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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97號上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欣雅選任辯護人王奕勝律師王文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竊盜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722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76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黃欣雅與告訴人徐義云為朋友，竟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利用其於民國111年7月 30日17時30分許，在告訴人於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12 樓之2住處作客時，告訴人之妻至樓下丟垃圾，無人看管家中財物之際，以徒手竊取告訴人放置在臥室抽屜內由親友贈送其幼子之財物新臺幣（下同）10萬元，得手後離開上址，嗣經告訴人發現遭竊，並察覺被告於離開其住處後，旋於11 1年7月31日0時45分許，至自動櫃員機將10萬元存入其申設之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聯邦銀行帳戶）內，乃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按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　　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之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含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　　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　　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　　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　　敘明其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此有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63號判決、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30年度上字第816號等判例意旨可資參　　照。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 年度台上字第128號著有判例可為參照。三、本件公訴人認為被告涉有上開竊盜之犯行，無非以被告於警詢及偵審中一致供承確有於上開時間前往告訴人住處之事實，並經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及偵審中證述明確，復有證人莊霈紫於偵查中之指述，且告訴人與親友之對話紀錄內亦提及受贈10萬元紅包之事，另有被告與告訴人之對話紀錄、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聯邦銀行)112年12月5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64901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大銀行）112年11月22日元銀字第1120026247號函暨交易明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國信託銀行）112年11月16日中信銀字第11222 4839418807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供承確有於上開時間至告訴人住處，並於隔日凌晨離開告訴人住處後，將現金10萬元存入其所有聯邦銀行帳戶內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竊盜之犯行，辯稱：我在7 月 31日凌晨存入的錢，是我去告訴人家之前就已經放車上了，我沒有偷告訴人的錢等語。五、經查： (一)被告與告訴人為朋友，確有於111年7月30日至告訴人住處，嗣於隔日(31日)凌晨0時左右離開告訴人住處後，隨即於同日0時45分許前往7-11便利商店觀園門市之自動櫃員機，將現金10萬元(扣除手續費15元，實際存入金額僅99985元，下同)存入其所有聯邦銀行帳戶內一情，除業據被告自始於警詢時、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均供承不諱外，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所指證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聯邦銀行112年12月5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64901號函暨被告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可憑，此部分事實應堪予認定，核先敘明。 (二)其次，告訴人於警詢時雖指稱：我是於111年8月21日22時許發現1包裝有10萬元的紅包遭竊，懷疑是一個朋友(指被告) 所為，因為她於同年7月30日下午有到我家，我太太在當日1 7時30分許有下樓倒垃圾，那時被告單獨在我家中，平時只有這位朋友會進出我家臥室，後來我老婆有向她詢問錢不見的事，她說詞「反覆」，且所提供111年7月30日日至8月1日交易明細，其中有1筆99985元的現金，與我們遭竊金額相近，使我們「懷疑」就是這朋友竊取該裝有10萬元紅包袋的人等語(參見偵卷第19-20頁)；其後於偵查中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亦指稱：案發日是111年7月30日應該沒錯，時間應該是我太太當日17時30分許倒垃圾時，我是在同年8月21日發現遭竊的，「沒有」監視器，也「沒有」證人可以證明是被告竊取上開財物，我們在跟她查證這10萬元現金存款是從哪裡來的，就是她提領的部分說詞「反覆」等語(參見偵卷第68頁) ，由是可知，告訴人指述被告於上開時地竊取其所有紅包內現金10萬元一事，無非僅係出於「懷疑」而已，且係因被告於當日下午有到告訴人住處，此間告訴人之妻於當日17時30 分許曾下樓倒垃圾，該時段只有被告一人單獨在告訴人住處，以及被告於隔日離開告訴人住處後，隨即將現金10萬元存入其所有聯邦銀行帳戶內，其後被告對於該10萬元現金之來源說詞反覆、交付不清所致，除此之外，並無其他積極、確切證據可以佐證被告有進入告訴人住處主臥室內竊取紅包袋內10萬元現金之事實。 (三)再者，告訴人於112年7月10日偵查中既明確指稱：我跟我太太是111年8月21日發現的，因為這是小孩的紅包錢，我們打算點錢存到銀行才發現，在111年7月30日至同年8月21日發現遭竊的這段期間內，於同年8月12日還有另4個人到我家幫我孩子慶生等語(參見偵卷第68頁)，且依告訴人於偵查中所提出其與被告間之LINE對話紀錄顯示(參見偵卷第108頁)，以及於原審法院審理時之證詞(參見原審卷第87頁)可知，被告於111年7月間不止一次至告訴人住處，則告訴人所指其10 萬元現金遭竊一事，是否即係於「111年7月30日」發生，且係由曾多次至告訴人住處之被告所為，誠值懷疑；又告訴人於同次偵查中雖又指稱：只有被告進入我家主臥室，其他4 個人沒有進到主臥室等語(參見偵卷第69頁)，然其於原審審理作證時又改稱：「(檢察官問：你們家那天是遺失10萬元是否如此？何時發現？)我老婆在111年7月12日時就點這筆錢，我發現不見時是在111年8月21日，這段期間只有被告來過我家。」等語(參見原審卷第83頁)，堪信告訴人亦難以完全確定於111年7月30日至同年8月21日發現遭竊之期間內，究竟是否僅有被告一人至其住處，或另有其他4位友人至其住處慶生；況衡諸一般常情，告訴人於111年8月21日與多位友人聚會為孩子慶生之熱絡場合，能否隨時關注其友人是否進入其住處臥室內，亦有疑問，自不能排除另有其他友人利用上述為告訴人孩子慶生之期間，乘隙進入告訴人住處臥室內進入竊取該10萬元現金之可能性。 (四)另經警方於案發後至告訴人住處內進行勘察採證，並於告訴人所指遭竊取紅包袋現金10萬元所在抽屜之化妝台桌面上，採集到掌紋1枚，經送請比對鑑定之結果，不僅與被告、告訴人及告訴人之妻之掌紋均不相符，且與該局檔存資料庫之檔存掌紋資料比對結果，亦未發現有相符者一情，有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現場勘察採證紀錄表1份與勘採照片38 張、現場照片6張及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111年11月9日刑紋字第1117029321號、112年3月9日刑紋字第1120029515號鑑定書各1份可按(參見偵卷第33-51頁) ，堪信另有被告、告訴人及告訴人之妻以外之人曾進入告訴人主臥室內，並有碰觸到告訴人所稱失竊現金所在抽屜之化妝台桌面，因而在其上留有掌紋1枚，自不能排除留下該掌紋之人，即係竊取告訴人所有現金10萬元之行為人，而被告既非該留有掌紋之行為人，即不足以認定被告有告訴人所指竊取該10萬元現金之犯行。 (五)此外，告訴人所提出其與被告之對話紀錄，雖顯示被告於最初應告訴人要求而提出之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內，短缺11 1年7月31日凌晨0時45分許以現金存入10萬元之紀錄，然觀諸該對話紀錄內所顯示被告聯邦銀行帳戶明細(參見偵卷第8 2-85頁)，並對照卷附被告所有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參見偵卷第253-283頁)可知，被告最初漏未提出之交易明細，並非僅有111年7月31日當日存入現金10萬元之紀錄，而係從11 1年7月31日起至同年8月8日止，有將近30筆之紀錄均漏未提供，可否逕謂被告刻意隱藏於111年7月31日存入10萬元款項之事實，容有疑義，且依檢察官於偵查中所調取被告名下之銀行帳戶資料，可見被告至少向元大銀行、聯邦銀行及中國信託銀行申辦帳戶使用，設若被告於111年7月31日所存入之現金10萬元確係其所竊取而來，並有意掩飾上開現金存入之事，顯無必要將其恰有存入10萬元現金之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提供予告訴人察看，是以被告既然願意提供，自難遽認其又同時存有刻意隱瞞部分交易明細之矛盾心態。 (六)至於卷附聯邦銀行112年12月5日聯銀業管字第1121064901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元大銀行112年11月22日元銀字第1120026247號函暨交易明細、中國信託銀行112年11月16 日中信銀字第112224839418807號函暨用戶資料及交易明細各1份、證人即被告工作夥伴莊霈紫於偵查中之陳述，以及證人即被告之母吳雅文於原審法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詞，雖僅能證明被告每月薪資所得、兼職收入與部分款項來源，尚無法完全作為被告所辯其存入聯邦銀行帳戶內現金10萬元完整來源及流向之有利佐證，且被告最初與告訴人解釋該10萬元現金存入款項之來源，不僅核與其之後於警詢時、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不符，被告於警偵訊及法院審理時之說詞，亦有所反覆不一，自難憑採信。然按認定犯罪事實應依證據，為刑事訴訟法所明定，故被告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仍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831號刑事判例參照)，是被告所辯其於上開時地存入聯邦銀行帳戶之現金10萬元，究係如何取得而持有之說詞，雖非可採，然在另有其他積極證據可證明被告確有本案竊盜犯行之前，仍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六、綜上諸情參互以析，（一）告訴人指述被告於上開時地竊取其所有紅包內之現金10萬元一事，無非僅係出於「懷疑」而已，且係因被告於當日下午時段曾一人單獨在告訴人住處，並於隔日凌晨離開告訴人住處後，隨即將現金10萬元存入銀行帳戶內，又被告對於該10萬元現金之來源說詞反覆、交付不清所致，並無其他積極證據可以佐證；（二)被告於111年 7月間曾不止一次至告訴人住處，則告訴人所指其10萬元現金遭竊一事，是否即係於「111年7月30日」所發生，不無疑問，且告訴人亦難以確定於事發後至同年8月21日發現遭竊之期間內，究竟是否僅有被告一人至其住處，或另有其他4 位友人至其住處幫孩子慶生，自不能排除另有其他友人乘隙進入告訴人住處臥室內進入竊取該10萬元現金之可能性；（三)依刑事警察局指紋鑑定書所示，在失竊現場所採集到之掌紋1枚，經比對鑑定之結果，不僅與被告、告訴人及告訴人之妻之掌紋均不相符，亦與該局檔存資料庫之檔存掌紋資料比對結果，並未發現有相符，堪認另有被告、告訴人、告訴人之妻以外之人曾進入告訴人主臥室內，並曾碰觸到告訴人所稱失竊現金所在抽屜之化妝台桌面，自不能排除留下該掌紋之人，即係竊取告訴人所有現金10萬元之行為人，而被告既非該留有掌紋之行為人，即無從認定被告有竊取該10萬元現金之犯行；（四)被告最初未提出之交易明細，係從111 年7月31日起至同年8月8日止，有將近30筆之紀錄，均漏未提供予告訴人，可否逕謂被告係刻意隱藏於「111年7月31日」存入10萬元款項之事實，容有疑問，且被告除有上開聯邦銀行帳戶外，亦有申辦元大銀行及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設若被告於111年7月31日所存入之現金10萬元確係其所竊取而來，並有意掩飾上開現金存入之事，實無必要將存入10萬元現金之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提供予告訴人察看，自難逕認被告存有刻意隱瞞部分交易明細之心態；（五)被告所辯其於上開時地存入聯邦銀行帳戶之現金10萬元，究係如何取得而持有，其先後說法不一，核與卷附銀行帳戶交易明細不符，亦與證人證詞並未完全吻合，自難憑採信，然在另有其他積極證據可證明被告確有本案竊盜犯行之前，仍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是以本院審酌上情後本諸罪疑唯有利於行為人原則，認公訴人所舉事證尚無從說服本院確信被告犯有刑法第 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揆諸首開法條規定及裁判先例意旨，本件既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自應為其無罪之諭知。　　七、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一)原審判決亦同上認定，以不能證明被告有上開公訴意旨所示之竊盜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經核並無任何違誤之處。 (二)至檢察官上訴意旨固以： 1、告訴人於本案10萬元遭竊後，曾透過LINE詢問被告：為何11 1年7月30日離開告訴人住家後，旋於翌日存現金10萬元至被告之聯邦銀行，被告當時回覆『我10萬元不是一次領』，復又稱「沒有入帳，那是我自己的，我6月領的，轉到另一個帳戶，8月我要繳卡費轉過來繳的」、「對，我跨行存款的，我當初有領出」云云，然經比對被告於審理中卻供稱係被告母親吳雅文分次交付之現金、與被告工作之現金收入，前後供述顯然明顯不一，且細究被告於案發後第一時間所稱近10 萬元之獎金，實係由公司於111年6月2日直接匯入被告聯邦銀行帳戶內，且於告訴人質問財物遭竊之時，更已花用殆盡，則若被告存入之10萬元確係自其母親取得，被告何需刻意強調該筆金額係近兩個月前匯入、顯與告訴人所詢無關之獎金？ 2、又經比對被告於告訴人請求其提出匯款明細時，第一次所提之111年7至8月交易明細，顯然刻意規避其於同年7月31日現金存入99,985元之紀錄，經告訴人明確詢問何故遺漏7月30 日至8月1日間之交易紀錄時，被告方重行擷取完整之交易紀錄，在在可見被告事後確有矯飾、虛以委蛇之具體證據； 3、證人即被告之母吳雅文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每個月都會給伊生活費1萬元，伊會再將該金錢提領出來用現金給被告等語，然經比對被告於原審審理時提出之準備書狀、所附證物僅有寥寥數月之交易紀錄、內容模糊不清，又依被告所提聯邦銀行帳戶之交易紀錄，被告於存入本案10萬元數日後之 111年8月7日，竟轉入23,000元予證人吳雅文，顯然高於其所證稱每月1萬元之生活費，足證證人吳雅文之證詞顯有違誤。 4、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有違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爰請求撤銷改判處被告有罪之判決等語 (三)然查： 1、被告最初向告訴人解釋該10萬元現金之來源，不僅核與其於警詢時、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不符，且被告本身於警偵訊及法院審理時之說詞，亦有所反覆，復核與卷附銀行帳戶交易明細不相吻合，實難以輕信，然其否認犯罪事實所持之辯解，縱屬不能成立，非有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犯罪行為，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已見前述； 2、被告有將近30筆之聯邦銀行交易紀錄漏未提供予告訴人，可否逕謂被告係刻意隱藏於111年7月31日存入10萬元款項之事實，容有疑義，且被告除有聯邦銀行帳戶外，至少亦有申辦元大銀行、中國信託銀行之帳戶，設若被告有意掩飾上開現金存入聯邦銀行帳戶之事，顯無必要將其恰有存入10萬元現金之聯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提供予告訴人察看，則其是否存有刻意隱瞞部分交易明細之心態，容有疑義，自難逕採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四)從而，本案依卷內相關事證，尚無從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竊盜犯行，俱如前述，是檢察官猶執詞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郝中興偵查起訴，經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2025-01-08

