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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暴妨害性自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157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 AD000-A112378A(真實姓名年籍地址詳卷) 選任辯護人陳全正律師史洱梵律師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偵字第7521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AD000-A112378A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其餘被訴部分均無罪。　　事　實代號AD000-A112378A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父）與代號A D000-A112378號（民國00年0月○日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為父女，二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家庭成員關係。A父明知甲於110年8月31日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竟基於成年人對少年強制猥褻之犯意，於110年8月31日凌晨某時，在A父及甲當時位在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居所（地址詳卷）之和室，違反甲意願，徒手伸進甲衣服內觸摸甲胸部，而為強制猥褻行為1次得逞。　　理　由甲、有罪部分壹、證據能力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文。然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外，得為證據，同法第159條之1第2項亦有明定。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亦為同法第159條之2所明定。查： (一)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述，因其當時未滿16歲本毋庸具結，惟檢察官已告以仍應據實陳述（他第 17頁）；證人即甲網友代號0000000號(真實姓名詳卷，下稱A網友)、證人即甲高中輔導主任代號AD000-A112378C號( 真實姓名詳卷，下稱A師)、證人即甲高中學姐代號AD000-A 112378D((真實姓名詳卷，下稱B女)、證人即甲高中導師黃 ○綾於偵查中具結向檢察官所為之證述，均無證據證明有受外力干擾及影響，無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前開規定自有證據能力。又證人即告訴人甲業經傳喚到庭具結後接受檢察官、被告A父及辯護人交互詰問，而被告及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曾表示同意證人A網友、A師、B女、黃○綾於偵查中之證述有證據能力，且未聲請傳喚證人A網友、A師、B女、黃○綾而放棄對質詰問權(本院卷第39、40、278頁)，是前開證人等於偵查中之證述，均經合法完足調查，自得作為證據使用。 (二)證人即告訴人甲就上開時地，其如何遭被告猥褻、如何反抗、有無向其母反應等節於警詢時證述較完整明確(詳如下述)，然其於審理中多證稱不記得，但又證稱警詢時沒有說謊等語(本院卷第147、151、162頁)。審酌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時之證述距離案發時間較近，且當時被告、甲之母代號AD000-A112378B號(真實姓名詳卷，下稱A母)未到庭，較無受親情壓力或受其他不當影響，且其嗣於審判中接受交互詰問，亦未曾表示員警於警詢中有何違法或不當詢問情形，是其於警詢中之證述客觀上應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亦為證明被告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依前開規定，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證述與審判中證述不符部分，自有證據能力。辯護人主張前開證人等於警偵訊之證述為傳聞證據、未經交互詰問，無證據能力、不得為證據使用(本院卷第39、229 、230頁)，即無足採。 (三)至辯護人雖主張新北市政府保護案件法庭報告書、個案諮商服務摘要中A母與社工之訪談、甲輔導相關資料均為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本院卷第231頁)，然此部分本院並未援引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故不贅述證據能力之有無。二、按所謂「傳聞證據」，係指以審判外之陳述作為內容之證據，亦即透過人之意思活動予以傳達之證據。易言之，即陳述者經由知覺、記憶、表現、敘述或敘述性動作等過程傳達其所體驗之事實，故亦稱為「供述證據」；而與此相對者即為「非供述證據」（即非傳聞證據），亦即非透過人之意思活動予以傳達之證據，例如物證、書證等是。故證據究屬傳聞證據或非傳聞證據，必須以該證據所欲證明之待證事實為何（即證明旨趣），作為判斷之基礎。換言之，以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應屬傳聞證據；惟若屬於「代替供述之書面」或「間接之供述」時，書面本身之存在或供述本身之存在即為待證事實時，此證據並不屬於傳聞證據。此外，以證明該項供述本身存在，作為推認其他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或情況證據者，該項證據雖具有供述之形式，但因並非直接以其供述內容之真實性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據，仍非屬傳聞證據。是以文書作為證據資料使用時，依其性質、作用，有不同之屬性。倘以文書內容所載文義，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乃書面陳述，其為被告以外之人出具者，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其相關之傳聞法則規定適用；若以物質外觀之存在，作為待證事實之證明，即為物證之一種，無傳聞法則之適用，原則上具有證據能力。查就甲與A網友於11 2年5月31日IG對話紀錄、甲 112年6月22日傳予A師之電子郵件、甲 112年6月22日臉書發文與留言截圖，本判決僅用以認定甲於案發後之112年5、6月間曾向網友、輔導主任及在臉書發文指述被告等客觀事實，並非以該等證據資料之甲陳述內容為證據，自非屬傳聞證據，且無證據證明此為公務員違法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應有證據能力。辯護人主張前開IG對話紀錄、電子郵件、臉書發文及留言截圖為傳聞證據、無證據能力(本院卷第39、229、 230頁)，亦非可採。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固坦承與甲為父女、曾與甲同住在上址居所之事實，然矢口否認有何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強制猥褻犯行，辯稱：我沒有摸過甲，因為我之前太溺愛她，112年5月我不再接送她，叫她自己坐計程車，且不讓她刷卡、看到她罵妹妹不准吃麥當勞後有斥責她，她才指訴我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1.110年7、8月甲不是睡在和室，而是和A母、妹妹睡在主臥室，被告另外睡一間，被告並無趁甲獨居而猥褻之機會。甲國二時已有自己手機、流量亦無限制，無須使用被告手機，甲稱被告以提供手機使用阻止其向A母揭露本案之詞存有瑕疵，其稱因使用手機忘記將遭被告猥褻之事告知A母也與常情不符。而A母亦無聽聞甲反應遭被告猥褻，因而責備被告之事。甲偵查中證述有諸多瑕疵且未經具結，復與其審理中證述前後矛盾，且由甲所提陳報狀可知其偵查中之證述應有誇大情況、現極度渴望被告能安全無虞，則其偵查中所證情節容有合理懷疑、與事實有所出入，甲應非僅怕再次遭安置或考量被告才於審理中多次證稱忘記等語。2.於112年5、6月間，被告因甲管教妹妹過於嚴厲、不願一同出門用餐等曾斥責甲，且不再接送甲上下學、要求甲將被告信用卡從甲手機解除綁定等，甲因被告管教心生不滿下，才為不實指述。3.甲至今仍對被告關心慰問、祝賀父親節、贈送禮物卡片等，倘被告確有對甲猥褻，甲縱不為激烈反抗至少應有疏遠、隔閡，甲仍有上開舉措應與常情不符。4.證人A網友、A師、B女之證述，僅轉述甲之陳述內容，屬累積證據，不足為補強證據。5.倘認被告有甲所指客觀行為，被告亦係利用甲熟睡不知抗拒之際予以猥褻，甲醒來後仍繼續裝睡，被告並無使用違反其意願之方法、壓抑其性自主決定權，所為應僅論以刑法第225 條第2項乘機猥褻罪或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之性騷擾罪等語。經查： (一)A父與甲 (00年0月○日生)為父女，A父明知甲於110年8月31 日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當時其等二人居所位在新北市板橋區民族路（地址詳卷）之事實，為被告所供認，且有甲真實姓名年籍對照表可參。又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時證稱：國中二年級時約凌晨時，詳細時間不記得，爸爸會趁我睡覺的時候進入我睡覺的和室，進來摸我胸部，過程中我有撥開他的手或踢他，維持2個多禮拜。有一天我有跟媽媽說，媽媽問他時，他只是敷衍帶過，之後我就跟媽媽同睡一間房(主臥)，爸爸是睡客臥。我當時有用手撥開及踢他，隔日有跟媽媽說，爸爸當下假裝不動，由於我反抗次數變多，他才離開我房間。今日才來報案，是因為我之前沒有證據且告訴媽媽時，媽媽的態度讓我感覺是我的問題，是近期新聞有報性騷擾事件，我在朋友圈發文說遇到類似案件，透過學校輔導老師聯絡社工，才到派出所報案等語(他字第6712 號卷【下稱他卷】第5、6、8頁)。於偵查中復證稱：國二升國三暑假，詳細時間忘記了，在之前民族路居所(我小三住到國三會考前，才搬到漢生東路)持續2週時間，爸爸趁我睡覺時進到我的房間，當時房間配置是媽媽跟妹妹睡主臥、爸爸睡客臥、我睡和室，爸爸進來房間內手伸進我衣服內摸我胸部。最後一天這次，我有跟媽媽說，媽媽很生氣去質問爸爸，媽媽說「你真的有對你女兒做這樣的事情嗎、你知道她是你女兒嗎」，被告當時一直嘆氣，還有回應說知道不能這樣對女兒。因此媽媽後來就改讓我跟她及妹妹睡同一間房間。我是因為最近metoo案件，我在網路發文，透過學校輔導住任通報，我沒有透過媽媽是因為媽媽有跟我說過不會跟爸爸離婚等語(他卷第17、18頁)；並有其手繪居所平面圖1份可參(偵字第75211號卷【下稱偵卷】第19頁)，可見甲就其國二升國三暑假即110年7、8月中之2週期間末日凌晨，在當時板橋民族路居所和室內，遭被告徒手觸摸胸部。而其案發後曾向A母反應而更換房間此等基本事實，先後證述一致尚無明顯歧異。又因證人即告訴人甲對於國二升國三暑假即1 10年7、8月中之2週期間末日為何日已不復記憶，考量甲為 00年0月○日生，於110年8月31日即年滿14歲，故作有利被告之認定，認定前開2週期間末日為110年8月31日。 (二)按證人陳述之證言組合，其中屬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之經過者，因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固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依其陳述內容，茍係以之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證明對聽聞被害人所造成之影響者，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來證明其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況證據（間接證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實已等同證人陳述其當時所目睹被害人之情況，其待證事實與證人之知覺間有關連性，自屬適格之補強證據（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性侵害犯罪具有隱密性質，未必有第三人親見其事，若加害人否認犯行，往往淪於雙方各執一詞之困境，故若有證人陳述其於案發後親見被害人之身體跡證暨相關當事人對該性侵害事件之反應，足以增強被害人證述之憑信性者，自非不得作為被告犯罪之補強佐證（最高法院10 1年度台上字第657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1.證人A母於審理中證稱：我們104年買民族路房子搬進去，11 0年11月搬到漢生東路。剛進去的時候甲是睡和室，有一次甲有點生氣跟我說「媽媽，爸爸碰我胸部啦」，我自己心裡想會不會是他們在互動過程中不小心還是怎樣，所以從那天開始我就調整位置讓甲跟我睡主臥房直到搬走。甲跟我反應此事之後，我有跟被告講甲有這樣跟我反應，因為甲長大了，可能互動要注意一下，拿捏好分寸，我沒有印象被告如何回應。甲除了反應被告碰她胸部之外，沒有其他詳細描述。甲講完之後就走掉了，像是小孩子在鬧脾氣、生氣就走開了，之後甲也沒有提了。我也來不及回應甲。甲只有講過這一次。本案進入司法程序後社工有找我訪談，我也是跟社工這樣講等語(本院卷第169、174-178頁)，足見甲於110年8月31日案發後仍居住在板橋民族路居所期間，即已生氣的向A母反應遭被告摸胸部，此與一般遭遇性侵害之受害者，常見出現負面情緒、先向至親反應之情相符，且 A母確有詢問被告、調整甲睡覺房間，將甲從和室換至主臥室與自己及A妹同睡，避免讓甲獨自睡在和室，當可佐證證人即告訴人甲所證於上開時地遭被告摸胸強制猥褻之經過、案發後曾向A母反應故更換房間等情屬實。至證人A母對於甲向其反應被告摸胸、調整甲房間之具體時間，雖於審理中證稱大概是甲國小5、6年級等語(本院卷第176頁)，然考量本案審理距離案發時間已有3年多之久，證人因記憶不清對細節性事項所述有異，應不影響對於基本事實之認定，且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偵訊均證稱國二升國三暑假當時房間配置是A母及A妹睡主臥、被告睡客臥、其睡和室，被告會進其房間摸其胸部，其曾向A母反應因而從和室更換到主臥房與A母、A妹同睡等情明確，應以證人即告訴人甲所證其向A母反應、更換房間之時間較為可採。辯護人辯護稱被告無趁甲獨居和室為猥褻行為之機會、A母未曾聽聞甲反應遭猥褻云云，應非可採。　　　　　2.另甲雖於案發後不久即向A母反應遭被告摸胸乙事，然其當時並未立即報案、提告或再對外提及本案，觀諸甲與A網友於112年5月31日IG對話紀錄顯示，甲係於112年5月31日方向A網友表示「我從以前常常被我爸在睡覺的時候摸胸部胸部或臀部之前跟我媽講過一次他就被警告了我那一段時間都跟我媽睡他不敢來摸我…我不知道找誰講」，A網友則稱「學校班導師或是輔導老師之類」(不公開偵卷第51、54頁)；甲 112年6月22日臉書發文與留言截圖則顯示，甲於112年6 月22日在臉書發文稱「算是一種metoo嗎…我只是不想讓以後的自己因為太多開心事情就忘記這件事看完了錫蘭最新的影片想講關於為什麼被性騷擾的人有些都不會反抗甚至是看起來笑笑的沒事一樣…我被性騷擾的時候都是晚上睡著的時候都會下意識地推開或踢開但是成年男子的力量難道會比一個國中女生還弱嗎?要是他們不認為這些行為是表示拒絕我原本還會跟我媽反應但之後就慢慢算了」，下方留言稱「我覺得可以跟輔導老師提看看…輔導老師應該可以幫到你(連絡社福之類的)，至少跟他聊一聊心情也會比較舒暢，需要的話可以找同學或我可以陪你去」(不公開偵卷第47、57頁) 。而甲嗣後即依高中學姐B女等人建議，於112年6月22日寄電子郵件予輔導主任A師提及本案，經A師與甲約談後方通報本案，此經證人A師、B女於偵查中證述在卷(偵卷第35、3 6頁)，且有甲 112年6月22日傳予A師之電子郵件可佐(不公開偵卷第65頁)。據此足認甲應係於112年5、6月因社會性騷擾案件頻傳，引發所謂「metoo」運動即多人出面指控遭性騷擾、性侵害等有感而發，方於案發約2年多後才向A網友、在臉書提及本案，經他人建議又向學校輔導主任A師提及本案而遭通報，甲原應無積極提告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之意，當無大費周章於警偵訊時設詞構陷被告之理。又查證人A師於偵查中證稱：112年端午節連假結束後我與甲約談。甲說她沒有觀察到姊姊跟妹妹有這樣的情形，甲當時語氣及神情很困惑，我有詢問過甲怎麼看待其他手足沒有經歷一樣的事，甲聽到後就大哭並且全身發抖，說為什麼只有我，我也有說不要，這是她當天情緒波動最大的時候等語 (偵卷第36頁)，倘非甲親身經歷被告對其為事實欄所示強制摸胸猥褻行為，衡情應無前述哭泣、發抖等壓力情緒反應，由此亦徵證人即告訴人甲前開指證非虛。 (三)至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審理中對於在上址居所其是睡在和室或主臥室、何時開始住在主臥室、被告有無及如何摸其、其被摸時之反應、有無反抗或表達不願意、事後有無向A母反應等節，雖多證稱不記得、沒印象，且證稱被告摸其當時其應該是在熟睡、非清醒狀態等語(本院卷第147-151、156-15 8頁)；於審理中復證稱或以陳述狀表示112年6月27日前其與被告吵架、信用卡被停、被告嘲笑其身材且說以後不載其上學，其因高一段考在即煩躁找輔導主任宣洩，因一時情緒影響其與社工、警察之敘述，於檢察官偵訊時因遭安置左右記憶、將所受委屈強加在被告，期望能回歸過往生活等(本院卷第153、154頁，本院不公開卷第27頁)。被告另曾提出甲於112年間與其及A母之LINE對話紀錄、信用卡帳單等(本院卷第71-114頁)，以證明其與甲於112年5、6月間因管教問題發生衝突，甲方為不實指述。然按證人陳述有部分前後不符，或相互間有所歧異時，或因記憶淡忘、因事後受干擾而迴護他人或因其他事由所致，究竟何者為可採，事實審法院本得依卷存事證綜合斟酌、判斷，定其取捨，非謂一有不符或矛盾，即認其全部均為不可採信。本院審酌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偵訊所證內容，顯然已清楚證稱被告有如事實欄所示對其摸胸部之猥褻行為，且其亦有撥開被告、踢被告之舉，被告係因其反抗次數變多才離開等情。且甲於案發不久之110年間仍居住在板橋民族路居所時，即已向A母反應遭被告摸胸部而更換房間乙情，業如前所認定，是證人即告訴人甲於審理中所證與上開事證顯然不符，應非可採，甲與被告於112年5、6月間縱有因管教問題發生衝突，亦無從憑此認定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偵訊之證述為不實。另考量性侵害犯罪被害人遭受侵害後，身心通常均受有嚴重創傷，以致於面對被告時，常因懼怕、壓力或羞恥感而無法完整陳述事實經過，倘被害人與被告又存有一定之親屬關係，尤足令被害人陷於親情抉擇兩難之困境，本案甲與被告為父女關係，而A母為被告大陸籍配偶、在被告之會計事務所工作(本院卷第179頁)，甲曾向A母反應遭被告猥褻之事，然A母表示不會與被告離婚、僅調整甲房間與自己同睡，此經證人即告訴人甲證述如前；而證人A母於審理中復證稱因為其覺得很正常、沒有什麼事情，所以偵查中才拒絕作證等語(本院卷第173頁)，A母顯然對於本案亦係消極以對，則甲有高度可能係受親情羈絆或謀家庭和諧、慮及被告為家庭經濟主要來源或欲維持原本生活等，方於審理中作出迴護被告之詞，自無從僅以甲於審理中有如前證述及提出陳述狀，即為有利被告之認定，並因此認甲於警偵訊所證與審理中所證前後不一、存有瑕疵而不可採。　　 (四)辯護人另辯護稱甲國二時已有自己手機、流量無限制，無須使用被告手機，甲稱被告以提供手機使用阻止甲向A母揭露本案存有瑕疵、其稱因使用手機忘記將遭被告猥褻之事告知A母也與常情不符；甲至今仍有對被告關心慰問、祝賀父親節、贈送禮物卡片云云，並以被告於106年11月15日向台灣大哥大申辦門號之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申請書、被告與甲間之LINE對話紀錄、相關照片為證(本院卷第65-70、115 -125頁)。然查：　1.證人A妹於審理中雖證稱甲於108年間即有自己的手機、是無限上網等語，然其亦證稱甲玩太久、還有快考試的時候，要複習完才能玩手機等語(本院卷第185、186頁)，可見於 110年8月間甲雖有自己之手機，但被告對甲手機使用情形應非全無管制，尚難認證人即告訴人甲稱早上起來被告會給其玩手機等情不實而有瑕疵。　2.又考量被害人猝然面對遭受性侵之過程，當下情緒或反應本可能隨個人生活經驗、個性、應變能力、時空環境、與加害人是否具有特定關係、雙方地位暨實力差距等諸多因素，因而出現激烈反應、抗拒、逃離、情緒崩潰、取悅或沈默隱忍等不一而足，並無所謂「典型被害人」形象可言。被害人是否一旦遭到性侵害，即會立刻揭發，或是會選擇隱忍，繼續與加害者保持互動、和平相處，或繼續留在被加害之場域亦視被害人之個性、生活經驗、周圍親友之支持程度等因素而定。本案甲案發當時年僅14歲、智識思慮均未成熟，其反應及處理本難與一般成年人比較，甲縱有稱早上起來被告給其玩手機、其會忘記跟A母說等情，亦難認有違常情。況且甲與被告為父女關係，仍有受親情羈絆或謀家庭和諧、慮及被告為家庭經濟主要來源或欲維持原本生活等可能，已如前述，其於案發後仍與被告保持相當互動、和平相處，尚難認有違常情，並推認甲即未遭被告為猥褻行為。是辯護人此部分辯護，亦非可採。　　 (五)按刑法第221條（第224條）強制性交（強制猥褻）之手段，　　所舉「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其中「強暴、脅迫」，係指對人之身體或心理施以強制力，以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為已足，不以致被害人不能抗拒之程度為必要。至「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則係指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妨害被害人之意思自由者而言，不以上揭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相當之強制方法為必要。倘被害人已明示反對、口頭推辭、言語制止、肢體排拒，行為人猶然進行，即非「合意」，而該當於「以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被告上開所為縱未對甲施以強暴、脅迫、恐嚇等手段，但甲於案發時僅14歲，衡情豈會同意或有意願與身為父親之被告發生猥褻行為，況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詢時已證稱被告趁其睡覺的時候進入和室摸其胸部，過程中其有撥開被告的手或踢他，因其反抗次數變多，被告才離開房間等情明確，被告所為自應成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辯護人辯護稱被告應僅論以刑法第225條第2項乘機猥褻罪或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第1項性騷擾罪云云，要無足採。 (六)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各節，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甲為強制猥褻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一)被告與甲具父女關係，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3款所定直系血親之家庭成員，且被告於行為時為成年人，其明知甲時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竟故意對甲犯強制猥褻罪，是核其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且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的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應以刑法妨害性自主罪章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予以論罪科刑。 (二)被告對於甲犯強制猥褻行為時為成年人，明知甲為14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則本案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三)審酌被告身為甲之父親，明知甲年紀僅14歲，竟為滿足其個人一己性慾，違反甲之意願，對甲為摸胸之強制猥褻犯行，對甲之身心健康與人格發展均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再考量被告犯後仍否認犯行，及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告訴人甲對本案之意見（本院卷第187頁、本院不公開卷第27頁)、法院前案紀錄表顯示被告前有違反公司法前科(本院卷第285-287頁)、被告自述其為專科畢業、已婚、扶養2名子女、從事記帳及稅務申報工作(本院卷第27 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之刑。三、不另為無罪諭知：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地，除有徒手伸進甲衣服內觸摸甲胸部外，亦有將頭伸進甲衣服內舔乳頭、隔著甲內褲摳摸下體。因認被告此部分亦涉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嫌等語。　 (二)經查，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偵訊時固證稱被告當時亦有將頭伸進其衣服內舔乳頭、隔著其內褲摳摸下體之舉(偵卷第7 、8頁，他卷第17頁)。然查證人A母於審理中證稱：有一次甲有點生氣跟我說「媽媽，爸爸碰我胸部啦」，我自己心裡想會不會是他們在互動過程中不小心還是怎樣，甲除了反應被告碰她胸部之外，沒有其他詳細描述。甲只有講過這一次。本案進入司法程序後社工有找我訪談，我也是跟社工這樣講等語(本院卷第174-178頁)；而依新北市政府保護案件法庭報告書所載，A母於社工訪談時亦僅陳稱甲曾反應「睡覺時遭被告摸胸部」(本院卷第254頁)，則甲於案發後是否曾向A母反應遭被告舔乳頭、摳摸下體之情，尚無證據證明之。又衡以甲提告稱被告對其猥褻之行為乃長期且多次，其警偵訊距離案發時又已近2年之久，其能否確切記憶被告於事實欄所示時地本次，除有觸摸胸部外，確有舔乳頭、摳摸下體，似非無疑，且舔乳頭、摳摸下體當屬故意無誤、情節極為嚴重，倘甲確有向A母反應，衡情A母應不至仍有被告所為係不小心等之想法。此外，並無其他事證足以佐證被告於為事實欄所示時地，另有甲所指舔乳頭、摳摸下體之情事，自無從遽認被告有此部分犯行。惟公訴意旨認此部分與本院認定有罪部分，有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乙、無罪部分壹、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明知甲於110年8月始年滿14歲、於112 年8月始年滿16歲，竟分別為下列犯行：(一)基於對未滿14 歲之人強制猥褻之犯意，於107年7月25日至同年7月28日間，即A父及甲同至日本沖繩旅遊期間某日不詳時點，違反甲意願，以徒手掀開甲衣褲並伸手進入內褲內觸摸甲臀部、胸部及肚子，而對甲為強制猥褻行為1次得逞。(二)除事實欄所示外，另基於成年人對少年強制猥褻之犯意，於110 年7月至同年8月30日以前不詳時點，在A父及甲當時位在新北市板橋區共同居所（地址詳卷）之和室，違反甲意願，以徒手伸進衣服內觸摸甲胸部、頭伸進衣服內舔舐甲乳頭之方式，每天1次持續13日，對甲為強制猥褻行為共13次得逞。因認被告就(一)部分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4條、第2 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十四歲之人強制猥褻罪嫌，就(二) 部分，均係犯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之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強制猥褻罪嫌等語。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 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又按被害人係被告以外之人，就被害經過所為之陳述，本質上固屬證人，然其目的在於使被告受刑事訴追處罰，與被告處於絕對相反之立場，所為陳述或不免渲染、誇大，而有所偏頗，其證明力顯較與被告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陳述為薄弱，為免過於偏重被害人之指證，有害於真實發現及被告人權保障，被害人之陳述須無瑕疵，且就其他方面調查，有補強證據證明確與事實相符，始得採為被告論罪科刑之基礎。所謂無瑕疵，係指被害人所為不利被告之陳述，與社會上之一般生活經驗或卷附其他客觀事證並無矛盾而言。又所稱補強證據，固不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之全部事實為必要，但以與被害人指述具有相當之關聯性為前提，並與被害人之指證相互印證，綜合判斷，已達於使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言。　參、公訴人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甲之指述、證人A網友、A師、B女、黃○綾於偵查中之證述、Ａ女與A網友之IG對話紀錄、甲傳予A師之電子郵件、甲 112年6月22日臉書發文與其下留言截圖、甲高中1、2 年級學期成績通知單各1份為其主要論據。肆、訊據被告固坦於107年7月25至28日間與甲同至日本沖繩旅遊、於110年7月至同年8月30日以前與甲之共同居所如上址，然堅詞否認有何對未滿十四歲之人強制猥褻、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強制猥褻犯行，辯稱：我沒有摸甲身體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1.在沖繩旅遊時，甲係與被告、A母、 A妹住同一客房且於同一大床就寢，且被告與甲間相隔A母與A妹，並非比鄰而睡，無從藉機猥褻甲，且A母亦未聽聞甲反應此事，甲旅遊過程心情愉悅並無異常。2.其餘辯護同前開甲、貳、一所示等語。伍、經查：一、證人即告訴人甲警詢時固證稱：國小五六年級全家去沖繩玩，爸爸趁我睡覺時摸我屁股及胸部，且手有一直往下摸的感覺，隔天我有跟媽媽講，媽媽找爸爸質問、理論但他否認；國中二年級時，爸爸會趁我睡覺時來我睡覺的和室，約凌晨時進來摸我胸部、舔我乳頭，過程中我皆有撥開他的手或踢他，維持二個多禮拜，最嚴重是有一天他隔著內褲摳我下體，我才有跟媽媽說，媽媽問爸爸，他只是敷衍帶過，之後我就與母親同睡一房主臥，爸爸是睡客臥等語(偵卷第7、8 、12頁)；於偵查中復證稱：國小五六年級暑假，全家去日本沖繩，我、爸爸、媽媽和妹妹睡一張四人床，從左到右是媽媽、我、爸爸、妹妹，被告趁我睡覺時掀開衣服伸進內褲摸我屁股臀部位置，後來有伸進我衣服摸胸部還有往下摸肚子，當時我半夢半醒，一直透過轉身方式要閃躲他，隔天中午在沖繩我有跟媽媽說，媽媽有去質問爸爸，爸爸否認，回台灣後就沒有特別處理；國二升國三暑假詳細時間忘記了，在之前民族路居所(我小三住到國三會考前，才搬進漢生東路)持續約2周時間，爸爸會趁我睡覺時進入我的房間，當時房間配置是媽媽跟妹妹一間睡主臥、爸爸睡客臥、我睡和室，爸爸進來房間內會伸手摸我胸部，頭伸到我衣服內舔我乳頭(2週時間每天都有，我會記得是2週是因為當時剛好有YOU TUBE直播，我每天都會起來看)。最後一天被告有隔著內褲摳我下體1次，這次我有跟媽媽說，媽媽很生氣去質問爸爸，媽媽說「你真的有對你女兒做這樣的事情嗎、你知道她是你女兒嗎」，被告當時一直嘆氣，還有回應說知道不能這樣對女兒。因此媽媽後來就改讓我跟她及妹妹睡同一間房間等語(他卷第15頁)。二、查就甲指述被告於至日本沖繩旅遊期間某日，觸摸其臀部、胸部及肚子部分，依證人A母於審理中證稱：沖繩旅遊時我們都住同一間飯店同一間房間，甲在沖繩旅遊期間沒有跟我反應過某天熟睡遭被告觸碰，我們整個行程都還蠻開心的，這次沖繩旅遊晚上我沒有發現異常，甲也很正常看不出異狀等語(本院卷第167、168頁)，且依被告所提107年7月 26、28日甲在沖繩旅遊時所拍攝之照片顯示，甲拍照時確實多仍面帶笑容，未見有何明顯異狀(本院卷第59-63頁)。則被告是否有於107年7月25至28日間至日本沖繩旅遊時，對甲為公訴意旨所認猥褻行為，即非無疑。就甲指述被告於其國二升國三暑假即110年7、8月間持續2週期間在板橋居所和室，觸摸其胸部、舔其乳頭、最後1日尚有摳其下體部分，關於被告於上開期間最後1日是否有對甲為猥褻行為，業經本院認定如有罪部分及不另為無罪諭知，而依證人即告訴人甲於警偵訊時均證稱其第一次告訴A母是關於國小去沖繩玩時遭被告猥褻乙事、第二次是國中二年級遭被告摳下體乙事(偵卷第17頁，他卷第18頁)，參以證人A母於審理中證稱：在民族路時甲有住過和室，也有和我及妹妹睡在主臥室。剛進去的時候甲是睡和室，有一次甲有點生氣跟我說「媽媽，爸爸碰我胸部啦」，我自己心裡想會不會是他們在互動過程中不小心還是怎樣，所以從那天開始我就調整位置讓甲跟我睡主臥房直到搬走。甲只有講過這一次等語(本院卷第174、177頁)，可見甲應未曾向A母反應過被告於上開期間前13日亦有對其為猥褻之情形，且以證人A母於審理中所證內容，甲當時僅反應被告碰觸其胸部，並未反應被告碰觸胸部幾次、幾日或被告還有舔乳頭之舉，自無從佐證被告於上開期間前13日亦有對甲為公訴意旨所認猥褻行為。三、至甲於112年5、6月間雖曾向A網友、A師、B女等人提及曾遭被告摸胸部、舔乳頭等情，固經證人A網友、A師、B女於偵查中證述在卷(偵卷第26、27、35-37頁)，且有甲與A網友之112年5月31日IG對話紀錄、甲 112年6月22日傳予A師之電子郵件、甲 112年6月22日臉書發文與留言截圖可佐(不公開偵卷第47-58、65頁)，然A網友、A師、B女轉述其等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之經過，為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甲前開IG對話紀錄截圖、電子郵件、臉書發文亦為被害人本身之陳述，自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另證人A師於偵查中雖證稱其詢問過甲怎麼看待其他手足沒有經歷一樣的事，甲聽到後就大哭並且全身發抖，說為什麼只有我，我也有說不要等語(偵卷第36頁)，然本院已憑此認定被告有如事實欄所示於上開期間最後1日之猥褻行為，尚無從憑此遽認被告於107年7月25至28日間至日本沖繩旅遊時、於甲國二升國三暑假即110年7、8月持續2週期間之前13日亦有對甲為公訴意旨所認猥褻行為。此外，證人黃○綾於偵查中之證述(偵卷第47、48頁)、甲高中1、2年級學期成績通知單(不公開偵卷第44-46頁)，均係關於甲高中1、2年級就學表現正常之證據，縱可佐徵甲無說謊、誣陷之動機或素行，亦無從作為甲指證之補強證據。陸、綜上所述，證人即告訴人甲雖於警偵訊時指證被告於107年 7月25至28日間至日本沖繩旅遊時、於其國二升國三暑假即1 10年7、8月間持續2週期間之前13日，亦有對其為猥褻之行為，然依公訴人所事證，尚難認有充分補強證據，以擔保證人即告訴人甲證詞之憑信性，使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達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揆諸前揭法條及說明，既不能證明被告有前開公訴意旨所指14次犯罪，均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乙○○提起公訴，檢察官蔡佳恩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俞秀美　　　　　　　　　　　　　　　　　　　法　官　簡方毅　　　　　　　　　　　　　　　　　　　法　官　許品逸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黃琇蔓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成年人教唆、幫助或利用兒童及少年犯罪或與之共同實施犯罪或故意對其犯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但各該罪就被害人係兒童及少年已定有特別處罰規定者，從其規定。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3-04

