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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占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581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蘇圃慷上列上訴人因被告侵占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2279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40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蘇圃慷犯侵占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事實一、蘇圃慷於民國000年0月間向格箖綠能有限公司（下稱格箖綠能公司）表示，欲租用自小客車代步，每月支付租金等語，格箖綠能公司隨即與格上汽車租賃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格上公司）聯繫租車事宜，於000年0月間某日與格上公司簽訂租賃契約，向格上公司租用廠牌為Porsche，型號：Macan，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自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雙方約定自111年9月6日起至116年9月5日止，共60個月，每月租金新臺幣（下同）3萬3,333元，格箖綠能公司並先行支付60萬元之履約保證金與格上公司。格箖綠能公司向格上公司取得本案車輛後，隨即於同年0月間某日以每月4萬5,000元之價格出租予蘇圃慷，並將本案車輛交付與蘇圃慷持有使用，蘇圃慷僅支付111年9月之租金後，自111年10月起即未再給付任何租金，經格箖綠能公司多次催討，蘇圃慷拒不返還，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自111年10月某日起變易持有為所有，將本案車輛予以侵占入己。格箖綠能公司嗣委由伯衡法律事務所之翁偉倫律師於112年1月17日寄送律師函與蘇圃慷，終止雙方間之租賃關係，並要求蘇圃慷於收受律師函7日內，聯繫格箖綠能公司，配合公司取回本案車輛，蘇圃慷於同日收受該律師函，格箖綠能公司其後復多次以通訊軟體LINE 催告蘇圃慷返還本案車輛，然蘇圃慷仍未返還，甚多次違規駕駛本案車輛，經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裁決罰款，蘇圃慷對於前開違規罰款及通行費用等均拒不繳納，經格箖綠能公司提出告訴，始查悉上情。嗣於113年1月22日本案車輛因未辦理驗車，牌照遭註銷，經由警察單位將車輛移置臺中市崇德拖吊場保管，並通知格上公司取回，格上公司始於113年1 月22日取回本案車輛。二、案經格箖綠能公司訴由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所引用之被告蘇圃慷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經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5、57頁），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則表示沒有意見（見原審卷一第300頁），嗣被告經原審及本院於審理時合法傳喚，均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無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之情形（見原審卷二第97至103頁；本院卷第85至89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形，亦無違法或不當取證之瑕疵，且均與本案之待證事實有關，以之作為本件之證據亦無不適當之情形，認均有證據能力。　㈡按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件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固坦承有向告訴人即格箖綠能公司（下稱告訴人公司）承租本案車輛，而持有該車輛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占之犯行，辯稱：我有向格箖綠能公司租用本案車輛，租金月繳，我當初係任職於格箖綠能公司，擔任業務經理，公司將本案車輛作為我的配車，所以沒有簽立任何租賃契約，本案車輛都在我保管、使用中，因為我自111年9月至112年6月都有繳租金，所以才沒有將本案車輛返還告訴人公司，我隨時可配合將本案車輛返還告訴人公司，我沒有收到公司用LINE 催告我返還本案車輛，我沒有侵占云云（見他卷第91至92頁；原審卷一第218至219、299至300頁）。　㈡經查：　⒈告訴人公司於111年9月6日向格上公司租賃本案車輛後，隨即於同年0月間某日以每月4萬5,000元之價格出租予被告，並將本案車輛交付與被告持有使用一情，業據被告坦承不諱（見他卷第91至92頁；原審卷一第218至219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公司代表人侯○○（下逕稱其名）於偵查中證述明確（見他卷第88至89頁），復有告訴人公司基本資料、告訴人公司與格上公司簽訂之車輛租賃契約書附卷可稽（見他卷第11 至45頁；原審卷一第19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⒉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係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擅自處分自己持有他人所有之物，或變易持有之意思為所有之意思而逕為所有人行為，為其成立要件（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821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刑法上之侵占罪係指不法「取得」自己合法持有中之他人之物；而其「取得」，須行為人內在有不法所有之意思，並有表現於外之類似所有人支配其所有物之行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78號判決意旨參照）。析言之，刑法上之侵占罪以行為人基於法令、契約或法律行為以外之「適法」行為（如無因管理），先合法持有他人之物，於持有狀態繼續中，主觀上意圖排除權利人，而自己或第三人以所有人自居，在客觀上對其所持之物有足以表現此意圖之行為即足當之，不以將持有他人之物予以處分之積極作為為限（常見者如出賣、贈與、隱匿、質押等），苟有將持有之物變易為所有之物之不法意思，並有表現於外以所有人自居之行為，對於持有中之物而繼續為使用、支配、管領，縱無客觀上之處分行為，亦無礙於侵占罪之成立，如否認持有他之物或拒絕返還他人之物，繼續持有他人之物者。亦即於判斷侵占罪之成立，有無積極處分行為雖可作為重要參考依據，但未可一概而論，仍須以行為人主觀上有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客觀上有無將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變更為自己所有之行為為判斷依據。查：　⑴告訴人公司於000年0月間將本案車輛出租並交付被告持有使用，嗣因本案車輛未辦理驗車，牌照遭註銷，遂由警察單位將之移置臺中市崇德拖吊場保管，並通知格上公司取回，格上公司始於113年1月22日取回本案車輛，該期間本案車輛均由被告支配管領使用等情，分別經侯○○於偵查中證述（見他卷第88至89頁）、告訴代理人於原審審理時陳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101至102頁），並有格上公司113年1月22日取回車輛繳費收據（見原審卷一第325頁）、本案車輛ETC通行補繳、國道通行費及停車費繳納通知簡訊、停車紀錄、公司汽機車違規紀錄手機螢幕畫面擷圖照片、LINE對話紀錄、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歸責通知書、裁決書、通行費繳費通知單、臺中市公有停車場停車費補繳通知單、桃園市路邊收費停車場停車費催繳通知單收據聯（繳款人收執)、臺東縣政府路邊收費停車場委託民間車繳費通知單銷帳聯（代收廠商收執）、花蓮縣政府路邊收費停車場委託民間經營停車費催繳通知單、補繳通行費及追繳作業費用通知單、格上公司業務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被告違規駕駛本案車輛欠繳罰單及停車費單據（見他卷第51至65、99 至171、177至185頁；原審卷一第47至49、327至333、367至 502頁）在卷可佐，復為被告所不否認，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⑵再者，告訴人公司將本案車輛出租並交付被告持有使用後，直至格上公司取回本案車輛止，被告僅依約給付111年9月之租金，自111年10月起即未再給付任何租金一節，業據告訴人公司指訴及侯○○於偵查中證述明確（見他卷第5、89頁）。又被告自111年10月起即未再給付任何租金，經告訴人公司多次催討，被告仍置之不理，告訴人公司遂委由伯衡法律事務所之翁偉倫律師於112年1月17日寄送律師函與被告，終止雙方之租賃關係，並要求被告於收受律師函7日內，聯繫告訴人公司，配合公司取回本案車輛，經被告於同日收受等情，亦經告訴人公司指訴及侯○○於偵查中證述在卷（見他卷第4至6、89頁），並有上開律師函及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附卷可佐（見他卷第47至49頁），此部分事實，已可認定。被告雖否認簽收上開律師函，並辯稱不知該律師函內容云云，惟按各類郵件，應按其表面所書收件人之地址投遞之；中華郵政公司為確認收件人之真偽，得請其出示必要之證明；掛號郵件應由收件人、代收人、代理人、同居家屬或收件地址之接收郵件人員、管理服務人員或郵件收發處收領，郵政法第22條第1項前段、第25條、郵政處理規則第48條分別定有明文。是以，郵政服務人員按址投遞上開律師函，倘未獲會晤收件人，而由代收人、代理人、同居家屬收領者，郵務人員當會於收件人欄位註明代收之旨及代收人與收件人之關係，以確保信件投遞之正確性，況該回執已記載該郵件寄件人為「伯衡法律事務所」，郵政服務人員自可預見該郵件乃寄件人與收件人之法律信件，甚至雙方可能涉及爭訟，衡情，郵政服務人員於投遞時當更加謹慎小心，豈有未確認收件人之身分，率爾任他人冒領，而為損人不利己之理。參以，侯○○嗣再於112年2月4日以LINE要求被告表示歸還本案車輛時，被告遲於同年3月13日回復，並僅表示：「侯哥」，並未就歸回本案車輛一事有何異議，此有對話紀錄可佐（見他卷第183頁），益徵被告確有親收該律師函。由上，堪認被告於收受上開律師函時，已明知告訴人已終止其等間之本案車輛租賃契約，並應於收受律師函後7日內返還本案車輛，其自112年1月25日起更已無占有本案車輛之合法權源。　⑶另告訴人公司於112年5月12日提出本案告訴前，侯○○於111年 11月18日、112年2月4日均有向被告催促繳納本案車輛之國道通行費用，雙方在此期間亦有使用語音通話之紀錄；更於 112年3月13日前之某時，侯○○向被告表示：「何時歸還給個時間」、「不回也沒關係」，被告已讀上開訊息後，於112 年3月13日回復侯○○：「侯哥」；告訴人公司提出本案告訴後，侯○○於112年6月14日偵訊後，以LINE要求被告於同年月 00日下午3時前繳清罰單，並將本案車輛駕駛至臺中市○○區市○○○路000號，連同車籍資料及2副鑰匙，均一併歸還予告訴人公司，被告回覆：「收到」等情，有其等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他卷第177至180、183頁）；被告於113年1月5 日開庭時復表示其當日可返還本案車輛云云（見原審卷一第 299至300頁），由上可認被告向告訴人公司承租本案車輛後，僅給付1個月租金，經告訴人公司多次要求被告返還本案車輛，被告或置之不理，或虛與委蛇，拒不返還，直至113 年1月22日本案車輛因未辦理驗車，牌照遭註銷，經由警察單位將車輛移置臺中市崇德拖吊場保管，並通知格上公司取回，格上公司始於113年1月22日取回本案車輛，及本案車輛最後經警尋獲，通知格上公司取回，並非被告出於己意返還等情。　⑷從而，被告向告訴人公司承租本案車輛，本應依約給付租金，竟僅給付1個月租金，經告訴人公司多次要求被告返還本案車輛，被告均置之不理，拒不返還，繼續占有使用本案車輛，經告訴人公司再於112年1月17日寄發律師函終止其等間之本案車輛租賃契約，並要求其應於收受律師函後7日內返還本案車輛，嗣復多次要求被告返還本案車輛，被告或置之不理，或虛與委蛇，拒不返還，直至113年1月22日本案車輛因未辦理驗車，牌照遭註銷，經警移置拖吊場保管，並通知格上公司取回，格上公司始於113年1月22日取回本案車輛，被告未給付租金後繼續占有使用本案車輛逾1年（111年10月至113年1月22日），可見被告主觀上顯有排除告訴人公司對於本案車輛之使用收益權能，以所有人地位自居，享受對於本案車輛之所有權內容，而為使用、支配、管領本案車輛之意圖。再稽以，被告自111年10日起即未給付任何租金，經告訴人公司多次催討，要求被告返還本案車輛，已拒不返還，甚至告訴人公司寄發律師函終止租賃關係，更已無占有本案車輛之合法權源，仍拒不返還，直至本案車輛遭格上公司取回等情，可證被告於告訴人公司終止本案車輛租賃關係前，合法持有本案車輛時，未依約給付租金之111年10月某日起，即無返還之意，已將本案車輛占有己為，而有不法所有意圖，客觀上有將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變易為自己所有之侵占行為至明。故縱被告無客觀上之積極處分行為，亦無礙於其所為該當侵占罪構成要件之認定。檢察官起訴書記載：「格蘇公司委由伯衡法律事務所之翁偉倫律師寄送解除租賃契約之律師函與蘇圃慷，蘇圃慷並未返還系爭車輛，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變易持有為所有侵占系爭車輛」等語（見起訴書第1頁），認被告係自告訴人公司於112年1月17日寄發律師函終止其等間之本案車輛租賃關係後始侵占本案車輛，與上開事證未合，公訴意旨此部分所認，應有誤會。　⑸至被告雖辯稱其有繳納111年10月至112年6月之租金云云，然被告歷經偵審程序，迄今長達1年餘，猶未提出支付租金之證據供查明，且衡情，苟被告確有依約按時繳納租金之情形，其於告訴人公司寄送律師函片面終止租賃關係，並要求返還本案車輛時，被告理應基於合法之租賃關係向告訴人公司主張繼續占有使用本案車輛之合法權源，或是請告訴人公司合理說明終止租賃關係之正當理由，然觀諸被告與侯○○於11 2年2至3月間之上開LINE對話紀錄顯示，侯○○向被告要求歸還本案車輛時，被告非但未要求侯○○說明歸還車輛之原因，亦未向其據理力爭有何繳納租金之情事，復未向侯○○主張租賃契約之合法使用權源，更未就歸還本案車輛有何意見，顯與常情有違，實則應為被告確實未按時繳納本案車輛之租金而自知理虧，因而未對於侯○○要求歸還車輛之請求有何質疑。從而，被告辯稱其有繳納租金，並無侵占云云，與上開事證未合，難以採信。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與上開事證有違，無非卸責之詞，無可採信，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部分：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5條第1項之侵占罪嫌。四、本院之判斷：㈠被告本件侵占犯行事證明確，已如前述，原審未詳予勾稽上揭不利被告之證據，以被告無客觀上之「處分行為」或「表明不法據為所有之行為」，其繼續持有之行為，尚不足逕認定其主觀上已由持有人之身分轉變為所有權人之身分而持有，本件應屬民事糾紛，認不能證明被告犯罪，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與卷內事證不相適合，容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意旨執此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故原判決無可維持，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無因犯罪經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素行良好，其向告訴人公司租賃本案車輛後，僅給付1期租金，即未再給付任何租金，經告訴人公司多次要求返還本案車輛，卻置之不理，拒不返還，將本案車輛予以侵占入己，妨害告訴人公司對於本案車輛之使用收益權利，侵害告訴人公司之財產法益，應予非難，其未給付租金後占有使用本案車輛逾1年，惡性非小，犯後否認犯行，亦未與告訴人公司達成和解或成立調解，賠償告訴人公司所受之損害，難認有悔意，兼衡被告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職業商（見原審卷一第18 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㈢沒收：被告侵占之本案車輛，已由格上公司取回，業如前敘，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附此敘明。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鄒千芝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宥棠提起上訴，檢察官王清杰、林弘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法　官林源森法　官陳鈴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及為被告利益之人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羅羽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0-24

TCHM-113-上易-581-20241024-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70號上訴人即被告歐俞彤選任辯護人許哲嘉律師廖國豪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23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659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歐俞彤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處有期徒刑捌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洗錢之財物新臺幣壹萬陸仟肆佰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事實一、歐俞彤(原名歐思吟)明知金融帳戶係個人財產交易進行之表徵，可預見擅自提供予不詳他人使用，足以使實際使用者隱匿其真實身分與他人進行交易，從而逃避追查，對於他人藉以實施財產犯罪、洗錢等行為有所助益。惟歐俞彤仍基於縱使他人利用其帳戶實施詐欺財產犯罪及洗錢等犯行亦不違反其本意之詐欺及一般洗錢犯意，於民國000年0月間某日，將其申辦之台新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下稱本案台新銀行帳戶），提供與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人使用（無證據證明為兒童或少年），並與此人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此人於112年5月15日某時，對乙○○佯以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繳納保險及房貸云云等詐術，致使乙○○陷於錯誤，而於112年5月 16日23時23分及同日49分許，在其嘉義市之居處，以網路轉帳之方式，自其連線商業銀行之帳戶（帳號詳卷），分別匯款新臺幣（下同）6,400元、1萬元至歐俞彤之台新銀行帳戶，歐俞彤再依上開不詳之人指示，在其臺中市之居處，將自己虛擬貨幣錢包內之「泰達幣」，於112年5月16日23時32分許、112年5月17日0時0分許，分別出幣198顆、311顆泰達幣至地址為本案電子錢包之錢包（下稱本案電子錢包），對應乙○○轉帳之金額，包裝成從事虛擬貨幣交易的外觀，並藉由本案帳戶收受詐欺犯罪款項後，再轉換成泰達幣之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不法詐欺犯罪所得及來源。二、案經乙○○訴由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所引用之被告歐俞彤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6、59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形，亦無違法或不當取證之瑕疵，且均與本案之待證事實有關，認以之作為本件之證據亦無不適當之情形，認均有證據能力。　㈡按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件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坦承於前開時間，其台新銀行帳戶內有告訴人乙○○ 分別轉入之1萬元、6,400元，並於收受告訴人匯入之款項後，將自己虛擬貨幣錢包內之泰達幣，分2次出幣至本案電子錢包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等犯行，辯稱：我是投資虛擬貨幣交易，賺取差價；112年5月16日收到群組中一個帳號（暱稱我忘記了），向我表示他要跟我買幣，於是我便提供我的台新銀行帳戶給對方，要讓他先把新臺幣匯款給我，我收到款項之後，再利用「OWNBIT」APP把對方需要的虛擬貨幣轉入他提供給我的電子錢包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⒈被告係從事虛擬貨幣買賣賺取差價之幣商，被告順應購幣者之需求，出售虛擬貨幣，符合交易習慣，實難以嗣查證同日購幣者有分2次購買虛擬貨幣，而把新臺幣幣匯入被告之台新銀行帳戶內，且被告有分2次把泰達幣打至對方之電子錢包的情事，即認定被告出幣目的是對應告訴人之匯款金額，以製造有虛擬貨幣交易之虛假外觀。更何況，根據被告目前從過去手機相簿找到所留存之資料及對話紀錄，確實有相同購幣者使用不同暱稱向被告購買虛擬貨幣之情事，故被告於交易當時確實不知有相同購幣者要求被告分2次轉幣之情況；⒉被告雖不能提供買賣虛擬貨幣之相關對話紀錄，惟被告於原審已提供確實有將虛擬貨幣轉到買方指定電子錢包之交易紀錄，又移送併辦部分可從被告與購幣者之對話截圖及交易紀錄證明被告確實有從事虛擬貨幣買賣。況且移送併辦被害人被騙金額只有部分匯款至被告帳戶內，更可認被告帳戶並非提供予詐欺集團作為收受贓款之人頭帳戶。且被告帳戶存摺印章、提款卡均由自己保管，此與詐欺集團人頭帳戶收受贓款隨即提領一空，或有大筆金流異常進出之跡象不符，可證明被告並未將銀行帳戶交付他人使用之情形；⒊被告所出售之虛擬貨幣亦係向他人所購買，交易對象會從哪個錢包打幣進被告電子錢包，被告無從過問及了解，被告無從察覺同一虛擬貨幣錢包往來反覆交易之情形，斷不能因此即認定此交易不具正當性，係出於製造虛擬貨幣之虛偽交易外觀之目的所為。時下詐欺手法推陳出新，「三角詐欺」或「三方詐欺」之網路詐欺模式，更因其隱匿性質為詐欺集團所用，本案被告既是以出售虛擬貨幣之認知，而收受告訴人匯入此款項，實難細究每筆匯入帳戶之金錢來源，自難以告訴人遭詐欺集團詐騙匯款至被告帳戶之事實，即認被告具有共同或幫助詐欺及一般洗錢之犯意及犯行等語（見本院卷第9至13、114至116、119至123頁）　㈡經查：　⒈本案台新銀行帳戶係被告本人所申設，而告訴人乙○○遭人佯以投資虛擬貨幣獲利、繳納保險及房貸云云等詐術，致其陷於錯誤，先後於112年5月16日23時23分及同日49分許，轉帳 1萬元、6,400元至本案台新銀行帳戶，被告分別於同日23時 32分許、翌日0時0分許，將泰達幣出幣至本案電子錢包等事實，分別為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所坦承及不否認，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之指訴情節相符（見偵卷第23至25頁)，並有被告提出之泰達幣交易紀錄擷圖、本案台新銀行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嘉義市政警察局第二分局後湖派出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受理案件證明單、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及告訴人與詐欺集團成員之對話擷圖在卷可參（見偵卷第29、37至78頁），足見本案台新銀行帳戶確係遭人用以詐騙告訴人之用，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⒉被告辯稱其於112年5月16日在「買賣U」群組內有一個帳號要買幣云云，惟如係有他人要買幣，則泰達幣之數量與折算交易之新臺幣金額，應相互約定明確，何以對方需要於112年5 月16日23時23分及同日49分許，間隔極為短暫之時間，分2 次把新臺幣匯入被告之台新銀行帳戶內？