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蔡書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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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沒入保證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510號抗告人即具保人顏汝芸被告方瑞豐上列抗告人因聲請沒入保證金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2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2188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被告方瑞豐（下稱被告）因詐欺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6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9年，被告不服上訴，嗣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9號撤銷原判決，改判應執行有期徒刑5年10 月，被告仍不服上訴，再經最高法院以112年度台上字第489 7號撤銷原判決中關於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詐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罪部分，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現由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113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2號案審理中，其餘則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等情。茲因被告經檢察官合法傳喚、拘提，無正當理由不到案，又具保人顏汝芸（下稱具保人）經合法通知亦未遵期使被告到案，檢察官聲請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上開保證金及實收利息，應予准許，爰裁定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保證金新臺幣（下同）60萬元及實收利息。二、抗告人即具保人抗告意旨略以：本件案發時間為民國105年，時隔多日，具保人與被告早已久未連絡，無從得知被告現今去向、所在，亦不知案件經過與發展過程；被告之刑事案件既已確定，檢察官應將執行命令通知書送達被告及具保人，被告若無正當理由不到案，檢察官亦應將上情通知具保人，令具保人使被告遵期到庭，然具保人並未收受任何通知及送達文書，具保人莫名收受沒入具保金之裁定，深感不服，爰提起抗告，請求撤銷原裁定，補正合法通知具保人，並給予具保人6個月期間查報被告之行蹤。三、經查：㈠、具保之被告逃匿者，應命具保人繳納指定之保證金額，並沒入之，不繳納者，強制執行。保證金已繳納者，沒入之。前項規定，於檢察官依第93條第3項但書及第228條第4項命具保者，準用之；依第118條規定沒入保證金時，實收利息併沒入之，刑事訴訟法第118條、第119條之1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㈡、查被告因詐欺案件，前經具保人於105年12月1日提出檢察官指定之保證金額60萬元後，由檢察官許可釋放在案，此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被告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收受訴訟案款通知及國庫存款收款書可參。而該案起訴後，被告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6年度金重訴字第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9年，被告不服上訴，嗣經本院以110年度金上重訴字第9號撤銷原判決，就被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6月，就被告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1款之詐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罪判處有期徒刑4年2月，被告仍不服上訴，再經最高法院於113年3月21 日以112年度台上字第4897號撤銷原判決中關於法人行為負責人共同犯詐欺募集及發行有價證券罪部分，發回本院，現由本院以113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2號案審理中，其餘（即被告共同詐欺取財部分）則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等情，有上開刑事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證。而被告所犯共同詐欺取財罪部分確定後，經檢察官傳喚被告於113年7月 9日到案執行，並通知具保人通知或帶同被告於該日接受執行，並敘明如被告逃匿，將依法聲請沒入保證金60萬元之效果，該執行傳票於113年6月7日送達至被告之住所，由其受僱人收受；具保通知則於113年6月7日送達至具保人位於高雄市鳥松區之住所，且由具保人本人簽收，惟被告未遵期到案接受執行，且經檢察官拘提無著各節，分別有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執行傳票、檢察官通知及送達證書、拘票暨報告書等件附卷可稽。又被告及具保人現未在監執行或受羈押，亦有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在卷可按，足見被告業已逃匿，具保人未盡其擔保被告遵期到場（庭）之義務，揆諸上開規定，聲請人聲請沒入具保人繳納之保證金60萬元及實收利息，自屬有據。㈢、具保人以前詞提起抗告，惟其空言並未收受通知云云，與卷內客觀證據不符，自難採信。而檢察官既已明確通知具保人其應督促被告到庭之義務，及具保人違反該義務時之法律效果，並給予具保人約1個月之時間督促被告到庭，即已踐行合法之程序，至被告與具保人是否仍有聯繫、具保人是否知悉案件經過或結果等情，均不影響具保人所負督促被告到案之義務。從而，具保人提起本件抗告，核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瀚陞

2024-12-31

KSHM-113-抗-510-20241231-1

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459號抗告人即受刑人胡孟慈上列抗告人因聲明異議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10月30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102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胡孟慈（下稱抗告人）前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由本院以民國103年度聲字第706 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9年10月（即附表一部分，下稱A裁定）；另由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下稱屏東地院）以104年度聲字第1367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0年3月（即附表二部分，下稱B裁定），接續執行，應執行有期徒刑40年1月。然若按抗告人所主張之合併方式將B裁定編號3、4、5、6、9、15 、16、19、20與A裁定合併成同一裁定，B裁定剩餘之罪作成另一裁定，抗告人有極大的可能受到更低的定應執行刑，與原裁定在裁定後接續執行上相差至少2年以上（原接續執行為40年1月），客觀上屬最有利於抗告人之方式，然抗告人向檢察官提出重新定應執行刑之請求，檢察官以於法不合否准抗告人之請求，經抗告人向原審法院聲明異議亦遭駁回，是祈請撤銷原審駁回抗告人異議之裁定，准予抗告人重組搭配，重新拆解後定其應執行之刑等語。二、按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刑事訴訟法第484 條定有明文。此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是此異議之對象，係檢察官之執行指揮行為，並非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行之裁判。至於判決、裁定確定後，即生效力，檢察官如係依確定判決、裁定之內容而指揮執行，自難指其為違法。倘對法院所為之判決或裁定不服者，則應循上訴或抗告程序尋求救濟。如該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則應另行依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加以救濟，非得以聲明異議方式為之；其所為聲明異議於程序上已難謂適法，法院自應以裁定駁回其異議（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404號裁定、108年度台抗字第1353號裁定、110年度台抗字第1136號裁定意旨參照）。又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所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案件，而應依同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者，係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法院之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所稱併合處罰，係以裁判確定前犯數罪為條件，倘被告一再犯罪，經受諸多科刑判決確定之情形，上開所謂裁判確定，乃指「首先確定」之科刑判決而言。亦即以該首先判刑確定之日作為基準，在該日期之前所犯各罪，應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至第7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在該確定日期之後所犯者，則無與之前所犯者合併定執行刑之餘地，倘其另符合數罪併罰者，仍得依前述法則處理，固不待言。數罪併罰定應執行之刑，既有上揭基準可循，自不可任擇其中數罪所處之刑，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倘已經裁判定應執行刑之各罪，再就其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應執行刑，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為限，此乃因定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定，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行為人所犯數罪，經裁定酌定其應執行刑確定時，即生實質確定力。法院就行為人之同一犯罪所處之刑，如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而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故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併合處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判實質確定力之拘束，並確保裁判之終局性。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外，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不得就已確定裁判並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就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82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抗告人犯如A裁定之附表一所示數罪確定後，經本院以A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9年10月確定；另犯如B裁定之附表二所示數罪確定後，經屏東地院以B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0年3 月確定。嗣抗告人曾請求檢察官重新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下稱屏東地檢署）檢察官於111年1 1月29日以屏檢錦敬111執聲他1167字第1119047100號函否准抗告人重新定應執行刑之請求後，抗告人即向屏東地院聲明異議，經該法院113年度聲字第60號裁定駁回後，抗告人再向本院提出抗告，前經本院以113年度抗字第186號裁定駁回抗告等情，有上開數份裁定附卷可參（本院卷第71至87、95 至99頁）。　㈡本件抗告人於113年7月23日再次具狀向屏東地檢署聲請重新定其應執行刑，復經該署於113年8月9日以屏檢錦敬113執聲他1078字第1139033104號函否准抗告人之請求，嗣後抗告人雖以B裁定為對象，主張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不當、請求重新定應執行刑，而向原審法院聲明異議，經原審法院駁回後，續又以前詞提起本件抗告，惟觀諸其聲明異議及抗告意旨之內容，實係指摘檢察官未全盤考量抗告人所犯之數罪，擇最有利於抗告人之方式向法院聲請定其執行刑。從而，抗告人其對於同一訴求，重覆提出聲請。　㈢觀之A裁定、B裁定內容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之記載，A裁定之附表一所示數罪，B裁定之附表二所示數罪，均係檢察官依聲明異議人之請求向法院聲請，經法院審核結果，認為聲請正當而為裁定，並非檢察官自行恣意選擇而分別聲請定其應執行刑。且並無原定應執行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之情事。另本件除A裁定、B裁定所示各罪外，亦無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併合處罰之其他犯罪等情形。　㈣至抗告人主張A裁定、B裁定接續執行結果，刑期總長為40年1 月，實屬過重，有責罰不相當之情形，希望可以將B裁定編號3、4、5、6、9、15、16、19、20所示之罪與A裁定之罪合併成同一裁定定其應執行刑。茲因B裁定如附表二編號3、4 、5、6、9、15、16、19、20所示之罪之犯罪日期均在A裁定如附表一所示各罪首先判決確定日期即102年8月13日前所犯，形式上雖合於定執行刑之要件，然而，A裁定如附表一所示各罪之有期徒刑總和為147年5月（1769月），經法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9年10月（238月），寬減比例約為13.45％；B裁定如附表二所示各罪之有期徒刑總和為133年2月（159 8月），經法院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0年3月（243月），寬減比例約為15.21％。如採抗告人所主張之上開方式定其應執行刑，則B裁定如附表二編號3、4、5、6、9、15、16、19、 20所示各罪之有期徒刑總和為有期徒刑57年10月（694月），縱以A裁定寬減比例13.45％計算，仍應執行約有期徒刑7年 9月（93月），加計A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9年10月（238月），則約為27年7月（7年9月+19年10月）；而B裁定如附表二編號3、4、5、6、9、15、16、19、20以外所示各罪，以原寬減比例15.21％計算，應執行有期徒刑總和為11年5月（1 37月），故縱以抗告人所主張之上開方式並以A裁定寬減比例13.45％計算，其應執行之刑期總和至少亦為有期徒刑39年（27年7月+11年5月），是經比較後之結果，實與按A裁定、 B裁定接續執行之有期徒刑40年1月，刑期差別有限，自難認有何客觀上責罰顯不相當，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其應執行刑之必要。是以，受刑人上開主張並非成理，自無足採。　四、綜上所述，由於A裁定、B裁定均已確定，且無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併合處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因此，抗告人指摘檢察官未擇最有利於抗告人之方式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請求重定應執行刑，自非適法。執行機關否准抗告人重新定應執行刑之請求，於法有據。原審駁回本件抗告人聲明異議之聲請，並無違誤。抗告人以上開抗告意旨為由，提起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表一：本院103年度聲字第706號裁定（即A 裁定）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年月日）最後事實審確定判決備註法院及案號判決日期法院及案號確定日期 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7年8月 101年8月22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1年度訴字第1602號等 102年7月3日同左 102年8月13日 2 同上有期徒刑8月 101年10月23日15時40分為警採尿時起回溯96小時內之某時（不含警力拘束期間） 3 同上有期徒刑3月 100年2月9日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2年度上訴字第534號 102年9月4日同左 102年9月4日 4 同上有期徒刑8年6月（13罪） 100年1月29日至100年5月6日 102年10月1日 5 同上有期徒刑8年8月（3罪） 100年2月1日 100年2月2日 100年2月8日 6 同上有期徒刑1年2月 100年6月11日 7 同上有期徒刑1年2月 100年6月13日前後數日期間內某日時附表二：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4年度聲字第1367號裁定（即B裁　　　　　定）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年月日）最後事實審確定判決備註法院案號判決日期法院案號確定日期 1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有期徒刑3月 102年10月13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70號 103年7月14日同左 103年9月2日 2 同上有期徒刑7月 102年10月13日 3 同上有期徒刑8年10月 102年6月28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546號 103年11月27日同左 104年1月6日 4 同上有期徒刑8年10月 102年6月30日 5 同上有期徒刑8年10月 102年8月3日 6 同上有期徒刑8年8月 102年8月4日 7 同上有期徒刑8年8月 102年8月16日 8 同上有期徒刑8年8月 102年8月22日 9 同上有期徒刑7年8月 102年7月2日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582號、第642號 104年8月6日同左 104年9月8日 10 同上有期徒刑7年8月 102年8月23日 11 同上有期徒刑7年8月 102年8月24日 12 同上有期徒刑7年8月 102年8月28日 13 同上有期徒刑7年8月 102年8月31日 14 同上有期徒刑7年8月 102年9月13日 15 同上有期徒刑3年8月 102年6月27日 16 同上有期徒刑3年8月 102年7月3日 17 同上有期徒刑3年8月 102年8月24日 18 同上有期徒刑3年8月 102年8月30日 19 同上有期徒刑7年8月 102年6月28日 20 同上有期徒刑7年8月 102年6月29日 21 同上有期徒刑10月 103年4月14日 22 同上有期徒刑3年 103年4月1日

