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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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羈押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290號抗告人即被告蔡智翔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24日裁定（113年度原金訴字第4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主文抗告駁回。理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蔡智翔（下稱被告）經原審法院訊問後，審酌被告供述、同案被告陳皓（下稱陳皓）於警詢供述、告訴人吳秀英（下稱告訴人）於警詢指述、告訴人LINE對話紀錄擷圖及蓋有偽造印文之商業委託操作資金保管單影本、監視器影像擷圖、被告手機基地台位置及被告所有之自小客車車輛軌跡等資料，認被告所涉組織犯罪條例第 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同條例第4條第1項之招募犯罪組織、刑法第216條、第210條及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特種文書、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罪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且尚有共犯「蘇松泙」、「林雅茹」及「卍」等人尚未到案，其等涉案全貌及所參與之犯罪集團全體犯行尚待偵查機關追查，如認被告在外，有勾串共犯、證人與湮滅證據之虞，且被告所涉為具集團性之詐欺組織，被告又位居招募他人加入之角色，有事實足認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認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事由及羈押之必要性，被告復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各款情形，無其他得取代羈押之有效手段，爰自民國11 3年10月24日起，羈押期間3月，並禁止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均坦承犯行，員警第一次拘提時，其雖然不在家，但返家後有撥打電話給員警，並在家中等待拘提，絕無逃亡之虞；其因在網路上看到高薪徵才而被蒙蔽，加入詐欺集團做了4、5天知道違法後，就沒有繼續做而回到宜蘭做鷹架工，其加入詐欺集團只認識同案被告陳皓，都是以網路上聯繫「卍」，其沒有做詐騙時就聯繫不到「卍」，偵查過程中其才知道有「蘇松泙」、「林雅茹」引誘被害人投資，其不認識「蘇松泙」、「林雅茹」，並無與同案報告陳皓或「蘇松泙」、「林雅茹」串供或滅證之虞；其無前科紀錄，因一時無知、想法偏激而想要不勞而獲，目前知錯且想積極與被害人和解，更思念家中長輩及兄弟姊妹，讓其一邊工作一邊打官司，才有能力賠償被害人等語。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或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或犯刑法第339條、第339條之3之詐欺罪、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行同一犯罪之虞，而有羈押之必要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 1條第1項第1、2款、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關於羈押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以羈押保全證據或被告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犯罪與否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又預防性羈押係因考慮該條所列各款犯罪，一般而言，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有重大之侵害，對社會治安破壞甚鉅，而其犯罪性質，從實證之經驗而言，犯罪行為人大多有一而再、再而三反覆為之的傾向，故為避免此種犯罪型態之犯罪行為人，在同一社會環境條件下，再次興起犯罪之意念而為相同犯罪，因此透過拘束其身體自由之方式，避免其再犯。至於所謂羈押必要性，除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之一，不得駁回具保聲請停止羈押者外，係由法院就具體個案，在不違背通常生活經驗及論理法則之情形下，依職權審酌認定。故羈押之必要與否，應依訴訟進行程度、犯罪性質、犯罪實際情狀及其他一切情事，審慎斟酌是否非以羈押即無從達成上開保全目的，依職權妥適裁量，俾能兼顧國家刑事追訴、刑罰權之順暢執行及人權保障。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羈押或延長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四、經查，㈠被告經原審訊問後，坦認犯行（見原金訴字卷影卷第23頁），且有卷内供述、非供述證據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涉犯組織犯罪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同條例第4條第1 項之招募犯罪組織、刑法第216條、第210條及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行使特種文書、同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1項、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一般洗錢罪等罪之犯罪嫌疑重大。㈡被告固於原審法院訊問時坦承犯行，惟被告自陳其係以網路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Telegram）帳號與該詐欺集團之其他成員「卍」聯繫，依該通訊軟體特性，可於事後消除相關訊息紀錄；參以本件被告涉犯之詐欺犯行並非個人所為，而與詐欺集團分工有密切關聯性，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在詐欺集團內擔任車手頭之角色，陳皓每日作案前會將手機交給其保管，其再將工作機、識別證和收據交給陳皓等語明確（見偵字卷影卷第14頁），可見被告在該詐欺集團中具一定地位及相當之參與程度，依詐欺集團之集團性、組織性特徵，本案除被告以外，尚有其他共犯尚待追查，是被告有事實足認為有與共犯串供或湮滅證據之虞，原審法院認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事由，經核於法尚無不合。㈢另審酌被告本件犯行型態係參與詐欺集團具組織性之分工模式，而該詐欺集團成員規模非少（見偵字卷影卷第75頁），且尚有其他共犯尚未到案，本件以假投資之話術造成告訴人新臺幣約110萬元之損害，該詐欺集團犯行具有高報酬之特性，恐係使被告有反覆加入之誘因；況被告除本案外，尚有其他詐欺案件（即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1643 號案）待偵查機關偵查中，此有卷附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稽，可認被告有反覆實施加重詐欺之虞，原審法院以前情，而認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之1第1項第7款之羈押事由，經核於法亦無不合。　㈣經本院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之自由法益及被告訴訟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佐以現今通訊技術便捷、迅速、私密之特性，被告可輕易透過通訊軟體與共犯或證人聯繫等情，足認被告確有羈押之必要性存在，且有禁止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之必要。抗告意旨前稱本件無羈押之原因及必要等語，洵非可採。　㈤至原審並未以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之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為羈押事由，前揭抗告意旨顯有誤會。而前揭抗告意旨其餘所稱業已知錯、思念家人及想與告訴人和解等語，難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14條第3款之情形，其餘抗告意旨部分，洵無足憑。五、綜上所述，原審經訊問被告及核閱全案相關卷證資料後，認被告所涉前開犯罪之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及有事實足認為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故裁定予以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及受授物件，於法並無不合，且未違反比例原則。被告執前詞提起抗告，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汪怡君　法　官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書記官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2　　日

2024-11-12

TPHM-113-抗-2290-202411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976號上訴人即被告韓大華　　　　　　　　　　選任辯護人王淑琍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69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12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3刑之部分暨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3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其他上訴駁回。上開撤銷改判部分與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理由一、本案審判範圍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此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刑事訴訟法第 348條第3項立法理由意旨參照）。是上訴人如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㈡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韓大華（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分別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第一審有罪判決之「刑度」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199、246頁），被告並撤回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之上訴（見本院卷第19 9、207、246頁）。故關於被告上訴部分，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度」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二、本案刑之加重減輕事由之審酌㈠本案是否審酌累犯　⒈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 113年度台上字第3807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已改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為避免抵觸無罪推定之憲法原則及違反檢察官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允應居於補充性之地位，亦即限於當事人主導之證據調查完畢後，待證事實未臻明白仍有待澄清，尤其在被告未獲實質辯護時（如無辯護人或辯護人未盡職責），始得斟酌具體個案之情形，主動依職權調查。又符合刑罰加重要件之事實，乃不利於被告，檢察官本負有對此主張並舉證之職責，如檢察官未主張或舉證，法院自不得越俎代庖，馴致逾越公平法院之分際。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乃本院統一之見解。從而被告是否構成累犯，首應由檢察官於起訴書內加以記載，或至遲於審判期日檢察官陳述起訴要旨時以言詞或書面主張，另就有關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亦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3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依本件卷內資料，檢察官於起訴書中並未主張被告本件所為構成累犯，亦未就有關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指出證明之方法（見本院卷第8頁）；且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依法陳述起訴要旨、陳述證明被告有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之各項證據及其待證事實、聲請調查其他證據時，未為相關之主張及舉證（見原審卷第140至146頁），並僅於原審審判程序期日就累犯是否加重其刑稱：「請依法判決」等語（見原審卷第225至233頁）；後經被告提起上訴，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期日，陳述證明被告有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之各項證據及其待證事實、聲請調查其他證據時，復未為相關之主張及舉證（見本院卷第200至204頁、第 246至248頁），另經原審及本院提示被告之前案紀錄表及詢問：「對於卷附科刑資料之證據能力及證明力，有何意見？」部分，檢察官均僅稱：「沒有意見」等語（見原審卷第23 2頁；本院卷第247頁），足見檢察官始終未就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有所主張、舉證，依前開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裁定及判決之意旨，本院自不得逕依職權調查相關證據，並據而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就此，被告是否構成累犯及應否加重其刑之事項部分，爰不予以審酌，僅於依刑法第57條規定為刑之量定時綜合判斷之。　㈡本件被告所為之3次犯行均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就本案3次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於警詢、偵查、原審、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中均已自白（見偵字卷第 1至5頁、第208頁；原審卷第141、227頁；本院卷第199、24 5頁），爰就被告所為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1至3之3次犯行，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本件被告所為之3次犯行是否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規定之適用　⒈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1、2部分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 項規定適用　⑴法律規範之解釋，除依法條文義外，尚須依法律規範體系及立法目的加以確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依其立法目的及文義解釋，本項之適用，以被告供述他人之毒品犯罪，需經偵查犯罪之公務員發動偵查並因而查獲，始具備實質幫助性。所謂「查獲」，固不以所供之毒品來源業經檢察官起訴或法院判刑為必要，但仍應有相當之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指述他人犯罪之真實性、完整性與可信性，而達於起訴門檻之證據高度，例如該毒品來源亦坦認其為被告所涉案件之毒品供給者，或有其他證據足以補強被告對該毒品上手之指述，使其指述之事實達於高度蓋然性者，方屬相當（最高法院 113年度台上字第3942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該條規定所稱「供出毒品來源」係指犯該條例所定各罪之人，供出其所犯各罪該次犯行之毒品來源而言，亦即須所供出之毒品來源，與其被訴之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並非漫無限制，倘被告所犯該條項所列之罪之犯罪時間，在時序上較早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即令該正犯或共犯確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獲；或其時序雖較晚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惟其被查獲之案情與被告自己所犯同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來源無關，均不符該條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506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於民國111年3月29日警詢供稱：我最近一次賣的安非他命是向一位叫做劉貞敏之人所購得，我與林義堯、劉貞敏間只是我向其等購買毒品而已等語，有內政部警政署國道公路警察局113年9月10日國道警刑字第1130032420號函檢附第被告111年3月29日警詢筆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80至 181頁），而另案被告劉貞敏、林義堯於111年2月26日20時許，在址設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全家便利商店，共同販賣價值新臺幣（下同）4萬7,000元之1台兩（約3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等請，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提起公訴（見本院卷第225至233頁），並分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緝字第27、40號判決認定在案（見本院卷第2 36之1至236之10頁），足認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 1、2之罪之犯罪時間（即111年1月16日、同年月23日），在時序上較早於另案被告劉貞敏、林義堯供應毒品之時間（即 111年2月26日），且被告於原審審理自承其向另案被告劉貞敏購買毒品，只有111年2月26日這次被監視器拍到等語（見原審卷第231至232頁），是劉貞敏、林義堯雖確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獲，惟其等被查獲之案情與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1、2之罪之毒品來源無關，均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未合，是就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1、2部分，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⒉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3部分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適用　查被告於111年2月26日向劉貞敏、林義堯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乙節，業經論證如前。而被告並於同年3月1日下午7時49分許至8時45分許，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朱武祥等情，亦經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足悉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3之罪之犯罪時間（即111年3月1日），在時序上晚於劉貞敏、林義堯供應毒品之時間（即111年2月 26日），其等被查獲之案情與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3之罪之毒品來源有直接關聯，爰認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3部分，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㈣本件被告所為之3次犯行均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　⒉查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1至3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情節，其販賣對象均僅有朱武祥1人，販賣數量均為1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而販賣價格每次均為3千元，可悉被告就此3次犯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數量、金額非鉅，且觀被告與證人朱武祥間之關係，應僅為相識者間互通供給毒品，尚非密集、多數、大量販賣行為可資比擬，難認被告屬毒品之大盤或中盤，對毒品使用、流通影響範圍亦屬有限。且依被告於本院審理供稱：我賺的錢不夠用，因我太太生病罹患子宮頸癌，常要帶她去醫院，經濟不理想等語（見本院卷第248 頁），可認其所為本案犯行之動機可憫。況被告於本案為警查獲後始終坦承犯行，並配合偵查機關調查供出其所犯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3犯行之毒品上游劉貞敏、林義堯。而被告本次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法定本刑屬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重刑，是斟酌上開各情，認倘對被告所犯3 次犯行，分別均科以最低刑度，仍有刑罰過苛及失衡之虞，而非全無可值同情憫恕之處，為期個案裁判之量刑符合比例原則，兼顧刑罰之衡平，爰就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1至3部分，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98、244頁）。被告及辯護意旨就量刑部分主張略以：⑴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查獲」之文義，並未就毒品來源設有特定條件限制，不以該毒品來源為本案犯罪交付買受人之毒品來源為必要，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1 、2部分亦有該規定之適用，如未有適用，亦應依刑法第57 條減刑；⑵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3部分，其交易對象同一、交易數量少，且交易數量、金額均與如附表所示編號1、2部分相同，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3部分，亦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⑶合併定刑部分，請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供出毒品上游，販賣對象單一僅為施用毒品者彼此間互通有無之行為，犯罪情節輕微，本件3次犯行均為同質性犯罪，販賣時間、地點相近，重複非難評價較高，從輕定刑等語（見本院卷第31至44、198、248頁）。四、撤銷改判（即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3刑之部分暨定應執行刑部分）之說明　　　　判決量刑所載之理由必須前後互相適合，始稱合法，苟其論述前後不相一致，甚或彼此互有齟齬者，即有判決理由矛盾（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26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判決雖以被告販賣之對象僅有朱武祥1人，各次販賣之數量均為1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販賣之價格均為3千元，被告各次販賣毒品之數量、金額並非甚高，且被告與朱武祥間之毒品供給關係，為相識之人間之互通，尚難認被告屬毒品之大盤或中盤，毒害流通影響範圍亦屬有限，及被告於本案為警查獲後始終坦承犯行，並配合檢警調查供出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3犯行之毒品上游劉貞敏等情為由，就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1、2之犯行，依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量減輕其刑。惟被告所犯如附表所示編號3之犯行，其犯罪之情狀（即販賣對象、數量、價格）與如附表所示編號1、2之犯行均屬相同，原判決對被告所犯相同情節之各次犯行，就刑法第59條規定卻異其適用，論述前後難認一致。是參酌上開最高法院判決之意旨，前揭被告及辯護意旨主張即三、⑵ 部分，為有理由，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3刑之部分有此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就此部分暨應執行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五、量刑事項（即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3刑之部分）之說明　㈠量刑目的　　刑之量定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法院除就具體個案犯罪，斟酌其犯罪情狀，有無可堪憫恕之情外，並以行為人的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罪責因素後，予以整體評價，而為科刑輕重標準的衡量，使罰當其罪，以實現刑罰權應報正義，並兼顧犯罪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1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量刑時，除應注意法律相關規定外，並宜綜合考量下列刑罰目的： ⑴對於不法侵害行為給予相應責任刑罰之應報功能。⑵矯正行為人並使其復歸社會之特別預防功能。⑶適切發揮嚇阻犯罪、回復社會對於法規範之信賴，及維護社會秩序之一般預防功能，此司法院107年8月7 日函頒「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2點有明文規定。爰此，本院基於綜合審酌應報、預防之「相對應報理論」，對過去之犯罪藉由應報之處罰以達到將來犯罪之抑止、預防目的，並衡酌欲藉由刑罰所達成之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目的，應係伴隨應報觀點之刑罰所生之間接、反射性效果，宜於決定應報刑（責任刑）之範圍內，妥適評價作為一般、特別預防之量刑因子，以符公平量刑及罪刑相當原則，應予敘明。　　㈡量刑因子之說明　　法院為達公平量刑之目的，基於相對應報理論之觀點，首先考量刑法第57條第9款「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同條第3 款「犯罪之手段」，以結果不法與行為不法之程度劃定責任刑之範圍，此部分⑴結果不法層次審酌：①法益侵害程度、範圍，犯罪之時間、地點或法益侵害係屬持續性或一時性； ②被害結果發生有無可歸責於被告、被害人或其他第三人之情形；③被害結果有無回復之可能性，及如有回復可能性則係完全、部分或並未有回復；⑵行為不法層次則審酌：①行為態樣是否具有惡質性（即犯行手段上有無殘忍、執拗、危險、巧妙、反覆或模仿等情形），如有其程度為何；②有無共犯之參與及參與程度（即客觀事件背景、共犯彼此間關係、犯罪行為經過、共同謀議形成過程、準備與實行階段、犯行後狀況；主觀分擔犯行之動機、犯意強弱、參與態度積極或消極），及與其他共犯間屬於主導或從屬關係。再於該劃定責任刑之範圍內妥適考量：⑶同條第8款「違反義務之程度」（即違反注意義務之內容、情節是否特殊或實與一般情形無異），同條第7款「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即①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親疏遠近、交誼深淺及②行為人是否因被害人而犯罪）、同條第1、2款「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所受之刺激」（即行為人有無反社會傾向及動機、目的是否屬惡質，如有則程度為何）、同條第4至6款之「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同條第10款之「犯罪後之態度」（即① 被告有無自白；②如有則係在偵查或審判階段自白，其對於釐清犯罪事實部分有無助益；③被告有無努力修復被害結果及其與被害人間之關係），及其他一切情狀（如：①犯行後有無遭懲戒或免職、②有無違法偵查之不利益）等因素。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編號3 之犯行，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仍為出售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牟利，戕害國民健康與社會治安，誠值非難。惟本院為達公平量刑及罪刑相當之目的，仍需審酌：⑴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編號3之販賣對象僅1人、販賣之數量及金額均非鉅，結果不法程度非高；⑵被告前開實行之犯罪手段，與一般人實行販賣毒品之犯行程度相同，其行為不法度，並無殘忍、執拗、危險、巧妙、反覆或模仿等惡質性程度；⑶其犯罪動機乃因其妻罹患癌症，需時常至醫院，其所賺薪資不敷使用（見本院卷第248頁），與一般販賣毒品之行為人之動機有別；⑷被告之犯罪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與一般販賣毒品之行為人之犯罪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程度無異；⑸ 復於前開劃定之責任刑範圍內，審酌一般預防及復歸社會之特別預防因素，被告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前科，然被告自偵查階段至原審、本院審理始終坦承犯行，並積極配合偵查機關調查供出如原判決附表編號3所示犯行之毒品上游劉貞敏、林義堯等人，對釐清犯罪事實部分可認有充分之助益；且其於本院準備、審理期間均未有任何妨害法庭秩序之情事，是其等態度尚可之情形明確，並衡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其所受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已婚，無子女，曾任職於搬家公司，平均月收入約3萬元等語（見本院卷第248 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考量本件偵查機關並無違法偵查之情形等一切情狀，基於規範責任論之非難可能性的程度高低及罪刑相當原則，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以示儆懲，期被告能記取教訓，切勿再犯。　　六、駁回上訴（即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1、2部分）之說明　查原判決業已究明被告所供出之毒品上游劉貞敏，因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1、2之罪之犯罪時間（即111年1月 16日、同年月23日），均早於劉貞敏供應毒品之時間（即11 1年2月26日），而認其被查獲之案情與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1、2之罪之毒品來源難具關連性等情；且就被告所犯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1、2之罪之量刑事項，並已審酌被告過往已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之素行，認被告應知政府向來嚴禁毒品之禁令，仍為圖不法利益，鋌而走險販賣毒品予他人，戕害他人身心健康，所為殊值非難；惟念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並配合檢警調查供出如原判決附表所示編號 3之犯行之毒品上游，兼衡販賣毒品之金額、數量、販賣對象，暨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述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任職於搬家公司，平均月收入約3萬元，已婚，無子女，需照顧罹癌之妻子之家庭與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原判決就此部分之認事用法，核無不合之處。前揭被告及辯護意旨主張即三、 ⑴部分，亦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經核於法未符，已如前述，洵不足採，是就被告於此部分上訴部分為無理由，應予駁回。七、定應執行刑部分　㈠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等定執行刑之規範，刑法第50條第 1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就法院酌定應執行刑言，屬法律上之裁量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所謂「法律外部性界限」須符合刑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暨刑事訴訟法第370條規定所揭示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而「法律內部性界限」則係執行刑之酌定與法律授予裁量權行使之目的契合，無明顯悖於公平、比例、罪刑相當等原則及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206、1328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於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規範之目的，謹守法律內部性界限，以達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並宜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綜合考量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行為人之人格及各罪間之關係、數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若行為人所犯數罪係侵害不可替代性或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或各罪間之獨立程度較高者，可酌定較高之執行刑，但仍宜注意維持輕重罪間刑罰體系之平衡；又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除前述用以判斷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時間及空間之密接程度、行為人之人格與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外，不宜於定執行刑時重複評價（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22點至第26點意旨參照）。另於酌定執行刑時，行為人所犯數罪若屬相同犯罪類型並認有重複犯罪者，宜審酌各罪間之行為態樣、手段或動機是否相似，是否囿於社會、經濟之結構性因素或依犯罪行為特性之成癮性因素，導致行為人重覆實行相同犯罪類型，妥適評價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　　　㈡爰審酌被告所犯3罪之罪名與犯罪態樣，均係侵害國家維護國民健康及社會秩序，其所侵害之法益及罪質相同，且行為態樣、手段相似，又此3罪之犯行時間相近，均未侵害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並考量前揭被告及辯護意旨主張即三、⑶所述3次犯行同質性高、從輕量刑部分，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處罰之刑度顯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而違反罪責原則，本院以其各罪宣告刑為基礎，衡酌刑罰制度中有期徒刑之設計目的，本寓有以拘束人身自由之方式償還其應負之罪責後，令被告仍能復歸社會之意，故如定執行刑已屬長期自由刑時，宜審酌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被告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就被告整體犯罪之非難評價等情綜合判斷後，於不得逾越法律外部性界限，本於公平、比例、罪刑相當等原則及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等之要求，就前開撤銷改判部分與上訴駁回部分所處之刑，酌定如主文第4項所示之應執行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8條、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吳宗光提起公訴，檢察官壽勤偉、李安蕣、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汪怡君　法　官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5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07

