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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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撤銷緩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01號抗告人即受刑人潘宥源上列抗告人因妨害秩序案件撤銷緩刑，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22日裁定(113年度撤緩字第19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本件抗告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潘宥源（下稱抗告人）於民國111年11月25日14時30分許，在高雄市三民區澄清路、水源路口新建工程進行螺桿拆除作業時，自高度約9.8公尺的電梯井墮落，受有第一、四腰椎壓迫性骨折、第二腰椎爆裂性骨折、左側跟骨粉碎性骨折等傷害。經送長庚醫療財團法人高雄長庚紀念醫院（下稱高雄長庚醫院）急診治療，並接受脊椎骨折固定與跟骨折復位鋼釘固定手術，術後仍需背架保護，嗣於113年6月3日門診診治後，抗告人因傷勢嚴重，仍需專人照顧與休養6個月，脊椎鋼釘日後需移除，方無法於113年10月30日履行義務勞務完畢，且抗告人亦因上開事故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此外，抗告人又曾接受胃切除手術，故抗告人並非推諉拖延時間故意不履行義務勞務，尚不得僅以抗告人未於檢察官所定期限內履行完畢之外觀事實，率爾斷定抗告人主觀上有故意違反原判決所宣告之緩刑所定負擔之意圖。況且，抗告人受有上開傷害，仍有履行部分義務勞務，並非如檢察官所稱抗告人全無履行。因認依比例衡平原則，綜合衡酌原判決所宣告之緩刑預期之效果，實難僅以抗告人未於113年10月30日履行完畢義務勞務之情事，即認抗告人違反前揭緩刑所定負擔之情節重大，是請准將原裁定撤銷，並駁回檢察官之聲請等語。二、按受緩刑之宣告，而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1款至第8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緩刑之宣告，刑法第75條之 1第1項第4款定有明文。上述法條之立法意旨認為，本條採用裁量撤銷主義，賦與法院撤銷與否之權限，特於第1項規定實質要件為「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供作審認之標準。至同法第74條第2項所列法院於緩刑期間內，得命犯罪行為人於緩刑期內應遵守之事項（例如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向公庫支付一定之金額、接受精神、心理輔導、提供義務勞務或其他為預防再犯之事項），明定違反該條所定事項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其緩刑宣告，以期週延。至於所謂「情節重大」，係指：「受判決人顯有履行負擔之可能，而隱匿或處分其財產、故意不履行、無正當事由拒絕履行或顯有逃匿之虞」等情事而言。因此，檢察官命抗告人履行緩刑負擔所為之司法處分，固有其裁量權限，然依據前述說明，法院除對檢察官上述司法裁量處分有其審查權限外，立法者仍以違反所定負擔「情節重大」、「難收其預期效果」、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等不確定法律概念以及比例原則，賦予法官裁量撤銷緩刑之權限，合先敘明。三、經查：　㈠抗告人前因妨害秩序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訴字第5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 元折算1日，緩刑2年(緩刑期間自112年5月31日至114年5月3 0日止)，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200小時義務服務、及接受法治教育3場次，於112年5 月31日確定等情，有該案刑事判決書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首堪認定。又抗告人於前揭判決確定後，曾於112年9 月22日至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下稱高雄地檢署）接受約談，並於當日簽署高雄地檢署緩刑附條件受保護管束人受處分執行義務勞務通知書及緩刑附條件受保護管束人應行注意事項具結書，上開通知書內容明確記載受義務勞務人需自行規劃時間安排，主動前往報到履行，盡速在期限內將時數執行完畢；履行義務勞務事務時，務必遵守勞務執行機關的規定並接受督導之指導，對於本身應履行的義務勞務時數應確實掌握，並主動聯絡督導，並於結案日期前完成，以免履行期間屆滿，仍未完成勞務時數，以致緩刑遭撤銷等事項，並告誡抗告人如違反各該事項而情節重大時，檢察官得聲請撤銷其緩刑宣告之旨，有上開通知書及具結書在卷可稽。足認抗告人應已知悉該等通知書及具結書所載之規範內容甚明，並明暸自身有配合及服從各該規定之義務，若無正當理由，自無任憑己意而不予履行義務勞務之理。　㈡至抗告人雖因故致其第一腰椎、第四腰椎壓迫性骨折，第二腰椎爆裂性骨折，左側跟骨粉碎性骨折，而於111年11月25 日至高雄長庚醫院急診及住院治療，並於111年12月7日接受脊椎骨折鋼釘固定與跟骨骨折復位鋼釘固定手術治療，術後需背架保護，住院期間需專人照護，醫院另建議抗告人於11 1年12月15日出院後由專人照護6個月與休養1年，抗告人嗣分別於111年12月23日、112年1月27日、3月10日、6月2日至高雄長庚醫院門診治療，有該醫院於112年6月2日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在卷可徵。惟查：　⒈高雄地檢署於本案確定後，曾先後發函諭命抗告人於112年10 月13日上午9時、112年11月17日上午9時前至高雄市三民區民族老人活動中心-燭光協會履行義務勞務，然抗告人均未遵期到場，亦未提出任何正當理由，故經高雄地檢署各予以告誡1次。　⒉之後，高雄地檢署再發函諭命抗告人於112年12月15日上午9 時至上開地點報到並履行義務勞務，抗告人雖到場簽名，但仍未履行義務勞務。從而，高雄地檢署乃又先後於113年3月 15日、113年5月30日二度發函通知抗告人儘速至上開地點履行義務勞務，並告知抗告人履行期間至113年7月30日止，若有違誤致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該署將依法處理等情。　⒊至抗告人於113年7月11日檢具健仁醫院於同年月2日所開立之診斷證明書，表示其因病態性（重度）肥胖，前於113年6月 24日住院接受腹腔鏡袖狀胃切除手術，並於同年6月30日出院等情，向高雄地檢署聲請履行義務勞務期間延長2至3個月。嗣經高雄地檢署於113年7月19日函知抗告人，同意延長其履行期間至113年10月30日止。　⒋嗣後，高雄地檢署又於113年9月23日再次發函通知抗告人儘速至上開地點履行義務勞務，並告知抗告人履行期間至113 年10月30日止，依規定應於上開期間完成義務勞務200小時，目前僅完成0小時，若有違誤致無法於期限內完成，該署將依法處理等情。　⒌然直迄113年10月30日即抗告人聲請延長其履行義務勞務之期限屆滿，抗告人仍未履行任何時數之義務勞務，高雄地檢署因而認定抗告人有違反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而有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所定撤銷緩刑宣告之情形。此有上開通知函文、送達證書、簽到表、高雄市燭光協會製作之執行時數表、三民區民族老人活動中心義務勞務注意事項、抗告人填載之聲請書、健仁醫院診斷證明書、高雄地檢署觀護人執行緩刑處分延長進行報告書等件在卷可考。　㈢綜上卷證資料，得見抗告人雖稱其因病無法遵期履行義務勞務，但期間已多次未提出任何理由及相關證明而無故未到，且抗告人既已自行聲請延長履行期間2至3月，而經獲准延至 113年10月30日，之後仍未遵期履行任何義務勞務，故抗告人自112年9月22日簽名具結履行義務勞務後，直迄113年10 月30抗告人仍未履行任何時數之義務勞務。抗告人主張其已完成部分義務勞務云云，顯與卷證未合，洵非足採。從而，抗告人自屬故意不配合檢察官之執行指揮且情節重大，至臻明確。四、原審審酌抗告人既明知已受緩刑宣告，本應積極於檢察官所定之延長履行期間內完成義務勞務，然抗告人猶未珍惜機會遵期履行，而迄至上開延長履行期限屆滿，抗告人均未履行任何義務勞務，實難認有履行本件緩刑所附負擔完畢之意願，且在此期間內亦查無在監在押等不能履行義務勞務之正當事由，顯已無視此一緩刑所定負擔之效力，堪認其違反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有執行刑罰之必要，爰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裁定撤銷抗告人緩刑之宣告，經核並無不合。抗告人復執前詞，提起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梁美姿

2025-03-14

KSHM-114-抗-101-20250314-1

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192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高雄檢察分署檢察官受刑人劉政德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114年度執聲字第11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劉政德因強盜等肆罪，分別處如附表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捌年捌月。　　理　由一、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刑法第50條定有明文。二、查受刑人劉政德（下稱受刑人）因強盜等4罪，經法院先後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分別確定在案，且各罪均為裁判確定前所犯，有各該刑事判決書附卷可憑。其中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得易科罰金，附表編號1、3、4 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則不得易科罰金，原不得合併定應執行刑。然因受刑人業已請求檢察官就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合併聲請定應執行刑，此有受刑人定應執行刑聲請書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頁），合於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是檢察官就附表所示各編號之罪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核無不合，應予准許。三、爰審酌上開各罪宣告刑之有期徒刑總和上限（9年5月）、各刑中最長期（7年6月）；而附表編號1至3所示3罪，曾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0年度聲字第83號刑事裁定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7月，附表編號4所示之罪經本院109年度上訴字第 1283號刑事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年6月，有上揭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本於定執行刑，應受法律內部界限（9年1月）、外部界限（9年5月）之拘束，並斟酌受刑人所犯分別為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竊盜、強盜等罪，各罪罪質及責任非難程度並非全然相同，而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時間係集中於民國108年7月21日至同年9月18日之期間內，整體犯罪時間甚為相近，綜合斟酌受刑人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數罪所反應受刑人人格特性與犯罪傾向等一切情狀，考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而遞減及行為人痛苦程度隨刑期遞增而加乘之效果，兼衡受刑人對本件聲請定執行刑表示無意見（本院卷第169頁）等一切情狀，在不逾越法律秩序理念及法律目的內部界限之前提下，爰就附表所示各罪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書記官　梁美姿