TPHM-113-上易-2097-2025010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545號上訴人即被告吳華山選任辯護人李柏杉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金訴字第1869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4599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 (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且依其立法理由略以「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觀之，科刑事項(包括緩刑宣告與否、緩刑附加條件事項、易刑處分或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沒收及保安處分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科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二)本件被告及辯護人提起上訴後略以：僅針對量刑上訴，希望判輕一點，也請斟酌書狀內提出之減刑事由，對被告減輕其刑及從輕量刑等語(參見本院卷第66頁)；檢察官就原審諭知被告有罪部分則未提起上訴，足認被告及辯護人已明示對原審判決有罪部分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則依前揭規定，本院僅就原審判決有罪之科刑事項妥適與否進行審查，至於原審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而僅作為審查量刑宣告是否妥適之依據，原審判決有關沒收之部分亦同，核先敘明。二、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罪名 (一)吳華山於民國113年8月間某日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Telegram暱稱「高爾」、「Aa」及「Re486」等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之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之角色，其等均得以預見所收取之款項為詐欺不法所得，竟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其他成員於11 3年7月初，以通訊軟體LINE暱稱「琪臻」之名義向徐嘉華佯稱：以專員到府收款方式儲值後，便可操作網路平台購入股票以投資獲利云云，致徐嘉華陷於錯誤，然因徐嘉華之察覺有異，乃報警處理，並假意配合該詐欺集團成員，約定於11 3年8月19日13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之「統一超商福營門市」外面交款項新臺幣（下同）40萬元，嗣該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即暱稱「Aa」之人指示吳華山持偽造之存款憑證、工作證及企劃案協議書於上開時間，至上開面交地點，由吳華山向代替徐嘉華到場之員警出示上開偽造之「鴻橋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外務部外派經理「吳信文」工作證後，並交付在場員警偽造之存款憑證等文件而行使之，正欲收取現金40萬元時，為警當場逮捕而未遂。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 項後段洗錢未遂罪及刑法第216條之行使第210條偽造私文書罪、第212條偽造特種文書罪(原判決漏載，惟不影響事實認定及論罪結果之判決本旨，應予補充)。又被告加入詐欺集團後，除提示上開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予代替告訴人出面之警員而行使之，且預定出面向告訴人收取詐欺贓款，再另行轉交予詐欺集團之其他不詳成員，以從事製造金流斷點，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未遂，具有行為局部之同一性，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洗錢未遂罪及行使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罪，是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處斷。三、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已著手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及洗錢犯罪之實行，然尚未收取告訴人遭詐騙之贓款，並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之其他不詳成員，即為警查獲，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四、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一)按量刑輕重，係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之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 (二)原審判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以正途賺取所需，竟率爾加入詐欺集團，欲向被害人收取款項，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及財產交易安全，所為實值非難，惟念被告係擔任收取詐騙款項之車手角色，並非犯罪主導者，且犯後雖於偵查期間一度否認犯行，然於原審法院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堪認具有悔意，再考量本案犯行止於未遂，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暨其智識程度與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8月，經核係在適法範圍內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尚屬妥適，並無任何違法或不當之處。 (三)至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雖另以：①被告於偵查中雖爭執所犯罪名，但承認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仍應適用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②被告所參與之行為相當邊緣，係遭詐欺集團利用之工具，若仍以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論處，實屬過重，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③被告涉犯本案僅欲有一份賺錢門路，讓自己度過難關，其動機及目的良善，且被告並未有任何前案紀錄，品行尚佳，非惡性重大之人，又被告本為香港正當商人，因經濟不佳，才會涉入本案，原先家庭生活背景單純，犯後坦承犯行，態度良好，應予從輕量刑等語。 (四)惟查： 1、被告於警詢時既明確供稱：我是被騙的，Telegram「高爾」跟我說是很安全的工作，是洗白錢的，我不知道是車手工作，對方知道我香港的地址，我怕不做的話會怎麼樣等語( 參見偵卷第20-21頁)；復於偵查中亦供稱；「(檢察官問：是否承認參與犯罪組織，加重詐欺、洗錢及行使偽造私文書、特種文書?)不承認。」等語(參見偵卷第75頁)；嗣於偵查中原審法院羈押訊問時則供稱：我不知我拿的錢跟犯罪有關，我沒有意圖犯罪等語（參見聲羈卷第20頁、第21頁)，堪認被告於偵查中並非僅否認其所犯之罪名而已，仍針對有無詐欺及洗錢之主觀犯意而為辯解，顯見其並未自白其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自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 23條第3項、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甚明； 2、又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至此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之事由者，則應係指適用其他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之最低度刑而　　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　　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　　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　　其刑(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427號、第2428號刑事判決參照)。查被告於本案所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係最輕本刑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法定本刑非重，且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所量處之最低刑度已得以大幅降低，再參酌本案情節，並未有何情輕法重之情事，自無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　 3、被告正值成年，其智識能力與一般人無異，自陳先前有從事其他工作，且原本住居香港，卻經由不詳身分人士之引介，特意入境我國臺灣從事與先前截然不同性質之「取款」工作，意圖短時間內賺取生活所需及清償欠款，顯非從事合法正當職業，其動機及目的尚難謂良善；又被告於偵查中既自承使用非其本人之工作證從事出面取款之工作，應可明確認知此係一掩人耳目之非法行徑，竟仍聽從不詳人士之安排而繼續參與其間，從未想過報警處理，何能謂其係平日安份守己、品性良好之人；再被告僅因需款孔急，即配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及安排，參與詐騙過程中最為關鍵之收款行為，造成無辜被害人可能遭受財產上鉅大損害，豈為家庭生活背景單純之守法人士所願為；何況，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並未坦承犯行，已如前述，亦迄未能與被害人逹成和解，尚難認其犯後態度自始前述，是以被告及辯護人認原審判決量刑過重，請求再予從輕量刑，並非有採。 (五)此外，被告及辯護人先前於上訴理由狀雖主張：①本案應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較有利於被告，原審判決未及比較新舊法而為適用，顯有違誤；②本案與被告有交集之不明犯嫌，自始至終僅有一人，並無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之餘地等語。然查：①洗錢防制法已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1項一般洗錢罪之規定，於修正後則移至同法第19條第1 項規定一般洗錢罪，而被告所為本案犯行之時間，最後係於 113年8月19日欲出面取款時為警查獲而未遂，已在上開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修正之後，應即適用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19 條第1項之規定，並無比較新舊法而為適用之餘地；②被告於警詢時既已提及於本案犯行之過程中，除其本人外，至少還有Telegram「高爾」、「Aa」及交付Iphone se手機等物之不詳男子參與其間(參見偵卷第20-21頁)，已然超過三人以上，則其於本案所為自應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無誤。是以被告及辯護人先前所提出前述上訴理由，亦非可採，附此敘明。 (六)從而，本件被告及辯護人猶執前詞提起上訴，並非可採，俱如前述，是以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邱舒婕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彭秀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2025-01-08

TPHM-113-上訴-6545-20250108-1

附民上

臺灣高等法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3年度附民上字第86號上訴人徐義云即原告被上訴人黃欣雅即被告上列當事人間因竊盜附帶民事訴訟案件，上訴人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7日第一審附帶民訴判決（113年度附民字第117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按刑事訴訟諭知無罪、免訴或不受理之判決者，應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刑事訴訟法第503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二、本件被上訴人即被告黃欣雅被訴竊盜案件，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易字第722號刑事判決諭知無罪，檢察官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後，業經本院判決上訴駁回在案。依照首開規定，原審法院駁回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及其假執行之聲請，經核並無不合。從而，本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90條前段、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08

