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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尋結果：無罪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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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796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何昶岡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0845 號）及移送併辦（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11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何昶岡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何昶岡與告訴人王紳旭為曾為同學關係，詎被告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於民國111年（起訴書誤載為民國112年，應予更正）3月間某不詳時點，向告訴人佯稱：因帳戶無法使用，需商借帳戶供薪轉使用云云，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將其名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出借被告，供其作收取薪水之用，以此方式詐得本案帳戶之提款卡。嗣被告旋即將本案帳戶交付真實姓名年籍均不詳暱稱「王勝鴻」（起訴書誤載為「王勝宏」，應予更正）之人，致告訴人之本案帳戶遭警示凍結而無法使用。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事實審法院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告訴人或被害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追訴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換言之，告訴人或被害人與一般證人不同，其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其陳述之目的，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內容未必完全真實，證明力自較一般證人之陳述薄弱。故告訴人或被害人縱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且其指證、陳述無瑕疵可指，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陳述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判決先例、94年度台上字第3326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先例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詐欺取財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告訴人與被告間之對話紀錄截圖、本院112年度金簡字第104號判決書、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3516號等起訴書、111年度偵字第244 號、第9190號移送併辦意旨書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告訴人商借本案帳戶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並辯稱：我於111年3月間，向告訴人商借本案帳戶時，完全沒有要詐欺告訴人之犯意，單純要把薪資存入而已，後來於111年10月間，才將本案帳戶交給「王勝鴻」使用等語。四、經查：　㈠被告於111年3月間某日，向告訴人商借本案帳戶之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供承在卷（見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115號卷第31頁、易字卷第79頁、第12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845號卷第7頁至第8頁、第67頁至第68頁、易字卷第119 頁至第125頁），並有告訴人與被告間之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845號卷第29 頁至第30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然被告是否構成詐欺取財之犯行，仍須有積極證據始能認定。　㈡按刑法上詐欺取財罪之成立，係以意圖為自己或他人不法之所有，施用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為要件，而詐術行為之實行，其具體方式有二種情形：其一為「締約詐欺」，即行為人於訂約之際，使用詐騙手段，讓被害人對締約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而締結了一個在客觀對價上顯失均衡之契約，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著重在行為人於締約過程中，有無實行該當於詐騙行為之積極作為。另一形態則為「履約詐欺」，可分為「純正的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後始出於不法之意圖對被害人實行詐術，而於被害人向行為人請求給付時，行為人以較雙方約定價值為低之標的物混充給付，及所謂「不純正履約詐欺」即行為人於締約之初，即懷著將來無履約之惡意，僅打算收取被害人給付之物品或價金，無意依約履行依契約應盡之義務，其詐術行為之內容多屬告知義務之違反，詐欺成立與否之判斷，偏重在由行為人取得財物後之作為，由反向判斷其取得財物之始是否即抱著將來不履約之故意，取得財物之具體方式在詐欺判斷上反而不具有重要性。故以「締約詐欺」之方法施用詐術，因同時抱著將來拒絕履約之故意，因此在判斷具體個案是否符合詐欺犯罪時，如行為人之行為符合「締約詐欺」之要件時，詐欺行為即已成立，法院無庸再行判斷有無「履約詐欺」之情形，但如不符合「締約詐欺」施用詐術之要件，法院還須進一步判斷有無「履約詐欺」之情形，倘二者皆不具備，行為人既無施用詐術使人陷於錯誤，自不構成詐欺取財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依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與被告是熟識許久的高中同學，所以才敢將本案帳戶借給被告，讓被告作為物流工作薪轉戶，對於被告將本案帳戶交給他人前之使用狀況，並無意見等語（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845號卷第67頁至第68頁、易字卷第119頁至第125 頁），並參以本案帳戶自111年2月1日至112月1月1日間之交易明細（見易字卷第41頁至第60頁），可勾稽出被告向告訴人借得本案帳戶後，至將本案帳戶交付「王勝鴻」前之期間，每月均有數次存入現金或提領、轉帳之交易紀錄，足徵被告將本案帳戶交付「王勝鴻」前，確有正常頻繁使用本案帳戶之情形無訛，且被告使用本案帳戶之方式，實與告訴人證稱被告向其商借本案帳戶作為薪轉戶使用之方式相符，是被告前開所辯，尚屬可採。　㈣又被告既向告訴人借得本案帳戶後，確有作為薪轉戶使用之情形，則其向告訴人商借本案帳戶時，係否已存有詐欺告訴人之犯意，非無疑義。況被告於112年3月間，向告訴人商借本案帳戶後，至其供稱於111年10月間，將本案帳戶交付「王勝鴻」使用，該段期間已歷時半年以上，縱然被告後續有將本案帳戶交付「王勝鴻」使用之事實，亦無從因此反推認被告向告訴人商借本案帳戶時，即存有將來無歸還告訴人本案帳戶之惡意。是以，基於「罪疑唯有利於被告」原則，本院自應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寬認本案被告之行為，其尚無向告訴人借得本案帳戶之際，有施用詐術，致告訴人對商借本案帳戶之基礎事實發生錯誤之認知，或其係懷著將來無歸還告訴人本案帳戶之惡意，是依前開說明，因被告向告訴人商借本案帳戶之行為，皆不具備「締約詐欺」及「履約詐欺」之要件，自難認被告對告訴人有何施用詐術之行為，而遽以詐欺取財罪相繩。五、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舉被告涉有詐欺取財犯行之各項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首揭說明，即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示慎斷。六、退併辦之說明：　㈠按案件有無起訴，應以其是否在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範圍之內而定。至於案件起訴後，檢察官就其認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事實函請併辦，非屬訴訟上之請求，並無起訴之效力，其目的僅在促使法院注意，如經法院認不成立犯罪或無裁判上一罪關係，就該函送併辦部分，即不得加以審判，而應退回由原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947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檢察官雖就被告將本案帳戶交付「王勝鴻」使用之行為，另認被告就此部分涉犯刑法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而以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5 115號併辦意旨書，移送本院併辦，且被告亦坦承此部分犯行。然被告就本案之行為，既經本院認不成立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即與檢察官上開移送併辦部分，並無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參諸前開說明，本院自屬無從審究，應退回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鄭珮琪、邱郁淳提起公訴，檢察官吳正中移送併辦，檢察官張羽忻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八庭　　法　官　莊劍郎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渝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2025-03-20

TYDM-113-易-796-20250320-1

台上

最高法院

偽造文書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618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黃莉琄上訴人即被告姜世軒選任辯護人黃子浩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偽造文書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326 號，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60、2564 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諭知姜世軒無罪部分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其他上訴駁回。　　理由壹、撤銷發回（原判決關於諭知上訴人即被告姜世軒〈下稱被告〉被訴行使偽造私文書無罪，經檢察官上訴）部分：一、本件原判決經審理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一之㈡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因而維持第一審關於諭知被告此部分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官此部分在第二審之上訴。固非無見。二、惟查：　㈠按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第9條第1項規定，除同法第8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或違背判例者為限。法院組織法於民國108年1月4日修正、同年7月4日施行，因應大法庭制度之施行，刪除原第57 條規定之判例選編及變更制度，另增訂第57條之1第1、2項明文規範若該判例已無裁判全文可資查考者，既無裁判所依憑之事實可供參佐，應停止適用；其餘未經停止適用之判例，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本院裁判相同。亦即，該裁判表示之「法律見解」，於本院未認有變更之必要而循大法庭相關程序變更前，其性質上仍為本院一致之見解。故速審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所稱之「違背判例」，應解釋為「違背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下稱原判例見解）」。次按「刑法第二百十條所謂偽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祇須偽造時足以發生損害為已足，至真正名義人之事後追認，與其已成立之罪名，並無影響，被告既冒用上訴人名義，寫立借據私自押款，則該上訴人對於債權人方面，形式上即負有償還責任，是被告偽造借據之際，已足發生損害，極為顯然，雖上訴人事後對之表示追認，與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毫無關係，自不能據為免罪之主張。」有本院25年上字第2123號刑事判例見解可參。基此，倘行為人非基於他人之授權委託，卻擅自以他人名義製作文書，當屬無權製作而偽造，於偽造文書之際，已足生損害於該文書名義人，極為顯然，縱真正名義人事後追認，與其已成立之偽造文書罪名，並無影響。　㈡原判決認定：被告持其委由不詳刻印行人員偽刻之「天明皇伊通路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明皇伊公司）及其負責人「王伯綸」印章各1枚（下合稱本案印章），先後蓋用於106年 7月15日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下稱旺旺電商公司）之合作契約書（下稱合作契約書），由不知情之陳韻如於106年8月10日、同年月11日上傳至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之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106年8月10 日上傳者，下稱A式合作契約書，嗣遭公平會變更報備補正，於同年月11日補正上傳者，下稱B式合作契約書），嗣因再遭公平會變更報備補正，陳韻如再於106年8月31日，將未蓋用本案印章之合作契約書（下稱C式合作契約書）上傳於上開多層次傳銷管理系統，而通過報備等情，為被告所是認。依（1）被告供述，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商公司之前即有業務往來之合作關係等語、（2）被告與王伯綸於「天明皇伊經管會成員」Line群組對話截圖顯示，王伯綸知悉天明皇伊公司增加旺Pay行動支付，並予正面回應、（3）天明皇伊公司於106年12月25日所召開之第一屆第六次董事會議事錄內容，該次會議錄音及譯文顯示，王伯綸就會中之第二案「天明皇伊公司與旺旺電子商務代理合約案」（下稱商務代理合約案）表達支持立場，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通過、（4 ）王伯綸並表示其經常出國，公司採經理制等語、（5）上開會議通過之商務代理合約案，決策方向均與被告上傳合作契約書報備之舉措無違、參以天明皇伊公司之公司大小章置於臺北總公司保管，被告斯時身處高雄等情綜合觀之，則被告辯稱：因董事長王伯綸時常不在國內，方刻本案印章蓋用於合作契約書，並報備公平會，係基於王伯綸之授權，以避免公司遭罰等語，並非全然不可信，被告縱未具體獲得王伯綸之授權，其確可能誤認王伯綸已概括授權其先行上傳合作契約書報備，被告究否未曾得到王伯綸之授權、主觀上是否確有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故意，均屬有疑，自難遽以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相繩。　㈢惟卷查，被告妻子陳韻如於偵查中證稱：天明皇伊公司大小章一開始由我們保管，後來天明製藥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明製藥公司）入股後，就由該公司收回，我不清楚誰保管。一般要在高雄使用天明皇伊公司大小章的流程，要寫用印申請書，再將要用印的文件送到臺北總公司，總公司管考部用印後才寄回。當時被告說因為公平會要先通過合作契約書，我們才能跑總公司用印這個流程等語（見他字第8284號卷第 96頁）。天明製藥公司印鑑使用與保管紀錄卡顯示，天明皇伊公司有公司登記大小章、銀行專用大小章、大小章（便章、高雄）、勞健保用大小章，其中高雄之大小便章於106年2 月13日啟用（見他字第8284號卷第57、59頁）。上開證據資料分列於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㈡、㈥。若果無訛，陳韻如於偵查中證述，要使用公司大、小章之流程嚴謹；天明皇伊公司之印鑑使用與保管紀錄卡上所顯示之該公司印鑑種類，可知該公司各種印章用途明確，顯不生原判決所謂被告自認經授權之事。再者，本件合作契約書於106年7月15日已製作完成，迄同年8月10日上傳至公平會，相距20餘日，應得以依用印流程完成合法用印，似無被告所辯，惟恐公司遭罰之急迫情事。況且最後上傳至公平會之C式合作契約書並未蓋用本案印章，公平會亦未退件或命天明皇伊公司補正，是以上傳至公平會審查之合作契約書是否須蓋用簽約人印章，亦非無疑。若果如此，被告又有何為向公平會報備，事急從權偽刻本案印章之必要？再者，被告所提出之「天明皇伊會計群組（2）」之Line對話紀錄所顯示，群組內相關會計人員有上傳合約及檔案予群組成員，共同討論將於106年12月25日提出之商務代理合約案之情（見第一審卷一第405至412頁）。而被告與王伯綸均為「天明皇伊經管會成員」Line群組成員，被告非不得於本件合作契約書簽訂之前上傳本案合作契約書予王伯綸知悉，並取得其同意。再參以於106年12月25 日之董事會議所通過之商務代理合約內容，乃出席董事經會議決議之結果，自形式上觀察，與106年7月15日之A、B、C 式合作契約書之內容似有不同。縱王伯綸肯認公司增加電商行動支付業務，亦不等同王伯綸認可106年7月15日之合作契約內容。況被告亦為旺旺電商公司負責人，於有管道（Line 群組對話）、有時間之情況下，未經王伯綸同意或授權、未經公司所定用印流程，擅自偽刻本案印章蓋用於A式、B式合作契約書持以行使，已構成冒用他人名義製作文書行為。況被告偽造合作契約書之際，已足對天明皇伊公司發生損害，極為顯然，縱該公司事後對之表示追認，與被告所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之成立，毫無關係，自不能據為免罪之主張。原判決上開認定，顯然不足以說明被告偽刻本案印章製作A、B 式合作契約書上傳至公平會，無行使偽造私文書之犯意與犯行。㈣從而，原判決認為不能證明被告以私刻本案印章，製作如A、 B式合作契約書持以行使之行為，未經天明皇伊公司董事長王伯綸授權，而為其此部分行為無罪之判決，與本院前揭原判例見解意旨即有不合。三、綜上，檢察官以原審維持第一審就此部分所為之無罪判決，違背本院25年上字第2123號原判例見解，且其情形足以影響於判決之結果，符合速審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起上訴，核為有理由，爰將原判決此部分撤銷，發回原審法院更為審判。另檢察官於第一審審理當庭補充論告，認為被告此部分行為亦涉犯刑法第342條之背信罪嫌（見第一審卷二第91 頁），案經發回應併予注意。　　貳、上訴駁回（原判決關於諭知被告有罪，經被告上訴）部分：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且必須依據卷內訴訟資料為具體之指摘，並足據以辨認原判決已具備違背法令之形式者，始屬相當。本件原審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事實審法院之推理作用，認定被告有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之行使偽造私文書、詐欺得利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此部分之科刑判決（第一審判決未認定被告犯詐欺得利罪），改判依想像競合之例從一重論被告犯行使偽造私文書罪，量處有期徒刑4 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及相關沒收、追徵（同時被訴詐欺取財部分維持第一審不另為無罪諭知之判決，駁回檢察官之第二審上訴部分已確定）。核其所為之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從形式上觀察，原判決上開部分尚無足以影響其判決結果之違背法令情形存在。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林俊雄、王建智因違反營運規章，經天明皇伊公司於106年10月23日公告終止經銷商資格。王伯綸已證稱，經銷商資格經終止後，即不可再向公司主張任何權利，所有獎金都要凍結，亦不能將經營權轉讓予他人等語，是以，被告縱有偽造該2人署押製作「經銷商轉讓會籍經營權申請書」（下稱本案申請書），將該2人會籍轉讓予可瑪國際餐飲有限公司（下稱可瑪公司），亦不生轉讓之效果。可瑪公司之經銷商資格為全新取得，非自該2人轉讓而得，縱有短繳入會費，亦屬民事糾紛而非刑事犯罪。伊製作本案申請書之行為，既不生轉讓林俊雄、王建智之會籍經營權效果，自不影響其等權益，亦不致使天明皇伊公司之管理產生錯誤，所為與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不符。原判決仍認伊之行為已足生損害於上開3人，顯有違法。再者，伊於原審審理期間已與林俊雄、王建智達成和解，天明皇伊公司則拒絕與伊和解。原判決未審酌上情，逕以伊未能與天明皇伊公司達成和解為由，不予伊緩刑宣告或酌量減輕其刑，亦有違法。　三、惟（1）證據之取捨、事實之認定及刑罰之量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量刑亦符合法律規定之要件與範圍，且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而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而是否宣告緩刑，亦屬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之事項，倘經裁量結果認無上開規定之適用，亦無違法可言。（2）刑法第210條之偽造文書，以無製作權之人冒用他人名義擅自製作該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是以文書經偽造之結果，於公眾或他人有發生損害之虞為已足，不以果生實害為要。原判決依憑被告之部分供述、王伯綸、林俊雄、王建智、天明皇伊公司職員李雅絲等之證述、被告偽造之本案申請書及天明皇伊公司、可瑪公司之相關資料（見原判決第3頁）等證據資料綜合判斷後，認定被告明知林俊雄、王建智因違反天明皇伊公司營運規章，於106年10月23日經該公司公告終止經銷商資格後，2人並未同意或授權被告移轉其等經銷商會籍予他人，仍意圖謀取毋庸支付每一新會員成為經銷商須繳交新臺幣（下同）3550元（即入會費600 元，並購買優惠顧客套組2950元）之利益，基於行使偽造私文書及詐欺得利之犯意，於106年11月1日某時，在本案申請書（如其附表編號1、2所示）上偽簽林俊雄、王建智之署押，用以表示該2人已將其等之經銷商會籍轉讓予可瑪公司，再持交天明皇伊公司人員李雅絲，分別將該2人之會籍經營權移轉至可瑪公司（登記名稱為可瑪12、13)，並新增2個會員編號，被告因此獲得不法利益7100元，足生損害於林俊雄、王建智，及天明皇伊公司管理傳銷商經營權會籍之正確性。並說明：依被告之供述、王伯綸之證述及該公司之事業手冊所載規章，可知經銷商資格經公司公告終止與自行移轉，對經銷商及天明皇伊公司後續所衍生之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並非完全相同。被告偽造本案申請書，再以可瑪公司名義為後續之傳銷經營，自會影響天明皇伊公司管理傳銷商經營權會籍之正確性（至少短收新會員取得會籍資格之費用）及林俊雄、王建智得向天明皇伊公司主張之法律上權利。被告所辯其行為不生損害於任何人，顯不足採，已就被告所為何以與行使偽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相符，詳為論述。復詳述如何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包含被告所得利益，及與被害人和解之情形等情），量處有期徒刑4月，並以其尚未與天明皇伊公司和解，不宜予緩刑宣告。核原判決之採證認事尚與經驗、論理法則無違，所量處之刑度及未宣告被告緩刑，均無顯然違法、失當或違反比例原則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並非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有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徒就原審採證認事及量刑職權之適法行使，任意指摘，顯與法律所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揆諸首揭說明，被告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7條、第401條、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林立華法官莊松泉法官李麗珠　　　　　　　　　　　　　　　法官　陳如玲法官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2025-03-20

