對象等人而已達三人以上，自具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不確定故意至明。　㈥至被告固供稱其亦有向「赫赫」投資虛擬貨幣30萬元、與告訴人交易過程曾全程錄音錄影，惟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偵三卷第161頁，院卷第84頁），難認所述信實，且與「赫赫」一同進行虛擬貨幣投資、又同時向「赫赫」收取跑腿費為其面交虛擬貨幣之情節，復與社會經濟生活之合作投資邏輯相悖，遑論以此推翻前揭被告具加重詐欺、洗錢不確定故意之論據。又被告與告訴人面交取款時，固曾在「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中簽署其姓名等個人資料（偵三卷第44、47 頁），然犯罪行為人本存有僥倖心態，未必於犯罪過程均會完全隱匿身分，此觀詐欺集團車手提供自身帳戶收受並提領贓款，而得輕易自其帳戶資料、提款監視器畫面特定犯罪行為人之情形即明，故是否出具真實姓名、個人資料一事，容與是否構成犯罪無必然關聯，當難單憑此情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㈦又公訴意旨固部分將本件告訴人「蔡麗芬」誤載為「施怡寧」，則經公訴檢察官當庭予以更正（院卷第82、218、226頁），爰逕予更正如前，附此敘明。　㈧從而，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罪科刑。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⒈一般洗錢罪部分：　　　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規定業經修正、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公布施行，於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則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且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是經比較修正前、後之規定，應認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 19條第1項後段關於一般洗錢罪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⒉洗錢防制法關於洗錢行為之定義：　　　至洗錢防制法第2條關於洗錢行為之定義，固於被告行為後亦業經修正（公布施行及生效日，均與前述㈠⒈所載相同），然本件被告暨其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所為，既均已隱匿特定犯罪所得，無論適用修正前或修正後之前揭規定，均已構成所謂「洗錢」行為，尚無有利或不利而須為新舊法比較之情形，此部分應逕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規定即可，併予敘明。　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同案共犯「赫赫」、向「赫赫」收款之人等本件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件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被告於事實欄㈠、㈡所為，係基於單一犯罪目的之行為決意，在密切接近之時間接續實行，並侵害同一告訴人法益，各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屬接續犯之實質上一罪。被告就本件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卻不思循正途獲取穩定經濟收入，竟率爾為本件詐欺集團擔任收取暨轉交贓款之角色，從中獲取不法利益，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並隱匿贓款金流，增加司法單位追緝犯罪及贓款去向之困難，所為實值非難；且被告一再以「交易虛擬貨幣」等理由飾詞否認，亦分文未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難認已真切理解自身所為之不當；併考量被告與本件詐欺集團成員間之參與分工模式，兼衡告訴人遭詐騙之數額、被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素行，暨其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狀況（院卷第231頁）、檢察官建請從重量刑及告訴人請求依法判決之量刑意見（院卷第232-233頁）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四、沒收　㈠被告因事實欄㈠之犯行獲取報酬5,000元等情，業據其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供述明確（偵三卷第9頁，院卷第230頁），核屬本件犯罪所得，且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關於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部分　　⒈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 1項關於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規定，於113年7月3 1日修正後移列條號至同法第25條第1項，並規定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本案洗錢財物之沒收，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規定，先予敘明。　　⒉再按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採義務沒收原則，惟於10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刑法、刑法施行法，關於沒收之條文，已將沒收制度定性為「刑罰」及「保安處分」以外之獨立法律效果，並為所有刑事普通法及刑事特別法之總則性規定，則刑法總則關於沒收之規定，因屬干預財產權之處分，於特別法無明文排除適用之情形下，關於比例原則及過度禁止原則之規定（如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所定關於沒收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而得不宣告沒收或酌減之規定），亦應於特別法有所適用，俾賦予法官在個案情節上，得審酌宣告沒收是否有不當之情形，以資衡平。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關於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仍有適用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審酌是否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之餘地。　　⒊查本件被告向告訴人收取之款項，業經被告交予「赫赫」等本件詐欺集團成員，是此等洗錢之財物已脫離被告支配，其就此等財物不具所有權及事實上處分權，倘再對被告宣告沒收此等財物，顯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五、另同案被告賴彥翔、陳恩杰被訴部分，均由本院另行審結，併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284條之1第1 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昭翰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麗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刑事第十一庭　法　官莊維澤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5 　　日　　　　　　　　　　　　　　　　書記官　張宸維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　　　　　　　　　　　　　　　　證據出處 ①告訴人蔡麗芬於警詢時之證述（偵三卷第13-15、17-19頁） ②虛擬貨幣買賣契約書（偵三卷第42-47頁） ③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鑑定書（偵三卷第59-66頁） ④刑事警察局幣流分析報告（偵一卷第147-155頁） ⑤本院辦理刑事案件電話紀錄查詢表（院卷第43頁）

2025-03-26

KSHM-113-金上訴-975-20250326-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金上訴字第94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孫鏡豐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69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444號、第77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檢察官於本院審判期日表明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76、77頁），是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就被告乙○○所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並未繳回被害人全部受詐騙金額，原判決僅因被告供稱其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犯行未得到報酬等語，即以被告無犯罪所得可以繳交為由，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所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應解為被害人所交付之受騙金額之最新見解不符，被告既無犯罪所得可以繳交，自無該減刑規定之適用，原判決認事用法有所違誤，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原判決之認定　㈠被告所為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所為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罪。　㈡被告就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同時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名；就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同時觸犯行使偽造私文書、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洗錢未遂等罪名，皆屬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分別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詐欺取財罪（原判決附表編號1）、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原判決附表編號2）。　㈢被告就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2所示2罪，被害人不同，所侵害法益有異，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㈣被告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就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部分，已著手實行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行為，而未實現犯罪結果，為未遂犯，所生危害較既遂犯為輕，依刑法第 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就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2所示2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認罪，且無犯罪所得，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關於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部分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　㈤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就一般洗錢既遂、一般洗錢未遂犯行均坦承不諱，且無犯罪所得，本應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 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為犯行已分別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是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爰於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併予審酌。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審認被告犯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2所示2罪之罪證明確，經適用刑法第25條第2項（原判決附表編號2）、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原判決附表編號1、2）規定遞減其刑後，因而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有謀生能力，竟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為貪圖輕易獲得金錢，竟與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分工，以行使偽造存款憑證、協議書及收據等私文書之手法取信告訴人2人，實行詐騙及洗錢行為，除造成告訴人丙○○受有財物損失外，並使社會互信受損，擾亂金融交易往來秩序，且被告收取詐欺款項後轉交上手（原判決附表編號1），掩飾並隱匿詐欺所得之去向與所在，致使執法人員不易追查詐欺之人之真實身分，所為實屬不該；並衡告訴人丙○○受騙之金額、詐欺告訴人甲○○部分則為未遂、被告擔任面交車手之分工情節；復衡被告已坦承全部犯行，並有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之事由，惟未與告訴人2人達成和解以彌補其所造成損害等情，末衡被告之前科素行、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待業中、已婚、有2個未成年小孩、需要扶養父母及小孩、現在與父母、妻子及小孩同住（見原審卷第53頁）等一切情況，分別量處如原判決附表編號1、2主文及沒收欄所示之刑。另衡酌被告所犯2罪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以判斷被告所受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再衡其犯數罪所反應人格特性；暨權衡各罪之法律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而為整體評價後，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1月。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核無不合，量刑亦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亦未濫用其職權，應屬適當。　㈡檢察官雖以上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就被告本案各件犯行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89號判決意旨不符。惟查，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業已明確記載「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即指該犯罪行為人之「個人犯罪所得」，不及於其他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法條文義尚無不明確之處。就規範體例而言，本條例第47條前段屬個人減免事由，於數人共犯一罪情形，僅符合法律所期待積極行為之人，方可援引該事項減免刑責，而該積極行為之存否，自當以其個人所得控制或管領之作為或範圍者為限，無須就其他共犯之支配領域合併觀察，始符個人責任原則。而同條後段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係將破獲詐欺犯罪之成果，擴及「物的延伸」、「人的延伸」，亦即使扣押物或查獲對象之範圍，藉由更優惠之條件，提高行為人供出犯罪集團人物及金流全貌之誘因。相對於此，前段「減輕其刑」自然僅及於行為人自身之事由，賦予相對較不優厚之「減輕其刑」待遇，以符層級化之減刑規範構造，此乃最高法院多數庭所持之見解（摘自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上大字第4096號提案裁定意旨）。本院因認原判決採傳統見解而認被告自白犯詐欺犯罪，且卷內並無事證證明被告確已因本案各件犯行獲得任何犯罪所得，自無所謂繳交之問題，故被告合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要件，並依該規定減輕其刑，容無判決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檢察官以上開關於量刑之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明昌提起公訴，檢察官黃碧玉提起上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項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26