TPHM-113-附民上-86-20250108-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577號再審聲請人羅啓祥即受判決人代理人楊博皓律師陳建良律師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詐欺等案件，對於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2059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第二審確定判決(第一審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999號，原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7792、37793、37794、37795、3 7796、37797、37798號、112年度偵字第10494、10495、10496、 10497、10498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再審意旨略以：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羅啓祥(下稱聲請人)經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2059號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 判處罪刑，並經最高法院判決駁回上訴而確定，因認有以下新事實、新證據，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爰依法聲請再審： (一)依共同被告陳哲裕在另案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 110年度金訴字第484號案件中，於民國110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時(聲證2)、111年4月13日(聲證1)及同年10月5日審理時(聲證3)之供述及證詞可知，聲請人自始即未能與詐欺集團成員「鈴鈴」等人聯繫，而係透過共同被告陳哲裕作為中介，才能進一步與詐騙集團成員產生聯繫，詐騙集團並無法直接與聲請人聯繫，聲請人所獲悉之資訊皆是透過共同被告陳哲裕進行轉達，且共同被告陳哲裕確實明確向聲請人表示並非詐欺，共同被告陳哲裕本身亦不認為係在協助詐欺集團從事詐欺、洗錢行為，亦不知悉從事虛擬貨幣之「鈴鈴」會將聲請人所提供之銀行帳戶用於詐騙，而係投資「鈴鈴」所從事虛擬貨幣生意，聲請人自然也不會認定其所為涉及詐欺。 (二)又依原確定判決認定聲請人有罪之共同被告陳哲裕與聲請人間於109年5月27日微信對話紀錄可知，自始即係共同被告陳哲裕主動且有計畫的聯繫聲請人，並以經營球板生意之話術，利用聲請人社會歷練不足，一步一步誘導取得信任，且由該對話紀錄之前後文，可見聲請人起初即明確表達不願銀行帳戶供做詐騙之用，非但未與共同被告陳哲裕討論如何擔任車手事宜，且經共同被告陳哲裕再三告知及保證並非詐騙後，基於雙方多年同學情誼始提供銀行帳戶，並未預見其銀行帳戶會遭他人用於詐騙，即便有此預見，亦非預見其發生而不違反本意之「間接故意」，至多僅為預見其發生而然確信其不發生之「有認識過失」。 (三)再依共同被告陳哲裕在另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於110年4月23日偵查中之供述(聲證4)，試圖製造係聲請人主動探詢出借銀行帳戶之情境，誤導法官其並非主動向聲請人拿取帳戶，以降低法官就其涉案之認定，然其自始係於本案主導一切過程之人，其所述與上開對話紀錄所顯示之實情不符，且自共同被告陳哲裕之前案紀錄可知，其過往不只擔任過車手，並於服刑期滿之後，不知悔改，反而一再向他人收取或騙取銀行帳戶等情，此有：①於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1年度六金簡字第2號案件中提供洪晟桓帳戶予詐欺集團使用；②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0年度桃原簡字第46號案件中，透過洪晟桓取得林依靜帳戶提款卡及網路銀行密碼；③ 於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原簡字第72號案件中，透過洪晟桓取得董鼎毅之提款卡及密碼後，再將之提供予不詳詐欺集團成員；④於本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793號案件中，向另案被告王鈺惠取得銀行帳戶提款卡及密碼；⑤於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金簡字第63號案件中，向另案被告沈威箖取得銀行帳戶後交付予暱稱「鈴鈴」之詐欺集團成員等之刑事判決可佐證(即聲證5至聲證9)，可見共同被告陳哲裕一直在從事詐騙集團收簿手之工作，絶非是經由聲請人詢問始向聲請人拿取銀行帳戶，且不僅向其莊敬高職同學洪晟桓(聲證10) 收取銀行帳戶，更與洪晟桓共謀而收取林依靜、董鼎毅之銀行帳戶後交予詐欺集團成員，是本案聲請人係因共同被告陳哲裕主動詢問誤信其所言始會交付銀行帳戶，且誤以為陳哲裕友人「阿峰」要提領直播收入之說詞，才會依指示提領款項，是共同被告陳哲裕上開供述係試圖構陷聲請人並誤導法官，不足為採，聲請人並不知上開行為係協助詐欺集團製造金流斷點，主觀上並無加重詐欺及洗錢之犯意。 (四)聲請人國中智力測驗結果，其離差智商僅為84分，百分等級為14，係屬中下區間，其智力能力較一般人薄弱，加以自幼罹患注意力缺損過動症，導致其判斷能力不足，在共同被告陳哲裕有意矇騙下，自始無法與「鈴鈴」等人直接取得聯繫，對於共同被告陳哲裕係詐騙集團成員毫不知情，亦無法預見出借銀行帳戶可能用於不法用途，又因生活經驗、社會常識不足，誤信共同被告陳哲裕領取直播收入、公司薪資等說詞而代為領取詐騙款項，且依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哲裕於本案 113年1月18日原一審法院審理時之證詞(即聲證11)，聲請人事後亦未取得車手報酬，顯然不知所為乃協助詐騙集團製造金流斷點，法院如認為有必要，亦可傳喚陳哲裕到庭陳述。 (五)綜上，聲請人自始不具有詐欺、洗錢之間接故意，共同被告陳哲裕於另案偵審中之證詞及供述，亦有諸多前後矛盾、杜撰之供述，顯屬於聲請人所主張之新事實、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並影響最後判決結果，已構成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 款之再審事由，請准予為開啟再審之裁定等語。　　　　二、按「聲請再審之案件，除顯無必要者外，應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聽取檢察官及受判決人之意見。但無正當理由不到場，或陳明不願到場者，不在此限」，刑事訴訟法第 429條之2定有明文。查本院已於113年12月26日依法通知聲請人及其代理人到場，並當庭聽取檢察官、聲請人及其代理人之意見，自符合上開程序規定，核先敘明。三、又按刑事訴訟法第420條規定：「有罪之判決確定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一、原判決所憑之證物已證明其為偽造或變造者。二、原判決所憑之證言、鑑定或通譯已證明其為虛偽者。三、受有罪判決之人，已證明其係被誣告者。四、原判決所憑之通常法院或特別法院之裁判已經確定裁判變更者。五、參與原判決或前審判決或判決前所行調查之法官，或參與偵查或起訴之檢察官，或參與調查犯罪之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因該案件犯職務上之罪已經證明者，或因該案件違法失職已受懲戒處分，足以影響原判決者。六、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前項第 1款至第3款及第5款情形之證明，以經判決確定，或其刑事訴訟不能開始或續行非因證據不足者為限，得聲請再審。第 1項第6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故依從上開規定之第1項第6款、第3項可知，得據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之「新事實」、「新證據」，固不以有罪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者為限，其在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亦屬之；然該事實、證據，仍須於單獨觀察，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後，得以合理相信其足以動搖原確定之有罪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851號裁定意旨參照)。至所謂「新事實」或「新證據」，須具有未判斷資料性之「新規性」，舉凡法院未經發現而不及調查審酌，不論該事實或證據之成立或存在，係在判決確定之前或之後，就其實質之證據價值未曾予評價者而言。如受判決人提出之事實或證據，業經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辯論，無論最終在原確定判決中本於自由心證論述其取捨判斷之理由；抑或捨棄不採卻未敘明其捨棄理由之情事，均非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此重在證據之證明力，由法院就該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須使再審法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並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為有利受判決人之蓋然性存在。而該等事實或證據是否足使再審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有罪之確定判決，而開啟再審程序，當受客觀存在的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所支配，並非聲請人任憑主觀、片面自作主張，就已完足。如聲請再審之理由僅係對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持相異評價，縱法院審酌上開證據，仍無法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者，亦不符合此條款所定提起再審之要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35號刑事裁定參照)。四、經查： (一)原確定判決(含引用第一審法院判決，下同)以聲請人將其所申辦台新銀行帳戶、中國信託銀行帳戶資料，提供予共同被告陳哲裕，並有於本件案發時地，自本案台新銀行帳戶內提領新臺幣(下同)48萬元交予「阿峰」，與共同被告陳哲裕一同自本案中信銀行帳戶提領6萬元後交付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哲裕等事實，業據於警詢、偵訊聲請人及本院審理時供認明確，經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哲裕於偵訊及原確定判決法院審理時之證述大致相符，並有聲請人與共同被告陳哲裕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台新銀行基隆路分行櫃臺之監視器畫面截圖、本案台新銀行帳戶、本案中信銀行帳戶交易明細在卷可稽，且共同被告陳哲裕將本案台新銀行帳戶、本案中信銀行帳戶資料提供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後，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即依原確定判決附表所示詐欺時間、方式，對附表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分別於附表所示匯款或轉帳時間，將附表所示款項匯款或轉帳至本案台新銀行帳戶，且匯款或轉帳至本案台新銀行帳戶、本案中信銀行帳戶內之款項，均經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提領或轉帳一空之事實，除業經告訴人林沅璁、金瑜儒、李瑩珊、徐宏鐘、陳怡惠於警詢時指述明確，並有本案台新銀行帳戶109年9月2日金融卡掛失補發暨各項變更申請書、台新銀行基隆路分行109年9月22 日櫃臺監視器畫面擷取照片4張及取款憑條1張、本案台新銀行帳戶開戶資料及往來明細1份、本案中信銀行帳戶存款往來明細資料1份附卷可稽在卷可稽。 (二)其次，原確定判決以自陳聲請人高職肄業，於本案行為時年已20歲，且依聲請人勞保投保資料顯示，聲請人於案發前曾任職於灶王爺食品行（105年1月26日至106年1月27日）、富利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新店中正分公司（105年3月14日至105 年4月7日、106年1月8日至106年1月16日）、思慕昔餐飲有限公司（107年6月26日至108年7月26日）、費茶有限公司（ 108年8月18日至108年8月24日）、好樂迪股份有限公司景美分公司（108年12月16日至109年1月17日）（見本院卷第631 頁），具有相當智識程度與工作經驗，衡情對於金融帳戶之使用與風險，當有正常程度之瞭解，本可預見無故提供金融帳戶予他人使用，常與財產犯罪者用以規避追查之需要密切相關，極可能遭他人遂行不法所有意圖而用以詐騙他人，乃竟恣意將本案台新銀行帳戶、本案中信銀行帳戶資料交付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哲裕，再轉交予素未謀面之他人使用，則其雖未確信該帳戶必定遭他人作為從事詐欺取財、洗錢之犯罪工具，然顯有縱若有人持以犯罪亦不違反其本意而容任其發生之意思；尤其依共同被告陳哲裕於偵訊時供稱：是聲請人主動來找我，他知道我少年時有當過車手，他在109年4、5 月有來問我可否幫他賣帳戶等語(參見110偵1309號卷第209 頁)，及於本院審理時證稱：聲請人知道我先前有當過車手被抓過，而且被關禁見，所以我身邊的朋友都知道，因聲請人缺錢，問我身邊有沒有人在收簿子，他說他想要賺錢，聲請人有問我拿本子的用途，我就說是做球版、虛擬貨幣，未曾明確說過是詐欺，聲請人沒有問過我為何球版、虛擬貨幣需要別人的帳戶，我自己也不確定這其實是做詐欺用的，我只是告知聲請人用途是球版、虛擬貨幣，但這都是可能而已，因為我們都不知道真正用途，如果真的發生是用在詐欺，我也有跟聲請人說，就把帳戶辦停用，我不認為我說的話聲請人會完全相信等語(參見原一審法院卷第440-452頁)，復佐以聲請人與共同被告陳哲裕109年5月27日之對話紀錄內容，足見聲請人實已預見其提供本案台新銀行帳戶、本案中信銀行帳戶資料，可能遭他人用以犯罪，並已事先與共同被告陳哲裕討論若事後遭約談時之應對說詞，應有懷疑提供帳戶可能遭用於詐欺犯罪，然聲請人卻不顧本案台新銀行帳戶、本案中信銀行帳戶可能遭他人持以實施詐欺、洗錢犯罪之風險，執意將之提供予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哲裕，進而轉交予他人使用，嗣該帳戶果遭本案詐欺集團用以詐欺取財、洗錢之用，堪認聲請人顯有容任他人以本案台新銀行帳戶、本案中信銀行帳戶實施詐欺、洗錢犯罪之意思，其後依聲請人基於上開智識程度及認識，再受共同被告陳哲裕及「阿峰」之要求臨櫃提款本案台新銀行帳戶內款項，並至自動提款機提領本案中信銀行帳戶內款項時，應可預見此極可能為詐欺集團指派車手提領款項之工作，且共同被告陳哲裕、「阿峰」極可能為詐欺集團之犯罪組織成員，竟仍於109年9月22日下午 3時18分許，與「阿峰」臨櫃自本案台新銀行帳戶內提領48 萬元，並將該款項及本案台新銀行帳戶存摺、提款卡交予「阿峰」，以及另於109年9月25日下午2時27分許，與共同被告陳哲裕提領本案中信銀行帳戶帳戶內6萬元款項，其主觀上顯係基於縱其所參與者係詐欺集團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並有與共同被告陳哲裕、「阿峰」等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 (三)再者，原確定判決以聲請人於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就學時進行智力測驗之結果，雖顯示全量表離差智商為84分，全量表百分等級為14，有新北市立五峰國民中學112年11月23日新北峰中輔字第1128957664號函檢附之智力測驗成績在卷可稽(參見原一審法院卷第321-323頁)，而智商範圍在70至89 分間，質的描述為「中下（較低）」，亦有該校提供之國民中學智力測驗更新版指導手冊在卷可參（參見原一審法院卷第371-398頁），然聲請人之智識程度縱非優異，而屬中下，亦非下等（非常低）甚至有智能障礙之情形，顯非對於語言不能理解，或行為不能基於社會常識之情，自難認聲請人於案發時有何智力或社會經驗不足之情，且在聲請人與共同被告陳哲裕間之前述通訊軟體對話中，被告羅啓祥固曾向共同被告陳哲裕表示：「不要拿去詐騙喔」、「只要不是詐欺都好」等語，共同被告陳哲裕則回以：「不是詐欺放心」等語（參見110偵1309卷第189-195頁），又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哲裕於原一審法院審理時證稱：我向聲請人取得本案台新銀行帳戶、本案中信銀行帳戶資料時，對方也跟我說不是做詐騙，說是做博奕、虛擬貨幣的，我也是這樣跟聲請人轉述的等語(參見原一審法院卷第449-450頁)，然依聲請人於該對話紀錄中另表示：「應該不會被鎖吧」、「我有個朋友卡片跟存摺被人盜用」、「他們找我我就說我卡被人盜用？」、「靠背感覺有風險」等語（參見110偵1309卷第189-195 頁），可知聲請人當時實有預見其提供本案台新銀行帳戶、本案中信銀行帳戶資料，可能遭他人用以犯罪之情。 (四)此外，原確定判決以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哲裕對於聲請人知悉其曾擔任車手，因缺錢而同意提供本案台新銀行帳戶、本案中信銀行帳戶予其轉交他人使用，以及未曾向被告表明提供之帳戶係作為詐欺等用途等節，於偵訊、原一審法院審理中之證述並無前後扞格之處。至辯護人雖主張共同被告陳哲裕對於聲請人是否主動詢問出售帳戶、主動分享犯罪所得、於 109年5月間至109年9月間有無曾經取回本案台新銀行帳戶資料等證述不實，然前情與聲請人是否有詐欺或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究無重要關連；又縱使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哲裕曾於偵訊時證稱其與109年9月「鈴鈴」、「阿峰」所屬詐騙集團不認識，是聲請人跳過其自行與詐騙集團接觸等語，以及於該次偵訊中證稱「鈴鈴」有指示其向聲請人拿錢，拿錢後放到車站置物櫃等語（參見110偵1309號卷第226-227頁），固有前後不一之情形，然就聲請人與共同被告陳哲裕有於111年9 月25日下午2時27分許，操作自動櫃員機提領本案中信銀行帳戶內之6萬元，聲請人並將該款項交予共同被告陳哲裕一節，聲請人於同日偵訊亦坦承確有其事（參見110偵1309卷第227頁），自無礙於聲請人提供帳戶資料予共同被告陳哲裕時，是否有詐欺或洗錢不確定故意之認定。 (五)原確定判決另以罹患過動症並非等同不具有或欠缺辨識其行為違法的能力，不論聲請人與共同被告陳哲裕是否具有同學關係、共同被告陳哲裕以何種理由要求聲請人提供帳戶、共同被告陳哲裕是否保證不會用於非法用途、聲請人提款次數、聲請人曾否主動詢問報酬或實際有無獲得報酬，均無礙於聲請人可預見將自己金融帳戶提供他人用以收受款項，可能使該帳戶成為詐欺集團向他人詐欺取財，指示對方匯款及供給詐欺集團提款的工具，聲請人並自該帳戶提領款項，達到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掩飾隱匿犯罪所得財物之目的一情認定；又聲請人並非單純提供銀行帳戶，且進而提領詐得款並層轉贓款，深度參與；況且，聲請人另違犯洗錢防制法多罪，分別判處定執行刑4月有期徒刑，併科罰金1萬元、應執行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1萬元；另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4罪，定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1月，是聲請人以患有過動症而辯稱完全不知情，不足採信。 (六)綜上，原確定判決以聲請人所為係從一重處斷之刑法第339 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5罪)，事證明確，部分維持原一審法院判決，部分(已和解)撤銷改判較輕刑度，除已詳敘認定犯罪事實之依據及憑以認定之理由，所為論斷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並無任何之違背，亦對於聲請人所辯、辯護人所主張如何不可採之理由，予以論述明確，俱與卷內相關事證相符，業經本院調閱全案電子卷證資料查核屬實。五、又查： (一)上開聲請再審意旨(一)所示聲證1至聲證3部分，共同被告陳哲裕於另案新北地院110年度金訴字第484號110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時固供稱：「(法官問：你知道『鈴鈴』收帳戶作何用?)她說要做虛擬貨幣的匯兌。」、「(法官問：你見過『鈴鈴』嗎?)沒有。」、「(法官問：你沒見過為何相信他的說法 ?)所以我沒有給他帳戶，我只是投資他的虛擬貨幣。」等語 (即聲證2，參見本院卷第58頁筆錄影本)；於該另案111年4 月13日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稱：我跟羅啟祥借存摺時，不知道「小維」是詐騙集團，我不認識「鈴鈴」，也不知道「鈴鈴」是詐騙集團，我也不知道存摺會被拿去當詐騙工具，羅啟祥借我存摺時，有一再跟我說不可以拿去詐騙，但當下我們都不知道會拿去詐騙，對方也有說不會被拿去做詐騙工具，我也有跟羅啟祥說對方說不是詐騙，酬勞總共2萬元，我跟羅啟祥說我没有錢，他說要分我1萬元，我並沒有說詐騙，而且我也不知道那是詐騙等語(即聲證1，參見本院卷第 48-52頁筆錄影本)；以及於該另案111年10月5日審理時供稱：「(審判長問：如果你沒有拿到報酬，為何被告羅啟祥掛失彰化銀行帳戶時，『鈴鈴』之人為何跟你聯繫而不是跟被告羅啟祥聯繫?)因為他們無法跟被告羅啟祥聯繫。」等語(即聲證3，參見本院卷第64-65頁筆錄影本)，然聲請人針對共同被告陳哲裕於該另案110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時，既已明確供稱：「(法官問：對陳哲裕剛剛所述有何意見?)很多不對，時間跟認識的人我根本不認識他們。」等語(參見本院卷第58頁筆錄)，則共同被告陳哲裕所為上開聲證2之供述內容，是否可信，已非全然無疑；又共同被告陳哲裕於該另案 111年10月5日審理時，已隨即改口供稱：「(審判長問：他們沒有被告羅啟祥的聯繫方式?)應該是有，不然他們怎麼會有臺北臨櫃提款這件事。」(參見本院卷第65頁筆錄影本)，則其原先所為上開聲證3之供述內容，自難輕信屬實；再者，上開新北地院110年度金訴字第484號之案件中，係涉及聲請人將其所申辦「彰化銀行」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密碼透過共同被告陳哲裕轉交予詐欺集團使用之犯罪事實，而與本案聲請人係將其所申辦「台新銀行」、「中國信託銀行」帳戶透過共同被告陳哲裕轉交予詐欺集團使用之情節，並不完全相同，尚不能逕採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認定；更何況，共同被告陳哲裕就其於該另案中所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犯行，嗣已於該案審理時坦承不諱，並經新北地院以110年度金訴字第484號判處罪刑確定，益見共同被告陳哲裕先前於該另案準備程序仍否認犯行時所持之辯解，無非一時卸責之詞，尚難憑採信，是以上開共同被告陳哲裕於另案新北地院110年11月15日準備程序時(聲證2)、111年4月13日(聲證1 )、同年10月5日審理時(聲證3)之供述及證詞，固係於本案有罪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之「新證據」，然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仍未使本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俱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 (二)上開聲請再審意旨(二)所提及共同被告陳哲裕與聲請人間於 109年5月27日微信對話紀錄，以及上開聲請再審意旨(四)所提及聲請人國中智力測驗結果，既經原確定判決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及辯論，並引為該判決認定事實之證據，或未採為有利於聲請人之認定，業如上開理由欄四(一)至(三)之說明，即非有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尚非屬於「新事實」或「新證據」，聲請人上開所指僅係就原確定判決依卷內「既有證據」為調查評價、判斷之事實認定結果再行爭執而己。 (三)上開聲請再審意旨(三)所示部分，共同被告陳哲裕於另案臺北地檢署110年4月23日偵查中(110年度偵字7931號)供稱：是羅啟祥主動來找我，他7月時已經有過一次，他知道我少年時有當過車手，他在去年4、5月有來問我可否幫他賣帳戶 ....等語(即聲證4，參見本院卷第69頁筆錄影本)，亦經原確定判決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及辯論，並引為該判決認定事實之證據(同110偵1309號卷第209頁筆錄)，已如上開理由欄四(二)之說明，並無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自非屬於「新事實」或「新證據」，亦難以證明聲請人所主張共同被告陳哲裕試圖製造係聲請人主動探詢出借銀行帳戶之情境，誤導法官其並非主動向聲請人拿取帳戶，以降低法官就其涉案之認定，甚為顯然。 (四)上開聲請再審意旨(三)所提及聲證5至聲證9之另案刑事判決，雖係共同被告陳哲裕多次收取他人帳戶資料後交付予詐欺集團作為詐騙工具使用之犯罪事實，然與聲請人、共同被告陳哲裕於本案所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罪事實之認定，並無直接關聯性，殊難僅以共同被告陳哲裕有上開多次共同參與三人以共同詐欺取財之犯行，即遽認其於本案所為不利於聲請人之供述及證詞，俱非可採，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並未使本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 (五)上開聲請再審意旨(三)所提及聲證10部分，實係聲請人於莊敬高職之修業證明書，核與聲請人所指係洪晟桓著莊敬高職之校服照片不符，且聲請人據此主張洪晟桓與共同被告陳哲裕為同校同學之關係一事，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顯然無從本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而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結果；又上開聲請再審意旨(四) 所提及證人即共同被告陳哲裕於本案113年1月18日原一審法院審理時之證詞，既經原確定判決法院在審判程序中為調查及辯論，並非有未及調查斟酌之情形，亦非屬於「新事實」或「新證據」。至其餘刑事聲請再審狀所載之內容，則係就原確定判決之認定事實再行爭辯，或對原確定判決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而為任意指摘，並非為聲請本件再審而提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自不待言。六、綜上所述，上開聲請再審意旨所提出之理由，或未提出新事實或新證據，或所提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不論係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並未使本院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使聲請人應受無罪判決，核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所規定聲請再審之要件明顯不符。從而，本件再審之聲請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彭秀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0　　日