被告又何以需要分 2次，分別於同日23時32分許、翌日0時0分許，同樣間隔極為短暫之時間，把泰達幣打至本案電子錢包？且幾乎於告訴人匯款後，被告間隔不到幾分鐘即配合打幣至本案電子錢包，實有違正常交易常情。被告及辯護意旨雖均稱被告係從事虛擬貨幣買賣賺取差價之幣商，被告順應購幣者之需求，出售虛擬貨幣，符合交易習慣，且曾有「洪孟哲」之購幣者使用不同暱稱向被告購買虛擬貨幣之情事，故被告不知本案購幣者有分2次購買虛擬貨幣，而把新臺幣幣匯入被告之台新銀行帳戶內等語。查，被告雖提出「洪孟哲」中華民國護照、通訊軟體暱稱「黑馬-1357」、「有財」之個人頁面、對話紀錄影本（見本院卷第125至132頁），欲佐證「洪孟哲」曾向其交易泰達幣，並要求其打幣至本案電子錢包之事實，惟被告所提出之上開資料為影本，被告雖供稱係擷取自其手機之相簿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經本院命其找尋該資料儲存於手機相簿內之檔案時，被告稱：因為資料太多，一時找不到等語（見本院卷第109頁），是既被告無法提出上開資料之原始發話紀錄或檔案時間，該資料之真實性誠非無疑，即難認上開對話紀錄係被告與「黑馬-1357」、「有財」之交易虛擬貨幣對話紀錄；況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在11 2年5月16日收到群組中一個帳號（暱稱我忘記了），向我表示他要跟我買幣，於是我便提供我的台新銀行帳戶給對方，要讓他先把新臺幣匯款給我，我收到款項之後再利用「OWNB IT」App把對方需要的虛擬貨幣轉入他提供給我的電子錢包中，我當初分別於112年5月16日23時32分及同月17日0時0分將198顆泰達幣及311顆泰達幣匯入對方提供的電子錢包内等語（見偵卷第4頁），足見被告當時交易對象僅有1人，被告亦知之甚詳。準此，被告與同一對象交易泰達幣，對方卻要求將同一筆交易，於短短時間內，拆分成2筆匯款及打幣，顯有違交易常情，被告及辯護意旨此部分主張，與上開事證不符，不足採信。　⒊另被告於112年5月16日23時32分許出幣至本案電子錢包之前，先於112年5月14日4時0分許出幣泰達幣107個至本案電子錢包，再由本案電子錢包於112年5月16日22時00分出幣泰達幣50個至被告所持虛擬貨幣錢包；之後，被告分別出幣泰達幣198個、311個之後，本案電子錢包於翌日即112年5月18日 1時52分、2時48分，分別出幣泰達幣50個、96個至被告的虛擬貨幣錢包等情，有臺中地檢署檢察事務官之職務報告及所附泰達幣錢包交易明細及流向、交易資料附卷可證（見偵卷第81至114頁），是被告在短短4日，與本案電子錢包往來反覆交易，更有違正常交易常情。甚且，被告辯稱：我買虛擬貨幣都是用現金交易等語（見本院卷第111頁），則被告賣出虛擬貨幣以帳戶轉帳方式交易，買進虛擬貨幣卻以現金交易，殊難認想像有何實益存在；衡以，現今網路、電子交易方式普遍，跨國或異地匯款均可透過正常管道進行，並無地域之限制，極為便利，除非涉及不法而有不能留下交易紀錄之特殊事由外，實無特地以現金交易之必要。再者，被告與本案持有電子錢包之同一交易對象有上開往來反覆交易之情形，被告就同一交易對象，區分買進或賣出，選擇不同方式支付交易價金，嚴重背離交易常情。此外，被告與持有本案電子錢包之同一交易對象有往來反覆交易情形，而上開交易之電子錢包相同，被告豈有不知彼此間有上開往來反覆交易之異常情形。從而，被告及辯護意旨空言否認被告知悉其與持有本案電子錢包同一交易對象有往來反覆交易之異常情形，委無足採。　⒋被告雖辯稱從事虛擬貨幣交易，但僅能提供本案泰達幣交易紀錄擷圖，該交易紀錄僅可證明被告2次打幣至本案電子錢包之事實，然該交易有上開違反正常交易常情之異常狀況，被告既無法提供該交易相關之對話記錄供本院調查，自難認該交易為正當之虛擬貨幣交易。至辯護意旨雖於本院提出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33至153頁），欲佐證被告確有從事虛擬貨幣交易買賣等語（見本院卷第123頁）。惟觀諸上開對話紀錄均為影本，被告亦無法提出上開資料之原始發話紀錄或檔案時間（見本院卷第109頁），是該資料之真實性亦非無疑，即難認係被告與虛擬貨幣交易對象之對話內容；況被告於本院供稱本院卷第151頁之對話紀錄係其友人在群組與他人之對話紀錄（見本院卷第112頁），如是，更無法認定其所提出之上開對話紀錄通訊對象究為何人，及對話紀錄之虛擬貨幣交易究係被告友人或被告所交易，依此，縱上開對話紀錄有提及與「凱蒂」交易泰達幣4702顆，並匯至被告之玉山銀行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內容（見本院卷第133至14 1頁），亦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⒌被告提供本案帳戶帳號予他人收受款項，再依指示將款項轉換成泰達幣，打幣至本案電子錢包，其主觀上可預見其所收受之款項為不法詐欺犯罪所得，有容任他人非法利用本案帳戶而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⑴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定有明文。蓋以認識為犯意之基礎，不論其為「明知」或「預見」，皆為故意犯主觀上之認識，只是認識之程度強弱有別，行為人有此認識，進而有「使其發生」或「任其發生」之意，則形成故意，前者稱為確定故意或直接故意，後者稱為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或「未必故意」，亦即對於事實之發生，抱持縱使發生亦「不在意」、「無所謂」之態度（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6900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209號、111年度台上字第45 2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以彼此間犯罪故意之態樣相同為必要，蓋刑法第13條第1項雖屬確定故意（直接故意），同條第2項則屬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惟不論「明知」或「預見」，僅係認識程度之差別，不確定故意於構成犯罪事實之認識無缺，與確定故意並無不同，進而基此認識「使其發生」或「容認其發生（不違背其本意）」，共同正犯間在意思上乃合而為一，形成意思聯絡（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3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再者，金融帳戶為個人理財及資金流通之交易工具，事關帳戶申請人個人之財產權益，進出款項亦將影響個人社會信用評價，具備專有性、屬人性及隱私性，應以本人使用為原則，衡諸常理，若非與本人有密切或特殊信賴關係，實無任意應允他人匯入不明款項，復代為轉換成虛擬貨幣之理，此乃一般日常生活所熟知之常識。又多年來我國詐欺集團甚為猖獗，各類型詐欺實已成為我國目前最嚴重的經濟犯罪行為之一，詐欺集團常利用人頭帳戶，作為詐騙錢財等犯罪工具，並利用車手取得贓款，再輾轉繳交上手或轉匯至其他金融帳戶；又虛擬貨幣具備匿名性、去中心化的特點，交易記錄並不直接顯示用戶身分，只記錄錢包地址和交易量，因此，無法直接追溯到資金的實際擁有者，使得資產不易被監控追查，詐欺集團經常將詐得之贓款轉換成虛擬貨幣，藉其特性，隱藏實際資金流動，製造金流斷點，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此情業經報章媒體多所披露，並屢經政府及新聞為反詐騙之宣導，且我國為展現打擊詐騙之決心，杜絕電信詐欺及洗錢犯罪，更成立跨部會打詐國家隊，一方面精進打擊詐騙之技術、策略，因應層出不窮及不斷演化之電信詐欺手法外，另一方面更呼籲民眾勿受騙上當，勿以身試法，提供金融帳戶予不明之人使用，淪為詐欺共犯或幫助犯，復透過修法及制訂專法，以遏抑詐欺、洗錢相關犯罪，各金融機構亦透過自身網路銀行頁面、APP、簡訊、電子廣告看板、自動櫃員機及遇到異常或大額之臨櫃提款主動關懷詢問等各種管道提醒民眾上情。基此，是一般具有通常智識及社會生活經驗之人，提供金融帳戶帳號與身分不詳之人收受不明匯款，復依對方指示轉換成虛擬貨幣，打幣至指定電子錢包，如無相當堅強且正當之理由，一般均可合理懷疑，並預見對方可能係利用金融帳戶作為詐欺他人取財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目的係藉此隱匿身分，逃避檢警查緝、同時藉此轉換將實際金流轉換成隱匿性極佳之虛擬貨幣，隱藏實際資金流動，製造金流斷點，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而行為人既與對方欠缺信賴基礎，又無法確保匯入其金融帳戶內之款項是否涉及不法，於未加查證該等款項來源之情形下，即依對方指示收受款項，轉換成虛擬貨幣，打幣至指定電子錢包，任憑被害人受騙，其主觀上應係出於默許或毫不在乎之態度。　⑶被告係00年0月00日出生，於本件行為時為年逾20歲之成年人，又依其於原審及本院所述（見原審卷第62頁；本院卷第11 7頁），可見被告為一智慮正常、具有相當社會生活經驗之成年人，對於上情自難諉為不知。又被告與交易虛擬貨幣之對象並不認識，僅在群組通訊，雙方並無特殊交情或信賴關係，自無信任基礎可言，衡情，依被告之智識程度、社會經歷，加上近年來政府加強宣導防範詐欺犯罪等情，其與之交易虛擬貨幣時自應多方查證交易是否正當，以防範詐欺情事發生，然其於對方於本案交易前後短短4日內，即有往來反覆交易之違反正常交易情形，於本案交易，對方更指示被告於短短時間內，將交易拆分成2筆匯款及打幣，此迂迴、輾轉行徑顯有違交易常情，被告自上開違常之交易，自可預見本案虛擬貨幣交易恐非正常之交易，對方可能係利用其帳戶作為詐欺他人取財或其他財產犯罪之工具，藉此隱匿身分，逃避檢警查緝，另將交易刻意拆分成2次匯款及打幣，可能係對應告訴人之匯款金額，以製造有虛擬貨幣交易之虛假外觀，製造不實的虛擬貨幣交易紀錄，用以漂白來源，以塑造合法金流的表象，藉此隱藏實際資金流動，製造金流斷點，隱匿不法詐欺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被告卻在未查證行為合法性之情形下，率爾提供本案金融帳戶帳號予對方，收受來源不明之款項，並依其指示將之轉換成虛擬貨幣，打幣至本案電子錢包，顯係抱持縱被害人受騙，亦「不在意」、「無所謂」之態度。從而，被告主觀上具有與對方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甚明。故被告及辯護意旨均稱被告從事虛擬貨幣交易，收到告訴人匯款，誤以為是買幣之人給付的價金等語，委無可採。　⑷至本案台新銀行帳戶是否在被告支配管領中，該帳戶有無其他大筆異常資金流動，該帳戶有無遭提領一空之異常狀況，雖可作為判斷被告是否容任他人使用其帳戶之判斷依據，然非可一概而論，本件被告提供本案台新銀行帳戶予他人收受款項，再依指示將款項轉換成泰達幣，打幣至本案電子錢包，其主觀上可預見其所收受之款項為不法詐欺犯罪所得，有容任他人非法利用本案帳戶而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已經本院認定如上，縱本案台新銀行帳戶仍在被告支配管領中，該帳戶並無其他大筆異常資金流動，該帳戶亦無遭提領一空之異常狀況，均無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辯護意旨此部分主張，尚難憑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之辯解屬事後卸責之詞，辯護意旨各節亦與上開事證有違，均難以採信，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部分：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若犯罪時法律之刑並未重於裁判時法律之刑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自應適用行為時之刑，但裁判時法律之刑輕於犯罪時法律之刑者，則應適用該條項但書之規定，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此所謂「刑」者，係指「法定刑」而言。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刑法及其特別法有關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依其性質，可分為「總則」與「分則」二種。其屬「分則」性質者，係就其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或減免，使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亦因此發生變更之效果；其屬「總則」性質者，僅為處斷刑上之加重或減免，並未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自不受影響（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67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已修正洗錢行為之定義，有該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相較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本件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適用行為後較有利於被告之新法，即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至1 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雖規定「… 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查此項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現行有關「宣告刑」限制之刑罰規範，另可參見刑法第55條規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該所謂「…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規定，即學理上所稱「輕罪最輕本刑之封鎖作用」，而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即「輕罪最重本刑之封鎖作用」，二者均屬「總則」性質，並未變更原有犯罪類型，尚不得執為衡量「法定刑」輕重之依據。依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上開「輕罪最重本刑之封鎖作用」規定，自不能變更本件依「法定刑」比較而應適用新法一般洗錢罪規定之判斷結果，附此敘明。另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雖將洗錢之定義範圍擴張，然本件被告所為犯行已該當修正前、後規定之洗錢行為，尚不生有利或不利之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適用修正後之規定，併予敘明。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㈢被告與持有本案電子錢包之人就前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㈣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應從一重以一般洗錢罪處斷。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為被告本件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　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已修正，經綜合比較新舊法，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被告較為有利，已經本院詳述如上，原審未及比較新舊法，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據以論罪科刑，於法未合。　⒉本案卷內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而取得犯罪所得，告訴人遭詐欺後，匯款至本案台新銀行帳戶之1萬元、6,400元，共計1萬6,400元，性質屬經查獲之洗錢財物（詳後敘述），原判決認係犯罪所得，並適用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 3項規定宣告沒收、追徵，有適用法律之違誤。被告上訴雖未指摘原判決上開2處違誤情形，惟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無可維持。　⒊從而，被告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惟就如何認定被告本案上開犯行，被告所辯及原審辯護意旨如何不可採各節，業經本院依憑卷內證據逐一說明、指駁如前，被告上訴仍執前詞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撤銷原判決云云，雖無理由，惟原審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予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多年來我國各類型詐欺犯罪甚為猖獗，與日遽增，加害人詐欺手法層出不窮，令民眾防不勝防，若臨場反應不夠機伶且未能深思熟慮者，即容易遭詐騙，嚴重侵害國人財產法益，更影響人與人之間彼此之互信，被告正值青年，基於不確定故意，提供本案帳戶予他人使用，並依其指示將詐欺贓款轉換成虛擬貨幣，打幣至本案電子錢包，而共犯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等罪，造成告訴人受騙而受有上開財產損害，侵害其財產法益，並掩飾、隱匿不法詐欺犯罪所得及來源，助長詐欺犯罪之猖獗、破壞金融秩序，增加告訴人求償困難；兼衡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告訴人受騙之金額，被告尚未與告訴人成立和解等情，及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62頁；本院卷第11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㈢沒收之說明：　⒈洗錢財物部分：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為刑法第2條第2 項所明定。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業經修正，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原規定：「犯第14條之罪，其所移轉、變更、掩飾、隱匿、收受、取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沒收之；犯第15條之罪，其所收受、持有、使用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亦同。」，修正後將上開規定移列為第25條第1項，並修正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復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而上開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屬義務沒收之範疇，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沒收之，此即為刑法第38條之1第1 項但書所指「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再按刑法第38條之 2第2項「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之規定（即過苛調節條款）以觀，所稱「宣告『前2條』之沒收或追徵」，自包括依同法第38條第2項及第38條之1第1項（以上均含各該項之但書）規定之情形，是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並非立可排除同法第 38條之2第2項規定之適用，而不宣告沒收或酌減。故而，「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犯人）與否，沒收之」之義務沒收，雖仍係強制適用，而非屬裁量適用，然其嚴苛性已經調節而趨和緩（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參照）。換言之，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0條之罪者，應優先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有關沒收之特別規定，至其餘關於沒收之範圍、方法及沒收之執行方式，始回歸適用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被害人實際合法發還優先條款、第38條之 2第2項之過苛條款及第38條之1第3項沒收之代替手段等規定。查，本案告訴人遭詐欺後，匯款至本案台新銀行帳戶之1 萬元、6,400元，共計1萬6,400元，再由被告依指示轉換成泰達幣，打幣至本案電子錢包等情，業經本院認定於前，則告訴人所匯至本案台新銀行帳戶之1萬6,400元，為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爰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刑法第3 8條之1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⒉犯罪所得部分：卷內無其他證據證明被告因本案而取得犯罪所得，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無從宣告沒收及追徵，附此敘明。　　　五、退併辦部分：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3年度偵字第149 25號移送併辦意旨書（見本院卷第45至49頁），認被告係以同一犯意提供不同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致不同被害人受騙交付財物，該案與本案為同一案件，係裁判上一罪關係，屬法律上同一案件，而移送本院併辦。按刑事訴訟法第267 條規定，檢察官就犯罪事實欄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係指已起訴之部分及未起訴之部分均應構成犯罪，並且有實質上一罪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者而言（最高法院86年度台上字第5919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計算，以被害人數、被害次數之多寡，決定其犯罪之罪數。本案被告係基於共同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犯罪之犯意，提供本案台新銀行帳戶予他人使用，被告與實際實行詐欺之行為人間，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並非幫助犯，而移送併辦意旨係認被告係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掩飾隱匿特定犯罪所得來源去向之洗錢不確定故意，提供玉山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帳戶及本案台新商業銀行帳戶予詐欺集團，供詐欺集團作為掩飾及藏匿詐欺所得之用，以此方式幫助詐欺集團向被害人丙○○等4人詐取財物，而本案與移送併辦被害人不同，乃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在刑法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故移送併辦之犯罪事實與本案被告所犯並無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無從併予審理，應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立宇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杰、甲○○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法　官林源森法　官陳鈴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羅羽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0-24