KSHM-114-金上訴-94-20250326-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29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佩英輔佐人梁鑑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400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8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12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以被告丙○○所使用之用語內容雖可能使告訴人甲○○主觀感受到名譽受損，惟名譽感情並非公然侮辱罪保障範圍，故被告所為言論與公然侮辱罪之要件未合（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因認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公然侮辱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尚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綜據被告與告訴人所述，暨勘驗現場監視器影像檔案的結果可知，告訴人固然與被告關係長期不睦，且2人當天是因為經法院通知出庭，而先後出現在案發地點；然案發前雙方並無任何衝突或爭執，告訴人僅有看見被告出現舉手示意，並無任何挑釁或引發爭端之舉（此可從被告說「白癡，誰跟你打招呼啊!」一語，益徵告訴人當時確實只是單純舉手示意），即遭被告無故以「白癡」一語公然辱罵數次，告訴人既然不是自行引發爭端或自願加入爭端，自不能謂告訴人需對被告的侮辱言詞應負較高的容忍義務。　㈡「白癡」一語，依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的定義，係指「缺少智慧或行為愚蠢的人，今常用作罵人的話」；在維基百科中，則說明該用語原本是醫學用語，描述智力功能極低的人，「但一般以將此作為羞辱用語，用作罵人愚蠢、能力差」。被告為一智識正常的成年人，並無不知悉此語客觀上具有貶抑他人的平等主體地位意涵之理，竟仍在未受任何挑釁、沒有任何衝突的情況下，逕以此語攻擊告訴人，顯非屬「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而已屬針對告訴人名譽的直接、恣意攻擊，自有侮辱告訴人的故意。　㈢案發時間為法院平常開庭時間，地點在連結多個法庭的外走道，被告顯可預見其對告訴人的肆意侮辱將可能被其他當事人、律師、執行審判職務的公務員與其他協力人員共見共聞，猶執意為之，況勘驗監視器影像結果，案發前、後亦確實有他人步行經過或是在法庭內，是被告行為足以造成告訴人人格評價與人性尊嚴的貶損，且顯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　㈣本案純屬被告與告訴人間的私人糾紛，不具任何公益性質，被告的侮辱性言論無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也非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更不具有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自不能認為被告的言論自由應優先於告訴人的名譽權的保障。　㈤綜上，被告行為應符合憲法法庭113年度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所述應受刑事處罰的公然侮辱行為，原判決未查，遽為無罪之諭知，尚有未當，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合法的判決。三、經查：　㈠按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例如被害人自行引發爭端或自願加入爭端，致表意人以負面語言予以回擊，尚屬一般人之常見反應，仍應從寬容忍此等回應言論。又如被害人係自願表意或參與活動而成為他人評論之對象（例如為尋求網路聲量而表意之自媒體或大眾媒體及其人員，或受邀參與媒體節目、活動者等），致遭受眾人之負面評價，可認係自招風險，而應自行承擔。反之，具言論市場優勢地位之網紅、自媒體經營者或公眾人物透過網路或傳媒，故意公開羞辱他人，由於此等言論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可能會造成更大影響，即應承擔較大之言論責任（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56段參照）。　㈡被告夫妻與告訴人間互告多件公然侮辱、強制、妨害秘密等案件，分別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並均經駁回再議而確定等情，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0年度偵字第15130號、 111年度偵字第546號、第547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516號處分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7319號不起訴處分書、1 11年度偵續字第83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24062號不起訴處分書、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111年度上聲議字第2349號處分書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8至40頁），確實可認被告與告訴人間關係長期不睦，而被告於本件案發當日係因其夫乙○○遭告訴人提起民事訴訟，陪同其夫至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開庭乙情，業據被告供明在卷，核與告訴人所證之情相符，被告並提出告訴人對被告挑釁之影片供參（光碟片存偵卷存放袋），故被告所稱因認告訴人向其招手示意乃係對其挑釁而感到心情不好等語（見偵卷第47頁，原審易卷第47頁），尚屬一般人之常見反應，自難苛求被告斯時會對告訴人好言相向。　㈢「白痴」係用以譏諷缺少智慧或行為愚蠢的人，固非正面肯定之用語，然本件案發起因被告認告訴人對其招手示意乃一挑釁行為，始對告訴人口出「白癡，誰跟你打招呼啊！」，告訴人隨即不甘示弱回稱「我告你」（重複2次），被告遂再稱「白癡」（重複2次），雙方繼而就被告是否罵告訴人「白癡」有所爭執，其後告訴人再稱「這裡是法院，你指我，叫我白癡…」，被告乃回稱「你他媽的，我有用手指你嗎，在哪裡啊」，此間過程僅40秒鐘等情，有檢察官指揮檢察官助理製作之勘驗報告及檢察官勘驗筆錄、原審勘驗筆錄可憑（見偵卷第28至40頁，原審易卷第46頁），顯見被告口出「白癡」係為回應告訴人向其招手示意之挑釁行為；口出「你他媽的，我有用手指你嗎，在哪裡啊」則係為回應告訴人指稱被告指告訴人為白癡之詞，之後被告並無繼續對告訴人口出任何侮辱性之言語，是被告所為應屬回應言論，尚非流於情緒性、人身攻擊之批評或謾罵，告訴人自應從寬容忍，亦即被告口出上開言論應僅係為回應告訴人所為之言論。被告用字遣詞雖屬不雅、粗鄙而有所不當，縱使告訴人聽聞後而有精神上、心理上主觀感受之難堪或不快，然此僅屬個人情緒及修養之層次，被告主觀上是否基於侮辱告訴人之意而口出「白癡，誰跟你打招呼啊！」、「白癡」、「你他媽的，我有用手指你嗎」等語，實大有可疑，此等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因被告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被告係故意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四、綜上所述，依本件案發當時之場合、對象等客觀因素，及被告、告訴人間關係長期不睦、被告認告訴人招手示意為挑釁行為等主觀因素所構成的語境、脈絡等整體觀察，難認被告所為會直接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是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就被告是否為公訴意旨所指之公然侮辱犯行，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自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經詳細審理後，認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公然侮辱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並未有任何證據予以支持，僅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所執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穎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及提起上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400號刑事判決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400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丙○○　女　輔　佐　人　即被告之夫　乙○○　住同上上列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 128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丙○○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與告訴人甲○○為鄰居關係，雙方長期不睦。被告於民國112年9月28日15時57分許，陪同其夫乙 ○○前往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之臺灣高雄地方法院開庭，在上址3樓民事第6法庭前公開場所，見告訴人坐在庭外等候並對其招手示意，竟基於公然侮辱的接續犯意，以「白癡，誰跟你打招呼啊！」、「白癡」、「你他媽的，我有用手指你嗎」等語辱罵之，足以貶低告訴人的人格評價及名譽。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云云。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者，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現場監視器影像檔案與告訴人行動電話錄影檔案、監視器影像截圖、檢察官指揮檢察官助理製作之勘驗報告、檢察官勘驗筆錄等件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跟告訴人關係不好，我覺得她為什麼要跟我打招呼，所以我才會自言自語說「白癡，誰跟你打招呼」，我不是指著告訴人罵等語。輔佐人則為被告主張：被告後面會講「你他媽的，我有用手指你嗎」，是因為遭告訴人挑釁說要提告，這只是在回告訴人的話，不是在罵她等語。經查：　㈠被告有於上開時間、地點，口出上開言論等節，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相符，並有現場監視器影像檔案、監視器影像截圖、檢察官指揮檢察官助理製作之勘驗報告、檢察官勘驗筆錄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惟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其立法目的係為保護他人之名譽權，其保障範圍包括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而名譽感情係以個人主觀感受為準，既無從探究，又無從驗證，非上開規定立法目的所保障之名譽權內涵。就社會名譽而言，一人對他人之公然侮辱言論是否足以損害其真實之社會名譽，仍須依其表意脈絡個案認定之。如侮辱性言論僅影響他人社會名譽中之虛名，或對真實社會名譽之可能損害尚非明顯、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消除或對抗此等侮辱性言論，即未必須逕自動用刑法予以處罰。次按，個人受他人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不僅關係個人之人格發展，也有助於社會共同生活之和平、協調、順暢，而有其公益性。又對他人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如果同時涉及結構性強勢對弱勢群體（例如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身分或資格之貶抑，除顯示表意人對該群體及其成員之敵意或偏見外，更會影響各該弱勢群體及其成員在社會結構地位及相互權力關係之實質平等，而有其負面的社會漣漪效應，已不只是個人私益受損之問題。是上開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係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公訴意旨雖認被告以前揭言論侮辱告訴人。惟觀該用語內容，並未涉及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身分或資格之貶抑，其中「白癡」雖有指摘特定身心障礙之虞，然此為一般民眾常見之辱罵用語，多無對表意對象以外其他弱勢群體身分貶抑之意，尚難認係對他人平等主體地位之侮辱。復審酌被告所稱「白癡」、「你他媽的」等語，對真實社會名譽之可能損害尚非明顯、重大，並未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況被告口出上開言論之經過時間僅40秒鐘，有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之勘驗筆錄在卷可佐（本院卷第46頁），足見歷時甚短，充其量僅屬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尚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 號判決理由第57段參照）。至上開用語內容雖可能使告訴人主觀感受到名譽受損，惟名譽感情並非公然侮辱罪保障範圍，是被告所為上開言論，揆諸上開大法官之憲法判決意旨，與公然侮辱罪之要件未合。　㈣從而，檢察官提出之上開證據，尚無法證明被告確有公然侮辱之犯行，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提出之證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之上開犯行。此外，依本院調查所得之證據，亦不足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揆諸前開規定，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穎芳提起公訴，檢察官郭武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刑事第七庭　　法　官　陳力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8　　日　　　　　　　　　　　　　　　　書記官　吳采蓉

2025-03-26

KSHM-113-上易-529-20250326-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自由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59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芝筠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自由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508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0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乙○○被訴公然侮辱無罪部分撤銷。乙○○犯公然侮辱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其他上訴駁回（即乙○○被訴恐嚇危害安全無罪部分）。　　事　實一、乙○○與甲○○均為抖音直播平台之直播主，乙○○因抖音直播與甲○○有嫌隙，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於民國112年2月10日起至同年月24日間之如附表所示時間，在屏東縣○○鄉○○街0 號住處內，以電子設備連接網際網路至抖音直播平台，並以其帳號「ubu7aOxj7n」（暱稱：T320）登入該平台後，於不特定多數人可共同觀覽之直播過程中，接續發表如附表所示內容之言論辱罵甲○○，足貶損甲○○之名譽、人格及社會評價。二、案經甲○○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報請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檢察官、被告乙○○於本院審判期日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傳聞證據，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1頁），本院認此等傳聞證據之取得均具備任意性、合法性等情，其內容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合於一般證據之採證基本條件，且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皆有證據能力。二、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在其住處內，於抖音直播平台直播過程中口出如附表所示內容之語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公然侮辱犯行，辯稱：我講那些話是基於一時生氣，且當時有喝酒、吃身心科的藥，我沒有侮辱告訴人的意思云云。