TPHM-113-上訴-1976-2024110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232號上訴人即被告蔡承憲選任辯護人郭承昌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359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83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此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刑事訴訟法第 348條第3項規定之立法理由意旨參照）。是上訴人如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基礎。　㈡查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蔡承憲（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分別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已明示僅針對第一審有罪判決之「刑度」部分上訴（見本院卷第61、107頁），被告並撤回第一審判決關於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之上訴（見本院卷第61 頁）。故關於被告上訴部分，本院僅就第一審判決之「刑度」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⑴被告於民國110年1月4日下午11時許至 12時許，偕同其父至臺北市政府大安分局新生南路派出所（下稱新生南路派出所），向員警王鴻幃、張惠閒自首其所為之詐欺取財犯行；⑵被告與全部告訴人均已達成和解並有履行賠償，被告並無前科，被告因賠償而經濟拮据，希望能依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等語。三、本案刑之減輕事由之審酌：㈠自首部分　⒈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前段定有明文。所謂「發覺」，乃指負責犯罪偵查之公務員或機關（下合稱偵查機關）知悉或有相當之依據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而言。是自首之成立，須以行為人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為要件。此自首之規定，係自刑法第57條刑罰酌量事項獨立所設之法定減輕其刑要件，以使犯罪事實易於發覺及獎勵犯人知所悔悟，當然必需著重於其自首時之犯罪尚未發覺，而與犯罪後自白犯行之態度有所區別。鑑於有犯罪偵查權限之各個機關均得發動、進行犯罪偵查，倘有偵查機關已知悉或合理懷疑犯罪行為人及犯罪事實時，該犯罪行為人已處於隨時受追訴之狀態，自無從再憑其主動申告犯罪事實，邀得自首減刑之特別寬典，否則犯罪行為人當可於特定偵查機關已發覺其犯罪事實後，另向其他偵查機關申告自己之犯罪事實，技術性獲取減刑利益，顯非立法之本旨。是以自首規定所稱尚未發覺犯罪之偵查機關，並非僅限於犯罪行為人實際申告犯罪之對象機關，而係指全體偵查機關，此自偵查機關為追訴犯罪，必須形成上下一體、脈絡相連之職務及協力執行關係觀察，亦屬當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44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證人即員警王鴻幃於本院審理具結證稱：我於110年1月任職於新生南路派出所，我沒有印象被告及其父親於110年1月 4日晚上至新生南路派出所找我等語（見本院卷第111、112 頁）歷歷。而原審亦已參酌被告以相同手法詐騙與本案不同被害人之另案審理筆錄及判決，另案審理時業已查明110年1 月3日至110年1月5日新生南路派出所之工作紀錄簿、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及110報案紀錄，均未見有協助被告自首之事（見原審卷第188頁），且證人即員警張惠閒業於另案審理證稱：我沒有印象有看到被告的父親，也沒有印象有遇到要自首的，而且如果有人來報案，起碼會做紀錄或報案證明單等語（見原審卷第220、221頁），足認被告並未於110年1月 4日下午11時許至12時許至新生南路派出所自首乙節明確。　⒊次查被告以與本案相同手法詐騙之另案被害人陳聿愷已於110 年1月5日（警詢筆錄詢問時間欄位誤載為109年1月5日）即前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潭子分駐所（下稱潭子分駐所）報案等情，有潭子分駐所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資料在卷可稽（見偵字第 25839號卷〈一〉第49至57頁），而被告係於同年月18日始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出刑事自首狀（見偵字第25839號卷〈二〉第365至367頁），可知偵查機關在接獲另案被害人陳聿愷報案後，業已有確切之根據，得以合理懷疑被告涉嫌參與本案詐欺犯行，已屬發覺被告犯罪，則被告犯後雖於向臺北地檢署提出刑事自首狀坦承其犯罪行為，惟依前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被告坦承本案犯行之供述僅屬「自白」，並非「自首」，自無從依刑法第62條之規定，減輕其刑。被告前揭上訴意旨⑴部分，礙難信實，核無可憑。　　㈡酌量減輕部分　⒈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情狀顯可憫恕，認科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為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然並非漫無限制，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是為此項裁量減輕時，必須就被告全部犯罪情狀予以審酌，在客觀上是否足以引起社會上一般人之同情而可憫恕之情形（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102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與本案如附件之附表編號1至6之告訴人、被害人均已調解成立，有如附件之附表編號1至6所示之告訴人、被害人調解筆錄各1份在卷足參（見原審卷第105、113至114、149 至150、207至208頁），被告及辯護人並於原審審理時供陳：本案已與所有告訴人及被害人達成和解，也逐一履行中等語（見原審卷第324頁），足悉被告與本案如附件之附表編號1至6之告訴人、被害人係於原審判決前已達成調解等情無誤，就此，應屬業經原審判決量刑時所考量之一般情狀。是以，被告持續履行其與本案如附件之附表編號1至6之告訴人、被害人達成調解之條件，礙難認屬原審未及審酌之事由。又本案被告行使詐術之對象為6人，犯罪所生危害程度並非輕微，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陳：月收入平均有新臺幣（下同）10萬元，目前無扶養之家人或小孩等語（見本院卷第110 頁），客觀上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並無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之情形。至於被告所稱已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佳，且無前科及其經濟狀況等節，僅須就所犯罪名於法定刑度內，依刑法第57條規定予以審酌即可。爰此，本案並無法重情輕，判處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之憾，認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被告前揭上訴意旨⑵部分，洵不足憑。　⒊至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提出另案被害人曾能恩、蘇岳霆之還款資料（見本院卷第117頁），因其等並非本案之告訴人或被害人，就此，自非屬本案所考量之量刑情狀。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㈠按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如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致明顯輕重失衡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㈡原審審理後，認定被告於原判決附表編號1至6部分各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犯行事證明確，依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年，不思以正當方式獲取錢財，已有數次詐欺取財罪之前案紀錄，竟以如附件之附表所示方式，詐騙本案多位告訴人、被害人，足見被告恣意侵害他人財產法益成習，除侵害告訴人、被害人之財產法益之外，更破壞告訴人、被害人對人性之信賴、妨害網路交易市場機制，其犯罪動機、手段及惡性難認輕微，惟審酌被告犯後坦認犯行，復斟酌被告各次犯行之目的、手段、情節、各告訴人、被害人分別遭詐之金額等情，暨被告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之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再考量被告本案所犯之罪均為詐欺案件，責任非難之重複程度較高，及其犯罪時間介於109年11月間至109年12月間、其所犯各罪之法律目的、所犯數罪等情，為整體非難之評價，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關於被告之量刑，已具體審酌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科刑事項，另審酌被告所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依卷存事證就被告犯罪情節及行為人屬性等事由，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刑罰之裁量權，客觀上未逾越法定刑度，且與罪刑相當原則無悖，難認有逾越法律規定範圍，或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所為量刑尚稱允洽，應予維持。被告以前詞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云云，係就原審已為審酌之事項，重複爭執，認不足推翻原審之量刑。　　㈢至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第62條等規定減輕其刑，均非可採，業據說明如上。綜上，被告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恆嘉、李俊毅提起公訴，檢察官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汪怡君　法　官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