TPSM-114-台上-618-20250320-1

台上

最高法院

詐欺取財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123號上訴人曾東洲上列上訴人因詐欺取財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 3年11月28日第二審判決（113年度上訴字第4047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調偵緝字第2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上訴駁回。理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規定，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是提起第三審上訴，應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訴訟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不適用何種法則或如何適用不當，或所指摘原判決違法情事，顯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時，均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本件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曾東洲有如其事實欄所載詐欺取財之犯行，因而撤銷第一審判決關於其附表（下稱附表）編號4、5所示之無罪判決，改判論處上訴人犯詐欺取財共2罪刑，及就所處有期徒刑4月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併為相關沒收、追徵之宣告。已詳敘調查、取捨證據之結果及憑以認定犯罪事實之心證理由。二、證據之取捨與事實之認定，均屬事實審法院之職權，倘其採證認事並未違背證據法則，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而執為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原判決認定上訴人有附表編號4、5部分之犯行，係依憑上訴人之供述、告訴人周天全之指訴、證人馬宗凡、劉伊峯、蔡耀郎之證述，及相關不動產之謄本、銀行之匯款申請書等書證，以為認定。並敘明：㈠就附表編號4部分，上訴人未曾取得坐落於○○市○○區○○路0段707之14 號4樓不動產之所有權，亦未向該不動產之所有人劉伊峯表達欲購買之意，可見上訴人以欲出賣該不動產為由，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款項，確有詐欺取財之犯行。㈡就附表編號5部分，上訴人先將坐落於○○市○○區○○街00巷0號0樓之不動產出售予蔡耀郎，並移轉登記於蔡耀郎之子蔡佳承名下後，再謊稱要出售該不動產予告訴人，使告訴人陷於錯誤而支付款項，同有詐欺取財之犯行。㈢上訴人所辯本件只是投資分配問題，且附表編號5仍為其所有云云，均不足採等旨，均已依據卷內資料詳予指駁及說明，所為論斷乃原審本諸職權之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上之判斷，據以認定上訴人犯罪事實，於法均無不合。上訴意旨仍執陳詞，以其每月均有按期匯款予告訴人之子，現已未積欠告訴人款項，且告訴人也認識蔡耀郎、馬宗凡等投資人等詞，指摘原判決違法云云。經核係對於原判決已明白論斷之事項，漫事爭辯，或屬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持憑己見而為不同評價，再為事實上之爭執，均難認係適法之第三審上訴理由。三、綜上，本件上訴人之上訴，均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併予以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許辰舟法　官吳冠霆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林宜勳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2025-03-20

TPSM-114-台上-1123-20250320-1

台附

最高法院

偽造文書等罪請求損害賠償刑事附帶民事訴訟

最高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4年度台附字第3號上訴人天明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兼法定代理人王伯綸被上訴人姜世軒上列上訴人等因被上訴人偽造文書等罪請求損害賠償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7日第二審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113年度重附民上字第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駁回上訴人天明生活股份有限公司請求被上訴人姜世軒給付新臺幣伍佰參拾捌萬柒仟伍佰伍拾伍元、上訴人王伯綸請求被上訴人姜世軒給付新臺幣貳佰萬元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理由一、按第三審法院認為刑事訴訟之上訴有理由，撤銷原審判決，而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者，應併就附帶民事訴訟之上訴，為同一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510條規定甚明。二、本件被上訴人姜世軒被訴有本件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㈡所載偽刻上訴人等印章，偽造上訴人等與旺旺電子商務有限公司之合作契約書持以行使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嫌，經原審法院維持第一審之無罪判決後，檢察官不服原審法院所為之此部分刑事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上訴人等就此部分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天明生活股份有限公司新臺幣（下同）538萬7555元、給付上訴人王伯綸200萬元（加計上訴人天明生活股份有限公司就起訴書犯罪事實一之㈠所載被上訴人偽造文書罪嫌部分，請求給付43萬9291元，合計為582萬6846元），亦經原審法院維持第一審以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駁回上訴人等此部分聲明之判決，上訴人等不服原審法院此部分之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提起上訴到院。因此部分刑事訴訟經本院撤銷，發回原審法院，依上開規定，此部分附帶民事訴訟之上訴，自應併予發回，期臻一致。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10條、第490條前段，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官林立華法官莊松泉法官李麗珠　　　　　　　　　　　　　　　法官　陳如玲法官王敏慧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游巧筠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2025-03-20

TPSM-114-台附-3-20250320-1

易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傷害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72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丁春桃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續字第412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丁春桃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丁春桃與告訴人張胤妃前均在豪足足體養生會館（址設桃園市○○區○○路000號，下稱本案會館）擔任按摩師傅，緣告訴人於民國111年8月6日下午4時30分許，在本案會館內櫃檯前，與本案會館負責人陳永晉因故而起爭執，被告見狀即上前勸架，隨後雙方一言不合，被告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徒手朝告訴人臉部揮擊，致告訴人受有頭部外傷症狀、左頰挫傷及紅腫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77 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難遽採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張胤妃於警詢中之證述、證人即本案會館負責人陳永晉於警詢及偵訊中之證述、告訴人提出之現場錄音檔案、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1月18日勘驗筆錄、敏盛綜合醫院醫字第040943號診斷證明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上開時間，在上開地點，與告訴人發生衝突，惟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我們的工作每個人都有 1小時顧班的時間，案發時我們在顧班，告訴人跟老闆在櫃檯起衝突，告訴人有摔東西，我跟告訴人說顧班時間不要這樣，會影響店裡的生意，她跟我說關我屁事，接著就過來要推我，她把我推到身後的櫃台，我撞到櫃台後身體又往前，我怕我摔倒，所以我有伸手要推前面的櫃台，但這時告訴人往我這邊手揮過來，我以為她要打我，我是要把她的手揮開，所以我的手才會碰到她的臉等語。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有於上開時間，在上開地點發生口角，進而發生肢體衝突，嗣告訴人就醫診療後，經診斷受有頭部外傷症狀、左頰挫傷及紅腫等傷害等節，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自承在卷（見偵卷第107至108頁，易卷第29 至31頁、第81至8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見他卷第49至50頁）之情節部分相符，並有敏盛綜合醫院醫字第040943號診斷證明書、告訴人提出之現場錄音檔案、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1月18日勘驗筆錄等件（見偵卷第81 頁，偵續卷第57至61頁）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㈡而觀告訴人所提出之錄音檔案中（見偵續卷第58至59頁），告訴人先後向被告稱「妳怎麼可以打我巴掌、掐我脖子咧，大家都是同事，怎麼可以這樣子，31師傅（按：即被告）」、「客人有看到喔，夫妻有看到，妳怎麼可以...又掐人家脖子」、「妳還打人家耳光，掐人家脖子」、「4號、10號、有客人、有櫃檯、有攝相機都看到妳打我、掐我脖子」等語，被告則回覆稱：「打妳又怎麼樣」、「我打妳又怎麼樣」等語，自2人交談之內容觀之，似可認定被告確有毆打告訴人之行為，然此為2人發生衝突後之事後交談，衝突當下並未聽聞有何徒手毆打他人臉部之聲響，另自該錄音中，亦無除被告及告訴人2人外之交談聲，尚不能直接證明被告有徒手毆擊告訴人；又證人即告訴人先前於偵查中證稱被告徒手掐住其脖子15分鐘（見他卷第5頁），此亦與前開其本人所提供之錄音檔呈現之結果不符，則被告是否確有毆打告訴人致傷之行為，已屬有疑。　㈢證人陳永晉於偵訊時證稱：告訴人是我們店裡的按摩師傅，我是經營者，因為客人說告訴人按得不好，所以她下來1樓時，我有詢問她，告訴人就說我針對她，還跟我大小聲，並摔打卡單，當時1樓旁還有很多客人在按腳，被告就跟告訴人說經營場所不要這麼大聲，隨後我想去保險櫃拿錢給告訴人請她離職，在我拿錢的1分鐘内，沒有看到被告和告訴人在幹嘛，不過我一把錢拿起來，告訴人就說她被打，短短30 秒至1分鐘，我也不知道為何告訴人會說被打，之後他們就口角衝突，我就擋在他們2人中間，被告已經7、80歲，又比較矮小，頂多是請告訴人先離開店内等語（見偵卷第109至1 11頁），足見證人陳永晉並未見聞案發時被告有攻擊告訴人之行為。又依卷內現存事證，並無案發時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等足以補強告訴人所指稱被告有傷害行為之事證，自難認被告有何傷害犯行。五、綜上所述，依檢察官提出之事證，尚不足以使本院確信被告確有於上開時間、地點，有徒手揮擊告訴人之臉部致其受有公訴意旨所載之傷勢，而就被告是否成立公訴意旨所認犯行，仍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此外，本院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揆諸首揭說明，被告犯罪即屬不能證明，爰應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庭提起公訴，檢察官蔡雅竹、張盈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林大鈞　　　　　　　　　　　　　　　　　　法　官　李信龍　　　　　　　　　　　　　　　　　　法　官　曾煒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季珈羽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2025-03-20