TCHM-113-金上訴-870-2024102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848號上訴人即被告林辰翰仝祐嘉范宇翔共同選任辯護人高振格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 2年度訴字第555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6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林辰翰、仝祐嘉、范宇翔部分均撤銷。林辰翰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處有期徒刑柒月。仝祐嘉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范宇翔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累犯，處有期徒刑柒月。事實一、林辰翰與戊○○有租車糾紛，乃透過張○○(涉犯部分業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將戊○○約至臺中市大里區爽文路與環河路口處，林辰翰、仝祐嘉、范宇翔均明知上開地點係一般用路人均可隨時經過之公共場所，在該處群聚3人以上發生衝突，顯會造成公眾或他人恐懼不安，林辰翰竟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1月24日晚間1 0時10分許前糾集仝祐嘉、范宇翔、葉昌洋及其他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之另2名男子（下稱甲、乙，無證據證明為兒童或少年），分乘4部自用小客車至上開地點欲圍堵戊○○，嗣戊○○於111年11月24日晚間10時10分許抵達上開地點時，林辰翰、仝祐嘉、范宇翔、葉昌洋等4人及甲、乙2人即共同基於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及強制之犯意聯絡，由范宇翔、葉昌洋分別抓住戊○○左右手，欲將戊○○ 拉上其中1輛白色自用小客車，范宇翔及甲、乙2人則持不明長條狀物品圍繞戊○○，防止戊○○逃脫，戊○○掙扎不欲上車，甲、乙其中1人則上前踢踹戊○○1腳，另1人則持不明長條狀物品作勢要毆打戊○○，令戊○○上車，戊○○見林辰翰等人人多勢眾，無力掙脫，被迫曲從，而坐上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由葉昌洋駕駛該車輛搭載戊○○離去，林辰翰等人即以此共同對戊○○實施強暴、脅迫，並妨害戊○○自由離去之權利，及使戊○○搭乘上開車輛，跟隨林辰翰等人離去，而行無義務之事。嗣因民眾聽聞現場騷動而見戊○○遭拉上車離去之情形，乃持手機將過程錄影蒐證並報警處理，警方因而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一、證據能力：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所引用之被告3 人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3人、辯護人分別於原審、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原審卷一第85頁；本院卷第149、151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形，亦無違法或不當取證之瑕疵，且均與本案之待證事實有關，認以之作為本件之證據亦無不適當之情形，認均有證據能力。　㈡按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件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林辰翰固坦承因與被害人戊○○有租車糾紛，於上揭時、地聚集多人找被害人戊○○，欲使被害人戊○○交代租賃車輛所在，被告仝祐嘉、范宇翔亦坦承因被告林辰翰之聯絡，陪同被告林辰翰一同前往上揭地點聚集找被害人，被告3人亦坦承被害人戊○○嗣乘坐其等其中1部車輛離去等情，惟均矢口否認有何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等犯行，均辯稱：戊○○要我們不要報警，他是自願跟我們上車的，我們沒有強迫或毆打他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3 人辯護稱：被告林辰翰等人均否認有毆打戊○○，而戊○○歷次警詢也都陳述他沒有遭受到毆打，本件卷證資料並沒有戊○○ 的驗傷單，唯一的證據只有在原審審理過程中，戊○○突然在事發2、3年之後改稱他現場被打得很慘，其證詞前後矛盾，足認戊○○在原審審理中改稱其有遭毆打一事，顯有可議。被告林辰翰等人都有提到，他們到現場就有跟戊○○說要報警處理，而戊○○自己也提到因為他是通緝犯，懼怕警方到場，所以要求說不要報警，因此他自願與被告等人離去去找車，加上警方提出的錄音檔也有錄到被告等人有提到報警處理等語，足認被告等人並無妨害戊○○離去之情。從而，被告等人行為應沒有達到強暴、脅迫之程度，與刑法第150條所定構成要件不相符等語（見本院卷第220頁）。　㈡經查：　⒈被告林辰翰因與被害人戊○○有租車糾紛，於上揭時間邀集被告仝祐嘉、范宇翔、原審同案被告葉昌洋（下逕稱其名）及甲、乙，分別駕駛4部車輛至上開地點找被害人戊○○，欲使被害人戊○○交代租賃車輛所在，嗣被害人戊○○乘坐被告林辰翰等人所駕駛之其中1部車輛，由葉昌洋搭載被害人戊○○離去等情，業據被告林辰翰（見偵卷第88至91、241頁；原審卷一第81至82頁）、仝祐嘉（見偵卷第95至101、237至238 頁；原審卷一第82頁）、范宇翔（見偵卷第114至115、240 頁）坦承不諱，並經證人即被害人戊○○於警詢及原審審理時 (見偵卷第127至141頁；原審卷二第11至18頁)、葉昌洋於警詢及偵訊（見偵卷第105至109、239頁）、證人張○○（下逕稱其名）於警詢及偵訊(見偵卷第119至125、242頁)證述明確，復有臺中市大里區爽文路與環河路口現場照片、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原審法院112年4月 18日勘驗筆錄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47至155、161至185、18 7至197頁、原審卷一第82至83、391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⒉按刑法第304條所稱之強暴、脅迫，以所用之強脅手段足以妨害他人行使權利，或使他人行無義務之事為已足，並非以被害人之自由完全受其壓制為必要。所謂「強暴」，係指對人或物施加不法腕力，至於「脅迫」之行為態樣，則不以施加言語恐嚇為限，當下揚言以不利益之手段加以要挾固屬之，其他如依行為人行為時之客觀情勢，已達足以壓制被害人「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之程度，令其心生畏懼，被迫曲從，亦屬脅迫（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18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所謂恐嚇，係指以將來之害惡通知被害人，使其生畏怖心之謂，且不以違法為必要，雖屬合法之事，若以恐嚇要挾，仍屬之（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66號判例、76年度台上字第717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15 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該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所稱之「強暴」、「脅迫」之行為態樣自與刑法第304條所稱之強暴、脅迫相同。復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屬抽象危險犯，且著重在社會法益之保護，因此下手實施之強暴脅迫行為不以發生實害結果為必要，倘因而侵害其他法益而成立他罪者（如傷害、毀損、恐嚇、殺人、放火、妨害公務等），自應視情節不同，分別依競合關係或實質數罪併合處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72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等人雖均以前開情詞置辯，否認有以強暴、脅迫方式使戊○○上車云云，惟查：　⑴被害人戊○○於警詢時證稱：一開始有個車行「小張（按：指張○○）」他說有台車要處理，要跟我見面，然後我就開車前往大里一處公園附近，旁邊有85°C，我跟「小張」討論到一半，要走往85°C的時候，就有一群人過來問我說「我的車呢？」，然後他們就把我拉上車，把我帶走。我掙扎不過，還是跟著他們上車。我上車是被他們左右坐人把我夾在中間等語（見偵卷第133、137、141頁），是被害人戊○○已證稱其係遭被告等人強拉上車，並非自願上車一情明確。又經原審法院勘驗現場錄影畫面，結果：「一群人聚集在一處路旁，白色車子附近有如附件編號2至7之人，離該6人較遠之處尚有編號1之人。編號2、3、4、6、7之人，要將編號5之人帶上白色汽車，由編號4、6之人，分別抓住編號5之人的左右手，將編號5之人拉到白色汽車旁，編號3、4、7之人手中各自拿著不明長條狀之物品。當編號5之人被拉到白色汽車旁時，有一人過來朝編號5之人踢了一腳；編號7之人來到編號 5之人面前，對著編號5之人舉起右手所持之長條狀物品作勢要毆打編號5之人，要編號5之人坐上白色汽車。最後編號2 、5、6之人坐上白色汽車之後座，其餘在場的人則分別乘坐現場其他4輛汽車，之後陸續離開現場。」，此有勘驗筆錄（見原審卷一第82至83頁）及現場錄影畫面截圖在卷可佐（見偵卷第147至151頁），再依被告林辰翰、仝祐嘉供述上開勘驗筆錄所記載編號1為被告仝祐嘉、編號2為被告林辰翰、編號4為被告范宇翔、編號5為被害人戊○○、編號6為葉昌洋、編號3、7則為甲、乙等語（見原審卷一第82頁），佐以，現場錄音譯文內容：「男：把他帶上車；男：上車、上車；男：不然這樣子，你叫警察來，叫警察過來；男：叫警察來啦，他不上來直接叫那警察來啦；男：啊那台車把他開走」，顯示被告等人一開始聚集現場即有人以命令方式要求同夥將被害人戊○○強拉上車，其同夥隨即喝令被害人戊○○上車等情，由上可見被告等人聚集在上開馬路旁，先由被告范宇翔、葉昌洋分別抓住被害人戊○○左右手，將其拉到其中1輛白色自用小客車旁，被告范宇翔及甲、乙2人則持不明長條狀物品圍繞被害人戊○○旁，目的無非防止被害人戊○○逃脫，甲、乙其中1人復上前踢踹戊○○1腳，另1人則持不明長條狀物品作勢要毆打被害人戊○○，令其上車，被害人戊○○始坐上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由葉昌洋駕駛該車載其離去等情屬實。而被害人戊○○當時孤身一人，面對被告林辰翰等 6人，人多勢眾，其先遭人分別抓住左右手欲將其強拉上車，復有3人持不明長條狀物品在旁，不讓其脫逃，其掙扎不願上車，即遭人踢踹，並遭人持不明長條狀物品作勢毆打，命令其上車，依此客觀情勢觀之，被告等人所為已達足以壓制被害人戊○○「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之程度，而令其心生畏懼，自屬脅迫行為，而被告范宇翔、葉昌洋分別抓住被害人戊○○左右手，將其拉到其中1輛白色自用小客車旁，甲、乙其中1人踢踹被害人戊○○1腳，則屬對被害人戊○○實施不法腕力之強暴行為。從而，足證被害人戊○○確實係因見被告等人之強暴、脅迫行為，而被迫曲從，始坐上被告等人車輛離去至明。準此，被害人戊○○上開證述其遭被告等人強拉上車，其並非自願上車一情信而有徵，堪可採信。　⑵至被害人戊○○嗣雖改口證稱：我是自願上車，過程中他們有問我要自己跟他們走還是要報警，我後來答應他們自願上車，我當時是因為通緝身分，所以不想找警察等語（見偵卷第 140頁；原審卷二第17至18頁），又被害人戊○○當時確因擄人勒贖、侵占、詐欺等案件，分別經臺灣臺北、桃園、高雄地方檢察署發布通緝（見偵卷第127至129頁）；再者，被告等人在現場確有提及要叫警察來處理之情形，此有現場錄音譯文附卷可參（見偵卷第159頁），惟現場錄音譯文內容為「男：把他帶上車；男：上車、上車；男：不然這樣子，你叫警察來，叫警察過來；男：叫警察來啦，他不上來直接叫那警察來啦；男：啊那台車把他開走」，是可知被告等人一開始即有人以命令方式要求同夥將被害人戊○○強拉上車，其同夥隨即喝令被害人戊○○上車，此適與被害人戊○○上開證述其遭被告等人強拉上車吻合，嗣被告等人雖曾揚言欲通報警方至現場處理，惟倘非被告等人以上開強暴、脅迫方式阻止被害人戊○○自由離去，被害人戊○○縱因案遭通緝，亦無留在現場等候警察前來逮捕之義務，其本可自由離去，而被告等人揚言欲請警方到現場處理，雖屬合法，然被告等人仍係以以上開強暴、脅迫方式阻止其自由離去，致被害人戊○○為避免其因案通緝遭警逮捕，被迫曲從，而坐上被告等人車輛離去，此舉亦足以壓制被害人戊○○「意思決定自由」與「意思實現自由」，而令其心生畏懼，仍屬脅迫手段。從而，被害人戊○○上開證述及被告等人及辯護意旨稱被害人戊○○係自願上車，被告等人並無對被害人戊○○施強暴、脅迫等情，皆與上開事證有違，均難以採信。　⑶另雖被害人戊○○於原審審理時改口證稱：我跟張○○碰面，後來他就走去便利商店，然後就一群人圍上來，然後我就被揍，我被揍滿慘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2至13頁），惟此與其警詢證稱：我沒有被打等語（見偵卷第141頁），相互矛盾，又參諸上開現場錄影畫面，僅有甲、乙其中1人有踢踹被害人戊○○一腳之情形，是被害人戊○○證述其遭毆打慘重一情，難認有據，不足採信，附此敘明。另雖被告等人並無毆打被害人戊○○之行為，僅有甲、乙其中1人有踢踹被害人戊○ ○一腳之行為，然被告等人既有對被害人戊○○實施上開不法腕力之強暴行為，自不因被害人戊○○未遭被告等人徒手毆打而受影響。被告等人及辯護意旨徒以被害人戊○○未遭毆打，而認其等未有強暴行為，於法未合。　⒊按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原規定之構成要件「公然聚眾」部分，於109年1月15日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其修正理由（同第149條修正說明）載敘：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等旨。查該修正條文除場所屬性不再侷限於實質上一般大眾可共見共聞之地點外，並將在現場實施騷亂之人數，明定為3人以上為已足，至若隨時有加入不特定之群眾，或於實施強暴脅迫持續中，其原已聚集之人數有所變化，均無礙於「聚集3人以上」要件之成立。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鳩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又該條之修法理由固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之旨。然依本罪之規定體例，既設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七章妨害秩序罪內，則其保護之法益自係在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是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係由被告林辰翰聚集被告仝祐嘉、范宇翔、葉昌洋及甲、乙等人，以上開強暴、脅迫方式，迫使被害人戊○○曲從，而坐上被告等人車輛離去，又被告等人於本案過程中，自已對上開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卻未脫離，仍基於共同意思而繼續參與，應認具備妨害秩序之主觀要件，自合於首揭條文「聚集3人以上」之要件。其次，被告等人施強暴、脅迫行為之地點，係位於路口，本為一般民眾、附近住戶日常出入之公共場所，且該路口周邊係住宅區，有現場照片附卷可稽(見偵卷第147至155頁)，顯見該處有居民居住，被告林辰翰糾集被告仝祐嘉、范宇翔、葉昌洋及甲、乙等人於案發前即在上開地點聚集，預備圍堵被害人戊○○，且其等聚集之目的，係為處理被害人戊○○與被告林辰翰之租車糾紛，被告等人顯然有以聚集群眾之型態，並仗勢群眾結合之力，而實行強暴、脅迫，且本件係附近住戶聽聞騷動聲響而錄影拍攝被告等人對被害人施暴之過程而報警處理（見偵卷第141頁），可見被告等人之行為已波及蔓延該公共場所附近之社區住戶、用路人之安寧秩序，及造成可能利用、接觸該場所之不特定他人人身安全之危害，自已產生侵擾破壞公眾安寧、社會安全之外溢作用，揆諸上開實務見解，被告等人自合於聚眾施強暴罪之構成要件至為灼然。　⒋本件應不構成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加重條件：按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之規定，係以犯罪行為人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為前提，另因其符合「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之要件，始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其立法理由：「參考我國實務常見之群聚鬥毆危險行為態樣，慮及行為人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者易燃性、腐蝕性液體，抑或於車輛往來之道路上追逐，對往來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大增，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升高，而有加重處罰之必要，爰增訂第二項」等語，足認立法者應係考量犯罪行為人如僅單純攜帶兇器而無持以行使之意圖，客觀上並未使公眾安全遭受更為嚴重之侵害，即無須列入加重處罰之範疇。而所謂「兇器」之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屬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14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范宇翔及甲、乙3人有持不明長條狀物品，甲、乙其中1人復有持之作勢毆打被害人戊○○，令其上車之情形，再觀諸現場錄影畫面截圖（見偵卷第148頁），可知不明長條狀物品長度非短，而衡以甲、乙其中1人既持之作勢毆打被害人戊○○，欲藉由此舉迫使被害人戊○○上車，足見該不明長條狀物品，客觀上應足以對人之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屬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如若不然，苟該不明長條狀物品不足以威脅他人身體、安全，甲、乙其中1人何以持之脅迫被害人戊○○上車。惟據被告林辰翰於偵查中供稱：戊○○是通緝犯，我也會怕，怕戊○○跟我拼等語（見偵卷第240頁），被告仝祐嘉於偵查中供稱：聽說戊○○是通緝犯，且他身上都有武器，我們怕有危險等語（見偵卷第238頁），葉昌洋於偵查中供稱：因為戊○○是通緝犯，怕戊○○他身上有危險的東西等語（見偵卷第239頁），從而，被告范宇翔及甲、乙3人持不明長條狀物品之兇器至現場，是否有意圖供行使之用，抑或供己防身之用，尚非無疑，則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原則，應作有利於被告等人之認定，尚難認被告范宇翔及甲、乙3人持不明長條狀物品之兇器至現場，有供行使之用之意圖，而令被告等人擔負攜帶兇器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罪責，併予敘明。　⒌按刑法及其特別法所處罰之「首謀者」，係指犯罪之行為主體為多數人，其中首倡謀議，而處於得依其意思，策劃、支配團體犯罪行為之地位者而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90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罪被列於妨害秩序罪章，主要係為保護社會之安寧秩序與和平，故應歸屬關於社會法益之犯罪。此聚眾所為之犯罪行為，係在多數人群掩飾下各自犯罪，其人數往往無法立即辨明，時有增減，且各行為人彼此未必認識，亦不以互有犯意聯絡為必要。在屬個人法益犯罪之聚眾鬥毆罪，都認為即使在場助勢之人與實行傷害之行為人間均無關係，且難以認定係幫助何人時，仍應論以該罪（參見刑法第283條108年5月29日修正理由一），則屬社會法益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更應著重於其之不特定性、群眾性及隨時性，故其聚眾施強暴脅迫行為只要造成公共秩序及公共安寧之危險，能區別何人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即可（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231號、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林辰翰因與被害人戊○○有租車糾紛，乃透過張○○將其約至上開地點，被告林辰翰並聚集仝祐嘉、范宇翔、葉昌洋及甲、乙等人分乘4輛自用小客車至上開地點圍堵被害人戊○○，並對其施以上開強暴、脅迫行為，被害人戊○○因而被迫曲從，坐上被告等人車輛離去等情，業如前述，故本件乃被告林辰翰主動首倡謀議，被告林辰翰、仝祐嘉、范宇翔等人並可預見被害人戊○○不配合時將以強暴、脅迫之方式使其就範，被告仝祐嘉、范宇翔等人之行動顯係依被告林辰翰意思策劃、支配而為，是被告林辰翰自居於本件犯行之「首謀」地位。　⒍按「共同正犯，係共同實行犯罪之行為者，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行為人全體均行參與實行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必要；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者，固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謀，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實行犯罪之行為者，亦均應認為共同正犯，使之對於全部行為所發生之結果，負其責任（司法院釋字第109號解釋理由書參見）。故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祇須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換言之，共同正犯所稱「共同實行犯罪行為」者，不應僅自形式上觀察，是否實行屬構成要件之行為，而更應自「功能性犯罪支配理論」觀之，亦即雖行為人形式上並未實行本罪構成要件該當之行為，惟其於犯罪行為中有實行目的之角色分配，所為有助益於本罪之完成，並有將其他行為人之犯行當作自己之行為看待並支配，而共同分擔罪責，即屬共同行為實行之範圍，均屬共同正犯。本件被告林辰翰聚集被告仝祐嘉、范宇翔、葉昌洋及甲、乙等人分乘4輛自用小客車至上開地點圍堵被害人戊○○，並對其施以上開強暴、脅迫，被害人戊○○被迫曲從，坐上被告等人車輛離去，雖未見被告林辰翰、仝祐嘉下手實施強暴、脅迫，惟被告仝祐嘉於本案過程中，自已對上開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卻未脫離，仍繼續參與，所為有助益於本罪之完成，並有將其他行為人之犯行當作自己之行為看待，彼此相互利用，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被告仝祐嘉應該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下手實施者。