經查：　㈠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規定所處罰之公然侮辱行為，應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先就表意脈絡而言，語言文字等意見表達是否構成侮辱，不得僅因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他人名譽之意涵即認定之，而應就其表意脈絡整體觀察評價。如脫離表意脈絡，僅因言詞文字之用語負面、粗鄙，即一律處以公然侮辱罪，恐使系爭規定成為髒話罪。具體言之，除應參照其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其文化脈絡予以理解外，亦應考量表意人之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之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表意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例如被害人自行引發爭端或自願加入爭端，致表意人以負面語言予以回擊，尚屬一般人之常見反應，仍應從寬容忍此等回應言論。又如被害人係自願表意或參與活動而成為他人評論之對象（例如為尋求網路聲量而表意之自媒體或大眾媒體及其人員，或受邀參與媒體節目、活動者等），致遭受眾人之負面評價，可認係自招風險，而應自行承擔。反之，具言論市場優勢地位之網紅、自媒體經營者或公眾人物透過網路或傳媒，故意公開羞辱他人，由於此等言論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可能會造成更大影響，即應承擔較大之言論責任。次就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而言，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直接針對他人名譽予以恣意攻擊，或只是在雙方衝突過程中因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偶然傷及對方之名譽。按個人語言使用習慣及修養本有差異，有些人之日常言談確可能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例如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或只是以此類粗話來表達一時之不滿情緒，縱使粗俗不得體，亦非必然蓄意貶抑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尤其於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如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即難逕認表意人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是就此等情形亦處以公然侮辱罪，實屬過苛。又就對他人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而言，按個人在日常人際關係中，難免會因自己言行而受到他人之月旦品評，此乃社會生活之常態。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語言或文字評論，縱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悅，然如其冒犯及影響程度輕微，則尚難逕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例如於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或社群媒體中常見之偶發、輕率之負面文字留言，此等冒犯言論雖有輕蔑、不屑之意，而會造成他人之一時不快或難堪，然實未必會直接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而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惟如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評價，依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確會對他人造成精神上痛苦，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造成不利影響，甚至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即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限度，而得以刑法處罰之。例如透過網路發表或以電子通訊方式散佈之公然侮辱言論，因較具有持續性、累積性或擴散性，其可能損害即常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55至58段參照）。　㈡被告有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在其住處內，於抖音直播平台直播過程中口出如附表所示內容之語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35頁，本院卷第66頁），核與告訴人甲○○於偵查中指述之情相符（見偵卷第66、67頁），並經檢察事務官勘查告訴人所提出之隨身碟內存被告直播過程影像檔案屬實（見偵卷第117至122頁，隨身碟置偵卷存放袋），足認被告確曾於不特定多數人得共見共聞之抖音直播平台發表如附表所示內容之言論。　㈢告訴人於警詢時指稱略以：告訴人先前與直播主「拉拉」就P K遊戲規則有歧見，因而在公開的抖音直播平台徵求被告之意見，導致被告與「拉拉」產生糾紛，告訴人得知此事後，再度於公開的抖音直播平台詢問被告緣由，並表達對被告行為之不贊同，被告因對告訴人心生不滿而於直播過程發表如附表所示內容之言論，使告訴人感覺到名譽遭毀損等語（見偵卷第9至11頁）。而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告訴人講的那段時間，我在直播的時候有罵她，她講的我都有罵。在觀看直播的人應該都知道我是在罵告訴人，因為我在罵的「凱麗」就是他們認識的那個「凱麗」，就是告訴人。在觀看我直播的人應該是粉絲，都是經常看我直播的，這些人也是經常看告訴人直播，我跟告訴人的粉絲有很多是重疊的等語（見偵卷第68頁）。是依告訴人、被告上開所述，足徵被告於抖音直播平台之直播過程中發表如附表所示內容之言論乃係針對告訴人，且被告係處於氣憤、不滿之狀態下所發表此等言論。又被告所發表如附表所示內容之言論，關於附表編號1部分指摘告訴人品性惡劣、兩性關係混亂及精神不正常；附表編號2部分指摘告訴人兩性關係混亂；附表編號3部分為恣意謾罵；附表編號4部分指摘告訴人虛假、精神不正常，上開言論依一般社會通念，均係對他人人格之貶損辱詞，足以令人感到難堪、不快，他人聽聞亦能體認陳述人係以該言語作人身之攻擊，自當足使告訴人感覺人格遭受侵害，而貶損其名譽、尊嚴之評價，係屬公然貶損告訴人名譽之言論無疑。　㈣被告、告訴人均為抖音直播平台之直播主，且雙方間之糾紛係於直播過程中產生，故被告自得於直播過程中宣洩情緒，然被告縱對告訴人心生不滿，而認有於直播過程中表明內心想法之必要，仍應以適當之方式陳述意見，自不得以貶損告訴人名譽之方式為之。本院衡以被告係自112年2月10日（附表編號1）起至同年月24日（附表編號4）間，一再於抖音直播平台之直播過程中對告訴人發表如附表所示侮辱性言論，此等行為已係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而非短暫言語攻擊，且因被告係透過抖音直播平台發表侮辱性言論，此舉將會使不特定人均得共見共聞，而造成此等言論易於擴散之現象；又被告發表此等言論之時機均非告訴人與被告雙方當面言詞交鋒時所為，亦非告訴人主動引發爭端或為尋求網路聲量而與被告互罵時所為，實乃被告單方面於直播過程中對告訴人人身攻擊，而不屬回應言論之性質，復不具促進公共事務之思辯或任何正面價值，遑論被告未提出其所發表之言論與事實相符之證據，告訴人自無予以容忍或承擔之義務。從而，被告因對告訴人心生不滿，率爾對告訴人發表如附表所示侮辱性言論，其主觀上應係基於侮辱告訴人之意思而為，且被告發表此等言論時意識清楚、神情正常等情，有檢察事務官勘查報告可憑，縱被告斯時曾飲酒、吃藥，仍不影響其行為之違法性，故被告對告訴人發表如附表所示侮辱性言論，經考量被告個人條件、告訴人之處境、被告與告訴人就本案之起因等因素而為綜合評價，可認被告所為應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顯已該當公然侮辱罪之構成要件。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　㈡被告先後多次發表如附表所示侮辱性言論，係於密接之時、地實行，所侵害者為同一被害人法益，各舉止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實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審未詳予推求，以被告非故意發表公然貶損告訴人名譽之言論，且未逾越一般人應合理忍受之範圍，而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有未洽，檢察官據此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理性解決糾紛，竟於直播過程中對告訴人發表侮辱性言論，實欠缺尊重他人人格及名譽之觀念，並對告訴人人格法益造成一定程度之侵害，所為應予非難；且被告犯後否認犯行、迄今尚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其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之犯罪動機、手段及其於原審及本院自陳之生活狀況、智識程度（見原審卷第69頁，本院卷第6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 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 日之折算標準。貳、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基於恐嚇之犯意，於112年2月23日14 時29分許，在其住處直播時，對告訴人恫稱「我天不怕地不怕」、「不要惹到我，阿不然我真的會去關，聽得懂意思的人就聽得懂」等語，致告訴人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告訴人生命、身體之安全。因認被告此部分犯行涉犯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等語。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項、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另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30 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例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告訴人提出之抖音直播影音及檢察事務官就該影音之勘查報告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曾於上揭時間、地點直播時為上開言論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為恐嚇危害安全犯行，辯稱：我當下有喝酒，有人來留言聊到告訴人的事情，我才會脫口而出這些話，我沒有恐嚇之意等語。經查：　㈠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為要件。所謂恐嚇，指凡一切言語、舉動足以使人生畏怖心者均屬之，而該言語或舉動是否足以使他人生畏怖心，應依社會一般觀念衡量之，故是否該當恐嚇行為，尚不得專以被害人之個人感受為斷。又通知之內容是否合於刑法上恐嚇之內涵，需綜觀被告言語通知之全部內容為判斷，萬不能僅節錄隻字片語斷章取義遽為認定，即應依個案之具體事實審酌主、客觀情形，參酌行為人之動機、目的、智識程度、行為斯時之狀況、所用之語氣及全文等情狀綜合判斷之，不得僅憑被害人自稱心生畏怖，即遽以該罪相繩（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116 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66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有於上揭時間、地點，於抖音直播平台直播過程中口出此部分言論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坦承不諱（見原審卷第35頁，本院卷第66頁），核與告訴人甲○○於偵查中指述之情相符（見偵卷第66、67頁），並經檢察事務官勘查告訴人所提出之隨身碟內存被告直播過程影像檔案屬實（見偵卷第120頁，隨身碟置偵卷存放袋），足認被告確曾口出「我天不怕地不怕」、「不要惹到我，阿不然我真的會去關，聽得懂意思的人就聽得懂」等語。　㈢被告雖有於上揭時間、地點，於抖音直播平台直播過程中口出「我天不怕地不怕」、「不要惹到我，阿不然我真的會去關，聽得懂意思的人就聽得懂」等語，惟依告訴人所提隨身碟內存被告直播過程影像檔案，告訴人亦認未錄到被告說要把凱麗抓出去打一打等語（見偵卷第107頁），核與檢察事務官勘查報告相符，經比對檢察事務官就被告所為上開侮辱性言論依其前後文義均可認係指告訴人無訛，就此部分言論則未為相同之認定，適足認檢察官事務勘查被告直播過程影像檔案後，仍無法遽認被告口出此部分言論是針對告訴人而為，又觀諸該等話語本身，被告僅係空泛向不特定人表示其無所畏懼（包含法律刑責）、請他人切勿招惹，並無任何具體之惡害通知或加害內容，亦未特意針對告訴人之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法益預告任何可能加害之內容，衡情應屬一時情緒發洩性之謾罵，尚難僅因告訴人主張其內心恐懼，逕認被告確有具體加害告訴人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之意思。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及其指出證明之方法，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就被告是否為公訴意旨所指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自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經詳細審理後，認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恐嚇危害安全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僅對原審此部分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並未提出任何積極事證以證明被告犯罪，所執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此部分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俊儀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映妏、翁銘駿提起上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關於恐嚇危害安全無罪部分不得上訴。被告如不服本判決關於公然侮辱有罪部分，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附表：編號行為時間辱　　罵　　內　　容 1 112年2月10日 1時50分許至2時10分許間「心都被狗吃掉了」、「小人一個」、「是你陪他睡過是不是阿」、「為了凱麗啦，那個瘋女人」、「真的是瘋女人」、「討客兄的討啦」、「結果做的事情真的是表裡不一」等語。 2 112年2月10日 2時24分許「你若跟他在一起，會被他討客兄討很大的」、「他那個客兄討很大的」等語。 3 112年2月23日 22時40分許「叫凱麗現在給我上來，幹你娘勒」等語。 4 112年2月24日 13時許「他是很假的一個人」、「我罵那個瘋女人剛好而已」等語。

2025-03-26

