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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再審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再字第25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施玉樹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647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確定判決（第三審案號：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936號；第一審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8、12號；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7943、8667、8855、8856號；追加起訴案號：111年度偵字第15588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本件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施玉樹（下稱聲請人）聲請再審意旨略以：　㈠原確定判決認定聲請人販賣第一、二級毒品予證人陳松宜、許士強、胡政賢之犯行，係以證人陳松宜、許士強、胡政賢之前後矛盾或毒癮發作時之單一指述即認聲請人有3次販賣第一、二級毒品之行為，就渠等供陳於後之情狀，均未予調查審酌、釐清。證人陳松宜前後供詞不一，亦與證人廖中生證述內容不符。再證人陳松宜於警詢供稱係因為求減刑而為指證，其所述是否真實已有可疑；又證人陳松宜坦承偵查中結證稱向施玉樹購買毒品部分乃係作偽證，原審無視此節，仍執意以證人陳松宜偽證之內容，作為判決聲請人有利之證據，認定之事實與理由均相互矛盾，且原確定判決對於上述有利於聲請人之證據均漏未審酌，足生影響於原確定判決。　㈡證人許士強供述前後不一，無法排除於警偵時為求減刑，而故意為不實陳述，被告或共犯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就提供毒品予證人許士強部分，並無與毒品交易有關之監聽譯文，亦未扣得與該次毒品交易有關之帳戶、金錢或通聯資料，本案查扣之毒品已據聲請人承認乃意圖販賣而持有之毒品，並無證據證明與聲請人販賣毒品予證人許士強有關，而證人許士強於一審審理證稱之內容，核與聲請人供稱係無償提供毒品予證人許士強施用乙節，尚稱一致，聲請人所辯並非無據，是依證人許士強審理中證述及聲請人審理時之自白等事證，僅能認聲請人當日確有提供毒品予證人許士強施用之轉讓行為，尚難遽論聲請人有意圖營利之販賣毒品犯意，原確定判決就有利於聲請人之重要證據並未審酌且未詳予論列其取捨判斷之理由，致事實未臻明瞭，如經審酌，必然動搖原確定判決，顯然足生影響於原確定判決。　㈢證人胡政賢固於警、偵訊中供稱向聲請人購買毒品，然經一審勘驗證人胡政賢警、偵訊錄音錄影光碟，證人胡政賢雖為任意陳述，惟警詢過程中不時打呵欠、趴在桌上應訊，並向警員表示很難過，指身體因毒品發作而痛苦，神情疲憊，且迨檢察官偵訊時，詢問證人胡政賢是否毒癮發作，證人胡政賢回答有，且偵訊過程中證人胡政賢一直表示要交保，可知證人胡政賢當時毒癮發作、精神委靡，一再希冀交保在外，因此隨意指訴，只求盡快結束應訊，甚至順應檢警問話而為虛妄回答，甚至證人胡政賢於交保後不久即死亡，益徵當時證人胡政賢身體狀況極為不適，無法排除證人胡政賢於警、偵訊時為獲交保或減刑而故意為不實陳述之可能，證人胡政賢對聲請人不利之供述顯難遽採。　㈣本件未詢問聲請人案情逕判處聲請人有期徒刑18年，聲請人沒有販賣毒品予證人許士強，沒有拿證人許士強的錢，僅是轉讓，證人陳松宜作偽證，以上新證據是聲請人在地院此部分都判無罪，聲請鈞院傳喚證人陳松宜、許士強作證。證人胡政賢是與聲請人合資，一人出資新臺幣100萬元，地院判決即為新事實、新證據。綜上所述，若經綜合判斷前揭所指之重要證據及說明，客觀上已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足證聲請人應受無罪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等語。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以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判決為由聲請再審。是為受判決人利益聲請再審所憑之新事實或新證據，除須具有未經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或稱嶄新性）外，尚須具備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事實之確實性（或稱明確性、顯著性），二者均不可或缺，倘未兼備，即與上揭法定聲請再審事由不符，應認其聲請再審為無理由。又聲請再審理由，如僅係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取捨證據對證據證明力闡釋持相異之評價，即使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聲請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915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㈠原確定判決依憑聲請人於警詢、偵訊及一審審判中之自白、證人陳松宜、許士強、胡政賢3人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彰化縣警察局111年12月19日彰警刑字第1110094065號函附之職務報告、自願搜索同意書、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路口監視器照片、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之車行紀錄及扣案物品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因而認定聲請人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第4 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並依法論罪科刑，業已詳述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證據取捨及論斷之基礎，有該判決書在卷可稽，並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全案電子卷證核閱無訛，核乃法院依憑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本其自由心證對證據予以取捨及判斷所為之結果，係屬其職權之適當行使，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等違法不當情事。　㈡聲請意旨主張證人陳松宜於偵查中作偽證，證人許士強部分是無償轉讓而非販賣，證人胡政賢部分是合資購買毒品云云，並以地院判決作為本件新事實、新證據。然原確定判決勾稽上開證據資料，認定證人陳松宜、許士強、胡政賢3人於警詢、偵訊分別就自己親身經歷如何與聲請人交易毒品的整體過程證述清楚明確，並無瑕疵，具憑信性，且就證人陳松宜、許士強2人於一審審理時翻異前詞而如何認定不可採，並依一審職權勘驗證人胡政賢警詢、偵訊的錄音錄影光碟，認定證人胡政賢指證聲請人販賣毒品之陳述具任意性，並說明證人胡政賢「因為要交保哪有辦法」而證述向聲請人購買毒品一情，顯然是出於利害權衡後之決定，不能謂遭受不當外力影響其供述自由，是原確定判決綜合聲請人之自白、證人等供述，佐以其判決理由欄所載之其他卷內證據資料，相互印證、補強，而據以認定聲請人有其犯罪事實欄所示之犯罪事實，已詳述其採證認事之理由，並就聲請人所辯如何不足採信，斟酌卷內資料詳加指駁，所為論斷均有卷內資料可憑，並於理由欄貳二、㈠至㈤詳為論述，從形式上觀察，難認有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誤情形存在。聲請人徒憑個人意見，就對原確定判決已說明論斷之事項及調查評價、判斷之證據，再為爭執，難認為具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 款規定之再審理由。　㈢再查，聲請人主張地院「另案」判決關於其販賣毒品予證人胡政賢、證人陳松宜部分係判決無罪，此為本件新事實、新證據一節，惟經本院調查聲請人並無另案判決無罪之情形，其所指稱之地院「另案」判決，即係本案一審判決就檢察官起訴其販賣毒品予證人胡政賢、陳松宜部分判無罪之情形（即一審判決附表五編號1、6），而現行我國刑事訴訟之第二審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364條規定係採覆審制，即就上訴案件為完全重覆之審理，關於調查、取捨證據、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及量刑、定應執行刑等事項，與第一審有相同職權，並不受第一審判決之拘束，本件既經原確定判決撤銷一審判決上開無罪部分改判有罪，已詳予說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嗣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936號判決駁回聲請人上訴而確定，顯見本件聲請人所主張上開事證均經原確定判決調查斟酌在案，而證據取捨之採證問題，為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裁量權之行使，亦即事實審法院依憑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本其自由心證對證據予以取捨及判斷所為之結果，核屬其職權之適法行使，自難徒憑聲請人之己見，任意主張對證據有相異之評價，以此指摘原確定判決不當為由而聲請再審。從而，聲請再審意旨所提出之證據資料，無論單獨或結合先前已經存在之卷內各項證據資料，予以綜合判斷觀察，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認聲請人應受無罪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所定得聲請再審之要件不符。至聲請人聲請傳喚證人陳松宜、許士強2人到庭作證，其待證事項為聲請人並無販賣毒品，然原確定判決就何以採認渠2人警詢及偵訊之證述，已說明甚詳，聲請人聲請再次傳喚，無非再就原確定判決採認證人陳松宜、許士強2人證述一節，再事爭執，核無必要，附此敘明。四、綜上所述，聲請人所執上揭聲請再審理由係對原確定判決已詳為說明及審酌之事項，徒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不足認定聲請人確有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即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之再審要件不符。本件再審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智　雄　　　　　　　　　　　　　　　法　官　林　源　森　　　　　　　　　　　　　　　法　官　陳　鈴　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羅　羽　涵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2025-03-31

