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附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損害賠償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判決 113年度附民字第672號原告黃心慈被告薛舒予上列被告因洗錢防制法案件（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39號），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損害賠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原告方面：　㈠聲明：被告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㈡陳述：被告所涉詐欺、洗錢行為前經檢察官提起公訴及移請法院併辦，現由本院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39號案件審理中。本案導致原告受有10萬元損害，被告主觀上既有幫助詐欺取財之故意，客觀上亦以不法行為幫助詐騙集團對原告遂行詐欺取財之結果，此與原告所受損害具有相當因果關係，自應依侵權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　二、被告方面：原告請求無理由，請求駁回原告之訴。三、法院認為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之訴不合法者，應以判決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因犯罪而受損害之人，於刑事訴訟程序得附帶提起民事訴訟，對於被告及依法負賠償責任之人，請求回復其損害，亦為同法487條所明定。是附帶民事訴訟之提起，必以刑事訴訟程序之存在為前提，若刑事訴訟未提起公訴或自訴，即不得對於應負賠償責任之人，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最高法院108年度台附字第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涉洗錢防制法刑事案件前經第一審判決無罪，因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再由本院判決上訴駁回（另將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332、28333 號移送併辦部分退回由檢察官另為適法之處理）在案。而本件原告乃該退併辦部分事實所列被害人，此部分既未據起訴，且因被告所涉刑事案件經認定無罪而非起訴效力所及，依前開說明原告之訴顯不合法，應予駁回；且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失所附麗，亦併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502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8　　日　　　　　　　　　　　　　　　　　　　書記官　鄭伊芸

