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選舉罷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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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163號上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田昌瑞田昌隆共同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姜惠如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偽證案件，不服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3年度原訴字第9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05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即檢察官於上訴書僅就量刑事項予以爭執，復於本院審理時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部分一部上訴（見本院卷第19、20、58、130頁），故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進行審理，檢察官未表明上訴之其他部分則不屬本院審判範圍，合先敘明。貳、駁回上訴之理由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田昌瑞、田昌隆（下除個別提及外，合稱被告2人）因本件偽證行為，不僅增加檢察官選擇採取偵查作為暨判斷錯誤之風險、嚴重影響刑事案件調查之正確性，也平白耗損原已貧乏之司法資源，且間接損及告發人陳佃宇（下稱告發人）、第三人陳振宏之權益，所為實值非難；況被告2人犯後雖坦承犯行，然未見其等對告發人、第三人陳振宏有何表示後悔或歉意之舉，難認其等犯後態度良好。原審判決就上開情事未詳加審酌，均僅判處原審判決所示之刑度，其量刑似有未洽，難認妥適。爰提起上訴，請求將原判決撤銷，另為適法之判決等語。二、經查：　㈠原判決基於本案犯罪事實之認定，論被告2人均係犯刑法第16 8條之偽證罪。本院基於上開犯罪事實及法律適用，對於被告量刑部分為審理，先予敘明。　㈡關於刑之減輕事由　按犯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於其所虛偽陳述之案件裁判確定前自白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觀之同法第172條規定甚明，而此所謂「裁判確定前」，除指經檢察官起訴而尚未經裁判確定者外，並包括「案件未經檢察官起訴繫屬於法院而終結之情形（例如經檢察官處分不起訴、緩起訴或行政簽結等情形）」(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45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2人於本案偽證犯行後，陳沺宇、陳振宏所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業經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民國112年7月31日以111年度選偵字第97號、第124號、第141號為不起訴處分，有上開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偵14051卷第38、39頁），而被告2人於112年7月7日偵查中及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自白本案偽證犯行，揆諸前揭說明，仍屬在其等所偽證之案件裁判確定前自白，爰依刑法第 172條之規定減輕其刑。　㈢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原審認被告2人於檢察官訊問時經告以具結之效果及偽證之罪責，命其等於作證前朗讀結文後具結，應已知悉偽證之嚴重性，竟仍對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故為虛偽陳述，浪費司法調查資源，所為已影響偵查權行使之正確性及證人作證義務之重要性，且增添檢察官採證錯誤、判斷失平之危險，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2人犯後已坦承犯行，兼衡被告2人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有期徒刑2月。另以被告田昌隆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其因一時失慮致觸犯本案之罪，誤蹈刑章，犯後尚知坦承犯行，良有悔意，並衡以上開之虛偽證述尚未實際影響司法權之公正行使，是犯罪情節尚非甚鉅，認被告田昌隆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當已知所警惕，並知悉往後注意自身行為之重要性，而無再犯之虞，因而對被告田昌隆所宣告之刑，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併予宣告緩刑2年。原審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復已將檢察官上訴意旨所陳之犯後態度考量在內，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自由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之情事。且被告2 人於本院審理時已當庭向告發人表達歉意，告發人亦表示對於被告2人之刑度沒有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65頁），足見被告2人犯後確實有坦然面對己過及盡力彌補本案犯行所造成損害之意。本院綜合以上各情，認原審所處之宣告刑及就被告田昌隆部分宣告緩刑，尚稱允當，檢察官指摘原審量刑過輕，請求從重量刑，實非可採。三、綜上所述，原判決關於被告2人之刑部分尚屬妥適，應予維持；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翁貫育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郁仁提起上訴，檢察官黃錦秋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柏泓　　　　　　　　　　　　　　　　　　　法　官　葉乃瑋　　　　　　　　　　　　　　　　　　　法　官　錢衍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筱惠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68條於執行審判職務之公署審判時或於檢察官偵查時，證人、鑑定人、通譯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之事項，供前或供後具結，而為虛偽陳述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2-31

TPHM-113-原上訴-163-20241231-1

選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選訴字第1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具保人范瑋峻被告余玄名上列具保人因被告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等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范瑋峻繳納之保證金新臺幣伍萬元及實收利息併沒入之。　　理　由一、按具保之被告逃匿者，應命具保人繳納指定之保證金額，並沒入之。不繳納者，強制執行。保證金已繳納者，沒入之；依第118條規定沒入保證金時，實收利息併沒入之；第118條第1項之沒入保證金，以法院之裁定行之，刑事訴訟法第118 條第1項、第119條之1第2項、第12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二、經查：　㈠被告余玄名因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案件，前經檢察官於偵查中指定保證金新臺幣5萬元，由具保人范瑋峻於民國1 13年1月4日出具現金保證後，已將被告釋放，此有臺灣臺被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訊問筆錄、被告具保責付辦理程序單、國庫存款收款書等件可稽（見113年度選偵字第22號卷第469頁至475頁）。　㈡茲因被告於民國113年8月19日準備程序期日，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有本院刑事裁定、公示送達公告、公示送達證書、送達證書、刑事報到單、準備程序筆錄可佐（見本院選訴字卷一第325至333頁、第351至353頁、第421至第4 23頁），復經本院囑託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拘提被告均未獲等情，亦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拘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和分局函文、報告書、拘提現場照片、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拘票、報告書、新湖分局湖口派出所刑案照片黏貼紀錄表等件可參（見本院選訴字卷一第469至4 81頁，卷二第5至10頁），又具保人經合法通知亦未帶同被告到庭，且於本院裁定時，被告未因另案在監執行或在押等情，亦有本院送達證書、法院在監在押簡列表可憑（見本院選訴卷一第355頁，卷二第67頁），足認被告確已逃匿，揆諸首揭規定，自應將具保人繳納之上開保證金及實收利息併沒入之。三、依刑事訴訟法第118條、第119條之1第2項、第121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黃媚鵑　　　　　　　　　　　　　　　　　　法　官　許柏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許雅玲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2024-12-31