TCHM-114-聲再-25-2025033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19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蘇正國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 年度易字第268 號，中華民國113 年9 月2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緝字第141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對被告蘇正國（下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原判決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證人劉家宏(下稱劉家宏)已於偵訊中明確指出：我有聽被告說去觀音山偷東西未成，好像是被證人汪家豪(下稱汪家豪) 的老闆發現等語，此等供述顯係直接自被告處聽聞而來，乃親身經歷，並非主觀臆測。原審雖以劉家宏並未隨汪家豪於民國111 年8 月14日行竊為由，而彈劾劉家宏證述之憑信性，然111 年8 月14日行竊之事件，自始不在起訴及審判的範圍内，且劉家宏是否行竊、是否被檢察官提起公訴，亦與被告是否行竊，乃互不相干之獨立事件，自不能以劉家宏之未行竊或未被提起公訴，而斷定被告亦未行竊。　㈡汪家豪所參與之本案竊盜罪行，業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307 號判決有罪確定，參以汪家豪於警、偵訊均指稱：我與被告說好要偷東西，才會由我駕駛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甲車）至被告住處，載被告一起去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即告訴人蘇榮輝(下稱告訴人)使用之倉庫（下稱本案倉庫），各自搬完再一起變賣平分得款等情，而證人即資源回收場負責人蘇明國(下稱蘇明國)亦證稱： 2 名男子於8 月中旬白天，駕駛1 輛白色貨車載運廢鐵684 公斤及廢白鐵130公斤變賣等情。另經原審勘驗結果，雖無法辨識本案車輛內人員，但確實可見副駕駛座上坐有1 人，此與汪家豪證述均與被告共同前往等情相符，足認汪家豪、劉家宏、蘇明國之證述間，自足以相互勾稽，補強被告之犯罪事實。　㈢被告於原審中自承：111 年8 月16日汪家豪下午駕車至我住處載我去本案倉庫，要我幫忙整理現場，下車不到2 分鐘，即有1 名年約60歲男子(即告訴人)到場並叫汪家豪別跑，汪家豪旋即跑入草叢，因我不會開車，遂沿道路步行離去等語。倘若被告自始至終均無竊盜之犯意，在聽聞告訴人喝斥別跑後，理應表示驚訝，或當即聯絡汪家豪返回現場繼續「工作」，或留滯現場詢問告訴人詳情，何以逕行拋棄價值斐然之車輛，逕自徒步離去？可見被告應係唯恐事跡敗露逃離，自有竊盜之犯意甚明。　㈣被告自承有於111 年8 月15日與汪家豪至「大大五金企業行」向證人呂運泓(下稱呂運泓)承租發電機、切割機、砂輪機等物，並於翌日與汪家豪共乘甲車同至本案倉庫被發現，參以上開物乃行竊工具，且當日被告等被查獲時，已竊得貨櫃屋鐵窗2 片得手，置於甲車之車斗上，堪認被告辯稱與汪家豪至本案倉庫整理東西，與實情不符而難以採信。　㈤原審未審酌上情，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有違誤。爰提起上訴，請求撤銷原判決，另為適法之判決等語。三、本院查：　㈠原判決中已綜合審酌各項證據，並經逐一剖析，互核印證結果，斟酌取捨後，詳為說明所憑之依據與得心證之理由，並敘明檢察官之主張及舉證何以不足採信及存有合理懷疑而無法達到確信為真實之程度，不足為不利於被告認定之依據( 詳附件原判決理由及)。經核原判決之認事用法並無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違法失當等情事。　㈡上訴意旨雖以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然而：　1.人的陳述常受到個人感知、記憶、敘述、表達及誠實信用之不同，甚至情緒的影響，而具有虛委的危險或游移反覆的特性，所以為了避免輕率的入人於罪，造成冤案，法院採納此種陳述性的言詞證據，都必須非常慎重。又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共犯自白本質上可能隱含推諉卸責、栽贓嫁禍等虛偽危險性，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以察是否與事實相符。　2.汪家豪固於111 年8 月18日警詢中證稱:我於111 年8 月16 日駕駛甲車搭載被告前往本案倉庫行竊鐵窗2 片(證物二)後，準備再行竊時，告訴人剛好來巡倉庫，我被老闆發現後，我與被告分頭逃離現場等語（警一卷第4 頁)，且其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本案檢察官起訴之竊盜犯行均係與被告共同為之，且111 年8 月16日下午該次已經從倉庫偷得2 片鐵窗並有搬上車了，剛好告訴人來巡倉庫發現我們，我們就逃離現場等語（本院卷第120至123頁)。但上情為被告所始終堅詞否認，並辯稱:111 年8 月15日有跟汪家豪去租工具，但租完後他就說老闆那邊不用做了，就載我回家，我只有於11 1 年8 月16日下午被汪家豪騙說要去工作，只有去過1 次，到那邊時不到2 分鐘，突然有人叫汪家豪「嘜走」(台語)，汪家豪就跑入草叢，我沒有搬到任何東西，我不會開車就步行離開等語。　3.就公訴意旨所指111 年8 月16日犯行部分：　　經原審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所示（原審易卷第207 至20 9、221至239頁），本案倉庫聯外道路之監視器於111 年8 月16日14時33分許，即已攝得甲車載運鐵窗2 片「駛向」本案倉庫，有原審勘驗監視器畫面之截圖可證（編號9-1，原審易卷第237 頁）。又告訴人於111 年8 月16日前往倉庫要整理物品，看到汪家豪，並叫汪家豪不要跑，汪家豪即馬上從草叢逃逸消失，告訴人發現甲車上有其遭竊2 片鐵窗，便報警處理等情，亦經告訴人於警詢中陳述明確(警卷第11頁) ，且警車旋於同日14時55分許到場，有原審勘驗監視器畫面之截圖可證（編號10，原審易卷第239 頁），員警在甲車之車斗查獲者，外觀與上述監視器上攝得之鐵窗2 片相符（警一卷第41頁照片）。再佐以汪家豪於本院作證時，經檢察官詰問111 年8 月16日那天到本案倉庫是否已竊得2 片鐵窗，最初係證述:還沒，正準備要搬等語（本院卷第120頁)，之後經檢察官提示警詢筆錄，始改為上開證述之情（本院卷第 120頁)，然經本院補充詢問汪家豪上述監視器所拍甲車上為何已有2片鐵窗，究竟是何時竊得？汪家豪則證稱:這部分我忘了，只記得有偷貨櫃屋上之鐵窗，但時間我忘了等語(本院卷第123頁)，堪認汪家豪並未能就監視器所拍甲車「駛向」本案倉庫時車上已有2 片鐵窗之疑點予以合理說明，甚至證述未確定是何時所竊取。是綜合上述事證相互勾稽，斟酌取捨後，本院綜合判斷認:⑴本案倉庫鐵窗2 片遭竊之時點，應係汪家豪於111 年8 月16日14時33分駕甲車「駛向」本案倉庫之前某時點，而非汪家豪於111 年8 月16日該次搭載被告前往本案倉庫時所共同竊得，汪家豪上開警詢中證述:我於111 年8 月16日駕駛甲車搭載被告前往本案倉庫行竊鐵窗 2 片後，準備再行竊時，告訴人剛好來巡倉庫，我被老闆發現後，我與被告分頭逃離現場等語，及其於本院證述:111 年8 月16日下午該次已經從倉庫偷得2 片鐵窗並有搬上車了等語，均與事實不符，而非可信，並足認汪家豪之陳述，縱使係於案發後相隔不久(約2 日)之警詢時，其之陳述已有瑕疵，並非完全真實可信；⑵被告辯稱：到那邊時不到2分鐘，突然有人叫汪家豪「嘜走」(台語)，汪家豪就跑入草叢，我沒有搬到任何東西等語，與上述原審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相符，亦與告訴人111 年8 月16日第一次警詢時之證述內容僅提及汪家豪，而未證述有目睹被告有下手共同行竊等情 (警一卷第9 至12頁)不悖，尚堪採信；⑶檢察官上訴意旨雖認：倘若被告自始至終均無竊盜之犯意，在聽聞告訴人喝斥別跑後，理應表示驚訝，或當即聯絡汪家豪返回現場繼續「工作」，或留滯現場詢問告訴人詳情，何以逕行拋棄價值斐然之車輛，逕自徒步離去？可見被告應係唯恐事跡敗露逃離，自有竊盜之犯意甚明等語。惟查，告訴人111 年8 月16日第一次警詢時之證述內容僅提及汪家豪，而未證述有目睹被告有下手共同行竊等情，已如前述，且被告於原審就此已供稱：我下車不到2 分鐘有1個人叫汪家豪別跑，汪家豪就跑去草裡面，那個人有看到我，我跟他說汪家豪請我做工，然後也沒做到，他說汪家豪是來偷東西的，我說我不知道，那個人沒有叫我留下來，我不會開車，我就用走的回去等語( 原審易卷第216頁)，則被告既已經告訴人告知汪家豪係前往本案倉庫竊盜及汪家豪已逃跑等實情，且因被告不會開車，其因而未聯絡汪家豪返回現場繼續「工作」，並步行離開，自均無明顯悖於常情，是檢察官以上述主張推認被告有竊盜之犯意，亦非可採；⑷甲車上所置放之鐵窗2 片，既非汪家豪於111年8 月16日該次搭載被告前往本案倉庫時所共同竊得，則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當日被告等被查獲時，「已竊得貨櫃屋鐵窗2 片得手」，置於甲車之車斗上，堪認被告辯稱與汪家豪至本案倉庫整理東西，難以採信等語，與本院所採認之上述事實不符，自非可採，且依公訴人就本案所舉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於111 年8 月16日14 時33分許，與汪家豪一同前往本案倉庫，已「著手」竊取鐵窗2 片之竊盜未遂犯行。　4.就公訴意旨所指111 年8 月12日12時31分、111 年8 月13日 16時52分、111 年8 月15日12時45分及同日23時16分共4 次竊盜既遂犯行(下稱系爭4 次竊盜)部分:　　⑴檢察官雖以:汪家豪證述係「與被告共同竊盜」，及由蘇明國之證述係「2 名男子」前往變賣廢鐵等物，另原審勘驗結果，雖無法辨識本案車輛內人員，但確實可見副駕駛座上坐有 1 人。又被告自承有於111 年8 月15日與汪家豪至「大大五金企業行」向證人呂運泓(下稱呂運泓)承租發電機、切割機、砂輪機等物等前揭上訴意旨，而認汪家豪「就系爭4 次竊盜均係與被告共同竊盜」。　⑵惟查，人的陳述受到記憶等因素之影響而具有虛委的危險或游移反覆的特性，共犯自白本質上可能隱含推諉卸責、栽贓嫁禍等虛偽危險性，汪家豪之證述已有瑕疵，並非完全真實可信，已詳如前述。又汪家豪前於偵訊中證稱:111年8 月12 至14日這3 天我有跟被告或劉家宏去，我要看監視器畫面才有辦法確定我跟誰，(檢察官提示監視器畫面)111年8月12、 13日都與被告一同行竊，同月14日是跟劉家宏一起行竊，同月15日換車再與被告一同行竊，同月16日被發現，但被告跑掉。因為14日是載鐵架，所以我確定是跟劉家宏一起去偷等語(偵二卷第83至84頁)。然依原審勘驗結果所示，汪家豪於 111 年8 月12、13、15、16日前往本案倉庫時所駕車輛均為甲車，此有原審勘驗監視器畫面之照片可證（原審易卷第22 1至237頁），甚至警方調閱案發現場附近聯外道路監視器，於111年8 月14日在大社區中山路段西向東所拍到載運物品之車輛亦為甲車，此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路口監視器截圖可證（警一卷第47頁左下角照片)，則汪家豪所述8月 15日有換車再與被告一同行竊，亦與事實不符。又觀汪家豪於警詢中就警員詢問111 年8 月12日至15日共5 次行竊之共犯時，係證述共犯為被告(警一卷第6 頁)，然汪家豪於上開偵訊中則證稱:於111年8 月12至14日這3 天我有跟被告或劉家宏去行竊等語(偵二卷第83頁)，而其於本院審理時則證稱 :「我和劉家宏去沒幾次」、「(與被告一同租借工具之後，是否有一起去偷東西？)租的那天沒有」等語(本院卷第123 頁)，顯見汪家豪就與何人共同行竊，歷次陳述並非前後均完全一致，況依卷內證據，汪家豪與被告一同租借工具之日期即為111 年8 月15日11時48分許，此有監視器畫面截圖（警一卷第57頁)，則其證述租借當日(111 年8 月15日)未與被告共同行竊，亦與其多次證述111 年8 月15日係「與被告」共同行竊不符，則汪家豪之證述既有上述瑕疵，是否確與真實相符，自屬有疑。　⑶觀檢察官所舉關於蘇明國之證述，僅能證明「2 名男子」於8 月中旬白天，駕駛1 輛白色貨車載運廢鐵684公斤及廢白鐵 130 公斤前往資源回收場變賣之情。然該2 名男子並沒有帶證件，而未登記相關資料及無法聯繫，且回收場沒有裝監視器，此觀蘇明國警詢中之證述自明（警一卷第23至26頁)，是本案既無身分證件等年籍資料及可供辨識長相之監視錄影畫面，自無法證明該「2 名男子」確有包括被告。況汪家豪於本院審理時，經檢察官詰問:你除了與被告一起偷竊外，還有與何人一起偷竊過?汪家豪並證稱：吳明源（本院卷第1 22 頁)。是檢察官以蘇明國之證述，據此認為可補強汪家豪「就系爭4 次竊盜均係與被告共同竊盜」之事實，自非可採。　⑷檢察官所主張之原審勘驗結果，既稱無法辨識本案車輛內人員，而僅可見副駕駛座上坐有1 人(且依原審易卷第209、22 1頁所示，係指圖1 即111 年8 月12日該次)，自無法證明該人確係被告，亦或另有他人，則檢察官據此認為可補強汪家豪「就系爭4 次竊盜均係與被告共同竊盜」之事實，自非可採。　　⑸至劉家宏於偵訊中雖證稱：我有聽被告說，他們有去觀音山偷東西，結果沒有偷成，好像是被汪家豪的老闆發現了等語。惟查，觀劉家宏同次證述內容，被告並沒有跟劉家宏說　　去了幾次(偵二卷第95頁)，且被告確有與汪家豪於111年8月 16日前往本案倉庫，並被汪家豪的老闆發現，則劉家宏上開偵訊中之證述，自無法補強汪家豪「就系爭4 次竊盜均係與被告共同竊盜」之事實。況汪家豪亦曾證述與劉家宏前往本案倉庫共同行竊，已如前述，雖劉家宏否認去過本案倉庫共同行竊，但其本身亦屬被汪家豪所指之嫌疑人，其證述已可能隱含推諉卸責、栽贓嫁禍等虛偽危險性，是否全部真實，亦非無疑。從而，檢察官據此認為可補強汪家豪「就系爭4 次竊盜均係與被告共同竊盜」之事實，自非可採。　⑹被告雖自承有於111 年8 月15日與汪家豪至「大大五金企業行」向呂運泓承租發電機、切割機、砂輪機等物，但汪家豪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與被告一同租借工具之後，是否有一起去偷東西？)租的那天沒有」等語(本院卷第123 頁)，自無法補強或證明被告於111 年8 月15日當日及承租上開機具前之8 月12日、13日均有與汪家豪共同前往本案倉庫共同行竊之事實。　⑺此外，檢察官就本案之舉證，復未提出明確且關鍵之證據，例如在本案倉庫處查獲被告有共同行竊之相關跡證，在被告家查獲失竊之物品，或於遭竊之物品上採得被告之指紋，甚至行車紀錄畫面等其他相關證據，得以確切證明或補強被告確有於111 年8 月12至15日與汪家豪共同前往本案倉庫共同行竊之犯行。則檢察官認被告涉嫌前揭竊盜犯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　　四、綜上所述，檢察官認被告涉嫌本案竊盜犯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原審因而認為被告之犯罪嫌疑不足，而為無罪之諭知，並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 條、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提起公訴，檢察官余晨勝提起上訴，檢察官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記官　葉姿敏附件：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易字第268號公　訴　人　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蘇正國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緝字第14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蘇正國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蘇正國與汪家豪（所涉竊盜犯行業經本院判處罪刑確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而為下列犯行：㈠汪家豪於民國111年8月12日11時2 1分許，先向邱朝瑞經營之好幫手貨車出租有限公司（起訴書誤載為好幫手貨車出租公司，下稱好幫手公司）承租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下稱甲車），並於同日12時31 分許，駕車附載被告前往高雄市○○區○○段000地號即告訴人蘇榮輝使用之倉庫（下稱本案倉庫），竊取角鐵1批得手後離去；復於同月13日16時52分許，一同前往本案倉庫，竊取廢紙12箱得手後離去。㈡於同月15日11時50分許，一同前往呂運泓經營之大大五金企業行（起訴書誤載為大大五金企業社，下稱大大五金行），並由汪家豪承租發電機、金屬立式切割機、砂輪機（以下合稱本案工具）作為犯罪工具後，即於同日12時45分許，一同前往本案倉庫，竊取鐵片1批得手後離去；復於同日23時16分許，一同前往本案倉庫，竊取氣密窗1批得手後離去。㈢末於同月16日14時33分許，一同前往本案倉庫，著手竊取鐵窗2片，惟遭告訴人發現而未遂。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及同條第3項、第1項竊盜未遂罪嫌等語。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29年度上字第3105號、30 年度上字第816號判決意旨參照）。三、檢察官認被告涉犯竊盜（未遂）罪嫌，無非係以告訴人蘇榮輝於警詢之指訴、證人汪家豪、邱朝瑞、呂運泓、蘇明國分別於警偵之證述、監視器畫面擷取照片、現場照片、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等為其論據。然訊據被告固坦承於111年8月15日，與汪家豪同至大大五金行租用本案工具，嗣於同月16日下午，搭乘汪家豪駕駛之甲車前往本案倉庫1次，旋因告訴人到場而離去之事實，惟堅詞否認竊盜（未遂）犯行，辯稱：伊有於111年8月15日，與汪家豪一起去租工作用之本案工具，汪家豪以1個下午新臺幣5 00元僱請伊整理東西，同月16日中午，汪家豪先透過伊鄰居劉家宏叫伊工作後，下午才駕車至伊住處載伊去本案倉庫，要伊幫忙整理現場，下車不到2分鐘，即有1名年約60歲男子到場並叫汪家豪別跑，汪家豪旋即跑入草叢，因伊不會開車，遂沿道路步行離去，未曾與汪家豪一同行竊等語。四、本院之判斷　　　㈠被告於111年8月15日11時50分許，與汪家豪一同前往大大五金行，由汪家豪出面承租本案工具，復於同月16日14時33分許，搭乘汪家豪駕駛之甲車前往本案倉庫，旋因告訴人到場而離去，暨汪家豪前於同月12日11時21分許，向好幫手公司承租甲車，並於同月12日12時31分許、同月13日16時52分許、同月15日12時45分許、同月15日23時16分許，分別駕駛甲車至本案倉庫，而竊得告訴人所有之角鐵1批、廢紙12箱、鐵片1批、氣密窗1批，另駕駛甲車至本案倉庫竊得鐵窗2片等情，業經證人即告訴人、證人汪家豪、邱朝瑞、呂運泓分別於警偵證述綦詳，且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下稱仁武分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贓物認領保管單、現場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扣案物照片、大大五金行銷貨單、貨車出租契約書、土地登記謄本、高雄市政府109 年12月7日高市府經商公字第10954706600號函、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109年1月21日高市經發商字第10960120400號函、商業登記抄本附卷可稽，並經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無訛，復據被告坦認不諱（審易卷第135頁，易卷第120至122 、206、215至217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又依附表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所示（易卷第207至209、221 至239頁），本案倉庫聯外道路之監視器於111年8月16日14 時33分許，即已攝得甲車載運鐵窗2片駛向本案倉庫（編號9 ），警車旋於同日14時55分許到場（編號10），而該鐵窗2 片外觀俱與員警在甲車車斗查獲者相符（警一卷第41頁），是本案倉庫鐵窗2片遭竊之時點應於111年8月16日14時33分前某時一節，亦堪認定。　㈡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 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採為其他共犯犯罪之證據，然共犯自白本質上可能隱含推諉卸責、栽贓嫁禍等虛偽危險性，為保障其他共犯之利益，該共犯所為不利於己之陳述，除須無瑕疵可指外，仍應調查其他必要證據以察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專憑該項陳述作為其他共犯犯罪事實之認定，即須以補強證據確保自白之真實性，不可籠統為同一觀察。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本身外，其他足資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全部為必要，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始足當之。　㈢質之證人汪家豪固於警偵證稱：伊與被告說好要偷東西，才會由伊駕駛甲車至被告住處，載被告一起去本案倉庫，各自搬完再一起變賣平分得款。111年8月12、13日都與被告一同行竊，同月14日是跟劉家宏一起行竊，同月15日換車再與被告一同行竊，同月16日被發現，但被告跑掉，鐵窗2片係伊被告訴人發現前，甫在現場竊得等語（警一卷第4至8頁，偵一卷第84至85頁，偵二卷第83至84頁）。然依附表本院勘驗結果所示，證人汪家豪於111年8月12、13、15、16日前往本案倉庫時所駕車輛均為甲車（編號1至9），又本案倉庫鐵窗 2片係於111年8月16日14時33分前某時遭竊後，再於111年8 月16日14時33分載運至本案倉庫，業如前述，是證人汪家豪所述同月15日曾經換車，及鐵窗2片係其於同月16日遭告訴人發現前甫在現場竊得等節，均難認與事實相符，且所證其與劉家宏於同月14日一起行竊之情，業為證人劉家宏所否認（詳後述），而證人劉家宏亦未經檢察官起訴涉犯竊盜罪嫌，則證人汪家豪所為證述之憑信性，即屬有疑。況觀諸附表本院勘驗結果，監視器雖有攝得甲車於111年8月12、13、15 、16日，分別載運角鐵1批、廢紙12箱、鐵片1批、氣密窗1 批、鐵窗2片，惟各因玻璃反光、車頭及行向背對鏡頭、車窗開幅有限或緊閉、畫質模糊之故，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從而，本件尚不得徒憑被告陪同證人汪家豪租用本案工具，抑或鐵窗2片置放在甲車車斗而為警查獲（警一卷第41頁），率爾推認被告有於公訴意旨所指時間，搭乘汪家豪所駕甲車，與汪家豪一同至本案倉庫竊得角鐵1批、廢紙12箱、鐵片1 批、氣密窗1批、鐵窗2片等財物。　㈣又參諸證人劉家宏雖證稱：伊有聽被告說去觀音山偷東西未成，好像是被汪家豪的老闆發現，但伊沒去過本案倉庫，也不知是在何處等語（偵二卷第95至96頁），然證人劉家宏針對曾否與證人汪家豪同往本案倉庫行竊之證述，顯與證人汪家豪前揭證述內容相互矛盾，所證被告曾至本案倉庫行竊遭告訴人發現一情，亦為被告否認在卷（易卷第217頁），復無從確認究係親身經歷、聽聞轉述或主觀臆測之詞，所為證述當難憑採。　㈤另觀證人蘇明國於警詢證稱：2名男子於8月中旬白天，駕駛1 輛白色貨車載運廢鐵684公斤及廢白鐵130公斤變賣，雖也有載C型鋼，但因對方未帶證件，無法登記對方資料，不敢收C 型鋼，伊未特別記下對方特徵等語（警一卷第23至26頁），始終未曾指明被告確為變賣前述物品之人，故公訴意旨執此為被告與汪家豪一同變賣前述物品之佐證，要屬無據。此外，告訴人既自陳於111年8月16日抵達本案倉庫時，鐵窗2片業遭破壞取下在卷（警一卷第10至11頁），堪認告訴人並未目擊鐵窗2片遭竊過程，且本案現已無相關監視器影像可供調閱一節，有仁武分局113年5月20日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37 1955100號函為憑（易卷第145頁），而卷內其餘事證亦無從積極證明被告確與汪家豪間有何竊盜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是本案除證人汪家豪及劉家宏上開有瑕疵之指證外別無任何補強證據，自未可遽認被告有何竊盜（未遂）犯行。　五、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及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依法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藉以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指出證明方法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其間若存有合理懷疑而無法達到確信為真實之程度，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綜前所述，檢察官前揭所指犯罪事實及所憑證據俱難積極證明被告涉有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及同條第3項、第1項竊盜未遂犯行，應依法諭知無罪。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提起公訴，檢察官陳登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4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方佳蓮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5　　日　　　　　　　　　　　　　　　　書記官　林品宗附表：編號本院勘驗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 1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23116_123130topspeed」 12：31：15-12：31：29 甲車由畫面右上朝畫面左下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未放置任何物品，因玻璃反光，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1至1-1）。 2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42106_142120topspeed」 14：21：05-14：21：19 甲車由畫面左下朝畫面右上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放置角鐵1批，因車頭及行向背對鏡頭，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2至2-1）。 3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65157_165212topspeed」 16：51：56-16：52：11 甲車由畫面右上朝畫面左下沿柏油路面直行，駕駛座車窗微開，車斗未放置任何物品，因玻璃反光且車窗開幅有限，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3至3-1）。 4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70744_170759topspeed」 17：07：43-17：07：58 甲車由畫面左下朝畫面右上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放置塑膠收納箱12個，箱內似有放置物品，因車頭及行向背對鏡頭，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4至4-1）。 5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24541_124557topspeed」 12：45：40-12：45：56 甲車由畫面右上朝畫面左下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放置發電機、切割機各1臺，因玻璃反光，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5至5-1）。 6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72354_172409topspeed」 17：23：53-17：24：08 甲車由畫面左下朝畫面右上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可見原有之發電機1臺外，尚有大批鐵片，因車窗緊閉，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6至6-1）。 7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231558_231610topspeed」 23：15：57-23：16：03（畫質模糊）甲車由畫面右上朝畫面左下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放置橘色物品，因畫質模糊及玻璃反光，無法辨認物品為何，亦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7至7-1）。 8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233305_233321topspeed」 23：33：03-23：33：20 甲車由畫面左下朝畫面右上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放置原有之橘色物品外，尚有其他物品及白色長方形物品，因畫質模糊無法辨認該等物品為何，另因玻璃反光，亦無從辨識車內人員（圖8至8-1）。 9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43355_143414topspeed」 14：33：55-14：34：14 甲車由畫面右上朝畫面左下沿柏油路面直行，車斗放置白色鐵窗2片（圖9至9-1）。 10 檔案名稱「ch01_00000000_145537_145552topspeed」 14：55：37-14：55：51 警車到場，由畫面右上朝畫面左下沿柏油路面直行（圖10）。卷宗簡稱對照表（僅列本判決引用之卷宗，其餘未引用之卷宗不予贅列）：卷宗名稱（簡稱） 1.仁武分局高市警仁分偵字第11173535700號（警一卷） 2.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19094號（偵一卷） 3.橋頭地檢署112年度偵緝字第141號（偵二卷） 4.本院112年度審易字第496號（審易卷） 5.本院112年度易字第268號（易卷）