KSHM-113-上易-559-20250326-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98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郭岳世選任辯護人陳世明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交易字第40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5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以證人即告訴人洪王玉英所為不利被告郭岳世之指證存有瑕疵，且無其餘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之真實性，因認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尚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 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證人即當日受理案件之員警吳漢陽於原審證述之情與告訴人所述相符，且依證人吳漢陽所證，可認被告辯稱該2犬平時都會以繩索拴住，晚上放風時都會有人在旁看顧一情，顯不足採。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飼養之該2金黃色犬隻曾追逐車輛等語，而證人即漁塭主人涂進得於原審到庭證稱：他去養蝦時，有看過附近有很多野狗，但沒有被野狗咬過等語，參酌犬隻有地域性，若有陌生人侵入其領域，就會被攻擊，可知告訴人是因為侵犯被告所飼養犬隻之領域而被追逐咬傷，而野狗（流浪狗）較無地域概念，故告訴人應是被被告所飼養犬隻咬傷，而非流浪狗。再者，若被告所飼養犬隻確實拴綁在家裡，於告訴人對其請求賠償時，當可明確告知非其犬隻所為，亦不需要請保險員洽談保險理賠一事。末者，告訴人腿部之傷勢嚴重，可見當時犬隻撕咬的力道不小，其牙齒應留有告訴人之肉屑，可採集被告所飼養2隻黃金色犬隻口腔齒縫是否有告訴人之DNA，即可補強告訴人之證述。原審不察，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自嫌速斷而有所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經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該證言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511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固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均一致指證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等語，惟原判決係綜合告訴人歷次證述，參酌證人吳漢陽於原審所為之證述內容，據以認定告訴人關於咬傷其之犬隻行進路線之證述，前後不一而有瑕疵，經核原判決此部分認定與卷內資料相符，並無任何違誤可指。又告訴人於原審初證稱：有2隻金毛的狗從苦瓜園衝出來把我撲倒，然後咬我，咬完後跑向苦瓜園。路邊有種苦瓜，狗從苦瓜園出來追、咬我之後，我坐在地上眼睜睜看狗又跑回苦瓜園那邊，不知道狗跑去何處，因為附近都是田，所以狗跑去哪裡我看不到等語（見原審卷第266、269至271頁），且依告訴人所提出之本件案發地點照片（見原審卷第125頁），可知告訴人所主張遭犬隻咬傷之本件案發地點距被告住處遠達45公尺，該處並無法直接看見被告住處等情，此應即係告訴人遭犬隻咬傷地點確無法直接看見被告住處，其始會為上開陳述之原因，故堪認告訴人此部分所述應與事實相符，反係告訴人嗣後於原審所證：有看見狗跑到被告房子裡等語（見原審卷第271頁），因與客觀證據有所不合而難以採信，是告訴人就咬傷其之犬隻行進方向之所證，顯然前後有所矛盾，則告訴人所為咬傷其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之證述，自難採為對被告不利認定之依據。　㈢告訴人係經由警員吳漢陽至被告住處所拍攝之本案犬隻照片（見警卷第21頁），而指認其遭照片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然證人吳漢陽於本院證稱：因為告訴人沒有講確切（咬傷她）的狗顏色，但因為我們到被告家中剛好這兩隻狗沒有綁，所以只有拍這兩隻狗等語（見本院卷第145頁），可認警方並未提供任何其他犬隻照片予告訴人指認，實難僅憑單張照片即認告訴人之指認與事實相符，而應予以採信。又證人吳漢陽於本院證稱：我接獲報案後有去被告住處訪查，去訪查的時候被告家的大門是沒有關的，我們車子就開進去，當時本案犬隻沒有繫繩。我們進去裡面的時候本案犬隻有追車子，我們在被告住家外面的時候本案犬隻沒有跑出來，因為被告大門到住家有一段路，所以進去之後本案犬隻才有跟著等語（見本院卷第143、144頁），此等證述內容適足證本案犬隻於員警駕車接近被告住處且未繫繩之狀態下，猶未跑出被告住處門外追車，顯見依本案犬隻之習性縱具有地域性，其領域範圍毋寧是在被告住處門內，則本案犬隻是否真會跑至距被告住處遠達45公尺之處咬傷告訴人，乃大有可疑，自難徒憑告訴人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附近僅有被告一戶人家居住、被告經員警告知告訴人認遭其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後偕同保險公司人員至告訴人住處洽談保險理賠及欲致贈慰問金等情事，即遽認告訴人確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之事實。　㈣至證人王培堯於本院到庭作證之內容，乃事後陪同告訴人與警方至告訴人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訪查之過程，惟其未於告訴人遭犬隻咬傷時在場，是證人王培堯所證之情自無從補強告訴人指證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之真實性，而縱告訴人在其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曾向警方告知咬傷其之犬隻行進方向，然證人王培堯於本院係證稱：我姑姑（即告訴人）有跟警察說狗是從苦瓜園旁邊的方向進出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52頁），此情核與告訴人於原審初證稱之情相符（見原審卷第266、269至271頁），證人王培堯此部分所證仍無從證實告訴人曾親見咬傷其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及告訴人係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等事實，且因本案並無任何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告訴人所為不利被告指證之真實性，實難徒憑證人王培堯於本院所證之情，而認被告確有為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此外，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採集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口腔齒縫是否有告訴人之DNA，即可補強告訴人之證述部分，因告訴人遭犬隻咬傷之日乃係民國11 2年2月28日，而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於112年5月17日即將本案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檢察官收案後未對本案犬隻為採集告訴人之DNA之偵查作為，案經起訴後始於113年7月16日原審審判期日為上開主張，斯時距案發時已長達近1年半之久，若告訴人真係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經過如此長之時間，客觀上顯然無法自本案犬隻口腔採得告訴人之DNA，此乃公眾週知之事實，故原判決未為無益之調查及說明，並無未盡調查之違法，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所認，殊不足採。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就告訴人是否遭被告所飼養之犬隻咬傷，因告訴人之指證有瑕疵，且欠缺適格之補強證據而無法證明，是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就被告是否為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自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經詳細審理後，認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復經本院補充理由如上，原判決所為認定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並未提出任何積極事證以證明被告犯罪，所執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提起上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青玉附件：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400號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郭岳世　選任辯護人　陳世明律師　　　　　　梁家豪律師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 5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郭岳世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郭岳世在其位於屏東縣○○鄉○○路00號住處飼養犬隻2隻，明知依動物保護法第7條規定，其負有防止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安寧之法律上義務，且應注意以繩索、鎖鍊拴住管束該犬隻或為之戴上嘴套等防護措施，以防止該犬隻獸性發作時攻擊他人，且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善盡監督管理之責，於民國112年2月28日9時許，未以鎖鍊拴住管束上開犬隻，放任犬隻自由奔走，適有告訴人洪王玉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上開地點旁堤防道路時，遭上開犬隻追逐，以致人車倒地並遭犬隻咬傷，因而受有左膝後側撕裂傷10公分、左膝皮膚缺損併細菌感染4乘以4 公分、2乘以2公分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同法第161條第1項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害人係被告以外之人，是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固屬證人，然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所為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而有所偏頗，其證明力顯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為免過於偏重被害人之指證，有害於真實發現及被告人權保障，被害人之陳述須無瑕疵可指外，尚須就其他方面調查，有補強證據證明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所謂無瑕疵，係指被害人所為不利被告之陳述，與社會上之一般生活經驗或卷附其他客觀事證並無矛盾而言（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67號、112年度台上字第3932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過失傷害犯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洪王玉英於偵查中之證述、警員歷次偵查報告、經被告及告訴人確認之本案犬隻照片、112年4月17日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傷勢照片、機車毀損照片及維修估價單、現場照片及google地圖截圖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警察所拍攝之2隻犬隻（下稱本案犬隻）為其所飼養、管理，惟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當日是警察到我家查訪，見到我所飼養之本案犬隻，經我同意後拍攝本案犬隻的照片，但本案犬隻平日白天都有綁繩，因此追逐、咬傷告訴人之犬隻並非我所飼養之本案犬隻等語（見本院卷第84至91頁、第240、264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檢察官僅以告訴人之指訴遽認告訴人係於屏東縣○○鄉○○路 00號旁堤防道路（下稱本案堤防道路）遭犬隻追逐、咬傷，且追逐、咬傷告訴人之犬隻即為警方前往被告住處中拍攝、由被告飼養之本案犬隻，然並無補強證據足以補強告訴人之指訴，從而依據卷內證據無法辨識告訴人係於何處受傷，且本案犬隻平日白天都有綁繩，因此咬傷告訴人的犬隻應為附近之流浪狗等語（見本院卷第84頁、第240至241頁、第265 頁、第302至303頁）。五、經查：　㈠被告居住於屏東縣○○鄉○○路00號，並飼養本案犬隻，警察於1 12年2月28日至被告住處查訪，所拍攝之犬隻照片乃本案犬隻等節，為被告所坦認（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第265頁），核與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復有本案犬隻照片可參（見警卷第19至21頁）；而告訴人於112年2月28日騎乘機車時，遭犬隻追逐，因而人車倒地並遭犬隻咬傷，致受有左膝後側撕裂傷10公分、左膝皮膚缺損併細菌感染4乘以4公分、2乘以2公分之傷害等事實，業據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明確，復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機車毀損照片及維修估價單、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113年2月22日113東安醫字第0162號函及所附就醫紀錄、病歷影本等證據可憑，且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第265頁），是此部分事實，均首堪認定。是本案所應審究者為：證人洪王玉英是否於本案堤防道路遭犬隻追逐、咬傷？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是否即為本案犬隻？　㈡證人洪王玉英固曾於偵查及審理程序中均明確指證，但告訴人就其被害經過之指證除須無瑕疵可指外，尚須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確有相當之真實性，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已如前述，是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即應審究告訴人之指證是否無瑕疵，以及有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補強告訴人上開指證之真實性，茲析述如下：　　⒈證人洪王玉英之指證非全無瑕疵可指：　　　⑴證人洪王玉英歷次證述如下：　　　　①於警詢時指稱：當日行經本案堤防道路時，我遭2隻狗追逐，跌倒後被狗咬傷，當晚報案後，經警察查訪後得知咬傷我的2隻狗是被告所飼養，警察提供我指認的照片，就是當天咬我的狗等語（見警卷第23至24頁）；　　　　②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我確定警察所拍攝之照片中的狗就是當日咬我的2隻狗，他們突然衝出來咬一咬又跑回去被告家，我先去醫院治療，再去報警，我有跟警察說狗就是跑回被告家，我有跟2名警察回去本案堤防道路確認，我跟警察說除了被告家沒有其他住家，因此我可以確定養狗的就是被告家等語（見偵卷第71至72頁）；　　　　③於偵訊時則證稱：當天我騎經過被告住處附近的道路，被告家的2隻狗衝出來咬我，咬到我趴在地上，那2 隻狗跑出來把我咬一咬之後，經過被告家的田地，跑回被告家，因為派出所去拍照說是被告家的狗，且那 2隻狗咬完我後，有穿越被告家的田地回到被告家，所以我可以確定咬傷我的狗就是被告家的狗等語（見偵卷第149至150頁）；　　　　④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先證稱：當日我做工作，騎車經過本案堤防道路，有2隻金毛的狗從苦瓜園衝出來把我撲倒，然後咬我，咬完再跑向苦瓜園，我坐在地上看著狗又跑回苦瓜園，當日我自行前往就醫，下午才跟孫女一起去警局報案，我有帶警察去當天被狗咬的地方，我因為腳不舒服，就先回去，沒有跟警察一起去找狗，之後警察就自己去拍本案犬隻的照片，並拿他們去被告住處拍本案犬隻的照片給我指認等語（見本院卷第266至270頁），後證稱：我看到狗從苦瓜園跑出來再跑回苦瓜園，我不知道狗跑去何處，我沒有看到狗跑進去被告住處，只看到狗衝進苦瓜園，因為附近都是田，所以狗跑去哪裡我看不到等語（見本院卷第270至271頁），復又證稱：我有跟警察說狗是那間住戶養的，因為魚塭都會養狗，狗又跑回那個方向，狗是魚塭主人的，狗是跑回去被告房子裡，我有看到狗跑進被告住處，苦瓜園過去是一間鐵厝，再過去就是被告住處我有看到狗經過苦瓜園，跑進被告住處等語（見本院卷第266至272頁）。　　　⑵是綜觀證人洪王玉英之上開證述，可知：　　　　①關於本案案發地點位於何處一節，證人洪王玉英於歷次詢問、訊問程序中均證稱：我在112年2月28日9時許行經本案堤防道路，突遭2隻犬隻追逐，因而人車倒地，並遭2隻犬隻咬傷等語，堪認證人洪王玉英就此節之證述尚屬一致，但並無任何證據可資補強。　　　　②關於證人洪王玉英有無見及本案犬隻之完整行進路線一節，證人洪王玉英之證述前後不一，顯有瑕疵可指：　　　　　❶證人洪王玉英於本院審理時關於有無親見犬隻完整行向一節，先證稱：我有看到狗從苦瓜園衝出、再跑回苦瓜園等語，並未敘及有無見到犬隻跑回被告住處，反而明確證稱：因為附近都是田地而無法看清楚犬隻實際上移動到何處等語，其後竟又證稱：我有看到田地後方有鐵厝、再過去就是被告住處，我有看到狗跑進被告住處，並稱有向警察表示狗是被告住處所養等語，可見證人洪王玉英對於有無親見犬隻之完整行進路線一節供述不一，且關於有無告知警方伊認為犬隻為何人所飼養一節，核與證人即承辦警員吳漢陽證述：當日陪告訴人返回本案堤防道路時，告訴人沒有說狗的方向，我跟同事並不知道狗的來向或去向等語及本案偵查過程不符（見本院卷第280、35頁、警卷第5頁、偵卷第25、165 頁），顯見告訴人上開指證有誇大、渲染之情，且與證人吳漢陽之證述相悖，足見證人洪王玉英此部分指證，已難遽信。　　　　　❷且參以證人洪王玉英歷次供述可知，證人洪王玉英並未於第1次製作警詢筆錄時，即向承辦警員敘明有親見犬隻之來去方向或與被告住處有何關聯，而係經由承辦警員至本案堤防道路查訪，並經同行警員執行其他職務之經驗而決定查訪被告住處，此情並據證人吳漢陽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當日陪告訴人返回本案堤防道路時，告訴人沒有說狗的方向，我跟同事並不知道狗的來向或去向，當時因同行同事之前有協助衛生局執行covid-19相關業務，所以有印象附近某1戶人家有養狗，所以我跟同事才依據同事之前的經驗跟記憶找到被告住處，告訴人並沒有說明狗的方向，我們當時不知道狗是從哪裡出來從哪裡回去等語甚明（見本院卷第280頁）。且若證人洪王玉英確如其於本院審理期日所證有親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一事，則證人洪王玉英於帶同警方至本案堤防道路後，本可直接指明咬傷伊之犬隻跑進被告住處，然不論是依據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時之指訴、或承辦警員當庭所證：告訴人不曾告知犬隻之去向等語、抑或是依偵查報告內容與承辦警員當庭證述上開查獲被告住處有飼養犬隻之經過，均可認證人洪王玉英應不曾於警詢中向警方表示犬隻之來去方向，而是待警方於被告住處拍攝到本案犬隻照片後，方為上開指證，足見證人洪王玉英此部分之指訴，非無疑義。　　　　　❸另證人洪王玉英雖指認警察當日查訪所拍攝照片中之本案犬隻即為咬傷伊之犬隻等語。