PCDM-113-侵訴-157-2025030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誣告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873號上訴人即被告張秀雲選任辯護人許惠峰律師房彥輝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誣告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自字第1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7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張哲朗與張娟吟為兄妹關係，張秀雲跟張秀鑾為姊妹關係。張娟吟、張秀雲分別係位於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0號5 樓、2樓之住戶，該棟大樓成立○○○○大廈B棟管理委員會（下稱○○○○大廈管委會），張娟吟自民國106年2月28日起至107 年2月27日止擔任○○○○大廈管委會之主任委員，張秀雲則自1 07年3月1日起至108年2月28日止擔任○○○○大廈管委會之主任委員。張秀雲明知張娟吟有以主任委員身分，於107年2月27 日召開○○○○大廈B棟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當日會議決議通過改選管理委員、未來會議決議事項未需修訂原條文部分以附件形式納入住戶規約修訂版本，並發給新修訂版本等決議事項，且該等會議記錄以於107年3月2日向區分所有權人公告之，且由張秀雲持該公告、及會議紀錄向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下稱北市建管處）申請管理組織備查，竟意圖使張哲朗、張娟吟受刑事處分，基於誣告之犯意，張秀雲先於11 1年4月26日具狀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提出○○○○大廈B棟住戶規約附件（下稱系爭規約附件），佯稱○○○○大廈管委會並未訂有系爭規約附件，系爭規約附件係由張娟吟、張哲朗共同偽造，並於本院110年度簡上字第4 5號民事案件審理時提出作為對其有利之證據，企圖達勝訴目的之不實事實，復接續於111年6月20日於檢察事務官開庭時表示：107年2月27日有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107年3月2 日有開會紀錄，但並未檢附系爭規約附件，並稱實際規約應為「○○○○大廈」B棟住戶規約（由張秀雲將封面日期為106年 3月19日塗改為107年3月1日），而對張娟吟、張哲朗提起偽造私文書之刑事告訴，嗣該案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3902號案件（下稱前案）為不起訴處分確定。二、案經張哲朗、張娟吟提起自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審理範圍　　本件僅上訴人即被告張秀雲（下稱被告）提起上訴，自訴人張哲朗、張娟吟並未上訴，是張哲朗自訴被告偽造文書（經原審判決自訴不受理）、張娟吟自訴被告偽造文書（經原審判決無罪）部分，均已確定，本件審理範圍僅被告誣告有罪部分。　　二、證據能力：　㈠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惟同法第159條之5亦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酌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證據處分權原則，並強化言詞辯論主義，透過當事人等到庭所為之法庭活動，在使訴訟程序順暢進行之要求下，承認傳聞證據於一定條件內，得具證據適格，屬於傳聞法則之一環，基本原理在於保障被告之訴訟防禦反對詰問權。是若被告對於證據之真正、確實，根本不加反對，完全認同者，即無特加保障之必要，不生所謂剝奪反對詰問權之問題（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0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卻表示「對於證據調查無異議」、「沒有意見」等意思，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應視為已有將該等傳聞證據採為證據之同意（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533號、94年度台上字第29 7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供述證據，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稱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36頁、第186至187頁），審酌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有證據能力。　㈡至其餘憑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引各項非供述證據，查無違　　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俱　　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否認誣告之犯行，並辯稱：伊在107年2月27日有代理張秀鑾到場參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伊在對自訴人2人提出前案告訴前，並沒有問過他們有無系爭規約附件，當初他交給伊、移交給伊的就是這些東西，然後要伊去報備，伊沒有公告，也沒有交給住戶，系爭住戶規約附件是伊跟證人黃敬宇被自訴人告民事訴訟的時候，才看到有系爭規約附件云云。被告之辯護人為其辯稱：被告對自訴人2人提出前案告訴之事實並非虛構，關於107年2月27日所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後，所作的會議記錄上並無管委會大印，且當日亦未討論未來將以附件形式修改規約等內容，其合理相信系爭規約附件不存在，並無誣告之主觀犯意，依證人黃敬宇後續擔任 ○○○○大廈管委會主任委員所申報之住戶規約中，亦無107年2 月27日版本修訂等記載，可見其他住戶也沒拿到新版規約，被告雖於參與開會時知道未來修正規約可能會有附件，但不知道這次可能有新附件，再加上原審證人的證詞也無從證明被告確實知悉相關會議的內容，以及是否有發放規約及附件給被告，因此可以認為被告確實沒有誣告主觀犯意及犯行，被告確實主觀上自始不知悉且未收受系爭規約及附件，是基於社區公共利益而提告，當不成立上述罪名云云。經查：　㈠自訴人張哲朗與自訴人張娟吟為兄妹關係，被告跟訴外人張秀鑾為姊妹關係。被告及張秀鑾為臺北市○○區○○○路0段000 巷00號2樓「○○○○大廈」B棟之住戶。自訴人張娟吟為臺北市 ○○區○○○路0段000巷00號2樓5樓「○○○○大廈」B棟之住戶。「 ○○○○大廈」B棟曾於107年2月27日晚間7時，由自訴人張娟吟擔任主席召開107年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於該次會議中改選管理委員，復於臨時動議中決議修改住戶規約第3條第1 0款、第5條及將會議決議事項未需修訂原條文部分以附件形式納入住戶規約修訂版本等事宜，被告於107年3月15日代理張秀鑾向北市建管處申請「○○○○大廈B棟公寓大廈」之管理組織報備事宜，「○○○○大廈」B棟住戶規約左側記載「中華民國106年3月19日」之文字，經被告修改為「中華民國107 年3月1日」，送由北市建管處申請管理組織資料備查，又被告於前案中主張自訴人張娟吟、張哲朗共同私自偽造系爭規約附件，而對自訴人張娟吟、張哲朗提出偽造文書之告訴，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3902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時坦認在卷（見原審卷一第448頁、第449頁），且經證人即○○○○大廈住戶葉桂芳、陳俊彥、黃敬宇等人於原審審理時證述明確（見原審卷二第 89至114頁），有被告於前案中主張自訴人張娟吟、張哲朗共同私自偽造系爭規約附件、被告偵查中提出住戶規約（封面日期：106年3月19日）、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33902號為不起訴處分書、住戶規約（封面日期：107年 3月1日）、會議開會通知書、公告、會議紀錄、簽到簿、證人黃敬宇自108年4月1日至109年3月31日止擔任○○○○大廈管委會主任委員，於所提出報備資料中之住戶規約為108年7月 4日訂定，該份規約第12條載明：本規約於104年1月4日訂立，並於104年12月14日、106年12月31日修訂、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8年11月21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083049848號函及1 08年7月4日訂定之住戶規約、北市建管處112年10月25日北市都建寓字第1126176397號函文暨附件在卷可憑（見他字第 4575號卷第11頁、第13頁、第57頁、第113頁、原審卷一第5 7頁、第77至79頁、第486頁、第182至196頁、第276至290頁、第362頁、第172至211頁），是此等部分之事實，足堪認定。　㈡被告知悉及有收受107年2月27日之107年第1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會議記錄及系爭規約附件之事實：　⒈依證人葉桂芳於原審時證稱：伊是○○○○大廈的區分所有權人，於107年2月27日晚上，被告跟伊都有全程參加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當天有討論的議案，部分有印象、部分無印象，被告或自訴人張哲朗會在會後將會議紀錄發給全棟住戶，至於記載內容不會特別去看，給伊之後伊就放在一邊等語（見原審卷二第94至105頁）；證人黃敬宇亦證稱：伊是○○○○大廈的區分所有權人，107年2月27日晚間有召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有在出席人員名冊上簽到，如果在會議紀錄上有記載，應該就是有討論，細節有些沒有具體印象了，在開完會後，管委會都會在電梯旁的公告欄上貼公告和會議記錄給住戶看，至於記載的詳細內容不太記得了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6 至114頁），可見由自訴人張娟吟以○○○○大廈管委會主任委員身分，於107年2月27日開召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後，會將會議紀錄及公告事項公告使住戶知悉會議討論結果。　⒉北市建管處函覆原審被告向該處檢附之申報文件，依序含⑴附件一：申請報備書、⑵附件一之一：申請報備檢查表、使用執照存根、臺北市政府工務局使用執照附表、⑶附件二：區分所有權人名冊、⑷附件三之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開會通知出席回條及委託書、107年月1 5日開會通知公告、107年3月2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公告、⑸附件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⑹附件三之二：管理委員會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大廈B棟住戶規約（封面日期經被告塗改為中華民國107年3月1日）、⑺張秀雲於107年3月16日手寫○○○○大廈B棟之統一編號後，於同日以傳真方式傳送資料予北市建管處承辦人員等文件，有北市建管處112年10月25日北市都建寓字第1126176397號函文暨附件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72至211頁），被告亦於前案偵查中自承：這些資料都是張哲朗交給伊去報備的等語（見原審卷一第472頁），足認自訴人張哲朗有將前述資料繕打整理後交予被告，再由被告彙整後蓋上其與張秀鑾之私章，檢具向北市建管處依法令完成管理組織報備等情，是被告確有收受及知悉該等資料（包含系爭規約附件）存在之事實。　⒊被告一再爭執並未收受系爭規約附件，係於另案民事訴訟中，見自訴人提出後始知悉有該等文件存在云云，然經勾稽系爭規約附件記載之內容（見他字第4575號卷第11、13頁、原審卷一第466、468頁），與上述被告檢附向北市建管處申報之文件中⑷107年3月2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公告所記載之內容（見原審卷一第187、188頁），除編號順序不同外，其餘內容大致相符，可見被告既全程參與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則已知悉當次有討論未來將以附件形式納入住戶規約修訂版，參以被告供承：在107年3月前，亦曾以張秀鑾名義擔任主任委員之職（見原審卷二第129頁），復觀諸向臺北市政府報備管理組織之資料，可見被告已代理張秀鑾自104年1 月5日起至105年1月4日止、105年1月1日起至105年12月31日止擔任○○○○大廈管委會主任委員乙職（見原審卷一第354至3 56頁），則被告曾擔任○○○○大廈管委會主任委員數年，對於區分所有權人會議通過修正規約內容後，管委會依職權無論係採原條款文字修正或附件說明方式修正，均須公告周之，以利未參與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住戶知曉等流程，應知之甚詳。縱自訴人未交付系爭規約附件，惟所記載之內容於公告後，亦生效力，尚難以被告手上未持有系爭規約附件，而推翻有該等決議及公告之事實。　㈢被告既知悉公告後之系爭規約附件內容，仍於前案偵查中，主張系爭規約附件不存在，並提出其將規約封面塗改為107 年3月1日之住戶規約作為證據，實屬虛捏事實之舉，主觀上認識並決意為之：　⒈被告固以未收受自訴人張哲朗交付之107年2月27日住戶規約及系爭規約附件置辯（見原審卷二第128頁）。然被告自始均不否認有從自訴人張哲朗處收受文件，且該等文件內容明確包含有系爭規約附件所載內容之公告及107年2月27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再由被告檢視整理後向北市建管處報備乙節，業如前述，依107年2月27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所載，住戶已同意通過「將會議決議未需修訂條文部分以附件形式納入住戶規約修訂版本」中（見原審卷一第191頁），再對照該公寓大廈於106年12月30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決議「發給修訂後住戶規約第11~12頁如附件，以替換住戶規約頁次」（見原審卷一第391頁），可見○○○○大廈住戶規約內容未來如有修訂，將以附件形式納入住戶規約修訂版本，而被告自承：伊有全程參與107年2月27日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見原審卷二第41頁），自難就修正之規約會有附件之事推諉不知。　⒉況被告從自訴人張哲朗處收受前述⑴至⑸申報文件後，於107年 3月15日檢附向北市建管處申報管理組織備查乙節，有前開北市建管處函文暨申請報備書（附件一）上之收件條碼可參（見原審卷一第174頁），其於107年3月間知悉有公告系爭規約附件內容及107年2月27日會議紀錄等文件存在，卻仍於前案偵查中主張系爭規約附件及會議紀錄不存在，認係自訴人2人於事後取得民事訴訟上利益而偽造該等文件，而提起刑事告訴；被告復為說服檢察官，另提出其將規約封面塗改為107年3月1日之住戶規約作為證據（見原審卷一第126頁、他字第4575號卷第113頁），佯稱其向北市建管處申報管理組織備查時所檢附者為此份封面為107年3月1日之規約，並無系爭規約附件及會議紀錄，該等文件係自訴人2人事後偽造云云。被告刻意忽略及漠視其自行向北市建管處申報文件內容，竟於民事訴訟上訴審理期間，為圖勝訴利益，另行提起前案刑事告訴，足認被告並非出於誤會或懷疑有所訴之事實而為申告，以致不能證明所訴之事實為真實，顯具誣告之主觀犯意甚明。　　　㈣被告及辯護人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　　　⒈依證人黃敬宇於原審時證稱：伊曾於108年間因決議內容、用住戶輪流方式，擔任管委會主任委員，而依規定向北市建管處申請管理組織改選備查文件中，一定要檢附規約。在伊擔任主任委員時，依規定向北市建管處申報所需文件，是伊去送件的，當時檢附的規約是被告交接給伊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06至109頁），可見被告係以其手邊之舊規約交接予證人黃敬宇，使證人黃敬宇接任○○○○大廈管委會主任委員時，持該份舊規約依後續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定內容修改後，再向北市建管處報備，然此屬○○○○大廈管委會內部交接事務是否確實，並無礙前述認定被告已知悉及收受有系爭規約附件之公告及會議紀錄內容，復持之向北市建管處報備之事實，自難單憑證人黃敬宇日後於108年11月11日向主管機關報備之規約（108年7月4日修訂）中，未載107年2月27日之修正日期，而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⒉況被告為爭執自訴人提起自訴之合法性，所提出之○○○○大廈B 棟住戶規約（109年1月18日修訂）中，第22條內容亦約定：「本規約訂立於民國104年1月4日。104年12月14日修訂。10 6年12月31日修訂。107年2月27日修訂。109年1月18日增修訂完整版。」等語（見原審卷一第368至386頁），已與前述證人黃敬宇前揭所提規約修訂日期不同。　⒊復觀諸該公寓大廈於106年12月30日召開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亦曾決議「發給修訂後住戶規約第11~12頁如附件，以替換住戶規約頁次」，後經○○○○大廈管委會於住戶規約（封面日期為107年1月5日修訂）上蓋有大印（見原審卷一第390 、391頁）等情，可見○○○○大廈B棟住戶規約之修訂日期有多次不同之記載，益徵○○○○大廈管委會內部交接事務並未確實，致規約修訂日期有前述不一之情，是被告及辯護人所辯並無理由。　㈤綜上所述，被告及辯護人所辯並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可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按誣告罪，係以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向該管公務員申告為構成要件；所謂虛構事實，係指明知無此事實而故意捏造者而言，若係單純誤認、誤解或懷疑有此事實者，固難謂與該罪構成要件相符，然慮及司法資源係全民所共有共享，本不容少數人無端濫用，且刑事訴追為國家打擊犯罪之重要手段，一旦啟動將使訴追對象蒙受調查、強制處分、偵查或審判等公權力措施衍生之不利益，從而誣告罪目的即在於禁止妨害司法權之正當行使，但為兼衡合理保障人民訴訟權起見，行為人所申告內容仍須本諸合理之基礎事實為之，要非可徒憑己意，虛構事由，無端申告他人，事後再以係單純出於主觀誤認、誤解或懷疑而飾詞卸責，即難符事理之平（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610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若行為人就所告事實，事先經合理查證而取得相當事證，主觀上相信所查證之事實為真，則無論行為人本於權利保障、真理追求或公益實踐等理由，而提出告訴、告發或報告，要不能以誣告罪責相繩。相對以言，倘依行為人所取得之相關事證，已足以知悉原所懷疑之事實非真，仍執意反於真實而提告，意圖使他人受刑事處分，即不能解免誣告罪責（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32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明知1 07年2月27日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決議將修正規約條文部分以附件方式納入規約中，且公告在案，復持公告向北市建管處申報，仍於前案偵查中，主張該等規約附件不存在，並提出其將規約封面塗改為107年3月1日之住戶規約作為證據，實以虛捏事實及使用偽造證據之方式，而誣告自訴人2人，被告於提起刑事告訴前亦未予合理查證，事後再以其智識程度不高，係合理懷疑自訴人2人有偽造文書之舉為辯卸責，自核於刑法誣告罪之構成要件。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 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　㈡按刑法第169條第1項之誣告罪屬即成犯，於行為人以虛偽之申告達到於該管公務員時，即已成立，行為人為不實之刑事告訴後，於同一訴訟程序中，苟未另虛構其他事實，僅就同一虛偽申告之事實為遂行其誣告，而為補充陳述、提出偽造之相關證據資料，甚至因不服公務員就該申告事實之處置，依法定程序，進一步向該管上級機關申訴請求救濟等，既均基於同一不實申告之目的所為，自僅係同一誣告行為之數不同階段，屬刑法意涵上之1行為，此與在同一機會接觸而為同一性質，且有密接不斷絕關係之接續犯，或以一個行為持續侵害一個法益之繼續犯行為均屬有間（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35號、100年度台上字第2004號判決意旨參照）。　㈢被告於111年4月26日，以刑事告訴狀向臺北地檢署檢察官誣指自訴人偽造文書時，其誣告罪即已成立，嗣於111年6月20 日接受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雖仍一再指陳自訴人2人偽造系爭規約附件，且係於另案民事案件中始得知有該份文件存在，且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中亦未曾討論系爭規約附件上所記載之事項（見原審卷一第471、472頁）等不實情節，復提出○○ ○○大廈B棟住戶規約（由被告將封面日期為106年3月19日塗改為107年3月1日），表示該份規約才是正確等詞，然此僅屬同一虛偽申告之補充陳述及主張，為單純1罪。自訴意旨固主張被告於前案中提出○○○○大廈B棟住戶規約（由被告將封面日期為106年3月19日塗改為107年3月1日）為證，而認被告涉犯刑法第169條第2項之誣告罪嫌，依上述說明，僅屬同一虛偽申告之補充，而未另行成罪，自訴人及自訴代理人對此部分容有誤會。　㈣按誣告罪為妨害國家審判權之罪，故就其性質而論，直接受害者係國家，即國家之審判事務，每因誣告而為不當之進行，至個人受害，乃國家進行不當審判事務所發生之結果，與誣告行為不生直接之關係，故以1訴狀誣告數人，僅能成立一誣告罪，有最高法院18年上字第33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被告係以1訴狀告自訴人2人，依前述說明，亦僅成立誣告罪 1罪。三、原審本於同上見解，認定被告前揭犯行，罪證明確，適用第 169條第1項之規定，並審酌被告因不甘遭自訴人提起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竟偽稱會議中並未討論規約附件形式、虛構杜撰情節誣指自訴人偽造文書，致使自訴人蒙受心理壓力及訟累，國家機關亦因此發動無益之偵查程序，無端浪費司法資源，實屬不該，且迄今仍前詞為辯、否認犯行，未見反省，犯後態度難認良好；兼衡被告自述國小畢業之智識程度、離婚、無業、現靠兄弟姊妹扶養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等情（見原審卷二第132頁），暨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5月，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查被告社區大樓歷次會議記錄等公告皆會張貼於社區　　電梯，並蓋有社區之大印，惟107年2月27日之會議記錄上並無公告之社區管委會大印，顯見其從未對外公告，且證人黃敬宇於向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報備之108年7月4 日住戶規約之修訂順序内容，亦無107年2月27日之版本，可知當時身為社區主委之黃敬宇及其餘住戶亦不知有107年2月27日之新版住戶規約附件之存在，顯見該版本規約極可能並非出自管理委員會，而是自訴人私下製作，被告指訴自訴人偽造文書時，並非無合理之懷疑依據，難認被告有誣告之直接故意，又自原審卷第188頁第六點可知，會議記錄僅紀载：「未需修訂原條文部分以附件形式納入住戶規約修訂本，並發給新修訂版本」等語，然語意僅為若修訂文字未涉及原規約内容，則無須修改規約，以附件方式為之，並未載明：「本次會議有修改規約，並以附件形式為之」等語，且自訴人自始亦無發放該日版本之住戶規約及附件，被告依會議記載之文義内容，至多僅可知將來修正之規約可能會有附件，並無法因此得知有新版規約之存在，另證人陳俊彥、葉桂芳對於相關會議之内容及相關過程，於原審皆答稱無印象為，自無從證明其他出席者即被告是否知悉相關會議内容，至於證人葉桂芳雖提及所謂資料會後發送及發送對象，與是否發放給被告，係屬二事，而證人黃敬宇身為主委在108年報備資料及所附之規約，歷次修訂順序中，並無107年2月27日之版本，可見當時社區並無規約修訂版主，且證人黃敬宇對於107 年2月27日會議是否有系爭規約及附件的相關議案，其亦稱「無印象」，自無從證明其他住戶及上訴人當然知悉有此一議案及規約附件之存在，是自原審證人陳俊彥、葉桂芳、黃敬宇之證詞，亦可知被告並無誣告之主觀犯意與犯行，綜上，可知被告確實「自始並不知悉，亦未收受系爭107年2月27 日之會議紀錄及系爭規約附件，基於其自身經驗合理確信並無該規約附件之存在，主觀上並未有虛構或虛捏任何事實之認識及決意，且其提告之目的為全社區之公共利益及判明是非曲直，並非出於企圖達另案民事案件勝訴之目的，蓋另案訴訟乃涉及外牆之修繕問題，須依社區規約及公寓大廈管理條例之規範為依據，與是否有規約附件及其内容如何無關，原審誤認被告為求民事案件勝訴而誣告自訴人，顯然出於誤會而認被告有誣告之動機，進而遽認被告有誣告犯意，顯非適法云云。惟查：被告有前開誣告罪之犯行及其所辯不足採之理由，均詳如前述。被告上訴意旨，要係就原審依職權為證據取捨及心證形成之事項，反覆爭執，或置原判決前開論述於不顧，任意指摘，其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柏瑋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69條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向該管公務員誣告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他人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而偽造、變造證據，或使用偽造、變造之證據者，亦同。

2025-03-04

TPHM-113-上訴-5873-2025030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170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戴彤樺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952號、第1086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少連偵字第36號、第56 號，追加起訴案號：111年度少連偵字第18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戴彤樺部分撤銷。戴彤樺犯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本院主文」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事　實一、戴彤樺（暱稱白癡公主）、陳廷翔(通訊軟體微信【下稱微信】暱稱「麵包」、「大麵包」，業經原審判處罪刑）、張家偉(微信暱稱「咖哩」，業經原審判處罪刑）、鄭紹騰(微信暱稱「吐司」，業經原審判處罪刑）於民國109年6月間，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微信暱稱「慢慢慢」、「皇帝」、「CWW噴」、「木」、「白癡公主」、「耶穌」、「白胖子」等人所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詐欺集團犯罪組織(下稱本案詐欺集團），嗣陳廷翔招募陳霆愷(微信暱稱「細菌」，業經原審判處罪刑）加入詐欺集團，范振驊（微信暱稱「珍珠奶茶」、綽號小馬，業經原審判處罪刑）則於同年7月5日加入詐欺集團，而詐欺集團以微信相互聯繫，由暱稱「慢慢慢」、「皇帝」、「CWW噴」、「木」負責指揮，陳廷翔負責招募及指揮，鄭紹騰負責持人頭帳戶提款卡提領被害人遭詐欺後所匯入款項，陳霆愷負責領取裝有人頭帳戶提款卡等物品之包裹、把風及向車手收取所提領之詐欺款項，張家偉負責將人頭帳戶提款卡密碼變更、向車手、過水人員收取並轉交詐欺款項，范振驊負責協助張家偉進行上開工作，嗣張家偉將所收詐欺款項遞交至給暱稱「CWW噴」及陳廷翔所派來收款之戴彤樺，戴彤樺取得各筆款項後，再轉交與暱稱「CWW噴」及陳廷翔統籌分配獲，約定鄭紹騰可獲提領金額百分之三之報酬、陳霆愷、張家偉及陳廷翔各可獲提領金額百分之一之報酬。二、戴彤樺、鄭紹騰、陳霆愷、張家偉、范振驊、陳廷翔、暱稱「慢慢慢」、「皇帝」、「CWW噴」、「木」、「耶穌」、「白胖子」及詐欺集團其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為下列行為：　㈠由暱稱「CWW噴」、「木」及陳廷翔指示陳霆愷於109年7月5 日某時，至某超商門市分別領取裝有邱怡瑄(起訴書、追加起訴書均誤載為「邱怡萱」，業經檢察官當庭更正）申辦之郵局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帳戶（下稱邱怡瑄帳戶）提款卡之包裹及裝有李珈岑（原名李珈螢）申辦之郵局局號0000000號、帳號0000000號帳戶（下稱李珈岑帳戶）存摺、提款卡及密碼之包裹，再將上開包裹交予張家偉，張家偉將提款卡密碼一律更改為000000。　㈡鄭紹騰、陳霆愷於109年7月5日下午3時9分許，先行前往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之柯達大飯店台北一店(下稱柯達飯店）辦理入住，張家偉亦於同日下午3時12分許，搭乘范振驊所駕駛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抵達上開飯店後，4人在飯店房間等候詐欺集團之指示。　㈢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對附表「被害人」欄所示之人，施以如附表所示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時間，匯、存款如附表「匯(存)款金額」欄所示款項至如附表「受款帳戶」欄所示之帳戶後，暱稱「CWW噴」、「木」、陳廷翔指示鄭紹騰持邱怡瑄、李珈岑帳戶提款卡，於附表「提領時間、地點」欄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附表「提領時間、地點」欄所示款項，鄭紹騰提領完畢後，將其所提領款項轉交在旁把風之陳霆愷，復由陳霆愷轉交張家偉收受。　㈣張家偉收受上開款項後，由范振驊陪同前往臺北市○○區○○○路 0號之肯德基餐飲店，推由張家偉分別於109年7月5日下午4 時20分許、6時25分許，依暱稱「耶穌」、「白胖子」指示在該店廁所內，將詐欺所得(含非本案款項）新臺幣(下同） 25萬9,000元、12萬元、3萬元交予戴彤樺，以上開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來源與去向。三、案經楊明碧、蔡佳成、皮迦勒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追加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審理範圍：　　同案被告鄭紹騰、陳霆愷、張家偉、范振驊、陳廷翔均未提起上訴，而檢察官僅就被告戴彤樺（下稱被告）無罪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被告無罪部分，合先陳明。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證人之筆錄，以在檢察官或法官面前作成，並經踐行刑事訴訟法所定訊問證人之程序者為限，始得採為證據，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12條第1項本文定有明文，而此係以立法排除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或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得依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取得證據能力，是證人於警詢時之陳述，於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案件，即絕對不具有證據能力，自不得採為判決基礎。然被告於警詢之陳述，對被告本身而言，則不在排除之列（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65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以外之人於警詢時之陳述，依上開規定及說明，於被告所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之犯行不具證據能力，然就加重詐欺取財、洗錢等犯行，則不受此限制。另被告於警詢時之陳述，亦不在排除之列，自可在有補強證據之情況下，作為證明被告自己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犯罪之證據，合先敘明。　　　㈡次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明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其立法意旨在基於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酌採當事人進行主義之證據處分權原則，並強化言詞辯論主義，透過當事人等到庭所為之法庭活動，在使訴訟程序順暢進行之要求下，承認傳聞證據於一定條件內，得具證據適格，屬於傳聞法則之一環，基本原理在於保障被告之訴訟防禦反對詰問權。是若被告對於證據之真正、確實，根本不加反對，完全認同者，即無特加保障之必要，不生所謂剝奪反對詰問權之問題（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3 09號判決意旨參照）。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卻表示「對於證據調查無異議」、「沒有意見」等意思，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應視為已有將該等傳聞證據採為證據之同意（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3533號、94年度台上字第2976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除前揭所述外，檢察官、被告於本院審理時對於下列所引用之供述證據，均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247至250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俱有證據能力。　㈢至其餘憑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引各項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同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均　　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於案發時與陳廷翔為男女朋友關係等情，惟堅決否認犯罪，辯稱：伊沒有加入詐欺集團，陳廷翔沒有叫伊去收錢，伊也沒有跟張家偉收款並轉交給陳廷翔，類似案件業經法院審理並均判伊無罪，且另案審理時有證人證述伊非微信暱稱為「白癡公主」之人云云。經查：　　　㈠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對附表「被害人」欄所示之人，施以如附表所示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時間，匯、存款如附表「匯(存)款金額」欄所示款項至如附表「受款帳戶」欄所示之帳戶後，暱稱「CWW噴」、「木」、陳廷翔指示鄭紹騰持邱怡瑄、李珈岑帳戶提款卡，於附表「提領時間、地點」欄所示之時間、地點，提領附表「提領時間、地點」欄所示款項，鄭紹騰提領完畢後，將其所提領款項轉交在旁把風之陳霆愷，復由陳霆愷轉交張家偉收受等事實，業據同案被告鄭紹騰、陳霆愷、張家偉及陳廷翔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坦承不諱(見少連偵字第56號卷第36至41頁、第99 至107頁、第158至161頁、第322至327頁、第334至340頁、第609至611頁、他字第12796號卷二第102、103頁、第137至 140頁、第215至218頁、原審卷一第124頁、第252頁、原審卷二第411、412頁），核與證人即共同被告范振驊於警詢及原審之供述相符(見少連偵字第56號卷第137至141頁、原審卷一第248頁），並有證人即被害人楊明碧、陳偉民、阮志翔、蔡佳成、皮迦勒於警詢時指訴遭詐騙集團詐騙之情節相符（見少連偵字第56號卷第453至456頁、第479至481頁、第 493至497頁、第513至517頁、第531、532頁），復有被告張家偉、陳廷翔與「耶穌」、「白胖子」間之「水超人一」群組微信對話紀錄、被告張家偉、范振驊間之微信對話紀錄、柯達飯店住宿登記資料、飯店內與道路之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被害人楊明碧之玉山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之存戶交易明細整合查詢資料、被害人陳偉民網路轉帳交易結果翻拍照片、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被害人阮志翔所提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被害人蔡佳成所提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被害人皮迦勒所提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在卷可證 (見少連偵字第56號卷卷第59至73頁、第131頁、第391至393 頁、第395至405頁、第407頁、第413至429頁、第431至437 頁、第445至449頁、第469頁、第385頁、第389頁、第484頁、第439至443頁、第504頁、第524頁、第538頁），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查被告與同案被告陳廷翔於案發時為男女朋友關係等情，業據被告與陳廷翔供承在卷(見原審訴字第952號卷一第226頁、原審訴字第952號卷二第229頁、本院卷第203頁）。同案被告陳廷翔於109年7月5日下午6時51分許起，陸續傳送「點 33起來」、「我的人15分內」、「女的」等訊息予同案被告張家偉，同案被告張家偉則回以「地址發給麵包了」、「33 交付完成」等訊息，此有「水超人一」群組微信對話紀錄可參(見少連偵字第56號卷第67至73頁）。又同案被告陳廷翔於警詢供述：伊與張家偉在「水超人一」群組之上開微信對話內容，意思是伊叫女友戴彤樺（即被告）去找張家偉拿伊當天的薪水3萬3,000元等語(見少連偵字第56號卷第40頁）。同案被告張家偉於警詢時供述：伊在摩斯漢堡交付款項給被告後，出來看到她跟另一名女子在照鏡梳妝，後來伊在騎樓抽菸時，看到她們共乘一臺紅色光陽牌機車離去等語(見少連偵字第56號卷第105頁），並指認被告名下車牌號碼000 -0000號紅色光陽普通重型機車即為其當日所見之機車(見少連偵字第56號卷第105頁、第129頁）。是被告於109年7月5 日下午6時51分許，依同案被告陳廷翔委託至上址摩斯漢堡廁所內收取3萬3,000元之事實，堪以認定。　　㈢被告確有參與上開犯行及被告所辯不可採之理由：　⒈同案被告陳廷翔於警詢證稱：那天伊叫伊女朋友戴彤樺過去找張家偉幫伊收水，33就是新臺幣3萬3,000元，那是伊在10 9年7月5日的薪水，伊說旁邊市刑大是因為被告到張家偉說的地點後看到旁邊有市刑大，伊才在群組說幹旁邊市刑大，女的就是指因為平常都是男生跟他去拿錢，所以伊特別跟他說是女生，怕他聽到是女生聲音會嚇到等語（見少連偵字第 56號第40頁），並經本院勘驗該警詢筆錄屬實（見本院卷第 201至202頁），且同案被告陳廷翔於該次警詢亦稱：「白癡公主」也算指揮等語明確（見本院卷第202頁）。　　⒉證人即同案被告張家偉於警詢證稱：伊所知道的是陳廷翔是總收水、被告是依陳廷翔指示向伊收水之人，提領時有鄭紹騰、他的女友洪藝芯、陳霆愷3個人，提領期間伊跟范振驊在柯達大飯店的房間内休息，當天總共有5個人，伊當天是在臺北市○○區○○○路0號（肯德基）及臺北市○○區○○○路0段0 號（摩斯漢堡）交付贓款給微信暱稱白癡公主，本名戴彤樺，是伊上游綽號麵包陳廷翔的女友，她當日也是受到陳廷翔指示前往跟伊收水。交付多少贓款已經不復記憶，她當天在臺北市○○區○○○路0號肯德基向伊收水時只有她一個人伊等在肯德基男廁，伊把自己反鎖在裡面，她進來男廁敲門說數字（即為陳廷翔群組中所述之贓款金額），伊聽到之後從門縫把贓款傳給她，她錢拿了就走，不知道跑去哪裡點，並要伊 2分鐘後再出來不要跟收水見到面，後來在臺北市○○區○○○路 0段0號摩斯漢堡交付時，但是伊這次沒有等到2分鐘就出來，伊看到被告與一名女子在照鏡子梳妝，伊往樓下走便在騎樓處抽菸，看到她們2個共乘一台紅色光陽牌的MANY的機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離去，259、33是贓款金額，數字代表1000元鈔幾張，旁邊是市刑大是因為摩斯漢堡跟柯達大飯店就在中山分局後面的巷子，廁所定位完成就是伊在廁所等人來收水了，小馬就是范振驊，當時伊在摩斯漢堡交水給被告，他在樓下等伊等語（見少連偵字第56號卷第101至107 頁、本院卷第203至204頁勘驗筆錄)；於偵查時證稱：109年 7月5日收到的款項都交給被告，在中山分局旁的摩斯漢堡交給被告（見他字第12796號卷二第215至233頁），且同案告張家偉於警詢等指認被告，並證稱「編號二是戴彤樺，她是向我收水之人」等語（見少連偵字第56號卷第107頁、本院卷第208頁勘驗筆錄)，是同案被告張家偉非僅憑被告所穿著鞋子來辨識被告為3次交付款項對象。　⒊同案被告陳霆愷於偵查中之供述：伊本身即認識被告，被告曾詢問其是否需要工作，並將其引介給共同被告陳廷翔，且被告及共同被告陳廷翔均認為其單純把風太輕鬆，才要求其另外需領取包裹之事實（見他字第12796號卷二第101至104 頁）。又同案被告張家偉、鄭紹騰、陳霆愷於原審均稱被告為同案被告陳廷翔之女友；共同被告鄭紹騰、陳霆愷等人均證稱起訴書所載「被告暱稱白癡公主」乙節屬實(見原審訴字第952號卷一第120頁），同案被告鄭紹騰並證稱起訴書所載「戴彤樺擔任收水，負責向3號交水張家偉等人收取款項，並轉交給男友即負責指揮上開過程之陳廷翔，最終陳廷翔獲得款項後，會再交與暱稱『慢慢慢』、『皇帝』、『CWW喷』、『木』等人統籌分配」這段記載是事實（見原審訴字第952號卷一第121頁）。　⒋綜上，被告確有依同案被告陳廷翔之指示，從事收水工作，其主觀上當有容任自己以此方式參與詐欺集團之加重取財犯行以及洗錢行為無誤。自可認被告與鄭紹騰、陳霆愷、張家偉、范振驊、陳廷翔與暱稱「慢慢慢」、「皇帝」、「CWW 噴」、「木」、「耶穌」、「白胖子」及詐欺集團其餘成員有共同加重詐欺取財、隱匿詐欺犯罪所得所在及去向之洗錢不確定故意等犯意聯絡，而為加重詐欺取財及一般洗錢之共同正犯。　　㈣同案被告陳廷翔雖於原審供述：伊沒有指示戴彤樺去收取本案款項等語（見原審訴字第952號卷一第121頁）等語，惟其隨後補稱「這些事情是由一個暱稱『皇帝』指派的人員負責，該人的名稱我不清楚。其於都正確，我沒爭執」等語（見原審訴字第952號卷一第124頁），足見同案被告陳廷翔應僅強調其個人沒有指示被告收取本案款項，而係由「皇帝」指派人員負責通知被告去收款之意，此觀同案被告陳廷翔於偵查中供稱「他（指共同被告張家偉）會再交給微信裡面暱稱皇帝派下來的總收水」等語（見他字第1276號卷二第138頁）自明；況同案被告陳廷翔於警詢已供述：那天伊叫伊女朋友戴彤樺過去找張家偉幫伊收水等語（見少連偵字第56號第40 頁），顯與前揭原審供述有前後齟齬、說詞反覆之情，顯難採信，且被告與同案被告陳廷翔於案發時具有特別親暱情誼或因身分關係，則同案被告陳廷翔於原審所為被告有利之陳述，應係迴護被告之詞，而同案被告張家偉、鄭紹騰等人與被告並無仇恨或糾紛，果非渠等親眼所見或親身經驗，應無刻意構陷被告之理由及必要，應較為可採。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辯詞均不可採，其犯行堪可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科刑　㈠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全文58條，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明定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8月2日施行；另洗錢防制法則先後於112年6月14日（所涉本案僅洗錢防制法第16條部分）、113年7月31日經修正公布，並分別自112 年6月16日、113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說明如下：　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⑴先於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6月2日生效施行，然此次修正僅新增該條第1 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之規定，該條第1項第2款規定則未修正，是前揭修正與被告於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犯行無涉，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逕行適用現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⑵至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全文58條，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明定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8月2日施行。其中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本件被告所犯為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無該條例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百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數加重詐欺條款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等之加重其刑事由，而上開條例關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之構成要件及刑罰均未修正，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⑶另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所增訂之減輕條件(如第47條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並自動繳交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因而有助於溯源追查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等)，乃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則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且因各該減輕條件彼此間暨與上開各加重條件間，並未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最高法院96年台上字第3773號判決意旨參照）之特性，自無須同其新舊法之整體比較適用，而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應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即審酌被告有無符合該等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輕事由之規定並依法減輕其刑，以契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增訂第3章溯源打詐執法(第43條至第50條)與第4章詐欺犯罪被害人保護(第51條至第55條)之立法本旨。　　⒉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 4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而本案被告所涉及洗錢之金額未達1億元，新舊法比較之結果，以新法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故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　　⒊被告行為後，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及第8條第1項業於112 年5月24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月26日生效。然上開第3條之修正未涉該被告涉犯該條第1項後段之罪名及刑罰部分，自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而應直接適用裁判時法。　⒋被告行為後，民國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其餘於同年8 月2日生效之條文中，新設法定刑較重之第43條、第44條特別加重詐欺取財罪，及第47條關於犯該條例所指詐欺犯罪而自白暨自動繳交犯罪所得，或因而使檢警人員得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擴大查獲詐欺犯罪組織發起等人員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等規定；洗錢防制法亦於同上日期依序修正公布並生效，修正其第19條一般洗錢罪，第23條第2、3項關於犯一般洗錢罪自首、自白暨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並因而使檢警人員得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及第25條第1項關於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犯罪客體、洗錢標的）絕對義務沒收等規定。原審雖未及為上揭新舊法律如何加以適用之論斷說明，然依想像競合犯關係從法定刑相對較輕之刑法加重詐欺取財罪處斷，且被告對於其犯行並未自首復予否認，亦無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減免其刑之餘地，綜上，原判決雖未及說明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洗錢防制法之新舊法比較，惟對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併此敘明。　　㈡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附表二編號2至5所示犯行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㈢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編號3至5所示詐欺方式，致被害人阮志翔、蔡佳成、皮迦勒陷於錯誤而多次匯款之行為，及被告鄭紹騰多次提領同一被害人款項之行為，均係分別基於對同一人行詐欺之目的所為，侵害同一法益，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接續實行，均各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　　㈣被告與鄭紹騰、陳霆愷、張家偉、范振驊、陳廷翔與暱稱「慢慢慢」、「皇帝」、「CWW噴」、「木」、「耶穌」、「白胖子」及詐欺集團其餘成員，就本案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就附表編號1所示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參與犯罪組織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被告附表編號2至5所示4次犯行，均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均為想像競合犯，均各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被告就附表所示5次犯行，係分別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其犯罪行為與侵害法益各自獨立，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未詳予審酌上情，就被告前揭犯行逕為無罪之諭知，自有未洽。檢察官上訴認原審未詳予審酌上情，遽就被告無罪之判決等語，為有理由，應由本院撤銷改判。　　㈡爰審酌被告所為本案犯行，助長詐欺、洗錢犯罪橫行，破壞社會治安及金融秩序，所為實有不該，被告雖否認犯罪，但被告相較被告陳廷翔於本案詐欺集團中擔任招募、指揮等較核心角色，被告之犯罪情節次之，兼衡被告於本院自述大學肄業之智識程度，已婚，從事夜市遊戲攤工作之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262頁）暨被告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素行及被害人受損害程度，迄今未與被害人等達成和解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前段所示之刑，復審酌被告如所犯各罪均為加重詐欺取財罪，罪質相同，部分犯罪方式相同，且被告上開犯罪時間集中於109年7月5日，衡諸其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及動機均相同，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若科以過重之執行刑，於實際執行時，刑罰之邊際效應恐隨刑期而遞減，被告所生痛苦程度則因刑期而遞增，反不利於其復歸社會，爰依刑法第51條第5款規定，定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2項後段所示。　㈢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被告於本案否認犯罪，又卷內無其他可證明被告實際已領取本案報酬，難認被告因本案獲有犯罪所得，故不予宣告犯罪所得之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刑法第11條前段、第339條之4第1項、第55條、第51條第5款，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冠中提起公訴、追加起訴，檢察官董怡臻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九庭審判長法　官　潘翠雪　　　　　　　　　　　　　　　　　　　法　官　商啟泰　　　　　　　　　　　　　　　　　　　法　官　許文章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柏瑋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被害人詐騙方式匯(存)款時間匯(存）款金額受款帳戶提領時間、地點本院主文 1 楊明碧佯為購物網站客服人員，謊稱訂單遭駭客竄改，需依指示操作自動櫃員機、網路轉帳，以取消訂單，且為避免因頻繁轉帳遭金管會認定違反洗錢防制法，需開設新帳戶轉帳云云 109年7月5日下午2時51分許 2萬9,987元邱怡瑄帳戶 1.於109年7月5日下午3時39分至40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統一超商晶鑽店提領2萬元、2萬元，共4萬元。 2.於109年7月5日下午時3時45分至47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彰化銀行，提領2萬元、2萬元、2萬元及9,000元，共6萬9,000元。 3.於109年7月5日下午4時2分許、3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兆豐銀行中山分行，提領2萬元、1萬元，共3萬元。 (阮志翔所匯款項尚有773元，因列警示帳戶而未及提領）戴彤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2 陳偉民佯為購物網站客服人員及玉山銀行專員，謊稱因誤設自動扣款，需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匯款，以取消扣款云云 109年7月5日下午3時10分許 4萬9,812元戴彤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 阮志翔佯為購物網站及永豐銀行客服人員，謊稱因誤設為經銷商，需依指示操作網路銀行及自動櫃員機，以解除信用卡扣款云云　　　　　　　　　　　　　　　　　　　 109年7月5日下午3時32分許 2萬9,989元(起訴書誤載為「2萬9,985元」，應予更正）戴彤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09年7月5日下午3時56分許 2萬9,985元 4 蔡佳成佯為購物網站及郵局客服人員，謊稱因誤設為企業特殊會員，將每月扣款，需將帳戶內款項轉匯或轉存至指定帳戶，以避免遭扣款云云 109年7月5日下午5時25分許 2萬9,985元李珈岑帳戶 1.於109年7月5日下午5時34分至36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兆豐銀行中山分行，提領2萬元、2萬元、1萬3,000元，共5萬3,000元。 2.於109年7月5日下午6時7分至8分許，在臺北市○○區○○○路0段00巷0號統一超商柯鑫店，提領2萬元、1萬8,000元，共3萬8,000元。戴彤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09年7月5日下午5時47分許 2萬9,985元 5 皮迦勒佯為購物網站及郵局人員，謊稱因誤設為高級會員，將每月扣款，需依指示操作自動櫃員機，以取消會員設定云云 109年7月5日下午5時30分許 2萬3,123元戴彤樺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109年7月5日下午5時49分許 3,117元