另被告林辰翰居於首謀地位，自有將其他行為人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行為當作自己之行為看待，彼此相互利用，互為補充，以完成共同之犯罪目的甚明，其自係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之首謀及下手實施者。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及辯護意旨所指皆與上開事證有違，均難以採信，故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林辰翰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並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強制等犯行；被告仝祐嘉、范宇翔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強制等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部分：㈠核被告林辰翰所為，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同法第304條第1 項強制罪。被告仝祐嘉、范宇翔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㈡按共犯在學理上，有「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之分，前者指一般原得由一人單獨完成犯罪而由二人以上共同實施之情形，當然有刑法總則共犯規定之適用；後者係指須有二人以上之參與實施始能成立之犯罪而言。且「必要共犯」依犯罪之性質，尚可分為「聚合犯」與「對向犯」，其二人以上朝同一目標共同參與犯罪之實施者，謂之「聚合犯」，如刑法分則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參與犯罪結社罪、輪姦罪等是，因其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被告林辰翰就所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脅迫罪之首謀犯行部分，與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犯行之被告仝祐嘉、范宇翔、葉昌洋及甲、乙等人，因其等間之參與犯罪程度顯然有別，揆諸前揭說明，無從成立共同正犯。然被告林辰翰、仝祐嘉、范宇翔與葉昌洋及甲、乙就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強制犯行，彼此間各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至本罪之條文以「聚集三人以上」為構成要件，是主文之記載應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判決意旨參照），併予敘明。㈢被告林辰翰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同法第304 條第1項強制罪等罪名；被告仝祐嘉、范宇翔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等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就被告林辰翰部分從一重以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就被告仝祐嘉、范宇翔部分從一重以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罪處斷。㈣累犯： ⒈按法院於審酌被告是否適用累犯規定而加重其刑時，訴訟程序上應先由檢察官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後，法院才需進行調查與辯論程序，而作為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為檢察官之實質舉證責任，後階段加重量刑事項為檢察官之說明責任，均應由檢察官分別負主張及具體指出證明方法之責。倘檢察官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時，可認檢察官並不認為被告構成累犯或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且為貫徹舉證責任之危險結果所當然，是法院不予調查，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即難謂有應調查而不予調查之違法。又檢察官若未主張或具體指出證明方法，法院因而未論以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基於累犯資料本來即可以在刑法第57條第5款「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中予以負面評價，自仍得就被告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於此情形，該可能構成累犯之前科、素行資料既已列為量刑審酌事由，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依重複評價禁止之精神，自無許檢察官事後循上訴程序，以該業經列為量刑審酌之事由應改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為由，指摘原判決未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本案就被告范宇翔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檢察官皆已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並經原審及本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見原審卷一第117、27至28頁；本院卷第2 17至219頁）。被告范宇翔前因妨害自由罪，經原審法院109 年度簡字第732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又因妨害秩序案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9年度審簡字第2506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110年度原訴字第9號、110年度訴字第210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經士林地院110年度聲字第124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1月確定，已於111年3月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等情，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3至68頁），被告范宇翔於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之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再參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被告范宇翔上開前案所涉犯罪名與行為態樣與其本案所犯罪名、行為態樣相似，本案又聚眾對他人施暴，造成他人身體、行動權利受到侵害，並危害社會秩序，亦屬侵害社會法益之行為，足見被告范宇翔於上開前案罪刑執行完畢後，並未能因此而有所警惕，而有其特別惡性，前案之徒刑執行未能收得明顯之預防、教化之效，其對於刑罰之反應力顯然薄弱，則依本案之犯罪情節觀之，並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所指一律加重最低法定刑，致生被告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而不符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之情事，故有加重其刑予以延長矯正其惡性此一特別預防之必要，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辯護意旨主張無加重其刑之必要等語（見本院卷第219頁），於法未合。 ⒊被告林辰翰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02年度訴字第1927號判處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6月確定，又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新北地院103年度審簡字第671號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上揭2罪再經新北地院103年度聲字第457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7月確定，復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新北地院103年度簡字第4835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經接續執行，於106年8月30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09年1月16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視為執行完畢；被告仝祐嘉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新北地院104年度審簡字第1357 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又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新北地院104年度簡字第6564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上揭2罪再經新北地院105年度聲字第3319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復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新北地院105年度審易字第54號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經接續執行，於106年11月14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於107年12月21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業據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審判中主張，並提出各該判決書以資佐證(見原審字卷一第119至238頁)，經核與其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相符（見本院卷第33至34、51至53、57頁），足認檢察官就前階段構成累犯事實已為實質舉證，是被告林辰翰、仝祐嘉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均為累犯，然檢察官於原審審判中以補充理由書中載明被告林辰翰、仝祐嘉所犯之前案案由與本案較無關聯，爰不請求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等語（見原審卷第117 頁），是檢察官於原審審判中就被告林辰翰、仝祐嘉累犯應加重其刑之後階段事項既未主張，原判決因而未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將其等累犯前科紀錄列為刑法第57條第5款所定「犯罪行為人之品行」之審酌事項（見原判決第9至10頁），對被告林辰翰、仝祐嘉所應負擔之罪責已予以充分評價，並無違誤。雖本件上訴後，檢察官主張應加重其刑等語（見本院卷第218頁），然參諸最高法院前揭判決意旨，依重複評價禁止之精神，自無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爰於後述量刑時併予審酌，附此敘明。四、本院之判斷：　㈠原審審理結果，認為被告3人上開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本件被告等人係聚集3人以上，藉由人多勢眾，由被告范宇翔、葉昌洋分別抓住被害人戊○○左右手，甲、乙其中1人踢踹被害人戊○○一腳，另1人持不明長條狀物品作勢毆打，命令其上車之強暴、脅迫方式，迫使被害人戊 ○○曲從，坐上被告等人車輛離去，其餘之人並無毆打被害人戊○○（僅上述踢踹一腳），已經本院認定如上，原判決認被告等人僅有下手實施強暴之行為，並未有實施脅迫之行為，另關於被告等人下手實施強暴之行為，其態樣則認被告等人係徒手毆打被害人戊○○，此部分認定，與上開事證未合，而有違誤，原判決並據以論罪科刑，認被告林辰翰係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罪，被告仝祐嘉、范宇翔則均係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於法亦有未洽。從而，被告3人上訴翻異前詞，改口否認犯行，惟就如何認定被告3人上開犯行，被告3人所辯及辯護意旨如何不可採各節，業經本院依憑卷內證據逐一說明、指駁如前，被告3人上訴否認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撤銷原判決云云，雖無理由，惟原審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被告林辰翰、仝祐嘉、范宇翔部分予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全案緣起係被告林辰翰與被害人間有租車糾紛，被告林辰翰始聚集被告仝祐嘉、范宇翔、葉昌洋及甲、乙等人，公然在大馬路邊之公共場所對被害人戊○○實施上開強暴脅迫，衝突時間雖屬短暫，然驚動附近住戶蒐證報警，足致社會大眾驚恐，對社會秩序及安全影響甚鉅，所為實有不該，被告等人並以此方式迫使被害人面對債務，妨害被害人戊○○自由離去之權利，及使其搭乘上開車輛，跟隨被告等人離去，而行無義務之事，侵害其意思決定自由法益；兼衡本件肇因於被害人戊○○向被告林辰翰租車後，未經被告林辰翰同意，竟擅自處分被告林辰翰出租之車輛，所得金額供己花用，致被告林辰翰蒙受損失等情，業據被害人戊○○於審理中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14頁)，故被告林辰翰、仝祐嘉、范宇翔係為使被害人戊○○出面處理租車糾紛，以維護被告林辰翰之權益而為上開犯行，惡性尚非重大；被告等人犯後於原審審理時坦承犯行，惟上訴後，均改口否認犯行，難認有悔意，未能正視己過之犯後態度，更屬其人格之表徵；另考量被害人戊○○就被告等人之犯行表示不願追究（見偵卷第141頁）；被告林辰翰、仝祐嘉上開構成累犯之前科，及被告3人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二第28至29頁；本院卷第221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至4項所示之刑，並就被告仝祐嘉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至被告等人辯護意旨固主張本案係因被害人戊○○不法變賣租賃車輛，為尋回租賃車輛所為，請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220頁），惟本院已審酌本件肇因於被害人戊○○向被告林辰翰租車後，未經被告林辰翰同意，竟擅自處分被告林辰翰出租之車輛，所得金額供己花用，致被告林辰翰蒙受損失之有利被告等人之量刑因子，予以充分評價；況被告林辰翰居於首謀地位，本判決僅於法定最低本刑酌加1個月有期徒刑，被告仝祐嘉則已量處最低法定本刑，被告范宇翔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後，亦量處最低處斷刑，均屬低度量刑；況被告3人於原審審理時坦承犯行，上訴後均改口否認犯行，未能正視己過，難認有悔意，此犯後態度更屬其人格之表徵，自無再予以減讓之空間，故辯護意旨主張，洵非可採，附此敘明。　㈢沒收：被告范宇翔、甲、乙所持不明長條狀物品，雖係供本案犯行所用，惟並未扣案，且無證據證明係被告范宇翔所有，或被告3人具有事實上處分權，復無證據證明現仍存在，且屬常見之物，取得容易，價值不高，並不具備刑法上之重要性，宣告沒收恐增執行上之人力物力上之勞費支出，爰均不予宣告沒收、追徵，附此敘明。五、被告范宇翔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洪佳業提起公訴，檢察官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法　官林源森法　官陳鈴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羅羽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4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0-24

TCHM-113-上訴-848-20241024-1

抗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588號抗告人即被告謝廷軒選任辯護人莊函諺律師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280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就本案自始均承認犯罪，雖審理過程曾未到庭後經通缉，然被告即便知悉其遭通緝，亦非消極無作為，被告委請辯護人莊函諺律師於民國113年7月22日具狀，懇請原審法院就前開案件開庭，被告必遵期到庭，且陳報被告之聯絡電話，有刑事陳報狀在卷可參。原審雖以此陳報狀無被告之簽名或用印，無從認定該書狀內容，係被告本人之意云云。然按一般常理，受刑事委任之選任辯護人萬不可能在未經被告同意下，逕向法院任意陳報，是原審認該陳報狀非被告本人之意，應不足採之。此外，該案既尚屆候核辦階段，被告如真有意逃亡，其大可無需委由律師向法院陳報或懇請法院賜准開庭事，其具狀積極為此等表示，自應可認被告無逃亡之事實。況且，被告尚有5歲之未成年子女，該未成年子女現僅與被告之70 餘歲年邁祖母同住於臺中，是被告既有上述2人需扶養，自無可能置未成年子女等不顧而逃亡，被告之羈押原因應不存在，始屬當然。又查，原審裁定概以重罪常伴隨逃亡、串證之高度可能，趨吉避凶、脫免刑責及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作為由，逕認有羈押之必要，實未審酌命被告具保、限制住居或並命接受科技設備監控，應足以確保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有以具保之方式替代羈押。綜合上情，依比例原則加以考量，或可認本件以適當科技監控設備追蹤監控，並輔以限制出境出海、限制住居等處分，並禁止被告與本案共犯接觸或對本案證人及其家人為危害、騷擾等不當舉措，應足擔保被告不致逃亡或使審理程序晦暗不明，而無羈押之必要。綜上所述，原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有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並有上述之違誤，懇請撤銷原裁定，改諭知准許被告得以新臺幣5萬元具保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或科技監控等，後必定遵期到庭接受執行等語。二、按羈押被告之目的，其本質在於確保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確保證據之存在與真實，或為確保嗣後刑罰之執行，而對被告所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再關於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故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僅須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原因、以及有無賴羈押以保全偵審或執行之必要，由法院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三、經查：　㈠本件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前經原審訊問後坦承犯行，並有卷內相關供述及非供述證據可佐證，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06條第1項侵入住宅、同法第354條毀損罪、同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及同法第305條恐嚇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所涉犯之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經傳喚無著通緝到案，有逃亡之事實，非予羈押，顯難進行審判或執行之程序，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 條第1項第1款之羈押原因，且有羈押之必要，自113年8月11 日起裁定羈押3月，嗣被告向原審法院聲請具保停止羈押，經原審法院於113年9月12日裁定駁回被告上開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在案。㈡被告固以前詞提起抗告，惟查，本案依被告於原審訊問時之自白及起訴書證據清單所載之各項證據，足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3項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 306條第1項侵入住宅、同法第354條毀損罪、同法第304條第 1項強制罪及同法第305條恐嚇罪，犯罪嫌疑重大，又被告所涉犯之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羈押原因（按：原審押票「羈押理由及所犯法條」欄位雖僅勾選「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即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 項第1款所定之羈押原因，惟羈押理由所依據之事實〈如附件〉已記載被告所犯為最輕本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旨，故押票顯係漏未勾選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所定之羈押原因）。再者，被告曾經原審法院於112年12月13日審理期日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經原審法院於同日核發拘票至被告戶籍地臺中市○○區○○○街00巷00號（下稱被告戶籍地）執行拘提，惟拘提無著，又被告於原審法院113年3月 13日審理期日復經合法傳喚，亦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經原審法院於113年3月15日再次核發拘票至被告戶籍地執行拘提無著，嗣經原審法院於113年7月5日發布通緝後，始於113年8 月11日經緝獲到案，此有原審法院上開期日送達證書、原審法院行刑事案件報到單、審判筆錄、拘票、報告書、通緝書、通緝案件移送書等在卷可稽（見原審卷三第7至13、141至 148、291至316、343至347、421至423、483頁），而被告陳稱有收到通知書，因前一陣子都住在新北，早上開庭爬不起來等語（見原審卷三第490、518頁），顯見被告無意配合審判程序之進行甚明；復參諸被告之辯護人於112年12月13日審理期日表示：上週有聯絡上被告，這週沒有聯絡上被告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2頁），復於113年3月13日審理期日表示：目前聯絡不到被告，但上星期有聯絡上他，他知道今日要開庭等語（見原審卷三第295至296頁），足見被告之辯護人亦無法促使被告於審判期日遵期到庭，甚且屢屢於開庭前即無法與被告聯絡；稽以，被告經2次至戶籍地拘提未果，並自承其前陣子住在新北，稽以被告經緝獲查獲地點為桃園市 ○○區○○街0號，被告自承當時居所在桃園市○○區○○○路000巷0 0號，此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龜山分局通緝案件移送書、解送人犯報告書、調查筆錄在卷可佐（見原審卷三第483至491 頁），足徵被告並無固定住居所，且難以聯絡，自有事實足認其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羈押原因。