TYDM-113-易-572-20250320-1

侵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妨害性自主罪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22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宋大成選任辯護人汪玉蓮律師楊俊鑫律師上列被告因犯妨害性自主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864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犯強制性交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事　實甲○○與代號AE000-A112205（真實姓名、年籍資料詳卷，下稱A女）前為男女朋友關係。甲○○於民國112年5月6日晚間10時許，在其位於桃園市中壢區住處與A女發生口角，甲○○竟基於強制性交之犯意，違反A女之意願，先徒手拉扯A女，使其重心不穩跌坐在地，再強行褪去A女之褲子，並以手肘壓制A女頸部，接續將其陰莖插入A女之陰道2次，以此強暴方式，對A女為強制性交行為。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做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 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係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被告及其辯護人爭執此部分之證據能力，本院審酌證人A女已於本院審理時到庭具結作證，且其於本院審理時所述與警詢時所為之陳述內容並無明顯不符，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 所定情形存在，並無引用其於警詢時所為陳述之必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認其於警詢時之陳述無證據能力。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上開規定已揭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是被告如未主張並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須再就無該例外情形為舉證。經查，證人A女於檢察官偵查中之證述，係以證人之身分，經檢察官告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由其具結，而於負擔偽證罪之處罰心理下所為，經具結擔保其證述之真實性，另該證人於檢察官訊問時之證述，並無證據顯示係遭受強暴、脅迫、詐欺、利誘等外力干擾情形，或在影響其心理狀況，致妨礙其自由陳述等顯不可信之情況下所為，被告及其辯護人亦未主張並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於本院審理時，經以證人身分傳訊A女到庭作證，進行交互詰問，予以被告對質詰問之機會，已保障被告訴訟上之權利，並再提示上開偵訊時之筆錄及告以要旨，由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依法辯論，完足證據調查之程序，是證人A女於檢察官訊問中所為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並得採為證據。貳、實體事項一、訊據被告甲○○固坦承有於上揭時、地，與A女發生性行為2次，惟矢口否認有何強制性交犯行，被告及其辯護人之辯解如下：　㈠被告辯稱：我跟A女當天是合意性交，我沒有以強暴行為讓A 女受傷，也沒有用手肘壓在A女身上，A女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前後不一致，也說不知道身體有傷，可證明A女的傷勢不是我造成的，請求為無罪判決等語。　㈡辯護人汪玉蓮律師為被告辯以：A女於警詢及偵訊時，對於被告究竟是用手肘「壓在」她的脖子上，還是「架住」A女的鎖骨，以及A女有無受傷、有無主動褪去睡衣、有無與被告接吻等細節事項，前後所述不一致，A女之證述已有明顯之瑕疵，又診斷證明書上所載之傷勢，非被告所造成，A女也證稱不知道有受傷，不能排除是雙方合意為親密行為時所產生，不足以證明被告有違反A女之意願，況且，如果被告確有違反A女意願，衡情A女身上會有明顯外傷，此外，醫院對 A女驗傷時所拍攝之照片，也看不出來有任何傷勢，本案並無任何證據可以補強A女陳述之真實性，請求為無罪判決等語。　㈢辯護人楊俊鑫律師為被告辯以：被告已通過測謊鑑定，可證明被告並未為起訴書所載之行為，又A女對於被害情節，在警詢及偵查中有供述不一致之情形，A女亦稱不知道有受傷，可見A女證述之被害經過並不可採，此外，驗傷照片中看不出有肩頸傷勢，可見診斷證明書所記載内容不實，不足以補強A女之證述，請求為無罪判決等語。二、經查：　㈠被告有於112年5月6日晚間10時許，在其位於桃園市中壢區住處，違反A女之意願，以將生殖器插入A女陰道之方式，而為性交行為，有下列證據可資證明：　⒈證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當天我們發生口角不愉快，我要離開，被告就以暴力方式阻止我離開，當時我要換衣服，我要穿褲子，他就拉扯我，導致我重心不穩跌倒，然後被告順勢把我的褲子拉走，我起身拿回褲子的時候，他又用力把我往後推，所以我又再次跌坐在地上，被告就以他的上手臂架住我的鎖骨，然後開始咆哮，但我已經忘記内容，我覺得很害怕，之後被告衝出房門，拿了一把很大、尖銳的剪刀，把我的外衣褲都剪破，被告在剪衣褲的時候，還把剪刀揮向我，不停地說「看你怎麼跑」，然後被告命令我站到床邊，我沒有照做，因為我無法動，被告就從我身後把我抱起來拉到床邊，然後再次命令我，叫我親他，要我把身上僅有的内褲脫掉，我都沒有動，被告就開始倒數，三、二、一，我跟他說不要，被告說「若你不做，我就要出手」，倒在床上痛哭，被告就把我内褲扯掉，然後強暴我，隔天早上我有去驗傷，是醫生幫我報警的等語（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8648號卷【下稱偵卷】第79頁至第81頁）　⒉證人A女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當天有與被告發生口角，我拿起褲子要穿時，被告用力扯掉，我重心不穩跌倒，然後我起身跟被告拉扯，想要拿回我的褲子，被告又更用力把我往後推，我整個人跌坐，身體多處撞傷，然後被告就用上手臂壓住我的鎖骨，然後開始咆哮，接著被告跑出去拿剪刀進來把我的外衣褲剪破，在過程中還不斷跟我揮動剪刀，說「看妳往哪裡跑」，我非常的害怕，然後被告要要我站起來，可是我嚇壞了，我沒有辦法，被告就過來把我架起來到床邊，被告要我親他，我沒有，被告要我脫掉睡衣，我沒有，被告那時候靠近我說我如果要離開他，就是要毀了他，他也會讓我不見，他說如果我沒有動作他就要動手了，然後就開始倒數，一、二、三，我非常害怕，我把睡衣脫掉，整個人倒在床上哭泣，接著被告就過來扯掉我的內褲，被告違反我的意願強暴我等語（見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22號卷【下稱本院卷】一第441頁至第459頁）。　⒊互核證人A女上揭證言，對於被告先與證人A女發生拉扯，使其重心不穩跌倒在地，復強行褪去其褲子，再以手臂壓制證人A女頸部後，將其生殖器插入證人A女陰道而為性交行為等關於性侵害過程之細節事項，於偵訊及本院審理始終為相同指述，並無重大歧異之處，倘非其親身經歷之事，實無可能憑空編撰捏造此等情節。衡以證人A女案發時與被告仍為男女朋友關係，彼此間並無何宿怨嫌隙，證人A女實無甘冒誣告、偽證刑責之風險，而設詞誣陷被告之動機。參以證人A 女有於112年5月7日上午9時49分許，前往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急診，經醫師診斷受有左頸有約2X1之紅印、頸前下方有約3X3之紅印、胸口正中央有約2X2之紅印，其上方有約2公分直線痕跡，左胸上方有2條2.5及2公分之細痕、右胸上方有約3公分之細痕、左手肘有約2X2之紅印、兩側乳頭尖端有些微破皮、陰部則有6點鐘方向有約2X2紅色的充血及組織泛紅、7點及4點鐘方向有陳舊性傷痕等傷害，有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在卷可佐(見偵卷不公開保密卷第7頁至第11頁），是綜合上開事證，足認證人即證人A女指證被告以上開強暴方式，違反其意願而為性行為等節，應非子虛，堪以採信。　㈡性侵害案件中之補強證據，係指被害人指述以外，與其指證具有相當程度關聯性之證據而言。又證人陳述之證言，常有就其經歷、見聞、體驗事實與他人轉述參雜不分，一併陳述之情形。若其陳述內容，係以之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證明對聽聞被害人所造成之影響者，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以證明其所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以之參照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案發當時或事後所生之影響，難謂亦屬傳述自被害人，實已等同證人陳述其所目睹被害人當時之情況，而屬適格之補強證據。經查：　⒈證人A女於案發後次日即112年5月7日上午9時許，即前往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急診，證人A女於診間求助於醫護人員，請醫護人員協助報警，嗣經急診科醫師發現可能有性侵害情形，遂請婦產科醫生進行驗傷等情，業據證人A女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一第445頁），且有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113年8月9日桃醫醫字第1131910456號函文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73頁)，證人A女上開事後反應，核與常人遭遇不法侵害後急於求助，且為保全證據而立即前往醫院就診並驗傷採證之常情，互核相符。　⒉又證人A女於112年5月7日接受醫生診療後，醫生於診斷證明書「其他補充說明欄」記載：「主訴有段記憶想不起來、流淚、說話無法直接說，會斷斷續續」等語，有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受理疑似性侵害事件驗傷診斷書在卷可佐(見偵卷不公開保密卷第7頁至第11頁），足以證明證人A女於案發後確有緊張、驚嚇等異常情緒反應，核與一般人遭受事件衝擊而有強烈情緒轉折之情形相符，若非本案發生係違反證人A女意願，何以證人A女會有前揭負面之情緒及行為異狀，足見本案對證人A女之情緒及心理已造成相當負面影響，益證證人A女前揭證述其與被告發生性行為並非出於自願，當屬真實。 ⒊再者，被告有於112年5月7日下午3時14分許傳訊A女：「我的左邊肩膀和左腰也很痛，有肌肉拉傷，醫生說妳的傷勢如何？」，又於112年5月10日下午5時30分許傳訊A女；「傷害寶貝，我也很懊悔，不想再發生類似事情，很對不起寶貝」，再於112年5月12日下午3時15分許傳訊A女：「寶貝我不應該發怒，不應該罵寶貝，不應該剪破衣服，不應該推寶貝，請寶貝原諒我，我知道我錯了」等情，有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37頁至第139頁），觀諸被告於傳送證人A女之訊息中自承「很對不起寶貝」、「不應該發怒，不應該罵寶貝，不應該剪破衣服，不應該推寶貝」等語，均與證人A女前開指證被告所為之強暴行為相符，若非被告確有對證人A女為上開性侵害犯行，要無可能自行於訊息中坦認上情，並屢屢向證人A女認錯，請求其原諒，是證人A女對被告之上開指證，應非虛枉，被告有違反證人A女之意願而為性交行為乙節，至堪認定。　㈢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但理由均非可採，臚陳如下：　⒈被告及其辯護人雖均辯稱：A女對於被害經過之細節，有前後證述不一致之情形，且A女於偵查及審理時均稱沒有受傷，與其陳述之施暴情節不符，可見A女之證述有明顯瑕疵云云：　①按告訴人、證人之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究竟何者為可採，法院仍得本其自由心證予以斟酌，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尤其關於行為動機、手段及結果等之細節方面，告訴人之指陳，難免故予誇大，證人之證言，有時亦有予渲染之可能；然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若果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證人之陳述前後不符，或因記憶淡忘，或事後迴護被告，或因其他事由所致，究竟何者可以採信，法院應本其自由心證斟酌何者與事實相符，以為取捨，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應認其全部證言均為不可採信。再者，證人之記憶常隨時間之流逝，或與日常事務結合難免逐漸模糊或產生干擾，且人之記憶亦會因個人對事物之理解力、專注力、智識程度或年齡大小而有所差別，另證人亦可能因個人所處角度、位置或距離之不同，會對於同一事物之見聞而有不同之證述，特別是很多事件是在證人毫無預期之狀態下所發生，其等既非特意等待事情之發生，對於事情之細節更可能會因時間之經過而淡忘。　②經查，本案證人A女突遭被告性侵害，基於其心理恐懼之情緒，對於案發之相關細節，本難期待其可關注全貌，並能於事後回想而分毫不差地描述，是證人A女對於被告究竟是用手肘「壓在」脖子上，還是「架住」其鎖骨，以及證人A女有無主動褪去睡衣、有無與被告接吻等節，雖有歷次證述不盡一致之情形，然被告究竟是以手肘「壓在A女脖子」，還是「架住A女鎖骨」，證人A女所證稱遭攻擊之部位並無明顯歧異，至多僅屬描述方式之差異，其餘過程則非屬性侵害行為之重要環節，在證人A女突遭性侵而驚恐未平之情形下，實難苛求其能夠鉅細靡遺注意該等細節，並於事後精準描述。至證人A女於警詢時雖證稱：驗傷時才知道有傷等語，於偵訊時證稱：我有撞到凸出物，我當下疼痛，但是沒有實際傷害等語，於本院審理時證稱：不知道傷勢何時出現等語（見偵卷第37頁、第79頁，本院卷第453頁），然考量本案事出突然，且每個人對於疼痛的耐受能力、反應時間均不相同，人體受傷後也不一定會立即顯現出瘀傷，有時可能經過數小時後才能顯現傷勢，證人A女突逢此重大事件，自難期待證人A女能夠牢記案發時之所有資訊，並能夠在案發當下檢視、確認其身體所有之傷勢，難以執此遽認證人A女有虛捏傷勢之情事。是證人A女事後無法清楚回憶或陳述上開事項，尚非違反事理，不能以其就細節前後陳述不一，遽認其證述全屬虛偽，悉予摒棄不採，故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應無可採。　⒉被告及辯護人又辯稱：A女傷勢非被告所造成，被告也沒有發現A女有受傷，診斷證明書記載之內容並非實在云云，然而，證人A女於案發次日即前往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就診，經醫生診斷受有如事實欄所載之傷勢等情，業據本院認定如前，佐以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112年5月6日當天都沒有發現A女身體有任何異狀，5月6日至7日間我們都待在一起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6頁），足徵證人A女於案發後至前往醫院就醫前，未曾前往他處，顯無由其他外力介入而造成上揭傷勢，已足以排除證人A女造假傷勢之可能。又關於醫生是如何為證人A女檢查傷勢及進行診療之經過乙節，業據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函覆略以：診斷證明書上所載傷勢，是依照醫療專業所做出的判斷及記載。驗傷時，我們本著醫療專業的態度，詳細為病人做專業的醫療檢查。因案主有描述脖子、胸口、及撞牆壁的身體傷害描敘，故檢驗時進行全身的詳細、專業的醫療檢查等語，有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113年8 月9日桃醫醫字第1131910456號函文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7 2頁)，由此可知，診斷證明書所載之傷勢，係醫師秉持醫療專業，詳細為病人做專業的醫療檢查後所為之判斷，上開診斷證明書自具有相當之可信性。被告雖辯稱看不出來A女有受傷云云，但被告既無醫療背景，也未受過醫學專業訓練，自不得任其率以常人之認知判斷證人A女之傷勢。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辯解，顯屬空言臆測之詞，毫無實據，要難憑採。　⒊被告及辯護人再辯稱：醫院對A女驗傷時所拍攝之照片，看不出來有任何傷勢，可見診斷證明書之記載並非實在云云。惟查，經本院函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關於卷附之傷勢照片是否為醫生依其專業判斷A女傷勢後，以拍攝照片之方式，紀錄A女之傷勢部位及傷勢程度乙節，經該院函覆略以：本案是婦產科醫師在案主描述身體傷害後，進行的專業醫療紀錄，驗傷時在頸部，發現有較案主膚色更泛紅且觸碰疼痛的部位，以醫療的專業，高度懷疑與「掐住案主脖子」有相關，恐經過時間越久，壓傷痕跡若無皮下出血，則不會留下淤青，而會逐漸復體，使傷害難以判別，故照片的方式做專業的記錄。又驗傷時有在胸口發現不同是否於身體正常紋路的細痕，因高度疑似剪刀造成的刮痕，故於以專業的醫療紀錄等語，有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113年8月9日桃醫醫字第1131910 456號函文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372頁至第373頁)，由此可知，醫生當時確有以肉眼檢查，並以觸診之方式確認證人A 女之傷勢，因而在頸部發現較原本膚色更泛紅且觸碰疼痛的傷勢、胸口則發現不同是否於身體正常紋路的細痕，因而以拍照之方式存證，是診斷證明書所記載之傷勢內容、部位，核與傷勢照片並無不符之處，不能僅因被告、辯護人事後難以從照片辨識受傷程度，遽認醫師依其專業所記載之傷勢為虛偽不實，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要無可採。　⒋辯護人汪玉蓮律師雖辯稱：A女身上沒有明顯傷勢，可見被告未違反A女意願為性行為，否則A女身上應該會有明顯外傷云云。惟查，刑法第221條、第224條之強制性交罪及強制猥褻罪，凡行為人施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任何一切違反被害人意願之強制方法，而足以壓抑、妨害被害人之性自主決定意思自由者，即足以成立，其強制之手段方式不以須使被害人達於不能抗拒之程度為必要，更不問被害人有無強烈抗拒或呼叫求救之舉。經查，證人A女於案發時已明確拒絕被告，其無意與被告發生性交行為之意甚明，業據本院認定如前，詎被告無視證人A女拒絕之意，仍將其生殖器插入證人A女陰道而為性交行為，已達影響、壓抑證人A女之意思決定自由之程度，屬違反被害人意願之強制方法，自構成強制性交行為，縱被告所施加之強制手段未訴諸暴力，或非強烈至已使證人A女不能抗拒之程度，抑或證人A女除以肢體抵制與消極閃躲外，尚無極力抗拒呼救之表現，仍無礙於上開犯罪之成立。至證人A女之驗傷結果，其身體部位固無重大、嚴重傷勢，然參諸證人A女所陳述之事發經過，被告雖違反證人A女意願將生殖器插入其陰道，但性交行為之時間短暫，且未實施猛烈之強制力，衡情並非必然形成傷勢，自不得僅因證人A女未受有傷勢之結果，遽認被告並未侵害證人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是辯護人汪玉蓮律師上開所辯，顯屬無據。　⒌辯護人楊俊鑫律師雖辯稱：被告有通過測謊鑑定，可證明並無起訴書所載之行為云云，然而：　①所謂「測謊」，係依一般人說謊時，容易產生恐懼、不安、與情境經驗等情緒波動反應，乃以科學方法，由施測人利用測謊儀器，將受測者之上開情緒波動反應加以記錄，用以判別受測者之供述是否真實之技術。是「測謊」在本質上並非針對「謊言」加以偵測，而是在檢測人體血壓、脈博、呼吸及皮膚導電反應等所引起之生理變化，用以研判受測人所述是否屬實。然測謊中之生理反應不一定全然來自說謊，受測者於施測時之緊張情緒、疾病、激憤、冷靜之自我抑制，甚或為受測以外之其他事件所影響，皆有可能引起相同或類似之生理反應，故是否說謊與生理反應之變化間，並無必然之因果關係，已有可疑，且如因距案發過久、受測者情緒已平復、或已合理化其行為、降低其罪惡感、或自我說服而形成相當之確信，則測謊之準確性亦難免受影響。應是若未綜合考慮前開各項因素，僅以測謊結果作為判斷有罪或無罪之唯一依據，不惟可能陷人於罪，抑可能被利用為「脫罪」之工具。是以被告就被訴事實所為否認或有利之供述，經測謊鑑定，縱無任何虛偽之情緒波動反應，但此與卷內不利於被告之證據間，何者為可採，何者為不可採，仍應綜合卷內證據資料為合理之比較，非謂一旦通過測謊，即應認為無犯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76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②經查，本案測謊鑑定報告之結果，被告就「那天（112/5/6) 你有沒有用手肘壓住A女（代號AE000-A112205)的頸部或鎖骨？」、「那天（112/5/6)你有用手肘壓住A女(代號AEOOO- Al12205)的頸部或鎖骨嗎？」，均答「沒有」，且均無不實反應，有丙○○儀測服務有限公司測謊鑑定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81至第163頁頁）。惟上開測謊鑑定報告所載之施測日期為「113年4月26日」，距離本案之案發時間已相距近 1年，無法排除被告可能自我合理化其行為，使測謊結果及正確性受到影響，況測驗問題只問「有無用手肘壓住A女的頸部或鎖骨」，但未進一步特定被告為該行為之場合或情境，則在無法確認是在何種情狀下所為之行為，且測謊本身存有無法透過其他方式重覆檢驗以擔保其結果之正確性之缺陷，自不得徒憑上開測謊結果，遽認被告所辯為真，逕採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依據，是辯護人楊俊鑫律師上開所辯，要無可採。　⒍辯護人下列證據調查之聲請，均無調查之必要：　①辯護人汪玉蓮律師聲請將本案送中山醫學大學法醫科鑑定，欲確認性行為多久後會造成陳舊性傷痕，以及陰道6點鐘方向有2×2充血、組織泛紅及驗傷照片，能判斷出是否基於強暴行為所造成？然而，關於被告有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式，與A女為性交行為乙節，業據本院認定如前，本案事證已明，無另送請鑑定之必要。　②辯護人楊俊鑫律師聲請本院函詢法醫研究所，確認起訴書所載之行為是否會造成診斷證明書之傷勢，另聲請本院函詢中山醫學院醫學系法醫科，鑑定A女之傷勢是否可能係親吻、抓癢或其他原因所致，然而，關於A女傷勢之成因，以及診斷證明書所載傷勢是否係經醫生專業診斷後所為之記載等事項，業經本院函詢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辯護人楊俊鑫律師未具體敘明有何另函詢法醫研究所、中山醫學院醫學系法醫科之理由，也未具體指明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之函覆資料有何不足採信之情形，辯護人楊俊鑫律師重複請求調查同一事項，難認有何調查之必要。　③辯護人楊俊鑫律師請求函詢周潤德儀測服務有限公司，欲確認被告是否僅有前往丙○○儀測服務有限公司進行測謊，並通過測謊鑑定乙節，然本院是否採信上開測謊鑑定報告之理由，業經本院論述如前，要無另行函詢其他測謊鑑定公司之必要。　㈣綜上所述，證人A女對於案發之經過，均能敘述重要梗概，歷次所言均相符，並有上開補強證據在卷可佐，足認證人A女之證述具有高度可信性，而被告、辯護人前揭所辯，均屬臨訟卸責之詞，並非可採。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甲○○所為，係犯刑法第221條第1項之強制性交罪。被告違反A女意願，先後對A女所為之性交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之法益同一，各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㈡爰審酌被告與A女於案發時仍為男女朋友關係，竟不知尊重A 女之性自主權，無視A女以言詞及動作表示不願與其為性交之意，猶以強暴之方式，違反A女之意願而為前揭強制性交行為，視他人性自主決定權於無物，對A女之身體及心理均造成嚴重傷害，復審酌本案發生迄今已2年餘，然A女在本院審理時，就案發過程猶指證歷歷，甚而數度當庭痛哭失聲，可知其對案發遭受侵害之記憶並未因時間經過而消退，所受傷害在A女心中仍無法抹滅，可以想見A女每當回憶此事，當感痛苦折磨至深，已耗盡其青春、心力，惟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猶否認犯行，雖被告於113年5 月3日準備程序時認罪，但於113年7月18日審理時卻改口否認犯行，經本院確認為何改變答辯方向，被告則供承：當時是希望官司早點結束，所以才認罪，但我跟A女提出3次和解，都被A女拒絕，A女是在利用我跟她的感情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6頁），辯護人楊俊鑫律師則起稱：辯護人之前為有罪辯護，是尊重被告意願，辯護人常常也會叫無辜的人認罪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98頁），可見被告先前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認罪，並顯露之悔悟、懺悔之意，無非只是與辯護人討論、研擬後，為求取法院輕判之訴訟策略，見A女拒絕和解，旋即改變態度，並非真心悔悟。是以，本院考量被告直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仍持續指責A女企圖利用訴訟手段報復被告等情（見本院卷二第17頁），未曾真誠向A女致歉，亦未能與A女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並參酌A女及告訴代理人對量刑之意見，兼衡被告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健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八庭審判長法　官　鄭吉雄　　　　　　　　　　　　　　　　　　法　官　羅文鴻　　　　　　　　　　　　　　　　　　法　官　姚懿珊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王儷評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中華民國刑法第221條（強制性交罪）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20