2025-03-14

KSHM-114-聲-192-20250314-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投票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48號上訴人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胡恩慈選任辯護人吳金源律師被告林靜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投票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422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選偵字第115、12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王薏蘋(所涉妨害投票罪部分，業經判處罪刑確定)係民國11 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屏東縣佳冬鄉賴家村村長(下稱本案選舉)之候選人，胡恩慈明知以虛偽遷徙戶籍方式增加選舉權人，即足以影響選舉結果，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第 1項規定，在各該選舉區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者，方取得該選舉區之選舉人資格而為投票權人，詎其為使王薏蘋順利當選，竟與王薏蘋共同基於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犯意聯絡，於111年4月29日由王薏蘋陪同前往屏東○○○○○○ ○○，並由胡恩慈親自將其戶籍自高雄市○○區○○○街00巷00號遷移至屏東縣○○鄉○○村○○路0○0號(下稱本案戶籍地)，而取得本案選舉之投票權。嗣胡恩慈於111年11月26日前往屏東縣佳冬鄉賴家村之投票所領取選票及投票，而以此方式使本案選舉之投票發生不正確結果。二、案經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自動檢舉偵查起訴。　　理　由壹、有罪部分：一、證據能力部分　　本判決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胡恩慈（下稱被告胡恩慈）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15、182、200頁) 。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均有證據能力。又所引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均有關聯性，且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亦均有證據能力。二、實體部分　㈠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胡恩慈固坦承有於前揭時、地，由王薏蘋陪同而親自遷戶籍至本案戶籍地，且於111年11月26日有前往投票等情，惟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是因為要申請符合軍中外宿資格才會遷戶籍，我遷戶籍的時候並不知道王薏蘋要選村長等語。經查：　⒈王薏蘋為本案選舉之候選人，而被告胡恩慈於111年4月29日由王薏蘋陪同前往屏東○○○○○○○○，並由被告胡恩慈親自將其戶籍地自高雄市○○區○○○街00巷00號遷移至本案戶籍地而取得本案選舉之投票權，且於111年11月26日投票日前均未實際居住於本案戶籍地，復於投票當日有前往領票及投票等情，為被告胡恩慈所不爭執(原審卷一第292頁，本院卷第115 、237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王薏蘋(下稱證人王薏蘋)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大致相符(選他卷第113至125頁，選偵卷第135至137頁，原審卷二第22至27頁)，並有被告胡恩慈之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選偵卷第54頁)、手機基地台位置網路分析資料(通聯資料分析卷二第11至34頁)、屏東○○○○ ○○○○113年2月2日屏枋戶字第1130500266號函暨所附佳冬鄉賴家村111年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第0597投票所）村長選舉之選舉人名冊(原審選舉人名冊卷第89頁)等件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⒉本件之爭點厥為：被告胡恩慈於本案選舉4個月前遷移戶籍之行為，主觀上是否有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茲析述如下：　⑴被告胡恩慈於案發時為職業軍人，曾於110年12月21日以其當時之戶籍地「高雄市○○區○○○街00巷00號」地址申請外宿，且該地址距離其所服役之加祿堂營區直線距離約47公里等情，有空軍防空暨飛彈第七九四旅113年1月10日空四旅綜字第 1120299689號函暨所附胡恩慈外宿申請資料可參(原審卷一第327至347頁)，並佐以卷附空軍內部管理工作指導手冊所載「志願役軍人於眷住地離營區50公里內可實施外宿」(原審卷一第332頁)，以及被告胡恩慈於審理時自承：部隊沒有拒絕我外宿在高雄仁武的地址等語(原審卷二第41頁)，可知被告胡恩慈於110年12月21日以其戶籍地即高雄市仁武區地址申請外宿已經通過而未遭拒絕，此情核與被告胡恩慈於原審準備程序時供稱：我之前都是住在高雄市仁武區的家，沒有住過本案戶籍地等語(原審卷一第289、290頁)相符，可見被告胡恩慈實際上係居住於高雄市仁武區地址，該址距離部隊駐地所在係在規定的50公里內，而被告胡恩慈於110年12 月21日即已向其部隊申請外宿上址。　　　⑵又觀諸被告胡恩慈向部隊申請外宿之紀錄，其於110年12月21 日以上開高雄市仁武區地址申請外宿後，嗣於111年9月2日及111年12月7日始分別再以本案戶籍地申請外宿。換言之，被告胡恩慈係於111年4月29日遷至本案戶籍地後約4個多月，始以本案戶籍地申請外宿。佐以被告胡恩慈於原審審理時自承：軍中的外宿調查是每季1次，分別是3、6、9、12月，但實際上是因應人事部門的作業需求繳交資料，因為111年6 月間人事部門沒有特別要求要繳交資料，所以我當時外宿地還是維持在高雄仁武等語(原審卷二第42、43頁)。故倘若被告胡恩慈確實係因要以本案戶籍地申請外宿始遷移戶籍，其自應於遷移戶籍後最近一次外宿調查即111年6月便向部隊提出變更外宿地址之申請，惟其卻遲至111年9月間始向其部隊申請外宿地址變更為本案戶籍地，可見其以本案戶籍地申請外宿並非源於部隊人事部門之要求，而有任何急迫或必要性。是被告胡恩慈辯稱其係為向部隊申請外宿之故，方將原戶籍遷至本案戶籍地乙節，是否可信，並非無疑。　⑶另證人洪益帆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其於110至111年間係承辦部隊外宿業務之人員，被告胡恩慈從110年12月至111年 12月間歷次申請外宿之作業都是其在處理，當時部隊審核是否准許外宿的標準，是以其戶籍地距離部隊駐地要在50公里以內才會審核通過，通常都是以google地圖來做判斷，用go ogle類似車程路線來看有沒有超過50公里，如果超過，就以拉直線的方式去算，如果直線距離是在50公里內，也符合申請的標準，被告胡恩慈於110年12月21日是用她在高雄市仁武區的戶籍地址來申請外宿，該戶籍地與部隊駐地之距離以拉直線方式並沒有超過50公里，是符合外宿資格的，按照部隊所提供的資料，被告胡恩慈分別在110年12月21日、111年 9月2日、111年12月7日共申請外宿3次，按規定是每年的3、 6、9、12月要各做1次審核，再呈報給上級旅部，當時會先提前作業，差不多是提前1個月左右，請部隊的人開始收繳資料給我們，至於部隊所提供的資料中，為什麼沒有被告胡恩慈於111年3月及6月份申請外宿資料，已經忘記了，但是照理講，如果有變動的話是要繳資料，沒有變動的話，我們可能會去做復查，被告胡恩慈原來在高雄市仁武區的戶籍地址在110年12月間是符合在50公里以內的範圍，嗣後另外申請變更外宿地改到屏東縣佳冬鄉，部隊會依據戶籍打電話抽查她實際上是否搬過去那裡住，如果知道她並沒有搬過去住，是不會准許她外宿的等語（本院卷第201至214頁），足見被告胡恩慈原位於高雄市仁武區之戶籍地，即已符合其部隊准予外宿之標準，且被告胡恩慈於110年12月21日便已以該址向其部隊申請外宿，在無任何特定因素之情況下，根本無需大費周章地變更戶籍地，是以，被告胡恩慈並非為了符合外宿資格，始遷移戶籍至本案戶籍地甚明。　⑷至被告胡恩慈雖辯稱：我於110年9月間剛調到屏東縣枋山鄉當職業軍人的時候，就知道可以申請外宿，但當時王薏蘋的公公過世，不方便遷戶籍，後來比較有空才去；又部隊雖然沒有拒絕我外宿於高雄市仁武區，但因高雄仁武距離部隊超過50公里，我當時是將兩點間的距離拉直線才在50公里內，我怕之後部隊拒絕，才遷籍申請外宿等語(原審卷一第289頁，原審卷二第41頁)。然倘若被告胡恩慈遷移戶籍之目的僅係為了符合外宿資格，其於110年12月21日即已以高雄市仁武區之地址申請外宿通過，業如前述，則其顯然並不需要再變更戶籍地以滿足其外宿需求。更遑論被告胡恩慈自承其並未曾居住於本案戶籍地，而係居住在高雄市仁武、大寮或軍中等情，益足徵被告胡恩慈於變更戶籍至本案戶籍地後，實際上根本並未居住在該地，一旦讓其所屬之部隊得悉此事，反而有可能會因此喪失外宿資格。是以，被告胡恩慈辯稱其是因為要符合軍中外宿資格才會遷戶籍云云，顯無足信採。　⑸被告胡恩慈另辯稱：我遷戶籍時，並不知道王薏蘋要參選村長等語(原審卷一第289頁)，否認其遷籍與支持特定候選人當選有關。而證人王薏蘋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我跟胡恩慈去辦理遷戶籍時，她不知道我要參選，她都住在軍中，我是在111年6月底、7月初才下定決心要參選等語(原審卷二第26 、27頁)，以附和被告胡恩慈上開辯詞。然查，同案被告賴美珠（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係於111年4月29日親自前往辦理遷移戶籍；同案被告賴喜男、羅光雄、賴美貞、賴富琴、王志祥、王育安、賴碧惠、王瑞乾、王慈恩等9人（上9人均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則係於111年5月13日前往辦理或委託他人代辦遷移戶籍，而均以虛遷戶籍之方式取得本案選舉之投票權等情，業據上開10人於原審準備程序均坦承不諱且互核一致(原審卷一第177至184、283至287頁)，並有上開10人之全戶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選偵卷第75至101頁 )、屏東縣○○鄉○○村○○路0○0號、2之5號之戶籍資料(選他卷第44至50頁)、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委託書(選偵卷第55至 127頁)、同案被告賴美珠、賴富琴、王瑞乾等人之手機基地台位置(通聯資料分析卷一第41至489頁)、屏東○○○○○○○○112 年10月27日屏枋戶字第11230325700號函暨所附同案被告王育安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委託書(原審卷一第249至255頁) 等件在卷可佐。可見上述同案被告賴喜男等10人至少於111 年4、5月間即已得知證人王薏蘋要參選村長，始以虛遷戶籍方式取得本案選舉之投票權，然證人王薏蘋上開證述，除已明顯與前述同案被告賴喜男等10人之供證詞不合外，復與證人王薏蘋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們全村整個一年前就在說我要參選，大家都在傳等語(原審卷二第26、27頁)互相矛盾，可見證人王薏蘋前揭關於迴護被告胡恩慈之證述內容，不可採信，自無從為有利於被告胡恩慈之認定。　⑹再者，被告胡恩慈係由證人即同案被告王薏蘋陪同前往遷移戶籍，其與王薏蘋間為阿姨、姪女之3親等旁系血親關係，至為親暱，衡情其於遷移戶籍之111年4月29日前或當時不可能不知王薏蘋要參選村長乙事。是被告胡恩慈既未實際居住於本案戶籍地，且遷移戶籍之目的亦非申請外宿，已如前述，又明知王薏蘋欲參選村長，並於111年4月29日由王薏蘋陪同遷移戶籍至本案戶籍地，最終亦有領取選票並前往投票，其主觀上自有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而虛遷戶籍之意圖，且與王薏蘋共同為本案犯行，堪以認定。　⒊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胡恩慈前揭所辯，盡屬卸責飾詞，洵無足採，其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㈡論罪：　⒈核被告胡恩慈所為，係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罪。　⒉又刑法第146條第2項係規定「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徒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此項規定，依文義解釋，應屬因身分、特定關係成立之罪，其犯罪主體，須為因之而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人，然並不因此排除他人得依刑法第31條第1項本文規定，與該選舉投票之人成立共同正犯。查同案被告王薏蘋雖未具有「以虛偽遷徒戶籍取得投票權之選舉權人」之身分關係(因其戶籍地並未變更)，然為使其自身當選，竟與具有身分關係之被告胡恩慈共謀，並陪同被告胡恩慈遷移戶籍，而令其取得投票權，依刑法第31 條第1項規定，同案被告王薏蘋仍應以共犯論之。是被告胡恩慈與同案被告王薏蘋間，依上開說明，仍為共同正犯。至公訴意旨泛稱被告胡恩慈與同案其他被告等人間均有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而為共同正犯乙情，容有誤會，應予更正。　三、上訴論斷部分：　　㈠原審以被告胡恩慈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胡恩慈應知選舉制度之本質，在於由選舉區域之選民依多數決方式反應民意，然其為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而與王薏蘋共同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行為，扭曲民主選舉制度之目的，影響選舉之正確、公平及純正性，損及民主機制之正常運作，導致選舉結果之公正性備受質疑，所為自應予非難；又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態度難稱良好，並考量被告胡恩慈無前科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素行良好，兼衡被告胡恩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暨其於原審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原審卷二第44頁)，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之易科罰金折算標準，另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3條第3項之規定，併予宣告褫奪公權2年。　㈡本院經核原審已敘述其認定被告胡恩慈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理由，且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一切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其認事用法皆無違誤，量刑及褫奪公權之宣告亦均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被告提起本案上訴，猶藉詞否認犯罪，核無理由，應予駁回。貳、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靜華明知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5條設籍4個月以上始取得投票權之規定，意圖使王薏蘋勝選，共同基於妨害投票之犯意聯絡，於111年5月6日前往屏東○○○ ○○○○○辦理戶口遷移至賴明道址設屏東縣○○鄉○○村○○路0○0號 (下稱大平路2之5號)之住所，俾取得本案選舉之投票權，以利於投票日投票予王薏蘋，被告林靜華復於111年11月26日投票日前往投票，王薏蘋因而以得票數354票當選。因認被告林靜華涉犯刑法第146條第2項之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即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無相當之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得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亦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林靜華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林靜華之戶籍遷移資料、證人洪麗琴、賴明道、羅光雄之證述，為其主要論據。惟訊據被告林靜華否認有何上開犯行，辯稱：我偶爾上小夜班的時候會去大平路2之5號住，但平常是住在永富街，本案選舉我雖然有去投票，但我忘記有無投給王薏蘋，我除了蘇清泉之外都是亂投的等語。四、經查，同案被告王薏蘋為本案選舉之候選人，而被告林靜華有於111年5月6日自屏東縣○○鄉○○街00巷0號(下稱永富街)遷移戶籍至大平路2之5號而取得本案選舉之投票權，復於111 年11月26日投票當日有前往領票及投票等情，為被告林靜華所不爭執(原審卷一第292頁，本院卷第116頁)，並有被告林靜華之全戶戶籍資料（完整姓名）查詢結果(選偵卷第103頁 )、遷入戶籍登記申請書(選偵卷第57、58頁)、前揭本案選舉之選舉人名冊(選舉人名冊卷第89頁)等件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已足認定。從而，關於被告林靜華是否涉有上開罪嫌之爭點厥為：依卷內證據，可否證明被告林靜華有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而虛遷戶籍之主觀意圖？茲析述如下：　㈠證人洪麗琴於偵查中證稱：被告林靜華是因為保險信件收不到，所以遷到我家(大平路2之5號)請我代收信件，她輪班不方便等語(選他卷第118頁)；證人賴明道於偵查中證稱：林靜華上小夜班到12點多，不方便，要在我家(大平路2之5號) 睡，晚上要帶小孩，她是這樣跟我太太講，我說好等語(選他卷第119頁)，可見上開2名證人於偵查中均未提及被告林靜華遷移戶籍係為支持何特定候選人當選。　㈡證人羅光雄於偵查中證稱：我遷戶籍是因為欠卡債，法院的通知會寄過來，我父親覺得煩，我搬出去就不會寄到家等語 (選他卷第24頁)；復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跟我爸爸、我弟弟、我弟妹林靜華及其小孩同住於永富街，我在這個案件之前，不知道林靜華遷戶籍到大平路2之5號，我沒有跟林靜華提過要去投票，我們很少交集，她也不知道我本案選舉要投給誰等語(原審卷二第15、18頁)，足見被告林靜華雖與證人羅光雄係姻親關係，然據證人羅光雄上開證詞，實亦無從證明被告林靜華本案遷戶籍係為使何特定候選人當選。　㈢此外，證人洪麗琴於原審審理時又證稱：我沒有跟林靜華討論本案選舉，也沒有跟她說我要投給誰，或是跟她拉票等語 (原審卷二第21、22頁)；證人即同案被告王薏蘋於原審審理時亦證稱：之前不認識被告林靜華，我是因為這個案件才認識這個人等語(原審卷二第27頁)，核與被告林靜華供稱：本案沒有任何人跟我拉票或要我把票投給王薏蘋，我沒有跟其他人討論選舉，也不知道其他人投票給誰等語相符(原審卷二第44頁)。故據上開證人之證述內容，實無從確認被告林靜華遷移戶籍係受何人拉票、影響或為使特定候選人當選，是被告林靜華辯稱其除了蘇清泉之外的候選人都是亂投的，主張其並非為使特定候選人當選而遷移戶籍並投票，尚非全然無稽。　　㈣又被告林靜華於偵查中供稱：我原本住在永富街，後來遷戶籍是因為保險公司的信件沒收到等語(選他卷第23、24頁)；復於原審準備程序供稱：我因為偶爾要上小夜班，小孩要給舅媽洪麗琴照顧，所以才遷戶籍到舅媽家即大平路2之5號，信件收不到也是遷籍的原因之一等語(原審卷一第288頁)，均主張係因永富街收不到信件且小孩需要照顧始遷戶籍。核與證人洪麗琴於原審審理時證稱：被告林靜華只有上小夜班回來才會去我那邊住，平常她還是住在永富街，她之前就有說過常常信件都收不到，我是做保母全天候在家，我可以幫她收信，她遷戶口之後我確實有收過被告林靜華的信等語( 原審卷二第20、21頁)；證人賴明道於前揭偵查中證稱：被告林靜華上小夜班到12點多，不方便，要在我家睡，晚上要帶小孩等語(選他卷第119頁)相符，是被告前開辯解，並非無據。　㈤至被告林靜華上開供述雖另與證人即同案被告羅光雄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卡債帳單都會寄到永富街，我不要寄到家裡，因為我爸會一直唸，才遷移戶籍到大平路2之5號等語( 原審卷二第15頁)，並非全然相符；且被告林靜華供稱其遷戶籍之理由之一係為「上小夜班，小孩要給舅媽照顧」，亦與其自身是否遷戶籍並無必然關連性，然縱使被告林靜華所辯前後不一、相互矛盾或與事理常情不合，仍應有積極證據始得認定其犯行，尚難憑此遽認被告林靜華遷移戶籍有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　㈥綜據上開證人之證述內容，尚無從確認被告林靜華遷移戶籍至大平路2之5號之目的，係為使某位「特定候選人」當選。再者，卷內關於被告林靜華之戶籍遷移資料，充其量僅可證明其有遷移戶籍之舉，並無從據此推認其遷戶籍係為支持何特定候選人當選，是公訴意旨所舉證據，尚無從佐證被告林靜華有「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意圖。既然檢察官所舉前開事證，經綜合評價調查證據之結果，認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林靜華有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之行為，本院就此部分犯嫌，尚無從形成有罪確信之心證。此外，復查無其他積極事證足以證明被告林靜華確有公訴意旨所指上開犯行，自應就此部分對被告林靜華為無罪之諭知。二、上訴論斷部分：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⒈被告林靜華於偵查中供稱：我原本住○○○街00巷0號，後來遷戶籍到本案戶籍地，是因保險公司的信件沒收到，掛號跟催繳都沒收到，還要額外多付利息錢等語；核與證人羅光雄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卡債帳單都會寄到永富街50巷3號，寄到家裡我爸看到會一直唸，才遷移戶籍到大平路等語，主張其係因信件均會寄至永富街（即被告林靜華之原戶籍）造成困擾才遷戶籍等情相互矛盾，是被告林靜華辯稱其因收信不便而遷移戶籍等語，已難以盡信。　⒉被告林靜華復於原審準備程序改稱：我因為偶爾要上小夜班，小孩要給舅媽洪麗琴照顧，所以才遷戶籍到舅媽家即本案戶籍地等語，是被告林靜華所辯已有前後矛盾之處。且被告林靜華因執勤夜班偶爾夜寐於本案戶籍地，與被告林靜華自身是否遷戶籍並無關連，是被告林靜華收件不便或以值勤夜班偶爾夜宿為由遷徙戶籍，原因變化多端，卻均未見所辯各該遷徙戶籍之原因，有何相當之必要性與合理性。　⒊就本案佳冬鄉賴家村村長選區之小區域選舉而言，若利用虛偽遷徒戶籍方式，僅以戔戔數票，即可改變系爭選舉之結果。原審逕以被告林靜華與候選人王薏蘋互不相識為由，認被告林靜華欠缺以虛偽遷徒戶籍方式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之動機，恐有速斷之嫌。是請將原判決無罪部分撤銷，更為適當合法判決等語。　㈡惟查，原審依調查證據之結果，斟酌全辯論意旨，認被告林靜華被訴上開犯嫌部分，犯罪不能證明，乃依法就此部分為無罪之諭知，並於判決理由詳敘其所憑之證據，且對檢察官所舉不利於被告林靜華之證據，已詳予剖析，並敘明此部分得心證之理由，觀諸原判決之採證方法及證據之取捨均無瑕疵可指，所為論斷從形式上觀察，亦難認有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違背法令之情形，依「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自應認被告林靜華犯罪不能證明而為無罪之諭知。準此，檢察官上訴意旨，仍憑己見而為相異評價，復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林靜華確有公訴意旨所指犯行，尚難說服本院推翻原判決關於此部分所為之無罪判斷，另為不利於被告林靜華之認定，檢察官以原判決此部分認事用法尚嫌未洽云云為由，指摘原判決不當，然此均經本院指駁如前，是檢察官執此對被告林靜華無罪部分提起本件上訴，核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俊儀提起公訴，檢察官黃莉紜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胡恩慈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就被告林靜華部分，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限制。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46條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13