是被告以其尚需扶養同住臺中之5歲之未成年子女及70餘歲年邁祖母為由，主張其逃亡之虞，與上開事證有違，不足採信。此外，本案尚在審理中，而毒品對國民健康及社會治安危害至深且鉅，被告涉嫌與所屬販毒集團以組織型態、各成員彼此分工模式販毒，其散布力強大，嚴重戕害國民健康及社會治安，故本院斟酌被告所涉犯罪事實對社會侵犯之危害性及刑罰權遂行之公益，與其人身自由之私益，兩相利益依「比例原則」及「必要性原則」權衡後，認命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仍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及將來可能刑罰之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不得羈押被告之情形，故仍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至辯護人雖於112年12月13日審理期日後之112年12 月15日具狀表示被告因112年12月13日身體不適，故無法遵期到庭，惟被告僅提出112年12月6日就醫之藥袋（見原審卷三第53至55頁），並未提出資料佐證其亦無法於112年12月1 3日審理期日到庭之正當理由，難認該期日其未到庭有正當理由。另辯護意旨復於113年7月22日具狀表示：已得聯繫上被告，請求開庭，被告必遵期到庭等語，並陳報被告之連絡電話，有刑事陳報狀在卷可參（見原審卷三第435頁），然被告既知其遭通緝，猶未自行到案，僅由辯護人具狀為上開表示，參以，被告已有多次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復拘提無著，且辯護人屢屢於開庭前夕即無法與之聯繫之情形，殊難認被告可遵期到庭，尚難徒憑辯護人出具之陳報狀，遽認被告已無逃亡之事實，故其羈押原因仍然存在。另辯護人雖再稱應可採取科技設備監控及限制出境、出海方式替代羈押，應無羈押必要云云，然施以科技監控，固可透過相關設備記錄受監控人於監控期間內之行蹤或活動，但電子監控設備尚受到電力、信號、監控設備妥善程度等因素之侷限，且於發生異狀後，法院再指揮員警前往查看情況，須耗費相當之時間，對於被告行蹤之約束及掌控相較仍有不足，顯難與羈押相提並論，況被告已有前述無固定住居所之情形，更難期待僅以科技設備監控方式以掌握其行蹤，故審酌科技設備監控之性質、功能及效果、被告本案所涉犯罪之刑度、案件情節、訴訟進行之程度，本院認若以命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及出海，輔以科技設備監控，尚不足確保後續審判之進行及將來刑罰之執行，仍有羈押之必要，附此敘明。四、綜上所述，本院審酌卷內相關事證、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認被告羈押之原因尚未消滅，且不能以具保、限制住居、限制出境及出海，輔以科技設備監控之方式替代，權衡「比例原則」及「必要性原則」後，認被告確有繼續羈押之必要，復查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不得羈押被告之情形，原審裁定駁回被告具保停止羈押之聲請，經核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自無違法或不當，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法　官林源森法　官陳鈴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書記官羅羽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2024-10-23

TCHM-113-抗-588-20241023-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竊盜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78號上訴人即被告張東嶺（現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47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3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逾期未補提者，原審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或上訴有第362條前段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而未經原審法院命其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362條、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按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固可不經監所長官而提出上訴書狀，且該監所不在法院所在地者，得扣除在途期間。但如向監所長官提出上訴書狀者，則毋庸扣除在途期間，且依刑事訴訟法第351條第1項規定，必須在上訴期間內提出，始視為上訴期間內之上訴（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1528號裁定意旨參照）。二、經查，上訴人即被告張東嶺（下稱被告）因竊盜案件，經原審於民國113年5月6日以112年度易字第477號為第一審判決，該判決正本已囑託法務部○○○○○○○○○○○○○○）長官於112年5 月16日送達被告，此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63 頁），是該判決書已生合法送達之效力，加計20日上訴期間，故本件上訴期間應至112年6月5日（該日為星期一）屆滿，被告不服原審判決，雖於法定上訴期間內之112年5月31日提起上訴，惟上訴狀僅記載說明：「…不服原審彰化地方院第一審判決，爰依刑事訴訟法提出上訴聲明。」、理由：「當庭陳述」（見本院卷第9、15頁），而未敘述具體之上訴理由，逾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仍未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原審法院並未命被告補正上訴之具體理由，經本院審判長於 113年8月23日裁定命被告應於裁定送達後7日內補正上訴之具體理由，該裁定已囑託彰化監獄長官於113年10月1日合法送達被告，由被告親自收受，此有送達證書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9頁），則被告補正期間，依上開規定，自送達裁定之翌日（即113年10月2日）起算7日，若經監所長官而提出補正書狀，因在監獄或看守所之被告，依刑事訴訟法第35 1條第1項規定，並無在途期間可言，故應於113年10月8日屆滿（該日為星期二），若不經監所長官而提出補正書狀，因彰化監獄不在本院所在地者，加計在途期間5日，則應於113 年10月14日屆滿（因期間末日13日為星期日），然被告迄今仍未補提具體上訴理由到院，有本院收狀資料查詢清單、收文資料查詢清單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161至167頁），被告顯已逾期仍未補正，揆諸上開說明，被告上訴自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爰不經言詞辯論，逕予駁回。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前段、第372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法　官林源森法　官陳鈴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羅羽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3　　日

2024-10-23

TCHM-113-上易-478-20241023-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組織犯罪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1154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詹詠華選任辯護人廖偉成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裁定如下：主文詹詠華自民國壹佰壹拾參年拾月貳拾柒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理由一、按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係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不得逕行限制之：一、無一定之住、居所者。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二、被告詹詠華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原審法院認被告雖有羈押原因，惟尚無羈押之必要，於民國113年2月27 日具保停止羈押，並限制住居及限制出境、出海8月在案（見原審卷一第152頁）。三、茲上開限制出境、出海期間將於113年10月26日屆滿，本院已於113年10月18日開庭訊問，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言詞陳述意見之機會（見本院卷第138至139頁）。本院審酌本案經原審法院審理後認被告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前段之指揮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未遂罪及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非法利用他人個人資料罪，判處被告犯指揮犯罪組織，處有期徒刑2年，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共116罪，各處有期徒刑8月，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10月，是堪認被告所涉上開犯罪，犯罪嫌疑確屬重大，又本案已經被告及檢察官均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現繫屬本院審理中，是本案既尚未確定，自仍有保全被告，以確保審判及執行程序順利進行之必要。且本案既經原審法院判處罪刑，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6月，無法易刑處分，亦不符合緩刑之要件，被告可預期將來判決之刑度非輕，基於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於此情形下，被告為規避刑罰之執行，逃匿以規避審判程序進行及刑罰執行之可能性增加，國家刑罰權有難以實現之危險，參以，被告正值壯年，並無高齡或不利逃亡之身體疾病等因素，難令本院形成被告逃亡可能性甚低之心證，於此情形下，被告仍有自臺灣出境以規避刑責之高度可能，是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被告仍具有逃亡之相當或然率存在，誠有相當理由足認其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之限制出境、出海事由。從而，審酌本案被告之涉案情節，並考量訴訟進行程度、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兼衡被告居住及遷徙自由權受限制程度等情，就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衡量後，認有繼續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自113 年10月27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法　官林源森法　官陳鈴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繕本）。書記官羅羽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2024-10-22

TCHM-113-上訴-1154-20241022-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加重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311號上訴人即被告林建課選任辯護人林恆碩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加重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45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823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林建課犯侵入住宅竊盜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事實一、林建課為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四總隊（下稱保四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警員（於民國112年10月2日退休），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各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分別於11 2年9月3日14時許、同年月6日20時56分許，侵入保四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位於彰化縣○○市○○路0段000號仁愛3樓第一小隊長寢室（下稱本案寢室）內，竊取小隊長宋宏麟放置於床上皮包內之現金新臺幣（下同）各3,000元、2,000元得逞。二、案經宋宏麟訴由保四總隊報請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下稱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壹、證據能力：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所引用之被告林建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65至66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形，亦無違法或不當取證之瑕疵，且均與本案之待證事實有關，認以之作為本件之證據亦無不適當之情形，認均有證據能力。二、按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件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經本院於審理時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與本案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得作為證據。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竊取告訴人宋宏麟所有，置放本案寢室之財物各3,000元、2,000元得逞之普通竊盜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侵入本案寢室之侵入住宅竊盜之犯行，並辯稱：平常我們在辦公上班時，都會去告訴人寢室泡茶，大家都可以進出。第一次竊盜，我本來是在他那邊泡茶，後來告訴人先離開去運動，我還在裡面，就一時失慮竊盜。第二次竊盜那天是晚班，我8點多像平常那樣進去寢室，看見告訴人不在，告訴人錢包在那，我就順手拿了2,000元等語（見原審卷第30、35、38頁；本院卷第63、103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按所謂侵入竊盜，必其侵入之初，即基於行竊之意思，倘以他故侵入，在侵入之後，始乘機起意竊盜者，尚難以侵入竊盜論（最高法院22年上字第1460號判例、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6124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34號判決意旨參照）。告訴人在原審審理時證述本案寢室有泡茶桌及電視架，還有3、4張椅子，都是我們邀請隊員進來泡茶，也有沒有經過邀請、便宜行事沒敲門就進來泡茶，只有被告進來沒有敲門，都無聲無息進來。因為大家比較熟，後來要進來寢室，就不用敲門，也不用得到允許等語明確，顯見本案寢室設有泡茶桌，寢室內有被告之茶具，平常隊員也有未經邀請，直接進去泡茶聊天、便宜行事無須敲門進入本案寢室、被告會直接進去泡茶聊天之事實，此與被告所述平日就會進去本案寢室泡茶之情相符，112年9月3日被告本來就在本案寢室內與告訴人泡茶，係告訴人有事先行離開後，才起意行竊；112年9月6日被告如往常進入本案寢室與告訴人泡茶聊天，因為看到告訴人把皮夾放在上舖，所以才臨時起意行竊，並無侵入住居之犯意及行為等語（見本院卷第121 至124頁）。二、經查：　㈠被告於上揭時、地，徒手竊取告訴人所有，置放本案寢室之皮夾內現金各3,000元、2,000元得逞之普通竊盜之事實，業據被告迭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坦承不諱，並經告訴人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復有職務報告、監視器影像截圖、被告與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截圖、保四總隊第一大隊員警主動提供涉案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具領保管單及告訴人所提出之本案寢室照片在卷可稽，是足認被告此部分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可採信。　㈡本案寢室性質核屬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住宅」：　⒈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其所謂「住宅」，乃指人類日常居住之場所而言，公寓亦屬之，只要供人正常起居之場所，且使用之場所係用以起居，該使用人對之擁有監督權，即不失為住宅之性質，例如用以居住之公寓、大廈、旅客租用之旅館房間、學校宿舍、公司員工宿舍及工寮等均屬之（最高法院69年度台上字第147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彰化縣○○市○○路○段000號保四總隊仁愛3樓第一小隊長的寢室當時是我跟其他3位小隊長共用，那是我們在休息用的，我們小隊長平常也會在寢室裡面泡茶，只有一個座位而已，旁邊還有幾個小板凳、有幾個椅子，有需要再拉過來。我們中隊其實還設有共用的交誼廳，隊員可以去泡茶。我們因為任務的需要要考核隊員的時候，會找隊員進來跟他個別談話，或者是有一些員警有時候有一個行為的偏差的時候，我們基於幹部，我們會請他來寢室泡茶、聊天，然後去側面瞭解他一些事情，幫他處理一些事情。除非我們邀請隊員進來，否則他們沒有得到我們的允許，是不能進去的。我們的寢室有2道門，1個是紗窗，1個是木門，我們同寢室的小隊長在寢室泡茶的時候，隊員聽到我們的聲音，有時候會想要進來，他們會敲個門進來，我會看是誰，然後問他有什麼事情？好，你要進來就進來，如果是無聊的話就來泡茶，就是這樣而已，我們會邀請他們，我們有人在裡面，他們才能進來。私交比較好、便宜行事沒有敲門進來不代表就是可以不敲門就進來的意思等語（見本院卷第10 8至114頁）；復依被告所述：我們保四總隊辦公室與小隊長寢室在同一棟大樓同一樓層，一樓是餐廳，二樓是器材室，三樓是分別中隊的寢室及辦公處所，大寢室有2間、小隊長寢室有2間、辦公室1間，小辦公室而已。辦公的警員很少，編制大概約20人，我們沒有勤務，可以在寢室待命等語（見本院卷第63至64頁）；再參諸告訴人提出之本案寢室照片（見本院卷第183頁），可見本案寢室配備簡易上下床鋪、內務櫃及桌椅，可供休憩、起居，是由上足認本案寢室係供告訴人及其他3位小隊長日常或機動待命時休憩、起居使用，其他非居住本案寢室之人員需得居住本案寢室之小隊長同意始能進入，未經同意不得擅自進入（自包括無人在本案寢室之情形），據此，本案寢室既係提供給告訴人與其他3位小隊長休憩、起居之場所，告訴人與其他3位小隊長就該寢室有監督權，自屬「住宅」無訛。　⒊被告及辯護意旨雖均稱本案寢室設有泡茶桌，寢室內有被告之茶具，平常隊員也有未經邀請，直接進去泡茶聊天、便宜行事無須敲門進入本案寢室、被告會直接進去泡茶聊天之事實，主張被告並無侵入住宅之故意等語。查，本案寢室因與辦公處所混合在同一樓層，故其他非居住本案寢室之人員機動待命時或有因私至本案寢室泡茶聊天、聯誼之情形，然依告訴人上開證述可知其他非居住本案寢室之人員必須經居住本案寢室之小隊長同意始能進入，未經同意不得擅自進入，而同意方式可能係明示，亦有可能係默示，換言之，欲進入者通常以敲門方式表達欲進入之意思，得到明確允許後進入，或因與居住本案寢室之小隊長熟稔或便宜行事之緣故，見內有人泡茶聊天，未先敲門，在居住本案寢室之小隊長點頭示意，甚或默示同意，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之情況下進入，然無論明示或默示，均係得居住本案寢室之小隊長同意而進入，尚難以居住本案寢室之小隊長曾默示同意，未為反對之意思表示，讓其他非居住本案寢室之人員進入，或被告曾有未先敲門即進入之情形，進而推論告訴人概括允許非居住本案寢室之人員可非經同意擅自進入，甚至在無人在寢室時，可以擅自進入。且告訴人所證述本案寢室係供告訴人及其他 3位小隊長休憩、起居使用，其他非居住本案寢室之人員需得居住本案寢室之小隊長同意始能進入，未經同意不得擅自進入乙情，符合一般人社會生活之經驗法則，自堪採信。且依被告專科畢業之智識程度及擔任警察職務多年之社會生活經驗（見本院卷第106頁），自難諉為不知。從而，被告及辯護意旨上開主張，並非可採。至被告及辯護意旨稱被告及其他隊員茶具均置放本案寢室，主張被告及其他隊員可以未經邀請、敲門即直接進入本案寢室泡茶乙節，惟告訴人已明確證述須經同意始得進入本案寢室如上，其於本院審理時另證稱：隊員如果來我們寢室泡茶，茶具要自己帶過來，被告及隊員茶具沒有在我們寢室內等語（見本院卷第112至113頁），故被告及辯護意旨此部分主張，難認有據，亦非可採。　㈢被告無故侵入本案寢室，目的係在行竊，其所為合於刑法第3 21條第1項第1款侵入住宅竊盜罪之加重條件：　⒈被告及辯護意旨主張被告第一次竊盜犯行，其行竊前先與告訴人在本案寢室泡茶，係告訴人離開本案寢室去抽煙、運動，其始下手行竊。第二次係依往常欲進入本案寢室與告訴人泡茶，並無行竊之意，係進入本案寢室後，發現無人在本案寢室，始起意行竊，被告二次進入本案寢室目的均非行竊，其所為均與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構成要件不該當等語。查，告訴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2年9月 3日中午的時段我是在寢室休息，我午休之後，當時還有另一小隊長李國源在寢室，被告並沒有來我們寢室，14時我就去接班了等語（見本院卷第115至116頁），經核與保四總隊 113年8月8日保四督字第1130007243號函所附112年9月3日勤務表相符（見本院卷第87頁），是可認告訴人於112年9月3 日中午在本案寢室休憩，於同日14時離開本案寢室，前往4 樓械彈室執行勤務，並非上樓抽煙或運動，故被告辯稱其與告訴人原在本案寢室泡茶，告訴人嗣離開去抽煙、運動云云，與上開事證不符，無非卸責之詞，難認可採。