2025-03-04

TPHM-113-上訴-1170-20250304-1

審訴更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更一字第2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莊楨坤選任辯護人陳昱名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21 0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莊楨坤犯如附表「宣告刑」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事　實一、莊楨坤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生活經驗，可預見任意將自己使用之銀行帳戶提供予他人收取不明款項，並將匯入自己銀行帳戶之不明款項代為提領後交予他人，足供他人作為詐欺等犯罪後收受被害人匯款，且因此造成金流斷點而隱匿此等犯罪所得，竟仍基於縱所提供之銀行帳戶被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工具及隱匿詐欺取財不法犯罪所得之用，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新光銀行張專員」、「ReissChen」、「James林」等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莊楨坤於民國111年7月間，提供其使用之華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戶名：大器能量館，下稱本案帳戶)之帳號資料提供上開詐欺集團使用。再由上開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方式，向如附表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附表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至本案帳戶，復由莊楨坤依照「James林」之指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款項，交付現金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嗣因附表所示之人發覺遭詐欺，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附表所示之人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報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 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件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被告莊楨坤及其辯護人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復本院認其作成之情形並無不當情形，經審酌後認為適當，故前開審判外之陳述得為證據，併此敘明。二、另本院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核屬書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5條踐行書證之調查程序，況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均不爭執，是堪認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訊據被告固坦認其有提供上開本案帳戶帳號資料予「新光銀行張專員」、「ReissChen」，並有依「James林」之指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款項，交付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加重詐欺、洗錢犯行，辯稱：其在案發前曾向新光銀行詢問貸款事宜，其懷疑是新光銀行外洩其個資，讓詐欺集團知道其有貸款需求，「James林」說會計師事務所可以提供美化帳戶的服務，會有款項由會計事務所匯入其帳戶來製造金流紀錄，對方稱匯入其帳戶的錢要還回去，若其沒有還回去，會告其侵占及詐欺，其是落入詐欺集團設計的陷阱才會提供帳號資料給對方，其和詐欺集團沒有犯意聯絡云云。經查：　 (一)被告有於111年7月間，將本案帳戶帳號資料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使用，嗣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取得本案帳戶帳號資料後，於附表所示之時間、方式，向如附表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附表所示之人均陷於錯誤，於如附表所示之時間匯款至本案帳戶，復由被告依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人之指示，於如附表所示時間、地點，提領如附表所示款項，交付現金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據證人即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於警詢中之證述明確(見偵卷第27至28頁、第39至40頁、第51至52頁)，復有附表所示之告訴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收據、本案帳戶之交易明細表、被告提領款項之監視器畫面在卷可佐(見偵卷第33至34頁、第45至46頁、第59至62頁、第63至77頁、第13 5至136頁)，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 (二)按刑法之間接故意（或稱不確定故意），依刑法第13條第2 　　項規定，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而言。亦即行為人主觀上對於客觀事實之「可能發生」有所認識，而仍容任其發生，即屬之。具體以言，倘行為人知悉其行為可能導致或助長某項侵害他人法益之客觀事實發生的風險，且有自由意志可以決定、支配不為該導致或助長侵害法益風險之行為，雖主觀上無使該侵害法益結果實現之確定意欲，惟仍基於倘實現該犯罪結果亦在其意料中或主觀可容許範圍之意思（即「意欲之外，意料之中」），而放棄對於該風險行為之支配，即為間接故意(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75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被告主觀上有無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自應就犯罪全部過程予以觀察、認定。查：　　⒈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已滿68歲，自承大學畢業，職業為大器能量館之負責人（見偵卷第9至10頁），顯有一般金融知識水準且具一定社會經驗，理當具有加以查證之警覺及能力。而臺灣金融行業發達，自然人均可申辦金融帳戶，若提供帳戶資料予他人收受款項者，亦必與該收受者具相當之信賴關係，自無任意提供予他人收受款項又代為提領轉交之理。然被告既自承不知悉「新光銀行張專員」、「ReissChen」、「J ames林」之真實姓名、聯絡方式等語（見偵卷第12頁），足認被告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渠等收受匯款時，被告與「新光銀行張專員」、「ReissChen」、「James林」間，並無相當之信賴關係。　⒉又被告於警詢時自陳曾辦理新光銀行貸款事宜，惟無後續消息等語（見偵卷第11頁），衡以被告既為公司負責人，更應知銀行受理貸款申請，理應審酌申請人之信用狀況、是否有不良債信紀錄、有無穩定收入來源或提供擔保品等情，與金融帳戶內有無金錢出入並無必然關係，鮮有僅憑特定短暫期間內創造資金流動紀錄，即准許貸款之案例；縱令為創造頻繁之資金流動以美化帳面，銀行仍可透過聯合徵信系統查知借戶信用狀況，在各項金融資訊普遍為各金融機構所能輕易查悉之今日，實難以達到隱避金融機構查核之目的，借戶實無需提供金融帳戶帳號供他人製造資金流動情形以美化帳戶。且辦理貸款往往涉及大額金錢之往來，申請人若非親自辦理，理應委請熟識或信賴之人代為辦理，若委請代辦公司，當知悉該公司之名稱、地址及聯絡方式、負責人或承辦人員之姓名及聯絡方式等資料，以避免貸款金額為他人所侵吞。然被告於偵查時自陳：，於111年7月18日接到新光貸款部專員來電，因為其曾經到新光填寫想貸款的文件，所以就認為這是銀行專員來電等語（見偵卷第123頁），可認被告未查證「新光銀行張專員」所言是否實在，即提供本案帳戶帳號收受匯款，並代為提領款項，實與一般常情有違，被告理應預見可能與詐欺、洗錢犯罪有所關聯。　⒊況且，詐欺集團多利用人頭帳戶資料取得款項後，再由車手出面提領款項、復由他人擔負收水工作收取詐得款項，以製造金流斷點，避免遭查獲，此業經報章媒體多所披露，並屢經政府及新聞為反詐騙之宣導，故勿將金融帳戶隨意出借他人、或代為取款、轉帳，已屬一般生活所應有之認識。再者，常人向合法的放貸、信用借款或代辦公司借款時，為避免嗣後產生糾紛，多不會在未確認貸款方的資金來源的合法性、貸款所需的利率、如何償還所欠債務的情形下，即配合放貸公司領用帳戶內之不詳款項以順理金流，然本件未見被告已與「新光銀行張專員」、「ReissChen」約定貸款金額、年限、利率，即提供帳戶收受匯款，並提領款項轉交予「Ja mes林」所指定之人，被告辯稱係為辦理貸款等語，依被告智識、工作與貸款經驗，實難盡信其所辯為真。且被告交付款項予「James林」所指定之人時，復未質疑收受款項之人員身分為何、未留有足資證明已交付金錢之收據等情，即交付本案共計新臺幣55萬元予素未謀面、不知真實姓名、聯繫方式之男子，亦未向該男子索取任何收受款項之收據，以證明確實有交付款項之事實，以免爭議。若是合法營運之事業，要被告歸還美化帳戶之款項，只要提供帳戶給被告轉匯即可，此不僅可節省勞費、留存金流證明，更可避免款項被經手之人侵吞之風險，然「James林」卻指示被告於附表所示各被害人匯款至被告帳戶後，於24小時的時間內提領款項，將數十萬元現金交予其所指定之人，其運作模式顯不合理。被告所為在在均顯示，被告並無合理查證之管控舉措，顯然對於金錢來源及流向毫不關心。　⒋是以，被告確係具有一般智識及社會生活經驗之人，其就不　　得任意提供金融帳戶資料予他人使用，及避免任意依指示提領金融帳戶內不明款項交予不詳人士，以免參與實施犯罪等節，自應知之甚詳。然被告可預見將帳戶資料交予無信賴關係之「新光銀行張專員」、「ReissChen」，可能用以犯詐欺犯罪，又於收受附表所示被害人等人遭詐欺後匯入之款項，在可預見「James林」指示代為提領如附表「提領金額」欄所示之款項可能為詐欺犯罪所得之贓款，仍提領後交予渠所指定之人。被告既已知悉其行為可能導致侵害他人財產法益發生的風險，心態上仍對不論他人利用本案帳戶犯詐欺取財、收受特定犯罪所得，提領交付他人而遮斷金流，使國家無從追查該等犯罪所得去向及所在均無所謂，對於其行為促成詐欺取財、一般洗錢犯罪既遂之結果予以容任，已放棄避免涉犯詐欺取財、洗錢犯罪風險之控管措施，而無確信其所為乃法所容許之合理查證行為，顯乃基於容任己身參與實施詐欺取財及洗錢犯罪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無訛。 (三)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一)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雖於112年5月31日以華總一義　　字第11200045431號總統令修正公布，並於同年6月2日施行，然修正後之刑法第339條之4僅增訂該條第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有關同條項第2款及法定刑度均未修正，並無改變構成要件之內容，亦未變更處罰之輕重，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　　⒉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下稱詐欺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經制定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茲比較新舊法規定如下：　⑴詐欺防制條例就詐欺犯罪所增訂之加重條件【如第43條第1項規定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下同）500萬元、1億元以上之各加重其法定刑，第44條第1項規定並犯刑法第339條之4加重詐欺罪所列數款行為態樣之加重其刑規定等】，係就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於有各該條之加重處罰事由時，予以加重處罰，係成立另一獨立之罪名，屬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此乃被告行為時所無之處罰，自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依刑法第1條罪刑法定原則，無溯及既往予以適用之餘地。　⑵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所指詐欺犯罪，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次按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1項後段「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從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規定，規範較輕刑罰等減刑規定之溯及適用原則。從而廣義刑法之分則性規定中，關於其他刑罰法令（即特別刑法）之制定，若係有利被告之刑罰減輕或免除其刑原因暨規定者，於刑法本身無此規定且不相牴觸之範圍內，應予適用。故行為人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關於自白減刑部分，因刑法本身並無犯加重詐欺罪之自白減刑規定，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則係特別法新增分則性之減刑規定，尚非新舊法均有類似減刑規定，自無從比較，行為人若具備該條例規定之減刑要件者，應逕予適用（113年度台上字第4209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犯刑法加重詐欺罪，未於偵查、審理中自白，亦無犯罪所得可供繳回，與詐欺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要件未合，自無適用之問題。　　⒊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 00日生效施行；再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　⑴原洗錢防制法第14條之洗錢罪刑罰規定，改列為第19條，修正後之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以下罰金。」；舊法第14條第1項則未區分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其法定刑均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　⑵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係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 月14日修正則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全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規定，改列為第23條，其中修正後之第23條第3項規定，除須在偵查及審判中均自白者，尚增加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得減輕其刑之限制。　⑶另按倘認不論依新、舊洗錢法均成立一般洗錢罪，則依刑法第2條第1項「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之新舊法律選擇適用規定，關於刑之減輕或科刑限制等事項在內之新舊法律相關規定，應綜合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而不得任意割裂，以普通詐欺罪及一般洗錢罪為例，以舊法為有利（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徵詢統一見解及該判決意旨）。經查，被告一般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其於偵查及本院均未自白犯行，揆諸前揭加減原因與加減例之說明，不論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及112年6月14日修正前、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其量刑範圍均為有期徒刑7年（前置犯罪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法定本刑上限亦為7 年，不生降低洗錢罪刑度效果）；倘適用新法之量刑範圍為 6月至5年，綜合比較結果，新法即現行法關於刑度之上限為輕，應以新法之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二)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 (三)被告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新光銀行張專員」、「Re issChen」、「James林」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於附表「提款時間」欄所示時間，多次提領款項之行為，係於密接時間而為，手法相同，且侵害同一法益，是其各次提領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　　　　　　　　 (五)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二罪，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各從一重論以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六)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3所示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三、爰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管道獲取財物，竟加入詐欺集團分工，不僅侵害告訴人之財產法益，且影響社會治安，實屬不該，兼衡被告於詐欺集團中並非擔任主導角色，暨其犯後否認犯行之態度、犯罪動機、手段、告訴人所受損害及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審訴更一卷第134頁 )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暨定其應執行之刑，以示懲戒。　四、沒收 (一)洗錢之財物　　　1.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　　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　　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　　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於同年0 　　月0日生效施行，是本案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　　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 　　項規定：「犯第十九條、第二十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而依修正後　　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修正理由說明：考量澈底阻斷金流　　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　　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　　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　「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等語，即仍以「經查獲」之洗　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為沒收前提要件。　2.查本案附表被告所提領之詐欺贓款，已轉交予不詳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不在被告實際管領、保有之中，且未經查獲，自無從依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前段規定於諭知沒收。　　 (二)犯罪所得部分　　查被告於警詢時供稱：其沒有拿到報酬等語（見偵卷第12頁），且依卷存證據資料，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何犯罪所得，則依「事證有疑，利歸被告」之法理，應認被告並未因本案取得其他不法利得，爰不予宣告沒收、追徵。　五、退併辦部分：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0009號、第13 792號移送併辦被害人葉燕樺、張玉冠部分，認與本案論罪科刑部分具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等語，固非無見。然被告所為，非僅單純提供帳戶資料容任他人使用，依其與詐騙集團間犯罪計畫，被告尚依「James 林」指示提領詐騙款項，已屬參與詐欺及洗錢構成要件行為，其等應論以共同正犯，並對獨立各被害人所為應分論一罪，誠如前述。而此部分併辦意旨所載被害人葉燕樺、張玉冠，均非本件起訴書所列之被害人，故被告於此部分併辦意旨所為如成立犯罪，無從與本件被告所犯各罪構成事實或法律一罪關係，顯非本件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不得就此併為審判，應退由檢察官另為適法處理，特此敘明。　　　　　六、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玟瑾提起公訴，檢察官高怡修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莊書雯　　　　　　　　　　　　　　　　　　　　　法　官　葉詩佳　　　　　　　　　　　　　　　　　　　　　法　官　翁毓潔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陽雅涵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附表：編號告訴人詐騙時間、方式匯款/轉帳時間詐騙帳戶詐騙金額（新臺幣）提款時間(依詐騙帳戶交易明細所示) 提款地點提款金額（新臺幣）宣告刑 1 賴美素 111年6月6日16時20分許、佯稱係賴美素姪子欲借款云云，致賴美素陷於錯誤而匯款。 111年7月25日12時20分許本案帳戶 200,000元 ⑴111年7月25日13時33分許 ⑵同日14時5分許 ⑶同日14時6分許 ⑷同日14時8分許 ⑸同日14時9分許 ⑹同日14時10分許 ⑴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華南銀行圓山分行 ⑵至⑹臺北市○○區○○○路0段000○0號 ⑴450,000元 ⑵20,005元 ⑶20,005元 ⑷20,005元 ⑸20,005元 ⑹20,005元莊楨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 陳桂碧 111年7月25日10時50分許、佯稱係陳桂碧姪子欲借款云云，致陳桂碧陷於錯誤而匯款。 111年7月25日12時49分許本案帳戶 100,000元莊楨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壹月。 3 李淑暉 111年6月4日9時50分許、佯稱係李淑暉姪子欲借款云云，致李淑暉陷於錯誤而匯款。 111年7月25日12時31分許本案帳戶 250,000元莊楨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刑法第339條之4：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04

