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劉承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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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98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佳瑋選任辯護人劉誠夫律師許致維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偵字第4926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李佳瑋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處有期徒刑壹年，緩刑參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參年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事　實一、李佳瑋知悉4-甲基甲基卡西酮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3款明定之第三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持有，竟與李承哲（所涉罪嫌經本院以112年度訴字第1571號判決在案）共同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犯意聯絡，先由李承哲於民國112年2月中旬某時許，在不詳地點取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第三級毒品。復緣古國霖之父親古成藤不滿古國霖施用第三級毒品而欲將毒品交易者引出，於112年5月20日8時37分許，古成藤指示不具購買毒品真意之古國霖使用通訊軟體LINE（下稱LINE）與暱稱「J」之李佳瑋聯繫，達成以新臺幣（下同）3,000元之價格購買如附表編號1所示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咖啡包6包之約定。嗣經李佳瑋居間聯繫李承哲於同日14時11分許至約定地點即臺北市○○區○○○路0段00號與古國霖進行交易，惟因古成藤已將上開約定內容告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員警於李承哲、古國霖交易毒品時隨即上前盤查，並扣得如附表編號1所示欲行交易之第三級毒品，又因古國霖自始無購買毒品、交付財物之真意，而未得逞。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本院引用被告李佳瑋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經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 39頁），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另其餘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有證據能力。貳、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上揭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及偵訊時供承在卷，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共同正犯李承哲之供述、證人即毒品購買者古國霖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並有被告與古國霖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受執行人：李承哲、古國霖、被告）、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收據、現場及證物照片及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112年6月19日航藥鑑字第0000000、0000000Q號毒品鑑定書各1份等件附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可採信。二、按一般民眾普遍認知，毒品價格非低、取得不易，且毒品之非法交易，向為政府查禁森嚴且重罰不寬貸，衡情倘非有利可圖，絕無平白甘冒被嚴查重罰高度風險之理。從而，舉凡有償交易，除足反證其確另基於某種非圖利本意之關係外，通常尚難因無法查悉其買進、賣出之差價，而推諉無營利之意思，或阻卻販賣犯行之追訴。故凡為販賣之不法行為者，其販入之價格必較售出之價格低廉，而有從中賺取買賣差價牟利之意圖及事實，應屬符合論理法則而不違背社會通常經驗之合理判斷（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481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與證人古國霖並無特殊情誼，絕無平白甘冒被嚴查重罰高度風險之理，揆諸前揭判決意旨，堪認被告係基於營利意圖而為本案犯行甚明。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參、論罪科刑：一、按4-甲基甲基卡西酮為第三級毒品，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 條第2項第3款有明文規定。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3項之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被告販賣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之行為，為販賣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二、被告與李承哲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三、刑之加重減輕事由：　㈠經查，被告客觀上已著手實行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然因購毒者自始即不具購買之真意，事實上不能真正完成買賣而不遂，為未遂犯，應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　㈡本案有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⒈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此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由於自白著重在過去犯罪事實之再現，對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事實之法律上評價，或阻卻違法、責任之事由，有所主張，固不能否認被告坦承犯罪事實而成立自白之效力（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563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固於偵查時僅承認本案為幫助販賣第三級毒品未遂罪等語（見偵字卷第169頁）。惟查，被告於偵查時已就上開犯罪事實供承在卷，僅主觀上認為自己是居中洽談古國霖、李承哲交易毒品事宜，應為幫助販賣毒品，而非販賣犯行之正犯，然此等行為究應構成幫助犯或正犯，實為法律上評價之問題，仍無礙被告就犯罪事實已為自白之認定，且檢察官亦稱：被告於偵查及審理時就構成要件說得很清楚，應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等語（見本院卷第90頁）。是被告就本案犯行，堪認於偵查及本院審判中均已自白犯罪，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㈢本案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　　經查，本案為毒品購買者主動聯繫被告稱欲購買毒品之犯罪情節，且該次交易的交易數量、價金及獲利均非鉅，顯係小額零星販售，相較於大盤、中盤毒販備置大量毒品欲廣為散播牟取暴利者，其危害性顯屬有別，本院綜合一切情狀，縱以上述減刑事由減輕其刑後，與其犯罪情節相較，仍屬情輕法重，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顯有堪以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　㈣綜上，被告有上開3種減刑事由，並依法遞減其刑。四、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知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戕害身心，竟為牟求私利，無視法令之厲禁，而為本案販賣毒品犯行，倘若其所為既遂，將助長毒品散布，戕害國民身心健康，應予非難；復參本案販賣毒品數量為含有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之咖啡包6包、價金為3 ,000元之情節；考量被告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暨其犯罪動機、手段、無前科之素行、戶籍資料註記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生活及經濟狀況（參見本院卷第21 頁之個人戶籍資料、第92頁之審判筆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五、本案諭知緩刑之說明：　　經查，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考，本院審酌被告前無與毒品相關之前科素行，應可認被告係一時失慮而涉毒，然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並提出薪資明細表等件已彰目前有正當工作（參見本院卷第51-60頁）等節，堪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緩刑3年。又為使被告能於本案中深切記取教訓，避免再度犯罪，爰併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命被告應於主文所示期間內，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另依刑法第93條第1 項第2款規定，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啟自新。　　肆、沒收部分：　　經查，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經鑑驗檢出第三級毒品4 -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有上開毒品鑑定書存卷可查，核屬違禁物無訛。惟查，上開物品前經本院在共同正犯李承哲之案件中，以112年度訴字第1571號判決宣告沒收，並於114年 1月17日確定，且經臺北地檢署檢察官以114年度執沒字第11 95號執行沒收完畢，此有該判決、共同正犯李承哲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附卷可憑，是上開物品既經另案判決宣告沒收確定並執行完畢，故就此部分不再重複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判決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文），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婉儀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棣儀　　　　　　　　　　　　　　　　　　　　　　　　　　　法　官　姚念慈　　　　　　　　　　　　　　　　　　　　　　　　　　　法　官　賴政豪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蕭舜澤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3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000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品項備註 1 淡灰紫色粉末6袋（含包裝袋） ⑴實稱毛重20.6470公克（含6袋1標籤），淨重12.9130公克，取樣0.1600公克，餘重12.7530公克，檢出第三級毒品4-甲基甲基卡西酮成分。 ⑵純度為9.0％，純質淨重1.1622公克。