2025-03-27

KSHM-113-上易-519-202503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710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嘉誠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12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111年度偵緝字第2131、2132、21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林嘉誠共同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林嘉誠依其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知悉金融機構帳戶為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重要理財工具，如提供他人使用，常被利用為犯罪工具，充作與財產犯罪有關之人頭帳戶使用，並可預見從事詐欺取財行為之正犯利用取得之人頭帳戶，行使詐術使第三人陷於錯誤後將款項匯入該人頭帳戶，以此方式掩飾或隱匿詐欺取財所得之去向而洗錢，竟於民國110年12 月17日前之某日，與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肥腸」之成年人（下稱「肥腸」），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林嘉誠擔任「取簿手」，在新北市三重區之某處，江柏毅（所涉幫助洗錢犯行，業於另案判處罪刑確定）將其申辦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 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存摺、提款卡或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下稱本案帳戶資料）交給林嘉誠後，由林嘉誠將本案帳戶資料轉交予「肥腸」使用。嗣由不詳詐欺犯罪者於110年12月15日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向戴佳宏佯稱操作博弈網站可獲利致戴佳宏陷於錯誤，而分別於11 0年12月17日下午5時22分許、同年月18日上午11時39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2萬7,000元、5萬元至本案帳戶內，再由不詳詐欺犯罪者將款項轉至不詳之人頭帳戶，以此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以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二、案經戴佳宏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麻豆分局（下稱臺南市警局麻豆分局）函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方面一、本案審理範圍　　上訴人即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僅針對原判決判處被告林嘉誠（下稱被告）有罪部分之全部（即犯罪事實、法律適用及刑度）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32頁），是原判決所認免訴部分業已確定，本院關於原判決認定有罪部分之犯罪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罪名）及刑度均為審理範圍，並詳如後述。二、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亦有明定。本判決下列所引用審判外陳述之供述證據部分，經檢察官、被告於本院準備、審判程序均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34、173至17 6頁），經審酌各該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不當情事，因而認為適當，均具證據能力。另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復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連性，均有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前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準備、審理程序時坦承不諱（見金訴卷㈠第146頁；金訴卷㈡第116至第117、150頁；本院卷第134、178頁），核與告訴人戴佳宏（下稱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見偵字第9469號卷第13至15頁）、證人江柏毅於警詢時證述（見偵字第9469號卷第9第12頁）內容相符，並有臺南市警局麻豆分局麻豆派出所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告訴人提供詐欺集團博弈網站、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頁面、匯款交易明細、博弈網站客服對話紀錄及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1年1月25 日中信銀字第111224839027223號函暨檢附江柏毅帳戶客戶資料、存款交易明細、自動化交易LOG資料-財金交易資料（見偵字第9469號卷第17至25、29至55、57、59、61頁），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信為真實。二、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已認定，應依法論科。參、論罪　　一、新舊法比較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行為時之①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處罰未遂犯，第3項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行為時法）。②被告行為後，第14條相關處罰及科刑上限未修正，減刑之第16 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中間時法）；③該法又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處罰條文變更為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處罰未遂犯。減刑條文之條次變更為第23條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下稱新法）。因被告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惟其僅於原審、本院坦承犯行如前，故有行為時法減刑規定適用；惟其既非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無中間時法、新法之減刑條款適用。是依前開說明，經比較結果，舊法之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3年6月以下，新法之處斷刑範圍則為有期徒刑6月以上5年以下，應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二、罪名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11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雖於本院準備、審理程序分別供陳：對檢察官上訴主張罪名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沒有意見，承認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語（見本院卷第132、178頁），然勾稽卷內事證，考量：①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供稱：江柏毅在房間將本案帳戶資料交給我，我再拿到另1個房間給「肥腸」等語（見金訴卷㈡第117至118頁），依被告所述情節，可知其除與「肥腸」有聯絡之外，卷內並無證據顯示被告尚知悉或接觸「肥腸」以外其他本案詐欺犯罪者，礙難逕認被告對於實際上尚有第三人共犯本案有所認知；而②就檢察官上訴書檢附之另案起訴書、追加起訴書所載內容（見本院卷第31至56頁），被告另案之犯行時間（即111年8月至112年1月間）均在本案犯行之後，且未能證明「肥腸」是否即為被告於另案所加入之詐欺集團成員；又③告訴人係透過網站及LINE與不詳詐欺犯罪者聯繫，並未實際接觸，不能證明為不同人別，且④證人江柏毅幫助洗錢之犯行，業經另案判決（即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935號判決）確定，證人江柏毅並非被告、「肥腸」之共同正犯等情，是依卷存證據欠缺補強證據佐證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理之自白，無從認定被告主觀上對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構成要件有所認識，自非得以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之罪名相繩。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112年6月1 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三、共同正犯　　被告與「肥腸」之詐欺犯罪者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皆為共同正犯。四、罪數　　被告所為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行，犯罪行為局部重合，應認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一般洗錢罪論處。肆、本案刑之減輕事由說明　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均坦承洗錢犯行一節如前，應依行為時法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伍、撤銷改判　　原判決所為認事用法及科刑判斷，固非無見。惟依卷內事證所示被告行為之貢獻程度，被告應係與「肥腸」為共同正犯，而非僅止於幫助行為，又原判決就犯罪所得之認定，尚有未洽；是檢察官上訴指摘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雖因卷內事證無法證明確有三人以上，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陸、量刑一、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提供帳戶而幫助他人實施詐欺及洗錢，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被告所為實屬不該。惟本院為達公平量刑及罪刑相當之目的，仍需審酌：⑴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非鉅，但被告迄今均未有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足認被告所造成之法益侵害未有回復；⑵本件被告所為係轉交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之行為，就共犯間之分工言，其行為貢獻程度非低，行為不法程度中等；⑶ 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與一般行為人之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程度無異，均係製造犯罪金流斷點、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增加偵查機關查緝難度； ⑷復於前開劃定之責任刑範圍內，審酌一般預防及復歸社會之特別預防因素，被告於偵查、審判階段始終坦承犯行，其於本院準備、審理期間均未有任何妨害法庭秩序之情事，其犯後態度尚可之情形明確；並參酌被告素行，並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自陳：所受教育程度為高職肄業，入監之前從事工作水電工，月薪2萬8,000 元，無人要扶養（見本院第1 79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考量本件偵查機關並無違法偵查之情形等一切情狀，基於規範責任論之非難可能性的程度高低及罪刑相當原則，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資警惕，切勿再犯。二、末按新舊法律變更之選擇適用，關於拘役或有期徒刑易科罰金、罰金易服勞役、拘役或罰以易以訓誡，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及緩刑等執行事項，均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規定，而不在所謂法律整體適用原則內（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525、1 329號判決先例、95年度第8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參照）。基此，所謂不能割裂適用，係指與罪刑有關之本刑而言，並不包括易刑處分在內（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2790號、97年度台上字第2545號判決意旨參照），亦即易刑處分、緩刑、保安處分等，則均採與罪刑為割裂比較而分別適用有利之條文（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37號判決意旨參照）。關於罪名是否要建立得易科罰金制度，為立法政策之選擇，一旦建置易科罰金制度，就得易科罰金相關法定刑之設計，自應尊重立法者之形成自由，且不得違反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之從舊從輕原則，而剝奪得易科罰金之機會（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2742號判決意旨參照）。現行洗錢防制法第19 條一般洗錢罪之法定刑，乃屬得易科罰金之罪名，本件宣告刑為有期徒刑6月，爰就有期徒刑及罰金部分，分別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易科罰金及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柒、沒收　　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第3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原審審理時雖供稱其本案取得3萬元報酬等語（見金訴卷㈡第156頁），然與其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陳：我沒有抽錢，「肥腸」拿5,000元給我等語（見金訴卷㈡第118頁）互核以觀，就被告實際取得之犯罪所得前後並不一致，復因卷內尚無其他事證可參，依「罪證有疑，利歸被告」原則，爰認被告本案犯罪所得為5,000元，就此部分因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錢義達提起公訴，檢察官郭騰月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安蕣、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　謝靜慧　　　　　　　　　　　　　　　　　　　法　官　汪怡君　　　　　　　　　　　　　　　　　　　法　官　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27

TPHM-113-上訴-5710-20250327-1

訴緝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

詐欺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緝字第23號公訴人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高君逸選任辯護人吳常銘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7年度偵字第4111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高君逸均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高君逸與陳文昇、陳威凱均係詐欺集團成員，負責收購人頭帳戶供詐欺犯罪使用。陳威凱於民國10 5年3月15日15時31分許，以新臺幣（下同）8000元向羅智顯收購金融帳戶，羅智顯將所申辦彰化商業銀行草屯分行帳號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付陳威凱。陳威凱另於同日19時、20時許，以8000元向許峻豪收購金融帳戶，許峻豪將所申辦彰化商業銀行草屯分行帳號00 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摺、金融卡及密碼，交付陳威凱。陳威凱取得上開羅智顯、許峻豪之金融帳戶資料後，於同日全部轉交陳文昇，再由陳文昇在南投市嘉和里彰南路某處之統一超商全部轉交被告。被告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分別為下列行為： (一)於105年3月17日10時許，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佯為葉昭生朋友，向葉昭生詐稱借錢，使葉昭生陷於錯誤，將5萬元匯至羅智顯上述帳戶內，旋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提領一空。 (二)105年3月21日10時55分許，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佯為陳木生朋友，向陳木生詐稱借錢，使陳木生陷於錯誤，將金5萬元匯至羅智顯上述帳戶內，旋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提領一空。 (三)105年3月22日10時25分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佯為臧家玲朋友，向臧家玲詐稱借錢，使臧家玲陷於錯誤，將6萬元匯至羅智顯上述帳戶，旋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提領一空。 (四)105年3月22日12時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佯為黃素鑾朋友，向黃素鑾詐稱借錢，使黃素鑾陷於錯誤，將6萬元匯至羅智顯上述帳戶，旋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提領一空。 (五)於105年3月23日14時許，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佯為黃湯麗津朋友，向黃湯麗津詐稱借錢，使黃湯麗津陷於錯誤，將10萬元匯至許峻豪上述帳戶內，旋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提領一空。 (六)105年3月23日15時57分許，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佯為李文仁朋友，向李文仁詐稱借錢，使李文仁陷於錯誤，將10萬元匯至許峻豪上述帳戶內，旋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提領一空。 (七)105年3月25日22時10分許，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佯為林易巨朋友，向林易巨詐稱借錢，使林易巨陷於錯誤，將10萬元匯至許峻豪上述帳戶，旋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提領一空。 (八)105年3月22日12時許，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佯為廖寅助朋友，向廖寅助詐稱借錢，使廖寅助陷於錯誤，將5萬元匯至許峻豪上述帳戶，旋遭詐欺集團不詳成員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嫌共2罪。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其立法旨意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自白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印證，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98號判決意旨參照）。苟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共犯自白與事實相符，即失其證據之證明力，而非刑事訴訟法上得據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當不得單憑此唯一共犯自白而為被告不利之認定。三、檢察官認被告涉有上開加重詐欺罪嫌，係以加重詐欺共犯陳文昇，在本院另案106年度訴字第162號被訴詐欺案件中，於 107年8月15日審判期日到庭，於檢察官就起訴事實詢問時，陳文昇當庭陳稱，上開羅智顯及許峻豪之金融帳戶資料係交付被告等語。並提出上開審判筆錄、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0 6年度偵字第1695號起訴書、106年度偵字第5474號、第5475 號起訴書為據。被告固坦承因就讀國民中學而結識陳文昇。惟否認有何加重詐欺犯行，辯稱：伊並無自陳文昇收受上開羅智顯及許峻豪之金融帳戶資料等語。經查：本院另案106 年度訴字第162號陳文昇被訴詐欺案件中，陳文昇於107年8 月15日審判期日到庭，於檢察官就起訴事實詢問時，陳文昇以被告身分當庭陳稱，上開羅智顯及許峻豪之金融帳戶資料係由陳文昇交付被告等語，固有上開本院審判筆錄附卷可憑。惟依本案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被告與陳文昇、陳威凱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犯本案加重詐欺取財罪，是陳文昇核屬本案被告犯罪事實之共同正犯。依前開說明，陳文昇上開不利被告之自白，尚須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檢察官雖提出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1695號起訴書、106年度偵字第5474號、第5475號起訴書為證，惟上開起訴書，僅為檢察官就本案被害人葉昭生等8人遭詐欺之犯罪事實，對陳文昇、陳威凱提起公訴之訴訟行為。尚難以檢察官所為起訴之訴訟行為，遽為證明陳文昇上開不利被告自白具有真實性之證據。此外，檢察官並無提出其他證據，以證明共犯陳文昇上開不利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四、綜上，就共犯陳文昇所為上開羅智顯、許峻豪金融帳戶資料交付被告之自白，欠缺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上開自白之真實性。依前開說明，共犯陳文昇上開不利被告之自白，難以據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不得單憑此唯一共犯自白而為被告不利之認定。此外，檢察官並無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何加重詐欺取財之犯行。本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參諸前揭說明，就被告被訴加重詐欺取財之數罪，自應均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宣憲提起公訴，檢察官魏偕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楊國煜　　　　　　　　　　　　　　　　　　法　官　劉彥宏　　　　　　　　　　　　　　　　　　法　官　顏紫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依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吳瓊英