KSHM-113-上訴-548-20250313-1

原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竊盜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易字第11號上訴人即被告潘榮富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因竊盜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原易字第2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1421、1227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之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潘榮富（下稱被告）於提起上訴時明確表示僅就　　原判決之科刑部分上訴(詳本院卷第11、12頁上訴理由狀)，因此本件僅就上開被告上訴部分加以審理，其餘關於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對於原判決所載之犯罪事實，自始即坦承不諱，犯後態度良好；又被告前案係犯私行拘禁罪，與本案犯罪類型之罪質不同，侵害法益也不同，實難認被告有特別惡性，或對於刑罰之反應力有顯然薄弱的情形，並無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之必要，原判決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顯屬過苛；此外，被告亦有意願與被害人和解，以賠償其所受之損失，是請從輕量刑，以利自新等語。三、原判決認定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21條第1項第2、5款之乘颱風災害之際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刑法第306條第1項之無故侵入他人建築物附連圍繞土地罪、動物保護法第25條第1 款之違反同法第6條之傷害動物，致動物重要器官功能喪失罪。被告與同案被告潘榮富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先後竊取、綑綁本案鹿隻並棄置成鹿，致幼鹿1隻、成鹿1隻死亡等行為，係基於同一竊盜及違反動物保護法之犯意，於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應為接續犯之一罪。被告係以一行為觸犯上開各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以刑法第321條第1 項第2、5款之加重竊盜罪處斷。被告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論以累犯，並加重其刑。四、本院判斷（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法定刑度，即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75年台上字第70 33號判決先例可資參照）。又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被告前因妨害自由案件，經臺灣屏東地方法院以111年度原簡字第1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於民國111年11月29 日縮短刑期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業經公訴人提出刑案資料查註紀錄表存卷可按（偵二卷第21、22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憑（本院卷第49、50頁）。被告就前揭執行情形並無爭執（原審卷第236頁）。另蒞庭檢察官於審理時亦主張並說明被告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論以累犯暨加重其刑等語（原審卷第238頁，本院卷第125、126 頁）。鑒於被告上開所為構成累犯之犯行，與其於本案所犯之竊盜等案件，罪質及罪名雖屬不同，然被告前因刑案入監服刑，卻仍於執行完畢出監後，短期內又再犯本案，堪認其主觀上確有特別惡性存在，前案之罪責及處罰均未達矯正被告行為、預防其再犯之效果，足徵被告對刑罰反應力顯屬薄弱。故原審經裁量後，認被告本案所犯，應依刑法第47條第 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　㈢原判決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以己力賺取所需、不尊重動物之生命，竟率爾竊取他人財物，任意以綑綁、棄置之方式傷害動物，導致幼鹿1隻、成鹿1隻死亡之結果，足見被告漠視他人財產法益，罔顧、輕蔑動物生命之心態，實應予以非難，另參以被告有傷害、公共危險、偽造文書、稅捐稽徵法、竊盜、贓物、就業服務法、妨害自由、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前科（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審酌）之素行，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憑，再參酌被告坦認犯行，並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調解，以實際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兼衡本案鹿隻之價值，然究非一般無生命之物品，暨本案鹿隻均已實際合法發還予告訴人，有贓物認領保管單、公鹿被發現畫面可憑，復考量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原審卷第238頁），量處有期徒刑1年。　㈣鑒於被告為本案犯行時年僅39歲，正值青壯之年，竟不思以正當途徑獲取生活所需，為圖一己之私，恣意竊取他人財物，漠視他人財物之所有權，法紀觀念薄弱，所為已屬不該，且其以綑綁本案梅花鹿四肢之方式，將梅花鹿載離鹿境園區，並將其中1隻成鹿棄置於鹿境園區之室外場地，導致該隻成鹿因嚴重脫水、體溫過低，無法自行站立及採食，而終至死亡；另1隻幼鹿亦因嚴重脫水、精神沈鬱，體溫過低，對外界光線及聲音刺激皆無法正常反應，無法自行站立及採食，生命跡象差，經搶救後仍發生死亡結果，益見被告實施本案犯行之手段確屬殘暴，且告訴人亦明確表示其並無意願與被告和解，有本院電話查詢紀錄單附卷可佐（本院卷第63頁），是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所處之刑亦符合「罰當其罪」之原則，並無輕重失衡，原審量刑因子迄未有任何變動之情形，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原判決對其量刑過重，並無理由，應予駁回。五、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六、原判決就同案被告陳冠兆判處罪刑部分，因未據上訴而確定在案，爰不予論列，併此敘明。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鍾佩宇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21條犯前條第一項、第二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五十萬元以下罰金：一、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之建築物、船艦或隱匿其內而犯之。二、毀越門窗、牆垣或其他安全設備而犯之。三、攜帶兇器而犯之。四、結夥三人以上而犯之。五、乘火災、水災或其他災害之際而犯之。六、在車站、港埠、航空站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內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06條無故侵入他人住宅、建築物或附連圍繞之土地或船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無故隱匿其內，或受退去之要求而仍留滯者，亦同。動物保護法第25條有下列情事之一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併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金：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第六條或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宰殺、故意傷害或使動物遭受傷害，致動物肢體嚴重殘缺或重要器官功能喪失。二、違反第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三項第一款規定，宰殺犬、貓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宰殺之動物。