從而，被告明知本案寢室係供告訴人及其他3位小隊長休憩、起居使用，其他非居住本案寢室之人員需得居住本案寢室之小隊長同意始能進入，未經同意不得擅自進入，於112年9月3日、112 年9月6日，被告均明知無人在本案寢室，卻未經同意，亦無正當理由，擅自進入本案寢室，先後二次竊取告訴人所有皮包內之現金，其自有侵入住宅之故意，且其侵入本案寢室之初，目的即在行竊至明。從而，被告2次所為自該當侵入住宅竊盜罪之構成要件，被告及辯護意旨上開主張，皆與上開事證未合，委無足採。　⒉辯護意旨又執卷附保四總隊112年9月3日、112年9月6日勤務表顯示112年9月3日12時至14時、112年9月6日20時至22時，被告與告訴人均為「機動待命」，主張被告所辯其第一次行竊前先與告訴人在本案寢室泡茶，係告訴人離開本案寢室去抽煙、運動，其始下手行竊。第二次係依往常欲進入本案寢室與告訴人泡茶，並無行竊之意，係進入本案寢室後，發現無人在本案寢室，始起意行竊，被告二次進入本案寢室目的均非行竊等語。惟112年9月3日12時至14時、112年9月6日20 時至22時，被告與告訴人均無勤務，均為「機動待命」乙情，固有保四總隊113年8月8日保四督字第1130007243號函所附112年9月3日、112年9月6日勤務表附卷可佐（見本院卷第 87、89頁），惟此僅足以證明被告與告訴人之勤務分配情形，無法據此推論被告第一次行竊前「機動待命」時間係與告訴人同在本案寢室泡茶，或被告於第二次行竊前，進入本案寢室之目的係欲找告訴人泡茶，自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⒊辯護意旨再稱告訴人證述112年9月3日有另一名李國源小隊長在本案寢室，那被告要如何行竊，應是告訴人記憶錯誤所致，故被告當天行竊前確實與告訴人在本案寢室泡茶等語。惟按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或因記憶淡忘、或因事後迴護被告、或因其他事由所致，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方面，證人之證言，有時亦有予渲染之可能；然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若果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74年台上字第1599號判例、90年度台上字第6078號判決意旨參照）。依被告於警詢（見偵卷第 30頁）、原審及本院審判中所述（見原審卷第35頁；本院卷第64頁），可知被告確實係利用本案寢室無人之機會下手行竊；再參諸被告於警詢時供稱：我總共偷竊2次，第一次在1 12年9月3日14時許至彰化市○○路0段000號保四第1小隊長寢室偷竊小隊長宋宏麟掛在床緣皮包內財物，得手3,000元，… 。這二次竊盜總共得手贓款5,000元。「小隊長寢室之門未關」，徒手行竊得逞等語（見偵卷第30頁），足徵被告已坦認二次行竊均係利用本案寢室門未關之機會，侵入行竊，並非原與告訴人在本案寢室泡茶，嗣利用告訴人離開本案寢室之機會行竊無訛。從而，縱使告訴人關於李國源是否在本案寢室之證述或記憶稍有誤，然對於其所證述被告於112年9月 3日14時許行竊前，其並未與之在本案寢室泡茶乙情，與事實並無出入，對於真實性之認定無礙，仍足採信。故辯護意旨此部分主張，洵非可採。　㈣被告並非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侵入住宅竊盜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為公務員，其假藉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竊盜，應依刑法第134條前段加重其刑等語（見起訴書第1 頁）及原判決認被告為公務員，其利用職務上得以進入小隊長寢室之機會，而徒手竊取告訴人皮包內之現金，即係假藉職務上之機會，以故意犯瀆職罪章以外之竊盜罪，係犯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侵入住宅竊盜罪等語（見原判決第2頁）。惟按刑法第134條前段關於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刑法瀆職罪章以外之罪，應加重其刑之規定，係以其故意犯罪係假借其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為前提要件。如行為人雖具有公務員身分，但其犯罪並非利用其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為之，即與該條規定之要件不合（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18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雖係保四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隊員，為公務員，惟其侵入本案寢室竊取告訴人之財物，乃單純乘居住本案寢室之小隊長無人在本案寢室之機會，無故侵入該寢室，下手行竊，被告並無因其身為保四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隊員之公務員身分，而可不經居住本案寢室之小隊長之同意而進入本案寢室，且被告侵入本案寢室行竊，與其職務並無任何關聯，尚難認被告行為時有何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而為之，其所為自與刑法第134條前段所指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刑法瀆職罪章以外之罪之要件不符。公訴意旨及原判決此部分認定，難認有據，於法尚有未洽。參、論罪部分：一、核被告2次竊盜犯行，均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侵入住宅竊盜罪。公訴意旨雖認被告為公務員，其假藉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竊盜，應依刑法第134條前段加重其刑等語（見起訴書第1頁），然此部分認定於法未洽，已經本院認定如上，不再贅述。二、被告2次竊盜犯行，犯意個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三、自首之認定：　㈠辯護意旨雖稱依保四總隊第二中隊小隊長即告訴人112年9月9 日職務報告記載，當時只疑似有不明人士竊取告訴人財物，犯罪行為人尚屬不明，亦無客觀證據可以證明犯罪之人，被告於112年9月7日即向小隊長坦承112年9月3日之犯行，且於製作筆錄時表示接受刑事訴追之意思，故112年9月3日竊盜犯行應有自首適用等語（見本院卷第104、124至126頁）。按刑法第62條所定自首減刑，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知悉犯罪事實及犯人之前，向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坦承犯行，並接受法院之裁判而言。苟於職司犯罪偵查之公務員已知悉犯罪事實之梗概，且可得特定犯罪嫌疑人後，犯罪嫌疑人始向之坦承犯行者，為自白，而非自首（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97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上之自首，以對於未發覺之罪投案而受裁判為要件，其方式雖不限於自行投案，即託人代理自首或向非偵查機關請其轉送，亦無不可，惟須有向具偵查犯罪職務之機關或人員承認犯罪而受裁判，始生自首效力。若於犯罪後，僅向非有偵查犯罪職務之公務員陳述自己犯罪之事實，而無受裁判之表示，即與自首之條件不符（最高法院 113 年度台上字第 2989 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告訴人於112年9月2日16時許，發現放置於本案寢室内個人皮夾内現金有短少，疑似遭不明人士竊取，及同仁也有反應類似案件，遂向直屬中隊長林清鏵報告上述情形，經中隊長林清鏵及同居本案寢室之其他3位小隊長同意後，在本案寢室安裝監視器，於112年9月6日21時8分10秒返回本案寢室後發現皮夾已遭移動，遂檢視監視錄影畫面，發現當日20時 56分25至31秒被告竊取其皮夾內之財物得手。告訴人於翌日 7時10分許即請被告至本案寢室内詢問，是否於112年9月2日、9月3日及9月6日竊取告訴人之財物，被告起初矢口認犯行，經告訴人突破心防，被告向告訴人坦承犯行，告訴人隨即於112年9月8日11時許以LINE通知中隊長林清鏵上述情形，並於13時14分以LINE請求中隊長林清鏵依法辦理，告訴人嗣於112年9月8日在保四總隊第一大隊督察員室訪談時指稱被告涉嫌112年9月2日、9月3日及9月6日竊取其置放本案寢室內皮夾內之現金，並欲提出告訴之意，被告嗣於112年9月8 日在保四總隊第一大隊督察員室訪談時，坦承112年9月3日及112年9月6日之竊盜犯行，惟否認涉嫌於112年9月2日竊取告訴人財物之犯行，保四總隊嗣於112年9月12日以保四督字第112000616號函移送彰化地檢署偵辦，被告於偵訊時坦承1 12年9月3、6日2次普通竊盜犯行，表示認罪等情，有保四總隊第一大隊第二中隊職務報告、被告於112年9月6日行竊之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告訴人及被告112年9月8日訪談筆錄、保四總隊上開移送偵辦函文、被告偵訊筆錄在卷可參（見偵卷第3、7至9、15至24、33至35、42至43、61至62頁），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然保四總隊督察室督察員或告訴人皆非有偵查犯罪職務之公務員，被告於112年9月7日向告訴人坦承犯行，或於112年9月8日保四總隊督察室接受督察員訪談時縱坦承本案普通竊盜犯行，均非向職司犯罪職務之機關或人員自首。　㈢而保四總隊嗣將本案移送有偵查犯罪職務之彰化地檢署偵辦時，該署已根據告訴人指訴涉嫌竊取其財物之行為人為被告、被告請求告訴人給予機會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及112年9月 6日監視器影像截圖（見偵卷第41至43頁），將被告列為涉嫌本案竊盜犯行之嫌疑人，足見職司犯罪偵查之彰化地檢署已知悉犯罪事實之梗概，且已特定犯罪嫌疑人為被告，即已發覺本案竊盜犯行，被告嗣於偵訊時向偵查犯罪職務之彰化地檢署檢察官承認本案普通竊盜犯行，核與自首之要件不符，僅屬自白。至112年9月3日之竊盜犯行僅有告訴人之指訴，而監視器僅攝得被告112年9月6日行竊之經過，並未攝得1 12年9月3日之竊盜犯行，惟此乃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就被告於112年9月3日之竊盜犯行犯罪嫌疑是否達起訴門檻，及嗣移送法院審判，是否可達確信為真實之程度，核與自首要件有別，要屬二事，不容混淆。辯護意旨此部分主張，難認可採。　　肆、本院之判斷：一、原審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　㈠程序事項：　⒈按刑事案件輕重不一、繁簡各別，對其處理如能視案件之輕微或重大，或視被告對於起訴事實有無爭執，而異其審理之訴訟程序或簡化證據之調查，一方面可合理分配司法資源的利用，減輕法院審理案件之負擔，以達訴訟經濟之要求；另一方面亦可使訴訟儘速終結，讓被告免於訟累，以達明案速判之目的，此乃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所定「除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最輕本刑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或高等法院管轄第一審案件者外（下稱法定罪名），於前條第一項程序（即準備程序）進行中，被告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時，審判長得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輔佐人之意見後，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之立法意旨。是以倘案件屬於法定罪名，因不法內涵非重，且被告於準備程序先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即得於保障當事人為訴訟程序主體之程序參與權後，賦予事實審法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之程序轉換權，此時被告獲得公正有效審判既已獲得確保，仍能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要求。再被告既為有罪陳述，已可推定放棄詰問權之保障，因此簡式審判程序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且放寬證據調查之方法，不受通常審判程序相關規定之限制，得由審判長便宜行事，以適當之方法調查證據；且因案情明確，為合理、有效分配司法資源，依同法第284條之1規定，第一審亦不行合議審判。除此之外，與通常審判程序所遵循之控訴原則、當事人對等、言詞審理、公開審理及審級制度等，並無異同。又法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後，認有「不得」或「不宜」者，應撤銷原裁定，依通常程序審判之，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2項亦有明文。該條所稱「不得」進行簡式審判程序者，包括被告所犯非法定罪名之案件，或被告未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等不符法定要件之情形，法院並無裁量之權。另所謂「不宜」為簡式審判程序者，依照立法理由所載及法院辦理刑事訴訟應行注意事項第139點之規定，除指被告雖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但其自白是否真實，仍有可疑者外；尚有如一案中數共同被告，僅其中一部分被告自白犯罪；或被告對於裁判上一罪或數罪併罰之案件，僅就部分案情自白犯罪等情形，因該等情形有證據共通的關係，若割裂適用而異其審理程序，對於訴訟經濟之實現，要無助益，此時自亦以適用通常程序為宜，惟此仍應由法院視案情所需裁量判斷。據此，應為無罪（含一部事實不另為無罪諭知之情形）之判決，因涉及犯罪事實存否，自係不宜為簡式審判。然倘係案件應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判決（含一部事實不另為免訴或不受理諭知之情形）時，因屬訴訟條件欠缺之程序判決，與被告已為之有罪陳述，並無衝突，且與犯罪事實之認定無關，而與簡式審判僅在放寬證據法則並簡化證據調查程序，並非免除法院認事用法職責，亦無扞格，更符合簡式審判程序為求訴訟經濟、減少被告訟累之立法意旨，此時法院既係於尊重當事人之程序參與權後，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檢察官於訴訟程序之進行中，未曾異議，而無公訴權受侵害之疑慮時，縱使法院並未撤銷原裁定，改行通常審判程序，以避免訴訟勞費，仍屬事實審法院程序轉換職權之適法行使，不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刑事判決）。析言之，事實審法院得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解釋上被告應就被訴事實全部構成要件為有罪之陳述，且為全部有罪之判決，始足當之，倘認被告上開有罪之陳述仍有疑義或有不宜為有罪實體判決之情形者，自不得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如法院裁定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後，則應依同條第2項撤銷原裁定，改行通常審判程序，方屬適法。　⒉本案檢察官以通常程序起訴被告為保四總隊警員（於112年10 月2日退休），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犯意，分別於112 年9月3日14時許、同年月6日20時56分許，侵入本案寢室內，竊取第一大隊第二中隊小隊長即告訴人放置於床上皮包內之現金3,000元、2,000元（已發還）得逞。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加重竊盜罪嫌，另以被告於竊盜時具公務員身分，其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竊盜罪，請依刑法第134條加重其刑（見起訴書第1至2頁）。原審受命法官於113年1月24日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後，認被告對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檢察官、被告之意見後，諭知「本件經合議庭評議結果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行簡式審判程序」，另經檢察官、被告同意即時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後，於同日續為審理，依職權傳喚告訴人到庭作證、證據之調查、辯論，於113年2月5日判決，載敘公訴意旨雖僅認被告僅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加重竊盜罪，容有未洽，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同一，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認被告2次竊盜犯行均係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侵入住宅竊盜罪，各判處有期徒刑9 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惟原審受命法官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訊問被告，被告係供稱：「我認罪，但是不是像檢察官起訴犯罪事實。我沒有假藉職務，我不是在執行職務時竊盜，應該無加重事由。侵入住宅部分，平常我們在辦公上班時，都會去宋小隊長寢室泡茶，大家都可以進出。」等語（見原審卷第30頁），於審判程序告訴人證述結束後，對其證述內容表示稱：「剛才證人所述，要進入小隊長寢室前，都要敲門，如審判長所說，是否也有人沒有得到允許，就進去，其實也有，不同中隊也可以進去。證人可能忘記我們有泡茶，證人先上去抽煙，才下去運動。」等語（見原審卷第 38頁），於辯論時再辯解稱：「我會進入寢室，小隊長不是告訴人，其他小隊長也會進入我們寢室，沒有論高階、低階，進入隊員寢室就不用敲門嗎？」等語（見原審卷第40至41 頁），足見被告僅坦承普通竊盜之犯行，惟否認有構成侵入住居竊盜之加重條件，及假借其公務員職務上之機會為竊盜犯行，顯然非對於被訴之假借公務員職務上之機會為侵入住宅竊盜之全部構成要件為有罪之陳述，揆諸上開說明意旨，尚難認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中已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非屬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所定得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情形，應依通常程序，行合議審判之，原審改行簡式審判程序，有判決違背法令之違誤。故被告上訴指摘本件應行通常審判程序，不得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原判決改行簡式審判程序，有判決違背法令之違誤（見本院卷第23至28頁），為有理由。　　㈡實體事項：被告並非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侵入住宅竊盜罪，已經本院認定於前，原判決認被告為公務員，其利用職務上得以進入小隊長寢室之機會，而徒手竊取告訴人皮包內之現金，即係假藉職務上之機會，以故意犯瀆職罪章以外之竊盜罪，係犯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21條第1項第1 款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侵入住宅竊盜罪等語（見原判決第2頁），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　㈢從而，被告上訴仍執前詞否認所為構成侵入住宅竊盜犯行，惟就如何認定被告犯侵入住宅罪，被告所辯及辯護意旨如何不可採各節，業經本院依憑卷內證據逐一說明、指駁如前，被告上訴否認加重竊盜犯行，指摘原判決不當，請求撤銷原判決云云，雖無理由，惟原審既有上開可議之處，自屬無可維持，應予撤銷改判。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警員，不知潔身自愛，不思循合法途徑獲取財物，竟為一己私利，竊取告訴人財物，顯然缺乏對他人財產權應予尊重之觀念，侵害告訴人財產法益，並危害社會治安，實屬不該，又考量被告竊取之財物分別為現金3,000元、2,000元，竊取之財物金額及所得不高，徒手竊取之手段，情節尚非嚴重，犯後否認成立侵入住宅之加重條件，惟坦承普通竊盜犯行，且已將竊得之財物返還告訴人，此有保四總隊扣押物具領保管單附卷可參（見偵卷第65頁），另被告欲與告訴人調解或和解，惟雙方無共識而未能成立調解或達成和解，獲得告訴人宥恕，並兼衡被告前因妨害公務，經緩起訴處分確定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45頁），其所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及所陳報之資料（見原審卷第41頁；本院卷第107、135至137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審酌被告所犯2罪侵害法益、罪質、犯罪情節均相同，時間相近，各罪之獨立程度相對較低，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相對較高，及受刑人犯罪後態度所反應之人格特性、矯正之必要性、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採多數犯罪責任遞減之概念）、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以及恤刑（但非過度刑罰優惠）等刑事政策之意旨等情狀，為充分而不過度之綜合非難評價，於法律拘束之外部及內部性界限內，依限制加重原則，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2項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緩刑：被告及辯護意旨均請求給予緩刑之宣告等語（見本院卷第31、104、107、132頁）。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緩刑之要件，又被告竊取之財物金額不高，其犯罪所得復已發還告訴人，此有保四總隊扣押物具領保管單附卷可參（見偵卷第49頁），然身為警員，不知潔身自愛，侵入本案寢室竊取告訴人之財物，行為殊值非難，且未獲告訴人宥恕，故本院認並無可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而有執行宣告刑，俾兼顧犯罪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的目的之必要，認不宜宣告緩刑。至相同案由之案件，不同行為人之具體犯罪情節、個人屬性等科刑事由本俱異，尚難比附援引，亦難據此認未予宣告緩刑有違比例原則或公平原則。被告及辯護人此部分請求，尚無足採。四、沒收：被告竊得之現金3,000元、2,000元，業已發還告訴人，前已敘及，是被告已無保有任何不法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五、按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2款至第9款所規定不得上訴第三審之各罪案件，係以罪為判斷基準，自不因有刑法總則或分則之加重而有不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4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公訴意旨起訴之犯罪事實，雖認被告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加重竊盜罪嫌，然已敘及「被告於竊盜時具公務員身分，其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竊盜罪，請求依刑法第134條加重其刑」之旨，原判決亦變更起訴法條，認被告係犯刑法第134條前段、第321條第1項第1款之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故意犯侵入住宅竊盜罪，而刑法第134條前段固屬刑法分則之加重，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處罰，然揆諸上開說明，仍屬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刑法第321條竊盜罪，既經第二審判決，自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附此敘明。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傅克強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杰、林弘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法　官林源森法　官陳鈴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羅羽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0-17