2025-03-27

NTDM-113-訴緝-23-20250327-1

台上

最高法院

加重詐欺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830號上訴人李舟生選任辯護人鄭嘉欣律師林佳薇律師上訴人王藝憓（原名王怡文、王綵崴）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原名蕭丁佩）上一人選任辯護人黃世欣律師上訴人梁傑銘選任辯護人毛順毅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加重詐欺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 113年7月26日第二審更審判決（111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6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5年度偵字第22539、22949號，1 06年度偵字第690、6560、18780號，106年度偵緝字第49、5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上訴人李舟生、王藝憓（原名王怡文、王綵崴）、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原名蕭丁佩）、梁傑銘有原判決事實欄所示，與徐婧芝、鐘婉之、吳晅儀（上開3人均已判決確定）共同為如其附表（下稱附表）一、三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下稱加重詐欺）犯行（各該次行為人如上開附表各編號所示，其中附表一編號 6、19、25及附表三編號5為未遂）。因而撤銷第一審關於附表一李舟生、曾萩桂、林佑臻部分（梁傑銘就附表一部分未上訴）、王藝憓附表一編號12、18部分（其僅就附表一編號 12、18部分上訴第二審）、蕭宥芯附表一編號19部分所示科刑判決及蕭宥芯附表一編號1、3、7、8、12、15至18、21、 27等11罪之量刑部分之判決（按蕭宥芯就上開11罪僅就刑提起第二審上訴，見原審卷一第119、201頁），及附表三諭知上訴人等無罪之判決（此部分由檢察官提起上訴），改判論處（1）李舟生如附表一編號1至29、附表三編號1至4、6、7 所示加重詐欺35罪刑（其中附表一編號6、19、25為未遂），（2）王藝憓如附表一編號12、18、附表三編號3、4所示加重詐欺4罪刑（累犯），（3）曾萩桂如附表一編號2、9至 11、14、22、28、29、附表三編號7所示加重詐欺9罪刑（累犯），（4）林佑臻如附表一編號23、25（其中附表一編號2 5為未遂）、附表三編號6所示加重詐欺3罪刑，（5）蕭宥芯如附表一編號1、3、7、8、12、15至18、21、27所示之刑、附表一編號19、附表三編號2至5所示加重詐欺5罪刑（其中附表一編號19、附表三編號5為未遂），（6）梁傑銘如附表三編號1至4、6、7所示加重詐欺6罪刑；並就李舟生、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分別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10月、3年、 2年、3年，及就李舟生、王藝憓、林佑臻、梁傑銘各為相關沒收、追徵之諭知。已詳述其憑以認定之證據（含蕭宥芯對刑上訴部分之量刑依據）及理由，核其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上開部分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　　二、上訴人等上訴意旨：　　㈠李舟生、王藝憓、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均略稱：　1.共犯自白及被害人之指訴不能做為認定被告犯罪之唯一證據。本件部分被害人（其間有提出告訴者，有未提出告訴者，均統稱被害人）就其遭詐騙情節、與其見面之女子為何人有指訴前後不一，或與通訊監察譯文不符之處，已難採信。且相關通訊監察譯文，多無取款車手（下稱車手）向控臺人員（下稱控臺）回覆其與被害人接觸過程及細節之對話，均不足為共犯或被害人證述之補強證據。況被害人或明確證稱，知悉與其等通話之女子與到場女子並非同一人，或係基於伴遊、性交易之需求，自願給付相當之對價。附表一編號21郭承泰證稱，其係請該女子跑業務，給予鼓勵等語。附表三編號4蕭燕欽證稱，交付金錢之目的係為投資等語。實則本案即如附表一編號26張惠國所稱「是高級一點的援交」，被害人等均非因受詐欺而交付財物。且被害人等已於和解書上載明未遭詐騙，並簽立撤回告訴狀，縱大陸機房人員有對被害人等施用詐術，亦與伊等無關。原判決依憑上訴人等之供述，被害人等、其他共犯之證述，佐以與其等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認定上訴人等有對各該被害人為加重詐欺犯行，自有違法。 2.蕭宥芯另略稱：依附表三編號2吳明育之證述，及相關通訊監察譯文可證明，伊非民國105年5月間與其交往並發生性交行為，且其交付金錢之對象為「陳思婷」。伊不知前情，雖依徐婧芝指示，於105年6月間以「陳靜儀」身份，與吳明育在臺北見面，惟該次吳明育並未交付伊金錢，伊此部分所為不成立詐欺罪，原判決就此顯有誤認。　　　　㈡李舟生、曾萩桂、林佑臻均略稱：原判決引用未經合法調查，陳述任意性有疑之被害人警詢筆錄為伊等論罪依據，顯有違法。　　㈢李舟生、王藝憓均略稱：　1.員警就附表一編號18呂炳翔、編號21郭承泰、附表三編號3 林宜遠等被害人所製作之通訊監察譯文，有部分並無錄音檔擔保其內容之真實性，應無證據能力，原審逕以上開譯文作為伊等有罪證據，顯有違法。　2.自本案通訊監察錄音檔無法得知通話之確實時間及受監聽電話之號碼，無從擔保卷內通訊監察譯文所載日期、受監聽電話號碼之正確性。且卷內之通訊監察譯文，或有未標示通訊監察案號，或有與標示之通訊監察案號、監察日期、監察電話門號不符之事，甚或有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與被害人陳述之情況不符之情形，本案通訊監察譯文除無證據能力外，亦難認有證明力。原審未聽取並核對所有通訊監察錄音，將員警為辦案所擷取對上訴人等不利內容之譯文再行摘錄，以為上訴人等論罪依據，自有違法。　　㈣李舟生另略以： 1.伊警詢、偵查時誤認伊所犯為普通詐欺罪因而自白，該自白係受利誘所致，不具任意性，無證據能力。　2.檢察官於105年12月15日15時30分同時訊問陳金裕等7名被害人、同日17時26分同時訊問郭承泰等10名被害人、106年1月 20日9時45分同時訊問鄭貴芳等8名被害人，其等於同次偵查程序未經隔離，同時受複訊、具結，檢察官所問問題及被害人等之答案幾乎相同，其等所為陳述恐有互相參考而為相同供述，顯有不可信之情形，應無證據能力。原判決遽認其等於偵查時之證述有證據能力，自屬違法。　㈤王藝憓另略以：　1.伊前與李舟生共犯同類型詐欺案件，經判處罪刑確定，於10 5年5月2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原判決認定伊僅參與附表三編號3、4所示第1次詐欺分工，卻論伊以接續犯，已有違法。且伊僅參與附表三編號4所示105年4月29日之第1次詐欺分工，附表一編號12、18所示被害人就其遭詐騙時間前後所述不同，若係於105年5月間，彼時伊之前案尚未執行完畢，並無累犯加重其刑規定之適用，原判決未詳加調查，均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顯有違誤。　　　2.徐婧芝證稱，其係應李舟生之邀而參與本案等語，梁傑銘證稱，其係透過張姓友人參與本案詐欺集團等語，蕭宥芯證稱，王藝憓介紹李舟生給我認識，是要做類似飯局、傳播伴遊等語。且伊於前次上訴本院時已援引林佑臻、曾萩桂、徐靖芝、李舟生、梁傑銘等人證述，及提供曾萩桂、林佑臻、梁傑銘親書之證明書，說明其等均非伊所引入，原判決就上開對伊有利之證據未予採納，復未說明不予採納之理由，遽認徐婧芝、梁傑銘、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等人係伊引入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並據為不得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及量刑依據，影響伊權益至鉅。　3.原判決就伊所犯附表一編號12、18及附表三編號3、4，未區別伊個案參與之情況、和解與否、受騙金額、被害人等之意見及伊提出之個人資料等一切情狀為量刑，且所量刑度顯重於同案之曾萩桂，並未說明理由，違反公平、比例、罪刑相當等原則，復未說明理由，當然違背法令。　㈥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就量刑部分另略以：伊等對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原判決撤銷第一審對伊等部分之科刑判決，量處較第一審為重之宣告刑及應執行刑，違反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顯有違法。林佑臻再略稱：伊並非參與決策及核心事項之人，且已完全賠付被害人等之損失，原判決未說明伊不能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理由，且未依刑法第57 條規定，審酌對伊有利之量刑因子，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2 年，未給予緩刑宣告，同有違法。蕭宥芯則另略以：伊僅國中肄業、為中低收入戶之單親媽媽，須扶養生病的母親和甫就讀國中之小孩，不得已才為本案犯行，伊僅係付出身體及勞力之角色，實際獲得之報酬甚微，且已與除附表一編號12 張木金以外之被害人達成和解，並均清償完畢，獲得其等諒解，現有正當職業，犯罪情狀顯有可堪憫恕之情形。且現在距伊傷害案件易科罰金之執畢日期（107年12月26日）已逾5 年，符合緩刑規定，參以鐘婉之所犯罪數比伊為多，吳晅儀之行為態樣與伊並無不同，徐婧芝係幕後控臺人員，指示車手行動，上述3人均獲緩刑宣告，伊亦應有量處得易服社會勞動之刑及緩刑之機會，然原判決未說明具體理由，亦未就伊所犯個案分別衡量有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逕認伊無上開酌減其刑規定之適用，且未予伊緩刑，違反平等、比例等原則。　㈦梁傑銘略以：伊於密接之時空從事確認車手小姐是否有與被害人見面的工作，未遂部分對被害人之法益未造成侵害，原審就附表三論處伊加重詐欺未遂罪之刑度卻較伊第一審經論處加重詐欺既遂罪之刑度為重，有輕重失衡之違法。再者伊自幼即有過動症，目前仍有注意力缺失，衝動控制不佳等症狀，影響日常生活及社會判斷，有臺大醫院診斷證明書可稽，伊前所犯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法院以上開診斷證明書為據，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足認伊因身心狀況容易遭利用而難以控制之症狀一直存在，原判決未審酌上情，未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且未予伊緩刑，顯有違法。三、惟查：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於110年6月16日修正公布(同年月18日生效施行)，修正後增列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修法理由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惟上訴人是否僅就原判決之量刑上訴，如有疑義時法院應盡闡明義務，以確認上訴人之上訴範圍，倘已明確表示上訴範圍僅為刑之部分，自無許其再行變更，擴張其上訴範圍至其餘部分。蕭宥芯及其原審辯護人於111年9月21日原審準備程序時表示上訴範圍：就附表一編號1、3、7、8、12、15至19、21、27等12罪，除編號19是全部上訴，其餘的部分是量刑上訴等語，並簽具「刑事撤回上訴狀」就附表一編號1、3、7、8、12、15至 18、21、27等11罪，關於「犯罪事實、罪名、罪數」、「沒收」、「保安處分」撤回上訴（見原審卷一第119、201頁），原判決亦說明就附表一編號1、3、7、8、12、15至18、2 1、27，蕭宥芯之審理範圍為量刑部分（見原判決第9頁）。是以蕭宥芯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審理時改稱：共同被告李舟生主張無罪，基於裁判一致性，附表一編號8、21可能有無罪之情形，如鈞院認為無罪，請賜予無罪判決，並就上開部分為無罪之辯論，核屬無訴訟上意義之行為，依上開法律規定及其修法理由，原審僅就附表一編號8、21之量刑部分為審理，至其已撤回上訴之罪名部分，則不屬原審審判範圍。蕭宥芯上訴意旨就有關原審據以量刑之附表一編號8、21所為有罪、無罪等犯罪事實、罪名部分之指摘，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是以被告以外之人在檢察官偵查中所為之陳述，原則上均有證據能力，有「顯有不可信」之例外情況者，始無上開規定之適用。而上開情況乃例外，被告若主張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官偵查時具結所為證述顯有不可信之例外情形者，本乎當事人主導證據調查原則，應負舉證責任。原判決已說明，其判決內所引用經李舟生之原審辯護人爭執，無證據能力之被害人等偵查中經具結之證述何以無顯不可信之情形，而有證據能力（見原判決第13至14頁），核無違誤。再查，陳金裕等7名被害人、郭承泰等10名被害人、鄭貴芳等8名被害人，固於105年12月15日15時30分、同日17時26分、106年1月20 日9時45分，由檢察官先行同時訊問，惟檢察官同時訊問上開被害人，係為使其等指認蕭宥芯等車手，何者為與其等接觸之女子，指認完畢後，再分別訊問各被害人及應對之車手，調查各被害人遭詐欺交付財物之過程，此有檢察官當場為指認完畢另開新筆錄再行訊問之諭知，並有隨後各該分別訊問被害人之筆錄可稽（見偵字第22539號卷四第81至98頁、第102至135頁、偵字第22539號卷五第10至31頁），核無李舟生上訴意旨所指摘同時以相同問題訊問多人，致上開被害人之偵查中證述顯有不可信之情形，其此部分上訴意旨未依卷內證據資料為指摘，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㈢監聽係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13條第1項所定通訊監察方法之一，司法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執行監聽取得之錄音，係以錄音設備之機械作用，真實保存當時通訊之內容，如通訊一方為受監察人，司法警察在監聽中蒐集所得之通訊者對話，若其通話本身即係被告進行犯罪中構成犯罪事實之部分內容，自與所謂「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無涉，不受傳聞法則之規範，當然具有證據能力。至司法警察依據合法監聽錄音結果而製作之監聽譯文，屬於文書證據之一種，於被告或訴訟關係人對其譯文之真實性發生爭執或有所懷疑時，法院固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65條之1第2項規定，以適當之設備，踐行調查證據程序。就被告或訴訟關係人對該通訊監察譯文不爭執之部分，法院於審判期日如已踐行提示監聽譯文供當事人辨認或告以要旨，使其表示意見等程序並為辯論者，其所為之訴訟程序即無不合。原判決引為論罪依據之通訊監察譯文，均係依法定程序實施通訊監察而取得，有附表一、三「卷證」欄所示通訊監察書可按，復經李舟生之原審辯護人、王藝憓依監聽錄音檔自行製作譯文（見原審卷九第319至578 頁），兩者互核內容大致相符，自有證據能力，業據原判決說明綦詳，核無違誤（見原判決第14、15頁）。至偵查卷內所附吳岩龍等被害人之相關通訊監察譯文，其上所載核准文號均為105年北地聲監字第503號，所載監聽時間均為105年4 月12日至5月11日（即上開通訊監察書核准之監聽時間），顯與吳岩龍等被害人之相關通訊監察譯文所載時間不符，且有部分被害人之相關通訊監察譯文未顯示核准監聽文號等情，顯係員警製作譯文時誤載或漏載所致，不影響上開通訊監察所取得證據之合法性。再者本案通訊監察譯文錄音，均源自合法之通訊監察，已如前述，可認定其內所載之通訊期間、受監聽門號如通訊監察書所載。李舟生、王藝憓上訴意旨未具體指摘本案通訊監察錄音檔其內所載通話時間及與受監聽通話之門號有何不實，空言指摘本案相關通訊監察取得不合法，均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㈣按（1）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均為事實審法院之職權，若其採證認事，並不違背經驗及論理法則，即不容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2）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參考其他相關證據，本於自由心證加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又同一證人前後供述彼此不能相容，則採信同一證人之部分證言時，當然排除其他部分之證言，此為法院取捨證據法理上之當然結果，縱未於判決理由內說明捨棄其他部分證言，而僅說明採用某部分證言之理由，於判決本旨亦無影響，此與判決不備理由尚有未合。（3）不得僅以被告或共犯之自白、被害人之指訴作為被告有罪判決之唯一或主要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須有補強證據擔保被告、共犯自白或被害人證述等供述證據之真實性。此為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所明定，並為司法院釋字第789號解釋、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2號判決所揭櫫之原則。而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憑其指證非屬虛構，達於通常一般人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即已充足。是以被告、共犯之自白、被害人之指訴，與其他補強證據非不得交互運用，於被告自白之情況下，三者可互為補強、或被告自白分別有共犯證述、或被害人指訴、或其他補強證據任一項可佐時，相互勾稽，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非不得為被告有罪之判決；於被告否認犯罪之情況下，共犯證述佐以被害人指訴及其他補強證據，或共犯證述、被害人指訴，分別佐以其他補強證據，經綜合判斷，足認共犯之證述或被害人指訴與事實相符，亦非不得為被告有罪之認定。從而於個案審理時，非必有被告自白、共犯證述、被害人指訴，始得認定被告犯罪事實。（4）刑法詐欺取財罪，其犯罪之成立，客觀上以行為人施行詐術，導致被害人陷於錯誤，因而為財產上之處分，並且受有財產上之損害，為其構成要件，上開要件具有因果關聯性。所謂「陷於錯誤」，乃被害人主觀上想法與真實情形產生不一致，倘被害人對於行為人以話術（或行止）所虛構之情節，誤認為真實，進而在此基礎上處分財物者，即已該當；被害人主觀上是否有陷於錯誤，係潛藏在其內部主觀意識之中，若非其自陳，外人固無從輕易窺知，惟法院尚非不得綜合構成要件事實發生當時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參以被害人個人情況及社會經驗等情狀，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加以認定。現今詐欺集團所為「交友詐欺」、「愛情騙子」之具組織性、計畫性之犯罪類型，以交友為幌，訴諸男女情愫、同情心等手法施以詐術，利用人性對於親密情感之渴望，使被害人依誤信之情節交付財物，自屬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已成立詐欺取財罪，不以被害人事發後因恐親友知悉上情影響其家庭或顏面，或已與行為人和解取得賠償等原因，而為其主觀上未陷於錯誤之陳述，即認行為人所為不成立詐欺取財罪。又集團成員或其共犯，經由話務系統撥接被害人電話而接通，即屬詐欺行為之「著手」，縱或各該電話端之被害人未受騙或因其他事由未交付財物，其等仍屬詐欺取財未遂。　1.原判決依卷內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李舟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與大陸機房配合，成立隨機撥打電話以言詞色誘男性，相約見面，再以謊言藉口詐財之詐欺集團，其僱用王藝憓、徐婧芝及鐘婉之擔任控臺，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及吳晅儀擔任車手，梁傑銘則負責確保車手取款安全各項事宜。上開9人自104年10月間起至105年10月26日查獲為止，由大陸機房人員（即所謂「電信秘書」）佯以附表一、三所示詐騙內容，使各該被害人陷於錯誤，答應見面後，再下單至本案詐欺集團，由控臺排定取款時程及見面取款車手（控臺及車手詳附表一、三「分工」欄所示），指示各該車手與大陸機房藉由「對話」、「回話」之確保方式，使該車手扮演大陸機房佯裝之角色或該角色之親友。控臺於車手出發前往約定地點之前，先派遣梁傑銘看點、把風，確認現場安全，再通知該車手與被害人見面，並延續附表一、三所示詐騙內容與之互動。除附表一編號6周榮隆因員警及時查獲、附表一編號19林丁弘、附表三編號5馮維屏，因發現有異而未交付金錢，附表一編號25葉國棟雖遭詐欺，然其並非基於詐欺集團話術所虛構之情節而交付金錢，致其等加重詐欺犯行止於未遂外，附表一、三其餘編號所示被害人均因此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予車手，使其等加重詐欺犯行得以既遂。　2.原判決已說明：依憑上訴人等供述（李舟生之警詢、偵查自白除外）及同案集團成員證述：李舟生有僱用王藝憓、徐婧芝等人擔任控臺，指派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等成員與各該被害人見面，除附表一編號6、編號19、附表三編號5外之被害人有給付財物（附表一編號25部分非陷於錯誤而給付）之事實，佐以附表一、三所示（除附表一編號7楊叔展以外）被害人偵查、審理中之證述，及相關通訊監察譯文，足以認定李舟生所成立之本案詐欺集團，透過車手承續大陸機房「電信秘書」以不實話術，使被害人陷於與其通話之女子共營婚姻生活、發展男女情誼或該女子有困難，須以金錢資助之假象，而答應見面之詐欺手段後，車手再以見面談心、性交、伴遊等有計畫之互動，卸除被害人之心防，使被害人誤認以上開不實話術虛構之情節為真，雙方見面互動時所為性交、伴遊行為、索要金錢之理由，僅係本案詐欺集團承續大陸「電信秘書」已實施之詐術，接續為詐欺行為，以達詐欺既遂之犯罪手段，均無礙詐欺集團成員確係施用詐術，致被害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所為合於詐欺取財構成要件之事實。上訴人等（除梁傑銘外）所辯，被害人未陷於錯誤，交付金錢或係性交易之對價，或係出於自願，本案乃屬「高級援交」，與詐欺罪之構成要件不符等語，不足採取。已就李舟生、王藝憓、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等所辯何以不足採取，依據卷內證據資料詳加說明，論述其取捨之理由綦詳，合於經驗與論理法則，並無違誤。李舟生、王藝憓、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等上訴意旨置原判決明確之論斷於不顧，仍就其等所為是否有陷被害人於錯誤之單純事實，再事爭執，自非合法之上訴第三審理由。　3.刑事訴訟法所稱依法應於審判期日調查之證據，係指與待證事實有重要關係，在客觀上顯有調查必要性之證據而言，故其範圍並非漫無限制，必其證據與判斷待證事實之有無，具有關聯性，得據以推翻原判決所確認之事實，而為不同之認定，若僅係枝節性問題，或所證明之事項已臻明瞭，當事人聲請調查之證據，僅在延滯訴訟，甚或就同一證據再度聲請調查，自均欠缺其調查之必要性，原審未依聲請為無益之調查，皆無違法之可言。李舟生、王藝憓雖爭執本案卷附監聽資料不完整，惟本案共犯或被害人之證述佐以卷附監聽資料，已足認定上訴人等就附表一、三所為各次犯行，有如前述，是以其等上訴指摘原審未聽取並核對所有通訊監察錄音，有調查未盡之違法，顯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4.按證明同一事實內容之證據，如有二種以上，而採用其中一種證據以資認定事實，縱有違背證據法則，然如除去該違法部分之證據，綜合案內其他相關證據，仍應為同一事實之認定者，則原審此項違誤尚不影響於判決之結果，即不得執以指摘原判決違法，而資為第三審上訴之合法理由。依上所述，原判決縱未引用李舟生於警詢、偵查之供述及被害人等之警詢筆錄，於判決結果亦不生影響。再雖李舟生勘驗附表一編號18呂炳翔、編號21郭承泰、附表三編號3林宜遠相關錄音檔之結果，發現警方所製作關於上開被害人之通訊監察譯文，有部分內容無錄音檔可資比對，惟縱將上開部分去除，其餘監聽譯文（見原審卷八第85、88、95頁）分別佐以呂炳翔、林宜遠於原審審理之證述(見原判決第29、38頁）、郭承泰於偵查之證述（證稱警詢陳述屬實，有交付新臺幣1萬元予蕭宥芯，覺得是被騙等語，見偵字第22539號卷四第125 頁），及向其等取款之車手蕭宥芯之自白，亦足認定上開3 名被害人有受詐欺取財之事實。是以李舟生、王藝憓、曾萩桂、林佑臻等上訴意旨有關指摘原判決援引無證據能力之李舟生警詢、偵查自白、被害人等警詢筆錄、上開3名被害人無錄音檔可資比對之通訊監察譯文為其等論罪依據等情，縱然屬實，於判決結果亦不生影響，同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㈤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接續犯係指行為人基於單一犯意，於密切接近時、地，實行侵害同一法益之數行為，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作為，合為包括一行為而言。故其行為時間之認定，自其著手實行接續行為之初起，持續至接續行為終了時為止，倘部分接續行為，適在行為人前案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者，仍成立累犯。查王藝憓就其於李舟生成立之本案詐欺集團內擔任控臺，徐婧芝、梁傑銘、蕭宥芯亦為集團成員，分別擔任控臺、把風人員、取款車手等情自始坦承在卷。再徐婧芝於警詢供稱：是李舟生要我去找他幾天等語（見偵字第6560號卷一第61頁反面）；梁傑銘於警詢供稱：李舟生、王怡文（即王藝憓）均負責處理集團大、小事務，因原控臺離職，李舟生就找「小咪」（即鐘婉之）、「小白」（即徐婧芝）來擔任控臺，是王怡文叫我來上班的等語（見偵字第6560號卷一第72頁反面、74頁）；蕭宥芯證稱：我104年1月左右加入，在網路上招伴遊小姐是「姐姐」（即王藝憓）應徵的等語、「姐姐」幫李舟生處理公司總管的事等語（見偵字第22539號卷一第181頁反面、197頁反面），是以原判決依憑王藝憓之供述及徐婧芝、梁傑銘、蕭宥芯之陳述，認定王藝憓於附表一編號12、18及附表三編號3、4之部分，與李舟生邀集徐婧芝、梁傑銘、蕭宥芯及其他成年女子加入本案詐欺集團，王藝憓並擔任控臺，且於審酌其有無刑法第59條適用時認定王藝憓有邀集其他成員加入集團並擔任控臺之事實、量刑時審酌其居於集團核心地位（見原判決第55、64頁），並無不符，縱事實欄二載徐婧芝乃王藝憓引入等情有誤，於判決結果亦不生影響。次查，雖王藝憓於附表一編號12及附表三編號3、4各罪，僅擔任第1次之控臺，惟上開詐欺行為，皆由其他共犯接續完成，王藝憓對於全部之犯罪結果，應共同負責，仍成立接續犯（原判決就其附表一編號12漏敘明其為接續犯，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而上開3件及附表一編號18之詐欺犯行完成時間均在其前案105年5月27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之後，原判決以累犯加重其刑（見原判決第54至55頁），核無違誤。王藝憓上訴指摘原判決誤認其引入徐婧芝等人，就附表三編號3、4論其以接續犯，並就其上開4件犯行成立累犯違法等語，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㈥按（1）被告上訴或為被告之利益而上訴者，第二審法院不得諭知較重於原審判決之刑，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即學理上所稱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倘因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經撤銷者，即無上開原則之適用，此為同法第370條第1項但書之例外規定。所指「原審判決適用法條不當而經撤銷」係指原審判決適用較輕罪名之法條，或未適用加重其刑之規定，或適用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經第二審法院認為適用法條不當，撤銷改判適用較重罪名或加重其刑之法條，或不適用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等情形而言。（2）刑法第59條關於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乃法院得依個案情節自由裁量之事項。而刑之量定（含定應執行刑），同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若於量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在法定刑度之內予以裁量，又未濫用其職權，所量之刑（含定應執行刑）亦無違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等量刑原則者，即不得遽指為違法。原判決已說明，本件詐欺集團所採用之詐欺分工手法、犯罪規模及被害人數非少，王藝憓邀集其他成員加入集團並擔任控臺，梁傑銘擔任集團中把風角色，均為本件詐欺計畫中不可或缺之人；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分別擔任車手，為本件詐欺集團深化詐術內容並取得詐得款項之關鍵性角色，審酌其等犯罪情節，難認其等客觀上有堪以憫恕之情，無庸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見原判決第53、 55、56、57頁）。爰以其等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情形（已包含其等犯罪情節、個人身心事由、家庭狀況、和解情形），分別量處王藝憓、梁傑銘、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如原判決主文第二、四至七項所示之刑，並就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部分，考量各項定應執行刑因素，分別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2年、3年。另敘明：（1）原判決係以第一審就附表一部分均援引刑法第59條減刑不當（按第一審判決並就上訴人等犯加重詐欺罪，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於法未合）、諭知附表三部分無罪，因檢察官就此部分提起第二審上訴改判有罪，而予撤銷第一審判決上開部分，依上說明，王藝憓、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雖就第一審判決關於附表一論處其有罪部分上訴、其等及梁傑銘就無罪部分經檢察官上訴改判有罪，均不受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限制。（2）依本件犯罪情節，難認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係一時失慮而為，不宜為緩刑宣告。核原判決就王藝憓、梁傑銘、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所量處之刑均未逾法定刑度，及未予緩刑宣告均無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亦與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無違，並無不當或違法。再鐘婉之、徐婧芝之犯罪情節、個人狀況，與蕭宥芯均不相同，王藝憓與曾萩桂之犯罪情節及各人之上訴範圍及有無定應執行刑有均不同，均難互相比附援引，尚難認原判決量刑有何明顯輕重失衡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王藝憓、曾萩桂、林佑臻、蕭宥芯、梁傑銘等上訴意旨就有關量刑部分之指摘，並非上訴第三審之合法理由。　㈦上訴人等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制　　定公布、同年8月2日施行後，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其構成要件及刑度均未變更，無新舊法比較問題。至同條例第46條、第47條所指之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或免除刑責規定，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整體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又上開自白、自首減（免）其刑規定，不待上訴人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應依職權調查其有無適用餘地。惟上訴人等均不符合自首、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之同條例第46、47條新增之減免其刑規定要件，並無上開規定之適用。原判決雖未及說明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新舊法比較，對判決結果亦不生影響。　　四、上訴人等上訴意旨及其餘上訴意旨，無非係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依憑主觀再事爭執，或仍為單純事實及枝節之爭辯，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之首揭規定及說明，其等上訴均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林立華法官莊松泉法官李麗珠　　　　　　　　　　　　　　　法官陳德民法官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8 　　日