2025-03-13

KSHM-113-原上易-11-20250313-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817號上訴人即被告楊居霖選任辯護人謝昌育律師(法扶律師) 上訴人即被告沈桂蘭選任辯護人林鈺維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 2年度訴字第225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0835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470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之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下稱被告）楊居霖、沈桂蘭於本院均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77、265頁)，因此本件僅就上開被告上訴部分加以審理，其餘關於原判決所認定被告2人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之列，此等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楊居霖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楊居霖本案所為，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後，仍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原審未依憲法法庭11 2年度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再遞減其刑，顯屬違背法令。　㈡就原判決犯罪事實一部分，被告楊居霖係向葉臣凱聯繫購毒事宜，至於葉臣凱向何人調貨，則非被告楊居霖所能得知，故被告楊居霖就此部分供出毒品來源為葉臣凱，自與所涉被訴事實犯行非無直接關聯，雖被告楊居霖供出向上游購買毒品之時間點與本案起訴書所載之犯罪日期有所出入，然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是要給被告改過自新的機會，應該要寬認被告楊居霖有確實供出毒品來源之意圖，且已供出他案的毒品來源，而有上開減刑條文適用，原審此部分認定，顯有違誤。　㈢就原判決犯罪事實二部分，被告楊居霖於偵查中供出毒品來源為黃名健，目前黃名健因另案於高雄大寮監獄執行，檢警單位得就該部分對其進行訊問，而予被告楊居霖依法減刑之可能。　㈣基於上開理由，期請撤銷原判決對被告楊居霖之量刑部分，從輕量刑等語。　　三、被告沈桂蘭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　㈠就原判決犯罪事實一部分，被告沈桂蘭於警詢時已指認交付予黃竑珖之毒品來源為葉臣凱，葉臣凱也確因被告沈桂蘭及同案被告楊居霖之供述而遭查獲，故被告沈桂蘭自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原審法院雖認葉臣凱係於111年8月19日以新臺幣（下同）1,000元販賣海洛因1包給同案被告楊居霖，與被告沈桂蘭此部分犯行之毒品來源無關，然依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岡山分局（下稱岡山分局可）所移送之通訊監察譯文所示，葉臣凱於111年8月29日確有販賣海洛因毒品予被告2人，之後再由被告2人轉售予黃竑珖，岡山分局既已明確回覆確因被告沈桂蘭等2人之供述而查獲上游，原審卻認為被告沈桂蘭不得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予以減刑，容有誤會。　　　㈡就上開犯行部分，被告沈桂蘭僅是基於協助同案被告楊居霖之角色而為聯繫並交付毒品，主要販賣者應係同案被告楊居霖，原審卻認為被告沈桂蘭所參與之情節較同案被告楊居霖嚴重，因而判處被告沈桂蘭之刑度反重於同案被告楊居霖，實屬失當。　㈢被告沈桂蘭與同案被告楊居霖為夫妻關係，並育有幼子，因本案將長期入獄，幼子無父母可依，處境堪憐，是請准從輕量刑等語。四、原判決認定被告楊居霖就該判決事實一、二部分所為、被告沈桂蘭就該判決事實一部分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被告2人販賣海洛因前意圖販賣而持有海洛因之低度行為，各為其2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被告2人就事實一部分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此外，被告楊居霖所犯上開2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另因移送併辦部分與起訴之事實相同，自得併予審理。　　五、本院判斷：　　　㈠刑之加重及減輕：　⒈刑法第47條規定　⑴被告楊居霖前因傷害致死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97年度訴字第76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年6月、8月，並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確定，嗣於105年11月17日假釋出監，於107 年7月23日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假釋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111、1 12頁）。檢察官於原審審理蒞庭時明確表示：因被告楊居霖前案構成累犯部分並未涉及毒品犯罪，故本案犯行無庸以累犯規定予以加重其刑等語（原審訴卷第481、482頁）；另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亦未主張被告楊居霖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本院卷第290、291頁），參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就被告楊居霖是否構成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乙節，本院尚無需依職權調查並為相關之認定，然被告楊居霖既有上述犯罪科刑與執行完畢情形，仍得作為本案量刑審酌事項。　⑵被告沈桂蘭前因竊盜案件，經臺灣橋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簡字第242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月確定，其於107年12月16日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本院卷第82頁），檢察官於原審審理蒞庭時明確表示：因被告沈桂蘭前案構成累犯的部分與本案不同，故本案犯行無庸因累犯而加重等語（原審訴卷第482頁）；另公訴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亦未主張被告沈桂蘭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本院卷第291頁），參照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裁定意旨，就被告沈桂蘭是否構成累犯或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乙節，本院無庸依職權調查並為相關之認定，然被告沈桂蘭既有上述犯罪科刑與執行完畢情形，仍得作為本案量刑審酌事項。　　　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　　被告楊居霖就原判決事實一、二所示犯行，及被告沈桂蘭就原判決事實一所示犯行，均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自白坦認不諱，是就被告2人上開犯行，各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　⑴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謂「供出毒品來源」，係指犯該條項所定各罪之人，供出其所犯各罪該次犯行之毒品來源而言。亦即須所供出之毒品來源，與其被訴之各該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犯行有直接關聯者，始得適用上開規定減免其刑，並非漫無限制。倘被告所犯該條項所列之罪之犯罪時間，在時序上較早於該正犯或共犯供應毒品之時間，即令該正犯或共犯確因被告之供出而被查獲；或其時序雖較晚於該正犯或正犯供應毒品之時間，惟其被查獲之案情與被告自己所犯該條項所列之罪之毒品來源無關，均仍不符該條項減、免其刑之規定（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81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就原判決事實一部分，被告2人固供稱販毒來源為葉臣凱（聲羈卷第57、67頁），然針對被告2人取得販賣給黃竑珖毒品海洛因之過程，①被告沈桂蘭於原審行準備程序時供稱：黃竑珖打電話給我，說要去我家找我拿海洛因後，他來我家與我及楊居霖見面，我們3人一起去高雄市梓官區典寶橋旁公園找藥頭，由我與楊居霖向葉臣凱購買海洛因，葉臣凱調貨後返回現場給我海洛因，我就打電話給黃竑珖表示我已拿到海洛因，並叫他回來，之後我交付海洛因給黃竑珖，黃竑珖就請我及楊居霖施用部分海洛因，我用事先準備之葡萄糖稀釋後施用等語（原審訴卷第187至189頁）；②被告楊居霖則供稱：黃竑珖先到我家給沈桂蘭2,000元用來買海洛因，之後我與沈桂蘭前往公園等葉臣凱，由沈桂蘭將錢交給葉臣凱並購入海洛因，我與沈桂蘭再與黃竑珖見面並將海洛因交給他，我們3人都有以我與沈桂蘭事前準備之葡萄糖稀釋後施用海洛因等語（原審訴卷第413、414頁）；③證人黃竑珖則證稱：我打電話給被告沈桂蘭要買海洛因並表示我已到她家外，她與被告楊居霖回來後，我交現金2,000元給被告沈桂蘭，他們共乘一輛機車與單獨騎一輛機車的我一起出發，但被告楊居霖叫我先去梓官區大舍南路等他們，由他們2人自行向藥頭購入海洛因，過程中被告沈桂蘭打電話給我，表示她忘記帶葡萄糖要先回家拿，後來他們騎機車來與我會合，由被告沈桂蘭給我海洛因，她有將葡萄糖參入海洛因中，並要我與他們2人一起施用，算是他們的報酬等語（偵卷第27 至31頁）；另觀諸被告沈桂蘭與證人黃竑珖間通訊監察譯文，被告沈桂蘭於111年8月29日12時44分許聯繫黃竑珖對其表示「我了帶糖，我先騎回帶糖，你先騎過去」、「要不然回來了，我就過去你那」，黃竑珖反問「那裡沒有在賣糖嗎」、「好，快點」，被告沈桂蘭復於同日14時10分許聯繫黃竑珖，對其表示「回來了」，黃竑珖則回覆「好…在這邊等」等語（偵卷第17至19頁），是綜觀上述證人、被告2人、通訊監察譯文內容，可知111年8月29日被告沈桂蘭向證人黃竑珖收取價金後，與被告楊居霖一同向藥頭購入海洛因，再於同日交付海洛因給證人黃竑珖等情。然依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下稱橋頭地檢署）112年度偵字第4956號、第7404號起訴書所載（原審訴卷第161至165頁），葉臣凱係於111年8月 19日0時在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以1,000元販賣海洛因1 包給被告楊居霖，再佐以被告楊居霖供稱：葉臣凱於111年8 月19日0時賣給我的海洛因1包，是我自己要施用的，我有以針筒方式施用該包海洛因，有解癮效果等語（原審訴卷第24 2、243頁），足徵葉臣凱被查獲之販毒予被告楊居霖之案情實與被告2人如事實一所示販賣之毒品來源無關。至岡山分局112年10月23高市警岡分偵字第11274498200號函、113年1 月3日高市警岡分偵字第11272887600號函、橋頭地檢署113 年1月9橋檢春律111偵20835字第11390012020號函（原審訴卷第211、269、407頁）固回覆員警於執行通訊監察期間發現被告2人使用之門號疑似與毒品上游聯繫，嗣後經被告2人供述指認毒品上游為葉臣凱，於112年3月6日查獲葉臣凱等語，然被告2人所供出之毒品來源葉臣凱，與其2人被訴事實一所示犯行並無直接關聯，自不符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意旨，自無從適用該條項規定對被告2人所為如原判決事實一犯行部分減免其刑。被告2人及其等辯護人此部分主張，並無理由。　　⑶就原判決事實二部分，被告楊居霖固供稱此部分販毒來源為黃名健，並指稱黃名健目前在高雄大寮監獄執行中，可對其加以訊問等語。然而，被告楊居霖所稱雙方聯絡毒品交易事宜之方式為通訊軟體LINE，並未使用電話聯絡，檢警單位並無從對該人實施通訊監察，又被告楊居霖從未提供該人之居住地址，檢警單位亦無從實施跟監蒐證，另查無被告楊居霖所述雙方交易毒品之地點，故無法進行蒐證，因而無法查獲此部分毒品上源黃名健相關犯行等情，有岡山分局113年1月 3日高市警岡分偵字第11272887600號函（原審訴卷第269、2 70頁）、橋頭地檢署113年1月9橋檢春律111偵20835字第113 90012020號函（原審訴卷第407頁）各1份在卷可佐，足見單憑被告楊居霖之供述尚無法使檢警人員對黃名健發動調查或偵查，自無因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情事，並不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規定減免其刑之要件。被告楊居霖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主張，洵非成理。　　　⒋刑法第59條規定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規定法定最輕本刑為無期徒刑，並未區分犯罪者販賣動機、犯罪情節及危害社會程度，而有相異刑責，罪責甚重，於此情形，倘依其情狀處以適度之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斟酌是否有可憫恕之處，而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妥當，符合比例原則。查被告楊居霖、沈桂蘭2人如事實一所示販賣第一級毒品之價量，及被告楊居霖如事實二所示販賣第一級毒品之價量，均不甚高，所造成危害社會程度與毒品散布數量與毒品大、中盤供應者相較，尚屬有異，對照販賣第一級毒品法定刑及經前述減輕其刑後之處斷刑，認有宣告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而情輕法重之情，爰分別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等刑度。　⒌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　⑴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立法者基於防制毒品危害之目的，一律以無期徒刑為最低法定刑，固有其政策之考量，惟對諸如無其他犯罪行為，且依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可認屬情節極為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於此範圍內，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所為之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司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於此範圍內應予變更；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修正之。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至修法完成前，法院審理觸犯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罪而符合前揭情輕法重之個案，除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外，另得依本判決意旨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等情（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楊居霖販賣海洛因予黃竑珖、刁偉恭各1次，交易金額各為2,000、5,000元，而被告沈桂蘭販賣海洛因予黃竑珖1次，交易金額為2,000元，又觀諸被告2人於警詢、偵訊及偵查中羈押審查程序所述，其2人另有其他多次圖利販賣海洛因予黃竑珖、刁偉恭、黃玉閔之行為（併警一卷第37至 47、偵卷第195至203頁、聲羈卷第53至69頁)，得見被告2人所為非屬施用毒品之毒友間單一偶發之零星、微量、不滿千元價金之交易型態，自難認係上開判決意旨所稱「情節極為輕微」之情況。更遑論被告2人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刑法第59條規定遞減刑度後之法定最低刑度為有期徒刑7年6月，並無上開判決所揭示「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情形，當無再依上開判決意旨再予減輕被告2人刑度之適用。　⒍綜上，被告2人就事實一所為、被告楊居霖就事實二所為，均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事由之適用，各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其等刑度。　　㈡上訴駁回之理由　⒈原審以被告2人上開犯行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不思守法自制，循正當途徑獲取所需，竟為從中獲取不法利益，鋌而走險販賣毒品，助長毒品之散布，危害社會治安，且毒品足使施用者形成生理成癮性及心理依賴性，而實質改變其健康、經濟、生活地位，被告2人之動機目的、所為均值非難；並考量被告2人販賣毒品之數量、價金、事實一部分分工參與情節（被告2人一同購入毒品以供販售且同樣享有海洛因供己施用作為報酬，被告沈桂蘭更為聯繫毒品交易事宜、收取價金、實際交付毒品給購毒者之角色，其參與情節較被告楊居霖嚴重）；復觀以被告2人於偵查及審理時均坦承犯行，除上述供出之毒品來源外，亦積極配合警方查緝其他複數毒品來源【姓名年籍詳卷，涉及偵查不公開，見橋頭地檢112年7月12日橋檢春律111偵20835字第1129032575號函及檢附橋頭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1289、14 806號起訴書（原審訴卷第85至94頁）、橋頭地檢111年度偵字第19531號起訴書（原審訴卷第141至144頁）、橋頭地檢1 12年10月20日橋檢春律111偵20835字第1129049115號函（原審訴卷第209頁）】，其2人犯後態度佳；暨被告2人此前均有施用毒品及上述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之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各1份可佐（原審訴卷第485至534頁）；兼衡被告楊居霖於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入監前從事臨時工，被告沈桂蘭自陳：國小畢業，入監前從事臨時工（原審訴卷第479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楊居霖所犯2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7年7月、7年9月，就被告沈桂蘭所犯量處有期徒刑7年8月。並說明：被告楊居霖各次犯行之罪質、時空密接程度（時間相隔約1月、地點均在高雄市）、販賣毒品種類均相同、對象2人、次數2次、總販賣金額、上述整體犯行所呈現之被告人格、犯罪傾向、應罰適當性，兼衡以刑法第51條數罪併罰定執行刑之立法所採之限制加重原則，就其所犯上開2罪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8年9月。　⒉本院經核原審已敘述其量刑所憑之證據、理由，且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一切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所量之刑亦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被告2人猶執前詞主張應再減輕其刑云云，純屬其等個人主觀上對法院量刑之期盼與意見，不足認原審判決之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職是，被告2人上訴主張俱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翊妘提起公訴及移送併辦，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3　　日　　　　　　　　　　　　　　　　　　　書記官　梁美姿毒品危害防制條例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13

KSHM-113-上訴-817-20250313-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816號上訴人即被告翁世龍選任辯護人孫安妮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 3年度訴字第16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052、5077、580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之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翁世龍（下稱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卷第102、150頁)，因此本件僅就上開被告上訴部分加以審理，其餘關於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罪名、適用法律及沒收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之列，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承認犯罪，希望就其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能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並就其所犯從輕量刑等語。辯護人則以：㈠就累犯部分，被告前案是施用毒品，而施用毒品的本質上是屬於病患性的行為，犯罪心態跟一般刑事犯罪本質上並不相同，是一個自殘的行為，所以反社會性程度較低，衡諸於本件被告所犯販賣毒品，其罪名及罪質與施用毒品並不相同，故希望此部分不要再以累犯予以加重；㈡量刑部分，請審酌被告販售的對象僅一人而有多次的情況，可見此屬於毒品朋友間的互通有無，並沒有造成毒品廣泛擴散，並請斟酌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犯後態度相當良好，也知所悔悟，希望予以從輕量刑等語，為被告辯護。三、原判決認定被告如該判決附表一編號1、2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如該判決附表一編號3至5所為，均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被告上開所犯5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被告與同案被告廖文賢（經原審判處罪刑，上訴後又撤回上訴而確定在案）2人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5所示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四、本院判斷：　　　　㈠刑之加重及減輕：　⒈累犯：　　⑴被告①前因施用毒品，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易字第821號判處有期徒刑6月確定，②又因施用毒品，經原審法院以108年度訴字第874號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③再因施用毒品，經原審法院以109年度易字第565號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嗣前揭①至②所示罪刑經原審法院以109年度聲字第396號裁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確定，經與③所示之刑接續執行，於110年 5月27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所餘刑期付保護管束，並於110 年9月19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業經檢察官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陳明在卷（原審卷第234頁，本院卷第170頁），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且被告亦供稱：對於前案紀錄表沒意見，我有毒品前科等語（原審卷第235頁，本院卷第170頁），是被告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為累犯。　⑵按累犯之加重，係因犯罪行為人之刑罰反應力薄弱，需再延長其矯正期間，以助其重返社會，並兼顧社會防衛之效果，要與前後所犯各罪動機、罪名是否相同或罪質是否相當，無何必然之關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2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上開施用毒品前案執行完畢後，仍無視法律禁制，再犯本件罪質更重之販賣第一、二級毒品罪，足徵其並未真正悛悔改過，刑罰反應力顯屬薄弱，自均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惟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均不得加重）。至辯護人主張本案被告犯施用毒品之前罪經執行完畢後，5年內再犯本案販賣毒品各罪，因施用與販賣毒品罪之罪質、罪名均屬不同，故不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云云，核與上開實務見解迥異，自無足採。　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　　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案被告就其所犯如原判決附表一所示各罪，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始終坦承，是均應依法減輕其刑。　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　　被告雖供稱其毒品來源係綽號「狗仔」、「蟑螂」、「大象」之人等語，惟偵查犯罪機關並未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毒品來源一情，有屏東縣政府警察局113年5月31日屏警刑偵一字第1139000895號函暨所附職務報告在卷可憑（原審卷第115 至118頁），故就本件被告所為並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⒋刑法第59條：　⑴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刑度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所謂「顯可憫恕」，係指被告之犯行有情輕法重之情，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處以法定最低刑度仍失之過苛，尚堪憫恕之情形而言；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就販賣毒品所設之法定刑度，均遠較其它犯罪為重，然同為販賣毒品者，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未必盡同，或有大盤毒梟者，亦有中、小盤之分，甚或僅止於吸毒者友儕間為求互通有無之有償交付，是其態樣顯非可一概而論，即其販賣行為所造成危害社會之程度亦非可等量齊觀，故倘依其情狀處以相當之有期徒刑，即足以懲儆，並可達防衛社會之目的者，自非不可依客觀之犯行與主觀之惡性二者加以考量其情狀，是否有可憫恕之處，適用刑法第59 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至當，符合比例原則（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652號判決意旨可參）。　⑵查被告所為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至5所示販賣第一級毒品之對象僅1人，次數僅3次，金額分別為新臺幣（下同）2,000 元、2,000元、1,000元，顯見其並非囤貨販賣之專業或大盤賣家，藉此所獲致之利益實難與專業盤商、毒梟販毒規模相提並論，是就被告所為上開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犯行，經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後，猶嫌過重，仍屬情輕法重，顯有可堪憫恕之處，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均酌量減輕其刑，並依法遞減之。　⑶至被告所為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部分，已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業如前述，其刑度相較原本之法定刑，已減輕甚多，尚難謂有情輕法重情形，自皆無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餘地。　⒌綜上，被告所犯如附表一編號1、2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部分，有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其刑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減輕其刑之適用，應先加重後減輕之（惟法定本刑為無期徒刑部分，依法不得加重）；如附表一編號3至5販賣第一級毒品罪部分，有刑法第47條第1項加重其刑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之適用，應先加重後遞減之（惟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均不得加重）。　㈡量刑：　⒈按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法定刑度，即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決先例可資參照）。又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審因認被告之犯罪事證明確，以其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應深知毒品戕害國民身心健康及社會秩序甚鉅，竟為謀一己私利，進而基於營利之目的販賣第一、二級毒品予他人，所為足以助長毒品氾濫，戕害國民身心健康，實屬不該，惟念其坦承全部犯行之犯後態度，復考量被告及同案被告廖文賢之犯罪分工情形（被告負責提供毒品，同案被告廖文賢負責與購毒者聯繫、進行交易，並將收取之販毒收入交給被告）、參與程度，兼衡被告之前科素行（見前揭被告前案紀錄表，其中被告構成累犯部分不予重覆評價）、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販賣毒品之種類、對象、次數、金額、犯罪所生之危害等一切情狀，分別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罪，各量處有期徒刑5年4月；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3、4所示之罪，各量處有期徒刑7年10月；就原判決附表一編號5所示之罪，量處有期徒刑7年8月。並待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再由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而不於原判決定其應執行刑。　㈢經核原審就被告所為上開5罪，均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並就被告所為如原判決附表一編號1、2所示之罪，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俱無違誤；且對於被告所為之量刑，亦屬妥適。被告及辯護人猶執前詞上訴主張不應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對於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部分亦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云云，純屬個人主觀上對法院量刑之期盼與意見，不足認原審判決之量刑及未定其應執行刑部分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職是，被告上訴主張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余晨勝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06