2025-03-14

TPDM-113-訴-998-2025031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上訴字第4392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連姿瑜指定辯護人黃郁叡律師（義務辯護人）上訴人即被告何姃芠選任辯護人李珮琴律師（法扶律師）上訴人即被告黃玟嘉選任辯護人楊佳純律師曾昭牟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30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3567號、 110年度偵字第25460號、110年度偵字第3356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連姿瑜所處之刑（共二罪）及所定應執行刑部分，均撤銷。前項撤銷部分，連姿瑜各處有期徒刑柒年陸月（共二罪），應執行有期徒刑捌年捌月。其他上訴駁回。　　事　實一、連姿瑜（LINE暱稱「BaBy奈奈ㄦ」，MESSENGER暱稱「奈緒美」）、何姃芠（LINE、MESSENGER暱稱「何小哉」，原審筆錄誤載為「何小呆」）、黃玟嘉（綽號「耗子」）明知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下或逕稱甲基安非他命，起訴書附表誤簡稱為安非他命），不得非法販賣、持有，仍分別為下列犯行：　㈠何姃芠與連姿瑜共同基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以營利之犯意聯絡，推由何姃芠於民國110年8月19日凌晨零時6分許以附表一所示行動電話與吳侍龍（LINE暱稱「竹葉青」、「18禁」，MESSENGER暱稱「竹葉青」）聯繫，提議可「共同出資」新臺幣（下同）2萬4,000元和吳侍龍一起向人在桃園中壢、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保哥」購買半兩（17.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惟吳侍龍表示身上現金不足，無法合購，何姃芠即基於上開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聯絡，向吳侍龍勸說仍可以現有資金購買甲基安非他命，吳侍龍乃表示可以身上所有之7,000元款項，按照上開比例（2萬4,000元17.5公克，1公克平均約1,371元）用7,000元買5公克（平均1公克1,4 00元，接近每公克1,371元之平均價）。但實際上連姿瑜、何姃芠與「保哥」是約定以2萬元購買17.5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平均單價1公克約1,142.8元，5公克共5,714元），並從中賺取價差利益。議定妥當後，何姃芠駕駛向他人借來之小貨車，於同日凌晨2時34分許搭載連姿瑜到臺北市延平南路與漢口街口，由連姿瑜向吳侍龍收取7,000元後，繼續開車到桃園中壢，由連姿瑜以2萬元向保哥購入17.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並於同日凌晨5時59分許，在當時連姿瑜所居住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號「華美大飯店」（下稱華美飯店）809號房內，將其中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交付給吳侍龍，吳侍龍即交付購買毒品價金7,000元給連姿瑜收受。　㈡何姃芠又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營利之犯意，於110年8月26日凌晨零時29分許，以其持有之行動電話（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與吳侍龍聯繫約定交易毒品事宜後，於 110年8月26日上午6時53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段00 號「洛基飯店中華館」（下稱「洛基飯店」，起訴書誤載為中華路41號）10樓某房間內，以1萬2,000元販賣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與吳侍龍，吳侍龍即將購買毒品之價金1萬2,000元轉帳至何姃芠開立於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000000 000000000號帳戶。　㈢連姿瑜、黃玟嘉共同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以營利之犯意聯絡，推由連姿瑜以其持有之行動電話（如原判決附表二所示）與吳侍龍聯繫，約定以2萬6,000元販賣17.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給吳侍龍。商議妥當後，即由黃玟嘉於110 年9月5日下午7時許，在華美飯店809號房內與吳侍龍交易，但黃玟嘉身上僅剩1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吳侍龍也只攜帶7, 000元現金到場，於是吳侍龍先行交付7,000元款項，黃玟嘉交付1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雙方並約定吳侍龍尚須補足1萬9 ,000元款項給連姿瑜、黃玟嘉，連姿瑜、黃玟嘉則須補足5. 5公克毒品給吳侍龍；惟雙方互欠的1萬9,000元、5.5公克毒品因旋遭警查獲，而未繼續完成此一交易）。　㈣嗣員警先於110年9月6日凌晨在吳侍龍居住處所查獲吳侍龍，再循線查獲何姃芠、連姿瑜、黃玟嘉，並扣得如原判決附表一、二所示之物，而查知全部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信義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甲、本院審理範圍壹、檢辯雙方之上訴範圍一、檢察官部分　　本案就被告連姿瑜、何姃芠被訴於110年8月26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即檢察官起訴書附表編號2部分），原審僅認定被告何姃芠單獨販賣毒品予吳侍龍並據以論罪科刑，且判處被告連姿瑜無罪。檢察官乃對此部分全部提起上訴（見本院卷二第63、64頁）。二、被告連姿瑜部分　　就被告連姿瑜被訴於110年8月19日、8月26日、9月5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至3部分），被告連姿瑜僅對原判決就其所認定110年8月19日、9月5日有罪部分〔即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㈠、㈢〕之科刑暨所定應執行刑提出上訴，而對此部分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4、79頁）。三、被告何姃芠部分　　就被告何姃芠被訴於110年8月19日、8月26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1、2部分），被告何姃芠對原判決就其所認定110年8月19日販賣毒品有罪〔即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㈠部分〕之罪刑與沒收全部，以及110年8月26日販賣毒品所處之刑部分〔即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㈡部分〕之科刑暨所定應執行刑提出上訴，而對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㈡部分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爭執（見本院卷二第64、 65頁）。四、被告黃玟嘉部分　　就被告黃玟嘉被訴於110年9月5日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即起訴書附表編號3部分），被告黃玟嘉對原判決所認定其有罪〔即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㈢部分〕之罪刑與沒收全部提出上訴。貳、據上，本院除就原審所認定被告連姿瑜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㈠、㈢部分，僅就原審所科處之刑及所定執行刑為審理，不及於其他部分以外；就其餘部分，即原審於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㈠、㈡、㈢所認定被告何姃芠、黃玟嘉犯行之罪刑全部（含對被告何姃芠所定執行刑），與原審判處被告連姿瑜無罪部分，則均在本院之審理範圍。　　乙、被告何姃芠、黃玟嘉經原審判處罪刑部分，及被告連姿瑜經原審判處無罪部分壹、證據能力部分一、被告何姃芠部分　　又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何姃芠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對於被告何姃芠屬於傳聞證據，被告何姃芠及其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同意做為證據（見本院卷一第465至471頁）。本院審酌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陳述作成之情況，均係出於自由意志，並非違法取得，且與待證事實具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依前揭規定，應均有證據能力。二、被告黃玟嘉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為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所明定。經查，除吳侍龍、被告連姿瑜警詢中之供述外，其餘檢察官所提出用以證明被告黃玟嘉犯罪之各項證據，其中屬於被告黃玟嘉以外之人審判外之陳述部分，對被告黃玟嘉屬於傳聞證據，被告黃玟嘉及其辯護人均表示同意做為證據（見本院卷一第485至489頁），本院審酌該等言詞供述及書面做成時之狀況，並無不宜作為證據之情事，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得作為證據。　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被告黃玟嘉及其辯護人主張證人吳侍龍、證人即共同被告連姿瑜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一第486、487頁），又吳侍龍、被告連姿瑜業經於審理中經傳喚為證人證述相關情節，且先前亦經檢察官訊問相關犯罪情節足以作為本案之證據，故不以上開二人於警詢時之供述作為認定被告黃玟嘉犯罪事實之證據，併予說明。貳、實體方面一、被告何姃芠所犯事實欄編號一之㈠所示犯行部分　　訊據被告何姃芠固坦承：①有於110年8月19日凌晨傳訊給吳侍龍，訊息中提到要開車前往桃園向「保哥」拿取毒品，而由吳侍龍以7,000元換取其中5公克毒品；②於110年8月19日凌晨2時34分許，由被告何姃芠駕車搭載被告連姿瑜到臺北市延平南路與漢口街口與吳侍龍見面；吳侍龍則有在該處交付現金7,000元給被告連姿瑜。③被告何姃芠再開車載被告連姿瑜到桃園中壢；以2萬元對價向「保哥」購入17.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④又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返回華美大飯店後，吳侍龍有前往該飯店809號房取得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檢察官所起訴販賣第二級毒品與吳侍龍之行為，辯稱：當天我是有和吳侍龍聯絡，但原本是要和吳侍龍一起合購甲基安非他命，但後來我沒錢，因此作罷，所以我並沒有販賣毒品給吳侍龍的行為等語。被告何姃芠之辯護人則為其辯稱：檢察官雖以吳侍龍、張莉翎、連姿瑜之證述，以及被告何姃芠與吳侍龍之對話紀錄，作為被告何姃芠販賣毒品給吳侍龍之證據，但原本被告何姃芠要與吳侍龍合購毒品，因為被告何姃芠沒錢就放棄，而該次實為被告連姿瑜向桃園「保哥」販入毒品後轉賣給吳侍龍，吳侍龍買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的7,000元是交給被告連姿瑜，也是由被告連姿瑜拿錢到桃園向「保哥」取得毒品，不論價金、毒品、交易地點，都是被告連姿瑜經手，被告何姃芠均未參與；是因為被告連姿瑜不會開車，才由被告何姃芠幫忙搭載，被告何姃芠至多只構成幫助施用或幫助轉讓之犯行；雖然吳侍龍強調是被告何姃芠販賣毒品云云，但吳侍龍和被告連姿瑜之前是男女朋友，說詞刻意袒護被告連姿瑜；被告連姿瑜自己都承認這筆7,000元款項是吳侍龍交給她，但吳侍龍竟還證稱錢是交給被告何姃芠，其證詞顯然不可信等語。經查：　㈠本案案發緣由，為被告何姃芠主動詢問吳侍龍是否有意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以及其與被告連姿瑜於前述時間一起去找吳侍龍，而被告連姿瑜向吳侍龍收取現金7,000元，隨後二人又一起前往桃園與「保哥」見面，「保哥」係由被告連姿瑜聯繫。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其中一人以2萬元向「保哥」購入半兩（約17.5公克）的甲基安非他命；被告何姃芠、被告連姿瑜其中一人將該等甲基安非他命其中5公克交給吳侍龍等節，不僅經證人即吳侍龍於偵查中具結證述〔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25460號案卷（下稱偵25460 號案卷）第179、180頁〕，及原審審理時具結證述甚明（見原審卷二第153至155、157、161至163、164、169至171、17 4、175、178、179頁），且有被告何姃芠與使用LINE暱稱「竹葉青」之吳侍龍LINE對話紀錄截圖（見偵25460卷第95至1 11頁）、中華路一段39號、延平南路與漢口街口等處110年8 月19日路口監視器影像畫面擷圖〔偵25460卷第131至133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3567號案卷（下稱偵22 567卷）第285至289頁〕在卷可資佐證，並均為被告何姃芠所不爭執，自堪認定屬實。　㈡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於本案之分工情形：　1.就被告何姃芠、連姿瑜2人下列之言行參互以觀：一方面，被告何姃芠於110年8月19日凌晨零時6分係主動詢問吳侍龍是否須要購買毒品，此有被告何姃芠與吳侍龍之對話截圖可考（見偵25460卷第95頁）。雖然對話中確實提到「合」（見偵25460卷第95頁），然吳侍龍之後已表示「我也處理好了」、「那你先拿你的就好我不夠錢了」（見偵25460卷第 99、101頁）；但被告何姃芠仍持續鼓吹吳侍龍「可是人家特定（特地)留給我」、「那我先過去跟你收，不夠看他給我回還是拿少一點」、「那我先跟你拿五千啦」、「可以嗎」，後經吳侍龍確認後，告以：「現在可以給你7000」、「 7000有幾個」、「5個」，何姃芠則回覆稱「照分啊」、「我還沒算不知道」，吳侍龍則稱要被告何姃芠前往居住處所收取款項，並詢問被告何姃芠要前往何處拿取毒品，被告何姃芠即回覆稱要到桃園，因為車子是向他人借用，因此天亮前要返回臺北，至當天凌晨4時許，吳侍龍尚向被告何姃芠確認是否已返回臺北（見偵25460卷第101至105頁）。　2.又關於被告連姿瑜參與情形，被告連姿瑜於警詢、偵查、審理均不諱言當日係其親自向吳侍龍收取7,000元現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3567號案卷（下稱偵33567號卷）第29頁、338頁，原審卷二第317頁參照〕。且於警詢中進一步承認：「我記得是新臺幣20000元左右購買大約17.5 公克的毒品安非他命。」、「（問：能否詳述110年08月19 日向保哥購買毒品交易過程？）答：我們到達桃園市○○區○○ 路000號前，由『保哥』的朋友下來帶領我們進入屋内……，錢自我身上出來拿給保哥，『保哥』直接從放在桌子上的毒品中拿給我。」（見偵33567號卷第31、33頁）。　3.至於面交毒品給吳侍龍之事，據證人吳侍龍與被告連姿瑜所稱，均係由被告何姃芠在華美飯店809號房交付毒品給吳侍龍；又依據前揭訊息內容，當天係吳侍龍告知人已到達華美大飯店809號房，被告何姃芠亦回覆「嗯嗯」表示知悉（見偵字第25460號卷第111頁），顯見被告何姃芠當時確有與吳侍龍相約在華美飯店809號房面交毒品之行為甚明。　4.據上，綜合上述證據內容，可知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兩人的分工，乃是先由被告何姃芠以合購為由引誘吳侍龍願意出錢購買甲基安非他命，雖吳侍龍表示身上現金不夠，無法合購毒品，但被告何姃芠仍持續勸說吳侍龍，最後敲定吳侍龍以7,000元購買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至於被告連姿瑜則負責向吳侍龍收錢、聯繫上游毒品來源「保哥」；被告何姃芠再於被告連姿瑜引領之下，開車到桃園中壢找「保哥」，由被告連姿瑜交錢給「保哥」、收受毒品後，再一起開車回到華美飯店809號房交付甲基安非他命5公克給吳侍龍之事實甚明。　㈢被告何姃芠有與被告連姿瑜販賣毒品以營利之意圖　1.按買賣毒品案件中，行為人受施用毒品者委託，代為向販售毒品者購買毒品後，交付委託人以供施用，並收取價款者，與受販售毒品者委託，將毒品交付買受人，並收取價款者，二者客觀上同具向毒販取得毒品後交付買受人，以及向買受人收取價款之行為外觀，其中單純意在便利、助益施用而基於與施用者間之意思聯絡，為施用者代購毒品之情形，僅屬幫助施用或持有；若意圖營利，而基於與販售者間之犯意聯絡，代為交付毒品予施用者，則為共同販賣。二者之辨，核與該次交易究係起因於賣方主動要求行為人對外兜售或買方主動向行為人洽詢無涉，而端視行為人在買賣毒品過程中之交易行為特徵及其營利意圖之有無而定。所謂營利意圖，乃指行為人欲藉由毒品交付而獲取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動機、目的，不以自己獲利為限，使第三人獲利亦屬之，亦不以果已獲利為必要。例如將毒品以高於原本代價售予他人以賺取價差（即「低買高賣」）、購入毒品後將部分毒品扣除再以購入之原價賣出（即「偷斤減兩」）、藉由交付毒品換取其他間接利益（如開拓或增加販賣毒品之客源或機會、免除債務、取得借款機會、獲取報酬、得以較低廉之代價購買毒品等），均足認行為人有營利之意圖。營利意圖為行為人主觀心理狀態，屬犯罪構成要件之主觀要素，於行為人自白其營利意圖時，本無須另有補強證據，且其營利意圖之有無，亦可藉由客觀表露於外之行為、事實等，依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進行判斷。行為人業已認知毒品之違法性及相應刑責之重大性之前提下，猶甘冒遭查緝處罰之風險，以隱匿密行方式交付毒品予素無特殊親誼關係之人而領受對價，甚至為完成交易而向共犯或第三人調取毒品，耗費時間、勞力、金錢，並增加遭查獲風險者，衡諸常情，均屬自損行為，若無其他明確之動機、目的，行為人顯係期待藉以獲利，自足資為營利意圖認定之依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201號判決參照）。　2.經查：本案被告何姃芠、連姿瑜於110年8月19日前往向「保哥」取得毒品以後，以5公克7,000元為代價提供與吳侍龍之行為，乃是經由被告何姃芠主動向吳侍龍提議，即使吳侍龍稱身上款項不足，被告何姃芠仍勸說被告吳侍龍同意以7,00 0元購買5公克；以及被告何姃芠、連姿瑜均明知是以2萬元向「保哥」取得半兩約17.5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成本1公克約1,142.8元，以此推算5公克成本總計5,714元），但仍告知吳侍龍半兩價格為2萬4,000元，進而敲定以7,000元轉賣5公克（平均1公克1,400元）給吳侍龍之事實，均經論述如前，足認本案係由被告何姃芠與連姿瑜方面主動提議提供毒品給吳侍龍，且不僅向吳侍龍收取對價，亦從中獲得價差之利益。又關於本次購買毒品之價金，吳侍龍於原審審理時則證稱：「（問：就你瞭解被告何姃芠是否有賺你錢？還是真的照分？）答：照分吧，她有沒有賺錢我不清楚」、「何姃芠是說半兩2萬4000元。」、「（問：你有無親眼目睹或有任何證據知悉何姃芠確實是用2萬4000元買半台？）答：沒有。」（見原審卷二第175、178頁），更可徵本案被告何姃芠、連姿瑜向「保哥」進貨之交易條件、實際數量狀況、價格等，均由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方面自行處理，而非吳侍龍所得控制。從而，自足認定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本質上即係共同基於低買高賣以營利之意圖聯繫，將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以7,000元之對價販賣給吳侍龍，至為明確。　㈣又關於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向「保哥」拿取毒品，以及後續面交毒品給吳侍龍之情節，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於原審審理時相互推諉，聲稱是對方取得毒品並交付給吳侍龍等語。經核關於被告何姃芠、連姿瑜向「保哥」取得毒品之經過，被告連姿瑜於警詢時供稱：取得毒品經過，是我從身上拿錢出來給「保哥」，「保哥」直接從放在桌子上的毒品給我等語（見偵33567號卷第29、33頁）；至檢察官偵訊時則改稱：我與被告何姃芠到桃園「保哥」處，我將吳侍龍的錢交給「保哥」，被告何姃芠的部分，被告何姃芠說先欠著，「保哥」就給被告何姃芠半兩17.5公克安非他命，我們就拿走了等語（見偵33567號案卷第338頁）。又關於被告何姃芠、連姿瑜交付毒品給吳侍龍之過程，經核被告連姿瑜於警詢時供稱：交付毒品，是由被告何姃芠與吳侍龍相約在809 號房內，因當時我在睡覺，由被告何姃芠將毒品交給吳侍龍等語（見偵33567號卷第29、33頁）；於受檢察官偵訊供稱：我們回到我與被告何姃芠居住的809號房，被告何姃芠約吳侍龍過來，我睡著時吳侍龍來了，我看到被告何姃芠將毒品交給吳侍龍等語（見偵33567號案卷第338頁），前後供述則屬一致。而雖因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相互卸責予對方，依現存證據雖難以確知係由何人「親手」向「保哥」取得毒品，又係何人「親手」面交毒品給吳侍龍，然而被告何姃芠有與被告連姿瑜以前揭分工方式，共同為販賣第二級毒品給吳侍龍之犯行，而就向吳侍龍取款，向上游取得毒品，再交付毒品給吳侍龍，均在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意思支配下所為，均經論述如前，至於就細節上，分工如何，究竟是否其親自交付或透過被告連姿瑜交付毒品給吳侍龍，均不能解免被告何姃芠共同販賣毒品之罪責。是以被告何姃芠將相關行為均卸責予被告連姿瑜，並以此為由辯稱係被告連姿瑜單獨販賣毒品，與被告何姃芠無關等情詞，均不足採取。　㈤至於雖吳侍龍於原審時，曾證稱：就其認知，是與被告何姃芠合購毒品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63、164頁），然而參照上述客觀事實，已足認定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是向上游「保哥」進貨，將其中一部分毒品轉手給吳侍龍以賺取價差利益，吳侍龍則因與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之間存有資訊落差，不知其中緣由，誤以為始終都是合購毒品，也按被告何姃芠所聲稱進價比例照分，惟吳侍龍個人主觀認知並不影響上開客觀事實之認定。是以本案亦不能認為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僅有與吳侍龍「合購」之行為甚明。　㈥此外，雖吳侍龍於原審審理時迭證稱：「被告連姿瑜沒有在賣（毒品）」、「我把錢（7000元）交給何姃芠」、「這次是跟何姃芠拿。」、「被告何姃芠（報價給我）。」、「（問：你剛剛有提到在110年8月19、26日跟被告何姃芠購買毒品，這兩次是否都是直接跟何姃芠聯繫嗎？）答：對。」、「（問：為何你會認定連姿瑜沒有在賣毒品，都是何姃芠在賣？）答：因為都是我跟何姃芠聯絡買毒品。」（見原審卷二第147至181頁），於偵查中則證稱：110年8月19日的交易，連姿瑜沒有跟我收錢，連姿瑜是陪何姃芠與碰面等語（見偵25460號卷第224頁），雖吳侍龍一再強調錢是交給被告何姃芠，此事與被告連姿瑜無關等語，然其此部分之證述顯與被告何姃芠、連姿瑜均有出入，對照吳侍龍於本案相關供述，確實有迴護被告連姿瑜之情形，故就此部分自難以逕採吳侍龍之證述以認定被告何姃芠係單獨販賣毒品給吳侍龍，併予說明。　　㈦綜上所述，被告何姃芠與被告連姿瑜共同於110年8月19日以7 ,000元販賣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與吳侍龍犯行，已臻明確，被告何姃芠所為上開辯解，並不足採，應予依法論科。　二、被告何姃芠所犯事實欄編號一之㈡所示犯行部分　㈠被告何姃芠對於此段犯行坦承不諱，核與吳侍龍於偵查中時之證述大致相符（見偵25460號卷第179、180頁），且有吳侍龍與何姃芠對話截圖、洛基飯店監視器截圖（見偵25460 號卷第113至129、135至137頁），足以擔保被告何姃芠前揭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㈡至於檢察官固認為被告何姃芠此部分之犯行，亦與被告連姿瑜有共犯關係，然而本院認為依檢察官所提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連姿瑜有參與此部分之犯行（詳後述），是應認定被告何姃芠於110年8月26日係單獨販賣毒品給吳侍龍，併予說明。　　㈢被告何姃芠此部分販賣毒品之犯行事證明確，應予依法論科。三、犯罪事實一㈢部分：　　訊據被告黃玟嘉固坦承其綽號為「耗子」，有於110年9月5 日晚間前往當時被告連姿瑜居住之華美大飯店809號房，又當天吳侍龍亦有前往該處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檢察官所指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辯稱：從被告連姿瑜與吳侍龍對話紀錄可知，都是被告連姿瑜和吳侍龍商談交易事宜，我沒有參與其中對話，亦未透過被告連姿瑜傳話予吳侍龍，不知他們談論毒品之事；110年9月5日是因為當時與被告連姿瑜是同性伴侶，連姿瑜要從華美飯店809號房退房，才前往該處幫忙；後來見到吳侍龍前來，而我想到吳侍龍和被告連姿瑜是前男女朋友，自然沒給吳侍龍好臉色，也沒有交談，甚至有口角，我並未和吳侍龍交易毒品等語。被告黃玟嘉之辯護人則為其辯稱：檢察官無非是以被告連姿瑜之供述，以及吳侍龍與被告連姿瑜之通訊紀錄，認定被告黃玟嘉有此部分販賣毒品之行為，但被告連姿瑜於警詢到原審審理，供述有反覆不一之情形，其說詞已難盡信，且被告連姿瑜曾與吳侍龍為男女朋友，後又與被告黃玟嘉交往，亦不能排除被告連姿瑜與吳侍龍因複雜感情關係，而有相互配合，誣陷被告黃玟嘉之可能；本案被告黃玟嘉完全不知道被告連姿瑜與吳侍龍通話之內容，更不清楚被告連姿瑜在通話中謊稱被告黃玟嘉有要提供毒品給吳侍龍，事實上以被告連姿瑜與吳侍龍原本就熟識，可自行交易毒品，被告黃玟嘉根本無介入其等交易關係之必要；再吳侍龍雖稱被告黃玟嘉交付1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給伊云云，但吳侍龍於其自己所涉販賣毒品案件中，自承其於110年9月6日遭警搜索查扣的24.2公克安非他命，是110年9月5日中午12時至下午2時許在臺北市○○區○○ 路000號門口附近的車上向一位綽號「元哥」（即案外人張卜元，下逕稱其名）的男子以5萬5,000元購得52.5公克後販售所剩，並承認販賣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給案外人葉守泰（下逕稱其名），警方復因吳侍龍之供述查獲張卜元。上開事實經原審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181號、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4055號所認定。張卜元也承認販賣3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與吳侍龍，此有原審法院以111年度訴字第703號判決可參。在被告黃玟嘉涉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給吳侍龍的110 年9月5日晚上7時以後至吳侍龍被查獲的110年9月6日凌晨3 時期間，吳侍龍又無販賣、轉讓甲基安非他命給他人之行為，或自行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之情形，則吳侍龍遭查獲所扣到的24.