TPDM-113-選訴-1-20241231-3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妨害投票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297號上訴人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韓水樹選任辯護人張智宏律師被告韓水益韓承豫韓杰樺上列上訴人因被告等妨害投票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2、3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丙○○為民國111年11月26日所舉行之苗栗縣第22屆○○鎮○○里里長選舉（下稱本屆里長選舉）候選人，且為被告乙○○之弟，並為被告丁○○、戊○○、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上三人另為緩起訴處分）之叔叔，經被告丙○○ 於111年初即向被告乙○○透露，此次競選需找親友虛偽遷移戶籍入其戶籍內，以增加選票，被告丙○○、乙○○並將此消息轉知其他兄弟，而被告丙○○與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被告丁○○、戊○○、乙○○等7人，其等均知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規定有選舉權人必須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4 個月以上，始得成為各該選舉區之選舉人，而不得為支持某特定候選人，而以虛偽遷入戶籍之非法方式，取得選舉人資格甚進而前往投票，以影響該選區選舉整體投票結果之涓潔公正，竟基於意圖使本屆里長選舉候選人丙○○順利當選之犯意聯絡，欲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給被告丙○○之方式，先由上開6人將虛偽遷徙戶籍之行動交給被告丙○○執行（韓誌軒之證件由乙○○交付給丙○○）。被告丙○○便於同年2月24日前往苗栗○○○○○○○○○在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被告丁○○、戊○○、乙○○等6人授權下將該6人之戶籍地址遷入現為廚房之苗栗縣○○鎮○○里0鄰○○○00號（下稱本案戶籍地）。遷入4個月後，上開6人取得選罷法所規定本屆里長選舉之選舉人資格。嗣因上開6人經司法警察機關、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傳喚訊問本案，隨即於同年10月11日將戶籍遷回原戶籍址而未遂。因認被告4人均涉犯刑法第146條第3 項、第2 項之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未遂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之認定，係據以確定具體的刑罰權之基礎，自須　　經嚴格之證明，故其所憑之證據不僅應具有證據能力，且須　　經合法之調查程序，否則即不得作為有罪認定之依據。倘法　　院審理之結果，認為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而為無罪之諭知，　　即無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所謂「應依證據認定」之犯罪　　事實之存在。因此，同法第 308條前段規定，無罪之判決書　　只須記載主文及理由。而其理由之論敘，僅須與卷存證據資　　料相符，且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即可，所使用之證據　　亦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即使不具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　　，亦非不得資為彈劾證據使用。故無罪之判決書，就傳聞證　　據是否例外具有證據能力，本無須於理由內論敘說明（最高　　法院100 年度台上字第2980號判決意旨參照）。本案既認被告4人均應為無罪之諭知（理由詳後述），所使用之證據自不以具有證據能力者為限，故有關證據能力自毋庸論述。三、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 項、第30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　　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　　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無從為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為無罪之判決。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 條第1 項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　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 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四、公訴意旨認被告丙○○、乙○○、丁○○、戊○○（下稱被告4人）涉有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未遂罪嫌，無非係以被告4人之供述、證人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之證述、被告4人之戶籍遷徙資料等件，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4人均堅決否認有何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未遂犯行。經查：　㈠上開公訴意旨所載辦理遷移戶籍之客觀事實，經證人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於警詢時、偵查中證述明確，且被告4人對此均不否認，另有苗栗○○○○○○○○○中華民國111年9月27日苗○戶字第1110001448號函檢附相關人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委託書、現場查訪照片（本案戶籍地、韓宜娟、韓宜秀、丁○○、戊○○、乙○○、韓誌軒原戶籍地、乙○○、丁○○、戊○○之機車活動狀況）、苗栗縣門牌電子地圖查詢系統、遷徙紀錄查詢結果、被告4人歷年戶籍遷徙紀錄（新北市○○戶政事務所113年1月29日新北○戶字第1135840985號函檢送戶籍遷徙資料、苗栗○○○○○○○○○113年2月1日苗○戶字第1130000162號函檢送丙○○戶籍資料4份86年9月30日以後全國電腦化連線至 113年1月31日遷徙紀錄證明書）等件在卷可稽（111年度選他字第29號卷二第65頁、第105頁至125頁、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卷第331頁至351頁、第363頁至383頁、原審卷第233 頁至239頁、第243頁至249頁），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又被告4人本件應有虛偽遷入戶籍取得選舉人資格進而前往投票，以影響該選區選舉整體投票結果之正確性之故意，分述如下：　　　⒈按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虛遷戶籍投票罪，乃針對所謂「選舉幽靈人口」而設之處罰規定，其目的在禁止無選舉權人之投票行為，以保護投票結果之正確性。而選罷法第15條第1項規定：「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選舉人。」亦即「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為取得選舉權要件之一，旨在藉繼續居住4個月之期間，以建立選舉人和選舉區之地緣與認同關係，產生切身利害感覺，進而使其地方生活與政治責任相結合，本於關心地區公共事務，及對於候選人之理解而投票，進而選出真正符合民意之公職人員。至於依選罷法第4條第1、2項規定，對於上述居住期間之計算，係自戶籍遷入登記之日起算，並非指遷入戶籍登記達4個月，即可取得選舉權，而係指必須有繼續居住4個月之事實，始能取得選舉權，戶籍遷入登記僅為選務機關認定居住事實存在之證據方法。因此，基於虛遷戶籍投票罪之規範目的，在於禁止無選舉權人之投票行為，進而保障投票結果之合法產生。關於該罪所定「虛偽遷徙戶籍」之成立要件，解釋上須參酌選罷法所規定上述選舉人資格，限於依法無選舉權之情形。換言之，行為人是否實現「虛偽遷徙戶籍」之要件，應視其於選舉區有無「繼續居住」事實而定（最高法院111年台上字第55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基於憲法第17條保障人民選舉權之意旨，所謂「實際居住」，隨著社會變遷，不應再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蓋政治社群成員之組成，著重於對社群事務之熟悉與理解，進而產生社群共同體之理念，對該社群具有參與意願並進而透過選舉方式加以實踐。隨著交通工具與人際互動科技發展日新月異，人民遷徙移動成本大幅降低，生活圈也日漸擴大，工作地與住家分處不同選舉區之情形所在多有，因長期工作而與工作場所所在之選舉區生活密切關連，亦足以產生社群共同體之認同，已屬不容否認之事實。是所謂政治社群之界定範圍也應更加具有彈性，社群自我治理之民主正當性，自然不應僅侷限於傳統上所理解之居家生活與住宿事實；人民基於持續就業而與所處地區實質上建立政治社群之歸屬與認同感，也應成為承認其在工作場所所在選舉區擁有選舉權，參與政治社群自我治理之另一種正當性基礎。因此，公職人員選罷法第15條第1項以在選舉區居住4個月以上為取得該選舉區選舉權之資格要件之規定，所稱「居住」或「實際居住」之認定，基於憲法保障選舉權之意旨，即不應侷限於以居家生活或住宿理解之傳統「居住」概念，而應擴及在某選舉區持續就業之事實；且此種廣義之「居住」概念之見解，亦與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9號判決所揭示憲法保障之居住自由，不限於對人民住宅之保障，也及於人民工作場所之立場遙相呼應。是只要在某選舉區長期就業，該地區亦屬其日常生活重心所在，故將戶籍遷入就業所在之選舉區，其長期持續就業之事實必然亦得建構與選舉區成員休戚與共之網絡而成為政治社群之一員，當可因而認定具有「實際居住」事實（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 1號判決意旨參照）。苟申請遷入戶籍者所稱遷入之目的顯不合理或有虛偽陳述之情，衡情又無其他相當之目的為遷入登記，客觀上亦未繼續居住於戶籍遷入地，戶籍遷入時間復於取得投票權期限前之不久，遷徙戶籍又經特定候選人之競選團隊或近親甚或本人之參與，應可認其戶籍遷入係為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而為（最高法院106年台上字第2 864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以下就證人之證述分列之：　　　　⑴證人韓宜娟於警詢時證稱：當初是因為叔叔丙○○要參加年底里長選舉，我被我父親韓金來要求幫忙遷戶籍去投票，本來我非常不願意，一直拖時間不想把身分證交出去，因為我自己出身在新北市，生活起居、工作都在新北市，很少回苗栗，丙○○是我父親弟弟，父親因為與弟弟感情好，父親基於幫忙丙○○才要求我們要遷戶籍，父親身體不好有癌症，後來當時是迫於其他親戚的小孩都已經遷戶籍幫忙的壓力，我不想讓我父親為難，只好被迫妥協，將證件交給我父親去處理遷戶籍事宜，僅管我不想因為這樣去投票給丙○○，但是因為親戚壓力我還是會去投票給丙○○，如果不投，會被親戚認為背叛他們，而且心裡也會過意不去，本案戶籍地為我們以前老家的古厝，前面的房子是後來才新蓋的樓房，古厝一直當廚房使用等語（選他29卷第9頁至14頁）；於偵查中證稱：我一開始也不願意遷戶籍，因為我出生及生活地區都在新北市，我對苗栗不熟，且我遷移戶籍後，並沒有到苗栗居住，但後來因為親人的壓力，每次都詢問我為何不遷戶籍，我才去遷要投票給丙○○，另外丁○○、戊○○、乙○○、韓誌軒都是我們的親戚，他們現在也都不住在苗栗，他們也都是因為要支持丙○○才遷移戶籍到○○里，那都是爸爸那輩的長輩與丙○○的關係，才要求我們這些小孩一起遷戶籍，不是為了領取補助而遷移戶籍，我是透過親戚將證件等物交給丙○○等語（選他29卷第27頁至31 頁）。　　　⑵證人韓宜秀於警詢時證稱：我於出生後，一直住在新北市○○區，戶籍也一直設於此處，我從小都在臺北求學， 110年6月間畢業後曾在家照顧父親，111年5月開始至新北市工作，我的戶籍後來遷到本案戶籍地是委託丙○○申請，他有跟我要我的身分證件與印章，丙○○是我父親韓金來的弟弟，我是他的姪女，因為丙○○今年打算登記參選○○鎮○○里里長，我父親要求我與姐姐韓宜娟將戶口遷回○○里，並在年底選舉時回苗栗投票支持丙○○，因為丙 ○○就住在苗栗，可以協助辦理遷戶籍事宜，所以我透過親戚交給丙○○辦理等語（選他29卷一第33頁至37頁）；於偵查中證稱：我聽我爸爸說叔叔丙○○要在○○里選里長，希望我們之後可以投票投給他，因為當時其他親戚都遷移已經將戶籍遷到○○里要幫丙○○投票選里長了，只剩下我與韓宜娟沒有遷，我一開始也不願意遷戶籍，我從出生就住在新北，就學、就業也都在新北，我就在111 年2月之前，將身分證、印章等物透過有回苗栗的親戚交給丙○○，丁○○、戊○○、乙○○、韓誌軒都是我們的親戚，乙○○是我的大伯，其餘3人都是堂哥，他們現在也都不住在苗栗，親友都知道將戶籍遷移到○○里，就是要投票給丙○○，當時爸爸跟我說要遷移戶籍去支持丙○○，我也不知道是誰決定要這樣做的等語（選他29卷一第51頁至55頁）。　　　⑶證人韓誌軒於警詢時證稱：因為我父親要支持叔叔選舉，所以向我拿取身分證遷戶籍至本案戶籍地，連同我父親也一起遷入該址，我只知道丙○○要選舉而已，但是丙 ○○要選什麼我不知道，全部都是我爸爸乙○○在處理的，我大約1個月會回去1次，1次大約都1天左右，回去看望奶奶，但不會居住在該處，目前沒有住在那，我父親跟我一樣也是實際住在新北市○○區等語（選他29卷二第17 9頁至187頁）；於偵查中證稱：我遷戶籍到本案戶籍地是因為我父親要支持叔叔選舉等語（選偵39卷第409頁至411頁）。　　　⑷證人即共同被告丁○○（證人丁○○之證述係對於其他3位被告而言，係屬證人之地位，下同）於警詢時證稱：我是 111年2月24日遷入本案戶籍地，是我爸爸韓金龍幫我申請遷入，原因跟就學及就業無關，原因可能是因為選舉，周末回到本案戶籍地探訪阿嬤時，那時聽到我爸爸、叔叔丙○○在聊有關選舉，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的受託人丙○○是我叔叔，因為我要工作，所以我居住在新北市○○ 區等語（選偵39第109頁至117頁）；於偵查中證稱：我自己是住新北市○○區，我因為上班，蠻久沒有回去本案戶籍地，已經半年沒回去，某日下班我父親跟我要身分證，說要幫我遷戶籍回苗栗，我就沒有多問，我並非為了就業、就學、領取補助等情而遷入該址，本案戶籍地不能住，是廚房，以前我們有住旁邊即10-3號，高中過後就沒有住那邊，已經超過半年以上沒有住那邊等語（選他29卷一第97頁至103頁）。　　　⑸證人即共同被告乙○○（證人乙○○之證述係對於其他3位被告而言，係屬證人之地位，下同）於原審時證稱：遷戶籍的事情跟遷戶籍的理由，是我弟弟丙○○跟我說，我跟我哥哥韓金龍、我弟弟韓金來，一戶派兩個，他們各家要派出誰我不知道，我兒子韓誌軒的證件則是交給我，我再拿給丙○○，我兒子韓誌軒的部分是我全權負責等語（原審卷第313頁至314頁、第320頁至322頁）。　　　⑹證人即共同被告戊○○（證人戊○○之證述係對於其他3位被告而言，係屬證人之地位，下同）於偵查中證稱：沒有居住於本案戶籍地，實際居住地為新北市○○區，因為上班也很久沒有回去本案戶籍地等語。　　⒊經交互對照證人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之證述，證人韓宜娟、韓宜秀、丁○○、韓誌軒就其等委由丙○○於上揭時、地辦理遷移戶籍至本案戶籍地乙事，均係應其等父親乙○○ 、韓金來之要求，且其等均無實際居住於本案戶籍地，亦無其他在本案戶籍地附近就業等將本案戶籍地做為日常生活重心所在之情形，及其等均僅係因要支持被告丙○○參選本屆里長選舉，始遷移戶籍等節，證詞均屬一致；證人丁 ○○、戊○○亦無實際居住於本案戶籍地，經其等供述、證述如前。又證人韓宜娟、韓宜秀、丁○○、韓誌軒之證述就其等均係應其等父親乙○○、韓金來、韓金龍之要求，始遷移戶籍，並非為了補助金等節，其等證述亦互核相符。又參以證人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丁○○，為被告4人之近親，且被告4人與上開證人均未提及彼此間有何仇怨過節或金錢糾紛，再者，上開證人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丁○○之證述對於本案被告有利、不利部分均尚能為中立之證述，而無刻意渲染誇大或迴護之情，亦無明顯瑕疵可指，衡情其等亦無誣陷本案被告4人、刻意羅織被告4人犯罪事實之動機，更無需甘冒刑事誣告等重罪風險，於警詢、偵查中指證歷歷，由是可見上開證人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丁○○之證述，應屬實在。　　⒋由上開證人韓宜娟、韓宜秀、丁○○、韓誌軒、戊○○之證述可知，被告丙○○於上揭時、地為辦理韓宜娟、韓宜秀、丁 ○○、戊○○、乙○○、韓誌軒等6人之戶籍遷徙至本案戶籍地，均係出於韓宜娟、韓宜秀、丁○○、戊○○、乙○○、韓誌軒等6人事前經其等父親要求後之授意，始委託丙○○一人代為辦理本案遷移戶籍。此外，證人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均非實際居住於本案戶籍地及在該選區就業，本無意遷徙，係迫於親戚壓力而始基於支持丙○○參選本屆里長選舉之意遷移戶籍，除此之外別無其他遷徙至本案戶籍地之原因，業如上開證人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所述，可見韓宜娟、韓宜秀、丁○○、戊○○、乙○○、韓誌軒等6人僅係將戶籍分別遷徙至本案戶籍地，實際上並未居住於該址；佐以其等實際居住地、就業地均非屬本案選舉區內，復查無有何足以與本案選舉區建立密切連結之情事，顯見韓宜娟、韓宜秀、丁○○、戊○○、乙○○、韓誌軒等6人，並不符合選罷法第15條第1項所定「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之要件，即其等並非本次選舉中本案選舉區之選舉人，僅因戶籍遷入登記屆滿4個月，實質上並無取得該選舉區之選舉權。　　⒌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遷徙戶籍之部分，交互參照證人即共同被告乙○○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本案遷徙戶籍乙事是其與丙○○討論之後，由其再轉知韓金來、韓金龍，請每家派 2人遷移戶籍等語（原審卷第320頁至321頁），由此乙○○ 於審理時之證述，可知遷移戶籍乙事係緣於被告丙○○、乙 ○○之倡議，始轉知其他兄弟即韓金來、韓金龍，請其等各家子女遷徙戶籍，參以證人韓宜娟、韓宜秀為韓金來之女、證人韓誌軒為乙○○之子、證人丁○○為韓金龍之子，則可推知其等所述遷移戶籍是為支持被告丙○○參選本屆里長選舉之理由，即係出於丙○○、乙○○之倡議，亦堪認證人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所稱受親戚壓力、受父親要求乙事，亦係源諸於此，其等戶籍遷入本案戶籍地係為使特定候選人丙○○當選而為，堪以認定。　　⒍而被告乙○○、丁○○、戊○○遷徙戶籍之部分，其等於原審及本院雖稱遷入之目的為匯聚陽氣、領取補助金等情，惟被告丁○○於警詢、偵查中均未提及匯聚陽氣、領取補助金乙事，直至原審時始提及遷徙戶籍之原因為匯聚陽氣、領取補助金，改為與其他被告一致之辯解，不無事後思索、附和其他被告之虞；被告戊○○於警詢更稱對於垃圾焚化廠補助金之補助金額等細節均非明瞭，衡以其倘有心欲取得補助，豈有可能對於補助金請領之相關事宜均不清楚之下，即貿然遷徙戶籍。是被告丁○○、戊○○嗣後所為辯解，已非無疑。又其等所稱匯聚陽氣至本案戶籍地乙事，被告丙○○ 等人對於究竟係何人向丙○○為此提議始終含糊其辭而未能具體指明，被告丙○○僅泛稱鄉下有此民俗、或是其在紫南宮遇到一名擺攤算命師有此建議、或其遇到一名乩童曾在神明附身時說出此法、或稱民間戲劇有演過此種劇情，均未能提供何資料供法院傳喚相關證人調查，就此部分之變態事實並未提出任何客觀資料或確切證據方法以供法院查證，亦無法舉證以實其說，且不無濫用「民俗信仰」此抽象模糊之概念致難以查證又易於推託卸責之虞，是被告4 人上開空洞之辯詞，本院尚難採信。綜上所述，被告丙○○ 、乙○○、丁○○、戊○○於原審及本院所述乙○○、丁○○、戊○○ 遷入本案戶籍地之目的有顯不合理或有虛偽陳述之虞，衡情又無其他相當之目的為遷入登記，乙○○、丁○○、戊○○客觀上亦未繼續居住於戶籍遷入地，戶籍遷入時間復於選罷法規定取得投票權期限前不久之數月，遷徙戶籍又係經候選人本人丙○○之參與，依據前揭判決意旨，參以被告乙○○ 、丁○○、戊○○均為被告丙○○之近親，應可認其等戶籍遷入本案戶籍地係為使特定候選人丙○○當選而為。　　⒎而被告丙○○、乙○○與韓金來、韓金龍為兄弟關係，被告丙○ ○參選本屆里長選舉，則各該兄弟因此為支持被告丙○○而告知其等子女希望其等遷徙戶籍以在本屆里長選舉中可以取得投票權支持丙○○，雖於法有違，仍可謂屬人情因素，並非吾人所難以想像，於此情形之下，戶籍地設於本案戶籍地之被告丙○○，對於韓宜娟、韓宜秀、丁○○、戊○○、乙 ○○、韓誌軒等6人並未實際居住於本案戶籍地，當屬知悉無疑，而其確有實際同時持其等證件至戶政機關辦理遷移戶籍至本案戶籍地之情，為被告丙○○自承在案，並有前述辦理遷移戶籍之相關書證可考，則實際執行遷徙戶籍之人為倡議該事之被告丙○○，亦為參選本屆里長選舉之人，對韓宜娟、韓宜秀、丁○○、戊○○、乙○○、韓誌軒等6人授意遷徙戶籍之真意，係出於在選前取得本屆里長選舉之投票權以支持其參選本屆里長選舉之意，而無實際居住之事實，已屬虛偽遷徙戶籍，應知悉甚明，則被告丙○○、乙○○、丁○○、戊○○與前開證人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均係出於使遷徙戶籍之人取得投票權以在本屆里長選舉中投票支持丙○○之共識，而欲非實際居住於本案戶籍地，始為本案遷徙戶籍之行為，其等亟欲以此影響本屆里長選舉投票結果正確性之主觀犯意已至為灼然，堪可認定。被告丙○○竟仍代為辦理戶籍遷入；被告乙○○為倡議、轉知該事之行為且要求其子韓誌軒亦應遷入本案戶籍地以支持丙○○、並同時交付證件委由丙○○辦理本件戶籍遷移；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被告丁○○、戊○○亦均交付證件委由丙○○辦理本件戶籍遷移，則被告丙○○、乙○○、丁○○、戊○○對於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已可認定。　㈢被告4人之客觀行為僅止於妨害投票之預備階段，茲分述如下：　　⒈按選罷法第38條第1項第2款規定：候選人登記，應於投票日20日前公告，其登記期間不得少於5日。同法第15條第1 項規定：有選舉權人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者，為公職人員選舉各該選舉區之選舉人。同法第20條第1 項規定：選舉人名冊，由鄉(鎮、市、區)戶政機關依據戶籍登記資料編造，應載明編號、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及戶籍地址；投票日前20日已登錄戶籍登記資料，依規定有選舉人資格者，一律編入名冊；投票日前20日以後遷出之選舉人，仍應在原戶籍地之投票所投票。次按刑法第14 6條第1項規定，其立法目的在杜絕任何選舉舞弊，以達選舉之純正與公平性，而該條所稱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係以該選舉區之整體投票結果，包含計算得票比率基礎選舉權人之人數及投票數等投票結果在內，發生不正確之結果為已足，不以行為人所支持之特定候選人已否當選為必要。故在虛偽遷入戶籍，實際上未確實居住之情形，既僅符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規定之形式，以達投票予某一候選人之目的，如不認為構成該條妨害投票罪，該規定即形同具文，顯昧於社會事實。倘行為人之行為僅止於妨害投票之預備階段，因該罪不罰預備犯，其行為自不受刑事處罰。若行為人基於妨害投票之犯意而虛偽遷移戶籍，取得選舉人資格，且於投票日前20日以前仍未將戶籍遷出該選區，經編入該選區選舉人名冊中，取得形式上之選舉權而得於該選區行使選舉權，已足以妨害選舉之涓潔及公正性，適足以影響該選舉區之選舉權人人數或投票數等整體投票結果，其行為已達於可實現該罪構成要件之著手階段，惟尚未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則屬未遂；在此之前應屬妨害投票之預備行為，若取得選舉權並進而前往投票，則完全實現妨害投票罪之構成要件行為，已屬既遂範疇（最高法院100年台上字第5427號、1 01年度台上字第39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3097號，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更一字第172號，本院108年度上訴字第1 601號，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5年度上訴字第592、593 號、109年度上訴字第1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丙○○於同年2月24日在韓宜娟、韓宜秀、韓誌軒、被告丁○○、戊○○、乙○○等6人（下稱該6人）授權下將該6人之戶籍地址遷入本案戶籍地，然因上開涉嫌虛遷戶籍情事曝光，而遭檢警調查，該6人於同年10月11日均將戶籍遷回原戶籍址，業如前述，而依據上開選罷法第20條第1項規定，該6人係在111年11月26日本屆里長選舉之前之10月 11日遷出本案戶籍地，即在投票日前20日以前遷出，則不符合編入選舉人名冊之法定資格，因此未經選務機關編入選舉人名冊，而不取得形式上之選舉權，此有選委會函、本案戶籍地之選舉人名冊影本在卷可考。基此，該6人將戶籍遷入後，於尚未取得投票權之前即均遷出而未編入選舉人名冊。依據上開判決意旨及說明，該6人因提早遷出本案戶籍地，故均未編入該選區選舉人名冊中，致未取得形式上之選舉權而不得於該選區行使選舉權，行為尚未達足以妨害選舉之涓潔及公正性，亦未達足以影響該選舉區之選舉權人人數或投票數等整體投票結果，仍僅止於妨害投票之預備階段。　　⒊檢察官雖以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4041號、110年度台上字第2715號及本院104年度上訴字第1061號判決，均曾記載「一旦基於支持某特定候選人之意圖，而虛偽遷徙戶籍，當以其遷籍之行為，作為本罪之著手」等內容為由，主張被告等人將戶籍遷入之行為已達著手等語。惟前開判決亦均記載「細繹本罪之客觀構成要件，計有三部分，一為虛偽遷徙戶籍，二為取得投票權，三為投票。其中第二部分，係由選務機關依據客觀之戶籍資料，造製選舉人名冊，經公告無異議而生效，行為人根本不必有所作為；亦即實際上祇有第一部分及第三部分，始屬於行為人之積極作為。而第一部分之虛偽遷徙戶籍，就該選舉區之整體投票結果以言，其計算得票比率基礎之選舉人數額，及實際投票數額等各項，當然導致不正確發生，自毋庸如同第一項，特將其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再列為犯罪之構成要件」、「是縱然在該投票日前20日以後遷回原籍，無論係出於良心自責或究辦彌縫，既未喪失原虛偽取得之選舉區投票權，自於犯罪之成立，不生影響」。從而，前揭判決認「虛偽遷徙戶籍，當以其遷籍之行為，作為本罪之著手」，乃因刑法第146條第2項構成要件，關於取得投票權部分，乃選務機關之作為，非屬行為人之積極作為。惟前揭判決亦載明第一部分即虛偽遷徙戶籍會生著手效力，係因虛偽遷徙戶籍對選舉區之整體投票結果而言，其計算得票比率基礎之選舉人數額，及實際投票數額等各項，當然導致不正確發生，從而，關於是否取得投票權部分，仍係判斷行為人是否已達著手階段之要件；且前揭判決所涉犯罪事實，均係虛偽遷徙戶籍之行為人業已經選務機關編入選舉人名冊且公告確定，僅係因警檢查辦故未前往投票所領票，進而認仍構成虛偽遷徙戶籍妨害投票未遂。然前揭案件與本案未經編入選舉人名冊、未取得形式上之選舉權而不得於該選區行使選舉權之情，顯有不同，自無法以前揭判決比附援引而逕認被告等人將戶籍遷入之行為已達著手，併予敘明。　㈣綜上各節，該6人雖基於妨害投票之犯意而虛偽遷移戶籍，而由有犯意聯絡之被告丙○○辦理虛偽遷移戶籍，然因投票日前 20日以前即遷出本案戶籍地，未編入該選區選舉人名冊　　，其等行為僅止於預備階段，而刑法第146條之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罪，該罪　　不罰預備犯，其等行為自不受刑事處罰。五、綜上所述，被告4人所為，雖主觀上有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罪之犯意，然其等既尚未達於該罪之著手階段，僅屬該罪之預備行為，該罪又不罰預備犯，自難以該罪未遂相繩。本案依檢察官所舉事證及調查證據之結果，尚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4人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未遂犯行之心證。故本件不能證明被告4人犯罪，揆諸前開規定及判決意旨，自應為被告4人無罪之諭知。六、檢察官上訴另提出前揭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715號判決及本院104年度上訴字第1061號判決意旨，認被告4人行為應已達著手階段，而構成刑法第146條第3項、第2項之虛偽遷徙戶籍妨害投票未遂罪，然依前揭理由四㈢⒊之說明，認檢察官所執理由尚難採信。經核原審為被告4人無罪之諭知，既無不當，應予維持，檢察官上訴意旨仍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明峰提起公訴，檢察官張智玲提起上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柯　志　民　　　　　　　　　　　　　　　法　官　簡　婉　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但有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限制。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敍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　書　慶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抵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2024-12-31