TPDM-112-審訴更一-2-20250304-1

訴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

妨害自由等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459號公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張瑞麟選任辯護人陳泓霖律師王志超律師被告柯偉松（已歿）上列被告等因妨害自由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0837號、第1842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張瑞麟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附表編號1、3部分，應執行有期徒刑玖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柯偉松被訴部分，公訴不受理。　　犯罪事實一、張瑞麟與柯偉松（已歿，由本院為不受理之判決）共同經營安利交通有限公司（營業處位於新北市○○區○○○00號，下稱安利公司），張瑞麟因其使用之車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車（下稱本案車輛），前交由施彥綸、許元瀚改寫車輛電腦程式，以提升車輛動能，卻因本案車輛發生故障，心生不滿，竟與柯偉松分別為下列犯行：　㈠緣施彥綸前經張瑞麟通知，於民國110年9月25日23時21分許，獨自抵達安利公司，經張瑞麟質問施彥綸如何處理本案車輛故障事宜，施彥綸表示因改寫程式完成當下已試車完畢且已經過1個月，須與經典車行討論解決方案，詎張瑞麟因不滿施彥綸之回應，竟與柯偉松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推由柯偉松以拳頭毆打施彥綸腹部（無證據證明致生傷害之結果），張瑞麟即再向施彥綸恫稱「如果沒簽本票，就須在安利公司待到彰化經典車業公司之人來處理」等語，致施彥綸心生畏懼，逼使施彥綸於翌（26）日5時許簽立面額新臺幣（下同）250萬元本票，而共同以此強暴、脅迫方式，妨害施彥綸行使自由離去之權利，及使其行無義務之事。　㈡張瑞麟與柯偉松共同基於強制之犯意聯絡，於許元瀚、施彥綸分別於110年9月29日16時30分許、18時許，為商討如何處理本案車輛故障事宜，而至安利公司後，利用施彥綸前經毆打及恐嚇、許元瀚前經施彥綸告知上情並遭張瑞麟於臉書上人肉搜索後，均陷於心理壓力，由張瑞麟向許元瀚、施彥綸恫稱：「請彰化總部派人來現場談，你才能走，如果不來就要讓你們簽本票，車子原價471萬，你們要簽400萬元的本票，才讓你們走」等語、向許元瀚恫稱：「如果你不處理，我可以騙你出來，你也跑不掉」等語，致許元瀚、施彥綸均心生畏懼，逼使許元瀚、施彥綸各自簽立面額100萬元、300萬元之本票（300 萬元本票係用以取代施彥綸先前簽立之250萬元本票），而共同以此脅迫方式，妨害許元瀚、施彥綸行使自由離去之權利，及使其等行無義務之事。　㈢施彥綸因張瑞麟之要求，於110年10月15日18時30分許，駕駛其所有車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車，前往安利公司門口，供張瑞麟代步使用。詎張瑞麟竟基於恐嚇之犯意，由張瑞麟要求施彥綸進入安利公司後，向施彥綸恫稱：「要處理你」、「要拿高爾夫球桿打你，就算你母親在場也一樣敢打你」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使施彥綸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張瑞麟復基於恐嚇之犯意，以施彥綸之手機致電許元瀚，向許元瀚恫稱：「你這次再來看會不會被人打」、「你明天看到我，你就挫屎了（臺語）」、「明天看到你，我一定先撞你」等語，以此加害生命、身體之事，使許元瀚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二、案經施彥綸訴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臺北市政府警察局士林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即被告張瑞麟部分）：一、程序部分：　㈠被告張瑞麟及辯護人雖爭執證人即告訴人施彥綸（下稱告訴人）、證人即被害人許元瀚（下稱被害人）於偵訊時之供述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而無證據能力，惟依以下說明，均有證據能力：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乃因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依法有訊問證人之權，證人須具結，其可信性極高，已具足以取代被告反對詰問權信用性保障情況之要件，故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特予承認其具有證據能力。被告如未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須就無該例外情形為舉證，法院亦無庸在判決中說明無例外情形存在之必要。所謂「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係指其不可信之情形，甚為顯著了然者，固非以絕對不須經過調查程序為條件，然須從卷證本身，綜合訊問時之外部情況，為形式上之觀察或調查，即可發現，無待進一步為實質調查之情形而言（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7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上開證人於偵訊時均經具結，此有證人結文附卷可參（偵10837卷一第169頁、第176頁，偵18425卷第48 6頁至第487頁），被告張瑞麟及辯護人雖爭執上開證人於偵訊時供述之證據能力，惟未具體指明上開證人於接受檢察官訊問時之外部情況，有何不可信之事由，參酌上開說明，無從認定上開證人於偵訊時所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自均具有證據能力，至辯護人主張上開證人與被告張瑞麟具有對立性，及所述如何與證人陳永吉、吳昆隆所述不符云云（訴字卷第334頁），核係證詞之證明力問題，要與證據能力無涉，併此敘明。又本判決並未引用上開證人於警詢時之供述作為證據，自毋庸贅述其證據能力。　㈡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之供述，業經合法調查：　　按詰問權與證據能力性質及在證據法則之層次並非相同，前者屬於人證調查證據之一環，即調查證據之方法，後者指符合法律所規定之證據適格，而得成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據資格，兩者應分別以觀（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 3號判決意旨參照）。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所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向法官或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有無證據能力，本應依相關規定之文義要件決定之，依傳聞證據增訂相關條文時之立法原本意旨，非必附加已賦予被告對質詰問之機會、或原始陳述人有傳喚、或原始陳述人有供證不能之情形時，始例外可適用傳聞證據之條件。又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於證據方法上屬於證人，然於證據資料上又屬書證（筆錄），於被告已捨棄反對詰問權，或該被告以外之人經合法傳喚、拘提未到庭時，該人證之證據方法既屬未聲請調查或不能調查者，則由此一人證所派生之書證（偵訊筆錄），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5條規定，踐行「審判長向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宣讀或告以要旨」之調查程序，仍屬經合法調查之證據，自得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20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證人即告訴人已經本院合法傳喚，復經拘提無著，有本院送達證書（訴字卷第223頁）、拘票暨報告書（訴字卷第280頁至第290頁）、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戶籍資料及臺灣高等法院在監在押全國紀錄表（訴字卷第28 0-1頁至第280-3頁）附卷可稽，且本院已依刑事訴訟法第16 5條之規定就其上開偵訊筆錄為合法調查，是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之供述自得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依據。　㈢本判決引用其餘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張瑞麟及辯護人均同意具有證據能力（訴字卷第78頁至第 79頁、第89頁、第144頁至第145頁、第155頁），本院審酌各該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而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條之5第1項之規定，均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且經本院於審理時提示予被告張瑞麟及辯護人辨識並告以要旨而為合法調查，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自均得作為本判決之證據。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張瑞麟固坦承犯罪事實一㈢所示之恐嚇危害安全犯行，惟矢口否認有何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示之強制犯行，辯稱：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是告訴人弄壞伊的車子，自願到安利公司跟伊談如何處理，伊沒有說過「不簽本票就不讓你走」等語，是告訴人自願簽立250萬元之本票要讓伊安心；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被害人有帶2名朋友來談，是被害人的朋友要求被害人、告訴人寫本票給伊，伊沒有說過「不簽本票就要等彰化公司的人來才能走」、「如果你不處理，我可以騙你出來，你也跑不掉」等語，是被害人及告訴人自願要簽本票云云。辯護人則為被告張瑞麟辯護稱：㈠犯罪事實一㈠部分，除告訴人之供述及所簽本票外，別無其他證據佐證，且當時在場之同案被告柯偉松、莊凱鈞均稱未見聞被告張瑞麟有上開恐嚇或強制行為，因告訴人與被告身分間本具有對立性，且告訴人遲至110年10月5日始前往報案，並於自陳110年9月26日第一次前往安利公司遭毆打及強制簽本票後，仍於3日後即同年月29日再次前往安利公司，與常情不符。㈡犯罪事實一㈡部分，被害人及告訴人所述，與證人陳永吉及吳昆隆所述不符，應以證人陳永吉及吳昆隆之證述，較與被告身分間具對立性之被害人及告訴人之供述較為可採，證人陳永吉及吳昆隆已於審理時證述被告張瑞麟當天並無限制被害人及告訴人自由，且於協商當下被害人未即反對簽立本票，亦未報警，可知被告張瑞麟並無強制行為云云。㈢犯罪事實一㈢部分，請審酌被告張瑞麟坦承犯行，及其犯罪動機係因消費糾紛無法順利解決，從輕量刑等語。經查：　㈠犯罪事實一㈢部分，業據被告於警詢（偵18425卷第113頁至第 114頁）、偵訊（偵10837卷一第189頁、第192頁）及審判中（審訴卷第98頁，訴字卷第77頁、第331頁至第332頁）均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偵10837卷一第174頁，偵18425卷第484頁）、證人即被害人於偵訊（偵10837卷一第168頁）及審理時（訴字卷第239頁至第240頁、第249頁至第250頁）證述之內容大致相符，並有被害人與被告張瑞麟於110年10月15日之通話錄音譯文（偵18425卷第89頁至第 90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張瑞麟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值採信。　㈡犯罪事實一㈠㈡部分：　⒈被告張瑞麟前與被告柯偉松共同經營安利公司，因被告張瑞麟將本案車輛交付告訴人及被害人改寫車輛電腦程式，本案車輛出現故障，告訴人乃於110年9月25日23時21分許前往安利公司，並簽立250萬元之本票與被告張瑞麟後，於翌（26 ）日5時許自安利公司離去。被害人、告訴人復分別於110年 9月29日16時30分許、18時許至安利公司商談本案車輛故障事宜，並分別簽立100萬元、300萬元之本票（其中300萬元之本票用以替代告訴人前簽發之250萬元本票）後始離去等事實，業據被告張瑞麟於警詢（偵18425卷第108頁至第113 頁）、偵訊（偵10837卷一第185頁至第189頁、第190頁至第 191頁）、羈押訊問（偵10837卷二第309頁至第310頁）及審判中（審訴卷第98頁至第99頁，訴字卷第76頁至第77頁、第 330頁至第331頁）所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偵10837卷一第171頁至第174頁，偵18425卷第484頁）、證人即被害人於偵訊（偵10837卷一第165頁至第167頁，偵1 8425卷第485頁）及審理時（訴字卷第236頁至第239頁、第2 48頁至第255頁）、證人陳永吉（訴字卷第269頁至第271頁）及證人吳昆隆（訴字卷第312頁至第316頁）於審理時、證人莊凱鈞於偵訊時（偵10837卷一第344頁至第347頁）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告訴人於110年9月26日簽立之250萬元本票暨授權書及承諾修車文件（偵18425卷第35頁至第36 頁）、被害人於110年9月29日簽立之100萬元本票暨授權書及承諾修車文件（偵18425卷第99頁至第100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張瑞麟有於犯罪事實一㈠所示時、地，以所示方式強制告訴人簽立250萬元之本票之犯行：　⑴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證稱：其於110年8月27日找經典車行幫被告張瑞麟改車，經典車行指派被害人到場將國外寫好的程式輸入車子。其抵達後，被害人已經離開，其有用電腦幫被告張瑞麟測試車輛有無故障，當初約好施工期間為3、4小時，費用為2萬8,000元。之後被告張瑞麟於110年9月23日聯繫其說車子冒煙，其起初說冒煙是正常現象，翌日被告張瑞麟表示情況更嚴重，其建議被告張瑞麟回原廠，被告張瑞麟就認為其態度不佳，要求其到安利公司處理，其遂於110年9 月26日至安利公司。其自己1個人去，還有至少10個不認識的人在現場，其一到被告張瑞麟就問其要如何處理本案車輛故障，其向被告張瑞麟說工程做完之後都有試車，做完後又開了1,000公里，也過了1個月，要回去跟經典車行討論等語，之後有人開始打其肚子跟頭，被告張瑞麟則要求其簽本票保證其不會跑掉，其有說不想簽，但被告張瑞麟說如果不簽本票，就要等經典車行的人來處理，過程中都有人看著其，其待了5、6個小時，簽了本票後始能離開等語（偵10837卷一第172頁至第173頁，偵18425卷第484頁）。核與被告張瑞麟於偵訊時自陳：改寫程式過了1、2週，本案車輛開始冒煙，伊有聯繫告訴人處理，但告訴人都不處理，說不關其的事，伊打電話時口氣就不好，告訴人說隔天要上來安利公司找伊。告訴人來時，伊口氣不好，有叫其賠錢、問如何處理車輛及罵三字經等語（偵10837卷一第185頁至第186頁）；及於羈押訊問時自白：110年9月25日伊會這麼大聲，在叫被告柯偉松打告訴人，是因為本案車輛被告訴人弄壞了，伊心情不好，應該是伊和被告柯偉松要告訴人簽本票，因為伊當下很生氣，有叫告訴人簽本票，所以承認有恐嚇及強制罪等語（偵10837卷二第309頁）大致相符。並與被告柯偉松於警詢時自陳：告訴人是負責改車，惟將本案車輛弄壞，被告張瑞麟要求告訴人賠償，而指示伊要告訴人在安利公司簽立本票，保障還款，伊就跟告訴人說「如果你沒有簽立本票250萬元，我不可能放你離開」，並持拳頭毆打其腹腰部，之後其就有簽本票，伊等才放其離開等語（偵18425卷第194頁）；復於偵訊時自陳：被告張瑞麟問告訴人，告訴人說本案車輛壞掉與其無關，伊一時情緒上來才打告訴人；（問：方才不是說如果告訴人沒簽好本票250萬元，不可能放他離開？）有，伊有控制告訴人等語（偵10837卷二第143頁）大致相符，觀諸本案係源於被告張瑞麟所有之本案車輛故障，衡情同案被告柯偉松並未受損失，必也係基於被告張瑞麟之授意及指示，始會徒手毆打告訴人，並共同脅迫告訴人簽立本票而涉入其中，堪認同案被告柯偉松上開供述屬實。是由告訴人起初因認本案車輛故障未必與自己有關而消極處理、於110 年9月25日晚間抵達安利公司之第一時間不願意簽立本票之態度、於稍後告訴人即答應簽立本票之舉止，及所簽立之本票面額與因本案所得之報酬金額差距懸殊等情以觀，如非被告張瑞麟確有指示同案被告柯偉松毆打告訴人，並以告訴人指訴之加害他人自由等言詞恫嚇，告訴人豈會於停留在安利公司之短短數小時內，一反消極處理之前態，自願簽立面額高達其所獲報酬將近10倍之本票？況被告張瑞麟亦一度坦承上開犯行，足認被告張瑞麟確有上開強制犯行。被告張瑞麟事後翻異前詞，空言否認犯罪，且所述內容與常情極違，自無可採。　⑵辯護人固主張此部分犯罪事實僅告訴人之單一指述云云，惟按被告或共同正犯之供述，對於告訴指訴而言，係不同來源之別一獨立證據，反之亦然，意味著彼此可為對方之補強證據。質言之，僅有被告或共同正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或者僅有片面之告訴指訴，固皆不足以單獨證明犯罪事實存在，然苟併依他項立證而得滿足嚴格證明之要求者，則得為犯罪事實之認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886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張瑞麟上開共同強制犯行，既有上開告訴人於偵訊時之指述、同案被告柯偉松之供述及被告張瑞麟之自白可證，則辯護人此部分主張自不可採。辯護人又主張告訴人遲延報案，及告訴人於指訴被毆打、強制後仍前往安利公司商談本案車輛故障事故（即犯罪事實一㈡部分），不符常理云云。惟查，告訴人於事發後（110年9月26日）僅經過9日即110年10月5日時即至警局報案，並無何違反社會通念之報案遲延；而告訴人再次前往安利公司時，現場尚有被害人及被害人之友人，則告訴人非無可能認為因110年9月 29日尚有調停之人在場，及經典車行人員即被害人亦一同到場而得談妥改車糾紛之賠償事宜，而未料到被告張瑞麟又再為強制犯行（詳後述⒊），且告訴人前已因消極處理而遭恐嚇、強制，如何敢拒不前往安利公司？至證人莊凱鈞於警詢時雖證述「我並沒有夥同張瑞麟、柯偉松及洪李宗等人，持槍恐嚇、毆打被害人施彥綸、逼簽本票，並控制其行動等行為，也沒有看到這個情形，也不知道有這個事情」云云（偵 18425卷第259頁），惟於偵訊時自陳其在告訴人剛到時也在現場，但其同時要到後面的維修廠協助維修其他車輛，所以兩處跑來跑去等語（偵10837卷一第346頁），既非全程在場，自無從證明被告張瑞麟所辯屬實。同案被告柯偉松固於警詢之伊始否認犯行，辯稱「完全沒印象有此事」、「我連他（即告訴人）是誰都不清楚，不可能打他」云云（偵18425 卷第192頁、第194頁），惟經員警提示告訴人照片供其回想，並質之倘若無此事，為何告訴人得明確指認其等後，其始供承：想起來了等語，並自陳有依被告張瑞麟之指示毆打告訴人並要求簽立本票等語（偵18425卷第194頁），觀諸同案被告柯偉松警詢之初僅泛稱完全沒印象、不認識告訴人云云，然經提示告訴人之照片及指認內容後，即得憶起本案事發經過，並得主動供述案發之起因係告訴人改寫車輛電腦程式造成故障，及過程中如何恫嚇並強制告訴人簽立本票之細節，顯見同案被告柯偉松起初空言否認云云，並非實在，難以採憑。　⑶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張瑞麟於上開犯行期間，尚有將手槍、子彈（未據扣案，有無傷殺傷力不明）組裝完畢後持槍指向告訴人，同時對告訴人恫以：「你有遇過流氓，沒有遇過瘋子（臺語）」、「今天沒有開槍是因為你有來，不然槍拿出來至少也要卡一下（臺語）」等語，而與在場之數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共同為恐嚇及強制犯行。惟查，本案並未扣得上開槍枝及子彈，且公訴人未舉證說明上開數名不詳成年人與被告張瑞麟間有何行為分擔及犯意聯絡，被告張瑞麟又堅詞否認有與數名不詳成年人共犯並持槍恐嚇，則公訴人所指被告張瑞麟此部分行為，僅有告訴人於偵訊時之單一指述可憑，自難遽認被告張瑞麟確有與數名不詳成年人共犯上開持槍恐嚇之舉，此部分公訴意旨容有未洽，附此敘明。　⒊被告張瑞麟有於犯罪事實一㈡所示時、地，以所示方式強制被害人、告訴人分別簽立100萬元、300萬元之本票等犯行：　⑴證人即被害人於偵訊及審理時證稱：車群的朋友告知其在臉書上被洪李宗肉搜，其私訊該人後，該人說被告張瑞麟在找其，並要求其過去安利公司解決等語，其就向告訴人打聽，得知告訴人有被打，其才會找朋友於110年9月29日一起前往安利公司跟被告張瑞麟商談車輛故障一事，本來以為是有認識的可以直接協調。當天抵達安利公司後，現場有4、5人還 6、7人都圍在旁邊，其都不認識，其有跟被告張瑞麟說公司跟告訴人會處理，其只是幫忙讀取經典車行提供的程式檔案，沒有編寫程式，但被告張瑞麟聽不進去，並跟其說「請彰化總部派人來現場談，你才能走，如果不來就要讓你們簽本票，車子原價471萬，你們要簽400萬元的本票，才讓你們走」及「如果你不處理，我可以騙你出來，你也跑不掉」，被告張瑞麟說不簽本票就不能走等語時告訴人也在場，因為公司在彰化，公司的人根本無法馬上過來，且其是外出工作，聽到被告張瑞麟說要騙其出來，其就不敢做改寫車輛程式的工作了，因為被告張瑞麟說了上開言詞，其才不得不簽本票，其當天帶的2位朋友也沒有主動說不要簽，其怕連累該2人只能簽了等語明確（偵10837卷一第167頁，偵18425卷第485頁，訴字卷第237頁至第238頁、第250頁至第255頁），並有洪李宗之臉書貼文暨與被告張瑞麟之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對話紀錄翻拍照（偵10837卷二第195頁至第196頁）、被害人於110年9月29日與經典車行廠長林清淵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偵18425卷第67頁至第69頁）在卷可佐。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時證稱：被告張瑞麟說施工人員也要一併負責，要求其跟被害人去安利公司，110年9月29日當天，被害人先到場，其之後才到，被告張瑞麟跟其等說沒有簽完本票就不要走，其跟被害人只好簽了本票，其等都不想簽等語（偵10 837卷一第173頁至第174頁）；證人即被害人友人吳昆隆於審理時證稱：110年9月29日其會和被害人一起去安利公司，是因為被害人說有改車糾紛，被害人認為不關自己的事，請其找朋友過去協商，依被害人所述，其認為被害人只是代工，責任應該不歸被害人，被害人簽完本票後在車上有問其為何自己要簽本票，簽的當下也有停頓並質疑該不該簽，所以其才會說被害人覺得自己有一點被脅迫。當天談判時被告張瑞麟那方有4到6個人，進進出出的，人數不一定，且其有聽到被告張瑞麟跟被害人說類似「不叫公司的人過來就不能走」及「如果不處理，也可以找你來改車，把你們找出來」的話等語（訴字卷第312頁至第316頁）相符。而依被告張瑞麟有委請洪李宗於臉書上發文尋找被害人，此據證人洪李宗於警詢時證述在卷（偵18425卷第328頁），結合被告張瑞麟上開言詞內容，及被害人於到場前已知悉告訴人前經毆打、恐嚇等情以觀，衡諸通常事理，自足使一般人心生畏懼。又證人即被害人於偵訊及審理時迭自陳僅是代工，請被告張瑞麟去找其公司索賠等語；證人即告訴人則於偵訊時證稱其於11 0年9月26日已有向被告張瑞麟說工程做完之後都有試車，做完後又開了1,000公里，也過了1個月，要回去跟經典車行討論如何處理本案車輛故障等語（偵10837卷一第173頁），足認被害人始終認為本案車輛故障並非其責，告訴人則認為本案車輛故障與改寫程式間之因果關係尚待確認，且須與有涉入之經典車行討論責任分擔，若非被告張瑞麟確有以上開方式脅迫，被害人及告訴人如何會自願承擔各高達100萬元、3 00萬元之票據債務？堪認被告張瑞麟利用被害人及告訴人已陷入心理壓力之狀態，以上開恐嚇言詞，迫使被害人及告訴人簽立本票，確係以脅迫方式使人為無義務之事。至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張瑞麟尚有與數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共犯上開犯行，惟依證人吳昆隆上開證述稱被告張瑞麟方的人進進出出、人數不一定等語，且未言及該數名不詳成年人有何共同恐嚇或強制之舉，應認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尚存在合理之懷疑，難以逕認被告張瑞麟上開犯行係與數名不詳成年人共同為之，附此敘明。　⑵證人陳永吉雖於審理時證稱：其等到安利公司後，是在2樓商談，過程中都蠻自在的，還有下去1樓外面抽菸，因為該處是公司行號，其覺得有人在進進出出很正常，沒有感覺到被告張瑞麟一方的人在監視其等；過程中被害人去廁所沒有人跟，可以自由上下走動，也沒有表達想要離開，現場氣氛就是平常聊天，旁邊並無站人使被害人無法自由行動云云（訴字卷第260頁至第262頁），核與證人吳昆隆於審理時證述：被害人簽本票前就有說想要離開等語（訴字卷第308頁）不符，依證人陳永吉自陳認識被告張瑞麟的舅子，及開庭前有與被告張瑞麟的舅子通電話等情（訴字卷第259頁、第270頁），可知其與被告張瑞麟一方較為熟識，則上開所述非無偏袒被告張瑞麟之可能。況依證人陳永吉供稱：到現場其與被害人幾乎都是2、3步的距離；其有跟被害人說「你該賠就要賠給人家」，後來有聽到「兩個人（即被害人及告訴人）本票都寫一樣價錢」，其不確定是誰講的，其有說本票金額的比重應該分開，至於後來被害人及告訴人本票真正寫多少金額，其不確定云云（訴字卷第260頁、第263頁至第264頁）；則依證人陳永吉所述距離被害人僅2、3步，且尚能要求被害人簽本票賠償被告張瑞麟，並對本票金額表示意見，顯見陳永吉有在場聽聞，卻避重就輕，稱不知道何人說「兩個人本票都寫一樣價錢」、不知道被害人實際簽立之本票金額，足見證人陳永吉之證述顯有迴護被告張瑞麟之情。佐以證人陳永吉於審理時自陳：被害人簽完本票，其和吳昆隆、被害人回到車上，其很生氣，都沒有和被害人講話，因為被害人起初未向其承認有向被告張瑞麟表示車子冒白煙還可以繼續開這句話，回去時車內氣氛很僵，其有感覺吳昆隆不諒解其叫被害人簽本票等語（訴字卷第266頁至第267頁），可徵陳永吉於簽立本票當下已然對被害人不滿，則被害人非無可能見陳永吉與被告張瑞麟較為熟識，且對己態度不滿，復附和被告張瑞麟要求被害人簽立本票之解決方案，無奈之下不敢反抗。辯護人雖主張被害人稱當天係在圓桌商談，核與證人陳永吉稱當天係在辦公桌商談等情不符云云，惟談判處所之桌子究係圓桌或辦公桌，實係細枝末節，於本案主要事實毫無影響，毋寧，證人即被害人對於改車糾紛之經過、為何找友人陪同前往安利公司、抵達後被告張瑞麟有以上開言詞脅迫其簽立本票等節，均證述一致，且與常情相符，並與證人即告訴人、吳昆隆所述大致相符，且有上開非供述證據佐證，足認證人即被害人所述實在。辯護人及被告張瑞麟所辯，均係臨訟卸責之詞，不可採信。　㈢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張瑞麟上開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依法予以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張瑞麟就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4條第1 項之強制罪；就犯罪事實一㈢所為，係犯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　㈡按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所處罰者在於剝奪人之身體活動自由，若僅係妨害他人之意思自由者，則屬同法第304條之範疇，二者罪質雖然相同，均在保護被害人之自由法益，然前者係將被害人置於自己實力支配之下而剝奪其人身行動自由，後者僅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於其行使正當權利時加以妨害，兩者構成要件互殊，行為態樣及受害程度亦不相同，且既曰「拘禁」、「剝奪」，性質上其行為自須已持續相當之時間（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1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行為人以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為目的，而其強暴、脅迫已達於剝奪人行動自由之程度者，固只成立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然苟行為人之施強暴、脅迫尚未達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程度者，即難論以該條之罪（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5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係指單純以將來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而言，如對於他人之生命、身體等，以現實之強暴、脅迫手段加以危害要挾，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即應構成刑法第304條強制罪，縱有恐嚇行為，亦僅屬犯強制罪之手段，無更論以恐嚇危害安全罪之餘地（最高法院84年度台非字第194號判決意旨參照）。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張瑞麟犯罪事實一㈠之犯行係構成刑法第302條第 1項之剝奪行動自由罪、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然未能證明被告張瑞麟確有持槍恐嚇，且與數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年人共犯之，致使告訴人自由遭壓制之程度，達於行動自由被剝奪之結果，且被告張瑞麟恐嚇之行為，僅為強制告訴人簽立本票之手段，難認已達於剝奪行動自由之程度，是此部分公訴意旨尚有未洽，惟與同法第304條第1項強制罪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復經本院於審理時告知被告張瑞麟及辯護人此部分之罪名（訴字卷第234頁），且經當事人及辯護人為訴訟上之攻擊防禦、本院實質審理，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又同上說明，恐嚇行為僅屬犯強制罪之手段，是公訴意旨認被告張瑞麟犯罪事實一㈡之犯行尚構成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亦有誤會，附此敘明。　㈢被告張瑞麟犯罪事實一㈠所為，係基於強制之單一犯意，於密接時間、同一地點，接續恐嚇告訴人，妨害其自由離去之權利及使其為無義務之事；犯罪事實一㈡所為，係基於強制之單一犯意，於密接時間、同一地點，接續恐嚇告訴人及被害人，均妨害其等自由離去之權利及使其等均為無義務之事；於犯罪事實一㈢所為，各係基於恐嚇危害安全之單一犯意，分別於密接時間、相同地點，接續恐嚇告訴人、被害人，各致其等心生畏懼；核被告張瑞麟上開各舉動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均應論以接續犯。又被告張瑞麟犯罪事實一㈡所為，係以接續之一行為同時強制告訴人及被害人，屬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情節較重之強制罪論處。　㈣被告張瑞麟與被告柯偉松間，就犯罪事實一㈠㈡所為，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張瑞麟所犯犯罪事實一㈠㈡之犯行，及犯罪事實一㈢分別恐嚇告訴人、被害人之犯行（此部分經檢察官當庭補充為數罪關係，訴字卷第234頁）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均應分論併罰。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張瑞麟不知理性解決消費糾紛，竟分別為上開恐嚇行為，強制告訴人及被害人簽立本票，復使其等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安全，被告張瑞麟所為，至有不該。併斟酌被告張瑞麟前有犯重利、恐嚇危害安全、剝奪行動自由、強制及妨害秩序等罪名之多項前科，且前因犯⒈剝奪行動自由罪，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5年度上訴字第2436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⒉恐嚇危害安全及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眾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妨害秩序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298號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訴字卷第363頁至第373頁）及前開判決書附卷可參，足認其素行不良，且不知悔改，再犯本案強制及恐嚇危害安全等犯行，實不宜輕縱。再考量被告張瑞麟審判中矢口否認犯罪事實一㈠㈡之犯行，且經告訴人及被害人於110年10月5日雙雙報警後，竟仍不知收斂，旋於同年月15日再為犯罪事實一㈢之犯行，足認其視和平法秩序為無物，犯後態度惡劣。又被告張瑞麟雖於事後坦承犯罪事實一㈢之犯行，然未能取得告訴人及被害人之宥恕。兼衡被告張瑞麟強制及恐嚇行為之情節及手段、其自陳之智識程度、目前之職業及收入、家庭及生活經濟狀況（訴字卷第333頁），及於110年5月5日至111年1 2月13日捐款予臺中市普聖慈善功德會共9次（訴字卷第357 頁至第361頁），暨檢察官、被告張瑞麟、辯護人及被害人對於科刑範圍之意見（訴字卷第257頁、第334頁至第335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再審酌被告所犯犯罪事實一㈠及㈢之數罪，均係源於同一消費糾紛之社會事實，且均係犯妨害自由罪章之各罪，性質類似，且犯罪對象均為告訴人及被害人，該3罪之犯罪時間各係110年9月25日至2 6日間及同年10月15日之同日，爰綜合考量其上開3罪之類型、所為犯行之行為與時間關連性及整體犯行之應罰適當性等總體情狀，分別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第1項所示。四、沒收：　　經查，被告張瑞麟、柯偉松分別遭查扣之物（偵18425卷第1 71頁至第176頁、第227頁至第231頁），均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罪事實有關，且均非違禁物，均不予宣告沒收。貳、公訴不受理部分（即被告柯偉松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柯偉松上開犯罪事實一㈠所示犯行，尚共同涉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剝奪他人行動自由、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等罪嫌；其上開犯罪事實一㈡所示犯行，尚共同涉犯同法第304條第1項之強制、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等罪嫌；其於上開犯罪事實一㈢所示時、地，尚拿出折疊刀作勢要刺向告訴人，而與被告張瑞麟共同涉犯同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嫌，復單獨基於傷害之犯意，出拳毆打告訴人腹部、腰部，致告訴人受有右側腹壁及右腰部挫傷瘀青等傷害，另涉犯同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二、按被告死亡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5款、第307條分別定有明文。經查，被告柯偉松於113年4月25日死亡等情，有戶役政資訊網站查詢個人基本資料在卷可考（訴字卷第171頁），依上開規定，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如主文第2 項所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第303 條第5款、第307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景聖提起公訴，檢察官郭季青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蘇琬能　　　　　　　　　　　　　　　　　　法　官　劉正祥　　　　　　　　　　　　　　　　　　法　官鄭勝庭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柔彤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附表：編號犯罪事實主文 1 犯罪事實一㈠張瑞麟共同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2 犯罪事實一㈡張瑞麟共同犯強制罪，處有期徒刑柒月。 3 犯罪事實一㈢張瑞麟犯恐嚇危害安全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貳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4條以強暴、脅迫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人行使權利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05條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