TYDM-113-侵訴-22-20250320-1

簡上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

竊佔

臺灣苗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07號上訴人即被告林芷安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佔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10月1日 113年度苗簡字第1114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院偵字第14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後，自為第一審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林芷安無罪。　　理　由一、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林芷安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佔之犯意，於民國111年5月底前某日，未經許可，在告訴人詹青林為共有人之苗栗縣○○鎮○○○段000地號土地（下稱743號土地）上，雇工架設圍籬、自動灑水系統及種植肖楠，竊佔土地面積約107.66平方公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20條第2項之竊佔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而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依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之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40年度台上字第86號、76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竊佔罪嫌，無非係以：①被告於警詢、偵訊之供述；②告訴人於警詢、偵訊之指訴；③證人詹豊霖於警詢之證述；本案土地之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所有權個人全部）影本、土地所有權狀影本、地籍圖謄本影本、本案土地遭竊佔照片、存證信函影本；④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土地複丈成果圖各1份，為其依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於購買鄰接本案土地之苗栗縣○○鎮○○○段0 00地號土地（下稱739號土地）後，有安裝圍籬、自動灑水系統及種植肖楠，然辯稱：圍籬安裝在緊鄰743號土地之通行道路旁，是為了安全，怕有人經過掉落到739號土地，我是在739號土地種肖楠及咖啡，種肖楠是為了水土保持，安裝自動灑水系統是為了噴灑咖啡及肖楠，不知道肖楠有種植在743號土地，後來是告訴人向我表示，我出錢鑑界才知道圍籬及肖楠有佔到743號土地，我沒有竊佔的意思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103年12月16日，以其子女及友人子女之名義購買739 號土地後，即在緊鄰743號土地之通行道路（下稱本案道路）旁安裝圍籬，並在739號土地種植肖楠、咖啡及安裝自動灑水設備，嗣因告訴人於111年5月31日巡視743號土地時，發現其上有被告安裝之圍籬、自動灑水設備及種植之肖楠，並向被告反應上情及報警處理，經苗栗縣大湖地政事務所（下稱大湖地政所）派員於112年7月25日到場複丈，確認被告安裝之圍籬、自動灑水設備及種植之肖楠，佔用743號土地之面積約為107.66平方公尺等節，業據被告坦承不諱，並經告訴人於警詢時陳述明確，復有743號土地第一類謄本、土地所有權狀、地籍圖騰本、大湖地政所112年7月26日大地二字第1120023786號函暨所附之土地複丈成果圖各1份及現場照片11張（見他卷第6至13、46、47頁），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證人楊春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於103年左右，739號前地主陳秋棠要賣739號土地，叫我妹找買主，我妹找到被告，因為我對卓蘭比較瞭解，我妹就叫我幫忙去現場看土地的狀況，當時要買739號土地時，我、陳秋棠及被告都有在該土地現場，有找地政人員去測量，但只有測量下面，上面因為要爬坡爬比較遠，而且雜草很多難以進入，大家都說好不要上去，所以沒有上去測，陳秋棠說上面有1條公有的路，就是本院卷第75頁照片的道路，道路以下都是739號土地，買賣雙方都同意這樣的交易條件，之後詹先生（按即告訴人）跟被告說有佔用到他的土地，被告有找地政人員去鑑界，我就拿刀去砍草，有找到界址，那個就是公差，我就幫被告找鐵工把圍籬往下移大約60公分，後面可能有1米2，但買賣土地當時上面是沒有界址等語（見本院卷第207至216、223頁），且陳秋棠為739號土地前地主一節，亦有大湖地政所114年 1月24日大地一字第1140000409號函暨附件可佐（見本院卷第140、182至184頁），可知被告於103年間購買739號土地時，曾與739號土地前地主陳秋棠、證人楊春童及地政人員在場鑑界，然因739號土地上方（按即緊鄰本案道路側）較為陡峭，且雜草叢生而難以進入，地政人員並未實際測量73 9號土地與743號土地間之界址，而逕以陳秋棠所述即本案道路以下即屬739地號土地為現況進行交易。再參諸被告於複丈確認743號及739號土地間之界址後，即委請楊春童雇工調整圍籬之安裝位置，並砍除原本種植在743號土地上之肖楠，依被告提出之現場照片4張（見本院卷第41、43、45、47 頁），可見於調整前、後之距離甚近，核與證人楊春童前揭所述大致相符，應堪採信，是被告辯稱不知其安裝圍籬、自動灑水設備及種植肖楠有佔用到743號土地，並無竊佔犯意等語，應屬有據。　㈢又證人楊春童於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在743號土地的附近也有 2塊地，743號土地旁的道路是大家在走的路，沒有限特定人才可以走，而且有斜坡，騎車或開車沒有注意的話會掉下去，我曾經聽過有摩托車掉下去過，被告種植肖楠可以達到水土保持的目的，而且要很大棵、種好幾十年的才會有商業價值，被告種的肖楠還算小棵，還要很久才有商業價值，而且需要照片內的自動灑水系統澆水，不然肖楠會種不成，會死掉等語（見本院卷第218、220、222、223、225頁），可知本案道路與旁側土地有一定之斜度，且本案道路係供不特定公眾通行之用，亦有苗栗縣卓蘭鎮公所會勘紀錄可佐（見本院卷第69頁），人車行經該處確有不慎掉落之可能；另被告種植在743號土地之肖楠，遠不及具商業價值之程度，且確實可達水土保持之目的，此觀苗栗縣政府113年1月17日府水保字第1130153505號函回覆「743號土地現況植生良好」即明（見調院偵卷第16頁）；又被告所安裝之自動灑水系統，亦為供種植肖楠之用，是被告辯稱其係基於公眾安全及水土保持而安裝圍籬、自動灑水系統及種植肖楠等語，應可採信，自難逕認其主觀上有何不法之所有意圖，而逕以刑法第32 0條第2項之竊佔罪論處。五、綜上所述，本件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有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所指竊佔743號土地之犯行，本院自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原審未予詳酌，遽為被告有罪之判決，容有未洽，是被告否認犯行而提起上訴，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撤銷原判決，並為無罪之諭知。六、按法院以簡易判決處刑者，所科之刑以宣告緩刑、得易科罰金或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有期徒刑及拘役或罰金為限；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之案件，經法院認為有第451條之1第4 項但書之情形者，應適用通常程序審判之，分別為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3項、第452條所明定，故管轄第二審之地方法院合議庭受理簡易判決上訴案件，認有刑事訴訟法第451條之1第4項但書第3款「法院於審理後認應為無罪諭知」之情形者，即應予以撤銷，逕依通常程序為第一審判決。而原審依簡易程序為被告有罪之判決，既有未洽，自應由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予以撤銷，並改依通常程序自為第一審無罪之判決，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452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明峰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徐一修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羅貞元　　　　　　　　　　　　　　　　　　　　　　　　　　　　法　官　紀雅惠　　　　　　　　　　　　　　　　　　　　　　　　　　　法　官　洪振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呂　彧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2025-03-20

