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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許處分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1122號聲請人甲○○ 代理人周信亨律師複代理人徐欣瑜律師相對人乙○○ 上列聲請人聲請處分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一、准聲請人代理相對人乙○○以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向金融機構辦理抵押貸款及設定抵押權之處分行為。二、聲請程序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乙○○負擔。　　　　　理　由一、本件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甲○○為相對人乙○○之配偶，相對人前經本院以112年度監宣字第1202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聲請人為其監護人，及指定關係人丁○○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相對人因車禍，頭部損傷，生活所需均需專人照護，惟因相對人醫療及看護費用龐大，而相對人乙○○現僅有有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最初係由相對人與訴外人丙○○即相對人胞弟一同購買、負擔房貸，而應由二人各有一半所有權，然斯時登記時渠等約定由相對人出名為登記人，訴外人丙○○則設定300萬元債權抵押登記作為表彰共有之事，惟因訴外人丙○○近日要求歸還如附表所示不動產之一半權益，故聲請人與家人與訴外人丙○○協商，訴外人丙○○同意以低於市價之680萬元為對價，作為上開不動產除去抵押權登記，並讓與所有權全部予相對人，是聲請人擬將如附表所示不動產申辦貸款以償還訴外人丙○○，剩餘款項則作為相對人護理之家之費用，實為相對人之利益，爰依法聲請准予聲請人代相對人處分如附表一所示之不動產等語。二、按監護人對於受監護人之財產，非為受監護人之利益，不得使用、代為或同意處分。監護人為下列行為，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一)代理受監護人購置或處分不動產。(二)代理受監護人，就供其居住之建築物或其基地出租、供他人使用或終止租賃。監護人不得以受監護人之財產為投資。但購買公債、國庫券、中央銀行儲蓄券、金融債券、可轉讓定期存單、金融機構承兌匯票或保證商業本票，不在此限，民法第1101條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依民法第1113條之規定，準用於成年人之監護。三、經查，聲請人為相對人之配偶，相對人前經本院以112年度監宣字第1202號裁定宣告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並選定聲請人為其監護人，及指定丁○○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復以11 2年度監宣字第1491號陳報受監護宣告人之財產清冊准予備查在案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本院民事裁定為證，且有本院索引卡查詢-當事人姓名查詢表可參，業經本院依職權調閱本院112年監宣字第310、1376號及113年度監宣字第838號卷宗，自堪以認定。聲請人主張相對人因車禍，頭部損傷，生活需請看護協助照顧，現住於建生護理之家接受專業醫護看護，每月支付新台幣（下同）34,465元至37,522元，而相對人名下財產僅有如附表所示不動產，惟其購買之初乃相對人與訴外人丙○○共同出資購買並共同負擔房貸，而訴外人丙○○ 現要求相對人歸還一半權益，是聲請人及家人與訴外人丙○○ 協議由相對人支付680萬元買受訴外人丙○○之權益，雙方就此部分，於113年1月16日達成共識簽立協議書，此有聲請人所提兩造協議書1紙附卷可參，並經證人戊○○即相對人胞姐到庭證稱：有簽明德路房地之協議書，是我兩個弟弟一起工作並一起買明德路房地，先登記我大弟名字，第二間為了減稅登記我二弟名字，但沒有買，我都有參與全程等語（見本院113年10月16日非訟事件筆錄）；而聲請人前為相對人利益與訴外人丙○○達成如附件所示之協議書內容，並作為清償訴外人丙○○之債務、塗銷底押權登記、移轉登記之相關費用、相對人日常照護費用，認有代相對人處分其如附表所示之不動產之必要，符合相對人之利益等情，業據聲請人提出建生護理之家收據、他項權利證明書、建築改良物及土地所有權狀等件為證，依上開聲請人提出之證據顯示，相對人每月平均支出「⒈護理之家照護費、處置費24,500元、⒉113年2-3 月護理之家復健行政、動活動費用9,315元、⒊萬芳醫院113 年3月醫療費用收據3紙150元、⒋113年3月人力派遣單陪同相對人取藥450元」，共34,415元；相對人每月所需費用龐大、入不敷出，是聲請人前開主張，聲請人前開主張，自屬有據。本院審酌相對人現無行為能力，未來仍需支應相當之生活照護相關費用，而附表所示之不動產既是相對人所有，為支付相對人未來所需開銷，有以附表所示不動產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及設定抵押之必要，核與受監護人之利益相符，依法並無不合，應予准許，並命聲請人於代為處分後所得價款應全數存入相對人帳戶，以維其權益。四、末按監護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執行監護職務。又監護人於執行監護職務時，因故意或過失，致生損害於受監護宣告之人者，應負賠償之責。且法院於必要時，得命監護人提出監護事務之報告、財產清冊或結算書，檢查監護事務或受監護人之財產狀況，民法第1113條準用同法第1100條、第11 09條第1項、第1103條第2項規定均有明示，則本件聲請人即監護人就處分相對人即受監護宣告之人所有財產所得之現金自應妥適管理，並使用於受監護宣告之人照護所需費用，併予敘明。五、依家事事件法第164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康存真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書記官　　劉庭榮附表：受監護宣告人乙○○之不動產　　　　　　　　　編號不動產標示種類面積(平方公尺) 權利範圍 0 新北市○○區○○○段○○○○○段000000地號土地 5969㎡ 40/10000 0 新北市○○區○○○段○○○○○段0000○號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段00000號8樓建物總面積84.31㎡附屬建物面積 11.86㎡ 1/1