2024-11-07

TPHM-113-上易-1232-2024110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056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何素慧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135號，中華民國113年3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248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撤銷。何素慧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十九條第一項後段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貳萬元，有期徒刑如易科罰金，罰金如易服勞役，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實一、何素慧依其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知悉金融機構帳戶為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重要理財工具，如提供他人使用，常被利用為犯罪工具，充作與財產犯罪有關之人頭帳戶使用，並可預見從事詐欺取財行為之正犯利用取得之人頭帳戶，行使詐術使第三人陷於錯誤後將款項匯入該人頭帳戶，並將匯入款項兌換成外幣後，旋即轉帳至其他國外金融機構帳戶，以此方式掩飾或隱匿詐欺取財所得之來源或去向而洗錢，竟仍以容任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陳博楷」、「吳緯希」之成年人（無證據證明其係未成年人；下稱「陳博楷」、「吳緯希」），共同基於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來源及去向之犯意聯絡（無證據證明何素慧就本案從事加重詐欺取財行為之正犯所犯加重詐欺取財部分知悉，詳如後述），於民國111年10月間某日，以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將其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信銀行）申辦之帳號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中信銀帳戶）資料提供予「陳博楷」，後於同年11月21日起，「吳緯希」指示其前往中信銀行開立帳號00000000000號之外幣帳戶（下稱中信銀外幣帳戶），並設立「Matrixport」、「Kraken P ro」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帳戶（下合稱本案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帳戶），以便將匯入該中信銀帳戶之款項兌換成美元後，轉匯至其他國外金融機構帳戶。嗣「陳博楷」、「吳緯希」或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取得何素慧所有之中信銀帳戶帳號資料後，先以於社群平台FACEBOOK（下稱臉書）應徵業務助理，並佯稱協助匯款云云之方式，令陳重佑陷於錯誤，並於11 1年12月27日下午2時53分許，以其友人帳戶轉帳新臺幣（下同）2萬元至何素慧之上開中信銀帳戶內，而為詐欺取財犯行。嗣何素慧再依「吳緯希」指示，將上開款項中之1萬9,0 00元兌換成美元後，經由本案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帳戶，轉匯至「吳緯希」指定之國外金融機構帳戶，以此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而掩飾、隱匿前揭「陳博楷」、「吳緯希」或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詐欺取財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二、案經陳重佑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下稱三重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由壹、證據能力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2項亦有明定。本判決下列所引用審判外陳述之供述證據部分，經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何素慧（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均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44、45、71、72頁），經審酌各該陳述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不當情事，因而認為適當，均具證據能力。另本院所引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復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自然之關連性，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方面一、事實認定之理由㈠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共同一般洗錢之犯行，並辯稱：當時是疫情期間，我是在1111人力銀行找工作，我知道帳戶有問題時我就去報案等語（見本院卷第43、104頁）。經查： ⒈被告於111年10月間某日，以LINE將其中信銀帳戶資料提供予「陳博楷」，後於同年11月間某日起，「吳緯希」指示其前往開立中信銀外幣帳戶，並設立本案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帳戶。嗣「陳博楷」、「吳緯希」或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取得被告所有之中信銀帳戶帳號資料後，先以於臉書應徵業務助理，並佯稱協助匯款云云之方式，令告訴人陷於錯誤，並於 111年12月27日下午2時53分許，以其友人帳戶轉帳2萬元至被告之中信銀帳戶內而為詐欺取財犯行。其後被告再依「吳緯希」指示，經由網際網路將上開款項中之1萬9,000元換匯成美元，經由本案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帳戶，轉匯至「吳緯希」指定之國外金融機構帳戶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供陳在卷（見偵字卷第4、5、105至107頁），告訴人於警詢亦指訴綦詳（見偵字卷第6至9頁），並有告訴人手機翻拍照片 10張（見偵字卷第10至12頁）、臺南市政府警察局永康分局大橋派出所受理告訴人之報案相關資料（含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見偵字卷第94至98 頁〉）、中信銀行112年2月14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038921 號函檢附中信銀帳戶交易明細（見偵字卷第13至18頁）、被告提供之超諾企業社上班日誌（見偵字卷第19至21頁）、被告與「吳緯希」之LINE對話紀錄（見偵字卷第23至90頁）等證據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堪認為真。　⒉金融機構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與存戶之存摺、提款卡、提款卡密碼及網路銀行密碼結合後更具專屬性及私密性，為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重要理財工具，多僅本人始能使用，無論係直接交付予他人或依他人指示將金融機構帳戶提供他人使用，常被利用為犯罪工具，即充作與財產犯罪有關之人頭帳戶使用，從事詐欺取財行為之正犯可利用取得之人頭帳戶，行使詐術使第三人陷於錯誤後將款項匯入該人頭帳戶，進而要求提領或將匯入款項兌換成外幣後，旋即轉帳至其他國外金融機構帳戶，使偵查機關難以追查金流狀況，以迂迴層轉之多層化包裝方式，掩飾或隱匿詐欺取財所得之來源或去向而洗錢。查被告於偵訊供稱：學歷為高職國貿科，並有擔任會計1年、旅行社票務26年之經驗等語（見偵字卷第106頁），可悉被告實非初入社會、毫無工作經驗者乙情明確。次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供稱：我工作內容是在家上班，經面試後就在家上班，約111年10月底用LINE將中信銀帳戶照片傳給「陳博楷」，後於同年11月21日「陳博楷」幫我轉部門至國外部，主管就變成「吳緯希」，用講電話之方式教我如何操作，並說是國外客戶所以要我下載中信銀行應用程式（即Application；簡稱App）將轉進來的錢兌換成美元再轉出去，我聽從「吳緯希」指示操作轉帳，我有覺得奇怪，為何要用我的帳戶等語（見偵字卷第4頁背面、第105 至107頁），並與被告提供之超諾企業社上班日誌所載：11 月21日「陳博楷」打來說明天轉國外部，要我加主管「吳緯希」的LINE，「吳緯希」下午要我去中信銀行開外幣帳戶； 12月1日下午「吳緯希」要我下載Matrixport和Kraken Pro App並設立帳戶；12月2日下午「吳緯希」要我至中信銀行約定國外網路帳號到Matrixport和Kraken等內容（見偵字卷第 19至20頁），及觀被告與「吳緯希」之LINE對話紀錄：被告上班、午休及下班均係以LINE傳送訊息方式為之；被告開立中信銀外幣帳戶時曾傳訊「結果我去開戶，行員還是問很多，直接說打算換匯作定存，可能比較好。」等內容（見偵字卷第23、26、27、30、32、35至40、43至45、52、66至67、 69、76至77、82、84至89頁）互核以觀，本院衡酌：①依被告之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被告與「陳博楷」、「吳緯希」素未謀面，上班方式係以LINE傳送訊息作為打卡簽到，其依「吳緯希」指示開立中信銀外幣帳戶時，中信銀行員有對其提問，其對「陳博楷」、「吳緯希」要使用其所有之中信銀帳戶已感到奇怪，被告業應察覺「陳博楷」、「吳緯希」所為與一般公司於市場上之交易迥異；②一般公司商務交易往來，理應透過正常匯兌管道，留存金流紀錄以避免後續交易發生爭議，被告依「吳緯希」指示下載Matrixport和Krak en Pro App並設立帳戶時，依其所受教育程度，應能查悉此些應用程式為加密貨幣交易平臺相關之應用程式，透過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帳戶轉匯至其他國外金融機構帳戶，金流狀況已受多層化包裝而迂迴層轉，不僅無法確保金流紀錄，更屬有意造成金流斷點，令事後難以追查金流流向，足令被告起疑「吳緯希」指示換匯、轉匯等行為，實係就不法資金流動進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及去向之洗錢行為；③況詐欺犯罪者利用他人金融機構帳戶轉帳，業經報章媒體多所披露，並屢經政府及新聞為反詐騙之宣導，一般具有通常智識之人，應均可知悉金融機構帳戶如提供他人使用，常被利用為犯罪工具，充作與財產犯罪有關之人頭帳戶使用，從事詐欺取財行為之人利用取得之人頭帳戶，行使詐術使第三人陷於錯誤後將款項匯入該人頭帳戶，並將匯入款項換匯成外幣後，旋即轉帳至其他國外金融機構帳戶，目的多係藉此取得不法犯罪所得，且隱匿背後主嫌身分，以逃避追查；④被告於另案以同樣方式將6筆匯至其所有中信銀帳戶之鉅額款項（即前5筆為198萬元、第6筆為100萬元），換匯成美元後，經由本案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帳戶轉匯至「吳緯希」指示之國外金融機構帳戶（見本院卷附另案〈即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477號〉判決）等情，足認本案告訴人匯入被告所有中信銀帳戶之2萬元乃係「陳博楷」、「吳緯希」或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從事詐欺取財之犯罪所得款項，尚未逸脫被告主觀預見之範圍，被告卻仍以容任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與「陳博楷」、「吳緯希」共同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來源及去向，依「吳緯希」指示將將上開款項中之1萬9,0 00元換匯成美元後，經由本案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帳戶，轉匯至「吳緯希」指定之國外金融機構帳戶，被告具有與「陳博楷」、「吳緯希」共同一般洗錢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等節，甚為明確。就此，被告前揭所辯，結合上開脈絡以觀，與事理常情相悖，洵不足採。㈡綜上，被告矢口否認有何一般洗錢之犯行，核與本案事證不符，所辯尚無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一般洗錢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新舊法比較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依此，若犯罪時法律之刑並未重於裁判時法律之刑者，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自應適用行為時之刑，但裁判時法律之刑輕於犯罪時法律之刑者，則應適用該條項但書之規定，依裁判時之法律處斷。此所謂「刑」輕重之，係指「法定刑」而言。又主刑之重輕，依刑法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同法第35條第 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另按刑法及其特別法有關加重、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依其性質，可分為「總則」與「分則」二種。其屬「分則」性質者，係就其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或減免，使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其法定刑亦因此發生變更之效果；其屬「總則」性質者，僅為處斷刑上之加重或減免，並未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自不受影響。於依刑法第2條第1項、第33條規定判斷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時，除應視各罪之原有法定本刑外，尚應審酌「分則」性質之加重或減免事由；然不宜將屬「總則」性質之加重或減免事由，列為參考因素，否則於遇有多重屬「總則」性質之加重或減免事由時，其適用先後順序決定，勢將會是一項浩大艱鉅工程，治絲益棼，不如先依法定本刑之輕重判斷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後，再視個案不同情節，逐一審視屬「總則」性質之各項加重或減免事由，分別擇最有利於行為人規定辦理。再按所謂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其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但該判例所指罪刑新舊法比較，如保安處分再一併為比較，實務已改採割裂比較，而有例外。於法規競合之例，行為該當各罪之構成要件時，依一般法理擇一論處，有關不法要件自須整體適用，不能各取數法條中之一部分構成而為處罰，此乃當然之理。但有關刑之減輕、沒收等特別規定，基於責任個別原則，自非不能割裂適用，要無再援引上開新舊法比較不得割裂適用之判例意旨，遽謂「基於法律整體適用不得割裂原則，仍無另依系爭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之可言。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即113年版之洗錢防制法；下稱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已修正洗錢行為之定義，有該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同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相較修正前（即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洗錢防制法（下稱105年版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新法最重主刑之最高度為有期徒刑5年，輕於舊法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即有期徒刑7年，本件自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適用行為後最有利於上訴人之新法。至1 05年版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雖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查此項宣告刑限制之個別事由規定，屬於「總則」性質，僅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非變更其犯罪類型，原有「法定刑」並不受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之上開規定，自不能變更本件應適用新法一般洗錢罪規定之判斷結果。現行有關「宣告刑」限制之刑罰規範，另可參見刑法第55條規定「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該所謂「…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規定，即學理上所稱「輕罪最輕本刑之封鎖作用」，而 105年版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即「輕罪最重本刑之封鎖作用」，二者均屬「總則」性質，並未變更原有犯罪類型，尚不得執為衡量「法定刑」輕重之依據。依此，105年版之洗錢防制法之上開「輕罪最重本刑之封鎖作用」規定，自不能變更本件依「法定刑」比較而應適用新法（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一般洗錢罪規定之判斷結果（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605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洗錢防制法迭經修正，就105年版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及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所規定之一般洗錢罪，其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最高法院雖已提出徵詢（見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徵字第2303號之法律問題），惟迄今尚未有統一見解。本院審酌洗錢防制法頻繁修正所生之新舊法比較適用，若能於前階段立法時審慎調整，當可避免後階段司法實務認定見解歧異，然囿於立法政策、技術或進程致未能通盤考量等因素所致新舊法比較問題，就此部分，衡酌立法者就刑罰規範之「法定刑」框架予以調整，多係考量整體社會、經濟情勢之變化，或慮及相關犯罪情節輕重等因素，此次關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一般洗錢罪之法定本刑之修正，乃立法者一致共識朝較有利於行為人之方向進行，無非要賦予犯罪情節輕微或不慎觸法之人，如受有期徒刑6月以下宣告者，有得易科罰金之機會，本於權力分立之憲政原則，法院就相關案件為審判時，自應本諸上開修法精神辦理。從而，經法定刑比較新法有利於行為人，如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者，自得依新法之法定刑易科罰金，以契合刑法第 2條第1項但書從舊從輕原則及洗錢防制法已為層級化規範區分法定刑之修法精神（最高法院刑事判決113年度台上字第2 739號意旨參照）。是此，參酌前開最高法院判決之意旨，經比較結果，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一般洗錢罪，法定刑有期徒刑部分，既已修正為得易科罰金之刑，是於適用新法裁判時，若所諭知有期徒刑之宣告刑在有期徒刑6月以下者，應併諭知有期徒刑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方契合本次修法意旨。㈡核被告所為，係犯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一般洗錢罪。