然考量證人洪王玉英敘述追逐、咬傷伊之犬隻特徵時均僅稱：狗是金黃色、是金毛的等語（見偵卷第150頁、本院卷第266頁），並無指出其他具識別性之特徵，則證人洪王玉英是否確能記憶、辨識追逐、咬傷其之犬隻，已屬有疑；且而觀諸本案犬隻之照片，可知本案犬隻之體型、毛色等項，並無足以使首次行經該處且突遭犬隻追逐、咬傷之證人洪王玉英得以一眼辨認之重大特徵，反而與辯護人所提出本案堤防道路旁之流浪犬隻均有相當程度之相似性，此有本案堤防道路旁流浪犬隻照片可參（見偵卷第105至1 29頁），益徵證人洪王玉英能否於遭犬隻追逐、咬傷而驚慌之際，識別該等犬隻之外型、樣貌，進一步於前往就醫、報警、返回本案堤防道路，經警偵查後仍能準確辨識犬隻，要非無疑；再者，參以檢察官提示上開流浪犬隻照片，向證人洪王玉英確認照片中之犬隻是否為追逐、咬傷其之犬隻時，證人洪王玉英先陳稱：咬我的狗是金黃色的，被證1-1 第3頁的那隻比較像，其他隻不是等語，復經檢察官持本案犬隻照片向證人洪王玉英確認是否為追逐、咬傷伊之犬隻後，證人洪王玉英則稱：是，照片中2隻都是咬我的狗等語，而於檢察官訊問「你認為這兩隻與你剛剛指認的被證1-1的第3頁的犬隻是相同？」時，證人洪王玉英則稱：我覺得剛剛被證 1-1的第3頁長得有像追我、咬我的狗，但經查看警員拍攝、被告住處犬隻之照片，我確定這2隻確實是咬傷我的犬隻等語亦明（見偵卷第149至150頁），足徵即使從證人洪王玉英之眼光以觀，本案犬隻之外型與辯護人所提出本案堤防道路附近流浪犬隻之外型，實難以區辨，故證人洪王玉英指證警方提示照片中之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伊之犬隻等語，自有可疑。　　⒉本案除證人洪王玉英上開證述外，尚無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上開指證之真實性：　　　⑴證人洪王玉英雖就其被害經過指證歷歷，然此僅為證人洪王玉英之單一指訴，此情並據證人洪王玉英陳稱：我說我在本案堤防道路被本案犬隻咬到的過程，現場沒有其他看到，只有我自己而已等語甚明（見本院卷第268 頁），且查卷內並無事故發生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現場跡證或目擊證人證詞等證據可佐，已可證本案確無客觀證據或其他證人之證詞可佐證證人洪王玉英證詞之真實性，是關於證人洪王玉英指訴其於本案堤防道路遭本案犬隻追逐、咬傷等節，尚乏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可證明足以補強之。　　　⑵而證人吳漢陽雖係於本案堤防道路旁之被告住處查獲本案犬隻，並拍攝本案犬隻照片，然偵查機關係參酌證人洪王玉英指訴方前往本案堤防道路進一步查訪，亦即警員顯係立基於證人洪王玉英上開對於案發地點等指證內容而為偵查，並非警員親眼所見，可見證人吳漢陽對於證人洪王玉英之被害地點或過程、是否為本案犬隻所侵害等證述，實屬與證人洪王玉英指訴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自不足以作為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此部分指證之補強證據，足見關於本案案發經過，實僅有證人洪王玉英單一指訴，別無其他客觀證據補強之。　㈢而被告雖曾於警詢時自承本案犬隻有追逐車輛之經驗（見警卷第10頁），且被告所辯本案犬隻除了放風時都有繫繩，放風時亦有人在旁看管一節，核與證人吳漢陽證述：當日到被告住處時，就看到2隻狗沒有綁繩等語、證人即被告之子郭爵銘證述：我們住處對面有一個工廠，當日我跟我太太都在外面，就是在工廠那一側，因為有聽到狗在叫，我就順勢從工廠那側走出來，當時警察坐在警車上等語不符（見本院卷第274至275頁、第292至293頁），足見被告所辯，確屬有疑。惟此至多僅足證本案犬隻未於平日白天全程繫繩，於無法排除本案堤防道路尚有其他犬隻之情況下（詳後述），自無從遽以推認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再者，本案堤防道路位於屏東縣崁頂鄉，周圍有住家、工廠、魚塭、田地等，屬屏東縣鄉野道路，有本案堤防道路周圍照片可憑（見偵卷第87至93頁、本院卷第121至125頁），而我國鄉野田間有流浪犬徘徊、或有其他飼主未將飼養之犬隻繫繩或圈養，而使犬隻在道路任意遊蕩本非罕見，此情並有辯護人至本案堤防道路週邊所拍攝之流浪犬隻照片可參（見偵卷第105至129頁），核與證人吳漢陽證稱：本案堤防道路地處偏僻，可能會有其他的狗，但我去查訪時沒看到，其他時間會不會出現我不確定，我查訪時並沒有去拜訪魚塭或工廠，我也不知道狗有沒有可能在蓮霧園、苦瓜園裡面休息而沒有跑出來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76至281頁），並經證人即魚塭承租人涂進得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我養蝦的地方就在被告住處隔壁，我通常是16時至15時去餵蝦，偶爾會早上去，每天去1至2次，我在那裡養蝦養10年了，我知道被告家有養2隻狗，會綁在樹下，1隻是虎斑、1隻是咖啡色的，應該是照片中的狗沒錯，被告會把狗綁在樹下，那個地方很多野狗，工廠外面道路比較多野狗，圳溝旁邊也會有野狗，我不確定附近的工廠有沒有養狗，那個工廠好像沒人管理，但附近很多野狗，從本案堤防道路到要進被告住處的路上常見很多野狗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83至288頁），足見實難排除本案堤防道路有其他毛色、體型與本案犬隻相似之犬隻存在、行動之可能性。是即便被告於證人洪王玉英行經本案堤防道路時，確未將本案犬隻繫繩，亦無法證明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　㈣另被告雖於第1次警詢時，曾答稱「從頭到尾我不知道我的狗咬到人，也不知道咬到誰」等語（見警卷第10頁），惟被告亦有於警察詢問「根據被害人洪王玉英筆錄稱你有親自向她坦承咬傷她的兩隻狗是你所飼養並管理的，是否屬實」時，明確答稱「不屬實」（見警卷第11頁），足見被告並未就所涉過失傷害犯嫌坦認犯罪；而被告雖曾致贈紅包且與證人洪王玉英試行調解，然被告既然主張：我沒有承認我家的狗咬到人，我是怕走法院很麻煩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而衡以一般人遇此情形，或認主張其為被害人之人所受傷勢並不嚴重，或為免訟爭，並期就雙方間發生爭議之法律關係能快速平息紛爭，故未就對方主張事項爭執或否認，並不排斥進行調解等可能處理之情形，尚非不能想像，然該等處理過程，究係承認對方之主張，抑或僅為盡速弭平紛爭、解決兩造間之爭議，而未再詳予論究雙方法律關係，亦屬有疑，自亦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末以證人吳漢陽雖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先證稱：被告說他的狗有咬過人，所以有幫狗保險等語，然證人吳漢陽後改證稱：我記得被告說他們家的狗有保險，如果有咬到人的話，可以用保險去處理等語，復證稱：我記得被告好像說他的狗有咬過人，所以他的狗有保險，如果對方是被他的狗咬，他可以用保險處理這件事，我不確定被告是否有講過因為他的狗曾經咬過人，所以有保險這句話等語（見本院卷第277至279頁），足見證人吳漢陽之證詞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況且關於本案犬隻有無咬過人、被告是否因此投保保險等節，除證人吳漢陽之證述外，別無其他證據補強之，本難遽採；且參酌被告住處所投保之險種乃家庭綜合保險，保險承保項目包含家庭財物損害、家庭日常生活責任、輕損地震保險、特定事故房屋跌價補償保險等項，有中國信託產物保險公司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日中國信託產險字第1132390178號函暨所附保險單、申請書等件可佐（見偵卷第51頁、本院卷第221 至225頁），殊難逕認被告投保家庭綜合保險之目的即為處理本案犬隻可能咬人一事，自無以證人吳漢陽之單一證述及被告住處有投保家庭綜合保險之客觀事實，率認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確為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之理。　㈥綜上，檢察官上開主張雖非全屬無據，然考量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有上開瑕疵存在，且未能藉由證據調查排除之，復參以卷內別無其餘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本院認依檢察官所提出之全部證據，尚不足以說服本院形成被告確有如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確信心證，本院自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無從使本院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從而，被告此部分罪嫌尚屬不能證明，揆諸上開法條及判決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莊鎮遠　　　　　　　　　　　　　　　　　　法　官　曾思薇　　　　　　　　　　　　　　　　　　法　官黃郁涵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苹汝

2025-03-19

KSHM-113-交上易-98-2025031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秩序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847號上訴人即被告吳研齊黃柏翔共同選任辯護人黃泰翔律師蕭意霖律師任品叡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1年度易字第23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0442號、第14038號、111年度偵字第416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甲○○、乙○○有罪部分均撤銷。甲○○、乙○○均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甲○○係吳冠勳（已歿）之親戚、乙○○則係吳冠勳之友人。因吳冠勳生前於民國108年7月起在址設高雄市○○區○○路000號「英沛爾診所高雄院區」（現已改名雅斯翠診所，下仍簡稱英沛爾診所）治療肝癌末期症狀，由吳誌峰醫師於108年10 月16日進行手術放置導管，及由陳乃銘醫師進行後續化療，惟過程中吳冠勳發現右側大腿有紅腫現象，轉至臺北榮民總醫院治療，後因肝癌惡化於109年5月22日過世。甲○○、乙○○ 因認英沛爾診所有醫療疏失，竟與吳冠勳之母張譽薰、吳冠勳之友人洪瑞旋（上2人均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及其餘數十名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成年男子(無證據認有未成年人參與)，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之犯意聯絡，於109年6月1日15時30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3、14時許)聚集在英沛爾診所周邊人行道之公共場所，手舉吳冠勳遺照並以抬棺、撒冥紙、持魂幡、舉抗議布條、透過大聲公喊口號等方式表達抗議，甲○○、乙○○、張譽薰、洪瑞旋及其他不詳成年人，復以人數優勢持續在英沛爾診所大門等候且向前迫近，期間數名不詳成年人並拍打英沛爾診所門窗玻璃，致使經過附近之路人紛紛走避，而以此等脅迫方式、對物強暴方式妨害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迄同日16時 20分許始離去。二、案經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偵查第八大隊、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程序事項　㈠按上訴程序，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被告乙○○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本院傳票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在卷可稽，辯護人則當庭陳稱：剛剛跟乙○○ 聯絡，他說他記錯開庭時間了，今天不會來開庭，由辯護人幫他陳述等語（見本院卷第223頁），被告乙○○既係記錯開庭時間，顯見已收受本院開庭通知。是被告乙○○經本院合法傳喚，且符合就審期間之規定，竟無正當理由而於審判期日未到庭，爰依前揭規定，不待被告乙○○之陳述，逕行判決。　㈡被告乙○○自始未到庭陳述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惟其於原審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傳聞證據，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原審易三卷第158頁），而檢察官、被告甲○○及辯護人於本院審判期日就本判決所引用之傳聞證據，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25頁），本院認此等傳聞證據之取得均具備任意性、合法性等情，其內容與本件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合於一般證據之採證基本條件，且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均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皆有證據能力。二、訊據被告甲○○於原審及本院；被告乙○○於原審固坦承於上揭時間與張譽薰、洪瑞旋及其他不詳成年人均在英沛爾診所門前，由被告甲○○與吳冠勳之弟吳伯彥一同抬棺、被告乙○○拿魂幡、張譽薰拿吳冠勳遺照、洪瑞旋撐黑傘及拿大聲公，其他人舉抗議布條及撒冥紙，現場陸續聚集不詳人士等事實，惟均否認有何共同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之犯意，被告甲○○、乙○○於原審所辯略以：吳冠勳靈堂聚集很多朋友，大家認為吳冠勳遭遇醫療事故、英沛爾診所處置不公義，而想採取抗議行動，訴諸輿論讓社會大眾知道。但我們只是喊口號，沒有作勢衝撞或傷害任何人意思，也沒有造成東西損壞，並未影響交通或他人，不會造成公共秩序危害等語；被告甲○○則於本院辯稱：我那時去英沛爾診所那邊是讓記者訪問，因為醫院不理我們，目的是為了訴諸輿論、是要說明事情發生的經過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甲○○、乙 ○○辯以：原判決認為當天抬棺抗議構成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實施強暴脅迫，但從監視畫面可知，現場沒有人拍打門窗或玻璃，原判決所認定的客觀事實是不存在的。又刑法第 150條保護的法益是保障公眾安全，被告等人的行為若無外溢效益應該不成立該條罪名，被告等人的行為是針對告訴人，不管對象和目的都是單一，並無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且無任何外溢之餘，現場也有警方、記者在場，被告等人的目的是為了訴諸輿論，自不構成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罪等語。三、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妨害秩序罪之立法理由揭示「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等旨，該罪係抽象危險犯，擬制有該行為即會發生立法者所預設之危險。然該罪保護之法益既係公眾安全及安寧秩序不受侵擾破壞，依合憲性解釋，所指「強暴脅迫」，如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自屬該當，如係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仍以所實施強暴脅迫之原因、對象或方式已具備危害公共安全之典型危險為必要。於憑藉聚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外溢危害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者，固然屬之，倘被害人係經隨機選取，或因隸屬於特定群體之身分而受害，或其他施強暴、脅迫之情狀，足以侵害不特定多數人對於生命、身體或財產免於恐懼之安全感者，亦仍屬之。行為人主觀上僅須對該危害狀態有所認識，仍執意為之，並不以其目的在擾亂公共秩序為必要(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1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之罪，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且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但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參照）。因之，為避免單一行為人參與群體暴力威脅行動時，利用群體激憤加乘效果，而擴大侵害範圍至不特定他人，既便下手實施強暴或脅迫之人，雖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如倚恃群體暴力威脅情緒或激情氛圍下，呈現彼此串連的高度失控危險性，並在群體效應放大下，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之人或物，因此產生外溢作用，致使公眾或不特定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即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而行為人所為，在客觀上是否已對公眾或不特定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事實審法院自應以一般人通常生活經驗為客觀之判斷，庶免悖離憲法罪責原則之誡命（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4685號判決意旨參照）。四、經查：　㈠被告甲○○、乙○○於原審自承與張譽薰、洪瑞旋一同搭乘黑色加長禮車到場，在英沛爾診所側門下車站在棺材前，被告甲 ○○舉黑傘(之後將黑傘交給洪瑞旋)，被告乙○○舉魂幡、吳伯彥舉吳冠勳遺照、洪瑞旋舉黑傘及拿大聲公，其他不詳之人舉抗議布條，之後被告甲○○抬棺與眾人一同走向英沛爾診所正門，被告甲○○、乙○○仍與張譽薰、洪瑞旋站在棺材前，被告乙○○舉魂幡、吳伯彥舉遺照、洪瑞旋舉黑傘及拿大聲公喊口號，其他不詳之人舉抗議布條，被告甲○○稍後至一旁接受採訪，張譽薰自吳伯彥手中取過遺照後，貼近正門玻璃，吳伯彥站在張譽薰後方，被告乙○○與洪瑞旋均在張譽薰、吳伯彥旁邊等情（見原審易三卷第176至189頁），且經原審勘驗英沛爾診所監視錄影畫面，結果略為：①一群人在英沛爾診所側門四處撒冥紙，冥紙散落至車道上，另有舉魂幡之被告乙○○、抬棺之被告甲○○、舉遺照之吳伯彥、舉黑傘及拿大聲公之洪瑞旋、舉抗議布條之不詳人等。