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應該都是吳侍龍向張卜元購入的52 .5公克所剩，而無向被告黃玟嘉購入1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的事實等語。惟查：　㈠證人吳侍龍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我看過被告黃玟嘉1、2 次，我用LINE聯絡被告連姿瑜，被告連姿瑜沒有在賣，但說朋友即「耗子」被告黃玟嘉那邊有，我就去華美飯店跟被告黃玟嘉拿，當天我是跟我老婆（即證人張莉翎，下逕稱其名）一起過去的。我在到場之前就用LINE與被告連姿瑜確認好要用2萬6,000元買17.5公克的安非他命；就是「如果我跟耗子拿的話他半算我25嗎？」、「他昨天說26ㄟ」、「已經開始鎖了，又要漲了」的對話內容。我在警詢中證稱：「我透過連姿瑜向『耗子』購買毒品安非他命，我是以7,000元購買1 2公克的毒品安非他命，我於110年9月5日19時許有前往華美大飯店即重慶南路1段1號809號房，去找連姿瑜向『耗子』購買毒品安非他命，以及我與連姿瑜有對話紀錄，我與她（被告連姿瑜）是使用LINE來對話，連姿瑜在LINE中暱稱為『BaB y奈奈ㄦ』，在9月5日的對話我有表示要向連姿瑜購買毒品安非他命，她叫我說需要等待她的朋友綽號『耗子』的人回來，才能報價給我，並且在對話中表示因為她把809號的鑰匙弄丟了，要等櫃台人員才能開門進去，我們相約在5日的華美大飯店交易毒品」等語均實在。警詢中警察提示我跟被告連姿瑜的對話截圖，要我解釋對話內容。我供稱：「對話內容是指連姿瑜問我要不要購買毒品安非他命，並問我要用多少錢來購買，我就表示要用新臺幣2萬7000元來購買17.5公克即半台斤（按：應為半台兩之誤，警詢之台斤均為台兩之誤，下不贅），連姿瑜表示詳細價格要等她朋友綽號『耗子』的人回來才能告訴我詳細的價格是多少，並且表示會幫我殺到 17.5公克半台斤2萬5000元。」、「連姿瑜向我表示『耗子』回來了，因為貨都在『耗子』身上，我就問她毒品的品質好不好，連姿瑜回答我一般、普通。」、「我詢問連姿瑜一次購買17.5公克的安非他命，能不能算我2萬5000，連姿瑜卻回答我只能算2萬6000，而且向我表示毒品安非他命要開始漲價，這是另外一次的2 萬7000元買到17.5公克。」等語，也都是實在的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48至151、164至169頁）。又證稱：到華美飯店809號房的時候，被告連姿瑜、黃玟嘉已經在房間裡了，是被告連姿瑜跟我約的，所以我知道被告連姿瑜會在那裡。我把錢交給被告黃玟嘉，她把毒品拿給我。被告黃玟嘉當場跟我說她只剩下12公克，我也只帶了7,00 0元，所以我給她7,000元，她給我12公克。那一次我約定要用2萬6,000元買17.5公克，最後只有用7,000元買到12公克。依約定被告黃玟嘉還要補給我5.5公克，我要補給被告黃玟嘉1萬9,000元，但最後彼此都沒有補，因為凌晨我們都被抓了；我與被告連姿瑜的LINE對話中，連姿瑜稱：「她只說你的錢我收而已」、「想說先收齊而已」，我詢問：「先收齊？所以我要給妳多少」、連姿瑜答稱：「26000-7000=190 00」就是說要補被告黃玟嘉1萬9,000元；而我拿那12公克安非他命有更換過包裝袋後去找朋友，接著就被抓，毒品也被警察扣走了等語明確（見原審卷二第152、153、158至161、 164至169、172、180、181頁）。　　　㈡又查，經核警方於吳侍龍被查扣之行動電話中，確認吳侍龍於110年9月5日與暱稱為「Baby奈奈ㄦ」之被告連姿瑜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吳侍龍先於當日凌晨1時15分詢問被告連姿瑜稱：「耗子那邊處理好了嗎？」，經被告連姿瑜詢問「你要處理噢？」，吳侍龍稱「我現在在等」，被告連姿瑜詢問：「你處理多少＄」，吳侍龍稱「27」、「他新的多少」，被告連姿瑜稱：「她一定是看你想多少處理報價錢」、「她覺得可以她就出」、「我問看看25可不可以」、「可是你是找貞治處理喔？」、「妳老婆說的」，隨後又稱：「那你先試試他們那邊的好了」，但之後吳侍龍又傳訊稱：「那個人剛剛有來他們那邊也還在等而且他說又要鎖了」，被告連姿瑜則稱：「我剛剛打給皓子在回來路上」；至同日上午10 時43分，吳侍龍又傳訊給被告連姿瑜，詢問：「如果跟耗子拿的話他半算我25嗎？」，被告連姿瑜回稱：「他昨天說26 ㄟ」，隨後雙方語音通話後，被告連姿瑜稱：「已經開始鎖了又要漲了」；至9月6日凌晨1時11分，被告連姿瑜傳訊給吳侍龍，並於雙方之對話中，稱「你確定好時間跟我說，她說這筆叫我自己收」、「我跟她說一下」、「她還有事要忙應該是明天過去」、「你那邊空了嗎」、「她還有其他事要處理」、「那錢你先轉OK嗎」、「那你先存到我中信好了，我想先把她交待的辦好」、「她只說你的錢我收而已」、「想說先收齊而已」，吳侍龍則詢問稱：「先收齊？所以我要給你多少」，被告連姿瑜即傳訊「26000-7000=19000」，吳侍龍回稱：「他不是明天才會好」，被告連姿瑜稱：「你要明天收就明天啊！只是她今天有跟我說這筆我先收而已」，吳侍龍則回覆：「他明天好了跟我說我累一天了懶得下去存」等語，均有被告連姿瑜與吳侍龍之通訊軟體對話截圖附卷可佐〔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33568號卷（下稱偵33568號案卷）第245至275頁〕。經核上開通話過程，吳侍龍確實有向被告連姿瑜稱希望向「耗子」購買取得毒品，且之後被告連姿瑜亦有要吳侍龍補足2萬6,000元與已付款7,000元之價差1萬9,000元等事實。再參以：110年9月5日當天被告連姿瑜確有依照與吳侍龍傳訊之意旨，幫吳侍龍詢問被告黃玟嘉甲基安非他命價格之情，亦經被告連姿瑜於偵查中供述甚明（見110偵33567卷339、340頁；至於被告連姿瑜先前否認當次有實際完成交易，而與吳侍龍證述內容不同部分，詳下述）；另吳侍龍於110年9月5日有前往華美大飯店與被告連姿瑜見面一節，並有華美飯店監視錄影截圖在卷可考（見偵33567號卷第305頁），足證吳侍龍所證上揭向被告黃玟嘉、被告連姿瑜購買毒品之情節，應非虛妄之詞。　　　㈢雖然被告連姿瑜在原審否認犯罪，於偵查中具結證稱：110年 9月5日我只有幫吳侍龍問黃玟嘉購安非他命的事情，後來吳侍龍覺得價格比較高，就沒有買；吳侍龍是有到華美大飯店 809號房找我與黃玟嘉，但他說錢已經拿去向別人買毒品，就沒有買等語（見偵33567號案卷第339、340頁）；且於原審審理時以證人身分作證，進一步表示：110年9月5日是被告黃玟嘉陪我去華美飯店809號房整理我跟小孩的東西，那天沒有交易，因為吳侍龍說他前面已經去跟別人拿完，所以身上沒有錢云云（見原審卷二第315頁），但上開說詞，顯然與前述客觀明確之LINE對話紀錄所載來龍去脈，尤其在交易後還有催款之對話迥異。而就此雖被告連姿瑜於原審稱：該對話是那天吳侍龍擔心別人向他借錢，所以他就想了一個理由叫我跟他說他還要還我錢，這件事他老婆也知道。我們沒有出給他。我們只是想個方法，避免他有朋友向他（借）錢，吳侍龍的太太也知道這件事，他故意叫我傳說他還要給我錢的對話等語（見原審卷二第315、316頁）；然查：證人吳侍龍於原審審理時，經被告連姿瑜之辯護人向吳侍龍提示其於警詢時之供述筆錄：「06日我分別向兩個人購買毒品安非他命，首先是在110年09月05日下午3時左右，於萬華區桂林路140號前，向一名暱稱為『元哥』的男人所購買的；第二次是在110年09月05日晚間7時左右，於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 號8樓809房(華美大飯店），透過連姿瑜向一名綽號為『耗子』的女子所購買。」，並詰以：「妳這邊提到的時間點大概是在晚上7點左右，可否再確認一下時間點為何？」，仍證稱：「7到9點那時候，不記得確切時間點，大概就是在這個區間。」；又經詰以：「你剛剛回答『連姿瑜當時有回覆妳，26000-7000=19000』，這代表你已經付了7000還差1萬9000 ，是否如此？」，答稱「是。」（見原審卷二第180頁），亦即吳侍龍即使在被告連姿瑜原審之辯護人質疑之情況下，仍堅稱當時有完成毒品交易，被告連姿瑜訊息也是表明要其補足欠款之意，形同否定被告連姿瑜上開辯詞。本院審酌吳侍龍於本案中，歷經警詢、偵查、審理業已一再為被告連姿瑜開脫，即使被告連姿瑜有與其聯繫討論毒品交易之事，仍聲稱被告連姿瑜並未販賣毒品等語，顯無在此等過程故意攀誣被告連姿瑜之虞；加以被告連姿瑜在原審最後一次即112 年7月13日之審判程序中，經審判長訊以其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有何意見，即改稱：我之前不敢講到黃玟嘉，黃玟嘉有叫我傳訊息跟吳侍龍要錢，我上次說傳訊給吳侍龍，是因為吳侍龍太太張莉翎說有人要跟他們要錢，要我傳假的要錢訊息，這段話不實在等語（見原審卷三第108頁），至本院審理時則表示其先前受黃玟嘉影響才做了不實陳述，願坦承此部分犯行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28頁），並改為自白承認此部分之犯罪事實。綜合上述吳侍龍與被告連姿瑜證述內容以觀，可知被告連姿瑜先前否認本次有完成毒品交易之相關陳述，無非係其在原審審理時為自己與被告黃玟嘉脫免罪責而推諉之說詞，尚不足採為對被告黃玟嘉有利認定之依據。　㈣至於被告黃玟嘉之辯護人固指稱被告連姿瑜有前後供述反覆之情形，惟經核被告連姿瑜從警詢、偵訊至原審112年3月9 日審理中，其陳述之主軸均屬明確，即儘量卸除自己與被告黃玟嘉之罪責，其當時固雖承認有與吳侍龍通訊談論毒品之客觀情節，但於警詢、偵訊及審理中作證時均辯稱後來並未實際完成交易（見偵33567號卷第39至41、339、340頁，原審卷二第318至320、325至329頁），也於審理中作證時推稱不確定有無向被告黃玟嘉詢問毒品之事（見原審卷二第330 、331頁），惟至原審112年7月13日審判程序後迄今，則均坦承有與被告黃玟嘉共同為此部分之犯行，被告連姿瑜亦陳明其先前未坦承實情之原因，是由此可見被告連姿瑜不僅始終未有卸責予被告黃玟嘉之情形，甚至在先前還多有偏袒及對被告黃玟嘉為有利供述之情形，是以辯護人所辯上情，亦不足採。　㈤此外，被告黃玟嘉之辯護人所質疑之吳侍龍被警查獲毒品之數量問題；經查吳侍龍本案僅被警查獲共計扣得24.2公克之甲基安非他命毒品，遠低於其另案指證前後於9月4日、9月5 日向張卜元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以及於本案9月5日晚間向被告黃玟嘉、被告連姿瑜購買甲基安非他命之數量，惟吳侍龍所購得毒品與實際查獲毒品之數量產生落差之原因甚多，例如吳侍龍有其他轉讓、販賣的行為而未為警方查獲，或經吳侍龍藏匿於隱密地點而未為警方查獲等，以本案吳侍龍自承有販賣毒品給他人之行為，上述原因均非不可想像之事，是以本案員警在吳侍龍處所查獲之毒品數量，固然與其在被查獲前不久所購入毒品之數量有一定程度之落差，但尚不足以動搖上述證據之證明程度。因此，仍不得僅以上述毒品數量落差，即認為被告黃玟嘉並無販賣毒品給吳侍龍之行為甚明。　㈥至於吳侍龍雖一再證稱其僅是向被告黃玟嘉買毒品，被告連姿瑜沒有販賣行為云云，然吳侍龍也不諱言相關交易條件是先與被告連姿瑜用LINE商談確定後，才相約在華美飯店809 號房與被告黃玟嘉、連姿瑜見面，之後也是由被告連姿瑜以 LINE向其催款（即26000-7000=19000）。從而，顯見被告連姿瑜確已參與實施包括：確認交易標的、價額、催促交付價金等販賣毒品之構成要件行為，自難解其共同正犯之罪責，是以尚不能因為吳侍龍上開說法，就認定此部分為被告黃玟嘉單獨販賣毒品給吳侍龍，併予說明。　　㈦據上，被告黃玟嘉與被告連姿瑜共同於110年9月5日約定以2 萬6,000元價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半兩（約17.5 公克）給吳侍龍，又於同日下午7時許，在華美飯店809號房內交付1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給吳侍龍，並先向吳侍龍收取70 00元，且約定被告黃玟嘉尚須補足5.5公克，吳侍龍尚須補足19,000元款項之行為，業經證明如前，被告黃玟嘉所辯則不足採信。本案被告黃玟嘉之犯行事證明確，應予論依法論科。四、論罪科刑部分　㈠論罪：　　按甲基安非他命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稱之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販賣、持有。是核被告何姃芠所為如事實欄編號一之㈠、㈡所示犯行，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二罪）。核被告黃玟嘉所為如事實欄編號一之㈢所示犯行，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　　㈡被告何姃芠、黃玟嘉持有甲基安非他命犯行，各為其販賣行為所吸收，各均不另論罪。　㈢關於被告黃玟嘉所為事實欄編號一之㈢所示犯行，被告黃玟嘉於110年9月5日原本與吳侍龍約定以2萬6,000元交易17.5公克甲基安非他命。因雙方錢貨均不足，故吳侍龍僅交付7,00 0元，被告黃玟嘉僅交付12公克甲基安非他命，並約定嗣後互相補足毒品與款項；惟嗣後吳侍龍旋遭警查獲，故未繼續交易。而此部分因僅有一個交易合意，故僅需整體論以一個販賣既遂犯行，未繼續完成交易部分則無庸贅論未遂，併予說明。　　㈣被告何姃芠就事實欄編號一之㈠所示犯行，與被告連姿瑜有共同犯意聯絡、行為分擔；被告黃玟嘉就事實欄編號一之㈢所示犯行，與被告連姿瑜有共同犯意聯絡，行為分擔，應依刑法第28條規定，各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何姃芠所犯如事實欄編號一之㈠、㈡所示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各應分論併罰。　㈥法定刑之減輕　1.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　2.查被告何姃芠對於事實欄編號一之㈡所示之犯行，其於偵審中均已自白，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3.另被告被告何姃芠所為上開事實欄編號一之㈠所示犯行，被告黃玟嘉所為事實欄編號一之㈡所示犯行，均屬法定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刑之罪，且別無任何減刑規定之適用，惟其 2人所販賣毒品之價格及數量均非微少，且所出售毒品之對象吳侍龍本身尚有涉及販賣毒品之行為，故被告何姃芠、黃玟嘉尚非施用毒品者自身小額轉賣毒品之情形，且被告何姃芠、黃玟嘉於犯後均未承認犯罪，未見有表現出反省悔過之意思，再斟酌其他相關情節以觀，難認有何情輕法重而堪憫恕狀況，故不能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併予說明。五、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何姃芠、黃玟嘉上開犯罪事證均屬明確，並分別審酌被告何姃芠、黃玟嘉之犯罪動機、目的均乃冀圖不法金錢利益，乃販賣毒品牟利，被告何姃芠、黃玟嘉之犯罪手段，與購毒者吳侍龍平日關係，販賣數量、價金，共犯時分擔之犯行內容，對於社會產生之重大損害，個人生活狀況，除被告何姃芠就事實欄編號一之㈡所示犯行外，均不願坦然面對之犯後態度等及其他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告何姃芠有期徒刑10年5月、5年4月，量處被告黃玟嘉有期徒刑10年7月，並對被告何姃芠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0年7月。另說明：（一）1.被告何姃芠事實欄編號一之㈡所示犯行之犯罪所得1萬 2,000元，應依前述規定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新臺幣無不宜執行沒收情事），追徵其價額。2.被告何姃芠、連姿瑜，被告黃玟嘉、連姿瑜分別共犯事實欄編號一之㈠、㈢犯行，因渠等互相推諉，無法釐清如何朋分犯罪所得，只能予以共同沒收、追徵。（二）扣案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被告何姃芠所有之行動電話，為供被告何姃芠用以為本案聯絡販毒事宜而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罪所用之物，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規定沒收（已扣案，無不能沒收且性質也無不宜執行沒收情事）。經核原審認事用法，俱無違誤，所裁量量處之刑度、所定應執行刑及沒收亦屬妥適。至於被告何姃芠上訴否認事實欄編號一之㈠所示犯行，以及指稱原審就其事實欄編號一之㈡所示犯行量刑過重，被告黃玟嘉上訴否認事實欄編號一之㈢所示犯行所辯各節，及檢察官上訴指稱被告何姃芠所為事實欄編號一之㈡所示犯行係與被告連姿瑜共犯，且原審量刑過輕等節，均經本院詳予論述、指駁如前，均屬無據。是檢察官、被告何姃芠、黃玟嘉執仍前詞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如主文第三項所示）。參、無罪部分（被告連姿瑜被訴於110年8月26日與被告何姃芠共同販賣第二級毒品）　　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連姿瑜與被告何姃芠前述於110年8月26 日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有犯意聯絡，行為分擔，屬共同正犯。因認被告連姿瑜就此部分亦共同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能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亦分別著有30年上字第 81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94年度臺上字第5509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三、檢察官認被告連姿瑜有上開犯行，主要係以：1.證人即共同被告何姃芠之證述；2.洛基飯店監視錄影畫面證明被告連姿瑜當日陪同被告何姃芠一起前往交易等，為其論據。惟被告連姿瑜堅詞否認有何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辯稱：我並未參與此部分販毒行為，當天只是因為被告何姃芠問我要不要一起過去，我帶小孩陪她一起去，到了以後，小孩一直哭，我就到廁所去換尿布，根本沒看到他們在做什麼等語；被告連姿瑜之辯護人則為其辯稱：原審已經詳細論述被告連姿瑜無罪之理由，檢察官僅以110年8月26日販賣毒品之行為，與先前 8月19日販賣毒品行為具有連續性，就推斷被告連姿瑜此部分犯行，證據顯有不足等語。四、經查：　㈠按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立法意旨是考量共同被告、共犯間不免存有事實或法律上利害關係，因此推諉、卸責于他人而為虛偽自白之危險性不低，故對於其自白之證據價值予以限制，尤其關於雙方係對向行為之共犯，於指證對方犯罪得邀求減刑之寬典時，為擔保其所為不利於對向共犯陳述之真實性，更應有足以令人確信其陳述為真實之補強證據，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787號判決之見解。亦即，在共犯間，對於他共犯之不利證詞，易有前述不得作為唯一證據之法則適用。　㈡檢察官用以證明被告連姿瑜有本段前述犯行之證據，主要仍係共犯即被告何姃芠之警詢、偵查中證詞。然而，就本次販賣毒品之聯絡事宜，均為被告何姃芠與吳侍龍所為，除為被告何姃芠所自承外，亦有被告何姃芠所持有行動電話之通訊軟體對話截圖在卷可證（見偵25460號卷第113至129頁）。雖被告何姃芠另辯稱那些對話都是照被告連姿瑜意思所寫，錢後來交給被告連姿瑜，因為毒品是連姿瑜出的云云。但並無其他不利被告連姿瑜之證據，或證明力足以補強被告何姃芠說法之佐證可以證明此節。至於被告連姿瑜雖有一同出現在洛基飯店，然一起出現的原因甚多，非僅共同販賣一端，既然未有其他證據證明被告連姿瑜有參與此部分毒品交易行為，尚難僅以據此證明力薄弱之情狀證據，認定被告何姃芠所言屬實。而檢察官除前述證據外，並未能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連姿瑜確實涉有本段犯行。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之證據與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尚未足使本院確信被告連姿瑜有此部分犯行之程度，揆諸前開說明，應認為依據現有證據，仍不能證明被告連姿瑜有此部分之犯罪行為。原判決同此意旨，為被告連姿瑜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之處。五、駁回上訴之理由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固然認為就本案被告連姿瑜起訴書附表2所示之犯行，除共犯即被告何姃芠之證述以外，別無其他足以使人確信其陳述真實之補強證據，然而卻忽略依據證人吳侍龍證述，被告何姃芠之供述，及相關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已足以認定被告連姿瑜與被告何姃芠是從110年8月 19日起至8月26日止，均屬於共謀販賣毒品之結構，如考量被告連姿瑜與被告何姃芠當時共同販賣毒品之結構關係，則被告連姿瑜於110年8月26日與被告何姃芠一同出現在洛基飯店之事，即屬得以補強前揭被告何姃芠證述之重要補強證據。是以原判決未認定被告連姿瑜為於110年8月26日共同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共同正犯，應有認定事實未依證據、違背論理法則及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等語。然查：被告連姿瑜與被告何姃芠為不同行為主體，即使依據被告連姿瑜與被告何姃芠當時交往關係，二人往來互動密切，被告連姿瑜是否當然就會參與被告何姃芠販賣毒品之行為，仍非可一概而論，須視就該犯行本身有何證據足以證明而定，檢察官上訴意旨無非係以被告連姿瑜有於110年8月19日與何姃芠共同販賣毒品之行為，就推論被告連姿瑜必然會參與何姃芠110年8月26日販賣毒品行為，僅基於其主觀之推測，然仍欠缺明確證據可資佐證，實難認有理由。從而，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各節，僅係對原審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其未能證明被告有何起訴書所載之犯行，仍執前詞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如主文第三項所示）。丙、被告連姿瑜對原判決犯罪事實一之㈠、㈢所處之刑上訴部分壹、被告連姿瑜上訴意旨略以：被告連姿瑜雖在原審否認犯罪，但現願意坦承全部犯行，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予從輕量刑等語。　　貳、本院之判斷一、法定刑之減輕　㈠被告連姿瑜於偵查、原審審理時均否認有何此部分販賣毒品之犯行，至本院審理中始坦承犯罪，已不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所規定於「偵查及歷次審判」均自白之要件，自已無從依該規定減輕其刑，先予敘明。　㈡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使予以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此係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而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並審酌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最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88號判決參照）。又按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法定刑為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1,500萬元以下罰金，其罪刑至為嚴峻，然縱同為販賣毒品之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係大盤或中盤毒梟者，亦有因遭人遊說一時貪圖小利而受大盤或中盤毒梟利用而參與毒品交易行為者，或自身有施用毒品惡習小額轉售毒品給其他施用毒品之人者，其販賣行為犯罪情狀之嚴重程度自屬有異，於情節輕微之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低於法定最低本刑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得依被告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查：本案被告連姿瑜所為販賣毒品行為，均為其向上游毒販批貨購買毒品後，轉售給本身亦涉及販毒行為之吳侍龍，故被告連姿瑜並非直接販毒給施用者之最下層毒販，販賣數量亦非甚為微少，然而，被告連姿瑜與吳侍龍原為男女朋友關係，二人均染有施用毒品惡習，且經核被告連姿瑜販賣對象均為吳侍龍1人，且被告連姿瑜賺取之價差利益並非甚鉅，是按其情節，尚可解為被告連姿瑜因與吳侍龍相互熟識，且二人均屬相近層級之中下層販毒者，有毒販間互通有無之行為，乃意圖營利，藉此賺取少許價差利益，其情節尚非至甚為嚴重程度，惡性亦與自始謀議策劃、大量且長期販賣毒品以謀取不法暴利之上游毒梟有別；又被告連姿瑜至本院審理時坦承一切犯行，積極配合案件之審理，不僅與共犯即被告何姃芠（事實欄編號一之㈠部分）、被告黃玟嘉（事實欄編號一之㈢部分）犯後態度已明顯有所不同，從其所展現出悔悟之態度，亦可認為有利於其在較短期間內復歸社會之事由；再念及被告連姿瑜單親育有年幼子女及家庭生活狀況等節，認為衡酌被告連姿瑜實際犯罪之情狀、惡性、對社會秩序造成之破壞程度與其他相關之一切情狀後，縱依上述規定判處法定最低刑度，在客觀上仍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而有情輕法重之憾，不無可資憫恕之處，本院斟酌及此，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就被告連姿瑜所犯上開之罪予以酌量減輕其刑，以求個案量刑之妥適平衡。二、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連姿瑜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事證明確，而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正當行使，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本案經綜合考量被告犯罪情節嚴重程度、對社會造成損害程度及其他一切情狀後，認為被告當有 59條所定情輕法重之情形，應予以酌減其刑，已如前述；且被告連姿瑜於上訴後已坦承一切犯行，亦得為從輕酌量其刑之事由。原審未及審酌上情，給予被告連姿瑜減刑及採為有利於被告連姿瑜之量刑認定，尚有未洽。是認為被告連姿瑜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連姿瑜刑之部分（含二罪所處之刑及應執行刑）撤銷改判（如主文第一項所示）。三、量刑及定應執行刑之審酌　　爰審酌被告連姿瑜所販賣毒品之數額、價金、所獲利益，以及其犯罪動機、目的均乃冀圖賺取不法金錢利益，以及販賣毒品使毒品流布至社會，對社會秩序、國民身體健康均造成相當危害，暨其與吳侍龍平日關係，與共犯分擔之犯行內容，個人生活狀況（見本院卷二第85頁），念及其犯後雖矢口否認犯罪，但上訴至本院後，終於有所醒悟，坦然承認全部犯行之犯後態度等，兼衡其他一切情狀，分別量處被告連姿瑜如主文所示之刑。復衡酌被告連姿瑜所犯二罪罪質、犯罪態樣均相同，且犯罪態樣與犯罪時間均相近，又販賣對象均為吳侍龍1人等情，足認對被告連姿瑜所科處上開二罪之罪刑責任非難程度較高，對被告連姿瑜定其應執行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儆懲（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68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鋐鎰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承武提起上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連姿瑜一審無罪部分，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適用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50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3-13