2024-11-27

PCDV-113-監宣-1122-20241127-1

國審侵上重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侵上重訴字第1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李明哲、廖彥鈞上訴人即被告陳冠霖選任辯護人吳怡德律師(法扶律師) 陳宗奇律師(法扶律師) 陳柏翰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於中華民國113年7月12日所為112年度國審侵重訴字第1號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04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第二審就適用國民法官法案件的定位、審查標準與本院據以審查當事人上訴有無理由之原審所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與科刑：一、國民法官法第90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一、有第六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四款或第六款之情形。二、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第1項）。有證據能力，並經原審合法調查之證據，第二審法院得逕作為判斷之依據（第2項）。」同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同法第92條規定：「第二審法院認為上訴有理由，或上訴雖無理由，而原審判決不當或違法者，應將原審判決經上訴之部分撤銷。但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第1項）。第二審法院撤銷原審判決者，應就該案件自為判決。但因原審判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撤銷者，應以判決將該案件發回原審法院：…… （第2項）。」由前述規定可知，由於國民法官法是引進國民參與審判的特別刑事訴訟程序，就第二審法院證據調查與審查標準，採取迥異於刑事訴訟法有關非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立法例。亦即，就第二審證據調查採行限制續審制，第二審法院就有證據能力，並經第一審合法調查的證據，得逕作為判斷的依據，並限制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證據的權限；就第二審的審查標準則採行事後審制，司法院依照國民法官法授權而訂定的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0 條即明定：「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第二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是以，如第二審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而是本於事後審制的精神，就原審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時，當無依刑事訴訟法第364條準用第308條而記載事實欄的必要，應先予以說明。二、本件經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以下簡稱原審）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結果，認定上訴人即被告甲○○有如原審判決事實欄所載於民國112年3月2日下午6時左右，自家中攜帶水果刀1把藏放隨身包包內，前往皇冠酒店（址設：臺北市○○區○○街00號2 樓）B08包廂消費，並指名公關小姐○○○（藝名與真實姓名詳卷，以下簡稱A女）前往坐檯，隔天（同年月3日）上午7時4 5分左右，被告因故與A女發生爭執後，基於殺人的犯意，持本案水果刀連續刺殺A女的胸部、腹部、頸部等部位7刀，導致A女大量腹腔內出血及大量後腹腔肌肉出血，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她的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房，A女經緊急送醫後，仍然因為傷勢過重，在同日上午9時53分宣告死亡的犯行明確，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扣案水果刀1把沒收等，已詳述其所憑證據及論罪的理由。本院審核原審的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未調查新證據，亦未重新認定事實，而僅就原審判決所適用的法令有無違誤進行審查，依照前述規定及說明，自無記載事實欄的必要。貳、檢察官及被告上訴意旨略以：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原審以被告坦承殺人、僅觸碰被害人乳房及私處為由，率爾認定被告的犯行未達「情節最重大之罪」的標準，尚嫌速斷。再者，原審判決稱被告犯後於偵查及審理中皆坦承殺人部分，實則被告坦承犯罪的原因，是因案發時包廂內僅有被告與被害人2人在場，現場並有沾染該2人血液的兇刀及DNA等生物跡證以資為證，被告僅得選擇承認殺人部分罪行，卻在證人指證歷歷下，仍矢口否認強制猥褻部分。又被告企圖以新臺幣5 萬元的和解金額羞辱被害人家屬，甚至採取佯裝有和解意願、聲請裁定不行國民法官審理程序等方式，可見被告為躲避死刑而無所不用其極，犯後態度極為惡劣，原審判決的論述恐有悖於論理法則及經驗法則。綜上，從被告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後態度觀之，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顯有與社會永久隔離的必要。是以，請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處被告死刑，以彰法治。　二、被告上訴及辯護人辯護意旨略以：　㈠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並非被告的權利，被告亦非自願被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當被告所涉犯罪為國民法官法適用的案件時，被告並無權改由職業法官審理，基本上是被迫一定要依國民法官法審理，既然被告不是自願、主動要求國民法官法庭就其所涉犯的案件為審理，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也非被告的權利，自然也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再者，國民法官法第1條既然明定「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則只有第一審判決的國民法感情可以被評價為「正當」時，方有對之多予尊重的必要。憲法第16條的訴訟權保障，既然已經司法院大法官多次在憲法裁判中揭示「有權利、有救濟」為其核心內涵，並且在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中認為上訴救濟是為了「以避免錯誤或冤抑」。因此，適用國民法官法的上訴審，不但沒有必要畫地自限，更應該積極、主動的對第一審判決可能的錯誤進行糾正。因為如對國民法官參與的第一審判決過度尊重，其惡果就是被告於第一審遭判決後即「救濟無門」，永無翻身之日，如此一來，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的被告，其訴訟權將成憲法保障的化外之地。綜上，國民法官反應的法感情需「正當」方應尊重，上訴審應該盡其被告權利救濟及糾正下級審錯誤的職責，就第一審事實、法律與量刑問題的審查，未必要採取「明顯錯誤標準」、「無害錯誤標準」或「裁量濫用標準」，而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的第一審判決。　㈡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未依檢察官變更起訴事實的範圍進行認定，且依據錯誤起訴事實進行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因檢察官在辯論中將被告的犯罪事實限縮於親吻胸部、觸摸下體，原審判決卻超出起訴範圍而判決，違反不告不理原則。又原審判決僅以邱維國的證詞，認定被告對被害人強制猥褻。然而，邱維國的證詞除了前後矛盾之外，也明顯與卷內其他證據矛盾。諸如，原審判決認定被告跨坐在被害人身上隔著被害人衣物撫摸下體、胸部，但是現場卻無如法醫作證時所稱應有的大片血跡，法醫鑑定報告也沒有在下體、衣物發現任何被告的DNA，甚至邱維國也承認他是依據原審甲證二進行回答，並非親見親聞，而為推測之詞。甚至邱維國於作證當天遲到時，檢察官當庭表達有與邱維國通過電話40分鐘，邱維國明顯不具證人適格性，所陳述內容亦不得作為證詞。原審卻未調查此等狀況，且未說明為何不採納其他與邱維國矛盾的證據，單以有瑕疵的邱維國陳述，認定被告有強制猥褻罪行，此一錯誤顯然對判決有重大影響。何況依照立法理由、沿革，強制猥褻與殺人的結合，應該是有基本行為的強制猥褻行為後，再有結合行為的殺人行為才適用。原審法院既然已經合議定出適用法則，卻於事後反於已定好的法則，甚至違反立法者的意思，亦有判決違背法令的情事。　㈢原審已就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由萬芳醫院的吳佳慶醫師為鑑定並出具鑑定報告。然而，該份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造成符合邊緣型智能（Borderlin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以下簡稱BIF）的被告，並未經適當揭露此一資訊，而未由責任能力鑑定團隊及量刑鑑定團隊充分審酌此一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可能影響量刑的因子。正是因為智商較常人為低，方有BIF名詞的出現，特別是智商差異會出現在認知處理、情緒調節、問題解決的能力，以及應付社會壓力的情況上。又關於被告行為時責任能力為何的鑑定結論，尚有於量刑鑑定時經量刑鑑定團隊全盤引用之情。此一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可能影響量刑的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有對於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再為鑑定的必要。懇請鈞院委託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精神醫學部，就本件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再為鑑定。　㈣關於死刑的量定，憲法法庭已於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中，明示刑法規定所處罰的故意殺人罪，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的情形，方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的意旨無違。檢察官主張應對被告求處死刑而提出上訴，依據前述憲法法庭判決意旨，關於得否對於被告科處死刑、被告是否存有前述不得科處死刑的限制，就應導正前述錯誤的鑑定意見，而有另為鑑定的必要，以合乎 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所揭示最嚴格標準的正當法律程序。參、本院認原審的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其他判決不當或違法的情事：一、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法院是兼容事後審及限制續審的精神，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宗旨，秉持謙抑原則，尊重第一審法院的判決結果，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不得任意以所認定的事實與第一審不一致即撤銷第一審判決，已如前述，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438號、第3856號刑事判決亦同此意旨。而所謂的上訴審法院「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依據該條及國民法官法第92條第1項但書「關於事實之認定，原審判決非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不得予以撤銷」的立法理由，是指國民法官法為引進國民參與審判的特別刑事訴訟程序，有關於事實的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法官於第一審判決所反映的正當法律感情，除第二審法院認為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予撤銷。亦即，第二審法院不宜輕易逕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的不同心證，即予撤銷；如以第一審判決有認定事實以外之不當或違法而撤銷時，則適用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至於所謂的「經驗法則」，是指一般人基於日常生活所得的經驗，客觀上為大多數人所普遍接受的原則；「論理法則」則是指經由事物的歸納及演繹方法，取得一定的推理原則及邏輯法則。第二審法院以事實認定錯誤而撤銷原審判決時，應於判決理由中敘明原審判決有何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的情事，以及該等事情如何影響於判決結果。第二審法院認第一審判決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需有具體理由認為第一審依證據所為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如僅第二審法院關於證據評價的見解或價值判斷與第一審判決有所不同，而雙方各有所據者，不屬之。二、本件原審判決已說明依證人即皇冠酒店員工邱維國證述他於聽聞被害人尖叫後，前往包廂廁所查看，有目擊被告在被害人倒地的狀態下，赤裸上半身跨坐在被害人腹部，隔著被害人內褲，以右手撫摸被害人外陰部之情，並先退出包廂請示相關人員後，再度回到包廂開啟當時已遭上鎖之廁所門，並立即以手機拍攝卷附照片（甲證2），照片呈現被告發現門遭開啟而起身站立的狀態。細觀該照片顯示，被害人當時側身倒臥在包廂廁所內的角落，被害人身上與身旁地上均有血跡，且被告赤裸上半身，是以雙腳跨站方式，橫跨在被害人併攏的雙腳兩側，可知被告起身站立前，其身體姿勢是跨坐於被害人的身體上。再者，被害人胸部乳頭部位的棉棒檢出不排除來自與被告具有同父系血緣關係或相同Y filer Plus STR DNA型別之人，且被害人陰道口組織的顯微鏡觀察結果有黏膜下層血管充血的情形，亦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出具的鑑定報告書在卷可參。而證人即皇冠酒店員工林玉燕亦證稱邱維國於聽聞被害人尖叫聲後，確實有前後多次前往包廂查看，她也有與邱維國一同進入包廂查看。又依皇冠酒店店內監視錄影檔案的勘驗筆錄，顯示案發當日邱維國於上午7時4 5分獨自進入包廂，於同日上午7時50分12秒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於數秒後也接著進入包廂，同日上午7時51分邱維國先步出包廂後，林玉燕數秒後也步出包廂，邱維國於同日上午7時52分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則於同日上午7時53分與皇冠酒店不詳人員也再度進入包廂，林玉燕停留直到警方抵達現場，同日上午7時53分邱維國與該名皇冠酒店不詳人員則快步走出包廂，可知案發當時邱維國不止2次出入包廂，邱維國、林玉燕均可能因目擊被害人遭到刺殺，心中恐懼不安，對於彼此進出包廂的次數、先後時間、所見細節、甚至包廂廁所門扇開啟方向等枝微末節未能精確記憶，不能因此即認邱維國關於目擊被告有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外陰部的證述不具可信性。另依卷內皇冠酒店助理呂建廷與邱維國的通訊軟體LINE（以下簡稱LINE）對話訊息，顯示邱維國確有於案發當日上午7時50分、7時51分與呂建廷透過LINE進行48秒、 22秒通話，邱維國於同日上午7時53分傳送他手機所拍攝的現場照片予呂建廷後，隨即於上午7時56分、8時6分、8時10 分進行18秒、29秒、1分20秒的通話，可知邱維國於案發後確實有傳送他所拍攝的現場照片予呂建廷，並旋即進行多次通話，顯然會談及被害人在皇冠酒店內遭到被告刺殺之所見與處理事宜，自不能以呂建廷證稱不記得邱維國曾提到被告撫摸被害人下體之事，即認邱維國前述證述內容不可採信。原審綜合上情及各項事證，認定被告是在被害人來不及防備反應，也來不及對外呼救或逃離包廂的狀態下殺害被害人，並有於被害人受傷倒地後，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被害人身上，以右手隔著被害人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乳房等犯罪事實。本院審核後，認原審判決此部分所為的犯罪事實論斷，與卷內事證相符，亦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無違。是以，被告上訴意旨主張：邱維國並非親見親聞，而為推測之詞，不具證人適格性，所陳述內容亦不得作為證詞，原審單以有瑕疵的邱維國陳述，認定被告有強制猥褻罪行等語，並不可採。三、辯護人為被告辯護意旨雖主張：受國民法官法庭審理並非被告的權利，為保障被告的訴訟權，上訴審應該盡其被告權利救濟及糾正下級審錯誤的職責，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等語。惟查：　㈠《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兩公約所揭示保障人權規定具有國內法律效力。而其中《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以下簡稱《公政公約》第14條第5項已明定：「經判定犯罪者，有權聲請上級法院依法覆判其有罪判決及所科刑罰。」依照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2007年第90屆會議所作成第32號一般意見（ge neral comments），於「七、上級法院的覆判」中，敘明：「第14條第5項所規定的上級法院覆判為有罪判決和判刑的權利，要求締約國有義務根據充分證據和法律、為有罪判決和判刑而進行實質性覆判，比如允許正當審查案件性質的程序……然而，只要法院的覆判能夠研判案件的案件事實，則第 14條第5項不要求完全重新審判或『審理』……因此，比如說，如果上級法院詳盡地審查了對為有罪判決者的指控，考量了在審判和上訴時提交的證據，發現具體案件中有足夠犯罪證據而證明有罪，就不違反《公約》」等意旨（法務部編印，《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一般性意見》，第108頁）。又依《公政公約》第5條第2項規定：「本公約締約國內依法律、公約、條例或習俗而承認或存在之任何基本人權，不得藉口本公約未予確認或確認之範圍較狹，而加以限制或減免義務。」這說明《公政公約》保障的權利僅代表國家所須實踐人權保障責任的最低要求。亦即，國家應以《公政公約》及其他國際人權公約作為我國人權保障的最低標準，如國內法或其他國際條約另有更有利於人民特定權利實現的規定者，自應優先適用較為有利的規定，而無必要優先適用《公政公約》規定。雖然如此，審級制度畢竟涉及當事人及時有效救濟權益、避免錯誤或冤抑及訴訟資源有效配置等諸多面向的考量，則前述《公政公約》、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2號一般意見所揭示的訴訟權保障意旨，仍具有一定的指引作用。　㈡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針對原刑事訴訟法第376條第1款及第 2款規定之中，就第二審撤銷原審無罪判決並自為有罪判決者，被告不得上訴於第三審法院部分，未能提供至少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部分，雖判定：「與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但於解釋理由書中亦敘明：「憲法第16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係指人民於其權利遭受侵害時，有請求法院救濟之權利（本院釋字第418號解釋參照）。基於有權利即有救濟之憲法原則，人民權利遭受侵害時，必須給予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依正當法律程序公平審判，以獲及時有效救濟之機會，此乃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本院釋字第396號、第574號及第653號解釋參照）。