㈢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查「陳博楷」、「吳緯希」或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係互相利用他人行為以達洗錢之犯罪目的，本件被告與「陳博楷」、「吳緯希」間，就一般洗錢罪之犯行，具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依刑法第28條規定，均為共同正犯。　㈣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於112年6月14日修正，並於同年月16日施行，立法者將修正前「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之規定（下稱107 年版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 112年版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復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於同年8月2日施行，將112年版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再修正為第23條第3項：「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下稱113年版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倘被告於偵查或審判中曾有一次自白者，107年版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應較113年版之洗錢防制法第 23條第3項規定為有利。惟本件被告並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上開犯行，業如前述，自無107年版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三、撤銷原審判決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罪證不足而為無罪之諭知，固非無見。惟被告就共同犯一般洗錢罪之部分，主觀上應有預見而具有不確定故意等情，已據本院認定如前，原審遽以被告欠缺故意而諭知無罪之判決，容有未洽(至被告就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部分因欠缺故意，而不另為無罪之諭知部分，詳如後述)，檢察官上訴意旨以被告上開部分應諭知有罪等節，經核為有理由，是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自應由本院依法予以撤銷改判。　四、量刑事項之說明　㈠量刑目的　　刑之量定屬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法院除就具體個案犯罪，斟酌其犯罪情狀，有無可堪憫恕之情外，並以行為人的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項罪責因素後，予以整體評價，而為科刑輕重標準的衡量，使罰當其罪，以實現刑罰權應報正義，並兼顧犯罪一般預防與特別預防之目的（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61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量刑時，除應注意法律相關規定外，並宜綜合考量下列刑罰目的： ⑴對於不法侵害行為給予相應責任刑罰之應報功能。⑵矯正行為人並使其復歸社會之特別預防功能。⑶適切發揮嚇阻犯罪、回復社會對於法規範之信賴，及維護社會秩序之一般預防功能，此司法院107年8月7 日函頒「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2點有明文規定。爰此，本院基於綜合審酌應報、預防之「相對應報理論」，對過去之犯罪藉由應報之處罰以達到將來犯罪之抑止、預防目的，並衡酌欲藉由刑罰所達成之一般預防或特別預防目的，應係伴隨應報觀點之刑罰所生之間接、反射性效果，宜於決定應報刑（責任刑）之範圍內，妥適評價作為一般、特別預防之量刑因子，以符公平量刑及罪刑相當原則，應予敘明。　　㈡量刑因子之說明　　法院為達公平量刑之目的，基於相對應報理論之觀點，首先考量刑法第57條第9款「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及同條第3 款「犯罪之手段」，以結果不法與行為不法之程度劃定責任刑之範圍，此部分⑴結果不法層次審酌：①法益侵害程度、範圍，犯罪之時間、地點或法益侵害係屬持續性或一時性； ②被害結果發生有無可歸責於被告、被害人或其他第三人之情形；③被害結果有無回復之可能性，及如有回復可能性則係完全、部分或並未有回復；⑵行為不法層次則審酌：①行為態樣是否具有惡質性（即犯行手段上有無殘忍、執拗、危險、巧妙、反覆或模仿等情形），如有其程度為何；②有無共犯之參與及參與程度（即客觀事件背景、共犯彼此間關係、犯罪行為經過、共同謀議形成過程、準備與實行階段、犯行後狀況；主觀分擔犯行之動機、犯意強弱、參與態度積極或消極），及與其他共犯間屬於主導或從屬關係。再於該劃定責任刑之範圍內妥適考量：⑶同條第8款「違反義務之程度」（即違反注意義務之內容、情節是否特殊或實與一般情形無異），同條第7款「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即①行為人與被害人間之親疏遠近、交誼深淺及②行為人是否因被害人而犯罪）、同條第1、2款「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所受之刺激」（即行為人有無反社會傾向及動機、目的是否屬惡質，如有則程度為何）、同條第4至6款之「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同條第10款之「犯罪後之態度」（即① 被告有無自白；②如有則係在偵查或審判階段自白，其對於釐清犯罪事實部分有無助益；③被告有無努力修復被害結果及其與被害人間之關係），及其他一切情狀（如：①犯行後有無遭懲戒或免職、②有無違法偵查之不利益）等因素。　㈢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提供帳戶及協助換匯、轉匯款項所為之洗錢行為，危害財產交易安全與社會經濟秩序，被告所為實屬不該。惟本院為達公平量刑及罪刑相當之目的，仍需審酌：⑴本件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非鉅，結果不法程度較低；⑵本件被告與其他共犯間關係，被告提供帳戶、協助換匯及轉匯之參與、貢獻程度高，犯罪手段係運用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帳戶轉匯，藉以規避偵查機關查緝雖屬巧妙，但此一手段並非被告主動謀劃、策動，而係被告聽從其他共犯指示所為；⑶被告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與一般行為人之動機、目的及所違反之義務程度無異，均係製造犯罪金流斷點、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增加偵查機關查緝難度；⑷復於前開劃定之責任刑範圍內，審酌一般預防及復歸社會之特別預防因素，被告始終否認犯行，並未對犯罪事實之釐清有所協助；而其於本院準備、審理期間均未有任何妨害法庭秩序之情事，是其態度尚可之情形明確；並兼衡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自陳：其所受教育程度為高職國貿科畢業，月收入約3萬4,000元，目前於餐廳從事廚師之工作，需要扶養其年屆80歲之母親（見偵字卷第106頁；本院卷第76頁）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及考量本件偵查機關並無違法偵查之情形等一切情狀，基於規範責任論之非難可能性的程度高低及罪刑相當原則，量處如主文第 2項所示之刑，並就徒刑如易科罰金及併科罰金如易服勞役部分，均諭知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折算標準。　五、沒收　㈠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⒈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原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下稱1 05年版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關於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條次變更為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之洗錢防制法（下稱113年版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並將其內容修正為「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依上開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關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沒收，應適用裁判時即113年版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惟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未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告訴人遭詐取之2萬元經匯至被告所有之中信銀帳戶後，其中1萬9,000元被告先後兌換為美元，並經由本案加密貨幣交易平臺帳戶轉匯至「吳緯希」指示之國外金融機構帳戶等情，業經認定如前。被告洗錢犯行所隱匿、掩飾之詐得財物，固為其於本案所隱匿、掩飾之洗錢財物，本應全數依113年版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然該洗錢之財物均係由「陳博楷」、「吳緯希」或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中之上手取走，如對被告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 第2項規定，就該1萬9,000元部分之洗錢財物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被告之犯罪所得認定　⒈依詐欺集團之犯罪模式，詐欺犯行所得款項原則上會提領、轉帳或轉匯之方式回流至該詐欺集團之上手。是當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有保有該詐欺集團所收取款項全額時，被告之犯罪所得即以其所述剩餘未轉匯至國外金融機構帳戶之1,000元（即2萬元－1萬9,000元）認定之。該1,000元既未扣案，亦未合法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規定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則依同條第3項，追徵其價額。　⒉又被告雖於警詢及偵訊供稱：其薪資為3萬5,000元，「吳緯希」跟我說自轉入款項198萬元中扣除，我就該次僅轉匯194 萬5,000元出去等語（見偵字卷第4頁背面、第106頁），並與被告所有之中信銀帳戶交易明細（見偵字卷第15頁）互核以觀，可知被告確於111年12月13日下午1時29分許將194萬5 ,000元兌換成美元等情無訛，惟此部分屬被告所犯另案之犯罪所得，而非本案之犯罪所得，爰不予以宣告沒收或追徵。至起訴書所載被告獲利5萬8,900元部分，雖係被告於其所提供之超諾企業社上班日誌記載內容自承之獲得薪資金額（見偵字卷第20頁），惟參照被告所有之中信銀帳戶交易明細（見偵字卷第15頁），未能排除應屬被告所犯另案之犯罪所得，而非本案之犯罪所得，就此部分，礙難認定起訴書所載獲利金額屬本案犯罪所得，併此敘明。參、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一、公訴意旨另略以：被告111年10月18日在臺北市寰宇創新商務中心應徵業務助理，於同年11月21日轉到國外部，主要工作內容為每日以LINE傳送訊息給「陳博楷」、「吳緯希」之方式打卡，並將公司轉入其帳戶之款項匯至公司指定之國外客戶帳戶，被告提供其所有中信銀帳戶，且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應可知悉在一般正常情況下，有使用帳戶收受、轉出款項需求之人，概均會以自己或關係密切之親友之帳戶進出，以避免假手他人帳戶之風險或爭議，亦無委由他人代為收受款項再轉出之必要，且其所從事之工作內容不具專業性且勞力密集度不高，卻可領取不低之報酬，已可預見其所從事者可能係為「陳博楷」、「吳緯希」所屬詐欺集團提供帳戶並轉出詐騙贓款之「車手」工作，然仍基於縱依指示所轉出之款項為「陳博楷」、「吳緯希」所屬詐欺集團成員詐騙他人之犯罪所得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之犯意聯絡，由該詐欺集團之不詳成員以附表所示之詐騙方式，向告訴人行騙，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於111年12月27日下午2時53分，匯款2萬元至本案帳戶，被告旋於同日下午3時4分，以網路銀行轉出1萬9,000元。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3款之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嫌等語。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再按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訴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而被告否認犯罪，並不負任何證明責任，僅於訴訟進行過程中，因檢察官之舉證，致被告將受不利益之判斷時，被告為主張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不存在而提出某項有利於己之事實時，始需就其主張提出或聲請法院調查證據，然僅以證明該有利事實可能存在，而動搖法院因檢察官之舉證對被告所形成之不利心證為已足，並無說服使法院確信該有利事實存在之必要。此為被告於訴訟過程中所負僅提出證據以踐行立證負擔，而不負說服責任之形式舉證責任，要與檢察官所負兼具提出證據與說服責任之實質舉證責任有別。苟被告依其形式舉證責任所聲請調查或提出之證據，已證明該有利事實具存在可能性，即應由檢察官進一步舉證證明該有利事實確不存在，或由法院視個案具體狀況之需，裁量或基於義務依職權行補充、輔佐性之證據調查，查明該事實是否存在；否則，法院即應以檢察官之舉證，業因被告之立證，致尚未達於使人產生對被告不利判斷之確信，而逕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不得徒以被告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確切證明該有利事實存在，遽為不利於被告之判決（最高法院107年台上字第3910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⑴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之供述；⑵告訴人於警詢之指訴；⑶告訴人之手機翻拍照片10張；⑷被告所有中信銀帳戶之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⑸被告與「陳博楷」、「吳緯希」之LINE對話紀錄等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堅詞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嫌之犯行，辯稱：當時是疫情期間，我是在1111人力銀行找工作，我知道帳戶有問題時我就去報案等語（見本院卷第43、104頁）。五、經查：　　㈠被告於偵訊供陳：我是於1111人力銀行應徵此工作，並至位於臺北市○○○路上之寰宇創新商務中心8樓面試，工作內容在家上班，上網找各家廠牌衣服資料，並去南部市調看衣服之定價等語（見偵字卷第106頁），並參以被告於另案已提出1 11年12月2日網頁停止招募員工資訊，其內容載有超諾企業社徵才廣告，註明臺北市松山區、鞋類/布類等資訊；就其提出同年11月21日之LINE通訊對話內容中，有「吳緯希」之照片及超諾文創字樣及相關服飾照片；而被告與「吳緯希」自111年11月21日至同年12月29日之對話內容有上、下班打卡、出差交通工具費用證明、相關市調文件、匯款相關帳戶及金額等資料等情，有另案（即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477號）判決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9至81頁），復有被告於本案提出其與「陳博楷」、「吳緯希」之LINE對話紀錄，及被告提供之超諾企業社上班日誌存卷可稽（見偵字卷第23至90頁、第113至148頁），可悉被告前開辯稱其係自1111人力銀行網站尋找工作，並擔任超諾企業社業務助理後居家上班，原由「陳博楷」與其聯繫工作事宜，其後於111年11月21日起與「吳緯希」聯絡工作內容等情，應屬有據。㈡又被告於偵訊供稱：過程中我有去南部出差，「陳博楷」、「吳緯希」也有匯我的車馬費給我，這部分是實報實銷，加出差費1,000元，我中信銀帳戶被列警示後，我有去報案等語（見偵字卷第106頁），佐以被告於另案所提供其與「吳緯希」之LINE通訊對話內容中，載有其於111年12月29日接獲中銀行通知其中信銀帳戶已遭警示為詐欺集團所使用，並傳銀行函文予「吳緯希」，並向「吳緯希」詢問其帳戶為何會被凍結，至「吳緯希」未回復，被告即表示會至派出所做筆錄等內容，嗣被告即於同日（即12月29日）下午5時37分前往三重分局大有派出所報案遭詐欺集團詐欺等情，亦有另案（即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477號）判決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9至81頁），並有被告提供之超諾企業社上班日誌（見偵字卷第20至21頁）及三重分局大有派出所受理案件證明單（見偵字卷第109頁）附卷可證，自本案前後之脈絡事實以觀，足見被告於疫情期間因上網應徵工作後而與「陳博楷」、「吳緯希」聯繫，觀諸被告與「陳博楷」、「吳緯希」聯繫之過程，「陳博楷」、「吳緯希」仍要求被告查找衣服、鞋類並製作市場調查之工作，更有支付被告出差至南部作市場調查之相關交通費用，被告所有之中信銀帳戶遭凍結後，被告隨即前往警局報案等情明確，被告主觀上可否預見其正參與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告訴人之行為，即被告能否成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要件，容非無疑。再者，卷內復無證據足資證明「陳博楷」、「吳緯希」確為不同之人，未能排除一人分飾二角之情形，亦難認刑法第33 9條之4第1項第2款規定之「三人以上共同犯之」要件相合。是以，就被告是否與「陳博楷」、「吳緯希」或所屬詐欺集團成年成員間有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部分，尚未達到毫無合理懷疑之有罪確信程度，爰依無罪推定、罪疑唯輕原則，就此部分，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㈢綜上所述，檢察官所提證據資料尚不足以使本院確信被告有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之犯行，無從使本院對被告就此部分產生至有罪「確信」之程度。依首揭說明之意旨，負責國家刑罰權追訴之檢察官，仍擔負證明被告前揭公訴意旨犯行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法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法院仍應予被告無罪之諭知。是因檢察官所舉證據，無法使本院達於毫無合理懷疑而得確信之程度，揆諸前揭要旨，本應就此部分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因公訴意旨認此部分如成立犯罪，與前開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為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諭知，併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力平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如玉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安蕣、劉俊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汪怡君　法　官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書記官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07