2025-03-27

TPSM-113-台上-4830-202503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96號上訴人即被告董文彬民國00年0月00日生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2 14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6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660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董文彬於民國113年2月12日3時8分許，騎乘車號000-0000號重型機車（下稱甲車）行經陳沛彤位在高雄市○○區○○路○○○ 巷000號住處（下稱前開住處），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而基於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逕以自備打火機燒毀前開住處紗門進入屋內客廳，徒手竊取陳沛彤所有黑色零錢包及現金新臺幣（下同）1萬1000元（下稱本案財物）既遂，隨後騎乘甲車離去。嗣陳沛彤發覺遭竊報警處理，經警調閱路口監視錄影畫面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陳沛彤（下稱告訴人）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偵查後聲請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壹、關於證據能力之意見　一、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立法目的乃慮及刑事訴訟目的本在發現實體真實，使國家得以正確適用刑罰權，藉以維護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惟手段仍應合法、潔淨、公正，方得保障人權，倘客觀事證足認被告自白係出於自由意思所為，而非訊問人員逕以違法或不正方式取得且與事實相符，應認有證據能力；至被告基於何等動機或訴訟策略而逕為不利於己之陳述，均無關自白任意性之判斷。本件固據上訴人即被告董文彬（下稱被告）抗辯警詢時遭員警威脅、恐嚇要承認，伊才承認犯罪，而偵查中未經檢察官訊問，原審法院突然叫被害人到庭、伊怕不同意和解會被打，所以才和解並認罪云云（本院卷第92、 118至119頁），但始終未針對果遭脅迫或不正訊問之情提出相關事證以供調查；又其於本案查獲前多次涉犯竊盜罪遭判處罪刑（參見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堪信對司法警察詢問或起訴後法院審理過程有所認識，當無誤解法律而任意自承犯罪之理，更與是否曾經檢察官訊問或被害人是否到庭無涉。故本件員警及原審詢（訊）問過程既無不正取供情事，縱令被告主觀上基於某種動機或訴訟策略而為不利己之認罪陳述，仍無礙其自白任意性之判斷。故被告先前警詢暨原審所為自白應係出於自由意志且與事實相符（詳後述），依前開說明自得為本案認定犯罪之證據。　二、本判決所引用各項被告以外之人審判外言詞或書面陳述，性質上雖屬傳聞證據，但審酌此等陳述作成時外部情況俱無不當，且檢察官、被告均明知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仍於準備程序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93頁），嗣經本院依法調查乃認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有罪之理由　　　訊之被告矢口否認竊盜犯行，辯稱伊只是經過前開住處、並未行竊，又伊先前自白不實，本案並無直接證據，不能證明伊犯罪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13年2月12日3時6分至19分許騎乘甲車行經前開住處附近之情，業經證人陳俞縝警詢證述及路口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在卷可參（警卷第31至39頁），並據被告坦認屬實（本院卷第121至122頁）；又告訴人於同日8時許發現前開住處紗門遭人為破壞並入內行竊本案財物（現金數額前經檢察官更正為1萬1000元，參見原審院卷第223頁）一節，亦經告訴人於警詢及原審指證綦詳，且有卷附現場照片為證（警卷第25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立法意旨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事實不符，故對證據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由補強證據擔保其真實性；然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犯罪事實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方法而言，且不以直接證據為限，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全部事實為必要，若間接證據已足供佐證被告自白非屬虛構，能保障其陳述真實性，自得相互印證併採為判決基礎。查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觀乎其先前警詢及原審業已坦認本件犯行不諱並能詳述犯罪手段暨過程，又考量其先前供述因較少權衡利害得失或受他人干預，依經驗法則本較事後翻異之詞更為可信；再參酌卷附路口監視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可知案發時間為凌晨3時許、要非人車往來頻繁時間，而依被告出現時地與前開住處遭竊一事具有時序及空間上之合理關聯性，此外未見他人於案發時間進入前開住處，客觀上應可排除第三人進入行竊之可能性，適足以補強被告先前自白內容為真。依前開說明，綜此足認被告確為本件進入前開住處行竊之人無訛，至其所辯顯係事後臨訟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㈢綜前所述，被告雖否認竊盜犯行，然本院審酌卷載各項證據交互判斷仍認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暨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2款之毀越門窗侵入住宅竊盜罪。　　㈡又被告前因竊盜、毒品等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並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4年10月，於111年12月8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縮刑期滿日為112年6月17日），嗣因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一節，業據檢察官指明並提出刑案資料查註紀錄表為憑，且經本院核閱卷附法院前案紀錄表相符，是其前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論以累犯。再審酌被告前因竊盜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且合併他案入監執行，猶於前案執行完畢後未及1年即再實施本件犯行，足見確有反覆實施犯罪傾向且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復無任何符合刑法第59條規定以致被告所受刑罰超過應負擔之罪責，使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侵害之情事，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原審以被告所涉加重竊盜罪事證明確，適用刑事訴訟法第2 99條第1項前段規定，併說明其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規定應加重其刑，乃審酌被告為貪圖不法利益實施本件犯行，侵害他人財產權益並嚴重破壞居家安寧，先前亦有多次竊盜前科（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惟犯後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原審院卷第213至215頁），犯罪所生損害已有減輕，兼衡其犯罪手段、本案財物價值與自述智識程度、個人生活暨經濟狀況（原審院卷第33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另就沒收部分說明被告雖未返還所竊本案財物，但業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迄今雖未履行調解條件，但告訴人既已取得與民事判決效力相同之執行名義，權利已獲保障，若就本案財物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可能使被告為雙重付出而有過苛之虞，遂不予宣告沒收（追徵），及未扣案被告持供犯罪使用之打火機1支核無應予沒收之刑法上重要性，且無積極證據足認現時尚屬存在，亦不予宣告沒收，認事用法俱無違誤。本院復考量本案犯罪情節輕重等諸般情狀，乃認原審量刑亦屬允當，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從而被告徒以前詞空言否認犯罪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家芳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書記官　鄭伊芸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26

KSHM-114-上易-96-20250326-1

易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恐嚇取財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17號公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翰逸王彥爲上一人選任辯護人蔡文元律師上列被告因恐嚇取財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 8632號、第28636號、113年度少連偵字第5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陳翰逸成年人與少年共同犯恐嚇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柒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物均沒收；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玖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王彥為共同犯恐嚇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拾伍萬伍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王彥為因缺錢花用，遂利用與「○○休閒活動場館」（址設高雄市 ○○區○○街00○00號，下稱○○桌遊店）店內荷官乙○○（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熟識之機會，找來戊○○欲向店家索取財物，並要求戊○○再找尋一人共同為之，王彥為與戊○○約定由王彥為擔任內應及接應工作，另由戊○○與其所找尋之人負責至店內拿取財物。戊○○為成年人，明知丙○○（民國00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於案發當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仍向丙○○提議欲向店家索取財物之計畫，丙○○則允諾之。王彥為、戊○○、丙○○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恐嚇取財之犯意聯絡，由王彥為提供棒球帽、頭套、鋁棒等物供戊○○、丙○○使用，並將○○桌遊店財物放置位置告知戊○○，於112年8月14日22時許，指示渠等出發前往○○桌遊店。戊○○、丙○○在變裝完成後，於翌（15）日0時許進入桌遊店內，先以球棒脅迫在場員工己○○等4人全數至沙發區供丙○○看守，戊○○再依照王彥為之指示至櫃檯電腦下方化妝包內及櫃檯抽屜內拿取合計新臺幣（下同）30餘萬元之現金，於得手後與丙○○共同離開現場，並搭乘計程車前往高雄市前鎮區復興路「高雄軟體園區」內等待王彥為接應。經戊○○通知後，王彥為於112年5月15日 0時3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上開地點搭載戊○○、丙○○，並在車內以戊○○分得10萬元、丙○○分得4萬5,000 元、王彥為取走剩餘款項（即15萬5,000元）之方式朋分贓款。　　理　由壹、證據能力　　被告王彥為之辯護人主張：共同被告戊○○、丙○○、證人林○○ 於警詢中所為之證述無證據能力等語（院卷第61頁），然本院後述引用作為認定王彥為犯罪事實之證據並不包含前揭辯護人爭執之部分，至其餘證據則經當事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此部分自不予贅述。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戊○○部分：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警一卷第3至9頁，偵一卷第9至11頁，院卷第55至56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代理人己○○於警詢及偵查中（警一卷第 92至96頁，偵一卷第113至115頁）、丙○○於偵查中證述之情節相符（偵二卷第43至46頁），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暨翻拍照片（警一卷第107至116頁）、檢察官針對監視器光碟影像檔案之勘驗筆錄（偵一卷第105至119頁）在卷可佐，足認戊 ○○具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屬實，其所為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　㈡王彥為部分：　　訊據王彥為矢口否認犯行，辯稱：112年8月14日21時許我先去○○○路與○○路口的自助洗車場洗車，洗到大約22時，我去○ ○區○○路的○○桌遊店玩牌，玩到一半就接到戊○○用Instagram 打電話給我，叫我去高雄市復興路底（高雄軟體科技園區）載他，我就出發過去載他，大約112年8月15日0時30分許，我到那邊，看到戊○○跟丙○○，他們上我車後，戊○○說先載丙 ○○去渡船頭，載去渡船頭後，我就載戊○○回他的租屋處，接著我就下車跟戊○○在騎樓聊天，聊完後我就開車到○○區○○路 000號○○○KTV，約○○桌遊店的荷官「Tammy」要去吃麥當勞，後來「Tammy」跟我說她要回家，就沒有過去吃麥當勞了，接著我也回家了。我載戊○○、丙○○的時候，我有問他們剛剛去哪裡，他們說他們剛剛去處理事情，我沒有感覺到有任何異狀，我不知道他們犯下恐嚇取財案件，是今天來警局製作筆錄，經警方告知才知道有這件事情，荷官「Tammy」也沒有跟我說他們公司發生的事情，本案跟我一點關係也沒有等語（警一卷第39至45頁）。辯護人則以：戊○○與丙○○所述有前後不一之情，不具真實性及可信性，也沒有如對話紀錄、通聯紀錄、照片等證據可補強渠等供述，且渠等供稱為共犯之乙○○（即「Tammy」）業經不起訴確定，可見並無補強共犯自白的證據。再者，依照乙○○的證述，○○桌遊店週轉金所放置的位置並非隱密也沒有上鎖，戊○○稍加搜尋就可以找到，戊○○也自稱是桌遊店的常客，其前去遊玩的時候，有可能看到週轉金所放置的位置，不能以戊○○有拿取週轉金的行為就認定是王彥為告知其所在位置，而且乙○○在偵查中證稱她沒有告知王彥為週轉金的位置，當日王彥為也沒有詢問有沒有其他客人。從而，本案並沒有證據證明王彥為有參與其他共同被告的犯罪計畫等語（院卷第57頁），為王彥為辯護。經查：　⒈基礎事實之認定：　　王彥為經戊○○通知後，於112年8月15日0時3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至高雄市前鎮區復興路「高雄軟體園區」搭載戊○○、丙○○等情，業據王彥為坦承不諱（院卷第56頁），核與戊○○、丙○○證述之情節相符（院卷第144 至145頁、第178頁、第185至186頁），並有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可佐（警一卷第115至116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戊○○於偵查中證稱：112年8月15日我跟丙○○有去○○桌遊店恐嚇取財，是王彥為先找我，叫我再找一個人去，他負責接應我們及做內應，○○桌遊店的人會跟王彥為說錢放在哪裡，王彥為再跟我們說。王彥為說我跟丙○○負責做，他負責接應，我在車上把搶到的錢都給王彥為，他再分錢給我。櫃檯的錢是用袋子裝的，乙○○有用手機拍照並傳錢的照片給王彥為，王彥為再傳給我，我們是用IG聯絡，但是王彥為有開啟訊息即焚模式，所以現在無法提供對話紀錄。案發當天我是穿扣案的棒球帽、CK長褲、GAP長袖外衣及頭套，結束後有換裝，是王彥為叫我們換的，他說要做斷點，我們在○○街搭計程車離去，搭到前鎮區復興與成功路口，王彥為開車來接應我們離開，我回○○區，丙○○去渡輪站等語（偵二卷第43至45頁）。嗣後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跟王彥為是遊藝場認識的，本案差不多一週前，王彥為跟我講到搶桌遊店的錢的想法，他說他的樣子很好認，問我要不要去，一開始我說我想一下，後面我也缺錢花用，我就跟他說好，他沒有跟我保證說會分我多少錢，我答應他是因為我知道搶的金額一定不小。我們一開始沒有鎖定○○桌遊店，只是說要搶桌遊店，112年8月 14日當天王彥為才跟我說要去○○桌遊店，因為王彥為跟我說要兩個人，我也不知道問誰，所以就跟王彥為說我帶○○○丙○ ○去。當天我跟王彥為用手機保持聯絡，他有先拿給我頭套、帽子跟球棒，他跟我說裡面人少了，差不多可以了，他也有先傳給我照片看，所以我一進去就直接去櫃檯拿錢，看到 10萬元一綑，我就把兩捆多的錢拿走，跟○○○跑到巷子叫車，然後跟王彥為說「有了」，他就說好。我沒有直接去找他，是因為我們有先說好要做斷點。我上車後4、5分鐘跟王彥為說我們要去高雄軟體園區，我想說那裡人比較少。上了王彥為的車之後，我把錢拿給他，在車上就分錢，他給我10萬元，○○○拿到4萬多，其他都是王彥為的等語（院卷第138至1 80頁）。　⒊丙○○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一直到下計程車才知道我要去參與○○桌遊店的搶案，在車上我有看到○○○戊○○用手機傳訊息。○○○一進去○○桌遊店就直接往櫃檯那邊去，沒有叫其他人把錢拿出來，他只叫我拿著球棒顧人。離開之後，我跟○○上了計程車，我有看到他用手機打字聯繫他人，下計程車後有一個人開車過來，我們沒有聊天就直接上他的車，在車上就分錢。我在進入○○桌遊店前，我有看到戊○○跟後來來載我們的駕駛聊天，不是打電話的聊天，是對話文字的聊天，我有看到他們的對話內容包含戊○○有問開車那名男子說○○桌遊店裡面還有沒有其他的人，後來搶完上了該名男子的車，我聽他說裡面有認識的荷官，我才知道原來是因為這樣，戊○○才知道錢在哪裡等語（院卷第180至198頁）　⒋乙○○於偵查中證稱：王彥為曾經在案發前向我詢問公司櫃檯的錢放在哪裡，我跟他說就放在公司櫃檯抽屜啊，我還問他你要幹嘛，他說他要去搶，我就當他開玩笑等語（偵一卷第 85頁）。　⒌己○○於警詢中證稱損失金額約30多萬元等語（警一卷第95頁），另於偵查中證稱：我們預備金放置的位置不會讓人一眼就看見，因為我們的預備金是放在櫃檯桌子角落的下方，距離地面大約50公分的架子上，而且是放在一個淡粉紅色的化妝包（內），第一次去櫃檯的人不會知道該處有預備金等語（偵一卷第115頁）。　⒍經檢察官勘驗本案案發當時○○桌遊店之店內監視器畫面，結果顯示：檔案時間2秒許，戊○○欲進入櫃檯拿取財物；檔案時間5至7秒許，戊○○彎腰至櫃檯下方拿取財物，再將財物放入手中袋子內；檔案時間10至16秒，戊○○持續在櫃檯抽屜拿取財物；檔案時間18至21秒許，戊○○取完錢財後離開櫃檯。戊○○至櫃檯拿取財物之時間僅有19秒等情，有勘驗筆錄可佐（偵一卷第105至119頁）。　⒎綜上所述，關於本案係因王彥為邀約而起，並由王彥為主導策劃、指定實行恐嚇取財之時間地點、指示過程應作斷點、由王彥為負責後續接應等情，業據戊○○證述明確，丙○○亦證稱有於案發前看到戊○○與王彥為傳送文字訊息，乙○○更證稱王彥為曾於案發前詢問○○桌遊店的錢財放置位置並稱「要去搶」等語，店內監視器畫面亦顯示戊○○僅使用19秒即取走30 萬元，顯見其早已知悉店內金錢位置，均與戊○○證述之情節互核相符。又查，戊○○○○於拿取30萬元現金後已有自行搭乘計程車離開案發現場之能力，且亦實際搭乘計程車離去，然渠等2人並未直接搭乘計程車返家，反係聯繫王彥為在人煙稀少處接應。審酌渠等身上攜帶30萬元現金，如非王彥為清楚知悉本案且指示戊○○需於拿取財物後聯繫伊接應，戊○○無須在攜帶高額贓款之情形下，聯繫與本案無涉之王彥為前來接渠等○○，否則無異無端增加犯罪遭到發現之風險，益徵王彥為清楚知悉並實際指示、分擔戊○○○○所為本案犯行。　⒏辯護人之辯護意旨並不可採：　　⑴辯護人雖以：對於8月13日、14日戊○○有沒有跟王彥為碰面？球棒是何人提供？丙○○有沒有看到王彥為傳訊息給戊○○ ？戊○○是如何拿錢給王彥為？王彥為又是如何把錢分給戊 ○○及丙○○？戊○○○○之證述完全不同，又戊○○供稱：為了依照王彥為的指示做斷點，有換裝等語，也跟監視器畫面不符，他們在行搶完畢之後搭上計程車時根本沒有換裝，只有把頭套拿下來而已。又渠等行搶之前沒有問過可以獲得多少錢，違背行搶一起作案的常情。戊○○與丙○○為○○，又可以共犯本案，關係一定甚佳，有勾串、誣陷王彥為以降低渠等犯罪情節、犯罪所得的動機，故渠等供述不具有真實性，且本案並沒有對話紀錄、通聯記錄、照片等物證可以補強渠等供述，而答應朋友邀約、允諾接送朋友，也是相當常見的狀況，沒辦法以這個常見的行為就認為王彥為有參與本案的犯罪。再者，從乙○○的證述可以知道，週轉金所放置的位置並非隱密也沒有上鎖，從監視器畫面也可以知道戊○○有搜尋櫃檯，週轉金也會在顧客面前拿出來兌換現金給顧客，而戊○○是○○桌遊店的顧客，他有去遊玩也有在櫃台兌換籌碼、現金，他當然可能會看到週轉金放置的位置是在哪裡，他也無法提出相關照片證明王彥為真的有傳照片給他，所以不能用戊○○有拿取週轉金的行為就認為必定是王彥為告知他的。再者，王彥為在案發當天晚上 6點，即8月15日晚上6點還有前去○○桌遊店，如果其真的有犯案，其於案發後前往現場，跟犯案者會暫時迴避現場的狀況是完全不同的等語（院卷第227至229頁），為王彥為辯護。　　⑵然查，戊○○、丙○○所述固非完全一致，然關於行搶後渠等搭上王彥為駕駛之車輛，且在車上朋分贓款等重要事項均證述一致，而丙○○係於案發當日始突然經戊○○告知請其陪同至○○桌遊店持球棒「顧」客人，則丙○○對於戊○○與王彥為之間如何約定本案犯行細節等情，自可能不甚清楚，而渠等未先問清楚參與本案可以獲得多少報酬此節，亦並非顯然悖於常理，更無所謂「違背行搶一起作案的常情」。又自前揭監視器畫面勘驗筆錄已知戊○○進入○○桌遊店後僅耗時不到20秒許即拿走約30萬元，若非經他人先行告知錢財放置位置，難以如此迅速完成，而乙○○於偵查中證稱王彥為事先詢問過錢財放置處，並向其稱「要去搶」等語，且戊○○偕同丙○○行搶後，攜帶大量現金聯繫王彥為前來接應，前開種種事證均足認王彥為清楚知悉本案相關細節並實際參與事前規劃、謀議及事後接應、分贓。縱王彥為於案發後再度前往桌遊店遊玩，然因其於本案案發過程中並未實際露臉進入店內，自不容易啟人疑竇，故此部分亦難作為有利於王彥為之證據。從而，辯護人此部分辯解並不足採，王彥為所為犯行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總則之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所定「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中成年人與兒童、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之加重，並非對於個別特定之行為而為加重處罰，其加重係概括性之規定，對一切犯罪皆有其適用，自屬刑法總則加重之性質。　㈡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46條第1項恐嚇取財罪。被告 2人及丙○○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戊○○於案發當時為成年人，丙○○於案發當時則未滿18歲，有丙○○之個人基本資料可佐（警一卷第81頁），戊○○為○○○ ，知悉丙○○於案發當時未滿18歲而與之共犯本案，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與少年共同實施犯罪之規定，加重其刑；至王彥為部分，依卷內事證尚無足認定王彥為知悉丙○○於案發當時未滿18歲，故不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王彥為因缺錢花用，與戊○○ 、丙○○共犯本案恐嚇取財犯行，被告2人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應予非難；另審酌戊○○始終坦承犯行、王彥為則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被告2人於本案之角色分工、告訴人損失之金額、被告2人之犯罪動機與手段、於本院自述之智識程度與家庭經濟狀況（詳本院審理筆錄）、各自之前科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三、沒收：　㈠供犯罪所用之物：　　扣案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物，為戊○○所有或由王彥為提供戊○○，供戊○○於本案犯行使用，業據其供述在卷（警一卷第 5至6頁），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　㈡犯罪所得：　⒈戊○○供稱：我在○○桌遊店得手30萬元，我在王彥為的車上把贓款全部交給他，他在車上分錢給我跟○○○，我拿10萬元，○ ○○拿4萬5,000元，我目前只剩下扣案的1萬元等語（警一卷第7頁），而扣案如附表編號8所示贓款1萬元業據警方發還告訴代理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可佐（警一卷第102頁），足認其尚領有犯罪所得9萬元，未扣案亦未歸還被害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王彥為因本案犯行而獲得15萬5,000元（計算式：30萬-10萬- 4萬5,000=15萬5,000），為其犯罪所得，未扣案亦未歸還被害人，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甲○○提起公訴，檢察官丁○○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胡慧滿　　　　　　　　　　　　　　　　　　　法　官　戴筌宇　　　　　　　　　　　　　　　　　　　法　官　胡家瑋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簡雅文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46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　　附表：被告戊○○扣案物品一覽表（日期：民國；金額：新臺幣）編號名稱沒收與否扣押時間地點 1 白色NIKE跑步鞋1雙沒收 112年8月18日17時40分許至同日18時許高雄市○○區○○○路000號00樓之0 2 紅色T恤1件沒收 3 棒球帽1頂沒收 112年8月18日20時10分許至同日20時36分許高雄市○○區○○○路000號00樓之0 4 長褲1件沒收 5 長袖外衣1件沒收 6 頭套2個沒收 7 球棒2枝沒收 8 現金1萬元不沒收（已發還告訴人）