TCHM-113-上訴-1297-20241231-1

選上更一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更一字第3號上訴人即被告蔡丞柏選任辯護人張進豐律師魯忠軒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選訴字第4號中華民國112年7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167號、11 2年度選偵字第26號），提起上訴，判決後，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本院更為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蔡丞柏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假借捐助名義，行求不正利益，使其團體之構成員，為一定之行使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佰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參仟元折算壹日。褫奪公權參年。　　犯罪事實一、蔡丞柏係民國111年度第4屆(下稱本屆)臺中市太平區德隆里 (下稱德隆里)里長候選人，明知位於德隆里德明路400巷之新德隆社區(下稱新德隆社區)有70戶住戶，實際居住人數約 100人，其中多人具有投票權，且新德隆社區從未舉辦過中秋餐會，亦未準備經費籌辦中秋餐會，而以平均每人新臺幣 (下同）200元之餐會，衡諸常情將動搖參與餐會者之投票意向，為使自己能順利當選本屆德隆里里長，遂基於對於選舉區內之新德隆社區，假借捐助名義，行求不正利益，而使其有投票權之新德隆社區住戶為投票權一定行使之犯意，先由蔡丞柏於111年9月9日前某日，與新德隆社區管理委員會(下稱新德隆社區管委會)主任委員鄭榮杰（收受不正利益罪嫌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接洽，假借捐助新德隆社區舉辦中秋餐會，並準備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敬邀之宣傳單，交由鄭榮杰及新德隆社區管委會監察委員鄭玉英（收受不正利益罪嫌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發放給該社區住戶，蔡丞柏再委託從事外燴之林志宏準備100人份（價值2 萬元）之餐點，再請人在新德隆社區前方道路上搭設棚架，並拉出「感謝里長侯選人蔡丞柏熱心贊助社區公共設施修復」等字樣之紅布條，林志宏依約於111年9月9日下午6時30分許，在上開地點擺設含炒麵、爌肉、豬血湯、蔬菜、炸物等價值2萬元之餐點，供新德隆社區住戶前往取用餐點，蔡丞柏並與其助選員身穿競選背心，在現場發放扇子、筆、面紙等宣傳品，並向現場住戶約30人以言語請求在本屆德隆里里長選舉中投票給蔡丞柏，藉此行求使新德隆社區具有投票權之鄭榮杰、鄭玉英、徐翎雅等人，因享用免費餐點而於本屆德隆里里長選舉時將票投給蔡丞柏。餐會於同日晚間8時30 分許結束後，蔡丞柏在上開地點交付現金2萬元予林志宏以支付餐會費用。嗣經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接獲情資後，報請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指揮偵辦，始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書面陳述，業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檢察官、被告蔡丞柏（下稱被告）及辯護人均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證或不當之情形，復與本案之待證事實間具有相當之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揆諸上開規定，應認均具有證據能力。二、另按傳聞法則乃對於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而為之規範。本判決以下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無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規定傳聞法則之適用，因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法取得之物，依法自亦得作為本案證據。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矢口否認有前開犯行，辯稱：新德隆社區居民都是921地震的受災戶，他們的主委和監委說要辦中秋餐會，因他們沒有辦過，問我有沒有認識外燴的廠商，叫我幫他們聯絡。後來因為募款餐費沒有成功，外燴廠商又是我叫的，所以餐費就由我支付。這個社區在我上次里長選舉的時候得票數就高，我沒有必要再去開拓票源。感謝的紅布條是因為我幫他們整理公共設施，跟餐會沒有關係。傳單是我準備的，但是是主委或監委拜託我印的。我們有發宣傳品，請居民在里長選舉中投票給我，餐會結束後我有交給林志宏餐費2 萬元沒錯，但我並沒有行賄的意思云云。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依照證人鄭榮杰、鄭玉英的證述，他們都沒有告知住戶中秋餐點的經費來源，證人徐翎雅供述聽聞鄭玉英表示中秋餐會費用係由被告支出一情，並無相關證據足佐。且宣傳單是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舉辦該餐會，足證被告並沒有行求投票的行為。又證人鄭榮杰證稱被告曾經幫忙處理社區磁磚脫落的問題，所以該社區掛出紅布條，上面寫感謝蔡丞柏贊助社區公共設施修復，依紅布條上的內容顯然跟餐會無關，所以社區的住戶也不會知道餐費是由被告捐助，且餐點價值甚微，自然也不會影響團體構成員投票權的行使。況證人鄭榮杰、鄭玉英二人就中秋餐會係由被告支出部分，均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因此被告並不該當「約使選民之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構成要件，即不構成犯罪等語。二、經查，被告係本屆德隆里里長候選人，明知新德隆社區有70 戶住戶，實際居住人數約100人，其中多人有投票權，新德隆社區從未舉辦過中秋餐會，亦未準備經費籌辦中秋餐會，於111年9月9日前某日，被告與新德隆社區管委會主任委員鄭榮杰接洽，假借捐助新德隆社區舉辦中秋餐會，並準備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敬邀之宣傳單，交由鄭榮杰及新德隆社區管委會監察委員鄭玉英發放給社區住戶，被告委託從事外燴之林志宏準備100人份（每人份200元，總計2萬元）之餐點，並請人在新德隆社區前方道路上搭設棚架，拉出「感謝里長侯選人蔡丞柏熱心贊助社區公共設施修復」等字樣之紅布條，於111年9月9日下午6時30分許，在上開地點擺設含炒麵、爌肉、豬血湯、蔬菜、炸物等價值2萬元之餐點，供新德隆社區居民取用，有新德隆社區居民約30人（包含有投票權之鄭榮杰、鄭玉英、徐翎雅等人），前往取用餐點，被告與其助選員身穿競選背心，在現場發放扇子、筆、面紙等宣傳品，餐會當日晚上8時30分許結束後，由被告在上開地點交付現金2萬元予林志宏以支付餐會費用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坦認在卷（見選偵167號卷第275 至279、281至283頁、原審卷第51、95頁），核與證人蘇志國、鄭榮杰、鄭玉英、林志宏、徐翎雅、李響玲、李曉民、張文燦分別於警詢、偵查中證述情節相符（見選偵167號卷第35至39、42至44、48至50、55、59至63、66至69、87至93 、95至101、103至109、111至117、183至185、199至201、2 07、208、231至238、255至258、261、262、265、266、299 、301頁、選偵26號卷第85至88頁），復有林志宏之自願受搜索同意書、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各1份、111年9月10日新德隆社區前道路照片2張、舉辦現場餐會位置GOOGLE地圖截圖及現場蒐證照片2張、被告之競選卡片1張、新德隆社區管理委員會餐會傳單影本1張、臺中市選舉委員會112年12月 16日、112年12月22日函暨檢附之選舉人名冊影本3張附卷可稽（見選偵167號卷第71、77至80、169、170、173頁、選偵 26號卷第61頁、本院上訴審卷第129、133至141頁），被告此部分之自白應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為真實，是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三、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之對選舉團體或機構賄選罪，係鑒於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間彼此互為影響而形塑一定之凝聚力，倘對該團體或機構賄選，足以影響或動搖其構成員之投票意向，而達到實際影響投票之效果，其惡性不亞於對有投票權人直接行賄罪，乃約制行為人不得假借任何捐助名義，以間接迂迴方式，透過對其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行賄，使其構成員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以防止金錢或其他不正利益介入選舉，維護選舉之公平與純正。行為人間接透過對團體或機構之行賄，其對象雖非構成員，且只要有使該構成員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或不行使為已足，不以該構成員確已行使或不行使為必要。至於行為人對團體或機構所行求、期約、交付之財物或其他利益，既係假借捐助名義，從其名目上自不可能明示為選舉之用，是否遂行賄選之實而具有違法性，除應就行為人之主觀犯意等心理狀態、行為時之客觀情事，本於邏輯推理為綜合判斷外，仍須異時異地，衡酌社會常情及經驗法則，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就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其捐助有無逾越社會相當性，而與當今社會大眾之觀念相連結，憑為判斷是否足以影響或動搖各該團體或機構構成員之投票意向而定，始能彰顯該罪之立法本旨，以及與捐助之本質在於行善或祈福之念有所區隔，而為人民所接受。再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之投票行求、期約、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罪，包括預備、行求、期約、交付等行為，其間有階段關係，於論罪時，應依其行為進行之階段，論以該階段之罪名。所謂「行求」，只要行賄者就客觀上足使有投票權人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投票權之對價賄賂或不正利益，單方將其行賄之意思向有投票權人有所表示，無論係以言語明說，或以動作暗示，或言語、動作兼具而明、暗示，一經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行求行為即告完成，尚不因有投票權人對於其被行賄一情意會或允諾與否，而有影響。亦即行求賄賂或不正利益階段，屬行賄者單方意思表示行為，不以相對人允諾為必要。是行求賄選罪之成立，不以雙方已達合意或已交付賄賂或不正利益階段為要件，亦無以其賄選對象之多寡為條件。又所謂「賄賂」，係指有形並得以金錢計算之財物，「不正利益」則指賄賂以外，足以供人需要或滿足人之慾望，一切有形無形之利益而言。經查：　㈠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之罪，旨在處罰行為人以間接迂迴方式，假借捐助名義，對其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而使該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以防止金錢或其他不正利益介入選舉，維護選舉之公平與純正，並約制處罰此種妨害投票權公正行使及使投票發生不正確結果之行為。是該款所稱之「團體」，依其立法本旨，並不以取得權利能力者為限，亦不以依人民團體法申請許可或備案而成立之人民團體為限。凡具有共同目標之人群所結合之集團，不論係基於文化、學術、宗教、體育、聯誼、職業或政治理念之合一目的，或有合一宗族或合一地方、一事業而成者，均足當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4365號、99年度台上字第46 95號刑事判決參照）。證人即新德隆社區管委會主任委員鄭榮杰於偵查時證稱：辦餐會之前，被告有先問我社區住戶幾戶，需要多少張傳單，我說加透天實質上70戶，弄個100張傳單應該夠吧等語（見選偵26號卷第88頁），證人林志宏於偵查時亦證稱：被告在111年9月9日前幾天打電話給我，說新德隆社區要辦活動，叫我111年9月9日準備100人份，2萬元的外燴餐點，我在收拾餐盤時，被告就拿兩萬元現金給我等語（見選偵167號卷第207至208頁）。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亦供稱：伊支付2萬元餐費，是要捐助給新德隆社區住戶免費享用餐點等情（見本院更一卷第128頁），可知被告係對於選舉區內之新德隆社區，假借捐助新德隆社區舉辦中秋餐會。雖被告事先準備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敬邀之宣傳單發給住戶，惟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僅係名目上之敬邀單位，並非被告捐助之對象，甚為明確。而新德隆社區雖非依人民團體法申請許可或備案而成立之人民團體，惟該社區已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成立管委會，且向主管機關報備，是新德隆社區屬具有共同地方之人群所結合之集團，應屬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所稱之團體，先此敘明。　㈡證人即新德隆社區主任委員鄭榮杰於①警詢證述：本次餐會由蔡丞柏出資提供餐點招待社區成員，蔡丞柏和其助選人員都在現場散發競選文宣、拜票尋求支持，餐會前，蔡丞柏向我表示因為上次里長選舉時本社區得票率有成長空間，因此想招待社區人員尋求支持，而且也同時向社區監察委員鄭玉英表達舉辦餐會的意思。蔡丞柏向我表示，我只要負責召集社區人員來參加餐會即可，餐會及布置相關費用等事項他會自行支付處理，本管理委員會無須出資。蔡丞柏自行以德隆社區管理委員會名義印製中秋餐會通知單，印製完後交給我，要我每一戶都發放通知參加，我大部分都放在每一戶信箱，有的家裡有人的，我就直接送到家裡，通知住戶參加前述餐會，參加該餐會民眾應該都知道是由蔡丞柏出資舉辦，且知悉蔡丞柏舉辦該餐會的目的是為了競選德隆里里長，用來拉攏德隆里社區選民，餐會期間，蔡丞柏有和其工作人員在場逐一發送競選文宣給參加餐會之德隆社區選民，並拜票要求投票支持其當選里長（見選偵167號卷第43至44頁）；②偵查證述：蔡丞柏本來我不認識，為了選舉他才來找我。111年8月4日蔡丞柏有僱人到社區修大樓外牆的磁磚，之前都發局發文要管委會自行支付費用，我找人估價數目還沒有出來，蔡丞柏就來找我談選舉的事情，我問他磁磚脫落的問題可否處理，他說可以幫忙處理，修好後，他說費用他自行處理，管委會都没出到錢。蔡丞柏在外牆修繕完過幾天後來找我，剛好那時是中秋了，他就説社區需不需要弄個餐會給大家吃一吃，我說社區本來都沒辦過，這樣不好吧，他說沒關係，可以先試一下，如果他當選的話可以再繼續，他就借社區的主要通行道搭棚架，餐會是蔡丞柏印宣傳單給我去發，住戶有在家就有人收，沒在家我就丟信箱，宣傳單内容是中秋餐會，新德隆社區管委會敬上，蔡丞柏的名字並沒出現在宣傳單上，餐會費用包括搭的棚架跟吃的東西，新德隆社區都沒出錢，餐會舉辦的時候，蔡丞柏跟他的助選員都在旁邊，有穿競選背心，有發他的政見文宣跟基本資料，現場只有蔡丞柏，沒有其他候選人來拜票。蔡丞柏跟我講辦餐會的意思是要爭取社區住戶把票投給他，他要加強我們社區住戶的支持度。蔡丞柏來找我辦餐會，有說看可不可以投給他，我跟他說到時候看情況，我沒說一定要投給蔡丞柏等語（見選偵26號卷第85至88、159頁）。業已證述被告為本屆里長選舉而主動與其接洽，假借捐助新德隆社區舉辦中秋餐會，包辦餐會傳單之印製交付、棚架搭設及餐點所有費用，亦在場發放競選文宣及拜票尋求支持，參加該餐會之住戶，應該都知道是由蔡丞柏出資舉辦，目的是為了競選里長，用來拉攏該社區選民，爭取住戶投票給被告等情明確。被告雖於本院審理時辯稱感謝的紅布條是我之前幫他們社區整理公共設施而掛，跟餐會沒有關係。此社區上次里長選舉時我得票數就高，沒有必要再去開拓票源云云，顯與其大費周章舉辦餐會，並在場發放文宣拜票尋求支持之客觀事實不符，所辯不足採信。至於鄭榮杰雖於偵查曾改稱應該沒有人知道餐會費用是蔡丞柏出的，但仍證稱住戶也是會有疑問，有人問，我有跟住戶說我們管委會沒有出錢，反正有人要弄吃的就讓他去弄等語（見選偵26號卷第88頁），再參以現場僅止被告此一位候選人及其助選員，並拉設載有感謝里長候選人蔡丞柏字樣之紅布條，堪認住戶應可得知此餐會係由被告為選舉得票而舉辦至明。　㈢證人即新德隆社區管委會監察委員鄭玉英關於餐會舉辦出資及印製傳單交給發放之人為被告、被告及其助選員有到餐會現場拜票尋求支持等情，亦據其於警詢及偵查證述明確（見選偵167號卷第47至51、183至185頁），並與鄭榮杰上開證述相符，且證人鄭玉英於警偵訊時證述：我知道自助餐會是蔡丞柏那邊的人出資，餐會期間蔡丞柏有說上次沒選上，這次有參選，以前名叫蔡慶龍，現在改名為蔡丞柏，這次里長選舉我會出來，請大家給我一個機會，（問：本次茶會曾為派出所詢問是否涉及選罷法、妨害投票之情事，蔡丞柏有無指示你應如何應對？）蔡丞柏叫我說這個茶會是由社區管理委員自己辦的，本次經費是由住戶個別自行出資幾百元辦的，我也不知道他為何叫我這樣講（見選偵167號卷第50、184 頁）。足認被告確有為里長選舉而假借捐助新德隆社區舉辦中秋餐會，提供餐點予有投票權人之故意，並知此舉違反選罷法規定，而曾交代鄭玉英要以經費係由住戶個別出資幾百元舉辦等語應對賄選查察。至於鄭玉英雖於偵查供述：蔡丞柏沒跟我拉票，我也沒跟蔡丞柏說我會投給你，選舉的事情我投誰都可以，蔡丞柏又沒跟在我後面等語（見選偵167號卷第299頁）。然被告已在餐會現場拜票拉票，除經鄭榮杰證述明確如上，亦有證人即社區住戶徐翎雅於警偵訊證述：我6點多下去拿餐時，現場都是我們社區的人，我沒出到錢，聽鄭玉英說是蔡丞柏出錢，應該是蔡丞柏他們舉辦的，我有看到蔡丞柏及他的競選團隊人員，他們穿競選背心，發扇子、筆、面紙等宣傳品，我有拿到這些宣傳品，蔡丞柏有說拜託拜託支持選我一票，現場有拉布條，是蔡丞柏的布條，但上面寫什麼我沒印象了，我只知道跟蔡丞柏有關等語（見選偵167號卷第87至93、231至234、265至266頁）。衡情，被告主動出資，假借捐助新德隆社區舉辦中秋餐會，並準備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敬邀之傳單，交由鄭榮杰及鄭玉英發放給該社區住戶，提供多樣餐點，更拉設里長候選人字樣之布條，所為種種當係為里長選舉，是認鄭榮杰、徐翎雅證述有拜票拉票方符事實，而鄭玉英關於被告未拉票此部分之證述，有違常理，不足採為有利被告之認定。　㈣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依照證人鄭榮杰、鄭玉英的證述，他們都沒有告知住戶中秋餐點的經費來源，且宣傳單是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舉辦該餐會，被告並沒有對團體為行求投票的行為。又該社區掛出紅布條，上面寫感謝蔡丞柏贊助社區公共設施修復，依紅布條上的內容顯然跟餐會無關，所以社區住戶不會知道餐費是由被告捐助，自然也不會影響團體構成員投票權的行使。惟按既係假借捐助名義，從其名目上自不可能明示為選舉之用，且行求不正利益，只要行賄者就客觀上足使有投票權人為一定行使投票權之對價利益，單方將其行賄之意思向有投票權人有所表示，一經到達有投票權之相對人，行求行為即告完成，尚不因有投票權人對於其被行賄一情意會或允諾與否，而有影響，業如前述。查證人鄭榮杰於警詢時證稱：參加該餐會民眾應該都知道是由蔡丞柏出資舉辦，且知悉蔡丞柏舉辦該餐會的目的是為了競選德隆里里長，用來拉攏德隆里社區選民等語；證人鄭玉英於警偵訊時證述：我知道自助餐會是蔡丞柏那邊的人出資，餐會期間蔡丞柏有說上次沒選上，這次有參選，這次里長選舉會出來，請大家給我一個機會等語；證人徐翎雅於警偵訊證述：我6點多下去拿餐時，現場都是社區的人，聽鄭玉英說是蔡丞柏出錢，應該是蔡丞柏他們舉辦的，我有看到蔡丞柏及他的競選團隊人員穿競選背心，發扇子、筆、面紙等宣傳品，蔡丞柏有說拜託拜託支持選我一票等語；均如前述。再參以被告在新德隆社區前方道路搭設棚架，拉出「感謝里長侯選人蔡丞柏熱心贊助社區公共設施修復」等字樣之紅布條，並提供免費之多樣餐點，供新德隆社區居民前往取用，當天里長候選人僅被告與其助選員在現場發放扇子、筆、面紙等宣傳品，向現場住戶以言語請求在本屆德隆里里長選舉中投票給被告，已足使參加餐會之人得知被告係藉舉辦免費餐會，為選舉造勢活動，請參加餐會之新德隆社區有投票權之居民投票給被告，核其所為即構成對於選舉區內之新德隆社區，假借捐助名義，行求不正利益犯行，並不以社區有投票權之居民確實知悉中秋餐會實際經費來源或允諾投票給被告為必要。是辯護人上開辯解，不足採信。　㈤辯護意旨另謂：證人鄭榮杰、鄭玉英二人就中秋餐會係由被告支出部分，均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確定，因此被告並不該當「約使選民之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之構成要件云云。經查被告鄭榮杰、鄭玉英二人經警移送涉犯刑法第143條第1 項之收受不正利罪，而按刑法第143條第1項之罪，除有投票權之人收受不正利益外，以有投票權之人對給予不正利益者許諾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為要件，此觀該條文內容自明。鄭榮杰、鄭玉英固均承認有參與上開中秋餐會食用餐點等情，惟均否認有對本屆德隆里里長候選人被告或其競選團隊人員，許諾在本屆德隆里里長投票中投給被告之行為，而被告亦未陳稱有向鄭榮杰、鄭玉英拜票後，鄭榮杰、鄭玉英答應會將票投給被告等情，而經檢察官認本件尚無證據可認鄭榮杰、鄭玉英有許為投票權一定之行使之情，故認其等收受不正利益罪嫌不足，而為不起訴處分，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26號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稽（見選偵26號卷第167-168頁）。足知鄭榮杰、鄭玉英二人收受不正利益罪嫌，固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然此並不影響被告行求不正利益罪名之成立。又鄭榮杰於偵查時供稱：蔡丞柏來找我辦餐會，有說看可不可以投給他，我跟他說到時候看情況，我沒說一定要投給蔡丞柏等語；鄭玉英亦於偵查時陳稱：我也沒跟蔡丞柏說我會投給你，選舉的事情我投誰都可以，蔡丞柏又沒跟在我後面等語；業如前述。且鄭榮杰、鄭玉英二人於餐會當時，並未與被告或其助選員共同發放宣傳品，請求在本屆德隆里里長選舉中投票給被告之行為，可知並無積極證據足認鄭榮杰、鄭玉英二人有與被告共同行求不正利益之犯意聯絡，是被告辯護人上開辯解，並非可採。　㈥被告出資委託林志宏辦理餐會外燴餐點是以每人份200元計，為被告所不否認，並經證人林志宏證述屬實在卷，且證稱：餐點有炒麵、控肉、生菜沙拉、炸物、綠豆湯、豬血湯、雞肉、白蝦、燒酒雞等（見選偵167號卷第66至69頁）。再依到場取用餐點之人徐翎雅證述：桌上有擺炒麵、煻肉、難肉、白蝦、燒酒難、魯豬腳、青菜、生菜沙拉、豬血湯、炸物、冬粉、竹筍、綠豆，我只記得這樣，其他菜色我就不知道了（見選偵167號卷第233頁），及參酌證人鄭榮杰、鄭玉英、李曉民、張文燦等人均證述餐會提供之餐點為自助式，種類非僅止於單一麵(飯)、湯而已等語（見選偵167號卷第43、49、87、107、117頁），是被告提供每人份價值200元之餐點，又如被告自陳，該社區係屬較弱勢之社區，如證人鄭榮杰所證述，新德隆社區對於公共設施修繕、本次餐會之舉辦均無法籌措經費，則被告明知如此，仍特意假借捐助新德隆社區，並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邀請住戶參加中秋餐會，發放給該社區住戶超出一般人日常餐飲所需數十元或百元餐費之餐點，其為選舉而有行求不正當利益之故意甚明。辯護人辯稱提供之餐點簡易，價量甚微，不足以動搖或影響有投票權人投票意向云云，尚無可採。四、綜上，被告對於選舉區內之新德隆社區，假借捐助名義舉辦中秋餐會，並以新德隆社區管委會名義敬邀之傳單發放給該社區住戶，特定於居民眾多為具有本屆里長選舉投票權人之社區舉辦餐會，並由被告出資，參加餐會之社區居民均無須支付當日餐會費用，且餐會進行期間確有被告及其助選人員在場從事拜票拉票之競選活動，已足使參加餐會之人得知被告係藉舉辦免費餐會，為選舉造勢活動，請參加餐會之新德隆社區有投票權之居民投票給被告，且所提供之免費餐費為每人份200元，客觀上已逾越社會相當性而足以影響該社區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堪認免費餐飲之利益與使有投票權之社區構成員鄭榮杰、鄭玉英及徐翎雅等居民票選被告間具有對價關係。是被告否認犯行，辯稱出資舉辦免費餐會非為行求賄選云云，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參、論罪及刑之加重減輕部分：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假借捐助名義，行求不正利益，使其團體之構成員，為一定之行使罪。起訴書認被告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賄賂，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罪嫌，尚有未洽，因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於本院審理時已告知被告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之罪名，對其防禦權並無妨害，故由本院逕行變更起訴法條。辯護人主張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2條第1項第1款與起訴法條之構成要件並不相同，應另行偵辦，尚非可採。二、被告前因誣告案件，經本院以109年度上易字第51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109年11月24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乙節，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可稽，被告對此前案紀錄及檢察官主張被告本案所犯構成累犯等情，均不爭執，是被告受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本院參酌檢察官、辯護人分別就累犯應否加重其刑之意見，審酌被告本案所犯之罪與前案間罪名、法益種類及罪質均有不同，且被告在本案行為之前未曾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憑，本院認本案於法定刑度範圍內，審酌各項量刑事由後，已足以充分評價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尚無加重法定本刑之必要，參依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爰不加重其刑。三、辯護人主張如認被告有罪，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被告之刑，惟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明知政府再三重申杜絕賄選之禁令，猶為圖使自己當選里長而對選舉區內團體，假借捐助名義，行求不正利益，對於社會善良風氣之斲傷與民主法治秩序之破壞，惡性非輕，且上訴本院後飾詞否認犯行，未具悔意，衡諸社會一般標準，實難認被告之犯行客觀上已有引起一般同情而有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適用刑法第59條予以酌減其刑之餘地，附此敘明。肆、撤銷改判及量刑之說明：一、原審審理結果，認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 款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假借捐助名義，行求不正利益，使其團體之構成員，為一定之行使罪。原審認被告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不正利益，而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罪，尚有未合。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所辯雖不足採信，然原判決既有上開可議之處，尚有未洽，自應由本院撤銷改判。二、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公職人員選舉制度乃民主政治最重要表徵及基石，攸關國家政策與地方施政之落實，影響國家政治良窳甚鉅，制度之本意，即在藉由公平、公正之選舉活動，讓選民瞭解候選人之品德、操守、學識、能力以及政見等事項，由選民藉由上開事項依自由意志評斷候選人，以達選賢與能之目的，俾維清明之政治風氣，因此保障公平、公正之選舉活動，使選民之投票意志不受金錢或不正利益等賄賂之污染，以免選舉之結果遭受操控，為公民應有之認識，亦為民主選舉制度所賴以存在之重要價值，此乃政府一再宣導選舉不買票、不賣票之所在。被告為圖當選里長，竟假借捐助名義，於居民眾多具有里長選舉投票權人之社區舉辦中秋餐會，請參加餐會有投票權之居民投票給被告，顯已嚴重影響選舉之公正、公平及純潔性，並妨害國家民主政治之正常發展，行為當該責難；再參酌被告前有上開案件構成累犯及其他案件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執行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憑，被告犯後於偵查及原審坦承一般行求不正利益犯行，於本院雖坦承客觀事實，惟否認主觀犯行之犯後態度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陳學歷為高中肄業，目前從事營造業，月收入大約3 、4 萬元，離婚，有 4個孩子，需要扶養母親、14歲的小兒子及18歲領有殘障手冊的女兒，還要幫忙照顧2個孫子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本案雖係被告提起上訴，惟因原判決適用法條錯誤，本院予以撤銷改判，自無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附此說明）。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6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定有明文，此項褫奪公權之宣告，具有強制性，為刑法第37條第2項之特別規定，不受宣告1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限制，法院自應優先適用（惟宣告褫奪公權之期間仍為1年以上10年以下）。查被告係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第1項第1款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假借捐助名義，行求不正利益，使其團體之構成員，為一定之行使罪，且經宣告有期徒刑之刑，自應依上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刑法第37條第2項之規定，併予宣告褫奪公權3年。四、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3項規定，預備或用以行求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雖係採絕對義務沒收主義，只要係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論是否屬於被告所有或已扣案，法院均應宣告沒收。惟此規定係以行求或交付之「賄賂」為限，倘所行求、交付者為「不正利益」，即不能包括在內（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4793號判決參照）。本案被告用以行求者，既為免費餐飲之不正利益，即無從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張時嘉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家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張　靜　琪　　　　　　　　　　　　　　　　法　官　簡　婉　倫　　　　　　　　　　　　　　　　法　官　柯　志　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　美　惠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2條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 百萬元以上1千萬元以下罰金：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有提議權人或有連署權人，使其不為提議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2024-12-31

