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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593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江宥萱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4年度執聲字第360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江宥萱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捌月。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江宥萱因詐欺等數罪，經先後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按本件聲請意旨所檢附之附表（見本院卷第 9至10頁），其中部分內容有誤，應更正如本裁定附表所示】，應依刑法第50條第1項第3款（聲請書誤載為第1款）、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其應執行刑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而數罪併罰有二以上裁判者，應定其應執行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並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本文、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三、次按刑法第50條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而有該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定「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之情形者，明定不得併合處罰。惟依該條第2項「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之規定，係賦予受刑人選擇仍按刑法第51條規定以定執行刑之權利。是受刑人於裁判確定前所犯數罪，兼有得易服社會勞動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或得易服社會勞動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時，是否依刑法第51條定其應執行刑，繫乎受刑人之請求與否，而非不問受刑人之利益與意願，一律併合處罰。四、另按刑事訴訟法第370條第2項、第3項，已針對第二審上訴案件之定應執行刑，明定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適用；於分屬不同案件之數罪併罰有應更定執行刑者，本於同為定刑裁定應為相同處理之原則，法院於裁定定應執行之刑時，自仍應有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之考量，亦即另定之執行刑，其裁量所定之刑期不得較重於前定之執行刑加計後裁判宣告之刑之總和，否則即與法律秩序理念及法律目的之內部界限有違（最高法院103年度第14次刑事庭決議、最高法院93年度台非字第192號判決意旨參照）。五、經查：　㈠受刑人因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2 罪），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1年，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3月，緩刑5年，並應履行所附加緩刑條件確定，惟因於緩刑期前故意犯他罪（即附表編號3），而在緩刑期內受逾6個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嗣經同院以113 年度撤緩字第178號裁定撤銷緩刑宣告確定；又因犯附表編號2所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年（共8罪）、1年1月（共2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8月，緩刑5年，並應履行所附加緩刑條件，檢察官不服提起上訴，經本院112年度上訴字第5295號判決駁回上訴，並增列緩刑條件確定，惟因於緩刑期前故意犯他罪（即附表編號3），而在緩刑期內受逾6個月有期徒刑之宣告確定，嗣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撤緩字第179號裁定撤銷緩刑宣告，並經本院113年度抗字第2695號裁定駁回其抗告確定；另犯附表編號3至4所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6罪），分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判處如附表編號3至4所示之刑確定；再犯附表編號5所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3罪），經本院判處如附表編號5所示之刑，並經最高法院駁回其上訴確定在案。且附表所示各罪均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於民國113年1月30 日判決確定前所犯，並以本院為其最後事實審法院等情，有前揭各件刑事判決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再附表編號1至3所示之罪係不得易科罰金，亦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規定，與附表編號4、5所示係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本不得併合處罰，惟上開21罪業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此有受刑人114年2月18日出具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依修正刑法第50條受刑人是否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聲請狀」在卷可稽（按上開聲請狀雖漏未記載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5所示之罪，屬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之情形，然經本院訊問時向受刑人說明漏載情形並確認其是否仍就檢察官聲請書附表所示之罪請求定刑後，受刑人仍表示同意本件定刑，見本院卷第11頁、第147至148頁），合於刑法第50條第 2項之規定。是檢察官依受刑人之請求，聲請就受刑人所犯前揭各罪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　㈡爰審酌受刑人所犯前揭各罪之犯罪類型、動機、犯罪時間間隔、行為態樣、罪質、侵害法益是否具專屬性或同一性、行為次數等一切情狀（附表編號1至5所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均係因LINE暱稱「執行長」要求而提供其華南銀行、虛擬貨幣帳戶予「執行長」所屬詐欺集團使用，再依指示轉帳購買虛擬貨幣，屬侵害被害人之財產法益，犯罪類型、動機、行為態樣、罪質均相同，且係於111年8月10日至同年月12日間參與同一詐欺集團期間所犯，其上開犯行均係在同次被警查獲前之短時間內為之，犯罪時間密接，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甚高），並參酌受刑人就本件定應執行刑表示「無意見」等情（見本院卷第137、148頁），經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在不逾越內部性界限【即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曾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 年3月、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曾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8 月、附表編號3所示之罪曾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附表編號5所示之罪曾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8月，加計附表編號4之罪所處有期徒刑6月，合計有期徒刑5年1月】及外部性界限（被告所犯各罪罪長刑期以上，合併刑期以下）之範圍內，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3款、第4款、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2025-03-24