2025-03-24

KSDM-113-易-517-2025032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642號上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洪佳薇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7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05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洪佳薇（下稱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賴逸聰自警詢、偵查、審理中就被告如何帶同賴逸聰出賣帳戶之過程，證稱均為一致，更具體指出被告住處，而為被告所不否認。此被告住處之指認，為員警以Google地圖尋得，可傳喚員警到庭為佐。是本件並非僅有賴逸聰之單一指訴。而葉信宏、陳文宗為規避自身刑責，其證述自不可採，原審逕為無罪之諭知，顯有違誤等語。　㈡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如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原審判決已詳細敘明依據卷附被害人指述、匯款證明，固得證明被害人等有遭詐騙匯款進入賴逸聰申設之銀行帳戶等事實，惟就賴逸聰所指「帳戶係交付被告使用」乙節，業經被告堅詞否認，而以被告與賴逸聰之共犯關係，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然以賴逸聰指認同屬「詐欺集團」之葉信宏、陳文宗均否認上情，是本件僅有共犯賴逸聰一人之自白，難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原審就卷內證據調查之結果，已為綜合判斷、取捨，其得心證的理由已說明甚詳，基於罪疑唯輕原則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有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自不容任意指為違法。　㈢又按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兼具被告與證人雙重身分，其就犯罪事實之供述，對己不利之部分，如資為證明其本人案件之證據時，即屬被告之自白；對他共同被告不利部分，倘用為證明該被告案件之證據時，則屬共犯之自白，本質上亦屬共犯證人之證述。而不論是被告之自白或共犯之自白，均受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之規範拘束，其供述或證詞須有補強證據為必要，藉以排斥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虛偽陳述，從而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且自白補強之範圍限定為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關係者。而：　　1.就販賣帳戶之過程，賴逸聰係證稱：陳文宗叫我提供帳戶，一天新臺幣（下同）8000元，「阿宏」的朋友先載我去金山「怪妹」的住處，「怪妹」再載我到基隆享住旅店，就提供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我因為隔天有事，就先回去。第2次是我想賺錢，就自己找陳文宗，陳文宗聯絡「怪妹」，阿宏、陳文宗就載我到金華旅館，辦理中小企銀帳戶，待了3天就可以回家等語（見偵6053卷第69-71頁、金訴字第192頁），是以賴逸聰證述，實際出賣帳戶成功為「第二次」，該次過程中均未實際見得「怪妹」，與賴逸聰接觸者均為「阿宏」、陳文宗等人，聽聞「阿宏」、陳文宗稱呼對方為「怪妹」。則「怪妹」是否為實際取得帳戶者，尚屬有疑。　　　　　2.復就賴逸聰指認「怪妹」住處乙節，賴逸聰係證稱：「怪妹」住處附近的便當店，是警察帶我看Google地圖，警察說地址是○○區○○路000號0樓，當時便當店不是叫「人間美味」，我忘記是2樓還是3樓，還是隔壁棟等語（見金訴字卷第200頁），是賴逸聰指認「怪妹」住處，是否為被告之住處，尚有疑問。再經傳喚承辦員警農育昇，就賴逸聰指認、帶同尋得被告之過程為確認，農育昇亦證稱：事隔過久，已無記憶本件之查獲過程，亦無法回憶賴逸聰當時如何確認「怪妹之真實住所」等情（見本院卷第244-246 頁）。況員警可補強之待證事實為「賴逸聰曾經指認『怪妹』之住處即為被告之住處」，此待證事實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並無關聯性，難認為適格之補強。是本件承辦員警亦無法補強賴逸聰指述之真實性。揆之前揭說明，以賴逸聰尚有瑕疵之證述，無從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㈣綜上，檢察官上訴意旨並未進一步提出積極證據以實其說，仍不足以使本院對於被告產生有罪之確信。本院認原審所為被告無罪之判決，並無不當，檢察官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渝鈞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永棟提起上訴，檢察官鄭堤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江澤　　　　　　　　　　　　　　　　　　　法　官　章曉文　　　　　　　　　　　　　　　　　　　法　官　郭惠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蕭進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附件：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70號公　訴　人　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洪佳薇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605 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洪佳薇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洪佳薇對外以「怪妹」為暱稱，於民國 110年5月13日前之某時，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陳文宗」、綽號「阿宏」及其他不詳成員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並擔任俗稱「收簿手」之工作，負責對外蒐集人頭帳戶使用。被告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之犯意聯絡，被告透過「陳文宗」、「阿宏」之介紹，於110年5月間某日，在基隆市享住旅店、金華旅館等處，以每日新臺幣（下同）5,000元之報酬，分別向賴逸聰（所涉違反洗錢防制法等罪嫌，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以111年度金訴字第11號判決判處罪刑，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上訴字第3245號判決判處罪刑，再上訴後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155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取得其所申辦中國信託商業銀行帳號000-00000 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信帳戶）、臺灣中小企業銀行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小企銀帳戶）之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等資料，並交付予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嗣該詐欺集團取得上開帳戶資料後，以如附表所示詐欺方式，致如附表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如附表所示匯入帳戶內。因認被告涉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等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度上字第816號、40年度台上字第86 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其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而共犯縱經轉換為證人，且所述內容一致，仍屬共犯自白之範疇，究非屬自白以外之其他必要證據，亦不能因其已轉換為證人，即謂得以該證詞（按仍屬自白之範疇）作為其他共犯自白犯罪事實之補強證據。又刑事訴訟法於92年2月6日修正時，基於共犯之自白，如同共同被告之自白，難免有嫁禍他人而為虛偽供述之危險性，乃將第156 條第2項修正為「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95年7月1日修正公布施行之刑法，將原第四章章名「共犯」修正為「正犯與共犯」，但刑事訴訟法並未隨之修正，是以同法第156條第2項所稱「共犯」一詞，仍應指共同正犯、教唆犯及幫助犯而言，不受刑法第四章章名修正之影響（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3013號判決意旨參照）。三、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詐欺、洗錢等犯行，辯稱：我不認識賴逸聰，我沒有收簿子，我沒有加入詐欺集團等語（本院卷一第115頁）。本件檢察官認被告涉有加重詐欺、洗錢等犯嫌，係以證人賴逸聰於警詢及偵訊時之證述、如附表所示之人於警詢之指訴、賴逸聰指認被告之犯罪嫌疑人指認表、本案中信帳戶與本案中小企銀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及如附表所示證據為其依據。經查：（一）公訴意旨所舉上開2帳戶開戶資料與交易明細及如附表所示證據，僅能證明如附表所示之人均遭詐騙，而將如附表所示款項匯入賴逸聰申設之本案中信帳戶或本案中小企銀帳戶內之事實，尚難遽此即認被告涉有本案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二）依起訴書犯罪事實欄所載，賴逸聰與被告屬共犯關係，所為證述僅屬共犯間之自白，仍須有其他補強證據，方得為不利被告之論斷。而查：　 1、賴逸聰於警詢時證稱：110年5月1日有位暱稱「阿宏」之男子告訴我，有人想要從事網路博奕需要2本存摺及卡片，一天可以賺5,000元，110年5月5日「阿宏」開車載我去新北市○○區找暱稱「怪妹」之女子，「怪妹」在同日開車載我去基隆市享住旅店，隔天我就去中國信託基隆分行開通本案中信帳戶的網路銀行，還有申請6個約定帳戶，並將網路銀行帳號和密碼提供給在享住旅店房間內的年輕人。110年5月12日因為我想賺錢，我從新竹搭火車到新北市 ○○區，再搭計程車到「怪妹」家，「怪妹」在同日16時許載我到基隆金華旅館，我聽從房間內年輕人的指示到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基隆分行開通網路銀行及5個約定帳戶，並都交給在金華旅館房間內的年輕人，之後110年5月14日9 時許「怪妹」開車載我到國光客運車站附近下車，並且拿 15,000元作為我這幾天來的酬勞等語（新竹地檢偵卷第7- 8頁）。於偵查中證稱：我朋友「阿宏」及陳文宗（年籍不詳因槍傷半身不遂），他乾妹是「怪妹」，陳文宗於11 0年5月在他北投住處叫我去做博弈網站人頭，1天8,000元，要提供2本帳戶，作為入金及出金所用，我就同意了，「阿宏」的朋友先載我去金山「怪妹」住處，「怪妹」再載我到基隆，她把我載到享住旅店，我看到1個房間包括看管的有5、6個人，叫我們去基隆地區開網銀及約定帳戶，帳號密碼再提供給他們，「怪妹」的說詞跟陳文宗一樣，說是博弈網站，我這次在享住旅店是提供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後來第2次因為我想賺錢，就自己坐火車從新竹到陳文宗家，陳文宗打電話聯絡「怪妹」，「怪妹」告訴「阿宏」及陳文宗地址，「阿宏」及陳文宗就載我到金華旅館，看守的人叫我去臺灣中小企銀開網銀及約定帳戶，第 2次約待了3天，看守的人給我1,000元坐車回去陳文宗住處，我沒找到陳文宗就回新竹了。「怪妹」的特徵是比較矮，身材微胖，她家在金山便當店樓上，我可以確認我在警局指認的人是「怪妹」，就是洪佳薇等語（基隆地檢偵卷第55-56、117-118頁）。於審理時證稱：因為我欠葉信宏（「阿宏」）20,000元，他報我這個網路博奕的工作，一天5,000元可以賺錢償還債務，接著請人載我去「怪妹」那邊，「怪妹」再載我去享住旅館，「怪妹」先打電話給他們的人員確認房號之後叫我自己上樓，第二次去是葉信宏和陳文宗打電話給「怪妹」後，「怪妹」指示直接載我到金華旅館樓下，是葉信宏和陳文宗載我到金華旅館，他們就打電話給「怪妹」，可能也是問房號，然後我就下車去樓上，我們有去開網路帳戶，第一次享住旅店因為缺證件沒辦成功，第二次在金華旅館我交2本(中國信託、臺灣中小企業銀行)帳戶給看守我們的工作人員，我住了3、4 天，「怪妹」就是在庭的被告，因為有像，就是她等語（本院卷一第191-203頁）。固均證稱係被告開車載其至基隆市享住旅店提供帳戶資料，亦係被告告知「阿宏」和「陳文宗」基隆市金華旅館房號供賴逸聰前往提供帳戶資料等節。　 2、惟本院於審理時傳喚賴逸聰指認之「阿宏」即葉信宏、陳文宗到庭作證，2人均證稱不認識被告，也不認識賴逸聰，未曾介紹被告向賴逸聰借帳號，未曾與賴逸聰前往基隆市享住旅店、金華旅館提供帳戶等語（本院卷一第306-30 8、343頁），被告亦供稱不認識在庭之葉信宏、陳文宗（本院卷一第308頁）。則賴逸聰所稱同屬詐欺集團成員之證人葉信宏、陳文宗既均證稱不認識被告，因此，就被告是否擔任本案詐欺集團收簿手乙節，除賴逸聰之證述外，卷內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為憑，本院自難僅憑賴逸聰之單一證述，在別無其他補強證據之情況下，逕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3、又賴逸聰於審理時證稱其係因施用毒品而認識葉信宏、陳文宗等語（本院卷一第345頁），並提供該2人之特徵、約略年齡範圍及住居縣市等資料予本院查得葉信宏、陳文宗之年籍資料，復經賴逸聰指認在卷（本院卷一第199-203 、239-241頁）。查葉信宏、陳文宗前均有毒品相關之涉案紀錄，有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6年度毒偵字第2 3號起訴書（本院卷一第215-216頁）、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9年度毒偵字第1801號不起訴處分書（本院卷一第225-226頁）在卷可參，然縱認賴逸聰確實與葉信宏、陳文宗認識，故可具體提供2人之身分資料，本案仍查無葉信宏、陳文宗與被告之關聯，尚難僅因賴逸聰指稱係葉信宏、陳文宗介紹其交付帳戶資料予「怪妹」，遽認被告有本件詐欺、洗錢等犯行。（三）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3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而仍有合理懷疑存在，是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渝鈞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永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顏偲凡附表：編號告訴人/被害人詐欺方式匯款時間匯款金額（新臺幣）匯入帳戶證據 1 陳宜茜詐欺集團於110年5月13日15時許前某時，以假投資真詐財之方式，詐騙陳宜茜，致陳宜茜陷於錯誤。 110年5月13日15時許 400,000元本案中小企銀帳戶 ⒈告訴人陳宜茜於警詢之指訴（偵6353卷第29-30頁） ⒉匯款申請書（偵6353卷第34頁） 2 姜宜岑詐欺集團於110年5月13日17時12分許前某時，以假投資真詐財之方式，詐騙姜宜岑，致姜宜岑陷於錯誤。自110年5月13日17時12分許起 ①30,000元 ②30,000元本案中信帳戶 ⒈被害人姜宜岑於警詢之指訴（偵6353卷第36-37頁） 3 陳新璇詐欺集團於110年5月13日18時23分許前某時，以假投資真詐財之方式，詐騙陳新璇，致陳新璇陷於錯誤。自110年5月13日18時23分許起 ①50,000元 ②50,000元 ③50,000元本案中信帳戶 ⒈告訴人陳新璇於警詢之指訴（偵6353卷第43-46頁） ⒉交易明細（偵6353卷第55頁） 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偵6353卷第50-55頁） 4 林雅晴詐欺集團於110年5月14日19時12分許前某時，以假投資真詐財之方式，詐騙林雅晴，致林雅晴陷於錯誤。自110年5月14日19時12分許起　 ①100,000元 ②100,000元本案中信帳戶 ⒈告訴人林雅晴於警詢之指訴（偵6353卷第57-58頁） ⒉轉帳交易成功畫面（偵6353卷第65-66、68頁） 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偵6353卷第60-64頁） 5 華方瑜詐欺集團於110年5月14日19時59分許前某時，以假投資真詐財之方式，詐騙華方瑜，致華方瑜陷於錯誤。 110年5月14日19時59分許 50,000元本案中信帳戶 ⒈告訴人華方瑜於警詢之指訴（偵6353卷第69-69反面頁） ⒉轉帳交易成功畫面（偵6353卷第73頁） ⒊網頁廣告、博元集團、捷普集團等網頁擷圖畫面（偵6353卷第78-84頁） 6 宋允詐欺集團於110年5月14日21時33分許前某時，以假投資真詐財之方式，詐騙宋允，致宋允陷於錯誤。 110年5月14日21時33分許 20,000元本案中信帳戶 ⒈告訴人宋允於警詢之指訴（偵6353卷第86-86頁反面） ⒉轉帳交易成功畫面（偵6353卷第94頁） 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偵6353卷第95-101頁） 7 李依真詐欺集團於110年5月14日21時47分許前某時，以假投資真詐財之方式，詐騙李依真，致李依真陷於錯誤。 110年5月14日21時47分許 21,000元本案中信帳戶 ⒈告訴人李依真於警詢之指訴（偵6353卷第103-104頁反面） ⒉轉帳交易成功畫面（偵6353卷第109頁） ⒊通訊軟體大頭貼（偵6353卷第110頁） 8 姜泰安詐欺集團於110年5月14日21時55分許前某時，以假投資真詐財之方式，詐騙姜泰安，致姜泰安陷於錯誤。 110年5月14日21時55分許 3,000元本案中信帳戶 ⒈告訴人姜泰安於警詢之指訴（偵6353卷第112-113頁） ⒉轉帳交易成功畫面（偵6353卷第145頁） ⒊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偵6353卷第116-144頁反面） 9 黃威凱詐欺集團於110年5月14日22時24分許前某時，以假交友真詐財之方式，詐騙黃威凱，致黃威凱陷於錯誤。 110年5月14日22時24分許 20,000元本案中信帳戶 ⒈告訴人黃威凱於警詢之指訴（偵6353卷第157-159頁） ⒉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偵6353卷第163-173頁） ⒊統一超商繳款證明（偵6353卷第174頁）