2024-12-31

KSHM-113-抗-459-20241231-1

國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發還扣押物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國聲字第17號聲請人林蕙芬被告周滿芝上列聲請人因被告違反國家安全法案件，聲請發還扣押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院113年度國訴字第2號案件所扣押如附表所示之手機壹支，准予發還林蕙芬。　　理　由一、聲請人林蕙芬聲請意旨略以：本案扣案物中之Iphone手機（ IMEI：000000000000000），為聲請人之私人物品，留存於該手機內之相關對話紀錄均已經調查機關完整查閱及節錄完畢，聲請人亦已獲不起訴處分，該手機實與本案之犯罪行為無關，亦非供本件被告犯罪所用，已無繼續扣押之必要，為此聲請發還扣押物等語。二、按扣押物若無留存之必要者，不待案件終結，應以法院之裁定發還之，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因國家安全法案件，前經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扣押如附表所示之聲請人所有Iphone手機1支（即本院113年度保字第6824號中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扣押物品清單編號 63之物），有本院贓證物品保管單、法務部調查局高雄市調查處扣押物品清單可參。而聲請人並非本院113年度國訴字第2號案件之被告或證人，上開扣押之手機經核非違禁物，亦非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因犯罪所生或所得之物，且經本院徵詢檢察官，檢察官表示對於發還無意見，此有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民國113年12月2日高分檢洪113 蒞2字第1139021814號函可參，另前開扣案之手機內相關內容均經擷圖存證，亦有本院電話查詢紀錄表及所附傳真在卷可佐，是認已無繼續扣押該手機之必要，且除聲請人外，並無第三人主張權利，揆諸前揭規定，本件聲請人聲請發還，經核於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142條第1項前段、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表： Iphone手機1支（IMEI：000000000000000）

2024-12-31

KSHM-113-國聲-17-20241231-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14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吳晉嘉代理人蘇姵禎律師上列聲請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1號，中華民國112年9月26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0年度訴字第442號，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 0年度偵字第10289、11207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及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301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雖憑證人彭新平之證詞及通訊監察譯文，認定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吳晉嘉（下稱聲請人）販賣價值分別為新臺幣（下同）5,000元、6,000元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共2罪），而予以論罪科刑。惟查聲請人與彭新平於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時間通話，係因彭新平曾幫助聲請人向債務人蔡志鴻、許文賢討債，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表示「B（彭新平）：我等一下還要耶。我要拿5000給你」，係指彭新平向蔡志鴻取得之討債金額，欲轉交予聲請人，該5,000元金額係討債價款，而非交付販賣毒品金額；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通訊監察譯文內容表示「B（彭新平）：我有那個。我要拿錢還給你」，係指彭新平有甲基安非他命，要拿來給聲請人吸食，並順便將其向許文賢收取之6,000元交付予聲請人。從而，原確定判決雖援引通訊監察譯文作為證人彭新平證述之補強證據，惟未及審酌蔡志鴻、許文賢可到庭作證之情事，故蔡志鴻、許文賢即屬新證據的類型之一，而具有「新規性」，且原確定判決並未詳細說明可否採納的具體理由，而形成心證，即屬重要證據漏未審酌之態樣，顯有漏未斟酌新證據致生判決違誤之情形，倘聲請人繼續執行刑罰，恐致冤枉無辜之人徒遭國家刑罰之對待，其身心將遭受難以回復之傷害，故在真相未明、對於新證據未予相當之調查、釐清之前，實有停止聲請人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之規定，聲請再審及停止執行刑罰等語。二、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規定：有罪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是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非徒就卷內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如提出或主張之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又再審制度，係為發現確實之事實真相，以實現公平正義，而於案件判決確定後，另設救濟之特別管道，重在糾正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錯誤，但因不能排除某些人可能出於惡意或其他目的，利用此方式延宕、纏訟，有害判決之安定性，故立有嚴格之條件限制。倘若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無准許再審之餘地。三、經查：　　　㈠聲請人經原確定判決認其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2罪）判處罪刑確定，並就認定聲請人此部分犯罪及證據取捨之理由，詳述所憑之依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有該判決書及聲請人之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　㈡本件原確定判決已於理由參、一、㈠至㈥內說明如何依憑證人即購毒者彭新平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之證詞，暨以聲請人於警詢、偵訊時所為對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事實之自白及於編號2所示時、地曾交付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等不利於己之供述；復參佐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及扣案之聲請人所有用以與彭新平聯絡毒品交易之行動電話1支等證據資料，相互印證，斟酌取捨後，認定聲請人有本件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犯行，並說明：綜觀彭新平於警、偵及第一審等歷次之證述，關於聲請人如何與其聯絡買賣甲基安非他命之方式、時間、地點、毒品種類、價金等節之證述均屬明確，自係其親身經歷所為之具體明確交易過程；且參酌警詢時所提示予彭新平之卷附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彭新平均能確實分辨各次與聲請人聯繫見面，係向其購買毒品，或另有其他目的，而無混淆誤認之情事，再佐以聲請人於原審亦供稱其與彭新平並無怨隙等語，則衡情彭新平應無就其向聲請人購得毒品之事實，故為虛攀之可能，是其上開證述應足採信等旨；另對於聲請人否認犯罪之辯解，係如何不足採，已逐一指駁，所為論斷及說明，俱有相關證據在卷可資佐證；因毒品買賣乃政府嚴禁重罰之違法行為，從事毒品買賣之人為避免遭查緝風險，均會於通訊中以雙方所瞭解之隱晦暗語或代號表達，甚至連暗語、代號都避免談論，僅憑雙方默契約定見面時間、地點，其餘則以見面後再談論之方式為之，以免暴露犯罪跡證。原確定判決據此依彭新平之證述，及聲請人部分之自白暨卷內相關聯之證據，予以比對勾稽，而詳予說明其2人之通話內容，雖未明確敘及毒品交易內容及毒品種類，然已足從整體對話內容爬梳雙方確有甲基安非他命之交易，而堪資為補強彭新平證述之可信。從而，本件係經合理之推論所為之證據取捨及判斷，各項採證認事均有卷證資料可稽且相符，亦有其他相關補強證據足資佐證，非僅以彭新平之證述或聲請人之自白為唯一片面之證據，洵無採證認事悖於證據法則之違法等情，業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510號判決駁回聲請人之上訴而確定在案。　㈢聲請人雖以前詞聲請再審，然查：　⒈現行法所規定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固不以「事實審判決前已存在而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然仍應具備顯然可認足以動搖原有罪確定判決，應為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罪名之要件，亦即其證據本身在客觀上可認為真實，毋須經過調查，經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認足以動搖原判決，使受判決人得受有利之裁判者而言，若在客觀上就其真實性如何，尚欠明瞭，非經相當之調查，不能辨其真偽，尚難採為聲請再審之理由。故以發現確實之新證據為原因聲請再審者，雖得提出原訴訟程式中所未提出之具體證據方法，但非徒憑己意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及對於法院取捨證據為相異評價，是不得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證據之審酌與取捨再事爭執及聲請調查。　⒉本件聲請人固主張可傳喚蔡志鴻、許文賢到庭作證，以證明證人彭新平確實有協助聲請人討債，並分別向蔡志鴻、許文賢取得5,000元、6,000元債款，蔡志鴻、許文賢即屬新證據等語。惟經本院依職權調閱原確定判決全卷，得見原確定判決認定聲請人如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2所示時、地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之事實，除依憑證人彭新平之證詞及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外，就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 犯行部分，聲請人於偵訊時已自承其於民國110年3月25日晚上11點在高雄市○○區○○路00○0號富而樂超商騎樓販賣5,000 元甲基安非他命給彭新平等語（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0289號卷第11頁）；另就該判決附表一編號2犯行部分，聲請人則於110年7月28日警詢經警方提示110年6月30 日13時13分至22時7分之通訊監察譯文予聲請人觀看，聲請人對於證人彭新平指證其於當天22時30分許前往五甲一路拖吊場（高雄市○○區○○○路000○0號）向聲請人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乙事並不否認，聲請人並表示有拿甲基安非他命予彭新平，但沒有向彭新平收錢等語（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左營分局高市警左分偵字第11072394700號卷第17、18頁），是以，聲請人曾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不利於己之供述明確，而本件聲請再審案件聲請人另又主張彭新平交付的是他向蔡志鴻、許文賢所取得5,000元、6,000元債款，並非購毒款項云云，是否屬實，已非無疑。再觀諸與聲請人前開犯行相關之通訊監察譯文，尚無法從中得悉與蔡志鴻、許文賢2人之欠債款項有何關聯，抑或足認證人彭新平曾向該2人收取款項後轉交聲請人之事實。況且，本案案發時間為110年3月及6月間日，迄今已逾3年餘，縱令蔡志鴻、許文賢2人以證人身分到庭接受交互詰問，又其等是否會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證述？其等意欲證述之內容有無可能被他人影響、污染而無法採信？均非明確，此即與所謂發現確實之新事實、新證據，係指毋須經調查程序，僅就本身之形式上加以觀察，即可認為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情事不符。是以，聲請人上開主張，既僅係就原確定判決所認定證據之審酌與取捨再事爭執及聲請調查，自非屬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之新事實、新證據，且無論是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均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揆諸上揭說明，實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 項第6款、第3項之要件並非相合。四、綜上所述，本件再審聲請核無理由，則聲請人之再審聲請及停止執行刑罰之請求，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梁美姿