KSHM-113-上訴-816-20250306-1

原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金上訴字第66號上訴人即被告林重羽選任辯護人孫嘉男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原金易字第12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4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甲○○於民國112年3月間，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五方」、「阿虎」等成年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無證據證明為有未成年參與，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擔任負責出面向被害人收取遭詐騙款項，再上繳予詐欺集團上手之車手工作。渠等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去向之犯意聯絡，先由本案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12月起，陸續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林若萱」、客服經理「玫瑰」之帳號與乙○○聯繫，佯稱可下載定價交易APP買賣股票，請專員協助現金儲值云云，並與乙○○約定於112年3月31日13 時許至高雄市○○區○○路0巷00○0號之全家便利超商鳥松濱湖店交付投資之款項，致乙○○陷於錯誤，而依約於上開時間攜帶新臺幣（下同）280萬元之現金前往上開地點，甲○○復依「五方」指示，於上開約定之時間、地點，出示由本案詐欺集團成年成員於不詳時、地偽造之富達基金員工工作證（未扣案），假冒該身份向乙○○收得280萬元現金，並搭乘「五方」與「阿虎」之車輛離去，同時將該筆款項轉交「五方」與「阿虎」，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致無從追查前揭犯罪所得之去向，而掩飾或隱匿該犯罪所得。嗣乙○○察覺有異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現場監視器，發現甲○○於收款前曾進入上址全家便利超商消費，並以其手機0000000000門號綁定之載具存放該次消費之電子發票，再經員警調閱該門號之申設人資料後，始循線查悉上情。　二、案經乙○○訴由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仁武分局報告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即證據能力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73、113頁），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坦承有於起訴書所載時、地，向告訴人乙○○（下稱告訴人）出示偽造之工作證，收取詐欺款項280萬元後，轉交他人之事實（原審卷第55頁），並對起訴書所載時、地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詐欺及洗錢部分之犯罪事實均不爭執（本院卷第74、122頁），惟矢口否認構成「三人以上共犯」加重詐欺取財犯行，於原審時辯稱：我一開始如何知道這個工作，是在FB偏門社團找到的跟我接洽的人是「五方」，當天我收到告訴人交付280萬元款項後，交給開車來載我的人就是「五方」，我不知道「小五」是誰，沒有這個人等語（原審卷第109、110頁）；於本院審理時又改稱：「小五」跟「五方」是同一人，他在通訊軟體「飛機」上叫「五方」，他叫我叫他「小五」，幫我做筆錄的人聽錯了，因為「五」跟「虎」的聲音很像，我在筆錄中所說載我去收錢的都是「五方」等語（本院卷第122頁）。被告之辯護人則以：載被告前往向告訴人收款及交付款項之對象為同一人，縱然非同一人，「小五」、「五方」有無參與本件犯行並不明確，不能確信「小五」、「五方」為本案共同行為人，且實際上有無「林若萱」、「玫瑰」之人也不明確，不能單憑詐欺一定是多人分工就認為被告構成加重詐欺等語（原審卷第55、112 頁，本院卷第71頁），為被告辯護。經查：　㈠關於詐欺集團某成員自111年12月起，陸續以LINE通訊軟體暱稱「林若萱」之帳號傳送訊息給乙○○，對其佯稱：可下載一個定價交易APP買賣股票獲利云云，致乙○○因而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2年3月31日13時許，攜帶280萬元現金前往高雄市○○區○○路0巷00○0號之全家便利超商鳥松濱湖店前，被告則依「五方」指示，於上開約定之時間、地點，出示偽造之富達基金員工工作證，假冒該身份向乙○○收得280萬元現金，旋搭乘綽號「五方」之人之車輛離去，並將該筆款項交給「五方」，以此方式隱匿詐欺取財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之事實，業據被告坦認不諱（本院卷第74、122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中指訴之情節大致相符（警卷第35至38頁），並有全家便利超商電子發票存根聯（警卷第65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112年5月9日資電字第1120002224號函及所附之載具申請資料（警卷第67至69頁）、通聯調閱查詢單（警卷第71頁）及現場監視器影像畫面截圖（警卷第61至64頁）、告訴人報案相關資料（警卷第43至59頁）、告訴人112年12 月20日刑事陳報狀所附LINE對話記錄、存摺影本、現金照片（偵卷第153至163頁）等在卷可稽，是關於被告涉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詐欺及洗錢部分之犯罪事實，堪以認定。　㈡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主張被告僅構成普通詐欺犯行，核非3人以上共同詐欺，而惟查：　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最高法院34年上字第862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共同正犯間，非僅就其自己實施之行為負其責任，並在犯意聯絡之範圍內，對於他共同正犯所實施之行為，亦應共同負責（最高法院32年上字第190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原不以數人間直接發生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最高法院77年台上字第2135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且共同正犯不限於事前有協定，即僅於行為當時有共同犯意之聯絡者亦屬之，且表示之方法，不以明示通謀為必要，即相互間有默示之合致亦無不可（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2335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本件詐欺犯行係先由被告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面交取款車手，再由該集團中不詳成員向告訴人施行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而與本案詐欺集團約定交付款項，被告再依指示，前往約定地點並出示偽造之富達基金工作證向告訴人收取款項280萬元後，搭乘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車輛離去，並將該筆款項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堪認其等就上開詐欺取財犯行，係相互協助分工以遂行整體詐欺計畫，依前揭說明，自應負共同正犯之責。　⒉被告於偵訊時供稱：我去跟人收投資的錢280萬元，收完後有車來接我，我就給他，我只知道他綽號，「五方」跟「阿虎」，我跟他們在網路上認識的，領完錢後我可以拿到3％，我當天收280萬元，但我還沒拿到錢，他們就不見了等語（偵卷第68頁）。足見被告主觀上已有認識當日與其前往收取款項之人確為「五方」與「阿虎」2人，其始以複數之詞彙「他們」回應檢察官之提問。再參以詐騙集團為確保順利取得被害人受騙後所欲交付之款項，常以於犯罪現場由1人擔任出面取款之車手，另1人在現場負責監控確保第一線車手之情狀，再由1人負責駕車搭載車手等模式進行，被告上述「五方」、「阿虎」與其前往收款之供述，尚與詐騙集團行騙模式之常情相符，自堪採信。更遑論被告於偵訊時陳稱：「（問：你有相關案件在前，你沒懷疑過這些錢有問題？）我後來才知道，我不知這兩人在哪沒聯繫了。」等語（偵卷第 68頁），益足徵被告於本案偵查階段係供述除其本人之外，尚有其他兩名共犯與其一同前去收款。易言之，與被告接觸之詐欺集團成員顯然不止1人，倘若「小五」與「五方」、「阿虎」均為同一人，被告歷次陳述理應一致，不致有前後反覆、相互扞格之情，顯見被告於前揭原審及本院審理時所辯，僅係為脫免加重條件成立之卸責飾詞，不足採信。　⒊再者，現今詐欺集團利用電話、通訊軟體進行詐欺犯罪，並使用他人帳戶作為工具，供被害人匯入款項，及指派俗稱「車手」之人領款以取得犯罪所得，再行繳交上層詐欺集團成員，同時造成金流斷點而掩飾、隱匿此等犯罪所得之去向，藉此層層規避執法人員查緝之詐欺取財、洗錢犯罪模式，分工細膩，同時實行之詐欺、洗錢犯行均非僅一件，各成員均各有所司，係集多人之力之集體犯罪，非一人之力所能遂行，已為社會大眾所共知。又參與詐欺犯罪之成員既對其所分擔之工作為詐欺、洗錢犯罪之一環有所認知，雖其僅就所擔任之工作負責，惟各成員對彼此之存在均有知悉為已足，不以須有認識或瞭解彼此為要，各成員仍應對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目的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620號判決意旨參照）。依本案情形，可知除被告之外，至少尚有向被告收取款項及給予工作證之人「五方」、「阿虎」，以及向告訴人實施詐騙之「林若萱」、「玫瑰」等詐欺集團成員，另有成員負責偽造工作證，此等均非一人即可獨立完成。被告於112年3月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既已參與實行收取款項之分工，縱非全然認識或確知其他成員參與分工細節，然被告對於各別係從事該等犯罪行為之一部既有所認識，且係以共同犯罪意思為之，即應就加重詐欺取財所遂行各階段行為全部負責，足認本案犯罪係3 人以上共同犯之，自屬該當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 3人以上共同犯之」之構成要件無訛。　⒋綜上，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顯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新舊法比較：　⒈洗錢防制法部分：　　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先後於112年6月14日、113年7 月31日修正公布，茲比較如下：　⑴有關洗錢行為之定義，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該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可見修正後規定係擴大洗錢範圍。　⑵有關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然依修正前規定並未就犯行情節重大與否，區分不同刑度，且為使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脫勾，故於113年7月 31日修正並變更條次為第19條，該條項之規定為：「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依修正後之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與舊法所定法定刑「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相較，舊法之有期徒刑上限（7年）較新法（5年）為重，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⑶關於洗錢自白減輕其刑之規定：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 6條第2項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定自同年16日施行，原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又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條次變更為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經比較結果，113年7月31日修正之自白減刑要件最為嚴格，而被告行為時即112年6月14 日修正公布前之自白減刑規定最為有利。　⑷綜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對於行為人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法定刑之有期徒刑上限（5 年），較修正前之規定（7年）為輕，又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行為之範圍，且依同法第23 條第3項規定，行為人除需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尚須滿足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始符減刑規定（按：112 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之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始能減輕其刑），形式上雖較修正前規定嚴苛，惟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法定最高本刑係有期徒刑7 年，倘依修正前上開規定減輕其刑後法定最高本刑為有期徒刑6年11月，然因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法定最高本刑僅有期徒刑5年，故本件應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之規定論處罪刑。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部分：　　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於113年7月31日經制定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明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者，為該條例所稱詐欺犯罪。又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就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該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亦有明文。所謂自白，係指對於自己所為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而言；且不論其係自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1次或2 次以上，暨其自白後有無翻異，均屬之。然而，被告於偵查中並未自白犯罪(詳如後述)，自無適用上述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情形，併予敘明。　㈡又按刑法第212條所定變造「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罪，係指變造操行證書、工作證書、畢業證書、成績單、服務證、差假證或介紹工作之書函等而言，此等文書，性質上有屬於公文書者，有屬於私文書者，其所以別為一類者，無非以其或與謀生有關，或為一時之方便，於公共信用之影響較輕，故處刑亦輕，乃關於公文書與私文書之特別規定；又在職證明書，係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偽造關於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應論以刑法第212條之偽造特種文書罪(最高法院 90年度台上字第910號、91年度台上字第7108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持偽造富達基金員工工作證後，於收取款項時出示予告訴人而行使之，參諸上開說明，該工作證自屬特種文書。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公訴意旨漏未敘及被告向告訴人出示偽造之富達基金工作證，而未論以刑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惟此部分既與檢察官起訴並經判決有罪之部分，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之關係，為起訴效力所及，本院亦當庭告知被告所犯上開罪名，並予被告充分辯論之機會（本院卷第69 、112頁），自無礙被告防禦權行使，而應併予審理。　㈣被告與「小五」、「五方」、「阿虎」、「林若萱」、「玫瑰」及其他詐欺集團成年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㈤被告就上開犯行，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一般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㈥至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雖主張：偵查中檢察官就被告是否涉及洗錢罪的部分，並沒有進一步詢問被告有無認罪的意思，致被告就該部分在偵查中並無自白之機會，是應從寬認定被告就洗錢的部分符合偵查中自白等語。惟查被告於偵訊時陳稱：「（問：本件涉嫌詐欺，認罪？）否認。」、「（問：相關對話紀錄？）沒有，對方已經刪掉。我也被騙。」等語（偵卷第68頁），足徵被告於偵查中已明確表示其係被騙，主觀上並無犯罪之意思，而否認犯罪，故無論係一般洗錢或加重詐欺犯行部分，被告顯然均未於偵查中自白坦認犯行，自無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規定之適用。辯護人上開主張，核與卷證不合，自難採信。參、上訴論斷部分：一、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不思尋求正當途徑賺取生活所需，明知詐欺集團已猖獗多年，對社會秩序及一般民眾財產法益侵害甚鉅，竟仍貪圖不法利益，為本案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之角色，所為誠有可議；復考量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坦承行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犯行，否認加重詐欺犯行，且有意願與告訴人調解，然因金額差距過大，致與告訴人調解不成立等情，有原審調解簡要紀錄表附卷可查（原審卷第99頁）；再斟酌被告於本案犯罪之角色分工、手段與被害人受損金額；兼衡其自陳大學肄業，入監前從事服務業，月收入約3萬5,000元，未婚，無子女，入監前與父母同住，不需扶養他人等一切情狀（原審卷第111頁），量處有期徒刑1年10月。暨說明：依卷內現存證據，無從認定被告因本案犯行獲有任何報酬或有債務之免除；另本案遭隱匿去向之詐欺所得，既已轉交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而由其他共犯取得，已非在被告之實際管領中，且未經查獲；至偽造之工作證未據扣案，且無證據證明現仍存在，亦非違禁物，爰均不予宣告沒收。二、本院經核原審已敘述其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理由，且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一切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其認事用法皆無違誤，量刑及不為沒收之宣告亦均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被告上訴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盧惠珍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3-06