TCHM-113-上易-311-2024101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30號上訴人即被告王振宇選任辯護人陳宣任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南投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47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判決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違誤或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被告甲○○上訴及辯護意旨略以：　㈠按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40號刑事判決說明「性剝削」含有在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之壓榨意涵，足見不存在不對等權力地位之情況下，兒童及少年若有真摯之同意，因不存在「性剝削」，不應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加以處罰，應可解釋兒童及少年之同意得阻卻行為之不法，以符合刑法謙抑性格。本件依被害人即代號BK000-Z000000000號之女子（94年生，真實姓名詳卷，下稱甲女）於原審審理之證詞可證甲女傳送裸照予被告，乃因2人為情侣關係，且已發生數次親密關係，故覺得傳送裸照給被告並無不可，可見被害人傳送裸照一事，乃係基於真摯之同意拍攝而傳送給被告，又被告與甲女斯時是交往中之男女朋友關係，亦無證據可認渠等有任何不對等權力地位之情況，被告詢問甲女提供裸照，業經甲女真摯之同意，並無「性剝削」之事實，自應阻卻違法。　㈡又退步言之，縱認被告得甲女同意，不得阻卻違法，本案被告係單純得甲女同意而拍攝、製造，未為其他積極介入、加工手段之情形，應該當於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交易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之「直接拍製型」，原判決認被告所犯為同條例第36條第2項之引誘使少年製造猥亵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尚有違誤。　㈢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條例第36條第1項、第2項之法定刑分別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及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可謂不重。再對比同法第32條第1項使兒童及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該罪對兒童及少年身心狀況侵害程度更大，然而侵害程度比較低之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 項、第2項卻無有對價之要件即得處罰之，其法定刑尚較同條例第32條第1項為重，難謂無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且被告與甲女斯時是交往中之男女朋友關係，被告基於情侶之打情罵俏，要求甲女提供裸露照片，其法敵對意識較低。被告於原審已給付新臺幣（下同）10萬元和解金給甲女，甲女在原審時是說20萬元同意和解，被告現願意再給付10萬元，但是甲女法定代理人並不同意，可見被告行為後有積極處理善後，且被告取得甲女裸照係供自己觀覽使用，並無散布之事，或持之威脅甲女，並已刪除裸照，其可非難性較低。綜上，本案應有刑法第59之適用等語（見本院卷第21至23 、164至166、169至179頁）。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審業已綜合被告之供述、證人即甲女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被害人母親於警詢之證述、兒少性剝削事件報告單、對話紀錄截圖、監視器畫面截圖、車輛詳細資料報表、被告與被害人之對話紀錄等卷內證據，詳予勾稽，先認定被告於行為時即知悉甲女為未滿18歲之少年之事實；復說明最高法院闡釋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之「促成合意拍製型」所稱之「他法」，係指行為人所採取之積極手段，與招募、引誘、容留、媒介或協助等行為相類似或介入、加工程度相當，而足以促成兒童或少年合意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畫面者而言。此與同條第1項之「直接拍製型」係行為人單純得同意而拍攝、製造，未為其他積極介入、加工手段之情形，並不相同。倘行為人僅單純告知兒童或少年並獲其同意（下稱「告知後同意」）而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畫面，並未進一步額外施加上開介入、加工手段，應屬同條第1項「直接拍製型」之規範範疇，難謂係合致於「促成合意拍製型」之規範目的。至於單純「告知後同意」之告知方式，無論係單純以詢問、請求、要求等方式為之，均無不可。惟倘行為人係另行施加前揭積極之介入、加工手段，而詢問、請求或要求被害人同意，則已逸脫同條第1項「直接拍製型」之規範目的，自該當於同條第2項之「促成合意拍製型」要件之意旨，並綜合上開證據，認甲女原並無自行拍攝裸露胸部或陰部之猥褻電子訊號之意思，係受被告以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訊息內容及2人在交往、提供金錢援助、幫忙找工作等話語，引誘甲女拍攝裸露胸部或陰部之猥褻電子訊號，甲女擔心害怕被告生氣，無法透過被告取得金援或工作機會，始拍攝其裸露胸部或陰部之照片或影片，並傳送予被告觀看，甲女顯並非單純於被告告知後同意傳送裸露胸部或陰部之猥褻電子訊號，被告確有「引誘」被害人拍攝裸露胸部或陰部之猥褻電子訊號供其觀看之積極介入、加工手段之情形，成立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之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其所憑之證據及理由；另就被告及辯護意旨所辯甲女係因為與被告交往而自願同意拍攝猥褻電子訊號乙節，如何不可採，予以指駁及說明；末載敘依修正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6項規定宣告沒收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之猥褻電子訊號，不予宣告沒收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猥褻電子訊號之紙本列印資料，及案發時用來接收猥褻電子訊號之電子設備之依據及理由等旨，其所為論斷，經核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並無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亦無違背證據法則、判決理由不備、理由矛盾、不適用法則或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被告及辯護意旨對原判決已明白論斷取捨之事項，依憑己見，再為爭辯被告僅係單純得甲女真摯之同意，而使甲女自行拍攝猥褻之電子訊號，並無引誘甲女拍攝猥褻之電子訊號云云，與卷內事證有違，尚非可採。　㈡被告又主張被告與甲女斯時是交往中之男女朋友關係，亦無證據可認渠等有任何不對等權力地位之情況，並無「性剝削」之事實，自應阻卻違法等語。惟按性活動過程中之性隱私，為一般個人私密生活之最核心領域，不容任意侵害。兒童及少年則更屬必須保護之對象。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條規定：「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依其立法說明，是立基於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遭致性剝削之普世價值，而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及兒童權利公約之精神，將侵犯兒童或少年而與其身心健全發展有關之任何性活動，均列為係對兒童及少年之「性剝削」，以立法明文方式，揭示不容許兒童、少年放棄或處分其上述基本人權，以免因任何非法之性活動而遭致性剝削之旨。復按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性剝削」含有在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之壓榨意涵，「性剝削」之概念較「性交易」為廣，兒童、少年必須被視為應維護及保障的權利主體，任何對於兒童、少年以身體或性自主意識來滿足剝削者權力慾望之性活動，皆屬於對兒童、少年之性剝削（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540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條立法理由開宗明義及最高法院上開判決均已揭櫫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任何對於兒童、少年以身體或性自主意識來滿足剝削者權力慾望之性活動，皆屬於對兒童、少年之性剝削之意旨。查，本件被告與甲女於案發時係男女朋友關係乙節，固經甲女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屬實（見原審卷第206至207頁），惟甲女為00年00月生，於案發時為16歲，係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此有兒少性剝削事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在卷可參（見不公開卷第28頁），而被告則係已滿37歲之成年人，2人年齡相差逾20歲，甲女在生理及心智發展未臻成熟，明顯居於弱勢；稽之，被告為滿足一己性慾，以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訊息內容及2人在交往、提供金錢援助、幫忙找工作等積極介入、加工手段，引誘甲女拍攝裸露胸部或陰部之猥褻電子訊號供其觀看，甲女擔心害怕被告生氣，無法透過被告取得金援或工作機會，而拍攝其裸露胸部或陰部之電子訊號，並傳送予被告觀看，可見甲女於同意拍攝裸露胸部或陰部之猥褻電子訊號予被告觀看之性活動之過程中，係因其年幼欠缺判斷力、自我保護能力未臻成熟、尚未發展形成性隱私意識、未具備完全之性自主決定意思，因被告之引誘手段，致發生判斷上之錯誤，其意思自由形同遭受妨礙，被告自係以不對等之權力關係壓榨甲女，而使其性隱私遭受非法剝削至明。從而，被告及辯護意旨稱被告雖使甲女拍攝裸露胸部或陰部之猥褻電子訊號，惟雙方並無任何不對等權力地位之情況，並無「性剝削」之事實，應阻卻違法乙節，與上開事證不符，難認可採。至被告及辯護意旨雖主張阻卻違法，惟依其前後文意，應係指「被告對甲女無不對等之權力地位，或足以壓榨甲女之關係存在，不構成性剝削行為」，其意應係不該當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之構成要件，故被告及辯護意旨主張「阻卻違法」，應有誤會，附此敘明。　㈢被告及辯護意旨復以上開情詞主張本案應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等語。經查：　⒈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6157號判決意旨參照）。且如別有法定減輕之事由者，應優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時，方得為之（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6342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該條規定犯罪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固為法院依法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尤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刑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有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6683號判決要旨參照）。而是否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本屬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縱未依該規定酌減其刑，亦無違法可言（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8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司法院釋字第623號解釋理由書揭示「兒童及少年之心智發展未臻成熟。……『性剝削』之經驗，往往對兒童及少年產生永久且難以平復之心理上或生理上傷害，對社會亦有深遠之負面影響。從而，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從事任何非法之性活動』，乃普世價值之基本人權。」，又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拍攝兒童及少年性交猥褻影像罪，旨在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之普世基本人權價值（第1條），故立法者將上述行為規定為嚴重犯罪，以符合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及「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的任擇議定書」等相關國際公約規定，其立法目的符合重要之憲法價值。且由於拍攝兒少性交猥褻影像，使兒童及少年從事色情表演或作為色情之題材，而淪於性剝削或性虐待之客體，影像內容且係對被害兒童及少年虐待之永久紀錄，足以對兒童及少年身心健全發展（性發展）造成高度危險，為保護上開重要法益，乃採取刑罰之一般預防功能予以管制，有助於重要公益目的之達成。至於對犯罪行為施以剝奪人身自由之刑罰制裁，除限制人民身體自由外，亦同時影響人民其他基本權利的實現，法定刑之刑度高低，當由立法機關基於憲法之價值體系及立法目的而定。依上開說明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之罪，有前揭重要憲法價值與立法目的，其法定刑為「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 0萬元以下罰金」，最輕本刑重於同條例第32條第1項之引誘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罪（法定刑為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乃立法者斟酌現今網路資訊傳播快速，兒童及少年性剝削之影像內容流傳，對被害兒童及少年之虐待紀錄將永久流傳，無遠弗屆，就保護兒童及少年性發展自主之法益所做立法衡量，屬立法形成自由範疇。被告及辯護意旨主張有違罪刑相當原則、比例原則，於法未合，殊無可採。再者，本件被告已是年滿37歲之成年人，與甲女交往成為男女朋友，利用甲女年僅16歲，因年幼欠缺判斷力、自我保護能力未臻成熟、尚未發展形成性隱私意識、未具備完全之性自主決定意思，竟以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訊息內容及2人在交往、提供金錢援助、幫忙找工作等手段，引誘甲女拍攝裸露胸部或陰部之猥褻電子訊號供其觀看，甲女擔心害怕被告生氣，無法透過被告取得金援或工作機會，而拍攝其裸露胸部或陰部之電子訊號予被告觀看，使甲女性隱私遭受非法剝削，影響甲女身心健全發展。故衡酌其犯罪情狀及被告暨辯護意旨所述之上開情狀以觀，尚難認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自無從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被告及辯護意旨此部分主張，於法未合，不足憑採。　㈣綜上，被告上訴執上開各情指摘原判決違誤或不當，請求為無罪判決或請求從輕量刑，皆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詣峰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清杰、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法　官林源森法　官陳鈴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羅羽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民國106年11月29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金。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營利犯前三項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前四項之未遂犯罰之。第一項至第四項之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附件：臺灣南投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47號公訴人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甲○○ 選任辯護人王秉信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911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甲○○犯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附表二所示之電子訊號，均沒收。事實一、甲○○於民國000年0月間，透過通訊軟體MESSENGER認識代號B K000-Z000000000號之女子（94年生，真實姓名詳卷，下稱甲女），詎甲○○明知甲女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竟基於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犯意，接續以如附表一所示訊息內容等話語，引誘居住於南投縣境內（地址詳卷）之甲女，於111年2月19日至000年0月0日間自行拍攝如附表二所示之猥褻電子訊號，並透過通訊軟體MESSENGER傳送予甲○○觀覽。嗣甲女母親即代號BK000-Z000000000A號，於111年3月6日發覺甲女行蹤有異而查看甲女通訊軟體MESSE NGER對話紀錄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報告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理由一、程序部分　　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內所有卷證資料（包含人證、物證、書證，詳下述及者），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與本案事實亦有自然之關連性，檢察官、被告甲 ○○及辯護人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均不爭執該等卷證之證據能力或曾提出關於證據能力之聲明異議，是本院認依法均有證據能力。二、實體部分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向被害人甲女索取拍攝胸部、陰部等處照片之事實，惟辯稱：是被害人自己給我的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被告跟被害人是情侶，對話紀錄內提到的機車、金錢等部分，是男女交往時為展現優勢才表現出來，不代表要換照片，跟提供照片沒有因果關係等語。然查，　㈠被害人有於111年2月19日至000年0月0日間，自行拍攝如附表二所示裸露胸部、陰部等處之猥褻電子訊號，並透過通訊軟體MESSENGER傳送予被告觀覽，嗣被害人母親發覺被害人行蹤有異而查看其通訊軟體MESSENGER對話紀錄後，報警處理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20-12 2、217頁），並經被害人於本院時、被害人母親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警卷第20-23頁、本院卷第202-211頁），且有兒少性剝削事件報告單、對話紀錄截圖、監視器畫面截圖、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在卷可佐（見不公開卷第31-32、36-213），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又被害人於案發時係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兒少性剝削事件報告單在卷可參（見不公開卷第31頁），又觀諸被告與被害人之對話記錄，可見被告曾向被害人詢問其年紀，被害人亦曾多次向被告表示自己未滿18歲（見不公開卷第52 、87-88、117、159頁），且被害人於本院審理時亦證稱：我有明確跟被告說我17歲等語（見本案卷第208-209頁），是被告於案發時即知悉被害人於斯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乙節，亦堪認定。　㈢按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所定「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之罪，其中所謂「引誘」，係使他人產生實行某種行為之決意，而予勸誘、刺激，或他人已有某種行為之決意，而予慫恿、鼓勵之行為，皆屬之；再者，與「被拍攝」並列之「製造」，並未限定其方式，自不以「他製」為必要，其文義涵攝被害人自行拍攝（即自拍）及自行製造之行為，更與是否大量製造無關；而所謂「猥褻行為」，係指性交以外，在客觀上足以誘起他人性慾，在主觀上足以滿足自己性慾之一切行為，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77 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之「促成合意拍製型」所稱之「他法」，係指行為人所採取之積極手段，與招募、引誘、容留、媒介或協助等行為相類似或介入、加工程度相當，而足以促成兒童或少年合意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畫面者而言。