TCHM-113-選上更一-3-20241231-2

選上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當選無效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選上字第5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黃秋婷訴訟代理人羅欽泰被上訴人林晨彬訴訟代理人鄭家旻律師林志忠律師上列當事人間當選無效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5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選字第4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113年12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壹、按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下同）100萬元以上1,000萬元以下罰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99條第 1項定有明文。又當選人有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行為者，選舉委員會、檢察官或同一選舉區之候選人得以當選人為被告，自公告當選人名單之日起30日內向該管轄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民國112年6月9日修正前選罷法（下稱修正前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亦有明文。經查，被上訴人為111年 11月26日舉行之臺中市大甲區幸福里（下稱幸福里）第4屆里長選舉（下稱系爭選舉）之候選人，於111年12月2日經臺中市選舉委員會公告當選為幸福里之里長，而上訴人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於111年12月19日以被上訴人有修正前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規定之情事，向原法院提起本件當選無效之訴，符合上開30日法定期間之規定，先予敘明。貳、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於選舉期間之111年8月間透過訴外人李柄杉向訴外人苗栗縣「福智僧團月稱光明寺」（下稱月稱光明寺）申請普渡後捐贈給弱勢民眾之里仁禮盒20 盒（每盒價值約1,200 元，內分上、下兩層，裝有麵筋罐頭、米粉、蕃茄拉麵及仙草等食品，下稱里仁禮盒）。被上訴人於取得前開禮盒後，竟於同年9月間，與訴外人即幸福里第3屆里長翁木榮共同將上開禮盒交付給訴外人即該里有投票權之選民葉修淨、陳林梅、梁綢妹、林鄭雪花、林陳秀英（下合稱葉修淨等5人）；被上訴人及翁木榮另將上開禮盒內之物品即泡麵、罐頭及白米裝入塑膠袋，交給訴外人即該里有投票權之選民張文龍（與葉修淨等5人下合稱葉修淨等6 人）。交付過程中，翁木榮向葉修淨等6人表示其要退休不選了，被上訴人是本屆里長候選人，請支持被上訴人等語。被上訴人穿著競選背心，向葉修淨等6人表示這次想出來服務大家，請支持他等語，均未表明該禮盒係月稱光明寺所贈。被上訴人透過發放禮盒之方式，交付賄賂予有投票權之葉修淨等6人，並約其等行使投票權支持被上訴人，已屬賄選行為而構成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行為，依修正前選罷法第1 20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起本件當選無效之訴。並聲明：被上訴人於系爭選舉之當選無效。參、被上訴人抗辯：　　被上訴人是基於幫助弱勢的心態發放禮盒，目的是為接濟弱勢民眾，並無賄選之意，且里民們接收到物資之主觀上亦僅認為係接濟物資，與里長選舉無涉，縱使被上訴人於發放禮盒之際，有身著競選背心或向葉修淨等6人表示希望給予投票支持，惟皆非以發放禮盒作為約定投票之對價。且以普渡剩餘物資發放予弱勢里民已歷有年所，不足以構成以禮盒賄賂而約定投票權行使之行為等語。肆、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訴。上訴人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兩造於本院聲明：一、上訴人上訴聲明：　㈠原判決廢棄。　㈡被上訴人於系爭選舉之當選無效。二、被上訴人答辯聲明：上訴駁回。伍、兩造不爭執事項（原審卷第127-128頁）：一、系爭選舉候選人登記期間為111年8月29日至9月2日，被上訴人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葉修淨等6人均為系爭選舉之選舉權人，翁木榮則為幸福里第3屆里長。二、被上訴人透過李柄杉於111年8月間向月稱光明寺申請普渡後捐贈給弱勢民眾之里仁禮盒20盒，每盒價值約1,200元，內分上、下兩層，裝有麵筋罐頭、米粉、蕃茄拉麵及仙草等食品。三、被上訴人與翁木榮於111年9月間分別將里仁禮盒及其內之物品交付給葉修淨等6人。四、系爭選舉之投票日為111年11月26日、被上訴人為系爭選舉當選人，並經臺中市選舉委員會於同年12月2日公告。上訴人於同年12月19日提起本件訴訟。陸、本院之判斷：一、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透由發放里仁禮盒方式而向具有系爭選舉投票權之葉修淨等6人行賄，約定渠等投票予被上訴人等語。被上訴人則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㈠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賄罪，係以行為人基於行賄之意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並相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且所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約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間，有相當之對價關係為構成要件。如行為人並非基於行賄之意思交付金錢、財物，則該物即非「賄賂」，申言之此項「賄賂」，係對於賄求對象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不法報酬。且該罪之成立與否，除應就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及共犯犯意聯絡等心理狀態、行為時之客觀情事，本於邏輯推理為綜合判斷外，仍須異時異地，衡以社會常情及經驗法則作為論斷之基礎。為維護選舉之公平性，端正不法賄選之風氣，對於以不正手段訴諸金錢、財物之賄選行為固應依法嚴以杜絕，惟行為是否該當賄選之要件，亦應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就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該罪之立法本旨始能彰顯而為大眾所接受。又於民主社會中，人民基於言論自由之保障，除公務員等具有特殊身分人士應嚴守其中立之立場外，任何人均得於競選期間，在各種公開或不公開之場合發言支持某特定候選人，至於行為人發表如「懇請賜票」、「務必投某人一票」等助選談話內容，主觀上是否已與談話之對方或在場聽聞該等言論之有投票權人互達「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意思合致，自應審慎加以認定，要非謂凡於競選期間，在民間舉辦活動之場合中致贈相當價值之物品且活動中出現支持某特定候選人之助選言論，不問物品發放之來源、活動舉行之動機是否確與選舉有直接密切之關聯、在場之人主觀上有無認識所收受財物係屬「賄賂」等情，一律以投票行賄罪論擬。準此，行為人主觀上係基於行賄之犯意，而所交付之財物亦足以影響相對人投票權之行使，且行為人及相對人對此亦均有所認知。而一般社會中，財物之提供，所在多有，要如何認定行為人交付財物予相對人之行為究為一般社交、正常贈與或屬違法之行賄受賄犯行，依據上開說明，即應綜合雙方之認知、社會價值觀念及其他客觀情事，而依社會一般生活經驗加以判斷，亦即審酌財物係何人提供、提供之目的、方式、當時之情狀等，以定此種提供及收受財物之行為是否有對價關係，是否屬行賄、受賄之行為。　㈡被上訴人於發放禮盒或物資時，並未向葉修淨等6人約定渠等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　⒈葉修淨於被上訴人被訴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案件（下稱刑案）偵查時雖有證稱：於111年9月間，翁木榮帶著林晨彬來我家中拜訪，翁木榮向我介紹林晨彬是本屆要參選幸福里里長候選人，我則問翁木榮「你不選了嗎？」翁木榮回答我「我做到這屆，要退休了，不選了」，隨後林晨彬及翁木榮就將里仁禮盒拿給我，並向我表示「這次選舉要支持一下林晨彬」等語｛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他字第151號卷( 下稱選他卷)第111-112頁｝；並證稱：翁木榮於111年9月間有送我禮盒，他之前平常就有送過接濟物資，所以當天他送我，我也沒有特別留意，翁木榮有介紹另一個人，是林晨彬，就是今年的候選人，翁木榮送禮盒時介紹另一個人是今年的候選人，請我支持，禮盒是誰拿給我的我忘記了，翁木榮、林晨彬2人是一起來的，翁木榮說林晨彬是今年的候選人，我就問翁木榮說「你沒有要選了喔，真可惜」等語（選他卷第127-129頁）。惟葉修淨於刑案第一審審理時證稱：111 年9月間翁木榮有來送接濟物資給我，林晨彬有陪同到場，翁木榮到我家送物資給我時，沒有特別表示什麼，也沒有要求我做什麼，他就送東西給我，我就向他表示謝謝，陪同翁木榮來的林晨彬也沒有講什麼話，他們送物資的時候沒有講到選舉的事情，沒有提到林晨彬這次要出來選里長，請我支持他，而是過了兩週後，我到廟裡領取慈善團體發放的物資，我跟翁木榮聊天時，他才說他這次不選了，請我支持林晨彬，這次林晨彬不在場，但我在偵查中做筆錄時將以上兩件事情混在一起了，應該是我當時太過緊張所致等語（刑案第一審即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327號卷一第354-371頁）。葉修淨雖於偵查中曾稱被上訴人、翁木榮2人發放禮盒當時，翁木榮有表明被上訴人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請葉修淨予以支持等情，然其於刑案第一審審理時改稱此部分陳述應為發放禮盒約2週後，其在廟宇受領物資時與翁木榮之間的談話，其於偵查中所言係因記憶錯誤而將二次事件混為一談所致等語，足認葉修淨在刑案之偵、審證述前後不一，且刑事第一審之調查證人程序，尚須經具結、交互詰問等詰問程序，較偵查程序為嚴謹，故不能逕以葉修淨在刑案偵查時之陳述，為不利被上訴人之認定。再者，葉修淨於刑案第一審審理時亦證稱其過去即有收過接濟物資，並未認定該禮盒之發放係約其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且上訴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以發放里仁禮盒之方式，作為與葉修淨約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故不能認為被上訴人於發放里仁禮盒時有與葉修淨約定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　⒉張文龍雖於刑案警詢、偵查時陳稱：翁木榮於111年9月間沒有拿禮盒給我，就是用袋子裝起來給我而已，袋子裡只有泡麵、白米、罐頭，翁木榮有向我說他老了要退休，不選了，並介紹林晨彬是這次的候選人，請我多多支持等語（選他卷第379、393-395頁）；惟於刑案第一審審理時證稱：111年9 月間翁木榮有送接濟物資給我，沒有禮盒，罐頭等食品是用塑膠袋裝的，翁木榮去送東西給我時，沒有特別表示什麼，也沒有講到里長選舉的事情，跟他一起去送禮的人也沒有特別表示什麼等語（刑案第一審卷一第397-402頁；第408-409 頁）。張文龍雖於偵查中曾稱翁木榮有介紹被上訴人是候選人，請多多支持等情，然其於刑案第一審審理時改稱翁木榮送東西時，沒有講到里長選舉的事情，被上訴人也沒有特別表示什麼等語，足認張文龍在刑案之偵、審證述前後不一，且刑事第一審之調查證人程序，尚須經具結、交互詰問等詰問程序，較偵查程序為嚴謹，故不能逕以張文龍在刑案偵查時之陳述，為不利被上訴人之認定。再者，上訴人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以發放里仁禮盒之方式，作為與張文龍約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故不能認為被上訴人於發放里仁禮盒時有與張文龍約定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　⒊梁綢妹於刑案警詢時陳稱：111年9月間某日，現任里長翁木榮帶被上訴人及1名女子共3人來我家拜訪，拿禮盒給我並要求我與現任里長及被上訴人照相留念，被上訴人有跟我說拜託支持一下，我要選里長，之後他們就離開了等語（選他卷第195頁），並於偵查中陳稱：111年9月間是里長、候選人及另一名女子一同來送禮盒給我，被上訴人、翁木榮送禮盒來時沒有說什麼，被上訴人只有說拜託支持而已，翁木榮沒有講拜託我支持，也沒有講他這次不選了、請我支持新的候選人等語（選他卷第219-221頁）。另於刑事第一審審理時證稱：前任里長帶被上訴人來時好像沒有介紹被上訴人是來做什麼，只有帶他來，翁木榮送禮盒來時沒有特別表示什麼，我收到東西也沒說什麼，我只說謝謝，被上訴人沒有拜託我支持他一下，也沒有說拜託，送東西時沒有講什麼話等語（刑案第一審卷二第26-32頁）。梁綢妹雖於偵查中曾稱被上訴人有說拜託支持一下，我要選里長等語，然其於刑案第一審審理時改稱被上訴人沒有拜託我支持他一下，也沒有說拜託，送東西時沒有講什麼話等語，足認梁綢妹在刑案之偵、審證述前後不一，且刑事第一審之調查證人程序，尚須經具結、交互詰問等詰問程序，較偵查程序為嚴謹，故不能逕以梁綢妹在刑案偵查時之陳述，為不利被上訴人之認定。再者，上訴人並未提出其他事證證明被上訴人有以發放里仁禮盒之方式，作為與梁綢妹約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故不能認為被上訴人於發放里仁禮盒時有與梁綢妹約定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　⒋林鄭雪花雖於刑案警詢時陳稱：那天有3個人來，1個是女的，我不知道她是誰，另外2個人一個是現任里長，一個是要選里長的，有拿一盒紅色四方形的禮盒過來，包裝已經被我拆掉了，現在的里長有介紹新的選里長的，說他老了要退休，要交給新的參選人，請我選他，然後拍完照以後就離開了等語（選他卷第228頁），惟其亦同時陳稱：里長好像有說是里仁禮盒是幫公所送的，我不太記得是說哪裡要給的等語（選他卷第229頁）。又經刑案第一審勘驗林鄭雪花在刑案偵查中之證述內容，林鄭雪花係證稱：111年9月間里長及新的候選人有來送禮盒，里長有跟我說新的候選人要選，請我跟他一起拍照，我不記得有無說支持、拜託選給他，新的候選人沒有跟我說什麼，只有舊里長說他老了，要給新人做，請他一起合照，我忘記有沒有說要支持他了；當時我向里長說我兒子的情況，需要拜託里長幫忙，里長說他沒有要做了，這個給你你來照個相，這新里長要做，沒講什麼等語（刑案第一審卷一第223-227頁）。則依林鄭雪花上開警、偵、審所述內容，可見翁木榮當時應曾表明禮盒的來源，而非提及被上訴人致贈，且被上訴人、翁木榮發放禮盒時，翁木榮雖有介紹稱被上訴人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之事實，但林鄭雪花就被上訴人有無說支持、拜託選給被上訴人，以及其有說要支持被上訴人等情事部分，均已不復記憶，自不能逕認被上訴人有以發放里仁禮盒之方式，作為與林鄭雪花約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此外，上訴人並未舉出其他證據證明被上訴人於發放里仁禮盒時有與林鄭雪花約定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故不能認為被上訴人於發放里仁禮盒時有與林鄭雪花約定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　⒌林陳秀英於刑案警詢時陳稱：被上訴人、翁木榮來我家時，翁木榮跟我介紹被上訴人要出來選這屆的里長，被上訴人有跟我微笑點頭一下，但被上訴人在現場並未表示要我將票投給他，被上訴人、翁木榮沒有跟我說為什麼要送我禮盒等語（選他卷第407頁）；又於刑案偵查中稱：被上訴人、翁木榮在111年9月間有拿禮盒給我，翁木榮有介紹被上訴人是這次要選的，被上訴人只有點頭一下而已等語（選他卷第421 至423頁）；並於刑案第一審審理時證稱：翁木榮一般都會拿東西給經濟弱勢的民眾，我也有收到，如果有物資他會拿來分、會分給較窮苦的人，被上訴人、翁木榮於111年9月間來送東西給我，好像說是寺廟送的，因為我們生活困苦，才會送來給我們，翁木榮只有說東西是要給我們的，我就收下，被上訴人都沒有說話，此外其2人沒有特別表示什麼，都沒有講到與選舉有關的事等語（刑案第一審卷二第40-45頁）。則依林陳秀英上開警、偵、審所述內容，可見翁木榮當時應曾表明禮盒的來源是寺廟所贈與，而非提及被上訴人致贈，且被上訴人、翁木榮發放禮盒時，翁木榮雖有介紹稱被上訴人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之事實，但並無被上訴人向林陳秀英請託支持、或期約投票予被上訴人之情事，自不能逕認被上訴人有以發放里仁禮盒之方式，作為與林陳秀英約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此外，上訴人並未舉出其他證據證明被上訴人於發放里仁禮盒時有與林陳秀英約定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故不能認為被上訴人於發放里仁禮盒時有與林陳秀英約定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　⒍陳林梅於刑案警詢時陳稱：翁木榮送禮盒時，沒有說到為何要送該禮盒的原因，翁木榮只有跟我說麻煩支持被上訴人等語（選他卷第139頁）；另於刑案偵查時稱：被上訴人、翁木榮來送禮盒時，有提到是要送給窮人的，翁木榮在每年這個時間都會送普渡過的東西過來，翁木榮帶被上訴人來說拜託拜託，還有另一位候選人在幾天後過來，也是說拜託拜託，我都是說好等語（選他卷第157-159頁），及於刑案第一審審理時證稱：翁木榮會給我們7月半普渡過的東西，我比較窮苦，所以翁木榮會送給我，被上訴人、翁木榮於111年9 月間送禮盒來時，沒有特別表示什麼，只說這個東西送給你們老人家，我收到東西時只有說謝謝，翁木榮介紹說被上訴人是陪同他來的，送禮盒當天翁木榮說他沒有要選了，要叫被上訴人出來選，被上訴人沒有跟我對談，沒有談到其他與選舉有關的事等語（刑案第一審卷二第47-51頁）。依上開陳林梅歷次所述內容，被上訴人、翁木榮發放禮盒時，翁木榮雖有介紹稱被上訴人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之事實，但並無被上訴人向陳林梅請託支持、或期約投票予被上訴人之情事，自不能逕認被上訴人有以發放里仁禮盒之方式，作為與陳林梅約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此外，上訴人並未舉出其他證據證明被上訴人於發放里仁禮盒時有與陳林梅約定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故不能認為被上訴人於發放里仁禮盒時有與陳林梅約定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　⒎系爭選舉區域之鄰長即證人林焱坤在刑案偵查時證稱：我是幸福里11鄰的鄰長，111年9月間我有陪被上訴人、翁木榮去發禮盒給里內的林陳秀英、陳林梅、林再圭，翁木榮在發禮盒之前有向選民說他老了要退休，被上訴人是今年的候選人，請大家支持他，被上訴人有接著說他要選這屆里長，但他沒有說拜託請支持他，當時被上訴人、翁木榮、我、收禮盒的人一起拍照，是林晨彬的太太幫忙拍的，拍完我就出來了，所以我不知道被上訴人講了什麼等語（選他卷第337-339 頁）；並於刑案第一審審理時證稱：111年9月間翁木榮有提供接濟物資給幸福里內的中低收入戶，當時我在農會買肥料，翁木榮打電話叫我去的，我去的那戶我都叫他「阿修」，翁木榮送的時候怎麼跟「阿修」說我沒有注意聽，我拍完照就出去了，翁木榮在裡面說什麼我沒有注意聽，翁木榮向選民說他老了要退休，被上訴人是今年的候選人，請大家支持他，這句話我有聽到，翁木榮是說他老了要退休，請年輕人來做，年輕人就是指被上訴人，被上訴人有陪同翁木榮過去，被上訴人沒有說什麼，只有翁木榮這樣說而已，里民收到物品後也沒有特別表示什麼，拍完照我就走了等語（刑案第一審卷二第14-21頁）。依林焱坤前揭歷次所述內容，被上訴人、翁木榮發放禮盒時，翁木榮雖有介紹稱被上訴人為系爭選舉之候選人之事實，但並無被上訴人向各該收受禮盒之選民請託支持、或期約投票予被上訴人之情事，自不能逕認被上訴人有以發放里仁禮盒之方式，作為與選民約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　⒏從而，上訴人並未舉證證明被上訴人、翁木榮於本次發放禮盒或物資予葉修淨等6人時，口頭上有吩咐葉修淨等6人應於系爭選舉時投票予被上訴人，而約其等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行為。　㈢被上訴人與翁木榮發放禮盒時，並非以該禮盒為投票行賄之對價：　⒈月稱光明寺之義工即證人李月琴在刑案偵查中證稱：我是月稱光明寺的義工，目前是大甲教室敦親睦鄰的窗口，負責一些捐贈，本案里仁禮盒是月稱光明寺中元普渡的禮盒，普渡完如果沒有帶回，就由月稱光明寺處理代為捐贈，捐給弱勢民眾，我們會去里辦公室詢問有沒有需要幫助的家庭，然後我們向月稱光明寺申請發放，我是透過德化里里長詢問幸福里里長有沒有需要的，德化里跟我說幸福里需要幾份，我們就通知德化里，請德化里通知幸福里，約一起過來大甲教室發放，我們有要求里長表明這些里仁禮盒是月稱光明寺發放的，我有跟里長及來搬運的人講，我們的目的就是讓大眾知道是月稱光明寺要敦親睦鄰、發揚善心等，我有向被告這樣說，他們跟德化里里長一起來的，我有請他們表明是月稱光明寺的善心等語（選他卷第99-100頁）。可見月稱光明寺提供20盒里仁禮盒，係透過德化里、幸福里之里長為該寺辦理敦親睦鄰、救貧扶弱之協助窗口，而各該里長於實施發放禮盒時，究有無表明來源為月稱光明寺，或逕以該禮盒為系爭選舉投票行賄之對價，尚須整體觀察交付物品當下之情境、相關背景脈絡，及各該收受禮盒之人在主觀上之合理認知，予以綜合研判。　⒉翁木榮於刑案第一審審理時證稱：我有擔任過臺中市大甲區幸福里里長，擔任過2屆，任職期間是從104年至111年，我擔任里長期間有接濟過弱勢里民，接濟出資的來源大部分是由慈善團體、宗教界、佛教界提供，往年每年經常有好幾次發放物資，最大宗應該是在8月份，因為那時候是農曆7月普渡過後，物資那時很多，我有向被上訴人說過我平常就有在發放這些物資給里內的弱勢貧民，我在擔任里長期間有針對里內的弱勢里民編造名冊，我是透過鄰長去查訪後，我本身再去複查確定該里民真的需要援助，我年紀已大，沒有繼續參選本次選舉，但我在任內接濟弱勢里民的政策，我也希望接替里長的人能夠延續下去，讓弱勢的人能夠受到照顧，我知道被上訴人有參選本次選舉，我當然也希望被上訴人能延續我在任的這些政策，不管任何人接替里長，我都希望能把這個政策延續下去等語（刑案第一審卷一第293-295頁）。翁木榮前開證述其於任內有發送慈善團體或宗教界提供之物資予里內貧弱之人等事實，核與葉修淨、張文龍、林焱坤、梁綢妹、林陳秀英、陳林梅於刑案審理時之證述情節相符（刑案第一審卷一第353-354、396-397頁；卷二第14、24-25 、39-40、47頁），並有翁木榮陳報之照片可佐（刑案第一審卷一第89-127頁），翁木榮前開證述堪為採信。足認翁木榮自104年就任幸福里里長起，便有編造里內弱勢里民之名冊，且每年均有數次將慈善團體或宗教團體提供之物資發放予名冊上弱勢里民之固定慣例。　⒊而李月琴於刑案調查時就其交付被上訴人20份里仁禮盒之過程，陳稱：月稱光明寺會向鄰近的各里辦公室詢問有無弱勢民眾需要捐贈物資，統計後再將物資分送給弱勢民眾，本次我負責統計德化里、義和里及幸福里，我透過現任德化里里長李柄杉幫忙統計德化里及幸福里需要捐贈物資的弱勢家庭數量，後來李柄杉回報我德化里需要12份物資、幸福里需要 20份物資，3里人員便於111年9月6日一起至月稱光明寺大甲教室領取物資，德化里由現任里長李柄杉代表領取，幸福里則由被上訴人代表領取，李柄杉向我介紹被上訴人是幸福里的，所以我才將20份里仁禮盒交給被告等語（選他卷第96-9 7頁），可見李柄杉回報李月琴關於幸福里預定發放禮盒之數量僅有20人，且經核翁木榮造冊之救濟名單尚包括具備系爭選舉投票權之訴外人林翊嬅、葉素珍、彭信常等人，而證人林翊嬅於刑案偵查中證稱：被上訴人、翁木榮及被上訴人的太太有送過禮盒過來給我，我沒有讓他們進來，因為現任里長服務不好，禮物是里仁禮盒，是直接拿進來放在桌上說要給我媽媽，他們拿禮盒給我時只說是重陽節要送禮的，沒有拜票等語（選他卷第185-187頁）；彭信常於刑案偵查中證稱：我是幸福里內有投票權之人，111年9月間被上訴人和翁木榮有拿禮盒給我，他們沒有表明禮盒來源，但過去都是宮廟送的，所以我認為這次也是宮廟送的，翁木榮沒有說他老了要退休，不選了，他東西拿來放下就走了，被上訴人沒有跟我說他是這次的候選人等語（選他卷第451-453頁），足見被上訴人雖未說明贈品來源，但收受贈品之人亦可推知係自他處轉送之物資。　⒋另葉修淨、梁綢妹、林陳秀英、陳林梅於刑案審理時均陳稱翁木榮發放之禮盒或物資時，主觀上認知係翁木榮以里長身分發放物資予里內經濟上弱勢里民之舉，屬過去數年例行性慣例之實施，其中葉修淨更自陳其不會聯想到與競選有關（刑案第一審卷一第365頁）。以被上訴人、翁木榮發放禮盒之背景脈絡，葉修淨等6人係認知此舉為該里里長將慈善團體或宗教團體提供之物資發放予弱勢里民之固定慣例，不會將該禮盒之發放與系爭選舉之投票聯想在一起，故翁木榮或被上訴人雖有未完整表明禮盒來源及價值等情事，尚不足據以認定被上訴人或翁木榮有藉由發放禮盒之方式，暗示或期約葉修淨等6人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　⒌至於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於發放禮盒予葉修淨等6人時，有穿著所謂「選舉背心」一節，然依上訴人提出之現場照片，可見被上訴人當時身著之背心上僅有「大甲幸福里林晨彬」之文字（選他卷第105頁），並無候選人或選舉登記號碼等足以與系爭選舉產生聯結之字樣，尚難認該背心有明示或暗示葉修淨等6人應於系爭選舉投票予被上訴人之意。再者，系爭選舉日為111年11月26日，而發放物資之時間則在同年9月間，相距有2個月之久，與投票行賄者多於選舉前夕密集行賄，用以鞏固選民投票意向之情形不同，故難認被上訴人發放禮盒之行為，足使葉修淨等6人產生在2個月後投票予被上訴人作為回報之想法。從而，被上訴人於發放禮盒時，身著印有選區、姓名字樣之背心，尚不能證明被上訴人有以發放禮盒之方式，作為系爭選舉投票之對價關係之行為。　㈣此外，上訴人就其所主張被上訴人所涉違反選罷法案件，經以該署111年度選偵字第37、43號提起公訴後，經刑案第一、二審判決無罪在案，有本院刑案第二審判決書可佐（原審卷第475-497頁），可見上訴人所指被上訴人發放禮盒之舉，並不構成投票行賄犯行。從而，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對葉修淨等6人係以發放禮盒之方式而交付賄賂予有投票權之葉修淨等6人，並約其等行使投票權支持被上訴人，已屬賄選行為而構成選罷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行為，並不可採。二、綜上，上訴人依修正前選罷法第120條第1項第3款規定，請求判決被上訴人於系爭選舉之當選無效，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訴，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並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柒、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舉證，核與判決結果無影響，不另論斷，附此敘明。捌、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爰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選舉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鄭舜元　　　　　　　　　　　　　　　　　　法　官林孟和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兩造均不得上訴、再審。　　　　　　　　　　　　　　　　　　　　書記官　何佳錡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 　　日