TPHM-112-上訴-4392-20250313-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侵占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982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楊牡丹（原名：田牡丹）上列上訴人因被告侵占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90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緝字第4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楊牡丹（下稱被告）為創運公司之直銷會員，於民國110年7月19日推銷告訴人盧錦枝（下稱告訴人）訂購入會資料袋1套、石斛綜合蔬果發酵液（下稱發酵液）2瓶之產品〔價值共計新臺幣（下同）5,400元〕，告訴人並加入成為初級會員。嗣被告於同年9月30日某時許，見告訴人有意再購買上開直銷產品，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向告訴人佯稱：創運公司1套產品之金額即為3萬9,000元等語，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交付3萬9,0 00元予被告，惟被告僅為告訴人購買石斛綜合蔬果發酵液14 瓶（價值共計3萬3,600元）之產品，致告訴人受有5,400元（計算式：3萬9,000-3萬3,600=5,400元）之財產上損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　　，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　　，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 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之指述、創運公司111年6月24日函及附件之經銷商申請暨合約書6份、創運國際產品訂購單7份、創運公司11 2年5月23日函暨附件、被告與告訴人間對話紀錄擷圖各1份等件，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於110年7月19日推銷告訴人訂購入會資料袋 1套、發酵液2瓶之產品，告訴人並加入成為初級會員，惟堅詞否認有何詐欺取財犯行，辯稱：告訴人交付給我3萬9,000 元，是第1次告訴人於110年7月19日加入會員時交給我5,400 元購買入會資料袋1套、發酵液2瓶；第2次於同年9月30日交給我3萬3,600元購買發酵液14瓶，共計為3萬9,000元，我並未欺騙告訴人商品價值為3萬9,000元，而僅給予3萬3,600元之商品等語。五、經查：　㈠被告於110年7月19日為告訴人訂購入會資料袋1套、發酵液2 瓶（價值共計5,400元）、於110年9月30日為告訴人訂購發酵液14瓶（價值共計3萬3,600元）等節，有創運公司產品訂購單2紙（見偵23802號案卷第145、153頁）存卷可憑，是被告辯稱告訴人所稱其交付之3萬9,000元應係5,400元加計3萬 3,600元，已屬有據。　㈡證人即告訴人固於警詢證稱：我於110年7月19日買了價值5,4 00元的產品，至110年9月中旬，我想要買發酵液來喝，被告向我稱一套產品就是3萬9,000元，於是我當場把錢交予被告，由被告全權處理，後來創運公司寄給我1箱發酵液並檢附1 張訂購單，上載為3萬3,600元，我當時內心覺得懷疑，為何被告向我收取3萬9,000元，但想說是公司寄的產品，應該沒錯，我就沒有過問等語（見偵23802號案卷第16至18頁）。惟關於公訴意旨所稱被告以上述不實價格欺騙告訴人之手法，向告訴人施用詐術乙節，僅有告訴人上開證述，檢察官並未舉出其他證據可佐證告訴人確有交付3萬9,000元予被告之事實，而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當時是我交付被告3 萬9,000元是我自己拿現金出來，存簿上沒有交易紀錄等語（見易字卷第177頁），則告訴人交付予被告之金額究為3萬 3,600元或3萬9,000元，存有疑問，自難以此遽論被告已有公訴意旨所指之施用詐術之犯行及犯意可言。　㈢再者，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又證稱：被告跟我說1顆金級是3 萬9,000元，我當時希望加1顆金級而交付3萬9,000元予被告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174至175頁），可見告訴人當時增購商品之目的要升級至一顆金級。又證人即創運公司上線人員郭力廣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直銷產品購買3萬9,000元可以達到1個金級，產品可以自由搭配，只要金額達到3萬9,000元即可等語（見原審易字卷第168至169頁）。從上開證述可悉，創運公司會員如果需達到1個金級，可自由選購直銷產品，累計達3萬9,000元即可達成；又告訴人之目的既為達到1 顆金級，則被告所述告訴人於110年7月19日交付5,400元加計110年9月30日交付3萬3,600元，透過此方式達到累計金額 3萬9,000元達成1顆金級之情節，即合乎情理。是則如按公訴意旨，一方面被告當時向告訴人多收取費用，一方面告訴人於收受產品時亦已發現與其所購產品價值、數量與金額有所出入，衡情應會有所察覺，而向被告或創運公司反映，惟告訴人並未為之，直至後續告訴人與被告因被告少給7顆金級會員之商品問題發生糾紛，告訴人始至警局對被告提出告訴（即原審對被告以侵占罪論罪科刑部分），實難逕認被告有向告訴人施用詐術，使告訴人於110年9月30日再行交付3 萬9,000元之行為。　㈣綜合上述事證以觀，堪認被告辯稱其僅先於入會時向告訴人收取5,400元，後因告訴人升級第一顆金級會員，向告訴人收取3萬3,600元，且都有交付商品之情詞，尚非無稽之詞，自難認被告有何公訴意旨所指施用詐術之行為。六、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被訴罪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是不能證明被告之犯罪事實。原判決同此意旨，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之處。七、駁回上訴之理由　　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對於收取告訴人3萬9,000元或3 萬3,600元，供述前後反覆不一，原判決僅以告訴人先前發現商品有所短缺時，暫時隱忍，未即時向公司反應，就作為推論告訴人於110年9月30日交付予被告之金額為3萬3,600元之理由，實與常情不符等語。然查：　㈠經核被告於最初受警詢時，即辯稱最初告訴人於入會時係交付5,400元，之後升級位階加錢後為3萬9,000元之情節（見偵字第23802號案卷第12頁），與其於原審審理時辯稱：第二次告訴人升級，故再補3萬3,600元，合計金額為3萬9,000 元，無論入會時的5,400元商品或後續3萬3,600元商品，均已經交付告訴人等語（見原審卷第115、171、172、205至20 7頁），仍屬一致，可見被告前後陳述一致，檢察官上訴意旨認為被告供述前後反覆不一，已屬無據。至於檢察官上訴意旨指稱被告於111年12月1日受檢察官訊問時「未明確否認有於110年9月30日收受告訴人交付之3萬9,000元」，然經核該次檢察官與被告之問答內容，檢察官並未明確詢問被告入會及升級第一顆金球之過程，且被告則供陳告訴人有交付5, 400元，其亦有給予對價之兩瓶酵素商品之事，然並未見有被告明確承認有於告訴人入會時先收取5,400元，再於升級時收取3萬9,000元之情形（見偵緝字第2965號案卷第40頁）。再核檢察官上訴意旨所稱被告受法官訊問之供述內容，法官僅概括問被告對起訴犯罪事實㈠之意見，被告即表示不承認犯罪，且亦有承認先收取5,400元，再收取3萬9,000元之情形（見原審易字卷第56頁），是以檢察官上訴意旨僅以上開筆錄之記載，就認為被告關於收款3萬9,000元之事，有供述反覆不一之狀況，實屬率斷。　㈡又告訴人雖指述其在入會時交付5,400元給被告，後續再交付 3萬9,000元等語；然就此被告、告訴人各執一詞，告訴人於原審審理時陳稱因當時係以現金交付，已無法提供如提款紀錄等資料，檢察官亦未舉出足以佐證交付款項數額之金流證據，已如前述，且經核告訴人於原審證述內容，尚有無法明確肯定其入會有無收到商品之情形，是以仍無法完全排除告訴人有因被告當時解說不完善，以及記憶不清，故未明確記憶當時加入會員及升級第一顆金級會員之具體情節。　㈢再參酌證人即被告之上線郭力廣於原審審理時雖不清楚被告向告訴人收取款項之細節，惟仍證稱該公司之制度是購買3 萬9,000元之商品可獲得一顆金級會員，加入購買商品後，還可用增購商品補價差的方式進行升級等語，亦經論述如前，則被告辯稱告訴人一開始加入連同會費、商品為5,400元，後來為晉級為金級，增購3萬3,600元，合計為3萬9,000元，其並未藉此對告訴人多收取5,400元，當屬合乎常情。本案檢察官所舉關於被告犯罪事實既有不明之處，更不可以推認或擬制方式認定被告之罪責。　㈣綜上，被告是否先向告訴人收取5,400元，又收取3萬9,000元，然實際僅交付價值3萬3,600元之商品，確仍有存疑之處，被告所辯不僅前後一貫，且與常理相符，並非毫無根據。本案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尚無從認定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詐欺之犯行，自難以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罪責相繩，亦無足夠證據認為被告有構成其他財產犯罪之餘地。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各節，僅係對原審之證據取捨及心證裁量再事爭執，其未能證明被告有何起訴書所載之犯行，仍執前詞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八、本案原審以被告犯侵占罪而判處拘役30日部分，未據檢察官或被告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併予說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許佩霖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承武提起上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2025-03-13