MLDM-113-簡上-107-20250320-1

訴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偽造文書等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43號公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游國豪（另案於法務部○○○○○○○○○○○執行中）上列被告因詐欺取財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550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游國豪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3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300元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游國豪可預見提供行動電話門號與不相識之人使用，該人可藉此實施犯罪行為並掩飾犯行躲避追查，對於他人收集行動電話門號供非法用途，當有所認識，且發生不違其本意，竟基於幫助詐欺取財之犯意，先於民國112年（起訴書誤載為：113年）9月11日，在臺北市向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下稱遠傳電信）申辦行動電話門號 0000000000號（下稱本案門號）SIM卡，旋即在臺北市某處將本案門號SIM卡，交付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婷婷」之人及其他身分不詳之不法詐欺份子使用，藉此獲得新臺幣（下同）30 0元之報酬。嗣該不法詐欺份子取得本案門號SIM卡後，即基於詐欺取財犯意，於112年9月12日20時30分許前，傳送含有釣魚連結之簡訊予鄭偉祥，以取得鄭偉祥所申設台新國際商業銀行（下稱台新銀行）信用卡之卡號、有效年月、授權碼等資料，再於112年 9月12日21時15分許，於網際網路上之Yahoo奇摩購物中心以上開台新銀行信用卡消費購買家樂福禮券2萬5千元，並將該禮券2萬5 千元存入綁定本案門號之家樂福會員電子錢包，游國豪即以上開方式幫助他人詐得商品即禮券2萬5千元。嗣鄭偉祥發現其台新銀行信用卡遭盜刷，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　　本案據以認定被告游國豪犯罪之供述證據，公訴人、被告在本院審理時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本院審認該等證據之作成並無違法、不當或顯不可信之情況；而非供述證據亦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 條之4 反面解釋、第159 條至第159 條之5 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貳、實體部分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見本院卷第123 頁）均自白不諱，並經告訴人鄭偉祥於警詢證述在卷，且有釣魚連結簡訊截圖、台新銀行信用卡交易明細、通聯調閱查詢單、基隆○○○○○○○○113年8月15日函暨所附補辦身分證件資料、遠傳電信預付卡申請書、Yahoo奇摩購物中心網頁列印資料及家樂福會員電子錢包資料（見偵卷第53頁）各1份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可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上之幫助犯，係以幫助之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而未參與實施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77 號判例意旨參照）。被告將其申辦之SIM卡交付他人，容任他人以之為詐欺取財之工具，係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之犯意，且其行為係屬刑法詐欺取財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及所犯法條欄分別誤載被告幫助他人詐欺得利4萬元、涉犯刑法幫助詐欺得利罪嫌等節，業經檢察官於審判中當庭更正為被告幫助他人詐欺取財禮券2萬5千元，涉犯刑法幫助詐欺取財罪嫌（見本院卷第 119頁）。被告係幫助他人犯罪，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減輕之。　㈡爰審酌被告將其申辦之SIM卡交付他人使用，幫助他人遂行詐財目的，不僅造成執法機關不易查緝犯罪行為人，危害社會治安，助長社會犯罪風氣，更造成被害人求償上之困難，惟其犯後坦承犯行，尚有悔意，兼衡其犯罪動機、手段、犯罪所生之危害、被告於審判中所述其教育程度、生活及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24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沒收部分　　被告因提供本案門號SIM卡實際獲取300元之對價，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偵卷第264頁），為其本案犯罪所得，未據扣案，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且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被告販賣之本案SIM卡1張，未據扣案，該提款卡之客觀經濟價值低微，且經被害人報案後，該門號已遭列為警示門號，詐騙集團成員已不得利用該SIM卡作為詐欺取財之工具，該SIM卡顯然不具刑法上之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 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四、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㈠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於事實欄所載之行為，因該詐欺集團成員於網際網路上之Yahoo奇摩購物中心消費購買家樂福禮券2 萬5千元過程，有輸入上開台新銀行信用卡之卡號、有效年月、授權碼等資料，而偽以鄭偉祥之名義消費，被告即以此方式幫助偽造準私文書、幫助行使偽造準私文書。因認被告另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第220條第2項之幫助行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嫌。　㈡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定有明文。　㈢現今不法詐欺份子所採取之詐騙手段多端，舉凡冒用公務員名義、網路、電話詐欺等均屬常見，非必然會以行使偽造準私文書方式為之。且不法詐欺份子內部分工精細，除主謀者有橫向聯繫之外，負責招攬成員、實施詐術者，彼此之間未必會相互認識並明確知悉他人所實施之犯行內容，則被告提供本案門號予他人使用後，該他人係以何種手段從事詐騙、利用本案門號於網際網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等各節，被告主觀上是否知悉，顯有疑義，復查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證明被告對不法詐欺份子係以於網際網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而訛詐等節，係屬知情並參與其中，則公訴意旨上開所認，即顯有合理懷疑存在，不能證明被告有此部分之犯罪，原應為無罪判決之諭知，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本院認定有罪之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詠勵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淑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簡志龍　　　　　　　　　　　　　　　　　法　官　施添寶　　　　　　　　　　　　　　　　　法　官　藍君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書記官　連懿婷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20