2025-03-04

SLDM-112-訴-459-20250304-1

侵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妨害性自主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侵訴字第39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陳乃新　　　　　　　　　　　　　　　　　　　　　選任辯護人　徐人和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調院偵字第275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陳乃新對未滿14歲女子犯強制猥褻罪，處有期徒刑伍年。其餘被訴部分無罪。事實陳乃新於民國92年6月至92年9月2日前之某時，見代號AW000-A11 1305號女子（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單獨在其位在加拿大之住所2樓房間內使用電腦時，明知A女當時年僅6歲，欠缺對性自主決定之意思能力，竟基於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猥褻之犯意，先伸手褪去A女身著之內褲，再自行拉下外褲拉鍊露出其陰莖，坐在電腦桌前椅子上，將A女抱到其腿上，以其陰莖在A女背後前後摩擦A女外陰部之方式，對A女為猥褻行為得逞。理由甲、有罪部分壹、程序部分一、被害人身分保密：　　被告陳乃新被訴涉犯刑法第224條之1之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猥褻罪，為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條第1款所稱之性侵害犯罪，故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第3項、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之規定，為保護被害人，避免揭露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爰不記載被害人A女、A女之母即代號 AW000-A111305A號女子（下稱B女）、A女之祖母（下稱C女）、A女之女性友人（下稱D女）、A女之父（下稱A男）、A 女之兄（下稱B男）、A女之男性友人（下稱C男）之姓名，均以簡稱代稱，亦不記載A女之出生年月日、就讀學校及被告位在加拿大住所之住址。二、適用我國刑法：　　被告為我國人民，被訴涉犯刑法第5條、第6條以外，最輕本刑為3年以上有期徒刑之刑法第224條之1之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猥褻罪，依卷附加拿大刑法典（見本院113年度侵訴字第39號卷【下稱本院卷】一第137、139、141、148頁）所示，加拿大刑法第151條對未滿16歲之未成年人性觸摸亦設有刑罰規定，故被告在加拿大犯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猥褻罪，依刑法第7條前段規定，仍適用我國刑法第224條之1規定。辯護意旨爭執本案有無我國刑法上開規定之適用，依上說明，自無可採。三、追訴權時效未完成：　㈠被告行為後，刑法第80條於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原規定：「追訴權，因左列期間內不行使而消滅：一、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20 年。」，95年7月1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則規定：「追訴權，因下列期間內未起訴而消滅：一、犯最重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30年。」，依刑法施行法第8條之1規定，經比較新舊法之結果，自以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規定最有利於行為人，故關於被告犯行追訴權之時效，應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 款之規定，且關於追訴權時效之期間計算，亦應一體適用修正前刑法第83條第1項規定，而案經提起公訴，且在審判進行中，此時追訴權既無不行使之情形，自不發生時效進行之問題（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138號解釋意旨參照）。　㈡經查，被告被訴涉犯刑法第224條之1之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猥褻罪，其法定本刑為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故依修正前刑法第80條第1項第1款規定，追訴時效期間為20年，則被告所涉上開犯罪，既係於「92年6月至92年9月2日前之某時」所為，依上開追訴權時效期間之規定，追訴權時效至 112年9月2日前完成，而A女於111年7月11日至警局製作筆錄，有詢問筆錄在卷足憑（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111年度偵字第25614號卷【下稱偵卷】第13至21頁），故檢察官就本案為偵查時，追訴權時效尚未完成，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本院自應依法審理。四、證據能力：　㈠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偵訊時未經具結所為之陳述具證據能力：　⒈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因欠缺「具結」，難認檢察官已恪遵法律程序規範，而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之規定有間。即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經檢察官非以證人身分傳喚，於取證時，除在法律上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者外，亦應依人證之程序命其具結，方得作為證據，惟告訴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依通常情形，其信用性仍遠高於在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衡諸告訴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均無須具結，卻於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即得為證據，則若謂告訴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一概無證據能力，無異反而不如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顯然失衡，因此告訴人於偵查中未經具結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如與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同具有特信性、必要性時，依舉輕以明重之原則，本於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同一法理，例外認為有證據能力。　⒉查告訴人A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見臺北地檢署11 2年度調院偵字第275號卷【下稱調院偵卷】第27至28頁），係偵查中檢察官以告訴人身分訊問所得，固難認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規定之要件相合，然A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既未表示非出於自由意志而為或係經檢察官以何不正方法所取得，被告及辯護人復未釋明有何不可信或違法取證之情，且A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經A女同意進行測謊，經檢察事務官對於A女進行測謊，A女對於所詢指證遭被告以生殖器摩擦下體、在被告房間遭被告以生殖器摩擦下體等問題所為回答並無不實反應，有北區測謊中心11 2年5月26日之鑑定報告書（見不公開調院偵卷第75至123頁）附卷可參，復經檢察官於偵查中給予被告對質之機會（見調院偵卷第28至32頁），當具有可信之特別情況，且A女上開陳述，攸關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亦具有證明犯罪事實存否之必要性，揆諸前揭說明，參酌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之規範，本於舉輕以明重之法理，A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具有證據能力。此外，A女亦經本院於審判中傳喚到庭作證，進行交互詰問，給予被告對質、詰問之機會（見本院卷一第451至482頁），復就A女之偵訊筆錄，於本院審判中經向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提示及告以要旨，並詢問有何意見，賦予被告充分辯明之機會（見本院卷二第49至50頁），故就A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已於審判中經合法調查，自得作為本案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　㈡證人B女於偵訊時所為之陳述具證據能力：　⒈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已揭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又按現行刑事訴訟法關於行通常審判程序之案件，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復對證人採交互詰問制度，其未經詰問者，僅屬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並非無證據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此項詰問權之欠缺，非不得於審判中由被告行使以資補正，而完足為經合法調查之證據。　⒉查證人B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見偵卷第97至98頁），係經檢察官告知證人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並命具結後，以證人身分，於檢察官面前完整、連續陳述其親身經歷，亦無證據顯示B女上開陳述係遭受強暴、脅迫、詐欺、利誘等外力干擾情形，或在影響其心理狀況致妨礙其自由陳述等顯不可信之情況下為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 項之規定，證人B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自有證據能力。又證人B女於本院審判中經傳喚到庭作證，進行交互詰問，給予被告對質、詰問之機會（見本院卷一第181至2 00頁），復就證人B女之偵訊筆錄，於本院審判中經向檢察官、被告、辯護人提示及告以要旨，並詢問有何意見，賦予被告充分辯明之機會（見本院卷二第50頁），故就證人B女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已於審判中經合法調查，亦得作為本案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判斷依據。　㈢本判決下述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矢口否認有何對未滿14歲之A女為強制猥褻之犯行，辯稱：伊僅於89年間，在A女位在加拿大之住所地下室，使用電腦時，使A女坐在伊腿上，以手隔著A女身著之內褲觸摸A女之外陰部，惟伊於92年並未再有不當觸摸之行為云云。辯護人則以：A女未能清楚指稱係遭被告脫掉內褲或A女自願脫掉內褲乙節，已有可疑，且比對A女之指訴及D女之證述，A女向D女所稱遭被告性侵之過程與本案指訴之內容，就何以會至被告在加拿大之住所乙節有所不同，且A女雖指稱對於在被告住所2樓玩電腦時遭被告性侵之記憶比較深刻，然向D女、C男陳述遭被告性侵之情，卻皆係先陳述在洗澡時遭被告性侵之該次情形，而未陳述或清楚說明玩電腦時遭被告性侵之該次情形，若A女確有遭被告性侵，何以依D女之證述，雙方家庭後續往來過程均未見A女與被告碰面時有任何抗拒之反應，或拒絕與被告碰面之情，本案距今已逾20年，無法排除A女記憶錯置之可能，且A女之指訴與其他證人之證述有所差異，自難僅憑A女之指訴遽認被告涉犯本案犯行等語辯護。經查：　㈠A女指證於92年夏季遭被告為猥褻行為：　⒈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伊於6歲在加拿大，跟B男去被告住所時，伊在被告房間用電腦，被告就上來，當時只有伊跟被告2個人，被告叫伊脫褲子，伊那時還小，不太懂，伊穿裙子，沒有脫，被告就幫伊脫內褲，內褲就放在桌上，被告就拉下他外褲拉鍊，把他的生殖器拿出來，把伊抱到他腿上，用他的生殖器從後面前後摩擦伊的陰道外圍，陰部部分，沒有插入，後來B男跟被告之女陳捷美上來，問伊要不要跟他們玩，那時伊不理解是什麼情況，B男跟陳捷美就先離開，伊把伊內褲拿起來穿回去等語（見調院偵卷第27至28 頁）。　⒉證人A女於本院審判中證稱：伊於6歲在加拿大，已經入學的夏季，當時伊、B男、陳捷美與被告在被告住所，伊獨自在2 樓被告房間內，坐在椅子上用電腦玩遊戲，後來被告進來房間，沒有把房間門關上，被告先讓伊從椅子上下來，伊當時穿著裙子及內褲，被告動手脫下伊的內褲，把內褲放在右側的桌上或電腦主機上，但伊的外裙還在，被告再坐在電腦椅上，解開他的褲子，有脫下褲子，但沒有全部脫下，他把拉鍊拉下來，掏出他的生殖器，並把伊抱到他腿上，開始用他的生殖器磨蹭伊的外陰部，磨蹭多久沒有太大印象，可是有一陣子，可能5到10分鐘，當時沒有任何疼痛或不舒服的感覺，後來B男及陳捷美進到房間門口邊，問伊在幹嘛、要不要一起玩，B男及陳捷美進來時，被告就停止動作了，當時B 男及陳捷美沒有看見發生什麼事，伊就從被告大腿上下來，直接拿回伊的內褲，但沒有讓B男及陳捷美看到伊拿內褲，B 男及陳捷美有先離開，伊才把伊的內褲穿起來，B男及陳捷美離開後，被告沒有繼續磨蹭，也沒有阻止伊下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2至453、455至459、465至469、477、480至48 1頁）。　⒊觀諸A女上開證述，就A女於6歲在加拿大獨自在被告房間使用電腦時，遭被告褪去身著之內褲，並抱到腿上，以其陰莖在 A女背後前後摩擦A女外陰部，此等被告對未滿14歲之A女為強制猥褻犯行之過程，及B男、陳捷美進入房間找A女一起玩，被告因而停止強制猥褻犯行之經過等節互核相符，且與警詢時之指訴（見偵卷第15至16頁）所指被害經過，亦無出入，並無重大瑕疵可指，復有A女就讀之學校網頁資料及Google 地圖查詢資料（見本院卷一第497至499頁）可佐，內容具體確切，當係出於親身經歷。　⒋卷附A女自書事實經過（見不公開偵卷第185頁）固記載：「當時被告人請我脫下褲子並且把我抱到腿上而讓我與他有觸碰」等語，然A女於本院審判中明確證稱：這部分伊一直都是說是被告幫伊脫的，最後是被告幫伊脫褲子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79至480頁），且觀諸A女於警詢、偵訊確均係證稱：被告要A女脫下內褲，但A女沒有脫，是被告幫A女脫內褲等語（見偵卷第15頁；調院偵卷第27頁），足見卷附A女自書事實經過僅係A女自書遭被告侵犯的過程並未完整詳細敘述所致，此觀A女於本院審判中亦證述：該自述書係B女要伊寫，伊就很快速地去寫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0頁）甚明，自與警詢、偵訊及本院審判中交互詰問時，經詢問者詳細縝密針對本案發生經過逐一發問後，A女因持續受提問及回憶後所為陳述之完整性，自難相提並論，從而該自述書雖遺漏最終係被告將A女身著內褲褪去乙節，然尚難僅以此節，遽指前述A女於偵訊及本院審判中所為詳實指證即無可採。辯護意旨以前詞就此部分所為爭執，即無理由。　㈡A女指證有下列補強證據及依此證明之間接事實可佐：　⒈被告、A女、B男、陳捷美於92年6月至92年9月2日前之期間均在加拿大：　　依證人A女前揭證述、證人B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314至315頁）、證人陳捷美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483頁），及被告之供述，並有被告（見本院卷一第89頁）、A女（見本院卷一第99頁）、B男（見本院卷一第105頁）、陳捷美之入出境查詢結果瀏覽表（見本院卷一第91頁）在卷可證，足認被告、A女、B男、陳捷美確於92年 6月至92年9月2日前之期間，均在加拿大，可見A女前揭指證被告行為之時間、地點係於92年夏季在加拿大之被告住所內乙節屬實。　⒉A女於92年在加拿大時，與B男會隨A男、B女或C女至被告加拿大住所：　　依證人B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314至315、3 20、322頁）、證人B女於偵訊及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偵卷第98頁；本院卷一第182至188、192至195頁）、證人A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167至170、173、175至17 6、180頁）、證人C女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2 02至206、210至213頁）、證人陳捷美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483至484頁）、證人趙櫻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488至490頁），並有B女（見本院卷一第1 01頁）、A男（見本院卷一第103頁）、C女（見本院卷一第1 07至108頁）之入出境查詢結果瀏覽表附卷可參，堪認A女於 92年在加拿大時，與B男確實會隨A男、B女或C女至被告加拿大住所之事實，足見A女前揭指證於案發當時即年僅6歲時，與B男一起在被告加拿大住所內乙節為實。　⒊被告加拿大住所2樓房間內有擺放電腦，且A女會至被告加拿大住所2樓：　⑴依證人B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320頁）、證人C女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204、210頁）、證人趙櫻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490頁），並有C女於113年11月18日審判期日當庭手繪、標示之被告加拿大住所格局圖（見本院卷一第237頁）在卷可佐，堪認被告加拿大住所2樓房間內確有擺放電腦之情，復依證人B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320頁）、證人B女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185頁）、證人A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170頁）、證人C女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204、210至211頁），亦堪認A女會至被告加拿大住所2樓乙節，從而A女前揭指證被告行為之地點係在被告住所2樓房間內，及被告行為前A女在使用該房間內之電腦，被告行為時則係坐在電腦桌前之椅子上等節均為事實。　⑵至證人陳捷美固於本院審判中證稱：伊與A女會在被告住所1 樓玩玩具，但沒有去過別的地方，且沒有印象被告有使用電腦，印象中電腦是在3樓，且是伊自己使用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3至485頁），然審酌證人陳捷美於本院審判中已先證稱：伊沒有A女的家人包含A男、B女、B男、C女到被告住所的記憶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3頁），卻又隨即證述與A女只會在被告住所1樓云云，則證人陳捷美所述是否為實，已有所疑，且就A女是否會至被告住所2樓乙節，既與證人B男、B 女、A男、C女上開證述不符，就被告住所電腦擺放位置乙節，亦與證人B男、C女、趙櫻上開證述相悖，故證人陳捷美此部分證述，自難以憑採。　⒋被告對A女所為猥褻行為對於A女所生影響：　⑴證人A女於本院審判中證稱：案發時伊還很小，不知道本案是發生什麼事，只知道這件事好像不是正常的事，不會、也不敢說出來或跟父母說，但開始不喜歡穿裙子，一直到長大都習慣穿褲子，後來接受性教育後，才開始有不舒服的感覺，及對於被告要刻意保持一些距離的感覺。因為伊沒有跟家人說，雖然心裡還是會想到這件事，但伊不想引起任何騷動，也不想被察覺，所以伊不會刻意不想見被告或找理由迴避，因此在伊還沒有跟B男及其他家人說之前，兩家人相約時，伊還是會與被告正常的見面，定期回到臺灣時，也還是會繼續跟被告及被告家人見面、吃飯。伊是直到大一與前男友C 男交往初期，要發生性關係時，當時伊跟C男在車上後座，C 男比較激動的表現出想要發生性行為時，因為被告拿出生殖器的畫面瞬間跑出來，讓伊感到非常害怕，導致伊心裡很不舒服、不開心，因而不想跟C男發生性行為。相較洗澡時遭被告不當觸摸的畫面，伊對於被告拿出生殖器畫面的印象更加深刻。基於伊與C男間之伴侶關係，並避免造成C男的困擾及困惑，讓C男理解伊為何會有這樣的心情產生，伊才當面跟C男說出在伊小時候發生的本案2次遭被告侵犯的過程，C 男是第1個聽伊說出本案過程的人，但伊沒有非常清楚說出被告的動作或是伊需要深入回想的細節。後續伊與C男間的性關係，就是看伊的心情，可能要得到信任，伊才會接受性行為的發生，但無法除去因為本案導致伊對於異性的刻板印象，伊對於異性會有懷疑及不安的感覺，信任感比較不佳，在跟C男交往後，發現相較於男性，跟女性交往讓伊感到安心，才接受跟女性交往。第2個聽伊說出本案過程的人是B男，於109年在臺灣，B男也回臺灣時，當時跟B男在聊心事，有跟B男提到本案2次遭被告侵犯的過程，當時B女、A男都還不知道，但伊跟B男說了以後，B男不願意再跟被告吃飯，也希望伊們家不要跟被告有接觸。第3個聽伊說出本案過程的人是於110年或111年，伊告訴B女、A男之前，有跟D女說本案2次遭被告侵犯的過程。伊跟C男、D女說本案2次遭被告侵犯的過程，都沒有講出明確的時間，只有說小時候在國外時，在被告住所，並把被告幫伊洗澡時有撫摸、伊坐著玩電腦時被告有用生殖器觸碰伊等被告的行為、動作，簡略的跟C 男、D女說，但沒有說出很細節的被告動作。再來是於111年 7月10日晚上，伊當時跟D女一起住在淡水，因B女擔心、質疑伊是否與D女交往，伊不想再隱瞞，才告知B女、A男，伊與D女交往及小時候發生的本案2次遭被告侵犯的過程，當時 B女情緒很激動，就立刻打電話給被告，通話結束後，被告打電話給伊，被告當時說的內容伊現在沒辦法清楚說出，但就是被告表示他想要挽回，想與伊見面，想要彌補、補償伊，聽得出來被告很焦慮。當晚在加拿大的B男也有打電話給伊，伊也有再繼續跟B男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9至462、4 69至480頁）。　⑵就A女所述於被告行為後在穿著上偏好褲子而不喜歡再穿裙子乙節，核與證人B女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189 頁）、證人B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317至31 8頁）相符，並有A女之生活照片（見本院卷一第436至444頁）附卷可稽，就A女所述在告知家人被告所為行為前，未免遭家人察覺異狀而仍保持與被告及其家人之正常來往乙節，則與證人A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177至180 頁）、證人B女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189至19 0、199至200頁）、證人B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313、317至319、323、327頁）相合，就A女所述與C男發生性行為時，因浮現被告拿出生殖器之畫面而心裡感到不舒服，因而無法順利進行之心理障礙，進而告知C男本案2次遭被告侵犯的經過，及因被告之行為而對男性會有懷疑、不安及不信任，對於性行為心生芥蒂等感覺乙節，亦與證人C 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二第35至42頁）、證人B 女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200頁）相符，就A女所述因對異性之上述負面觀感未因與C男交往及發生性行為而消除，反因與女性交往而感到安心，因而接受與女性交往，進而與D女交往，及B女、被告先後與A女通話之內容等情，更與證人D女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二第43至48 頁）一致，參以A女所述告知B男、B女之過程，及B男、B女聽聞後之反應等節，與證人A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171至172、177至180頁）、證人B女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189至192、197頁）、證人B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313至319、324、327頁）之情節相契。　⑶衡以證人C男於本院審判中證稱：A女向伊告知遭被告侵犯的經過時，A女的情緒很難過，講話有哭腔，不確定A女當時是哭了或快要哭了，但印象中當下氣氛不是很好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0頁），證人D女於本院審判中證稱：A女向伊告知遭被告侵犯的經過時，A女的情緒有點不太好，語氣比較沉重，A女與B女一開始通話時，伊原有迴避，後來因A女情緒開始起伏很大，伊有點擔心，才靠近A女，因而聽到A女在與B 女、被告通話時，情緒起伏很大，A女有哭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3至45、47至48頁），證人B女於本院審判中證稱：A女在電話中向伊告知遭被告侵犯的經過時，是哭著跟伊說的，因為有聽到A女哽咽的聲音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0頁），及 A女於本院審判中作證完畢而回覆以告訴人身分陳述意見之初，先陳稱：伊現在可能有一些情緒在等語，隨後有呼吸急促及拿衛生紙拭淚等舉止，經社工輕拍A女後背，拿水使A女飲用後，A女始能繼續陳述之情（見本院卷一第482頁）。　⑷基此，足見A女指證於遭被告為猥褻行為後，確已導致A女有改變穿著打扮、因顧慮家人與被告間之關係而遲未告知家人等舉止，更產生對異性有懷疑、不安及不信任等負面觀感，與異性間之性行為有心理障礙，及告知他人遭被告為強制猥褻行為之經過時有語氣沉重、哭泣、難過之情緒等影響，俱徵A女確係親身遭受被告為猥褻行為後，因而產生上述舉止、想法之轉變，及創傷後之負面情緒等情。　⒌被告於審判外不否認於92年間在加拿大之被告住所有對A女為猥褻行為：　⑴依卷附被告與B女之電話錄音譯文（見不公開偵卷第27至28頁）、臺北地檢署112年7月4日勘驗報告暨附件（見不公開調院偵卷第151至155頁）所示，B女與被告於111年7月10日晚上通話時，B女詢問被告，在加拿大A男帶著A女去被告住所，被告對A女有沒有做過什麼事情，對A女有沒有性侵過，被告沉默一陣後，回覆B女：「伊覺得伊的確做了不該做的事情，沒錯」等語，參酌被告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中均供述89年5、6月至11月間在加拿大寄居在A女住所乙節（見不公開偵卷第11頁；偵卷第90至91頁；調院偵卷第28至29 、31至32頁；本院卷一第43至47頁），則B女既係明確詢問在A女去加拿大之被告住所時，被告有無對A女性侵過，被告對此所為回覆，當係不否認A女指證於92年間在加拿大之被告住所（當時被告已搬離而未寄居在A女住所）遭被告為猥褻行為之審判外自白無訛。　⑵至被告雖辯稱伊當時在電話中之回覆，係指伊於89年間，在A 女位在加拿大之住所地下室，使用電腦時，曾有使A女坐在伊腿上，以手隔著A女身著之內褲觸摸A女之外陰部之行為云云。然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既供稱：與B女通話時，有想起對A女有不當觸摸的行為，只是時間點還沒想起來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6頁），顯然被告亦知悉B女所詢問之地點係發生在被告住所乙節，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又供稱：因為依伊記憶，是發生在A女住所，伊於89年那段時間住在A女住所，當年年底才搬走，所以伊以搬離的時間去回想時間點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6至47頁），被告對於與B女通話中所為回覆之解釋，前後供述反覆不一，已有所疑，復觀諸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對於89年間何以會不當觸摸A女之原因，先供稱：伊當時在使用電腦，A女坐在伊腿上，伊手有摸到外陰部，伊當時在用電腦，可能在看什麼東西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4頁），又改稱：伊真的想不起來當時為何會摸到A 女的外陰部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4頁），復改稱：之後伊回想起伊的行為，伊記得A女是坐在伊腿上，伊手隔著A女的內褲去碰觸A女的外陰部，伊應該不是不小心的，而是為了滿足伊的色慾云云（見本院卷一第44頁），亦自相矛盾，故被告上開所辯，均係與B女通話後，為圖脫免刑責所為飾詞，要無可採。　⒍綜上各情，A女於偵訊及本院審判中指證遭被告為猥褻行為之重要情節既係一致，並與上列證據所示被告、A女、B男、陳捷美於92年6月至92年9月2日前之期間均在加拿大，且A女與 B男會隨A男、B女或C女至被告加拿大住所，被告加拿大住所 2樓房間內有擺放電腦，且A女會至被告加拿大住所2樓等節相合，復依前述證據均徵A女因遭被告為猥褻行為後，產生改變穿著打扮、遲未敢告知家人、對異性生負面觀感等影響，告知他人遭被告侵犯之經過時，亦確有語氣沉重、哭泣、難過等情緒，均在在可證A女確係親身遭受被告為猥褻行為甚明，參酌A女於本院審判中已具結擔保所言屬實，且依前述A女家人與被告間之情誼，及證人陳捷美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見本院卷一第483至487頁），可知A女與被告並無仇恨怨隙，當無以此私密攸關名譽之事，於間隔長達數年之期間，始陸續告知C男、B男、D女、B女、A男，並提出本案告訴，以此故意設局羅織構陷被告，而致己罹偽證重罰，並須長期耗費大量時間、精力之動機與必要，衡以被告於審判外不否認於92年間在加拿大之被告住所有對A女為猥褻行為之自白，故A女上開指證應非虛構，堪以採信。　⒎至於其他非關構成要件事實之細節，諸如被告為強制猥褻行為之確切時點，A女前往被告住所之原因、在被告住所有無過夜、所使用電腦係何人所開啟等節，A女於本院審判中雖陳稱：伊不太清楚當時是要上課還是在放假，伊只記得當時伊已經入學，不可能是89年時，但學校這件事比較模糊，不像本案2次遭被告侵犯的事那樣印象深刻，伊不知道為何會去被告住所，也沒辦法清楚敘述去被告住所做什麼，也沒有印象有無在被告住所過夜，但伊的印象就是有1次去被告住所，在2樓被告房間內玩電腦遊戲，玩遊戲時，B男跟陳捷美那時不在那邊，沒有跟伊一起玩，是伊自己1個人在2樓，伊的印象就是只有那次玩電腦遊戲，沒有印象有其他次在被告房間玩電腦，也沒有印象誰幫伊開電腦的還是伊自己去2樓開電腦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63、465至466、477至478、480 至481頁），然A女於本院審判中作證時距本案發生之92年夏季，既已間隔21年餘，因時間經過而對於該等日常生活之細節有所淡忘、模糊，自屬必然，且A女亦已證述相較於該等生活細節已不復記憶，對於遭被告為強制猥褻行為過程之印象則較為深刻，亦與常情無悖，自不能苛求A女對於該等細節於經過21年後仍須清楚完整陳述，且縱與上述證人證述就此等細節有所出入，或因A女陳述時本有遺漏，或因A女告知他人時係完整或簡略陳述，在陳述方式及用語上之不同而有所異，亦或因聽聞之他人非親身經歷而有遺忘、錯置所致，原因本有多端，為事所必然，辯護意旨執此而謂A女指證有所瑕疵云云，亦無可採。　㈢被告係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而對A女為強制猥褻之行為：　⒈按刑法第221條第1項、第224條，所稱「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係指該條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以外，其他一切違反被害人意願，妨害被害人意思自由之方法而言，不以類似於所列舉之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等足以壓抑被害人性自主決定權之其他強制方法為必要。依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第2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第2條等規定具國內法律效力之兒童權利公約第3條第1項、第19條第1項、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4條第1項、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0條第3項等規定意旨，參酌兒童權利公約一般性建議第13號、第14號一般性意見，所揭櫫國家對於所有兒童應採取適當措施，給予特別之保護與協助，使兒童不受到任何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不當對待，若適當的話，以司法介入，且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法院之作為，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故於兒童為性侵害犯罪之被害人時，基於優先保護兒童身心健全發展之角度，解釋刑法第221條第1項、第224條所定「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之意涵，不應拘泥於行為人必須有實行具體之違反被害人意願之方法行為。倘若兒童依其心智發展，對於行為人對該兒童所為猥褻、性交行為，尚無認知、理解能力，無法依其自主意識表達對性自主之意願，欠缺性自主決定之意思能力時，基於對兒童之保護，應認行為人所為，已妨害兒童之「性自主決定」之意思自由，自屬「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　⒉經查，依A女上開證述，被告對A女為前述猥褻行為時，A女當時年僅6歲，雖知被告所為似不是正常之行為而不敢告知父母，但仍不知被告所為係發生何事，長大接受性教育後，始對於被告當時之行為有不舒服的感覺等情，足見A女於被告行為時，對於被告所為猥褻行為，尚無認知、理解能力，無法依其自主意識表達對性自主之意願，然對於被告所為，仍感到並非正常行為而未敢告知父母，縱被告未對A女施加強制力，揆諸上開說明，仍係以違反A女意願之方法對A女為強制猥褻行為。　㈣被告主觀上具有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猥褻之犯意：　　被告明知A女當時年僅6歲，欠缺對性自主決定之意思能力，竟伸手褪去A女身著之內褲，再自行拉下外褲拉鍊露出其陰莖，坐在電腦桌前椅子上，將A女抱到其腿上，以其陰莖在A女背後前後摩擦A女外陰部，足認被告對A女為上開猥褻行為時，主觀上確有對年僅6歲、欠缺性自主意思能力之A女為強制猥褻之犯意無訛。　㈤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罪名：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24條之1之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猥褻罪。　㈡量刑：　　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明知A女於行為時為年僅6 歲之兒童，竟為滿足一己之性慾，罔顧兒童之身心健全發展，對A女以前述方法，為強制猥褻行為，侵害A女之性自主決定權，嚴重戕害A女身心健全發展，對A女於行為後之20餘年間已產生前述影響迄今，所生危害甚鉅，被告所為應予嚴懲，兼衡依卷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被告前無犯罪紀錄之品行，及被告犯罪後之態度，復衡酌被告未與A 女達成調解、和解或賠償損害之情，及A女（見本院卷一第4 82頁；本院卷二第62頁）暨告訴代理人（見本院卷一第52至 53頁；本院卷二第59至62、79至84頁）對於被告科刑範圍所表示之意見，並考量被告於本院審判中自述從事駕駛交通車之工作，月收入約新臺幣4萬元，與父母、配偶、2名未成年子女同住，需扶養2名未成年子女之生活狀況，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見本院卷二第5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乙、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於92年間明知告訴人A女當時年僅6歲，尚未具有完全成熟之性自主能力及判斷能力，為滿足一己之私慾，竟基於對未滿14歲之兒童強制性交、強制猥褻之犯意，於92年間某日，乘B女偕A女至被告位於加拿大住所居住，於幫A女洗澡時，以其手指使用沐浴乳在A女陰道外部磨蹭後，再將手指伸入A女陰道並在陰道口勾蹭，而為猥褻、性交行為得逞，因認被告另涉犯95年7月1日修正前之刑法第222 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性交罪、現行刑法第 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猥褻罪等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原法定判例要旨參照）。復按被害人關於被害經過之陳述，常意在使被告受刑事訴追，其證明力自較無利害關係之一般證人之證言薄弱，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使不致僅以被害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而所謂補強證據，則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從而，此該必要之補強證據，自當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一定關聯性，非僅在增強被害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52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項、第16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提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 92年度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另涉犯95年7月1日修正前之刑法第222條第1 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性交罪、現行刑法第224條之1、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猥褻罪等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之供述、A女於警詢、偵訊、本院審判中之指訴及自書事實經過、B女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判中之證述、C女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D女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A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B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C男於本院審判中之證述、A女手繪之被告加拿大住處配置圖、被告與B女之電話錄音檔案及譯文、臺北地檢署112 年7月4日勘驗報告暨附件、北區測謊中心112年5月26日1100 000-000-0000-0000號鑑定報告書、Google街景及網頁查詢資料、C女於113年11月18日審判期日當庭手繪、標示之被告加拿大住處格局圖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另為公訴意旨所指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性交、強制猥褻之犯行，辯護人則以：依證人A男、B男、 B女、C女之證述，無法證明被告有幫A女洗澡之情，依證人陳捷美、趙櫻之證述，亦可知被告不曾幫其女陳捷美洗澡，足見既不能證明被告有幫A女洗澡乙節，自無被告藉此對A女為強制性交或強制猥褻之犯行，且A女指訴被告幫A女洗澡時有無以手指插入A女陰道之行為，先後矛盾不一，難以排除A 女係因性傾向及所生家庭紛爭始杜撰遭被告性侵之可能性等語辯護。五、本院之判斷：　㈠A女指證遭被告為猥褻及性交行為之情節前後並未一致：　⒈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時證稱：伊於6歲在加拿大被告住所，當時只有伊與被告在2樓被告房間，被告幫我洗澡，用沐浴乳一直磨蹭伊私密處，造成伊的私密處疼痛，被告並無以性器或身體其他部位插入伊性器等語（見偵卷第15至16頁）。　⒉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111年12月2日自書事實經過記載：「發生性侵是在我六歲時的夏天，也就是民國92年。」、「被告人 '陳乃辛'在幫助我洗澡時撫摸我下體」、「第一事件：幫我洗澡那次很清楚的知道是幫我跟小我一歲的被告人的女兒洗澡，當時我是最後一個洗澡的，被告人不斷用沐浴乳撫摸我下體導致我私密處過度用沐浴乳刺激而疼痛，疼痛至少有兩三天，而洗澡時間非常久」等語（見不公開偵卷第185頁）。　⒊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偵訊時證稱：伊於6歲在加拿大，A男、B 女有把伊帶到被告住所住、玩的習慣，被告幫伊跟陳捷美同時洗澡，陳捷美先洗完，被告幫伊洗的時候就洗特別久，用沐浴乳在伊私密處用手指磨蹭，洗完澡伊陰部特別刺痛，被告手指跟沐浴乳都有進去陰道，手指進去應該有5分鐘，手指在陰道口勾，後來他幫伊洗完澡就結束等語（見調院偵卷第27至28頁）。　⒋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本院審判中證稱：伊於6歲在加拿大，已經入學的夏季，當時伊、B男、陳捷美與被告在被告住所，被告在2樓廁所幫伊跟陳捷美洗澡，當時是在淋浴間，沒有浴缸，被告是幫伊跟陳捷美一起洗，被告先幫陳捷美洗澡，再幫伊洗澡，被告當時幫伊洗很久，他先用肥皂或沐浴乳，沒有印象是哪一個，可是就是洗澡的用品滑滑的，搓揉伊的陰部底下，清洗的時候，再用手觸碰，沒有整個伸進去，但就是在外面一直磨蹭，撫摸、揉搓，因為過度摩擦，洗完明顯感受很刺痛，疼痛持續兩、三天，因為伊的疼痛感是在陰道外側，不是深入陰道裡面，但也不是表皮、外表的痛，是外側再進去一點點的裡面，還有尿道口那邊會疼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52至454、459至460、463至464、477、480至48 1頁）。　⒌觀諸A女上開指證之內容可知，因A女指證遭被告為猥褻及性交之行為，或係以手撫摸外陰部，或以手指往內勾的方式進入陰道，或以手磨蹭，撫摸、揉搓而進入大陰唇內側，先後不一，且A女於警詢時本未提及被告有幫陳捷美洗澡乙節，於其後所提出之自述書，始第1次提及被告是幫陳捷美及A女洗澡，前後亦有出入，則A女指證遭被告為猥褻及性交行為之情節前後並未一致。　㈡A女指證被告在被告住所幫A女洗澡之重要情節，並無適格之補強證據：　⒈證人A男於本院審判中證稱：「（檢察官問：有無發生過，被告會幫當時他的女兒及你們雙胞胎兄妹洗澡？）不可能，我不可能給我朋友幫他們洗澡，而且是男的。（檢察官問：大人在1樓打麻將時，被告是否有在2樓幫小孩們洗澡？）他有沒有幫他女兒洗澡，我不太清楚，有可能他幫他女兒洗澡，我也想過說，會不會他幫他女兒洗澡之後，也順便幫我女兒洗澡，可是我們不知道，這我不清楚。」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71頁）。　⒉證人B女於本院審判中證稱：「（檢察官問：以妳與被告夫婦家庭互動的瞭解，被告當時會不會對被告當年5歲女兒協助她洗澡？）我的印象裡面是，有時候好像他前妻在忙的時候會叫被告去帶小孩，說你去幫她洗澡，你去顧她，就是被告沒有一起打的時候。」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86頁）。　⒊證人C女於本院審判中證稱：「（檢察官問：依妳在被告家中拜訪甚至住過的經驗，被告會不會幫小孩子洗澡？）那時候我們在玩牌，他上去做什麼，就是小孩子講出這件事情我們才知道，不然也不知道發生甚麼事情，我也是最近才聽他們講。他和他女兒在一起的時候，就不一定，我們也不知道。」等語（見本院卷一第205頁）。　⒋證人B男於本院審判中證稱：「（檢察官問：小時候6歲你們在被告家裡，被告在顧小孩時，是不是會幫小孩順便洗澡？）洗澡我有點忘記了……我覺得洗澡是有可能的，只是我的印象不太記得。（檢察官問：當時被告他會幫他的小孩洗澡，是否如此？）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16頁）。　⒌證人陳捷美於本院審判中證稱：「（辯護人問：就你印象，被告有沒有同時幫你、告訴人洗澡過？）沒有，我爸爸也沒有幫我洗，我爸爸從來沒有幫我洗澡過。」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4頁）。　⒍證人趙櫻於本院審判中證稱：「（辯護人問：你印象中，A女他們家人來你們家的時候，你們家人有沒有任何人包含被告幫A女洗過澡？）沒有。」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90至491頁）。　⒎被告、A女、B男、陳捷美於92年6月至92年9月2日前之期間均在加拿大，且A女與B男當時會隨A男、B女或C女至被告加拿大住所等節，均經本院認定如前（見前述甲、有罪部分貳、一、㈡⒈、⒉所述），而A女前述指證既係證述被告利用在被告住所幫A女洗澡之機會，對A女為猥褻及性交行為，然觀諸該段期間可能會與A女同在被告住所內之上列證人之證述可知，並無證人有見聞被告曾幫A女洗澡之情，就被告幫陳捷美洗澡乙節，亦僅有B女有此證述，更與陳捷美相齟齬，故就A 女指證內容中關於被告在被告住所幫A女洗澡此一重要情節，檢察官既未能提出適格之補強證據作為佐證，依A女當時年齡為6歲，已非嬰兒之情形下，A男、B女或C女既同在被告住所內，何以會交由異性之被告幫A女洗澡？或被告逕自幫A 女洗澡後，A男、B女或C女對此卻毫無所悉？即無法排除此等就A女上開指證內容之合理懷疑。六、綜上所述，因A女指證遭被告為猥褻及性交行為之情節前後並未一致，且就被告幫A女洗澡之重要情節，依公訴人所舉之證據，亦無適格之補強證據可為佐證，致無法排除就A女上開指證內容之合理懷疑，從而，就被告於92年間某日，除上開有罪部分認定之被告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猥褻之犯行外，另有對未滿14歲女子為強制性交及強制猥褻之行為，即屬不能證明，揆諸前揭規定及說明，自應就此部分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刑法第224條之1，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文琦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兆揚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曾名阜　法官蔡宗儒　法官　陳柏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書記官　胡國治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之1 犯前條之罪而有第222條第1項各款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24條對於男女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或其他違反其意願之方法，而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22條犯前條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一、2人以上共同犯之。二、對未滿14歲之男女犯之。三、對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之。四、以藥劑犯之。五、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六、利用駕駛供公眾或不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之機會犯之。七、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犯之。八、攜帶兇器犯之。九、對被害人為照相、錄音、錄影或散布、播送該影像、聲音、電磁紀錄。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03