2025-01-07

TPHM-113-聲再-577-20250107-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具保停止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38號聲請人即被告莊明諺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莊明諺提出新臺幣參萬元之保證書或保證金後，准予停止羈押。　　理　由本件被告莊明諺因詐欺等案件（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6462號），前經本院執行羈押，茲據被告聲請具保停止羈押，本院認符合規定，准予提出新臺幣3萬元之保證書或保證金後停止羈押。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10條第1項、第1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楊仲農　　　　　　　　　　　　　　　　　　　法　官　廖怡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劉芷含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2025-01-06

TPHM-114-聲-38-20250106-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延長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9號抗告人余承彥即被告 (現羈押於法務部○○○○○○○○)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16日所為延長羈押裁定（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50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余承彥(下稱被告)前經訊問後，認其參與犯罪組織、偽造私文書、偽造特種文書、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罪嫌疑重大，並有相當理由足認有勾串共犯及湮滅證據之虞，具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之羈押原因，經權衡司法追訴之目的與羈押手段之比例原則後，認有羈押之必要，裁定自民國113年9月26日起予以羈押在案，茲因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法院訊問後，衡酌被告前經法院諭知具保金額後，仍無法提出具保金，因認仍有確保其到案進行後續司法之審理等程序之必要，經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認對其維持羈押處分係適當、必要，符合比例原則及刑事訴訟法上羈押相當性原則之要求，認有繼續羈押之原因及必要，爰依刑事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自113年12月26日起延長羈押2月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因被告家中只有母親與弟弟，母親患有心臟病、氣喘且行動不便，母親已來信告知有請親友盡快幫忙交保，請求保留具保資格，讓被告可繼續覓保等語。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 1條第1項各款之羈押理由，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因羈押係拘禁被告於一定處所，乃刑事訴訟強制處分方式中，干預被告人身自由最為嚴厲者，其目的僅止於保全證據及刑事訴訟程序之進行，尚不得作為預防犯罪之手段，故法律設有一定之要件。在形式要件上，被告依法須先經法官訊問，並應使用押票；在實質要件上，除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法定羈押原因外，尚須「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亦即有羈押之必要性，法院始得為羈押之處分。次按羈押既係干預身體自由最大之強制處分，與憲法第8 條所保障之人身自由間存有緊張關係，是兩者間應有法律保留原則、明確性原則及必要性原則之適用，以謀其不協，彌縫其闕，求符憲法法治國之基本立國精神。是以羈押審理，法院應就具體個案情節，如個人生活狀況、品行、智識教育程度、犯後態度、經濟狀況及其家庭結構等因素，再與侵害法益之損害及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程度相較，是否仍有命該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追訴、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而有羈押之必要，一一詳予考量。四、經查： (一)被告前因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中段之參與犯罪組織、刑法第339條之4第2項、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項、第1項後段之洗錢未遂及刑法第210條之偽造私文書、同法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等罪，經原審法院於113年9月26日訊問被告後，審酌其涉犯上開罪嫌重大，且尚有共犯未到案，被告與共同被告均為詐欺集團犯行，彼此以暱稱掩飾身分，具有勾串共犯及湮滅證據之虞，然以被告之情節觀之，認其如能以1萬元具保，並於具保期間不得與共犯及本件相關證人接觸或討論案情，即得以替代羈押而無羈押之必要，而諭知以1萬元具保，嗣因被告覓保無著，因認被告有羈押之必要，乃於同日改諭知羈押3月，其後被告之羈押期間將於113年12月26日屆滿，原審法院復於113年11月26日訊問被告後，依卷存之相關事證，認仍有羈押原因及必要，裁定於113年12月26日起延長羈押2月在案，固非無見。 (二)然則： 1、本案業於113年12月25日經原審法院依從一重處斷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判處被告有期徒刑10月，共同被告林紫馨、劉天豪亦依從一重處斷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各判處有期徒刑10月、1年，此有原審法院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50號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且被告、共同被告林紫馨、劉天豪先前於原審法院準備程序時均坦承犯行不諱，無論係被告、共同被告林紫馨、劉天豪、辯護人或檢察官俱未再進一步聲請調查卷內以外之證據，直至原審法院於113年11月26日調查卷內所有證據完畢後言詞辯論終結為止，雙方當事人、辯護人亦未聲請調查其他證據，足認關於被告與共同被告林紫馨、劉天豪等人犯罪事實之認定已臻明確，則原審法院先前以被告有勾串共犯及湮滅證據之虞，此等羈押原因是否依然存在，誠值懷疑，是原審裁定對此未予具體說明何以認定被告仍有勾串共犯及湮滅證據之虞，容有未洽； 2、又原審法院先前於113年9月26日訊問後，既曾諭知被告得以 1萬元具保，顯然原審法院認被告如能以1萬元具保，則可替代羈押之處遇，而無羈押之必要，當時雖因被告覓保無著而由改諭知為羈押之強制處分，然原審法院於113年11月26日訊問時，並未再次向被告確認可否辦理具保，僅由被告係供稱：希望讓我無保飭回，因為家中有父母親需照顧等語（參見原審卷第191頁)，則原審法院先前於113年9月26日所認「被告覓保無著」之羈押必要性，於本次審酌是否為延長羈押之裁定時，是否仍然存在，顯非無疑，則原裁定逕以被告前經諭知具保金額後，仍無法提出具保金為由，所為有必要延長羈押之審酌，自有可議之處。 (三)綜上所述，被告所犯從一重處斷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嫌，究有何相當理由認被告仍有湮滅證據或勾串共犯之虞，且被告無法以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確保其後續審判或執行程序之順利進行，原審法院就此俱未予以釐清並為適當說明，即逕予裁定延長羈押，即難謂妥適，自屬無可維持，是被告既表明已請親友幫忙辦理具保，因而不服原裁定提起抗告，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並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妥適之裁定。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 條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彭秀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2025-01-03