棺材經移動至英沛爾診所大門前停放，張譽薰舉遺照走近診所正門、按門鈴，攝影師也貼近診所大門拍攝。②員警到場後對違規車輛車牌蒐證，持標示「警告違法行為」之看板。路口停等紅燈機車騎士及對向路人往群眾聚集處觀望，路過民眾因人行道無法通行行走於車道上。過程中聚集人數隨時間增加，數名聚集人士所騎乘或駕駛之車輛違規停車。員警排列站在英沛爾診所正門口前等情，有現場照片、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原審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他一卷第95至99頁，原審易一卷第283、2 84、303頁，原審易三卷第104至109、211至225頁），是此部分客觀事實應可先予認定。至起訴書雖載明被告甲○○、乙 ○○等人聚集之時間為109年6月1日13、14時許，惟觀諸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其等應係於該日15時30分許始陸續到場、於同日16時20分許離開現場，此部分起訴事實應予更正及補充。　㈡被告甲○○、乙○○固堅稱自己或在場之人並無拍打英沛爾診所玻璃之舉等語，然：①證人即英沛爾診所醫師兼院長吳誌峰、②證人即英沛爾診所醫師陳乃銘均敘及有人衝撞、拍打門窗、玻璃等語（見他一卷第358頁，警二卷第582頁，原審易二卷第373、399頁）；③證人即英沛爾診所櫃檯行政李旻紋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外面的人）一度一直搖撞診所的鋁框玻璃門，有一名女性拿著遺照一直往我們診所拍打衝撞等語(見警二卷第635頁，他一卷第365頁)；④證人即英沛爾診所護理師林雅芬於偵查中及原審證稱：他們也有敲打玻璃，有推玻璃門的動作等語（見他一卷第362頁，原審易二卷第4 18頁）；⑤證人即英沛爾診所警衛鄭敏雄於調詢時及偵查中證稱：對方人員強力拍打玻璃門。對方有拿遺照，其他的人敲打玻璃門等語(見調卷第187頁，他一卷第367頁)，是上開證人均已指證與被告甲○○、乙○○一同到本件案發現場之眾人中，有人出手拍打英沛爾診所門窗玻璃之事實。至雖證人李旻紋、鄭敏雄所指拍打門窗之人究為拿遺照之人或拿遺照之人以外之人有所不同；證人吳誌峰、陳乃銘、林雅芬及鄭敏雄則均未證稱下手拍打玻璃、衝撞門窗之人即係被告甲○○、乙○○等語，惟因隨同被告甲○○、乙○○到本件案發現場之人數眾多、場面混亂，英沛爾診所人員對該等人士均非熟識，且其等之注意力應主要在確保自身安全，故上開證人均未能詳予指證拍打門窗玻璃之人別為何，事屬正常，不能僅以此部分瑕疵即遽認上開證人所為指證全不可採，況被告甲○○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沒有衝撞門窗玻璃，我記得只有拍打等語（見原審審易卷第266、267頁），可認被告甲○○已自承現場確有其與被告乙○○以外之人拍打門窗玻璃，核與上開證人所證之情相符。再者，經審諸本件案發當時狀況，被告甲○○ 、乙○○及其等所聚集之多數人至英沛爾診所，舉遺照並以抬棺、撒冥紙、持魂幡、舉抗議布條、透過大聲公喊口號等方式表達抗議，目的無非欲進入英沛爾診所內或使該診所人員出面，拍打門窗玻璃之舉自足引起英沛爾診所人員注意，遑論若非被告甲○○、乙○○及其等所聚集之多數人中有人拍打英沛爾診所門窗玻璃，英沛爾診所人員實無報警之必要，到場員警亦毋庸排列站在英沛爾診所正門口前，故被告甲○○嗣後改稱其於原審準備程序之上開所述是記錯了等語（見原審易三卷第186頁），無以採信。是經綜合上開證人之證述及被告甲○○於原審準備程序之上開供述，堪認本件案發當時現場確有被告甲○○、乙○○以外之不詳成年人拍打英沛爾診所門窗玻璃。　㈢刑法所稱之「強暴」者，意指外在有形暴力（不法腕力）之施用，惟不以行為人直接對他人身體施以有形暴力者為限，即行為人係屬對物施力，然其此一對物施力之行為，可對特定之對象（人）發生強烈影響者，則其對物施力之行為，自亦屬本罪所稱「強暴」之範疇無訛；所稱之「脅迫」者，則專指「強暴」之預告行為而言，乃行為人顯現加害之意思於外，或將加害之旨通知他人，致使他人心生畏懼，並進而影響或壓制該他人之意思決定之謂。英沛爾診所人員就被告甲 ○○、乙○○等人所為之舉遺照、抬棺、撒冥紙、持魂幡、舉抗議布條、透過大聲公喊口號及拍打英沛爾診所門窗玻璃等行為之反應部分，業據：①證人吳誌峰於偵查中證稱：怕被告等人跑進來對我們人身攻擊等語(見他一卷第358頁)；②證人陳乃銘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稱：很害怕他們會衝進來攻擊診所人員。怕被告等人把門撞破，會進來毆打我們，後來報警才被驅離等語(見警二卷第582頁，他一卷第352、353頁)；③ 證人林雅芬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稱：現場大概有40至50人，將靈車跟棺材擺在側門，用意是要逼迫診所開門，又轉往正門包圍，對方人多勢眾還拿擴音器叫囂，考量醫護人員及病患人身安全，我們擔心害怕不敢開門，才打電話報警。我擔心他們會衝進來，我請警衛將感應大門電源關閉，使外面的人無法進來等語(見警二卷第651頁，調卷第176頁，偵三卷第84頁，他一卷第362頁)；④證人李旻紋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稱：他們人很多，不敢開門讓他們進來，我害怕得不敢直視，隱約聽到在外一直叫罵的聲音，直到警察到場才慢慢離開。我當天一直往下躲，怕他們往前衝會不會進來傷害到我或是同事等語(見警二卷第635頁，他一卷第365頁)；⑤證人鄭敏雄於調詢時證稱：當天靈車帶著好幾台車到場，靈車上的人搬棺材下車，共約數十人持標語、魂幡下車叫囂飆罵，並在場潑灑冥紙，更包圍診所正門與側門，診所只有我一個保全人員，且醫護人員多為女性，診所大門玻璃沒有強化處理，我有打電話報案，警方到場後排成人牆保護診所大門，我跟診所同仁留在裡面不敢外出等語(見調卷第186、187頁) 。是依於本件案發當時在英沛爾診所內之證人吳誌峰、陳乃銘、林雅芬、李旻紋、鄭敏雄所為上開證述，就被告甲○○、乙○○及其等所聚集之多數人所為舉遺照、抬棺、撒冥紙、持魂幡、舉抗議布條、透過大聲公喊口號及拍打英沛爾診所門窗玻璃等行為整體觀察，本案既有不詳成年人拍打英沛爾診所門窗玻璃，此已然係有形暴力（不法腕力）之施用；被告甲○○、乙○○等人所為舉遺照、抬棺、撒冥紙、持魂幡、舉抗議布條、透過大聲公喊口號表達抗議，亦足使英沛爾診所人員心生畏懼而可認屬脅迫行為，是被告甲○○、乙○○等人所為，顯係對英沛爾診所人員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行為，致英沛爾診所人員感受到危害並因而恐懼不安。　㈣被告甲○○、乙○○等人雖係以英沛爾診所人員為實施強暴脅迫行為之對象，然本件案發現場係在英沛爾診所周邊人行道，該處乃位在高雄市博愛三路、重立路口旁，鄰近國道十號高速公路，附近商家、大樓林立且車流眾多等情，有Google街景照片及現場照片、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在卷可稽（見他一卷第95至99頁，原審易一卷第283、284、303頁，原審易三卷第209至225頁），可知該處係不特定多數人得隨時經過之場域，當屬公共場所無訛；又參諸本件案發當時屬眾人活動之日間，來往人車甚多，此觀諸監視錄影畫面擷圖即可見一斑，且本案經被告甲○○、乙○○等人邀集至現場之人數眾多，同案被告李崇華於原審甚至直言係看直播而到場等語（見原審易三卷第189頁），可認確有不特定多數人隨時間聚集、人數增加之情況，若在該處發生衝突，一稍有不慎，極易波及往來之行人或車輛之安全甚明，遑論現場已有民眾行走於車道上以避免與被告甲○○、乙○○等人及周遭群眾接近。被告甲 ○○、乙○○等人在該處以舉遺照、抬棺、撒冥紙、持魂幡、舉抗議布條、透過大聲公喊口號及拍打英沛爾診所門窗玻璃等方式而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行為，經核被告甲○○、乙○○等人上開行為所形成之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隨時可能因群體激化之情緒，導致危險效果之外溢，當有高度可能波及蔓延至周邊之不特定多數人，更對往來之行人或車輛安全造成極大之恐懼及威脅，實已騷亂往來人、車及附近住民之安寧，而危害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被告甲○○、乙○○ 辯稱其等所為並未實際傷害、毀損，未影響公共秩序，也無外溢之可能等語，並不足採。　㈤至被告甲○○、乙○○於原審所辯其等僅是抗議表達訴求等語，惟按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謂言論自由為人民之基本權利，憲法第11條有明文保障，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維護，俾其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及監督各種政治或社會活動之功能得以發揮；惟為兼顧對個人名譽、隱私及公共利益之保護，法律尚非不得對言論自由為合理之限制。聯合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on Civiland Political Rights）第19條第2項、第3項亦明文，人人有發表自由之權利，此種權利包括以語言、文字或出版物、藝術或自己選擇之其他方式，不分國界，尋求、接受及傳播各種消息及思想之自由，惟上開權利之行使，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限制，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衛生或風化所必要者為限。上開公約第19條第3項明確強調，行使言論自由權利帶有特殊的義務和責任，因此得受到某些限制，這些限制涉及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或涉及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及公共衛生或道德；所謂「他人」涉及其他個人或群體成員，可能包含以宗教信仰或族裔界定之個別群體成員；而為維護公共秩序，亦可允許於特定情況下約束特定公共場合中之發言（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對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0號、第34號所作一般性意見意旨可資參照）。揆諸憲法及上開公約意旨可知，言論自由之保障，並非毫無限制，亦非謂任何人可以恣意侵害他人或族群之基本權利，或以妨害社會公共秩序或道德之方式表達己見。經查，本院審酌被告甲○○、乙○○前開表達訴求之目的，固然具有部分公共事務思辨價值，然其等發表意見之時間、場合、形式，已足危害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且程度非輕，均如前述，此時言論自由即應退縮，不能任由任何人以言論自由為名義，過度侵害公共權益。　㈥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甲○○、乙○○犯行堪以認定，均應依法論科。五、論罪　㈠核被告甲○○、乙○○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公訴意旨雖未論以被告甲○○、乙○○涉犯此部分罪名，惟起訴書關於本案之犯罪事實已敘及被告甲○○、乙○○等人所為抬棺、撒冥紙、舉抗議布條，及拍打英沛爾診所門窗玻璃等行為，此部分既在同一之社會基礎事實範圍內，且經原審及本院諭知上開罪名，並予被告甲○○、乙○○及辯護人辯論之機會，而無礙其等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㈡被告甲○○、乙○○與其餘參與本案之不詳成年人就上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㈢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起訴書雖記載「乙○○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於1 08年10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附卷可參，其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請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等情，並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憑，經核與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相符。惟公訴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關於被告乙○○應否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部分，分別敘明：罪質不同應無累犯適用、不主張構成累犯之情事等語（見原審易三卷第205頁，本院卷第241頁），可認檢察官未主張及具體指出被告乙○○有何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情事，以供綜合判斷其有無因加重本刑致其所受刑罰超過所應負擔罪責，而裁量是否加重其刑，依前開說明，本院因認就被告乙○○部分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六、本院之判斷　　　㈠原審認被告甲○○、乙○○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並為論罪科刑之判決，固非無見。惟查，原判決就本案之犯罪事實部分未載及被告甲○○、乙○○與其餘共犯所為手舉遺照並以抬棺、撒冥紙、持魂幡、舉抗議布條、透過大聲公喊口號等方式表達抗議之脅迫行為，容有認定事實錯誤之違誤。被告甲○○、乙○○上訴意旨否認犯罪，並以上詞置辯，而指摘原判決有罪部分不當，惟相關論罪及證據取捨之理由，均已詳敘如前，被告甲○○、乙○○執上開辯解否認犯罪所為上訴，難認有理由，惟原判決既有上開違誤，仍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甲○○、乙○○有罪部分均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甲○○、乙○○不思以理性之方式表達訴求，竟糾集多人共同在公共場所以手舉遺照、抬棺、撒冥紙、持魂幡、舉抗議布條、透過大聲公喊口號等方式表達抗議而實施脅迫行為，復以拍打英沛爾診所門窗玻璃方式實施強暴行為，其等衝突時間雖非甚久，惟仍已足造成鄰里或行經該處之人恐慌，對於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之危害有一定程度之影響，均應予以非難，復考量被告甲○○、乙 ○○等人所為幸未造成英沛爾診所財物損失及人員傷亡，其等犯罪所生危害非鉅，參以被告甲○○、乙○○僅坦承客觀事實而否認有妨害秩序之犯意，且未與英沛爾診所達成和解或調解，復未賠償損害，其等犯後態度難認良好，佐以被告甲○○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被告乙○○則曾犯毒品及酒駕公共危險等與本案罪質不同案件之前科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兼衡被告甲○○、乙○○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狀況（因涉及被告個人隱私，不予揭露）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本案雖扣得手機、判決、授權書、電腦設備、隨身硬碟、委託書、球棒等物，有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清單可考，然行動電話係供被告甲○○、乙○○等人日常聯絡所用，此外依卷附事證亦無從憑認上開扣案物品與本件妨害秩序犯行有關，爰不併予宣告沒收。七、被告甲○○、乙○○被訴涉犯刑法第305條恐嚇、第309條第2項以強暴犯公然侮辱、醫療法第106條第3項妨害醫事人員執行醫療業務等罪嫌部分，業經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又被告甲○ ○其餘被訴部分(即起訴事實一、㈠、㈢、㈣、㈤、㈥)均經原審判決無罪，檢察官就上開部分均未提起上訴而非本院審理範圍（原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或已確定（原審判決無罪部分）在案，爰不另論列。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子薇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青玉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第1項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3-19