KSHM-113-原金上訴-66-2025030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95號上訴人即被告梁偉丞上列上訴人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8 2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3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字第1311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梁偉丞係帢鬍子實業有限公司(下稱帢鬍子公司)負責人，因國內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蔓延，利用民眾急需口罩之殷切心理，認有機可乘，明知並無「3M9501+耳掛式口罩」可供販售，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為詐欺取財之犯意，先與金流業者綠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綠界科技公司）合作之第三方支付平台申請註冊為簽約商店（會員編號0000000），並以帢鬍子公司申辦之國泰世華銀行0000000000000帳戶設定為實體交易帳戶；並指示不知情之員工薛芷安及王慧婷自網路上抓取口罩圖案加以修改，再委託第三人架設網站，於民國109年1月28日起將修改後圖案上架於一頁式購物網站，並設立「極度便宜不怕失望」網購商店，另於臉書社團「撿便宜特賣會」張貼販售上開口罩之訊息（即在臉書社團「撿便宜特賣會」提供網址http://9mabbu.lshop.tw/dprOes，點擊該網址後即進入前揭一頁式購物網站「極度便宜不怕失望」網購商店），自該日起至109年3月間止，由薛芷安負責接受消費者網路下單及與消費者之接洽等事務；待消費者下訂後，梁偉丞即百般拖延出貨，若遇有消費者不願等待時，即指示薛芷安向消費者告以將安排退款云云虛以應付，致如附表所示洪紹智等20 人陷於錯誤，於附表「付款日」欄所載日期，分別支付如附表「受騙金額」欄所示款項。嗣因洪紹智等20人未能如期收到商品，經要求退款時亦未能如願，始知受騙。二、案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本件上訴人即被告梁偉丞（下稱被告）於113年8月20日具狀向原審法院聲明上訴後，經由辯護人楊羽萱律師於113年9月 26日補提上訴理由狀，雖載明被告坦承犯行，且試圖與被害人聯繫和解事宜，祈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從輕量刑，並表示被告依據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等語（本院卷第13至17頁），惟因該份上訴理由狀之狀尾處僅有辯護人楊羽萱律師之印文，並未經被告簽名或用印（本院卷第17頁），而辯護人楊羽萱律師又於113年1 0月4日具狀解除委任（本院卷第21頁），是被告是否確已坦認本案犯行，且僅就原判決量刑部分提起上訴，容有疑義，為保障被告權益起見，本案仍認被告係對原判決全部不服而提起上訴，合先敘明。二、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等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屬傳聞證據之部分，業據被告於原審行準備程序時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原審審訴卷第303頁，原審訴字卷第227頁），且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亦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70頁），此外，被告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另就上開證據資料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具有傳聞證據性質之證據，其取得過程並無瑕疵，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證明力非明顯過低，以之作為證據係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　㈡再者，本判決以下所引用被告於偵、審程序中之陳述及其他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之認定具有關連性，且均經合法取得，又無法定證據排除情事，復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 4條、第165條踐行證據之調查程序，亦未見當事人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有所爭執，依同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均可認為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於原審雖坦承其是帢鬍子公司負責人，有指示公司設計師自網路上抓取口罩圖案加以修改後，委託第三人架設網站，並在臉書社團刊登販售口罩訊息等事實，但否認有何詐欺犯行，辯稱：我沒有惡意要詐欺，原本是有1個人要賣給我口罩，可是後來那個人突然失聯，我也在找其他貨源要進貨，但疫情期間一直沒有合適的貨源，後來我們想要退款，不知道該怎麼去聯繫那些人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曾委託第三人於109年1月28日起將修改後之網路口罩圖案上架於一頁式購物網站，並設立「極度便宜不怕失望」網購商店；另於臉書社團「撿便宜特賣會」張貼販售上開口罩之訊息，並自即日起至109年3月間止，由薛芷安負責接受消費者網路下單及與消費者之接洽等事務，致使如附表所示洪紹智等20人（詳如附表各編號所載）陷於錯誤，於附表「付款日」欄所載日期，分別支付如附表「受騙金額」欄所示款項後，被告均未履約交付口罩等情，業經告訴人洪紹智等20 人（詳如附表所載）於警詢時指證明確，而被告對上述客觀事實均不爭執（原審訴字卷第765、766頁），並有綠界科技公司函覆資料-被害人付款資料（警卷第216頁）、帢鬍子公司所屬國泰世華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警卷第218至251頁）、口罩販售刊登資訊（警卷第56至58頁），及如附表各編號所示洪紹智等20人提供之對話紀錄內容、訂單紀錄等證據資料在卷可佐，以上客觀犯罪事實應可認定。　⒉被告於原審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於警詢時陳稱：「我在109 年01月中的時候..跟大陸的廠商綽號小進（沒有連絡方式）洽談要購買口罩，..當時我跟廠商洽談要進貨1,000個口罩，不過大陸那邊遲遲沒有聯繫，所以最後也沒有進貨」、並坦承「明知沒有進貨任何口罩，卻仍繼續在臉書上刊登口罩販售之商業廣告，並接收顧客訂單付款」等情（警卷第4頁）；於偵訊時也供承：「當時我原本透過中間人要購買口罩，一直聯絡不到中間人，但已經有客人要買口罩，才請林惠文找其他口罩的貨源」、「當時林惠文有找到幾個但後來都說賣完，所以沒有貨源」、「（問：林惠文有跟你說沒有貨源？）林惠文有把韓國口罩的訊息傳給我，請我自己聯絡看看是不是有貨源，但都沒有」、「（問：在你聯絡有無貨源時，是否已經上架刊登販售口罩的訊息？）之前就已經有跟另一個中間人接洽，所以就已經上架」等語（偵卷第140頁），足徵被告於刊登上述販售口罩之訊息時，確實並無任何口罩貨源可供販售。佐以如附表所示洪紹智等20人在締約付款後，均未收到被告所寄送之口罩，而被告迄今也未能提出其販售之口罩實物，或相關之口罩製造、買賣訂單，或貨物之進出口、報關證明等資料，俾能證明其所販售之口罩確實存在，足見被告實無上述販售口罩訊息中所謂「3M9501+耳掛式口罩」可供販賣，已然明確。從而，被告對外誇稱有「 3M9501+耳掛式口罩」可供販售，使如附表所示洪紹智等20 人陷於錯誤，分別向被告訂購口罩並據以付款，被告主觀上有詐欺之不法所有意圖，客觀上對洪紹智等20人施用詐術之情，堪以認定。　㈢綜上所述，足見被告所辯盡屬卸責飾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已可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　㈠本案被告係基於詐欺不特定民眾之犯意，利用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刊登虛偽不實之廣告，以招徠民眾，遂行詐騙，雖行為人尚須對受廣告引誘而來之被害人，續行施用詐術，始能使之交付財物，仍係直接以網際網路等傳播工具向公眾散布詐欺訊息，應成立加重詐欺取財罪。是核被告所為如附表所示各次犯行，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利用網際網路詐欺取財罪。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薛芷安、王慧婷及身分不詳之第三人為上述犯行，為間接正犯。　㈡被告所為如附表所示各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共20罪）。三、上訴論斷部分：　　　㈠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趁新冠肺炎疫情延燒，民眾對口罩之需求大增，而利用網路之公開性與身分隱匿性，對社會大眾散布不實之交易訊息，藉以實施詐欺犯罪，非但影響網路世界之正常交易秩序，及人我間之互信基礎，並再鬆動疫情下原已不穩之社會秩序，犯罪動機、手段可議，且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本應重懲；惟念及本案雖有洪紹智等20名被害人受害，但各次犯行所詐取之金額不多，合計所詐得之款項不足新臺幣10萬元，不法所得有限，另斟酌被告自述之智識、生活經驗、經濟與家庭狀況（原審訴字卷第769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原判決附表「主文」欄所示之刑。另審酌被告所為各次犯行，其罪質及手段相同，且犯罪時間前後相近，實質侵害法益之質與量，未如形式上單從罪數所包含範圍之鉅，如以實質累加之方式定應執行刑，其刑度將超過其行為之不法內涵，有違罪責相當性原則，另考量因生命有限，刑罰對受刑人所造成之痛苦程度，係隨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以等比方式增加，以隨罪數增加遞減刑罰之方式，已足以評價其行為之不法，爰依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規定，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暨說明：被告就原判決附表所示各次犯行所收取之價金，為被告犯罪所得，雖未扣案，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於所犯罪刑項下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㈡本院經核原審已敘述其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理由，且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一切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其認事用法皆無違誤，量刑、定刑及沒收之宣告亦均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被告上訴雖另主張得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云云，惟考量被告不思以正當方法獲取所得，竟為貪圖不法利益，於短期間內藉由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不實訊息而詐欺取財，導致多人遭受財產上損失，恣意侵害他人財產權，顯屬缺乏尊重他人財產權之正確態度，違反法律之誡命規範，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與環境，亦無犯罪情節情堪憫恕之情狀，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之必要。從而，被告藉詞提起本案上訴，並無理由，應予駁回。四、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　　決。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1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第339條之4第1項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附表　　編號告訴人/ 被害人　付款日受騙金額 (新臺幣) 　　　　　　　原　判　決　主　文 1 洪紹智 109/01/29 50,00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2月。犯罪所得新臺幣5萬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 曾義盛 109/02/05 6,00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6,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3 林緹汝 109/02/01 2,50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2,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4 廖容盈 109/01/31 2,50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2,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5 林盈綺 109/02/01 　 27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27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6 林詩珊 109/01/31 　 57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57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7 林詩吟 109/02/02 1,07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1,07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8 王文心 109/02/04 3,00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3,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9 張宇男 109/02/04 2,50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2,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0 李政瑜 109/02/04 　 57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57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1 王堃宇 109/02/04 2,50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2,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2 蔡忠栩 109/02/04 2,50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2,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3 杜仲堂 109/02/05 1,07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1,07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4 黃智德 109/02/05 6,00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6,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5 廖宇 109/02/07 2,00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2,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6 伍澤慎剛 109/02/05 　 47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47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7 邱昌賢 109/02/06 6,00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6,0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8 陳柏羽 109/02/08 2,50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2,5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19 吳委勵 109/02/08 6,10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6,10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20 楊晴如 109/03/03 　 370元梁偉丞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1年。犯罪所得新臺幣370元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合計 98,490元

2025-03-06

KSHM-113-上訴-795-2025030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幼童發育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790號上訴人即被告吳○漢（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均詳卷）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信凱上列上訴人因妨害幼童發育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3年度審訴字第51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2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15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對為刑事案件當事人或被害人之兒童及少年不得報導或記載其姓名或其他足以識別身分之資訊；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法律有特別規定之情形外，亦不得揭露足以識別前項兒童及少年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法）第69條第1項第4款、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害人甲童係民國000年0月生、乙童係000年0 月生（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均為未滿12歲之兒童，本院判決又屬必須公示之文書，茲為避免被害人之資訊遭揭露，關於被害人之姓名、年籍資料、住所、生父即上訴人兼被告吳○漢（下稱被告，真實姓名詳卷）等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均依上揭規定予以隱匿。二、次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故依據現行法律之規定，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於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本件被告於本院審理時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 (本院卷第105、138頁)，因此本件僅就上開被告上訴部分加以審理，其餘關於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三、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判太重，請從輕量刑等語。辯護人則以：被告已經認罪，請審酌被告目前已經戒除毒品的惡行，現在需要扶養小孩，可判處6個月刑度，俾其得以易科罰金或易服勞役等語，為被告辯護。四、原判決認定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6條第1項之妨害幼童發育罪（共2罪），亦構成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故仍依刑法規定予以論罪。就原判決事實欄一、㈠部分，被告係以一行為妨害被害兒童2人發育，為想像競合犯，僅論以一妨害幼童發育罪。又被告所犯2次妨害幼童發育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五、本院判斷（駁回上訴之理由）：　　　㈠按量刑之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茍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法定刑度，即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度台上字第6696號、75年度台上字第7033號判決先例可資參照）。又在同一犯罪事實與情節，如別無其他加重或減輕之原因，下級審法院量定之刑，亦無過重或失輕之不當情形，則上級審法院對下級審法院之職權行使，原則上應予尊重（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244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判決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被害人甲童、乙童之父，罔顧被害人2人年幼，竟與被害人同處一室時施用愷他命，致被害人吸入含有愷他命之煙霧，妨害其等身心健全發育，所為實有不該；惟念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甲童、乙童目前已遭安置於適當處所；兼衡被告自陳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廣告看板搭建，月收入約新臺幣3至4萬元之經濟狀況，及告訴代理人之求刑意見（原審審訴卷第115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2罪分別量處有期徒刑7月。另審酌被告所為原判決事實欄一、㈠及㈡之2次犯行時間差距、地點相同及對於法秩序之輕率態度等情，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 1年。　㈢鑒於被告身為被害人甲童、乙童2人之父，自己施用毒品已屬不該，竟仍不顧被害人在旁同處一室，逕自多次施用毒品，導致其等吸入相當劑量之愷他命二手煙霧，檢驗被害人2人毛髮所測得之濃度（如原判決所示），愷他命濃度甚至有高達60453pg/mg，顯屬非低，且其妨害幼童身心健全發展之時間長達約半年之久，嚴重危害被害人2人身心健康發展，所為甚應非難；又被告所犯刑法第286條第1項妨害幼童發育罪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原審就被告所犯上開 2罪，各判處有期徒刑7月，已屬低度刑，是核原判決認事用法並無不當，所處之刑及定刑亦均符合「罰當其罪」之原則，並無輕重失衡，被告上訴意旨及辯護人主張原判決對被告量刑過重，並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陳盈辰提起公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86條對於未滿十八歲之人，施以凌虐或以他法足以妨害其身心之健全或發育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營利，而犯前項之罪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3百萬元以下罰金。犯第1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犯第2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12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