此與同條第1項之「直接拍製型」係行為人單純得同意而拍攝、製造，未為其他積極介入、加工手段之情形，並不相同。倘行為人僅單純告知兒童或少年並獲其同意（下稱「告知後同意」）而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畫面，並未進一步額外施加上開介入、加工手段，應屬同條第1項「直接拍製型」之規範範疇，難謂係合致於「促成合意拍製型」之規範目的。至於單純「告知後同意」之告知方式，無論係單純以詢問、請求、要求等方式為之，均無不可。惟倘行為人係另行施加前揭積極之介入、加工手段，而詢問、請求或要求被害人同意，則已逸脫同條第1項「直接拍製型」之規範目的，自該當於同條第2項之「促成合意拍製型」要件，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94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⒈被害人傳送予被告如附表二所示之電子訊號，雖係被害人自行拍攝，然依前開說明，仍該當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所稱之「製造」要件。　⒉另被害人於本院審理時證稱：因為我沒辦法陪被告出去所以要傳裸照或私密照給被告，被告有對我說過要來找我，如果我要延後一天，要傳一張裸照才能延後一天，且也有說我傳裸照給他，他可以幫我找工作等承諾，但都沒有實現，我傳私密照給被告是因為被告跟我要，我才給他，我很少主動給他，跟被告說「鼻要」，就是拒絕的意思，因為之前有給了很多次，因為他一直跟我盧，所以我就不想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05、210-211頁），且觀諸前開被告與被害人之對話記錄（見不公開卷第45-212頁）可知，係被告先傳送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訊息內容，要求被害人傳送照片觀其觀覽，經被害人明言拒絕被告或以著衣之照片應付被告後，因被告持續要求，被害人始傳送裸露胸部之照片予被告；且後續被告復傳送附表一編號4至5所示訊息內容予被害人，要求被害人傳送照片予其或與其視訊、外出，亦經被害人明言拒絕；被告又再傳送附表一編號6所示訊息內容予被害人，被害人始傳送猥褻照片予被告；後續被害人復因被告傳送附表一編號7 至10所示訊息內容不斷要求、引導其傳送照片，被害人始陸續自行拍攝裸露胸部或陰部之照片或影片並傳送予被告。是以，可見被害人原並無自行拍攝附表二所示裸露胸部或陰部之電子訊號之意思，係受被告前開訊息舉動之引導、要求、勸誘，才陸續依被告之指示，拍攝其裸露胸部或陰部之照片或影片，並傳送予被告供其觀看，且被害人顯亦非單純於被告告知後同意傳送附表二所示電子訊號，是依前開說明，堪認被告確有「引誘」被害人拍攝裸露胸部或陰部之數位照片、影片供其觀覽之行為。　⒊至被告、辯護人固辯稱：被告是跟被害人交往，被告有跟被害人索取照片，但是被害人自己給被告的等語（見本院卷第 120、217頁）。惟查，被害人於本院審理時雖一度於檢察官、辯護人詰問「是否因為覺得發生親密關係而交往，給被告看一下自己性感照片沒關係」之問題時，答稱：嗯、對等語（見本院卷第207-209頁），然被害人此部分證述顯然與上開對話紀錄不符，後經本院補充訊問，被害人復證稱：是被告跟我要，我才傳照片給他，我很少主動給他，對話紀錄的「鼻要」是指不要的意思，因為給太多次，我覺得不想要，剛剛說因為親密關係給被告看我的私密照片沒關係，但是之前有給過很多次，因為被告一直跟我盧，我就不想要了等語（見本院卷第210頁），顯然被害人此部分證述較為符合上開對話紀錄真意，參以被害人於本院時證稱，因為被告叫我陪他出去，因為沒辦法陪被告出去，所以傳照片；被告以如幫我找工作、解決困難，要我傳裸照給他，但是都沒實現等語（見本院卷第205頁），是由上述可知，本件被告顯然知悉如在以交往、提供金錢援助、幫忙找工作等原由，被害人一定會配合，故以上述言語引誘被害人拍攝附表二所示照片，而被害人亦係基於此原因，即便已經表明不要之意，仍擔心害怕被告生氣，無法透過被告取得金援或工作機會，方願意拍攝私密照片供被告觀覽，是被告、辯護人以被害人係因為與被告交往而自願同意拍攝附表二所示電子訊號等語，尚屬無據。　㈣綜上所述，被告辯解，委無足取。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於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並自000年0 月0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規定：「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比較新舊法之結果，修正後之規定提高其法定刑，並未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案應適用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規定論處。是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之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又被告所犯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罪，係以被害人年齡所設之特別規定，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但書規定，無再適用同條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之餘地。　㈡被告先後引誘被害人製造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以相同方式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㈢本院審酌被告前有因妨害性自主、違反家庭暴力防制法等案件經法院論罪科刑並執行完畢之紀錄，復參酌被告否認引誘使少年製造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犯後態度、雖未能與被害人達成調解但已先賠償被害人10萬元、犯罪動機、手段，及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高職畢業、目前做鐵工、經濟勉持、要扶養1個未成年兒子和母親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是本案即無庸比較新舊法，而逕直接適用裁判時之沒收相關規定。又按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4項之罪之附著物、圖畫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修正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6項定有明文。查附表二所示之電子訊號，為被告引誘被害人拍攝之猥褻行為電子訊號，應依修正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 條第6項規定宣告沒收。至卷附如附表二所示電子訊號之紙本列印資料，僅係檢、警為調查本案，供作附卷留存之證據使用，乃偵查衍生之物，自毋庸併予宣告沒收。另被告案發時用來接收附表二所示電子訊號之電子設備，並無證據足認被告有將附表二所示電子訊號加以儲存於該電子設備中，且未據扣案，檢察官亦未聲請沒收，故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詣峰提起公訴，檢察官石光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0　　日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官陳宏瑋法官陳育良法官蔡霈蓁以上正本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書記官郭勝華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10　　日附表一：編號訊息內容（被告為A、被害人為B）出處 1 A：洗澡的時候拍阿 B：阿 A：就說了這是請求 B：好嘛. A：還有我到家了　好麻？　是指好還是指不要 B：口以鼻要嗎 A：不強迫給你決定 B：（貼圖） A：？ B：（表情符號）　（表情符號）　偶不想要不公開卷第52-53頁 2 A：有想自拍？　現在 B：不要 A：能問為什麼？ B：我不想如果我拍了你能去7-11嗎不公開卷第57頁 3 A：有照片看？ B：等等啦在看劇 A：... 追甚麼 B：殭屍校園 A：嗯嗯追劇完再來聊天! B：好 A：嗯嗯 B：嘿嘿 A：？？ B：（表情符號） A：？？？？ B：（表情符號） A：要給我照片？ B：（傳送乳溝明顯之照片）　（讚符號） A：... B：（表情符號） A：為什麼我又有被欺負的感覺 B：為啥 A：因為跟我說的不一樣還有就是不　像你 B：（傳送乳溝明顯之照片及附表二編號1所示照片）　給你 A：（傳送乳溝明顯之照片）　跟這個一樣不要衣服不公開卷第71頁 4 A：如果可以洗洗的時候視訊更 B：阿 A：（表情符號） B：鼻要這樣啦　（貼圖） A：怕羞？ B：（表情符號） A：？ B：害羞 A：？？？　話題是我提的害羞的應該是我吧！ B：（表情符號）　鼻要這樣　（中間對話省略）　 A：所以？ B：鼻要 A：今天你一共說了幾次不要？不公開卷第73-74頁 5 A：那去氣旅？汽旅 B：我不想去 A：？？？ B：很可怕 A：可怕？ B：嗯嗯 A：哪裡可怕 B：會（中間對話省略） A：（傳送乳溝明顯之照片）　去除衣服的照片 B：鼻要4 （中間對話省略） A：能視訊讓我看你一下？ B：阿 A：？ B：鼻要啦我等等要睡搞搞了 A：就看一下下如果可以看一下裸胸就更好了 B：不能啦 A：所以要讓我看一下？ B：鼻要晚安（中間對話省略） A：那麼早起？是想給我照片了？？？？ B：沒有，因為我要上課所以早起不公開卷第78-81頁 6 A：我要把你載回來台北了 B：鼻要（表情符號） A：（表情符號） B：乖乖 A：不然什麼時候要過來？ B：我不知道　要很久 A：那我晚上直接過去載你回來 B：不能啦齁齁我不能去台北 A：不然一張色色的照片交換延後一天　不能重複 B：（表情符號）　我會很傷心 A：選擇題 B：嗯 A：1.我現在過去接你上來　 2.一張瑟瑟照片交換延後一天不　得重複　 3.兩個都選 B：可是我就不能去你那嗎 A：1.2.3.選一個 B：你逼我 A：不是逼是回報你先前欺負我的（中間對話省略）　　 A：那今天的要先給我？ B：不可以 A：？？ B：我不洗翻你 A：我說過了你愛欺負我我會咬你的喔! B：你又欺負我 A：被我咬到了吧! B：你要咬我 A：要不要試試？ B：等等我消失不見 A：那我直接到家裡找你　好啦! 　不逗你了 B：（表情符號） A：說認真的 B：（貼圖） A：你的困難我能幫忙 B：我就離家出走 A：（表情符號）　不准 B：（表情符號）（貼圖） A：我只要求一句話 B：鼻要逼我 A：昨晚我跟你說過了 B：嗯嗯 A：你決定 A：怎麼決定 A：我的提議（中間對話省略） B：我問你歐 A：嗯 B：如果不做你女朋友，是不是不會有　（錢的符號） A：你想說什麼 B：我只是問一下 A：... 你希望我回答你什麼？ B：我不知道，想要知道你的真實想法 A：你會對看不到未來的路走下去？ B：沒有啦 A：？ B：（表情符號） A：？？？（中間對話省略） A：想看你的照片了杯 B：（傳送附表二編號2所示照片）（表情符號） A：旁邊長痘逗？ B：嗯嗯　不知道為什麼 A：上面？ B：一天一張 A：昨天不算？ B：不算 A：（表情符號） B：我要毀約 A：？　　不懂？ B：（傳送附表二編號3所示照片）意思是　我不要給你的意思不公開卷第90-94頁 7 A：沒照片？ B：（表情符號）　忘了 A：？？ B：（表情符號）　（傳送附表二編號4所示影片）不公開卷第158頁 8 A：我說我要有臉臉的瑟瑟照片現在就要 B：鼻要臉臉 A：（表情符號）　我要 B：鼻要 A：我在問一次給不給（表情符號）（表情符號） B：不給只有我自己知道很醜! （表情符號） A：我說不會所以要我生氣？ B：但就真的很醜要拍好看要很久... A：我要看我說不會 B：那要很久我先玩完這局啦 A：？？？ B：（傳送遊戲畫面照片）　　這個 A：... B：等一下啦（表情符號）　 (貼圖) 　 (傳送附表二編號6所示照片) 我很厭食　厭世　 (貼圖) A：不可以當著啦 B：嗯~ A：（表情符號）　重拍 B：(傳送附表二編號5所示照片) A：（表情符號） B：（表情符號） A：看著看著又想要了不公開卷第161-162頁 9 A：不過照片要先給我 B：好啦 A：（表情符號） B：你不是看過了還有還有給你看餒餒過 A：那個不算 B：算啦 A：（表情符號） B：好啦好啦　（表情符號） A：（表情符號） B：愛你啦 A：傻瓜 B：嘿嘿怎麼啦 (傳送附表二編號7所示照片) 　（表情符號） A：只有這個？ B：是的不公開卷第181頁 10 A：又欺負我 B：沒有啦 A：給完整啦! 懷寶貝愛欺負人 B：鼻要 A：（表情符號） B：(傳送附表二編號9所示照片) A：臉臉又不見了（表情符號）　而且寶貝不能那麼用力抓那個是我在抓的　（表情符號） B：（表情符號）　我也要自己抓　（表情符號）　不給你抓 A：（表情符號）　再說一次　寶貝欺負我幾次我都會記下來 B：鼻要　抱抱　啾咪優 A：(貼圖) 　 (貼圖) 　寶貝　不要讓我說那麼多次 B：有　好嗎 A：拜託一次給完整好嗎？ B：（表情符號）　阿　好嗎 A：因為這樣每天重複一樣的話　真的有時候會煩 B：對不起　 (貼圖) A：我不是生氣我是在跟寶貝溝通 B：好 A：傻寶貝 B：好啦 A：（表情符號） B：（表情符號） A：（表情符號） B：(傳送附表二編號8所示照片) 不公開卷第183-184頁附表二：編號電子訊號內容出處 1 甲女衣服上拉裸露胸部之數位照片1張。不公開卷第71頁左下方截圖 2 甲女裸露陰部之數位照片1張。不公開卷第93頁右下方截圖 3 甲女裸露胸部之數位照片1張。不公開卷第94頁右上方截圖 4 甲女裸露胸部之數位影片1部不公開卷第158頁左下方截圖 5 甲女裸露胸部及臉部之數位照片2張。不公開卷第161頁右上方截圖 6 甲女裸露胸部及臉部之數位照片2張。不公開卷第162頁右下方截圖（同不公開卷第161頁左上方截圖） 7 甲女裸露陰部之數位照片1張。不公開卷第181頁右下方截圖 8 甲女鼠蹊部以上（含裸露胸部及臉部）之數位照片1張。不公開卷第183頁右上方截圖 9 甲女裸露胸部之數位照片1張不公開卷第184頁左上方截圖

2024-10-17

TCHM-113-上訴-430-20241017-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309號上訴人即被告王莠雯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本院中華民國113年5月30日所為第二審判決（113年度金上訴字第309號），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84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規定，送達文書除本法有特別規定外，準用民事訴訟法之規定，而依民事訴訟法第138條規定，不能依前2條規定為送達者，得將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2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等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此即所謂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送達效力。依上開規定，黏貼通知書後，即以黏貼通知書時，為送達之時，應受送達人究於何時前往領取應送達文書，或並未前往領取，於送達之效力並無影響（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767號裁定意旨參照）。二、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王莠雯（下稱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就原判決之刑聲明一部上訴，經本院於民國11 3年5月30日以113年度金上訴字第309號判決駁回被告之上訴，該判決書正本已於同年6月12日送達被告位於桃園市○○區○ ○街00巷00弄0號之住所，因未獲會晤本人及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寄存於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廣興派出所（下稱廣興派出所），有送達證書可憑（見本院卷一第273 頁），依法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加計20日上訴期間，及在途期間7日，本件上訴期間應至同年7月19日屆滿（該日為星期五），被告遲至同年9月3日始提起上訴，有刑事上訴狀及其上本院收狀章戳在卷可憑（見本院卷二第3頁），是本件被告提起第三審上訴，已逾法定上訴期間，且無可補正，揆諸上開規定，其上訴顯屬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三、至被告雖主張其未收受本件判決書，無法排除郵務人員投遞本件判決書時未依規定在其上開住所黏貼通知書於門首或置放於信箱內，應認本件判決未合法送達，上訴期間無法起算，其父親於同年8月27日接獲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電話通知入監服刑一事，始知悉本判決已確定，故本件上訴期間應自其父親接獲電話通知翌日起算，其上訴並未逾期云云。惟　　本件判決正本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桃園郵局所轄八德大湳郵局投遞2次不成功，遂將郵件寄存於廣興派出所，並作郵務送達通知書2份，1份黏貼於被告上開住所之門首，另1 份則置於該處之信箱內，此有該郵局113年10月9日桃郵字第 1139502549號函及郵務稽查資料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39 至41頁），並無被告所稱送達不合法之情。且依上開規定，黏貼通知書後，即以黏貼通知書時，為送達之時，被告縱未前往領取，於送達之效力並無影響，是被告上開主張，並非可採，附此敘明。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法　官林源森法　官陳鈴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繕本）。書記官羅羽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2024-10-16

TCHM-113-金上訴-309-20241016-3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裁定　 112年度上訴字第2988號上訴人即被告林嘉芸選任辯護人文聞律師巫念衡律師陳佳函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本院裁定如下：主文甲○○自民國壹佰壹拾參年拾月拾玖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捌月。理由一、按被告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必要時檢察官或法官得逕行限制出境、出海。但所犯係最重本刑為拘役或專科罰金之案件，不得逕行限制之：一、無一定之住、居所者。二、有相當理由足認有逃亡之虞者。三、有相當理由足認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審判中限制出境、出海每次不得逾8月，犯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10年以下之罪者，累計不得逾5年；其餘之罪，累計不得逾10年，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分別定有明文。二、被告甲○○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原審法院受命法官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罪，犯罪嫌疑重大，又係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且有相當理由認為被告有逃亡之虞，故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3款之羈押原因，惟尚無羈押之必要，於民國111年10月19日處分命被告限制住居在臺中市○○ 區○○○路000巷00號，並限制出境、出海8月，再經原審法院裁定自112年6月19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復經本院裁定自113年2月19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在案。三、茲上開限制出境、出海期間將於113年10月18日屆滿，本院已於113年10月4日開庭訊問，給予被告及其辯護人言詞陳述意見之機會，被告及辯護意旨雖稱：被告原本在美國，因本案而回到臺灣接受偵查程序，由此可知被告是負責任的人，所以沒有逃亡疑慮，現被告與居住臺灣之母親同住，被告母親身體不適，由被告照顧，且被告配偶、小孩都在臺灣生活，故被告現生活重心已在臺灣，本件應無再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等語。惟本院審酌本案經原審法院審理後認被告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運輸第二級毒品罪，及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又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從一重之運輸第二級毒品罪處斷，而判處被告有期徒刑2年6月，其餘被訴輸入禁藥罪部分無罪，經檢察官及被告上訴後，再經本院駁回上訴，堪認被告所涉運輸第二級毒品罪，犯罪嫌疑確屬重大。又本案已經被告提起上訴，現繫屬最高法院審理中，是本案既尚未確定，自仍有保全被告接受審判及將來可能刑罰之執行，以確保審判及執行程序順利進行之必要。而被告所犯運輸第二級毒品罪係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罪，重罪常伴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此為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雖被告稱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現已定居臺灣，然被告自承其自99年起即定居美國，其配偶為美國公民，衡情，被告自有一定之資力及合法身分隨同其配偶及未成年女返回美國長期居留，準此，縱本案被告係自國外返台接受偵查及審判，其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現已定居臺灣，惟本案既經原審法院判處罪刑，且宣告刑非輕，該宣告刑無法易刑處分，亦不符合緩刑之要件，復經本院駁回被告之第二審上訴在案，於此情形下，被告仍有自臺灣出境返回美國以規避刑責之高度可能，尚難令本院形成被告逃亡可能性甚低之心證，是一般正常之人，依其合理判斷，被告仍具有逃亡之相當或然率存在，誠有相當理由足認其有逃亡之虞，而有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2第1項第2款之限制出境、出海事由。故被告及辯護意旨上開所指，尚難採信。從而，審酌本案被告之涉案情節，並考量訴訟進行程度、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兼衡被告居住及遷徙自由權受限制程度等情，就目的與手段依比例原則衡量後，認有繼續限制出境、出海之必要，爰裁定自113年10月19日起延長限制出境、出海8月。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93條之3第2項後段、第121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張智雄法　官林源森法　官陳鈴香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繕本）。書記官羅羽涵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2024-10-07

TCHM-112-上訴-2988-20241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