TPHM-114-抗-9-20250103-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033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蔡春輝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 3年度審金訴字第1595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483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30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一、蔡春輝依其智識程度及社會生活之通常經驗，對於藉端索取他人金融機構帳戶者，極有可能與財產犯罪有關，藉此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妨礙國家就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有所預見，仍不違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10月2日前某日，將其所有之台北富邦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富邦銀行帳戶)之金融卡、密碼交付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人士，以此方式，幫助遂行詐欺取財及洗錢行為。該不詳人士所屬詐欺集團成員（無證據證明未滿18歲）即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詐欺取財、洗錢犯意，以不實投資訊息向不特定人施用詐術，致附表所示被害人陷於錯誤，分別將款項匯入富邦銀行帳戶（詳如附表所示），再由該集團成員提領，製造金流斷點，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並妨礙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二、案經鄭雅惠、潘暄皓、陳國忠訴由雲林縣警察局臺西分局報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及移送併辦。　　　　理　由壹、證據能力：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皆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又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96頁），被告蔡春輝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因認無相異主張，復經審酌該等證據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顯不可信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亦無違法不當之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159條之5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坦承不諱（原審113年度審金訴字第1595號刑事卷宗【下稱原審卷】第49、69、72頁），並經證人即告訴人鄭雅惠、潘暄皓、陳國忠、李心怡於警詢時證述綦詳（卷頁詳如附表），且有富邦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7483號偵查卷宗【下稱7483偵卷，以下偵查卷宗代稱均同】第21至22頁），及附表證據清單欄所列證據附卷可資佐證，俱徵被告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為真。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同年0月0日生效，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 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復將原第14條規定移列第19條，修正前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第19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 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綜合比較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後關於洗錢行為之定義及處罰，以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9條之規定。三、論罪：　㈠被告基於幫助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將富邦銀行帳戶金融卡、密碼交付不詳人士使用，使該不詳人士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得持以作為收受、提領詐騙款項，製造金流斷點之工具，而為詐欺取財罪、洗錢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幫助洗錢罪。　㈡被告提供富邦銀行帳戶雖經詐欺集團成員持以向附表所示被害人詐取財物，侵害不同財產法益，而犯數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罪，惟被告僅有一提供帳戶之行為，其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　㈢檢察官雖未就附表編號4部分提起公訴，然此部分與經起訴論罪之附表編號1至3部分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之效力所及，復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移送併辦，自應併予審理。　㈣被告基於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為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是依刑法第30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四、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等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比較新舊法除法定刑上下限範圍外，因適用法定加重減輕事由而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亦為有利與否之比較範圍，且應以具體個案分別依照新舊法檢驗，定其比較適用之結果。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此為個案宣告刑之範圍限制，屬科刑規範，於洗錢行為之前置重大不法行為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之情形，修正前洗錢罪之法定本刑雖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宣告刑仍受刑法第339條第1項法定最重本刑有期徒刑5年之限制，自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原審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論罪，與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意旨有違。又被告於偵查中矢口否認犯罪，說詞反覆，亦未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本件告訴人陳國忠遭詐騙背負巨額債務，工作、家庭因而失序，受害甚深，原審所為量刑實屬過輕。　㈢經查：　⒈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此為刑罰法律修正時比較新舊法之基本原則，關於刑之輕重，刑法第35條則定有：「主刑之重輕，依第33條規定之次序定之。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刑之重輕，以最重主刑為準，依前二項標準定之。最重主刑相同者，參酌下列各款標準定其輕重：有選科主刑者與無選科主刑者，以無選科主刑者為重。有併科主刑者與無併科主刑者，以有併科主刑者為重。次重主刑同為選科刑或併科刑者，以次重主刑為準，依前二項標準定之。」之標準可資遵循。然法律修正未必僅限於法定刑，於比較新舊法時，究應於何範圍內綜合比較，法無明文，自應本於法律安定性、明確性原則為合憲性之解釋。即以洗錢防制法本次修正為例，除第14條經修正為第19條而於法定本刑有所變更外，關於「洗錢」行為定義之第2條同經修正，此為洗錢罪之構成要件，自當綜合比較之。至於刑之減輕事由，對比二者修正理由，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修正理由謂：「現行第1項未區分犯行情節重大與否，以較大之刑度裁量空間，一體規範所有洗錢行為，交由法院依個案情節量處適當刑度。鑒於洗錢行為，除侵害人民財產法益外，並影響合法資本市場及阻撓偵查，且洗錢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愈大，爰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修正第1項。」第23條修正理由則為：「配合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為減輕其刑之要件之一。另考量被告倘於犯罪後歷時久遠始出面自首，證據恐已佚失，蒐證困難，為鼓勵被告勇於自新，配合調查以利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查緝其他正犯或共犯，參考德國刑法第261條第8項第2款規定立法例，爰增訂第2項及修正現行第2項並移列為第3項。」換言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關於減刑規定之修正，與第19條法定本刑修正並無任何關聯，即非因應法定本刑之修正調整減刑之例。參酌現行刑事訴訟法業已肯認刑罰罪名與科刑事項於程序上可得分離，於比較新舊法時如將法定加重減輕事由或其他限制形成之處斷刑上下限範圍一併比較、整體適用，不僅有違反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之虞，且將因個案中行為人是否自首、自白，有無自動繳交所得財物，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是否因而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等，異其適用之新舊法律，實無助於法律明確性與安定性之要求。從而，原審依刑法第2條第1項、第35條規定比較新舊法，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據此論罪，於法有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720號判決就個案所為裁判，並無拘束本院之效力，檢察官執此指摘原審就洗錢防制法之比較適用不當，洵屬無據。　⒉量刑輕重係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之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本件被告僅提供個人金融機構帳戶予不詳人士使用，並非在臉書社群網站刊登不實投資訊息或與被害人聯繫施用詐術之人，且被害人遭詐騙決意投資金額若干，並非被告所得知悉或控制，其等遭詐騙款項亦僅部分匯入被告所有之富邦銀行帳戶，餘與被告無關，原審量定刑期，已就被告提供帳戶所肇損害、犯後於原審審理時坦承犯行、未與被害人和解賠償等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詳為斟酌，在適法範圍內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核無違法或不當之處。檢察官以原審量刑過輕，指摘原判決不當，亦屬無據。　㈣綜上，本件檢察官上訴所指，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曾開源提起公訴，檢察官余佳恩提起上訴，檢察官侯靜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楊仲農　　　　　　　　　　　　　　　　　　　法　官　廖怡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芷含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編號被害人犯罪事實（貨幣單位：新臺幣）證據清單 1 鄭雅惠不詳人士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間透過臉書社群網站刊登投資訊息，經鄭雅惠加入通訊軟體LINE，即對之佯稱可下載「凱友」APP投資獲利，致鄭雅惠陷於錯誤，於112年10月3日9時4分許，以網路銀行匯款20萬元至富邦銀行帳戶。 ①證人即告訴人鄭雅惠於警詢之證述（7483偵卷第29至33頁）。 ②網路銀行交易紀錄（7483偵卷第35頁）。 2 潘暄皓不詳人士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9月間透過臉書社群網站刊登投資訊息，經潘暄皓加入通訊軟體LINE，即對之佯稱有「凱友」APP可投資獲利，致潘暄皓陷於錯誤，於112年10月6日10時12分許，前往屏東縣○○鄉○○路00號鹽埔郵局臨櫃匯款5萬元至富邦銀行帳戶。 ①證人即告訴人潘暄皓於警詢之證述（7483偵卷第101至103頁）。 ②郵政跨行匯款申請書（7483偵卷第107頁）。 3 陳國忠不詳人士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8月間透過臉書社群網站刊登投資訊息，經陳國忠加入通訊軟體LINE，即對之佯稱有「凱友」網路投資平台可投資股票獲利，致陳國忠陷於錯誤，於112年10月6日8時55分、57分許以網路銀行匯款5萬元、5萬元至富邦銀行帳戶。 ①證人即告訴人陳國忠於警詢之證述（7483偵卷第123至135頁）。 ②網路銀行交易紀錄、對話紀錄（7483偵卷第141、145至151頁）。 4 李心怡不詳人士所屬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8月間透過臉書社群網站刊登投資訊息，經李心怡加入通訊軟體LINE，即對之佯稱有「凱友」APP可投資股票獲利，致李心怡陷於錯誤，於112年10月5日8時54分許以網路銀行匯款13萬8000元至富邦銀行帳戶。 ①證人即告訴人李心怡於警詢之證述（5302偵卷第27至31頁）。 ②網路銀行交易紀錄（5302偵卷第63頁）。