KSHM-113-上訴-847-20250319-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932號上訴人即被告黃雯專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易字第458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01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附表二各編號所宣告之刑暨定執行刑部分，均撤銷。上開刑之撤銷部分，各處如本判決附表編號1至2「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理　由一、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黃雯專於本院審判期日表明僅就原判決量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0 2頁），是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自小單親家庭而居無定所，無親人在側管教，更長期接受家暴，被告已知錯並有悔改之意、絕不再犯，被告正值青壯年，目前已有穩定工作及住所，且被告已供出上游，該上游即為同案被告，請從輕量刑等語。三、原判決之認定　㈠被告就原判決附表二各編號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 項後段之洗錢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各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㈡被告就原判決附表二各編號所示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㈢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均所犯詐欺犯罪，惟其未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1萬元，自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 條前段規定之適用。至本件並無因被告自白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情形，亦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後段規定之適用。　㈣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均自白犯洗錢罪，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規定相符，原應減輕其刑，惟其所犯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被告所為犯行均係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雖不適用上述洗錢防制法減刑規定，仍應於量刑時審酌此部分減刑情形。四、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減輕暨新舊法比較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制定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者，為該條例所稱詐欺犯罪；又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亦有明文。被告就本案各件犯行在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犯詐欺犯罪，且被告之犯罪所得為1萬元之事實，業經原判決認定明確，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繳交其犯罪所得1萬元乙情，有本院贓證物款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4頁），自應適用有利被告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洗錢防制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亦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茲比較如下：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依修正前規定並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勾，故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 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⑶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 項原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後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結果，修正後自白減刑要件增加須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得減刑，較修正前規定嚴苛。然被告在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一般洗錢犯行且已繳交犯罪所得，故依修正前、後規定，被告就所犯之一般洗錢罪，均符合自白減輕其刑之要件。　⑷綜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 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又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需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刑7年，倘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刑6年11月，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故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⒊按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而不得任意割裂（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乃經徵詢程序而達大法庭統一法律見解之功能，是原判決一方面認被告所為該當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另方面卻認被告得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而於量刑時併予審酌，顯然將同一部法律割裂適用，所持法律見解自有違誤。　⒋被告上訴意旨固主張其自白犯行並有供出上游而應予減輕其刑等語，惟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定有明文。查本案未因被告供述而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乙情，有本院電話查詢紀錄單（見本院卷第77頁）、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4年2月12日橋檢春雲113偵12015字第11490064300號函（見本院卷第81頁）、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114年2月11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470403400號函、同分局114年2月12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470551400號函暨檢附員警職務報告（見本院卷第83至89頁）可憑，故被告上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容與事實不合而不足採。　⒌法院於量刑時，除依循比例合理、責罰相當等內部界限原則之支配外，尚應權衡各別刑罰規範目的、被告之人格特質、整體犯罪非難之評價等評比項目之拘束。再依被告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被告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被告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衡平，而為適當之裁量。查原判決已具體審酌被告犯罪之手段、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行危害及犯後態度等情，核與刑法第57條之規定無違，亦未見怠於裁量之情事。又被告上訴意旨所稱之生活狀況部分縱然屬實，惟因被告自承係為還債而於經警方告誡後猶擔任車手等語（見偵卷第33頁），其既係為賺取報酬而參與本案，自應承擔法律責任，故尚難執此為由而對被告從輕量刑，況被告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法定最低刑度為有期徒刑1年，而原判決於被告未與本案2位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賠償之情形下，所量處之有期徒刑1年2月、1年1月，乃僅就法定最低刑度加2月、1月，已屬輕判，本院因認原判決所宣告之刑未有過重之可言。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審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公布，經綜合比較新舊法結果，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對被告較為有利，業如前述，自不得再於量刑審酌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且被告於本院審理期間已繳交其犯罪所得1萬元乙情，業如上述，原審未及審酌及此，認本案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之適用，同有未洽。被告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並執前詞請求輕判，固無理由，然因原判決有上述割裂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違誤，及未及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刑之情形，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犯如其附表二各編號所示之罪所宣告之刑及定執行刑部分均予以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行為後洗錢犯行部分之法定刑雖已修正調降，然被告不思以正當管道賺取所需，反參與共同詐騙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被害人之行為，使其等均受有財產損失非微，又被告所參與之詐欺集團係以結構性分工方式向被害人行騙，危害社會金融交易秩序與善良風氣甚鉅，而被告亦依指示前往不同地點提領詐欺所得並轉交後手以製造金流斷點，其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洗錢行為，增加檢警查緝困難，使被害人難以取償，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被告於本案之前無任何犯罪紀錄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以及被告於本案犯行所分擔之角色為提款車手，及其犯罪之手段、目的、動機，暨被告於偵審時均坦承犯行、迄未能與2位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於原審及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2「本院宣告刑」欄所示之刑。並綜衡被告犯本案數罪之期間、罪質、所用之手段及整體法益侵害性等整體犯罪情狀，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2月。五、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於113年12月5日以橋檢春稱113偵20026 字第1139060352號函檢送案卷3宗、光碟2片，函請本院併案審理該署113年度偵字第20026號黃雯專詐欺案件（有關併予審理之犯罪事實，詳如檢察官移送併辦意旨書所載）。本件僅被告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檢察官對於原判決並未聲明不服，即應認檢察官就原審認定犯罪事實、論罪、科刑、沒收暨追徵之判決，均無請求本院予以變更之意思，本院自無從就前揭併案部分併為審理，應退回檢察官另行依法處理（最高法院113年台上字第4192號判決意旨參照），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趙翊淳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家芳移送併辦，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青玉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附表：編號原審宣告刑本院宣告刑 1 黃雯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黃雯專左列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 2 黃雯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黃雯專左列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拾壹月。

2025-03-19

KSHM-113-金上訴-932-20250319-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421號上訴人即被告陳佑德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45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372號、112年度少連偵字第173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所宣告之刑撤銷。前項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理　由一、程序事項　㈠按上訴程序，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上訴人即被告乙○○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有本院傳票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在卷可稽，爰依前揭規定，不待被告之陳述，逕行判決。　㈡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被告所提刑事上訴理由狀表明就原審量刑部分認有量刑過重之虞而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 21頁），是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就被告所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雖有就被告業已自白之犯行，適用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惟參酌本件被告實係因一時失慮，且因小孩剛出生不久，家中尚有幼子嗷嗷待哺，在龐大經濟壓力之下，始誤入歧途從事車手領款行為，核被告之情形，應有刑法第59條其情可憫之減輕其刑之規定適用，詎原審並未就該部分加以審究，即逕為判決被告1年6月，是被告深感不服，請就量刑部分從輕處斷等語。三、原判決之認定　㈠被告就本件犯行之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所犯上開3罪，具有局部同一性，目的俱在向被害人詐取款項，依社會通念應評價為一行為，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　㈡被告就洗錢罪之主要構成要件事實，於審判中有所自白，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原應減輕其刑。惟被告就此所犯乃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其既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則此部分想像競合之輕罪得減刑部分，將於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一併衡酌。四、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減輕暨新舊法比較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制定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者，為該條例所稱詐欺犯罪；又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亦有明文。查被告在偵查中（見偵一卷第179頁）、原審審判中（見原審金訴卷第171頁）均自白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上訴本院亦未否認犯罪，且卷內並無事證證明被告確已因本件犯行獲得任何犯罪所得，自無所謂繳交之問題，故被告所犯之詐欺犯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洗錢防制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後於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 日修正公布，茲比較如下：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依修正前規定並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勾，故於113年7月 31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⑶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 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6日施行，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結果，113年7月31日修正之自白減刑要件最為嚴格，而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前之自白減刑規定最為有利。　