KLDM-114-訴-43-20250320-1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98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郭岳世選任辯護人陳世明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交易字第40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52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經綜合本案全卷證據後，以證人即告訴人洪王玉英所為不利被告郭岳世之指證存有瑕疵，且無其餘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之真實性，因認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尚無不合，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理由( 如附件)。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證人即當日受理案件之員警吳漢陽於原審證述之情與告訴人所述相符，且依證人吳漢陽所證，可認被告辯稱該2犬平時都會以繩索拴住，晚上放風時都會有人在旁看顧一情，顯不足採。又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飼養之該2金黃色犬隻曾追逐車輛等語，而證人即漁塭主人涂進得於原審到庭證稱：他去養蝦時，有看過附近有很多野狗，但沒有被野狗咬過等語，參酌犬隻有地域性，若有陌生人侵入其領域，就會被攻擊，可知告訴人是因為侵犯被告所飼養犬隻之領域而被追逐咬傷，而野狗（流浪狗）較無地域概念，故告訴人應是被被告所飼養犬隻咬傷，而非流浪狗。再者，若被告所飼養犬隻確實拴綁在家裡，於告訴人對其請求賠償時，當可明確告知非其犬隻所為，亦不需要請保險員洽談保險理賠一事。末者，告訴人腿部之傷勢嚴重，可見當時犬隻撕咬的力道不小，其牙齒應留有告訴人之肉屑，可採集被告所飼養2隻黃金色犬隻口腔齒縫是否有告訴人之DNA，即可補強告訴人之證述。原審不察，遽為被告無罪之諭知，自嫌速斷而有所未洽，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經查：　㈠按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蓋告訴人因為與被告常處於對立立場，其證言的證明力自較一般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證人證述薄弱。從而，告訴人雖立於證人地位而為指證及陳述，縱其指述前後並無瑕疵，仍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依據，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證言之真實性，而為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者，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參考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自白補強法則的意旨，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而已。當係指除該證言指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其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仍須因補強證據與待補強之證言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511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告訴人固於警詢時、偵查中及原審均一致指證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等語，惟原判決係綜合告訴人歷次證述，參酌證人吳漢陽於原審所為之證述內容，據以認定告訴人關於咬傷其之犬隻行進路線之證述，前後不一而有瑕疵，經核原判決此部分認定與卷內資料相符，並無任何違誤可指。又告訴人於原審初證稱：有2隻金毛的狗從苦瓜園衝出來把我撲倒，然後咬我，咬完後跑向苦瓜園。路邊有種苦瓜，狗從苦瓜園出來追、咬我之後，我坐在地上眼睜睜看狗又跑回苦瓜園那邊，不知道狗跑去何處，因為附近都是田，所以狗跑去哪裡我看不到等語（見原審卷第266、269至271頁），且依告訴人所提出之本件案發地點照片（見原審卷第125頁），可知告訴人所主張遭犬隻咬傷之本件案發地點距被告住處遠達45公尺，該處並無法直接看見被告住處等情，此應即係告訴人遭犬隻咬傷地點確無法直接看見被告住處，其始會為上開陳述之原因，故堪認告訴人此部分所述應與事實相符，反係告訴人嗣後於原審所證：有看見狗跑到被告房子裡等語（見原審卷第271頁），因與客觀證據有所不合而難以採信，是告訴人就咬傷其之犬隻行進方向之所證，顯然前後有所矛盾，則告訴人所為咬傷其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之證述，自難採為對被告不利認定之依據。　㈢告訴人係經由警員吳漢陽至被告住處所拍攝之本案犬隻照片（見警卷第21頁），而指認其遭照片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然證人吳漢陽於本院證稱：因為告訴人沒有講確切（咬傷她）的狗顏色，但因為我們到被告家中剛好這兩隻狗沒有綁，所以只有拍這兩隻狗等語（見本院卷第145頁），可認警方並未提供任何其他犬隻照片予告訴人指認，實難僅憑單張照片即認告訴人之指認與事實相符，而應予以採信。又證人吳漢陽於本院證稱：我接獲報案後有去被告住處訪查，去訪查的時候被告家的大門是沒有關的，我們車子就開進去，當時本案犬隻沒有繫繩。我們進去裡面的時候本案犬隻有追車子，我們在被告住家外面的時候本案犬隻沒有跑出來，因為被告大門到住家有一段路，所以進去之後本案犬隻才有跟著等語（見本院卷第143、144頁），此等證述內容適足證本案犬隻於員警駕車接近被告住處且未繫繩之狀態下，猶未跑出被告住處門外追車，顯見依本案犬隻之習性縱具有地域性，其領域範圍毋寧是在被告住處門內，則本案犬隻是否真會跑至距被告住處遠達45公尺之處咬傷告訴人，乃大有可疑，自難徒憑告訴人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附近僅有被告一戶人家居住、被告經員警告知告訴人認遭其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後偕同保險公司人員至告訴人住處洽談保險理賠及欲致贈慰問金等情事，即遽認告訴人確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之事實。　㈣至證人王培堯於本院到庭作證之內容，乃事後陪同告訴人與警方至告訴人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訪查之過程，惟其未於告訴人遭犬隻咬傷時在場，是證人王培堯所證之情自無從補強告訴人指證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之真實性，而縱告訴人在其所主張之本件案發地點曾向警方告知咬傷其之犬隻行進方向，然證人王培堯於本院係證稱：我姑姑（即告訴人）有跟警察說狗是從苦瓜園旁邊的方向進出的等語（見本院卷第152頁），此情核與告訴人於原審初證稱之情相符（見原審卷第266、269至271頁），證人王培堯此部分所證仍無從證實告訴人曾親見咬傷其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及告訴人係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等事實，且因本案並無任何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告訴人所為不利被告指證之真實性，實難徒憑證人王培堯於本院所證之情，而認被告確有為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此外，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採集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口腔齒縫是否有告訴人之DNA，即可補強告訴人之證述部分，因告訴人遭犬隻咬傷之日乃係民國11 2年2月28日，而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東港分局於112年5月17日即將本案報告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辦，檢察官收案後未對本案犬隻為採集告訴人之DNA之偵查作為，案經起訴後始於113年7月16日原審審判期日為上開主張，斯時距案發時已長達近1年半之久，若告訴人真係遭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咬傷，經過如此長之時間，客觀上顯然無法自本案犬隻口腔採得告訴人之DNA，此乃公眾週知之事實，故原判決未為無益之調查及說明，並無未盡調查之違法，檢察官此部分上訴意旨所認，殊不足採。四、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就告訴人是否遭被告所飼養之犬隻咬傷，因告訴人之指證有瑕疵，且欠缺適格之補強證據而無法證明，是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未能使本院之心證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就被告是否為公訴意旨所指之過失傷害犯行，仍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自不能證明被告犯罪。原審經詳細審理後，認檢察官所提證據，不能證明被告犯過失傷害罪，而對被告為無罪之判決，經核其認事用法、證據之取捨，均已詳為敘明，復經本院補充理由如上，原判決所為認定並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係對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並未提出任何積極事證以證明被告犯罪，所執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提起上訴，檢察官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周青玉附件：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400號公　訴　人　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郭岳世　選任辯護人　陳世明律師　　　　　　梁家豪律師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 52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郭岳世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郭岳世在其位於屏東縣○○鄉○○路00號住處飼養犬隻2隻，明知依動物保護法第7條規定，其負有防止所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生命、身體、自由、財產或安寧之法律上義務，且應注意以繩索、鎖鍊拴住管束該犬隻或為之戴上嘴套等防護措施，以防止該犬隻獸性發作時攻擊他人，且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善盡監督管理之責，於民國112年2月28日9時許，未以鎖鍊拴住管束上開犬隻，放任犬隻自由奔走，適有告訴人洪王玉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行經上開地點旁堤防道路時，遭上開犬隻追逐，以致人車倒地並遭犬隻咬傷，因而受有左膝後側撕裂傷10公分、左膝皮膚缺損併細菌感染4乘以4 公分、2乘以2公分之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同法第161條第1項明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事實審法院復已就其心證上理由予以闡述，敘明其如何無從為有罪之確信，因而為無罪之判決，尚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 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被害人係被告以外之人，是被害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固屬證人，然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所為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而有所偏頗，其證明力顯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為免過於偏重被害人之指證，有害於真實發現及被告人權保障，被害人之陳述須無瑕疵可指外，尚須就其他方面調查，有補強證據證明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所謂無瑕疵，係指被害人所為不利被告之陳述，與社會上之一般生活經驗或卷附其他客觀事證並無矛盾而言（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67號、112年度台上字第3932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上開過失傷害犯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洪王玉英於偵查中之證述、警員歷次偵查報告、經被告及告訴人確認之本案犬隻照片、112年4月17日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診斷證明書、告訴人傷勢照片、機車毀損照片及維修估價單、現場照片及google地圖截圖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警察所拍攝之2隻犬隻（下稱本案犬隻）為其所飼養、管理，惟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當日是警察到我家查訪，見到我所飼養之本案犬隻，經我同意後拍攝本案犬隻的照片，但本案犬隻平日白天都有綁繩，因此追逐、咬傷告訴人之犬隻並非我所飼養之本案犬隻等語（見本院卷第84至91頁、第240、264頁）。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檢察官僅以告訴人之指訴遽認告訴人係於屏東縣○○鄉○○路 00號旁堤防道路（下稱本案堤防道路）遭犬隻追逐、咬傷，且追逐、咬傷告訴人之犬隻即為警方前往被告住處中拍攝、由被告飼養之本案犬隻，然並無補強證據足以補強告訴人之指訴，從而依據卷內證據無法辨識告訴人係於何處受傷，且本案犬隻平日白天都有綁繩，因此咬傷告訴人的犬隻應為附近之流浪狗等語（見本院卷第84頁、第240至241頁、第265 頁、第302至303頁）。