TPHM-113-上訴-4056-20241107-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335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得裕選任辯護人周郁雯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交簡上字第6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速偵字第41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得裕（下稱被告）自民國112年4月7日下午7時許起，在臺北市○○區○○○道000號00樓之「格萊天漾飯店」（下稱本案飯店）飲用含有酒精成分之威士忌酒約200 毫升後，明知飲用酒類後，不得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仍基於酒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於同日晚間10時許自前址騎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輕型機車（下稱該輕型機車）上路，嗣於同日晚間10時12分許，行經臺北市萬華區萬大路欲左轉艋舺大道時，因未依規定兩段式左轉而為警攔查，並對其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 29毫克，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不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者，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 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可參）。三、次按刑事司法之正義始於程序，亦終於程序，實質正義之追求須以程序正義為基礎，偵查機關執法應恪遵正當法律程序，兼衡併顧人權保障及維護公共利益。　㈠依102年6月11日修正公布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規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20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 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111年1月28日修正公布、同年3月31日施行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機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九萬元以下罰鍰，汽車駕駛人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二萬元以下罰鍰，並均當場移置保管該汽機車及吊扣其駕駛執照一年至二年；附載未滿十二歲兒童或因而肇事致人受傷者，並吊扣其駕駛執照二年至四年；致人重傷或死亡者，吊銷其駕駛執照，並不得再考領：一、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及108年3月29日修正公布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規定：「汽車駕駛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駕車：二、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一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三以上。」，可悉車輛駕駛人之酒後駕車行為究屬刑事處罰或行政罰，繫於吐氣所含酒精濃度或血液中酒精濃度之檢測數值多寡，是為確保酒精濃度檢測單上所呈現之檢測數值正確，第一線執行取締酒駕勤務之員警所應遵守之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是否確實，至關重要。　㈡又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對車輛駕駛人實施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七十三條第二項測試之檢定時，應以酒精測試儀器檢測且實施檢測過程應全程連續錄影，並依下列程序處理：二、詢問受測者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時間，其距檢測時已達十五分鐘以上者，即予檢測。但遇有受測者不告知該結束時間或距該結束時間未達十五分鐘者，告知其可於漱口或距該結束時間達十五分鐘後進行檢測；有請求漱口者，提供漱口。」，考諸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項序文規定之目的，實際執行酒測時，應全程連續錄影之規定，係為使員警執行稽查職務時，藉由確實踐行該規定所揭示實施檢測過程應全程連續錄影之蒐證結果以利爭議之釐清。又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之目的，乃在避免受測人甫飲酒結束，可能因口腔內仍有含酒精成分之物品殘留，致影響檢測結果，故要求有15分鐘之間隔，使受測者可將該酒精殘留物自然吞嚥，或在飲酒結束未滿15分鐘之情況下，提供礦泉水使受測者以漱口之方式將該酒精殘留物加速吞嚥；且員警執行酒測勤務時，其勤務重點在於確實踐行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未必能當場釐清、辨明車輛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時間是否已達15分鐘，故倘若車輛駕駛人於員警對其執行酒精濃度測試勤務時，尚未能立即釐清、辨明車輛駕駛人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時間是否已達15分鐘，而車輛駕駛人業已表明請求漱口者，員警即應提供其漱口後，再行酒精濃度測試，始符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 項第2款規定之正當法律程序。四、證據能力部分：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有罪之判決書應於理由內記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其認定之理由。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10條第1款分別定有明文。而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無前揭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揆諸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意旨，除法院係因認定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無證據能力，而以卷存其餘有證據能力之證據尚不能使法院達到前述確信心證為理由，判決被告無罪外，其餘無罪判決，即無庸再交代證據能力。查本件被告及辯護意旨既已爭執本案部分證據之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34、64、66頁），且所爭執部分關涉被告是否成立不能安全駕駛罪之犯行，故就證據能力之有無，先予說明：　㈠關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下稱萬華分局）112年9月6 日北市警萬分刑字第1123053813號函暨職務報告（下分別稱萬華分局112年9月6日函、112年9月5日職務報告），及萬華分局112年11月17日北市警萬分刑字第1123070495號函暨職務報告及訪查表（下分別稱萬華分局112年11月17日函、112 年11月17日職務報告）有無證據能力部分：　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此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款、第2款之所以規定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及從事業務之人於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得為證據，即係因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乃其依職權所為，與其責任、信譽攸關，若有錯誤或虛偽，將可能因此擔負刑事責任或行政責任，且該等文書經常處於可能受公開檢查之狀態，其正確性及真實之保障極高；而從事業務之人在業務上或通常業務過程所須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為其執行業務本身所必須製作，且作成文書者亦受過相當之專業訓練，自具有高度之正確性（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2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上述「紀錄文書」或「證明文書」，並不限於針對特定事件所製作，只要係公務員基於職務上就一定事實之記載，或就一定事實之證明而製作之文書，而其內容不涉及公務員主觀之判斷或意見之記載，即屬於上述條款所稱文書之範疇（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218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觀諸萬華分局112年9月6日函、112年9月5日職務報告，及萬華分局112年11月17日函、112年11月17日職務報告之內容，萬華分局112年9月6日函、112年11月17日函函文，均僅係敘明經原審法院函詢，萬華分局之公務員(員警)執行公務過程中，本於職權就函詢事項進行查詢，記載查詢結果：因自存硬碟毀損而無法提供對被告進行酒測之錄音錄影檔案等內容 (見原審卷第123頁、第199頁)，而與公務員主觀上之判斷與意見無涉，辯護意旨就此並無提出有何顯不可信之情形，是以萬華分局112年9月6日函、112年11月17日函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1項傳聞例外規定，應有證據能力。然就萬華分局112年9月5日職務報告、112年11月17日職務報告言，此二職務報告內容已論及本案執勤員警（下稱員警）對被告如何進行酒測過程等內容(見原審卷第124至125頁、第200至 203頁)，關涉公務員個人主觀判斷及意見，而員警對被告如何進行酒測過程乙節，尚須依客觀事證認定，攸關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之部分，故此二職務報告屬被告以外之人在審判外所為之陳述，而應認無證據能力。　　㈡關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下稱市警局)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程序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酒精濃度檢測單及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有無證據能力部分：　⒈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證據，其有無證據能力之認定，應審酌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之均衡維護，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定有明文。考量酒精濃度測試結果，車輛駕駛人除涉及行政罰外，仍有可能受刑事處罰，就此行政罰與刑事處罰交錯之特殊規範情形，宜認如員警執行酒測勤務，未確實踐行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時，仍宜斟酌：①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即違背法定程序之程度、狀況，該程序之違反是否有緊急或不得已之情形）。②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③侵害犯罪嫌疑人或被告權益之種類及輕重。④犯罪所生之危險或實害。⑤禁止使用證據對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⑥偵審人員如依法定程序有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及⑦ 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等各種情形，以為認定證據能力有無之標準，俾能兼顧理論與實際，而應需要（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664號判決意旨、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立法理由意旨參照）。　⒉是查，卷附市警局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程序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酒精濃度檢測單及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等之證據能力部分，繫於員警是否確實遵行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及取締酒駕作業程序，倘未遵行此部分之證據仍有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權衡之必要，說明如下：　⑴被告於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供稱：我對酒測值每公升0 .29毫克有意見，警察要實施酒測，我有說可否漱口，警察不讓我漱口，他跟我說不能漱口，漱口就是拒測等語（見速偵字卷第50頁；原審卷第94頁；本院卷第68頁），核與證人　　陳珮琪（下稱證人）於原審審理具結證述：當日警察要對被告進行酒測，警察問我們被告喝完酒有無超過15分鐘，我們有很肯定跟警察講說沒有超過15分鐘，被告就要求可不可以漱口，因為我們身上沒有帶水，我就想說我要去買水，警察就說不行，你身上帶著或現在去買就視同拒測，我們兩個就傻了，就不敢去買，被告又問說不是可以漱口嗎，警察說不行因為條例已經改了，被告和我都不太懂，所以被告就沒有漱口；被告從被攔查到被帶上警車送往警局的過程中，被告都沒有寫過任何文件、也沒有簽名，現場警察沒有拿任何紙本出來；我確定警察沒有宣讀當面告知拒測法律效果，如果要講這些應該要唸很久等語（見原審卷第150至152頁）相合。審酌被告供述內容始終一致，並非遲至原審審理時始提出辯解，被告供述內容並無前後變遷之情形，且證人於原審審理時具結之證詞，經告知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後，仍願具結作證，以刑事責任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衡情應無為被告，甘冒偽證罪重罰之風險，杜撰虛偽情節之動機與必要，是被告偵、審供述及證人於原審審理具結證稱內容，應可採憑。　⑵復查萬華分局就原審法院函詢事項所回覆：「本案承辦員警表示因自存硬碟毀損而無法提供對被告進行酒測時之錄音錄影檔案」、「本分局青年路派出所現場處理員警王開威及周泓葳等2人稱因存放影像硬碟毀損，故無法提供現場密錄器畫面」等內容，有萬華分局112年9月6日函、112年11月17日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23、199頁）。可知員警執行酒測時是否遵守正當法律程序之爭議，已無法自客觀事證（即勘驗密錄器之結果）加以釐清。然偵查機關負追訴犯罪之實質舉證責任，就刑事案件之相關證據理應妥適保全，倘未能妥適保全證據，甚或執行酒測時未曾全程連續錄影之不利益，不應悉歸由被告承受。爰此，依上開被告供述及證人證述內容，足認員警執行酒測時，自被告及證人方面所得知之訊息係被告飲用酒類後未超過15分鐘，此際被告有請求漱口時，應提供漱口，然被告請求漱口後，員警卻告以漱口等同拒測，未給予被告漱口便進行吐氣酒精濃度測試，業已與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所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未合等情明確。　⑶本院審酌：①本件員警係外勤臨檢酒測勤務時，當下並無緊急或不得已之情形，員警在被告及證人告知其飲酒未超過15分鐘時，未於被告請求漱口時提供漱口之機會，違背法定程序之情節嚴重；②取締酒後駕車之攔查勤務行之有年，依卷附內政部警政署之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所示，已有標準作業流程，員警應知之甚詳，依上開被告供述及證人證述內容，員警告知漱口即係拒測，可見違背法定程序時之主觀意圖已非屬過失；③本件被告進行吐氣酒測結果為每公升0.29毫克僅略高於0.25毫克，未能排除因口腔內仍含有酒精成分之物品殘留致影響檢測結果，此吐氣酒精濃度之數值涉及行政罰或刑事罰，侵害被告所受正當法律程序保障之權益，且侵害權益屬嚴重；④本件被告騎乘車輛為該輕型機車，上路後隨即遭員警攔查，依證人於原審審理具結證述內容（見原審卷第150頁）及卷附GOOGLE地圖查詢結果（見原審卷第111頁），被告騎乘該輕型機車上路後旋即遭員警攔查，騎乘時間甚短，且未造成人員傷亡之實害，犯罪所生之危險較低；⑤倘允許市警局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程序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酒精濃度檢測單及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等證據，將鼓勵員警執行酒測時未遵行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所要求之正當法律程序，故禁止使用該等證據，有助於預防將來違法取得證據之效果；⑥本件犯罪事實須有被告於上開時、地之酒精濃度測試結果才能得知，偵審人員依法定程序並無發現該證據之必然性；⑦該酒精濃度測試結果為本件關鍵性證據，證據取得之違法對被告訴訟上防禦不利益之程度甚高等情，爰認市警局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程序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酒精濃度檢測單及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等證據，因員警未能遵行執行酒測之正當法律程序，權衡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後，認無證據能力。　㈢其餘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五、訊據被告固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就其於上開時、地飲用威士忌酒約200毫升後，騎乘該輕型機車上路遭警攔查進行酒測等情坦承不諱（見速偵字第22、50頁；原審卷第93頁；本院卷第68至69頁），惟其於原審及本院均堅詞否認有何公共危險之犯行，辯稱：我知道酒後騎車不對，但我覺得全部過程中員警在欺騙我，員警一直跟我說要漱口就是拒測，我感覺被陷害，或許喝水我就不會觸犯本罪等語（見本院卷第68頁）；辯護意旨則略以：被告於酒測翌日即向檢察官表示員警不讓其漱口、漱口即拒測，本案執勤員警有 2人，就員警執行酒測之錄影畫面，員警2人同稱錄影畫面均已滅失、無法提供，此違反執行酒測之相關程序，本件酒測結果應無證據能力等語置辯（見本院卷第34至38頁、第71至 72頁）。經查：㈠被告於上開時、地飲用威士忌酒約200毫升後，騎乘該輕型機車上路遭警攔查進行酒測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供述明確，與證人陳佩琪於原審審理具結證稱（見原審卷第149至150頁、第153至154頁）互核相符，並有該輕型機車之車輛詳細資料表、睿能數位服務股份有限公司112 年11月17日睿數位字第202311-018號函及聚滿盛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月25日聚（總）字第1130125001號函等資料附卷可佐（見速偵字卷第41頁；原審卷第187至189頁、第217至219 頁），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㈡惟就員警對被告施以吐氣酒精濃度測試之過程，因卷附市警局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程序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酒精濃度檢測單及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等證據，均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權衡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後認無證據能力等節，業經論證如前。參以認定被告犯罪，須卷內之積極證據已使法院形成確信心證者，始足當之，依目前卷內其他證據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犯罪之確信心證，礙難就被告是否成立公共危險之犯行，逕為被告不利之認定。六、駁回上訴之理由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既已認被告飲酒結束後超過15分鐘以上才接受酒測，被告無權要求漱口，員警並未違反取締酒後駕車作業程序，縱認員警無法提出密錄器錄音錄影檔案，因電腦硬碟經年累月使用偶有失靈、短路故障，違法情節非屬惡意且不致影響酒測結果之正確性，酒測測試紀錄表有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21至27頁）。惟如前開說明，實質正義之追求須以程序正義為基礎，經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規定權衡人權保障及公共利益後，已認卷附市警局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程序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酒精濃度檢測單及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無證據能力等節如前，依上開被告偵、審供述及證人原審審理具結證述內容，可知員警執行酒測程序時，被告及證人已向員警表示飲酒結束後未超過15分鐘，並有向員警請求漱口等語如前，卷內並無其他證據足資證明員警於執行酒測時已能判定被告飲酒結束後確已超過15分鐘，員警依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 第1項第2款規定及取締酒後駕車程序，即應就有請求漱口者，提供漱口，倘允員警將執行酒測時未全程錄影或事後未妥適保全證據，令無客觀證據釐清執行過程是否符合正當法律程序之爭議，延至事後審判階段再行查證其他證據，不啻鼓勵員警事前心存僥倖得以未遵守正當法律程序之心態，更將令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9條之2第1項第2款規定及取締酒後駕車程序內容形同具文，原審雖為兼衡發現真實與程序正義之目的，事後屢次函詢釐清真實，但價值判斷上仍秉持先程序、後實體之要求，依本案情節，尚無認事用法之違誤。是檢察官上訴意旨，礙難採憑。至檢察官聲請傳喚員警王開威、周泓葳2人部分，因原審業已傳喚被告及員警2人以外之目擊證人到庭具結證述詳盡，且萬華分局函覆原審法院時已敘明本案員警2人之密錄器檔案因硬碟毀損無法提供乙情如前，無從藉由勘驗密錄器之結果釐清爭議，爰認檢察官上開之聲請，並無調查必要性，附此敘明。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所存證據，尚不足使本院形成被告確有檢察官所指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犯罪之確信心證，是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從而，原判決同認被告犯罪不能證明，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均屬正確，應予維持。是檢察官之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顏伯融提起公訴，檢察官葉惠燕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安蕣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原定113年10月31日宣判，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至113年11月 1日宣判並報結）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汪怡君　法　官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2024-11-01