⑷綜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 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又113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需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按：112年6 月14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能減輕其刑），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被告均合於自白減刑之要件，且因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刑7年，倘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刑6年11月，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 年，故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且併於量刑時審酌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　⒊刑法第59條部分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為刑法第59條所明定，此條規定必須有特殊之環境及原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始足當之，是法院於審酌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時，本應衡量被告犯罪之法定最低刑度為何，所為科刑始符罰當其罪之量刑原則。而本院衡以被告就本件犯行係擔任負責監控、照應向被害人甲○○收取詐欺款項之車手取款過程，並使無辜之被害人交付200萬元而受有財產損失，是被告所為乃詐欺犯罪不可或缺之部分，且被告所參與之本件犯行乃係結構性分工方式向被害人行騙，若非即時遭查獲，恐將有更多不特定人遭騙，被告與共犯所為影響社會秩序甚鉅。又被告雖坦承犯行，然其於原審準備程序表示有意願與被害人談調解等語（見原審金訴卷第166頁），卻未於原審排定之調解期日到場致無法調解乙情，有原審法院調解期日可憑（見原審金訴卷第207頁），自難徒以被告坦承犯行卻未為任何賠償，即應認其犯後態度良好，況被告上訴意旨所指之被告坦承犯行、犯罪動機及生活狀況等，均係刑法第57條規定裁量宣告刑之依據，此等情狀與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均無涉。是衡諸被告所為本件犯行之參與程度、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情狀，容無顯可憫恕或客觀上令一般人同情之可言，被告此部分上訴意旨，並無理由。　⒋法院於量刑時，除依循比例合理、責罰相當等內部界限原則之支配外，尚應權衡各別刑罰規範目的、被告之人格特質、整體犯罪非難之評價等評比項目之拘束。再依被告之個別具體犯罪情節、所犯之不法與責任之嚴重程度，以及被告再社會化之預期情形等因素，在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被告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間尋求衡平，而為適當之裁量。查原判決已具體審酌被告犯罪之手段、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行危害及犯後態度等情，核與刑法第57條之規定無違，未見怠於裁量之情事。又被告上訴意旨所稱因家庭經濟壓力始犯下本案部分，核屬其犯罪動機及生活狀況範疇，均業經原判決加以審酌，況被告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法定最低刑度為有期徒刑1年，而本案被害人受詐騙金額高達200萬元，原判決於被告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或賠償之情形下，所量處之有期徒刑1年6月，乃僅就法定最低刑度加6月，已屬輕判，被告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亦無理由。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審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本件犯行被訴洗錢行為部分，應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之處斷刑範圍對其較為有利，且本案應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均如前述，原審量刑未及審酌及此，容有未合。被告上訴主張本案應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並執前詞請求輕判，據以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固無理由，然因原判決有上述未及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情形，仍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所宣告之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行為後洗錢犯行部分之法定刑雖已修正調降，然被告不思以正當管道賺取所需，反參與共同詐騙本件被害人之行為，使其受有200萬元之財產損失，又被告所參與之詐欺集團係以結構性分工方式向告訴人行騙，危害社會金融交易秩序與善良風氣甚鉅，被告依指示監控車手收取詐欺所得並轉交後手以製造金流斷點，其等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洗錢行為，增加檢警查緝困難，使被害人難以取償，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暨被告遭查獲後雖自偵查中即坦承犯行，然其始終未與被害人和解或賠償損害，犯後態度難稱良好，兼衡被告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原審金訴卷第179、18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71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瀚濤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青玉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2025-03-19

KSHM-113-金上訴-421-20250319-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393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侯宗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801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48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所宣告之刑部分撤銷。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理　由一、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檢察官於本院審判期日表明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10頁），是本院審理範圍自僅及於原判決就被告侯宗緯所為量刑部分，其餘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對被告減輕其刑之理由，均為立法機關決定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之法定刑度時斟酌在內，並無溢出該罪法定刑度下限之特殊情狀。且被告既未坦承犯行，僅以常見之虛擬貨幣買賣抗辯，雖與被害人達成調解，但輕率謂找不到被害人的帳戶就沒有付款等語，自無原判決所稱「引起社會一般人同情，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原判決引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自有適用法律之失誤。又縱使肯認原判決引用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妥適，依刑法第66條規定減輕後最低刑度為有期徒刑6月，然原判決量刑理由提及「被告表示因找不到帳戶故未實際付款給告訴人」、「告訴人遭詐欺之金額」、「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等情狀，亦即被告既未履行調解賠償、又被告經手之金額高達新臺幣（下同）55萬1,200元（包含其他被害人之款項）、被告未曾坦承犯行等等，均為應從重量刑之情狀，原判決竟判處減輕後之最低刑度，其量刑尚有不周。綜上，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原判決所為之認定　㈠被告就本件犯行之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揭數罪名，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㈡被告主觀上係屬不確定故意，主觀惡性相較於直接故意者為輕，且就本案之分工角色並非屬主導犯罪之核心地位，又未因本案獲有報酬，終究與一般詐欺集團犯罪行為人動輒獲利高達數十萬元乃至數百萬元之犯罪情節重大者有所不同，就被告所為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犯行，縱宣告法定最低度刑即有期徒刑1年猶嫌過重，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一般人同情，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符合罪責相當原則。四、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減輕暨新舊法比較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制定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者，為該條例所稱詐欺犯罪；又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亦有明文。所謂自白，係指對於自己所為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而言；且不論其係自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1次或2次以上，暨其自白後有無翻異，均屬之。查被告在偵查及原審審判中均否認為詐欺犯罪，辯稱其係為貸款始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及將帳戶內款項提領後交出云云，縱其在本院審判中自白犯罪，仍無從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洗錢防制法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後於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 日修正公布，茲比較如下：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依修正前規定並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勾，故於113年7月 31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⑶關於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 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6日施行，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結果，113年7月31日修正之自白減刑要件最為嚴格，而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前之自白減刑規定最為有利。　⑷綜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 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又113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需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按：112年6 月14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能減輕其刑），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刑7年，倘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刑 6年11月，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故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又被告在偵查及原審審判中均否認一般洗錢犯行，直至本院審判中方自白坦承該部分犯行，自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刑之適用，附此敘明。　⒊刑法第59條部分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為刑法第59條所明定，此條規定必須有特殊之環境及原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始足當之，是法院於審酌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時，本應衡量被告犯罪之法定最低刑度為何，所為科刑始符罰當其罪之量刑原則。被告就本件犯行係提供自己本身之帳戶資料，及提領贓款後上繳給其他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是被告所為乃詐欺犯罪不可或缺之部分，且被告所參與之本件犯行乃係結構性分工方式向告訴人劉秀香行騙，並使無辜之告訴人將17萬元匯入被告之帳戶而受有財產損失（告訴人另受騙匯款至其他帳戶，損失金額高達136萬2 ,000元），若非即時遭查獲，恐將有更多不特定人遭騙，被告與共犯所為影響社會秩序甚鉅。又被告在偵查及原審審判中均否認犯罪，辯稱其係為貸款始交付本案帳戶資料予他人及將帳戶內款項提領後交出云云，其犯後態度已難認良好，且被告於原審審理期間之112年10月30日與告訴人經調解成立，被告願給付以每期給付3千元（最後一期給付5千元）之方式，向告訴人給付8萬元乙情，有原審法院112年度雄司附民移調字第1494號調解筆錄可憑（見原審審金訴卷第135、1 36頁），然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之113年1月23日猶表示：因找不到告訴人的帳戶，所以沒有付款等語（見原審金訴卷第 34頁），且被告自調解成立後迄原審審判期日均未曾向告訴人給付任何賠償金，此舉實已對告訴人造成二次傷害。是衡諸被告所為本件犯行之參與程度、犯罪情節及犯後態度等情狀，容無顯可憫恕或客觀上令一般人同情之可言，縱考量被告係基於不確定故意而犯下本件犯行、非犯罪核心、未獲有報酬等情狀，亦不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應認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原判決此部分所認，已見違誤。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審據以論處被告罪刑，固非無見。惟查，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公布，經綜合比較新舊法結果，被告被訴洗錢行為部分，應適用現行洗錢防制法之處斷刑範圍對其較為有利，業如前述，原審量刑未及審酌及此，容有未合。又被告犯罪之情狀並無顯可憫恕之情形，業如上述，況被告為本件犯行遭查獲後，復於113年3月間從事監控車手向被害人取款之犯罪行為，而涉犯詐欺犯罪經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3年9月15日聲請羈押獲准，其後並將被告提起公訴現由臺灣嘉義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076號案審理中乙情，業據被告供明在卷，並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03至105、116頁），顯見被告心存僥倖而未能因本件犯行遭查獲而及時悔改，自有接受相當刑罰制裁之必要，原審漏未審酌及此，逕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亦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對被告酌減其刑為不當，為有理由，且因原判決有上述未及審酌洗錢防制法修正之情形，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所宣告之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行為後洗錢犯行部分之法定刑雖已修正調降，然被告不思以正當管道賺取所需，反參與共同詐騙本件告訴人之行為，使其受有財產損失，又被告所參與之詐欺集團係以結構性分工方式向告訴人行騙，危害社會金融交易秩序與善良風氣甚鉅，被告依指示提領詐欺所得並轉交後手以製造金流斷點，其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洗錢行為，增加檢警查緝困難，使被害人難以取償，所為實屬不該；並考量被告為本件犯行遭查獲後，復為相同性質犯行，業如前述，及其犯罪之手段、目的、動機，暨被告於遭查獲後即坦承犯行，雖與告訴人經調解成立，然其迄今僅給付3期賠償金共9,000元乙情，業據被告供明在卷，並有本院電話查詢紀錄單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89、116頁），被告犯後態度難稱良好，兼衡被告於原審及本院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原審金訴卷第59、60頁，本院卷第11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舒倪提起公訴，檢察官伍振文提起上訴，檢察官張益昌、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　周青玉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2025-03-05

KSHM-113-金上訴-393-202503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