2024-12-31

TCHV-113-選上-5-20241231-1

原選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選上訴字第2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許源富指定辯護人廖珮涵律師被告曾美錡指定辯護人洪秀峯律師被告余誠（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屏東看守所竹田分監執行）指定辯護人潘欣愉律師被告劉潘麗珠洪秀妹王黃金女温黃蘭妹上四人指定辯護人李建宏律師被告唐秀琴劉許麵王程素娥楊雲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原選訴字第5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選偵字第38號、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112年度選偵字第23號、112年度選偵字第4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許源富係民國111年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里長選舉之候選人，被告曾美錡為被告許源富之配偶，被告余誠則為許源富之助選人員。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均明知不得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賄賂，而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竟共同基於交付賄賂而賄選之犯意聯絡，先由被告曾美錡於111年10月23日至25日間，夥同不知情友人張貴枝製作糕餅，並由被告曾美錡向屏東縣潮州鎮裕軒材料行購買禮盒後，加以包裝成外觀為紅色包裝、印有兔子花樣，內容物為三種不同口味之糕餅共12顆糕餅禮盒，共計25 盒糕餅禮盒。復於同年10月27日16時9分許，由被告許源富指示被告余誠向被告曾美錡領取上揭糕餅禮盒後，由被告余誠於同日16時27分許，前往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共和街共和新城大樓B棟及C棟1樓之中庭大門，以分送上揭糕餅禮盒之方式，交付賄賂予有投票權之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選民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下稱被告唐秀琴等8人），並同時由被告曾美錡穿著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站在該中庭大門前向選民拜票，以此方式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因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上開所為均係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嫌，被告唐秀琴等8人所為均係涉犯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 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於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存在時，即不得遽為被告犯罪之認定（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 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47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11人（即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等3人及被告唐秀琴等8人）涉犯上開罪嫌，主要係以：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於警詢、偵查中及羈押庭之供述、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警詢及偵訊之供述、被告許源富及余誠之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東港鎮共和里共和新城社區中庭、電梯監視器畫面、共和街監視器畫面、共和新城大樓平面圖暨Go ogle街景影像截圖、扣案禮盒1盒、禮盒之外觀、內容物照片及選民名冊3張等為據。四、訊據被告11人均否認有檢察官所指之本件犯行，其中：⑴被告許源富辯稱：余誠不是我的助選員，只是朋友，但他會打電話告知我旗子掉了（指競選旗幟）叫我去綁，偶爾聯繫。我不知道曾美錡找張貴枝製作糕餅，我從來沒有看過這個糕餅禮盒。111年10月27日16時9分許，我沒有指示余誠去跟曾美錡領取糕餅禮盒，是曾美錡跟余誠自己聯繫。我在競選期間星期一、四偶爾會去共和新城大樓幫忙倒垃圾，但我那天在上班，所以曾美錡代替我去。我是事後余誠告知我才知道余誠幫曾美錡發放糕餅禮盒，我沒有買票、沒有參與等語。 ⑵被告曾美錡辯稱：當天許源富手機放在家裡，我用許源富手機打給余誠，請他找我拿禮盒分享給朋友吃，我不清楚余誠實際發給何人。余誠事後跟我說他發放沒有特定對象，就是把糕餅禮盒放在中庭那邊。我那天穿著競選背心不是特地去拜票，是去幫忙倒垃圾，穿背心只是希望增加我先生的能見度，我心態上是想跟大家分享，沒有想那麼多，我沒有交付賄賂的犯意等語。⑶被告余誠辯稱：我並無賄選，請求判決無罪，我之前會認罪，是因為我不懂等語。⑷被告唐秀琴等8人大致辯稱；其等沒有收賄的犯意，請求判決無罪等語。　　　五、經查：㈠、被告許源富係111年屏東縣東港鎮共和里里長選舉（即屏東縣東港鎮第22屆里長選舉，下稱本件選舉）之候選人，被告曾美錡為被告許源富之配偶等情，業據被告許富源及曾美錡2 人供承在卷，並有本件選舉及戶籍等相關資料在卷可稽。又被告曾美錡於111年10月23日至25日間透過不知情之友人張貴枝製作糕餅禮盒25盒，並於111年10月27日16時27分許，交由被告余誠發放上開禮盒予共和里里民（含被告唐秀琴等 8人），並身著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出現於共和新城大樓路旁等情，業據被告曾美錡、余誠於偵查及原審供述明確，並據收取本件糕餅禮盒之證人即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王黃金女及蘇月琴於警偵及原審證述明確，復與製作本件糕餅之證人張貴枝於警偵之證述大致相符，且有法務部調查局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各1份（受執行人：被告許源富；扣押物品：VIVO手機1支、名冊3 張）、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各1份（受執行人：被告曾美錡；扣押物品：三星手機1支）、屏東縣調查站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照片各 1份（受執行人：被告余誠；扣押物品：OPPO A73手機1支、禮盒1盒）、許源富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余誠手機通聯記錄翻拍照片、電梯監視器畫面截圖、街口監視錄影畫面截圖、禮盒外觀及內容物照片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㈡、本件爭點為：⒈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所為是否構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交付賄賂罪？⒉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所為是否構成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茲析述如下：　⒈本件並無法證明被告曾美錡、余誠發放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 人之行為與本件選舉之投票間有對價關係：　⑴按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賄罪，係以行為人基於行賄之意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並相約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且所交付之賄賂或不正利益與約為投票權一定行使或不行使間，有相當之對價關係為構成要件。如行為人並非基於行賄之意思交付金錢、財物，則該物即非「賄賂」，申言之此項「賄賂」，係對於賄求對象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不法報酬。且該罪之成立與否，除應就行為人之主觀犯意及共犯犯意聯絡等心理狀態、行為時之客觀情事，本於邏輯推理為綜合判斷外，仍須異時異地，衡以社會常情及經驗法則作為論斷之基礎。為維護選舉之公平性，端正不法賄選之風氣，對於以不正手段訴諸金錢、財物之賄選行為固應依法嚴以杜絕，惟行為是否該當賄選之要件，亦應在不悖離國民之法律感情與認知下，就社會一般生活經驗予以評價，該罪之立法本旨始能彰顯而為大眾所接受。又於民主社會中，人民基於言論自由之保障，除公務員等具有特殊身分人士應嚴守其中立之立場外，任何人均得於競選期間，在各種公開或不公開之場合發言支持某特定候選人，至於行為人發表如「懇請賜票」、「務必投某人一票」等助選談話內容，主觀上是否已與談話之對方或在場聽聞該等言論之有投票權人互達「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或不行使之意思合致，自應審慎加以認定，要非謂凡於競選期間，在民間舉辦活動之場合中致贈相當價值之物品且活動中出現支持某特定候選人之助選言論，不問物品發放之來源、活動舉行之動機是否確與選舉有直接密切之關聯、在場之人主觀上有無認識所收受財物係屬「賄賂」等情，一律以投票行賄罪論擬（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2773號判決要旨參照）。又衡諸一般選舉實務，候選人或其團隊以各種方式討好選民，以求留下好印象，包括不求回報之付出，亦所在多有，自不能動輒以交付賄賂罪相繩，而應依罪刑法定具體檢視犯罪構成要件。　⑵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之自白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故就其立法意旨觀之，共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但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該共犯自白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並非絕對可由法院自由判斷該共犯之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之證明力。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並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而所稱共犯，應包括任意共犯及必要共犯（包含聚合犯、對向犯）在內，此係因該等證人或因有利害關係，本質上存有較大之虛偽危險性，為擔保其真實性，即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再基於雙方對向行為之犯罪（對向犯），如購買毒品者指證販毒者；投票受賄者指證賄選者；貪污治罪條例之行賄者指證收賄者；犯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之罪，於偵查或審判中自白，並供述全部槍砲之來源及去向者；因均得獲減輕或免除其刑，甚或得由檢察官為職權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其證言本質上存在較大之虛偽危險性，故為擔保陳述內容之真實性，應認須有補強證據，足使一般人對其陳述無合理之懷疑存在，且須無瑕疵可指而得確信其為真實。至於指證者前後供述是否一致，其與被指證者間有無重大恩怨糾葛等情，因與犯行無涉，均尚不足作為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5018號判決要旨參照）。　⑶被告余誠於發放禮盒時有無對被告唐秀琴等8人表示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客觀行為？　①證人即被告王黃金女於警詢證稱：我在111年10月27日16時許倒完垃圾時，綽號「阿琴」之女子在一樓管理委員會辦公室外，發糕餅禮盒給我，她沒跟我說什麼。當天我沒有見到余誠，我從未跟余誠講話，禮盒也沒有放候選人競選文宣，我不知道許源富的太太是誰，沒有看過等語（見東警分偵字第 11133375500號卷《下稱警一卷》第233至245頁）；於偵查中證稱：「阿琴」在辦公室前面發禮盒給我們，沒有說發了要做什麼，就是單純發給大家，也沒有登記誰收誰沒收。禮盒裡面除了餅外，沒有放其他東西。我當時沒有想到這個是候選人給的，我也不知道是哪個候選人，因為禮盒沒有放候選人資訊等語（見111年度選偵字第39號《下稱選偵二卷》第377 至381頁）；於原審證稱：我當天丟垃圾回家時，看到有人在辦公室前發禮盒，發的人「阿琴」（音同）說「這個給你、給你吃」，並沒有說禮盒是何人給的。禮盒上面沒有字，也沒有放選舉文宣，盒子花花綠綠的。我不知道余誠是誰，也不知道余誠支持哪個里長候選人，不知道發禮盒的是哪一個里長，我當時沒有看到曾美錡站在外面拜票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3至351頁）。　②證人即被告王程素娥於警詢證稱：我當時散步完，余誠喊住我，然後拿禮盒給我說要給我們吃甜（台），余誠沒有說要我們支持並投票給許源富，我不清楚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我們鄰居常會有互相贈禮行為，我以為余誠是要給我吃的等語（見警一卷第267至281頁）；於偵查中證稱：我那天散步回來，「阿誠」拿禮盒來說阿姨，這給你吃甜的（台語），我跟他說謝謝，沒有說禮盒從哪來、也沒有說要投給誰。禮盒內除了餅外沒有其他東西，也沒有候選人傳單等語（見選偵二卷第327至334頁）；於原審證稱：當天余誠拿禮盒說給我們吃甜，沒有講其他話，也沒有說要支持許源富，我跟他說謝謝，就一人拿一盒回去了。我當日沒有看到曾美錡穿著競選背心拜票，我也不知道糕餅禮盒來自許源富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27至334頁）。　③證人即被告洪秀妹於警詢證稱：當天我是下去丟垃圾，丟完就看到很多禮盒放在一樓大廳外面石頭上，很多住戶去拿，我拿了最後一盒。我不認識余誠，他當時沒有請我支持或投票給許源富，我也沒看到他有穿競選背心、發放競選文宣等語（見警一卷第303至310頁）；於偵查中證稱：我有收到禮盒，但我忘記是幾號了，那天丟完垃圾時，經過電梯那裡，現場有很多人，沒有人講說這是誰給的，只有講可以拿、可以吃，我就拿了，但我不知道是誰給的。盒子內只有餅，沒有其他東西，沒有候選人傳單，現場也沒有登記誰拿。我原本以為是舊里長給大家的，因為大家都有，我以為是舊里長服務選民等語（見選偵二卷第277至281頁）；於原審證稱：我是在電梯門口前拿到禮盒，我不知道是誰拿給我，我看前面的人拿就跟著拿了，我還以為是之前的里長送的。我不認識余誠，也不知道他長什麼樣子，禮盒內有3種顏色糕餅，外盒是花花的紅色，上面沒有字、也沒有候選人傳單。當時我沒有看到曾美錡站在外面拜票，也不知道曾美錡是誰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3至351頁）。　④證人即被告劉許麵於警詢證稱：我當天運動回來在中庭休息等垃圾車，有1個男子拿了一些禮盒進來說，阿桑，這些東西給你們吃。我不知道發糕餅的人是誰，他沒有穿著競選背心、沒有發文宣，也沒有跟我說要我投票支持許源富，我收了禮盒之後只有跟他說謝謝等語（見警一卷第329至335頁）；於偵查中證稱：我有收到禮盒，但我不知道是誰給的，對方當時沒有叫我支持誰，我不會那麼傻，我不太知道這次里長候選人有誰，不知道許源富這次有選里長，我先生是雲林人，我們是外地來的等語（見選偵二卷第41至43頁）；於原審證稱：我當天散步完在樓下乘涼時，有位住在裡面的年輕人拿了一盒禮盒給我，裡面有10個左右的糕餅，沒什麼價值，我看是年輕人的心意才收下。當天他沒有穿什麼背心，所以我不認為他是幫人送什麼東西的，後來才有人說收這個禮盒有問題、跟選舉有關，但我不瞭解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 1至219頁）。　⑤證人即被告唐秀琴於警詢證稱：111年10月27日16時20分許，我要下樓倒垃圾時，與我住同一大樓的鄰居王程素娥將糕餅禮盒4、5盒拿給我，要我幫忙分發給行動不便的鄰居住戶，除了我自己收一份之外，我就幫忙分送給大樓內其他住戶。王程素娥告訴我是余誠拿來發的，應該是因為余誠也是共和大樓住戶，平時住戶會互相請客，所以余誠應該是拿來請客要大家吃甜，發送當時，余誠或王程素娥並沒有要我投票支持許源富。至於余誠與里長候選人許源富有何關係，我不清楚，我不知道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等語（見警一卷第363至3 70頁）；於偵查中證稱：我那天是有幫忙發禮盒，因為王程素娥請我幫忙，但我只是純粹幫忙而已等語（見選偵二卷第 231至235頁）；於原審證稱：當天我遇到王程素娥手上拿了 4、5盒禮盒要上樓回家，她便拿了一盒給我，說禮盒是余誠給的，要我拿給別人吃。當天不是余誠拿禮盒給我，我沒有想到是賄賂，眷村社區內常常有致贈點心的情形，我想說是相互請客。當時我有幫忙發禮盒，分送3、4盒給別人，但余誠和許源富的關係我不瞭解，我承認我有收和分送禮盒，但我當下沒有收賄的犯意等語（見原審卷一第211至219頁）。　⑥綜觀上開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及唐秀琴等5人於警偵及原審一致證稱收受本件糕餅禮盒時，交付者余誠沒有穿著競選服裝、未交付任何選舉文宣，亦未明示或暗示要其等支持特定候選人。再由證人王黃金女、洪秀妹前開證述，可知其中部分糕餅禮盒係由被告唐秀琴所轉交，證人王黃金女、洪秀妹並不知悉糕餅禮盒之來源為余誠，洪秀妹甚至誤認為現任里長所致贈。