2024-12-31

KSHM-113-聲再-114-20241231-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2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源富指定辯護人廖珮涵律師被告曾美錡指定辯護人洪秀峯律師被告余誠（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竹田分監執行）指定辯護人潘欣愉律師被告劉潘麗珠洪秀妹王黃金女温黃蘭妹上四人指定辯護人李建宏律師被告唐秀琴劉許麵王程素娥楊雲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38號、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3號、112年度選偵字第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源富係民國111年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里長選舉之候選人，被告曾美錡為被告許源富之配偶，被告余誠則為許源富之助選人員。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均明知不得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竟共同基於交付賄賂而賄選之犯意聯絡，先由被告曾美錡於111年10月23日至25日間，夥同不知情友人張貴枝製作糕餅，並由被告曾美錡向屏東縣潮州鎮裕軒材料行購買禮盒後，加以包裝成外觀為紅色包裝、印有兔子花樣，內容物為三種不同口味之糕餅共12顆糕餅禮盒，共計25 盒糕餅禮盒。復於同年10月27日16時9分許，由被告許源富指示被告余誠向被告曾美錡領取上揭糕餅禮盒後，由被告余誠於同日16時27分許，前往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共和街共和新城大樓B棟及C棟1樓之中庭大門，以分送上揭糕餅禮盒之方式，交付賄賂予有投票權之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選民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下稱被告唐秀琴等8人），並同時由被告曾美錡穿著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站在該中庭大門前向選民拜票，以此方式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因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上開所為均係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嫌，被告唐秀琴等8人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 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47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11人（即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等3人及被告唐秀琴等8人）涉犯上開罪嫌，主要係以：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於警詢、偵查中及羈押庭之供述、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被告許源富及余誠之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東港鎮共和里共和新城社區中庭、電梯監視器畫面、共和街監視器畫面、共和新城大樓平面圖暨Go ogle街景影像截圖、扣案禮盒1盒、禮盒之外觀、內容物照片及選民名冊3張等為據。四、訊據被告11人均否認有檢察官所指之本件犯行，其中：⑴被告許源富辯稱：余誠不是我的助選員，只是朋友，但他會打電話告知我旗子掉了（指競選旗幟）叫我去綁，偶爾聯繫。我不知道曾美錡找張貴枝製作糕餅，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糕餅禮盒。111年10月27日16時9分許，我沒有指示余誠去跟曾美錡領取糕餅禮盒，是曾美錡跟余誠自己聯繫。我在競選期間星期一、四偶爾會去共和新城大樓幫忙倒垃圾，但我那天在上班，所以曾美錡代替我去。我是事後余誠告知我才知道余誠幫曾美錡發放糕餅禮盒，我沒有買票、沒有參與等語。 ⑵被告曾美錡辯稱：當天許源富手機放在家裡，我用許源富手機打給余誠，請他找我拿禮盒分享給朋友吃，我不清楚余誠實際發給何人。余誠事後跟我說他發放沒有特定對象，就是把糕餅禮盒放在中庭那邊。我那天穿著競選背心不是特地去拜票，是去幫忙倒垃圾，穿背心只是希望增加我先生的能見度，我心態上是想跟大家分享，沒有想那麼多，我沒有交付賄賂的犯意等語。⑶被告余誠辯稱：我並無賄選，請求判決無罪，我之前會認罪，是因為我不懂等語。⑷被告唐秀琴等8人大致辯稱；其等沒有收賄的犯意，請求判決無罪等語。　　　五、經查：㈠、被告許源富係111年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里長選舉（即屏東縣東港鎮第22屆里長選舉，下稱本件選舉）之候選人，被告曾美錡為被告許源富之配偶等情，業據被告許富源及曾美錡2 人供承在卷，並有本件選舉及戶籍等相關資料在卷可稽。又被告曾美錡於111年10月23日至25日間透過不知情之友人張貴枝製作糕餅禮盒25盒，並於111年10月27日16時27分許，交由被告余誠發放上開禮盒予共和里里民（含被告唐秀琴等 8人），並身著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出現於共和新城大樓路旁等情，業據被告曾美錡、余誠於偵查及原審供述明確，並據收取本件糕餅禮盒之證人即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王黃金女及蘇月琴於警偵及原審證述明確，復與製作本件糕餅之證人張貴枝於警偵之證述大致相符，且有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各1份（受執行人：被告許源富；扣押物品：VIVO手機1支、名冊3 張）、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受執行人：被告曾美錡；扣押物品：三星手機1支）、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各 1份（受執行人：被告余誠；扣押物品：OPPO A73手機1支、禮盒1盒）、許源富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余誠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電梯監視器畫面截圖、街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禮盒外觀及內容物照片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㈡、本件爭點為：⒈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所為是否構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⒉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所為是否構成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茲析述如下：　⒈本件並無法證明被告曾美錡、余誠發放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 人之行為與本件選舉之投票間有對價關係：　⑴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賄罪，係以行為人基於行賄之意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並相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且所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約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間，有相當之對價關係為構成要件。如行為人並非基於行賄之意思交付金錢、財物，則該物即非「賄賂」，申言之此項「賄賂」，係對於賄求對象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不法報酬。且該罪之成立與否，除應就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及共犯犯意聯絡等心理狀態、行為時之客觀情事，本於邏輯推理為綜合判斷外，仍須異時異地，衡以社會常情及經驗法則作為論斷之基礎。為維護選舉之公平性，端正不法賄選之風氣，對於以不正手段訴諸金錢、財物之賄選行為固應依法嚴以杜絕，惟行為是否該當賄選之要件，亦應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就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該罪之立法本旨始能彰顯而為大眾所接受。又於民主社會中，人民基於言論自由之保障，除公務員等具有特殊身分人士應嚴守其中立之立場外，任何人均得於競選期間，在各種公開或不公開之場合發言支持某特定候選人，至於行為人發表如「懇請賜票」、「務必投某人一票」等助選談話內容，主觀上是否已與談話之對方或在場聽聞該等言論之有投票權人互達「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意思合致，自應審慎加以認定，要非謂凡於競選期間，在民間舉辦活動之場合中致贈相當價值之物品且活動中出現支持某特定候選人之助選言論，不問物品發放之來源、活動舉行之動機是否確與選舉有直接密切之關聯、在場之人主觀上有無認識所收受財物係屬「賄賂」等情，一律以投票行賄罪論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73號判決要旨參照）。又衡諸一般選舉實務，候選人或其團隊以各種方式討好選民，以求留下好印象，包括不求回報之付出，亦所在多有，自不能動輒以交付賄賂罪相繩，而應依罪刑法定具體檢視犯罪構成要件。　⑵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自白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故就其立法意旨觀之，共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但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該共犯自白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並非絕對可由法院自由判斷該共犯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之證明力。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並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而所稱共犯，應包括任意共犯及必要共犯（包含聚合犯、對向犯）在內，此係因該等證人或因有利害關係，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真實性，即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再基於雙方對向行為之犯罪（對向犯），如購買毒品者指證販毒者；投票受賄者指證賄選者；貪污治罪條例之行賄者指證收賄者；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之來源及去向者；因均得獲減輕或免除其刑，甚或得由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其證言本質上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故為擔保陳述內容之真實性，應認須有補強證據，足使一般人對其陳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且須無瑕疵可指而得確信其為真實。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一致，其與被指證者間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因與犯行無涉，均尚不足作為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18號判決要旨參照）。　⑶被告余誠於發放禮盒時有無對被告唐秀琴等8人表示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客觀行為？　