2024-12-18

KSHM-113-附民-672-20241218-1

聲再更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殺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更三字第2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邱嵩程民國00年0月0日生代理人薛煒育律師（法扶律師）王映筑律師（法扶律師）蔣聖謙律師上列聲請人因殺人案件，對於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581號中華民國104年11月25日第三審確定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02年度偵字第26462號，第一審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3年度重訴字第15號，第二審案號：本院103年度上重訴第 5號），聲請再審，經裁定後最高法院第3次發回更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暨停止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理　由壹、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邱嵩程（下稱聲請人）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經本院103年度上重訴字第5號判決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嗣上訴第三審經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581號認無理由判決上訴駁回（下稱原確定判決）確定。然該案判決確定後另有：①李俊億教授出具之審查意見（下稱李俊億審查意見，內容見歷次聲請狀所載），足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下稱高雄市警局）民國103 年1月17日高市警鑑字第10330472800號鑑定書雖記載「採自涉嫌人邱嵩程上衣正面編號B4布塊DNA-STR型別檢測結果為混合型，其中主要型別與死者鄭朝議DNA-STR型別相同」，但該斑痕經Kastle Meyer血跡檢測為陰性、表示聲請人上衣正面編號B4布塊沾留可疑斑痕並非血跡，且法醫研究所鑑定報告未說明被害人「左背部近臀部有一割痕7公分」，亦未考量被害人在水池（下稱本案水池）「溺水」且未採集蝶竇液與肺部矽藻與分析實際血水中出血量，鑑定過程暨結論存有嚴重疏漏及疑義，另參以監視器錄影畫面分析顯示聲請人在鄭朝議（下稱被害人）跌入本案水池前、兩人所在位置仍有一段橫躺盆栽之距離而無可能肢體接觸；②藍錦龍警官出具之犯罪現場重建鑑定報告暨補充意見（下稱藍錦龍鑑定意見，內容見歷次聲請狀所載），可證聲請人與共同被告邱彥銘（即聲請人之兄，下稱邱彥銘）於案發時衣著難以預藏長度25公分之水果刀，及依前述聲請人上衣生物跡證型態分析應立即排除聲請人持刀刺及被害人背部、血跡反濺至其上衣之認定，又勘驗查扣聲請人掉落案發現場編號4「三星Anyca llGT-S5600H白色手機（下稱本案手機，本案確定後經檢察官發還邱彥銘領回）」及監視器錄影畫面，並模擬夜間手持該手機及水果刀揮動實驗結果，研判可排除聲請人持黑色水果刀刺傷被害人，另參以監視器錄影畫面分析顯示本案極可排除聲請人持刀刺傷被害人並將其推入本案水池之可能，而依量測現場各項物證相關位置並做水平及3D現場模擬結果，證人方士銘、林俊廷及盧俊衛所指聲請人在本案水池邊持刀揮刺被害人背部之證述應屬不實，且血跡分析應考量被害人身著衣物吸收血液之物理因素，足認被害人係遭聲請人以外之人（林志松）刺傷可能性甚高：③事後至案發現場即「桐庭園餐廳（高雄市○○區○○路00○00號，下稱本案餐廳）」拍攝彩色照片加上實地丈量現場各處長度，及④本案餐廳監視器畫面彩色截圖係判決確定後逐一定格擷取，均足以支持前揭李俊億審查意見及藍錦龍鑑定意見之可信度，進而動榣原確定判決認定聲請人自後追逐並持刀刺入被害人上背部之事實。此外，綜合卷內案發現場勘驗筆錄、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下稱楠梓分局）監視畫面勘驗報告、鑑定人羅時強之證述、楠梓分局103年5月8日高市警梓分偵字第1037097 8800號函（扣案證物編號5、8刀鞘未採得聲請人指紋或DNA ）及證人陳璿琪（無法辨識並證明聲請人持刀）、證人方士銘、林俊廷、盧俊衛之證述（該3人針對重要情節所述先後反覆不一）交參以觀，足認聲請人確未持刀刺擊被害人或有殺人主觀犯意，即有應受無罪判決或輕於原確定判決所認罪名之可能性，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並停止刑罰執行（本案歷經最高法院多次發回更為裁定，為簡化書類起見，不再逐一記載聲請理由）。貳、本件聲請再審之審查基礎　一、聲請人前經原確定判決認定：①與邱彥銘於102年11月5日晚間應方士銘之邀至本案餐廳談判償債事宜，兩人因恐洽談過程發生衝突、遂各自預藏1把水果刀，於同月6日凌晨 0時許分別騎乘機車抵達本案餐廳，初與方士銘、王耀德同桌坐在戶外庭園處座位談判；又邱彥銘另與林晉安存有債務糾紛，林晉安亦於同日0時12分許與被害人、林志松、周志翰、劉權輝、施承志、杜俊毅及數名不詳成年男子（其中1人攜帶木質球棒）陸續抵達上址，林晉安走至邱彥銘座位前要求清償債務且一言不合掌摑其臉部，聲請人與邱彥銘即分持預藏之水果刀起身，共同基於傷害犯意聯絡且主觀上預見持水果刀揮擊可能使他人受傷導致大量出血而死亡之結果，各自持刀揮砍林晉安、杜俊毅及其他持球棒欲加入衝突之人，分別致林晉安受有左手臂（22.5×7 ×4公分）及左上臂內側（4×3.5×2.5公分）切割傷、杜俊毅受有左前臂切割傷及被害人受有左背部近臀部7公分割痕，林晉安隨後由劉權輝駕車載往健仁醫院急救，終因左手臂銳創切割傷致大出血因出血性休克於同日2時51分不治死亡（聲請人就此分別涉犯傷害罪、傷害致死〈林晉安部分〉罪）；②聲請人於上述互毆過程先持刀揮砍被害人左下背近臀部1刀，再持水果刀自後追逐被害人，被害人跑至本案水池前跌倒在地，起身後仍背向聲請人往水池方向逃跑，聲請人繼續持水果刀追至本案水池邊，明知背部相對胸腔部位乃人體重要臟器密集之處，持刀刺擊該處將深及臟器、刺破血管造成大量失血而致命，竟變更原先傷害犯意昇高為殺人故意，持刀刺擊甫跌倒起身、背向自己而毫無防備能力之被害人左上背部1刀（皮膚傷口閉口3.2公分，斜向45度由背朝下內由左向右穿過左肋骨第8、9肋間，並造成胸壁有3.8×2公分閉口傷口，傷口深約9至10公分，肺臟於左下葉有4×4公分穿刺傷；另有左下肢膝部擦傷1 .2×1.1×0.2公分、左手背2×0.8公分擦傷），被害人落入本案水池後，聲請人始離開與邱彥銘會合再分別騎車離開現場，隨後被害人由方士銘、盧俊衛等人自本案水池扶起經救護車送往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急救，但到院前已無生命跡象，因左胸背單一穿刺傷致左肺塌陷、左側血胸、大量出血，最後致出血性休克及呼吸衰竭於同日2時17 分不治死亡等情事，乃認聲請人於同一時地傷害林晉安、杜俊毅及被害人，並就林晉安死亡結果負傷害致死罪責，又在傷害行為實行中犯意昇高為殺人（被害人部分），認其所犯傷害罪、傷害致死罪及殺人罪係在同一時地密接之情況下侵害人身安全，係基於同一目的之相續行為而為法律上一行為，前2罪應為高階之殺人罪所吸收僅論處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此經本院103年度上重訴字第5號判決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嗣原確定判決認無理由判決上訴駁回確定）等情，業經本院調取原確定判決案卷核閱在案。　二、再審係為確定判決認定事實錯誤所設之特別救濟程序，是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聲請再審對象應為「確定之實體判決」。又法院受理聲請再審案件，首應調查聲請對象是否為具有實體確定力之判決，如果屬之，始得進而為其他程序及實體上審查；故案件經第三審法院為實體上判決確定者，如有法定再審事由，雖依同法第426 條第3項規定除以第三審法院之法官有第420條第1項第5款情形為原因者外，應由第二審法院管轄，仍應以該第三審法院實體上確定判決為聲請再審之對象，始屬適法。查聲請人因前揭傷害、傷害致死及殺人等犯行經第二審法院即本院103年度上重訴字第5號判決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嗣不服提起上訴，再經原確定判決認無理由判決上訴駁回確定，依前開說明當以「原確定判決（即104年度台上字第3581號判決）」作為聲請再審之對象。復參以聲請人歷次聲請意旨就原確定判決其中傷害、傷害致死部分未予爭執，僅就原確定判決依第二審判決之犯罪事實認其涉犯殺人罪（即持刀殺害被害人部分）聲請再審，故本件就被告其他所犯傷害、傷害致死等罪爰不逐一詳述，僅就原確定判決認定殺人罪暨所憑事實（持刀刺殺被害人）而為論斷。參、法院認為無再審理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第433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有罪判決確定後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必其聲請理由合於同法第420條第1項所定情形之一或第421條有足生影響於判決之重要證據漏未審酌者，始得准許，針對同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新事實或新證據」係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依單獨或與先前證據綜合判斷，可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使受有罪判決之人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者而言；亦即除須具備在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嶄新性」（或稱「新規性」、「未判斷資料性」）要件外，尚須單獨或與先前證據綜合判斷，明顯具有使法院合理相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而對受判決之人改為更有利判決之「顯著性」（或稱「可靠性」、「明確性」）特質，二者不可或缺。倘聲請再審所持原因僅係對原判決認定事實採證職權的行使任意指摘，或對法院依職權取捨證據判斷採相異評價，自不屬新證據，且審酌此等證據亦無法動搖原判決，應認不符合得提起再審之要件。經查：　一、李俊億審查意見部分　　㈠我國刑事訴訟法採行鑑定制度之目的，係借重某專業領域意見提供法院針對待證事實（爭點）作成判斷，但性質上應屬法院之「幫（輔）助者」、而非「實質裁判者」，否則無異逕將採證認事職權委諸鑑定人行使而變相架空審判本質。是法院固得參考鑑定人依其特別知識觀察事實、加以判斷而陳述之鑑定意見，但並非必然受此拘束；又當數個適格鑑定人（機關）所為鑑定意見相互歧異時，法院本可依自由心證判斷其中全部或部分意見是否可採，定其取捨憑以認定事實真偽，要不因前後鑑定意見不同、即逕以事後（審查）鑑定意見推翻先前鑑定結果，合先敘明。　　㈡關於採自聲請人上衣正面「編號B4布塊」之性質　　　聲請意旨雖執李俊億審查意見並以前詞質疑原確定判決採證不當，且卷證中「採自聲請人上衣正面『編號B4布塊』」前經Kastle Meyer血跡檢測為「陰性（-）」（高雄市警局103年1月17日高市警鑑字第10330472800號鑑定書，偵卷第163、165頁），又參酌高雄市警局104年6月18日高市警鑑字第10434255900號鑑定書備註「Kastle Meyer血跡檢測法係檢測血液中的血紅素之過氧化酶催化的活性，刑事鑑定實驗室以檢測該酶之活性作為篩檢血液斑跡之初步檢測法，該檢測法非血跡之確認性試驗」（上重訴卷二第 555頁），及110年6月2日高市警刑鑑字第11033045800號函覆「…該檢測法非血跡之確認性試驗，也有檢測之靈敏度限制，陰性反應雖然不能完全排除是血跡之可能性，亦不適合以血跡陳述該斑跡，故鑑定書未將編號B4布塊陳述為血跡」（聲再更一卷一第331頁）等語，可知不得逕將該「編號B4布塊」認係「血跡」甚明。然依上述函覆意見可知高雄市警局103年1月17日高市警鑑字第10330472800 號鑑定書自始未將「編號B4布塊」陳述為血跡，且原確定判決乃係依該鑑定書認「編號B4布塊」上「斑痕」DNA-ST R型別檢測結果為混合型，其中主要型別與被害人DNA-STR 型別相同，次要型別與聲請人相同（偵卷第165頁），可徵聲請人於案發時所穿上衣確存有被害人之生物跡證；再佐以現場採證編號1、3、17、18血跡（分別採自本案餐廳前空地魚池〈即本案水池〉旁血灘、本案餐廳前北向人行道血灘、北向汽車慢車道滴落血點、北向機車道滴落血點） DNA-STR型別與被害人相符（其中編號3業經原確定判決之第二審法院說明是將被害人自本案水池救上後置放該處施以急救，故混合血水；編號17、18則依鑑定人羅時強意見認定較像是救起被害人抬向救護車所滴下之血跡，而非被害人被追殺時傷口所流出之噴濺血跡），及本案水池旁有血灘一處且其內水已染紅，憑認被害人係在本案水池邊遭攻擊後落入水池，復依證人即員警陳淵德、鑑定人羅時強所述採證程序暨相關在場證人證詞、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法醫鑑定報告等證據方法綜合判斷聲請人確有持刀刺擊被害人之舉。故原確定判決未清楚分別論述「編號B4布塊」應係殘留生物跡證之斑痕而與其他採證「血跡」性質不同，固有失精確，仍難遽謂高雄市警局鑑定結果或原確定判決此部分認定事實基礎有誤。　　㈢關於卷附相驗報告書記載被害人「左背部近臀部有一割痕7 公分」一節　　　⒈原確定判決依卷附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檢察官、法醫師先後相驗及解剖被害人所製作檢驗報告書、相驗筆錄、複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法醫研究所102年12月5日法醫理字第10205093號函暨所附（ 102）醫剖字第000000000號解剖報告書、醫鑑字第1021 103821號鑑定報告書、相驗及解剖相片等事證（參見相驗二卷），認定被害人「主要致命傷口，位於離足底11 9至129公分間，背側離中線向左9公分，有皮膚傷口閉口3.2公分，斜向45度由背朝下內由左向右穿過左肋骨第8、9肋間，並造成胸壁有3.8×2公分閉口傷口，傷口深約9至10公分，肺臟於左下葉有4×4公分穿刺傷，並造成左側血胸約500毫升。除上開致命傷口外，左下肢膝部有擦傷1.2×1.1×0.2公分、左手背有2×0.8公分擦傷，當日雖經送醫急救，然到院前已無生命現象，死亡原因為左胸背有單一穿刺傷，致左肺塌陷、左側血胸、大量出血，最後因出血性休克及呼吸衰竭死亡，死亡方式為『他殺』」等情在卷。又其中法醫研究所鑑定書記載被害人身上各處傷勢雖與相驗驗斷書內容稍有出入，惟原確定判決就此說明法醫研究所鑑定書就主要致命傷口相關位置、深度、身體內部臟器所受傷害等記載較為明確，遂憑此認定被害人致死傷勢；至法醫研究所鑑定書固未記載被害人「左背部近臀部有一割痕7公分」，此情既經原確定判決敘明被害人死亡當日由檢察官督同法醫相驗發現其左背部近臀部有一割痕7公分（參見相驗二卷第24、49至50頁所附驗斷書及照片），並於犯罪事實補載此一傷勢，足見已詳載認定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⒉其次，原確定判決乃依卷附相驗及解剖報告顯示被害人主要致命傷口位於離足底119至129公分間之左上背部一刀，併參酌在場證人方士銘、林俊廷、盧俊衛證述目睹被害人遭被告持刀刺傷，並與警方現場勘察報告及鑑驗結果相符，首先憑以認定被害人死因。故聲請意旨雖指摘原確定判決依檢察官相驗結果認定被害人「左背部近臀部有一割痕7公分」與法醫研究所鑑定內容不同，惟經本院函詢高雄地檢署據其回覆「…就貴院附件與本署法醫所函覆之照片比對後，判斷應為皮膚壓印擠壓溝痕沾染血跡造成間斷性局部血跡所致，故與死因無關聯」，有該署111年2月7日雄檢榮讓102相2000字第11190083 33號函可憑（聲再更一卷二第339頁），另本院檢視被害人屍體照片亦無法明確看出此一割痕（與法醫研究所鑑定結論相同），從而原確定判決記載被害人「左背部近臀部有一割痕7公分」恐有誤認。　　　⒊然本院前依聲請人主張針對上述「左背部近臀部有一割痕7公分」是否影響鑑定結果一事函詢法醫研究所，業據該所110年7月20日法醫理字第11000037220號函覆「… ①死者鄭朝議左背近臀部確有間斷性血跡抹拭痕，但非銳器傷割痕，較常見及可能性為急救時移動病患所造成抹拭性血跡殘留。②所爭議之傷勢並不影響本件之原鑑定結論內容」等語在卷（聲再更一卷一第373頁），足見此部分認定傷勢歧異尚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關於被害人死亡之認定。　　㈣本件被害人死因無法認定係「溺斃」　　　⒈本院前依聲請人質疑本案死因鑑定是否考量被害人在本案水池溺水一節及針對法醫研究所意見所提疑義函詢法醫研究所，業據該所先後以110年7月20日法醫理字第11 000037220號函覆「…㈤本案在案發日（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宣布102年11月6日凌晨2時17分死亡，續於102 年11月8日解剖，解剖時並無發現明顯溺水之特徵，即無飲入液體於胃內容物及在呼吸道之氣管、支氣管、口、鼻間亦無常見因溺水造成細小水泡（foamy）之特徵與肋膜囊內均無積水特徵。溺水機轉主要在於窒息，若已溺水窒息死亡，則死者應有溺水特徵，本案歷經急救醫師插管急救、相驗法醫師及解剖醫師檢驗、驗證均無溺水之證據，有關蝶竇內液體，目前尚無學術上有關信度與效度之文獻報導，僅可為輔助，亦非主要診斷依據。㈥有關血水之疑慮等可經由解剖過程簡易呈色法即可分辨。㈦如上揭所示，綜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急救2 個小時後並無支持溺水之過程，尤其有出血性休克之無屍斑蒼白性特徵（若溺水、心臟停止跳動，則應尚有屍斑存留）。由血胸與氣胸之診斷即支持在銳器穿刺傷後才可能造成左側穿剌傷血胸500毫升及氣胸（生前銳創穿破肋膜囊真空狀態形成肺塌陷）之結果，而右側肋膜囊腔僅有50毫升，亦無法支持溺水之證據，更無法接受有關溺水因滲透壓差危及心臟之論證」（聲再更一卷一第373至375頁），及110年12月20日法醫理字第1100005 6150號函覆「…⒊有關左、右肋膜囊腔各有約500、50毫升積血水之疑慮：⑴左側胸腔銳創造成血胸、左肺塌陷後，急救時已急救性胸管插管，支持左胸銳創血胸、左肺塌陷（原肋膜囊為真空才能使肺臟膨漲充氣），緊急手術插胸管引流後存留血胸之血液，但仍不治。