人民初次受有罪判決，其人身、財產等權利亦可能因而遭受不利益。為有效保障人民訴訟權，避免錯誤或冤抑，依前開本院解釋意旨，至少應予一次上訴救濟之機會，亦屬訴訟權保障之核心內容。此外，有關訴訟救濟應循之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則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訴訟制度之功能及司法資源之有效運用等因素，以決定是否予以限制，及如欲限制，應如何以法律為合理之規定（本院釋字第396號、第442號、第512號、第574號、第639號及第665號解釋參照）」等內容。　㈢由前述《公政公約》、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2號一般意見與司法院大法官（憲法法庭）的相關解釋或判決意旨，可知為避免錯誤或冤抑，刑事被告至少應給予一次上訴救濟的機會，但並不要求上級審必須完全重新審判，有關訴訟救濟應循的審級、程序及相關要件，應由立法機關衡量訴訟案件的種類、性質、訴訟政策目的、訴訟制度的功能及司法資源的有效運用等因素，以為決定。這意味在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核心領域所要求的基本內容，亦即人民於訴訟上有受公正、迅速審判與獲得救濟之權利的前提下，立法者就訴訟制度享有相當寬廣範圍的形成自由。再者，關於上訴審的構造，向來有覆審制、續審制與事後審制的不同立法例，各國通例以採行續審制、事後審制或續審兼事後審制為原則，類似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採行覆審制者，實屬罕見，有違訴訟經濟並無端浪費寶貴的司法資源。有鑑於此，106年司改國是會議中，就「分組議題：2-3建構效能、精實的法院組織與程序」亦達成：「建立堅實的第一審，第二審原則上為事後審或嚴格續審制，第三審為嚴格法律審的訴訟結構」的決議。而由前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壹、一），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法院是兼容事後審及限制續審，此乃立法者在尚未全面落實前述「金字塔型訴訟程序」改革方向前，先行針對國民參與審判制度所為的制度安排，依照前述說明所示，本合議庭懍於「法官依據法律獨立審判」的憲法誡命，自當予以遵守。何況「刑事審判的天條是不能製造冤抑」，為落實司法院釋字第752號解釋所揭示：「避免錯誤或冤抑」的意旨，這意味第二審法院就國民法官法庭所作成有罪、無罪判決的審查標準無需一致。亦即，由於隧道視野或認知偏誤而生誤判是國民法官、職業法官都可能出現的問題，而且實證研究亦未顯示採行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社會，其所生冤案的機率有較純職業法官審判為低的情況，自無為了尊重國民的正當法律感情，而要求無罪推定的普世價值應予退讓，則第二審在撤銷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有罪判決而改諭知被告無罪時，其審查標準應如同非適用國民法官法的案件，以對於該有罪判決產生合理懷疑即可，而無庸與有罪判決採取同一的審查標準（以事實的認定有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且足以影響判決結果為必要），即可避免受國民法官法庭審判卻可能蒙冤的被告「救濟無門」的問題。是以，辯護意旨所指：為保障被告的訴訟權，上訴審不應該過於尊重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第一審判決等語，顯然是過度簡化問題，並不可採。　四、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未依檢察官變更起訴事實的範圍進行認定，且依據錯誤起訴事實進行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第268條規定等語。惟查，刑事訴訟本於不告不理原則，審判範圍應與起訴的範圍相一致，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加以審判，亦不得對已起訴的犯罪不予判決，至於犯罪曾否起訴，應以起訴書狀所記載的被告及犯罪事實為準，不受起訴書所引犯罪法條的拘束（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12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法院於不妨害事實同一的範圍內，本得本於職權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所謂的「事實同一」與否，並非指其罪名或犯罪構成要件同一，亦非謂全部事實均須一致，而應以檢察官起訴的基本社會事實是否同一，並以犯罪構成要件有無罪質上之共通性為具體判斷的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2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檢察官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自A女短裙的裙擺伸入裙內，隔著A女所穿著的內褲，以手指插入A女的陰道口，並親吻A女之乳頭」，所為是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第222條第1項第8款的加重強制性交而故意殺人罪嫌（原審卷一第7-9頁）；其後，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及補充理由書變更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自A女短裙的裙擺伸入裙內，隔著A女所穿著的內褲，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頭」，所為是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第224條之1 、第222條第1項第8款的加重強制猥褻而故意殺人罪嫌（原審卷一第97-98頁）。由此可知，原審經過證據調查結果，依職權認定犯罪事實為「A女受傷倒地後，被告就背對包廂廁所門口，赤裸上半身跨坐在A女身上，以右手隔著A女所穿內褲撫摸其外陰部，並以身體部位碰觸A女乳房」，並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依照上述說明所示，原審所為的認定並未逾越檢察官起訴基本事實的範圍，則其於不妨害事實同一的範圍內，自得自由認定事實、適用法律。是以，辯護人這部分為被告所為的辯護意旨，亦不可採。五、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最高法院曾就結合犯多次提出見解，認定必須出於預定的計畫，且有先後順序，則縱使被告有原審判決所認定的犯罪事實，他「先殺人再有強制猥褻」的犯行，亦與法條文義、立法理由及實務見解不符，顯見原審在適用法律上有明顯違誤等語。惟查，刑法學上所謂的「結合犯」，是指將兩個以上可獨立的犯罪，依法律規定結合成為一個新罪，其類型可分為形式結合犯及實質結合犯。其中所謂的「形式結合犯」，是將兩個可獨立成罪的故意犯罪結合，使其成為一種新的犯罪型態，因該等行為人惡性較為重大，故給予較重的法定刑，如刑法第226條之1強制性交（猥褻）罪的結合犯。又結合犯既然是將二以上的獨立犯罪行為，依法律規定結合成一罪，其主行為為基本犯罪，舉凡行為人利用基本犯罪的時機，而起意為其他犯罪，二者間具有意思的聯絡，即可成立結合犯，至於犯他罪的意思，不論起於實行基本行為之初，即為預定的計畫或具有概括的犯意，抑或出於實行基本行為之際，而新生的犯意，亦不問其動機如何，只須二行為間具有密切的關連，而有犯意的聯絡、事實的認識，即可認與結合犯的意義相當（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418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另基於審判獨立的憲政法理，法官在個案審判中自應受判決先例的拘束，但在援用時不能與其基礎事實分離而片面割裂判決先例要旨，否則即無從判斷是否符合「相同案件相同處理」的原則。前述最高法院見解的案例事實乃是強制猥褻殺人案件，核與本件的案例事實相符，自得作為本件論罪的憑據。本件被告於刺殺被害人後，即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乳房，並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外陰部，殺人與強制猥褻二行為間具有密切的關連，時間上具有銜接性，地點上也具有關聯性，可認與結合犯的意義相當，則原審論以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依照上述說明所示，核屬有據。是以，被告以案例事實未必相同或已經最高法院揚棄的舊見解（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4675號、84年度台上字第254 號、92年度台上字第6174號等刑事判決），據以質疑原審在適用法律上有明顯違誤，亦非可採。肆、本院認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一、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307條規定：「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之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其理由敘明：「刑罰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責任復具有個別性，因此法律授權事實審法院依犯罪行為人個別具體犯罪情節，審酌其不法內涵與責任嚴重程度，並衡量正義報應、預防犯罪與協助受刑人復歸社會等多元刑罰目的之實現，而為適當之裁量，此乃審判核心事項，故事實審法院在法定刑度範圍內裁量之宣告刑，倘其量刑已符合刑罰規範體系及目的，於裁量權之行使無所逾越或濫用，即屬適法妥當，而不能任意指摘為不當，此即『裁量濫用原則』。」由此可知，第一審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科刑，是國民法官與職業法官的多數意見決定，充分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與法律專業人士的判斷。國民法官法庭所為的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亦即，第二審法院就量刑審查部分，並非是比較國民法官法庭的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判斷的量刑是否一致，而是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是否有認定或裁量不當的情形，除非有未審酌相關法律規範的目的而逾越內部性界限、未依行為責任的輕重科以刑罰、無正當理由的差別待遇（於個案事實的本質相同時，科以相異的刑罰，違反平等原則）、未具體考量個案犯罪情狀或僅以刑罰規範目的作為加重處罰的依據、誤認或遺漏重要量刑事實（如被告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卻漏未審酌）、錯誤評價重要量刑事實（如第一審判決認為被告雖罹患精神疾患，但既然未達刑法第19條第2項責任能力減輕程度，則於考量刑法第57條所定事項時，亦一概不能納入作為科刑審酌事項，作為從輕量刑的事由）、科刑顯失公平（如共犯間量刑顯失均衡、量刑嚴重偏離類似案件的量刑情形，卻未具體說明理由）等極度不合理的情形之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國民法官法庭關於量刑事項的認定及裁量結果。二、被告所犯刑法第226條之1前段的攜帶兇器強制猥褻而故意殺害被害人罪，其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原審判決後，關於死刑的量定，憲法法庭已於113年9月20日作成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該判決主文第一項明定：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第 226條之1前段：「犯第221條、第222條……之罪，而故意殺害被害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第332條第1項：「犯強盜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及第348條第1項：「犯前條第1項之罪而故意殺人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規定，所處罰之故意殺人罪係侵害生命權之最嚴重犯罪類型，其中以死刑為最重本刑部分，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屬最嚴重，且其刑事程序符合憲法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之情形。於此範圍內，與憲法保障人民生命權之意旨尚屬無違。該判決理由並敘明：「縱使是基於直接故意、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而殺人既遂之情形，亦不當然有系爭規定一至四所定死刑規定之適用，而仍須由法院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段、所生危險或損害、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等犯罪情狀，進一步確認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在倫理及法律上確具特別可非難性，或其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其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者，始足以該當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例如：【77 】（1）就犯罪動機與目的而言，行為人是否係出於預謀之蓄意連續殺人或恣意無差別殺人等惡性重大之動機。【78】（2）就犯罪手段及參與程度而言，行為人是否使用足以造成多人死亡之武器或爆裂物、生物化學製品、毒藥等；是否對被害人施加明顯不人道、有辱人格、極端凌虐之殘忍手段；共同正犯之成員對於犯罪之掌控程度或實際參與程度、其各自行為對被害人死亡結果之原因力強弱等。【79】（3）就犯罪結果而言，行為人是否殺害多人；是否殘忍殺害自我保護能力明顯不足之兒童、老年人、懷孕者、身心障礙者等；其故意殺人行為是否與其他重大犯罪行為結合等。【80】上開可供認定個案犯罪情節是否屬最嚴重情形之各該犯罪情狀，僅係例示，而非列舉。於具體案件中如有相當於上開例示情狀之其他情形，足認該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者，自仍有系爭規定一至四所定死刑之適用。又法院於個案除應綜合考量上開犯罪目的、手段及結果之相關情狀外，亦應注意個案犯罪之動機是否具有足以減輕對個案犯罪情節不法評價之情狀。於此情形，該個案犯罪情節即未必仍屬最嚴重之情形。【81】」依照憲法訴訟法第38條規定，憲法法庭的判決既然有拘束全國各機關與人民的效力，且本件涉及被告應否科處死刑，本院自應依照前述憲法法庭判決的意旨，審查原審判決的量刑決定有無違誤或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為的求刑是否妥適。又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於西元2018年通過第36號一般性意見，對《公政公約》第6條生命權進行解釋，取代先前第6號及第14號一般性意見，法院於適用我國刑法第57條量刑規定時，關於死刑案件的量刑，必先斟酌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的「犯罪情狀」（如犯罪之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刺激、手段、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危險或損害等）是否屬於情節最重大之罪，作為劃定是否量處死刑的範疇，再審酌與犯罪行為人相關的「一般情狀」（如行為人的品性、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犯罪後態度等），有無減輕或緩和罪責的因素，尤須注意有無《公政公約》及其一般性意見所定因行為人個人情狀而不得量處死刑的情形。如依「犯罪情狀」可以選擇死刑，法院仍應考量「一般情狀」，包含行為人的精神障礙情形，藉以判斷有無降低或減緩其可責性的因素，能否保留一線生機。另行為人於行為時即使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事由，法院仍應於量刑審酌一般情狀（犯後態度、品行、生活狀況、智識程度、社會復歸可能性等）時，斟酌其因鑑定所知的生理原因。至於量刑階段斟酌行為人的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可責性，乃有別於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關於行為人於行為時責任能力有無或減輕的判斷。即使行為人於行為時不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不罰或減輕其刑事由，仍應於死刑量刑審酌其「一般情狀」時，斟酌其精神障礙是否具有限道德上的可責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4 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院於審酌原審在判斷被告所為是否符合情節最重大之罪、所為量刑有無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時，自應參照前述憲法法庭與最高法院所設下的審查標準，以為決定。三、檢察官的求刑及上訴雖有「禁反言」原則的適用，但在法無明文規定不得上訴的情形下，只可作為檢察官上訴有無具體理由的審查標準，尚不得以此為由限制檢察官的上訴：　㈠法治國原則為憲法的基本原則，首重人民權利的維護、法秩序的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的遵守。而「禁反言」原則原為英、美兩國民事訴訟實務的重要衡平手段，為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則，其核心內涵在於曾做出某種表示的人，於相對人已對該表示給予信賴，並因此而受有損害的情狀下，禁止該人做出否認或相反表示，無論該相反表示是否與事實相符，原屬極其重要的不成文法律原則，也是拉丁法諺：「任何人不能夠前後行為矛盾」（venire contra factum proprium）的「出爾反爾」言行之意。由此可知，「禁反言」是源自誠信原則所導出禁止矛盾行為或出爾反爾，破壞相對人正當信賴的法律原則。國內成文法規雖無「禁反言」的明確用語，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刑事判決仍參照司法院釋字第 527號解釋，揭示：「……以禁反言原則拘束各級地方立法機關之立法及釋憲聲請之適例，及行政程序法第8條規定之意旨，足徵禁反言之法律原則得以拘束公法及私法各權之行使。檢察官於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之刑事追訴程序，不論係其偵查或公訴職務之執行，自仍受上開原則之拘束」的意旨。亦即，屬於廣義司法機關一環的檢察機關從事刑事偵查、公訴（上訴）、執行時，其目的在實現國家刑罰權，為公權力的行使，自應有法治國原則所導出的誠信原則與信賴保護原則的適用。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所明定：「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及其他參與訴訟程序而為訴訟行為者，應依誠信原則，行使訴訟程序上之權利，不得濫用，亦不得無故拖延」，可謂是落實檢察官行使職權時應秉持誠信原則的具體規範。禁反言法則作為一種上位階的法律衡平原則，法官在行使職權時自應主動調查，而非待當事人一方抗辯時始有適用。法院有依職權審酌的義務，其目的在維護公平法院與正義的概念，用以節制訴訟雙方當事人的權利濫用。更甚者，禁反言作為審判公平公正的教義之一，不僅是對於法律進行嚴格與技術性解釋的教義，也不僅只是被用來作為辯護的理由而已，更是訴訟平等權救濟的基礎，此種具有憲法位階效力的憲法原則，本諸刑事妥速審判法第3條明文規定的意旨，在刑事訴訟程序，法院自應依職權審查，庶免訴訟關係人濫用訴訟權利，以維被告受憲法公正、迅速審判的訴訟權利。　㈡檢察官代表國家對犯罪行為進行訴追權限產生「公訴權」，由檢察官向法院進行求刑的訴訟行為，是程序意義上的刑罰請求權，具體內涵包含定罪請求權、量刑建議權。檢察官就個案的具體求刑，在於透過對量刑因子的具體描述及評價，反應檢察官就該個案的價值觀，進而使法官接受，而對被告判處檢察官所希望的刑度；檢察官求刑的主要目的，除在監督法院裁判之外，亦是在反應被害人等因被告的犯罪行為所造成的損害，並滿足被害人等參與刑事訴訟程序及對司法正義的要求。