①證人即被告王黃金女於警詢證稱：我在111年10月27日16時許倒完垃圾時，綽號「阿琴」之女子在一樓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外，發糕餅禮盒給我，她沒跟我說什麼。當天我沒有見到余誠，我從未跟余誠講話，禮盒也沒有放候選人競選文宣，我不知道許源富的太太是誰，沒有看過等語（見東警分偵字第 11133375500號卷《下稱警一卷》第233至245頁）；於偵查中證稱：「阿琴」在辦公室前面發禮盒給我們，沒有說發了要做什麼，就是單純發給大家，也沒有登記誰收誰沒收。禮盒裡面除了餅外，沒有放其他東西。我當時沒有想到這個是候選人給的，我也不知道是哪個候選人，因為禮盒沒有放候選人資訊等語（見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下稱選偵二卷》第377 至381頁）；於原審證稱：我當天丟垃圾回家時，看到有人在辦公室前發禮盒，發的人「阿琴」（音同）說「這個給你、給你吃」，並沒有說禮盒是何人給的。禮盒上面沒有字，也沒有放選舉文宣，盒子花花綠綠的。我不知道余誠是誰，也不知道余誠支持哪個里長候選人，不知道發禮盒的是哪一個里長，我當時沒有看到曾美錡站在外面拜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3至351頁）。　②證人即被告王程素娥於警詢證稱：我當時散步完，余誠喊住我，然後拿禮盒給我說要給我們吃甜（台），余誠沒有說要我們支持並投票給許源富，我不清楚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我們鄰居常會有互相贈禮行為，我以為余誠是要給我吃的等語（見警一卷第267至281頁）；於偵查中證稱：我那天散步回來，「阿誠」拿禮盒來說阿姨，這給你吃甜的（台語），我跟他說謝謝，沒有說禮盒從哪來、也沒有說要投給誰。禮盒內除了餅外沒有其他東西，也沒有候選人傳單等語（見選偵二卷第327至334頁）；於原審證稱：當天余誠拿禮盒說給我們吃甜，沒有講其他話，也沒有說要支持許源富，我跟他說謝謝，就一人拿一盒回去了。我當日沒有看到曾美錡穿著競選背心拜票，我也不知道糕餅禮盒來自許源富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27至334頁）。　③證人即被告洪秀妹於警詢證稱：當天我是下去丟垃圾，丟完就看到很多禮盒放在一樓大廳外面石頭上，很多住戶去拿，我拿了最後一盒。我不認識余誠，他當時沒有請我支持或投票給許源富，我也沒看到他有穿競選背心、發放競選文宣等語（見警一卷第303至310頁）；於偵查中證稱：我有收到禮盒，但我忘記是幾號了，那天丟完垃圾時，經過電梯那裡，現場有很多人，沒有人講說這是誰給的，只有講可以拿、可以吃，我就拿了，但我不知道是誰給的。盒子內只有餅，沒有其他東西，沒有候選人傳單，現場也沒有登記誰拿。我原本以為是舊里長給大家的，因為大家都有，我以為是舊里長服務選民等語（見選偵二卷第277至281頁）；於原審證稱：我是在電梯門口前拿到禮盒，我不知道是誰拿給我，我看前面的人拿就跟著拿了，我還以為是之前的里長送的。我不認識余誠，也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禮盒內有3種顏色糕餅，外盒是花花的紅色，上面沒有字、也沒有候選人傳單。當時我沒有看到曾美錡站在外面拜票，也不知道曾美錡是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3至351頁）。　④證人即被告劉許麵於警詢證稱：我當天運動回來在中庭休息等垃圾車，有1個男子拿了一些禮盒進來說，阿桑，這些東西給你們吃。我不知道發糕餅的人是誰，他沒有穿著競選背心、沒有發文宣，也沒有跟我說要我投票支持許源富，我收了禮盒之後只有跟他說謝謝等語（見警一卷第329至335頁）；於偵查中證稱：我有收到禮盒，但我不知道是誰給的，對方當時沒有叫我支持誰，我不會那麼傻，我不太知道這次里長候選人有誰，不知道許源富這次有選里長，我先生是雲林人，我們是外地來的等語（見選偵二卷第41至43頁）；於原審證稱：我當天散步完在樓下乘涼時，有位住在裡面的年輕人拿了一盒禮盒給我，裡面有10個左右的糕餅，沒什麼價值，我看是年輕人的心意才收下。當天他沒有穿什麼背心，所以我不認為他是幫人送什麼東西的，後來才有人說收這個禮盒有問題、跟選舉有關，但我不瞭解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 1至219頁）。　⑤證人即被告唐秀琴於警詢證稱：111年10月27日16時20分許，我要下樓倒垃圾時，與我住同一大樓的鄰居王程素娥將糕餅禮盒4、5盒拿給我，要我幫忙分發給行動不便的鄰居住戶，除了我自己收一份之外，我就幫忙分送給大樓內其他住戶。王程素娥告訴我是余誠拿來發的，應該是因為余誠也是共和大樓住戶，平時住戶會互相請客，所以余誠應該是拿來請客要大家吃甜，發送當時，余誠或王程素娥並沒有要我投票支持許源富。至於余誠與里長候選人許源富有何關係，我不清楚，我不知道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等語（見警一卷第363至3 70頁）；於偵查中證稱：我那天是有幫忙發禮盒，因為王程素娥請我幫忙，但我只是純粹幫忙而已等語（見選偵二卷第 231至235頁）；於原審證稱：當天我遇到王程素娥手上拿了 4、5盒禮盒要上樓回家，她便拿了一盒給我，說禮盒是余誠給的，要我拿給別人吃。當天不是余誠拿禮盒給我，我沒有想到是賄賂，眷村社區內常常有致贈點心的情形，我想說是相互請客。當時我有幫忙發禮盒，分送3、4盒給別人，但余誠和許源富的關係我不瞭解，我承認我有收和分送禮盒，但我當下沒有收賄的犯意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1至219頁）。　⑥綜觀上開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及唐秀琴等5人於警偵及原審一致證稱收受本件糕餅禮盒時，交付者余誠沒有穿著競選服裝、未交付任何選舉文宣，亦未明示或暗示要其等支持特定候選人。再由證人王黃金女、洪秀妹前開證述，可知其中部分糕餅禮盒係由被告唐秀琴所轉交，證人王黃金女、洪秀妹並不知悉糕餅禮盒之來源為余誠，洪秀妹甚至誤認為現任里長所致贈。而扣案之禮盒上並未標明被告許源富參與選舉之文字、也無競選標語等情，此與一般賄選行為目的在交付賄賂給有投票權人，使其等投票給特定候選人，通常會表明來意係希望可以支持特定候選人之情形不同。觀諸上開證人歷次陳述，僅可證明被告余誠有於起訴書所載時間在共和新城大樓向含被告唐秀琴等8人在內之住戶分送糕餅禮盒之事實。然審酌當日被告曾美錡雖身穿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出現於共和新城大樓馬路旁，此有街口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參（見調屏廉字第11170539060號卷《下稱警二卷》第78至79頁），而被告余誠發放禮盒時卻僅身著便服，其2人於發放禮盒時並無接觸，且經證人一致陳述未見被告曾美錡有拜票之行為，實難認上開證人得在被告余誠交付禮盒時，自行聯想到被告曾美錡、余誠係為求被告許源富當選共和里里長，共同基於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而為之，則被告曾美錡、余誠主觀上是否係基於投票交付賄賂之犯意而交付糕餅禮盒予共和新城大樓住戶，已屬有疑。況縱件被告余誠所發放對象為共和新城大樓之住戶，但並未登記發放給何人，也無確認領取禮盒者是否支持何人當選，難認係刻意買票之舉。　⑦至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於警詢及偵查中雖證稱：那天住在C棟的阿弟仔提著禮盒來給我們，當時他沒有說什麼、也沒有表示要投給許源富，但我知道發禮盒是暗示要投給許源富，平時遇到他都會跟我說要支持許源富。對於他致贈禮盒的事，我沒有任何回應，但我不能吃甜食，就直接轉送給阿英等語（見警一卷第109至115頁，選偵二卷第139至141頁）。於原審則改稱：我在共和新城大樓外面拿到禮盒，余誠拿禮盒給我時沒有講什麼話，只有說給我吃，他當時沒有穿競選背心，我也沒有聽到他要我們支持許源富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 5至346頁）。另證人即被告温黃蘭妹雖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稱：當天我跟劉潘麗珠散步時，「阿娥」告訴我們有東西可以領，過不久，余誠就拿了很多禮盒過來，一盒給我、一盒給劉潘麗珠，因為劉潘麗珠不吃甜的，就把她那盒送給我了。我不知道余誠與許源富的關係，但余誠幫許源富發放糕餅禮盒應該是要幫許源富拉票，當下他沒有講，但平常會叫我支持許源富等語（見警一卷第157至163頁，選偵二卷第81 至83頁，原審卷一第213至214頁）。又證人即被告楊雲華雖於警詢證稱：我不知道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我是當日18時許回家時遇到余誠，見他手拿禮盒便問是否要給我吃的，余誠告知我遊戲廳還有一盒，叫我自己去拿，我就帶回家。當時余誠有向我表示支持許源富，我就對他微笑而已，沒有任何表示等語（見警一卷第189至203頁），惟於原審改稱：對於起訴書所載許源富是里長候選人部分我知道，但許源富和曾美錡、余誠的關係我不清楚，我不知道余誠16時許負責發放禮盒。余誠沒有說要支持許源富，我不清楚糕餅禮盒是許源富給的，裡面也沒有放置任何競選文宣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30至331頁）。則證人楊雲華就此部分之證述已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就被告余誠是否有於發放禮盒時請託投票支持許源富，並非無疑，且前開警詢所述與其餘證人證述相互齟齬，難可憑採。準此，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於警詢、偵查中所稱「暗示投給許源富」之證述，均屬個人臆測，不能排除兩者無關聯性之可能，何況卷內亦無其他補強證據，自難僅憑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及楊雲華於警詢、偵查中屬於聽聞傳言或個人臆測所推斷之證言，逕執為不利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之認定。　⑧綜上，檢察官所舉之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余誠（甚或被告曾美錡、許源富）於發放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人時，口頭上有吩咐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本件選舉投票給被告許源富，而約其等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　⑷本件糕餅禮盒，客觀是否為不正利益？被告余誠發放禮盒之行為，是否無須說明即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①證人即被告王黃金女於警詢、偵查中證稱：「阿琴」拿給我的糕餅禮盒，我都沒有吃，因為疫情的關係，我不敢吃；原本要拿來吃早餐，但好像有一個發黴，味道怪怪的，我就丟掉了。「阿琴」拿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意向沒有影響，我們鄰居朋友會互相送禮，沒有想太多，我不知道是候選人的等語（見警一卷第233至245頁，選偵二卷第37 7至381頁）。　②證人即被告王程素娥於警詢、偵查中證稱：余誠拿禮盒給我時沒有叫我支持誰，余誠拿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意向沒有影響，眷村大家都送來送去。我沒有吃那個糕餅，我拿了之後去找我女兒，3天後我女兒回家吃了一口，跟我說腸胃不好，那個餅酸酸的，我就沒有吃都丟掉了等語（見警一卷第267至281頁，選偵二卷第327至334頁）。　③證人即被告洪秀妹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我不知道禮盒是誰給的，我原本以為是舊里長給大家的，因為大家都有，我以為是舊里長服務選民，但我不會因為收到糕餅禮盒影響選舉意願。我知道收賄是不對的，但我不知道這個禮盒是賄賂，我根本不知道是誰送的等語（見警一卷第303至310頁，選偵二卷第277至281頁）。　④證人即被告劉許麵於警詢、偵查中證稱：余誠拿糕餅禮盒給我只有說阿桑東西給你們吃，我收到禮盒不會影響我的投票意願，我不認識許源富跟余誠等語（見警一卷第329至335頁，選偵二卷第41至43頁）。　⑤證人即被告唐秀琴於警詢、偵查中證稱：平時共和新城大樓住戶會互相請客，所以我認為余誠應該是拿來請客要大家吃甜。我幫忙發禮盒沒有收到任何好處，許源富透過余誠發送禮盒的行為，不會影響我的選舉投票意向，因為我這次選舉本來就想要換人做做看，不管有沒有收到糕餅禮盒，都不會影響我的想法等語（見警一卷第363至370頁，選偵二卷第23 1至235頁）。　⑥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楊雲華於警詢均證稱：余誠發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沒有影響等語（見警一卷第11 4至115、201至203頁）　⑦依上開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唐秀琴、劉潘麗珠及楊雲華等人之證述，可知共和新城大樓作為眷村社區，鄰居間禮尚往來、互相分送點心、食物實屬平常之事，尚難認被告余誠受被告曾美錡委託贈送本件糕餅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行為，已明顯逾越社會相當性之範圍。