2024-12-31

TPHM-113-上訴-6033-2024123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違反律師法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23號上訴人即被告蕭健宏選任辯護人鄧啟宏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律師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3年度易字第52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922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蕭健宏明知其無律師證書，亦非依法令執行業務，竟意圖營利，基於無律師證書辦理訴訟事件之接續犯意，於附表「訴訟行為」欄所示時間，在附表「辦理訴訟事件之案號」欄所示案件中，受劉紫潔(所犯偽證罪部分，另案由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確定)委託而代為撰寫如附表「訴訟行為」欄內之書狀，並向劉紫潔收取如附表「收受款項日期、地點、金額」欄所示之費用作為報酬，再由蕭健宏代為或劉紫潔親自於附表「訴訟行為」欄所示之收文時間，持上開書狀至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遞狀而辦理訴訟事件。二、案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自動檢舉簽分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有無之認定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查告訴人即另案被告劉紫潔（下稱告訴人)於111年5月4日所提出自首狀及所附LINE對話紀錄截圖中關於告訴人所為文字陳述部分(參見他4829卷第1-3頁)，均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且被告之辯護人已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主張上開審判外之陳述，並無證據能力（參見本院卷第60頁），則依上開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有關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規定，告訴人所提出上開自首狀及所附LINE對話紀錄截圖中關於告訴人所為文字陳述部分，均無證據能力。至於上開LINE對話紀錄截圖中關於被告所為文字陳述部分，被告既於偵查中自承係其與告訴人間之對話內容(參見他4829卷第119頁)，堪信真實性無誤，因非屬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即傳聞證據)，應具有證據能力。此外，告訴人於113年12月2日所提出陳述狀（參本院卷第89-92頁），僅係其以告訴人之身分向本院所為書面意見，並未經本判決採為認定被告有無本案犯行之證據，自無傳聞證據排除法則之適用，併此敘明。　　二、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第2 項亦有明文。所謂不可信性情況，法院應審酌被告以外之人於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例如：陳述時之心理狀況、有無受到外力干擾等，以為判斷是否有形式上顯然不可採信之依據，且此偵訊陳述係指已經被告或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而言，如檢察官於偵查中訊問被告以外之人程序，未予被告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除非當事人於審判中明示捨棄詰問權，或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3 所列各款之情形以外，均應傳喚該陳述人到庭具結，使被告或其辯護人有行使反對詰問權之機會，否則該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仍不得作為論罪判斷之依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5026號、第 5027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查告訴人於檢察官偵查時，係以證人之身份陳述，並先經告以具結義務及偽證處罰，命證人朗讀結文後具結，係於負擔偽證罪之處罰心理下證述，以具結擔保其供述之真實性，又無受其他不當外力干擾之情形，查無顯然不可信之情況，復於原審審理時到庭接受交互詰問，使被告及其辯護人行使反對詰問權，則揆諸前揭說明，告訴人於檢察官偵查時之證詞，應認具有證據能力。　三、再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3款雖規定，除前2款（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從事業務之人，業務上所製作之紀錄文書、證明文書）之情形外，其他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亦得為證據。惟此種文書，係指與公務員職務上製作之文書及業務文件具有同等程度可信性之文書，例如官方公報、統計表、體育紀錄、學術論文、家譜等而言（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立法說明）。且該文書如何在「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而得為證據，此例外情形，亦應有相當之證明，並具體敘明所憑之依據，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 3214 號刑事判決參照)，亦即必須由提出之人證明該文書係在「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始得作為證據（最高法院95年度台上字第4890號判決參照）。經查： (一)告訴人於偵查中所提出之108年4月、108年8月及109年2月記帳簿之彩色影本3張（參見偵29227號卷第45-49頁），依其內容可知，係敘述過去發生之事實，性質上為審判外之書面陳述，固屬傳聞證據，惟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已明確具結證稱：「(檢察官問：你曾經提出過你自己的帳冊給法院或地檢署？)有，我都有記帳習慣，我從年輕到現在，我從銀行領出來的家用、水電、瓦斯費，我都會寫在帳本上。」、「(檢察官問：所以有關於付錢給被告的這件事情，你有寫在你的記帳本中？)是。」、「(檢察官問：你今天有無帶帳冊？)沒有。」、「(檢察官問：是否記得帳冊内容？)我曾經買水果送被告，我有記帳，還有我付給被告的錢，因為我從銀行提領出來放在家裡的錢，我必須付給被告的錢，我都會記在帳冊上。」、「(法官問：你說你一直都有記帳習慣？)是，從年輕都現在，帳本已經不知道幾本了，所有帳本我都有留著。」等語(參見原審易字卷第77頁、第82頁)，可見上開記帳簿影本，並非一般商業會計帳冊，而係告訴人將平日收支項目書寫下來之記錄文書，且觀諸上開記帳簿彩色影本3張之內容，並無固定之書寫格式，不僅字體大小不一，筆墨顏色及深淺亦有所不同，且每筆支出項目及金額，均有按照日期先後依序逐行書寫，幾無中斷，並於左下角記載收入項目及金額，應非事後為訴訟目的提出作為證明之用而刻意偽造。 (二)不僅如此，其中109年2月份之記帳簿彩色影本上，更夾雜手寫之文字如下：「地方法院地檢署寄來判決書：告訴溫秀鑾的案子，竟然不起訴，法律不是平民百姓能懂的.......為何會一面倒????....吳庚大法官..我都記得這名字!!公然侮辱=言論自由?」等語(參見偵29227卷第45頁)，同時在該段文字前後記載多筆支出項目及金額，對照告訴人於另案對被告温秀鑾所提妨害名譽案件，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09年1月2日以108年度偵字第6489號為不起訴處分，而該不起訴處分書內確實引用「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文」及「吳庚大法官於上開解釋之協同意見書所言」等語，作為認定另案被告温秀鑾不構成刑法誹謗罪之理由(參見偵29227 卷第137頁)，由此可見，109年2月份記帳簿彩色影本上之內容，顯係告訴人於109年1、2月間即已書寫記錄完成，以作為備忘之目的，否則告訴人殊無可能、亦無必要附加該段與支出項目完全不相關之文字於其上，是其證據本質上之可信賴性甚高。 (三)況且，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已證稱：「(檢察官問：是否記得帳冊内容？)我曾經買水果送被告，我有記帳，還有我付給被告的錢，因為我從銀行提領出來放在家裡的錢，我必須付給被告的錢，我都會記在帳冊上。」等語，核與108年8月　　份之記帳簿彩色影本上，確有記載「15 680水果(送律師)」等語(參見偵29227卷第48頁)相吻合，參酌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亦當庭詰問告訴人何以在第一次交付4千元、第二次交付8 千元予被告之後，又有「送水果」予被告之行為（參見原審卷第83-84頁)，足認被告亦不否認告訴人有上述致贈水果之事，益見告訴人所製作108年8月記帳簿內之內容，要與實情相符。 (四)綜上，應認告訴人所製作並提出之108年4月、108年8月及10 9年2月記帳簿之彩色影本3張，符合刑事訟訴法第159條之4 第3款規定之「其他於可信之特別情況下所製作之文書」，應屬同法第159條第1項「法律有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而有證據能力情形，且與認定被告犯罪事實具有必要性及關連性，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 (五)至被告及辯護人固主張：告訴人並未進一步提出完整記載10 8年、109年各月份連續不中斷之記帳簿，無法檢驗是否具有規律性，且其中109年2月之記帳簿中有關「2/15聲請再議撰狀費8000」之記載，亦非如告訴人所自承習慣從帳頁左邊書寫至右邊之情形，自不具證據能力等語。然查： 1、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明確證稱：我今天沒有帶帳冊來，但我一直都有記帳習慣，從年輕都現在，帳本已經不知道幾本了，所有帳本我都有留著等語，且觀諸上開記帳簿彩色影本3張，並無固定之書寫格式，且字體大小不一、筆墨顏色深淺有別、當月每筆支出均依序逐行書寫，幾無中斷，應非事後為訴訟目的而刻意偽造，已如前述，自足以認定其規律性、完整性，尚難僅以告訴人並未提出所有完整之記帳簿，即認有何與事實不符之情形； 2、又109年2月之記帳簿內之中段位置，既有書寫上開「地方法院地檢署.....竟然不起訴....公然侮辱=言論自由?」等文字，已然占據該當月份記帳簿單頁超過一半以上之空間，再加上左下角係記載收入項目部分，則有關「2/15聲請再議撰狀費8000」等語之記載，礙於該頁剩餘空間有限，因而書寫於同頁偏右下之位置，亦難認有何疑義而不可採信； 3、是以被告及辯護人仍主張上開記帳簿彩色影本3張，並無證據能力，自不足為採。　四、另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同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前述之外)，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參見本院卷第58 -60頁），且迄於言詞辯論終結前亦無聲明異議(參見本院卷第109-118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據能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有證據能力。五、至於本判決所引之其他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查並非違法取得，亦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當事人辨識並告以要旨而為合法調查，亦得作為證據。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固供承確有受託代為撰寫如附表「訴訟行為」欄內所示書狀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違反律師法之犯行，辯稱：訴狀內容都是告訴人自己先擬好大綱，我只是謄寫成書狀之格式而己，告訴人私下請我幫忙書寫，並沒有稱呼我為蕭律師，我也沒有向她收費等語。被告之辯護人則為被告利益主張：告訴人先後所述不一，具有嚴重瑕疵，已難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且本案僅有告訴人片面指述，並無補強證據，至於告訴人所提出之108年4月及109年2月記帳簿不僅無證據能力，性質上亦屬於累積證據，不得作為告訴人指述之補強證據等語。二、經查： (一)被告本身並無律師證書，確有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及案件，受告訴人委託代為撰寫如附表「訴訟行為」欄所示之書狀，再由被告或告訴人於「訴訟行為」欄所示之收文時間，持以至臺北地檢署遞狀一情，除業據被告於偵查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一致供承不諱外，並經告訴人於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指證明確（參見偵18736卷第17-18頁；偵29227卷第16頁、第4 0頁），復有告訴人於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6489號偵查案件提出之刑事追加告訴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刑事再議聲請狀，以及告訴人於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19184號偵查案件所提出之刑事再議聲請狀各1份在卷可佐（參見偵4829第6 9-70頁背面、第96-102頁、偵18736卷第10-14頁），此部分事實堪予認定，核先敘明。 (二)又按修正前律師法第48條(現行律師法第127條)立法理由載明：無律師資格，而執行律師職務者，嚴重破壞司法威信且損害司法人員形象，自有加以規範防制之必要，爰參考日本律師法第77條立法例及我國醫師法第28條、會計師法第49條、建築師法第43條等規定，增列非律師不得執行職務之範圍及罰則規定，期使非律師非法職業現象，得以澈底消除，以維護司法威信，保障人民權益；所謂「訴訟事件」係指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而言，考其立法意旨明示該條項所謂「訴訟事件」，係指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事件，而非訟事件則指非訟事件法中之民事事件、商事事件而言，期使杜絕未具律師資格執行律師業務牟利或從事詐騙活動之不法現象，以確保訴訟當事人之權益，並維護訴訟品質而彰司法威信。準此，律師法第48條第1項所謂「辦理訴訟事件」，非單指具體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案件繫屬法院後之審判程序，代為辦理當事人出庭民事、刑事及行政訴訟而為訴訟行為，而涵蓋起訴前撰寫民事、刑事、行政訴訟相關書狀及其他與訴訟案件有關之行為而言。是被告不具律師資格，受告訴人委託代為撰寫如附表「訴訟行為」欄所示之書狀，並遞送至臺北地檢署，據以對於另案被告花素卿追加提出妨害名譽之告訴，以及對於附表「從事訴訟行為之案號」欄所示偵查案件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提出再議之聲請，自屬於律師法第 127條所規定「辦理訴訟事件」之行為甚明。三、至被告固一再以前詞置辯，惟查： (一)告訴人於偵查中已一致具結證稱：108年5月9日遞狀之108年偵6489刑事追加告訴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是我請蕭健宏寫的，這份書狀蕭健宏有跟我收費用，是於108年4月14日在便利商店交付4千元，他有說一般收費是5千元，念在是同社區的鄰居算4千元，我是付現金4千元給他，109年2月18日遞狀之10 8偵6489刑事再議聲請狀、108偵19184刑事再議聲請狀，也是我請蕭健宏寫的，我於109年2月15日在社區旁的全家付現金8千元給蕭健宏，我有記帳本等語(參見偵18736卷第17頁、偵29227卷第16頁、第40頁)；嗣於原審審理時亦明確具結證稱：「(辯護人問：你是否曾經給付費用請被告為你寫書狀？)有。」、「(辯護人問：請敘述給付費用請被告為你寫書狀經過？)我請他寫告訴狀，他告訴我因為大家是鄰居，他一般收費是5000元，他算我4000元，我請他幫我代寫，他幫我打字。」、「(辯護人問：本案起訴書記載在108年4 月14日以及109年2 月15日你給付兩次寫書狀的錢，與你剛剛所述不同？)我付一次4000，是單獨寫追加告訴花素卿，那是4000，後來一次付8000，還有我有接到不起訴處分，我有叫被告寫再議書狀。」、「(檢察官問：你確定你曾經請被告寫過三份司法文書狀並且遞交法院或地檢署？)是，這三份書狀我都有付錢。」等語（參見原審易字卷第75-76頁) ，此間經檢察官、辯護人及原審法院先後詰問及依職權訊問，又進一步解釋證稱：「(檢察官問：《請求提示同上卷第49 頁，法官提示並告以要旨》底下有寫狀紙費4000元，狀紙費為何要4000元這麼貴呢？)那是被告說的，他說算人家5000 元，因為我們是社區鄰居，所以算我4000元，我很感恩，這4000元我也是交給被告，我請被告幫我寫訴狀，但我不記得這份訴狀内容是什麼。」、「(辯護人問：為何你在109年 2 月記帳表上面關於2 月15日記帳的記載，是從該頁中間開始寫？)