TPHM-113-上易-1982-20250313-1

交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公共危險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29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瀚璿選任辯護人張鴻翊律師蘇煥智律師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973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瀚璿被訴過失傷害部分公訴不守理；被訴肇事逃逸部分，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瀚璿於民國113年2月15日中午12時42 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自臺北市○○區 ○○路000號對面停車場欲駛入車道時，本應注意起駛前應禮讓行進中之車輛先行，且依當時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亦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形，能注意，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即逕行自停車場駛出，因而與告訴人蕭羽寒沿臺北市○○區○○路○○○○○○○○○○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發生強力之碰撞，告訴人因而受有右側肩膀挫傷、右側腕部挫傷之傷害，惟被告竟基於發生交通事故逃逸之犯意，未停車加以救護而繼續駛入車道逕行離去而逃逸之，嗣告訴人報由警員至現場處理，始循線查獲上情。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 條前段過失傷害罪嫌、第185條之4第1項前段有過失致人受傷而發生交通事故逃逸罪嫌。貳、無罪部分一、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為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且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意旨參照）。二、本案公訴人認被告涉有上開肇事逃逸之犯行，無非係以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之證述、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山分局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補充資料表、談話紀錄表、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損照片、行車紀錄器檔案及影像擷圖照片、臺北地檢署勘驗紀錄、馬偕醫院診斷證明書等件為其主要論據。三、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肇事逃逸之犯行，辯稱：我又轉回家時，有看左右來車，確認沒有車之後我才慢慢右轉，到我回到家的過程中完全沒有感覺，直到警察連繫我說我肇事逃逸　　，我趕快到警局了解，才發現有一台機車撞到我車子保險桿角落，但當時我在車內沒有任何感覺，沒有聲音，後視鏡也沒有看到有機車過來，我是慢慢開走，有什麼狀況我應該會知道，但我都不知道有撞到告訴人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本件被告駛出停車場時，有一白色休旅車擋住被告視線　　，告訴人追撞被告汽車後方之當下，被告並未看到告訴人及機車，且擦撞力道不大，被告並未感知汽車有被撞擊的震動及聲音，又發生擦撞後5秒，告訴人才鳴按喇叭，被告主觀上並未認知到有交通事故發生，不符刑法第185條之4之要件　　。經查： (一)被告有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發生本案交通事故，致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勢，及被告於事故發生後，未停留現場救護或為必要救護措施，即逕自駕車離去等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不爭執(見本院交訴字卷第32至33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23至27、10 　　1至102頁)，並有馬偕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見偵卷第31頁) 　　、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見偵卷第57頁)、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見偵卷第63至65頁)、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一) 、(二)(見偵卷第67至69頁)、事故現場及車損照片(見偵卷第39至43頁、第79至69頁)、行車紀錄器畫面擷圖(見偵卷第 39頁、第77至78頁)、臺北地檢署勘驗紀錄暨截圖(見偵卷第 111至113頁)、本院勘驗筆錄暨截圖（見本院交訴卷第31頁、第35至38頁）等件在卷可憑，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 (二)按刑法第185條之4之肇事逃逸罪，其客觀構成要件為行為人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且致人死傷而逃逸，主觀要件則須行為人對發生交通事故及致人死傷之事實有所認識　　，並進而決意擅自逃離交通事故現場，始足當之。故行為人駕車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雖非出於故意，但仍須知悉發生交通事故致人死傷之事實，猶予逃逸，始足當之。若行為人不知其已發生交通事故並致人死傷，縱然逃逸，亦與本罪之構成要件不合（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1124號、97年度台上字第4456號、107年度台上字第1108號、107年度台上字第 4677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1.被告於事發當天接受員警訊問時表示：我由長春路310號對面的停車場右轉出來，當時我有打右轉方向燈，但我看沒有車子，我才出來的，而且我也不曉得和對方有撞到，也沒有碰撞聲，我往長春路方向開走等語(見偵卷第63頁)。偵查中供稱：等語：當天是我開車，我從停車場出來時，看左邊沒有車子或機車，我才右轉到外側車道，我在車內沒有聽到有什麼聲音，也沒有擦撞、震動，我就自然開走了，我出來時左邊都沒有車子。我到家後，警局通知我說有交通事故，我就馬上去警局了解情況，看了監視器才知道有交通事故，當時不知道有交通事故等語(見偵卷第105至106頁)。被告於警詢、偵查、本院審理程序之供述均前後一致，無矛盾之處，先予敘明。　2.告訴人於警詢證稱：我騎乘普通重型機車在長春路東往西向直行，行經長春路310號對面停車場時，有一輛自小客車駛出，未注意到我且沒有減速，碰撞到我右前側，當下我有按他喇叭，但他只有緩速行駛，人並未下車察看即逕自離去，我便撥打110報警等語(見偵卷第23、25頁)；偵訊時證稱：他沒有留下來就走了，他沒有下車，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看到我，他就直接走了等語(見偵卷第101頁)；本院審理時證稱　　：時間有點久，我現在只記得我當時直行，有車子出來發生碰撞，碰撞到被告車子左後方，我當下為了閃車有做出閃車的動作，就是往左側轉車頭，所以機車擋風右側有擦痕，我機車沒有倒下；被告車輛有無剎停、減速，我按喇叭的情形　　，我不記得了，我有提供行車紀錄器，請以影片為主等語( 見本院卷第86至90頁)。是由告訴人證述可知，車禍發生當下、發生後，其與駕車之被告並無眼神或言語上之互動。　3.再經本院勘驗告訴人提出之行車紀錄器檔案，結果如下，有本院勘驗筆錄暨截圖在卷可參(本院卷第31至32頁、第35至3 8頁)：　⑴影片時間00：00：44至00：00：46(畫面時間12：42：13至12 ：42：15) 　　告訴人騎乘普通重型機車（下稱告訴人機車）沿著臺北市中山區長春路由東向西行駛，通過與龍江路的十字路口。可見其行駛車道前方右側停車場，被告駕駛之黑色自小客車（下稱被告車輛）車頭突出，正準備駛出停車場。　⑵影片時間00：00：47至00：00：48(畫面時間12：42：16至12 ：42：17) 　　告訴人繼續騎乘機車向前行駛，同時間被告駕駛黑色自小客車持續從停車場駛出，正要駛入告訴人前方車道，雙方越來越靠近，告訴人騎乘機車緊急減速。　⑶影片時間00：00：49至00：00：50(畫面時間12：42：18至12 ：42：19) 　　告訴人先罵了一句三字經，隨即告訴人機車前側與被告車輛左後側發生碰撞，因而發出一聲「喀隆」聲響，同時告訴人也發出了一聲「唉呀」，隨後告訴人機車龍頭及行車紀錄器鏡頭明顯向左偏移。　⑷影片時間00：00：51至00：01：00(畫面時間12：42：20至12 ：42：29) 　　告訴人將鏡頭轉回前方，可見被告車輛車牌號碼為000-0000 　　。碰撞後告訴人與機車停留在原地，被告車輛逕自向前方駛離。告訴人先罵了一句五字經，然後鳴按一聲喇叭，並在說出一句「太扯了」之後，就將機車騎到右側路肩停下並使用手機，未再繼續前進。　4.由上述行車紀錄器畫面可知，被告駕駛車輛自停車場駛出，車頭剛切入告訴人機車行駛車道時，與告訴人機車尚有一大段距離，左側有一台自小客車臨停，嗣被告駕駛車輛繼續駛出右彎、車身切入車道，與告訴人機車亦存有相當距離，被告繼續維持原有車速駛出右彎，告訴人機車見狀遂緊急減速　　，待被告駕駛車輛車身轉正、車頭朝前時，告訴人機車無法煞住，機車車頭與被告駕駛車輛左後側發生碰撞，告訴人機車未倒地，停留在原處，被告維持原有車速直行駛離等情，則從被告從停車場駛出右彎切入告訴人機車行駛車道時，確有可能因與告訴人機車仍有距離，疏未注意或預想到兩車可能發生碰撞。復觀諸告訴人機車車損狀況，僅前車頭右側處有擦痕(見偵卷第79頁)，佐之碰撞前告訴人緊急剎車車速已然減緩、被告剛起步車速亦慢，及碰撞後告訴人人車未倒地之情，可知雙方雖有碰撞，然力道尚微，且碰撞發生當下，雖有碰撞聲及告訴人「唉阿」的驚嚇聲，然碰撞聲響及告訴人聲量非大，斯時被告駕駛車輛車窗均為拉起關閉狀態，是以被告辯稱坐於車內沒有感覺到撞擊、沒有聽到碰撞聲等語　　，尚非無此可能。又碰撞後告訴人人車未倒地，被告能否從後照鏡得悉車禍發生，亦屬有疑，兼酌以告訴人鳴按喇叭時　　，被告駛離現場已有一段距離，且車窗關上，被告確有可能未聽聞此一示警聲音。況本案碰撞發生後，被告駕車直行駛離，並無停頓、加速等不自然駕車舉止，此核與一般車輛發生交通事故時，或因駕駛人受到驚嚇，通常會煞車停頓，或欲加速逃離現場而突然加速之行為未符，足認被告對於發生本案交通事故確毫無所悉。　5.末參以被告於偵查中即供稱：我有誠意與對方和解，我有去中山區公所申請調解，區公所有安排時間，但對方沒去等語 (見偵卷第106頁)，並提出聲請調解書乙份以為佐(見偵卷第 109頁)，且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即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並給付完畢，益徵被告確無肇事後逕行離開現場之動機。　6.從而，被告固於與告訴人發生本案交通事故致告訴人受傷後　　，逕自駕車離去，然實不能排除被告不知已發生本案交通事故之可能，依前開說明，尚難認被告主觀上對其駕駛行為肇致本案交通事故有所認識，自與構成要件有所不符。四、綜上所述，本案依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不足以證明被告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知悉駕車肇事並致告訴人受傷後，仍棄之不顧逕自離開現場，而犯有駕駛動力交通工具發生交通事故致人傷害而逃逸之罪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無從說服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自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本案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　　，依法自應為無罪之諭知。叁、公訴不受理部分一、按告訴乃論之罪，告訴人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前得撤回其告訴　　，又告訴經撤回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並得不經言詞辯　　論為之，刑事訴訟法第238 條第1 項、第303 條第3 款、第　　307 條定有明文。二、查本件告訴人告訴被告過失傷害案件，公訴人認被告係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依同法第287條之規定，須告訴乃論。茲因被告與告訴人成立和解，被告業已給付和解金額，告訴人於113年10月24日具狀撤回告訴，此有本院和解筆錄、刑事撤回告訴狀各1紙附卷可稽（見本院審交訴字卷第49頁、第51頁），依照前揭說明，此部分爰不經言詞辯論，逕為諭知不受理之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第303 條第3 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棣儀　　　　　　　　　　　　　　　　　　法　官　姚念慈　　　　　　　　　　　　　　　　　　法　官　黃文昭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彭自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2025-03-10