由各內臟、屍斑蒼白狀，支持人體失血應該至少2500至3000毫升以上；而且尚未包括胸管已引流吸出體外之血胸血液。⑵由左、右肋膜囊腔各有約500、50毫升積血水之不均等，支持為左側刺創肺臟胸廓之結果。⑶若為溺水造成應該為均勻對等之積水，而非血水」、「⒌有關『矽藻』、『蝶竇內積水』、『溺水機轉』之疑慮均與本案件之解剖所見案情無關，本案之死因就如解剖結果所記載：⑴左胸背單一穿剌傷（由背側刺入）⑵血胸⑶胸管插管治療後 ⑷左肺塌陷⑸左下葉穿刺傷口4乘4公分⑹全身內臟蒼白狀⑺ 無屍斑狀。主要死因為穿刺傷所致，本案鑑定人參考當時提供有具證據能力之相關卷證資料，均無溺水之積極證據」、「有關溺水造成滲透壓差及心臟之論證，應該回歸案件偵查資格認定，包括法醫師法、刑事訴訟法、規定具有醫師及法醫師執照，何況本所鑑定醫師均具有法醫師、病理專科醫師及法醫病理專科醫師資格者，在法庭上交互詰問，而非爭議無證據能力之證據，或未具有鑑定資格者所撰寫之文獻、混淆事實真相」、「不幸地，即使是已經被確認在充滿矽藻水道中溺死的案例，矽藻的檢測的結果也常是陰性，另一方面由於許多技術上的原因會產生陽性的結果，因此，目前此種檢測方法仍不可靠，尤其在解釋檢測結果時應特別小心。目前仍有許多研究是鑑定血液中的化學物質或其他種類的物質，希望能藉以協助鑑別在海水或淡水溺死。例如鑑定鈉離子氯離子鎂離子的濃度，但因檢測結果的變異性太大（由於死後電解質會快速擴散到全身）以致無法應用… 法醫學書籍亦強調各種化學等檢驗項目及方法無法應用在溺水的鑑定」、「有關聲請重新調查：⒈本案為102年之案件，至今已逾8年，當初審判過程，未申請檢體保留，故已經銷毀。⒉然依據法醫學教科書所載，任何檢驗方式應無法認證…⒊相關假設性溺水議題，溺水之雙肺積水應該相對性存留積水，況已插胸管之胸血引流後，尚有差距10倍以上之胸部液體之存留。而且溺水窒息，心臟停止跳動後，不可能再造成體內持續失血，亦不能造成出血性休克，再由各個內臟蒼白、屍斑蒼白，以上均支持單一左側胸廓有穿刺傷，導致大量出血並流出體外之積極證據。⒋本案依臨床急救過程及法醫病理解剖結果，已支持外傷性銳創導致出血性休克，證據確鑿」（聲再更一卷二第281至285頁）等情，實已針對本案被害人死亡原因詳予說明排除溺斃之原因及所憑依據。　　　⒉又本院復據聲請意旨所指「高雄地檢署相驗報告書明確於屍斑部分勾選『背部』、『輕度』、『固定』」與法醫研究所函文記載被害人無屍斑蒼白性特徵不符一節函詢高雄地檢署，茲據其回覆「…所指屍斑『背部』、『輕度』、『固定』，指的是大量出血性休克死亡數小時後，屍體未被翻動時呈現之狀態，意即死者可能因大量出血後死亡，短時間內未被翻動，其陳屍狀態一直呈現仰臥樣，故勾選背部』、『輕度』、『固定』之屍斑態樣」，有卷附該署1 11年1月6日函文暨照片可參（聲再更一卷二第331至333 頁），及113年7月19日函詳述事後依初驗光碟比對法醫研究所解剖照片說明認定上述屍斑狀況之依據（聲再更三卷二第151至152頁），堪信被害人經鑑定認係大量出血性休克死亡（非溺斃）。另佐以本案水池於案發後未據員警測量水深（聲再更一卷二第369至371頁）且現已拆除，以致無從查明案發現況，惟依代理人表示事後測量本案水池邊高（非水深）約57公分（聲再卷二第34、 101至133頁），及卷附案發現場照片（偵卷第100至101 頁），可知本案水池僅為餐廳附設景觀池，池內蓄水高度距離滿水位仍有一段距離、衡情可知水位不深，衡情一般人跌落其中仍可輕易起身而無由逕予溺斃，故依前述各情當可排除被害人溺斃之情。故本件業據法醫研究所先後針對本案待證事項（被害人死因及有大量失血情形）與聲請人所提質疑詳予說明，經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且未違背證據法則，再本院考量被害人死亡後係由法醫師實施解剖並親自見聞其屍身狀況，再依憑專業知識作成本案相關鑑定意見與釋明聲請人所指疑義，相較事後單純檢視、指摘原鑑定意見之詞更屬可採，故聲請意旨雖執李俊億審查意見質疑法醫研究所歷次鑑定結論，仍無從動搖原確定判決關於被害人死因之認定。　　㈤此外，李俊億審查意見另謂依監視器錄影畫面及現場照片分析，聲請人跌入本案水池前與被害人仍有相當距離、可見兩人並無肢體接觸云云（聲再更三卷一第188至195頁），然本院考量其並非具備影像分析專業，且細繹此部分意見內容無非係就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陳述個人意見，猶未可憑以取代卷附事實審法院勘驗結果（筆錄），自無從認係新證據，附此敘明。　二、藍錦龍鑑定意見部分　　　　　㈠本院前依聲請將卷附案發現場監視錄影畫面委請法務部調查局進行影像強化解析，業據該局回覆囿於送件錄影畫面解析度、難以進行局部放大強化（僅得將送鑑畫面周邊裁切及增強曝光）等語，有卷附該局113年7月26日調科參字第11303232690號函可參（聲再更三卷二第165頁）。至藍錦龍鑑定意見雖使用不同軟體（Potplayer撥放軟體、Pow erpoint影像校正功能及Adobe Photoshop）嘗試校正、調整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依其結果本院仍認無助於清楚辨識實際情況為何，故本件僅得依原始影像畫面併予參酌法務部調查局使用影像鑑識軟體處理後畫面內容為斷，合先敘明。　　㈡聲請意旨主要以藍錦龍鑑定報告分析卷附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擬證明聲請人在被害人跌入本案水池前、兩人所在位置仍有距離而無從發生肢體接觸，進而主張被害人係遭林志松刺傷之可能性較高云云。惟查：　　　⒈藍錦龍鑑定意旨所稱被害人遭林志松持刀刺傷一節，主要以案發現場監視器畫面擷取照片（聲再卷一第405至4 15頁）及局部放大畫面（即聲證2-2，聲再更三卷二第2 79至299頁）為憑，又本院前於110年8月19日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聲再更一卷一第386至388、397 至455頁），同樣受限於現場光線昏暗、畫面模糊畫面解析度較低之故（局部放大後更顯模糊），至多僅能證明甲男（即藍錦龍鑑定意見所指林志松）林志松於畫面所示時間曾近身接觸乙男（即藍錦龍鑑定意見所指被害人），尚難清楚辨認甲男手中所持何物（無從判斷是刀械）及藍錦龍鑑定意見所稱「林志松手持水果刀、且刀鞘掉在地面」、「林志松左手明顯持黑色刀刃至鄭朝議身後」、「林志松左手持刀接觸到鄭朝議約臀部上緣位置（或刺被害人後背）」、「右手仍持棍」、「鄭朝議疑遭林志松刺一刀仍無明顯反應」、「林志松持刀刺背後將刀抽離，鄭朝議明顯腰有閃身動作」、「鄭朝議遭林志松持刀刺背後，有明顯扶腰閃身動作」、「鄭朝議受刺後仍持續向前走了1-2小步面對邱彥銘」等情事（參見編號383、433至448號照片，聲再卷一第378、406 至415頁）。況林志松、被害人在本案衝突同屬一方並與聲請人、邱彥銘處於對立狀態，倘被害人此時遭林志松持刀誤刺，衡情應有閃避、抵抗或受痛倒地等身體反應或動作，惟依編號447、448號照片（聲再卷一第414 至415頁）暨本院勘驗所見（聲再更一卷一第387頁）僅約略顯示甲、乙男均往畫面左上方移動且乙男姿勢並無明顯改變肢體動作之情，自與聲請意旨不符。　　　⒉又本院前依聲請囑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下稱刑事警察局）針對「甲男（即藍錦龍鑑定意見所指林志松）之手中是否持有物品？倘有，是否為刀械？又係以右手或左手持有該物？」一節進行影像鑑定，亦經該局11 0年9月8日刑鑑字第1100093445號函覆「因原始影像欠清晰且所含之原始資訊不足，囑鑑事項無法鑑定」（聲再更一卷二第233頁），同樣無法獲致藍錦龍鑑定意見所指上情，即無從逕以其個人鑑定意見為斷。　　㈢聲請意旨另依藍錦龍鑑定意見其中模擬夜間手持本案手機及水果刀揮動實驗結果（聲再卷一第299至309頁），主張本件可排除聲請人持黑色水果刀刺傷被害人，且依編號49 1至493照片（監視器畫面時間00：14：28，聲再卷一第43 9至440頁）所示聲請人當時右手疑有白色物（應非刀械），經實驗比對不排除係手機螢幕亮光所致云云。然細繹前開實驗係在室內變換光線且試驗人員處於固定位置、正面朝向鏡頭所為，核與案發現場同時具有多處光源（例如路燈、庭園造景燈、路過車輛車燈）且色澤、強度不一共同交織而成，拍攝角度暨距離（監視器裝設在離地較高位置、相距人員衝突地點較遠），人員呈動態移動等重要變因亦明顯不同；又其中編號491至493號照片隱約可見聲請人手上似持有物品且有很小白色亮光、無拖動光影（無法辨識是何種物品），則與藍錦龍鑑定報告其中實驗結果本案手機於螢幕亮光時呈方形光亮或白色光亮拖動光影（編號 236至243號照片）不盡相同。再本院當庭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仍無法看出聲請人手中持有手機（聲再更一卷一第387至388、437至443頁），復在原確定判決第二審及本件再審調查程序先後委請刑事警察局針對聲請人於追逐被害人過程中是否手持物品（或何物）進行影像鑑定，同經該局以103年11月4日刑鑑字第1030098791號、110年9 月8日刑鑑字第1100093445號函覆無法鑑定在卷（上重訴卷一第190至194頁，聲再更一卷二第233頁）。另佐以聲請人於原確定判決歷次偵審俱未供述案發時攜帶或手持2 支手機之情，直至再審調查程序亦無法供述所稱攜帶2支手機門號為何（僅在警詢供稱其手機號碼為0000000000，另見下列㈣所述），與103年4月2日第一審準備程序供稱當時只用手抵抗，沒有拿武器，我有將手機交給我哥哥邱彥銘（重訴卷一第68頁），及本件再審調查程序稱「（為何電話沒有打通，你把手機拿給你哥哥？）因為當時對方還沒有打到我的時候，我就把我的手機拿給我哥哥，…」（聲再更一卷一第384頁）等語，足見聲請人自追逐被害人起至被害人遭人持刀刺傷跌落本案水池過程中是否果有手持本案手機一節顯屬有疑，即難率爾以藍錦龍上述實驗結果為斷。　　㈣其次，聲請人雖補述事後回想案發當時所持手機門號係0000000000，之後改稱為0000000000云云（聲再更一卷二第173至174、351至352頁），先後所述即有不一。又此經本院囑請楠梓分局查覆案發現場是否查獲聲請人遺（掉）落之手機或在聲請人、邱彥銘身上查扣其他手機（或其2人自行提出）等情，茲據該局函覆案發後僅於本案餐廳北向人行道查扣本案手機，此外未在聲請人、邱彥銘查扣其他手機，僅聲請人於警詢自述電信門號為0000000000等語，有該局110年9月13日高市警楠分偵字第11072455800號函附職務報告與本案採證、扣押物品清單可憑（聲再更一卷二第187至231頁)，且本案手機事後亦發還邱彥銘受領在案（參見104年度執字第16940號執行案卷所附邱彥銘意見書及檢察官扣押〈沒收〉物品處分命令；另聲請人僅領回個人衣褲）。茲依上情暨前㈢所述聲請人於原確定判決歷次偵審非僅未曾供稱本案手機係自己所有或案發當時果有持用2支手機，亦未言及使用「0000000000」或「0000000000」門號一事；而本院前向台灣之星公司函詢聲請人先後所指「0000000000」、「0000000000」門號於案發時使用狀況，業據該公司函覆其中「0000000000」申辦人為林佩君，「0000000000」申辦人為聲請人（原號為0000000000於2009年10月6日換號為0000000000，申請日期98年4月7日、帳單地址高雄市○○區○○路000號、停話日期103年12月22日），該2門號繳費、通聯及上網紀錄皆逾保留期限，故無相關資料可提供（聲再更一卷二第273至279、309至313頁），固可認定聲請人曾持用0000000000門號，仍無相關通聯或基地台等相關紀錄可查。是本件既無從推認聲請人於追逐被害人過程中果有持本案手機之情，猶無從徒以聲請人申辦該門號而異此認定。　　㈤再聲請意旨依藍錦龍鑑定意見乃認聲請人案發當時衣著無法預藏25公分之水果刀，憑以指摘原確定判決認定聲請人與邱彥銘因恐談判時發生衝突，遂各預藏1把水果刀赴約，嗣後持以刺殺被害人之情有誤云云。然觀乎藍錦龍鑑定意見所使用衣褲與聲請人於案發當時穿著款式並非相同（見卷內照片，偵卷第40、124頁反面至125頁反面；聲再卷一第214至219頁），本難逕採信該鑑定意見測量結果。又原確定判決乃以第二審判決所認定事實為基礎，而該第二審判決業依卷附諸般事證詳述理由認定被害人事前確有預藏水果刀，繼而持扣案刀鞘2個其內水果刀（未扣案）之一刺擊身亡（主要死因為「左胸背有單一穿刺傷」），雖未針對聲請當時衣著是否可能預藏25公分水果刀一節加以論述，但其餘論斷說明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亦與經驗暨論理法則無違，另參以一般人所穿短褲口袋雖係作為供人放置物品使用，但藏放該等尺寸刀械尚不以放置口袋為限，是聲請人所提此部分鑑定意見仍不足以動搖原判決而不具確實性。　　㈥另聲請意旨迭以藍錦龍鑑定意見其中針對犯罪現場進行重建及模擬結果，併依李俊億審查意見（此部分不足採認之理由如前㈤所述）質疑聲請人於案發當時相距被害人尚有相當距離、不可能持刀刺擊被害人云云。惟其中關於「被害人可能遭林志松刺傷」、「聲請人手中所持物品應係本案手機」、「聲請人所穿衣著無法藏放25公分水果刀」等節均無從採認，已如前述；又本件案發現場監視錄影受限於現場光線昏暗、畫面模糊畫面解析度較低之故（局部放大後更顯模糊），難以適當影像技術進行局部放大強化（僅得將畫面周邊裁切及增強曝光，參見前㈠所述），遂須依原始影像畫面併參酌法務部調查局使用影像鑑識軟體處理後畫面內容為斷，而該錄影畫面前經原確定判決第一審法院詳予勘驗且聲請人對此未加爭執（重訴卷一第101至1 02、128頁），本院亦在再審調查程序重行勘驗在卷（聲再更一卷一第386至388、436至451頁筆錄及截圖），至藍錦龍鑑定意見雖使用不同軟體校正、調整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影像，俱無從清楚辨識聲請人與被害人間實際距離或各自肢體動作，故其所謂「聲請人與被害人當時之距離約3至4步、或至少介於150公分到200公分，斷定被害人並非遭聲請人持刀自其背後刺殺身亡」當係就該等畫面逕為個人解讀推論，仍無從逕認聲請人主張「雙手無法觸及被害人身體，可排除其觸及被害人致其落入本案水池之可能」之情為真，進而憑以動搖原確定判決基礎事實。　三、關於其他在場證人之證述部分　　　聲請意旨另謂證人方士銘、林俊廷、盧俊衛針對重要情節所述先後反覆不一，不足憑為認定事實之依據云云，無非係以前揭李俊億審查意見及藍錦龍鑑定意見為據，徒憑己意針對原確定判決證據採認及事實論斷結果重為爭執或指摘違背經驗法則，要未具體提出此部分證據方法有何不可信或指明漏未審酌有何足生影響判決之重要內容，自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規定不符。　四、準此，「本案裁判」與「聲請再審」兩者性質不同，前者係法院依法定程序審理暨藉由審級救濟制度憑為正當法律程序之基礎，且因判決確定而發生實質確定力，具有一事不再理暨避免被告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危險之程序功能。後者則係為匡正已確定判決所發生之事實誤認瑕疵而設計，屬非常救濟手段，應於保障人權以實現正義與確保法安定性以維繫人民對裁判之信賴二者間，求其兩全。又因聲請再審乃針對已確定之刑事判決所為，故聲請再審所憑新事證自須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亦即必須在尊重原確定判決對原卷存舊事證所為評價之前提下，併就因新事實、新證據加入對舊證據所造成之影響、修正綜合考量，依客觀存在之經驗法則、論理法則而為判斷，此與判決確定前之通常上訴程序，為發揮審級制度功能，上級審法院不受下級審法院證據評價拘束之情形迥異，更不得逕以事後第三人之相異判斷即遽謂為新事證。是聲請意旨所執李俊億審查意見及藍錦龍鑑定意見固係重行檢視卷附部分事證、再依憑個人專門知識經驗加以解讀，所執結論雖與原確定判決認定基礎事實不同且未經原確定判決法院調查審酌，但依前述此等意見與原確定判決已調查審酌之舊證據綜合判斷，既無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事實認定之可能性，仍不屬刑事訴訟法420條第1項第6款「新事實或新證據」。　五、是否調查其他事證部分　　㈠最高法院本次發回意旨雖謂「…倘存有疑義，於再審聲請程序中，本可傳訊鑑定人瞭解或為相當之調查」，然本件業經本院針對聲請人所提出李俊億、藍錦龍歷次審查及鑑定意見加以實質審酌（僅認定結果仍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檢察官、聲請人暨代理人意見亦認無傳訊上述鑑定人到庭重述鑑定意見之必要（聲再更三卷一第242頁），至代理人雖主張如法院針對該鑑定意見原理、技術等問題尚有疑慮、可傳喚該鑑定人到庭說明釐清，實則本院針對前開審查及鑑定意見所採行原理、方法並無疑慮，乃係認該等鑑定意見仍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認定事實之結果，此部分遂無傳訊到庭之必要。　　㈡又最高法院發回意旨另謂「…為求慎重及檢視該鑑定可信度，亦非不可再對該監視器光碟重為勘驗、比對」，聲請人則聲請傳喚證人劉則彣（綽號「牛肉」，擬證明聲請人於案發時持用兩支手機），及代理人聲請調閱本案相關影像紀錄原始電子檔（包括但不限於案發現場勘查照片及影片、相驗紀錄照片及影片、解剖紀錄照片及影片等）、被害人解剖相關影像紀錄所有原始檔（包括但不限於被害人之外觀、解剖觀察、顯微鏡觀察、毒物化學檢驗等解剖過程照片及影片），及以電腦螢幕逐圖接續來回播放方式重行勘驗調查局函附增強曝光圖檔（聲再更三卷二第11、233 至234、274至275頁）。其中證人劉則彣既未在場見聞案發過程，且依聲請人自承「我要打給我高中同學綽號『牛肉』，但是沒有打通，…所以電話沒有打通」等語（聲再更一卷一第384頁），而本件現時已無案發時相關門號通聯紀錄或基地台位址以供調查（況未接通電話亦不會留下通聯紀錄），該證人即與待證事實無重要關係而無調查之必要。又上述聲請調閱本案相關影像部分俱經承辦機關（高雄市警局、法務部法醫研究所）先前提出各該勘查報告暨解剖報告在卷（附有照片），客觀上難認有何再行提出電子檔之必要。至代理人前揭聲請勘驗部分性質上仍屬針對同一證據再行聲請，且依前述卷附監視器錄影畫面囿於送件錄影畫面解析度、難以進行局部放大強化（參見前開㈠所述），已據法務部調查局函覆在卷，本院亦認再無重行勘驗之必要，附此敘明。肆、綜前所述，聲請人雖迭以前詞指摘原確定判決認事用法不當云云，然參酌原確定判決乃綜合審酌各項事證，說明聲請人就聲請再審（即被害人死亡）部分應成立刑法第271條第1項殺人罪，及敘明各項抗辯何以不足採信之理由，核其論斷俱未違背論理法則及經驗法則。是聲請人既未提出任何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抑或具體指明原確定判決漏未審酌有何足生影響判決之重要證據，依其所指各情僅就原確定判決關於證據採認及事實論斷結果重為爭執，即與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聲請再審要件不符。故本件再審暨停止刑罰執行之聲請俱無理由，均應駁回。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34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鄭伊芸