再參諸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之證述，可見被告曾美錡委託友人張貴枝自行製作之糕餅，顯然品質非佳，於分送後即有發黴、味道古怪、糕餅酸酸的、壞掉不可食用之情。又因糕點製作完成後，如未即時食用，超過一定期限便會腐壞，不易保存，且因每人喜好口味不同，難以投其所好，亦甚難變現，與一般賄選案件中常見使用之現金不同，鮮少作為賄選之對價；又縱使有意作為賄選對價，於大量製作前，往往會先確認需用數量，以避免不足或浪費。惟本件並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係按照投票權之人數製作糕餅禮盒，亦無證據可認被告余誠在發放禮盒前，曾被指示或自行計算投票權人之數量，且依上開證人所述，亦未見被告余誠登記是何人收受本件糕餅禮盒，顯非依照投票權人數進行禮盒之發放甚明。基此，不能認定本件糕餅禮盒係作為賄選對價而使用。　⑧再者，被告曾美錡於偵查中自承其以1,000元購買製作糕餅之材料，包裝盒5個為1組，1組105元之成本製作本件糕餅（見警一卷第60至61頁，111年度選偵字第38號卷《下稱選偵一卷》第285至292頁），而卷內並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此部分陳述不實，基於罪證有疑利益歸於被告原則，堪認本件糕餅之實際價值非高，且有前述發黴、酸壞等情，實難認被告曾美錡、余誠或許源富所交付之糕餅禮盒客觀上構成不正利益。而上開證人復於警詢、偵查中一致證稱，前開禮盒對於投票選舉並無影響，是難僅憑被告曾美錡託友人製作糕餅，遽認被告曾美錡、余誠或許源富交付糕餅禮盒，即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⑨至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於警詢雖陳稱：就一般民眾角度來看，許源富透過樁腳余誠發送糕餅禮盒給選民，多少會影響到其他人投票等語（見警一卷第114至115頁），另證人即被告温黃蘭妹於警詢陳稱：許源富透過樁腳余誠發送糕餅禮盒對於選舉投票還是會有影響，還在考慮是否要投票給他等語（見警一卷第162頁）。惟查，證人劉潘麗珠雖稱有可能影響其他人投票，但卻自承對其選舉意向並無影響，所述自有矛盾，則其是以何為據認定有所影響，已有疑問，此部分陳述應屬個人臆測，殊難憑採；另證人温黃蘭妹固陳稱對其投票意向有所影響，惟被告余誠客觀上並未向共和新城大樓住戶表明該禮盒之來源，甚且並無計算、統計及登記所交付對象為何人，是證人温黃蘭妹前揭所述可能受到影響，亦僅屬其個人臆測，且與其餘證人所述有所齟齬，亦難逕以其臆測推認本件糕餅禮盒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⑸基上，由被告余誠發放本件糕餅禮盒時或發送禮盒之後，客觀上均未向共和新城大樓內有投票權人約定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何況本件糕餅禮盒難認係不正利益，自不足以影響證人即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意願，難認有對價關係。　⒉被告唐秀琴等8人是否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本件糕餅禮盒？　　依上開收受禮盒之證人即被告唐秀琴等人歷次證述，可知被告余誠於分送禮盒時，均未提及支持特定候選人，亦未穿戴競選服裝或發放競選文宣，則前揭證人於收受禮盒時，主觀上是否得以認知所收受之禮盒係其等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實屬有疑。況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唐秀琴、劉潘麗珠及楊雲華均已證稱其等於收受禮盒時，難以與賄選有所連結，並未聯想到所收受之禮盒與賄選有關，業如前述，自難認其等係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收受禮盒時，主觀上知悉該物係其等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而與被告余誠、曾美錡、許源富互達「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意思合致，自難以其等有收受禮盒客觀行為，遽認其等主觀上係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㈢、本件既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有要求被告余誠於發放禮盒時，須一併表示投票支持之舉，而被告余誠發放禮盒時，對選舉權人亦無此要求，且所發放之禮盒是否足以影響投票，亦有疑義，故不能排除被告曾美錡辯稱僅係單純分享之可能性，尚難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有交付賄賂之犯意。至被告余誠及被告温黃蘭妹雖概括承認犯罪，惟觀諸被告余誠、温黃蘭妹等2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始終供稱：余誠沒有說要大家投票支持許源富，核與上開證人所述一致，自不該當交付賄賂罪或收受賄賂罪的構成要件，不因概括承認而成立犯罪。㈣、檢察官於原審雖主張：被告余誠係被告許源富之樁腳，而選舉活動係長期延續之過程，在地選民也能認知到誰是誰的樁腳、誰是誰的支持者，實可透過團隊合作予以反映等語。然　　衡諸我國大、小選舉實多，政治性人物無論係有意參選者或其助選親友、「樁腳」，平常日勤聯誼、作公關、建人脈，選舉時套交情、求支持、要選票，實眾所皆知，且不以為意，甚或視為理所當然。是關於人際間之禮品致贈，究屬一般聯誼之正當作為，抑或專因特定選舉所提供之賄賂，自須細加分辨，然後正確認事用法，始符社會對於純正選舉之期待與國民對於法律之普遍認知及感情（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67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余誠所為交付糕餅禮盒之行為，仍應審究相對合之雙方人員主觀上認識、客觀之情狀以綜合判斷是否屬一般聯誼之正當作為，抑或專因特定選舉所提供之賄賂，而此部分之判斷，業經本院引用卷內證據論證、載敘如前，是實難僅憑被告余誠與被告許源富之關係，逕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所為與賄選有關，而認定其等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因此，本件檢察官所舉證據，均不能積極證明被告余誠、曾美錡及許源富等3人係為求許源富本件選舉當選共和里里長而交付賄賂，亦不能證明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 人有收受賄賂之主觀犯意，自無從認定被告11人構成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六、綜上所述，本院綜合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就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是否有共同向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投票行賄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以及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有無收受賄賂、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均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則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認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11人犯罪，應均為無罪之諭知。七、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暨被告唐秀琴等8 人犯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而判決被告11人無罪，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原審忽視有3位證人（選民）指證被告余誠有明示或暗示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且對不正利益之認定過寬，忽視被告許源富、曾美錡與余誠對發放禮盒之原由、聯繫過程、成本等說詞之顯不合理與矛盾：又忽視證人（選民）均年歲甚高，於原審作證時除距離案發日相隔甚久、記憶不清外，因未與其他被告隔離，又存有一定交情（余誠與其他被告為同社區鄰居、余誠與許源富夫妻在本件之利益共同），其等證詞已具偏頗之高度可能，更存有遭受汙染之問題等情，指摘原判決不當。惟查：⑴證人劉潘麗珠及温黃蘭妹於警偵關於「暗示投給許源富」之證述純屬其2人臆測，另證人楊雲華此部分證述亦有前後不一之情形，且卷內亦無其他補強證據，縱使被告余誠「平日（時）」遇到被告劉潘麗珠及溫黃蘭妹會向其2人表示要支持被告許源富，亦難遽與本件糕餅禮盒作聯結，況檢察官提起本件上訴，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賄選犯行，則原判決以本件尚難僅憑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及楊雲華於警偵屬於聽聞、個人臆測或前後不一之陳述，逕執為不利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之認定，經核並無不當。⑵證人即受被告曾美錡之託製作本件糕餅之張貴枝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其製作本件糕餅之材料成本（不含被告曾美錡另購之包裝禮盒）合計586元（即12斤的綠豆550元＋1包糖36元＝586元），分裝為30盒等語（見警一卷第353至354頁、聲羈更一卷第110頁），依此計算，倘不合包裝盒，每盒糕餅之材料成本大約只有19.5元（即材料成本586元÷30盒＝每盒19.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價值甚低，依一般人之社會經驗，尚難認與本件選舉之投票間存有對價關係。再參以被告余誠與唐秀琴等8人同為本件共和新城之社區住戶，而該社區之住戶大都是榮眷，部分具有原住民身分，彼此認識而具有一定之情誼，本於相鄰關係，平時互相分享糕餅、點心等物，乃日常生活所常見之事，就被告唐秀琴等8人而言，亦難執此糕餅與本件選舉作聯結，而認其等有收受賄賂之犯意。至上訴意旨雖認被告曾美錡所稱「拿1,000元給證人張貴枝購買糕餅材料」之供述不實（按：證人張貴枝於偵訊證稱：被告曾美錡拿1,000 元給其購買糕餅材料，只花了586元，剩下的錢尚未還給被告曾美錡，但有打算還給她等語，見警一卷第354頁），惟檢察官迄今仍無法提出確切之證據以證明被告曾美錡或證人張貴枝關於「購買糕餅材料花了586元」之證述不實，是檢察官指摘原判決關於「不正利益」之認定過寬，自屬無據。 ⑶另上訴意旨所指本件被告之年歲甚高，於原審作證時距離案發時間已久，且作證時未與其他被告隔離，彼此又有一定交情，認其等之證詞已有偏頗或遭受汙染之高度可能部分，則未見檢察官具體指出究竟是那位被告於原審作證時，有因距離案發時間已久而記憶不清，或有偏頗、遭受汙染之情形，且稽之原審審判筆錄，顯示原審於詰問證人余誠及唐秀琴時已採隔離方式進行交互詰問（見原審卷二第17頁以下），並無上訴意旨所稱未採取隔離訊問之情形，上訴意旨就此所指，已難採認。又積極證據不足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縱屬不成立，或其供述有前後不一、相互矛盾或令人啟疑之情形，仍不得因此即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本件既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11人確有檢察官所指之投票行賄或收受賄賂等罪行，縱其等所辯不成立、前後不一或所辯之詞有令人啟疑之處，亦難據此反推其等有件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自不待言。至上訴意旨其他所陳，主要係就原判決已論述綦詳之事項，再憑己意，另作不同之主張或事實認定，核與本件結論之並無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從而，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晨勝提起公訴，檢察官周亞蒨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建昌、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劉潘麗珠、洪秀妹、王黃金女、溫黃蘭妹、唐秀琴、劉許麵、王程素娥、楊雲華等八人部分不得上訴。其餘被告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魏文常