TPDM-113-交訴-29-20250310-1

交簡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簡上字第126號上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惟晨游志文上列上訴人因被告涉犯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中華民國113年1 0月7日113年度交簡字第1070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調院偵字第2139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林惟晨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游志文犯過失傷害罪，處拘役拾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一、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　　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又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　　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準用之。本案　　經原審判決後，檢察官提起上訴，並於本院審理中表示：僅　　對量刑部分上訴等語（見本院交簡上卷第145頁），揆諸前　　開說明，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所處之刑，不及於原判　　決所認定有關被告2人之犯罪事實、證據及罪名之諭知，是　　就此部分均引用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書（如附件）所載之事　　實、證據及罪名所載。二、上訴人上訴意旨略以：告訴人徐唯真迄今仍在復健，顯見被告2人造成之損害鉅大，被告2人經原審法官質問後才認罪，僅願賠償數萬元，態度消極，且從未表示歉意，態度非良好　　，原審量處刑度過輕，有所違誤，請撤銷改判等語。三、撤銷原判決改判之理由及科刑：　　　　原審認被告罪證明確，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　㈠按刑法第62條前段所規定之自首，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自首而受裁判為要件，故犯罪行為人應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未發覺犯罪事實或犯罪人之前自首犯罪，且接受裁判，兩項要件兼備，始得依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1199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車禍發生後，報案人或勤務指揮中心並未報明肇事人姓名，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龍山派出所員警廖彥翔到場後，方了解係三方肇事之車禍事件，肇事一方之駕駛林惟晨停留於現場並自承為肇事者，而肇事停放一旁車輛之駕駛並未在現場，經員警廖彥翔查詢車籍資料，聯絡駕駛游志文返還現場，後續交由交通分隊員警阮雋庭釐清肇事原因乙情，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114年1月10日北市警萬分交字第1143 　　000792號函暨所附萬華分局交通分隊員警阮雋庭職務報告、龍山派出所員警廖彥翔職務報告等件(見本院交簡上卷第73 頁、第97至100頁)在卷可參。可知被告林惟晨於員警到場時　　，主動向前往處理且尚不知肇事者為何人之警員自首前開犯行，是其就本件車禍符合自首要件，應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至被告游志文部分，係員警到場時藉他方陳述　　、現場車輛停放狀況、車籍資料查詢結果，已掌握相關事證可合理懷疑被告游志文為肇事車輛駕駛人，是被告游志文未於警方對其本案過失傷害罪嫌產生合理懷疑前坦承犯行，揆諸首揭規定及說明，被告游志文尚不符合自首之要件。原審未就被告林惟晨符合自首要件予以減輕，尚有未洽。　㈡檢察官循告訴人之請求提起上訴理由如上。而原審審酌被告2 人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及告訴人受傷程度、被告2 人於本院訊問中始坦承犯行之態度、被告2人尚未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告訴人財產損害未有填補、告訴人及告訴代理人之意見，暨被告林惟晨、游志文自稱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拘役40日、30日，並各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予以審酌，並於法定刑度之內，予以量定科刑，客觀上並無明顯濫權或輕重失衡之情形，亦未違反比例原則，核無違法或不當，原判決之量刑並無何不當而構成應撤銷之事由可言，是檢察官上訴無理由。惟被告2人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全數給付完畢，此有本院調解筆錄1份在卷可查（見本院交簡上卷第133至134頁），此部分關乎被告2人科刑事項，原審未及審酌，仍應由本院予以撤銷改判。　㈢爰審酌被告2人之過失情節、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告訴人所受傷勢、雙方於本院審理時達成調解並給付完畢之情，告訴人不再追究被告2人刑事責任、同意給予緩刑之意見(見本院交簡上卷第133頁、第156頁)等情，暨其等於本院審理中所陳述之智識程度、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交簡上卷第155頁) 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四、緩刑宣告之說明：　　被告2人前無任何犯罪前科，素行良好，有被告法院前案紀錄表各1份可參。茲念被告2人因一時疏忽致罹刑章，犯後坦承犯行，且於本院審理中與告訴人調解成立，並履行賠償完畢，經告訴人同意給予緩刑之宣告，均如前述。本院綜合上情，認被告2人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判決之教訓後，當知所警惕，應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廖棣儀　　　　　　　　　　　　　　　　　　法　官　姚念慈　　　　　　　　　　　　　　　　　法　官　黃文昭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自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2025-03-03

TPDM-113-交簡上-126-20250303-1

簡上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317號上訴人即被告劉志明上列被告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所為113年度簡字第3218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113年度調院偵字第3417號），提起公訴，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劉志明犯過失傷害罪，處罰金新臺幣貳仟元，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又上開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規定，於簡易判決之上訴亦準用之。查上訴人即被告劉志明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時陳明：我承認犯罪，僅就量刑上訴，因為達成和解，希望能夠給予緩刑或較輕之刑度等語（見本院簡上卷第29、30、43 頁），業已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是本件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之量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之認定。二、本院據此審查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部分之記載，均引用原審刑事簡易判決書所載（如附件）。三、本院撤銷改判之理由及科刑：　　 (一)原審據以論處被告過失傷害罪刑，固非無見。惟被告於原審判決後已與告訴人魏庭汝和解，並已給付完畢等情，此有被告提出之和解書、告訴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之供述可參(參本院簡上卷第9、32頁)，此為原審未及審酌之事實，是本件量刑之基礎已有不同，難認原審所處之刑為適當。被告上訴意旨，以原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上訴審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 (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飼養犬隻，本應注意防止其飼養動物無故侵害他人之身體，竟疏未對其所飼養之犬隻為適當之管束，因而肇致告訴人受傷，所為實不足取；惟念及被告犯後始終坦承犯行，並於原審判決後即與告訴人達成和解並履行完畢，已如前述，態度尚可，兼衡告訴人所受傷害、被告之過失情節、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詳見本院簡上卷第4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罰金新臺幣（下同）2,0 00元，並諭知如易服勞役以1,000元折算1日之折算標準。 (三)至被告雖請求給予緩刑之諭知，惟查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之公共危險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09年度湖交簡字第1 8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於109年12月21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有被告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被告前因故意犯罪受此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非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情形，尚不符合緩刑之要件，故不予宣告緩刑，併予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3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棣儀　　　　　　　　　　　　　　　　　　法　官　姚念慈　　　　　　　　　　　　　　　　　　法　官　黃文昭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彭自青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4 　　日

2025-03-03

TPDM-113-簡上-317-20250303-1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詐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114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簡暉恩上列被告因詐欺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3年度偵字第2351 2號、第28009號，原起訴案號：112年度偵字34188號，本院以11 3年度訴字第442號審理），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簡暉恩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簡暉恩明知陳浚豐等人宣傳之所謂海匯國際公司（後改稱DRC、AEG公司）Global Link投資平台（下稱本案平台）從事外匯保證金期貨交易云云，純屬子虛烏有，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自民國110年間起，先後向證人高令儀、李文琳（下均逕稱其名）謊稱以USDT（下稱泰達幣）虛擬貨幣參與本案平台從事外匯保證金期貨交易可保證獲利、渠可代高令儀、李文琳購買泰達幣並至本案平台入金云云，使高令儀、李文琳信以為真而分別於附表編號1、2 轉帳時間欄所示時間，將附表編號1、2轉帳金額欄所示款項（本院按，此乃起訴書之記載，正確匯款時間金額等詳後述證人所言）共計新臺幣（下同）0000000元，轉帳存入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信金）00000000 0000號帳戶內（下稱被告帳戶）。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339 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云云。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犯嫌，主要係以：高令儀、李文琳曾匯款至本案帳戶。四、訊據被告雖自承高令儀、李文琳曾匯款至本案帳戶，且渠曾為高令儀、李文琳購買泰達幣。核與高令儀、李文琳證述曾匯款給被告（本院按，起訴書附表編號1所載高令儀匯款460 萬元至本案帳戶的時間不正確，實際上係111年5月7日轉帳2 00萬元、111年5月8日轉帳200萬元、111年5月9日轉帳60萬元，共460萬元）請被告幫忙買虛擬貨幣乙節相符。且有本案帳戶、高令儀中信金帳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7033號卷第29、45頁參照，帳號不詳載）、李文琳中信金帳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他字第3586號卷第5 5、57頁參照，帳號不詳載）交易明細在卷可稽，足以擔保被告前開任意性不利於己陳述與事實相符。但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檢察官所指犯行，辯稱：我不知道為什麼檢察官要這樣誤導，高令儀、李文琳都證稱不是我介紹她們投資，相關投資訊息也不是我告訴她們，我只是幫她們買泰達幣等語。經查：　㈠高令儀證稱：是證人徐玉琦（下逕稱其名）介紹被告給我認識。因為徐玉琦跟我介紹這個（投資）案子，我要換虛擬貨幣，但我不知道要如何購買，所以徐玉琦介紹被告給我，我將錢匯給被告請他幫我處理。被告沒有向我提到保險機制可以補回本金、保證獲利、保證投資報酬率、對沖方式、英國監管的AR牌照證明已經取得。我沒有聽過比例分紅，而如果有介紹人進來投資本案平台，可以有固定趴數的分潤。徐玉琦極力推薦這個投資，我也看到過往真的陸陸續續都曾拿回投資。坦白講，從一開始投資到現在，我都沒有取回本金過。但投資人不只我一人，我覺得被告也是受害者，臺灣因為這個案子錢卡在上面的人非常多，有成立自助會，有特定幾個人透過律師跟本案平台老闆接觸，希望他們可以提出解決方案。這些救濟途徑我沒有問過被告，我是和徐玉琦討論。我亦沒有思考說我需要被告保證取回本金，若發生什麼事情被告也無法處理，因為錢不在他身上。被告有提供操作投資的資訊，也有教我如何操作平台，並擷圖給我，告知我的帳號裡面已經有我請他轉入的錢。剛開始的時候，只要我的帳戶有投資、回應時，他都會提醒我去後台看狀況如何，收益多少，有給我看取回利潤之過程。但我之所以決定投資，主要是因為徐玉琦，而不是被告，且當時有很多已經投資的人開直播、線上分享，我有聽他們解釋。我不認為我是被害人，這是重點（本院卷第84至93頁參照）。　㈡李文琳證稱：我去聽投資理財課程的時候，透過案外人劉修宏（下逕稱其名）介紹而認識被告。被告沒有向我介紹本案平台，是我上（投資理財）課的時候知道，有一些資深的投資人向我說明交易模式。我是透過投資理財課程去瞭解，不是被告個人向一對一我說明。幣託也是我在投資理財課程中，別的投資人提到有獲利出金時，可以透過虛擬貨幣平台出金，這些投資理財都不是被告介紹的。而若我要投資理財商品，是要用泰達幣，我不知道要如何將新臺幣換成泰達幣，他們（其他投資人，本段下同，不贅）介紹我可以透過被告換。被告沒有教我如何操作入金，我只是單純請被告幫我換幣。被告沒有跟我說保證獲利，是我們在上課時，他們有提到交易模式，有獲利也會有虧損，但是公司會到獲利時才會出金。被告沒有跟我提到拉人進入投資可以分潤，這都是課程當中說的。被告也沒有跟我說操作虛擬貨幣的交易所方式，是在課程中有其他投資人教我們如何透過虛擬平台出金。所謂保險機制可以補回本金也是上課時提到的。被告沒有提到對沖方式運作、沒有提到經過英國監管的AR牌照證明。這些都是聽其他投資人在課程中提到。被告沒有跟我提及若無法取得本金可向何人、何公司求償。因為從頭到尾，被告就是很單純在我剛開始投資的時候，我不知道如何換泰達幣，就透過其他朋友認識被告，請他教我怎麼換或是幫我換，我不是被告介紹我來投資，他不會跟我說這些。我是相信介紹我投資商品的劉修宏才去投資，因為有十多年的交情，之後我來去上課有瞭解投資商品的獲利模式，我覺得蠻不錯才自己投資。被告沒有提供任何投資資料或資訊，都是我在平台上自行操作。投資決定與被告無關，是我自己願意（本院卷第94至101頁參照）。　㈢綜上證人證詞可知，雖然被告曾收取高令儀、李文琳匯來款項而協助渠等購買泰達幣，且曾協助高令儀開立本案平台帳號、指導如何操作平台，提醒高令儀帳戶資訊，並分享自己取回利潤之過程。但，被告從未有起訴書所載，向高令儀、李文琳告知以泰達幣參與本案平台從事外匯保證金期貨交易可保證獲利之行為，亦沒有向高令儀、李文琳提及「保險機制可以補回本金」、「保證投資報酬率」、「對沖」、「本案平台已取得英國監管的AR牌照證明」云云。高令儀、李文琳之所以投資本案平台，分別是因徐玉琦、劉修宏之介紹以及個人由網路、投資課程取得之訊息，而與被告無關。被告為高令儀、李文琳購買泰達幣，亦是高令儀、李文琳「決定投資」之後的行為。因此，依現有證據，除無法證明被告被訴犯行外，反而是證明被告根本無起訴書所訴之施用詐術、致高令儀、李文琳陷於錯誤之行為。檢察官雖聲請傳喚徐玉琦，然事證已明，無調查之必要，併此敘明。五、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所指出之證明方法不能使本院相信被告犯罪。此外，按最高法院101年1月17日101年度第二次刑事庭會議㈠決議，法院亦無主動蒐集不利被告證據之義務，揆諸前開說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應不待有何有利被告之證據，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大智追加起訴，檢察官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瑜君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附表編號被害人轉帳時間轉帳金額 1 高令儀 110.06.15 390,000 111.05.07 4,600,000 2 李文琳 110.09.10 1,659,000 110.09.17 2,900,000