2025-03-20

TPHM-113-上訴-5642-2025032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876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志峯選任辯護人林冠廷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491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撤緩調偵字第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後，認第一審以本案檢察官起訴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黃志峯確有公訴意旨所指涉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行之程度，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爰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尚無違誤，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關於無罪部分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同案被告陳沐恩(原名陳品瑜)前與被告為男女朋友關係，其等於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金重訴字第15號恐嚇取財等案件中（以下稱前案），均為共同被告，而被告於前案中之犯罪時間約從民國105年至107年間，同案被告陳沐恩與被告於前案犯罪事實欄壹、七、（三）中，由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與同案被告陳沐恩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不法意圖犯意聯絡，向被害人李青益詐騙商品，時間為106年2月間，而本案案發時間為106年8月至同年9月間，依前案犯罪事實之記載，被告在當時依然處於資金週轉不靈之窘境，是同案被告陳沐恩於107年10月22日偵訊時供稱：「我跟黃志峯說媽媽有同意」等語，實無足採信，而同案被告陳沐恩於112年8月8日審理期日以證人身分作證時，被告質問：「妳在取得印鑑證明及房地產的過程妳有無向被告表示這些是如何取得來？」同案被告陳沐恩則證稱：「我做這些事被告都知情。當然是被告教我這麼做的，我的腦筋不聰明，不會自己想到這些。」另受命法官依職權訊問：「偵訊時檢察官問妳有無跟被告說黃鳳嬌由（應為『有』）無同意妳設定抵押權一事，妳告知被告妳媽媽有同意，當時回答是什麼意思？」同案被告陳沐恩則證稱：「我不記得當時為何這樣講，真的太久了」，堪信同案被告陳沐恩已間接承認前揭偵訊時供稱有向被告告知告訴人黃鳳嬌有同意等情為不實之陳述，是同案被告陳沐恩未取得告訴人同意或授權，即以告訴人之本案房地，信託登記在同案被告陳沐恩名下，並辦理公證，向證人陳正洋借款等情，被告應完全知悉，且居於主導之地位，原審判決以同案被告陳沐恩於審理中之證述與偵查中之供述前後不一，即遽認被告不知情等情，尚嫌遽斷，應予撤銷改判等語。三、本院查：　㈠上訴意旨雖稱同案被告陳沐恩前與被告為男女朋友關係，其等於前案為共同被告，而被告於前案中之犯罪時間約從105 年至107年間，同案被告陳沐恩與被告於前案犯罪事實欄壹、七、（三）中，由被告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與同案被告陳沐恩共同基於詐欺取財之不法意圖犯意聯絡，向被害人李青益詐騙商品，時間為106年2月間，而本案案發時間為106 年8月至同年9月間，依前案犯罪事實之記載，被告在當時依然處於資金週轉不靈之窘境，是同案被告陳沐恩於107年10 月22日偵訊時供稱：「我跟黃志峯說媽媽有同意」等語，實無足採信等情。惟查，前案犯罪事實欄壹、七、（三）所示被告有單獨涉犯行使偽造文書及其與同案被告陳沐恩有共同詐欺取財之犯罪事實(見本院卷一第47頁)，與本案檢察官起訴被告與同案被告陳沐恩共同涉嫌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被告與同案被告陳沐恩雖均有涉案，犯罪情節或有相類之處，然上開證據性質既屬品格證據、類似事實證據之一種，雖就判斷被告之「性格」而言，具有高度之證明力，但卻可能同時產生不當預斷偏見、導致事實誤認。因此，我國實務向來基於習性推論禁止之法則，認為不得用該等證據證明被告品格與本案犯罪行為相符或有實行該犯罪行為之傾向。從而，縱使被告確實前有因資金窘迫而涉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犯行及與同案被告陳沐恩共同涉及詐欺取財犯行而遭檢警偵辦，並經法院判處罪刑之情事，依上說明，仍不能以此推斷被告有本案被訴行使偽造私文書、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亦無法當然推論同案被告陳沐恩先前於本案偵查時所為有利被告之供述定不可信，自難憑此而對被告為不利之認定。　㈡上訴意旨另稱依同案被告陳沐恩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內容可知，同案被告陳沐恩未取得告訴人同意或授權，即以告訴人之本案房地，信託登記在同案被告陳沐恩名下，並辦理公證，向證人陳正洋借款等情，被告應完全知悉，且居於主導之地位等語。惟查：　⒈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其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犯罪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而共犯之自白，其供述自己犯罪部分（即對己不利陳述部分），固屬被告之自白；其供述有關其他共同犯罪者之犯罪事實部分（即對其他共同被告不利陳述部分），則屬共犯之自白，為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無論係「對己」或「對其他共同被告」之不利陳述，均應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始可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又證據之證明力，雖由法官評價，然心證之形成，由來於經嚴格證明之證據資料之推理作用，通常有賴數個互補性之證據始足以形成確信心證，單憑一個證據則較難獲得正確之心證。尤以具有共犯關係之單一證據，共犯或為獲邀減刑寬典，不免有作利己損人之不實供述之虞。此種虛偽危險性較大之被告以外之人所為之陳述，為避免其嫁禍他人，藉以發見實體之真實，除以具結、交互詰問、對質等方法，以擔保其真實性外，自仍應認有補強證據以增強其陳述之憑信性，始足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⒉同案被告陳沐恩於原審審理時固證稱：被告說他急需一筆資金使用，所以被告提議用我母親的房子做抵押，而我將本案房地辦理信託抵押貸款乙事，我母親一開始不知道，我不記得為何在偵查時稱我有告知被告我母親有同意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8頁、第223頁、第224頁)；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在辦理信託及抵押過程中，我母親黃鳳嬌不知道，也沒有同意，而被告知道我母親沒有同意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62至46 3頁、第467頁)，惟同案被告陳沐恩於107年4月17日偵訊時則證稱：因為被告在外投資有糾紛需要錢，我跟被告提議我跟黃鳳嬌借房子辦理抵押貸款，所以我有跟黃鳳嬌說我缺一筆錢約新臺幣(下同)300萬元，當時我有跟黃鳳嬌說要用現居地國泰街39巷房子辦理抵押借款，當時黃鳳嬌有同意，所以我於106年9月間有帶黃鳳嬌到板橋戶政機關辦理變更印鑑章，因為黃鳳嬌忘記當時是用哪一顆印章，而黃鳳嬌知道房子信託在我名下，因為我有問過黃鳳嬌，黃鳳嬌也同意等語 (見新北檢107偵字4289號卷第148頁、第149頁)；於107年10 月22日偵訊時證稱：因為當時很急著用錢，所以才跟黃鳳嬌講要設定抵押的事情，但因為黃鳳嬌本人無法到場，吳代書 (按即證人吳家豪)說可以用信託的方式，黃鳳嬌當初也有答應我的自行出面辦理信託及設定登記，而我當時跟被告說告訴人同意以本案房地設定抵押等語（見新北檢107偵字4289 號卷第324頁、第325頁、第326頁)，則依同案被告陳沐恩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內容可知，同案被告陳沐恩有無告知被告有關告訴人有同意同案被告陳沐恩將本案房地辦理信託登記及抵押權設定以供被告借款一事，前後所證不一，已有所齟齬，顯有重大瑕疵，則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告訴人並未同意或授權以本案房地設定抵押權借款乙事，尚非無疑。　⒊再者，同案被告陳沐恩於偵訊時明確證稱：授權書暨同意書上的「黃鳳嬌」是我簽的，我有跟黃鳳嬌說過要辦這些手續，吳代書說我可以在認證暨同意書上簽立黃鳳嬌的名字等語 (見新北檢107偵字4289號卷第324頁、第326頁)；於本院審理時卻改證稱：「(審判長：提示偵4289卷第255 頁，這份「授權書暨同意書」上面黃鳳嬌的簽名及印鑑章？簽名誰簽的？印鑑章誰蓋的？你還記得嗎？)不記得了。」、「(審判長問：提示同卷第255 頁「授權書暨同意書」，黃鳳嬌的簽名及印鑑章是誰簽、誰蓋？)看起來有點像是我寫的。章是誰蓋的我不記得。」、「(受命法官問：提示107 偵4289卷第137 頁同意書，同意書上的『黃鳳嬌』印文是誰所蓋立的？ )我不記得了。」、「受命法官問：承上，則在你與黃鳳嬌辦理印鑑證明後，黃鳳嬌是否有將辦妥的印鑑證明及印鑑章交付給你，有無此事？)黃鳳嬌將印鑑證明交付給我，印鑑章我記得媽媽拿回去了。」、「(受命法官問：提示107 偵4 289卷第91頁之登記申請書，在你去辦理本案房地的信託登記申請時，該登記申請書上有蓋有『黃鳳嬌』之印文，但你又稱黃鳳嬌並沒有同意、授權你辦理信託登記，則你前去地政事務所辦理地政登記時，為何會有黃鳳嬌的印文蓋在提示之登記申請書上？)真的時間太久了，我不記得黃鳳嬌當時有無將印鑑章交給我，但是我印象中是沒有，但也有可能是我記錯，其實是我有拿到章。」、（受命法官問：承上，你的意思是提示的信託登記申請書上所蓋用的「黃鳳嬌」印文是你盜蓋的嗎？)不是我蓋的。」、「(受命法官問：那是誰蓋的？)不清楚。」、「(受命法官問：提示107 偵4289卷第11 5 頁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上面有蓋用『黃鳳嬌』的印文，是何人所盜蓋或是偽造？)我真的不記得。」、「(受命法官問：你剛剛有說上開信託登記上的土地登記申請書上的印章不是你蓋的，那是何人提出的？是否是黃鳳嬌提出的？) 真的不記得。」、「(受命法官問：承上，抵押設定登記上，黃鳳嬌的印鑑章是何人提出？是否黃鳳嬌提出的？)不是黃鳳嬌提出的。是誰提出，時間太久不記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66頁、第469頁、第470頁、第471頁)，而被告否認有偽簽「黃鳳嬌」之簽名及盜蓋「黃鳳嬌」之印章等情(見本院卷二第57至58頁)，由此可知，同案被告陳沐恩就其涉及本案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等犯行之犯罪歷程，刻意迴避或閃躲個人涉案部分，並改稱毫不知情，則同案被告陳沐恩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不利被告之證詞，亦非無瑕疵可指，更難遽認其所為不利被告之證詞可信。　⒋此外，證人陳正洋於偵訊時證稱：有登記板橋國泰街39巷4弄 4號的抵押權人，因為陳品瑜要借款300萬元，我借給她，所以設定抵押，當時出面跟我借款的是陳品瑜，介紹人是吳代書，後來有看過黃鳳嬌，是還款300萬元那次，陳品瑜父母應該知道房子被抵押的事情，當時陳品瑜父母沒有對於他的房子被抵押的事情覺得無法接受、驚訝，當時他們沒有異狀，當時黃鳳嬌也沒有表明她不知情房子遭抵押的事情等語( 見新北檢107偵字4289號卷第151頁、第152頁)；證人吳家豪於偵訊時證稱：抵押設定是我處理的，信託我只是陪同，黃鳳嬌印章是陳品瑜提供給我的，印章是我或陳品瑜蓋的，我有點忘記了，但陳品瑜有授權公證書，所以我們可以做，送件也是陳品瑜送等語(見新北檢107偵字4289號卷第223至224 頁)；證人楊傳吉於偵訊時證稱：我不認識陳品瑜、被告，這件案子是當鋪介紹給我的，板橋文化路一段169號維揚當鋪的蕭中吉轉述本件狀況，跟我說屋主本人無法到場，說她媽媽同意借錢，但不想要簽立借據、本票，我請教吳代書，吳代書本來也不同意這樣做，一週後，被告透過蕭中吉聯絡我，說希望本件由女兒出面借款就好，媽媽提供房子設定擔保，我有問被告為什麼，但被告不願意講真正的原因，只有講說她媽媽同意借錢，但不願意出面等語(見新北檢107偵字 4289號卷第240至241頁)，是依證人陳正洋、吳家豪、楊傳吉前開證詞可知，均無法證明同案被告陳沐恩上開所證其有告知被告有關告訴人不同意將本案房地辦理信託登記及抵押權設定以供被告借款乙情，則上開證人之證詞，尚無法補強同案被告陳沐恩所為不利被告之證詞憑信性。　⒌綜觀上情，卷內尚乏其他補強證據可佐同案被告陳沐恩前開不利被告說詞之真實性，揆諸前開說明，自不得僅憑共犯之單一自白，逕認被告有如公訴意旨所指之上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尚無從以此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是前開檢察官上訴意旨，尚不可採。　㈢至於被告雖於108年11月12日偵訊時供稱：對於本案願意認罪云云(見新北檢108偵調1853號卷第44頁)，惟細繹被告於該次偵訊之自白內容可知，被告對於其如何涉及本案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犯行以及謀劃過程為何，隻字未提，顯見被告於108年11月12日偵訊僅為籠統空泛認罪，尚難認被告有何自白與構成要件有關之犯罪事實，已無從以被告上開自白作為佐證同案被告陳品瑜前開不利被告證詞為可信之依據。此外，對照被告於108年11月12日偵訊前之偵查歷程，被告於107年11月15日偵訊時供稱：為何要拿房子去信託實際的情形我不清楚，我印象中陳品瑜跟我說有跟黃鳳嬌講要設定抵押等語(見新北檢107偵4289號卷第338頁、第339頁)；被告於108年1月10日偵訊時供稱：因為當時陳品瑜是無條件幫忙我，基於道義上的責任，我會優先處理黃鳳嬌的債權。請黃鳳嬌考量我還在羈押中，有很多事情我無法馬上進行，我也有與黃鳳嬌簽立切結書，我會依照切結書内容履行。陳品瑜當初是單純想幫我周轉，陳品瑜並非惡意，希望他們母女二人關係因我而交惡，如果陳品瑜的事證會遭檢方起訴的話，我也願意全部承擔等語(見新北檢107偵4289 號卷第362頁)；被告於108年3月28日、108年7月29日偵訊過程中均係在討論與告訴人之和解事宜，並未為任何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關之陳述等情(見新北檢107偵4289號卷第367至368 頁；新北檢108偵調1853號卷第13至14頁)；被告於108年9月 5日偵訊時則供稱：對於本案仍做無罪答辯等語(見新北檢10 8偵調1853號卷第24頁)，由此可知，在被告於108年11月12 日偵訊為認罪前，被告並未坦承本案犯行或為不利於已之供述，迄至108年11月12日該次偵訊時始籠統表示認罪，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其於本案歷次供述表示意見時供稱：除了偵查階段最後一次檢察官希望我認罪部分讓陳品瑜緩起訴不實在，其餘部分實在等語(見本院卷二第59頁)，且同案被告陳沐恩就本件犯行，最終亦獲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度調偵字第1853號緩起訴處分書可稽(見新北檢108偵調1853號卷第57至59頁)，依上開事證，被告為使本案偵查階段仍為其女友之同案被告陳沐恩得以獲得檢察官從輕處理之緩起訴處分而選擇認罪，所辯尚非難以想像。準此，被告既迭於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否認有行使偽造私文書及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之情事，本院尚難以被告此唯一且事後翻異否認之自白，遽採為有罪之根據。　四、綜上，檢察官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欣湉提起公訴，檢察官陳建勳提起上訴，檢察官李海龍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十庭　審判長法　官　吳淑惠　　　　　　　　　　　　　　　　　　　法　官　張宏任　　　　　　　　　　　　　　　　　　　法　官　張明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戴廷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附件：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91號公　訴　人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黃志峯　男　(民國00年0月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籍設新北市○○區○○路0號　　　　　　　　　　（新北○○○○○○○○）　　　　　　　　　　住○○市○○區○○路0段000號20樓　　　　　　　　　　（現另案在法務部○○○○○○○執行中，寄押在法務部○○○○○○○○○○○）選任辯護人　謝宏明律師（解除委任）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撤緩調偵字第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志峯無罪。　　事　實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志峯前與陳品瑜（現改名為陳沐恩，所涉偽造文書罪嫌之部分，業經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為男女朋友，陳品瑜為告訴人黃鳳嬌之女。黃志峯與陳品瑜為解決黃志峯在外積欠之債務，欲以黃鳳嬌所有、位在新北市○○區○○街00巷0弄00號建物及其基地（下稱本案房地）向他人擔保借款，黃志峯透過楊傳吉獲悉陳正洋願出借款項，惟須房地所有權人親自出面擔保借款，遂透過代書吳家豪與陳正洋磋商，雙方最終約定由不動產所有權人信託登記予陳品瑜，並辦理買賣契約之公證，陳正洋再行借款，詎黃志峯、陳品瑜2人均明知黃鳳嬌並未同意或授權其等2人辦理下列事項，竟仍共同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陳品瑜於民國106年8月28日，向黃鳳嬌佯以公司地址準備登記在本案房地，需要印鑑證明辦理公司登記為由，帶同黃鳳嬌前往新北○○○○○○○○辦理申請印鑑證明，黃鳳嬌再將辦妥之印鑑證明及印鑑章交付陳品瑜，黃志峯、陳品瑜並於106年9月1 日，持黃鳳嬌之印鑑章、印鑑證明等資料，前往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由陳品瑜交付印鑑章予吳家豪盜蓋在登記申請書上，申請將黃鳳嬌所有本案房地信託登記予陳品瑜，致不知情之承辦公務員將本案房地信託登記予陳品瑜之不實內容，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土地、建物登記謄本而完成信託登記，足生損害於黃鳳嬌及地政機關對土地、建物登記事項之正確性，黃志峯、陳品瑜取得本案房地信託登記為所有權人後，再於106年9月6日，一同前往新北市○○區○○路00號之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詹孟龍事務所，由陳品瑜在「授權書暨同意書」上偽簽「黃鳳嬌」之姓名，並盜蓋黃鳳嬌之印鑑章在「授權書暨同意書」上後，持向公證人辦理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公證使用，公證完畢後，黃志峯、陳品瑜再於同日，一同前往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持黃鳳嬌上開印鑑章，盜蓋在登記申請書上，將本案房地設定抵押權予陳正洋，以此方式，向陳正洋借款新臺幣（下同）300萬元。嗣黃鳳嬌接獲不明人士來電詢問是否要信託不動產，復前往地政事務所查詢其名下之不動產資料，始查悉上情。因認被告共同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及同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 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三、公訴意旨認被告黃志峯涉犯刑法偽造文書等罪嫌，無非係以被告黃志峯於偵查中之供述、共犯陳品瑜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黃鳳嬌，及證人陳正洋、吳家豪、楊傳吉、陳信華於偵查中之證述、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107年3月2日函暨所附同所106年板登字第180110號信託登記、第182780 號抵押權設定登記申請書及其相關附件資料各1份、授權書暨同意書1張、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詹孟龍事務所107年5月21日（107）新北院民公龍文字第000037號函、107年5月30日（107）新北院民公龍文字第000041號函暨所附民間公證人詹孟龍事務所認證卷宗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黃志峯堅決否認涉有何偽造文書等犯行，辯稱：陳品瑜那時候是我女朋友，當時我有資金缺口，陳品瑜有借錢給我，我不知道錢的來源，我也不知道陳品瑜有拿房子作抵押等語。經查：　㈠證人陳品瑜以設立公司，需將公司地址設定在本案房屋為由，偕同告訴人黃鳳嬌於106年8月28日，前往新北○○○○○○○○，辦理黃鳳嬌之印鑑變更登記，並取得黃鳳嬌之印鑑章及印鑑證明後，再由陳品瑜於同年9月1日，持上開印鑑章，前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詹孟龍事務所（下稱詹孟龍事務所），辦理「授權書暨同意書」之認證，授權陳品瑜得代為一切法律行為，陳品瑜再於同（1）日，持黃鳳嬌之印鑑章及印鑑證明，前往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代理黃鳳嬌，辦理本案房地之信託登記，將本案房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陳品瑜乙節，為被告所是認，核與證人陳品瑜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詹孟龍事務所107年5月30日（107）新北院民公龍文字第000041號函暨所檢附106年度新北院民認龍字第202829號卷宗全卷、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107年3月2日新北板地籍字第1073993512 號函暨所檢附106年板登字第180110號信託登記申請書及相關附件資料，及新北○○○○○○○○112年6月19日新北板戶字第11 25585700號函暨所檢附黃鳳嬌印鑑變更登記申請書各1份在卷可稽，足徵告訴人指稱其並未同意將本案房地移轉登記予陳品瑜，亦未同意被告及陳品瑜以本案房地作為抵押，以為借款乙情，堪信為真。　㈡次查，本案初始係被告有資金借款需求，被告透過當鋪業者蕭中吉介紹認識證人楊傳吉，再由楊傳吉透過證人即代書吳家豪找到願意借款之金主即證人陳正洋，吳家豪要求房地所有權人黃鳳嬌本人親自對保，但被告向楊傳吉表示希望由陳品瑜出面借款，楊傳吉轉達予吳家豪，吳家豪表示陳正洋要求要公證授權並信託予陳品瑜，方同意借款，楊傳吉將陳正洋之意思轉達予被告後，被告表示他會處理，待辦妥本案房地信託登記予陳品瑜後，雙方即於同年月6日，相約在地政事務所，由被告與陳品瑜持黃鳳嬌之印鑑章及印鑑證明到場，當天出席者有被告、陳品瑜、楊傳吉，及吳家豪，吳家豪先確認文件均備齊後，即陪同被告及陳品瑜一起辦理本案房地抵押權設定予陳正洋，以向陳正洋借款300萬元，並由陳品瑜與陳正洋就本案房地簽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再於同（日）持黃鳳嬌前揭「授權書暨同意書」，前往詹孟龍事務所辦理該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之認證，過程中，楊傳吉均係與被告聯絡，未曾與陳品瑜對話、證人陳正洋、吳家豪與陳品瑜討論本件借款事宜時，被告均有在場等節，亦為被告所不否認，核與證人陳品瑜、楊傳吉、吳家豪、陳正洋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新北市板橋地政事務所107年3月2日新北板地籍字第1073993512號函暨所檢附106年板登字第182780抵押權設定登記申請書及相關附件資料、證人陳正洋庭呈之公證書各1份在卷可憑，足認被告有參與本案房地設定抵押予證人陳正洋以借款之過程，甚且居於主導之地位可明。　㈢惟按，刑法之偽造私文書罪，以無製作權人冒用或虛捏他人名義，而製作該不實名義之文書為構成要件，係必也行為人主觀上知悉其無製作權而仍為之，始足當之。然本件係陳品瑜出面向告訴人佯以設立公司為由，騙取告訴人交付印鑑章及印鑑證明，業如前述，是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告訴人並未同意將本案房地信託登記予陳品瑜，並以本案房地設定抵押以擔保借款，事關本件被告所為是否成立刑法偽造文書罪嫌。然證人陳品瑜前於偵訊時供稱：當時被告有陪同我設定抵押及信託，我當時跟被告說告訴人同意以本案房地設定抵押等語（見107年度偵字第4289號卷第326頁）、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不記得當時為何檢察官問我有無跟被告說告訴人同意設定抵押權一事時，會回答我跟被告說告訴人有同意等語（見本院卷㈠第225頁），是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告訴人並未同意或授權以本案房地設定抵押權借款乙事，即非全無疑義，而本案並無其他事證足證被告主觀上知悉告訴人並未授權為信託登記及抵押權登記，是縱使被告確實有全程參與本案房地信託及抵押權設定之過程，甚且居於主導之地位，亦難遽認其所為核於刑法偽造文書罪之構成要件，而難遽以該罪責相繩。五、綜上，被告雖有參與本案房地設定信託及抵押權之過程，然依卷內事證，尚難認其主觀上對於告訴人並未同意或授權就本案房地設定信託及抵押權登記乙節，有所認識。本案檢察官認被告涉嫌前揭犯行所憑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法形成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偽造文書等犯行之有罪心證，依據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欣湉提起公訴，檢察官朱曉群、陳建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正偉　　　　　　　　　　　　　　　　　　　　　　　　　　　法　官　陳志峯　　　　　　　　　　　　　　　　　　　　　　　　　　　　　　　　　　　　法　官鄭淳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汪承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30　　日