2024-12-17

KSHM-113-聲再更三-2-20241217-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056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張凌甄民國00年0月0日生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年度執聲字第642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張凌甄犯附表所示各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伍年柒月。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張凌甄（下稱受刑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數罪，先後經法院判決確定如附表，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及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等語。二、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即對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等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以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另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然對於法律之內、外部界限仍均應受其拘束。三、查受刑人犯附表所示之罪，業經法院判處如該表所示之刑暨日期確定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各該刑事判決在卷可稽，其中編號1至4與編號5雖分別係得（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乃屬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例外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惟經其具狀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本院卷第9至1 1頁），符合同條第2項規定，從而檢察官依其請求而為聲請，本院審核認為正當。又編號1至4前經法院定應執行刑在案，然既有附表所示之罪應定執行刑，前揭所定之刑即當然失效，本院自可更定其刑。是本件既不得逾越刑法第51條第5 款所定法律外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所示各罪總和，亦應受內部界限拘束（即有期徒刑5年11月），復審酌附表所示各係施用（販賣）第二級毒品、其中施用部分不法內涵相同但前經定執行刑在案，暨各罪實施時間等諸般情狀，另受刑人僅以書面陳述希望與另案販賣合併定刑（未針對本案具體表示意見）等語在卷，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至其所犯編號1至4之罪先前雖經法院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惟因與其餘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合併定應執行刑，即毋庸再行諭知，附此敘明。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鄭伊芸附表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備註法院、案號判決日期法院、案號確定日期編號1至4前經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 1 施用第二級毒品有期徒刑參月 (得易科罰金) 112.2.16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3811號 112.11.2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3811號 112.12.27 2 施用第二級毒品有期徒刑參月(得易科罰金) 112年4月26日18時50分回溯72小時內某時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4177號 113.3.4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簡字第4177號 113.4.3 3 施用第二級毒品有期徒刑肆月(得易科罰金) 112年8月17日18時50分回溯72小時內某時臺灣台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沙簡字第108號 113.3.18 臺灣台中地方法院113年度沙簡字第108號 113.4.23 4 施用第二級毒品有期徒刑參月(得易科罰金) 112.4.20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簡字第66號 113.4.22 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簡字第66號 113.5.22 5 販賣第二級毒品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12.2.12 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231號 113.7.18 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231號 113.8.22

2024-12-17

KSHM-113-聲-1056-2024121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54號上訴人即被告黃光良上列上訴人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 1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988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　及　理　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原審以上訴人即被告黃光良（下稱被告）犯「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7月」，並諭知「未扣案之鷹架伍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其認事用法、量刑及沒收，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該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另就被告上訴意旨補充理由如後述。二、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就本判決所引各項證據（含傳聞證據、非傳聞證據及符合法定傳聞法則例外之證據）之證據能力，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55至 57頁），且其等於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對於卷附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已知其情，而未聲明異議。本院認卷附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並無任何違法取證之不適當情形，以之作為證據使用係屬適當，自得採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先予指明。三、關於上訴意旨之說明：　　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既係利用露天倉庫主人即告訴人黃建昌（下稱黃建昌）置於該倉庫鐵皮圍籬外之工作梯，翻越鐵皮圍籬而進入該倉庫，要非以他法攀爬入內，應該只能論以普通竊盜罪，原審誤對被告論以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自有未合；另原審未及審酌被告勉力打零工賺錢賠償黃建昌新臺幣（下同）5000元，亦有量刑過重之失等語，求予對被告量處得聲請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之6月以下有期徒刑。經查：　㈠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所定之加重竊盜罪，係以「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為其加重條件，而特科以較同法第320條之普通竊盜罪為重之刑，其理在於一般人選擇將財物置放於以安全設備防護之空間內，均已有符合社會相當性之足夠信賴（即財產隱私之合理期待），而能安於生活上其他各項活動，不再掛心於財物是否被不法侵奪乙事；且另方面，行為人無論經由何種手法、方式，致令安全設備失去預定之防閑效用，均已展現較高之犯罪能量而具有較高之可責性，自應科處重於普通竊盜罪之刑，始符罪責相當。是被告未經許可，無故攀爬跨越黃建昌露天倉庫外圍之鐵皮圍籬，致令該鐵皮圍籬失其防閑作用，核被告所為，自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之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無訛，被告誤認擅自使用露天倉庫主人置於該倉庫鐵皮圍籬外之工作梯闖入其內，即僅構成普通竊盜罪，尚不足採。　㈡原審本已將「被告業與黃建昌達成和解（註：應是「調解」）並約定於114年6月30日前賠償5000元，且黃建昌已具狀表示請求法院對被告從輕量刑，給予被告自新機會」等情，納為有利被告之量刑審酌，而如附件所示，並無遺漏，至於被告雖提出其於原審判決後之113年8月27日下午，始與黃建昌締結和解書，表明其已實際賠償黃建昌款項，固有卷附該和解書、本院電話查詢紀錄表可按（本院卷第14、87頁），但該和解書上載其實際賠償之金額既同為5000元，則被告並未增加賠償金額而僅是提前清償，而核與原審本已納為量刑審酌之前述有利被告事項差異甚微，要無足稍予動搖原審量刑之正確、妥當性，是原審量刑尚無過重之失。遑論被告與黃建昌調解成立之日乃為113年8月13日，且被告當時乃因反覆實施竊盜犯罪之另案，而自113年7月22日起持續偵查中羈押，並於113年8月21日方獲釋，有調解筆錄、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在卷可佐（原審易字卷第103至104頁，本院卷第31至49頁），對比被告自承打零工是以一日薪酬12 00元計，且星期六、日無工可做（本院卷第65頁），則被告另所稱其是以打零工所得提前清償黃建昌之真實性，本屬有疑，茲經本院向被告所陳報之打零工場所函詢結果，乃獲「本公司經查113年8月22日至27日期間，並無黃光良此人由本公司派遣及領取工資等相關事件」之明確回覆（本院卷第91 頁所附金琪華人有限公司函參照），益徵被告關於其勉力從事臨時工作賺錢賠償黃建昌等所述，應非實情。又被告實際（提前）賠付黃建昌之款項，來源既有可疑，苟本院竟以此逕對被告從輕量刑，不啻有鼓勵犯罪之嫌，自非所宜。復基於不宜鼓勵犯罪之同一理由；再參諸不只被告原迭坦認變賣本案露天倉庫鷹架得款之次數要非單一（警卷第4至6頁），且黃建昌更係在自認損失總金額應達5萬元狀況下（警卷第1 1頁參照），或考量親友顧忌指證被告等故（偵卷第67至70 頁所附陳報狀參照），最終僅以區區5000元與被告調解成立等節，本院因認縱令被告已實際賠償黃建昌5000元，仍難逕與「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等視，且如此認定尚無對被告過苛之疑慮，故猶予維持原審考量「為求徹底剝奪被告之犯罪所得，杜絕犯罪誘因，防止被告…另有不法利得… （起）僥倖心理，有失公平正義」等項後所為之沒收決定，亦併指明。　㈢綜上，被告上訴意旨所述均屬無理由，應予駁回其上訴。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楊慶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林永村　　　　　　　　　　　　　　　　　　　法　官　莊珮吟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王居珉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310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黃光良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29884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黃光良犯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處有期徒刑柒月。未扣案之鷹架伍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黃光良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踰越安全設備竊盜之犯意，於民國112年7月1日3時36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 號汽車至黃建昌位於高雄市大寮區自由路220巷置放鷹架之倉庫外，利用黃建昌置於倉庫圍牆外之工作梯翻越鐵皮圍籬進入倉庫，並將倉庫內之鷹架往外丟至一旁田地，得手後駕駛上開汽車將其中5塊鷹架先載往他處變賣。嗣因黃建昌之堂弟黃政問聽到聲響，察覺有異通知黃建昌，而黃建昌到場後發現倉庫內鷹架遭丟置到倉庫後方田地內，在現場等候時，黃光良又駕駛上開車輛返回現場欲載走剩餘鷹架，然因犯行遭發現而逃逸，黃建昌因而報警處理，循線查悉上情。二、案經黃建昌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林園分局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及被告黃光良均同意有證據能力（院卷第67至69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認上開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另本判決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警卷第3至7頁，院卷第62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黃建昌於警詢及偵查中（警卷第9至12頁，偵卷第41至43頁）、證人黃政問於偵查中（偵卷第61至62頁）證述之情節相符，並有現場蒐證照片（警卷第13至17頁）、監視器畫面截圖（警卷第 19至25頁）、牌號「0405-TE」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及違反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暨違停車輛領據（警卷第27至30頁）、黃政問手機內翻拍照片（偵卷第65頁）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信屬實。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　㈠按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款規定將門窗、牆垣、其他安全設備並列，所謂「牆垣」係指以土磚石作成者，包括住宅或建築物之牆壁，及圍繞房屋或其庭院土地上之圍牆；而所謂「其他安全設備」，指門窗、牆垣以外，依通常觀念足認防盜之一切設備而言。經查，本案遭竊倉庫外圍設有以鐵皮浪板搭建而成之圍籬，具有與外隔絕防閑之作用，有現場蒐證照片可佐（警卷第13頁），該鐵皮圍籬既非以土磚石作成，且為分隔倉庫內外防閑而設，自屬第321條第1項第2款所稱「其他安全設備」。被告以攀爬翻越倉庫外圍作為安全設備之鐵皮圍籬之方式，侵入該倉庫內行竊，被告此舉已使上開鐵皮圍籬喪失防閑作用，揆諸前揭說明，已符合「踰越安全設備」之加重要件無訛。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 2款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公訴意旨認被告所為係犯第321條第1項第2款逾越牆垣竊盜罪，尚有未洽，惟此僅為加重條件之變更，乃屬單純一罪，毋庸變更起訴法條，附此敘明。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已有多次竊盜前科，竟仍不知悔悟，率爾翻越圍籬進入告訴人之倉庫內行竊，得手後駕車返回該處試圖竊取更多鷹架，幸因告訴人經他人提醒在場喝止始未能得逞，而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一度辯稱鷹架一開始就放在倉庫外云云，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應予非難；惟姑念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終能坦承犯行，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約定於114年6月30日前賠償新臺幣（下同）5,000元，告訴人已具狀表示請求法院對被告從輕量刑，給予被告自新機會等情，有調解筆錄及告訴人之刑事陳述狀可佐（院卷第85至89頁）；兼衡被告自陳之犯罪動機及目的、告訴人遭竊財物數量及價值，被告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詳本院審理筆錄）、前科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及告訴人對於本案陳述之意見（審易院卷第40至41頁）等一切具體情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沒收：　　　　被告竊得之鷹架5塊為其犯罪所得，未扣案亦未發還或賠償告訴人，被告固稱竊得之鷹架均已變賣，得款1,000元等語（警卷第6頁），然卷內除被告供述外，其是否有轉賣、又轉賣實際所得金額等情均無任何事證可憑，尚難認定確已變賣鷹架而喪失事實上支配處分權，或其變賣所得款項之數額為何。為求徹底剝奪被告之犯罪所得，杜絕犯罪誘因，防止被告僥倖保留或另有不法利得，且避免被告一律臨訟供稱已以低價變賣，即可免於犯罪所得原物之沒收與追徵之僥倖心理，有失公平正義，認仍應沒收原物即鷹架5塊，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高永翰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河山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刑事第三庭　法　官　胡家瑋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1　　日　　　　　　　　　　　　　　書記官　簡雅文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2-17

KSHM-113-上易-454-20241217-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035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劉智榮民國00年0月00日生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3年度執聲字第628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劉智榮犯附表所示各罪，所處各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參年壹月。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劉智榮（下稱受刑人）因妨害自由等數罪，先後經法院判決確定如附表，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 條第1項及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等語。二、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並非予以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不當之利益，為一種特別的量刑過程，即對犯罪行為人或受刑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之法律拘束性原則下，依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採限制加重原則，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資為量刑自由裁量權之外部界限，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等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以兼顧刑罰衡平原則（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440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踰越。另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然對於法律之內、外部界限仍均應受其拘束（最高法院91年度台非字第32號判決意旨參照）。三、查受刑人犯附表所示之罪，業經法院判處如該表所示之刑暨日期確定在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各該刑事判決在卷可稽，其中編號3至6與編號1、2雖分別係得（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乃屬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例外不得併合處罰之情形，惟經其具狀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本院卷第9 頁），符合同條第2項規定，從而檢察官依其請求而為聲請，本院審核認為正當。是本件既不得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法律外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所示各罪總和，亦應受內部界限拘束（即有期徒刑3年3月），復審酌附表所示各係（加重）竊盜及妨害自由罪、多數行為不法內涵相同暨實施時間相近，與部分犯行前經裁定應執行刑（如備註欄所示）等諸般情狀；另受刑人經本院通知迄未表示意見，爰定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至編號3至6之罪先前雖經法院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惟因與其餘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合併定執行刑，即毋庸再行諭知，附此敘明。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鄭伊芸附表編號罪名宣告刑犯罪日期　　　最後事實審　　　　確定判決備註法院、案號判決日期法院、案號確定日期編號1至5前經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 1 加重竊盜有期徒刑捌月（共5罪） 109.4.13至109.6.1 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341號等 112.1.19 本院111年度上易字第341號等 112.1.19 2 加重竊盜有期徒刑玖月 109.5.26 3 竊盜有期徒刑伍月(得易科罰金) 109.5.25 4 竊盜有期徒刑肆月(得易科罰金) 109.6.1 5 竊盜有期徒刑參月(得易科罰金，共2罪) 109.5.25 6 妨害自由有期徒刑參月(得易科罰金) 109.6.27 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554號 113.10.16 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554號 113.11.13