而扣案之禮盒上並未標明被告許源富參與選舉之文字、也無競選標語等情，此與一般賄選行為目的在交付賄賂給有投票權人，使其等投票給特定候選人，通常會表明來意係希望可以支持特定候選人之情形不同。觀諸上開證人歷次陳述，僅可證明被告余誠有於起訴書所載時間在共和新城大樓向含被告唐秀琴等8人在內之住戶分送糕餅禮盒之事實。然審酌當日被告曾美錡雖身穿印有許源富字樣之競選背心出現於共和新城大樓馬路旁，此有街口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參（見調屏廉字第11170539060號卷《下稱警二卷》第78至79頁），而被告余誠發放禮盒時卻僅身著便服，其2人於發放禮盒時並無接觸，且經證人一致陳述未見被告曾美錡有拜票之行為，實難認上開證人得在被告余誠交付禮盒時，自行聯想到被告曾美錡、余誠係為求被告許源富當選共和里里長，共同基於交付賄賂之犯意聯絡而為之，則被告曾美錡、余誠主觀上是否係基於投票交付賄賂之犯意而交付糕餅禮盒予共和新城大樓住戶，已屬有疑。況縱件被告余誠所發放對象為共和新城大樓之住戶，但並未登記發放給何人，也無確認領取禮盒者是否支持何人當選，難認係刻意買票之舉。　⑦至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於警詢及偵查中雖證稱：那天住在C棟的阿弟仔提著禮盒來給我們，當時他沒有說什麼、也沒有表示要投給許源富，但我知道發禮盒是暗示要投給許源富，平時遇到他都會跟我說要支持許源富。對於他致贈禮盒的事，我沒有任何回應，但我不能吃甜食，就直接轉送給阿英等語（見警一卷第109至115頁，選偵二卷第139至141頁）。於原審則改稱：我在共和新城大樓外面拿到禮盒，余誠拿禮盒給我時沒有講什麼話，只有說給我吃，他當時沒有穿競選背心，我也沒有聽到他要我們支持許源富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4 5至346頁）。另證人即被告温黃蘭妹雖於警詢、偵查及原審證稱：當天我跟劉潘麗珠散步時，「阿娥」告訴我們有東西可以領，過不久，余誠就拿了很多禮盒過來，一盒給我、一盒給劉潘麗珠，因為劉潘麗珠不吃甜的，就把她那盒送給我了。我不知道余誠與許源富的關係，但余誠幫許源富發放糕餅禮盒應該是要幫許源富拉票，當下他沒有講，但平常會叫我支持許源富等語（見警一卷第157至163頁，選偵二卷第81 至83頁，原審卷一第213至214頁）。又證人即被告楊雲華雖於警詢證稱：我不知道余誠是許源富的樁腳，我是當日18時許回家時遇到余誠，見他手拿禮盒便問是否要給我吃的，余誠告知我遊戲廳還有一盒，叫我自己去拿，我就帶回家。當時余誠有向我表示支持許源富，我就對他微笑而已，沒有任何表示等語（見警一卷第189至203頁），惟於原審改稱：對於起訴書所載許源富是里長候選人部分我知道，但許源富和曾美錡、余誠的關係我不清楚，我不知道余誠16時許負責發放禮盒。余誠沒有說要支持許源富，我不清楚糕餅禮盒是許源富給的，裡面也沒有放置任何競選文宣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30至331頁）。則證人楊雲華就此部分之證述已有前後不一致之情形，就被告余誠是否有於發放禮盒時請託投票支持許源富，並非無疑，且前開警詢所述與其餘證人證述相互齟齬，難可憑採。準此，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於警詢、偵查中所稱「暗示投給許源富」之證述，均屬個人臆測，不能排除兩者無關聯性之可能，何況卷內亦無其他補強證據，自難僅憑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及楊雲華於警詢、偵查中屬於聽聞傳言或個人臆測所推斷之證言，逕執為不利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之認定。　⑧綜上，檢察官所舉之證據，並無法證明被告余誠（甚或被告曾美錡、許源富）於發放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人時，口頭上有吩咐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本件選舉投票給被告許源富，而約其等為一定投票權之行使。　⑷本件糕餅禮盒，客觀是否為不正利益？被告余誠發放禮盒之行為，是否無須說明即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①證人即被告王黃金女於警詢、偵查中證稱：「阿琴」拿給我的糕餅禮盒，我都沒有吃，因為疫情的關係，我不敢吃；原本要拿來吃早餐，但好像有一個發黴，味道怪怪的，我就丟掉了。「阿琴」拿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意向沒有影響，我們鄰居朋友會互相送禮，沒有想太多，我不知道是候選人的等語（見警一卷第233至245頁，選偵二卷第37 7至381頁）。　②證人即被告王程素娥於警詢、偵查中證稱：余誠拿禮盒給我時沒有叫我支持誰，余誠拿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意向沒有影響，眷村大家都送來送去。我沒有吃那個糕餅，我拿了之後去找我女兒，3天後我女兒回家吃了一口，跟我說腸胃不好，那個餅酸酸的，我就沒有吃都丟掉了等語（見警一卷第267至281頁，選偵二卷第327至334頁）。　③證人即被告洪秀妹於警詢、偵查中證稱：我不知道禮盒是誰給的，我原本以為是舊里長給大家的，因為大家都有，我以為是舊里長服務選民，但我不會因為收到糕餅禮盒影響選舉意願。我知道收賄是不對的，但我不知道這個禮盒是賄賂，我根本不知道是誰送的等語（見警一卷第303至310頁，選偵二卷第277至281頁）。　④證人即被告劉許麵於警詢、偵查中證稱：余誠拿糕餅禮盒給我只有說阿桑東西給你們吃，我收到禮盒不會影響我的投票意願，我不認識許源富跟余誠等語（見警一卷第329至335頁，選偵二卷第41至43頁）。　⑤證人即被告唐秀琴於警詢、偵查中證稱：平時共和新城大樓住戶會互相請客，所以我認為余誠應該是拿來請客要大家吃甜。我幫忙發禮盒沒有收到任何好處，許源富透過余誠發送禮盒的行為，不會影響我的選舉投票意向，因為我這次選舉本來就想要換人做做看，不管有沒有收到糕餅禮盒，都不會影響我的想法等語（見警一卷第363至370頁，選偵二卷第23 1至235頁）。　⑥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楊雲華於警詢均證稱：余誠發禮盒給我的行為，對於我的選舉投票沒有影響等語（見警一卷第11 4至115、201至203頁）　⑦依上開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唐秀琴、劉潘麗珠及楊雲華等人之證述，可知共和新城大樓作為眷村社區，鄰居間禮尚往來、互相分送點心、食物實屬平常之事，尚難認被告余誠受被告曾美錡委託贈送本件糕餅禮盒予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行為，已明顯逾越社會相當性之範圍。再參諸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之證述，可見被告曾美錡委託友人張貴枝自行製作之糕餅，顯然品質非佳，於分送後即有發黴、味道古怪、糕餅酸酸的、壞掉不可食用之情。又因糕點製作完成後，如未即時食用，超過一定期限便會腐壞，不易保存，且因每人喜好口味不同，難以投其所好，亦甚難變現，與一般賄選案件中常見使用之現金不同，鮮少作為賄選之對價；又縱使有意作為賄選對價，於大量製作前，往往會先確認需用數量，以避免不足或浪費。惟本件並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係按照投票權之人數製作糕餅禮盒，亦無證據可認被告余誠在發放禮盒前，曾被指示或自行計算投票權人之數量，且依上開證人所述，亦未見被告余誠登記是何人收受本件糕餅禮盒，顯非依照投票權人數進行禮盒之發放甚明。基此，不能認定本件糕餅禮盒係作為賄選對價而使用。　⑧再者，被告曾美錡於偵查中自承其以1,000元購買製作糕餅之材料，包裝盒5個為1組，1組105元之成本製作本件糕餅（見警一卷第60至61頁，111年度選偵字第38號卷《下稱選偵一卷》第285至292頁），而卷內並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此部分陳述不實，基於罪證有疑利益歸於被告原則，堪認本件糕餅之實際價值非高，且有前述發黴、酸壞等情，實難認被告曾美錡、余誠或許源富所交付之糕餅禮盒客觀上構成不正利益。而上開證人復於警詢、偵查中一致證稱，前開禮盒對於投票選舉並無影響，是難僅憑被告曾美錡託友人製作糕餅，遽認被告曾美錡、余誠或許源富交付糕餅禮盒，即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⑨至證人即被告劉潘麗珠於警詢雖陳稱：就一般民眾角度來看，許源富透過樁腳余誠發送糕餅禮盒給選民，多少會影響到其他人投票等語（見警一卷第114至115頁），另證人即被告温黃蘭妹於警詢陳稱：許源富透過樁腳余誠發送糕餅禮盒對於選舉投票還是會有影響，還在考慮是否要投票給他等語（見警一卷第162頁）。惟查，證人劉潘麗珠雖稱有可能影響其他人投票，但卻自承對其選舉意向並無影響，所述自有矛盾，則其是以何為據認定有所影響，已有疑問，此部分陳述應屬個人臆測，殊難憑採；另證人温黃蘭妹固陳稱對其投票意向有所影響，惟被告余誠客觀上並未向共和新城大樓住戶表明該禮盒之來源，甚且並無計算、統計及登記所交付對象為何人，是證人温黃蘭妹前揭所述可能受到影響，亦僅屬其個人臆測，且與其餘證人所述有所齟齬，亦難逕以其臆測推認本件糕餅禮盒足以影響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權行使而具有相當之對價關係。　⑸基上，由被告余誠發放本件糕餅禮盒時或發送禮盒之後，客觀上均未向共和新城大樓內有投票權人約定投票權為一定之行使，何況本件糕餅禮盒難認係不正利益，自不足以影響證人即被告唐秀琴等8人之投票意願，難認有對價關係。　⒉被告唐秀琴等8人是否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本件糕餅禮盒？　　依上開收受禮盒之證人即被告唐秀琴等人歷次證述，可知被告余誠於分送禮盒時，均未提及支持特定候選人，亦未穿戴競選服裝或發放競選文宣，則前揭證人於收受禮盒時，主觀上是否得以認知所收受之禮盒係其等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實屬有疑。況證人王黃金女、王程素娥、洪秀妹、劉許麵、唐秀琴、劉潘麗珠及楊雲華均已證稱其等於收受禮盒時，難以與賄選有所連結，並未聯想到所收受之禮盒與賄選有關，業如前述，自難認其等係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復查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唐秀琴等8人於收受禮盒時，主觀上知悉該物係其等為一定投票權行使之對價而與被告余誠、曾美錡、許源富互達「約」其投票權為一定行使之意思合致，自難以其等有收受禮盒客觀行為，遽認其等主觀上係基於收受賄賂之意思而收受。㈢、本件既無證據可認被告曾美錡有要求被告余誠於發放禮盒時，須一併表示投票支持之舉，而被告余誠發放禮盒時，對選舉權人亦無此要求，且所發放之禮盒是否足以影響投票，亦有疑義，故不能排除被告曾美錡辯稱僅係單純分享之可能性，尚難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有交付賄賂之犯意。至被告余誠及被告温黃蘭妹雖概括承認犯罪，惟觀諸被告余誠、温黃蘭妹等2人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始終供稱：余誠沒有說要大家投票支持許源富，核與上開證人所述一致，自不該當交付賄賂罪或收受賄賂罪的構成要件，不因概括承認而成立犯罪。㈣、檢察官於原審雖主張：被告余誠係被告許源富之樁腳，而選舉活動係長期延續之過程，在地選民也能認知到誰是誰的樁腳、誰是誰的支持者，實可透過團隊合作予以反映等語。然　　衡諸我國大、小選舉實多，政治性人物無論係有意參選者或其助選親友、「樁腳」，平常日勤聯誼、作公關、建人脈，選舉時套交情、求支持、要選票，實眾所皆知，且不以為意，甚或視為理所當然。是關於人際間之禮品致贈，究屬一般聯誼之正當作為，抑或專因特定選舉所提供之賄賂，自須細加分辨，然後正確認事用法，始符社會對於純正選舉之期待與國民對於法律之普遍認知及感情（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674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余誠所為交付糕餅禮盒之行為，仍應審究相對合之雙方人員主觀上認識、客觀之情狀以綜合判斷是否屬一般聯誼之正當作為，抑或專因特定選舉所提供之賄賂，而此部分之判斷，業經本院引用卷內證據論證、載敘如前，是實難僅憑被告余誠與被告許源富之關係，逕認被告許源富、曾美錡、余誠所為與賄選有關，而認定其等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交付賄賂罪嫌。因此，本件檢察官所舉證據，均不能積極證明被告余誠、曾美錡及許源富等3人係為求許源富本件選舉當選共和里里長而交付賄賂，亦不能證明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 人有收受賄賂之主觀犯意，自無從認定被告11人構成公訴意旨所指之犯行。六、綜上所述，本院綜合檢察官所舉之各項證據，就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是否有共同向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投票行賄之客觀行為及主觀犯意，以及被告唐秀琴、劉許麵、温黃蘭妹、劉潘麗珠、楊雲華、洪秀妹、王程素娥及王黃金女等8人有無收受賄賂、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或不行使，均無法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確信心證，則依刑事訴訟無罪推定、嚴格證明之證據法則，應認檢察官不能證明被告11人犯罪，應均為無罪之諭知。七、原審以不能證明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等3人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99條第1項之投票行賄罪，暨被告唐秀琴等8 人犯刑法第143條之收受賄賂罪，而判決被告11人無罪，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以：原審忽視有3位證人（選民）指證被告余誠有明示或暗示約其為投票權之一定行使：且對不正利益之認定過寬，忽視被告許源富、曾美錡與余誠對發放禮盒之原由、聯繫過程、成本等說詞之顯不合理與矛盾：又忽視證人（選民）均年歲甚高，於原審作證時除距離案發日相隔甚久、記憶不清外，因未與其他被告隔離，又存有一定交情（余誠與其他被告為同社區鄰居、余誠與許源富夫妻在本件之利益共同），其等證詞已具偏頗之高度可能，更存有遭受汙染之問題等情，指摘原判決不當。惟查：⑴證人劉潘麗珠及温黃蘭妹於警偵關於「暗示投給許源富」之證述純屬其2人臆測，另證人楊雲華此部分證述亦有前後不一之情形，且卷內亦無其他補強證據，縱使被告余誠「平日（時）」遇到被告劉潘麗珠及溫黃蘭妹會向其2人表示要支持被告許源富，亦難遽與本件糕餅禮盒作聯結，況檢察官提起本件上訴，並未再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有公訴意旨所指之賄選犯行，則原判決以本件尚難僅憑證人劉潘麗珠、温黃蘭妹及楊雲華於警偵屬於聽聞、個人臆測或前後不一之陳述，逕執為不利被告許源富、曾美錡及余誠之認定，經核並無不當。⑵證人即受被告曾美錡之託製作本件糕餅之張貴枝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其製作本件糕餅之材料成本（不含被告曾美錡另購之包裝禮盒）合計586元（即12斤的綠豆550元＋1包糖36元＝586元），分裝為30盒等語（見警一卷第353至354頁、聲羈更一卷第110頁），依此計算，倘不合包裝盒，每盒糕餅之材料成本大約只有19.5元（即材料成本586元÷30盒＝每盒19.5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價值甚低，依一般人之社會經驗，尚難認與本件選舉之投票間存有對價關係。再參以被告余誠與唐秀琴等8人同為本件共和新城之社區住戶，而該社區之住戶大都是榮眷，部分具有原住民身分，彼此認識而具有一定之情誼，本於相鄰關係，平時互相分享糕餅、點心等物，乃日常生活所常見之事，就被告唐秀琴等8人而言，亦難執此糕餅與本件選舉作聯結，而認其等有收受賄賂之犯意。至上訴意旨雖認被告曾美錡所稱「拿1,000元給證人張貴枝購買糕餅材料」之供述不實（按：證人張貴枝於偵訊證稱：被告曾美錡拿1,000 元給其購買糕餅材料，只花了586元，剩下的錢尚未還給被告曾美錡，但有打算還給她等語，見警一卷第354頁），惟檢察官迄今仍無法提出確切之證據以證明被告曾美錡或證人張貴枝關於「購買糕餅材料花了586元」之證述不實，是檢察官指摘原判決關於「不正利益」之認定過寬，自屬無據。 ⑶另上訴意旨所指本件被告之年歲甚高，於原審作證時距離案發時間已久，且作證時未與其他被告隔離，彼此又有一定交情，認其等之證詞已有偏頗或遭受汙染之高度可能部分，則未見檢察官具體指出究竟是那位被告於原審作證時，有因距離案發時間已久而記憶不清，或有偏頗、遭受汙染之情形，且稽之原審審判筆錄，顯示原審於詰問證人余誠及唐秀琴時已採隔離方式進行交互詰問（見原審卷二第17頁以下），並無上訴意旨所稱未採取隔離訊問之情形，上訴意旨就此所指，已難採認。又積極證據不足證明犯罪事實時，被告之抗辯縱屬不成立，或其供述有前後不一、相互矛盾或令人啟疑之情形，仍不得因此即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本件既無積極證據足認被告11人確有檢察官所指之投票行賄或收受賄賂等罪行，縱其等所辯不成立、前後不一或所辯之詞有令人啟疑之處，亦難據此反推其等有件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自不待言。至上訴意旨其他所陳，主要係就原判決已論述綦詳之事項，再憑己意，另作不同之主張或事實認定，核與本件結論之並無影響，爰不再逐一論述。從而，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余晨勝提起公訴，檢察官周亞蒨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建昌、高大方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劉潘麗珠、洪秀妹、王黃金女、溫黃蘭妹、唐秀琴、劉許麵、王程素娥、楊雲華等八人部分不得上訴。其餘被告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魏文常