2025-03-06

KSHM-113-上訴-790-20250306-1

軍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軍上訴字第3號上訴人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黃元鵬選任辯護人吳勁昌律師馬涵蕙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248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軍偵字第95 、13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甲○○係海軍陸戰隊中士，為現役軍人，且係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等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已於民國112年6月1日退伍）。甲○○於111年 11月8日22時4分許，透過社群軟體Instagram（下稱IG）帳號「dhdh」結識代號AW000-A111549號少年（00年0月生，真實姓名年籍詳卷，下稱A女），明知A女為未滿18歲之少年，竟基於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接續犯意，於111年1 1月8日22時4分前不久，在其高雄市○○區○○街0號6樓之3之住處內，以其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IPHONE SE2手機，連結網際網路，透過上開IG帳號「dhdh」傳送訊息予A女，向A女佯稱其可協助刪除A女先前外流之性影像，但須依其指示拍攝裸露胸部及生殖器之照片並傳送予甲○○，致A女陷於錯誤，誤信甲○○可協助刪除A女外流之性影像而應允之，遂自111年11月 8日22時4分起至同年月16日某時止，在其位於臺北市北投區（住址詳卷）之住處，自行以手機拍攝之方式，製造祼露胸部及生殖器等身體隱私部位之性影像（含照片及影片，均經刪除，下稱本案性影像)，陸續傳送予甲○○觀覽，以此方式詐欺A女自行拍攝性影像得逞。後因A女之母（代號AW000-A1 11549A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B女）察覺A女手機中之訊息有異，偕同A女報警處理，經警於112年4月10日前往甲○ ○前開住處及服役營區執行搜索，在其住處查扣如附表編號2 所示用於與A女聯繫及接收A女所傳送性影像之IPHONE SE2手機1支，因而查悉上情。二、案經A女及B女訴由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移送臺灣橋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行政及司法機關所公示之文書，不得揭露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行政機關及司法機關所製作必須公開之文書，除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1項第3款之訴訟或其他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如係為刑事案件、少年保護事件之當事人或被害人，原則上不得揭露兒童或少年之姓名或足以辨別身分之資訊，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4條第3 項前段、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2項、第1項第4 款分別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對A女所為，屬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所規範之犯罪，告訴人A女於案發時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為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之被害人，因本院所製作之判決屬必須公示之文書，為避免告訴人A女及其母親B女之身分遭揭露，乃對告訴人A女及B女之真實姓名年籍等足資識別被害人身分之資訊，均予以隱匿。二、按現役軍人非戰時犯下列之罪者，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㈠陸海空軍刑法第44條至第46條及第76條第1項、㈡前款以外陸海空軍刑法或其特別法之罪、犯罪在任職服役中，發覺在離職離役後者，由法院審判，軍事審判法第1條第2項、第 5條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現役軍人之犯罪，除犯軍法應受軍事裁判者外，仍應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刑事訴訟法第1條第2項亦有明文。再現役軍人犯第76條第1項各罪，特別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本案被告係於108年6月24日入伍，於112年6月1 日0時退伍，有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113年3月2 1日全後動管字第1130009099號函在卷可稽（原審訴卷第187 、188頁），故被告為本案行為時及被發覺時均為現役軍人，而現時並非政府依法宣布之戰時，被告所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罪，屬陸海空軍刑法第76條第2項之罪，揆諸首揭規定，自應由普通法院依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三、證據能力部分：　　　㈠被告所製作之警詢筆錄、偵訊筆錄，均有證據能力：　⒈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主張被告警詢及偵查中所為的供述無證據能力等語（本院卷第107、139頁）：另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時陳稱：在警詢我承認這是以詐欺的手法欺騙告訴人A女，是因為在做筆錄時警察跟我說這就是騙，承認就沒事了，所以我才這樣講，我感覺警詢時警察有要我硬承認，所以我才沒有找律師云云(訴卷第175、356頁)。　⒉經查：　⑴證人即時任刑事警察局偵查員江之源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被告第1次警詢筆錄是我製作的，第2次警詢筆錄則是我主問的，這兩次筆錄開始錄影前，我都沒有跟被告講及暗示等一下開始正式做筆錄前要怎麼講，我都是讓被告照自己的意思陳述，當天搜索的過程是先去海軍陸戰隊林園九九旅子儀營區，當時被告在部隊中，搜索的過程也都有被告的長官陪同，在搜索營區的過程中我們沒有要被告承認什麼，也沒有請他必須要講出什麼，之後我們再去被告左營住處搜索，被告及被告的父親都有在場，在左營住處時我們有跟被告溝通，有給被告看被告與告訴人A女的對話紀錄這些客觀證據，告訴被告你自己想想等一下到底要怎麼回答，但是我沒有直接告訴他說，你就承認這是騙的，我沒有主動提到說用騙這個詞，也沒有叫被告說要用什麼方式回答，我沒有跟被告說請律師也沒用或拒絕他請律師的話，我都會跟被告講說請律師是你的權利等語（原審訴卷第360至368、413頁）。又證人即當時詢問被告第1次警詢筆錄之時任刑事警察局小隊長趙錦龍於原審審理時具結證稱：在詢問被告時，因為被告都不承認有與告訴人A女對話的這個人是他，所以我在要去被告左營住處搜索前有給被告看被告自己的上網紀錄，我有跟被告說你用這樣的方法去騙小朋友的性影像這樣是不對的，但因為我當時也不知道被告是用什麼方式去騙告訴人A女，所以我沒有跟被告講他用什麼方式騙，我在搜索過程中沒有跟被告說等一下做筆錄時要怎麼講，在製作第一次警詢筆錄前，我也沒有跟被告說等一下要怎麼回答，我跟被告說你就是照實說，在正式錄影做筆錄時問被告這些問題時，也都是被告自己回答，在被告跟我講根本沒有可以刪除外流影像的程式之前，我以為被告真的有這個程式，所以我才問他有無這個程式，因為如果真的有的話，我就可以協助更多其他案件的被害人，我沒有跟被告說他請律師也沒用的話，因為我們在婦幼隊辦案那麼久，這個是最基本的權利，我三項權利都有告知被告等語（原審訴卷第387、388、392、414頁）。此外，證人即被告之父親黃昭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當時的狀況就是我知道被告犯錯，但是警察沒有跟我具體提到被告怎麼去騙人家女孩子，在場的還有軍法官、營輔導長等人，我記得有人跟我說事實確立了，應該不用請律師，但我忘記是警察、軍法官還是營輔導長跟我說的等語（原審訴卷第40 9、411頁）。均足證被告於112年4月10日製作警詢筆錄時，確實係被告自己主動供出以何方式詐欺告訴人A女以獲取性影像，證人江之源及趙錦龍實無從於被告製作警詢筆錄前，提前獲悉被告如何以何具體手法詐騙告訴人A女；至員警有無妨害被告選任辯護人乙節，證人黃昭齊已證稱現場還有軍法官、營輔導長等人，忘記是誰講請律師也沒用了；而證人江之源及趙錦龍則一致證稱，並無對被告講過類似的話等語，復佐以原審當庭勘驗被告第1、2次警詢筆錄錄音光碟，各次筆錄員警均有合法告知被告三項權利，勘驗結果亦無證據可認被告於警詢所為之自白，有遭受任何強暴、脅迫、利誘或其他不正方法影響或被告有遭員警誤導始坦承犯行等情，有勘驗筆錄可佐（原審訴卷第289至314頁），故被告上開第 1、2次警詢筆錄，確實係依其之意思而為記載，且無證據證明有遭不正訊問，此部分自白自具任意性。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之警詢筆錄不具證據能力云云，洵非可採。　⑵又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審理時雖主張被告偵訊時之自白不具任意性無證據能力，惟被告及其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對於被告偵查中自白之任意性並未爭執，亦未具體指出任何有遭受不當取供之情節（原審訴卷第55、56、177頁），而被告先前在警詢中所為自白部分係出於任意性，警方並無以任何不正方法取供，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自無所謂「在警詢中有受到不正方法之不利狀態，已延伸至其後偵訊時所為自白」可言。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主張被告之偵訊筆錄不具證據能力云云，亦非可採。　㈡其餘部分：　　　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屬傳聞證據，原則上不得作為證據；惟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第159條之5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屬於傳聞證據之部分，均已依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且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107、139頁），基於尊重當事人對於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現之理念，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且無顯不可信之情形，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自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對於其於前開時、地，以其所有之IPHONE SE2手機，透過IG「dhdh」帳號聯繫A女，並向A女稱可協助刪除A女先前外流之性影像，但須依其指示拍攝本案性影像，而A女即在其住處以手機拍攝之方式，製造本案性影像並傳送予被告觀覽等情，並不爭執（本院卷第108、109頁），惟辯稱：我承認有以引誘的方式使A女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但我否認有對A女詐欺云云（本院卷第152頁）。經查：　㈠被告於犯罪事實欄所載時、地，以其所有之IPHONE SE2手機，透過IG帳號「dhdh」聯繫A女，並向A女稱可協助刪除A女先前外流之性影像，但須依其指示拍攝本案性影像，而A女即在其住處以手機拍攝之方式，製造本案性影像並傳送予被告觀覽等情，業據被告坦認在卷（原審訴卷第178、351、42 2頁，本院卷第108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A女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相符（警卷第86、87頁，偵卷第137至139頁），並有A女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對照表（彌封袋一卷第1頁）、被告與A女間IG對話紀錄擷圖（警卷第83、89至145頁）、被告IG帳號申登資料（警卷第147至150頁）、被告通聯調閱查詢單（警卷第151至160頁）、原審法院112年度聲搜字第196 號搜索票、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警卷第165至175頁）在卷可證，復有附表編號 2所示，供本案被告與A女聯繫並接收A女性影像之手機1支扣案可佐，此部分之事實，堪信為真。　㈡被告雖以前詞置辯，則本件爭點厥為被告有無佯裝可幫A女刪除性影像之行為詐欺A女，使其陷於錯誤而自行拍攝、製造本案性影像傳送予被告。茲析述如下：　1.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1項至第3項規定，係依行為人對被害人施加手段之強弱，及被害人自主意願之法益侵害高低程度之不同，而予以罪責相稱之不同法定刑，一方面期使規範密度周全，達到保障兒童及少年權益之立法目的，並符比例、罪刑相當原則。倘行為人以招募、引誘、容留、媒介、協助或以他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者，應合於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之規定。而所稱「引誘」，係指勸導或誘惑原無意被拍攝、製造性交、猥褻行為之電子訊號等之兒童或少年，使其產生被拍攝、製造之意思。若行為人之手段，係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者，則屬兒少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罪。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引誘」與第3項以「詐術」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二者所規範之違法手段、內容、強度均有差異。　2.被告先於第1次警詢時稱：我與告訴人A女的IG對話紀錄中編號16所顯示的程式（即原審卷第232頁），是我騙告訴人A女的，目的是為了獲取更多性影像等語（警卷第6頁）；於第2 次警詢及偵查時亦稱：我與神經刀的對話有提到請他幫忙刪除告訴人A女的裸照，這是我事先跟他套好的，為的就是要騙告訴人A女，因為告訴人A女先前遭外流的性影像是我在網路上擷取下來的，無法幫她刪除等語（警卷第78頁，偵一卷第117頁），故其於法院審理時始翻異前詞，改口否定其上開於警、偵所述，已難遽信。　3.經原審當庭勘驗被告第1、2次警詢筆錄及偵訊筆錄錄音光碟之勘驗結果顯示：　檔　名：「調查筆錄第1次_甲○○_0000000」(原審訴卷第293、294、296、297頁，下稱「勘驗結果一」) 警察A：沒有對話喔。那...就是你有跟被害人提到他有那個　　　　程式可以刪除，那你知道那個程式是什麼？被告：我自己跟他講說我有一個程式，因為我那時候是騙他　　　　的… 警察A：騙他的？被告：…騙他的，是騙他的，我只是為了獲取他更多的那　　　　　個…外流。警察A：沒有這個程式啦齁。被告：是。警察A：這是你要…這是你騙被害人，因為你要獲得更多的　　　　不雅照、私密照、性影像，現在好像都叫性影像。被告：是。警察A：所以沒有辦法刪除這些外流？被告：對，沒有辦法。警察A：那…你在網路上看到這些外流影片現在在哪？被告：現在在，因為本人已經在一月初的時候就把全部檔案　　　　跟帳號都刪除了，所以…現在應該還在別人那，因為　　　　那是別人流出來的，所以…應該別人那邊也有，那不　　　　是我流出來的，我只是去複製他們的，然後騙那個女　　　　生更多裸照。警察A：好那接下來就是剛剛講（語意不清），那我們就繼　　　　續往下。刪除影片你是騙人的？被告：是。報告上面都是騙人的。警察A：來再來一樣看那個附件二，你為何要謊稱自己十四　　　　歲，編號25這邊，你看一下，然後要求被害人以微　　　　信通訊？編號33。先看編號25，你為什麼要謊稱你1　　　　 4歲？這是你嗎？被告：不是。警察A：那你為什麼要謊稱你14歲？被告：想說因為可能跟他…可能也是有發現跟他年紀一樣比　　　　較好騙到手，所以謊稱自己14歲。警察A：所以你知道他幾歲？被告：對。那個在騙的中間就有發現他13歲。　檔　名：「調查筆錄第2次_甲○○_0000000」(原審訴卷第305頁，下稱「勘驗結果二」) 警察A：你與「神經刀」的對話當中啦齁，唉…有提到啦齁，　　　有刪除被害人裸照，這件事情是真的嗎？還是你只是　　　騙被害人的？被告：騙被害人的。警察A：就是你其實沒有跟「神經刀」講到這一塊…的嗎？被告：有跟他講到這一塊，但是…是… 警察A：set好的？被告：set好的。警察A：是set好的，好ok。警察A：我有跟「神經刀」提及啦齁，請他幫忙刪除被害人的　　　裸照，但…這是我事先跟他套好的，為的就是要騙被害人。被告：是。　檔　名：「112軍他_000005_0000000000000」(原審訴卷第311頁，下稱「勘驗結果三」) 檢察官：你當初是跟被害人說…可以協助他刪除外流影片，　　　　但必須要提供新的裸露胸部及生殖器的照片… 被告：報告檢察官，是。檢察官：…才能協助刪除是不是？被告：是。檢察官：你當時真的有協助他刪除外流的照片跟其他影像　　　　嗎？被告：因為本人本身也沒有，那個那個給他的其實是網路上　　　擷取下來的，所以我也沒有。檢察官：所以你是騙他的？被告：是。　　由前開「勘驗結果一」可知，係被告主動向員警自承其訛騙告訴人A女，目的是為了能騙取A女更多裸照，再從「勘驗結果二」亦可知，被告對A女謊稱其14歲的原因也是因如果年紀跟A女一樣，比較好「騙到手」，最後再從「勘驗結果三」更可確認，被告向檢察官自承根本無法幫A女刪除外流的照片及影像。綜上勘驗結果可知，被告在製作筆錄過程中，並非檢警事先將被告可能之詐欺手法作為提問後，再由被告單純回應是或不是，反而大多是由被告主動說明其為何及以何具體方法詐欺A女等細節，從而，員警在製作筆錄前，應不知悉被告詐欺告訴人A女之具體方法，是應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前後均相一致之供述，較為可採。　4.