2024-12-17

KSHM-113-聲-1035-2024121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53號上訴人即被告張凱翔選任辯護人王聖傑律師沈宏儒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 5 號中華民國113 年8 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 年度偵字第1876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張凱翔（下　　稱被告）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判處有期徒刑 4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下同)1 千元折算1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33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告訴人涂珄瑝（下稱告訴人）雖於民國113年11月22日出具刑事陳述意見狀，並請求檢察官上訴。然檢察官係於113年9 月11日收受原審判決，有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351 頁)，告訴人遲至113年11月22日始具狀請求檢察官上訴，顯已逾20日之上訴期間，檢察官顯無從依告訴人之請求提起上訴，合先敘明。　　三、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辯稱：㈠原審判決未執直接證據，反僅執間接證據進行推測，惟證人證述是否確能證明被告犯罪事實，洵非無疑，原審認定顯然與刑事訴訟之罪疑唯輕原則相違。㈡被告偕同告訴人過戶AYA-1186號自小客車（廠牌為BMW、型號為118i，下稱A車），係經告訴人之同意而為，被告亦確實有代告訴人清償貸款，則本案應僅屬民事債務不履行之範疇而已云云。經查：　　　　㈠原審綜合卷內證據資料，本於調查所得心證，分別定其取捨　　而為事實上之判斷，均已於理由內詳加說明，對於被告否認犯罪所持辯解不可採之理由，亦均詳予指駁，其證據之取捨　　及判斷並不違背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且原審業　　依刑法第57條揭示之各種量刑條件妥為斟酌，認事用法均無　　違誤，量刑亦稱允當，尚無失輕、過重或違反比例原則、平　　等原則之情形。　　　㈡證人即告訴人證稱：我與被告從112年1月底開始交往，我有跟被告講我要換車，我於111年4月間就訂了賓士A180摘星，但還沒有交車，被告說他有認識的車行可以幫我估價，於是我就傳了里程數跟一些資料給他，他就跟我說A車在二手市場粗估可以賣到80至90萬元左右，我本來是要把A車賣掉，去補貼購買新車部分的錢，但被告說他有另外一台BMW318的車，說要賣他那台車，叫我A車不要賣掉、可以共開，他說會先把我A車的尾款跟銀行結清，再去購買新車，但他很不喜歡賓士A180，所以他就執意要我換成別的系列。被告說新車是用我的名字買的，所以A車就要過戶到他的名下，因為他已經付了剩餘的33萬元貸款。112年2月17日我們在新竹聯立賓士看新車，約定頭期款約80萬至90萬元，被告說他會支付新車頭期款，我認為被告告知我A車估價約有80至90萬元，既然被告已經結清33萬元貸款，至少還要支付50萬元，所以才透過業務薛晶文去聯絡被告至少先支付50萬元，後來被告非但沒有依約支付新車頭期款，也已將A車出售等語。　㈢被告於112年2月17日與告訴人共同前往新竹聯立賓士，係為購買告訴人之新車，並非各自看車，且被告有當場表示要幫告訴人支付新車頭期款，惟嗣後經薛晶文多次以LINE聯繫被告繳款，並詢問被告可否先轉帳50萬元，被告均未依約給付，後續再無法聯繫等情，亦據證人薛晶文證述明確，並有薛晶文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足參。則由賓士新車乃以告訴人之名義購買，證人薛晶文卻係聯繫被告繳納頭期款以觀，益徵被告確有承諾支付告訴人購買新車之頭期款無訛。　㈣告訴人購買新車之後續貸款係由告訴人自行清償乙節，除據告訴人證述外，復為被告所是認，倘若告訴人已因經濟壓力無力支應A車剩餘貸款，自無可能再貸款購買更高額之新車，是被告辯稱其並未承諾支付新車頭期款，而是因為要替告訴人緩解經濟壓力，才會以繳清A車剩餘貸款為對價取得A車云云，已難採信。再由被告於A車過戶(112年2月17日)之翌日(18日)，旋即以66萬元將A車轉售中古車行，嗣於一週內，A車陸續以73萬元、76萬5千元之價格遭轉手賣出，有A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及各次交易之汽車買賣合約書可證。經原審函詢汎德永業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汎德高雄分公司關於A 車於112年2月間之剩餘殘值，亦可估得達55萬元之價值，有該公司113年4月16日汎德永業汎德高雄113字第6號函足稽。足徵A車於告訴人過戶予被告之際，在中古車市場間之價格，絕對遠高於被告所繳清之剩餘貸款33萬元，且顯非被告所辯可與告訴人共用A車之利益即足以填補，亦非被告嗣於原審改稱僅屬代墊性質之付款可相比擬。則倘被告未以承諾支付告訴人購買新車頭期款為詐術，殊難想像告訴人有何將A 車過戶予被告之可能。　　　㈤而被告於原審中改稱只有說要幫告訴人代墊新車頭期款云云，除與被告此前歷次答辯及證人薛晶文上開證述皆有未合；且由被告未告知告訴人即轉售A車獲利33萬元後，猶隱瞞該等事實，對告訴人、證人薛晶文催繳新車頭期款之訊息置之不理，均難認被告有何為告訴人代墊新車頭期款之意思。準此，堪認被告本即具備詐欺取財之犯意及不法所有之意圖，並已實際施用前述詐術，致告訴人遭詐過戶A車而受有損害，被告所為確與刑法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相符，要非僅止於債務不履行之民事糾葛而已。　　　㈥綜上所述，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罪，而指摘原判決不當，為　　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盧葆清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7　　日　　　　　　　　　　　　　　　　　　　書記官　黃園芳【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5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張凱翔　選任辯護人　沈宏儒律師　　　　　　王聖傑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18766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張凱翔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參拾參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一、張凱翔與涂珄瑝前為情侶，於民國112年2月間某日，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對涂珄瑝佯稱：可為涂珄瑝結清其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廠牌為BMW、型號為118i，下稱A車）剩餘貸款約新臺幣（下同）33萬元，並支付涂珄瑝購買新車所需頭期款，惟涂珄瑝須將A車過戶予張凱翔等語，再於同年2月14日先向銀行結清A 車33萬元貸款，以取信於涂珄瑝，致涂珄瑝陷於錯誤，於同年2月17日13時許，在新竹市○區○○路00號新竹市監理站，將 A車過戶予張凱翔使用，張凱翔詐欺取得A車後，隨即於同年 2月18日將A車以66萬元之價格出售予中古車行。嗣因張凱翔未依約給付涂珄瑝向新竹聯立賓士購買新車之頭期款，復聯繫無著，經涂珄瑝報警處理，始悉上情。二、案經涂珄瑝訴由新竹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而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時，知有該等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當事人及辯護人於準備程序中均就證據能力表示沒有意見（見易字卷第123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2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有證據能力。二、至於本判決其餘所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張凱翔固坦承有為告訴人涂珄瑝結清A車33萬元貸款，經告訴人過戶A車至其名下後，於翌日即出售A車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詐欺取財之犯行，辯稱：告訴人是自願過戶A 車給我，我沒有承諾幫告訴人支付新車頭期款，我只是要幫告訴人代墊新車頭期款；當時告訴人因為疫情關係收入不穩定，有房貸、車貸壓力，我就說要幫他繳清A車的貸款，但因為我們剛認識不久，所以我要求他先把A車過戶到我名下，我們在交往期間可以共開A車；我當日有跟告訴人一起去賓士看車，但我們是各自看各自的車子，我是要買E200；我拿到A車之後，車行告訴我這是事故車，我才會賣掉，價差才10幾萬元，我不可能這樣就說要支付頭期款50幾萬元；我與告訴人於A車過戶前就陸續有口角爭執，後期就沒有見面了，我也沒有再理會告訴人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以：本案告訴人主張被告施用之詐術，除告訴人單一指訴外，並無其他證據可補強，亦無法證明被告有何主觀犯意，無法排除被告所述當時係為幫告訴人紓困，才向告訴人購買A車之可能；且依汎德公司回函，當時A車殘值僅有55萬元，絕非告訴人所主張之80萬至90萬元，因此被告不可能於清償A車剩餘貸款33萬元後，再幫告訴人給付高達50萬元之頭期款；至 A車殘值與被告清償之貸款間雖有價差，然當時告訴人與被告在交往關係中，雙方於可以持續共享車輛之共識下，才會有過戶的行為；退萬步言，縱被告有向告訴人承諾要代償50 萬元頭期款，卻未履行承諾，亦僅屬民事糾紛、債務不履行層次，不應逕以詐欺罪相繩等語。　　　　二、經查，被告與告訴人前為情侶，於112年2月間某日，被告有與告訴人談定替告訴人結清A車剩餘貸款，被告並於同年2月 14日向銀行結清A車之33萬元貸款。嗣被告於同年2月17日，與告訴人一同前往新竹聯立賓士，與業務商談購買賓士新車事宜；告訴人亦於同日13時許，在新竹市監理站，將A車過戶予被告使用。被告取得A車後，即於同年2月18日將A車以6 6萬元之價格出售予中古車行等情，為被告所是認（見易卷第123至124、310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證人即新竹聯立賓士業務薛晶文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證述相符（見警卷第7至10、15至17頁；偵卷第137至147頁；易卷第254 至295頁），並有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公路監理資訊連結作業-車號查詢車籍資料、億誠國際汽車提供之汽車買賣合約書、行照等件附卷可稽（見警卷第 11至14、19至22、41頁；偵卷第19頁；易字卷第209、213頁），是此部分之事實，應堪認定。　　　　三、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㈠觀諸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與被告是從112年1月底左右開始交往，我有跟被告聊到我要換車的事情，因為我於111年4月間就訂了賓士A180摘星，但還沒有交車，被告就說他有認識的車行可以幫我估價，於是我就傳了里程數跟一些資料給他，他就跟我說A車在二手市場粗估可以賣到80至90萬元左右，我想說他如果有認識的就讓他處理。我本來是要把A車賣掉，去補貼購買新車部分的錢，但被告說他有另外一台BMW318的車，說要賣他那台車，叫我 A車不要賣掉、可以共開。然後他就說他那台BMW318要修五天，他會先把我A車的尾款跟銀行結清，再去購買新車，但他很不喜歡A180，所以他就執意要我換成別的系列。被告說新車是用我的名字買的，所以A車就要過戶到他的名下，因為他已經付了剩餘的33萬元貸款。另外被告還要再給我買新車的頭款，新車是用我的名字，貸款也是我的名字。112年2 月17日在聯立賓士談論新車貸款時，被告有講說要付全部頭期款，簽約時有說被告這幾天就要匯款，或是直接到展間付錢，當時約定的頭期款金額約80萬至90萬元之間，但因為後來被告沒有依約給付頭期款，我認為當時被告告知我A車估價約有80至90萬元，既然被告已經結清33萬元貸款，至少還要支付50萬元，所以才透過業務薛晶文去聯絡被告，請被告至少先支付50萬元。後來112年2月23日那天我生日要去臺北，需要用車，我很久之前就跟被告講了，當天才發現他都沒有要理我這件事情，也沒有跟我說他已經出售A車等語（見警卷第7至10頁；偵卷第137至141頁；易字卷第273至295頁）。　㈡其中被告於112年2月17日與告訴人共同前往新竹聯立賓士，係為購買告訴人之新車，並非各自看車，且被告有當場表示要幫告訴人付新車頭期款，惟嗣後經證人薛晶文多次以LINE 聯繫被告繳款，並詢問被告可否先轉帳50萬元，被告均未依約給付，後續再無法聯繫等情，亦據證人薛晶文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中證述明確（見警卷第16頁；偵卷第145至147 頁；易字卷第254至272頁），並有證人薛晶文與被告之LINE 對話紀錄截圖足參（見易字卷第193至201頁）。則由賓士新車乃以告訴人之名義購買，證人薛晶文卻係聯繫被告繳納頭期款以觀，益徵被告確有承諾支付告訴人購置新車所需之頭期款無訛。　㈢參酌告訴人提出之暫收據、車輛買賣合約書（見偵卷第55、1 89頁），顯示告訴人有先於111年4月6日間向聯立賓士預訂A 180摘星型號之車輛，並支付5萬元定金；嗣於112年2月17日改為訂購C200型號，並將已付訂定金轉入該訂單之事實。及告訴人與被告之LINE對話紀錄中，可見告訴人有於112年1月 31日前傳送A車里程數翻拍照片給被告；其後至112年2月13 日間，被告有談及要更換新車車款、A車可以給告訴人繼續開、被告自己的車送修五日期間雙方一起共開A車、被告結清A車貸款後即辦理A車過戶及看賓士新車；被告更有稱「我都願意還錢買車給你啦」，並向告訴人表示自己資金足夠支應賓士新車價款，再於112年2月14日傳送已清償A車剩餘貸款之收據翻拍照片，稱「相信我了嗎」、「我會好好照顧你的」，雙方遂約定於112年2月17日至監理站過戶A車後到賓士看車。嗣於112年2月18日，告訴人傳送賓士C-Class汽車照片予被告，詢問「我們是買這台嗎」，被告回覆「是」；其後告訴人於112年2月21日詢問「如果我要用車要怎麼跟你預約」，被告回覆「就跟我講，我開過去」；告訴人再於11 2年2月22日表示自己翌日要用車、詢問被告是否要幫其過生日，被告僅回覆「有啊」。此後告訴人接續於112年2月23日至同年月24日間傳送「我已經說過要去台北，今天要用車，為什麼你要搞消失」、「賓士的業務今天一直在等您付頭款 130萬（包含我的舊車剩餘款項50萬），你不會覺得結清33 萬就沒事了吧？我從來沒有說我的車要賣你33萬，所以如果你不打算付賓士頭款請還我錢50萬」、「如果你最後不想跟我共用覺得麻煩，那一開始就應該跟我買斷，不是騙我一起使用一起再買新車」、「你自己和阿傑說過我的車款大概剩餘價值約八十幾萬，那麻煩您三天內補齊匯款給我台新帳號，不然我可能會採取其他行動」等訊息，然被告均僅讀取訊息而未有任何回應（見易字卷第27至101頁）。　㈣上揭書證非但與告訴人前開證述之情節相符，且由被告係於A 車過戶前稱願意還錢買車給告訴人以觀，亦可徵被告除繳清 A車剩餘貸款外，確有承諾支付告訴人購買新車之價金，告訴人始會陷於錯誤而將A車過戶予被告。再觀被告於取得A車過戶前後，對告訴人之態度有明顯落差；及被告前稱可與告訴人共同使用A車，卻於A車過戶至其名下翌日，隨即將A車轉售他人，復於告訴人表達用車需求時，蓄意隱瞞已將A車出售之事實，嗣更斷絕聯繫等節，均顯見被告繳清A車貸款、承諾給付新車頭期款之行為，皆係以詐欺告訴人過戶取得 A車為目的，才會於得手後態度驟變。是被告以繳清A車貸款，並承諾支付告訴人購置新車所需頭期款為詐術，詐欺取得 A車後隨即變價獲利之事實，已堪認定。　㈤被告雖辯稱其並未承諾支付A車頭期款，係為替告訴人緩解經濟壓力，才會以繳清A車剩餘貸款為對價取得A車等語。惟告訴人購買新車之後續貸款係由告訴人自行清償乙節，除據告訴人證述如前，復為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是認（見易字卷第 307頁），倘若告訴人已因經濟壓力無力支應A車剩餘貸款，自無可能再貸款購買更高額之新車，是被告前揭辯解，已難採信。再由被告於過戶翌日即以66萬元之價格將A車轉售中古車行，嗣於一週內，A車陸續以73萬元、76萬5,000元之價格遭轉手賣出，有A車之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及各次交易之汽車買賣合約書可證（見警卷第41頁；易字卷第141、207、20 9頁）。縱經本院檢附A車詳細車況資料，函詢汎德永業汽車股份有限公司汎德高雄分公司關於A車於112年2月間之剩餘殘值，亦可估得達55萬元之價值，有該公司113年4月16日汎德永業汎德高雄113字第6號函足稽（見易字卷第231頁）。在在可徵A車於告訴人過戶予被告之際，在中古車市場間之價格，絕對遠高於被告所繳清之剩餘貸款33萬元，且顯非被告所辯可與告訴人共用A車之利益即足以填補，亦非被告嗣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僅屬代墊性質之付款可相比擬。則倘被告未以承諾支付告訴人購買新車頭期款為詐術，殊難想像告訴人有何將A車過戶予被告之可能。至被告抗辯其不可能為此等價差即願意支付告訴人之新車頭期款之詞，非但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反可見被告本即無為告訴人支付新車頭期款之真意，僅係以此為話術詐欺告訴人之事實。　㈥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改稱只有說要幫告訴人代墊新車頭期款等語，除與被告此前歷次答辯、前開證人證述皆有未合；且由被告未告知告訴人即轉售A車獲利33萬元後，猶隱瞞該等事實，對告訴人、證人薛晶文催繳新車頭期款之訊息置之不理，均難認被告有何為告訴人代墊新車頭期款之意思。綜上，堪認被告本即具備詐欺取財之犯意及不法所有之意圖，並已實際施用前述詐術，致告訴人遭詐過戶A車而受有損害，被告所為確與刑法詐欺取財罪之構成要件相符，要非辯護人所辯僅止於債務不履行之民事糾紛而已。四、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及辯護人所辯，均屬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被告上開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參、論罪科刑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為貪圖不法利益，率爾以上開方式詐欺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顯然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所為殊值非難。復考量被告犯後否認犯行，辯詞反覆，迄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與所生之危害，及其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無前科之素行，暨其於本院審理中自述之智識程度、工作、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見易字卷第313、325至326頁），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示懲儆。三、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刑法第38 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4項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詐欺取得A車後，即以66萬元之價格轉售予中古車行，A車嗣後亦確實已過戶他人乙節，業據被告陳述明確，並有前引車輛詳細資料報表、汽車買賣合約書可參。爰認被告本案犯行之犯罪所得，應以被告變賣A車所得款項，扣除被告已清償之A車剩餘貸款進行計算，而為33萬元（計算式：66萬元－33 萬元＝33萬元），此部分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盧葆清提起公訴，檢察官葉容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吳佳頴　　　　　　　　　　　　　　　　　　法　官　陳盈吉　　　　　　　　　　　　　　　　　　法　官　徐莉喬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如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8 　　月　　26　　日　　　　　　　　　　　　　　　　　　書記官林秋辰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2-17