2025-03-19

TPHM-113-上訴-3876-20250319-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057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冠廷選任辯護人鄭世脩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108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31204號、110年度偵字第1501 號、110年度偵字第31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對被告陳冠廷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㈠證人李奕暄與被告並無任何恩怨情仇，證人李奕暄經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多次訊問，均坦承交待其本身涉案情節及被告係如何參與本件詐欺犯行，證人李奕暄於警詢時指認暱稱「牛奶」之人即為暱稱「陳國生」之人的專屬司機及助手，特徵為高約170公分、瘦、有戴眼鏡、駕駛黑色BMW…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1240號卷第11頁)，又證人李奕暄於民國109年11月3日警詢時明確指認：「我依『陳國生』或『牛奶』的指示，收到車手的提領贓款後，我會帶著這些錢到『金國花檳榔攤』裡面的客廳，這些錢我會親手交給『牛奶』，讓他來作點清的動作，清點無誤後『牛奶』會指示我拿他的黑色皮製手提公事包，把錢都裝進去並叫我待命」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1240號卷第27頁)。證人李奕暄亦證稱：「『牛奶』當天(19日)早上希望我頂替車手的工作，並給我5張提款卡及3 本存摺，先叫我離開萬華，到其他地方去試車(測試帳戶可否使用)，我確認帳戶皆正常後，會拍『試車』的交易明細給他，接下來就是待命，這些指示跟回報都是在TELEGRAM群組內交談，大約11時5分的時候，他又叫我到附近的ATM去領錢，接下來的11時20分的時候，他又叫我再持同一張提款卡到 ATM去領錢，下午陸陸續續也依其指示去ATM提領現金，一直到晚上6點左右，我因擔任車手遭海山分局依現行犯查獲」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1240號卷第28頁)。證人李奕暄復證稱：「『牛奶』會先在群組問我在哪邊，並派人來跟我收錢， 12點我回報我的位置是在板橋星聚點KTV附近，等到收水來，他是停在錢櫃KTV前，我就走到他車子副駕駛座，把錢交給他，然後就各自解散，下午4點的時候，『牛奶』同樣問我在哪，我回報我在中正路全家對面一個郵局(板橋港尾郵局板橋19支局），大約就是在399巷那邊，然後同樣是那個高高瘦瘦的收水，開同一台車來跟我收錢，他大概停在全家旁邊，我一樣是步行到他副駕駛座旁把錢交給他，然後也是各自離開。晚上被警方查獲前，我本來也是向『牛奶』回報我的位置是在貴族世家前，我要走回車上等的路上就被警方抓了，我的車當時是停在好樂迪埔墘店前的停車格」等語(見109 年度偵字第31240號卷第28至29頁)。證人李奕暄再證稱：「就是我前面講的，『牛奶』指示我把我提領的錢交給開000-00 00(有具體車號可查)高高瘦瘦的收水」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1240號卷第30頁)。證人李奕暄另於109年11月4日警詢時證稱：「受『牛奶』及自稱『陳國生』等2名男子指揮。也是交給『牛奶』及『陳國生』。基本上都是『牛奶』指揮我，『陳國生』是『牛奶』的老闆，但『陳國生』有時也會跳過『牛奶』指揮我去領取包裹」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1240號卷第74頁)。證人李奕暄復證稱：「在領取包裹期間還有擔任收水(新北市泰山區文程路、明志路口的統一超商奕真門市、新北市蘆洲區中正路185巷統一超商前進門市)，收水期間我還會到萬華艋舺大道285號或是前往新莊區公園路232號內的水泥矮房跟『陳國生』、『牛奶』碰面把錢交給他們，另外在109年10月16日、17、19日有擔任車手(新北市板橋區的超商或銀行ATM」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1240號卷第75頁)。是證人李奕暄對於其所屬之詐欺集團上層「牛奶」及「陳國生」二者係不同之 2名男子，業已明確區別，又證人李奕暄就其如何受「牛奶」即被告指示並前往提領詐欺款項以及交付詐欺款項等細節亦已指述明確，並無任何原判決所述不實情事，並且證人李奕暄於109年12月3日偵查中明確指稱：「『牛奶』會透過通訊軟體群組跟我說要去哪邊領及收件資料，領到包裹後我再將包裹拿去萬華區艋舺大道的『金國花檳榔攤』交給『牛奶』，『牛奶』跟『陳國生』是不同的人，都是男的。另外『牛奶』還會將提款卡、存摺送去指定地點(即泰山區文成路的統一超商或蘆洲區中正路的統一超商)交給綽號『智障』的人，我都固定交給他」等語(見109年度偵字第30602號卷第2頁)，其又於109年12月4日警詢時證稱：「詐欺上游『牛奶』TELEGRAM以暱稱『咬錢虎2.0』指使我前往該處領錢，『咬錢虎2.0』的名字叫陳冠廷」等語(見110年度偵字第1501號卷第64頁、第69頁 )。且又於110年12月14日準備程序時供稱：「『牛奶』、『咬錢虎』是同一人，是陳冠廷，這人看過不止一次，我看到他時，陳冠廷都在陳國生旁邊」等語。準此，證人李奕暄係親身見聞詐騙集團上一層即被告之人，被告即為詐騙集團上層「牛奶」，證人李奕暄係親自受被告指揮，而非憑空想像「牛奶」、「咬錢虎」之暱稱。再者，被告亦坦承其係「牛奶」者，亦坦承「牛奶」與「陳國生」係二個不同男子。按「咬錢虎」此一無專屬性之暱稱，係上層詐騙集團之「牛奶」與「陳國生」二個不同男子共同用來指揮下層之工作稱號，從而證人李奕暄才能如此清楚的說明「牛奶」與「陳國生」之不同，同時也說明了「牛奶」與「陳國生」有於詐騙行為期間共同使用「咬錢虎」此一稱號。是證人李奕暄自始至終並無原判決所述任何不實之情形，原判決徒以短短數語言即認證人李奕暄於歷年偵查審判中所有具體、時間、地點、情節之證詞真實性有所問題，此部分容有認定事實不依證據之違法處。　　　㈡證人即同案被告黃新凱亦係親自見聞並受被告指揮向證人李奕暄收錢而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人。「牛奶」即係本案被告，已然確定，證人黃新凱又係對「牛奶」即被告所駕駛 BMW3車輛印象深刻，足見證人黃新凱並無原判決所述僅係依憑其對於「咬錢虎」此一「名字（暱稱）」之認知，原判決此部分認定事實明顯與事實不符，且與論理法則有違等語。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犯罪事實，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此所稱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無從使事實審法院獲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 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其立法旨意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自白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上揭所稱「其他必要之證據」即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印證，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相當確信者，始足當之。故簡言之，「補強證據」即係補強自白之證據，以補強證據之存在限制合法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俾發現實質之真實。原則上應符合下述3要件，即：(1)應具有證據能力。「證據」既具有作為嚴格證明資料之能力或資格，所謂「補強證據」自應具「證據能力」或稱「證據資格」，此亦經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所闡明。相對地，與「彈劾證據」，主要用來彈劾證人的信用能力，目的在動搖證言的憑信性，減低證人在審判時證言之證明力，因非用於認定犯罪事實之基礎，可不受傳聞法則之拘束，自有不同。(2)補強證據與自白間應不具同一性或重複性。否則僅屬與自白相同之證明力薄弱的「累積證據」，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3)補強之範圍限定為與犯罪構成要件事實有關聯性，且對於待證事實認定具有實質價值。至是否具有上開關聯性或其實質價值如何，則須委由法院經過合法調查並評價後，始能認定該補強證據是否具有證明力以及其強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053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具有共犯關係之共同被告，在同一訴訟程序中，兼具被告與證人雙重身分，其就犯罪事實之供述，對己不利之部分，如資為證明其本人案件之證據時，即屬被告之自白；對他共同被告不利部分，倘用為證明該被告案件之證據時，則屬共犯之自白，本質上亦屬共犯證人之證述。而不論是被告之自白或共犯之自白，均受刑事訴訟法第15 6條第2項之規範拘束，其供述或證詞須有補強證據為必要，藉以排斥推諉卸責、栽贓嫁禍之虛偽陳述，從而擔保其真實性。即令共犯自白其本身不利之犯罪事實，已先有補強證據，而予論處罪刑，仍不得僅以該認罪共犯自白之補強證據延伸作為認定否認犯罪事實之他被告有罪之依據，必須另以其他證據資為補強。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他被告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至於共犯供述或證詞前後次數多寡、內容是否一致、有無重大矛盾、指述堅決與否及態度是否肯定，僅足為判斷其供述或證詞有否瑕疵之參考，仍屬自白之範疇，而其與他被告間之關係如何、彼此交往背景、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既與所述他被告參與該共同犯罪之真實性判斷無涉，均不足藉以補強及擔保其自白為真實之證明力。　㈡證人即共同被告李奕暄固於警詢時證稱：「陳國生」於詐騙集團中負責指揮，「牛奶」是「陳國生」的專屬司機及助手，特徵為高約170公分、身材較瘦、有戴眼鏡、駕駛黑色BMW 汽車，汽車車尾標誌周圍有紅邊，但我不記得車號；我擔任詐欺集團車手工作期間，基本上都是「牛奶」指揮我領取包裹，「陳國生」是「牛奶」的老闆，「陳國生」有時候也會跳過「牛奶」指揮我去領取包裹；我除了領取包裹外，也曾擔任收水的工作，我曾經與「陳國生」、「牛奶」碰面，並且當面把錢交給他們；「牛奶」曾經在通訊軟體TELEGRAM上以暱稱「咬錢虎2.0」，指使我去領錢等語（分見109年度偵字第31024號卷第11頁、第27至29頁、第74至75頁；110年度偵字第1501號卷第64頁）；於偵查中證稱：「牛奶」會透過通訊軟體群組跟我說要去哪裡領取資料，領到包裹後，我再將包裹拿去臺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之「金國花檳榔攤」交給「牛奶」，「牛奶」跟「陳國生」是不同人，都是男的，另外「牛奶」還會叫我將提款卡及存摺送去指定地點，交給綽號「智障」的人等語（見109年度他字第12788號卷第100頁）；於原審審理時證稱：在庭的被告即為通訊軟體TELEGRAM 上暱稱「咬錢虎」之人，當時被告命令我去領取包裹，領完包裹後就交給被告，共同正犯陳俊德即為「陳國生」，被告曾經拿手機給我看，跟我說這是他的通訊軟體TELEGRAM上帳號，暱稱就是「咬錢虎」，被告的LINE帳號是「牛奶奶」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79至483頁）。惟其既參與本案犯行，為本案之共犯，則其於警詢時、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上開證述均屬共犯之自白，揆諸上開說明，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本案犯行之唯一證據，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始能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㈢證人即共同被告黃新凱雖於警詢時及偵查中證稱：我大約是從109年10月初加入詐欺集團中，「牛奶」即被告招募我加入，我加入之後都是接受被告指示從事領取包裹或收水工作，被告在通訊軟體TELEGRAM上暱稱為「咬錢虎」，被告並擔任共同正犯陳俊德的司機，並指揮我和共同被告李奕暄收取贓款及領取包裹等語（分見110年度少連偵字第221號卷一第 61至65頁；110年偵字第1501號卷第417至419頁），然其於原審審理時改口證稱：我對於在庭的被告是否為「牛奶」或「咬錢虎」，已經沒有印象了，我不確定有沒有看過被告，我之所以知道「牛奶」、「咬錢虎」即為被告，是因為詐欺集團成員告訴我的，我現在已經認不出來在庭的被告是何人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93至298頁），其前後證述，顯有不同，檢察官復未提出證人黃新凱與被告間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或其他證據以補強證人黃新凱先前所為不利於被告之指證之可信性，則證人黃新凱上開指證被告即為詐欺集團成員「牛奶」、「咬錢虎」一節是否屬實，即有疑問，是本院自難執證人黃新凱上開不利於被告之證述，而為證人李奕暄上開證述之補強證據。　㈣觀之共同被告李奕暄持用手機內與暱稱「牛奶奶」間之通訊軟體對話內容，其中對話內容大多談論有關於擔任司機或接送他人等事項，此有上揭對話內容翻拍照片在卷足憑（分見 110年度偵字第1501號卷第79至96頁；110年度偵字第3121號卷第41至45頁），上揭對話內容未見有指揮他人領取詐騙款項，抑或有關於本案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等情，遑論進而認定被告亦為本案詐欺集團成員等節。　㈤綜上勾稽以觀，證人即共同被告李奕暄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內容，雖屬不利被告之證詞，惟其證述內容既屬共犯之自白，揆諸上開說明，自不能作為認定被告本案犯行之唯一證據，仍須有其他補強證據，本案既欠缺其他補強證據，自無從認定被告確有參與本案犯行。㈥綜上所述，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判決就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已逐一剖析，參互審酌，並敘明其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核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原判決為無罪之諭知，核無不當，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仍執原審已詳予斟酌之證據，對於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逕為相異之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稱上開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建宏提起公訴，檢察官李山明提起上訴，檢察官陳舒怡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十五庭　審判長法　官　陳芃宇　　　　　　　　　　　　　　　　　　　法　官　曹馨方　　　　　　　　　　　　　　　　　　　法　官　林彥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吳昀蔚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2025-03-19

TPHM-113-上訴-5057-202503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