2025-02-27

TPDM-113-易-1114-20250227-1

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竊盜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易字第1379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金樺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16995 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金樺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金樺與證人即偵查中同案被告沈柔均 (經本院以113年度簡字第2804號判決有罪確定，下逕稱其名）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3年4月13日凌晨1時35分許，行經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福星公園停車格前（下稱案發地點），見證人即告訴人鄭育慈（下逕稱其名）所有之行李1件（下稱本案財物）放置在車牌號碼N**-**22號普通重型機車腳踏板上，趁無人注意之際，推由被告在旁把風，沈柔均徒手竊取該行李，得手後二人一同離開現場。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28條、第320條第1項之共同竊盜罪嫌云云。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能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亦分別著有30年上字第 81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94年度臺上字第5509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犯嫌，主要係以：㈠被告自承與沈柔均於前述時間一起行至案發地點。㈡被告自承知悉沈柔均下手竊取本案財物。㈢沈柔均指訴係被告指使其下手行竊等資為論據。四、訊據被告雖自承與沈柔均於前述時間一起行至案發地點，並知悉沈柔均下手竊取鄭育慈之本案財物等節。核與鄭育慈指訴本案財物遭竊、沈柔均證稱與被告一起至案發地點等節相符。且有案發地點監視錄影紀錄扣案、影像截圖（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6995號卷第25至31頁參照）在卷可稽，足以擔保被告前開任意性不利於己陳述與事實相符。但被告堅詞否認有何檢察官所指犯行，辯稱：當天我與沈柔均要去萬華吃飯，經過福星公園，沈柔均看到機車上面有東西，就把它拿走，當時我走在前面，我問沈柔均拿人家東西要幹什麼，人家用過的東西要丟掉。本案是輕罪，重罪我都承認這麼多條，這個跟我真的沒有關係，是沈柔均要去撿人家機車上的東西等語。五、經查，沈柔均固於審理證時稱：是我與被告經過（案發地點）的時候看到。因為無人看管，被告就叫我拿（機車）腳踏板上面的東西，看一看裡面只是洗髮精和染髮等等物品，我才丟掉。偵查中會證稱「經過我就拿了。拿了之後，裡面沒什麼，我就隨便丟路邊。」、「……是我自己做的，跟他（被告）沒有關係。」、「（問：他在旁邊有看到？）答：對，他叫我不要拿，我沒有理他」等語，是因為本來想說要幫他扛，我才會這樣講云云（本院卷第212至214頁參照）。但沈柔均亦於審理作證之初表示：我與被告感情恩愛，沒有糾紛、過節或是恩怨情仇，我忘記為何會與被告經過案發地點並取走機車腳踏板上之物品。我拿走本案財物時被告在旁邊，但我在下手前沒有告訴被告，他沒有看到我偷竊的動作。我也沒有跟被告說要偷竊本案財物而請被告把風（本院卷第20 8至212頁參照）。上開證詞，與沈柔均在偵查中所陳：「經過我就拿了。拿了之後，裡面沒什麼，我就隨便丟路邊。」、「……是我自己做的，跟他（被告）沒有關係。」、「（問：他在旁邊有看到？）答：對，他叫我不要拿，我沒有理他」等要旨大致相符。且沈柔均是在被告詰問其：「當天我們要去萬華吃飯，經過福星公園，因為我跟證人年紀相差太大，也沒有親密行為或是牽手走在一起，看到機車上面，他把人家東西拿走時，我走在前面……，我問證人拿人家東西要幹什麼……，我不知道證人拿去哪邊，是否如此？」之後，沈柔均才突然態度大變，控訴係被告指使其行竊，又責怪被告稱：我會入監都是因為被告等語。可見，沈柔均於偵查、審理中容均未懇切作證，所言前後反覆不一，發言率性，毋論是對被告有利或不利之證詞，證據力均甚低，不能採信。而根據案發地點監視錄影截圖，於沈柔均下手行竊時，被告確實在其身旁且似有張望之舉止。但，如此之客觀情狀，僅能直接證明被告於沈柔均行竊時人在現場及眼光望向他方，無法證明被告主觀意圖為何，更不能遽謂被告在沈柔均身邊張望必定就是基於共同竊盜意思而擔任把風之角色。縱使被告明知沈柔均下手行竊而不加阻攔，因被告本無監督、制止沈柔均不法行為之義務，仍不能因此課予被告應共同負擔竊盜犯行之責。至於被告雖於沈柔均竊盜既遂後發現本案財物內容無甚價值，故要求沈柔均將本案財物丟棄而侵害鄭育慈財產權，因我國不採事後共犯（最高法院76年度臺上字第4155號裁判意旨），且亦不符刑法贓物罪、毀損等罪之構成要件，或屬民事侵權行為問題，附此敘明。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尚未足使本院確信被告犯罪。此外，按最高法院101年1月17日101年度第二次刑事庭會議㈠決議，法院亦無主動蒐集不利被告證據之義務，揆諸前開說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應不待有何有利被告之證據，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84條之1、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法　官　姚念慈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瑜君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2025-02-27

TPDM-113-易-1379-20250227-1

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公共危險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59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得利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葉宗灝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16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得利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得利基於放火燒燬現有人所在建築物之犯意，於民國112年10月27日中午12時20分前某時許，在位於臺北市○○區○○街○○0號公園內土地公廟（下稱本案建築物）內，持打火機放火點燃休息區L型木桌西側（下稱本案起火點）附近之易燃物，致起火燒燬本案建築物；嗣臺北市政府消防局（下稱消防局）於同日中午12時20分許接獲民眾報案，立即前往撲滅火勢，並對起火現場進行勘驗，始悉上情。因認被告涉有刑法第173條第1項放火罪云云。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能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亦分別著有30年上字第 816號、76年臺上字第4986號、94年度臺上字第5509號裁判意旨可資參照。三、公訴人認被告涉有前揭犯嫌，主要係以：㈠被告承認於112年 10月27日中午12時許進出本案建築物。㈡本案建築物旁監視錄影紀錄（下稱本案錄影紀錄）顯示，被告離開本案建築物 2分鐘，本案建築物即冒出黃煙，而起火前後僅有被告出入本案建築物。㈢鑑定證人即消防局112年11月24日北市消調字第1123047651號鑑定書（下稱本案火災鑑定報告）製作人陳家偉（下逕稱其名）鑑定證稱，本案並非不慎失火或電線走火等，而係人為刻意縱火。㈣被告能正確指出起火點此一行為人方能知悉之事實，且一度向路人即證人吳陳秀雲（下逕稱其名）佯稱不知本案建築物起火等資為論據。四、訊據被告雖自承於上揭時間進出本案建築物，且不否認其離開本案建築物2分鐘後，本案建築物即冒出黃煙，核與本案錄影紀錄截圖在卷可稽（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9611號卷第112、113頁參照），足以擔保被告前開任意性不利於己陳述與事實相符。但堅詞否認有何公訴人所指犯行，辯稱：我是坐輪椅到本案建築物，拄柺杖從側門步入本案建築物，走通廊去上廁所。本案火災鑑定報告的現場圖（下稱本案現場圖）應該有錯，我上的廁所在最後面角落，如果要到起火點，還要經過水塔與許多亂七八糟的雜物，根本過不去。我行走不便，如果放火來不及逃不就燒死自己？起火點是現場調查人員告訴我的，我不知道他的姓名。因為本案建築物的廟產歸屬，有人起爭執打架，我不能說一定是他們，但我跟廟公很好，沒有冤仇，他常請我喝酒（所以我不會去放火）。警察說我前科累累，就是我，要我勇敢一點，叫我承認，但是我沒有承認，我前科累累又怎樣，不是我等語。五、經查：　㈠陳家偉固證稱：我103年消防特考及格，105年時到消防分隊，110年時入火災調查科，領有內政部消防署所辦火災原因調查鑑定證照以及初階班、進階班相關訓練，具有鑑定人員資格，並按期進修。案發時任職臺北市消防局調查科，本案火災鑑定報告作成前大約做過20件火災事故調查報告，其中（不包含本案）共2件進入訴訟，均有受到司法機關採納及認同。本件起火點在本案現場圖所示休息區L型木桌之判斷，是依燃燒狀況及燃燒強弱研判。而排除電器因素、遺留火種（未熄菸蒂）起火可能性後，綜合現場勘查、證物鑑定結果、監視器畫面及關係人所述，起火原因以遭人侵入，將金紙拿去休息區起火處引燃縱火（明火引燃）致起火燃燒之可能性較大。根據本案錄影紀錄，案發前後只有被告一人坐輪椅到本案建築物門口附近，人站起來走進去之後離開。被告離開後約2分鐘黃煙即冒出。被告是在火災前最後一位出入之人，所以認為有理由懷疑是被告所做之行為。若為被告持打火機點燃金紙離開，是符合前開起火原因與可能產生黃煙之時間順序等語（本院卷第74至84頁參照）。且其所作成之本案錄影紀錄，已詳述其鑑定方法與經過，該等鑑定方法、鑑定經過容無違反論理法則之處；陳家偉之學經歷亦屬完整，具有鑑定之資格；被告與辯護人復無爭執陳家偉所作成本案火災鑑定報告認定之起火點與「人為縱火」之結論。是以，本案起火點為「本案建築物休息區L型木桌西側」，起火原因乃「人為縱火」二節殆無疑義。　㈡然而，本案無法確定係被告縱火：　　⒈雖陳家偉陳稱：看監視器畫面火災前只有被告一位進出本案建築物，所以認為有理由懷疑是被告所做云云。但亦表示：其在現場調查時，已有消防人員為救火而進入火場，且現場已經火災燃燒過，不可能看到遺留的足跡或是痕跡，（事發時）有無人員出入（本案建築物）都是依照本案錄影紀錄畫面等語。而，證人即現任廟公鄭月霞（下逕稱其名）證稱，本案建築物有三個出入口，一個是本案現場圖前殿天公爐旁邊（下稱本案正門），（晚上會上鎖）早上6點的時候我前夫會去開門。第二個是本案現場圖洗水果台旁邊的門（下稱本案通廊側門），但本案現場圖將這個門方向劃錯了，本案通廊側門與本案現場圖右上方的門（下稱本案水塔側門）應該是開同一方向。本案現場圖右上方有第三個門（本院按，本案水塔側門）。第二、第三個門平常沒有上鎖。本案錄影紀錄截圖拍到被告進入廟宇的門是本案水塔側門等語。可知，陳家偉雖然根據本案錄影紀錄判斷火災前只有被告一人進入本案建築物，但前述三個門在案發日上午6點之後即都沒有上鎖，一般人均能任意進出，自不能排除案發前還有其他人，從前述三個門其中一個進入本案建築物之可能性。且吳陳秀雲雖於警詢中稱：「（問：現場你有無看見其他人在場？）答：我有看見阿利……」（前揭偵字第9611號卷第16頁參照）。但也表示：「（問，現場你有無看見其他人在場？）答：……其他我沒有注意看。」（前揭偵字第9611號卷第16頁參照）。綜合上情，不能遽謂本案火災發生時僅有被告一人進出本案建築物。　⒉鄭月霞又證稱：本案建築物有兩個廁所，臥室有一個廁所，需鑰匙才能開門，一般人不能進去；另一個公用的廁所在外面泡茶區那邊。一般外人要使用公用廁所，若知道廁所在哪，就會從側門（本院按，本案水塔側門）進入比較快。若不熟，就不知道他們會從哪個門進去。從本案通廊側門、本案正門進去到公用廁所都會經過本案起火點，只有從本案水塔側門進入到公用廁所才不會經過本案起火點。要從本案水塔側門進到本案起火點，需經過水塔、再經過廚房，才會到休息區，一般人擦身而過就可以，沒什麼障礙物。本案起火點沒有放置金紙，金紙是放在辦公室，但是本案現場圖也劃錯了，金紙不是放在辦公桌上等語（本院卷第85至100頁參照）。參酌本案錄影紀錄截圖，被告自進入本案建築物到步出，總計約15分鐘（前揭偵字第9611號卷第112、113頁參照）。而被告行動不便，多賴輪椅、柺杖輔助移動，本案被告也是坐輪椅到本案建築物、拄柺杖進出廟內。被告若知悉金紙放置處（鄭月霞證稱所見被告平常是到本案建築物泡茶聊天，大多數時間在本案建築物旁公園。沒有提到被告知悉本案建物內詳細結構與物品擺設，本院是以熟知本案建築物格局、不需搜尋金紙位置的最短時間計算）而要蓄意挪動金紙到本案起火點，再持打火機點燃金紙縱火。以其移動能力，最佳途徑應是由本案正門進入。如考慮由本案正門進入可能遇到參拜民眾或管理者，以本案現場圖觀之，次佳選擇為本案通廊側門。然被告係由本案水塔側門此一距離金紙放置處、本案起火點較遠、動線較複雜之門進入，則被告是否能在15 分鐘內拄柺杖由本案水塔側門進入，通過儲藏室、廚房、休息區、神明廳到辦公室，取出金紙搬到本案起火點，持打火機點燃後，再循原來路徑通過廚房、儲藏室而由本案水塔側門全身而退，便有疑義。被告辯稱：我上的廁所在最後面角落，如果要到起火點，還要經過水塔與許多亂七八糟的雜物，根本過不去。我行走不便，如果放火來不及逃不就燒死自己等語，即非無據。　⒊況，鄭月霞另表示廟的所有權本來要給別人，但是我舅舅（前任廟公）反悔，臨時要給我，卻也沒有通知那些人，後來有一些人就不滿。那些人我不認識，他們遇到我的時候跟我說叫我舅舅出來解決事情，他們說他們有出力出汗，為什麼是我沒有出力出汗的人接任。被告認識那些人，但沒有跟我說要我舅舅出面，我完全沒有跟被告講過話。那些人也有抓著我前夫的機車不讓他走，我去報警，那些人又暴力威脅我們不要鎖（本案建築物的）門。我前夫在案發當天早上去本案建築物的時候，看到廟前有堆一些磚塊，（貼一張紙，上面）寫要我前夫的命，他就撕下，去警察局報案，報案沒有多久警察就打給我說廟裡燒火了。足見，被告與此宮廟、經營者容無過節，無端燒廟之動機不大，本案有其他更可能因仇怨而故意縱火之人。　㈢至於被告為何知悉本案起火點，因除陳家偉直接告知外，確也有可能是經他人轉述、透露而得知，不能以被告知悉起火點所在，又陳稱是調查人員跟他講起火點在哪裡，但陳家偉證稱並無此事，便認定被告所辯不實。且吳陳秀雲雖於警詢中稱：「我本來要過去拜拜，路過時看見宮廟上方有煙霧，我就從廟旁窗戶往内看，廟內烏漆媽黑，我就走到宮廟正面發現火災，看見一名男子綽號阿利，我就問他你沒有看見宮廟好像著火嗎，他跟我說他沒看見，我叫他打119，他跟我說他沒手機，我就快步走去叫里長，請里長通知消防隊。」（前揭偵字第9611號卷第16頁參照）。但在檢察官訊問時卻具結證稱：「在我走到馬路之前，我有看到被告坐輪椅在涼亭那邊，我有喊話問他有沒有手機，被告沒有回話，我並沒有停下來跟他說話，趕快走到馬路回家。」（前揭偵字第96 11號卷第144頁參照），供詞前後不同。則吳陳秀雲案發時是否有與被告交談，被告有無向吳陳秀雲表示沒看到起火，容非明確。況，縱使吳陳秀雲已在第一時間看見本案建築物起火，被告卻在吳陳秀雲詢問時表示不知，除被告可能真的不知道外（對外界事物的敏感度、觀察力人人不同），即便被告對吳陳秀雲佯稱不知，也不能反推被告就是行為人而畏罪心虛。遑論被告所言若不能採信，如積極證據不足，亦無法遽謂被告犯罪，併此敘明。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舉之證據與所指出之證明方法尚未足使本院確信被告犯罪。此外，按最高法院101年1月17日101年度第二次刑事庭會議㈠決議，法院亦無主動蒐集不利被告證據之義務，揆諸前開說明，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法則，應不待有何有利被告之證據，逕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以，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則儒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三庭審判長法　官　廖棣儀　　　　　　　　　　　　　　　　　法　官　黃文昭　　　　　　　　　　　　　　　　　法　官　姚念慈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張瑜君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2025-02-27