雖然量刑建議權只是刑事訴訟當事人一方的檢察官，向法院所提出對被告進行制裁範疇的請求，僅供法院量刑的參考，並無拘束法院的效力，亦不具有終局性；但為保障被告的權益及訴訟經濟，並彰顯檢察官公益代表的地位、行使職權時應秉持誠信原則的意旨，檢察官的求刑及上訴自有「禁反言」原則的適用。即便如此，在法無明文規定不得上訴的情形（如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2項規定法院已於簡易判決處刑案件中依檢察官具體求刑而為判決時，檢察官不得上訴），尚不得以此作為限制檢察官的上訴，尤其在檢察官求刑後的量刑基礎嗣後已有重大變更時，更應允許檢察官提起上訴。當然，為了限制檢察官動輒對判決被告有罪的案件，再以量刑過輕為由提起上訴，自可作為檢察官上訴有無具體理由的審查標準。　㈢原審判決於量刑部分，已說明被告於短時間之內以水果刀刺殺被害人7刀致死，並以身體部位碰觸被害人的乳房、隔著內褲撫摸被害人私處，衡酌被告是因於皇冠酒店消費時，不滿被害人冷淡以對，未能回應他性服務的需求，未能克制自己不滿而起殺機，且於警詢、偵查與法院審理中坦承犯行的態度，以及被告與被害人性接觸的程度，所為尚難認屬於《公政公約》所稱的「情節最重大之罪」；同時，敘明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第59條酌減其刑規定的適用。其後，原審先以犯罪情狀事由（行為屬性事由，包含犯罪的動機、目的、犯罪時所受的刺激、犯罪的手段、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的關係、犯罪所生的損害），確認被告責任刑的上限，再以一般情狀事由（行為人屬性事由，包括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後態度），調整其責任刑，並參酌本案量刑鑑定報告中關於被告成長經歷、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犯罪風險、需求與處遇評估等所為調查結果，為充分評價被告罪責，以及考量刑罰感應力、降低社會風險與多元刑罰目的，兼以無期徒刑依法執行逾25年，且有悛悔實據，始得假釋出獄，核與有期徒刑最高刑度15年（無其他加重情形）僅需執行7年6月即可假釋的情形為區別，認為被害人家屬請求判處被告死刑，尚非可採，而應對被告量處無期徒刑，令其長期隔絕，以免危害他人，併予宣告褫奪公權終身。本院審核後，認被告所為並不該當前述憲法法庭判決所稱「犯罪情節最嚴重」的例示判斷標準，亦難認被告的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他的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則原審判決判定被告所為並非「情節最重大之罪」，核無違誤；再者，原審判決對於科刑輕重的裁量，是國民法官法庭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並無漏未審酌檢察官上訴所指被告犯罪所生危害、犯後態度等節；又原審判決說明的量刑情狀，於判定被告並不符合刑法第19條減輕或免除其刑要件時（詳如下所述），亦已將被告因委託醫院鑑定所知的身心狀況列為「一般情狀」的量刑審酌事由，且無前述極度不合理的情形，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即無關於科刑事項的認定或裁量不當可言，自不能任意指為違法。　㈣檢察官上訴意旨雖主張：從被告的犯罪動機、犯罪手段、犯後態度觀之，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顯有與社會永久隔離的必要，原審判決的論述恐有悖於論理法則及經驗法則等語。惟查，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即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準備程序暨補充理由書(二)，明確就被告的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並就辯護人聲請量刑前社會調查部分認無調查的必要性(原審卷一第155頁)；其後，於原審量刑辯論程序時，論告主張：「……我重新澄清檢方的立場，我們認為依照過往的判決，這類同類型的案件判無期徒刑，其實講直接一點，符合量刑行情，所以建議各位至少判處無期徒刑，但本案是不是沒有判處死刑的理由呢？完全沒有合理性呢？我覺得也不盡然」、「檢察官的建議會是這樣的，無期徒刑已經符合最低的門檻，但如果各位認為死刑是適當的，請各位勇敢的去做出判決，來彰顯國民的法感情，畢竟最後會由法律人做最後的把關跟承擔最後的結果」等語(原審卷三第609、611-612頁)。由此可知，法諺有云：「筆受拘束，口卻自由」，也就是公訴檢察官雖然在書面上受到起訴書、上級書面指令等書面文件的拘束，但在法庭活動時得本於其法律確信而自由陳述意見，不受上級指令的拘束。基於檢察一體原則，公訴檢察官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已就被告的犯行具體求處無期徒刑，則其後於原審量刑辯論程序時，卻又論告主張：「無期徒刑已經符合最低的門檻，但如果各位認為死刑是適當的，請各位勇敢的去做出判決」，依照前述說明所示，顯有違「禁反言」原則，並悖離檢察官是公益代表人的職責。然而，公訴檢察官既然已經論告主張被告所為犯行不排除判處死刑是適當的，則其以被告的犯罪行為已該當「情節最重大之罪」，請求判處被告死刑作為上訴理由，尚難認有違「禁反言」原則。雖然如此，本件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等情，已如前述；且檢察官明知司法實務就同類型的案件判處無期徒刑符合量刑行情，亦未具體說明原審量刑所依憑的事實及裁量有何不當；何況檢察官對被害人或告訴人提起上訴的請求，本有裁量之權，不受請求的拘束，如檢察官裁量的結果，認為所為具體求刑並無不當，自應對此請求予以駁回，以示擔當（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170號刑事判決同此意旨），自不能徒憑被害人家屬具狀請求上訴，任意指摘原審判決所為量刑的結果有所違誤。是以，檢察官以被告所為是「情節最重大之罪」，上訴指摘原審判決量刑過輕，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四、被告上訴意旨雖主張：吳佳慶醫師所出具的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及量刑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對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再為鑑定等語。惟查：　㈠行國民參與審判案件的第二審，就證據調查的角度而言，是採取「限制續審制」，已如前述。而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111 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就已於本案偵查或審理程序中鑑定之同一事項再行聲請鑑定者，宜說明其認有重新鑑定必要之具體理由。」立法理由並敘明：「如特定事項已於本案偵查或審理程序中鑑定，當事人、辯護人再行聲請鑑定者，宜說明有重新鑑定必要之具體理由，如：未及審酌之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之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爰訂定本條。至於偵查或審判中實施之鑑定，當事人或辯護人如因未能事先陳述意見或提出資料，對其基礎資料、原理或方法、鑑定人之專業性等事項有所疑問，如無法藉由請求他造開示證據或面談鑑定人方式釐清疑惑之處，而仍認為確有未及審酌之資料足以影響鑑定結果，或仍無法解消對鑑定之原理或方法、鑑定人專業性之疑慮者，當屬本條所稱具體理由，附此說明。」等內容。這說明當事人或辯護人於偵查或審判中實施鑑定時，如已能事先陳述意見或提出資料，除非有發生未及審酌的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的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情況，當事人、辯護人於國民法官法庭的第一審程序本不得就同一事項再行聲請鑑定，則於上級審時自應同受此規定的限制。又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8條規定：「當事人、辯護人聲請調查證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宜考量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切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第305條第1項、第306 條、第307條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度可能（第1項）。 ……第一項證據曾經第一審法院調查者，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性時，並宜考量該證據於第一審是否調查未盡完備，而有再行調查之需要（第3項）。」是以，第二審法院於判斷新證據是否有調查必要時，亦宜審酌如調查該證據後，單獨或結合先前經第一審合法調查的證據，予以綜合判斷結果，是否有撤銷第一審判決的高度可能性。　㈡刑法第19條有關責任能力有無的判斷標準，是兼取生理學及心理學的混合立法體例。生理原因部分，以行為人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的辨識其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的能力，是否全然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其中「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的生理原因要件，事涉醫學上精神病科的專門學識，非由專門精神疾病醫學研究之人員或機構予以診察鑑定，不足以資判斷，自有選任具該專門知識經驗者或囑託專業醫療機構加以鑑定的必要。因此，行為人是否有精神障礙（如罹患思覺失調症、腦神經創傷精神病）或其他心智缺陷（如智能不足、精神官能症）等生理原因，由於事涉精神醫學的專業知識，必須仰賴各領域的專家提供鑑定意見，法院在無足資形成判斷之基礎事實認知的情況下，除非鑑定意見本身有形式上可見的疑慮，否則仍應依賴醫學鑑定，不宜逕自推翻鑑定意見所認定的事實。而「魏氏成人智力量表」中文版自推出以來，常被臺灣社會用於鑑定資優、智能不足等特殊成人的認知強弱項衡鑑工具，依其測驗結果可獲得語文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與處理速度等4項組合分數。依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WAIS-III）中文版說明，智商（IQ）低於70者，稱之為「智能障礙」，又可細分為輕度、中度、重度；IQ高於130 者，稱之為「資賦優異」；IQ在70-85的人，稱之為「邊緣智能」（Borderline Intellectual Functioning，以下簡稱BIF），亦即沒有到達智能障礙的程度，但智力又較常人低；大多數人的IQ介於85-115之間；IQ在115-130者較一般人聰明。其中的輕度智能不足（51-67）及最輕度智能不足（68以上）均應歸納在有責任能力範圍內，僅於同時併有精神障礙，才能判定為限制責任能力人（張麗卿，〈精神病犯的鑑定與監護處分－兼談殺警案與弒母案〉，月旦法學雜誌第 309期，第63頁）。是以，如行為人經施以「魏氏成人智力量表」中文版測驗結果，其IQ列在「邊緣智能」時，如無同時併有精神障礙等生理原因，尚難認行為人符合刑法第19條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的要件。　㈢原審依辯護人的聲請，就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為何，委由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經營，以下簡稱萬芳醫院）的吳佳慶醫師進行鑑定，萬芳醫院已於113年1月29日出具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原審卷六第15-94頁），可知辯護人於原審實施鑑定時，已事先就此事宜陳述意見並提出資料。而該精神鑑定報告書有關被告「智力與認知功能評估」欄位中，表明是以「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作為被告智力評估的工具，其中有關被告的「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5、「類別描述」為：正常中下智能（原審卷六第73頁），卻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原審卷六第86頁）；同時，在「鑑定結論」中雖敘明：被告在本案發生前，自106年10月起即有持續至精神科門診就醫紀錄，而有持續性憂鬱症，但推斷該症狀於本案發生當日即使仍有殘存，仍屬輕微、穩定的狀態，對他涉案情節難謂有具體貢獻（原審卷六第85頁）；最後，該鑑定結論判定被告：「於本案發生時，其鬱症症狀或酒精使用對於本案涉案行為無明顯影響程度，且並未顯著影響其判斷或控制能力之展現」（原審卷六第94頁）。是以，吳佳慶醫師既然具有精神醫學的專業知識，他受法院委託就被告的生理原因作出前述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且當事人亦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該鑑定內容自足以法院判定被告行為時的辨識能力與自我控制能力是否欠缺或顯著減低的佐證。　㈣吳佳慶醫師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提示鑑定報告書第72頁〉問：第72頁心理衡鑑當中，報告裡面把被告的智商寫成86，請問全量表智商是85還是86，對於報告的結論有沒有影響？）這部分的全智商量表應該是85，所以在結論第72頁的部分應該更正為85，至於85、86對於最後的刑法第19條的結論並沒有影響」、「（問：第59頁全量表智商85，信心區間81到 89的被告，是否有落入DSM-5跟ICD-10關於BIF的範疇之中？）如果要從DSM-5來看認知功能障礙或認知功能不足這件事情，除了看制式的量表分數，必須要看他的功能，意思就是說，從上一版的診斷手冊裡面，我們單純只強調客觀的魏氏智力的分數來做一個智能不足的診斷，但是在新一版的診斷手冊裡面，我們除了看客觀的智能分數以外，我們還必須要去評估受測者他自己在日常生活上面的功能是否有顯著的障礙，才能來判斷他是否有智能不足的狀態」、「（問：……被告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評估的結果，認為他的全量表智商的分數是85分，可以為我們說明一下，在這個85分的狀態下，類別描述是正常中下智能，在這個分數的情況下，具體而言，被告對於他理解他生活中的現實或者是控制他行為的影響，具體而言是什麼呢？還是說不能直接用這個魏氏智力量表作為一個單一評斷的標準？）我們原則上不能單一用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來評斷他有沒有辨識能力跟控制能力的缺損，在魏氏智力量表裡面所呈現的分數，這裡的類別描述裡面是正常中下智能，意思就是說他其實跟正常人一樣，只是他俗語稱的是比較笨的一般正常人，大概是這樣子。而為什麼其實全智商量表最後結果是85分，其實各位可以看到有一個項目，其實處理速度相對來說是慢的，這件事情跟被告本身不管是在說話、行為、想法都比較慢的個性特質上有關，所以在魏氏智力量表裏面其實會受到你做這個測驗的速度而影響你的分數，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其實被告是在收押的環境當中來做這個智力測驗的，本來在收押的環境當中，因為刺激跟外在的應變能力其實都會有逐漸減損的可能，那這件事情在這個時候來做這個魏氏智力量表，是否能夠完全真實的反映他本來在一般社會情境當中的智能，其實也是一個可以再討論的事情，意思就是說，其實在判斷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裡頭，我們能不能直接去討論他的辨識能力，直接了當的，比如說他如果智能不足60分，是不是有辨識能力直接缺損，我覺得這件事情跳到結論也有點太快了，所以還是必須要回去去看看他在日常生活當中，在本案發生情境的前後當中所做的這些行為表現，才能夠來了解他是不是有辨識能力的缺損。（問：方才辯護人有提到BIF，不管是翻譯成邊緣智力或邊緣性智力也好，可以幫我們簡單再介紹一下BIF 在醫學上的定義以及把他區分出來的原因嗎？）　　剛剛在休庭的時候我有去搜尋了什麼是BIF這件事情事，BIF 其實看起來是我們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一個診斷方式，它其實在講的就是現在的Functioning這件事情，因為以前其實在沒有那麼強推魏氏智力量表，而且當時候魏氏智力量表可能是第一版跟第二版的時候，是採用BIF的這個診斷方式，這個診斷方式其實不能夠用來相比等同於我們現在的第四版的智力量表的分數……（問：本案被告的狀況有符合你剛剛描述的定義或狀態嗎？）如果就以分數來說，我們稱的就是邊緣智能不足，我們退回到上一版的診斷手冊來看，要求的其實就是70到85分的這個區間，即使在這區間裡頭，被告其實都是這區間的上限，其實我會認為因為被告的處理速度拖垮了他整個智力分數很多，大家可以看他的知覺推理分數其實可以到達90幾，所以我們會認為其實某個程度他不符合邊緣智能不足的這個範疇，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被告在日常生活裡頭，幾乎不需要任何人協助他治理他的日常生活，所以我們不認為被告其實有邊緣智能不足」等語（原審卷三第316-317、334-336頁）。由此可知，萬芳醫院所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雖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實際上對於被告得否適用刑法第19條的結論並沒有影響，因為不能單一用魏氏智力量表的分數來評斷他有沒有辨識能力跟控制能力的缺損，而需視被告在日常生活當中、在本案發生情境所作的行為表現，才能了解；至於被告的全量表智商85雖落入「邊緣智能」（BIF）的範疇，但這是「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以前的一個診斷方式，這個診斷方式不能用來等同於現在使用的第四版智力量表的分數；何況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有語文理解、知覺推理、工作記憶及處理速度等四項組合分數，而被告的知覺推理確實獲得高分。　㈤綜上，原審依照萬芳醫院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及吳佳慶的鑑定意見，再參酌被告的學歷為臺北市開南高級中學畢業，畢業後先後在華國大飯店、中山北路三溫暖、國泰醫療財團法人國泰綜合醫院任職退休後，至精神科診所任職直到診所於112年2月底結束營業，認定被告有正常就學、就業的經歷，難認被告因為智能而有辨識能力或控制能力顯著降低的情事，核屬有據。至於萬芳醫院出具的司法精神鑑定報告書，雖於「心理衡鑑」欄位誤載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6，但該報告書的「智力與認知功能評估」欄位中所記載的被告「全量表智商」分數為85，顯見吳佳慶在作成鑑定意見時，並不是依據錯誤的數據而判定，即非顯然錯誤而得逕自推翻該鑑定意見所認定的事實。何況依照前述說明所示（肆、四、㈡），依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三版的說明，被告智商分數8 5雖屬「邊緣智能」（BIF），並沒有到達智能障礙的程度，僅是智力較常人為低而已，加上被告並無同時併有精神障礙等生理原因，即難認被告符合刑法第19條所規定不罰或減輕其刑的要件。是以，吳佳慶所作成的鑑定報告，並未出現：未及審酌的資料、基礎事實變更、鑑定人專業性有疑問、鑑定的原理或方法有疑問等情況，則依照上述規定及說明所示（肆、四、㈠），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吳佳慶醫師所出具的鑑定報告出現顯然的錯誤，可能影響責任能力減輕、量刑因子並未被充分審酌，應有對於被告行為時的責任能力再為鑑定等語，亦不可採。　　　伍、結論：　　綜上所述，本件原審的事實認定並未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亦無具體理由可認原審對被告所為的量刑有認定或裁量的不當，或有於原審言詞辯論終結後出現足以影響科刑的情狀，更無其他判決不當或違法的情事。是以，檢察官及被告的上訴均無理由，均應予以駁回。陸、適用的法律：　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本案經檢察官蕭永昌偵查起訴，於檢察官李明哲、廖彥鈞提起上訴後，由檢察官蔡偉逸在本審到庭實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廖建瑜　　　　　　　　　　　　　　　　　　　　　　　　　　　　法　官　文家倩　　　　　　　　　　　　　　　　　　　　　　　　　　　　　　　　　　　　　　法　官　林孟皇本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邵佩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7　　日