TPDM-113-侵訴-39-20250303-1

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67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蘇韋誠（現於法務部○○○○○○○執行中，暫寄押於法務部○○○○○○○○○○○）選任辯護人黃慧仙律師被告胡峻嘉選任辯護人許瑞榮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 1年度偵字第53111號、112年度偵字第9722號）暨移送併辦（113 年度偵字第1335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胡峻嘉犯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一主文欄所示之宣告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捌年陸月。蘇韋誠被訴販賣毒品部分無罪，被訴持有毒品部分公訴不受理。　　事　實胡峻嘉與林育佑（另行審理）及某姓名、年籍資料不詳之人共同意圖營利，基於販賣含第三級毒品成分之咖啡包的犯意聯絡，於如附表一所示交易時間前某時，由胡峻嘉使用通訊軟體「微信」帳號「龍的傳人」（下稱「龍的傳人」）與蔡昕宏聯繫並約定交易時間、地點及如附表一所示價格後，胡峻嘉再將上開訊息轉知該不詳之人，由該人指示林育佑於如附表一所示時間、地點，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數量之含第三級毒品甲基卡西酮、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粉末之咖啡包予蔡昕宏共4次，並由蔡昕宏依胡峻嘉之指示，匯款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3所示款項至胡峻嘉所使用之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國泰帳戶）後，再由胡峻嘉以匯款或現金之方式轉交該不詳之人（附表一編號4部分則尚未清算）。　　理　由壹、有罪部分（即被告胡峻嘉部分）：一、證據能力： (一)證人蔡昕宏於警詢時之陳述對被告胡峻嘉無證據能力：　　查證人蔡昕宏於警詢時之陳述，對被告胡峻嘉而言，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言詞供述，被告胡峻嘉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爭執上開證人警詢陳述之證據能力（見本院 112年度訴字第141號卷一《下稱審一卷》第268頁），且該等言詞陳述並無較可信之特別情況或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 、第159條之3例外取得證據能力之情形，上開證人復於本院審理中經依法傳訊到庭而為證述，並由檢察官、被告胡峻嘉及其辯護人對之行使詰問權，應認上開證人於警詢中之陳述亦無作為證據之必要，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認證人蔡昕宏於警詢中之陳述，對被告胡峻嘉無證據能力。 (二)被告胡峻嘉於112年2月8日偵訊時之自白有證據能力：　　按被告之自白，非出於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違法羈押或其他不正之方法，且與事實相符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胡峻嘉之辯護人雖另爭執被告胡峻嘉於112年2月8日偵訊時自白之證據能力（審一卷第268頁），主張被告胡唆嘉係因為擔心警察說如果不承認的話，其配偶可能也會被逮捕羈押，被告胡峻嘉為交保方自白犯行等語（本院112年度訴字第141號卷二《下稱審二卷》第154頁），惟經本院於審理時當庭勘驗被告胡峻嘉於該次偵訊時錄影檔案，勘驗結果為：辯護人於偵訊時坐在偵查庭被告胡峻嘉之後方，偵訊筆錄製作方式係檢察官採一問一答方式進行訊問，被告胡唆嘉應訊時神色正常、意識清醒，且就檢察官訊問之問題均能清楚認知並切題回答，偵訊過程中亦未曾向檢察官表示有疲勞、身體不適或請求停止詢問之狀況，勘驗內容核與偵查筆錄記載大致相符等情，有本院113年8月13日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審二卷第87頁至97頁），是依勘驗結果可知，被告胡峻嘉於偵訊時意識清醒、對答如流，檢察官係依照被告胡峻嘉陳述完成筆錄製作，足見被告胡峻嘉該次偵訊之陳述得依己意陳述。至被告胡峻嘉另辯稱：伊在警察局時，伊太太送飯來時有提到大樓經理跟伊太太說警察有提到要是不承認的話，連伊太太都會拘提，但伊並沒有跟大樓經理聊過，大樓經理也沒有表示是警察要求轉告伊太太云云（審二卷第63頁至第64頁），不僅已自承僅係耳聞傳言，並無從具體認定員警有何不法取供之事實，且核與其於準備程序時所稱：伊在警察局是否認，來的路上警察說沒有這麼巧的事情，當時警察說如果沒有合理的理由，伊會被收押，會遷拖到太太，伊才想說隨便掰一套，所以才會在地檢署承認，後來大樓管理員跟伊說警察說會收押伊太太，伊後來請律師送狀紙，希望跟檢察官講，但後來第二次開庭檢察官什麼都沒有問，就讓伊走云云（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67號卷《下稱審三卷》第83頁）等情前後互相歧異，自難憑採。況其於112年2月8日偵訊後，嗣於同年月24日再經檢察官傳喚時，亦自陳：「（問：具狀表示否認犯罪？）不是。（所以上次陳述的部分，都是屬實？）是。（問：出具答辯狀的原因？）我前次離開地檢後，有聽到保全說，警察可能會拘提、羈押我太太。（問：有沒有其他陳述？）沒有。」等語（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9722號卷《下稱偵一卷》第114頁），業已自承自白屬實且並表示無意更易供述，更無其所稱檢察官未加以探明真意之情事，且其於審理時以證人身分證述時亦稱：警察沒有告訴伊蘇韋誠有涉案，警詢及偵訊時律師都在場，伊係自己決定要自白等語（審二卷第76頁至第80頁），益徵被告胡峻嘉於112年2月8日該次偵訊中之自白確具有任意性，得為本案之證據。 (三)其餘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　　本判決其餘所引用被告廖信忠、胡峻嘉以外之人之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然被告廖信忠、胡峻嘉及其等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審一卷第102頁、第268頁），其等與檢察官於辯論終結前亦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取得證據及證明力明顯過低等瑕疵，亦認以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 項規定，得為證據。另本件非供述證據部分，無傳聞法則之適用，且無事證足認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因違背法定程序而取得，與本案待證事實復具有自然之關連性，復經本院依法踐行調查程序，應有證據能力。二、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　　訊據被告胡峻嘉對於伊上開國泰帳戶確有收受如附表一編號 1至編號3所示匯入款項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辯稱：上開微信帳號「龍的傳人」並非伊在使用，伊不認識、也沒有與蔡昕宏聯繫或找人送毒品，伊係做「 IVYS國際精品代購」精品代理，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3所示匯入上開帳戶之款項也是有人買精品包包，電話告知伊錢匯進來了，伊也有把購買的精品包面交給下游代理云云。經查：　　 (一)上開國泰帳戶為被告胡峻嘉所使用，蔡昕宏於上開時、地，與「龍的傳人」約定交易毒品後，由林育佑於如附表一所示時、地，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數量之含第三級毒品甲基卡西酮、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粉末之咖啡包予蔡昕宏共4次，蔡昕宏並匯款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3所示款項至上開國泰帳戶等事實，業據被告胡峻嘉於警詢、偵查及本院準備程序暨審理時自承在卷（偵一卷第4頁至第14頁、第69頁至第74頁、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2160號卷三《下稱偵三卷》第14頁至第15頁、第30頁至第31頁、審一卷第266頁、審二卷第124頁至第157頁、審三卷第83頁、第399頁至第426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林育佑於警詢、偵查及本院訊問時證述及證人蔡昕宏於偵查中及審理時具結證述之情節相符（偵三卷第27頁、第77頁至第80頁、第106頁至第107頁背面、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2160號卷一《下稱偵四卷》第12頁至第13頁、同案號卷二《下稱偵五卷》第115頁至第117頁、第130頁至第133頁、第141頁背面、審一卷第46頁、第101頁、審二卷第37頁至第60頁），並有蔡昕宏與「龍的傳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監視器影片翻拍照片、上開國泰帳戶歷史交易明細、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稽（偵一卷第15頁至第46頁背面、第78頁至第102頁、偵四卷第102頁至第105頁、第107頁至第117頁背面、偵五卷第148頁至第153頁背面、第182頁至第189頁、審二卷第87頁至第97頁），足認被告胡峻嘉此部分具任意性且不利於己之自白，與前揭事證彰顯之事實相符，應堪採信屬實。 (二)被告胡峻嘉雖以前詞置辯，爰論駁如下：　1.質諸證人蔡昕宏於偵查中具結證稱：伊固然有在「IVYS國際精品代購」下單過幾次，但真的有買到的也只有一次，是買了2萬多元的皮夾，伊係自111年4、5月間就開始跟「龍的傳人」購買毒品，第一次就送了200包過來，要跟伊收4、5萬元，伊抱怨手邊沒那麼多錢，對方才說不然改成先拿到毒品，確認數量正確後再匯款，所以之後才要伊匯到上開國泰帳戶，之所以買精品跟買毒品的錢都是匯到同一個帳戶，就是因為「龍的傳人」的老婆就是在賣精品的，伊一次都買很多毒品咖啡包，大概50包到100包，都是跟「龍的傳人」聯絡，「龍的傳人」會派人送過來給伊，給錢的方式是轉到上開國泰帳戶，該帳戶就是對方提供給伊收款的帳戶，如附表一所示4次都是購買毒品，收到的咖啡包伊有使用過，也確實都是毒品等語（偵三卷第77頁至第79頁、第107頁、偵五卷第115頁至第116頁）；於審理時結證稱：伊係在十幾年前透過朋友才加「龍的傳人」微信，朋友說這個人可以拿毒品咖啡包，但伊沒有見過本人，數年前伊透過微信問有無毒品咖啡包，「龍的傳人」說有，一包約200餘元至3、400元都有，但對方要求送來一定要送那麼多，所以伊每次匯款金額約 7、8萬元到10幾萬元，伊會匯款給「龍的傳人」就是買毒品咖啡包的錢，卷內監視器影片顯示有送東西過來至伊社區的，就是來送毒品咖啡包，伊會在社區簽收簿簽「衣服」，都是毒品咖啡包；伊在3、4年前確時有買過精品，就一次，加起來幾萬元，但後來轉這個帳戶都是毒品咖啡包；到111年8 月17日為止，含8月17日當天拿的毒品咖啡包，總金額為15 萬4,000元，所以「龍的傳人」才傳訊息「15.4」就是講毒品的錢，但因為伊當天有轉帳5萬元、3萬元，共計轉8萬元，所以伊認知是還欠7萬4,000元才對，所以伊回覆「-7.4」，意思是實際上只欠7萬4,000元，後來111年9月5日又匯了8 萬元，也是因為要繼續還前面的錢，但伊於111年8月19日、 9月3日又拿了兩次，「龍的傳人」都是累積幾次要結帳時才跟伊說一個總金額，不會明確去區分要清償舊的還是新的款項等語（審二卷第37頁至第60頁），是證人蔡昕宏已明確證述匯入上開國泰帳戶之款項確係為購買毒品咖啡包之用，且對相關交易細節及金額計算均能具體陳述，並核與通訊軟體對話內容相符，應認其證述內容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2.被告胡峻嘉雖辯稱匯入該帳戶為精品交易之款項，伊並不知悉販賣毒品之情事云云，惟始終未能提出其有出售精品情事之電聯紀錄、面交精品等具體事證以實其說，已難僅憑其片面陳述，遽認其所述為真。況觀諸被告胡峻嘉於112年2月8 日偵查庭亦稱：「龍的傳人」即係伊本人等語，並自承：「當時我在朋友『小傑』的住處，他跟一個不認識的人在聊毒品的事。後來我去找蘇韋誠，跟蘇韋誠提到，有聽到關於毒品的事情，蘇韋誠就說可以介紹小傑的朋友給他認識。我去小傑家拿了一個名片，名片已經有微信的帳號了。蘇韋誠拿了一支新的手機，裡面已經有龍的傳人的微信了，我就用蘇韋誠給我的手機，用裡面的微信，用龍的傳人加了小傑的朋友的微信。蘇韋誠就請我幫忙聯絡小傑的朋友，蘇韋誠還跟我說，之後由我負責幫他聯絡，不會有事情，之後就有後續的轉帳紀錄。」、「（問：你是怎樣加到蔡昕宏的微信？）小傑給了他朋友的兩個微信帳號，一個有聯絡，一個沒有聯絡，其中一個人就是蔡昕宏。」、「（問：為何要使用龍的傳人帳號對外販賣毒品，好處？）當時我單純幫蘇韋誠，我意思是，我把小傑的朋友介紹給蘇韋誠，我只是單純絜忙，沒有要賺錢。但蘇韋誠說，手機已經交給我了，就由我幫忙聯絡。所以如果小傑的朋友有聯絡我，我在複製貼給蘇韋誠，同樣如果蘇韋誠跟我說什麼，我就轉給小傑的朋友。」、「（問：為何蔡昕宏購買毒品的錢會轉入你帳戶？）有一張對話紀錄可以看到一個蘇韋誠的帳戶，這帳戶是我當初跟蘇韋誠說，我不想再用我的帳號來收毒品的錢，所以他就貼給我。我就把這帳號貼給了蔡昕宏。（問：可是貼帳戶的時間是 8月，蔡昕宏還是匯款到你帳戶，為何？）蔡昕宏說他不要，匯款到固定的帳號就好了。（問：所以後來蔡昕宏都還是匯款到你的帳號？）是。」、「（問：所以只要上開帳戶收跟蔡昕宏有關的款項，都是跟毒品買賣有關？）是。」等語（偵一卷第70頁至第73頁），並另以證人身分具結證稱：「龍的傳人」帳號即係伊用來跟蔡昕宏聯繫毒品交易所用，伊會將蔡昕宏的訊息轉給同案被告蘇韋誠，伊有確認過本案帳戶交易明細，蔡昕宏匯款的錢是毒品的錢，同案被告蘇韋誠會請人來拿或是伊去找同案被告蘇韋誠時順便交錢等語（偵一卷第72頁至第73頁），且其於同年月24日再經檢察官傳喚時亦陳稱：伊不是要否認犯罪，前次陳述部分均屬實等語（偵一卷第114頁），是其對於「龍的傳人」帳號確係伊使用，並由其與蔡昕宏聯絡毒品交易等節既已自承在卷，且衡情其初始於警、偵時曾否認有使用「龍的傳人」帳號及販賣毒品咖啡包予蔡昕宏之情，若實際上果無販毒犯行，當無嗣後於偵查中始改口自白犯罪、陷己入罪之理；況其對於使用「龍的傳人」帳號之緣由、販毒交易模式、為何持續使用上開國泰帳戶等細節均能具體指明，如非其確有從事聯繫毒交易並以上開帳戶收款，當無可能就此細節能為如此詳實之描述，益徵其確係使用「龍的傳人」與蔡昕宏聯繫毒品咖啡包交易之人，至為灼然。　3.又證人蔡昕宏於111年10月17日在桃圍市政府警察局龍潭分局經採尿送鑑結果，檢出第三級毒品甲基卡西酮、4-甲基甲基卡西酮陽性反應乙節，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5 月24日刑理字第1136032476號鑑定書（檢體編號：111-L260 ）、真實姓名與尿液對照表可憑（審二卷第305頁、第313頁）。質諸證人蔡昕宏於審理時結證稱：伊只有喝過跟「龍的傳人」叫的毒品咖啡包；伊會先叫起來，可能隔天或隔幾天再去汽車旅館使用；沒有喝完的就放著，所以不會天天喝等語（審二卷第39頁至第40頁、第47頁至第48頁），足見證人蔡昕宏於購買毒品咖啡包之後，未必於購買當天即飲用完畢，而可能之後再飲用，且其僅施用向被告胡峻嘉購買之毒品咖啡包，而無其他毒品來源。從而，證人蔡昕宏於111年10 月17日驗尿結果呈現第三級毒品陽性反應，堪認確係飲用本件向被告胡峻嘉購買之毒品咖啡包所致，益徵被告胡峻嘉確有共同販賣含第三級毒品甲基卡西酮、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毒品咖啡包予證人蔡昕宏之犯行無訛。　4.末被告胡峻嘉共同販售予蔡昕宏之毒品咖啡包固含有第三級毒品甲基卡西酮、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然觀諸蔡昕宏與「龍的傳人」間之微信對話紀錄，僅敘及交易毒品咖啡包，並未言明毒品之種類，有該對話在卷可參（偵四卷第102頁至第105頁），且被告胡峻嘉於本案之分工係負責以「龍的傳人」帳號與蔡昕宏聯繫毒品交易，並提供帳戶作為收受購毒款項之用，毒品咖啡包則係由不詳之人指示林育佑於交付予蔡昕宏，可見被告胡峻嘉並未經手毒品咖啡包，則其於與蔡昕宏洽談本件毒品交易時，當僅認識買賣含第三級毒品之咖啡包，對於該咖啡包混有2種第三級毒品則未必知悉。因此本案既無積極證據及補強證據佐證被告胡峻嘉主觀上係知悉或可預見其共同販售之毒品咖啡包有混合不同之第三級毒品，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難對被告胡峻嘉以販賣混合第三級毒品罪相繩，併此敘明。　5.綜上所述，本件被告胡峻嘉確有使用「龍的傳人」帳號與蔡昕宏聯繫毒品交易後，並提供其上開國泰帳戶供蔡昕宏匯款之情，堪以認定；其前揭辯詞，核屬臨訟卸責之辭，要難採信。 (三)按販賣毒品係違法行為，非可公然為之，且有其獨特之販售通路及管道，復無公定價格，容易增減分裝之份量，而每次買賣之價量，可能隨時依雙方關係深淺、資力、需求量及對行情之認知、來源是否充裕、查緝鬆嚴、購買者被查獲時供述購買對象之可能風險評估等，而異其標準，非可一概而論，然近年來政府為杜絕毒品之氾濫，對於查緝施用及販賣毒品之工作，無不嚴加執行，販賣毒品罪又係重罪，設若無利可圖，衡情一般持有毒品之人當無輕易將所持有之毒品轉售他人而甘冒於再次向他人購買時，被查獲移送法辦並受長期自由刑或生命刑剝奪危險之理，且不論係以何包裝之毒品，均可任意分裝或增減其份量，而每次買賣之價量，亦隨前開因素而為機動地調整，因之販賣之利得，除經坦承犯行，或帳冊價量均臻明確外，委難察得實情。職是之故，縱未確切查得販賣所得賺取之實際差價，但除別有事證，足認係按同一價格轉讓，確未牟利外，尚難執此即認非法販賣之事證有所不足，致知過坦承者難辭重典，飾詞否認者反得逞僥倖，而失情理之平（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651號、87年度台上字第3164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胡峻嘉與蔡昕宏雙方並無任何情誼關係，原本互不相識，苟非確有利益可圖，被告胡峻嘉當無甘冒重罪風險，無償鋌而走險之理，堪認被告胡峻嘉主觀上確實具有營利之意圖，殆無疑義。綜上，被告胡峻嘉本件共同販賣含第三級毒品成分之咖啡包之行為，確有從中賺取差價營利之意圖，應堪認定。 (四)再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其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本於責任共同之原則，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結果共同負責。被告胡峻嘉就其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負責以通訊軟體聯繫交易並收取販毒價金，再由不詳之人指示林育佑前往交付毒品，被告胡峻嘉與林育佑及該不詳之人亦有犯意聯絡。上開各人均係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縱其中被告胡峻嘉並未因此實際獲得價金分潤（詳後），然被告胡峻嘉仍應對其所涉及之部分，就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 (五)綜上所述，被告胡峻嘉有基於營利之意思而為本件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胡峻嘉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胡峻嘉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 (二)檢察官就被告胡峻嘉此部分再行移送併案審理（113年度偵字第13359號），此部分犯罪事實核與原偵查起訴且經本院論罪科刑部分事實同一，依審判不可分之原則，本院自仍得併予審理。 (三)被告胡峻嘉與林育佑及某不詳之人就本案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四)被告胡峻嘉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4所示4次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間，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胡峻嘉無視政府對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明知經管制之毒品若濫行施用，將對施用者身心造成嚴重傷害，進而影響施用者經濟能力，甚且造成家庭破裂，仍為貪圖不法利益，被告胡峻嘉則為本案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其所為助長毒品氾濫，戕害他人身心健康，並危害社會治安，行為誠屬不當，應予非難；並考量被告胡峻嘉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並兼衡其犯罪動機、目的、手段、販賣毒品之情節暨有無犯罪所得、所生危害、其刑案前科之素行紀錄，及其於審理時自陳之學識程度與家庭經濟狀況（參見審二卷第149頁審理筆錄）等一切情狀，就其所犯各罪，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 (六)另審酌被告胡峻嘉所犯4罪之時空、手法、侵害法益等，並參諸刑法第51條第5款係採限制加重原則，而非累加原則之意旨，於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為之；本院綜合上情，爰就被告胡峻嘉所犯上開4罪，合併定如主文所示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 (七)末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基於責任共同原則，固應就全部犯罪結果負其責任，但因其等組織分工及有無不法所得，未必盡同，特別是集團性或重大經濟、貪污犯罪，彼此間犯罪所得分配懸殊，其分配較少甚或未受分配之人，如仍應就全部犯罪所得負連帶沒收追繳之責，超過其個人所得之剝奪，無異代替其他參與者承擔刑罰，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個人責任原則以及罪責相當原則。此與司法院院字第2024號解釋側重在填補損害而應負連帶返還之責任並不相同。故共同犯罪所得財物之追繳、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財物為之（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51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胡峻嘉於偵查中陳稱：伊會將收得之販賣毒品咖啡包款項以現金或匯款方式交出，伊沒有獲利等語（偵一卷第71 頁），而依卷內事證亦無證據足證被告胡峻嘉本案犯行已受有報酬，或實際已獲取販毒犯罪之所得，是依罪證有疑利益歸於被告之原則，難認被告胡峻嘉有因本案犯行而有犯罪所得，故應認尚無犯罪所得應予宣告沒收。貳、無罪部分（即被告蘇韋誠被訴販賣毒品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蘇韋誠與同案被告胡峻嘉共同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意，推由同案被告胡峻嘉使用微信帳號「龍的傳人」與蔡昕宏聯繫並議定送毒時間、地點後，同案被告胡峻嘉即將上開訊息轉知被告蘇韋誠，被告蘇韋誠續命林育佑於如附表一所示時、地，交付如附表一所示數量之含第三級毒品成分之咖啡包予蔡昕宏，並由蔡昕宏依指示匯款如附表一所示款項予同案被告胡峻嘉後，再由同案被告胡峻嘉以匯款或現金之方式轉交被告蘇韋誠。因認被告蘇韋誠此部分亦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申言之，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作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 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仍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次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其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犯罪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共犯之自白，其供述自己犯罪部分，固屬被告之自白；其供述有關其他共同犯罪者之犯罪事實部分（即對其他共同被告不利陳述部分），則屬共犯之自白，為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無論係「對己」或「對其他共同被告」之不利陳述，均應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始可採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最高法院106 年度台上字第4013號判決意旨參照）。三、訊據被告蘇韋誠固坦承認識同案被告胡峻嘉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何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犯行，辯稱：伊認識同案被告胡峻嘉，平常會聊天，與同案被告胡峻嘉間互相有借款，但伊不認識、也不知道有賣毒品給蔡昕宏等語。而公訴意旨認被告蘇韋誠涉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係以同案被告胡峻嘉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蔡昕宏於警詢、偵查之證述及相關金流匯款紀錄、上開國泰帳戶交易明細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四、經查：質諸證人即同案被告胡峻嘉固於偵查中證稱：係被告蘇韋誠拿給伊一支行動電話，裡面已經有「龍的傳人」帳號了，伊就用被告蘇韋誠給的行動電話聯繫買家也就是蔡昕宏，被告蘇韋誠跟伊說之後由伊負責聯絡，伊會轉達被告蘇韋誠或蔡昕宏彼此間的訊息，至其販毒所獲的款項，被告蘇韋誠會跟伊拿現金或由伊匯款等語（偵一卷第70頁至第7頁），惟為被告蘇韋誠所否認；衡諸胡峻嘉亦為本案之同案被告，其與被告蘇韋誠不無利害關係衝突之虞，從而其對被告蘇韋誠不利之陳述，客觀上容有推諉卸責、栽贓嫁禍，或為求減刑寬典而誣陷指認之可能，其所為對被告蘇韋誠不利之陳述，仍應有其他補強證據，始能採為不利為被告蘇韋誠事實認定之基礎；況同案被告胡峻嘉嗣更易前詞，業如前述，則其指認已容有瑕疵。而本件雖依卷附同案被告胡峻嘉帳戶（帳號詳卷）之交易明細，同案被告胡峻嘉曾有匯款7萬2,000 元至被告蘇韋誠帳戶之情事，另「龍的傳人」與蔡昕宏之對話紀錄中亦曾提及被告蘇韋誠之帳戶帳號之情，有交易明細及對話紀錄可憑（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3111 號卷第146頁至第157頁），惟證人即同案被告胡峻嘉於審理時結證稱：伊與被告蘇韋誠曾互相借貸，一、兩次應該有，伊不確定數額，被告蘇韋誠也曾向伊購買精品或請伊幫忙進貨，伊會便宜一點給被告蘇韋誠，被告蘇韋誠拿去轉手賣人，上開匯款7萬2,000元該筆如果不是精品退貨，就是被告蘇韋誠之前在當舖跟伊借錢的款項等語（審二卷第69頁至第71 頁），足見被告蘇韋誠與同案被告胡峻嘉間本有金錢往來，已難遽認上開7萬2,000元匯款是否確與毒品交易有關；再「龍的傳人」與蔡昕宏間對話固有提及被告蘇韋誠之帳戶帳號，惟並無事證足認蔡昕宏已有匯款至該帳戶之情形，而本件既認定「龍的傳人」帳號為同案被告胡峻嘉所使用，且同案被告胡峻嘉與被告蘇韋誠間又有金錢往來，客觀上難以排除同案被告胡峻嘉自行提供被告蘇韋誠帳戶予蔡昕宏，欲以蔡昕宏之匯款抵銷同案被告胡峻嘉積欠被告蘇韋誠之債務之可能。從而，依本件卷附帳戶資料、交易明細，充其量僅能認定上開收款帳戶及「龍的傳人」帳號均係由同案被告胡峻嘉所使用，惟尚無事證足資證明被告蘇韋誠就此部分有何參與之行為或與同案被告胡峻嘉有何犯意聯絡，而無從補強同案被告胡峻嘉上開自白，自不能僅憑同案被告胡峻嘉片面之證述，即遽以販賣第三級毒品之罪責對被告蘇韋誠相繩。五、綜上所述，此部分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尚不足使所指被告蘇韋誠涉犯上開販賣第三級毒品罪嫌之事實達於通常一般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法使本院形成被告蘇韋誠確有檢察官所指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之有罪心證。此外，公訴人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蘇韋誠有何上開犯行，揆諸前開說明，此部分不能證明被告蘇韋誠犯罪，基於無罪推定原則，自應為被告蘇韋誠此部分無罪之諭知。參、公訴不受理部分（即被告蘇韋誠被訴持有毒品部分）：一、追加起訴意旨另以：被告蘇韋誠明知第三級毒品愷他命、去甲基愷他命、4-甲基甲基卡西酮均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 條第2項第3款所定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持有純質淨重逾 5公克以上，竟仍基於持有第三級毒品逾量之犯意，自109年 10月間起，自桃園市○○區○○街00號2樓B室內取得如附表二、三（即原追加起訴書附表2、3）所示毒品（下稱本案毒品）後而持續藏放在臺北市士林區（追加起訴書誤載為林口區，應予更正）重慶北路4段79號3樓之2。續因警方雖於109年10 月16日對被告蘇韋誠所管領之桃園市○○區○○街00號2樓B室、桃園市○○區○○路00號15樓進行搜索後而未查得上開毒品，致原因毒品案件受羈押之被告蘇韋誠於110年8月25日受釋放而離開法務部○○○○○○○○後，即基於持有逾量第三級毒品之犯意，前往上二址取出本案毒品後而將如附表二所示毒品藏放在桃園市○○區○○街000號7樓，另將如附表三所示毒品持續藏放在臺北市○○區○○○路0段00號3樓之2而持有之。因認被告蘇韋誠此部分涉犯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1條第5項之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逾5公克以上罪嫌。二、按「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一、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者」，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定有明文。次按「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為相牽連之案件：一、1人犯數罪者。二、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者。三、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者。四、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者」、「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或本罪之誣告罪，追加起訴」，復為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265條第1項所明定。上開條文之立法意旨無非係以案件一經起訴，起訴範圍隨之特定，若准許檢察官任意擴張追加起訴與本案非屬同一案件之案件，不僅減損被告之防禦權利，亦有損訴訟迅速之要求，惟若一概不許追加，則本可利用原已經進行之刑事訴訟程序一次解決之刑事案件，均須另行起訴，亦有違訴訟經濟之要求，故在被告訴訟權利、訴訟迅速審結，以及訴訟經濟之衡量下，特設上述第 265條追加起訴之規定。然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近年來歷經重大變革，於92年9月1日施行之修正刑事訴訟法已採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於證據共通原則設有第287條之1、之2之分離調查證據或審判程序之嚴格限制，並於第161條、第163條第2項限制法院依職權調查證據之範圍；再於95年7月1日施行之修正刑法廢除連續犯與牽連犯，重新建構實體法上一罪及數罪概念；嗣於99年5月19日制定並於103年6月6日、108 年6月19日修正公布之刑事妥速審判法，立法目的係維護刑事審判之公正、合法、迅速，保障人權及公共利益，以確保刑事被告之妥速審判權利，接軌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施行法（下稱兩公約施行法）所揭示健全我國人權保障體系。從而，在刑事訴訟法、刑法均已修正重構訴訟上同一案件新概念，為落實刑事妥速審判法、兩公約施行法所揭示保障人權之立法趣旨，法院審核追加起訴是否符合相牽連案件之法定限制要件，及追加起訴是否符合訴訟經濟之目的，更應與時俱進，作目的性限縮解釋，以客觀上確能獲得訴訟經濟效益之前提下，核實審查檢察官認「宜」追加起訴案件是否妨害被告之訴訟防禦權，俾與公平法院理念相契合。因此，得追加起訴之相牽連案件，限於與最初起訴之案件有訴訟資料之共通性，且應由受訴法院依訴訟程度決定是否准許（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36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事訴訟法第265條規定，允許與本案相牽連之犯罪，得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追加起訴，而與本案合併審判，其目的在訴訟經濟及妥速審判。是同法第7條第1款「一人犯數罪」及第2款「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所稱之「人」，係指同法第265條第1項本案起訴書所載之被告而言，尚不及於因追加起訴後始為被告之人。否則案件將牽連不斷，勢必延宕訴訟，有違上開追加訴訟之制度目的（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552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所指「本案」，應僅限於檢察官最初起訴之起訴書所載案件，而不及於事後追加起訴之案件，如與「本案」不具聯繫因素，而僅與「本案」追加起訴後之其他案件具有聯繫因素者，即不許再追加該另案。三、經查，本院所審理之本案（即112年度訴字第141號），乃檢察官以111年度偵字第51138號、第52160號、第53112號起訴書，向本院提起公訴（下稱本案起訴書），該案被告為林育佑、廖信忠，並未包括被告蘇韋誠在內，自非屬刑事訴訟法第7條第1款所稱「一人犯數罪者」之情形。又觀諸本案起訴書所載犯罪事實，及追加起訴書所載被告蘇韋誠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逾5公克以上犯行之犯罪事實，亦可知本案與上開追加起訴之事實間並非「數人共犯一罪或數罪」、「數人同時在同一處所各別犯罪」、「犯與本罪有關係之藏匿人犯、湮滅證據、偽證、贓物各罪」之情形，是追加起訴被告蘇韋誠持有毒品部分，與「本案」並不具刑事訴訟法第7條情形，非屬相牽連案件。至追加起訴書犯罪事實中，雖記載被告蘇韋誠、胡峻嘉與林育佑共同為前開販賣第三級毒品咖啡包予蔡昕宏之犯嫌，此部分固與起訴之本案有相牽連關係，然被告蘇韋誠持有毒品部分既與本案起訴事實間並無聯繫因素，倘僅因被告蘇韋誠因與林育佑於「追加起訴」中有共犯部分犯罪，即可允許被告蘇韋誠所犯全部犯罪追加起訴，顯不符合比例，將使法院審理範圍有無限擴張、膨脹之虞，延宕訴訟進行，有害於訴訟經濟及當事人權益，違背追加起訴制度之立法初衷，自非法所允許。從而，衡諸被告蘇韋誠被訴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逾5公克以上犯嫌部分，既非屬相牽連案件，且此部分與起訴本案亦無何關聯性，追加起訴並無訴訟經濟之助益，反使審理範圍不斷擴張，牽連不斷，核與刑事訴訟法第265條第1項追加起訴要件不合，是其追加起訴之程序違背規定，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3條第1款規定，諭知不受理判決。肆、退併辦部分之說明： (一)按檢察官就未據起訴之部分，認與本案有裁判上一罪關係函請法院併辦，此項公函非屬訴訟上之請求，其目的僅在促使法院之注意，法院如併同審理，固係審判上不可分法則之適用所使然，如認不成立犯罪或無裁判上一罪關係，自不能併予裁判，而僅須說明其理由及無從併辦之意旨即可（最高法院92年度台上字第3276、3102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二)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13359號移送併辦意旨書就被告蘇韋誠被訴販賣第三級毒品部分，再行移送併案審理，惟此部分既經諭知無罪，即無同一事實不可分之情況，本院自不得併予審理，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理。 (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另以113年度偵字第13358號移送併辦意旨書就被告蘇韋誠涉犯持有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逾5 公克以上罪嫌部分再行移送併案審理，惟此部分既經認追加起訴不合法而諭知不受理判決，本院就此併辦部分亦無從併予審究，應退回由檢察官另為妥適之處理，末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第303條第1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殷正追加起訴及移送併辦，由檢察官許智鈞到庭執行公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十四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昭筠　　　　　　　　　　　　　　　　　　　法　官　施吟蒨　　　　　　　　　　　　　　　　　　　法　官　林建良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應附繕本)，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有罪及公訴不受理部分均得上訴；無罪部分，被告蘇韋誠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　　　　　　　　　　　　　　　　　　　書記官　吳品叡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7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一：編號交易時間交易地點交易價格 (新臺幣) 交易數量價金匯款時間及金額(新臺幣) 主文 1 111年8月17日1時31分許桃園市○○區○○○路000號社區警衛室 2萬2,000元 100包 111年8月17日匯款5萬、3萬元胡峻嘉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 2 111年8月19日16時25分許同上處所 1萬1,000元 50包 111年9月5日，匯款8萬元胡峻嘉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肆月。 3 111年9月3日22時42分許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6樓之5警衛室 1萬1,000元 50包胡峻嘉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肆月。 4 111年10月6日16時6分許同上處所 1萬1,000 元 50包尚未結清胡峻嘉共同犯販賣第三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柒年肆月。附表二：編號品名成分重量(公克) 1 粉紅色咖啡包49包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總淨重：321.77 驗餘淨重：321.47 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3.21 註：即原追加起訴書附表2。附表三：編號品名成分重量(公克) 1 愷他命1包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第三級毒品去甲基愷他命總淨重：980.58 驗餘淨重：980.51 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470.66(計算式：235.33+235.33) 2 愷他命1包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第三級毒品去甲基愷他命總淨重：2489.04 驗餘淨重：2488.99 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1792.1(計算式：1717.43+74.67) 3 愷他命1包 4 愷他命1包 5 愷他命1包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第三級毒品去甲基愷他命總淨重：99.03 驗餘淨重：98.92 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79.21(計算式：51.49+27.72) 6 愷他命1包第三級毒品愷他命第三級毒品去甲基愷他命總淨重：198.12 驗餘淨重：198.07 第三級毒品純質淨重：152.55(計算式：150.57+1.98) 7 愷他命1包 8 愷他命1包非毒品空白 9 愷他命1包非毒品空白註：即原追加起訴書附表3。