2024-12-30

KSHM-113-原選上訴-2-20241230-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626號上訴人即被告陳育璋選任辯護人蔡育欣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73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23號、112年度偵字第6791號、112年度偵字第10830號、112年度偵字第1756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肆罪之刑部分（含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均撤銷。上開刑之撤銷部分，分別量處如附表一編號1至4「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內按期支付被害人鄭守箴、黃子澐如附表二、三所示金額；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貳佰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暨接受法治教育課程參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事實及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的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訴人即被告陳育璋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刑部分（含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154至155、177 頁)，因此本件僅就被告上訴之科刑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上訴後坦承犯行，並與本件4位被害人（詳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4）達成調解，已給付完畢或分期履行中，請求從輕量刑，並給予緩刑宣告等語。三、原判決係認定：被告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4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均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依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所犯4 罪，係針對不同之被害人行騙，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四、本院判斷：㈠、刑之減輕暨新舊法比較：　⒈洗錢防制法部分：　　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後於民國112年6月14日、11 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茲比較如下：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因修正前規定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鉤，故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⑶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6日施行，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 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結果，113年7月31 日修正之自白減刑要件最為嚴格，而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 14日修正公布前之自白減刑規定最為有利。　⑷綜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 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本件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 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7年，倘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6年11月，而本件縱未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輕其刑，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至被告於本院自白一般洗錢犯行部分，則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均未坦承或自白本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故無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併予敘明。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判決就被告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4罪），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⑴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依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其中被害人所受之財物損害程度，及被告有無與被害人達成和解進而賠償損失或犯後已有知錯、悔悟之意等，均為認定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及犯後態度之重要量刑因子。查：被告上訴本院後已坦承並自白本件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全部犯行，並與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3所示被害人鄭守箴、黃子澐及吳家銓達成調解，其中被害人吳家銓部分已給付完畢，另被害人鄭守箴及黃子澐部分則分期給付中（詳後述及附表二、三所載），至被告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所示被害人羅沛昀部分於成立調解後，已於本院審理期間給付完畢，且被害人均表示願意原諒被告等情，業據被告陳明在卷，並有原審法院113雄司附民移調字第350號調解筆錄、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06號、第107號調解筆錄、被告與吳家銓之和解書、被害人羅沛昀之刑事陳述意見狀及被告提出之相關匯款單據影本在卷可稽（見原審金訴卷第 75至76、119、121頁、本院卷第107至110、113至137、181 至182頁），足見被告之犯後態度已有改變，原判決未及審酌此等有利被告之量刑事由，自有未合。⑵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原判決未及比較適用，同有未當。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判決未及審酌其已坦承本件全部犯行，並與被害人鄭守箴、黃子澐及吳家銓達成調（和）解，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為有理由，且原判決亦有上述未及比較新舊法之微瑕，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其附表二編號1至4所示4罪之刑部分（含宣告刑及定應執行刑）均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當前詐欺集團橫行，政府窮盡心力追查防堵，且大眾傳播媒體亦屢屢報導民眾被詐騙之新聞，竟不思以己身之力，循正當途徑，賺取所需，仍參與本件加重詐欺取財等犯行，提供其帳戶供詐騙集團成員使用，並擔任提領、轉匯之車手，致本件4位被害人受有相當程度之財物損失，使詐欺集團隱匿不法所得之去向及所在，助長詐欺集團猖獗之風，實不可取。又被告於警詢、偵訊及原審均否認犯行、恣意捏詞為辯，不覺自身行為有何非法、不當之處，此部分犯後態度非佳；惟念其上訴本院後已知坦承認罪（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合於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且分別於原審及本院與本件4位被害人達成調（和）解，並已給付完畢或分期履行中，而被害人均請求法院從輕量刑等語（見上引調解筆錄及和解書所載），足認被告上訴後之犯後態度已有改善。暨參酌被害人 4人遭詐欺之金額，被告參與提領轉匯之金額、素行（見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自述之智識程度、經濟家庭狀況等刑法第57條各款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111至112 、131至137、171至172頁所載，不逐一列載），就其所犯4 罪各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詳附表一「本院主文欄」所載）。另斟酌被告所為各次犯行係出於同一犯罪動機，罪質相同，犯罪時間介於111年6月至9月間，係重複實施同類型犯罪，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復考量數次犯行所應給予刑罰之加重效益，及其犯罪手段對社會危害程度及應罰適當性等情狀綜合判斷等情，酌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⒊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1至143頁），此次因一時貪念，而參與本件詐欺取財犯行，致罹刑章，然上訴本院後已坦承認錯，先後於原審及本院與本件4位被害人成立調（和）解且已給付完畢或分期履行中（給付情形如前所述），被害人均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並請求本院對被告從輕量刑或為附條件之緩刑宣告，有上開調解筆錄、和解書及被害人之刑事陳述意見狀在卷可參，足見被告犯後（尤其是上訴本院後）已知錯且積極與害被害人洽談賠償事宜，並已給付完畢或分期履行調解內容，已妥適處理後續之民事賠償問題，衡情就其所犯過錯應有付出一定之代價，信其經歷此偵審程序與科刑之教訓，當知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宣告如主文第二項所示緩刑期間。又考量被告尚應按期支付被害人鄭守箴及黃子澐如附表二、三所載金額，為兼顧該2位被害人之受償利益，並確保被告能確實按期（月）給付賠款予被害人，依刑法第74 條第2項3款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內按期支付被害人鄭守箴及黃子澐如附表二、三所載金額（按：檢察官表示若給予被告緩刑宣告，請以本院調解筆錄內容作為宣告緩刑之條件等語，見本院卷第174頁）。另審酌被告本件犯罪之違法情節，為重建其正確之法治觀念，使其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導正觀念及行為之偏差，認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使其能從中深切記取教訓，督促自己避免再犯，再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及第8款規定，命被告應於緩刑期內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義務勞務，暨應接受主文第二項所示之法治教育課程場次；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應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俾能由觀護人予以適當督促，以期符合緩刑之目的。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任亭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魏文常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一：編號犯罪事實原判決主文　　　　　本院主文 1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 （被害金額134萬元）（被害人羅沛昀）陳育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2 （被害金額300萬元）（被害人鄭守箴）陳育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貳年貳月。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 3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 （被害金額60萬元）（被害人黃子澐）陳育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捌月。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4 原判決附表一編號4 （被害金額7萬8千元）（被害人吳家銓）陳育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柒月。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附表二：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06號113年10月21日調解筆錄。原告即被害人：鄭守箴被告：陳育璋一、被告就其應負擔賠償之部分願給付原告鄭守箴新臺幣（下同）捌萬元。其給付方法為：自民國113年11月20日起按月於每月20日以前各給付柒仟元，至清償完畢為止（最後1期為給付尾款）。前開分期給付款項，如一期未按時履行，則視為全部到期。上揭款項均匯入原告指定之兆豐銀行新都分行，戶名：鄭守箴，帳號（詳本院卷第107頁調解筆錄所載）。二至三部分略。　　　　　附表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07號113年10月21日調解筆錄。原告即被害人：黃子澐被告：陳育璋一、被告就其應負擔賠償之部分願給付原告黃子澐新臺幣（下同）壹拾伍萬元。其給付方法為：於民國113年11月20日以前給付參萬元，餘款壹拾貳萬元，自113 年12月20日起按月於每月20日以前各給付壹萬元，至清償完畢為止。前開分期給付款項，如一期未按時履行，則視為全部到期。上揭款項均匯入原告指定之台灣土地銀行新工分行，戶名：黃子澐，帳號（詳本院卷第109頁調解筆錄所載）。二至三部分略。

2024-12-30

KSHM-113-金上訴-626-20241230-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631號上訴人即被告林柏清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金訴字第2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36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部分撤銷。上開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拾壹月。事實及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的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林柏清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45、88至89頁)，因此本件僅就被告上訴之科刑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其欲與被害人陳美蓁和解，並願意繳交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399元，請求從輕量刑等語。三、原判決係認定：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被告與本件詐欺集團其他成員，就本件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依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四、本院判斷：㈠、刑之減輕暨新舊法比較：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制定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者，為該條例所稱詐欺犯罪。又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亦有明文。所謂自白，係指對於自己所為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而言；且不論其係自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1 次或2次以上，暨其自白後有無翻異，均屬之。查：被告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部分，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第1項第2 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被告之犯罪所得為1,200 元等情，業經原判決認定明確。又被告於警偵、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並自白本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等情，有被告之警偵、原審及本院筆錄在卷可憑（見警卷第5至9頁、偵卷第51至53頁、原審卷第37、57、59頁、本院卷第46、 88頁）；而被告於本院已繳交本件犯罪所得399元，有本院繳款收據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97頁），堪認被告已繳回其犯罪所得無誤，故被告所犯之詐欺犯罪，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⒉洗錢防制法部分：　　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茲比較如下：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因修正前規定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鉤，故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⑶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關於偵審自白減輕其刑部分，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修正前同法第16 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經比較結果，113年7月31日修正之自白減刑要件最為嚴格，而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自白減刑規定較為有利。然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本件一般洗錢犯行，且已繳交犯罪所得（已如前述），故依修正前、修正後規定，被告就所犯之一般洗錢罪，均符合減輕其刑之要件。　 ⑷綜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 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本件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 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7年，倘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6年11月，而本件縱未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輕其刑，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是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又被告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就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之減刑事由，於量刑時併予審酌。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判決就被告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查：⑴被告之詐欺犯罪，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減輕要件，原判決未及適用減輕，自有未當。⑵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原判決未及比較適用，亦有未合。⑶被告上訴後已於本院與被害人陳美蓁以新臺幣（下同）1萬元達成調解（按：被告應分別於113年12月15日及114年1月15日各給付被害人5,0 00元），此有本院113年度刑上移調字第110號調解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9至70頁），原判決未及審酌，同有未合。被告上訴主張原判決未及審酌其與被害人達成調解，主張原判決量刑過重，為有理由，且原判決亦有上述未及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輕其刑及比較新舊法（洗錢防制法）之情形，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刑部分撤銷改判。　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現今社會上詐欺風氣盛行，詐欺集團已猖獗多年，無辜民眾遭詐騙之事時有所聞，不僅使受害者受有財產法益上之重大損害，對於社會上勤勉誠實之公共秩序及善良風俗更有不良之影響，而被告正值青壯，竟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加入詐欺集團參與詐騙，並負責擔任取（領）款車手之工作，除造成被害人之財產受有損失外，更使詐欺集團成員得透過洗錢之方式輕易遂行其犯罪，並躲避追查，助長詐騙歪風之盛行，嚴重影響社會治安；再參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所犯一般洗錢罪部分合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及修正後同法第23條第3項之減輕其刑要件及與被害人達成調解之犯後態度（註：被告並未提出其已給付被害人第1期款項5,000元之單據供參）；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參與詐騙之金額；暨自述之教育程度、工作經歷、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等刑法第57條各款一切情狀（見本院卷第92頁），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五、被告其他被訴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嫌經原審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見原判決第5至6頁），未據上訴，不另論列。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蘇烱峯提起公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魏文常附錄本件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30