2024-11-27

TPHM-113-國審侵上重訴-1-20241127-1

交簡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82號上訴人即被告黃文潭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7月9日所為1 13年度交簡字第807號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 12年度調院偵字第473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上訴人即被告黃文潭已明示：本案僅就原判決刑之部分上訴等語（見簡上卷第45-46頁），並就原判決關於犯罪事實及罪名部分具狀撤回上訴（見簡上卷第53 頁），故本院審判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等其他部分。本案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均以原判決之記載作為基礎（如附件）。二、上訴意旨略以：我與告訴人謝秋香已調解成立，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等語。三、按關於刑之量定及緩刑之宣告，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其未有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或濫用其權限，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此有最高法院75年台上第70 33號（原）刑事判例意旨可參。又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此有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考。查原審已審酌上訴人違反注意義務之情節、告訴人所受之傷害及損害、上訴人之犯罪後態度、素行及其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社會生活經驗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客觀上並無明顯濫用自由裁量權限或輕重失衡之情形，所處刑度與罪刑相當原則及比例原則無悖。上訴人雖於上訴第二審後之民國 113年9月20日與告訴人調解成立，承諾於113年10月21日前賠償告訴人新臺幣（下同）70,000元，有調解筆錄在卷足憑（見簡上卷第81-82頁），然上訴人逾期仍未履行，業據告訴人當庭陳明（見簡上卷第88頁），被告亦自承明白，有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在卷足憑（見簡上卷第91頁），是原判決所據之量刑因子並無實質變動，難認原審量刑有何過重之處。是以，上訴人請求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四、上訴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為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洪敏超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建論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筑萱　　　　　　　　　　　　　　　　　　法　官　吳旻靜　　　　　　　　　　　　　　　　　　法　官　王沛元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紹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交簡字第807號聲　請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黃文潭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2年度調院偵字第47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文潭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伍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犯罪事實：黃文潭於民國112年3月21日晚間8時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沿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 4段與基隆路4段交岔口之圓環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於行駛至接近該圓環與基隆路4段路口處，擬右轉進入基隆路4段之際，本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狀況為天氣晴、夜間自然光線、有照明、柏油路面正常乾燥、路面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況，其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黃文潭竟疏未注意及此，即貿然前行，適有謝秋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在黃文潭所駕駛營業小客車之右前方，沿同路段往同方向行進，黃文潭所駕駛營業小客車之右前側遂與謝秋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之左側發生擦撞，謝秋香因此人車倒地，並受有頭部外傷腦震盪、手肘挫傷、失憶症及暈眩等傷害。二、證據部分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如附件)之記載。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被告於本案肇事後，即向到場處理員警坦承肇事，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接受裁判，符合自首條件，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予以減輕其刑。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違反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之行車注意義務，因而肇致本件車禍事故，造成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應予非難。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然迄尚未與告訴人謝秋香達成和解並賠償其損失之犯後態度，以及被告之素行狀況(見本院卷第11頁至第16頁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之記載 )，暨被告於警詢時自陳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社會生活經驗(見偵卷第9頁)、告訴人所受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戒。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六、如不服本判決，應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敘明上訴理由(附繕本)，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本案經檢察官洪敏超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9　　日　　　　　　　　　刑事第九庭　法　官　吳家桐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教示，略］　　　　　　　　　　　　　　　　　　　　　　　　　　　　書記官　呂慧娟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10　　日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　　　　　　　　　　　　　　　　　 112年度調院偵字第4734號　　被　　　告　黃文潭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為宜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黃文潭於民國112年3月21日晚間8時4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 0-0000號營業小客車，沿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4段圓環由南往北方向行駛，於右轉駛入基隆路4段之際，本應注意汽車行駛時轉彎車應禮讓直行車先行，以避免危險或交通事故之發生，且依當時天氣晴、夜間自然光線、有照明、柏油路面正常乾燥、路面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況　　，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竟疏未禮讓同向直行車先行，而貿然前行，適有謝秋香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由南往北方向直行駛至，遂與黃文潭駕駛之上開車輛發生碰撞，謝秋香因受有頭部外傷腦震盪、手肘挫傷、失憶症及暈眩等傷害。二、案經謝秋香訴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　　㈠被告黃文潭之自白。　　㈡告訴人謝秋香之指訴。　　㈢臺北市政府警察局A3類道路交通事故調查紀錄表，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當事人登記聯單，監視錄影檔案擷取畫面翻拍照片2張、現場及車損照片7張。　　㈣告訴人之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財團法人臺北醫學大學辦理之診斷證明書1紙。　　㈤監視器檔案、檢察官指揮檢察事務官製作之勘驗報告。二、所犯法條：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逕以簡易判決處刑。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2　　日　　　　　　　　　　　　　　　檢　察　官　洪敏超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7 　　月　　2 　　日　　　　　　　　　　　　　　　書　記　官　陳淑英［教示，略］

2024-11-22

TPDM-113-交簡上-82-20241122-1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毀棄損壞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易字第649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王德麗上列被告因毀棄損壞案件，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110 年度偵字第2451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0年度簡字第1560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一、王德麗犯毀損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並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壹年。二、扣案水果刀壹支沒收。三、被訴毀損附表所示車輛部分，均公訴不受理。　　事　實一、王德麗基於毀損之犯意，於民國109年8月18日凌晨1時11分至1時33分許，在臺北市文山區汀州路Ｏ段ＯＯＯ巷ＯＯ弄內，手持水果刀刮損王ＯＯ所有之車牌號碼T3-ＯＯＯＯ號自用小客車之左側車頭及車身，另持釘子刺破該車左後輪胎，足生損害於王ＯＯ。二、案經王ＯＯ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甲、有罪部分：壹、程序方面：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王德麗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悉經當事人明白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易卷二第184-192頁），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本案之待證事實具有自然關連性，核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事由，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 1項所定傳聞法則例外之同意法則，認有證據能力。二、本判決所引用之其他非供述證據，與本案事實具自然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貳、實體方面：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見偵卷第179-181頁、易卷二第192頁），並有證人即告訴人王ＯＯ警詢證述可佐（見偵卷第65-66頁），且有行車執照影本、車籍資料、車損照片、扣押筆錄及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在卷足憑（見偵卷第69-71、98-101、105-119頁），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其犯行已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　㈡刑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第2項規定：「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查被告為思覺失調症患者，於本案行為時處在精神病急性發作狀態，犯案後被送至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急診，當日住院，住院期間仍呈現明顯精神病症狀，持續堅信身受「電波」干擾。嗣被告於精神鑑定會談中表示：在案發前 1、2週被「電波」折磨得非常厲害，自己胸部、膝蓋還有其他身體部位都受到「電波」攻擊，並且無法入睡；此「電波」攻撃的原因是要打「人權戰」，曾多次詢問「對方」，「對方」都拖延或失信——原本說要攻撃要結束，但又持續——因此，想要報復「對方」，認為只要破壞居家附近車輛「對方」就必須負責等語。是以，被告於行為時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已顯著減低，業經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鑑定明確，有同院區113年5月28日精神鑑定報告書在卷足憑（見易卷二第53-56頁）。故被告之責任能力顯著減低，應依刑法第19 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擅自毀損告訴人王ＯＯ之車輛，致其受有財產上損害，確屬不該；惟念被告罹患思覺失調症，身心狀況不佳，且其到案後坦承犯行，犯罪後態度良好；兼衡其自陳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及其現已退休，獨居，有一名成年子女居住在美國，無須扶養其他親屬之生活狀況（見易卷二第192頁），量處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三、監護處分：　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保安處分之措施本含社會隔離、拘束身體自由之性質，其限制人民之權利，實與刑罰相同，則本諸憲法保障人權之意旨與刑法之保護作用，法院於適用該法條而決定應否執行特定之保安處分時，即應受比例原則之規範，俾保安處分之宣告，能與行為人所為行為之嚴重性、行為人所表現之危險性及對於行為人未來行為之期待性相當。又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亦有明定。則依其反面推論，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並不當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而應回歸適用同法第2條第1項之規定「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而為新舊法比較。又刑法第87條第1項所定施以監護之方式，不問修正前後均有「令入相當處所」之執行方式，是上開監護處分，屬具有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應無疑義。　⒉被告行為後，刑法、保安處分執行法監護處分相關規定業於1 11年2月18日修正、同年月20日施行。修正前刑法第87條規定：「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有第 19條第2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二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修正後刑法第87條規定：「因第19條第1項之原因而不罰者，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有第19條第2 項及第20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但必要時，得於刑之執行前為之。前二項之期間為5年以下；其執行期間屆滿前，檢察官認為有延長之必要者，得聲請法院許可延長之，第一次延長期間為3年以下，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期間為1年以下。但執行中認無繼續執行之必要者，法院得免其處分之執行。前項執行或延長期間內，應每年評估有無繼續執行之必要。」形式上觀之，修正前後之刑法第87條第3項規定，監護處分期間均為5年以下，但修正後之該規定，則可由檢察官聲請延長監護期間，故若監護處分期間得延長，顯然並未較修正前規定更有利於行為人，則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規定，本案自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7條之規定，以判斷是否有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之必要，並定其監護處分之實施期間。　⒊又我國監護處分之執行，依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規定，檢察官應按其情形，指定令入司法精神醫院、醫院或其他精神醫療機構接受治療，或令入適當精神復健機構、精神護理機構、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處所接受照顧、照護、復健或輔導，或接受特定門診治療、交由其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照顧，亦得為其他適當處遇措施，以使受監護處分人適時接受適當方式之監護，有效達成監護處分之目的。故監護處分之態樣本可由檢察官按個案情形指定適當處所為之，而修正後之刑法第87條第1項將「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予以明定，僅將保安處分執行法所規定執行監護處分之方法及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對於執行監護處分之方式與修正前實務作法，並無不同。惟法院裁判時，於依刑法第2 條第1項前段規定比較新舊法後，適用較有利於行為人之修正前刑法第87條規定，施以監護處分，允宜同為「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之主文宣告，表明保安處分執行法所規定執行監護處分之方法一體適用於修法前後之受處分人，以免爭議，此觀刑法第87條之修正理由自明。　⒋以上有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3922號判決意旨可參。　㈡修正前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規定：「有第十九條第二項及第二十條之原因，其情狀足認有再犯或有危害公共安全之虞時，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施以監護。」查被告於案發後改至萬芳醫院就診，然其於110年7月26日至 112年9月11日期間，共返診19次，其中111年5月2日及111年 6月13日較原本預定28天返診分別延後6天及14天，112年5月 22日返診距上次原預定回診日期延後達168天，此期間病歷紀錄症狀仍存且相較更早期之紀錄更為惡化，此外亦無法從目前資料中得知被告是否規則服藥。又被告自112年9月11日起即無再行前往精神科就醫之紀錄，有被告健保就醫紀錄、其於萬芳醫院之病歷在卷足憑（見易卷二第59-63、73-149 頁）。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據此考量被告獨居，且無法規則返診且症狀亦有逐漸惡化之情形，如症狀惡化導致病情復發，對其再犯之風險可謂不低，認為有對被告有施以監護處分之必要，並建議監護期間以1年為限。其監護處分之方式，可根據保安處分執行法第46條第1項第4、5款，建議優先以交由法定代理人或最近親屬照顧及接受特定門診治療為之，有同院113年7月29日函文在卷可據（見易卷二第159- 160頁）。爰依修正前刑法第87條第2項前段、第3項前段規定及上述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宣告被告應於刑之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令入相當處所或以適當方式，施以監護1年。四、沒收：　㈠扣案之水果刀1支，屬於被告所有而供犯罪所用之物，應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沒收之。　㈡被告用以刺破輪胎之釘子，雖屬被告所有而供犯罪所用之物，但未據扣案，且屬日常生活常見之物，並無特殊之危險性，因認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沒收或追徵。乙、公訴不受理部分：壹、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意旨略以：被告另於上開時、地，手持水果刀破壞附表所示3輛自用小客車，致該等自用小客車受有如附表所示之損害，嚴重減損該等自用小客車外觀上之美觀效用及烤漆保護車體效能，並致如附表編號1之車輛輪胎損壞而不堪使用，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吳ＯＯ、徐ＯＯ及李ＯＯＯ。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嫌等語。貳、按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應自得為告訴之人知悉犯人之時起，於6個月內為之；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又告訴乃論之罪，未經告訴或其告訴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7條第1項、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定有明文。所謂「未經告訴」，包括未經合法告訴者在內，此參司法院院字第2383號解釋意旨即明。附條件之告訴，如其所附之條件對告訴之意思有決定性之影響者，即與告訴不可分離，其告訴之意思即不確定，亦屬未經合法告訴，有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108年度上易字第250號判決意旨可參。參、檢察官認為被告上述行為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依刑法第357條規定，須告訴乃論。查告訴人吳ＯＯ於109年8月18 日警詢中陳稱：「如果對方願意賠償我的損失，我就不針對此事提［告］；如果對方不賠，那我只好提出毀損告訴」（見偵卷第25頁），則其是否提出告訴，繫於被告是否民事賠償之條件，其告訴與所附條件不可分離，其告訴意思不確定，應認被告被訴毀損附表編號1所示車輛部分未經合法告訴。至就被告被訴毀損附表編號2、3所示車輛部分，告訴人徐ＯＯ、李ＯＯＯ已於本院辯論終結前分別具狀撤回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足稽（見簡卷第25頁、易卷二第195頁）。是以，被告被訴毀損附表所示車輛部分，均應諭知不受理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3 條第3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李建論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第七庭法　官　王沛元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洪紹甄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54條毀棄、損壞前二條以外之他人之物或致令不堪用，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附表編號告訴人車牌號碼損害情形 1 吳ＯＯ 8ＯＯＯ-HE 車身割損、左側兩個輪胎遭刺破 2 徐ＯＯ 2ＯＯＯ-QJ 前引擎蓋、車左側從引擎沿車門至後車廂刮損 3 李ＯＯＯ 1ＯＯＯ-MQ 車頭、引擎蓋、左側前後門側刮損