TPDM-113-訴-1259-20250227-1

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953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敏瑄選任辯護人林冠宇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427 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李敏瑄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李敏瑄可預見若任意將以自己名義申請之金融帳戶出售、出租、出借或提供予他人使用，可能遭不法詐欺集團作為詐騙他人財物之工具使用，及掩飾或隱匿他人實施詐欺犯罪所得財物之用，竟仍不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不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12月6日1 5時15分前某日，在不詳地點，將其所申辦之連線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連線帳戶）及安泰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安泰帳戶）金融卡及密碼提供予姓名年籍不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取得上開2帳戶後，即基於詐欺取財之犯意，以如附表所示詐欺方式詐騙附表所示之告訴人張巧臻、黃庭妮、朱柔銨、蔡志緯、顏家隆，致其等均陷於錯誤，而依指示匯款如附表所示金額至上開2帳戶，並旋遭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339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罪嫌及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幫助洗錢罪嫌等語。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且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53年台上字第656號、29 年上字第3105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參、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犯嫌，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告訴人5人於警詢時之指訴、與詐欺集團間對話紀錄擷圖、交易明細、被告之連線帳戶、安泰帳戶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往來明細、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金融機構聯防機制通報單等件，為其主要論據。肆、訊據被告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一般洗錢之犯行，辯稱：我的連線帳戶、安泰帳戶的金融卡是在112年12月初某時許逛夜市時遺失，是整個錢包遺失，我因為有生病，服藥可能會有失憶的情形，所以有把金融卡的密碼寫在金融卡背後；我是在112年12月7日要使用街口支付時，發現無法付款，而街口支付是綁定連線帳戶、安泰帳戶，當天我就有報警，並以電話的方式掛失帳戶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係因服藥習慣，擔心影響記憶而將金融卡密碼記載在金融卡背後；再者，被告係於99年2月26日申辦安泰帳戶，且於本案詐欺款項匯入安泰帳戶前，尚有新臺幣（下同）661 元之餘額，而連線帳戶則尚有241元餘額，倘若被告係提供予他人為不法使用，應不會留存餘額而面臨他人提領之風險；被告知悉遺失金融卡後，隨即致電街口支付之客服並報警，所為顯與一般提供帳戶後的反應截然不同；況且，被告之父母每月均有金錢支援被告，並無販賣帳戶資料予詐欺集團之犯罪動機及誘因等語。伍、經查：一、告訴人5人經詐欺者施用詐術而陷於錯誤於並依指示匯款等節【詐欺方式（含時間及內容）、轉帳匯入帳戶、日時、金額均如附表所示】，業據告訴人5人於警詢時之指述在卷，並有其等提出之與詐欺者間對話紀錄擷圖、交易明細擷圖、安泰商業銀行113年9月10日函暨所附安泰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連線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13日函暨所附連線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等件附卷可參，是此部分事實，先予認定。二、次觀諸臺灣醫學大學附設醫院（下稱北醫醫院）診斷證明書，上載：被告因有憂鬱情緒的適應障礙症，影響情緒以及短期記憶表現，從108年10月23日持續至113年7月27日至門診就診等節，有北醫醫院診斷證明書翻拍照片1紙（見訴字卷第81頁）在卷可佐，堪認被告確實因疾病問題而影響記憶無訛。復查，被告於113年10月18日本院準備程序時供稱：目前紀錄金融卡的密碼方式是存在手機的記事本等語，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手機之記事本，確有記錄金融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密碼在手機記事本乙節，且最後一次編輯時間為11 3年8月9日11時12分許，此有本院勘驗筆錄與手機翻拍照片1 紙（見訴字卷第114-115、121頁）附卷可憑。是被告在法院未告知當庭勘驗手機前，已在其手機之記事本內留存金融卡密碼、網路銀行帳號、密碼，足認被告確實有記錄金融卡密碼之需求。綜合前揭證據，被告既因疾病而有影響短期記憶之情形，且確實有記錄金融卡密碼之需求，則被告稱金融卡連同密碼遺失而非主動提供予詐欺者乙節，已屬有據。三、復觀連線帳戶、安泰帳戶於112年12月6日第1筆詐欺款項匯入帳戶前，分尚有2,019元、661元餘額，此有各帳戶交易明細（見訴字卷第51、59頁）存卷可參，此與一般提供帳戶案件之被告，通常會將提供帳戶之餘額提領完畢乙節，顯然有違。再者，被告於發現金融卡遺失後，隨即於112年12月7日報警並掛失金融卡等情，有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德高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安泰商業銀行113年9月4日函、連線銀行113年9月13日函各1份（見偵字卷第93頁、訴字卷第39、55-56頁）存卷可證，堪認為真。是若被告係主動提供帳戶予詐欺者使用，何以提供帳戶前未將帳戶之餘額提領完畢，復於提供帳戶後隨即報警並將帳戶掛失，而為可能遭詐欺者追究責任之事，益徵本案難謂被告主動提供金融卡及密碼予詐欺者使用，自難以幫助詐欺取財、幫助一般洗錢罪相繩。四、檢察官固稱被告僅有短期記憶受影響，長期記憶應無問題，且被告所使用金融卡密碼為被告及其母親生日所組成，尚難認被告因所謂的短期失憶而影響其記憶金融卡帳戶之密碼等語。惟查：　㈠被告於準備程序時供稱：我的密碼是以我的生日及母親的生日做不同的組合等語（見訴字卷第115頁）。是被告既言明其所使用的密碼有不同組合，卷內復查無證據證明被告均係使用相同密碼，自難逕認定被告無以其他方式記憶密碼之需求。　㈡再者，被告因疾病而影響其短期記憶，並有以其他方式記憶密碼之需求，已如前述。惟檢察官以「自己童年的事情，也能認識自己的家人和自己的住宅，自己本身掌握的技能、自己及家人也不會忘記」等節，來類比記憶金融卡密碼乙節，所稱「長期記憶」的事件與「金融卡密碼」是否有相同類比基礎，欠缺明確論證，亦忽略被告係何時罹患疾病而影響短期記憶，而妄論被告不會因為短期失憶影響金融卡密碼之記憶。是檢察官所稱，要屬無稽。五、檢察官復稱：被告前於112年12月3日23時53分5秒許以無卡提款之方式，自連線帳戶提領現金1萬元，被告既隨身攜帶頻繁使用、放在皮夾內之連線帳戶金融卡，卻未以簡易之實體提款卡方式直接提款，反而以繁複的無卡方式提款，足見被告在進行該筆無卡提款之前，已將連線帳戶、安泰帳戶交予詐欺集團使用等語。惟查：　㈠無卡提款之設定僅耗時不到1分鐘，檢察官對於無卡提款之手續，顯有誤會。　㈡再者，被告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於112年12月3日23時53分5秒，我以無卡提款的方式提領現金，是因為沒有帶錢包，所以身上沒有卡片，因為無卡提款也可以領錢，所以沒有回去拿卡片再來提款等語（見訴字卷第152頁）。是被告係因未帶實體卡片而採以無卡提款之方式提領現金，卷內亦無證據證明被告斯時有攜帶實體卡片乙節，則檢察官上開論證前提事實並未建立，自難逕認被告斯時已交付帳戶予詐欺集團。陸、綜上所述，本案依卷存事證尚無法使本院就被告被訴罪嫌，形成毫無合理懷疑之心證，復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有檢察官所指之犯行，自屬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揆諸前揭說明，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期民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承武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ガ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廖棣儀　　　　　　　　　　　　　　　　　　　　　　　　　　　　　　　　　　　　法　官　姚念慈　　　　　　　　　　　　　　　　　　法　官　賴政豪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蕭舜澤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附表】編號告訴人詐欺方式 ①轉帳匯入帳戶 ②轉帳匯入日時 ③轉帳匯入金額(新臺幣) 1 張巧臻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6日14時14分許與告訴人張巧臻聯繫，並向告訴人張巧臻佯稱在告訴人張巧臻之網路賣場購物，但錢包卻遭凍結，需告訴人張巧臻解決等語。 ①連線帳戶 ②112年12月6日15時15分 ③4萬9,989元 2 黃庭妮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6日12時10分許，以臉書之Messenger功能與告訴人黃庭妮聯繫，並向告訴人黃庭妮佯稱無法在告訴人黃庭妮臉書Marketplace購買告訴人黃庭妮所販售之行動電話，希望透過統一超商之賣貨便購買等語。 ①連線帳戶 ②112年12月6日15時15分 ③3萬230元 3 朱柔銨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6日15時23分前某日，以臉書Messenger功能與告訴人朱柔銨聯繫，並向告訴人朱柔銨佯稱，因告訴人朱柔銨未簽署三大保證，致無法透過告訴人朱柔銨之統一超商賣貨便購買購買外套，須告訴人朱柔銨解決等語。 ①連線帳戶 ②112年12月6日15時23分 ③1萬8,023元 4 蔡志緯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6日17時22分，撥打電話予告訴人蔡志緯，假冒為饗賓餐廳人員，並向告訴人蔡志緯佯稱其遭盜刷1萬3800元款項，須告訴人蔡志緯解決等語。 ①安泰帳戶 ②112年12月6日18時6分　112年12月6日18時8分 ③4萬9,171元　4萬9,141元 5 顏家隆詐欺集團成員於112年12月3日12時25分許，透過臉書與告訴人顏家隆聯繫，並向告訴人顏家隆佯稱欲向告訴人顏家隆購買顯示卡，惟希望購過統一超商之賣貨便收貨，須告訴人顏家隆註冊賣貨便等語。 ①安泰帳戶 ②112年12月6日18時19分 ③2萬1,985元

2025-02-26

TPDM-113-訴-953-202502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