佐以告訴人A女於警詢中證稱：被告說可以幫我處理之前裸照外流的事情，但要我再給他一些照片，他才會幫忙處理，因為被告有傳IG對話紀錄中編號16所顯示程式的刪除畫面給我看，所以我才相信他等語（警卷第86、87頁），綜合前開證據，足認被告自始即無為A女刪除外流照片或影片之真意，其佯裝可替A女刪除外流裸照，以取得A女信任，誘騙A女提供本案性影像，顯然是以虛構不實之事使A女陷於錯誤而遂行其犯罪之目的，業已妨害A女之意思自由，自屬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猥褻行為之性影像。是被告辯稱其犯行，僅係以引誘的方式使告訴人A女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應論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2項之罪云云，要無可採。　　　5.至被告雖抗辯其有與「神經刀」的TELEGRAM對話紀錄為證云云。然被告始終無法提供「神經刀」之年籍資料，檢警也查無是否確有「神經刀」之人，業據證人即本案承辦員警江之源、趙錦龍於原審審理時證述在卷（原審訴卷第375、376、 385頁），並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5月29日刑偵八五字第1136061171號函暨檢附之職務報告在卷可證（原審訴卷第220、221頁），且被告於原審審判程序中亦陳稱：無法提供我傳給告訴人A女的「神經刀」聯絡人資訊的原始資料（即警卷第12頁編號5擷圖）及其與「神經刀」之原始對話記錄（即警卷第12頁編號6、7擷圖）等語（原審訴卷第42 3頁），則是否確實有「神經刀」此人、抑或該對話紀錄是否即為被告與「神經刀」之真實對話乙節，均有疑義，依卷存證據，尚無從作為對被告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被告所辯均不足採信，其犯行堪以認定，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二、論罪：　㈠新舊法比較之適用：　　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稱「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指犯罪構成要件有擴張、減縮，或法定刑度有更異等情形。故行為後應適用之法律有上述變更之情形者，法院應綜合其全部罪刑之結果而為比較適用。惟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內容與罪刑無關，僅為單純文義之修正、條次之移列，或將原有實務見解及法理明文化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則非屬上揭所稱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查被告行為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 3項業於112年2月15日修正公布施行，並自同年2月17日起生效。惟修正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規定：「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製造性交或猥褻行為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規定：「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前後之規定，經比較結果，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部分文字修正，然此部分修正參照該條例第2條、第36條之修正理由謂：「衡量現今各類性影像產製之物品種類眾多，現行第3款所定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之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皆已為前述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 8項性影像所涵蓋，為與刑法性影像定義一致，爰參酌刑法修正條文第10條第8項規定，將第3款之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訊號修正為性影像，以避免臚列之種類掛一漏萬」、「依現行實務見解，對於誘使兒童或少年自拍性交、猥褻物品，已有認為『自行拍攝照片或影片，係屬創造照片或影片之行為，應在本條所稱之製造之概念範疇內』。故第2項及第3項未將『自行拍攝』明文列為犯罪行為類型之一，實務上已透過擴大解釋方式，將『製造』行為之文義擴及『使兒童或少年自行拍攝之行為』，不致產生法律適用上漏洞。惟考量『自行拍攝』之相對概念是「被(他人)拍攝」，二者均得以擴大『製造』行為文義解釋範圍予以涵蓋，第2項及第3項既將『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之行為』獨立於『製造』之概念之外，體系上亦有將使兒童或少年『自行拍攝』之行為，從『製造』概念獨立之必要。爰為臻明確，於第2項及第3項增列使兒童或少年自行拍攝之樣態，以保障兒童及少年之權益」之意旨，應僅為單純之文字修正、整合及將實務見解明文化，而不涉及刑罰之輕重、構成要件之變更，或其他有利、不利於行為人之情形者，自非法律變更，當亦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規定處斷。又刑法於112年1月7日修正新增第10條第8項，惟此為定義性說明，對被告並無有利或不利之情形，自應逕行適用新法。　㈡構成要件的說明：　　按所謂「猥褻」，指性交以外，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其內容可與性器官、性行為及性文化之描繪與論述聯結，且須以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有礙於社會風化者，並不以身體接觸為必要。而刻意使男女之性器官展露於外，在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並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自屬猥褻行為無疑。又保護兒童及少年免於遭致性剝削，乃普世價值；依據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34條及「兒童權利公約關於買賣兒童、兒童賣淫和兒童色情製品問題任擇議定書」，為性活動或性目的而透過利益（如現金、物品或勞務）交換侵犯兒童少年與其權利，即是對兒童少年之「性剝削」。104 年2月4日修正（106年1月1日施行）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條乃明白揭示：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本條例之意旨。並於該條例第2條第1項增列第2款（即同次修正第35條第1項之行為態樣）、第3款（同次修正之第36條第1項之行為態樣）規定，以符合「兒童權利公約」所述保護兒童免於從事色情表演或作為色情題材之本旨，此觀之該法條修正理由甚明。為落實旨揭對於兒童或少年之保護，避免兒童或少年從事色情表演，甚或成為色情題材，若使少年或兒童透過網路視訊傳送客觀上足認係基於色慾而具性關聯之畫面，即屬同條例第 36條所定拍攝兒童或少年為「猥褻行為」電子訊號之範疇（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788號判決意旨參照）。另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條之立法說明及司法院釋字第6 23號解釋理由書所揭示，說明「性剝削」含有在不對等權力地位關係下之壓榨意涵，確立「性剝削」之概念較「性交易」為廣，兒童、少年必須被視為應維護及保障的權利主體，任何對於兒童、少年以身體或性自主意識來滿足剝削者權力慾望之性活動，皆屬於對兒童、少年之性剝削。是法院於具體個案審查是否屬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猥褻行為」之性影像時，自應本諸上揭保障及促進兒童、少年權利及保護兒童、少年身心健全發展之立法目的，以行為人所為，是否為資源掌握者基於不對等權力地位壓榨下，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作為性剝削之判斷標準（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以上開詐術使A女自行拍攝本案性影像，客觀上足以刺激或滿足性慾，並引起普通一般人羞恥或厭惡感而侵害性的道德感情，為112年2月8日增訂之刑法第10條第8項第2款所規範之「性影像」態樣，並無疑義。被告使A女自拍性影像，再將數位檔案傳送交付給被告，自合於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規定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之要件。　㈢被告於案發時為海軍陸戰隊中士，業據被告陳明在卷（原審訴卷第351頁），並有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後備指揮部113 年3月21日全後動管字第1130009099號函及兵籍資料附卷可稽（原審訴卷第187頁、第345頁），為現役軍人；並係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官條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任職條例、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等法令，服務於國家所屬機關而具有法定職務權限之公務員。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41條、第36條第3項公務員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公訴意旨漏未審酌被告之公務員身分，僅論以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容有未洽，然經原審及本院於審判程序告知罪名，並不妨害被告權利之行使（原審卷第350頁，本院卷第102、138頁），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被告於111年11月8日22時4分起至同年月16日某時止，以詐術使告訴人A女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之行為，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告訴人法益，各次犯行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於刑法評價上，應認係基於單一犯意接續而為，較為合理，核屬接續犯，應論以包括之一行為。　㈣刑之加重及減輕：　　⒈被告所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41條、第36條第3項公務員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屬刑分加重，應依同條例第41條規定加重其刑。被告及辯護人雖主張被告並未使用公務員身分犯罪，不應依上開規定加重其刑云云。然查該條規定係以公務員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之罪者，即依各條項規定加重其刑至2分之1，本係以公務員身分為其犯罪構成要件要素之一，故不論被告於行為時是否有利用公務員之身分、抑或是否是在執行職務中作為，均應依法加重之。從而，被告及辯護人上開主張，並非適法，自無可採。　⒉被告行為時雖係成年人，而A女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有卷附兒童及少年性剝削案件代號與真實姓名對照表附卷可憑（偵卷彌封證物袋），故被告雖屬成年人故意對少年犯罪，然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罪，係以被害人為兒童或少年所設之特別處罰規定，自無庸再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規定加重其刑。　⒊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此所謂犯罪情狀顯可憫恕，應就犯罪一切情狀，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等，以為判斷（最高法院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決、95年度台上字第6 15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所犯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之以詐術使少年自行拍攝性影像罪，其法定刑係7年以上有期徒刑，然同犯該罪者，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亦未必盡同，造成之危害程度自屬有異，就此類犯罪，不論情節一律以最低度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相繩，縱量處最低法定刑，實屬嚴苛。審酌被告就本案除係以詐欺方式為之以外，均坦承認罪，僅就本案究係該當詐術或引誘有所主張。再者，被告於原審審理中業與告訴人A女達成和解，並已給付全部和解金，告訴人B女並表示願意原諒被告之意，有原審公務電話紀錄表、告訴人B女之和解書存卷可查（原審訴卷第63、71頁），參以被告除本案外並無其他前科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本院卷第85頁）。因此，本院審酌被告上開犯行，依其犯罪情狀，確屬情輕法重，縱宣告法定最低度之刑，猶嫌過重，爰依刑法第59 條規定酌減其刑。三、上訴論斷部分：　㈠原審以上開被告罪證明確，因而適用前開法律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行為時為成年之現役軍人，理應具備相當之學識經驗，明知告訴人A女仍為少年，思慮未臻成熟，竟為滿足自己之性慾，利用告訴人A女年歲甚輕、智慮尚淺，以詐術使告訴人A女自行拍攝性影像供其閱覽，嚴重影響告訴人A女身心健康與人格健全發展，被告之犯罪動機實不可取；考量被告以網路方式詐欺告訴人A女之犯罪手段；復斟酌被告犯後已與告訴人A女達成和解並給付和解金（詳前述之原審公務電話紀錄表、告訴人B女簽名回傳之和解書）之犯後態度；兼衡被告自述智識程度、經濟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原審訴卷第424頁），量處有期徒刑5年。並就沒收部分說明如下：　⒈本案被告製造A女之性影像雖未扣案，但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6項規定，屬於絕對義務沒收之物，被告雖供稱製造A女之性影像已刪除(偵一卷第119頁)，且警方檢視被告扣案手機，亦未發現有本案性影像，有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5月29日刑偵八五字第1136061171號函及檢附之113年5月28日刑事警察局偵查第八大隊職務報告（原審訴卷第219至221頁）可佐，然鑑於性影像得以輕易傳播，存檔於電子產品上，以現今科技技術，刪除後亦有方法可以還原，故基於法條規定及保護被害人立場，就本案所有性影像在尚乏證據證明訊號已完全滅失之情況下，仍應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6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之。　⒉扣案如附表編號2之手機1支，是被告與告訴人A女聯繫及接收告訴人A女傳送性影像所用的手機，依修正後之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7項前段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宣告沒收。　⒊至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手機（含SIM卡），被告堅稱與本案無關等語（原審訴卷第422頁），檢察官亦未聲請沒收，此外，亦無其他積極證據顯示該物品確經被告實際使用或預備用於本件犯行，爰不予宣告沒收。　㈡本院經核原審已敘述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理由，且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一切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其認事用法皆無違誤，量刑及沒收（含不予沒收）之諭知亦均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檢察官上訴主張被告不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容屬未洽，應予駁回；又被告上訴意旨猶以前詞置辯，指摘原判決不當，俱無理由，亦應予以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謝欣如提起公訴，檢察官莊承頻提起上訴，檢察官呂幸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蔡書瑜　　　　　　　　　　　　　　　　　　　法　官　葉文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　梁美姿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36條第3項以強暴、脅迫、藥劑、詐術、催眠術或其他違反本人意願之方法，使兒童或少年被拍攝、自行拍攝、製造性影像、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圖畫、語音或其他物品者，處 7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5 百萬元以下罰金。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41條公務員或經選舉產生之公職人員犯本條例之罪，或包庇他人犯本條例之罪者，依各該條項之規定，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附表：編號扣押物品數量所有人 1 蘋果手機（IPHONE 13 ，IMEI：0000 00000000000、門號：0000000000） 1 支甲○○ 2 蘋果手機（IPHONE SE2，IMEI：000000000000000） 1 支甲○○

2025-03-06

KSHM-113-軍上訴-3-202503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