2025-02-27

PCDM-112-訴-367-20250227-2

原訴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原訴字第131號公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辛○○ 丑○○ 子○○ 共同選任辯護人林之翔律師（已於民國112年7月20日解除委任）被告癸○○ 選任辯護人李韋辰律師林之翔律師（已於民國112年7月20日解除委任）被告壬○○ 選任辯護人王聖傑律師陳育騰律師蔡復吉律師林之翔律師（已於民國112年7月20日解除委任）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調偵字第138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壬○○犯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辛○○、丑○○、子○○、癸○○均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各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均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辛○○、丑○○、子○○為戊○○友人；壬○○、癸○○分別為辛○○之子、侄；庚○○（綽號阿西）為戊○○之兄，己○○為戊○○、庚○○友人；丙○○ 、甲○○、乙○○為庚○○之子（庚○○等人所涉妨害秩序罪等部分，由本院另案審結）。緣辛○○、丑○○、子○○與戊○○於民國111年2月1 日某時許，在辛○○花蓮縣○○鄉○○街00號住處（下稱系爭住處）飲酒，因故發生爭執，戊○○不滿遭辛○○、丑○○、子○○共同毆打（未成傷），離開該處後，旋即找來己○○返回理論，詎辛○○、丑○○、子○○、癸○○共同毆打戊○○，己○○上前攔阻，辛○○轉而毆打己○○臉頰（未成傷）。雙方不歡而散後，戊○○、己○○轉知庚○○上情，庚 ○○再告知丙○○、甲○○、乙○○，其等決議一同去討回公道，由己○○ 騎乘機車搭載戊○○，乙○○則駕車搭載庚○○、甲○○、丙○○緊跟在後，並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鋁棒1支、木質球棒1支等兇器。嗣於同日19時許（下稱第三次到場），戊○○、己○○率先抵達，庚○○持鋁棒下車，與辛○○方人馬一言不合，辛○○、丑○○、子○○、癸○○、壬○○明知系爭住處外馬路為公共場所，且時值過年，系爭住處對面土地公廟聚集為數不少之民眾，若聚眾鬥毆，將波及他人，影響社會治安及秩序，仍基於妨害秩序之犯意，辛○○突毆打庚○○臉部，丙○○、甲○○、乙○○見狀迅即下車，辛○○、丑○○、子○○、癸○○ 毆打戊○○，戊○○與辛○○互毆；庚○○持鋁棒、己○○徒手毆打丑○○，丑○○與己○○互毆；癸○○出拳攻擊庚○○臉部，子○○持不詳器具毆打庚○○手部，庚○○憤而持鋁棒回擊，其後辛○○言語激怒庚○○，庚○○ 轉而毆打辛○○，子○○、癸○○毆打庚○○後，逃回系爭住處，庚○○遂侵入系爭住處追打子○○、癸○○；丙○○、甲○○徒手毆打、乙○○持木質球棒毆打壬○○，壬○○與乙○○互毆後，逃回系爭住處，乙○○遂侵入系爭住處追打壬○○，壬○○拿鐵椅砸向乙○○，乙○○以手阻擋後，二人發生扭打，過程中癸○○亦與乙○○互毆，致庚○○受有左側第五掌掌骨骨折之傷害；戊○○受有頭部開放性傷口、踝部鈍挫傷之傷害；乙○○受有左腕挫傷、右側尺骨骨折、右側膝挫傷、右側髖挫傷之傷害（傷害部分業據撤回告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一、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以外之人（包括證人、鑑定人、告訴人、被害人及共同被告等）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性質上屬傳聞證據。惟現階段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代表國家偵查犯罪、實行公訴，必須對於被告之犯罪事實負舉證之責，依法有訊問證人及鑑定人之權限，證人、鑑定人必須具結，而實務運作時，偵查中檢察官向被告以外之人所取得之陳述，原則上均能遵守法律規定，不致違法取供，其可信度極高。職是，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證言，除有不得令其具結之情形外，其已具結而為證述，除反對該項供述得具有證據能力之一方，已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之理由外，不能遽指該陳述不具證據能力。同案被告庚○○、戊○○、己○○ 於偵查中，以證人身分向檢察官所為陳述，係具結後為證述，被告辛○○、丑○○、子○○前辯護人又未釋明證人庚○○、戊○○ 、己○○所為證述有何顯不可信之情形，自有證據能力。另對質詰問權既屬被告訴訟上之權利，不論該證人對被告而言係友性或敵性，被告就前開證據之調查，本有處分權能，自非不得放棄，而於檢察官未聲請傳喚該證人調查時，被告或辯護人如欲對該人證行使其對質詰問權，自得聲請法院傳喚證人以為調查，如被告或辯護人仍不為調查人證之聲請，當應解為被告已放棄對質詰問權，並無允許被告或辯護人一方面主張不願傳喚證人以為調查，一方面又主張不放棄對於該證人之對質詰問權之理。蓋法院並無強令檢察官聲請傳喚證人進行調查之權，且如為不利益被告之事項，法院亦不得以基於維護公平正義之理由而職權介入為調查證據（最高法院10 0年度台上字第6259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辛○○、丑○ ○、子○○前辯護人固指稱上開證人未經對質詰問，係屬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惟渠等於整個審判過程中均未聲請傳喚上開證人為對質詰問，揆諸前揭說明，堪認其事實上已放棄對上開證人為對質詰問之權利。二、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除上開證據外，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該被告辛○○、丑○○、子○○、癸○○、壬○○（以下除各別稱其姓名者外，合稱被告辛○○等人）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包含書面陳述），被告辛○○等人及其等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均不爭執其證據能力，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述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第2項規定，堪認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辛○○等人均否認犯行，茲將被告辛○○等人之辯解、辯護人所為之辯護意旨分述如下：　⒈被告辛○○辯稱：我那天請戊○○喝酒，戊○○發酒瘋，丑○○把戊○ ○趕回去了，然後戊○○再帶一個人過來，他過來的時候，因為家裡我們過年在聚餐，叫他們在外面談，談不攏他們就走了，走了就說待會要給我們好看。我們沒有在門口等戊○○，我跟丑○○、子○○在客廳裡面，聽到外面的人在幹醮的聲音很大聲，我們才走出來，我們都是空手，我們出來被打，我是被打到我家旁邊土地公廟半蹲在那裡，我否認我有還手，至於他們的傷，我個人認為是他們自己人打到自己人，乙○○所述不實云云。　⒉被告丑○○辯稱：我們是在室內喝酒，聽到外面有關車門聲、吵雜聲，還有罵髒話聲音，我們才走出去的云云。　⒊被告子○○辯稱：我是看辛○○、丑○○出去那麼久怎麼都沒有回來，門一打開棒子就打過來了，我人就倒掉了，我就不知道了云云。　　⒋被告辛○○、丑○○、子○○前辯護人為其等辯護稱：　⑴庚○○、戊○○、己○○、乙○○、甲○○、丙○○（以下除各別稱其姓名者外，合稱庚○○等人）攜帶兇器到辛○○家時，開車猛烈急剎，聲音巨大到引發很多鄰居出來探看，乃有備而來，且一下車就是將棍棒從車内拿出走到辛○○家叫囂，辛○○聽到庭院有人飆罵三字經，走到庭院就看到對方一行人拿著棍棒，這種情況下絕不可能會打庚○○一巴掌，蓋對方人多勢眾、凶神惡煞，再者，當天是農曆過年，家裡的親戚都從各地帶小朋友(有幼兒）回家團圓，一般正常人更不會選擇啟動衝突，太過危險，張素琴在場看到庚○○等人一到現場下車後即拿棍棒，進到辛○○家，也未看到辛○○有先動手，從而，被告辛○○ 等人並未先動手，是遭庚○○等人持棍毆打，辛○○、丑○○、子 ○○等頭部重擊，始開始防衛行為，或閃或奔跑或推等動作，辛○○、丑○○、子○○之反抗、防衛行為並非不法之侵害。　⑵依庚○○等人傷勢，相同之處多在手部、手腕、手掌、手臂、足踝等部位，庚○○案發111年2月1日晚上指陳受傷部位在手腕，隔日取得之診斷證明書卻是左手掌骨折（此部分尚非無疑，通常當下警方詢問時會指出疼痛位置，庚○○隔日的傷勢卻不同），乙○○右側尺骨骨折、右側髖部膝部挫傷，均在同一側，非無可能是自己跌倒所造成，甲○○右踝挫傷、己○○足踝受傷、丙○○沒有受傷，依前開傷勢，非無可能庚○○等人持棍棒毆打用力之猛，而多致手腕、手掌傷，對比被告辛○○等人受傷部位，相同之處多為頭部挫傷、頭部撕裂傷、臉部挫傷、牙齒斷裂、肩膀、腰部挫傷，可證被告辛○○等人多係遭攻擊，這也可以說明為何被告辛○○等人的傷勢嚴重，子○○甚至顱骨骨折、顱内出血、顏面裂傷，而庚○○等人的傷勢在手部、手掌、手腕，如果是互毆，庚○○等人傷勢豈會多是手部等，而非臉、頭、胸、肚等部位，顯不合常理，亦證被告辛 ○○等人確實是防衛行為，並非互毆。　⑶庚○○等人持棍棒到被告辛○○家，被告辛○○等人在庭院中遭庚○ ○等人毆打後，辛○○、丑○○一邊往外逃跑，辛○○、丑○○頭部遭重擊，辛○○蹲坐在土地公廟的鐵欄杆旁，庚○○等人仍持續毆打，地上血跡即是辛○○所留下的，丑○○亦蹲坐在地。主觀上只為保護自己生命身體安全，根本無從預見到可能會影響到社會秩序安寧。　⑷戊○○之臉部傷勢，不排除庚○○等人混亂中誤擊，辛○○、丑○○ 、子○○頭遭重擊倒地或臥或蹲，實無能力再毆打戊○○。　⑸被告辛○○等人本就經濟不佳，經過此事後長時間無法開店、工作，更是困頓，為民事求償考量始與庚○○等人達成傷害和解，互為撤告，並非認為自己的防衛行為是互毆。　⑹子○○一開始即被重擊頭部隨即倒地昏厥，傷勢最為嚴重，顱骨骨折、顱内出血，庚○○稱子○○持器具攻擊，顯然無稽，不可採信云云。　⒌被告癸○○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　　　　⑴由證人張素琴之證詞可證，紛爭之起源係由乙○○駕駛車輛，搭載庚○○、丙○○、甲○○總共四人，於抵達花蓮縣○○鄉○○街00 號外馬路後，直接拿長條狀武器，衝進系爭住處，並攻擊癸 ○○。復參酌庚○○等人同時遭起訴涉犯侵入住宅罪，可知檢察官亦認定其等非法侵入花蓮縣○○鄉○○街00號房屋及附連土地，則本件紛爭之起源，確實並非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發生，與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有間。　⑵從經驗法則觀之，事發當時癸○○在自己家裡與家人用餐，係遭他人登門尋仇，而非與他人相約在公共場所談判、甚或鬥毆，難認癸○○主觀上有妨害秩序之故意。　⑶張素琴證稱，在土地公廟金爐旁邊看到一個人縮成一團，然後用手護住自己的頭，有1 、2 個人拿長條狀武器一直打這個人，我認不出誰是誰等語。手拿長條武器之人，按照張素琴之證詞，應係下車後之乙○○、庚○○、甲○○、丙○○等人，而非癸○○或癸○○之家人。實際上，癸○○係在住處，為了抵抗庚 ○○等人，才與對方有身體接觸。　⑷依游智暉之證詞，癸○○與他人發生衝突之位置，確實係在花蓮縣○○鄉○○街00號房屋前之附連土地以及房屋内之客廳，而非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⑸紛爭當天現場混亂，共同被告間之陳述内容，也常有不知道打了誰或不知道誰打我等語，因此，縱使其他共同被告有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行為，亦與癸○○無涉，也無證據顯示與癸○○ 有何關聯，是起訴書認定癸○○與其他共同被告有妨害秩序之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云云，實屬臆測，並無理由。　⑹乙○○於警詢時沒有陳述癸○○徒手打他，只有提到現場很混亂，沒有注意到對方是誰動手，雖然乙○○不認識癸○○，但是可以看到警卷第167頁的問題，警方當時有把所有嫌疑人的「口卡」給證人乙○○做確認，乙○○確實也能確認說他不認識癸 ○○，但有提說他有在現場，我們認為假設真的如乙○○所說癸 ○○跟壬○○有毆打他，理應在警詢時就應該說明，而非在過了 2個月之後在偵訊筆錄才去做說明，我們認為這是因為乙○○ 同樣也是本案的共同被告，為了可能減輕自己的責任，或把自己形塑成並非出手的一方，才會講有互毆情況。　⒍被告壬○○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　⑴無論從案發關鍵人物辛○○或是戊○○的供述，都可以知道當天的狀況是辛○○、丑○○、子○○、戊○○先一起喝酒，後辛○○、戊 ○○起口角爭執，然後戊○○、己○○、庚○○方會至壬○○家中尋找辛○○，爭執過程壬○○根本不知情、也未曾參與。而案發時，是庚○○等人持棍棒突然到壬○○家中，直接毆打辛○○等人，壬 ○○僅係恰巧於家中吃飯，乙○○衝進壬○○家中毆打，無辜受牽連波及，壬○○主觀並無妨害秩序之故意及犯意聯絡。　⑵乙○○從小就認識壬○○，且觀乙○○案發當天111年2月1日警詢筆錄，乙○○在當天筆錄當下已指認出壬○○在現場，且乙○○也說他拿木棒打人，也不知道打到誰、也不知道誰有動手。乙○○ 於113年3月26日審理程序也說，他就自己的狀況比較清楚，其他人的部分他無法注意到。然乙○○卻在111年3 月30日地檢署偵訊反而鉅細靡遺說壬○○搶木棒，拿鐵椅攻擊他，顯然乙○○的說詞有受到其他人的汙染才會改口，否則乙○○自可於案發當天的筆錄證稱壬○○有搶木棒，拿鐵椅攻擊他，況且乙 ○○從小就認識壬○○，並非經檢警提示後才知道壬○○為何人，既然按照乙○○證詞主要鬥毆對象是壬○○，案發當下的筆錄為何不就壬○○的行為向警方提出告訴？乙○○嗣後的筆錄顯然已遭他人汙染，有串證的疑慮，顯不可採。　⑶依照丙○○供述他當下在拉叔叔戊○○跟辛○○，怎麼還會看到乙○ ○跟壬○○的事情？況且按照乙○○、壬○○的供述，雙方爭執的地點在屋內，當下丙○○人在屋外，又如何看到？再觀案發當天111年2月1日丙○○警詢筆錄，警察請丙○○詳述鬥毆情形時，亦無提及乙○○及壬○○衝突之情形。丙○○與乙○○具血親關係，其證詞袒護乙○○可能性極高，丙○○證詞亦不可採。　⑷聚眾鬥毆構成要件，所發生的地點要在公眾場所，從本案相關證人證述可知主要鬥毆地點是在壬○○家中，屬私人民宅，亦與構成要件不符。　⑸卷內所存之診斷證明僅能證明有衝突發生，進而有人受傷，但無法補強證人及共同被告間之證詞，依現場之狀況，乙○○ 之傷勢有可能來自於伊自傷或其他人之攻擊，實難僅因乙○○ 之供述而認定壬○○有傷害乙○○。更遑論本案從頭到尾均無其他人看見壬○○有持鐵椅攻擊乙○○，造成乙○○手斷掉。本案壬 ○○是否有聚眾鬥毆、傷害罪等犯意，仍有合理懷疑之處；按照壬○○從警詢偵查到審理程序，也是維持一樣說法，就是他是遭乙○○突襲毆打，一直進行防禦、逃跑的行為，並無供詞反覆之情形；乙○○歷次證述也稱，是乙○○先行攻擊壬○○，並非壬○○先動手。退步言之，對方帶人持球棒至家中理論，壬 ○○縱然有反擊，亦可能屬刑法上之正當防衛。　㈡經查：　⒈被告辛○○、丑○○、子○○為被告戊○○友人；被告壬○○、癸○○分別為被告辛○○之子、侄；被告庚○○（綽號阿西）為被告戊○○ 之兄，被告己○○為被告戊○○、庚○○友人；被告丙○○、甲○○、乙○○為被告庚○○之子。緣被告辛○○、丑○○、子○○與被告戊○○ 於111年2月1日某時許，在系爭住處飲酒，因故發生爭執，被告戊○○離開該處不久，隨即找來被告己○○返回理論。雙方不歡而散後，被告戊○○、己○○轉知被告庚○○上情，被告庚○○ 再告知被告丙○○、甲○○、乙○○，其等決議一同去討回公道，由被告己○○騎乘機車搭載被告戊○○，被告乙○○則駕車搭載被告庚○○、甲○○、丙○○緊跟在後，並意圖供行使之用，攜帶鋁棒1支、木質球棒1支等兇器。於同日19時許，被告戊○○、己 ○○率先抵達，被告庚○○持鋁棒下車，與被告辛○○方人馬一言不合，被告丙○○、甲○○、乙○○見狀迅即下車，系爭住處外連結馬路、為公共場所，且時值過年，系爭住處對面土地公廟聚集為數不少之民眾，嗣被告戊○○毆打被告辛○○；被告庚○○ 、己○○毆打被告丑○○；被告庚○○持鋁棒毆打被告子○○、辛○○ ，並侵入系爭住處追打被告子○○、癸○○；被告丙○○、甲○○毆打被告壬○○，被告乙○○持木質球棒毆打被告壬○○，被告壬○○ 逃回系爭住處，被告乙○○遂侵入系爭住處追打被告壬○○，過程中被告乙○○亦毆打被告癸○○等事實，為被告辛○○等人所不爭執，並有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豐田派出所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刑案現場照片在卷可資佐證，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辛○○等人於事實欄所示時地，均有在系爭住處外馬路上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行為：　⑴關於本案衝突之起因、被告庚○○等人第三次到場所發生之經過，有下列證人之證述可憑，茲分述如下：　①證人戊○○於111年3月29日偵訊時，具結證稱：111年2月1日，我有到花蓮縣○○鄉○○街00號，我是跟辛○○、丑○○、子○○一起喝酒，我們有發生爭執，辛○○說要去喝酒，我說不要，就發生口角爭執，我說每次去喝酒都是我在花錢，結果他們三個就用手打我，他們三個一起打我，我要怎麼說。當時我還沒有受傷。我就打電話給己○○，我跟己○○說我被人打，己○○是跟庚○○在一起，庚○○要己○○過來瞭解一下為何我會被打。之後我跟己○○一起去辛○○家，己○○就問他們為何要打我，接著辛○○、丑○○、子○○和辛○○的侄子打我，他們用手打我，我不知道他們打我哪裡，丑○○有拿安全帽打我，但沒有打到。己 ○○也有被打，但我沒有看到，是己○○跟我說的。第三次去又被打，己○○叫我哥庚○○去瞭解，為何要打我，去到那邊，丑 ○○和辛○○、子○○和辛○○的侄子就衝出來打我。就案發經過剛剛所述實在等語（見1255號偵卷第184、188頁），而戊○○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於111年2月1日晚間8時3分，入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急診就醫，於同日晚間10時13分出院，亦有該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稽（見警卷第231頁）。　②證人己○○於111年3月29日偵訊時，具結證稱：戊○○打電話給我說被辛○○他們幾個打，然後我剛好跟庚○○在吃飯，庚○○就叫我去瞭解一下，看是戊○○的錯還是他們的錯，我就騎車從戊○○家載他去辛○○家瞭解，辛○○就問我來做什麼，戊○○是不是找救兵，我說找救兵怎麼只找一個人，我是來瞭解對錯的，丑○○就站起來口氣很不好，說要吵架就出來外面，我們就去外面，總共有4、5個人，我認識的是丑○○，辛○○、子○○ 就徒手打戊○○的頭，後來我去攔辛○○，跟他說有事用講的，我一直攔他，戊○○已經趴在地上了，我看到有一個拿安全帽往戊○○敲，但沒有敲到，但我不確定是誰，我在攔辛○○的時候，他有出手打我的右臉，但我沒有受傷，之後我就載戊○○ 回家，庚○○就說要去瞭解狀況，庚○○就跟他三個兒子去，我載戊○○去，我們是要去瞭解為何第二次又被打。第三次我跟戊○○騎摩托車先到場，之前包含辛○○、丑○○和子○○4、5個人就衝出來，就說你們是找人來吵架的嗎，之後庚○○到場，他一個人下車，丑○○就說西哥聽我說，這情況，丑○○還沒講完，辛○○就衝過去搥了庚○○的臉一下，大家就打起來，庚○○被打之後，三個兒子有下車。我們是在辛○○家外面的馬路上打架，就是在廟的旁邊，我沒有拿武器，我徒手打丑○○的臉、頭，丑○○也有打我的頭，但我沒有什麼傷。就案發經過剛剛所述實在等語（見1255號偵卷第185至186、188頁）。　③證人庚○○於111年3月29日偵訊時，具結證稱：111年2月1日19 時許，我有到壽豐鄉豐山街77號。我弟弟戊○○第一次先跑來跟我說他被打，我拜託己○○去瞭解，第一次戊○○回來的時候，我有看到戊○○的左臉頰腫腫的，但沒有看到有流血，我就請己○○去瞭解，看誰對誰錯，其他的明天再講，結果戊○○和己○○去不到10分鐘回來，我看到戊○○的頭腫的豬頭一樣，己 ○○當時左臉稍微腫腫的，又跟我說他們又被人打，所以我就說走我們去瞭解一下，我回家開車，己○○和戊○○就騎車去，我回家時我兒子說為何叔叔一天被打兩次，所以也跟我去瞭解一下。戊○○和己○○先到場，他們5、6個人就圍上來，我就帶鋁棒下車，我就說現在是要打架還是要講，丑○○說要跟我解釋清楚，丑○○在跟我講話時，辛○○就從旁邊衝過來，他就罵我髒話一拳揮過來打到我的臉，我兒子乙○○、丙○○、甲○○ 看到我被打，就衝下車，癸○○打了我臉一拳，子○○躲在暗處不知道用什麼打到我的手，所以我用鋁棒打子○○，我的手是子○○打斷的，但他拿什麼我不知道。之後辛○○又講了一些很難聽的話，我有用鋁棒打辛○○。癸○○跟子○○打我後有跑進去他們家裡，我有追進去他們家打他們，我出來時，我有看到辛○○徒手以拳頭毆打戊○○，戊○○倒在地上。我們打架地點是土地公廟，是大眾可以出入的場所。就案發經過剛剛所述實在等語（見1255號偵卷第186至188頁），而庚○○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於111年2月2日至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急診室接受石膏固定治療，亦有該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稽（見警卷第229頁）。　④證人乙○○於113年3月26日本院審理時證稱：我從小就認識壬○ ○，案發當日我有開車到現場，車上有坐庚○○、丙○○、甲○○ ，己○○騎機車載戊○○去現場，己○○、戊○○先到辛○○家門口，去的原因是戊○○被打兩次，才想說為什麼，第一次叔叔喝酒被打那算了，第二次是請朋友了解，他們又被打。我車停在辛○○家門口100公尺內的距離，庚○○先下車，我看到庚○○走過去，對方站在大門口外面紅線那邊，對庚○○有揮拳動作，所以我們才下車，他們人多，我有拿球棒下車，我爸爸被打，動手的人沒有包含壬○○，因為壬○○有靠過來，我有手持木棒打壬○○，後來邊推邊打邊退，從外面馬路打到庭院。我有揮木棒，壬○○擋掉了，我手上的木棒就掉了，不在我手上了，我不知道有沒有真的攻擊到壬○○，我看壬○○進去家裡，我就把門擋住，我以為壬○○在拿什麼武器，結果壬○○是拿鐵椅，我就把門打開說「你幹嘛拿這個，放下」，我就進去，壬 ○○就砸下來了，後來我們就在房屋裡面打了。對方有打我們這方的人，不然我怎麼會受傷，癸○○發現我跟壬○○在打，才跟著一起打，我不認識癸○○，對癸○○比較有印象時，應該是他進去家裡面打我時，我偵查中所言均屬實。因為當天我有受傷，警詢我只能大概講，我沒有辦法鉅細靡遺敘述當天每個人都在做什麼，因為我跟壬○○互打，我不可能邊打邊看別人，我只能說我自己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76至393頁），而乙○○受有事實欄所載之傷勢，於111年2月2日至臺北榮民總醫院鳳林分院急診室接受石膏固定治療，亦有該醫院診斷證明書附卷可稽（見警卷第233頁）。　⑤證人丙○○於113年5月28日本院審理時，供證：111年2月1日傍晚，起初是聽到我爸說我叔叔戊○○被壬○○家人打，所以我們才去了解情況，我、甲○○、乙○○、庚○○才坐同一台車去辛○○ 家，戊○○應該是坐友人己○○摩托車去，到場時看到辛○○家人、其他旁邊住家的民眾聚集在土地公廟前面馬路，我爸先下車了解情況，我看到我爸在土地公廟正前方被打時，我們三兄弟下車，乙○○跑比較快，我看到乙○○一下車就跟壬○○互毆，子○○打我爸爸，我在那邊拉我叔叔戊○○，因為戊○○和辛○○ 徒手互毆，乙○○一開始就有拿兇器，壬○○當下沒有拿武器，後來有沒有拿武器我沒有看到，我們從土地公廟正門口，一路打到他們家正門口，我沒有進去他們家庭院，壬○○他們有跑回去住處，乙○○有進去庭院內，可能防止他們回去拿刀子之類的，上面我沒有說到的人，我沒有注意到等語（見本院卷二第12至21頁）。　⑥基上，除了有證人庚○○、戊○○、己○○、乙○○、丙○○之證詞外，前揭診斷證明書所載之傷勢，核與證人指述被告辛○○等人毆打部位、方式吻合，可作為補強證據，且證人庚○○、戊○○ 、乙○○傷勢非輕，被告辛○○等人有出手攻擊之行為，應堪採信。至於警員111年2月1日21時5分所拍攝之證人庚○○左手照片（見警卷第257頁），其下說明欄所載「庚○○稱遭毆打部位（左手腕）」，與證人庚○○於111年2月2日至急診室就醫，醫院所診斷之傷勢「左側第五掌掌骨骨折」（見警卷第22 9頁），並無扞格之處，被告辛○○、丑○○、子○○前辯護人據此質疑證人庚○○證詞之憑信性，難認有據。　⑦被告壬○○之辯護人反詰問時詰以：「剛剛問你小時候就認識壬○○，為何在警詢時沒有說壬○○打你？」，證人乙○○答稱：「我有說吧。」，被告壬○○之辯護人乃提示證人乙○○警詢筆錄，證人乙○○解釋稱：「因為他當時問是說我有沒有看到人家有持武器或者是怎麼樣打，我說我沒看到是誰拿球棒打，也不知道他們是誰，到底怎麼打，我跟壬○○是從外打到内。」，並說明：我在111年3月30日至地檢署做筆錄前，有自己回憶一下當時現場情況，我在警詢跟偵訊所作筆錄都是正確的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7至388頁）；被告癸○○之辯護人反詰問時詰以：「你在111年2月1日警詢時並沒有提到癸○○有打你，對嗎？」，證人乙○○答以：「我不是有說他哥哥有進來嗎？我有說他哥哥，可是我不認識他哥哥，那時候我有說我跟壬○○從外面打進去，他哥哥有進來一起打我，但我不知道他哥哥叫什麼名字。」，被告癸○○之辯護人乃提示證人乙 ○○警詢筆錄，詰以：「你在這天製作筆錄時，並沒有向警方說癸○○有打你，對嗎？」，證人乙○○坦言：「是，沒有說。」，被告癸○○之辯護人詰以：「為何改口？」，證人乙○○澄清稱：「我沒有改口，那有地檢署的筆錄嗎？我想看，因為當時比較混亂。」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0至391頁）。考諸證人或因記憶、描述事物能力有別，或因訊問者訊問方式、著重之重點及證人理解能力之故，致先後陳述有若干差異，倘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意旨參照）。證人乙○○於111年2月1日21時29分至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豐田派出所製作警詢筆錄，指稱：「（偵查佐問：請詳述豐田土地公廟〈豐山街77號〉現場衝突情況？）我爸爸一開始在11 1年2月1日晚上20時48分許打電話跟我說我叔叔被打，叫我和大哥丙○○回家，原本我們是在別人家打麻將，回家後我就聽我爸爸庚○○、己○○在了解情況，我聽到說我叔叔戊○○跟朋友喝酒被打，後來爸爸叫己○○跟叔叔戊○○一同前往現場了解情況，結果對方什麼都沒說就直接打己○○跟叔叔戊○○，然後我爸爸和他們就回家討論了解情況，然後也叫我跟大哥丙○○ 回家，然後我們過沒多久就一起開車前往對方家門外，我叔叔戊○○、己○○及我爸爸先過去對方面前了解情況，然後我們三兄弟在車上看，我看到對方打我爸爸及我叔叔戊○○、己○○ ，我就和大哥丙○○、二哥甲○○下車過去，我過去時我有拿一支木質球棒，當時我大哥丙○○是保護叔叔戊○○及勸架、我二哥甲○○是保護我爸爸及勸架，我看對方打我爸爸時，我就拿木棒打對方，我也不知道我打到誰，因為現場太混亂了，後面我們雙方各自拉開，警方才到達現場處理。」、「（偵查佐問：現場衝突發生時有何人動手或持器械攻擊？）我有拿木質球棒打對方，但是掉了之後我不知道木棒去哪了，我也不知道那時我有打到何人，反正就是只要不是我這邊的人就亂揮打，我爸爸庚○○、戊○○、己○○、甲○○、丙○○他們有沒有打我沒有注意，我也沒有注意到對方是誰動手，因為現場太混亂了。」（見警卷第165至167頁），與其於本院審理時證詞之基本事實同一，僅係證人乙○○對於案發經過細節交代之繁簡不同，並無明顯矛盾之處，尚難以此逕論證人乙○○之證詞不可採信。　⑧被告壬○○之辯護人於覆反詰問時，質疑為何證人丙○○於警詢時未提及乙○○與被告壬○○發生肢體衝突一事，考諸證人或因記憶、描述事物能力有別，或因訊問者訊問方式、著重之重點及證人理解能力之故，致先後陳述有若干差異，倘其基本事實之陳述，與真實性無礙時，則仍非不得予以採信（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判決意旨參照）。證人丙○○於1 11年2月1日21時31分至花蓮縣警察局吉安分局豐田派出所製作警詢筆錄，指稱：「（偵查佐問：請詳述鬥毆情形？）當時我跟我三弟乙○○在我媽媽朋友家打麻將，19時01分我接到我二弟甲○○的電話，說叔叔戊○○被打，叫我回家，然後我跟乙○○馬上回家，回到家之後，我看到我叔叔鼻青臉腫又有血跡，於是乙○○駕駛自小客車7020-EL(家裡的車）載爸爸庚○○ 、我及二弟甲○○前往找對方，到現場後，我爸先下車找對方理論，對方一群人作勢要打我爸及叔叔，我們三兄弟就下車，我就去勸架，結果對方就動手毆打我爸跟叔叔，我就把雙方拉開，但還是繼續毆打，沒多久警方就到場喝止，沒有繼續打，但對方還是在叫囂。」等語（見警卷第199頁），與其於本院審理時證詞之基本事實同一，僅係證人丙○○對於案發經過細節交代之繁簡不同，並無明顯矛盾之處，尚難以此逕論證人丙○○之證詞不可採信。　⑨證人丙○○就自己有毆打被告壬○○一事並無爭執，且為認罪之陳述，對於證人乙○○持兇器毆打被告壬○○，因壬○○逃回系爭住處，證人乙○○遂侵入系爭住處追打壬○○等不利於己方之情節，亦如實陳述，至於被告壬○○、證人乙○○後續於系爭住處內發生何事，則因未目擊而無法指明，綜合其證述內容，難認有何袒護證人乙○○、捏造事實之情形。另雙方爆發肢體衝突之地點，起初是在系爭住處外馬路，證人丙○○下車後，確有目擊證人乙○○與被告壬○○互毆，與其曾試圖拉開被告辛○○ 與證人戊○○，並非無法並存，證人丙○○於作證過程已清楚說明時序（見本院卷二第22頁），被告壬○○辯護人質疑證人丙 ○○證詞之憑信性，實無所據。　⑩鬥毆本是一個動態發展的過程，各人所為、出現地點非一成不變，而是隨現場情勢而有所變化，被告癸○○辯護人以檢察官起訴被告庚○○等人侵入住宅罪，反推本件紛爭事發地點非在公共場所，顯屬邏輯上之謬誤，自不足採。　⑵被告辛○○等人其餘辯解不可採之理由：　①被告子○○於111年2月5日警詢時供稱：我被庚○○打一下就倒在地上，我不清楚有沒有毆打對方云云（見警卷第55頁）；嗣於111年3月23日偵訊時改謂：我被打的時候，當時綽號阿西的庚○○他拿棒球棒打我，第一下我就倒下去了，之後我就一直被打，我只知道我第一下是被庚○○打，其他我不知道。我沒有看到其他人在幹嘛，因為我被打第一下就倒在地上云云（見1255號偵卷第122頁），苟被告子○○未有攻擊的行為，何以其於警詢時未嚴詞否認，而是推稱「我不清楚」？顯與常情有悖。被告子○○於警詢中之陳述距離案發時點較接近，且尚未及思考利害得失，是其於警詢中之陳述自較貼近於事實。　②被告癸○○於111年2月1日警詢時供稱：我因為過年回來老家吃飯，我就聽到我叔叔辛○○與友人酒後發生爭執，我就出去查看避免有衝突發生，後面就看到有一台車到場，車上有一人先手持棍棒下車叫囂，後續另外三人也從車上下車，全部手持武器就朝我堂弟壬○○身上打，我就先回到家想要拿東西防身但是沒有拿到，後來我又出去時就被對方毆打，我被對方打到地上護著頭，等我起來之後，看到有人手持球棒衝進我老家，再繼續毆打我弟壬○○，我後來就進去跟我弟一起抵禦對方。我有參與鬥毆，但是是因為我要抵抗，所以才打對方等語（見警卷第71頁），直言其有出手攻擊對方，只是提出正當防衛之抗辯；嗣被告癸○○於時間相去不遠之111年3月23 日偵訊時翻稱：我聽到爭吵聲，當時我要從家門口走出去，我就被打，我不清楚衝突是什麼，我沒有還手。我也沒有看到誰打誰，也沒有看到誰打我等語（見1255號偵卷第123頁），否認有還手之行為，除了自己被打以外，其他案發經過均一無所悉，前後供述不一，難以採信。　③被告癸○○以證人身分於113年5月28日本院審理時，證謂壬○○ 沒有拿鐵椅云云（見本院卷二第30頁），但其亦坦言：一開始是三個人追壬○○，追進我家裡的只有一個人，我看壬○○被球棒打，我就衝回家要去找防身物品，所以我沒有看到壬○○ 被追時做什麼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9頁），證人即被告癸○○ 既未全程目擊，其證詞自難為有利於被告壬○○之認定。　　④證人張素琴於111年9月22日偵訊時證稱：111年2月1日19時許，我有在花蓮縣○○鄉○○街00號，該處是我們村莊的土地公廟，當時過年，大家都在該處聊天，我忘記我切確幾點在該處，但我很早就在那邊，天還沒暗我就在該處跟鄰居聊天，我中間也有離開，因為我會回去煮菜或買東西，晚上時，我突然聽到有車子開很快，還有煞車聲音，煞車後很大聲，所以很多鄰居都跑出來看，我看到2、3個男子從一台車下車，我看到駕駛座下來的男子手從駕駛座旁撈東西的動作，之後我看到他拿一個長條狀應該是木棒，另一名下車男子則掀後車廂去拿東西，但我不確定他拿什麼東西，但也是長條狀的，我就聽到有人罵三字經，但我不確定是不是該2、3名男子罵的，接著這2、3名男子衝到土地公廟旁房子，夾雜三字經，還有乒乒怦怦聲音像是在打架，但我看不見，後來我跟幾位鄰居趨向前去想看發生何事，結果在土地公廟金爐旁邊看到一個人縮成一團，然後用手護住自己的頭，我看到好像有1 、2個人拿長條狀武器一直打這個人，我認不出誰是誰，在地上的人是誰我也不知道，當時大家都嚇死了，就是棍棒齊飛的感覺很可怕等語（見138號調偵卷第119至120頁），依證人張素琴證述意旨，似乎只能確認「一個人縮成一團，然後用手護住自己的頭，我看到好像有1、2個人拿長條狀武器一直打這個人」，至於前面之打架過程，則未目擊，自難以此推斷被告子○○在遭攻擊頭部前，未參與任何鬥毆之行為。　⑤證人游智暉於111年9月22日偵訊時證稱：我從正門口進去時，發現門是鎖的，我敲門後叔叔幫我開門，我進去後問叔叔為何鎖門，並訊問是否要上鎖，叔叔說關起來就好，後來我就進去吃飯，過一陣子後，我聽到喝酒的客廳有在爭吵的聲音，我出去之後看到叔叔跟一個人在爭吵，當時跟叔叔發生爭吵的我只看到一個人，叔叔跟這個人吵著吵著就走到外面，之後我就回廚房吃飯，我吃完飯後沒多久，大約30分鐘後，就出現更大的聲音，就聽到乒乒怦怦像是人家砸場的聲音，後來癸○○先出去看，壬○○也跟著出去，後來我的小朋友因為出去看所以我也出去，結果發現有一群人衝到辛○○家裡，我有看到5、6人，我看到1個人拿球棒，該處有2間房子，這2間房子可以通，我是在新房子客廳，辛○○他們是在舊房子客廳喝酒，我從新房子落地窗看到有一個人在房子前面空地拿球棒打癸○○，後來癸○○跑回家躲避，這個人拿球棒追進家裡，我將小朋友安頓好後，我到另一邊客廳，我看到剛剛追打癸○○的人跟癸○○在地上發生扭打，後來壬○○出來請大家停手，他本來在房子更裡面在被另一個人打，但是我沒看到他怎麼被打，因為我只注意我弟弟癸○○，當時舊客廳裡面我就是看到這2個陌生人等語（見138號調偵卷第126頁），經檢察官進一步追問：「你剛剛說5、6人衝進到底是何時發生的事？」，翻稱：「我沒有看到，是我聽壬○○說的。」（見 138號調偵卷第127頁），佐以證人游智暉自陳其中途有去安頓小朋友，打架事件其只在屋子裡，沒看到屋外情形（見13 8號調偵卷第126至127頁），則證人游智暉究竟有無目擊事件發生之全貌，實非無疑。再者，證人游智暉證述內容與被告癸○○以證人身分作證時所述「追進我家裡的只有一個人」齟齬（見本院卷二第21頁），故其證詞無從遽採。　⑥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得為之，侵害業已過去，即無正當防衛可言。至彼此互毆，又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以正當防衛論。故侵害已過去後之報復行為，與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104 0號刑事判例意旨參照)。被告壬○○與證人乙○○係彼此互毆，自與刑法第23條前段正當防衛之要件不符，而無從主張正當防衛阻卻違法。　⒊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原規定之構成要件「公然聚眾」部分，於109年1月15日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其修正理由（同第149條修正說明）載敘：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不論其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等旨。查該修正條文除場所屬性不再侷限於實質上一般大眾可共見共聞之地點外，並將在現場實施騷亂之人數，明定為三人以上為已足，至若隨時有加入不特定之群眾，或於實施強暴脅迫持續中，其原已聚集之人數有所變化，均無礙於「聚集三人以上」要件之成立。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鳩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又該條之修法理由固說明：倘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之旨。然依本罪之規定體例，既設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七章妨害秩序罪內，則其保護之法益自係在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是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辛○○等人於事實欄所示時地，確有在系爭住處外馬路上，聚集三人以上，共同下手實施強暴行為，已經本院認定如上。又系爭住處外馬路為公共場所，且時值過年期間，系爭住處對面土地公廟，聚集為數不少之民眾，本件鬥毆導致民眾心生恐懼，業經證人張素琴證述明確（見138號調偵卷第119至120頁），另雙方鬥毆地點旁有其他民宅坐落，並非人跡罕至之處，亦有Go ogle地圖街景列印畫面在卷可稽（見本院卷二第77頁），足認其等所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致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客觀上實已影響人民安寧，並對公共秩序有顯著危害，當與前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之構成要件相符。　㈢綜上所述，被告辛○○等人及其等辯護人所辯均不足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辛○○等人犯行均堪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之說明　⒈公共場所係指公眾聚會、集合或遊覽之場所，如街衢、公園等；至所謂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則指非公共場所而為不特定之公眾得隨時出入之場所而言。經查本件案發地點為道路，任何人車均得自由通行，自屬「公共場所」甚明。　⒉衡諸常情，拿鐵椅砸向他人，勢將造成他人身體之傷害，客觀上自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而屬具有危險性之兇器。而所謂「攜帶」不論從外攜入或就地取材，只要行為人於行為當時持以犯罪者均屬之（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501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壬○○縱係就地取材、臨時起意拾取現場之鐵椅作為兇器使用，然其對於生命、身體、安全之構成威脅並無二致，仍無從解免於「攜帶兇器」之加重處罰規定。本案雙方一開始發生肢體衝突之場所為系爭住處外馬路，被告壬○○拿鐵椅砸向證人乙○○之地點則為系爭住處，被告辛○○、丑○○、子○○、癸○○無法預見被告壬○○會拿系爭住處鐵椅砸向證人乙○○，尚難遽認被告辛○○、丑○○、子○○、癸○○就被告壬○○拿鐵椅作為攻擊武器之行為亦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自無從依前揭規定加重其刑。　⒊是核被告辛○○、丑○○、子○○、癸○○所為，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罪；被告壬○○所為，則係犯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意圖供行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暴罪。起訴書犯罪事實欄記載被告辛○○等人鬥毆之地點為「公共場所」，證據並所犯法條欄卻認係「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乃有誤會，應予更正，然因仍屬同條項之規定，故無庸變更起訴法條。被告壬○○部分，公訴意旨漏未論以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之加重條件，容有未洽，併此敘明。　㈡刑法第150條第1項所稱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為典型之聚眾犯，係指在不特定多數人得以進出之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等特定區域，聚合3人以上，對於特定或不特定之人或物施以強暴脅迫，並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又因該罪本質上即屬共同正犯，故除法律依其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等參與犯罪程度之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時，各參與不同程度犯罪行為者之間，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之規定外，其餘均應引用刑法第28條共同正犯之規定（最高法院109 年度台上字第270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被告辛○○等人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又本罪已表明為聚集3人以上，是主文之記載應無加列「共同」之必要（最高法院79年度台上字第423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㈢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定：「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 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2分之1：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該規定係就犯罪類型變更之個別犯罪行為得裁量予以加重，成為另一獨立之罪名（尚非概括性之規定，即非所有罪名均一體適用），屬於刑法分則加重之性質，惟依上述規定，係稱「得加重…」，而非「加重… 」或「應加重…」，故法院對於行為人所犯刑法第150條第2 項第1款、第1項後段之行為，是否加重其刑，即有自由裁量之權，且倘未依該項規定加重，其法定最重本刑仍為有期徒刑5年，如宣告6月以下有期徒刑，自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 項前段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即應一併諭知易科罰金之標準，始為適法。本院審酌被告壬○○所為本案妨害秩序犯行之情節尚非重大，且侵害社會秩序及公共安全之情形，並無嚴重或擴大之現象，認尚無予以加重其刑之必要。　㈣爰審酌被告辛○○等人不思以理性、和平之方式解決細故糾紛，反聚集於公共場所與被告庚○○等人發生本案衝突，下手實施強暴犯行，造成他人恐懼不安，破壞當地安寧秩序及社會治安，亦侵害他人之身體法益，所為均屬可議。兼衡被告辛 ○○等人均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但已與被告庚○○等人調解成立，及被告辛○○等人違犯本案之動機、手段情節、分工情形，於本院審理時所陳之智識程度、生活狀況，暨被告辛○○、丑○○、子○○、癸○○前無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證，素行非劣，被告壬○○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現由本院另案審理中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資懲儆。三、不另為公訴不受理之諭知：　　公訴意旨另以：被告辛○○等人所為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等語。惟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告訴乃論之罪，其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238條第1項、第303條第3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辛○○等人所涉傷害罪嫌，依刑法第287條前段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告訴人戊○○、乙○ ○具狀撤回對被告辛○○等人之告訴，有刑事撤回告訴狀在卷可參，揆諸前揭說明，本院就此部分原應諭知不受理判決，惟因此部分與被告辛○○等人前揭經本院論罪科刑之部分間，具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丁○○提起公訴，檢察官林于湄、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昭銘　　　　　　　　　　　　　　　　　　　　　　　　　　　　法　官　曹智恒　　　　　　　　　　　　　　　　　　　　　　　　　　　　　　　　　　　　法　官　蔡培元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辯護人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6條、公設辯護人條例第17條及律師法第43條2項、第46條等規定之意旨，尚負有提供法律知識、協助被告之義務（含得為被告之利益提起上訴，但不得與被告明示之意思相反）。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郭雪節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2025-02-27