KSHM-113-上易-453-2024121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93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94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蔡伯聰選任辯護人黃俊嘉律師陳秉宏律師被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 年度訴字第516 號、第838 號，中華民國112 年9 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偵字第8463號、110 年度偵字第22555 號、第22556 號、第22 615 號、第22616 號、第22617 號、第22619 號、第22620 號、第22621 號、第22622 號及追加起訴案號:111 年度偵緝字第185 1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事項：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僅對上訴人即被告蔡伯聰(下稱蔡伯聰)、被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下稱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合稱曾韋盛等4 人，若連同蔡伯聰，則合稱蔡伯聰等5 人) 關於原判決事實欄三(下稱犯罪事實三)部分之量刑提起上訴，而蔡伯聰就原判決事實欄一、二(下稱犯罪事實一、二)全部上訴及犯罪事實三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就蔡伯聰關於犯罪事實一、二部分應全部審理，就蔡伯聰等5 人關於犯罪事實三部分則僅就量刑部分予以審理，先予說明。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部分: 　　曾韋盛、施瀞文、陳家樺經查均未在監押（本院193 卷二第 71、73、本院194 卷第237 頁)，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均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三、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蔡伯聰及其辯護人、曾韋盛、謝旭、施瀞文，於本院審理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193卷一第3 03、305頁），或於本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貳、蔡伯聰關於犯罪事實一、二部分(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論罪)：一、犯罪事實一: 　　蔡伯聰（綽號巧達）於民國110 年9 月30日前某日，基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以高雄市○○區○○○路00號作為據點（下稱本案據點，同為湯川娛樂經紀公司之營業地點），並主持幫務，操縱、指揮成員為暴力討債等強暴、脅迫、恐嚇之犯罪手段，以此方式牟利，而主持、操縱、指揮上開犯罪組織。潘聰賢、謝旭（綽號小隻）、朱峻億、吳育丞（綽號小胖)、林清益（綽號大摳仔)均明知蔡伯聰係上開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者，竟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 110 年9 月30日前某日，加入上開犯罪組織，蔡伯聰設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供聯絡討債事宜，並向不特定人收取不良債權或接受他人委託收取債務，並於債務人未能如期還款時，即糾集組織成員對該等債務人施以暴力傷害、恐嚇及剝奪行動自由等犯罪暴行。二、犯罪事實二: 　　羅漢強為多元化計程車司機，於109 年10月1 日起至110 年 6 月4 日止向杜拜車業負責人吳宥鋐（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等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租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 輛，然於返還該車時，吳宥鋐認該車受有刮損，要求羅漢強負擔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之修車費用，羅漢強因認不合理，即未予理會，吳宥鋐則以通訊軟體LINE 告知羅漢強每日需加收1000元利息等語，吳宥鋐見羅漢強仍不理會，遂委託蔡伯聰追討羅漢強積欠之前開債務。蔡伯聰即夥同謝旭、宋汶祐（原審通緝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楊志紘（檢察官通緝中），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恐嚇及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蔡伯聰指揮謝旭於 110 年9 月30日22時許，以LINE向羅漢強佯稱有客人要到桃園，是否願意前往高雄市○○區○○○路00號載客云云，致羅漢強誤信為真，於同日23時32分許，前往上址載客。抵達後，有1 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女子，向羅漢強佯稱需其隨同進屋搬運行李云云，隨即將羅漢強帶入本案據點，蔡伯聰等人尾隨進入並將鐵門拉下，並向羅漢強稱需支付10萬元解決上開糾紛，羅漢強稍有不從，即由蔡伯聰、林清益徒手、陳家樺持木棍、朱峻億持塑膠椅毆打羅漢強，致羅漢強受有頭部、雙前臂、右手擦挫傷等傷害，吳育丞則坐在羅漢強旁邊助勢，以人數優勢對羅漢強產生心理壓制，以防止羅漢強脫逃。嗣蔡伯聰等人要求羅漢強交出身上之現金7000元，復要求羅漢強以手機開啟網路銀行帳戶，於羅漢強輸入密碼錯誤時，由林清益持刀對羅漢強恫稱：「你再裝傻我就要插下去了」，再由朱峻億、吳育丞持羅漢強之女朋友王苡涵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提款卡至自動櫃員機提領共計9萬3000元，並令羅漢強當場簽立和解書後，始令其於110 年10月1日2 時許離去，而以此方式共同剝奪羅漢強之行動自由約2至2.5小時，林清益並承繼前揭恐嚇之犯意，於羅漢強離去之際，對羅漢強恫稱：「如果報警的話，就砸爛你的車」等語，以此加害生命、生體及財產等事恫嚇羅漢強，使羅漢強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三、認定前述犯罪事實一、二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蔡伯聰固坦承犯罪事實二之犯罪事實，但否認有發起犯罪組織罪等犯行，並辯稱：我沒有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我們也不是犯罪組織等語。其辯護人則主張略以：㈠檢察官及原審雖以蔡伯聰成立「債務處理」群組來認定他是發起犯罪組織，但是蔡伯聰本身是湯川經紀公司的成員，平時經營事業乃是酒店小姐經紀、介紹，而非以「暴力討債」為業，債務處理是屬於業外，偶爾為之的行為；㈡債務協商、處理是不是一定就是屬於犯罪組織，因為債務處理，包含民事的債務協商也是屬於債務處理，去協調、談和解這都是屬於債務協商的方式，債務處理不一定就是以強暴、脅迫、恐嚇。而且整個群組裡面，從頭到尾多則訊息，只有本案這2 件涉及可能會有剝奪行動自由的部分，其他部分都沒有暴力行為，這2 件是催討債務催討過頭，屬於偶發性的行為，而非是持續性；㈢這個「債務處理」群組成立的主要目的，單純係蔡伯聰為求儘速找到債務人，將債務相關資料上傳到群組以詢問群組成員是否認識或可透過人際關係找到債務人之用，群組對話中並未見到任何欲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進行債務催討之字眼，可見「債務處理」群組單純是作為民事催討債務之用，不能夠因2 件偶發性的行為，就認為這個群組完全都是犯罪組織；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立法目的，最主要處理的是嚴重犯罪，而不是這種涉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罪，此與立法目的不同，蔡伯聰涉嫌的行為，跟所謂嚴重犯罪的定義，應該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綜上，就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請給予蔡伯聰無罪之諭知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犯罪事實二部分：　　上述犯罪事實二所載之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及恐嚇危害安全等犯罪事實，業據蔡伯聰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193卷一第291頁，卷二第54至57頁），核與證人謝旭、陳家樺於偵查中之陳述、證人即同案被告朱峻億、盧瑞清、吳育丞、林清益(下稱朱峻億、盧瑞清、吳育丞、林清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及證人即告訴人羅漢強(下稱羅漢強) 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人即杜拜車業負責人吳宥鋐(下稱吳宥鋐)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情節均大致相符，並有 :⑴蔡伯聰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份（警一卷第41至43頁）；⑵本案據點外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1份（警一卷第55至62 頁）；⑶羅漢強之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0年10月1日診字第110 1001004號診斷證明書1紙（警一卷第89頁）；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朱峻億】1份（警七卷第95至101頁）；⑸謝旭與羅漢強之LINE 對話紀錄畫面擷圖1份（警十卷第111至119頁）；⑹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受執行人：謝旭】（警十卷第145至153頁）；⑺吳育丞持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提款卡提領之監視器影像擷圖1份（警十一卷第53頁）；⑻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1份（他卷第219至225頁）；⑼羅漢強於事發當時向親友借錢之對話紀錄或通話紀錄擷圖1份（他卷第227至231頁）；⑽蔡伯聰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盧瑞清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朱峻億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林清益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吳育丞持用手機門號0000 000000號之網路歷程各1 份（偵十一卷第326、331、334、3 47頁）在卷可證，足認蔡伯聰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認蔡伯聰有為上述犯罪事實二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及恐嚇危害安全之事實無訛。　　㈡本案爭點即犯罪事實一(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　1.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定有明文。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等不同層次之犯行，均予規範處罰，以收遏制之效。所謂「發起」，係指首倡發動。所謂「主持」，係指主事把持。「操縱」，係指幕後操控。而「指揮」犯罪組織者，係就某特定任務之實現，得指使命令犯罪組織成員，決定行動之進退行止，與聽取號令，實際參與行動之一般成員有別(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66號判決意旨參照)。　　　2.蔡伯聰有於110 年9 月30日前某時起，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本案暴力討債集團：　　　⑴蔡伯聰有創設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乙節，業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自承在卷（原審訴516卷三第178頁）。又蔡伯聰於警詢中供稱：債務處理群組是我創設的。因為我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我沒有收入，所以我成立這個群組拉謝旭他們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這個群組另外5 個人是「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謝旭、「川」朱峻億、「鮪魚」林清益、「獨來獨往」潘聰賢、「摩鐵-表哥」楊志紘、「小胖」吳育丞等語(警十一卷第46頁)。而觀該微信群組之對話紀錄（警二卷第39至47頁），其成員有「哈克克」、「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摩鐵-表哥」、「川」、「小胖」、「鮪魚（私台找小姊姊找我）」、「獨來獨往」、「成吉思汗」等人。蔡伯聰於警詢時並自承：我的暱稱是「哈克克」、「成吉思汙」等語（警十一卷第46頁）；潘聰賢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有加入蔡伯聰所組成的「債務處理」群組內，我的名稱是「獨來獨往」等語（原審訴516卷一第250頁）；謝旭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有加入微信「債務處理」群組，我的名稱是「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等語（原審訴516 卷一第276頁）；吳育丞於原審審理中則陳稱：我的微信暱稱是「小胖」，我不知道我為何會加入該群組內等語（原審訴516卷一第429頁）；林清益於原審審理中則陳稱：我當時沒有注意到有「債務處理」群組，他們沒有跟我講就直接把我加入群組內，吳育丞說是蔡伯聰開來要收錢的群組等語（原審訴516卷二第355頁）；朱峻億於偵查中則陳稱：我有加入湯川公司的群組，是謝旭拉我進去的等語（偵二卷第119 至120頁）。是以，微信「債務處理群組」是蔡伯聰所創立，而蔡伯聰、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等人，均為該群組之成員乙節，堪以認定。　⑵蔡伯聰於偵查中自承：吳宥鋐是委託我收11萬元，當下我還有打電話給吳宥鋐，讓羅漢強跟吳宥鋐視訊，吳宥鋐親口跟羅漢強說要10萬元等語（偵二卷第290頁）；又施瀞文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我是看到蔡伯聰的限時動態有在幫人討債我才請他幫我處理債務等語（偵九卷第39、33頁）。可知蔡伯聰為犯罪事實二、三所示之討債犯行，均係受他人委託追討債務。而謝旭於本案發生後，為警在其使用之自小客車上查扣如原審判決附表編號47至125所示大量之本票、身分證影本等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0 年10月14 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十卷第159 至181 頁）在卷足憑，謝旭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在我車上扣到的本票是蔡伯聰拿給我的，蔡伯聰請我去跑工作，去看看有沒有人住在那邊，這些票都是跑掉的人等語（偵十卷第36頁）。綜合上述⑴、⑵所載事證，堪認蔡伯聰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而沒有收入，創設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並拉謝旭等人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非僅偶一從事為他人追討債務之業務，而是有對外向不特定人收取不良債權或接受他人委託收取債務。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蔡伯聰非以「暴力討債」為業，債務處理是屬於業外，偶爾為之的行為等語，自非可採。　⑶復觀前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之對話紀錄，可見該群組之創設者為「哈克克」即蔡伯聰（警二卷第40頁），一開始蔡伯聰先邀請「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即謝旭）、「摩鐵-表哥」（即楊志紘）加入群組，並指示謝旭「拉其他人」進入群組，謝旭因而邀請「川」（即朱峻億）、「小胖」（即吳育丞）、「鮪魚（私台找小姊姊找我）」（即林清益）、「獨來獨往」（即潘聰賢）加入群組，隨後蔡伯聰（暱稱「成吉思汗」）即開始在群組內上傳各債務人之個人資料、照片、身分證等資料，並告知各債務人積欠債務之金額，「川」（即朱峻億）曾覆以：「OK」，又林清益曾在群組內上傳某男子之照片，並詢問「有人認識嗎？」，蔡伯聰覆以「這阿賢朋友」、「什麼事」，謝旭即標註蔡伯聰，並詢問「＠成吉思汗那可以處理嗎」，蔡伯聰覆以「處理」、「他就吃壞」等語，另謝旭會在群組內傳送「起床」、「報數」之點名訊息，潘聰賢更在群組內表示「積極一點，要當作自己的事自己的公司」等語（警二卷第39至47頁），向群組內之成員喊話，凝聚其等之向心力。可知蔡伯聰為完成其受他人委託追討債務之業務，因而創立討債集團，並設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再指示謝旭邀集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潘聰賢等人加入群組，以此方式壯大其追討債務業務之勢力，蔡伯聰將待收取之債務資料上傳至該群組，以佈達讓群組內之成員知悉，並以該群組作為成員間交流使用，是以，堪認蔡伯聰是使本案討債集團從無到有而成立，為發起本案討債集團之人，而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潘聰賢等人均為該討債集團之成員乙節，應堪認定。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這個「債務處理」群組成立的主要目的，單純係蔡伯聰為求儘速找到債務人，將債務相關資料上傳到群組以詢問群組成員是否認識或可透過人際關係找到債務人之用等語，洵非可採。　⑷謝旭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在我車上扣到的本票是蔡伯聰拿給我的，蔡伯聰請我去跑工作，去看看有沒有人住在那邊，這些票都是跑掉的人，我只有去找人，若有找到人就問他們要分期還是要還清本票金額，我會再打折一點將本票還給對方，蔡伯聰說債務有討回來就好，犯罪事實二所示部分，是蔡伯聰指示我將羅漢強騙出來，說有債務糾紛，我跟蔡伯聰說人是我騙來的，我不想讓羅漢強看到我在這裡，看到羅漢強來，我就開走了等語（偵十卷第36至38頁），證述其有受蔡伯聰之指示從事追討債務事務，並將羅漢強誘騙至本案據點內。謝旭固於原審審理中翻異前詞，改證稱：扣案的本票是蔡伯聰叫我幫他整理，當時蔡伯聰只是問我要不要去討債，但我都沒有去向這些債務人討債，犯罪事實二部分，沒有人叫我約羅漢強，是我聽到蔡伯聰在講羅漢強的事情，所以我就幫蔡伯聰約羅漢強出來等語（原審訴516卷三第323、33 3頁），惟觀諸謝旭於偵查中就其持有之本票是蔡伯聰所交付，指示其去追討債務，並受蔡伯聰之指示將羅漢強誘騙至本案據點等情具結證述詳實，有其110年10月15日偵訊筆錄在卷可稽，足證謝旭於偵查中之證述，確係本於其自身之認識所為，其於原審審理中翻異前詞，顯係對在場蔡伯聰之迴護之詞，是應以偵查中具結所為之證述可採。由謝旭前開於偵查中所為之證述，可知謝旭是聽命蔡伯聰指示執行追討債務業務。再佐以蔡伯聰於警詢中供稱：債務處理群組是我創設的。因為我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我沒有收入，所以我成立這個群組拉謝旭他們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謝旭算是我旗下小弟，因為他欠我錢，所以聽我的指令做事情，用以抵債。我邀進群組的人大多都是我比較熟識，跟著我一起討債賺錢，謝旭也是其中之一，我主要都是跟謝旭對話，讓謝旭去通知其他人，然後也有叫謝旭去討債、找房子等等，算是他幫我分配事情給別人做等語(警十一卷第46至48 頁)，並觀蔡伯聰與謝旭之微信對話紀錄內容，可見蔡伯聰會指示謝旭追討債務，謝旭於執行追討債務業務時，會隨時回報其追討債務之狀況，蔡伯聰則會隨時下達指令，還會以「你真的沒辦法交代事情、幹」、「你們衝啥小」、「基本尊重做不到，就看要去哪洪幹，恁北交待你們去拍照回傳，你們直接做決定？」、「8:50，準時到公司」、「過來打他巴掌，過來打阿，幹」等語（警十一卷第67至73頁）斥責謝旭或要求謝旭執行其命令，益徵蔡伯聰對謝旭具有上命下從之隸屬關係無訛。　⑸羅漢強於偵查中證稱：現場指揮、發號施令之人是蔡伯聰等語（他卷第189、240頁）；朱峻億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11 0 年9 月30日當天是謝旭私訊通知我去本案據點，沒有說什麼事，我載吳育丞去，「現場是蔡伯聰發號指令」，後來我是開羅漢強的車去領錢，羅漢強有說他要自己去領，但蔡伯聰就叫我們去領，我只是開車的人，實際提領的人是大胖等語（偵二卷第119至120 頁）；吳育丞於偵查中具結後亦證稱：110年10月30日當天是朱峻億找我去本案據點，我不知道去那裡做什麼，我原本以為是聊天，「現場是蔡伯聰在指揮」，蔡伯聰叫我拿告訴人羅漢強的提款卡去領錢，由朱峻億開車等語（偵二卷第208至210頁）；林清益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110年9月30日當天是謝旭叫我去本案據點，他問我有沒有空，看我能否去公司幫忙，他說有人欠錢，我是晚上到本案據點，羅漢強走進去本案據點時我才到場，當時蔡伯聰問我說為何謝旭不進來，我就出去問他，他說人是他騙來的，他進來會尷尬等語（偵二卷第213至214頁），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述，可知於執行追討債務時，現場指揮、發號指令之人係蔡伯聰，又謝旭獲悉蔡伯聰要執行追討債務業務時，即會召集討債集團內其他成員到場，堪認蔡伯聰與謝旭通知前來參與追討債務之林清益，及受其指揮前往提款之朱峻億、吳育丞，均具有上命下從之隸屬關係，且觀之前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之對話紀錄，謝旭詢問「＠成吉思汗那可以處理嗎」，蔡伯聰覆以「處理」，可知該群組內可決定活動行止之人係蔡伯聰，堪認蔡伯聰可操縱該討債集團之運作，且對集團成員即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及林清益，均具有高度之拘束力，更有命令或指示、直接支配指揮集團成員之行為。由上各情，堪認蔡伯聰於110年9月30日前某日發起本案討債集團後，並實質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討債集團，至為明灼。　⑹據上各節，堪認蔡伯聰有於110 年9 月30日前某時，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討債集團之事實無訛。　　3.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　　⑴犯罪事實二、三部分，羅漢強及告訴人何汰岑(下稱何汰岑) 均係遭誘騙至高雄市○○區○○○路00號即本案據點，施以暴力手段追討債務，且警方於事發之後搜索上址時，扣得鋁棒2 支、棒球棍1 支、伸縮警棍1 支、番刀1 支等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 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憑（警二卷第145至149頁）。衡情，倘本案據點僅係供一般友人聊天或供經紀人休憩之用，何需在該處備有具殺傷力之刀械、球棒，顯見該處所並非作為一般友人聚集聊天之用途，而係作為實施犯罪活動之集合地點，且為本案討債集團之據點乙節，應堪認定。　⑵本案討債集團由蔡伯聰發起後，並由其主持、操縱及指揮，朱峻億、吳育丞、謝旭、林清益及潘聰賢等人參與其中，業經說明如前，可見本案討債集團為一具有在上位者指揮、在下位者服從之有結構性組織，至為明確。且向羅漢強、何汰岑追討債務時，均係以強暴、脅迫之手段，再觀之蔡伯聰與謝旭之微信對話紀錄（警十一卷第71頁），謝旭向蔡伯聰回報其向債務人追討債務之狀況時，蔡伯聰表示「過來打他巴掌」、「過來打阿」，可知本案討債集團慣行以強暴、脅迫之手段追討債務。是以，本案討債集團為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之結構性組織等情，堪以認定。再者，蔡伯聰、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既自 111 年9月30日前分別發起、參與本案討債集團，並以高雄市○○區○○○路00號為本案據點直至遭警方查獲為止，從事暴力討債行為，且非僅單一個案，可見本案暴力討債集團非僅單純因偶發原因之共同犯罪組合，亦已該當於「持續性」之要件。又蔡伯聰等人以設局暴力討債之方式營運獲利，益見該組織確實具備「牟利性」之要件無疑。是以，本案討債集團實為結構性、持續性、牟利之犯罪組織，非僅係單純隨機、偶然之共同犯罪組合，彰彰甚明。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 :債務協商、處理是不是一定就是屬於犯罪組織，因為債務處理，包含民事的債務協商也是屬於債務處理，去協調、談和解這都是屬於債務協商的方式，債務處理不一定就是以強暴、脅迫、恐嚇。而且整個群組裡面，從頭到尾多則訊息，只有本案這2 件涉及可能會有剝奪行動自由的部分，其他部分都沒有暴力行為，這2 件是催討債務討過頭，屬於偶發性的行為，而非是持續性。又群組對話中並未見到任何欲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進行債務催討之字眼，可見「債務處理」群組單純是作為民事催討債務之用，跟這個偶發行為應該是不一致的，不能夠因2 件偶發性的行為，就認為這個群組完全都是犯罪組織等語，與事實相悖，洵難憑採。　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此參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項之規定甚明。是依上述規定，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自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並非限於所犯為「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才屬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經查，本案暴力討債集團固無明確之規約、入會儀式，分工亦非縝密，惟依前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2 項之規定，上開要件並非構成「結構性組織」之必要條件；本案暴力討債集團為3 人以上，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而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之罪，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要屬犯罪組織無疑。從而，辯護人主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立法目的，最主要處理的是嚴重犯罪，而不是這種涉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的犯罪，此與立法目的不同。蔡伯聰涉嫌的行為，跟所謂嚴重犯罪的定義，應該是有相當大的差距，所以就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部分，請給予蔡伯聰無罪之諭知等語，亦非可採。　⑷綜合上述，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無訛。　㈢綜上㈠、㈡所述，蔡伯聰辯解及辯護人上述主張，均非可採，蔡伯聰有上述犯罪事實一、二所載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四、犯罪事實一、二之論罪：　㈠按發起犯罪組織者倘尚主持、操縱或指揮該犯罪組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之各行為間即具有高、低度之吸收關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96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按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施以毆打、恫嚇等傷害、恐嚇犯行，均係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其所致普通傷害結果乃強暴、脅迫之當然結果，該低度之恐嚇、傷害行為應為高度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780 號判決、30年上字第3701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是核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之發起犯罪組織罪；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之操縱犯罪組織罪，容有未恰，業如前述，惟因蔡伯聰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部分僅有前、後段之分，仍為同一條項之法條，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蔡伯聰主持、操縱、指揮他人犯罪組織等低度行為，均為其發起犯罪組織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蔡伯聰與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等人於剝奪羅漢強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施以毆打、恐嚇等傷害、恐嚇行為，為高度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犯罪事實一部分，蔡伯聰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屬法律依參與犯罪程度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規定（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犯罪事實二部分，蔡伯聰與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等人就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另主持或參加以犯罪為宗旨之犯罪組織者，其一經主持或參加，犯罪固屬成立，惟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該犯罪組織以前，其違法情形仍屬存在，在性質上屬行為繼續之繼續犯（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3596號、104 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發起犯罪組織罪，其在發起(包含主持、操縱、指揮等低度行為)犯罪組織行為繼續中，為犯罪事實二所示犯罪行為，因其僅為一發起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侵害同一社會法益，應僅與首次犯行論以發起犯罪組織及各暴力犯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各次行為，乃為同一組織犯罪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自無再另論一組織犯罪之必要。據此，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之犯行，與其犯罪事實二所示對羅漢強之犯行，係以1 行為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發起犯罪組織罪。　㈤起訴書雖未敘及蔡伯聰前揭發起、主持、指揮犯罪組織犯行，然此等犯行與已起訴之操縱犯罪組織部分及剝奪羅漢強行動自由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已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說明。參、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一、上訴意旨: 　㈠蔡伯聰及其辯護人部分略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應諭知無罪(理由詳前述)，如認定成罪，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或給予減刑機會。至於剝奪行動自由部分，蔡伯聰已與羅漢強達成和解，但尚未給付完畢，何汰岑部分因為沒有來調解所以無法達成和解。如果蔡伯聰都有達成和解，希望能判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並給予易科罰金之機會等語。　㈡檢察官部分略以：本案係因第三人李承翰向施瀞文借款5 萬餘元後，施瀞文認何汰岑侵占李承翰清償之部分款項，即委託蔡伯聰向何汰岑追討該筆款項，蔡伯聰並夥同曾韋盛、謝旭、陳家樺及其他共犯，分別以持刀械、棍棒、鐵條毆打並剝奪何汰岑之行動自由，長達2 小時餘，致何汰岑受有上背挫傷、下背切割傷、頭部外傷等傷害，侵害何汰岑之人身自由，對何汰岑造成之身心傷害非輕，且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迄今未賠償何汰岑分文，顯見其等犯後態度不佳，毫無填補何汰岑損失之積極作為，原審未審酌及此，僅各量處有期徒刑7月、4月、5月、3月、4月，實屬過輕等語。　　二、於審究上訴有無理由之前，先予說明本案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㈠謝旭犯罪事實三部分(謝旭其餘犯罪事實非上訴審理範圍)有累犯加重其刑之事由：　　謝旭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以 104 年度易字第907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 月、5 月、4 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2 月確定（下稱甲案），又因侵占案件，經高雄地院以108年度簡字第352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下稱乙案），甲案、乙案接續執行，於108 年 9 月26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於108 年12月17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提出高雄地檢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及高雄地院108年度簡字第3 52 號判決資料為證（原審訴516卷三第505至510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是謝旭於上述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構成累犯。原審考量謝旭並未因上開案件徒刑之執行而知所警惕，再犯本案犯行，對刑罰反應力薄弱，非屬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中所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故謝旭就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㈡本院經核原審上述關於謝旭構成累犯及加重其刑之說明均無違誤，而謝旭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對構成累犯及累犯加重沒有意見(本院193卷二第60頁），是原審關於謝旭就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尚無不合。三、原審就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犯行所論處之「發起犯罪組織罪」部分，認蔡伯聰罪證明確，再連同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犯罪事實三之「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於量刑時審酌:蔡伯聰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之犯罪組織，操縱、指揮暴力討債集團內之成員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及林清益等人分別為犯罪事實二、三所載之暴力討債犯行，無視他人生命、身體之安全；謝旭則聽命於蔡伯聰，以犯罪事實三所述暴行迫使他人還債，行徑甚為暴力，曾韋盛適於犯罪事實三所載時間至本案據點，陳家樺(原判決誤載為蔡家樺)適於犯罪事實三所載時間至本案據點，加入蔡伯聰等人暴力討債之犯行，施瀞文則不思以和平方式處理其與李承翰、何汰岑之債務問題，明知蔡伯聰等人係以暴力方式討債，仍委託蔡伯聰替其處理債務問題，並將何汰岑誘騙至本案據點，足認其等法治觀念淡薄、對法律之服從性甚低，其等所為不僅造成羅漢強及何汰岑身體之傷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另酌以蔡伯聰雖坦承犯罪事實二、三所示犯行，惟矢口否認有發起犯罪組織之犯行，曾韋盛則矢口否認有剝奪何汰岑行動自由之犯行，謝旭坦承有犯罪事實三所載犯行，施瀞文否認有剝奪何汰岑行動自由之犯行，陳家樺就本案犯行則坦承不諱之犯後態度；復考量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之犯罪情節、犯罪類型、參與程度、犯罪動機、角色分工，及其等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原審訴516卷三第464至465頁）等一切情狀，就蔡伯聰全部犯罪事實之量刑及曾韋盛等4 人犯罪事實三之量刑，分別量處⑴蔡伯聰有期徒刑3 年6 月、7 月；⑵曾韋盛有期徒刑4 月；⑶謝旭，累犯，有期徒刑5 月；⑷施瀞文有期徒刑 3 月；⑸陳家樺有期徒刑4 月，並就曾韋盛等4 人得易科罰金部分，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說明不定應執行刑之理由，並就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之沒收部分予以說明如下：　　㈠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5至28所示之鋁棒2 支、棒球棍1支、伸縮警棍1 支、番刀1 支，係在本案據點扣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憑（警二卷第145至149頁），且為蔡伯聰所有，業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供述在卷（原審訴516卷三第362 頁）；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5 之折疊刀1 把、編號9 之鋁棒2 支、編號10之日式薄刀1 支、編號13之瓦斯鎮暴槍1 把（經鑑定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槍枝），係在蔡伯聰之住處及其使用之自小客車上扣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 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附卷可佐（警二卷第133至139頁），均為蔡伯聰所有，亦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供述明確（原審訴516卷三第360頁）。衡諸上開扣案物均具有相當之破壞及傷害能力，且於本案發生後旋經警方持搜索票在本案據點等處扣得，以其數量、扣案前置放之場所等情觀之，堪認該等扣案物均顯非一般日常生活所用，卷內雖無證據證明該等扣案物有供蔡伯聰犯罪事實二所載犯行使用，惟至少可認定係作為預備所用之物甚明，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附隨於蔡伯聰所犯發起犯罪組織罪刑宣告沒收。　㈡至公訴意旨雖聲請沒收蔡伯聰等人向羅漢強收取之10萬元。惟查，蔡伯聰係受吳宥鋐委託向羅漢強追討積欠之債務，因該財產原即為吳宥鋐所有，且公訴意旨亦未認蔡伯聰等人就該款項有何不法所有意圖，自難認該財物屬蔡伯聰等人之犯罪所得，公訴意旨聲請沒收，難認有據。至其餘扣案物，無證據證明與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之犯罪具有直接關連性或不具刑法上重要性，且皆非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四、本院經核如下: 　㈠蔡伯聰確有犯罪事實一、二之犯行，其所為係論處「發起犯罪組織罪」等情，均經本院詳加論述於前，原判決就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罪」部分之採證、認事用法及沒收與否之決定，經核均無不合。　㈡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又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雖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以法院就宣告刑自由裁量權之行使而言，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之規範，並謹守法律秩序之理念，體察法律之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俾與立法本旨相契合，亦即合於裁量之內部性界限。從而，倘若符合此內、外部性之界限，當無違法、失當可指。經核原判決就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罪」、「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之量刑，已考量刑法第57 條所列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暴力討債)、各被告角色分工及參與程度、犯罪所生危害(造成羅漢強及何汰岑身體之傷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犯罪後態度(包括是否坦承犯行，並正面表列潘聰賢有與何汰岑和解賠償，其餘被告則因未和解賠償而未記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且就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犯罪之手段、所生危害(造成何汰岑身體之傷害)、犯罪後態度(正面表列有和解賠償之人，反面即未與何汰岑和解賠償)等情狀亦均已列入量刑審酌事項，雖未就各事項逐一詳為說明，但已簡要說明要旨。本院復審酌蔡伯聰於本院審理時仍否認有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之犯行，持續耗費有限司法資源，其雖有委託訴訟代理人與羅漢強達成調解，但蔡伯聰並未依約定於113 年9 月30日匯入羅漢強指定之帳戶，且迄113年11月7 日本院辯論終結時仍未給付(本院193卷二第58、59頁），自難以動搖原審量刑之妥適性。又蔡伯聰、謝旭於本院審理時仍坦承犯罪事實三之犯行，而施瀞文於本院準備程序仍否認犯罪事實三之犯行、陳家樺則未到庭陳述，與原審審酌之情形無差異，至曾韋盛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改為坦承犯罪事實三之犯行，但本院考量曾韋盛於原審否認犯行，前已耗費相當司法資源，係經原審判決詳細論述後，始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再特別考量蔡伯聰等5 人於本院審理時，就何汰岑部分仍未和解或賠償，與原審時所審酌之犯後態度並無重大改變。再經本院審酌蔡伯聰等5 人分別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之品行(謝旭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及蔡伯聰等5 人各別之犯罪情狀及其他一般情狀後，亦與原審上述之量刑基礎並無明顯出入，因認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不合，量刑亦屬妥適。　㈢綜上所述，蔡伯聰上訴意旨猶執陳詞否認違犯「發起犯罪組織罪」，指摘原判決此部分對蔡伯聰所為之有罪判決不當，及就全部量刑部分過重，請求給予從輕量刑或給予減輕其刑等語，均為無理由；至檢察官關於犯罪事實三就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之量刑，雖以前揭上訴意旨主張均有過輕違誤等指摘，同屬無理由，自應予駁回蔡伯聰及檢察官之上訴。肆、潘聰賢、朱峻億部分業經撤回上訴而確定，盧瑞清、廖建豪、吳育丞、林清益部分業經原審判決後因未上訴而確定，自均不另論列，併予說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彥傑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陳俊宏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楊明靜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第1項》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2024-12-12