KSHM-113-金上訴-631-2024123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91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雅明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66號，中華民國113年7 月29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24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甲○○（下稱被告）係臺灣地區人民，為賺取額外的生活費用，竟透過姓名年籍不詳之大陸地區女性友人介紹而認識王其文（業經檢察官另行通緝），詎被告明知大陸地區人民非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進入臺灣地區，且明知大陸地區人民王其文與被告並無結婚之真意，竟以假結婚為由充當人頭配偶，協助王其文來臺工作，約定被告藉此得賺取王其文來臺工作薪水4分之1，被告基於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之犯意、而與王其文共同基於使公務員登載不實事項於職務上所掌文書並進而行使該文書之犯意聯絡，由被告於民國105年3月7日前往大陸地區，與王其文於105年3月8日在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公證處辦理公證結婚，而取得(2016)榕公證內民第13201號結婚公證書。被告於同年3月10日回臺後，先於105年7月25日持上開結婚公證書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下稱海基會)申請以取得(105)南核字第057679號證明書後；再於同年12月6日執上開結婚公證書、海基會驗證證明書等文件，至高雄○○○○○○ ○○○辦理結婚登記，使承辦戶籍登記之公務員形式審查後，將被告、王其文2人結婚之不實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生損害於戶政機關對戶政管理之正確性。被告於10 5年7月25日持上開結婚公證書、海基會證明書、保證書等文件，以探親為由，填寫「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向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第一服務站申辦王其文入境來臺之手續，經承辦人員為實質審查後核定王其文入境，使王其文於105年11月3日以探親為由來臺，隨後即失聯。因認被告涉犯違反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第 15條第1款之規定，而違反同條例第79條第2項之圖利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刑法第216條、第214條之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嫌。二、按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下列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前項第3款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 項第3款、第2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被告之子張○晨於本院證述時係未滿18歲之少年，依上開規定，本院製作必須公開之判決書，自不得揭露足以識別該少年身分之資訊，爰將其姓名部分遮隱。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6 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1011號判決意旨參照)。四、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圖利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及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之自白、入出境資料查詢、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臺團聚資料表、保證書、結婚公證書、海基會驗證證明書、結婚登記申請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犯行，辯稱：伊與王其文係真結婚，僅因先前王其文對伊家暴及索討金錢，伊怕有生命危險，所以才自首假結婚，其目的想讓王其文從此不能再入境等語。五、經查：　㈠被告係臺灣地區人民，於105年3月7日前往大陸地區，與王其文於105年3月8日在大陸地區福建省福州市公證處辦理公證結婚，而取得(2016)榕公證內民第13201號結婚公證書。被告於同年3月10日回臺後，先於105年7月25日持上開結婚公證書向海基會申請以取得(105)南核字第057679號證明書後；再於同年12月6日執上開結婚公證書、海基會驗證證明書等文件，至高雄○○○○○○○○○辦理結婚登記，使承辦戶籍登記之公務員形式審查後，將被告、王其文2人結婚事項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被告於105年7月25日持上開結婚公證書、海基會證明書、保證書等文件，以探親為由，填寫「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向內政部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高雄市第一服務站申辦王其文入境來臺之手續，經承辦人員為實質審查後核定王其文入境，使王其文於105年11 月3日以探親為由來臺之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原審及本院審理供承在卷(警卷第3至7頁，偵卷第27至29頁，原審卷第60、61頁，本院卷第42、43頁)，復有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警卷第13、14頁）、臺灣地區人民申請大陸地區配偶來臺團聚資料表（警卷第15頁）、保證書（警卷第16頁）、（2016）榕公證內民字第13201號結婚公證書（警卷第17至20頁）、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105 ）南榕字第057679號驗證證明書（警卷第21、22頁）、入出境資料查詢（警卷第23至27、29頁）、結婚登記申請書（警卷第31頁）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於警詢及偵訊雖坦承其與王其文並無結婚之真意，方為上開行為等情(警卷第3至7頁，偵卷第27至29頁)，而有自白犯罪之情形，惟揆諸前揭規定，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而卷附上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等相關書證，均僅能證明被告有以上開方式至高雄○○○○○○○○○ 辦理結婚登記，並以上開方式使大陸地區人民王其文進入臺灣地區之事實，然被告與王其文究竟有無結婚之真意，僅憑上開書證尚無從證明，是仍應調查其他證據，藉由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自白之真實性，方得確認被告先前關於其承認與王其文無結婚真意之自白，是否與事實相符。從而，本案被告與王其文間是否並無結婚之真意？又究竟有無補強證據足以補強被告先前自白之真實性？茲析述理由如下：　⒈依被告警詢所述，其先前曾對王其文申請保護令及訴請離婚等情(警卷第6頁)，關於此節，被告確曾對王其文申請保護令及訴請離婚，分別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091號及112年度婚字第187號受理在案，有該等案件之卷證資料附卷可參。細究上開案件與本案之時間關係，被告係於111年10月3日前往警局自首與王其文上開被訴假結婚犯行，而在被告自首前，其先於111年6月3日於警詢指控自己遭配偶王其文實施家庭暴力，經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於111年8月19日以111年度家護字第1091號裁定王其文不得對被告實施家庭暴力，並應完成特定處遇計畫；隨後被告又於111年8月29日以其遭王其文殺害及王其文下落不明為由，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遞狀訴請與王其文離婚之事實，有被告警詢筆錄(調家護卷第11至13頁，警卷第3至7頁)、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111年度家護字第1091號通常保護令(調家護卷第57至61頁)、離婚起訴狀及其上收文日期戳章 (調婚卷第9至14頁)在卷可憑。衡諸常情，一般人向法院訴請離婚，通常係在有結婚真意之前提下而締結婚姻，在婚姻關係存續期間，因有法定離婚事由，而由一方向他方訴請離婚。再者，被告於111年6月3日於警詢指控自己在住處遭配偶王其文實施家庭暴力，亦足徵被告於原審時陳稱其與王其文有共同生活之事實，而與一般有結婚真意之夫妻通常會有共同生活之情形，實屬相合。是被告上開舉動，均與一般有結婚真意之夫妻，於婚姻關係存續中，有共同生活之事實，嗣後因發生家庭暴力及法定離婚事由時，一方向法院申請保護令，及訴請與他方離婚之常情大致相符。易言之，本件被告與王其文於上開完成結婚登記時，是否果真無結婚及共同居住生活之真意，並非無疑。　⒉被告於原審審理時陳稱伊曾遭王其文家暴2至3次，王其文威脅要離婚就要給錢，伊實在受不了，快崩潰了，伊雖然有申請保護令，但沒有用，王其文還是會接近伊，伊提出離婚訴訟，但有人說那要經過很長時間，伊覺得很害怕，所以才會報假結婚，其目的是想讓王其文不能再入境臺灣等語(原審訴字卷第60頁)。關於此節，被告確實係先於111年6月3日警詢指控自己遭配偶王其文實施家庭暴力，待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核發保護令後，再於111年8月29日以遭王其文殺害及王其文下落不明為由，向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遞狀訴請與王其文離婚，之後方於111年10月3日前往警局自首與王其文假結婚，有上開卷證資料可稽，足見被告上開所供其先後申請保護令、訴請離婚及自首假結婚之時間順序確屬實在。又被告對王其文申請保護令時曾經檢附自己身體之傷勢照片(調家護卷第55頁)，是被告所辯自己遭王其文傷害，因而想要以自首假結婚方式讓王其文不能再入境乙節，亦非全然無據。　⒊證人即被告之子張○晨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王其文不是伊之生父，在被告與王其文結婚之後，伊一開始並沒有叫王其文爸爸，是叫他叔叔，在慢慢接受他之後才叫他爸爸，伊從國小2年級開始就與王其文共同生活約6、7年，最後一次看到他是在剛升國三的時候，在此期間，王其文跟被告曾發生很多次爭執，而且會打被告，也會威脅伊，伊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伊國小3年級的時候，王其文與被告發生爭執，那時候還沒有搬家，是住在一間很破舊的小套房，有次王其文要離開家，被告想要出去問他什麼事情，王其文就拿鐵門夾被告的手，夾到差點斷掉，當時伊還拉著那個門，現在想到這件事都還很難過，另外有一次在伊已經升國中的時候，但還沒有手機，伊想打電話給被告，王其文就打伊的臉，當時伊想跟被告講說王其文罵伊、打伊，王其文就跟伊說等被告回來時候不要多講什麼，伊認為被告與王其文是真結婚，因為都住在一起等語（本院卷第72至81頁），核與被告所述其與王其文共同生活且曾遭王其文家暴等事實相符，益足徵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自白其係以假結婚方式使王其文入境臺灣等情，是否確屬實情，確屬可疑。　⒋又王其文未曾於本案偵查時到案說明，且已於112年8月11日出境之事實，有入出境資訊連結作業查詢單附卷可參（原審訴字卷第53頁），而卷附上開大陸地區人民進入臺灣地區申請書等相關書證，均僅能證明被告有辦理結婚登記及使王其文入境臺灣地區之客觀事實，尚無從證明被告與王其文主觀上無結婚之真意。從而，被告上開警詢及偵訊之自白，遍查全案卷證，並無補強證據可資佐證為真。　　㈢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應屬可採，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此外，本院依卷內現存全部證據資料，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資認定被告確有檢察官所起訴之犯行，即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六、原審因而以不能證明被告犯圖利使大陸地區人民非法進入臺灣地區及行使使公務員登載不實文書等罪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益雄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敏惠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梁美姿

2024-12-26

KSHM-113-上訴-691-2024122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73號上訴人即被告陳彥齊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 3年度訴字第15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8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之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　　訴人即被告陳彥齊（下稱被告）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92頁)，因此本件僅就上開被告上訴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量刑過重，請求輕判。辯護人則為被告主張：被告認罪且符合偵審自白之減刑規定，又被告雖販賣毒品金額共新臺幣（下同）37萬元，但實際只有分得 4,000元，其他款項並非被告所得，原判決量處被告有期徒刑8年實屬過重，希望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改判有期徒刑6年等語。三、本院之判斷（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原判決認定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被告於販賣第二級毒品前，為販賣而持有逾量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販賣同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就本案犯行與洪嘉濠、翁屏峰及真實年籍姓名不詳綽號「楊哥」、「洪哥」之成年人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㈡刑之減輕部分：　⒈被告就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偵八卷第87至91頁，原審卷第79至81頁，本院卷第88頁），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所定要件，應依法減輕其刑。　⒉按刑法第59條所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其犯罪情狀確可憫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認為即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8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之驗前總純質淨重多達185.72公克，交易金額則高達37萬元，就此等毒品交易模式而言，已非屬熟識之施用毒品者間，為滿足自身毒癮所為之小型交易，縱令被告僅從中分得4,000元販毒利益，亦難謂被告犯罪所造成之危害及情節輕微。況且，被告本案所為，經適用上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偵審自白規定減輕其刑後，其法定最低度之刑已由原定之有期徒刑10年，減為有期徒刑5 年，且被告本案犯罪並無任何特殊之原因、環境或有何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如宣告上揭減輕其刑後之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事，自無援引刑法第59條規定予以酌減其刑之餘地。　㈢原審因認被告之犯罪事證明確，適用前揭規定及說明，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對健康危害至鉅，且為政府嚴令禁絕流通、施用，竟為牟取個人私利，而為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助長毒品泛濫，危害購毒者之身體健康，進而侵蝕國家勞動生產力，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足認其犯後非無悔悟之意；復考量被告於本案犯罪情節、販賣毒品次數、交易對象、販賣數量及所獲利益等因素；兼衡被告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涉及隱私，不予詳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素行資料（未經檢察官主張、證明應依累犯加重其刑，均納入素行資料之量刑因子審酌）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年。經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違誤，量刑亦屬允當。　㈣綜上，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量刑過重，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6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26