HLDM-111-原訴-131-20250227-2

原侵訴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

妨害性自主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侵訴字第7號公訴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呂金貴選任辯護人邱聰安律師（解除委任）吳漢成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性自主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380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甲○○犯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共貳罪，各處有期徒刑貳年陸月。應執行有期徒刑肆年。　　事　實一、甲○○明知代號BR000-A112055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民國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A女），竟基於與 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人為性交之犯意，而為下列行為：㈠、於111年12月間至112年1月14日前某日22時許，駕車搭載A女前往臺東縣○○鄉○○路000號ㄚ一ㄚ旺溫泉渡假村（下稱前揭溫泉渡假村），在私人湯屋內，徒手撫摸A女大腿、親吻A女耳朵、胸部、性器等處，並試圖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而持續以陰莖碰觸A女陰道口性交得逞。㈡、於112年1月14日9時至11時許間，駕車搭載A女至前揭溫泉渡假村之私人湯屋內，撫摸及並舔A女之胸部，並試圖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持續以陰莖摩擦碰觸A女陰道口性交得逞。二、案經A女及代號BR000-A000000-0即A女之母（下稱A女之母）訴由臺東縣警察局臺東分局報請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方面一、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係指觸犯刑法第221 　　條至第227 條、第228 條、第229 條、第332 條第2 項第2 　　款、第334 條第2 項第2 款、第348 條第2 項第1 款及其特　　別法之罪；又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被害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2 條第1 款、第15條第3 項分有明文。另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15條及第16條第1項所定其他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包括被害人照片、影像、圖畫、聲音、住址、親屬姓名或其關係、就讀學校、班級、工作場所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被害人個人之資料，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10條亦規定甚明。查本件被告甲○○業經本院認定涉犯刑法第227 條第3 項之罪（詳後述），核屬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定之性侵害犯罪，且本院所製作之判決係屬必須公示之文書，揆諸上開規定，本判決自不得揭露A女、A女之母、代號BR000-A000000-0即A女表姊（下稱A女表姊）之姓名、出生年月日、住居所及其他足資識別身分之資訊，而僅記載其代號，並分別以A女、A女之母、A女表姊簡稱之。二、辯護人固認證人A女、A女之母、A女表姊於檢察官偵查中之證述屬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惟按現行刑事訴訟法關於行通常審判程序之案件，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復對證人採交互詰問制度，其未經詰問者，僅屬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並非無證據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此項詰問權之欠缺，非不得於審判中由被告行使以資補正，而完足為經合法調查之證據，最高法院刑事判決97年度台上字第1069號意旨參照。然證人於A女、A女之母、A女表姊偵查中之證述業經具結陳述（A女當時為未滿16歲之人，依法無庸具結），且從其等陳述時之客觀情狀觀之，查無證據足認其等有受違法訊問等顯不可信或其他不適當之情況發生，且於本院審理中已由被告及辯護人踐行其詰問之程序，自屬業經合法調查之證據，得以作為本件被告論罪之依據。三、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做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定有明文。經查，證人A女、A女之母、A女表姊於警詢中之證言，性質上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言詞陳述，且辯護人就上開證述之證據能力表示爭執認屬被告以外之第三人所為陳述，本院審酌渠等於前揭所為陳述作成之狀況，尚有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所為具有證據能力之證述可供做為證據，復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第159條之3之情事，是渠等於警詢時所為證述即無證據能力，不能作為本案被告論罪之依據。四、本院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　　性，且核屬物證、書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　　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刑　　事訴訟法第164 、165 條規定踐行調查程序，況檢察官、被　　告及其辯護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均不爭執，是堪認有證據能力。貳、實體方面─事實認定一、訊據被告固不否認案發時即知悉A女係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且於事實欄一㈠、㈡所載時間駕車搭載A女至前揭溫泉渡假村並一同進入私人湯屋內，惟矢口否認有對A女為合意性交之犯行，並辯稱：㈠111年12月間至112年1月14日前某日 22時許，我跟A女一起去前揭溫泉渡假村泡溫泉，但沒有對A 女做親吻耳朵、胸部、性器，並嘗試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行為，當天我們兩個人都穿浴袍泡湯；㈡112年1月14日9時至11 時許間，我跟A女有去前揭溫泉渡假村，一起進到私人湯屋，但只有我一個人泡，A女一直穿衣服在床上玩手機，我並沒有撫摸及舔A女胸部，以及試圖以陰莖插入陰道口而摩擦陰道口的行為等語（見本院卷第61-66、77-82頁）。二、經查，被告知悉案發時A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其於111年12月間至112年1月14日前某日22時許，駕車搭載A女至前揭溫泉渡假村，兩人一同進入私人湯屋內泡溫泉；其於 112年1月14日9時至11時許間，駕車搭載A女至前揭溫泉渡假村之私人湯屋內等情，業據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82頁），並有證人A女、A女之母、A女表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之證述可佐，復有刑案現場照片12張、被告於112年1月 14日在前揭溫泉渡假村租用房間之收據在卷可參。三、被告雖以前詞置辯，惟查：㈠、被告確實有對A女事實欄一、㈠㈡所指之行為 1、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111年冬天某日，被告晚上10點開車載我去泡溫泉，我跟他一起泡溫泉，泡湯時他摸我的大腿，從溫泉出來，他就亂親我，親我的耳朵、胸部往下親到私密處，他就一直舔我的下面，之後他把那根要進來但進不去，他就試多次，就不試了；1月14日那次被告解開我的內衣，他就一直摸胸部，把我的衣服掀開，舔我的胸部，脫我的褲子，他就露出來那根，他用他的陰莖摩擦我的下面，想要進去，一樣想要試，但是試不進去等語（見偵卷第103-107、1 09-111、115頁）。核與其於本院審理程序中所述此二次在前揭溫泉渡假村所發生之情節大抵相符（見本院卷第175-17 7、178-183、185-186頁），就1月14日該次，因證人A女曾於前開偵訊中證稱：「（問：警詢時你說他有放進去裡面一直動？）對，他說要摩擦，他想要衝破處女膜但沒有成功」、「（問：所以是有放？）有」，故檢察官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再次向其確認：「（問：因為之前在偵訊時說有放進去，然後你今天說沒有，哪一個比較準？）、（問：「放進去」的意思是被告有沒有以他的生殖器插入你的生殖器？）沒有」、「（問：那麼你當時說「放進去裡面一直動」的意思是什麼？）就是...就是他一直想要進去陰道」、「（問：所以你指的「放進去裡面一直動」是什麼意思？是指在外面磨擦沒有放進去？還是有插進去並在裡面磨擦?）在外面」、「（問；一直動是指一直在外面摩擦的意思是嗎？）嗯（點頭）」（見本院卷第185-186頁）。隨後審判長向證人A女確認是否知道女性生殖器構造，並且提示遮隱卷第82頁之生殖器構造圖片予證人A女閱覽，並訊問其是否看過類似圖片，證人A女均為肯定表示，並且正確指出陰道口的位置，並表示可以從圖的內容對應到自己的身體後，審判長遂進一步訊問證人A女所述1月14日被告有想要進去，是指陰莖碰到何處，以致證人A女認為被告想要進去？其隨即於上開圖片上圈出被告陰莖觸碰其身體之位置，而所指之位置即為陰道口（見本院卷第199-200、247頁），審判長再向證人A女確認：「（問：所以他的陰莖有接觸到你的陰道口嗎？）有」、「（問：你當時會感覺到痛嗎？）當時...會痛」、「（問：1 月14日之前哪一次你說他陰莖也有碰到你，也是碰到你剛剛只的那個位置嗎？）對」、「（問：有碰觸到嗎？）有」、「（問：他也有想要進去嗎?）他那時候有想」、「（問：所以就你理解，這兩次他都是只有碰到，沒有進去嗎?）沒有」、「（問：都只有碰到，但是沒有進去是不是？）對」（見本院卷第200-201頁），是綜觀證人A女所述在兩次在湯屋內之情節，111年12月間至112年1月14日前某日22時許該次(下稱第一次去湯屋)，被告在湯屋內撫摸A女大腿、親吻A 女耳朵、胸部、性器，並試圖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而持續以陰莖碰觸A女陰道口；112年1月14日9時至11時許(下稱第二次去湯屋)，被告在湯屋內，撫摸及舔A女之胸部，並試圖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而持續以陰莖摩擦碰觸A女陰道口。 2、被告固辯稱證人A女前揭證述情節均屬虛偽不實，但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第一次去湯屋後，他回家時有給我新臺幣（下同）3000元，就是補償費、叫我不要跟他老婆還有我爸媽講；第二次去湯屋後，他載我回家有拿5000元給我，一樣是封口跟補償費等語（見偵卷第107-109、111-113、233、235 頁）。被告於警詢中也自陳：第一次去湯屋是我開頭，她有同意，回家時有給A女幾千元；第二次去湯屋完到家後我就拿有5000元給她，一方面是怕她身上沒錢，一方面是怕她將我帶她出去的事情講給我老婆跟她家人知道；前開兩次去湯屋回家時我有跟A女說不要讓我老婆跟她家人知道，我帶她出去這件事情等語（見偵卷第12-14頁），經比對與證人A女前揭所述支付封口費乙情不謀而合，倘被告心胸坦蕩、在湯屋內未對A女為踰矩行為，當無交付A女此款項之必要。嗣被告改稱上開款項係其借予A女，仍須返還，被告既未提出更易前詞之合理說明，亦與證人A女前述內容相背，顯屬卸責之詞，不足為據。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另陳稱：第一次去湯屋時A女說媽媽不在去屏東；我當時沒想到跟家長講等語（見本院卷第306頁），被告趁A女之母不在家、在未告知家長之情況下，深夜將未成年之A女帶至湯屋內，被告身為男性，深夜帶未成年之A女單獨至湯屋內，已屬匪夷所思，被告甚至不事先徵詢家長同意，事後還告知A女不能讓家人知悉，如此遮掩、唯恐人知之態度，在在可見被告搭載A女至湯屋絕非純粹泡湯爾爾。另被告於偵查中陳稱：第二次去湯屋A女到那裡他沒有泡，躺在那裡滑手機等語（見偵卷第207 頁)，證人A女於偵查及本院審理程序中也證稱：我坐在床上面對牆壁滑手機，沒有泡溫泉等語（見偵卷第95頁；本院卷第205頁），可見A女根本沒有泡湯之意願，被告卻仍將其帶至湯屋內，其不軌意圖，昭然若揭。由此可見，證人A女前揭所述兩次在湯屋內發生之情節，絕非空穴來風、無端誣陷。 3、又查，證人A女之母於偵查中證稱：我在跟朋友聊天就提到被告，A女就說他噁心我才知道這件事情；A女就說噁心，我就細問，他就說私下講，隔兩三天因為A女沒有講，我就說妳不敢講就傳訊息給我，後面她就傳訊息給我；之前我們有在我媽媽工寮那裡碰面，那是我知道這件事隔幾天，我就對他生氣，罵他動我女兒，他沒有講話，因為他當時有喝酒，我就叫他滾，他當時沒有解釋就走了，後來他知道我告他的時候才來找我，說他沒有動A女等語（見偵卷第121、173頁）；其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亦證稱：就是我跟朋友在我家商店聊天，A女在旁邊，她就聽我們在聊天，剛好我們聊到這個，她就突然跟我們說被告很噁心；好像是講到被告以前跟性有關的事情，A女就說很噁心，A女就傳送遮隱卷第53頁的訊息給我等語（見本院卷第214-215、220頁），證人A女之母與被告素無嫌隙，且證人A女之母偵訊及本院審理中還表示：被告有來找我，跟我解釋他沒有動小朋友，他一直強調沒有碰小朋友，是帶小朋友去泡溫泉；詳細經過我真的不知道，我只知道A女被帶去那裡，有被被告帶出去就對了等語（見偵卷第161頁；本院卷第223-224頁），由證人A女之女上開證述內容可知，其僅就所知內容證述，並未加油添醋而概為不利被告之表示，作證態度實屬謹慎，且其業已具結證述，當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為虛偽證述，證人A女之母上開證述內容，誠屬可信。由證人A女前開證述內容可知，A女係聽聞其與朋友談及被告性方面之事情後方為附和，經A女之母追問後始傳訊息告知，而非A女主動向A女之母提及此事，足見A女本不欲此事讓A女之母知悉，是在A女之母詢問下始吐露案發過程，苟A女乃係惡意以不實指訴誣陷，焉可能如此？此外，被告經A女之母在工寮質問時不為辯駁之反應，亦不難窺見其心虛之情，更證證人A女前揭所述兩次在湯屋內發生之情節，應屬可信。 4、復查，證人A女表姊於偵查中證稱：因為我都在花蓮，有時候回去時A女會叫我離被告遠一點，當時我還不知道這件事，我去教會，被告也是教友；A女有跟我說1月14日的案發經過等語（見偵卷第165、171頁），其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證稱：A女跟我講案發經過的時候有沒有哭我不記得，但是後面再提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有哭等語（見本院卷第230-232、233 頁），證人A女表姊與被告間不過為單純教友關係，無惡意構陷被告之動機，且其業已具結作證，當無甘冒偽證罪之風險而為虛偽證述，證人A女表姊上開證述內容，洵足採信，由A女講述案發經過之情緒反應及在未告知A女表姊案發過程即提醒其提防被告之表現，益徵證人A女前揭所述兩次在湯屋內發生之情節，應屬其親身經歷，堪信為真實。 5、從而，證人A 女關於案發過程之證述，不乏有被告陳述、證人A女之母、A女表姊之證述內容等諸多事證互為補強，而可確認證人A 女之上開證述內容應為屬實，辯護人固認證人A 女之母、A女表姊證述內容乃轉述自A女，屬累積證據，無法作為補強，然本判決所援用之渠等證述內容，乃渠等見聞之親身經歷，並非經由A女轉述，已如前述，故與被害人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性質上並不相同，特此敘明。　 6、公訴意旨固認第二次去湯屋時，被告有以其陰莖插入A女陰道為性交行為1次，然此次被告係試圖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持續以陰莖摩擦碰觸A女陰道口，業據認定如前，公訴意旨容有誤會，附此敘明。㈡、被告兩次所為應為性交既遂 1、刑法所稱「性交」者，謂非基於正當目的對他人所為之性侵入行為，其中包括以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他人之性器、肛門或使之接合之行為，該法第10條第5項第2款規定甚明。女性之性器，包括大、小陰唇、陰蒂、陰道、子宮等部位，凡以性器或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上開女性性器部位或使之接合，均係刑法第10條第5項所指之性交行為。性交既遂與未遂之區分，係採接合說。行為人基於性交之意，以性器或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進入被害人之性器，或使之接合，即屬性交既遂行為，最高法院113 台上字1153號刑事判決意旨足資參照。 2、查被告第一次去湯屋時撫摸A女大腿、親吻A女耳朵、胸部、性器，並試圖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而持續以陰莖碰觸A女陰道口，第二次去湯屋時撫摸及舔A女之胸部，並試圖以陰莖插入A女陰道內而持續以陰莖摩擦碰觸A女陰道口，已如前述，被告兩次去湯屋皆以其陰莖碰觸至A女陰道口，係以其性器與A女之性器接合，揆諸前開判決意旨，被告所為已合致刑法第10條第5項第2款之「性交」定義，而屬對A女為性交既遂之行為。公訴意旨認第一次去湯屋屬性交未遂，容有誤會，附此敘明。　　四、公訴意旨另認第一次去湯屋被告以2000元對價邀約A女，事後給付A女3000元；第二次去湯屋以3000元對價邀約A女，事後給付5000元，而屬與未滿16歲之人為有對價之性交行為，然被告矢口否認為性交行為之對價，又證人A女於偵查中證稱：第一次去泡溫泉他給我2000元買東西，買完麵包剩下的錢我有要給他，他叫我留著，他沒有講留著的原因；泡完溫泉後他有給我2000、3000元，他叫我不要跟他老婆還有我爸媽講；第二次去湯屋，他給我3000元取貨，我有要還找的錢但被告說不用；泡完後他給我5000元，叫我不要講等語（見偵卷第233-235頁），被告交付A女現金是否為性交行為之對價，已非無疑，且經本院於審理程序再次向證人A女確認：「（問：在1月14日之前發生的那件事情，也就是第一次的之前，或者是在那個車程當中，被告有沒有明白跟你表示、或暗示、或試用其他婉轉的方式探詢你，就是如果他給你錢的話你願不願意跟他發生關係、發生性行為？有沒有這樣的訊息？可能沒有講的這麼直白，有可能是開玩笑的方式，都有可能；就是你有沒有接收到他這樣的訊息？）泡前要去的車程，他就跟我說他想要泡」、「（問：他只說他想要泡溫泉，其他什麼都沒有說？）沒有」、「（問：1月14日那一次有講嗎？）沒有」（見本院卷第206-207頁），復遍查卷內尚乏證據證明被告交付之金錢乃與A女性交行為對價，無足認定被告與A女間屬有對價之性交行為，附此敘明。五、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應依法論處。　　參、實體方面—論罪科刑一、核被告就事實欄一㈠、㈡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27條第3項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罪。公訴意旨認事實欄一㈠應成立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女子為性交未遂，容有誤會，已如前述。又因既遂犯與未遂犯，其基本犯罪事實並無不同，僅犯罪之態樣或結果有所不同，尚不生變更起訴法條問題，且本院已當庭曉諭（見本院卷第299頁），業充分保障當事人之程序利益。二、至本件兩次性交過程中被告分別徒手撫摸A女大腿、親吻A女耳朵、胸部、性器及撫摸、舔A女之胸部，應為性交既遂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所犯上開二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分論併罰。三、公訴意旨認本件另成立兩次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1 條第1項之與未滿十六歲之人為對價之性交行為罪，惟卷內尚乏證據證明被告交付之金錢乃與A女性交行為對價，業如前述，無足成立與未滿十六歲之人為對價之性交行為罪，附此敘明。四、爰審酌被告明知A女為14歲以上未滿16歲之女子，正處於身　　心與人格發展之重要階段，就兩性關係仍處於懵懂之狀態，　　對於性行為之智識及決斷能力均未臻成熟，難與一般成年人　　等同視之，非但未思妥適關愛其晚輩，給予相當協助及照顧，竟為一己私慾，將A女帶至湯屋內對其為兩次性交行為，嚴重影響A女身心正常發展、危害至鉅，亦損及A女日後對兩性關係之認知，所為實屬不該；復考量被告自始否認犯行，甚至於本院審理程序中暗示係遭A女狹怨報復（見本院卷第2 11頁），犯後態度誠屬惡劣。況被告前已有妨害性自主案件（強制性交）之前科紀錄，品行非佳，參以被告自陳教育程度為士官學校畢業，目前擔任遊覽車司機，月收入約1、2萬元，已婚，需扶養1名受傷在家休養的成年兒子，家庭經濟狀況普通，告訴人A女及A女之母對於本案意見（見本院卷第 213、229、309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定應執行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 條第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靖蓉提起公訴，檢察官林永、乙○○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朱貴蘭　　　　　　　　　　　　　　　　　　法　官　藍得榮　　　　　　　　　　　　　　　　　　法　官　林涵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對於本判決如有不服，請書具不服之理由狀，請求檢察官上訴者，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鄭筑安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27條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未滿十四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性交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對於十四歲以上未滿十六歲之男女為猥褻之行為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第3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2-27

TTDM-113-原侵訴-7-20250227-1

訴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

重傷害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6號公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謝明澤指定辯護人林恩宇律師（義務辯護律師）被告劉銘傑指定辯護人莊馨旻律師（義務辯護律師）上列被告因傷害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363 號、第1217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謝明澤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扣案水管鋸一支，沒收之。劉銘傑共同犯傷害罪，處有期徒刑貳年。　　犯罪事實一、緣謝明澤因時常找陳志豪女友劉心瑜聊天，使陳志豪懷疑二人有曖昧關係，而對謝明澤心生不滿；民國112年5月27、28 日2天，謝明澤又至陳志豪與劉心瑜同居之基隆市○○區○○路0 0巷00號1樓租屋處找劉心瑜，陳志豪見謝明澤出入頻繁，且認謝明澤找其女友「開房間」，乃與謝明澤發生衝突，雙方互毆，112年5月28日上午9時許，陳志豪甚而持電擊棒攻擊謝明澤，使謝明澤心生忿恚，乃邀集其義兄劉銘傑一起至前開處所，找陳志豪理論。謝明澤與劉銘傑為給予陳志豪教訓，以報陳志豪電擊謝明澤之怨，竟共同基於傷害之犯意聯絡，二人先於112年5月29日晚間8時39分許，至位於基隆市○○ 區○○路000號之「勝佳百貨館」，購買折疊水管鋸1把後，攜帶水管鋸於同（29）日晚間10時許，一同前往上開處所找陳志豪理論。嗣謝明澤、劉銘傑二人抵達，由劉心瑜開門讓二人進入屋內客廳後，二人即不由分說，分別以徒手或持購得之水管鋸、及現場隨手可拾之小木椅、小型風扇、吸塵器外盒毆打陳志豪，陳志豪被二人圍毆後，逃往大門方向，不慎跌倒而臉部朝下撲地後，謝明澤即騎坐在陳志豪身上壓制，並隨手拿取大門旁置物（鞋）架組合鐵桿1支，朝陳志豪背後側腰部位插入，旋再拔出，使陳志豪受有左腎穿刺傷合併出血性休克之傷害。謝明澤、劉銘傑見陳志豪受傷後，旋即自行離去。嗣陳志豪在同事楊詃翔之攙扶下，走到安一路34 巷內，由楊詃翔以陳志豪之手機撥打119報警，經警到場處理，將陳志豪送往長庚醫療財團法人基隆長庚紀念醫院（下稱基隆長庚醫院）救治，並在上開處所客廳電視茶几上查獲水管鋸1把、沙發旁查獲置物架鐵桿1支扣案，始悉上情。二、案經陳志豪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事項（證據能力）　　本件被告犯罪事實之證據方法，經本院於準備程序提示予檢察官、被告及其二人之辯護人表示意見，被告二人之辯護人就告訴人陳志豪於警詢、偵訊之證述（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 3)，主張屬審判外陳述，無證據能力外，餘則表示對於證據能力無意見（詳本院113年6月18日準備程序筆錄、本院卷第 152頁）。經本院審之：一、供述證據 (一)告訴人陳志豪警詢陳述，不具證據能力　　告訴人陳志豪警詢陳述，就被告二人而言，屬於審判外陳述，且查告訴人於警詢陳述，並無與「審判中不符」，而「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即告訴人警詢陳述，較之審判中對質詰問之陳述，並不較具「特信性」情形，認無證據能力。 (二)告訴人陳志豪偵訊陳述，具有證據能力１、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第2項規定：「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除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外，得為證據」，已揭示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原則上有證據能力，僅於顯有不可信之情況者，始例外否定其得為證據。是被告如未主張並釋明顯有不可信之情況時，檢察官自無須再就無該例外情形為舉證，法院亦無庸在判決中為無益之說明。換言之，法院僅在被告主張並釋明有「不可信之情況」時，始應就有無該例外情形，為調查審認。２、復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固有明文。惟現行刑事訴訟法關於行通常審判程序之案件，為保障被告之反對詰問權，復對證人採交互詰問制度，詰問權係指訴訟上當事人有在審判中輪流盤問證人，發現真實，辨明供述證據真偽之權利，屬於人證調查證據程序之一環，與證據能力係指符合法律所規定之證據適格，而得為認定犯罪事實存在與否之證據資格，在性質上並不相同，亦即證據能力與是否經訴訟當事人詰問，而為合法調查者迥異；其未經詰問者，僅屬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並非無證據能力，而禁止證據之使用；是未經被告詰問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偵查中向檢察官所為之陳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第2項之規定，原則上屬於法律規定為有證據能力之傳聞證據，於例外顯有不可信之情況，始否定其得為證據。所謂「不可信之情況」，係指就卷證本身為形式上觀察，其陳述時之外在環境及情況有無受到外力干擾等情而言，為判斷是否有例外不得為證據之要件，與證據之證明力無涉（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 5051號、100年度台上字第7379號判決意旨參照）。３、證人陳志豪於偵查中之陳述，既經檢察官依法定程序，命其具結以擔保其係據實陳述，且經檢察官告知具結之義務及偽證之處罰後具結而為任意陳述，無違法取供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堪認其所為之陳述，應係出於真意，且具有憑信性，被告二人之辯護人復未能釋明證人陳志豪於檢察官偵查中，經具結證述之詞，有何「顯不可信」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 第2項規定及上開說明，自認證人即告訴人以證人身分於偵查中所為證述，具有證據能力。　　 (三)其餘供述證據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前4 條（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二人及辯護人，就檢察官所提出被告以外之人之供述證據，於本院準備及審判程序均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依法應視為被告同意其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作為證據；本院復審酌本案被告以外之人（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4、5、6）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之各項證據，取得程序合法，未顯示有何顯不可信、以不正方法取得等情況，堪認取得證據過程適當，復均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且經本院於審判程序依法調查，自均得為證據。二、非供述證據　　非供述證據，並無傳聞法則規定之適用，如該非供述證據非出於違法取得，並已依法踐行調查程序，即不能謂無證據能力（最高法院97年度臺上字第1401號、第615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以下所引書、物證等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待證事項具有自然之關連性，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物，又公訴人、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於上開證據亦表示沒有意見，且未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揭證據並無顯不可信之情況與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與本案俱有關連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及第 159條之4之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事項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謝明澤、劉銘傑二人固不否認有於上開時、地，徒手毆打告訴人之事實，並對傷害犯行認罪，惟均堅決否認有何重傷害未遂犯行，被告謝明澤辯稱：因告訴人於案發前1 日有以電擊棒攻擊伊，伊有受傷，所以才會找劉銘傑到告訴人與劉心瑜同居處，要去質問告訴人為何要以電擊棒電擊伊，伊只是要教訓一下告訴人，伊只有拿水管鋸以及現場的電風扇、木椅，朝告訴人身體、頭部等部位毆打，並沒有拿鐵桿刺告訴人，應該是告訴人要跑到大門的時候，在門口跌倒，伊去追到告訴人的時候，就看到告訴人腰部有傷口，應該是告訴人跌倒時自己刺到的，所以告訴人腰部的傷勢，不是伊造成的，伊沒有使告訴人受重傷的犯意；被告劉銘傑辯稱：因案發前，告訴人有拿電擊棒攻擊謝明澤，所以當天其與謝明澤一起去找告訴人理論，一進到客廳，告訴人就站起來攻擊謝明澤，雙方發生扭打，告訴人先往房間裡面跑，後來又逃往門口處，其從後面出來時，看到的情形，已經有鐵桿刺在告訴人身上，是謝明澤幫告訴人拔出鐵桿，當時告訴人是跌倒在地，其沒有拿鐵桿刺告訴人，其與告訴人沒有深仇大恨，所以沒有想要殺告訴人或使告訴人受重傷的意思等語（詳謝明澤112年5月31日調查筆錄、12年11月30日偵訊筆錄 —112年度偵字第7363號卷【下稱偵7363號卷】第22至24頁、第170至171頁，劉銘傑112年5月31日調查筆錄及偵訊筆錄— 偵7363號卷第16至19頁、第112至113頁；本院113年6月18日準備程序筆錄、114年1月15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151頁、第 254頁；被告劉銘傑113年6月18日刑事準備狀—本院卷第161 頁）。經查： (一)被告二人有共同傷害告訴人之行為１、被告二人有於上開時、地，持購得之水管鋸1支，並隨手以現場之電風扇、小木椅、吸塵器外盒，毆打告訴人，被告謝明澤有將刺入告訴人後腰之鐵桿1支拔出等事實，業據被告二人所不否認，並據證人即告訴人陳志豪於偵訊、本院審理程序時證述明確，是被告二人此部分傷害事實，首堪認定。２、告訴人當日遭被告二人攻擊後，臉部（口、鼻）有流血，並有傷痕，此除據證人楊詃翔於警詢證述明確外（詳證人楊詃翔112年5月30日調查筆錄—112年度偵字第12176號卷【下稱偵12176號卷】），復有告訴人當時受傷之照片（見偵12176 號卷第79至83頁）及急診病歷記載在卷可憑（a penetratio n wound at left flank,no active bleeding. cons clear , complicate lip lacer ation. left face swelling. le ft abdomen pain. left hand swelling pain—本院卷㈡第9 頁），足證告訴人及被告謝明澤所述，被告二人以水管鋸及現場雜物朝告訴人頭部及身體部位毆打一情，顯屬真實，即告訴人所受傷勢，不僅僅只有診斷證明書所記載之「左腎穿刺傷合併出血性休克」，於臉部（口、鼻部位）亦有傷勢，僅因左側腰後所受穿刺傷較為嚴重，故診斷證明書僅記載該處最嚴重之傷勢，不能僅因告訴人提出之診斷證明書僅記載「左腎穿刺傷合併出血性休克」之傷勢，而無其他傷勢記載，即謂告訴人僅受有腰部穿刺之傷，而無其他毆打傷勢，自不待言。　　３、告訴人左背後腰部部位，因遭鐵桿插入，而受有「左腎穿刺傷合併出血性休克」之傷，除據證人即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具結證述無誤外，並有告訴人之病歷資料（本院卷㈡、㈢）及診斷證明書（偵12176號卷第73頁）各1份在卷可憑。另被告謝明澤並不否認是伊自己將告訴人腰部之鐵桿拔出一情，僅否認該鐵管是由伊插入告訴人腰部，而辯稱係告訴人跌倒被鐵桿插入的云云；然查： ⑴、告訴人所受上開傷勢，是告訴人於逃往門口時，不慎跌倒，其臉部朝下、俯身趴在地上側躺，於掙扎起身時，被告謝明澤不讓告訴人起身，趁勢騎坐在告訴人背上，隨手就近拾取擺放在門口處置物架之組合鐵桿，插入告訴人後腰後並拔出　　所致，業據告訴人於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一再具結證述無誤（詳告訴人112年11月30日偵訊筆錄—偵7363號卷第179至180 頁，本院114年1月15日審判筆錄—本院卷第239至241頁），經核告訴人所述前後一致，且與診斷證明書及病歷資料記載相符，並符合事理邏輯及經驗法則，堪認告訴人所述經過，符合科學常理，足堪採信。 ⑵、被告謝明澤亦不認告訴人臉朝下、跌倒在地，及其有騎坐壓制在告訴人身上之事實（見112年11月30日偵訊筆錄—偵7363 號卷第171頁）；依告訴人顏面朝下、俯趴在地之姿勢，如被告謝明澤所述屬實，則該鐵桿應係朝上90度立於地面，始會於告訴人俯身倒臥地面時，從告訴人身體「正面」腹部部位插入；然依告訴人所受「左腎穿刺傷」之傷勢，及扣案鐵桿之長度、形狀，鐵桿當時在客廳擺放之位置，斷無可能於告訴人俯身倒臥地面時，90度挺立於地面並自告訴人正面腹部插入；依告訴人所受左腎穿刺傷之傷勢部位，兼以配合被告自承當時有騎坐在告訴人身上壓制之姿勢，以告訴人所稱被告隨手撿拾屋內物品（鐵桿）朝其左側後腰部位刺入之情形，較為符合常理。是綜合現場跡證及告訴人所受傷勢部位，以告訴人所述較為可信。被告謝明澤辯稱鐵桿係告訴人跌倒以致插入告訴人身體一詞，與事證及現場情況不符，足證被告謝明澤所辯，係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二)被告二人係基於普通傷害之犯意　　１、刑法重傷罪及傷害罪之區別，端在行為人犯罪之故意為何。亦即行為人於下手加害時，究係出於使人受重傷或傷害之明知或預見，並有意使之發生為斷。至被害人受傷部位與多寡　　、傷勢輕重程度如何、是否為致命部位及行為人所用之兇器　　，雖可藉為認定犯意究屬如何之心證，但僅足供為認定之重　　要參考資料，尚不能據為區別重傷與傷害之絕對唯一標準，尤須斟酌當時客觀環境、行為人下手之經過及其他具體情形加以判斷（最高法院55年台上字第1703號判例、93年台上字第2749號判決參照）。加害人之犯意，乃其個人內在之心理狀態，欲判斷其主觀上之犯意究係殺人或傷害、重傷害，應就外在之一切證據，詳查審認，舉凡其犯罪之動機、兇器類別、行兇之具體過程、傷痕之多寡輕重、傷勢程度、案發當時之情境、犯後態度等，綜合研析，作為認定之基礎；亦即在判斷行為人於行為當時，主觀上是否有殺人、重傷害、普通傷害之故意，即應斟酌其使用之兇器種類、攻擊之部位、行為時之態度，並深入觀察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衝突之起因、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下手力道之輕重、行為時現場爭執之時空背景、被害人受傷情形及行為人事後之態度等各項因素，綜合加以研判。綜言之，該等犯意之判斷，應審酌衡量事發經過之相關事證，包括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關係、仇隙，足以引發何種動機，衝突的起因及時空背景等客觀環境、行為當時之手段是否猝然致被害人難以防備、攻擊時之力道是否猛烈、行為人下手之部位、所用凶器、攻擊後之後續動作，被害人所受之傷勢，受傷之多寡等一切情狀，參酌社會一般經驗、論理法則綜合判斷。２、公訴人認被告二人係犯使人受重傷害未遂犯行，無非係以被告謝明澤持鐵桿朝告訴人之要害部位「腰部」刺入再拔出，及佐以報章報導，如遭異物「穿刺」外傷，擅自拔出異物，可能導致大出血休克，而導致心跳停止，或因異物沾黏拉扯到神經血管及其他軟組織，造成神經感覺異常、胸腔氣血胸、甚至呼吸窘迫、腹腔腸胃道大出血及壞死為論據（見起訴書證據清單編號14—偵7363號卷第193至196頁），然查： ⑴、被告二人辯稱因案發前1日，被告謝明澤遭告訴人以電擊棒攻擊，引起謝明澤不滿，始於案發日購買準備水管鋸前往告訴人與其女友同居處所理論，為告訴人所不否認；是雙方間並無深仇大恨，且被告二人僅準備水管鋸1支，至造成告訴人較重傷勢之工具「鐵桿」，非被告二人攜帶至案發現場，而係被告謝明澤於現場就地撿拾而來，非被告二人早已準備，或預先藏放，堪以確認。 ⑵、被告二人在被告謝明澤於現場撿拾告訴人屋內置物架鐵桿刺傷告訴人後腰左腎部位前，係以攜去之水管鋸及徒手，或現場隨手可拿到之小木椅、電風扇、吸塵器外盒等物品毆打告訴人，觀被告二人用以毆打告訴人之工具，大多現場取用，非早有預謀，且各該工具與足以致命之金屬利器有別，一般不至於造成被害人死亡或受到如刑法第10條第4項所指「重傷害」之結果。足證被告二人所稱，與告訴人並無深仇大恨，當日僅欲教訓告訴人而已，並無致告訴人於死，或使告訴人受重傷之意一情，並非虛妄。　　 ⑶、又被告謝明澤持現場置物架鐵桿，僅刺入告訴人後腰部1次，並未反覆多次刺入告訴人身體，如被告謝明澤果有致告訴人於死或受重傷之故意，以當時告訴人跌倒在地，且受被告謝明澤壓制、騎坐背上、無法起身之狀態，被告謝明澤當可反覆多次刺入、拔出鐵桿，加重告訴人之傷勢。然被告謝明澤僅刺擊1次即停手，可認被告謝明澤辯稱並無使告訴人死亡或受重傷之故意，當可採信。 ⑷、又一般人見人體遭異物刺入，第一反應多為趕緊移除異物，即將異物拔出，蓋通常一般人因智識、經驗不同，並非人人均如具有專業知識之醫護人員般，知悉人體遭異物穿刺外傷時，如立刻於現場拔出異物，可能會導致大出血或因異物沾黏拉扯，影響神經、血管及軟組織，導致壞死之情況。何況被告謝明澤、劉銘傑二人均僅國中畢業之學歷，且並無相關醫學背景，檢察官逕以報章雜誌報導上專業醫師之說明，即謂被告二人亦具有此種常識，而認定被告二人於以鐵桿刺入告訴人後腰部位並立刻拔出之行為時，主觀上即具有使告訴人大出血或下肢壞死、神經異常等使人受重傷之故意，尚嫌率斷。　　 ⑸、被告二人於告訴人受傷流血後，即自行離開現場。而被告二人離開現場時，在場之劉心瑜、楊詃翔等人尚未報案，員警尚未抵達，被告二人尚有餘裕致告訴人於死，或使告訴人受更重之傷勢。然被告二人於現場毆打告訴人，並於告訴人遭鐵桿刺入後，即自行離開現場，被告二人亦知現場尚有證人劉心瑜、楊詃翔等人，如被告二人有致告訴人於死或使告訴人大量失血受重傷之故意，除可繼續攻擊毆打告訴人外，亦可於現場停留久候，阻止在場人報警。此更證被告二人並無使告訴人受重傷或致告訴人於死之故意。 (三)本案依被告二人與告訴人間之嫌隙，被告二人所用之工具，　　攻擊之部位、行為時之態度、衝突之起因、行為當時所受之刺激、下手力道之輕重、行為時現場爭執之時空背景、被害人受傷情形及行為人事後之態度等各項因素，堪認被告二人辯稱僅有傷害之故意，並無使告訴人受重傷或致死之犯意，當可採信。本件既缺乏積極證據證明被告二人有重傷犯意，自亦難僅憑告訴人所受傷勢，或被告謝明澤立即拔出鐵桿一事，即遽予推測被告二人有重傷害甚或殺人之意。二、論罪科刑　 (一)按重傷害未遂罪與傷害罪之區別，應視加害人犯意為何為斷，其判斷標準已詳述於前（參前述理由欄貳、實體事項一、 (二)、１所述）；本院認被告二人均僅出於傷害之犯意，亦詳論於上；是核被告二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公訴人認被告二人係成立刑法第278條第3 項、第1 項之使人受重傷未遂罪，容有未當，惟因二者基本社會事實相同，爰依法予以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二人就本件傷害犯行，互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為共同正犯。 (三)被告謝明澤前因傷害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於111年1月20日以110年度上易字第156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1 1年9月14日執行完畢；被告劉銘傑前因殺人未遂案件，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1年度上訴字第287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年 6月，經最高法院於102年3月13日以102年度台上字第966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經與其所犯其他案件定應執行刑6年3月確定後，入監執行，於106年8月2日縮短刑期假釋交付保護管束出監，108年2月23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假釋，其未執行之刑，以已執行論，而執行完畢；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是被告二人於前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之罪，均為累犯。又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及110年度台上字第5660號判決意旨，本院考量被告二人構成累犯之前案，亦為傷害、殺人未遂等暴力型犯罪，2罪之罪質、類型相同，被告二人經刑罰矯正仍未有所警惕，足見其二人惡性非輕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如以累犯加重其刑，並不違反比例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就被告二人本件犯行，均予以加重其刑。　　　　　 (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謝明澤僅因與告訴人有細怨，被告劉銘傑僅因與被告謝明澤交好，即約同至告訴人居住處所，毆打告訴人，造成告訴人受傷，所為應予非難；又被告二人迄未與告訴人和解或調解，未賠償告訴人，使告訴人所受損害無法獲得彌補，猶不應輕縱；再考量被告謝明澤犯後矢口否認自己有將鐵桿刺入告訴人左側後腰之行為，辯稱是告訴人自己跌倒所致，犯後態度不算良好，未見悔意，尤應嚴懲。再者，被告二人除前所述之傷害及殺人未遂之前科外，均另有多次傷害犯行（詳被告二人前案紀錄表），詎被告二人猶不知警惕，一犯再犯，視他人身體法益為無物，遇事動輒以暴力相向，實不容再予輕判縱放。本院考量本件衝突原因、被告二人與告訴人平日關係、被告二人犯罪動機、目的、所用手段、告訴人所受傷勢主要肇因於被告謝明澤，且與告訴人有過節者，亦為被告謝明澤，被告謝明澤犯罪情節較被告劉銘傑為重等因素，兼衡被告二人智識程度（均國中畢業）、自陳職業（均業工）及經濟狀況（均勉持）等一切情狀，就二人所為，各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五)本件作案之水管鋸1支，為被告謝明澤所有，且為本件傷害犯行所用之工具，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在謝明澤犯行項下宣告沒收。至另一支由被告謝明澤持以插刺入告訴人陳志豪後腰部位之鐵條，雖亦屬本件犯罪所用之物，然為劉心瑜家中置物架組合物，屬於劉心瑜所有，非被告二人所有，上的東西自無從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佳權偵查起訴，由檢察官李怡蒨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王福康　　　　　　　　　　　　　　　　　法　官　石蕙慈　　　　　　　　　　　　　　　　　法　官　李辛茹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書記官　李品慧附錄本案論罪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2-27

KLDM-113-訴-26-202502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