因為我在十幾號的時候收到法院的判決書，我很氣憤，這個月記帳整個都亂了，這個後面只有我上網買鮭魚、衣服、撰狀的費用，這是之後我寫上去的，這一點都沒有差，還有我買項鍊送自己。」、「(法官問：他有無說過他不是律師？)有，但已經是後段，已經幫我寫完書狀之後。」、「(法官問：你的『刑事再議聲請狀』在109年2月15日寫的，你是在110年9月1日去地檢署作證說被告沒有收你的錢？) 我在110年9月1日出庭，109年時我已經生病，我住院住了四次。」、「(法官問：那你當時為何沒有照實回答？你說你有給被告錢，當時為何說你沒有給被告錢？)我認為被告是好人，他收我4000元已經算我便宜，私底下互動也很熱心，我很感恩他，出庭時我一片空白，當庭上問我有沒有收錢，我不能到害他，他很熱心幫我。」、「(法官問：111年5月4 日後來你跑去自首，是因為你發現被告同時有幫温秀鑾寫書狀，你很生氣才去自首？)是，當時4 月25日我傳LINE給他，跟他說多行不義必自斃，我很生氣。」(參見原審易字卷第78-83頁)，絲毫未見有何態度猶豫不決、反覆不一之瑕疵存在，不僅與其先前於偵查中所一致指證情節大致吻合，亦已清楚解釋何以最初於偵查中並未據實陳述之理由，已難率予否認其真實性。 (二)其次，告訴人經被告本人於原審審理時當庭進行對質詰問，亦能明確回應證稱：「(被告問：既然你說我第一次收4000 元，第二次收8000元，你送水果目的為何？)我很感恩，我一向不喜歡跟別人爭吵，我個性很熱心，我遇到很熱心要幫助我的人，我很感恩，我們那裡小鄉小鎮，買東西不方便，我有時候出去買菜，想到你對我不錯，寫狀費也有算便宜，我很感恩才買水果，沒有什麼邪意，我只有感恩，人家算我便宜而且還幫我，這是一個互動，沒有什麼其他意思。」、「(被告問：既然你說我收你的錢，也就是說你的狀紙有付出對價，送水果意義何在？)我認為被告有少收我錢，所以我順手買了水果送他。」等語(參見原審易字卷第83-84 頁)，可見告訴人即使面對被告當庭進行對質詰問，並未有所退縮或語焉不詳之情事，又其所證述情節亦無任何違背一般常理之處，自堪信其證詞可採。 (三)再者，依告訴人於偵查中所提出之108年4月及109年2月記帳簿之彩色影本2張（參見偵29227卷第45-49頁），其內容係各該月份按日期先後載明告訴人日常支出之手寫記錄，應係告訴人於案發前已紀錄完成，作為備忘之目的，其證據本質上可信賴性甚高，已如前述，則觀諸其上確有分別記載「10 8年4月份」「14 4000 律師狀紙費追加告訴花素卿」、「1 09年2月」、「2/15聲請再議撰狀費 8000」等語，自足以作為告訴人指證其確有於108年4月14日給付4千元予被告，以及另於109年2月15日給付8千元予被告，以委託被告代為撰狀一事之補強證據。至於「補強證據」與「累積證據」主要區別，在於補強證據係獨立於被告之自白或證人之陳述以外，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而有證據能力之「別一」證據，倘以證人作成之供述紀錄（如日記、備忘錄、便箋或商業帳簿等）或其相關之衍生物為證據，另應考慮該等證據製作時是否係為「預期訴訟」而定其得否為獨立證人之陳述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91號刑事判決參照)。查上開108年4月及109年2月記帳簿之彩色影本2張，具有證據能力，客觀上屬於告訴人指證以外之別一證據，並非係證人轉述其他證人之陳述而來，不能被評價為同一性而累積所成之證據，佐以該記帳簿書寫之內容並無固定之格式，不僅字體大小不一，筆墨顏色及深淺亦有所不同，當月支出均有按照日期先後依序逐行書寫，幾無中斷，並於左下角記載收入項目，應非事後為預期訴訟而刻意偽造後提出，亦如前述，自得作為告訴人所為上開指證之補強證據。是以被告及辯護人以上開108年4月及109年2月記帳簿，性質上屬於累積證據，不得作為本案補強證據，尚非可採。 (四)更何況，被告曾因告訴人與温秀鑾間之妨害名譽刑事案件，於108年2月19日亦受温秀鑾委託撰寫刑事告訴狀1份，並收取報酬4千元，以及另於108年8月至109年2月間受委託擔任其所居住潭天天廈社區管理委員會之訴訟代理人而收受酬金共計44萬9940元，因而構成無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犯行，業經本院另案112年度上易字第791號各判處有期徒刑5月、3月，應執行有期徒刑7月，並由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875號駁回上訴而確定一節，有該案刑事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可按（參見偵29227卷第153-17 9頁、本院卷第38頁），則本案與上開案件之犯罪時間相近，且委託被告辦理訴訟事件之對象，與本案被告、告訴人間彼此關係相當，係與告訴人同社區住戶及社區管理委員會，均為非親非故，如未獲得相應之報酬，被告自無可能願意花費額外勞力、時間，受託從事代為撰寫訴狀之訴訟行為，此情亦足以佐證告訴人所指述被告係收取費用而代為撰狀從事訴訟行為之真實性。 (五)至被告雖又辯稱其僅係將告訴人擬好之內容，謄寫成書狀之格式而己，且告訴人也沒有稱呼其為蕭律師等語，然觀諸如如附表「訴訟行為」欄所示內之訴狀，其內容載有「於公眾得隨時處於聽聞之處所」(參見他4829卷第69頁)、「然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内容為真實，但仍需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方能不罰....。」、「另按，依據雙階理論，人類之言論可區分為「高價值之言論範疇」、「低價值之言論範疇」兩類。基於各種言論自由基礎理論.....」、「再按，所謂公共利益，乃指有關社會多數人之利益之事.....」、「被告所為上開事實之陳述，自不符刑法第310條之第3項之障卻違法事由。....」(參見他4829卷第100-102頁)、「次按，所謂真實惡意係指發表言論者於發表言論時明知所言非真實...」、「再按，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尤其對政府之施政措施，縱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與以批評...」等語(參見偵18736卷第12頁背面)，顯非不具有法律專業之告訴人所能草擬提出之書狀格式及法律用語；又告訴人在其與温秀鑾間之妨害名譽案件進行中，亦曾提出其手寫書狀（參見他4829卷第72頁正反面、第77至78頁），足見告訴人對於如何撰寫及遞交訴狀，並非毫無所悉，如非欲藉由被告之法律專業而委託其代為撰狀，其自行書寫訴狀直接遞交即可，實無必要先將所欲陳述之內容告知被告，再由被告謄寫成書狀格式，是被告所辯稱其僅係代告訴人謄寫書狀之說法，無非避重就輕之詞，不足為採。另依被告與告訴人間於110年8月22日LINE對話紀錄截圖可知，被告既曾向告訴人坦言有被居住在同社區住戶敬稱為「律師」之情事(參見偵29227卷第63頁)，則其仍一再否認同為社區住戶之告訴人有稱呼其為「蕭律師」一事，亦係一時卸責之詞，委不足採。 (六)此外，被告及辯護人又主張依被告與告訴人間於111年3月2 日之LINE對話紀錄，足證其係「無償」幫告訴人將其自擬之狀紙，用電腦繕打完成電子檔等語(參見偵29227卷卷第53頁 )，然告訴人於當日曾向被告傳送：「我想既然你那邊有底就請你有空把我要告温秀鑾教唆偽證的狀紙先備著，什麼時候會用上我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小人如果把我逼到不能忍時我就把狀紙遞出去」等語(參見他4829卷第3頁)，依此段文字敘述時間及內容可知，告訴人上開所指委託被告撰寫之書狀，應係指於本案發生後之「111年3月間」，告訴人欲另行提告温秀鑾教唆偽證而尚未提出之訴狀，顯非本案於「108 年4、5月至109年2月間」告訴人對温秀鑾提出妨害名譽告訴案件之訴狀甚明，自不足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反之，告訴人與被告間於111年4月25日之LINE對話紀錄中，告訴人向被告稱：「從開始提告温秀鑾到後來追加花素卿及請你寫上訴狀，我都有『付你費用』，後來是你說要免費幫我告温秀鑾教唆偽證....，我現在在社區除了看病作復健從來沒出門的，身體極度的不舒服已經沒有多餘體力跟這些人周旋...」等語，對此被告卻僅回應稱：「沒關係，你有身心狀況，我不跟您計較，不過所有的對話及留言，我都有留著。..... 」等語（參見他4829號卷第2-3頁），並未否認告訴人所提及委託其撰寫訴狀有「付費」之事，益見被告於本案偵審期間始終否認有向告訴人「收費」而代為撰寫訴狀之說法，實不足採信。四、另查： (一)告訴人最初於110年9月1日另案偵查中雖曾具結證稱：108年 5月9日收狀之刑事追加告訴暨聲請調查證據狀是我寫的，請社區鄰居蕭健宏打字，我們見面時都叫他蕭先生，他協助訴狀打字部分，沒有跟我收取費用等語(參見他4829卷第20頁) ，然其已於111年5月4日向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自首，不僅於同年6月9日偵查中供承有上開偽證之犯行，並明確具結證稱：之前我身心很疲憊，身體情形不好，當時檢察官問我蕭有無幫我寫狀子、收錢我很慌張，我才回答沒有，因為我作偽證後，非常懊悔，再加上我111年4月25日知道蕭在同一案件還有幫温秀鑾，我氣不過等語(參見他4829卷第109頁)，且告訴人確因於110年9月1日偵查中為虛偽證詞，亦即否認委託不具律師身分之被告協助撰狀有支付費用一事，因而構成偽證犯行，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111年度偵字第18736號為緩起訴處分，此有該案緩起訴處分書1份在卷可按（參見偵2 9227卷第181-183頁)，堪信告訴人先前於110年9月1日所證述被告受其委託代為撰狀並未收取費用及見面時都只稱呼被告為蕭先生等節，俱屬虛偽不實之證詞，不足為採，尚不能據此認定告訴人之指證有何反覆不一之瑕疵存在。 (二)告訴人雖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辯護人問：你請被告幫你寫書狀次數幾次？)我付了三次錢」、「(辯護人問：付了三次錢，各是多少？)一次4000元。」等語，經核與其先前於偵查中自首偽證犯行之後，已一致指證其於108年4月14日交付4千元予被告，以及於109年2月15日交付現金8千元予被告等語(參見偵29227卷第16頁、偵18736卷第18頁)之情節不符，然此間經辯護人進一步詰問之結果，告訴人已明確證稱：我付一次4千元，是單獨寫追加告訴花素卿，那是4千元，後來一次付8千元，還有我有接到不起訴處分，我有叫被告寫再議書狀等語(參見原審易字卷第75頁)，則以告訴人於113 年8月21日原審法院作證之時，距其所明確指證先後二次交付現金予被告之時間為108年4月14日及109年2月15日，相隔分別超過5年、4年之久，衡情難免有記憶不清之情事，尤其告訴人先前指證其委託被告代為撰寫之訴狀共有3份訴狀，每份訴狀之報酬同為4千元，其中第2次係一次交付撰寫2份訴狀報酬總額8千元予被告，是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作證之初，乃誤稱係交付3次報酬各為4000元予被告一事，自難謂其有先後指證不一之明顯瑕疵，進而全盤否認其真實性。 (三)告訴人先前於111年5月4日自首狀內，固提及其於110年9月1 日出庭後回來就把以前的LINE對話紀錄刪掉，而原本對話記錄中「有」和被告相約在全家碰面時間及交付金錢的「數字」等情(參見他4829卷第3頁)，其後於113年12月2日本院準備程序時卻又改稱其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中並「無」提到與被告相約見面交付撰狀報酬之金額等語(參見本院卷第84- 85頁)，然上開LINE對話記錄存在與否之事實，涉及案情中更為細節性部分，既不能排除因記憶不清而有陳述錯誤之情事，自難逕以告訴人此部分陳述並不一致，即進一步推斷其所指證不利於被告之內容，全不可採信。五、至被告及辯護人雖聲請將告訴人所有儲存其與被告LINE間對話紀錄之手機或平板電腦，送請還原並鑑定告訴人所刪除11 0年9月1日前之對話記錄，是否有告訴人所指與被告約定地點見面並交付委託撰狀費用之「金額」，以及另聲請囑託鑑定機關對被告進行測謊，然則： (一)告訴人於113年12月2日本院準備程序時已改稱其與被告之LI NE對話紀錄中並「無」提到與被告相約見面交付撰狀報酬之金額等語(參見本院卷第84-85頁)，且此一LINE對話紀錄是否得以還原鑑定，如經還原後亦未能顯示相關「付費金額」之內容，仍難以認定該對話紀錄究係自始不存在，或係已無法還原；反之，如得以還原其全部內容而未有告訴人先前所指「付費金額」之對話紀錄，亦不能排除告訴人有記憶錯誤之可能，是以無論何者，均不足以認定告訴人有刻意為不實指證之情事，自無進一步將告訴人手機或平板電腦送請還原並鑑定其內遭刪除之LINE對話紀錄之必要。 (二)又按所謂「測謊」，係依一般人在說謊時，容易產生恐懼、不安、與情境經驗等情緒波動反應，乃以科學方法，由施測人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情形加以記錄，用以判別受測者之供述是否真實之技術。是「測謊」在本質上並非針對「謊言」本身加以偵測，而是在檢測人體血壓、脈博、呼吸及皮膚導電反應引起之生理變化，用以研判受測人所述是否屬實。然測謊中之生理反應不一定全然來自說謊，受測者於施測時之緊張情緒、疾病、激憤、冷靜之自我抑制，甚或為受測以外之其他事件所影響，皆有可能引起相同或類似之生理反應，故是否說謊與生理反應之變化間，有無必然之因果關係，已有可疑；且受測者倘具特殊之人格特質，有無可能說謊與否，皆不致產生不同之情緒波動反應，亦無實證研究數據可憑；而案發過久，受測者情緒如已平復，或已合理化其行為，降低其罪惡感，測謊之準確性亦難免受影響；尤以人類皆有避險之本能，瞭解測謊原理者，如使用反制方法，或在施測前服用類似鎮定劑或心律不整之藥物，更足以影響測謊結果。是倘未慮及上述可能影響測謊結果之各種因素，僅以被告說謊與否之測謊結果作為判斷有罪或無罪之唯一依據，則測謊不惟可能陷人於罪，抑且反遭利用為「脫罪」之另一工具(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39號刑事判決參照)。經查：被告於本案所為之辯解，並非可採，業據本院依卷內相關證人之證詞及相關事證，予以論述如前，衡酌測謊鑑定既有上述可能影響測謊結果之各種因素，並不具可靠性，其證明力存有疑義，是於本案亦顯無再將被告送請進行測謊鑑定之必要，附此敘明。六、綜上所述，被告一再以前揭情詞置辯，無非畏罪卸責之詞，俱不足為採，是其確有於事實欄所載未具有律師資格而收取費用受託撰狀從事訴訟行為之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　　七、核被告所為，係犯律師法第127條第1項無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罪。又被告基於單一犯意，在委託人即告訴人相同，而先後對於花素卿提出妨害名譽之追加告訴、對於温秀鑾、花素卿涉嫌妨害名譽經檢察官不起訴處分而聲請再議之刑事偵查程序中，接連製作如附表所示「刑事追加告訴暨聲請調查證據狀」及「刑事聲請再議狀」(2份)之訴狀並持以遞狀，所侵害之法益相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通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自屬接續犯，應論以單純一罪。參、維持原判決之理由一、原審判決以被告所犯無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罪　　，事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訴訟事件係律師法所規定的專門業務，無律師證書，不得營利辦理訴訟事件，以免危害民眾權益，仍受告訴人委託代為撰寫司法文書，並收取報酬，破壞司法威信，損害司法人員形象，所為均屬不該，兼衡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工作主要在協助處理家族土地糾紛事宜、家庭經濟狀況普通，需要扶養母親等一切情狀（參見原審易字卷第90頁），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同時就被告所獲取之犯罪所得即撰狀報酬1萬2千元，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宣告沒收，並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經核其認事用法均無違誤，量刑亦屬妥適，應予維持。二、至被告及辯護人雖提起上訴否認犯行，然其等之辯解、主張俱非可採，以及所聲請調查之證據，並無必要，業經本院分別於上開理由欄貳、三(一)至(五)、四(一)至(三)及五(一) 至(二)部分，予以論駁及說明如上。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仍執前詞提起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王正皓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秀玉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律師法第127條無律師證書，意圖營利而辦理訴訟事件者，除依法令執行業務者外，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萬元以上15萬元以下罰金。外國律師違反第115條，外國法事務律師違反第120條第1項規定者，亦同。【附表】編號從事訴訟行為之案號訴訟行為收受款項日期、地點、金額（新臺幣） 1 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6489號 108年5月1日，撰寫「刑事追加告訴暨聲請調查證據狀」，追加花素卿為被告（臺北地檢署收文時間為108年5月9日，參見他4829卷第69頁）於108年4月14日，在全家便利商店新店長春店支付現金4,000元予被告 2 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6489號 109年2月18日，撰寫「刑事再議聲請狀」聲請再議（臺北地檢署收文時間為109年2月18日，參見他4829卷第100頁）於109年2月15日，在全家便利商店新店長春店支付現金8,000元予被告 3 臺北地檢署108年度偵字第19184號 109年2月18日，撰寫「刑事再議聲請狀」聲請再議（臺北地檢署收文時間為109年2月18日，參見偵18736卷第12頁）