TPHM-113-交上易-335-2024110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52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潘宏意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19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606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潘宏意（下稱被告）前於民國112年2月 25日下午4時28分許，前往統一超商德力門市（址設桃園市○ ○區○○路0段000號；下稱該超商門市）領取包裹，詎被告因認該超商門市店員梁景焜之服務態度不佳，而與梁景焜發生爭執（所涉妨害自由犯嫌，另為不起訴處分），該超商門市店員即告訴人梁佩雯（梁景焜之姊；下稱告訴人）並於現場大聲制止被告。詎被告因而心生不滿，竟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刻意於112年2月27日下午2時32分許，再次前往該超商門市領取包裹，並在不特定人均得見聞之該超商門市櫃檯前，對告訴人辱稱：「妳這胖子怎麼變這麼客氣了」、「妳不是很胖嗎？我沒有說錯阿。我有說錯嗎」、「我是針對妳，妳很胖」、「這麼胖的店長第一次碰到」等語，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與名譽。因認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不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者，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 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可參）。　　　三、公然侮辱罪之合憲性限縮適用　㈠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二人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主文第1項、理由第38至47段、第53、54段、第56至58段意旨；最高法院 112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0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刑法係憲法之執行法，刑法規範之法益、構成要件、違法性及罪責，乃至量刑之解釋適用，應慮及憲法意旨及理念，此乃憲法與刑法交互適用之必然。就此，參酌前開憲法法庭及最高法院判決之意旨，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評價或冒犯言行，並非必然該當公然侮辱罪，宜於構成要件、違法性層次，就「表意脈絡」、「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及「負面評論言論之可能價值」等部分，檢視其行為是否該當侮辱、是否造成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等法益侵害，及言論自由與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間基本權之利益衡量。倘屬：⑴被害人自行引發爭端或自願加入爭端，致遭受負面語言之回擊；⑵被害人自願表意或參與活動而成為他人評論之對象，致遭受眾人之負面評價，尚屬一般人之常見反應或自招風險而應自行承擔。又如係：⑶日常言談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⑷或以粗鄙髒話表達一時不滿情緒；⑸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此些情形難逕認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再若為：⑹於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⑺社群媒體中常見之偶發、輕率之負面文字留言等情，雖有輕蔑、不屑之意，而會造成他人一時不快或難堪，然實際上未必造成法益侵害，尚屬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復如屬：⑻以文學或藝術形式表現之言論（如嘲諷文學、漫畫或歌曲等），或一人針對他人在職業上之言行（如工作表現、著述演講或表演之內容及品質等）發表負面評價之情形，仍可能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而非全然無價值之言論。至倘為：⑼一人名過其實之虛名；或⑽無端針對被害人之侮辱性言論，但經第三人或社會大眾見聞，未必認同、接受，反而會譴責該言論，社會輿論產生正面制約效果等情，難謂法益受到侵害。反之，若係：❶具言論市場優勢地位之網紅、自媒體經營者或公眾人物透過網路或傳媒，故意公開羞辱他人，此等言論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等法益可能侵害較大；❷透過網路發表或以電子通訊方式散佈之公然侮辱言論，因較具有持續性、累積性或擴散性，確實會對他人造成精神上痛苦，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造成不利影響，甚至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限度；❸直接針對被害人之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結構性弱勢者身分，故意予以羞辱之言論，會貶抑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並損及他人之名譽人格，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限度等情之程度，始有由國家動用刑罰處罰之必要性。職此，基於刑法謙抑性及最後手段性，宜以上開權衡審視之方式，避免檢察機關或法院須就無關公益之私人爭執，扮演語言警察之角色，過度干預人民間之自由溝通及論辯，以符公然侮辱罪合憲性限縮適用之本旨。四、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係以被告警詢及偵訊供述、告訴人警詢指述及偵訊具結證述、告訴人提供之錄音檔、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勘驗筆錄等證據資料，為其論據。　　五、訊據被告固就其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講述：「妳這胖子怎麼變，什麼變這麼客氣了」、「妳不是很胖嗎？我沒有說錯阿。我有說錯嗎」、「妳是不是胖子？妳是不是胖子？我問妳，妳是不是很胖？」、「我是針對妳，妳很胖」、「妳體重超標了，妳要減肥了」、「這麼胖的店長第一次碰到」（下稱本案言論）等語（見原審卷第63頁；被告坦承其曾講述之內容，核對原審勘驗現場錄音檔之筆錄內容後更正）坦承不諱，但於本院審理時辯稱：我與告訴人並不認識，案發當日我是為了領貨才去該超商，並非刻意前往找告訴人；我在超商與告訴人口角中，告訴人也有罵我老；依教育部新版字典針對胖子之定義，只是表示比較肥，沒有負面意思，我只是以誇張方式說告訴人是胖子，誇張方式是我的語病，我誇大告訴人之外在身材，只是客觀描述，沒有公然侮辱之意思，每個人的胖瘦都有其外貌的依據，審美觀每個人都不同，我誇大的言詞雖會引起告訴人不愉快，但無法證明胖瘦與社會評語、人格有關，但未嚴重到足以侵害告訴人之社會名譽，亦無證據等語（見本院卷第55至57頁）。六、經查：㈠被告於原審供稱：當天前2天我去取包裹，我與告訴人之弟即證人梁景焜發生口角衝突，梁景焜沒有將收據或錢放在我手上，我指責梁景焜服務態度不好，因此向統一超商的客服客訴過，本案當天我見告訴人口氣和緩，我才說你怎麼變那麼客氣等語（見原審卷第28頁），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具結證稱：當天被告一開始進來取貨，就直接問我說為什麼沒有像之前一樣囂張，我沒有對被告有言語上的刺激，被告一進門就來挑釁我等語（見偵字第26069號卷第116頁），及證人梁景焜於偵訊結證證稱：本案案發前2天，被告來繳遊戲點數之費用，將錢跟點數單據丟在櫃臺上，我想說不要跟被告接觸，結完帳後就將找零的錢放在桌上，之後被告開始情緒激動說我態度不好，還要找我出去超商，告訴人當時有勸阻，後來被告才對告訴人作言語上之攻擊等語（見偵字第2606 9號卷第116頁）互核以觀，並參酌卷附原審勘驗112年2月25 日超商內之監視錄影器畫面（見原審卷第65至70頁；詳如附件原判決內容所示）及本案案發當日之錄音結果（見原審卷第70至72頁；詳如附件原判決內容所示），可知被告原係於 112年2月25日與告訴人之弟即證人梁景焜因結帳找錢事宜發生糾紛，經告訴人勸阻後，其後於案發時（即同年月27日）復至該超商門市向告訴人講述本案言語乙情屬實。考量被告於本院審理供稱其不認識告訴人等語如前，及被告先向告訴人講述「妳這胖子怎麼變，什麼變這麼客氣了……妳不是很胖嗎？我沒有說錯阿。我有說錯嗎……妳是不是胖子？妳是不是胖子？我問妳，妳是不是很胖？……我是針對妳，妳很胖……妳體重超標了，妳要減肥了」等語後，告訴人始向被告說「我年輕，你老，OK？」等語（見原審卷第71頁；詳如附件原判決內容所示）等情，足認被告將其與證人梁景焜間所生不滿，轉嫁、牽連予告訴人，被告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講述本案言論，對告訴人言，實屬無端挑釁，況被告於上開時、地向告訴人講述本案言論過程中，業已提及「我是針對妳」等語如前，益徵被告所為本案言論應係對告訴人所為之挑釁性言論等節明確。㈡又觀察當代主流社會對體重過重或肥胖者之表意文化脈絡，有以體重因素而對他人有負面之行為或態度（即體重污名），抑或以肥胖為由，進而對他人為霸凌、孤立，甚或令其就業困難、升遷不易等之言行（即肥胖羞辱或肥胖歧視；下合稱肥胖歧視），在我國社會中，對通常理性第三人言，自求學時期或至社會工作中或有所見聞。此等體重污名或肥胖歧視之言行，惡劣之表意人多半將其外觀型態與其他負面評價（如懶散、不衛生、疾病等）連結，甚至將該等言行包裝為「我是為你好」或「我是為你的健康著想」，假「關心」或「健康」之名，合理化表意人自身歧視言行之實，往往經歷體重污名或肥胖歧視攻擊者心理上承受高度壓力，易有焦躁、憂慮、自卑或退縮之傾向，進而作出否定自我人格之行為。參酌前開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此等言行在特定表意脈絡下，即表意人所為體重污名或肥胖歧視之言行，如係針對身形、體重明顯較一般人肥胖者為之時，仍有可能符合直接針對結構性弱勢者身分，故意予以羞辱之言論，貶抑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並損及他人之名譽人格，而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限度之情形。細繹被告所為之本案言論內容，每句均提及「胖」之用語，被告既與告訴人原不相識乙情如前，被告於本案言論中所稱「妳體重超標了，妳要減肥了」云云，佐以其於偵訊供陳：因為胖子很容易有慢性疾病，我是在關心他云云（見偵字第26069號卷第118頁），已有假「關心」或「健康」之名，合理化自身歧視言行之實，此些挑釁性言論該當公然侮辱罪之侮辱性言論，被告主觀上確具公然侮辱之犯意乙節明確。被告前揭辯稱胖子只是比較肥、沒有負面意思，其沒有侮辱之意思云云，顯屬無稽。　　㈢惟依前開憲法法庭、最高法院所闡述之意旨，並非被告有為侮辱行為即該當公然侮辱罪，就本案情節觀之，仍須審究① 表意脈絡（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分析被告及告訴人間之關係；②告訴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如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③被告是否為具言論市場優勢地位之網紅、自媒體經營者或公眾人物； ④被告所為上開言論之手段是否透過網路發表或以電子通訊方式散佈，⑤被告無端針對被害人之侮辱性言論，是否經第三人或社會大眾見聞，未必認同、接受，有可能受到社會輿論正面加以制約，以利檢視被告行為是否已造成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等法益侵害，或僅係侵及告訴人名譽感情之程度。是查：　⒈本院考量：①被告所受教育程度為五專畢業，曾經擔任公務員、保全，目前失業，以先前積蓄過生活（見原審易字卷第28 頁；本院卷第59頁），告訴人所受教育程度為大專畢業，目前擔任服務業，在該超商門市工作（見偵字第26069號卷第3 3頁），二人原本並不相識，就雙方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分析，被告與告訴人間之關係未居於不平等之狀況；②再依卷內影像資料所示（見偵字第26069號卷第40頁、第85頁），告訴人之身形並非明顯較一般人肥胖，檢察官起訴書及上訴書中，復無提出足資證明告訴人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成員之相關事證；③又被告目前失業，並非網紅、自媒體經營者或公眾人物，其所為言論影響性低；④被告所為本案言論之手段並非透過網路發表或以電子通訊方式散佈，不具有持續性、累積性或擴散性等情，足認被告所為本案言論影響程度低弱，其所講述本案言論，雖係將自身內心歧視之意思，以言語形式向告訴人為之，但未有充分證據證明告訴人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成員等節甚明。　⒉復查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指述：當時一位常客看不下去，還幫忙請被告離開等語（見偵字第26069號卷第34頁），與本案案發當日之錄音結果（H男部分改記「被告」）：「……【D 女】：好了好了，沒關係，你回去，不要再吵了，拜託拜託。【被告】：她最近態度很囂張，我就特地來取貨的。【D 女】：不要這樣子啦。跟人家計較這麼多幹嘛？回去啦。【被告】：她跟我計較的，不是我跟她計較的。【I女】：唉呦，可是現在都沒有計較就好了嘛。【被告】：等法院見齁。【I女】：法院見，又沒什麼事情。……」等內容（見原審卷第71至72頁；詳如附件原判決內容所示）互核相符，足認被告無端針對告訴人所為之侮辱性言論，經上開時、地之旁觀第三人（即D女、I女）見聞，就旁觀第三人之反應觀察，可悉被告所為本案言論旁觀第三人均未認同或接受，如訴諸社會與論，被告所為本案言論將會受到正面制約、否定之效果，可悉被告所為本案言論，反而會降低旁觀第三人對被告之社會評價等情甚明。　　⒊綜上所述，被告無端對告訴人所為本案言論屬侮辱性言論，其主觀上具有公然侮辱之犯意，但經衡酌被告及告訴人二人間之關係，被告與告訴人間之關係未居於不平等之狀況，並無充分證據證明告訴人屬於社會上結構性弱勢者，且被告所為本案言論影響程度低弱，自旁觀第三人見聞被告所為本案言論，均應係對被告言行感到無禮及難以接受，並不會予以認同，倘訴諸社會與論，被告所為本案言論會受到正面制約，故認被告僅損及告訴人之名譽感情，但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等法益並無減損，依公然侮辱罪之合憲性限縮適用之意旨，礙難認定被告本案所為言行已該當刑法第309 條第1項公然侮辱罪之可罰性範疇。檢察官提出之證據方法，尚不足以證明被告所為侮辱性言論造成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等法益侵害，揆諸前揭說明，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依法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七、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及論告意旨略以：①被告玩弄法律、遊走於公然侮辱之構成要件間，原判決諭知無罪，無異容任甚至鼓勵以惡意言論、冒犯性字眼形容、評斷他人，亦使因個人修養、情緒管理較佳之人，恐因心理素質強大未有激烈反應或其他自我否定之行為，而遭受他人謾罵卻無法可管等語（見本院卷第24頁）；②目前社會一般常情，「很胖」或「胖子」確實賦予懶散、態度不佳等負面意涵，被告所言使告訴人受第三人再評價，且顯示被告對肥胖者之敵意、偏見，影響肥胖者在社會上權力關係之平等，不應以告訴人己經挑釁仍能理性自持，認被告所為本案言論未侵害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原判決諭知無罪，無異鼓勵被害人受侮辱性言論時均以情緒崩潰回應，未慮及言語暴力對被害人所造成身心影響及對周遭之人影響等語（見本院卷第56至57頁）。惟查，依前開憲法法庭判決意旨既係對公然侮辱罪予以合憲性限縮適用，該罪可罰性之範疇已然有所限縮，並非所有粗鄙、不雅、具冒犯性、挑釁性或侮辱性之言論均該當公然侮辱罪。又依憲法法庭判決理由釋示：「冒犯他人名譽感情之侮辱性言論，依其情節，仍可能成立民事責任，自不待言」等內容（見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理由第42段意旨參照），並非如上訴意旨所指摘無法可管之情形，就此，檢察官上訴意旨容有誤會。復就本院亦肯認被告所為本案言論確屬具挑釁性之侮辱性言論，然依卷內事證所示告訴人身形並非明顯較一般人肥胖，旁觀第三人對被告所為本案言論並未認同、接受，檢察官就告訴人或周遭之人因被告所為本案言論受到之影響，未盡實質舉證責任，故本院礙難認定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等法益受到侵害。至原判決所稱告訴人己經挑釁均能理性自持，表現妥當，實堪情商表率，而提高告訴人之社會評價等內容（見本院卷第18頁），應係為肯定告訴人、給予告訴人正面評價，並說明案發當時，在場旁觀之第三人多會認同告訴人，而非被告所為無禮之言行，並非責難告訴人，前揭論告指摘部分，亦有誤會。　㈡是此，原審經審理結果而為被告無罪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執上開理由提起上訴，無非係對原判決已說明事項及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之評價、重為爭執，然所舉證據仍不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另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其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八、附此敘明　㈠原判決於第2頁第20行至第3頁第5行部分，提及「告訴人所處地位並無較高之忍受義務：……告訴人係便利超商店員，工作內容……，並非如演藝人員、政治從業人員、名嘴評論家、媒體從業人員一般……被告徒以告訴人從事職業，即謂告訴人理應忍受被告不禮貌之言論云云，抱有前述不合時宜之價值觀 ……」（見本院卷第12至13頁），可知原判決並未認為告訴人之職業屬於公眾行業，進而認定告訴人受到辱罵為正常，告訴人就此部分意見（見本院卷第47頁）實有誤會。至告訴人表示：我覺得我就是一般勞工，被告講錯話就應該道歉，且當初起衝突之人不是我，何以被告卻跑來罵我，希望法官給我公平的審判等意見（見本院卷第47頁），本院亦肯認無端挑釁或謾罵他人者時常侵及他人之名譽感情，依事理常情，表意人事後理應就其無禮言行，向其言行對象予以道歉，惟依前開憲法法庭判決意旨，名譽感情並非公然侮辱罪所保障之法益，倘告訴人所認名譽感情受損部分，前開憲法法庭判決理由亦有闡示「依其情節，仍可能成立民事責任」。就此，或以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予以救濟為宜。　㈡末依《東坡禪喜集(卷九)－馬上談》所載：「蘇東坡與佛印出城遊行。佛印謂坡曰。儞在馬上十分好。一似一尊佛也。」，後人就此逸事延伸闡述為心中有佛則所見皆佛，其意係指每個人眼中所見，如同自身內心映照。被告所為本案言論業已表露出其對身形、體重明顯較一般人肥胖者之歧視，被告內心所存此一歧視或囿於主流社會價值觀，被告欲以何種言談模式（談吐間謙恭有禮或粗鄙地口出惡言）與他人互動，亦繫於被告經年累月之人格形塑及養成，但倘被告人生歷程或工作期間，曾受到他人言語羞辱謾罵，應能體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道理。本案雖因檢察官未盡實質舉證責任而諭知無罪，然被告就其所為本案言論仍屬無禮言行，爾後允應避免，以防訟端。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俊毅提起公訴，檢察官袁維琪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安蕣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原定113年10月31日宣判，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至113年11月 1日宣判並報結）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汪怡君　法　官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附件：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192號刑事判決。