2024-11-22

TPDM-110-易-649-20241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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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傷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309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皓明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1949 號），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自白犯罪（113年度審易字第234 6號），本院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張皓明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張皓明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之自白（見本院審易字卷第53頁）」外，其餘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二、論罪科刑之依據：　㈠核被告張皓明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故對告訴人林泰成心生不滿，不思克制情緒及理性處事，竟率予傷害告訴人，顯乏尊重他人身體法益之觀念，所為實有不該；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惟迄未能與告訴人和解並賠償損失；復考量告訴人表示：我現在心裡很害怕，很怕再被被告打，被告沒有跟我道歉，也沒有主動要賠償我，還說是正當防衛，把我摔到地上全身是傷，工作都做不下去，就是因為被告的傷害，害我沒有辦法照我的生涯規畫進行，希望從重量刑等語之意見（見本院審易字卷第54頁）；併參以被告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以賣車為業、月收入新臺幣3萬元至3萬5,000元、已婚、需扶養1名子女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審易字卷第54頁）暨其犯罪之動機、目的及手段、本案情節、告訴人傷勢及所受之侵害程度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　三、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四、如不服本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須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錢明婉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巧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　法　官　葉詩佳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巫佳蒨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1949號　　被　　　告　張皓明　男　52歲（民國00年0月0日生）　　　　　　　　　　　　住○○市○○區○○路0段00號7樓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張皓明為臺北市○○區○○路0段00號之極美山莊社區之住戶，於民國112年10月22日上午8時43分許起，在上址社區地下1 樓，因不滿擔任該社區代班保全之林泰成在警衛亭看手機、追劇，未在車道指揮交通，竟基於傷害之犯意，在上址社區地下1樓警衛亭及1樓大廳、將林泰成摔倒在地，以頭槌林泰成頭部等，致林泰成受有臉部鈍挫傷、鼻子撕裂傷、右側踝部鈍挫傷、右側手肘鈍挫傷、左側下肢鈍挫傷、右上腹部鈍挫傷等傷害。二、案經林泰成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與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 1 被告張皓明經傳喚未到庭，其於警詢時供述坦承是跟告訴人林泰成發生扭打，在扭打過程中，其頭部有撞到告訴人的頭及鼻樑之事實。 2 告訴人林泰成之指訴證明被告之上開犯罪事實。 3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辦理112年10月22日診斷證明書證明告訴人受有臉部鈍挫傷、鼻子撕裂傷、右側踝部鈍挫傷、右側手肘鈍挫傷、左側下肢鈍挫傷、右上腹部鈍挫傷等傷害之事實。 4 刑案現場照片24張、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本署113年7月4日勘驗報告1份證明被告傷害告訴人之事實。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三、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16 　日　　　　　　　　　　　　　　　檢　察　官　錢明婉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9 　　日　　　　　　　　　　　　　　　書　記　官　方宣韻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22

TPDM-113-審簡-2309-20241122-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違反性騷擾防治法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370號上訴人即被告高仰樂選任辯護人黃紘勝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 3年度易字第20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581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高仰樂緩刑貳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履行如附表所示事項，及完成陸小時之性別平等方面之法治教育課程。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部分：　　本案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僅上訴人即被告高仰樂提起上訴，並於本院準備程序明示僅針對科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59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院僅就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為審理，原判決關於事實、所犯罪名（原審認定被告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性騷擾罪，見原判決書第4頁）之認定等部分均已確定，而不在本院審理範圍，連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理由及論罪法條，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如附件）。二、本案應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說明：　　被告於行為時為成年人，而代號AW000-H112828號（000年0 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之告訴人係未滿12歲之兒童，其故意對未成年之少年A女犯本案犯行，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三、上訴駁回之說明：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上訴後業與A女之母AW000-H112828A 達成和解，請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改判，並為緩刑之諭知等語。　㈡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的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 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原判決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科刑裁量之權限，就被告如原判決事實欄所載犯行，適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性騷擾罪，並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1項前段加重其刑，於量刑時審酌被告為一己私慾，明知A女為未滿12歲之兒童，竟藉捷運車廂人多擁擠之環境，乘A女準備下車而不及抗拒之際，以原判決事實欄所示之方式對A女為性騷擾，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利之觀念，對A女身心所生影響非輕，所為殊值非難。衡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之態度，及其雖於原審始終表示有調解意願，惟因A女及A女之母無意願致迄未能達成調解等情，暨其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復考量被告於112年5月間甫在搭乘公車時以徒手觸摸未成年少女臀部之方式為性騷擾行為，嗣與該案之被害人達成調解並撤回告訴，始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調偵字第1138號為不起訴處分等情，理應更加謹慎注意與他人肢體碰觸之分際，卻仍為本案犯行，足見其未因前案而有所警惕及悔悟；暨酌以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所生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4 月，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已具體說明科刑審酌之依據及裁量之理由，所為論斷，俱有卷存證據資料可資覆按。㈣經查，原判決於量刑時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如上開事實及理由欄三㈢所示之量刑因子，酌定被告應執行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其量定之刑罰，業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兼顧相關有利與不利之科刑資料，客觀上並未逾越法定刑度範圍，且對被告所應負擔之罪責予以充分評價，符合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並無濫用裁量權限之違法情形。被告雖自陳於上訴後業與A女之母達成和解，並提出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 1817號和解筆錄以資佐證（見本院卷第67至68頁），然審酌因被告係上訴後始坦承犯行，雖業與A女之母達成和解，惟並未履行完畢，是本院認以後述緩刑之宣告給予被告自新之機會為已足，尚不足以動搖原審所為之量刑。從而，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尚屬妥適，應予維持；被告上訴請求撤銷改判，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四、緩刑之宣告：　㈠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乙節，此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被告先前因一時短於思慮，致罹刑典，然其於犯後業已坦承犯行，知所悔悟，並積極與A 女之母達成和解，賠償A女所受損害，而亦A女之母亦表明願意給予被告自新機會等情，本院衡酌被告犯後確有知所悔悟與盡力填補A女所受損害之具體表現，而被告歷經此次偵審程序，當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受刑之宣告，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勵自新；為確保被告能如期履行和解之內容，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命被告應履行如附表所示和解之內容。另為深植被告之守法觀念，使其記取本案教訓，認除前開緩刑之宣告外，另有賦予被告相當程度負擔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6款規定，並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應完成有關性別平等之法治教育6小時，俾由執行機關能予適當督促，且由觀護人給予適時之協助與輔導，以期導正及建立其正確法律觀念，以防止再犯及觀其後效；復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規定，諭知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㈡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之1第1項、第2項規定，「成年人故意對兒童及少年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之罪而受緩刑宣告者，在緩刑期內應付保護管束。法院為前項宣告時，得委託專業人員、團體、機構評估，除顯無必要者外，應命被告於付保護管束期間內，遵守下列一款或數款事項：一、禁止對兒童及少年實施特定不法侵害之行為。二、完成加害人處遇計畫。三、其他保護被害人之事項」。法院於判斷是否屬於「顯無必要」時，應審酌被告犯罪時之動機、目的、手段、犯後態度、對被害人侵害程度、再犯可能性、與被害人之關係，及被告前有無曾經類似犯罪行為，或為一時性、偶發性犯罪等因素而為綜合判斷（立法理由第4點參照）。查被告與A女於本案前並未相識，且被告已坦承犯行，並與A女之母達成和解，本院亦課以被告前揭履行和解及法治教育之負擔，可認被告再犯之可能性甚低，是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認顯無必要再命被告於緩刑付保護管束期間遵守該條項所列各款事項，附此敘明。五、被告經本院合法傳喚，有本院送達證書在卷足憑（見本院卷第71頁），其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為一造辯論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條、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錢明婉提起公訴，檢察官江林達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遲中慧　　　　　　　　　　　　　　　　　　　法　官　黎惠萍　　　　　　　　　　　　　　　　　　　法　官　張少威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曾鈺馨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附表：一、被告高仰樂應給付告訴人AW000-H112828A新臺幣（下同）12萬元整。二、前項給付金額之給付方式：自113年10月15日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1萬元整，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以上付款由被告按期匯入告訴人AW000-H112828A指定帳戶：中國信託商業銀行重新分行，帳號：000000000000。」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201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高仰樂　　　　　　　　　　　　　　　　　　　　　選任辯護人　黃紘勝律師（法扶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性騷擾防治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581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高仰樂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五條第一項之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高仰樂於民國112年10月1日下午1時5分許，在臺北市大安區捷運文湖線大安站往忠孝復興站間之捷運車廂內，明知代號 AW000-H112828號（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 女）係未滿12歲之兒童，竟意圖性騷擾，基於成年人故意對兒童性騷擾之犯意，乘A女在捷運列車抵達忠孝復興站時準備下車而不及抗拒之際，站立在A女後方並以手掐捏A女臀部 1下，以此方式對A女為性騷擾行為得逞。二、案經A女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定有明文。經查，證人即案發時在捷運車廂內目擊之人唐○婷於警詢時所為證述，係被告高仰樂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屬傳聞證據，本案被告及辯護人既爭執此部分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40頁），而證人唐○婷於本院審理中已到庭具結作證，本院審酌證人唐○婷於警詢時所為陳述作成之狀況，與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較，非除該項傳聞證述外，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取得與其審判外陳述相同之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必要性」，是證人唐○婷於警詢時所為證述，對被告而言即無證據能力，不能作為本案被告論罪之依據。二、本案所引用之其餘供述及非供述證據，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均不爭執各該證據之證據能力，且亦查無依法應排除其證據能力之情形，是後述所引用證據均有證據能力。三、至被告及辯護人所爭執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所為證述之證據能力部分（見本院卷第40頁），因本判決未引用為本案認定事實之證據，爰不另贅述該部分證據之證據能力。貳、實體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有於事實欄所示之時間在該捷運車廂內，惟矢口否認有何性騷擾之犯行，辯稱：我沒有捏告訴人臀部云云；辯護人則辯稱：證人唐○婷始終無法具體證述被告係以哪一隻手、以何方式「捏」告訴人臀部，自難認被告確有為掐捏告訴人臀部之行為，且當時捷運車廂內人潮眾多，可能是被告的手在挪動身體的過程中不小心碰到告訴人而造成誤會云云。經查：（一）被告與告訴人二人於112年10月1日下午1時5分許，均在捷運文湖線大安站往忠孝復興站間之捷運車廂內等情，為被告所是認（見偵卷第9-11、101-102頁），核與證人唐○婷於本院審理中證述情節相符（見本院卷第64-71頁），並有本院勘驗筆錄暨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61-64、85-100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二）證人唐○婷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案發當天我有搭乘捷運文湖線，我在萬芳醫院站進站時就有因為被告的穿著注意到被告，後來在捷運車廂內看到被告用手捏告訴人的屁股，當時列車已經停了，告訴人往車廂外走出去，告訴人的媽媽跟弟弟走在她前面，我比告訴人晚一點下車，我是站在車廂內置物欄杆最靠近門的位置，被告捏告訴人屁股的時候是在我左手邊，車廂門旁邊的欄杆中間有空隙，因為我站的位置和角度關係，我有確切看到被告捏告訴人屁股的一瞬間，準備下車時才發現捏告訴人的人就是我在萬芳醫院進站時注意到的人，我下車的過程中都有一直看被告等語（見本院卷第64-71頁），核其上開所為證述內容，就其案發當日係先與被告於萬芳醫院站同時進站搭乘捷運，並在該捷運列車抵達忠孝復興站時係以何位置、角度目擊到被告掐捏告訴人臀部之行為及過程等情節，均證述具體明確，無何前後矛盾或違背常情之處，倘非其確有目擊上開情節之親身經歷而印象深刻，實難於本院審理中為如上證述內容。佐以證人唐○婷當日確係與被告同時在萬芳醫院站進站，並於該捷運列車抵達大安站後之下車過程中頻頻轉頭注視被告等情，此有本院勘驗筆錄暨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1-63、85-86、92-93、100 頁），與證人唐○婷前開證述內容相符，益徵其證述之目擊情節當屬真實可信。是被告確有於事實欄所示之時間、地點，乘告訴人在該捷運車廂內準備下車而不及抗拒之際，以手掐捏告訴人臀部等情，自堪認定。（三）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惟查：證人唐○婷於目擊被告以手掐捏告訴人臀部後，於下車過程中頻頻轉頭注視被告等情，已如前述，衡情倘非證人唐○婷確有目擊到被告當時係對於尚屬幼童之告訴人為上述性騷擾行為，證人唐 ○婷應不至於有前開不斷刻意注視被告之舉動。且觀諸證人唐○婷於本院審理中證稱：告訴人出車廂後，去找她的媽媽，告訴人在月台上有哭，我是出車廂後去找告訴人講這件事等語（見本院卷第69頁），其親身見聞告訴人於被告行為後係旋即在捷運月台上哭泣，足見案發時被告對告訴人所為，絕非僅屬乘客間在擁擠之捷運車廂內之合理肢體碰觸，益徵被告確有為上開掐捏告訴人臀部之性騷擾行為無誤。至證人唐○婷雖於本院審理中未能具體特定被告係以何手臂或以何方式捏告訴人臀部（見本院卷第66、69 頁），惟衡諸被告本案行為僅在一瞬之間，證人唐○婷之目擊時間甚為短暫，縱其未能就上開行為細節為具體記憶及證述，仍無礙於其就如事實欄所示之本案主要事實（即被告確有掐捏告訴人臀部乙節）所為證述之可信度。是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洵非可採。（四）而臀部並非我國一般社會生活及人際互動中所得令他人任意觸碰之身體部位，在互不相識之情況下，倘未經本人同意即刻意碰觸其臀部，當足以引起本人嫌惡之感，此已屬一般社會通念，於行為對象為女性甚且孩童時尤是。查本案被告與告訴人既互不相識，參以告訴人於被告行為後旋即於捷運月台大哭等情，已如前述，足見被告本案掐捏告訴人臀部之行為，確有性騷擾之意圖甚明。（五）從而，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一）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罪之規定，係對被害人為兒童之特殊要件予以加重處罰，乃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予以加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查：被告係00年0月生，於本案行為時為成年人，而告訴人係000 年0月生，於本案案發時為未滿12歲之兒童，參諸被告於行為時係近距離站立在告訴人後方乙情，有本院勘驗筆錄暨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62-63、88- 92、95-99頁），被告於行為時從告訴人身形觀之，自當對於告訴人為兒童知之甚詳。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成年人故意對兒童犯性騷擾罪。（二）起訴書雖未引用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 項前段規定，容有未洽，然起訴書犯罪事實欄已具體載明被告係對未滿12歲之兒童為性騷擾之事實，其社會基本事實同一，本院復已當庭諭知上開所涉法條（見本院卷第37 、60頁），無礙於被告訴訟上防禦權之行使，本院自得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予以審理，並依法加重其刑。（三）爰審酌被告為一己私慾，明知告訴人為未滿12歲之兒童，竟藉捷運車廂人多擁擠之環境，乘告訴人準備下車而不及抗拒之際，以事實欄所示之方式對告訴人為性騷擾，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利之觀念，對告訴人身心所生影響非輕，所為殊值非難。衡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之態度，及其雖於本院審理中始終表示有調解意願，惟因告訴人及告訴人母親無意願（見本院卷第45頁本院公務電話紀錄）致迄未能達成調解等情；其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案發時從事餐廳廚房洗碗工作、目前與父母同住等生活情況（見本院卷第77頁），並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見偵卷第87頁）；兼衡告訴人母親認為被告並無悔意之量刑意見（見本院卷第45頁）；復考量被告於112年5月間甫在搭乘公車時以徒手觸摸未成年少女臀部之方式為性騷擾行為，嗣與該案告訴人達成調解並撤回告訴，始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2年度調偵字第1138號為不起訴處分等情（見偵卷第105-106頁該案不起訴處分書），理應更加謹慎注意與他人肢體碰觸之分際，卻仍為本案犯行，足見其未因前案而有所警惕及悔悟；暨酌以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所生損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錢明婉提起公訴，檢察官葉芳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1　　日　　　　　　　　　刑事第四庭　　法　官　郭子彰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併科新臺幣10萬元以下罰金；利用第2條第2項之權勢或機會而犯之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