五、經查：　㈠被告居住於屏東縣○○鄉○○路00號，並飼養本案犬隻，警察於1 12年2月28日至被告住處查訪，所拍攝之犬隻照片乃本案犬隻等節，為被告所坦認（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第265頁），核與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大致相符，復有本案犬隻照片可參（見警卷第19至21頁）；而告訴人於112年2月28日騎乘機車時，遭犬隻追逐，因而人車倒地並遭犬隻咬傷，致受有左膝後側撕裂傷10公分、左膝皮膚缺損併細菌感染4乘以4公分、2乘以2公分之傷害等事實，業據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明確，復有上開診斷證明書、傷勢照片、機車毀損照片及維修估價單、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113年2月22日113東安醫字第0162號函及所附就醫紀錄、病歷影本等證據可憑，且為被告及辯護人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8至89頁、第265頁），是此部分事實，均首堪認定。是本案所應審究者為：證人洪王玉英是否於本案堤防道路遭犬隻追逐、咬傷？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是否即為本案犬隻？　㈡證人洪王玉英固曾於偵查及審理程序中均明確指證，但告訴人就其被害經過之指證除須無瑕疵可指外，尚須調查其他補強證據以擔保其指證確有相當之真實性，始得採為論罪科刑之依據，已如前述，是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即應審究告訴人之指證是否無瑕疵，以及有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補強告訴人上開指證之真實性，茲析述如下：　　⒈證人洪王玉英之指證非全無瑕疵可指：　　　⑴證人洪王玉英歷次證述如下：　　　　①於警詢時指稱：當日行經本案堤防道路時，我遭2隻狗追逐，跌倒後被狗咬傷，當晚報案後，經警察查訪後得知咬傷我的2隻狗是被告所飼養，警察提供我指認的照片，就是當天咬我的狗等語（見警卷第23至24頁）；　　　　②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稱：我確定警察所拍攝之照片中的狗就是當日咬我的2隻狗，他們突然衝出來咬一咬又跑回去被告家，我先去醫院治療，再去報警，我有跟警察說狗就是跑回被告家，我有跟2名警察回去本案堤防道路確認，我跟警察說除了被告家沒有其他住家，因此我可以確定養狗的就是被告家等語（見偵卷第71至72頁）；　　　　③於偵訊時則證稱：當天我騎經過被告住處附近的道路，被告家的2隻狗衝出來咬我，咬到我趴在地上，那2 隻狗跑出來把我咬一咬之後，經過被告家的田地，跑回被告家，因為派出所去拍照說是被告家的狗，且那 2隻狗咬完我後，有穿越被告家的田地回到被告家，所以我可以確定咬傷我的狗就是被告家的狗等語（見偵卷第149至150頁）；　　　　④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先證稱：當日我做工作，騎車經過本案堤防道路，有2隻金毛的狗從苦瓜園衝出來把我撲倒，然後咬我，咬完再跑向苦瓜園，我坐在地上看著狗又跑回苦瓜園，當日我自行前往就醫，下午才跟孫女一起去警局報案，我有帶警察去當天被狗咬的地方，我因為腳不舒服，就先回去，沒有跟警察一起去找狗，之後警察就自己去拍本案犬隻的照片，並拿他們去被告住處拍本案犬隻的照片給我指認等語（見本院卷第266至270頁），後證稱：我看到狗從苦瓜園跑出來再跑回苦瓜園，我不知道狗跑去何處，我沒有看到狗跑進去被告住處，只看到狗衝進苦瓜園，因為附近都是田，所以狗跑去哪裡我看不到等語（見本院卷第270至271頁），復又證稱：我有跟警察說狗是那間住戶養的，因為魚塭都會養狗，狗又跑回那個方向，狗是魚塭主人的，狗是跑回去被告房子裡，我有看到狗跑進被告住處，苦瓜園過去是一間鐵厝，再過去就是被告住處我有看到狗經過苦瓜園，跑進被告住處等語（見本院卷第266至272頁）。　　　⑵是綜觀證人洪王玉英之上開證述，可知：　　　　①關於本案案發地點位於何處一節，證人洪王玉英於歷次詢問、訊問程序中均證稱：我在112年2月28日9時許行經本案堤防道路，突遭2隻犬隻追逐，因而人車倒地，並遭2隻犬隻咬傷等語，堪認證人洪王玉英就此節之證述尚屬一致，但並無任何證據可資補強。　　　　②關於證人洪王玉英有無見及本案犬隻之完整行進路線一節，證人洪王玉英之證述前後不一，顯有瑕疵可指：　　　　　❶證人洪王玉英於本院審理時關於有無親見犬隻完整行向一節，先證稱：我有看到狗從苦瓜園衝出、再跑回苦瓜園等語，並未敘及有無見到犬隻跑回被告住處，反而明確證稱：因為附近都是田地而無法看清楚犬隻實際上移動到何處等語，其後竟又證稱：我有看到田地後方有鐵厝、再過去就是被告住處，我有看到狗跑進被告住處，並稱有向警察表示狗是被告住處所養等語，可見證人洪王玉英對於有無親見犬隻之完整行進路線一節供述不一，且關於有無告知警方伊認為犬隻為何人所飼養一節，核與證人即承辦警員吳漢陽證述：當日陪告訴人返回本案堤防道路時，告訴人沒有說狗的方向，我跟同事並不知道狗的來向或去向等語及本案偵查過程不符（見本院卷第280、35頁、警卷第5頁、偵卷第25、165 頁），顯見告訴人上開指證有誇大、渲染之情，且與證人吳漢陽之證述相悖，足見證人洪王玉英此部分指證，已難遽信。　　　　　❷且參以證人洪王玉英歷次供述可知，證人洪王玉英並未於第1次製作警詢筆錄時，即向承辦警員敘明有親見犬隻之來去方向或與被告住處有何關聯，而係經由承辦警員至本案堤防道路查訪，並經同行警員執行其他職務之經驗而決定查訪被告住處，此情並據證人吳漢陽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當日陪告訴人返回本案堤防道路時，告訴人沒有說狗的方向，我跟同事並不知道狗的來向或去向，當時因同行同事之前有協助衛生局執行covid-19相關業務，所以有印象附近某1戶人家有養狗，所以我跟同事才依據同事之前的經驗跟記憶找到被告住處，告訴人並沒有說明狗的方向，我們當時不知道狗是從哪裡出來從哪裡回去等語甚明（見本院卷第280頁）。且若證人洪王玉英確如其於本院審理期日所證有親見犬隻跑回被告住處一事，則證人洪王玉英於帶同警方至本案堤防道路後，本可直接指明咬傷伊之犬隻跑進被告住處，然不論是依據證人洪王玉英於警詢時之指訴、或承辦警員當庭所證：告訴人不曾告知犬隻之去向等語、抑或是依偵查報告內容與承辦警員當庭證述上開查獲被告住處有飼養犬隻之經過，均可認證人洪王玉英應不曾於警詢中向警方表示犬隻之來去方向，而是待警方於被告住處拍攝到本案犬隻照片後，方為上開指證，足見證人洪王玉英此部分之指訴，非無疑義。　　　　　❸另證人洪王玉英雖指認警察當日查訪所拍攝照片中之本案犬隻即為咬傷伊之犬隻等語。然考量證人洪王玉英敘述追逐、咬傷伊之犬隻特徵時均僅稱：狗是金黃色、是金毛的等語（見偵卷第150頁、本院卷第266頁），並無指出其他具識別性之特徵，則證人洪王玉英是否確能記憶、辨識追逐、咬傷其之犬隻，已屬有疑；且而觀諸本案犬隻之照片，可知本案犬隻之體型、毛色等項，並無足以使首次行經該處且突遭犬隻追逐、咬傷之證人洪王玉英得以一眼辨認之重大特徵，反而與辯護人所提出本案堤防道路旁之流浪犬隻均有相當程度之相似性，此有本案堤防道路旁流浪犬隻照片可參（見偵卷第105至1 29頁），益徵證人洪王玉英能否於遭犬隻追逐、咬傷而驚慌之際，識別該等犬隻之外型、樣貌，進一步於前往就醫、報警、返回本案堤防道路，經警偵查後仍能準確辨識犬隻，要非無疑；再者，參以檢察官提示上開流浪犬隻照片，向證人洪王玉英確認照片中之犬隻是否為追逐、咬傷其之犬隻時，證人洪王玉英先陳稱：咬我的狗是金黃色的，被證1-1 第3頁的那隻比較像，其他隻不是等語，復經檢察官持本案犬隻照片向證人洪王玉英確認是否為追逐、咬傷伊之犬隻後，證人洪王玉英則稱：是，照片中2隻都是咬我的狗等語，而於檢察官訊問「你認為這兩隻與你剛剛指認的被證1-1的第3頁的犬隻是相同？」時，證人洪王玉英則稱：我覺得剛剛被證 1-1的第3頁長得有像追我、咬我的狗，但經查看警員拍攝、被告住處犬隻之照片，我確定這2隻確實是咬傷我的犬隻等語亦明（見偵卷第149至150頁），足徵即使從證人洪王玉英之眼光以觀，本案犬隻之外型與辯護人所提出本案堤防道路附近流浪犬隻之外型，實難以區辨，故證人洪王玉英指證警方提示照片中之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伊之犬隻等語，自有可疑。　　⒉本案除證人洪王玉英上開證述外，尚無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上開指證之真實性：　　　⑴證人洪王玉英雖就其被害經過指證歷歷，然此僅為證人洪王玉英之單一指訴，此情並據證人洪王玉英陳稱：我說我在本案堤防道路被本案犬隻咬到的過程，現場沒有其他看到，只有我自己而已等語甚明（見本院卷第268 頁），且查卷內並無事故發生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現場跡證或目擊證人證詞等證據可佐，已可證本案確無客觀證據或其他證人之證詞可佐證證人洪王玉英證詞之真實性，是關於證人洪王玉英指訴其於本案堤防道路遭本案犬隻追逐、咬傷等節，尚乏其他直接或間接證據可證明足以補強之。　　　⑵而證人吳漢陽雖係於本案堤防道路旁之被告住處查獲本案犬隻，並拍攝本案犬隻照片，然偵查機關係參酌證人洪王玉英指訴方前往本案堤防道路進一步查訪，亦即警員顯係立基於證人洪王玉英上開對於案發地點等指證內容而為偵查，並非警員親眼所見，可見證人吳漢陽對於證人洪王玉英之被害地點或過程、是否為本案犬隻所侵害等證述，實屬與證人洪王玉英指訴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自不足以作為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此部分指證之補強證據，足見關於本案案發經過，實僅有證人洪王玉英單一指訴，別無其他客觀證據補強之。　㈢而被告雖曾於警詢時自承本案犬隻有追逐車輛之經驗（見警卷第10頁），且被告所辯本案犬隻除了放風時都有繫繩，放風時亦有人在旁看管一節，核與證人吳漢陽證述：當日到被告住處時，就看到2隻狗沒有綁繩等語、證人即被告之子郭爵銘證述：我們住處對面有一個工廠，當日我跟我太太都在外面，就是在工廠那一側，因為有聽到狗在叫，我就順勢從工廠那側走出來，當時警察坐在警車上等語不符（見本院卷第274至275頁、第292至293頁），足見被告所辯，確屬有疑。惟此至多僅足證本案犬隻未於平日白天全程繫繩，於無法排除本案堤防道路尚有其他犬隻之情況下（詳後述），自無從遽以推認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再者，本案堤防道路位於屏東縣崁頂鄉，周圍有住家、工廠、魚塭、田地等，屬屏東縣鄉野道路，有本案堤防道路周圍照片可憑（見偵卷第87至93頁、本院卷第121至125頁），而我國鄉野田間有流浪犬徘徊、或有其他飼主未將飼養之犬隻繫繩或圈養，而使犬隻在道路任意遊蕩本非罕見，此情並有辯護人至本案堤防道路週邊所拍攝之流浪犬隻照片可參（見偵卷第105至129頁），核與證人吳漢陽證稱：本案堤防道路地處偏僻，可能會有其他的狗，但我去查訪時沒看到，其他時間會不會出現我不確定，我查訪時並沒有去拜訪魚塭或工廠，我也不知道狗有沒有可能在蓮霧園、苦瓜園裡面休息而沒有跑出來等語大致相符（見本院卷第276至281頁），並經證人即魚塭承租人涂進得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述：我養蝦的地方就在被告住處隔壁，我通常是16時至15時去餵蝦，偶爾會早上去，每天去1至2次，我在那裡養蝦養10年了，我知道被告家有養2隻狗，會綁在樹下，1隻是虎斑、1隻是咖啡色的，應該是照片中的狗沒錯，被告會把狗綁在樹下，那個地方很多野狗，工廠外面道路比較多野狗，圳溝旁邊也會有野狗，我不確定附近的工廠有沒有養狗，那個工廠好像沒人管理，但附近很多野狗，從本案堤防道路到要進被告住處的路上常見很多野狗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83至288頁），足見實難排除本案堤防道路有其他毛色、體型與本案犬隻相似之犬隻存在、行動之可能性。是即便被告於證人洪王玉英行經本案堤防道路時，確未將本案犬隻繫繩，亦無法證明本案犬隻即為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　㈣另被告雖於第1次警詢時，曾答稱「從頭到尾我不知道我的狗咬到人，也不知道咬到誰」等語（見警卷第10頁），惟被告亦有於警察詢問「根據被害人洪王玉英筆錄稱你有親自向她坦承咬傷她的兩隻狗是你所飼養並管理的，是否屬實」時，明確答稱「不屬實」（見警卷第11頁），足見被告並未就所涉過失傷害犯嫌坦認犯罪；而被告雖曾致贈紅包且與證人洪王玉英試行調解，然被告既然主張：我沒有承認我家的狗咬到人，我是怕走法院很麻煩等語（見本院卷第87頁），而衡以一般人遇此情形，或認主張其為被害人之人所受傷勢並不嚴重，或為免訟爭，並期就雙方間發生爭議之法律關係能快速平息紛爭，故未就對方主張事項爭執或否認，並不排斥進行調解等可能處理之情形，尚非不能想像，然該等處理過程，究係承認對方之主張，抑或僅為盡速弭平紛爭、解決兩造間之爭議，而未再詳予論究雙方法律關係，亦屬有疑，自亦不足以作為不利於被告之認定。　㈤末以證人吳漢陽雖於本院審理程序時先證稱：被告說他的狗有咬過人，所以有幫狗保險等語，然證人吳漢陽後改證稱：我記得被告說他們家的狗有保險，如果有咬到人的話，可以用保險去處理等語，復證稱：我記得被告好像說他的狗有咬過人，所以他的狗有保險，如果對方是被他的狗咬，他可以用保險處理這件事，我不確定被告是否有講過因為他的狗曾經咬過人，所以有保險這句話等語（見本院卷第277至279頁），足見證人吳漢陽之證詞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況且關於本案犬隻有無咬過人、被告是否因此投保保險等節，除證人吳漢陽之證述外，別無其他證據補強之，本難遽採；且參酌被告住處所投保之險種乃家庭綜合保險，保險承保項目包含家庭財物損害、家庭日常生活責任、輕損地震保險、特定事故房屋跌價補償保險等項，有中國信託產物保險公司股份有限公司113年3月1日中國信託產險字第1132390178號函暨所附保險單、申請書等件可佐（見偵卷第51頁、本院卷第221 至225頁），殊難逕認被告投保家庭綜合保險之目的即為處理本案犬隻可能咬人一事，自無以證人吳漢陽之單一證述及被告住處有投保家庭綜合保險之客觀事實，率認追逐、咬傷證人洪王玉英之犬隻確為被告所飼養之本案犬隻之理。　㈥綜上，檢察官上開主張雖非全屬無據，然考量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有上開瑕疵存在，且未能藉由證據調查排除之，復參以卷內別無其餘證據足以補強證人洪王玉英指證內容，本院認依檢察官所提出之全部證據，尚不足以說服本院形成被告確有如公訴意旨所指犯行之確信心證，本院自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尚無從使本院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從而，被告此部分罪嫌尚屬不能證明，揆諸上開法條及判決意旨，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昕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郁如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莊鎮遠　　　　　　　　　　　　　　　　　　法　官　曾思薇　　　　　　　　　　　　　　　　　　法　官黃郁涵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0　　日　　　　　　　　　　　　　　　　　書記官　廖苹汝