2024-11-01

TPHM-113-上易-1652-20241101-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583號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蔡丞檳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對於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之執行指揮（113年度執更申字第1477號），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主文聲明異議駁回。理由一、按訴訟法就當事人對於法院所為裁判或處分表示不服之救濟途徑，固就應如何適用其程序，分別定有明文。然人民並非法律專家，自難以充分瞭解各有關規定之文義，未能期待其進行訴訟法上救濟程序時，得以正確使用相關名詞、用語。是基於憲法上保障人民訴訟權之目的，法院應有探知其真意以擇定適當程序之義務。就所受理當事人或其相關人員之請求、聲明、聲請、上訴或抗告案，尋繹其意涵，探求真意，而後依法律規定之程序予以適切、正確處理，並不受其使用之詞文所拘束（最高法院109年度台抗字第1262號裁定意旨參照）。查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蔡丞檳（下稱受刑人）於民國113年9月6日所提「抗告狀」，雖於該狀中有記載「依法提起抗告」（見本院卷第5頁），然觀受刑人所主張「……因不服113年度執更字第1477號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依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等內容（見本院卷第5頁），及經本院詢問其主張之回覆：抗告理由補充第1點所指本件案件確定書是指檢察官113年度執更字第1477號執行指揮書等內容（見卷附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表；本院卷第89頁），可知受刑人應係就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下稱桃園地檢署）檢察官113 年度執更申字第1477號執行指揮書聲明異議，合先敘明。二、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受刑人於民國113年8月5日經移送法務部矯正署新店勒戒所（下稱新店勒戒所）觀察勒戒，並自勒戒完畢後於同年9月4日移送法務部○○○○○○○○○○○○○○）接續執行，受刑人直至桃園監獄始取得桃園地檢署檢察官113年執更申字第1477號執行指揮書，桃園地檢署並僅將該執行指揮書寄送至其居所而未寄至戶籍地；且受刑人自103年5月29日至112年3月30日假釋出監後，努力工作並將所賺金錢供養其母親、在監服刑之兄長，受刑人僅係遭撤銷假釋，並非重大罪犯，請准允暫緩執行，使受刑人能將自己所賺金錢確實交給母親等語。三、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 條定有明文，所謂指揮執行為不當，係指就刑之執行或其方法違背法令，或雖非違法而因處置失當，致受刑人蒙受重大不利益者而言。又受假釋人之假釋處分經撤銷，檢察官倘係依據法律規定，指揮執行殘餘刑期，即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之可言（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字第441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執行指揮書，乃檢察官指揮刑罰之執行而製作之文書，是檢察官自得本於職權，於裁判確定後，附具裁判書指揮監所對於在監之受刑人繼續指揮執行，刑事訴訟法有關執行之規定，除刑事訴訟法第469條規定之外，並無準用或適用第6章有關送達之規定，自難認檢察官執行指揮書應以送達受刑人合法簽收後始生執行之效力（最高法院10 4年度台抗字第388號裁定意旨參照）。四、經查：㈠受刑人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罪，分別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並經本院以104年度聲字第900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及9年4月確定，由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改制前為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依上開確定裁定，核發104年執更助法字第161號、第73號執行指揮書(見桃園地檢署113年度執更字第1477號卷《下稱執更字卷》第18至19頁)，受刑人遂於103年5月29日入新竹監獄服刑，直至112年3月31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因受刑人於假釋期間，未依規定至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報到（即112年9月20日、同年10月18日、113年1月15日、同年月 29日、同年2月5日、同年月21日）及未服從執行保護管束者之命令參加就業團體輔導（即112年9月1日），經告誡、協尋、訪視在案，未能配合觀護處遇措施，致保護管束處分不能收效，違反保安處分執行法第74條之2第2款、第4款規定，經核予撤銷假釋，由桃園地檢署以113年執更申字第1477 號執行指揮書指揮執行，於113年9月4日入監執行殘刑4年12 日等情，有法務部113年3月7日法矯署字第11301544480號函、新竹地檢署104年執更助法字第161號、第73號執行指揮書、桃園地檢署113年度執更申字第1477號執行指揮書、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本院被告在監在押簡表(見執更字卷第5、 7、18、19頁；本院卷第27、34至60頁)。經核檢察官係依本案確定裁判而為指揮執行，並無違法或不當。㈡又依上開最高法院裁定意旨，受假釋人之假釋處分經撤銷，檢察官依法指揮執行殘餘刑期，並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且檢察官得依職權於裁判確定後，附具裁判書指揮監所對於在監之受刑人繼續指揮執行等節甚明。況桃園地檢署113年執更申字第1477號執行指揮書已於113年4月26 日分別寄送至受刑人之戶籍地與居住地，因未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而將該傳票分別寄存於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西園路派出所、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平鎮分局宋屋派出所，並依法製作送達通知書，黏貼於被告居所之門首及置於其居所之適當位置，以為送達等情，有桃園地檢署送達證書2份存卷足參（見執更字卷第185至187頁），準此，受刑人所執前詞，難謂有據。至受刑人主張其請求准予暫緩執行欲轉交金錢予其母親等家庭因素，尚非不能執行之理由，礙難採憑。　㈢綜上，本件檢察官之執行指揮，經核並無違法或不當，受刑人徒憑己意，泛以前詞指摘檢察官之指揮執行於法有違，提起本件聲明異議，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汪怡君　法　官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書記官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2024-11-01