KSHM-113-上訴-773-20241226-1

原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上訴字第50號上訴人即被告藍子荃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審原金訴字第26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71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及沒收部分，均撤銷。前項刑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壹年。　　理　由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藍子荃（下稱被告）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刑及沒收部分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80、81頁），因此本院就僅就被告上訴之刑及沒收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犯行，本件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8000元亦已主動繳回，被告深知悔悟，不敢再犯，請求適用被告行為後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輕其刑，給予被告自新機會。三、本院之判斷㈠、刑之減輕暨新舊法比較：　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民國113年7月31日經制定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者，為該條例所稱詐欺犯罪。又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亦有明文。經查，被告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此經原判決認定明確，即屬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稱詐欺犯罪。而就是否符合該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規定一節，分述如下：　⑴就被告是否有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部分　①按所謂自白，係指承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其中犯罪事實之全部固無論矣，至何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仍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又不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係出於主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一次或多次，均得稱為自白，即法律上並不排除「概括自白」之效力，但尚不能單憑其等供述「有做（某行為）」、「承認」等概括用語，即逕認已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自白，仍應綜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單一或密接之訊（詢）問之全部供述內容、先後順序及承辦人員訊（詢）問之問題密度等情綜合判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確有自白（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364 8號刑事判決參照）。　②查本件被告於112年11月29日接受警方就本件即被害人許博宇部分之詢問時雖僅供稱：我在網路上找工作，認識一個網友，他要我提供銀行帳戶並幫他們去銀行把錢領出來，我領完之後就直接交給他們，我幫他們領錢並沒有收到任何報酬（見警卷第6頁），而未明確對於本件之犯罪事實表示承認或認罪，然其於該次警詢時亦供稱：據我所知，銀行內部有詐欺集團的人，我之前被高雄三民二分局抓的時候，也有指認銀行的人（見警卷第7頁），是以被告當次之供述內容，其亦未否認其參與詐欺集團之犯嫌，並已提及其於先前之供述內容；而對照被告於該次警詢之前所做之筆錄內容，被告於 112年8月17日接受第一次警詢時（按：該次係針對被害人黃聖鐘於111年12月16日匯款及被害人李素珍於111年12月26日匯款部分），雖亦曾表示自己並未擔任詐欺集團之車手，然已供稱：我聽從詐欺集團的成員要我提供中國信託銀行的帳戶，然後我再臨櫃提領帳戶的錢後交給他，就會給我錢（見偵卷第24頁）；同日被告接受第二次警詢時，即有說明詐欺集團成員交代如何至特定之銀行櫃檯臨櫃提領贓款，並有具體指認銀行之行員，此有被告之警詢筆錄可參（見偵卷第46 至48頁）；嗣被告於同日之偵訊中供稱：我有將我中信銀行帳戶提供不熟識之他人，我共領了2次錢交給對方，我一次拿報酬8000元，一共拿了16000元，我承認詐欺、洗錢等語（見偵卷第51至53頁）。復觀之被告前開於112年8月17日警詢及偵訊之供述，亦經檢察官作為本案之證據（即本案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1之「另案警詢、偵訊時之供述」），足認檢察官亦係將被告於另案之供述與其於本案之供述等證據綜合評價。衡以偵查程序中，犯罪事實未若審判程序中有特定之範圍而仍屬浮動，本件被告之帳戶係作為詐欺集團製造金流斷點時之第二層帳戶使用，故被告提領之次數、金額、時間與被害人匯款之次數、金額、時間均可能有所不同，被告亦未必得以知悉其所提領之贓款係對應何位特定之被害人，況實務上因詐欺車手提款之次數甚多，致行為人自己亦未能清楚記憶、分辨各次提款情形者，亦比比皆是，被告於先前檢察官訊問已表示承認詐欺、洗錢罪，後於警方就特定被害人之犯罪事實詢問時雖未再表示認罪或承認，然仍對該特定被害人之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即被告提供帳戶並提領贓款）為肯定之表示，當認被告就本件之犯行於偵查中已有自白。而被告於原審（見原審院卷第39、43、44頁）及本院（見本院卷第45頁）審理中亦承認犯行，是被告應符合「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要件。　⑵就被告有無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部分　①就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犯罪所得應係指個別行為人實際分得之所得，或係指各該詐欺犯罪中被害人受詐騙而交付之全額乙節，以該條文用語之「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觀之，應有指涉、限縮為特定行為人「之」犯罪所得之意；復對照其立法理由謂「為使犯本條例詐欺犯罪案件之刑事訴訟程序儘早確定，同時使詐欺被害人可以取回財產上所受損害，行為人自白認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應減輕其刑，以開啟其自新之路，爰於本條前段定明犯本條例詐欺犯罪之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犯罪，並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減輕其刑，透過寬嚴併濟之刑事政策，落實罪贓返還」，亦可知悉此一立法寓有獎勵自新之意涵，則即應以行為人所獲得之利益為已足。易言之，並非以行為人有能力為其他行為人負責，方認為行為人值得邀得較寬容之刑罰。　②又我國法律中使用「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之用語者，雖僅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6條及第47條，惟規定「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得以減輕或免除其刑者，有貪污治罪防制條例第8條、國民法官法第94條第3、4項、農業金融法第41條第1、2項，及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同時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2、3項。而遍觀立法資料，並無區別「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及「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之理由，堪認此應僅係立法者用語上之不同，並非對二者有何區別。實務上就貪污治罪條例第8條（犯第4條至第6條之罪）自首或自白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減免其刑之規定，向來認係鼓勵公務員犯貪污罪之後能勇於自新而設，如認尚需代繳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不免嚇阻欲自新者，當非立法本意（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上第3997號判決意旨參照）。以此脈絡觀之，應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亦應為相同之解釋，即毋庸代共同正犯繳回其犯罪所得。否則在數人共犯之情形下，如多數行為人均希望求得依該規定減刑，則國家可獲得繳回之犯罪所得將會是犯罪被害人受詐欺所交付財物之數倍之多，顯然亦已超過該立法者欲使被害人早日取回、填補財產上所受損害之預設。　③就被告因本件犯行被告因參與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所獲取之所得為若干乙節，被告於112年11月29日警方針對本件被害人張懿嫻詢問時雖稱：沒有收到任何報酬（見警卷第6頁），然其先前112年8月17日即於偵訊中供稱：報酬1次8000元，我共拿16000元，領了2次錢交給對方（見偵卷第52頁），於原審審理中亦稱：不法所得8000元沒收沒有意見（原審院卷第45頁）。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雖供稱：我一共提領幾次忘記了，他們給我兩次8000元，就是一共給我16000元，如果同一天分數次提領，就是一天給我那一次錢，不是按百分比計算，我指的兩次是另案跟本案的共兩次（見本院卷第86、87 頁）。而本件雖係被告於111年11月29日及111年12月19日提領贓款，然考量被告於中國信託銀行青年分行臨櫃提領之日期應有111年11月18日（該日提領2次）、111年11月25日（該日提領2次）、111年11月29日（該日提領2次，包括本案之第一筆款項）、111年12月2日、111年12月12日（該日提領3次）、111年12月13日、111年12月15日（該日提領2次）、111年12月16日、111年12月19日（即本案之第二筆款項）及111年12月26日，此有其中信帳戶交易明細可參（見警卷第37、38頁），被告因此混淆各次領款及獲得報酬之情形，亦屬可能，此外亦無證據認定被告就本件犯行有取得超過80 00元所得之情形，應認被告就本件犯行之犯罪所得為8000元。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已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8000元，此有本院收據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63頁），應認被告確符合此部分之要件。　⑶綜上，被告就本件犯行已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之要件，應適用該規定減輕其刑。　　⒉洗錢防制法部分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依修正前規定並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勾，故於113年7月 31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是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6 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則因認：洗錢犯罪與前置犯罪為不同之犯罪行為，洗錢罪之保護法益係建立在社會經濟秩序之維護與國家主權安定之確保，防止犯罪組織藉由將「黑錢」清洗成「乾淨的錢」，如此始可避免犯罪組織再度獲得滋養而危害社會秩序或金融秩序，也可剝奪或限制犯罪者運用犯罪收入之能力，以此減低或預防未來犯罪之風險。本法第1條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後，已明定洗錢罪之保護法益非僅限於前置犯罪之刑事訴追利益，亦包含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等法益，而認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應予脫鉤，並將第3項之限制刪除（113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立法理由第4點參照）。　　　⑶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被告行為時，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結果，以被告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自白減刑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　⑷綜上析論，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又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3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按：11 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能減輕其刑），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刑 7年，倘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刑6年11月，故縱未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故本件就被告洗錢犯行部分，仍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又因被告所犯二罪，均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故就其所犯符合一般洗錢罪部分之減刑事由，僅列為量刑審酌事項。　　㈡、撤銷改判之理由　⒈原審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有期徒刑1年2月，併諭知沒收、追徵其犯罪所得8000元，固非無見。惟查，原審判決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尚未公布、施行，且被告於上訴後已自動繳交犯罪所得8000元，原審未及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及審酌被告已繳回犯罪所得之事實，原審關於量刑及沒收之諭知即有未洽。被告提起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及諭知沒收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刑及沒收部分撤銷改判。　⒉本院之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非無謀生能力，竟不以正途取財，竟提供金融帳戶為贓款轉匯之第二層帳戶，並依指示提領詐欺贓款後繳交予其他詐欺集團成員，製造金流斷點，使被害人難以取回被害之財物，國家亦難以查緝其他行為人，本件被害人受害之金額高達108萬元，被告迄今未賠償被害人（見本院卷第84頁），難認被告已有具體彌補其損害之事實，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所犯輕罪之洗錢罪部分亦合於減刑之規定，於加入本件詐欺集團擔任車手之前並無其他前科，素行良好，暨其教育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83、8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　⒊不予諭知沒收之說明　　就是否諭知沒收洗錢之財物部分，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犯第19條、第2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條第2項、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係為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而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 條修正理由第2點參照），如非經查獲之洗錢客體，即非該項所得沒收之範圍。查被告因犯罪所得之報酬業已繳回，已如前述，至被告提領之贓款，均已繳交予詐騙集團其他成員，未經查獲，即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諭知沒收。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瀚濤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4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24

KSHM-113-原金上訴-50-2024122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