2025-03-19

KSHM-113-交上易-98-20250319-1

自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加重詐欺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自字第6號自訴人王清美劉厚取共同自訴代理人趙文淵律師被告林佳錡陳秋霖黃子洧黃柏璁共同選任辯護人汪玉蓮律師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乙○○、丙○○、丁○○均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各處有期徒刑 1年6月。甲○○無罪。　　事　實緣坐落於嘉義市○○路000號前如本院108年度簡上字第20號判決附圖所示Al、A2之土地原係由戊○○、己○○借給乙○○使用。後戊○○、己○○請乙○○返還攤位，乙○○同意於民國107年3月5日返還，並於同日搬完其置放在Al、A2之器具。戊○○、己○○至遲於107年3月6 日上午9時30分前取回A1、A2土地之占有。乙○○、丙○○、丁○○明知該攤位已由戊○○、己○○占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得利之犯意聯絡，偽以：乙○○經營之A1、A2土地上面之攤位，為乙○○、丙○○、丁○○3人共同經營，合夥起始時間為106月 12月1日，並簽立攤位合夥契約書。戊○○、己○○於107年3、4月間，暴力侵奪乙○○、丙○○、丁○○對A1土地之占有。戊○○、己○○並於 107年3月7日後以鐵皮圍籬等地上物置放於A2土地，用以侵奪A1 土地，致乙○○、黃俊龍、丁○○喪失對A1土地之占有，且戊○○、己 ○○於A2土地放置鐵皮圍籬等地上物，隔絕A1土地與通路之連結，自屬對於A1土地占有之妨害。因而於107年7月6日提起民事訴訟，並以不實之攤位合夥契約書作為證據。本院簡易庭因而陷於錯誤，援引上開攤位合夥契約書為判決理由之一，以107年度嘉簡字第482號判決（下稱A判決）戊○○、己○○敗訴，應將A1之鐵皮圍籬及地上物拆除遷移，並將上開土地交還乙○○、丙○○、丁○○占有、將A2內之鐵皮圍籬及地上物拆除遷移。嗣乙○○、丙○○、丁○○聲請假執行，本院民事執行處以108年度司執字第2263號受理，並於108年7月26日實施強制執行，將前揭Al、A2土地上戊○○、己○○ 之物拆除，乙○○、丁○○、丙○○因而詐得占有Al土地之利益。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程序部分：本判決參考司法院107年3月28日「刑事判決精簡原則」製作。二、證據能力：（一）辯方主張自訴方提出之107年3月3日自訴人與被告乙○○等人之對話錄音檔，屬審判外陳述，且無完整錄音，而否認其證據能力。攤位讓渡契約書並非被告方提起民事訴訟時所使用之證據，而否認其證據能力等語。（二）然就107年3月3日錄音部分：被告乙○○於108年11月5日本院108年度簡上字第20號民事案件準備程序時陳稱：影片的對話內容，是我跟戊○○的對話等語（本院卷三第121頁）。而當時被告乙○○之訴訟代理人亦陳稱：對於該錄影光碟為107年3月3日，不爭執。但對於譯文內容之論述有意見等語（本院卷三第117-118頁）。且辯方之113年6月3日之刑事答辯狀亦係主張：為審判外陳述，無證據能力，且從譯文看並無完整錄音等語，並自行依據該錄音製作譯文真意之版本（本院卷四第13-14、111頁），顯然並非就該錄音之真正性有所質疑。且經本院當庭勘驗，係始末均錄音錄影無中斷。並未有人為裁切、剪輯之情形，有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證（本院卷五第73頁）。而錄音錄影畫面之提供，除法律明定如被告或證人警詢時應全程錄音、錄影外，其餘影音畫面，本即未有全程錄音錄影始具備證據適格之要求。例如交通事故之道路監視器，並不會因為只提供肇事時段，而未提供當日24小時之監視器畫面，即認為該證據不具備證據能力。又該影音雖係審判外陳述，然係被告乙○○與他人之對話，並非「被告以外之人」之陳述，自非屬傳聞證據。故辯護人以前詞主張107年3月3日錄音部分無證據能力，實有誤會。（三）攤位讓渡契約書部分：被告乙○○、丙○○、丁○○於本院審理時均陳稱：係其等三人所簽立等語（本院卷五第129、132 -134頁），其形式真正性應無疑問。且被告方有無以攤位讓渡契約書作為證據提起民事訴訟，與證據能力有無之判斷全然無涉。辯護人以前詞主張，亦有誤會。（四）其餘本院以下所引之證據，當事人均未爭執，依上開原則，不予說明。三、訊據被告乙○○、丙○○、丁○○固然坦承其等共同對自訴人2人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自訴人2人將A地地上物拆除，並返還A1 給被告乙○○、丙○○、丁○○，後經A判決原告勝訴，經假執行後，將A1、A2之地上物拆除，並將A1解除自訴人之占有，交由被告乙○○、丙○○、丁○○占有等節，惟矢口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民事一審簡易法院，而獲得占有A1土地之利益，辯稱：A1、A2本來就是乙○○在使用，後來有跟丙○○、丁○○合夥經營，並未對法院訴訟詐欺等語。被告之辯護人為其等辯護稱：A1、A2一直都是乙○○父親在使用，後來是乙○○使用，並非自訴人使用的廚房。乙○○之後有跟丙○○、丁○○合夥，合夥契約書沒有不實。且A判決認定被告乙○○有占有權源，也不完全依照合夥契約書。況被告只是回復原狀，自訴人根本沒有權益損失，本件被告並不該當詐欺要件等語。經查：（一）被告乙○○、丙○○、丁○○共同對自訴人2人提起民事訴訟，請求自訴人2人將A地地上物拆除，並返還A1給被告乙○○、丙○○、丁○○，提出攤位合夥契約書作為起訴之證據之一，經A判決認定被告等人上開聲明有理由，而為被告等人勝訴判決，並以攤位合夥契約書作為認定被告等人勝訴之理由之一。後經假執行，將A1、A2之地上物拆除，並將A1解除自訴人之占有，交由被告乙○○、丙○○、丁○○占有等節，為被告乙○○、丙○○、丁○○所不爭執，且有民事起訴狀（他 55號卷第32-33頁）、A判決（他55號卷第34-41頁）、本院108年度司執字第2263號108年7月26日執行筆錄（自6卷一第33-37頁）、攤位合夥契約書（自6卷一第111-112頁）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可堪認定。（二）本件爭點在於，被告乙○○、丙○○、丁○○是否於知悉自訴人已合法占有A1、A2使用之情況下，仍虛捏不實之攤位合夥契約書，以此作為向民事法院提起訴訟之證據之一？A判決認定被告乙○○、丙○○、丁○○勝訴，是否有以該攤位合夥契約書為證據之一？（三）自訴人至遲於107年3月6日上午9時30分許，已合法取得A1 、A2土地占有使用：　 1、被告乙○○與自訴人2人於107年3月3日之對話錄音內容略以：　　己○○：你要叫黑道，要叫什麼人，你就去叫，就是要解決乙○○：我就跟他們講15以後過，17、8再處理，阿他們就今天16而已，17、8就走(台語) 戊○○：白賊，你跟我講15，二天前也跟我講，今天還在講警員：來拉、來拉，簽一個日期，不然要怎麼處理乙○○：就下禮拜一嗎己○○：就這樣解決就好，看你要怎麼解決警員：講后好啦己○○：嘿哪，你講后好丁男：代誌你都不講己○○：嘿哪，代誌你都不講，在那邊如乙○○：那是你們在如，不是我們在如乙○○母親：拜託你，你搬過你那邊賣，這邊給我們賣某女：好啊，這沒有妳的事情，妳去旁邊啦乙○○母親：沒我的事情是誰　　　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各1份在卷可證（自6卷五第73、97 頁）。被告乙○○於本院108年度簡上字第20號案件準備程序中陳稱：我們這天在講攤位的事情，因為自訴人一直要爭奪我的攤位。從我父親開始，自訴人就一直在爭這兩個攤位等語（自6卷三第119-121頁）。再互核上開錄音「就下禮拜一嗎」、「拜託你，你搬過你那邊賣，這邊給我們賣」等對話脈絡應可推知，係自訴人要求被告乙○○返還攤位之土地，被告乙○○表示下禮拜一（日曆為107年3月5日）會搬離該處。如A1、A2果係被告乙○○之父留下，而被告乙○○有合法使用權源，則於當時自訴人要求被告乙○○搬離時，被告乙○○理應向到場處理之員警主張自己有權占有。且被告乙○○之母親，亦應據理力爭，而非以懇求語氣拜託自訴人讓其等繼續留在A1、A2擺攤。被告乙○○於本院108 年度簡上字第20號案件準備程序中雖陳稱：我說17、18要處理，處理就是要找中立的第三者來處理等語（自6卷三第119-120頁）。然農曆17、18日，即107年3月4、5日，被告乙○○係自行搬離A1、A2，顯非找中立第三者處理。況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又改稱：（經本院提示107年3月3 日之對話錄音勘驗譯文）我說3月5日，是說要再找丙○○、丁○○討論這件事情，因為攤位已經要讓他們使用管理了等語（自6卷五第127-128頁）。被告乙○○說詞一再反覆，其辯稱顯無足採。　 2、被告乙○○於偵查中陳稱：我當天107年3月5日搬完東西，有再自己錄影等語（自6卷一第72頁）。亦可佐證被告乙○ ○已依照上開107年3月3日與自訴人協議結果，於107年3月 5日搬離A1、A2，同意解除其對A1、A2之占有，而移轉A1 、A2占有給自訴人。　 3、被告丙○○、丁○○於107年3月6日上午9時30分許，至A1、A2 ，見自訴人戊○○將堆放紅色空紙盒之白鐵貨架移置在A1、 A2前，乃出手將該貨架推回戊○○攤位前等節，有本院108 年度易字第607號案件之勘驗筆錄及附件（自6卷二第95、 151-167頁）、檢察事務官108年2月11日勘驗筆錄（自6卷一第190-204頁）附卷可憑。被告乙○○於警詢時亦陳稱：1 07年3月6日他們將我的攤位用鐵皮圍起來等語（自6卷一第101頁）。足證，被告乙○○自行解除其對A1、A2之占有後，至遲於107年3月6日上午9時30分前，自訴人已取得對 A1、A2之占有。（四）該攤位合夥契約書之內容並非真實：被告乙○○、丙○○、丁 ○○固提出其等於106年12月1日簽立之攤位合夥契約書，主張3人合夥使用A1、A2。然查：　　　　 1、從106年12月1日起至自訴人占有A1、A2時止（至遲於107 年3月6日上午9時30分許），被告乙○○、丙○○、丁○○並無合夥在A1、A2經營攤位之事實：　（1）被告乙○○於警詢時陳稱：我自己個人只經營到107年3月 5日，就將攤位所有物品交給丁○○他們接續經營使用，但戊○○他們於107年3月6日晚上11點，就用鐵皮將我的攤位圍起來等語（自6卷一第100頁）。其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換成丙○○、丁○○在A1、A2賣東西，是因為我母親當時身體有狀況。但他們還沒開始經營，就被自訴人占有了。在我把東西從A1、A2搬走之前，A1、A2攤位，是我自己一個人使用，沒有其他人等語（自6卷五第128頁）。表示被告丙○○、丁○○並未實際開始在A1、A2合夥經營攤位。　（2）被告丙○○偵查時陳稱：我不認識戊○○等語（自6卷一第1 05頁）。於本院審理時陳稱：我本來就不認識戊○○，是那次乙○○把A1、A2東西搬走，我去A1、A2整理東西時，看到戊○○在旁邊吵，那次是我第一次看到戊○○等語（自 6卷五第130-131頁）。被告丁○○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你們打算如何合作？）我們要進去整理東西，隔天就被他們侵占，我們都還沒有把東西整理完，所以還不知道。（問：你們從106年12月1日簽立合夥契約書，一直到107年3月5日這段期間，都還沒有討論如何合夥？）還沒有討論。（問：107年3月5日簽讓渡書之前，你有經營A1、A2攤位嗎？）還沒有經營就被占了等語（自 6卷五第133-134頁）。另經本院勘驗107年3月5日被告丁○○與戊○○之對話錄音，被告丁○○向戊○○稱「我和你也不認識」等語，有本院勘驗筆錄及附件附卷可查（自6 卷五第110、143頁）。足見，被告丙○○、丁○○於107年3 月6日前，並未在A1、A2與被告乙○○合夥經營攤位。　 2、被告乙○○、丙○○、丁○○並無在A1、A2合夥經營攤位之真意：　（1）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因為我母親身體狀況時好時壞，剛好我認識丙○○、丁○○，他們也有意願，所以我們在106年12月1日簽合夥契約。（問：合夥契約書上面只有寫雙方出資，沒有寫如何合夥，你們是如何合夥？）我暫時退出經營，他們兩個人進去經營等語（自6卷五第128、129頁）。而由被告乙○○所稱合夥方式即係其退出經營，由被告丙○○、丁○○經營乙節可知，被告乙○○ 初始即係要以外觀為讓渡之方式為之。顯然被告乙○○根本無與被告丙○○、丁○○「共同」經營A1、A2攤位之意。　（2）又如被告乙○○自106年12月1日起，確實已與被告丙○○、丁○○合夥經營A1、A2攤位，則於107年3月3日，自訴人要求被告乙○○搬離A1、A2時，已與被告丙○○、丁○○合夥之被告乙○○，豈可自行答應於107年3月5日搬離A1、A2 ？況且無論係被告乙○○或其母，均未於該次員警到場時，主張被告乙○○與被告丙○○、丁○○合夥經營A1、A2攤位乙情。　（3）被告乙○○、丙○○、丁○○後又簽立日期為107年3月5日之攤位讓渡契約書，有該攤位讓渡契約書1份在卷可查（自6卷三第31頁）。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表示：會再簽這份讓渡契約書，是因為我們三個人認為再寫這份讓渡書，讓雙方更有保障。（問：讓渡書或合夥契約書，有何不同？）合夥契約書比較有法律等語（自6卷五第1 29頁）。就此部分，被告丙○○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後來為何簽讓渡書？）因為出這個問題，A1、A2被自訴人他們圍起來。我們不懂法律，私底下我們就保護自己等語（自6卷五第132頁）。可知，被告乙○○、丙○○、丁○○係因被告乙○○自A1、A2搬出，自訴人占有A1、A2，被告3人始另行簽立該攤位讓渡契約書以「自保」。試圖以被告乙○○以外之第三人即被告丙○○、丁○○有權占有 A1、A2之讓渡契約書，主張其等對A1、A2之權利。　（4）被告丁○○於警詢時陳稱：（問：你是否知悉黃姓合夥人資料？）我不知道他全名等語（自6卷五第52頁）。惟如被告丁○○自106年12月1日起，即與被告丙○○合夥經營 A1、A2攤位，甚至於107年3月5日與被告丙○○共同自被告乙○○處受讓A1、A2攤位，為緊密商業合作關係，豈有可能連唯一之合作夥伴之全名均不知？　（5）又被告乙○○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你有出資嗎？）我用那些設備當出資。（問：兩位黃先生有出資嗎？）有，一個人15萬元等語（自6卷五第129頁）。被告丁○○ 於本院審理時陳稱：（問：後來為何在107年3月5日簽了讓渡書？）因為乙○○沒有出資，他以裡面的設備，所以當時我們就想說不然就寫一個讓渡等語（自6卷五第1 33-134頁）。惟該攤位合夥契約書記載之出資方式為：甲方（即乙○○）出資15萬元（含現金出資10萬元、攤車等攤位設施折價以5萬元計算）、乙方（即丙○○、丁○○ ）現金出資15萬元，有該攤位合夥契約書1份在卷可查（自6卷一第111-112頁）。與被告乙○○、丁○○所稱之出資方式，顯然不同。　（6）另於偵查時詢問關於107年3月6日，被告丙○○、丁○○何以將自訴人放在A1、A2之物品推開乙節時，被告丙○○陳稱：那些東西不是放在戊○○自己的攤位，是放在我們土豆伯的攤位，我們是跟土豆伯的兒子乙○○「租」的等語（自6卷一第105頁）。被告丙○○非提及與被告丁○○、乙 ○○「合夥」經營，或係被告乙○○「讓渡」攤位，反而係表示攤位是向被告乙○○承租。　（7）綜上，被告乙○○、丙○○、丁○○簽立之攤位合夥契約書，雖形式上確實係被告3人所簽立，而有形式真正性。然被告3人根本無在A1、A2合夥經營攤位之真意，攤位合夥契約書之內容，即與事實不符。　　（五）A判決認定被告3人得請求自訴人拆除A1、A2地上物並返還 A1之占有給被告3人之理由之一，即係以該攤位合夥契約書為證據，認定被告3人共同取得A1土地之事實上管領權限，有A判決第8頁可資參照。足證，被告3人提出虛偽之攤位合夥契約書，實際已使A判決之法院陷於錯誤。被告3 人再以陷於錯誤之A判決為假執行，藉由強制執行達到清除自訴人於A1、A2上地上物，並解除自訴人對A1占有，取得使用A1、A2之利益，侵害自訴人使用A1、A2之權利，顯已該當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之構成要件。（六）駁回證據調查之聲請：辯方聲請向嘉義市共和攤販協會函查自訴人係在何位置擺攤？是否為攤販協會之會員？有無繳常年會費及清潔費？等節，並未釋明待證事實及與本案之關聯性。被告3人於最後陳述時請求本院勘驗現場，然無論係上開函查資料或者勘驗現場，均無礙於本院認定自訴人至遲於107年3月6日已於被告乙○○自主遷離A1、A2，返還A1、A2之情況下，合法占有A1、A2之事實。亦無礙於本院認定被告3人提出之攤位合夥契約書內容不實之事實，故無調查之必要。（七）綜上所述，被告乙○○、丙○○、丁○○上開所辯，不足採憑。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乙○○、丙○○、丁○○犯行已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四、論罪科刑（一）核被告乙○○、丙○○、丁○○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被告3人有上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二）爰審酌被告乙○○已同意交還A1、A2之占有給自訴人後，卻又反悔而以與被告丙○○、丁○○合謀之方式，製作不實之攤位合夥契約書，營造有A1、A2合法占有權源之假象，使A 判決法院陷於錯誤，據以假執行後取得利益，所為實值非難。被告乙○○、丙○○、丁○○均矢口否認犯行。被告乙○○自陳五專畢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務農，需要照顧母親。被告丙○○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在送貨，有1名未成年子女。被告丁○○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目前從事養殖工作，有2名未成年子女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五、沒收　　被告乙○○、丙○○、丁○○使A判決法院陷於錯誤，進而假執行取得占有A1、A2之利益，為被告乙○○、丙○○、丁○○之犯罪所得。然A判決經上訴後，就該部分已遭廢棄而告確定，被告乙○○、丙○○、丁○○所得之利益，已處於應回復原狀之狀態。自訴人亦依據該確定判決向被告請求損害賠償，現由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民事庭審理中。自訴人既已就該部分提起民事損害賠償請求，本院認為刑事判決宣告沒收，欠缺刑法上重要性，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不予宣告沒收。六、不另為無罪部分　　自訴意旨另以被告乙○○、丙○○、丁○○除上開A1、A2部分外，就B1部分，亦與被告甲○○共同為詐欺得利犯嫌。然就B1部分，係請求返還給被告甲○○，而與被告乙○○、丙○○、丁○○無涉。除被告乙○○、丙○○、丁○○係與被告甲○○提起同一民事訴訟外，自訴人並未提出任何證據證明被告乙○○、丙○○、丁○○，與被告甲○○請求返還B1有何共同謀劃或行為分擔。自訴人所提出之證據既不足以證明被告乙○○、丙○○、丁○○就B1部分確有上開被訴犯行，本應諭知被告乙○○、丙○○、丁○○無罪，然因此部分與前開認定被告乙○○、丙○○、丁○○有罪部分（即A1 、A2），為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貳、無罪部分一、自訴意旨略以：被告甲○○就上開經認定被告乙○○、丙○○、丁 ○○有罪之部分，及如本院108年度簡上字第20號判決附圖所示B1部分，與被告乙○○、丙○○、丁○○有共同詐欺得利之犯意聯絡、行為分擔，亦成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得利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茍積極之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而此用以證明犯罪事實之證據，猶須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至於有所懷疑，堪予確信其已臻真實者，始得據以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此項規定，於自訴程序同有適用。因此，自訴人對於自訴之犯罪事實，應負實質之舉證責任。倘自訴人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三、自訴意旨認被告甲○○就A1、A2、B1部分與被告乙○○、丙○○、丁○○共同涉犯三人以上詐欺得利罪嫌，除上開經本院認定有罪之證據外，另以被告甲○○與自訴人戊○○等於107年3月5日之對話錄音及譯文、被告甲○○之供述及書狀、Google街景照片、現場照片等證據為主要論據。經查：　　（一）A1、A2部分：　 1、自訴人以被告甲○○趁自訴人外出之際，查看門牌號碼，以供被告乙○○、丙○○、丁○○製作不實之攤位讓渡契約書，以此認為被告甲○○就A1、A2部分，與被告乙○○、丙○○、丁○○ 有共同詐欺得利之犯意聯絡。　 2、然被告等人並未以攤位讓渡契約書，作為提起民事訴訟之證據。A判決亦自始未提及攤位讓渡契約書，或援引為證據。縱使被告甲○○為協助被告乙○○、丙○○、丁○○製作攤位讓渡契約書，而去拍門牌號碼，因該攤位讓渡契約書並未使A判決法院陷於錯誤，被告甲○○即未有為詐欺得利之行為分擔。又自訴方並未舉證證明被告甲○○為上開拍照行為時，已與被告乙○○、丙○○、丁○○共同謀議要以不實證據提起民事訴訟，則被告甲○○有與被告乙○○、丙○○、丁○○共同詐得A1、A2占有使用利益之犯意聯絡，即屬無法證明。　（二）B1部分：　　　自訴方並未主張被告甲○○有提出不實之證據，使A判決法院陷於錯誤。被告甲○○所提起之民事訴訟，係主張其為B1 之占有人，而占有人與否之認定，應係法院依「證據」為綜合判斷，而非依當事人之主張。法院判斷何人為B1合法占有人之依據，並非被告甲○○之供述。被告甲○○既未提出虛捏之「證據」使法院陷於錯誤，單純主張其為B1占有人，自與訴訟詐欺無涉。　　　四、綜上所述，本案依自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及本案現存卷證資料，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甲○○ 有自訴人所指詐欺得利犯行，自屬不能證明其犯罪，應為其無罪判決之諭知。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43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鄭諺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　　　　　　　　　　　　　　　書記官　李玫娜附錄論罪法庭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00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2025-03-19

CYDM-112-自-6-202503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