KSHM-113-上訴-194-20241212-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付與卷宗證物影本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1060號聲請人即被告尤傳傑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946號），聲請付與卷宗證物影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尤傳傑於繳納費用後，准予付與除去足以識別尤傳傑以外之人之個人資料後之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946號案件之全卷電子卷證光碟。尤傳傑取得上開電子卷證光碟後，不得散布或為訴訟以外之非正當目的使用。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即被告尤傳傑（下稱聲請人）為本院 109年度上訴字第946號案件之被告，聲請付與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946號案件之全卷電子卷證光碟(替代卷證影本)等語。　二、按「被告於審判中得預納費用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之影本。但卷宗及證物之內容與被告被訴事實無關或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或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之隱私或業務秘密者，法院得限制之。」、「持有第1項及第2項卷宗及證物內容之人，不得就該內容為非正當目的之使用。」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2 項、第5項定有明文。而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1第3項規定，上述被告得請求付與卷宗及證物影本之規定，於聲請再審之情形，亦有準用。三、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08年度訴字第300號判處罪刑，經本院以109年度上訴字第946號判決駁回上訴，復經最高法院以110年度台上字第19 93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聲請人具狀請求付與本院109 年度上訴字第946號案件之全卷電子卷證光碟，揆諸上開規定，為保障聲請人獲悉卷內相關卷證資訊之權利，爰裁定聲請人於繳納費用後，准許付與該案全卷電子卷證光碟(替代卷證影本)。又鑒於聲請人以外之人之基本資料，為個人資料及隱私，本院付與前開電子卷證光碟之範圍，自不包括足資識別聲請人以外之人之個人資料。再上開電子卷證光碟，係作為聲請人訴訟之目的使用，並命聲請人取得上開資料後，不得散布或為訴訟以外之非正當目的使用。　　四、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莊珮吟　　　　　　　　　　　　　　　　　　　法　官　陳明呈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黃園芳