2024-11-20

TPHM-113-上易-1370-20241120-1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傷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935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姜孝珉選任辯護人易定芳律師被告廖祿禎上列被告等因傷害等案件，經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調院偵字第2095號），本院認不宜以簡易判決處刑（113年度交簡字第2124號），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姜孝珉犯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廖祿禎犯傷害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姜孝珉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14樓之3住戶，於民國113 年1月1日凌晨0時10分許，因不滿在家中聽聞噪音聲響，欲搭乘電梯下樓向社區管理委員會投訴樓上住戶傳出跑跳噪音事宜，見電梯自15樓下來，電梯門開啟之際，廖祿禎與其妻子及未成年子女共3人在內，竟基於傷害他人身體之犯意，徒手試圖將廖祿禎拉出電梯，廖祿禎見狀亦基於傷害人身體之犯意，隨即伸手按壓姜孝珉頭部，雙方因而自電梯內相互拉扯、扭打至電梯外，致廖祿禎受有右手擦挫傷之傷害；姜孝珉則受有左側臉頰鈍傷、眼周圍挫擦傷、胸部挫擦傷及左側足背部挫擦傷等傷害。二、案經姜孝珉、廖祿禎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　　理　由壹、關於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案據以認定事實之供述證據，公訴人及被告姜孝珉、廖祿禎2人（以下逕稱其名）迄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爭執其證據能力，經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且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至所引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事實具自然關聯性，且非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貳、認定事實所憑之理由及證據一、被告廖祿禎部分：　　上述事實業據廖祿禎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時坦承不諱（調院偵卷第23至27頁、本院易字卷第43、4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姜孝珉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述大致相符（臺北地檢署11 3年度偵字第7014號卷【下稱偵卷】第13至15頁、調院偵卷第23至27頁），並有姜孝珉之臺北市立萬芳醫院（下稱萬芳醫院）之診斷證明書、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12張、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暨本院勘驗筆錄等證據在卷可稽（偵卷第23 至29頁、本院易字卷第53至60頁），足認廖祿禎上述任意性之自白與事實相符，而可憑信。二、被告姜孝珉部分：　　訊據姜孝珉固坦承於上述時地有用手從正面拉廖祿禎脖子、出手搭其肩膀，要他去1樓討論噪音問題之事實，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並辯稱：我沒有打他，是廖祿禎一直攻擊我，廖祿禎的傷勢也是他打我時自己造成的云云（偵卷第14頁、調院偵卷第25頁）。惟查：　㈠於113年1月1日凌晨0時10分許，姜孝珉因不滿於其住所聽聞聲響過大，與廖祿禎有於大樓電梯內發生口角衝突等情，此部分姜孝珉並不爭執（調院偵卷第25頁），核與證人廖祿禎於偵查中之指述相符（調院偵卷第24頁），且有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1片暨本院勘驗筆錄等證據附卷可佐（本院易字卷第53至60頁），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　㈡姜孝珉在大樓電梯開門後，先出手攻擊廖祿禎，致廖祿禎受傷：　1.經本院審理時當庭勘驗卷附大樓電梯內之監視器錄影光碟後（有影像無聲音），可見：　⑴畫面顯示時間22：26：19至22：26：52（未校正時間）　　電梯門開啟，姜孝珉（身穿藍色長袖外套、黑色短褲、戴口罩）走進電梯，以左手勾住廖祿禎後頸，右手伸向電梯樓層鍵，廖祿禎妻子以手按住電梯開門鍵，姜孝珉左手自廖祿禎後頸處改放至廖祿禎左肩、左手食指指向上方，與廖祿禎對話。畫面顯示時間22：26：37時，廖祿禎以左手將姜孝珉的頭推向電梯門內側，姜孝珉以雙手將廖祿禎推至電梯內鏡子前，畫面顯示時間22：26：41時，廖祿禎以右手推姜孝珉頸部，姜孝珉以雙手推開廖祿禎左手後，以左手抓著廖祿禎左下臂，廖祿禎妻子按著電梯開門鍵，左手伸向廖祿禎與姜孝珉之間，姜孝珉放開廖祿禎手，倒退走出電梯。　⑵畫面顯示時間22：26：53至22：27：24（未校正時間）　　廖祿禎妻子按下電梯關門鍵，電梯門關上，姜孝珉以右手向廖祿禎示意走出電梯，再往電梯內前進、以雙手撐開電梯門，被廖祿禎妻子擋下，廖祿禎以右手食指指向姜孝珉，廖祿禎妻子按下電梯關門鍵，電梯門關上，廖祿禎以右手食指指向姜孝珉，姜孝珉往電梯內前進、以雙手撐開電梯門，廖祿禎以左手伸向姜孝珉頭部，姜孝珉隨即以右手抓住廖祿禎手腕。畫面顯示時間22：27：07時，彎腰同時，姜孝珉有往廖祿禎的背部方向伸手，廖祿禎掙脫後，將手中物品放在電梯地上，廖祿禎妻子攔住往廖祿禎靠近之姜孝珉，廖祿禎左手伸向姜孝珉臉部，姜孝珉以右手推向廖祿禎頭頸部，廖祿禎與姜孝珉往電梯外移動，兩人以雙手朝對方互推。　⑶畫面顯示時間22：27：25至22：28：18（未校正時間）　　電梯外1名男子、1名女子將廖祿禎、姜孝珉拉開，廖祿禎妻子按著電梯開門鍵並朝廖祿禎招手，再以左手將廖祿禎拉進電梯，廖祿禎撿起地上的眼鏡並戴上後倒退進入電梯，廖祿禎妻子關上電梯門、抱起小孩，廖祿禎撿起電梯地上物品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暨監視器畫面截圖在卷可稽（本院易字卷第53至60頁），則姜孝珉在見電梯門開啟後，即出手勾住廖祿禎後頸，再自廖祿禎後頸處改放至廖祿禎左肩，復與廖祿禎間互相拉扯推擠。　2.廖祿禎於案發後即當日凌晨1時9分至萬芳醫院急診驗傷，其傷勢經醫師診視後認為右手擦挫傷，有萬芳醫院診斷證明書及急診驗傷紀錄在卷可憑（偵卷第31頁、本院易字卷第25至 33頁），核其傷勢情形及過程亦與上述本院勘驗之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內容相符，足認廖祿禎之傷勢確為姜孝珉所致，則姜孝珉辯稱廖祿禎之傷勢為其自行招致，與其無關云云，顯與上述證據所證明之事實不符，而屬卸責之詞，並不足採。　㈢被告姜孝珉有傷害告訴人廖祿禎之故意：　　經本院勘驗卷附大樓電梯內之監視器錄影光碟，姜孝珉於電梯門一開啟後，即向廖祿禎伸手，未見電梯內尚有婦女與幼童在場，即開始理論，並多次要求廖祿禎走出電梯，廖祿禎一家欲搭乘電梯下樓離開，姜孝珉仍以雙手撐開電梯門，強行繼續與廖祿禎理論等情，而廖祿禎於警詢中亦陳：姜孝珉在電梯門打開後，沒有說任何話，就直接闖入從正面掐住我喉嚨，我把他推出去，雙方開始拉扯等語（偵卷第18頁），則姜孝珉僅因不滿夜間住宅噪音問題欲前往向管委會投訴及理論，見廖祿禎自樓上下樓，即心生不滿，而廖祿禎為保護在電梯內之妻小，亦出手回擊，堪認姜孝珉主觀上應有傷害廖祿禎之動機及意欲存在。　　四、綜上所述，被告姜孝珉上述所辯自難採信，本案事證已臻明確，是被告2人上述犯行洵堪認定，均應依法論科。參、論罪科刑一、罪名：　　核被告2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二、罪數關係：　　被告2人於同一之傷害犯意，在上述時間、地點，互相接續徒手毆打對方數下，各該行為之時間、地點密接，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為接續犯，而各論以包括之一罪。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本院審酌被告2人素昧平生，僅因社區樓上樓下之噪音問題，於電梯相遇時，竟不思控制情緒、尊重他人，循理性方式、合法途徑解決爭端，姜孝珉在電梯門一開啟，即對不相識之廖祿禎伸手勾脖搭肩，造成廖祿禎防衛心理，對於噪音問題無討論下，被告2人進而互毆，致雙方各自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且無視尚有幼童在廠，目睹暴力行為恐形成幼童內心陰影，實均屬不該；考量廖祿禎犯後坦認犯行，且表示不需姜孝珉賠償，另同意支付其醫療費用之態度，姜孝珉否認犯罪，且堅持無意和解之犯後態度，雙方均未能達成和解並賠償各自之損害，姜孝珉先出手傷害廖祿禎之起因、被告2人各自所受傷害程度；兼衡被告2人自述之智識程度、學經歷、家庭生活狀況（本院易字卷第49頁），暨被告2人犯罪動機、素行、目的、手段、情節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肆、不另為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另認姜孝珉所為本案傷害行為，亦造成廖祿禎受有竇性心搏過速之傷害。因認姜孝珉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二、廖祿禎於本案案發後至萬芳醫院急診，經診斷有右手擦挫傷、竇性心搏過速之傷勢，有萬芳醫院診斷證明書在卷可稽（偵卷第31頁），惟經本院調閱廖祿禎之病歷後，醫師醫囑記載：心跳過快可能是其他原因或是喝酒造成等語（本院易字卷第30頁），故尚難據此認定廖祿禎此部分竇性心搏過速與姜孝珉有關。三、因此部分傷勢原因尚屬不能證明，本應為無罪之諭知，惟姜孝珉此部分犯行倘成立，與上述經本院認定有罪之犯行間，有實質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謝奇孟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林于湄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法　官　洪甯雅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嘉玲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20