TPHM-113-聲-2583-2024110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648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陳尚煒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3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8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院偵字第141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第二審判決書，得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對案情重要事項第一審未予論述，或於第二審提出有利於被告之證據或辯解不予採納者，應補充記載其理由，刑事訴訟法第373條定有明文。二、本件原判決以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陳尚煒（下稱被告）與告訴人張家祥（下稱告訴人）均為小型車職業駕駛人。被告於民國112年12月18日晚間8時4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用小客車，沿臺北市中山區長安東路2 段之中線右轉專用車道西往東方向行駛，欲右轉建國高架道路。其行經長安東路2段與建國北路1段之交岔路口前時，因行車管制號誌紅色燈號亮起，遂暫停該處停等紅燈。嗣行車管制號誌直行箭頭綠燈亮起時，其為等待右轉箭頭綠燈亮起，乃未起駛，斯時停等於其後方之駕駛車牌號碼號000-0000 營業用小客車之告訴人因而按鳴喇叭，催促被告起駛，被告聽聞上開喇叭聲，心生不滿，待右轉箭頭綠燈亦亮起後，仍無故未起駛，並基於公然侮辱之犯意，自駕駛座車窗伸出左手並豎起中指，足以貶損告訴人之人格及社會評價，其後方駕駛車牌號碼號000-0000營業用小客車右轉離去。因認被告所為，係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有前述公訴意旨所指之犯罪，因而諭知被告無罪。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說明其證據取捨及判斷之理由。本院認原判決所持理由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爰予維持，依前揭規定，引用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　三、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依一般社會通念，被告朝告訴人比中指之行為顯係對告訴人表示羞辱之意，屬對人侮蔑且具惡意之行為，告訴人除按喇叭提醒外，並無其餘挑釁或謾罵被告之行為，被告為發洩心中之憤怒，而以比中指之行為羞辱告訴人，主觀上有公然侮辱之犯意，客觀上已使告訴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感覺難堪，為一般人所不能容忍、接受，足以詆毀其聲譽、人格，告訴人應無從寬容忍被告以比中指方式回應之義務，除行為人有精神障礙，一般人斷無憑空為無端謾罵或不具任何實質內容批評之可能，原審判決之理由，豈非容許民眾於生活中稍有意見不合或衝突時，即得合理地以各種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之言語或動作為表述。綜上，原判決之採證、認事顯有違誤，難認允洽，爰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法之判決等語。四、本院除援引第一審判決書之記載外，並補充理由如下：㈠公然侮辱罪之合憲性限縮適用　⒈按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係以刑罰事後追懲侮辱性言論之規定，惟侮辱性言論涉及個人價值立場表達之言論自由保障核心，亦可能同具高價值言論之性質，或具表現自我功能，並不因其冒犯性即當然不受憲法言論自由之保障，其規範文義、可及範圍與適用結果涵蓋過廣，應依刑法最後手段性原則，確認其合憲之立法目的，並由法院於具體個案適用該規定時，權衡侮辱性言論與名譽權而適度限縮。本此，該規定所處罰之侮辱性言論，指依個案之表意脈絡，表意人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經權衡該言論對他人名譽權之影響，及該言論依其表意脈絡是否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或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於個案足認他人之名譽權應優先於表意人之言論自由而受保障者，始足當之。所謂「名譽」，僅限於「真實社會名譽」及「名譽人格（自然人）」，前者指第三人對於一人之客觀評價，後者即被害人在社會生活中應受平等對待及尊重之主體地位、人性尊嚴，不包含取決於個人主觀感受之「名譽感情」，且真實社會名譽縱受侮辱性言論侵害，倘非重大而仍可能透過言論市場予以消除或對抗，亦不具刑罰之必要性；所謂「依個案之表意脈絡」，指參照侮辱性言論前後語言、文句情境及文化脈絡予以理解，考量表意人個人條件（如年齡、性別、教育、職業、社會地位等）、被害人處境（如被害人是否屬於結構性弱勢群體之成員等）、二人關係及事件情狀（如無端謾罵、涉及私人恩怨之互罵或對公共事務之評論等）等因素為綜合評價，不得僅以該語言文字本身具有貶損意涵即認該當侮辱；所謂「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則應考量表意人是否有意針對他人名譽恣意攻擊，或僅因衝突過程失言或衝動以致附帶傷及對方名譽；所謂「對他人名譽之影響已逾一般人合理忍受範圍」，指以社會共同生活之一般通念，足以造成他人精神上痛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生不利影響，甚而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屬之。必以刑事司法追懲侮辱性言論，不致過度介入個人修養或言行品味之私德領域，亦不致處罰及於兼具社會輿論正面功能之負面評價言論始可。限於前揭範圍，該規定始與憲法第11條保障言論自由之意旨無違（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判決主文第1項、理由第38至47段、第53、54段、第56至58段意旨；最高法院11 2 年度台上字第465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法院於適用刑法第309條限制言論自由基本權之規定時，自應根據憲法保障言論自由之精神為解釋，於具體個案就該相衝突之基本權或法益（即言論自由及人格名譽權），依比例原則為適切之利益衡量，決定何者應為退讓，俾使二者達到最佳化之妥適調和，而非以「粗鄙、貶抑或令人不舒服之言詞＝侵害人格權/名譽＝侮辱行為」此簡單連結之認定方式，以避免適用上之違憲，並落實刑法之謙抑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 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刑法係憲法之執行法，刑法規範之法益、構成要件、違法性及罪責，乃至量刑之解釋適用，應慮及憲法意旨及理念，此乃憲法與刑法交互適用之必然。就此，參酌前開憲法法庭及最高法院判決之意旨，一人對他人之負面評價或冒犯言行，並非必然該當公然侮辱罪，宜於構成要件、違法性層次，就「表意脈絡」、「故意公然貶損他人名譽」、「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之影響，是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及「負面評論言論之可能價值」等部分，檢視其行為是否該當侮辱、是否造成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等法益侵害，及言論自由與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間基本權之利益衡量。倘屬：⑴被害人自行引發爭端或自願加入爭端，致遭受負面語言之回擊；⑵被害人自願表意或參與活動而成為他人評論之對象，致遭受眾人之負面評價，尚屬一般人之常見反應或自招風險而應自行承擔。又如係：⑶日常言談習慣性混雜某些粗鄙髒話(口頭禪、發語詞、感嘆詞等)；⑷或以粗鄙髒話表達一時不滿情緒；⑸衝突當場之短暫言語攻擊，非反覆、持續出現之恣意謾罵，此些情形難逕認係故意貶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再若為：⑹於街頭以言語嘲諷他人且當場見聞者不多；⑺社群媒體中常見之偶發、輕率之負面文字留言等情，雖有輕蔑、不屑之意，而會造成他人一時不快或難堪，然實際上未必造成法益侵害，尚屬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復如屬：⑻以文學或藝術形式表現之言論（如嘲諷文學、漫畫或歌曲等），或一人針對他人在職業上之言行（如工作表現、著述演講或表演之內容及品質等）發表負面評價之情形，仍可能有益於公共事務之思辯、屬文學、藝術之表現形式或具學術、專業領域等正面價值，而非全然無價值之言論。至倘為：⑼一人名過其實之虛名；或⑽無端針對被害人之侮辱性言論，但經第三人或社會大眾見聞，未必認同、接受，反而會譴責該言論，社會輿論產生正面制約效果等情，難謂法益受到侵害。反之，若係：❶具言論市場優勢地位之網紅、自媒體經營者或公眾人物透過網路或傳媒，故意公開羞辱他人，此等言論對他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等法益可能侵害較大；❷透過網路發表或以電子通訊方式散佈之公然侮辱言論，因較具有持續性、累積性或擴散性，確實會對他人造成精神上痛苦，並足以對其心理狀態或生活關係造成不利影響，甚至自我否定其人格尊嚴者，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限度；❸直接針對被害人之種族、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等結構性弱勢者身分，故意予以羞辱之言論，會貶抑他人之平等主體地位並損及他人之名譽人格，亦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限度等情之程度，始有由國家動用刑罰處罰之必要性。職此，基於刑法謙抑性及最後手段性，宜以上開權衡審視之方式，避免檢察機關或法院須就無關公益之私人爭執，扮演語言警察之角色，過度干預人民間之自由溝通及論辯，以符公然侮辱罪合憲性限縮適用之本旨。　㈡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苟其裁量、判斷，並不悖乎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768號判決意旨參照）。㈢本件依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供述、告訴人於警詢、偵訊指述，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3年3月25日檢察事務官之勘驗行車紀錄器之檔案報告及擷圖畫面，固可認被告於案發時有自駕駛座車窗伸出左手對告訴人豎起中指之動作乙情明確。惟被告於警詢、原審及本院審理供稱：長安東路2段與建國北路1段口等待綠燈，該路口會先有綠燈，但要等到右轉燈亮時才能右轉，約需等20秒讓行人通過，當時右轉燈還沒亮，後方一直在按喇叭，當下有嚇到，所以我將手伸出窗外比中指等語（見偵字第5420號卷第9頁；原審卷第62頁；本院卷第39頁），與告訴人於本院審理陳述：當時我有失誤，沒有注意到是兩段式號誌，當時知道我就不會按喇叭等語（見本院卷第40頁），及113年6 月24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交通分隊報告：「長安東路2段與建國北路1段口西往東號誌，係先直行箭頭綠燈後再轉換成直行與右轉箭頭綠燈，兩個綠燈亮起之間隔秒數為25 秒……」等內容（見原審卷第53頁）互核以觀，可悉被告於本案上開時、地，因停等直行箭頭綠燈後再轉換成直行與右轉箭頭綠燈時，遭告訴人自後方按鳴喇叭，故將其左手伸出車窗豎起中指，足認被告向告訴人豎起中指之行為，實係事出有因、並非無端等節，至為明灼。就此，檢察官上訴指摘部分，容有誤會，不足採憑。　㈣又衡酌被告為男性，其於案發時年約45歲，職業為多元計程車駕駛，教育程度為高職畢業（見偵字第5420號卷第7頁；原審卷第97頁；本院卷第41頁）；告訴人亦為男性，於案發時年約44歲，職業為多元計程車駕駛，教育程度為大學畢業（見偵字第5420號卷第11頁），告訴人並未位居社會結構上不平等之弱勢地位。再考量二人原本並不相識，事件情狀乃因告訴人未注意到該路口為兩段式號誌，誤認被告於直行箭頭綠燈亮起後仍不行駛，遂對被告按鳴喇叭，致被告將左手伸出窗外向告訴人豎起中指等情如前。復就告訴人於警詢指述：被告對我比中指1次，我覺得莫名其妙且情緒不平穩等語（見偵字第5420號卷第13頁），與臺北地檢署113年3月25 日檢察事務官之勘驗擷圖畫面10張所示：被告將左手伸出車窗豎起中指至駕駛車輛右轉之時間約5秒等內容（見調院偵字第1411號卷第16至20頁）互核析之，被告豎起中指之行為僅有1次且僅約5秒，時間甚為短暫，屬於衝突當場之偶發性行為，並非反覆性、持續性之行為，亦無累積性、擴散性之效果，縱會造成告訴人之不快或難堪，然因告訴人與被告之間有相當距離，且被告與告訴人在各自車輛內，應認被告比中指之行為對告訴人冒犯及影響程度尚屬輕微，縱造成告訴人名譽感情受損，但參酌前開憲法法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仍未貶損告訴人之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難認已逾一般人可合理忍受之範圍，難認被告此舉造成社會名譽或名譽人格等法益侵害，自不能以公然侮辱罪責相繩。檢察官上訴意旨被告豎起中指之行為令告訴人在精神上、心理上感覺難堪，為一般人所不能容忍、接受，足以詆毀其聲譽、人格各節，顯係就被告比中指之過程為相異評價，泛指原判決之採證、認事顯有違誤，且理由矛盾，實難憑採。　　㈤末按，揆諸前開憲法法庭、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公然侮辱罪之適用須立基於刑法謙抑性與最後手段性，避免檢察機關或法院須就無關公益之私人爭執，扮演語言警察之角色，故以合憲性限縮適用之解釋方式，劃定公然侮辱罪之可罰性範疇。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恐令容許民眾於生活中稍有意見不合或衝突時，即得合理地以各種五花八門、粗鄙、低俗程度不一之言語或動作為表述部分，實係對公然侮辱罪之可罰性範疇有所誤解，洵不足採。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黛利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淑玲提起上訴，檢察官李安蕣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原定113年10月31日宣判，因颱風停止上班，順延至113年11月 1日宣判並報結）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汪怡君　法　官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書記官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38號刑事判決。

2024-11-01

TPHM-113-上易-1648-20241101-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5799號上訴人即被告魏明信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8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4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主文魏明信應於本裁定送達後伍日內，補正敘述具體上訴理由書。理由一、按不服地方法院之第一審判決而上訴者，應向管轄第二審之高等法院為之；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於原審法院，逾期未補提者，原審法院應定期間先命補正；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書狀未敘述理由或上訴有第632條前段之情形者，應以判決駁回之，但其情形可以補正而未經原審法院命其補正者，審判長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361條、第367條分別定有明文。二、查上訴人即被告魏明信因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國113年7 月4日第一審判決(113年度金訴字第181號)提起上訴，於113 年7月15日具狀向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提出刑事上訴狀，惟其上訴狀內就上訴理由部分僅記載「判決不服，庭上口諭」、「判決不服、庭上口述」等情，有刑事上訴狀1份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27至29頁)，其上訴狀並未敘述具體理由，亦未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參照上開說明，爰命其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補正敘述具體上訴理由，如逾期不補正者，駁回其上訴。三、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但書，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4 　　日

2024-11-01

TPHM-113-上訴-5799-20241101-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2835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胡珹瑞（現於法務部○○○○○○○○○○○執行中）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1924號），本院裁定如下：主文胡珹瑞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捌月。理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胡珹瑞因犯偽造有價證券等數罪，經先後判決確定如附表，應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等定執行刑之規範，刑法第50條第1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定有明文。次就法院酌定應執行刑言，屬法律上之裁量事項，有其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所謂「法律外部性界限」須符合刑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暨刑事訴訟法第370條規定所揭示之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而「法律內部性界限」則係執行刑之酌定與法律授予裁量權行使之目的契合，無明顯悖於公平、比例、罪刑相當等原則及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206、1328號裁定意旨參照）。又數罪併罰之定其應執行刑，本係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所為一新刑罰之宣告，並非給予受刑人不當利益，倘數罪之刑，曾經定其執行刑，再與其他裁判宣告之刑定其執行刑時，該另定之執行刑，其裁量所定之刑期，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1556號裁定意旨參照）。復於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規範之目的，謹守法律內部性界限，以達刑罰經濟及恤刑之目的，並宜注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而遞增，綜合考量行為人復歸社會之可能性、行為人之人格及各罪間之關係、數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及時間、空間之密接程度；若行為人所犯數罪係侵害不可替代性或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或各罪間之獨立程度較高者，可酌定較高之執行刑，但仍宜注意維持輕重罪間刑罰體系之平衡；又刑法第57條所列事項，除前述用以判斷各罪侵害法益之異同、對侵害法益之加重效應、時間及空間之密接程度、行為人之人格與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外，不宜於定執行刑時重複評價（刑事案件量刑及定執行刑參考要點第22點至第26點意旨參照）。另於酌定執行刑時，行為人所犯數罪若屬相同犯罪類型並認有重複犯罪者，宜審酌各罪間之行為態樣、手段或動機是否相似，是否囿於社會、經濟之結構性因素或依犯罪行為特性之成癮性因素，導致行為人重覆實行相同犯罪類型，妥適評價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三、經查：　㈠本件受刑人因犯如附表所示各編號之罪，先後經判處如附表所示各編號之刑，均經分別確定在案，本院為最後判決確定案件（即編號7）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且附表所示各罪均為首先確定之科刑判決案件（即編號1）判決確定之日（民國106年12月2日）前所犯(聲請書定應執行刑案件一覽表編號2之罪名欄及編號2至6偵查機關年度案號欄誤載部分，予以更正)，有各該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其中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編號1之罪所處之刑得易科罰金、附表所示編號2至6之罪所處之刑不得易科罰金且不得易服社會勞動，原不得合併定應執行刑，因受刑人業已請求檢察官就附表所示各編號之罪合併聲請定應執行刑，此有「定刑聲請切結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93頁），合於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是檢察官就附表所示各編號之罪向本院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核無不合，應予准許。　㈡爰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編號1之罪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罪，編號2、3之罪為業務侵占罪及侵占罪，編號4至6之罪為詐欺取財罪，編號7之罪為偽造有價證券罪，其中如附表所示編號2至3、編號4至6之罪分屬同類型之犯罪，且所侵害法益均屬財產法益，編號2至6之各罪犯罪時間接近。而就附表所示各罪整體觀之，行使偽造私文書、業務侵占、侵占、詐欺取財及偽造有價證券等罪，除業務侵占與侵占外，其他各罪間罪質仍有不同，仍具有一定程度之獨立性，然此數罪均未侵害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並考量受刑人對本件定應執行刑雖表示「請律師代為陳述」（見本院卷卷附之陳述意見狀；本院卷第191頁），但受刑人未提出委任狀等情，本院以其各罪宣告刑為基礎，爰依前開說明，於不得逾越法律外部性界限（即不得重於如附表所示編號1至6之定執行刑《即有期徒刑3年7月》，與附表編號7所示之罪刑《即有期徒刑1年6月》之總和《即有期徒刑5年1月》)之範圍內，本於公平、比例、罪刑相當等原則及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等之要求，定如主文所示之應執行刑。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50條第1項但書、第2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30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審判長法　官謝靜慧　法　官汪怡君　法　官吳志強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書記官劉晏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 　　日

2024-10-30

TPHM-113-聲-2835-20241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