2024-12-12

KSHM-113-聲-1060-202412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93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194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蔡伯聰選任辯護人黃俊嘉律師陳秉宏律師被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 年度訴字第516 號、第838 號，中華民國112 年9 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 年度偵字第8463號、110 年度偵字第22555 號、第22556 號、第22 615 號、第22616 號、第22617 號、第22619 號、第22620 號、第22621 號、第22622 號及追加起訴案號:111 年度偵緝字第185 1號），提起上訴，本院合併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事項：一、上訴即本院審理範圍之說明：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 條第3 項定有明文。查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僅對上訴人即被告蔡伯聰(下稱蔡伯聰)、被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下稱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合稱曾韋盛等4 人，若連同蔡伯聰，則合稱蔡伯聰等5 人) 關於原判決事實欄三(下稱犯罪事實三)部分之量刑提起上訴，而蔡伯聰就原判決事實欄一、二(下稱犯罪事實一、二)全部上訴及犯罪事實三之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是本院就蔡伯聰關於犯罪事實一、二部分應全部審理，就蔡伯聰等5 人關於犯罪事實三部分則僅就量刑部分予以審理，先予說明。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到庭部分: 　　曾韋盛、施瀞文、陳家樺經查均未在監押（本院193 卷二第 71、73、本院194 卷第237 頁)，經本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均未於審判期日到庭，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規定，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三、證據能力：　　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蔡伯聰及其辯護人、曾韋盛、謝旭、施瀞文，於本院審理中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193卷一第3 03、305頁），或於本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第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 之規定，自均有證據能力。貳、蔡伯聰關於犯罪事實一、二部分(犯罪事實、證據及理由、論罪)：一、犯罪事實一: 　　蔡伯聰（綽號巧達）於民國110 年9 月30日前某日，基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之犯意，組成三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具有持續性及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犯罪組織，以高雄市○○區○○○路00號作為據點（下稱本案據點，同為湯川娛樂經紀公司之營業地點），並主持幫務，操縱、指揮成員為暴力討債等強暴、脅迫、恐嚇之犯罪手段，以此方式牟利，而主持、操縱、指揮上開犯罪組織。潘聰賢、謝旭（綽號小隻）、朱峻億、吳育丞（綽號小胖)、林清益（綽號大摳仔)均明知蔡伯聰係上開犯罪組織之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者，竟分別基於參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 110 年9 月30日前某日，加入上開犯罪組織，蔡伯聰設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供聯絡討債事宜，並向不特定人收取不良債權或接受他人委託收取債務，並於債務人未能如期還款時，即糾集組織成員對該等債務人施以暴力傷害、恐嚇及剝奪行動自由等犯罪暴行。二、犯罪事實二: 　　羅漢強為多元化計程車司機，於109 年10月1 日起至110 年 6 月4 日止向杜拜車業負責人吳宥鋐（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等部分，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租用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1 輛，然於返還該車時，吳宥鋐認該車受有刮損，要求羅漢強負擔新臺幣（下同）1萬5000元之修車費用，羅漢強因認不合理，即未予理會，吳宥鋐則以通訊軟體LINE 告知羅漢強每日需加收1000元利息等語，吳宥鋐見羅漢強仍不理會，遂委託蔡伯聰追討羅漢強積欠之前開債務。蔡伯聰即夥同謝旭、宋汶祐（原審通緝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楊志紘（檢察官通緝中），共同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恐嚇及傷害之犯意聯絡，由蔡伯聰指揮謝旭於 110 年9 月30日22時許，以LINE向羅漢強佯稱有客人要到桃園，是否願意前往高雄市○○區○○○路00號載客云云，致羅漢強誤信為真，於同日23時32分許，前往上址載客。抵達後，有1 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女子，向羅漢強佯稱需其隨同進屋搬運行李云云，隨即將羅漢強帶入本案據點，蔡伯聰等人尾隨進入並將鐵門拉下，並向羅漢強稱需支付10萬元解決上開糾紛，羅漢強稍有不從，即由蔡伯聰、林清益徒手、陳家樺持木棍、朱峻億持塑膠椅毆打羅漢強，致羅漢強受有頭部、雙前臂、右手擦挫傷等傷害，吳育丞則坐在羅漢強旁邊助勢，以人數優勢對羅漢強產生心理壓制，以防止羅漢強脫逃。嗣蔡伯聰等人要求羅漢強交出身上之現金7000元，復要求羅漢強以手機開啟網路銀行帳戶，於羅漢強輸入密碼錯誤時，由林清益持刀對羅漢強恫稱：「你再裝傻我就要插下去了」，再由朱峻億、吳育丞持羅漢強之女朋友王苡涵申設之中國信託銀行帳號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提款卡至自動櫃員機提領共計9萬3000元，並令羅漢強當場簽立和解書後，始令其於110 年10月1日2 時許離去，而以此方式共同剝奪羅漢強之行動自由約2至2.5小時，林清益並承繼前揭恐嚇之犯意，於羅漢強離去之際，對羅漢強恫稱：「如果報警的話，就砸爛你的車」等語，以此加害生命、生體及財產等事恫嚇羅漢強，使羅漢強心生畏懼，致生危害於生命、身體及財產之安全。三、認定前述犯罪事實一、二所依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蔡伯聰固坦承犯罪事實二之犯罪事實，但否認有發起犯罪組織罪等犯行，並辯稱：我沒有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我們也不是犯罪組織等語。其辯護人則主張略以：㈠檢察官及原審雖以蔡伯聰成立「債務處理」群組來認定他是發起犯罪組織，但是蔡伯聰本身是湯川經紀公司的成員，平時經營事業乃是酒店小姐經紀、介紹，而非以「暴力討債」為業，債務處理是屬於業外，偶爾為之的行為；㈡債務協商、處理是不是一定就是屬於犯罪組織，因為債務處理，包含民事的債務協商也是屬於債務處理，去協調、談和解這都是屬於債務協商的方式，債務處理不一定就是以強暴、脅迫、恐嚇。而且整個群組裡面，從頭到尾多則訊息，只有本案這2 件涉及可能會有剝奪行動自由的部分，其他部分都沒有暴力行為，這2 件是催討債務催討過頭，屬於偶發性的行為，而非是持續性；㈢這個「債務處理」群組成立的主要目的，單純係蔡伯聰為求儘速找到債務人，將債務相關資料上傳到群組以詢問群組成員是否認識或可透過人際關係找到債務人之用，群組對話中並未見到任何欲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進行債務催討之字眼，可見「債務處理」群組單純是作為民事催討債務之用，不能夠因2 件偶發性的行為，就認為這個群組完全都是犯罪組織；㈣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立法目的，最主要處理的是嚴重犯罪，而不是這種涉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犯罪，此與立法目的不同，蔡伯聰涉嫌的行為，跟所謂嚴重犯罪的定義，應該是有相當大的差距。綜上，就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請給予蔡伯聰無罪之諭知等語為其辯護。經查:　　　　　㈠犯罪事實二部分：　　上述犯罪事實二所載之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及恐嚇危害安全等犯罪事實，業據蔡伯聰於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本院193卷一第291頁，卷二第54至57頁），核與證人謝旭、陳家樺於偵查中之陳述、證人即同案被告朱峻億、盧瑞清、吳育丞、林清益(下稱朱峻億、盧瑞清、吳育丞、林清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陳述，及證人即告訴人羅漢強(下稱羅漢強) 於警詢、偵查中及原審審理時、證人即杜拜車業負責人吳宥鋐(下稱吳宥鋐)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情節均大致相符，並有 :⑴蔡伯聰之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1份（警一卷第41至43頁）；⑵本案據點外監視器錄影畫面擷圖1份（警一卷第55至62 頁）；⑶羅漢強之高雄市立大同醫院110年10月1日診字第110 1001004號診斷證明書1紙（警一卷第89頁）；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受執行人：朱峻億】1份（警七卷第95至101頁）；⑸謝旭與羅漢強之LINE 對話紀錄畫面擷圖1份（警十卷第111至119頁）；⑹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1份【受執行人：謝旭】（警十卷第145至153頁）；⑺吳育丞持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提款卡提領之監視器影像擷圖1份（警十一卷第53頁）；⑻本案中國信託帳戶之存摺封面及內頁交易明細1份（他卷第219至225頁）；⑼羅漢強於事發當時向親友借錢之對話紀錄或通話紀錄擷圖1份（他卷第227至231頁）；⑽蔡伯聰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盧瑞清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朱峻億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林清益持用手機門號0000000000號、吳育丞持用手機門號0000 000000號之網路歷程各1 份（偵十一卷第326、331、334、3 47頁）在卷可證，足認蔡伯聰上開自白與事實相符，堪認蔡伯聰有為上述犯罪事實二共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傷害及恐嚇危害安全之事實無訛。　　㈡本案爭點即犯罪事實一(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　1.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前項有結構性組織，指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不以具有名稱、規約、儀式、固定處所、成員持續參與或分工明確為必要，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定有明文。次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等不同層次之犯行，均予規範處罰，以收遏制之效。所謂「發起」，係指首倡發動。所謂「主持」，係指主事把持。「操縱」，係指幕後操控。而「指揮」犯罪組織者，係就某特定任務之實現，得指使命令犯罪組織成員，決定行動之進退行止，與聽取號令，實際參與行動之一般成員有別(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266號判決意旨參照)。　　　2.蔡伯聰有於110 年9 月30日前某時起，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本案暴力討債集團：　　　⑴蔡伯聰有創設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乙節，業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自承在卷（原審訴516卷三第178頁）。又蔡伯聰於警詢中供稱：債務處理群組是我創設的。因為我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我沒有收入，所以我成立這個群組拉謝旭他們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這個群組另外5 個人是「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謝旭、「川」朱峻億、「鮪魚」林清益、「獨來獨往」潘聰賢、「摩鐵-表哥」楊志紘、「小胖」吳育丞等語(警十一卷第46頁)。而觀該微信群組之對話紀錄（警二卷第39至47頁），其成員有「哈克克」、「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摩鐵-表哥」、「川」、「小胖」、「鮪魚（私台找小姊姊找我）」、「獨來獨往」、「成吉思汗」等人。蔡伯聰於警詢時並自承：我的暱稱是「哈克克」、「成吉思汙」等語（警十一卷第46頁）；潘聰賢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有加入蔡伯聰所組成的「債務處理」群組內，我的名稱是「獨來獨往」等語（原審訴516卷一第250頁）；謝旭於原審審理中陳稱：我有加入微信「債務處理」群組，我的名稱是「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等語（原審訴516 卷一第276頁）；吳育丞於原審審理中則陳稱：我的微信暱稱是「小胖」，我不知道我為何會加入該群組內等語（原審訴516卷一第429頁）；林清益於原審審理中則陳稱：我當時沒有注意到有「債務處理」群組，他們沒有跟我講就直接把我加入群組內，吳育丞說是蔡伯聰開來要收錢的群組等語（原審訴516卷二第355頁）；朱峻億於偵查中則陳稱：我有加入湯川公司的群組，是謝旭拉我進去的等語（偵二卷第119 至120頁）。是以，微信「債務處理群組」是蔡伯聰所創立，而蔡伯聰、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等人，均為該群組之成員乙節，堪以認定。　⑵蔡伯聰於偵查中自承：吳宥鋐是委託我收11萬元，當下我還有打電話給吳宥鋐，讓羅漢強跟吳宥鋐視訊，吳宥鋐親口跟羅漢強說要10萬元等語（偵二卷第290頁）；又施瀞文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我是看到蔡伯聰的限時動態有在幫人討債我才請他幫我處理債務等語（偵九卷第39、33頁）。可知蔡伯聰為犯罪事實二、三所示之討債犯行，均係受他人委託追討債務。而謝旭於本案發生後，為警在其使用之自小客車上查扣如原審判決附表編號47至125所示大量之本票、身分證影本等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0 年10月14 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十卷第159 至181 頁）在卷足憑，謝旭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在我車上扣到的本票是蔡伯聰拿給我的，蔡伯聰請我去跑工作，去看看有沒有人住在那邊，這些票都是跑掉的人等語（偵十卷第36頁）。綜合上述⑴、⑵所載事證，堪認蔡伯聰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而沒有收入，創設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並拉謝旭等人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非僅偶一從事為他人追討債務之業務，而是有對外向不特定人收取不良債權或接受他人委託收取債務。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蔡伯聰非以「暴力討債」為業，債務處理是屬於業外，偶爾為之的行為等語，自非可採。　⑶復觀前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之對話紀錄，可見該群組之創設者為「哈克克」即蔡伯聰（警二卷第40頁），一開始蔡伯聰先邀請「全台叫妹派桌找我-快車」（即謝旭）、「摩鐵-表哥」（即楊志紘）加入群組，並指示謝旭「拉其他人」進入群組，謝旭因而邀請「川」（即朱峻億）、「小胖」（即吳育丞）、「鮪魚（私台找小姊姊找我）」（即林清益）、「獨來獨往」（即潘聰賢）加入群組，隨後蔡伯聰（暱稱「成吉思汗」）即開始在群組內上傳各債務人之個人資料、照片、身分證等資料，並告知各債務人積欠債務之金額，「川」（即朱峻億）曾覆以：「OK」，又林清益曾在群組內上傳某男子之照片，並詢問「有人認識嗎？」，蔡伯聰覆以「這阿賢朋友」、「什麼事」，謝旭即標註蔡伯聰，並詢問「＠成吉思汗那可以處理嗎」，蔡伯聰覆以「處理」、「他就吃壞」等語，另謝旭會在群組內傳送「起床」、「報數」之點名訊息，潘聰賢更在群組內表示「積極一點，要當作自己的事自己的公司」等語（警二卷第39至47頁），向群組內之成員喊話，凝聚其等之向心力。可知蔡伯聰為完成其受他人委託追討債務之業務，因而創立討債集團，並設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再指示謝旭邀集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潘聰賢等人加入群組，以此方式壯大其追討債務業務之勢力，蔡伯聰將待收取之債務資料上傳至該群組，以佈達讓群組內之成員知悉，並以該群組作為成員間交流使用，是以，堪認蔡伯聰是使本案討債集團從無到有而成立，為發起本案討債集團之人，而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潘聰賢等人均為該討債集團之成員乙節，應堪認定。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這個「債務處理」群組成立的主要目的，單純係蔡伯聰為求儘速找到債務人，將債務相關資料上傳到群組以詢問群組成員是否認識或可透過人際關係找到債務人之用等語，洵非可採。　⑷謝旭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在我車上扣到的本票是蔡伯聰拿給我的，蔡伯聰請我去跑工作，去看看有沒有人住在那邊，這些票都是跑掉的人，我只有去找人，若有找到人就問他們要分期還是要還清本票金額，我會再打折一點將本票還給對方，蔡伯聰說債務有討回來就好，犯罪事實二所示部分，是蔡伯聰指示我將羅漢強騙出來，說有債務糾紛，我跟蔡伯聰說人是我騙來的，我不想讓羅漢強看到我在這裡，看到羅漢強來，我就開走了等語（偵十卷第36至38頁），證述其有受蔡伯聰之指示從事追討債務事務，並將羅漢強誘騙至本案據點內。謝旭固於原審審理中翻異前詞，改證稱：扣案的本票是蔡伯聰叫我幫他整理，當時蔡伯聰只是問我要不要去討債，但我都沒有去向這些債務人討債，犯罪事實二部分，沒有人叫我約羅漢強，是我聽到蔡伯聰在講羅漢強的事情，所以我就幫蔡伯聰約羅漢強出來等語（原審訴516卷三第323、33 3頁），惟觀諸謝旭於偵查中就其持有之本票是蔡伯聰所交付，指示其去追討債務，並受蔡伯聰之指示將羅漢強誘騙至本案據點等情具結證述詳實，有其110年10月15日偵訊筆錄在卷可稽，足證謝旭於偵查中之證述，確係本於其自身之認識所為，其於原審審理中翻異前詞，顯係對在場蔡伯聰之迴護之詞，是應以偵查中具結所為之證述可採。由謝旭前開於偵查中所為之證述，可知謝旭是聽命蔡伯聰指示執行追討債務業務。再佐以蔡伯聰於警詢中供稱：債務處理群組是我創設的。因為我本來是做經紀，但因為疫情關係，我沒有收入，所以我成立這個群組拉謝旭他們進來一起做討債工作。謝旭算是我旗下小弟，因為他欠我錢，所以聽我的指令做事情，用以抵債。我邀進群組的人大多都是我比較熟識，跟著我一起討債賺錢，謝旭也是其中之一，我主要都是跟謝旭對話，讓謝旭去通知其他人，然後也有叫謝旭去討債、找房子等等，算是他幫我分配事情給別人做等語(警十一卷第46至48 頁)，並觀蔡伯聰與謝旭之微信對話紀錄內容，可見蔡伯聰會指示謝旭追討債務，謝旭於執行追討債務業務時，會隨時回報其追討債務之狀況，蔡伯聰則會隨時下達指令，還會以「你真的沒辦法交代事情、幹」、「你們衝啥小」、「基本尊重做不到，就看要去哪洪幹，恁北交待你們去拍照回傳，你們直接做決定？」、「8:50，準時到公司」、「過來打他巴掌，過來打阿，幹」等語（警十一卷第67至73頁）斥責謝旭或要求謝旭執行其命令，益徵蔡伯聰對謝旭具有上命下從之隸屬關係無訛。　⑸羅漢強於偵查中證稱：現場指揮、發號施令之人是蔡伯聰等語（他卷第189、240頁）；朱峻億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11 0 年9 月30日當天是謝旭私訊通知我去本案據點，沒有說什麼事，我載吳育丞去，「現場是蔡伯聰發號指令」，後來我是開羅漢強的車去領錢，羅漢強有說他要自己去領，但蔡伯聰就叫我們去領，我只是開車的人，實際提領的人是大胖等語（偵二卷第119至120 頁）；吳育丞於偵查中具結後亦證稱：110年10月30日當天是朱峻億找我去本案據點，我不知道去那裡做什麼，我原本以為是聊天，「現場是蔡伯聰在指揮」，蔡伯聰叫我拿告訴人羅漢強的提款卡去領錢，由朱峻億開車等語（偵二卷第208至210頁）；林清益於偵查中具結後證稱：110年9月30日當天是謝旭叫我去本案據點，他問我有沒有空，看我能否去公司幫忙，他說有人欠錢，我是晚上到本案據點，羅漢強走進去本案據點時我才到場，當時蔡伯聰問我說為何謝旭不進來，我就出去問他，他說人是他騙來的，他進來會尷尬等語（偵二卷第213至214頁），互核上開證人之證述，可知於執行追討債務時，現場指揮、發號指令之人係蔡伯聰，又謝旭獲悉蔡伯聰要執行追討債務業務時，即會召集討債集團內其他成員到場，堪認蔡伯聰與謝旭通知前來參與追討債務之林清益，及受其指揮前往提款之朱峻億、吳育丞，均具有上命下從之隸屬關係，且觀之前開微信「債務處理」群組之對話紀錄，謝旭詢問「＠成吉思汗那可以處理嗎」，蔡伯聰覆以「處理」，可知該群組內可決定活動行止之人係蔡伯聰，堪認蔡伯聰可操縱該討債集團之運作，且對集團成員即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及林清益，均具有高度之拘束力，更有命令或指示、直接支配指揮集團成員之行為。由上各情，堪認蔡伯聰於110年9月30日前某日發起本案討債集團後，並實質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討債集團，至為明灼。　⑹據上各節，堪認蔡伯聰有於110 年9 月30日前某時，發起、主持、操縱、指揮本案討債集團之事實無訛。　　3.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　　⑴犯罪事實二、三部分，羅漢強及告訴人何汰岑(下稱何汰岑) 均係遭誘騙至高雄市○○區○○○路00號即本案據點，施以暴力手段追討債務，且警方於事發之後搜索上址時，扣得鋁棒2 支、棒球棍1 支、伸縮警棍1 支、番刀1 支等物，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 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憑（警二卷第145至149頁）。衡情，倘本案據點僅係供一般友人聊天或供經紀人休憩之用，何需在該處備有具殺傷力之刀械、球棒，顯見該處所並非作為一般友人聚集聊天之用途，而係作為實施犯罪活動之集合地點，且為本案討債集團之據點乙節，應堪認定。　⑵本案討債集團由蔡伯聰發起後，並由其主持、操縱及指揮，朱峻億、吳育丞、謝旭、林清益及潘聰賢等人參與其中，業經說明如前，可見本案討債集團為一具有在上位者指揮、在下位者服從之有結構性組織，至為明確。且向羅漢強、何汰岑追討債務時，均係以強暴、脅迫之手段，再觀之蔡伯聰與謝旭之微信對話紀錄（警十一卷第71頁），謝旭向蔡伯聰回報其向債務人追討債務之狀況時，蔡伯聰表示「過來打他巴掌」、「過來打阿」，可知本案討債集團慣行以強暴、脅迫之手段追討債務。是以，本案討債集團為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之結構性組織等情，堪以認定。再者，蔡伯聰、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既自 111 年9月30日前分別發起、參與本案討債集團，並以高雄市○○區○○○路00號為本案據點直至遭警方查獲為止，從事暴力討債行為，且非僅單一個案，可見本案暴力討債集團非僅單純因偶發原因之共同犯罪組合，亦已該當於「持續性」之要件。又蔡伯聰等人以設局暴力討債之方式營運獲利，益見該組織確實具備「牟利性」之要件無疑。是以，本案討債集團實為結構性、持續性、牟利之犯罪組織，非僅係單純隨機、偶然之共同犯罪組合，彰彰甚明。蔡伯聰及其辯護人主張 :債務協商、處理是不是一定就是屬於犯罪組織，因為債務處理，包含民事的債務協商也是屬於債務處理，去協調、談和解這都是屬於債務協商的方式，債務處理不一定就是以強暴、脅迫、恐嚇。而且整個群組裡面，從頭到尾多則訊息，只有本案這2 件涉及可能會有剝奪行動自由的部分，其他部分都沒有暴力行為，這2 件是催討債務討過頭，屬於偶發性的行為，而非是持續性。又群組對話中並未見到任何欲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進行債務催討之字眼，可見「債務處理」群組單純是作為民事催討債務之用，跟這個偶發行為應該是不一致的，不能夠因2 件偶發性的行為，就認為這個群組完全都是犯罪組織等語，與事實相悖，洵難憑採。　⑶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指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或」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此參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1 項之規定甚明。是依上述規定，3 人以上，「以實施強暴、脅迫、詐術、恐嚇為手段」所組成具有持續性或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自屬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並非限於所犯為「最重本刑逾5 年有期徒刑之刑之罪」，才屬於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經查，本案暴力討債集團固無明確之規約、入會儀式，分工亦非縝密，惟依前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2 條第2 項之規定，上開要件並非構成「結構性組織」之必要條件；本案暴力討債集團為3 人以上，非為立即實施犯罪而隨意組成，而以實施強暴、脅迫、恐嚇為手段之罪，組成具有持續性、牟利性之有結構性組織，要屬犯罪組織無疑。從而，辯護人主張: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立法目的，最主要處理的是嚴重犯罪，而不是這種涉嫌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的犯罪，此與立法目的不同。蔡伯聰涉嫌的行為，跟所謂嚴重犯罪的定義，應該是有相當大的差距，所以就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的部分，請給予蔡伯聰無罪之諭知等語，亦非可採。　⑷綜合上述，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係組織犯罪防制條例所稱犯罪組織無訛。　㈢綜上㈠、㈡所述，蔡伯聰辯解及辯護人上述主張，均非可採，蔡伯聰有上述犯罪事實一、二所載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四、犯罪事實一、二之論罪：　㈠按發起犯罪組織者倘尚主持、操縱或指揮該犯罪組織，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之各行為間即具有高、低度之吸收關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6968號判決要旨參照）。又按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施以毆打、恫嚇等傷害、恐嚇犯行，均係非法方法剝奪行動自由之部分行為，其所致普通傷害結果乃強暴、脅迫之當然結果，該低度之恐嚇、傷害行為應為高度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780 號判決、30年上字第3701號判例意旨參照）。　㈡是核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之發起犯罪組織罪；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二所為，係犯刑法第302 條第1 項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公訴意旨認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之操縱犯罪組織罪，容有未恰，業如前述，惟因蔡伯聰適用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部分僅有前、後段之分，仍為同一條項之法條，自無庸變更起訴法條。蔡伯聰主持、操縱、指揮他人犯罪組織等低度行為，均為其發起犯罪組織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又蔡伯聰與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等人於剝奪羅漢強行動自由行為繼續中，施以毆打、恐嚇等傷害、恐嚇行為，為高度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犯罪事實一部分，蔡伯聰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屬法律依參與犯罪程度不同而異其刑罰之規定，不能適用刑法總則共犯規定（最高法院81年度台非字第233號判決意旨參照）；犯罪事實二部分，蔡伯聰與謝旭、朱峻億、吳育丞、林清益、陳家樺等人就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係藉由防制組織型態之犯罪活動為手段，以達成維護社會秩序、保障人民權益之目的，乃於該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與後段，分別對於「發起、主持、操縱、指揮」及「參與」犯罪組織者，依其情節不同而為處遇；另主持或參加以犯罪為宗旨之犯罪組織者，其一經主持或參加，犯罪固屬成立，惟在未經自首或有其他事實證明其確已脫離該犯罪組織以前，其違法情形仍屬存在，在性質上屬行為繼續之繼續犯（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上字第3596號、104 年度台上字第21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蔡伯聰就犯罪事實一所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 條第1 項前段發起犯罪組織罪，其在發起(包含主持、操縱、指揮等低度行為)犯罪組織行為繼續中，為犯罪事實二所示犯罪行為，因其僅為一發起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侵害同一社會法益，應僅與首次犯行論以發起犯罪組織及各暴力犯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後之各次行為，乃為同一組織犯罪之繼續行為，為避免重複評價，自無再另論一組織犯罪之必要。據此，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之犯行，與其犯罪事實二所示對羅漢強之犯行，係以1 行為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論以發起犯罪組織罪。　㈤起訴書雖未敘及蔡伯聰前揭發起、主持、指揮犯罪組織犯行，然此等犯行與已起訴之操縱犯罪組織部分及剝奪羅漢強行動自由部分，具有實質上一罪及裁判上一罪之關係，已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自得併予審理，附此說明。參、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一、上訴意旨: 　㈠蔡伯聰及其辯護人部分略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部分應諭知無罪(理由詳前述)，如認定成罪，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或給予減刑機會。至於剝奪行動自由部分，蔡伯聰已與羅漢強達成和解，但尚未給付完畢，何汰岑部分因為沒有來調解所以無法達成和解。如果蔡伯聰都有達成和解，希望能判6 個月以下有期徒刑，並給予易科罰金之機會等語。　㈡檢察官部分略以：本案係因第三人李承翰向施瀞文借款5 萬餘元後，施瀞文認何汰岑侵占李承翰清償之部分款項，即委託蔡伯聰向何汰岑追討該筆款項，蔡伯聰並夥同曾韋盛、謝旭、陳家樺及其他共犯，分別以持刀械、棍棒、鐵條毆打並剝奪何汰岑之行動自由，長達2 小時餘，致何汰岑受有上背挫傷、下背切割傷、頭部外傷等傷害，侵害何汰岑之人身自由，對何汰岑造成之身心傷害非輕，且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迄今未賠償何汰岑分文，顯見其等犯後態度不佳，毫無填補何汰岑損失之積極作為，原審未審酌及此，僅各量處有期徒刑7月、4月、5月、3月、4月，實屬過輕等語。　　二、於審究上訴有無理由之前，先予說明本案刑之加重或減輕事由: 　㈠謝旭犯罪事實三部分(謝旭其餘犯罪事實非上訴審理範圍)有累犯加重其刑之事由：　　謝旭前因詐欺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下稱高雄地院)以 104 年度易字第907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 月、5 月、4 月，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 年2 月確定（下稱甲案），又因侵占案件，經高雄地院以108年度簡字第352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 月確定（下稱乙案），甲案、乙案接續執行，於108 年 9 月26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於108 年12月17日保護管束期滿假釋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提出高雄地檢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及高雄地院108年度簡字第3 52 號判決資料為證（原審訴516卷三第505至510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足憑。是謝旭於上述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 年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構成累犯。原審考量謝旭並未因上開案件徒刑之執行而知所警惕，再犯本案犯行，對刑罰反應力薄弱，非屬司法院釋字第775 號中所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故謝旭就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㈡本院經核原審上述關於謝旭構成累犯及加重其刑之說明均無違誤，而謝旭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對構成累犯及累犯加重沒有意見(本院193卷二第60頁），是原審關於謝旭就犯罪事實三之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犯行，應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尚無不合。三、原審就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犯行所論處之「發起犯罪組織罪」部分，認蔡伯聰罪證明確，再連同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犯罪事實三之「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於量刑時審酌:蔡伯聰發起、主持、操縱及指揮本案暴力討債集團之犯罪組織，操縱、指揮暴力討債集團內之成員潘聰賢、謝旭、朱峻億、吳育丞及林清益等人分別為犯罪事實二、三所載之暴力討債犯行，無視他人生命、身體之安全；謝旭則聽命於蔡伯聰，以犯罪事實三所述暴行迫使他人還債，行徑甚為暴力，曾韋盛適於犯罪事實三所載時間至本案據點，陳家樺(原判決誤載為蔡家樺)適於犯罪事實三所載時間至本案據點，加入蔡伯聰等人暴力討債之犯行，施瀞文則不思以和平方式處理其與李承翰、何汰岑之債務問題，明知蔡伯聰等人係以暴力方式討債，仍委託蔡伯聰替其處理債務問題，並將何汰岑誘騙至本案據點，足認其等法治觀念淡薄、對法律之服從性甚低，其等所為不僅造成羅漢強及何汰岑身體之傷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另酌以蔡伯聰雖坦承犯罪事實二、三所示犯行，惟矢口否認有發起犯罪組織之犯行，曾韋盛則矢口否認有剝奪何汰岑行動自由之犯行，謝旭坦承有犯罪事實三所載犯行，施瀞文否認有剝奪何汰岑行動自由之犯行，陳家樺就本案犯行則坦承不諱之犯後態度；復考量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之犯罪情節、犯罪類型、參與程度、犯罪動機、角色分工，及其等於原審審理中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原審訴516卷三第464至465頁）等一切情狀，就蔡伯聰全部犯罪事實之量刑及曾韋盛等4 人犯罪事實三之量刑，分別量處⑴蔡伯聰有期徒刑3 年6 月、7 月；⑵曾韋盛有期徒刑4 月；⑶謝旭，累犯，有期徒刑5 月；⑷施瀞文有期徒刑 3 月；⑸陳家樺有期徒刑4 月，並就曾韋盛等4 人得易科罰金部分，均諭知如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說明不定應執行刑之理由，並就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之沒收部分予以說明如下：　　㈠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25至28所示之鋁棒2 支、棒球棍1支、伸縮警棍1 支、番刀1 支，係在本案據點扣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憑（警二卷第145至149頁），且為蔡伯聰所有，業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供述在卷（原審訴516卷三第362 頁）；扣案如原判決附表編號5 之折疊刀1 把、編號9 之鋁棒2 支、編號10之日式薄刀1 支、編號13之瓦斯鎮暴槍1 把（經鑑定非屬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所列管之槍枝），係在蔡伯聰之住處及其使用之自小客車上扣得，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110 年10月14日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附卷可佐（警二卷第133至139頁），均為蔡伯聰所有，亦據蔡伯聰於原審審理中供述明確（原審訴516卷三第360頁）。衡諸上開扣案物均具有相當之破壞及傷害能力，且於本案發生後旋經警方持搜索票在本案據點等處扣得，以其數量、扣案前置放之場所等情觀之，堪認該等扣案物均顯非一般日常生活所用，卷內雖無證據證明該等扣案物有供蔡伯聰犯罪事實二所載犯行使用，惟至少可認定係作為預備所用之物甚明，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附隨於蔡伯聰所犯發起犯罪組織罪刑宣告沒收。　㈡至公訴意旨雖聲請沒收蔡伯聰等人向羅漢強收取之10萬元。惟查，蔡伯聰係受吳宥鋐委託向羅漢強追討積欠之債務，因該財產原即為吳宥鋐所有，且公訴意旨亦未認蔡伯聰等人就該款項有何不法所有意圖，自難認該財物屬蔡伯聰等人之犯罪所得，公訴意旨聲請沒收，難認有據。至其餘扣案物，無證據證明與蔡伯聰犯罪事實一、二之犯罪具有直接關連性或不具刑法上重要性，且皆非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四、本院經核如下: 　㈠蔡伯聰確有犯罪事實一、二之犯行，其所為係論處「發起犯罪組織罪」等情，均經本院詳加論述於前，原判決就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罪」部分之採證、認事用法及沒收與否之決定，經核均無不合。　㈡按關於刑之量定，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為自由裁量之事項，倘於科刑時，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斟酌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事項，並未逾越法定刑度或濫用其權限，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又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之事項，雖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以法院就宣告刑自由裁量權之行使而言，應受比例原則、公平正義原則之規範，並謹守法律秩序之理念，體察法律之規範目的，使其結果實質正當，俾與立法本旨相契合，亦即合於裁量之內部性界限。從而，倘若符合此內、外部性之界限，當無違法、失當可指。經核原判決就蔡伯聰「發起犯罪組織罪」、「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及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之量刑，已考量刑法第57 條所列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暴力討債)、各被告角色分工及參與程度、犯罪所生危害(造成羅漢強及何汰岑身體之傷害，更嚴重影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犯罪後態度(包括是否坦承犯行，並正面表列潘聰賢有與何汰岑和解賠償，其餘被告則因未和解賠償而未記載)、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等事項，而未逾越法定範圍，且與比例原則相符，並無偏執一端，輕重失衡之情形，且就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之犯罪之手段、所生危害(造成何汰岑身體之傷害)、犯罪後態度(正面表列有和解賠償之人，反面即未與何汰岑和解賠償)等情狀亦均已列入量刑審酌事項，雖未就各事項逐一詳為說明，但已簡要說明要旨。本院復審酌蔡伯聰於本院審理時仍否認有發起、主持、操縱、指揮犯罪組織罪之犯行，持續耗費有限司法資源，其雖有委託訴訟代理人與羅漢強達成調解，但蔡伯聰並未依約定於113 年9 月30日匯入羅漢強指定之帳戶，且迄113年11月7 日本院辯論終結時仍未給付(本院193卷二第58、59頁），自難以動搖原審量刑之妥適性。又蔡伯聰、謝旭於本院審理時仍坦承犯罪事實三之犯行，而施瀞文於本院準備程序仍否認犯罪事實三之犯行、陳家樺則未到庭陳述，與原審審酌之情形無差異，至曾韋盛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改為坦承犯罪事實三之犯行，但本院考量曾韋盛於原審否認犯行，前已耗費相當司法資源，係經原審判決詳細論述後，始於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再特別考量蔡伯聰等5 人於本院審理時，就何汰岑部分仍未和解或賠償，與原審時所審酌之犯後態度並無重大改變。再經本院審酌蔡伯聰等5 人分別有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前科之品行(謝旭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及蔡伯聰等5 人各別之犯罪情狀及其他一般情狀後，亦與原審上述之量刑基礎並無明顯出入，因認原判決之認事用法，均無不合，量刑亦屬妥適。　㈢綜上所述，蔡伯聰上訴意旨猶執陳詞否認違犯「發起犯罪組織罪」，指摘原判決此部分對蔡伯聰所為之有罪判決不當，及就全部量刑部分過重，請求給予從輕量刑或給予減輕其刑等語，均為無理由；至檢察官關於犯罪事實三就蔡伯聰、曾韋盛、謝旭、施瀞文、陳家樺「共同犯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部分之量刑，雖以前揭上訴意旨主張均有過輕違誤等指摘，同屬無理由，自應予駁回蔡伯聰及檢察官之上訴。肆、潘聰賢、朱峻億部分業經撤回上訴而確定，盧瑞清、廖建豪、吳育丞、林清益部分業經原審判決後因未上訴而確定，自均不另論列，併予說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 條，第368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尤彥傑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陳俊宏提起上訴，檢察官楊慶瑞、黃彩秀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楊明靜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第1項》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2024-12-12

KSHM-113-上訴-193-20241212-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易字第381號上訴人即被告李明發羅秋玲黃保銘上列上訴人等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253 號，中華民國113 年6 月25日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應再開辯論。　　理　由一、按辯論終結後，遇有必要情形，法院得命再開辯論，刑事訴訟法第291 條定有明文。本案前經本院辯論終結在案，茲因上訴人即被告李明發來信表示尚與告訴人郭素足協調和解中，希望法院延後審結，本院認尚有應行調查之處，爰命再開辯論，並指定於民國114 年2 月6 日上午10時20分，在本院第六法庭，續行言詞辯論，特此裁定。二、依刑事訴訟法第220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孫啓強　　　　　　　　　　　　　　　　　　　法　官　陳明呈　　　　　　　　　　　　　　　　　　　法　官　林永村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裁定不得抗告。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楊明靜

2024-12-11

KSHM-113-上易-381-20241211-1

搜尋結果：孫啓強

損害賠償

殺人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竊盜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詐欺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聲請付與卷宗證物影本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傷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