TPDM-113-易-935-20241120-1

監宣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監護宣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監宣字第632號聲請人楊惠淳相對人高素貞關係人杜珠麗上列聲請人對於相對人聲請監護宣告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宣告高素貞（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 ○○○○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選定楊惠淳（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 ○○○○○號）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之監護人。指定杜珠麗（女、民國○○○年○月○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Ｚ○○○○ ○○○○○號）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聲請費用由受監護宣告之人負擔。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楊惠淳為相對人高素貞之長女，相對人因○○○○，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無能力處理自己之事務，為此聲請對相對人為監護之宣告，並選定相對人之長女即聲請人楊惠淳為相對人之監護人，指定相對人之媳婦即關係人杜珠麗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二、按對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宣告，民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定有明文。又當事人、證人、鑑定人及其他依法參與家事事件程序之人之所在處所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審理者，法院認為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以該設備為之，家事事件法第十二條第一項定有明文。經查，聲請人所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親屬系統表、戶籍謄本、診斷證明書、相對人身心障礙證明為證，而本院於鑑定人即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吳佳慶醫師前以視訊訊問相對人之心神狀況，鑑定人鑑定意見認為：相對人高素貞於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三十日因跌倒前往就醫，經腦部核磁共振顯示○○○○○○○○○○○、○○○○○○○○○○○○，又合併○○○○○○○○○，經治療後出院，惟日常生活已無法自理，無法獨自站立、行走，置有鼻胃管並使用尿布，無法自行外出交通，已無購物行為，現與媳婦杜珠麗同住，並由外籍看護照顧一同協助生活。鑑定時，相對人無法言語，雙側上肢肢體肌力略顯下降，可自主活動，下側肢體無力且關節攣縮，可自發性睜眼，對疼痛刺激有反應，雖可轉動頭部觀察外界活動，惟無法與外界接觸活動或展現社交性互動。於心理評估，相對人於○○○○ ○○（OOOO）為零分、○○○○○（OOO）為三分、○○○○○○○（OOO）為零分，綜合行為觀察與檢測結果，相對人屬於○○○○○○，其生活自理及判斷能力呈現顯著障礙，基本生活功能完全仰賴他人照顧。綜上，相對人為「○○○○○○○○○○○○○○○○○○○○」，其對於複雜注意力、執行功能、學習和記憶、語言動作、社交認知、溝通表達能力等均呈現顯著障礙，已影響日常獨立生活之進行，又相對人因疾病導致無法以口語、非語言表達以及綜合所所知訊息進行綜合判斷，已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以及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法律與事實效果，經積極治療後，難謂有完全回復之可能，相對人應達監護宣告之程度（參見臺北市立萬芳醫院—委託臺北醫學大學辦理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萬院精字第一一三○○○九九二二號函附之精神鑑定報告書）。是相對人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之效果，爰為相對人監護之宣告。三、次按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置監護人。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應依職權就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主管機關、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並同時指定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法院為前項選定及指定前，得命主管機關或社會福利機構進行訪視，提出調查報告及建議。監護之聲請人或利害關係人亦得提出相關資料或證據，供法院斟酌。法院選定監護人時，應依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最佳利益，優先考量受監護宣告之人之意見，審酌一切情狀，並注意下列事項：㈠受監護宣告之人之身心狀態與生活及財產狀況。㈡受監護宣告之人與其配偶、子女或其他共同生活之人間之情感狀況。㈢監護人之職業、經歷、意見及其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㈣法人為監護人時，其事業之種類與內容，法人及其代表人與受監護宣告之人之利害關係。民法第一千一百一十條、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千一百十一條之一分別定有明文。經查，相對人對於日常生活起居無自理能力，無法與人言語交談，目前聘請外籍看護協助照顧，其現有活期存款新臺幣（下同）四百萬元，不動產四筆，每月領有榮眷退休金二萬三千元，每月支出七萬元。關係人與相對人共同居住，其對於相對人身心狀況、照護及財產狀況均了解，且互動關係良好，對於聲請人聲請監護宣告表示知情與贊同，並有意願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惟其亦有意願與聲請人共同擔任監護人，依其身心狀況穩定及智識程度，評估具有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之能力。而聲請人因非本轄區管之個案，故並未前往訪視，於本院鑑定程序時，聲請人及關係人均表示同意由聲請人擔任監護人、關係人擔任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有映晟社會工作師事務所一百一十三年九月二十日晟台成字第一一三○三一七號函附之成年監護訪視調查評估報告與本院同年十一月五日之鑑定筆錄在卷可考。四、本院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一條、第一千一百十一條之一規定，參酌上開訪視報告、聲請人所提出之親屬系統表、戶籍謄本、診斷證明書、相對人身心障礙證明等資料，及聲請人楊惠淳、關係人杜珠麗分別有意願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等情，認由聲請人楊惠淳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為適當，爰選定聲請人楊惠淳擔任相對人之監護人，另指定關係人杜珠麗為會同開具財產清冊之人，以保障相對人之權益。又監護人楊惠淳依民法第一千一百十三條準用同法第一千零九十九條之規定，於監護開始時，對於受監護宣告人高素貞之財產，應會同關係人杜珠麗於二個月內開具財產清冊並陳報法院，併此敘明。五、依家事事件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二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文衍正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對本裁定抗告，須於裁定送達後1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壹仟元。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書記官　李　欣

2024-11-20

TPDV-113-監宣-632-20241120-1

審簡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傷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簡字第2285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黃柏心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1697 號），因被告於本院訊問中自白犯罪，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爰不經通常程序（113年度審易字第1754號），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下：　　主　　　文黃柏心犯傷害罪，處拘役拾伍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證據部分應補充被告黃柏心於本院訊問中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三、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持辣椒水傷害告訴人余奕翔之行為情節，造成告訴人受有雙眼疼痛等傷害，兼衡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其雖表示有意願與告訴人調解，惟告訴人表示無意願等語，故尚未和解賠償，告訴人業已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求償，另參酌被告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自述從事安管救護，月薪約新臺幣4萬元，需扶養父母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四、被告所有供犯本案犯行所用之辣椒水，未經扣案，且無證據足認仍存在，爰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第454條第2項，刑法第277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 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六、如不服本件判決，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提起公訴，檢察官謝祐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11697號　　被　　　告　黃柏心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黃柏心（所涉毀損罪嫌部分，另為不起訴處分）於民國113 　　年2 月25日凌晨2 時16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0號前　　，因見駕駛車號000-0000號營業小客車之駕駛余奕翔向欲乘　　車之客人違規喊價，即先站在該營業小客車車頭處，要求余　　奕翔留在現場，再走近該營業小客車駕駛座旁車門，要求余　　奕翔下車，嗣余奕翔下車與黃柏心發生口角爭執後，返回駕　　駛座欲駕車離去時，詎黃柏心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辣椒水　　噴灑余奕翔之面部，致余奕翔受有雙眼疼痛之傷害。二、案經余奕翔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據名稱待證事實 1 被告黃柏心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矢口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辯稱：伊是朝車內噴灑，並不是朝告訴人的臉部噴灑云云。　　　　　　 2 告訴人余奕翔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之犯罪事實。 3 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行車紀錄器錄影光碟暨翻拍畫面、車輛內外照片、本署勘驗報告　　　　　　　證明被告與告訴人於上開時、地，因喊價問題發生口角爭執，被告朝告訴人所駕駛之營業小客車內噴灑辣椒水之事實。　　　 4 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診斷證明書　　　　　　　　證明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之事實。　　　　　　　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 條第1 項之傷害罪嫌。至扣案　　之辣椒水1 瓶，為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所用之物，請依刑法　　第38條第2 項規定，宣告沒收。三、至告訴及報告意旨認被告阻止告訴人離去現場，另涉犯刑法　　強制罪嫌。經查，告訴人駕駛上開營業小客車確實有向乘客　　喊價之情形，而被告對告訴人告知已報警，並請告訴人留在　　現場等候，嗣告訴人下車與被告爭論後又返回車上等情，有　　行車紀錄器錄影光碟、本署勘驗報告等附卷可參，堪認被告　　係認告訴人業已違反營業小客車相關營業規範而向客人喊價　　，故而要求被告留在現場等候警方到場處理，尚難謂係屬施　　用強暴手段，核與強制罪構成要件不符。嗣被告朝告訴人營　　業小客車內噴灑辣椒水乙節，乃係被告於告訴人下車與其發　　生爭執後始為之，並非於其最初要求告訴人留在現場時所為　　，顯見被告因係與告訴人口角後心生不滿，始朝車內噴灑辣　　椒水，亦難認被告上開噴灑辣椒水之行為係為要求告訴人留　　在現場而使用之，尚無從逕認被告主觀上係基於強制之犯意　　。惟此部分若構成犯罪，與前揭起訴部分係同一基本社會事　　實，具有法律上一罪之關係，應為起訴之效力所及，爰不另　　為不起訴之處分，併此敘明。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5　　月　　29　　日　　　　　　　　　　　　　　　檢　察　官　蔡期民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6　　日　　　　　　　　　　　　　　　書　記　官　姜沅均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50 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7 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1-19

TPDM-113-審簡-2285-20241119-1

審交簡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上字第32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光利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刑事庭中華民國113 年2月29日113年度審交簡字第45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第17323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甲○○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查本件檢察官不服原判決而提起上訴，被告甲○○並未上訴，檢察官僅就原判決有關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此有上訴書及審判筆錄各1份（見本院卷第11、67頁）在卷可查，本院自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審理，至於未表明上訴之其餘部分，非本院審判範圍，連同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均引用如附件原審判決書之記載。　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迄今亦未表現賠償告訴人乙○○之誠意，且其行經標有「停」字樣之支線道，未停車再開過失情節亦屬重大，是以審酌其被告之過失情節，及未有賠償誠意之犯後態度，原判決量刑實屬過輕，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三、上訴駁回理由：　　法官於有罪判決中，究應如何量處罪刑，為實體法賦予審理法官裁量之刑罰權事項，法官行使此項裁量權，自得依據個案情節，參諸刑法第57條所定各款犯罪情狀之規定，於該法定刑度範圍內，基於合義務性之裁量，量處被告罪刑。量刑之裁量權，乃憲法所保障法官獨立審判之核心，法院行使此項裁量權，亦非得以任意或自由為之，仍應受一般法律原理原則之拘束，即仍須符合法律授權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國民法律感情及一般合法有效之慣例等規範，尤其應遵守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之意旨，否則即可能構成裁量濫用之違法。次按量刑輕重，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者，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自不得指為違法。查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已坦承犯行，並有原審判決所引用之證據在卷可憑，足認被告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並審酌被告、告訴人各自肇事之過失情節，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因與告訴人就和解條件認知有所差距，未達成和解，暨被告自述：目前從事宗教界工作，收入靠他人的募捐，大學畢業，需要扶養母親及各13歲、10歲的未成年小孩等語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及犯罪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20日，並諭知以新臺幣1,000折算1 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已具體說明量刑之理由，故認原審之量刑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或有濫用自由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之情事，本院自應予以尊重並維持。是檢察官持前詞提起上訴，尚非有理由。四、末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緩刑要件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見本院卷第19頁）在卷可稽。審酌被告於犯後坦承犯行，且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達成調解，被告並已依約給付完畢等情，此有調解筆錄、公務電話紀錄等件（見本院卷第71、73頁）附卷可佐，堪認被告應係有悔意。本院衡酌上情及被告因一時疏誤而犯本案，認被告經此偵、審程序及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無再犯之虞，是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諭知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以啟自新。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8條、第373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宇倢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耀賢提起上訴，檢察官林秀濤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二十一庭　審判長法　官　程克琳　　　　　　　　　　　　　　　　　　　　法　官　卓育璇　　　　　　　　　　　　　　　　　　　　法　官　倪霈棻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張婕妤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審交簡字第45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 7323號），嗣因被告自白犯罪，本院裁定以簡易判決處刑（原案號：112年度審交易字第644號），判決如下：　　主　文甲○○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貳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犯罪事實要旨：　　甲○○於民國112年1月23日晚上9時21分許，駕駛車牌號碼0000- 00號自用小客車，沿臺北市文山區福興路106巷28弄（下僅稱路名）由北往南行駛，於同日晚上9時30分許，行經福興路106 巷28弄與福興路82巷交岔路口，欲左轉進入福興路82巷時，本應注意交岔路口若設「停」標誌之道路為支線道，且駕駛人駕駛汽車，行至無號誌而無交通指揮人員指揮之交岔路口，支線道車應暫停讓幹線道車先行，又依當時天候晴、夜間有照明、柏油路面乾燥無缺陷、道路無障礙物、視距良好，並無任何不能注意之情形，竟疏未注意及此，僅減速慢行即駛入該交岔路口，適乙○○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由福興路82巷由東往西方向駛至此，亦有未注意行經無號誌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之過失，乙○○見狀閃避不及，因緊急煞車而滑倒自摔，致乙○○受有雙側膝部、雙側手部擦挫傷等傷害。二、下列證據足證上開犯罪事實：　㈠告訴人乙○○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時之指述。　㈡道路交通事故現場圖、道路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車輛照片17張、臺北市政府警察局道路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臺北市車輛行車事故鑑定會鑑定意見書（案號：0000000000）、現場行車紀錄器畫面光碟、翻拍畫面、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勘驗筆錄、補充資料表、談話紀錄表、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　㈢告訴人提供臺北市立萬芳醫院診斷證明書1份。　㈣被告甲○○於本院訊問時之自白。三、按停車再開標誌，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必須停車觀察，認為安全時，方得再開。設於安全停車視距不足之交岔道路支線道之路口，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第58條第1項訂有明文。本件交通事故地點為無號誌交岔路口，且福興路10 6巷匯入該交叉路口前之停等線地面繪設有「停」之停車再開標線，有上開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現場照片可憑。查被告行至首揭交岔路口未依該標線指示停車確認安全後再行啟動，其駕車行為自違犯上開注意義務，告訴人騎車見狀緊急煞車而失控倒地，被告駕車行為自有過失，又告訴人因本件交通事故前往醫院治療，經診斷受有首揭傷害，從而被告之過失行為與告訴人之傷害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此外，按駕駛人駕駛汽車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定有明文。告訴人行至首揭無號誌交岔路口未減速慢行至可隨時停車之狀態，此從告訴人見被告汽車僅能採取緊急煞車之避撞措施即明，應認告訴人駕車行為就本件交通事故之發生亦具過失，特此敘明。四、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　㈡爰審酌被告、告訴人各自肇事之過失情節，並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因與告訴人就和解條件認知有所差距，未達成和解，暨被告自述：目前從事宗教界工作，收入靠他人的募捐，大學畢業，需要扶養母親及各13歲、10歲的未成年小孩等語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及犯罪所生危害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第3項，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六、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判決之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起上訴（須附繕本）。七、本件經檢察官劉宇倢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耀賢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宋恩同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鼎嵐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19

TPDM-113-審交簡上-32-2024111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