2024-12-30

KSHM-113-原選上訴-2-20241230-1

選訴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選訴字第6號公訴人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慰倫上列被告因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選偵字第63號、第6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劉慰倫犯散布文字誹謗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一、劉慰倫因對擬參與中華民國第11屆立法委員選舉彰化縣第4 選區立法委員選舉之陳素月不滿，明知陳素月即將登記參選立法委員選舉，竟仍意圖散布於眾，基於毀損陳素月名譽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1月8日21時33分許起至同年月10日止，以電腦設備利用網際網路連結至臉書網站，以其臉書帳號「 000」在其個人臉書塗鴉牆、「員林人大小事」臉書社群之可供其臉書好友、加入社群之人員此特定多數人上網瀏覽及留言之網頁接續張貼內容為：「…陳素月妳羅致我的罪是妨害名譽，…陳素月不是愛上人夫的慘是愛人是公公才慘…我在這裡邀請你，你敢去永靖甘澍宮斬雞頭發毒誓，妳和前縣長魏明谷沒有姦情！…」、「不用配合，是敢與不敢！她是什麼職位那？通姦罪的受益者嗎？！」等文字（下稱本案貼文），以此方式將上開不實之文字散布於公眾，足以生損害於陳素月之名譽。二、案經陳素月訴由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移送及彰化縣警察局田中分局報告臺灣彰化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㈠本院下述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供述證據，經當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卷第114、115、133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　㈡本院以下所引用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有出於違法取得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關聯性，亦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選偵63號卷，下稱偵卷一，第15至20頁、本院卷第37至42、13 1至140、111至116頁），核與證人余柏佑於另案偵訊時證述相符（本院卷第97至107頁），並有臉書擷圖（偵卷一第21 至33頁）、告訴人陳素月之刑事告訴狀（偵卷一第81頁）、　　法務部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113年7月4日函及檢附之112年11 月22日臉書擷圖（本院卷第75至81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自白與事實相符，可以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　㈡公訴意旨以被告所為，係涉犯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選罷法）第104條之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布不實言論罪嫌，應依法規競合，以選罷法第104條論處等語。惟查：　⒈按選罷法第31條第1項規定：「經登記為候選人者，不得撤回其候選人登記」；同條第4項規定：「經登記為候選人者，於登記後將戶籍遷出其選舉區者，不影響其候選人資格，並仍應在原戶籍地之投票所投票。」又是否具有候選人資格，應以該人是否符合選舉罷免法第三章第三節之候選人積極及消極資格規定，若不符合資格者，不因選務機關之公告取得候選人資格，又符合資格規定並依法辦理登記者，選務機關亦無權拒絕將其列公告。故具有候選人資格者，經向選務機關辦妥候選人登記時，應當然成為該選區之候選人，而為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所謂「候選人」。是行為人意圖使該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非法散佈謠言或傳播不實罪之論罪時點，應自該候選人合法登記時起算；且選舉罷免法第104條意圖使候選人不當選而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罪之規定，旨在杜絕恣意虛構事實抹黑其他候選人，以端正選風，維護選舉之公正及候選人之權益，該條文既未明定以競選活動期間內犯之為成立要件，為導正但求勝選不擇手段之劣質選舉文化，自不限定須在主管選舉機關公告候選人名單以後或公告之競選活動期間內為之；且不能僅因主管選舉機關形式上尚未公告候選人名單或公告之競選活動期間尚未屆至，即可不受修正前選舉罷免法第92條之規範（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5235 號、90年度台上字第1974號、90年度台上字第5941號刑事判決判決意旨參照，另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99年法律座談會刑事類提案第10號，關於本罪之成立，亦採候選人登記說）。　⒉被告張貼本案貼文之時間為112年11月8日21時33分許起至同年月10日止，然告訴人係於112年11月20日始登記參選，有彰化縣選舉委員會113年6月28日彰選一字第1130000769號函暨候選人登記申請書、申請調查表及中央選舉委員會公告在卷為憑（本院卷第49至73頁），則告訴人陳素月應自112年1 1月20日起始符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中之「候選人」定義，是被告於該日之前雖有張貼本案貼文，亦不該當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4條之構成要件，此部分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因此部分若成立，與被告上開犯行間，有特別法與普通法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　⒊公訴意旨復以被告雖係於上開時間張貼本案貼文，但本案貼文迄至告訴人登記為候選人後，仍未刪除而持續存在於網路上，故被告仍應構成選罷法第104條之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布不實言論罪等語。惟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加重誹謗罪為即成犯，於散布行為完成時犯罪即屬成立，且亦同時終結，縱所散布之文字、圖畫繼續存在，乃法益侵害狀態仍然持續之狀態犯，並非行為之繼續（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300號判決意旨參照），故同理，選罷法第104條之性質亦應為即成犯，於行為人散布行為完成時犯罪即為成立，並同時終結。準此，被告於上開時間，在其個人臉書網頁、「員林人大小事」上張貼本案貼文後，其誹謗犯行即已成立，亦同時終結，縱其事後未將之刪除，使該違法狀態仍延續至告訴人登記為候選人後，然在法無明文此種犯罪之行為人另有回復法益侵害前之原狀之作為義務，如不作為將另成立犯罪之情形下，自不得認為被告張貼本案貼文時，雖不成立選罷法第10 4條之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布不實言論罪名，反而在張貼本案貼文後，因告訴人登記為候選人，於事後又可該當選罷法第104條之規定，故公訴意旨上開所述，實非可採。　⒋綜上所述，本件被告所為並未構成選罷法第104條之意圖使人不當選而散布不實言論罪名，公訴意旨認應依第104條第1項之規定論處，容有誤會，惟因其社會基本事實同一，且經本院當庭告知罪名後被告亦坦認犯罪（本院卷第112、131頁），無礙其防禦權之行使，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　㈢被告基於同一犯意，於密接之時間張貼本案貼文，且侵害同ㄧ被害人之法益，各該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顯係基於同一目的所為，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知尊重他人之人格權，率爾在臉書網站上散布不實內容，指摘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事，可能散布之範圍甚廣，應予非難；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併衡酌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造成之損害，復考量被告未獲得告訴人原諒，及其於本院審理中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生活經濟狀況（本院卷第13 9頁)，兼衡告訴人、檢察官及被告之量刑意見（本院卷第27 、139、14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沒收：　　被告為本案犯行所用之電腦設備，固屬被告之犯罪工具，惟未據扣案，復無證據足認為被告所有且現尚存在，檢察官亦未聲請沒收，爰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邱呂凱提起公訴，檢察官鍾孟杰、黃智炫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吳芙如　　　　　　　　　　　　　　　　　　法　官　高郁茹　　　　　　　　　　　　　　　　　　法　官　簡鈺昕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判決如有不服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書記官　彭品嘉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10條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為誹謗罪，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散布文字、圖畫犯前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萬元以下罰金。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

2024-12-30

CHDM-113-選訴-6-20241230-1

刑簡移調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聲請調解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刑簡移調字第64號聲請人張以念相對人黃志堅上列聲請人聲請重新計票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請駁回。聲請程序費用由聲請人負擔。　　理　由一、按區域立法委員、直轄市長、縣（市）長選舉結果，得票數最高與次高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或原住民立法委員選舉結果得票數第三高與第四高之候選人得票數差距，須在有效票數千分之3以內時，次高票或得票數第四高之候選人始得於投票日後7日內，向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26條規定之管轄法院聲請查封全部或一部分投票所之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以及就查封之投票所於20日內完成重新計票，並將重新計票結果通知各主管選舉委員會，此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9 條第1項之規定即明。二、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係__選舉__選區得票數次高之候選人，與得票數最高之候選人之差距，在有效票數千分之3 以內，符合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9條第1項之規定，得聲請重新計票，爰聲請查封__縣（市）__區鄉鎮（市）__第__ 投（開）票所之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以進行重新計票云云。三、經核以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與__選舉委員會提出之__所載並不相符，聲請人自不得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69條第 1項規定聲請重新計票，故其聲請查封__縣（市）__區鄉鎮（市）__第__投（開）票所之選舉人名冊及選舉票，以進行重新計票云云，不應准許，應予駁回。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法　　　官　楊子龍（得抗告）