2024-12-31

TPHM-113-上易-2023-20241231-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侵占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84號上訴人即被告孫文國選任辯護人李金澤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侵占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55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66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孫文國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孫文國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肆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本件被告孫文國提起第二審上訴，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上訴（本院卷第52、84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二、本院審查原判決關於被告量刑是否妥適，作為量刑依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均依第一審判決之認定及記載。三、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侵占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其科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與告訴人林雅茹經調解成立，原審未及審酌而為量刑，容有失當。從而，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科刑部分撤銷。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與告訴人交往為男女朋友關係，受告訴人信賴，竟利用告訴人委託出售黃金套飾、鑽石戒指之機會，將之侵占入己，造成告訴人財產損失，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益之守法觀念，應予非難，兼衡被告前無犯罪紀錄，素行良好，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工作所得、經濟能力、扶養親屬之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87 頁），及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侵占財物之價值，暨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並已與告訴人經調解成立，賠償新臺幣（下同）20萬3095元（本院卷第59、109頁），復於調解條件外另行支付10萬元作為補償（本院卷第111頁）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資為懲儆。四、附條件緩刑宣告：　㈠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而行為人是否有改善之可能性或執行之必要性，固係由法院為綜合之審酌考量，並就審酌考量所得而為預測性之判斷，但當有客觀情狀顯示預測有誤時，亦非全無補救之道，法院仍得在一定之條件下，撤銷緩刑（參刑法第75條、第75條之1），使行為人執行其應執行之刑，以符正義。由是觀之，法院是否宣告緩刑，有其自由裁量之職權，祇須行為人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所定之條件，法院即得宣告緩刑，與行為人犯罪情節是否重大，是否坦認犯行並賠償損失，並無絕對必然之關聯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416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稽（本院卷第25頁），其侵占告訴人託付財物，固有未該，然於本院審理時坦承錯誤，除按市價賠償外，另支付10萬元作為補償，實已勉力填補損害，本院斟酌告訴人意見，審酌被告為偶發之初犯，考量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於本案情形，刑罰對於被告之效用有限，作為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藉由較諸刑期更為長期之緩刑期間形成心理強制作用，更可達使被告自發性改善更新、戒慎自律之刑罰效果，因認上開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　㈢又本院斟酌被告犯罪態樣、情節及所生損害，認有課以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促使被告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令被告從中記取教訓，隨時警惕，建立正確法律觀念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規定，命被告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40小時之義務勞務，並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維法秩序之平衡，督促被告確實改過遷善，以觀後效。倘被告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規定，其緩刑之宣告得由檢察官向法院聲請撤銷，併此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盈君提起公訴，檢察官侯靜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楊仲農　　　　　　　　　　　　　　　　　　　法　官　廖怡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劉芷含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5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侵占自己持有他人之物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3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31

TPHM-113-上易-1884-20241231-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517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江炳韋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2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年度執聲字第245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江炳韋就附表所示罪刑之宣告，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陸年肆月。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江炳韋因妨害秩序等案件，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之罪刑，應依刑法第50條第1項第4款、第 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定其應執行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二)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應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同法第50條、第53條分別定有明文。準此，合於數罪併罰之數罪，其中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須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始得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　三、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為一種特別之量刑過程，相較於刑法第57條所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事項係對一般犯罪行為之裁量，定應執行刑之宣告，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依刑法第51條各款之規定，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性界限，並應受比例、平等、責罰相當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之支配，使以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971號刑事裁定參照)。又刑法第51條就宣告多數有期徒刑採行加重單一刑之方式，除著眼於緩和多數有期徒刑合併執行所造成之苛酷外，更重在避免責任非難之重複，蓋有期徒刑之科處，不僅在於懲罰犯罪行為，更重在矯治犯罪行為人、提升其規範意識、回復社會對於法律規範之信賴，是應併合處罰之複數有期徒刑，倘一律合併執行，將造成責任重複非難。具體言之，行為人所犯數罪倘屬「相同犯罪類型」者，例如複數竊盜、施用毒品或詐欺犯行等，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自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然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或社會法益時，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則較低，自得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四、經查： (一)受刑人江炳韋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法院各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且均已確定在案，而附表編號2至7所示案件之犯罪時間，在附表編號1所示案件判決確定日前，本院則為各該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有上開判決書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核先敘明。 (二)又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附表編號2至7所示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有刑法第50條第1 項但書所列情形，而受刑人業以書面請求檢察官為本件聲請定應執行刑一情，此有受刑人於民國113年12月6日所簽具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依修正刑法第50條受刑人是否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聲請狀1份在卷可按，是本院審核後認聲請為正當，爰綜合考量受刑人之人格特性及數罪間之關係、所侵害法益之異同、違反法律規範對社會秩序、公共利益所造成危害、各該數罪之罪質、非難程度、所犯數罪之時間、空間密接程度、內部性界限之拘束(亦即附表編號1至6所示各罪先前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382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3月，並由本院112年度抗字第2294號裁定駁回抗告確定，加計附表編號7所示有期徒刑7月之總刑度以下），並權衡其行為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等因素，以及受刑人於113年12月26日陳述意見狀所表示之意見等情，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戴嘉清　　　　　　　　　　　　　　　　　　　法　官　楊仲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彭秀玉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表】編號 1 2 3 罪名洗錢防制法詐欺詐欺宣告刑有期徒刑5月(併科罰金新臺幣5萬元) 有期徒刑1年3月(2罪)、有期徒刑1年4月(1罪)、有期徒刑1年5月(1罪)、有期徒刑1年6月(2罪)、有期徒刑2年2月(1罪) 有期徒刑1年2月(1罪)、有期徒刑1年3月(2罪) 犯罪日期 109年8月6日 109年8月6日至11日 109年8月6日至9日偵查機關年度案號新北地檢109年度偵字第44557號新北地檢110年度偵字第7168、1307、10686、30013號、桃園地檢110年度偵字第11802、15944號嘉義地檢110年度偵字第7965、7966、9603號最後事實審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案號 110年度金訴字第245號 110年度金訴字第199、276、534號 110年度金訴字第289號判決日期 110年9月28日 110年12月29日 111年1月18日確定判決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案號 110年度金訴字第245號 110年度金訴字第199、276、534號 110年度金訴字第289號確定日期 110年11月2日 111年2月8日 111年3月1日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否否否是否為得易服社會勞動案件是否否備註 1、新北地檢110年度執字第9521號 2、編號1至6之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第382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3月 1、新北地檢111年度執字第3718號 2、編號1至6之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第382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3月 1、嘉義地檢111年度執字第901號 2、編號1至6之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第382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3月編號 4 5 6 罪名詐欺詐欺詐欺宣告刑有期徒刑1年4月有期徒刑1年(併科罰金新臺幣3千元)、有期徒刑1年2月(併科罰金新臺幣1萬元) 有期徒刑1年3月犯罪日期 109年8月10日至11日 109年8月7日至10日 109年8月7日偵查機關年度案號桃園地檢110年度偵字第11802、15944號新北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7226、17227號新北地檢112年度偵字第32235號最後事實審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案號 111年度金訴字第45號 111年度金訴字第1125號 112年度審金訴字第1325號判決日期 111年7月1日 111年9月15日 112年8月16日確定判決法院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案號 111年度金訴字第45號 111年度金訴字第1125號 112年度審金訴字第1325號確定日期 111年8月10日 111年10月25日 112年9月27日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否否否是否為得易服社會勞動案件否否否備註 1、桃園地檢111年度執字第10989號 2、編號1至6之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第382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3月 1、新北地檢111年度執字第10448號 2、編號1至6之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第382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3月 1、新北地檢112年度執字第12196號 2、編號1至6之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聲字第3828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6年3月編號 7 罪名妨害秩序宣告刑有期徒刑7月犯罪日期 110年2月22日偵查機關年度案號士林地檢110年度少連偵字第73號、110年度偵字第4978、8673號最後事實審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案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923號判決日期 113年7月10日確定判決法院臺灣高院案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923號確定日期 113年8月13日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否是否為得易服社會勞動案件否備註士林地檢113年度執字第5478號

2024-12-31

TPHM-113-聲-3517-202412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