2024-12-30

SCDV-113-刑簡移調-64-20241230-1

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誣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自字第35號自訴人林憲同被告趙少康（年籍詳卷）兼上一人之選任辯護人葉慶元律師謝時峰律師劉秉森律師上列被告等因誣告等案件，經自訴人提起自訴及追加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自訴及追加自訴均駁回。　　理　由一、自訴及追加自訴意旨如「刑事自訴狀」（附件1）、「刑事追加自訴狀」（附件2）所載。二、按法院或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人、被告及調查證據；訊問及調查結果，如認為案件有刑事訴訟法第252條之情形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刑事訴訟法第326 條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至是否傳喚自訴人或被告訊問均屬任意規定，法院可依案情斟酌決定（最高法院83 年度台上字第1837號判決意旨、95年度台抗字第88號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規定，犯罪嫌疑不足者，應為不起訴之處分。所謂「犯罪嫌疑不足」，係指依偵查所得事證，尚未到達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之情形。若自訴案件所指被告犯行同有上述「犯罪嫌疑不足」之情形，本不致提起公訴，雖自訴人藉自訴之管道向法院起訴，然此種案件依前述訊問及調查所得之事證，既猶未到達提起公訴之嫌疑門檻時，自不應貿然准許其提起自訴，此時即應依首揭法律規定以裁定駁回之。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63條關於舉證責任與法院調查義務之規定，係編列在該法第1編總則第12章「證據」中，原則上於自訴程序亦同適用，除其中第161條第2項起訴審查之機制、同條第3、4項以裁定駁回起訴之效力，自訴程序已分別有第326條第3、4項及第334條之特別規定足資優先適用外，關於第161條第1項檢察官應負實質舉證責任之規定，亦於自訴程序之自訴人同有適用，惟第161條第2項裁定定期通知檢察官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得以裁定駁回起訴之規定，在自訴程序中，法院如認案件有同法第252條至第254條之情形，自得逕依同法第326條第3項規定，以裁定駁回自訴，無須先以裁定定期通知自訴人補正（最高法院91年度第4次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參照）。三、自訴人林憲同指訴被告趙少康、葉慶元、謝時峰、劉秉森（下合稱為被告趙少康等4人）共同涉犯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嫌，及被告趙少康另涉犯刑法第309條第1項之公然侮辱罪嫌、同法第310條第1項之誹謗罪嫌，無非係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3年度選偵字第88號（下稱另案）不起訴處分書、中時新聞網及聯合新聞網於民國11 3年3月11日之新聞報導各1件為主要依據。然查：㈠、關於自訴人指訴被告趙少康等4人涉犯誣告罪嫌部分：　⒈按誣告罪之成立以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或懲戒處分，而為虛偽之告訴告發報告者為要件。所謂虛偽，係指明知無此事實故意捏造而言，若告訴人誤認有此事實或以為有此嫌疑，自不得指為虛偽，即難科以本罪，此有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 88號判例可資參照。　⒉被告即另案告訴人趙少康委任被告葉慶元律師、謝時峰律師、劉秉森律師為另案之告訴代理人，以自訴人即另案被告林憲同涉嫌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90條、刑法第310條第2項罪嫌為由，向臺北地檢署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偵查後，以另案為不起訴處分等情，固有另案不起訴處分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7至8頁）。惟關於被告趙少康等4人是否「明知」自訴人無另案告訴意旨所指訴之事實，而仍「故意捏造」事實，並向臺北地檢署檢察官提出告訴乙節，自訴人就此部分完全未提出任何證據以為佐憑，是本案自難認自訴人就此部分已盡實質舉證責任。　⒊又被告趙少康等4人辯稱：自訴人於另案指稱「趙少康以新臺幣1億元取得中廣公司57億元資產」係屬「不實言論」等語（見本院卷第41至42頁），業據其等提出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黨產處字第108003號處分書節本為證（見本院卷第91至94 頁）。故被告趙少康等4人就另案告訴之事實，究係明知無該事實而仍故意捏造，抑或係其等主觀上因認為自訴人於另案指稱「趙少康以新臺幣1億元取得中廣公司57億元資產」係屬「不實言論」，方提起另案告訴，尚非無疑。是本案自無從徒憑另案不起訴處分書，即遽認被告趙少康等4人涉有自訴人所指之誣告犯行。㈡、關於自訴人指訴被告趙少康涉犯公然侮辱、誹謗罪嫌部分：　⒈按以善意發表言論，對於可受公評之事，而為適當之評論者，不罰，刑法第311條第3款規定甚明。又陳述事實與發表意見不同，事實有能證明真實與否之問題，意見則為主觀之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民主多元社會各種價值判斷皆應容許，不應有何者正確或何者錯誤而運用公權力加以鼓勵或禁制之現象，僅能經由言論之自由市場機制，使真理愈辯愈明而達去蕪存菁之效果。對於可受公評之事項，縱然以不留餘地或尖酸刻薄之語言文字予以批評，亦應認為仍受憲法之保障。　⒉自訴人指稱被告趙少康於113年3月11日，在公開場合，公然陳稱「應取消林憲同之律師資格」，涉犯公然侮辱、誹謗罪嫌云云，固據自訴人提出中時新聞網及聯合新聞網於113年3 月11日之新聞報導各1件為證（見本院卷第99至103頁）。惟依上開新聞報導之內容觀之，被告趙少康似是針對自訴人指稱其「太晚辭任中廣董事長」，及自訴人向臺北地檢署告發涉犯詐欺、背信罪嫌等事實，公開提出其主觀意見、評論或批判。故被告趙少康所為之上開言論，是否屬於「意見表達」或「合理評論」，實非無疑。是本案依自訴人所舉之前揭新聞報導，實難率認被告趙少康有何涉犯公然侮辱、誹謗罪嫌之犯行。四、綜上所述，本案依自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認定被告趙少康等4人有何涉犯誣告之犯行，亦不足認定被告趙少康涉有公然侮辱、誹謗之罪嫌，即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趙少康等 4人涉犯上開罪嫌之超越合理懷疑之心證，堪認本案確有刑事訴訟法第252條第10款犯罪嫌疑不足之情形，揆依前揭規定及說明，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規定，裁定駁回自訴及追加自訴。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26條第3項、第252條第10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黃傅偉　　　　　　　　　　　　　　　　法　官　黃思源　　　　　　　　　　　　　　　　法　官　黃媚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黃勤涵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0　　日

2024-12-27

TPDM-113-自-35-20241227-1

原金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訴字第160號公訴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賴盈蓁選任辯護人陳家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273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告知被告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本院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審理，並判決如下：　　主　文丙○○幫助犯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十四條第一項之洗錢罪，處有期徒刑參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壹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並應依如附表所示之內容向乙○○給付新臺幣玖萬元。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犯罪事實欄一第7列「某時許」應更正為「16時9分」及證據部分應增加被告丙○○於本院行準備程序、審理程序中之自白及陳述者外，其餘均引用如附件起訴書所載。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按比較新舊法時，應就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想像競合犯、牽連犯、連續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如身分加減）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後，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處斷，而不得一部割裂分別適用不同之新、舊法。本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民國113年7 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應為新舊法比較如下：　1.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足見修正後之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2.又各該規定皆涉及犯罪之態樣、階段、罪數、法定刑得或應否加、減暨加減之幅度，影響及法定刑或處斷刑之範圍，各該罪刑規定須經綜合考量整體適用後，方能據以限定法定刑或處斷刑之範圍，於該範圍內為一定刑之宣告。是宣告刑雖屬單一之結論，實係經綜合考量整體適用各相關罪刑規定之所得。宣告刑所據以決定之各相關罪刑規定，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須同其新舊法之適用。而「法律有變更」為因，再經適用準據法相互比較新舊法之規定，始有「對被告有利或不利」之結果，兩者互為因果，不難分辨，亦不容混淆。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 月16日經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其中修正第14條為第19條，並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公布施行。原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同法第19 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 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 條第2項規定，同種之刑，以最高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最高度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且依刑法第 2條第1項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就本案而言，究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及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何者有利於被告？因牽涉「特定犯罪」即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取財罪，該罪法定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亦即修正前第14條第1項洗錢罪之法定刑受約制在不得超過最重本刑之有期徒刑5年而為宣告。　3.有關自白減刑規定，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移列至第23條第3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依修正前之規定，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即符合減刑之規定。而修正後規定，除需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並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規定，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自非較為有利。　4.查被告於偵查中否認犯行，故無論適用被告行為時、行為後之規定均不符合減刑之要件。從而，比較修正前後新舊法規定，在最高度之科刑相等者，以最低度之較長或較多者為重，是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應適用最有利於被告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規定。 (二)按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幫助犯之故意，除需有認識其行為足以幫助他人實現故意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故意」外，尚需具備幫助他人實現該特定不法構成要件之「幫助既遂故意」，惟行為人只要概略認識該特定犯罪之不法內涵即可，無庸過於瞭解正犯行為之細節或具體內容，此即學理上所謂幫助犯之「雙重故意」。又金融帳戶乃個人理財工具，依我國現狀，申設金融帳戶並無任何特殊限制，且可於不同之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帳戶使用，是依一般人之社會通念，若見他人不以自己名義申請帳戶，反而收購或借用別人之金融帳戶以供使用，並要求提供提款卡及告知密碼，則提供金融帳戶者主觀上如認識該帳戶可能作為對方收受、提領特定犯罪所得使用，對方提領後會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仍基於幫助之犯意，而提供該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以利洗錢實行，仍可成立一般洗錢罪之幫助犯。查被告知悉交付帳戶資料供他人使用，將使該他人得以持該帳戶收受、轉匯詐欺犯罪所得款項，主觀上已認識其提供帳戶資料，將可能被用於收受及提領包含詐欺犯罪在內特定犯罪之犯罪所得，並得藉此遮斷資金流動軌跡而逃避國家追訴、處罰，自有其行為係幫助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洗錢行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詐欺行為實現之犯意。然被告提供帳戶資料之行為，畢竟並非詐欺或洗錢犯罪之構成要件行為，復無證據得證明被告有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且被告交付帳戶雖有幫助他人實現詐欺、洗錢犯罪之故意，然畢竟未有為自己實行詐欺、洗錢犯罪之意思。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及刑法第30條第1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 4條第1項之幫助一般洗錢罪。　　 (三)被告以一提供如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所載之金融帳戶行為，幫助詐欺集團詐欺告訴人乙○○之財物，並幫助詐欺集團於取得告訴人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後，產生遮斷金流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效果，此係以1行為，幫助他人對告訴人行詐欺犯行，並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論以1個幫助洗錢罪。 (四)又被告所為既屬幫助犯，而衡諸其幫助行為對此類詐欺、洗錢犯罪助力有限，替代性高，惡性顯不及正犯，乃依刑法第 30條第2項之規定，按正犯之刑予以減輕。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參與本次之犯行，幫助製造金流之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造成犯罪偵查困難，助長詐欺及洗錢犯罪風氣，危害交易秩序及社會治安，所為實值非難；惟念及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且被告於行為時並無其他刑事前科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3頁)；並考量被告犯罪之動機、手段、所生之危害，暨檢察官對於論罪科刑之意見(本院卷第65頁)，並考量被告於審判中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職業為服務業、月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萬300元、家庭經濟狀況普通且患有如卷內所示之疾病（本院卷第65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之部分諭知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六)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業如前述，被告因一時失慮，致罹刑典，所為固屬不當，惟其於犯後已知坦認犯行，堪認被告深俱悔意，信其經此偵審教訓，應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酌量上開各情因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就被告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第2項第3款之規定，宣告緩刑2年，並應依附表所示之內容，向告訴人給付，以啟自新。倘被告違反上開應行負擔之事項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檢察官得向本院聲請撤銷其緩刑之宣告，一併敘明。三、沒收： (一)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通盤修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而於同年8月2日施行，已如前述。其中洗錢防制法第 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固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然依本條立法理由第二點之說明：「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可知依本條宣告沒收之洗錢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宜以業經「查獲」即扣押者為限，方能發揮澈底阻斷金流、杜絕犯罪之規範目的，而具有宣告沒收之必要。再者，倘被告並非主導犯罪之主事者，僅一度經手、隨即轉手該沒收標的，現已非該沒收標的之所有權人或具有事實上處分權之人，則法院強令被告應就主事者之犯罪所得負責，而對被告宣告沒收追徵，亦有過度沒收而過苛之嫌。查被告並非居於主導詐欺、洗錢犯罪之地位，並未經手本案洗錢標的之財產，或對該財產曾取得支配占有或具有管理、處分權限，自非得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對其諭知沒收本案洗錢標的，併予敘明。 (二)被告自陳並無因本案犯行而有犯罪所得(本院卷第64頁)，且卷內並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有因此實際取得報酬或其他犯罪所得，爰亦不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及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妍萩提起公訴，檢察官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一庭　法　官　蔡政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8　　日　　　　　　　　　　　　　　　書記官　莊渝晏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0條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丙○○應給付乙○○新臺幣玖萬元整。給付方法為：於民國一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給付乙○○新臺幣玖萬元。丙○○以匯款方式匯入乙○○所有之中國信託銀行帳戶（戶名：乙○○，代號：八二二，帳號：○○○○○○○○○○○○)。附件：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273號　　被　　　告　丙○○　女　20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臺東縣○○市○○街000號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選任辯護人　陳家偉律師（法扶律師）　　　　　　　　　　　　住臺東縣○○市○○○路000巷00弄0 　　　　　　　　　　　　　號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丙○○知悉一般人蒐取他人金融機構帳戶之行徑，常係為遂行詐欺取財犯罪之需要，以便利收受並提領贓款，俾於提領後遮斷資金流動軌跡以逃避國家追訴、處罰，而預見提供自己金融機構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他人有將之用於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可能，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12月18日某時許，在址設臺北市○○ 區○○街00號之統一超商臨通門市，將其申辦之彰化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彰銀帳戶)提款卡寄交詐欺集團使用，並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提款卡密碼，以圖獲取每日新臺幣（下同）1,500元之報酬。嗣該詐騙集團成員取得上揭彰銀帳戶後，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去向之犯意聯絡，自11 2年12月14日起，透過通訊軟體LINE聯繫乙○○，佯稱：可下載APP投資外匯賺錢云云，致乙○○陷於錯誤，依指示陸續匯款，其中於112年12月24日21時48分許，匯款10萬元至上揭彰銀帳戶後，款項旋即遭該詐欺集團成員以提領一空，而據以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去向。嗣乙○○發現受騙報警處理，而為警循線查獲。二、案經乙○○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暨待證事實：編號證　　據　　名　　稱待　　　證　　　事　　　實 1 被告丙○○於警詢及本署檢察事務官詢問中之供述。坦承於網路應徵工作，工作內容為每提供1個帳戶之提款卡，每日可獲得1,500元之報酬，及因而寄出上揭彰銀帳戶提款卡並告知密碼之事實。 2 證人即告訴人乙○○於警詢之證述告訴人遭他人詐欺，致陷於錯誤，而將款項匯款至上揭彰銀帳戶之事實。 3 告訴人乙○○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及匯款紀錄截圖1份告訴人遭他人詐欺，致陷於錯誤，而將款項匯款至上揭彰銀帳戶之事實。 4 上揭彰銀帳戶之開戶資料及歷史交易明細各1份上揭彰銀帳戶係被告申辦，且告訴人受騙款項確有匯入等事實。 5 被告提出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及寄貨單據截圖1份被告以每日1,500元對價，將上揭彰銀帳戶提供他人使用之事實。二、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 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係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 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經比較新舊法，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就「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之法定最重本刑降低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屬得易科罰金之罪，應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 1項後段規定。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同法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刑法第30條第1項前段、違反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同法第3條第2款規定，應依同法第19條第1項幫助洗錢罪論處。被告以一行為，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較重之幫助洗錢罪處斷。被告以幫助之意思，參與洗錢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為幫助犯，請依刑法第30條第2項之規定，依正犯之刑減輕之。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檢　察　官　陳妍萩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書　記　官　陳順鑫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0條（幫助犯及其處罰）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 50 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洗錢防制法第3條本法所稱特定犯罪，指下列各款之罪：一、最輕本刑為 6 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二、刑法第 121 條、第 123 條、第 201 條之 1 第 2 項、第　　231 條、第 233 條第 1 項、第 235 條第 1 項、第 2 項　　、第 266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268 條、第 319 條之　　1 第 2 項、第 3 項及該二項之未遂犯、第 319 條之 3 第　　4 項而犯第 1 項及其未遂犯、第 319 條之 4 第 3 項、第　　339 條、第 339 條之 2、第 339 條之 3、第 342 條、第　　344 條第 1 項、第 349 條、第 358 條至第 362 條之罪。三、懲治走私條例第 2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3 條之罪。四、破產法第 154 條、第 155 條之罪。五、商標法第 95 條、第 96 條之罪。六、商業會計法第 71 條、第 72 條之罪。七、稅捐稽徵法第 41 條第 1 項、第 42 條及第 43 條第 1 項　　、第 2 項之罪。八、政府採購法第 87 條第 3 項、第 5 項、第 6 項、第 89 　　條、第 91 條第 1 項、第 3 項之罪。九、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第 46 條第 2 項、第 3 項、第 47 　　條之罪。十、證券交易法第 172 條之罪。十一、期貨交易法第 113 條之罪。十二、資恐防制法第 8 條、第 9 條第 1 項、第 2 項、第 4 　　　項之罪。十三、本法第 21 條之罪。十四、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 3 條第 2 項、第 4 項、第 5 項之　　　罪。十五、營業秘密法第 13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之罪。十六、人口販運防制法第 30 條第 1 項、第 3 項、第 31 條第　　　2 項、第 5 項、第 33 條之罪。十七、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73 條、第 74 條之罪。十八、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 49 條第 1 項、第 2 項前段、第　　　5 項之罪。十九、著作權法第 91 條第 1 項、第 91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第 92 條之罪。二十、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88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　　　、第 4 項之罪。二十一、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03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項　　　　、第 4 項之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27

TTDM-113-原金訴-160-202412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