TPHM-114-聲-593-20250324-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709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葉志祥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4年度執聲字第466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葉志祥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貳年捌月。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葉志祥因竊盜等數罪，經先後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按本件聲請意旨所檢附之附表（見本院卷第 9頁），其中部分內容有誤，應更正如本裁定附表所示】，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其應執行刑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而數罪併罰有二以上裁判者，應定其應執行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並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本文、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三、次按刑法第50條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而有該條第1項但書各款所定「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之情形者，明定不得併合處罰。惟依該條第2項「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之規定，係賦予受刑人選擇仍按刑法第51條規定以定執行刑之權利。是受刑人於裁判確定前所犯數罪，兼有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時，是否依刑法第51條定其應執行刑，繫乎受刑人之請求與否，而非不問受刑人之利益與意願，一律併合處罰。四、經查：　㈠受刑人因犯附表編號1所示施用第一級毒品罪，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判處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刑確定；又犯如附表編號2、 3所示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結夥三人以上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366號判決各判處如附表編號2、3所示之刑，檢察官及受刑人均不服提起上訴，其中附表編號2部分經受刑人撤回上訴而確定，附表編號3部分則經本院112年度上易字第1839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在案。且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於民國112年12月21日判決確定前所犯，並以本院為其最後事實審法院等情，有前揭各件刑事判決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再附表編號1、2所示之罪係得易科罰金之罪，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規定，與附表編號3所示不得易科罰金之罪，本不得併合處罰，惟上開3罪業經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此有受刑人於114年2月26日出具之「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受刑人定執行刑或易科罰金意願回覆表」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5頁），合於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是檢察官依受刑人之請求而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　㈡爰審酌受刑人所犯前揭各罪之犯罪類型、動機、犯罪時間間隔、行為態樣、罪質、侵害法益是否具專屬性或同一性、行為次數等一切情狀（其中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為結夥三人以上攜帶兇器竊盜罪、結夥三人以上踰越安全設備竊盜罪，係侵害不同被害人財產法益，惟其犯罪日期均為111年12月4 日，犯罪時間密接；又該二罪之犯罪類型、動機、行為態樣、罪質，與附表編號1所示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不同，犯罪時間亦有相當差距，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低），並參酌受刑人就本件定應執行刑表示「無意見」等情（見本院卷第83頁），經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在不逾越內部性界限及外部性界限之範圍內，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　㈢又按數罪併罰中之一罪依刑法規定得易科罰金者，若因與不得易科之他罪併合處罰結果而不得易科罰金時，原可易科罰金部分所處之刑自亦無庸為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之記載（司法院釋字第144號、第679號解釋意旨參照）。本件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2與編號3所示之罪，雖係分屬得易科罰金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惟經合併處罰結果，本院於定其應執行刑時，自無庸為易科罰金折算標準之記載。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1款、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2025-03-24

TPHM-114-聲-709-20250324-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06號抗告人即受刑人許柏霆（現寄押於法務部○○○○○○○○○○○）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6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494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原裁定撤銷，發回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受刑人許柏霆（下稱「抗告人」）於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日期，犯附表所示之罪，經附表所示之法院判決如附表所示，且於附表所示之日期確定。茲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原審法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審酌抗告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在各宣告刑中之最長期有期徒刑1年4月以上，各刑之合併刑期4年7月以下，暨抗告人所犯附表所示之罪均為詐欺等犯行，犯罪類型、動機、手段相仿，此等犯罪易於短期內反覆實施，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宜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及參考抗告人意見（抗告人雖稱其另有他案，但他案是否有罪、是否合於定應執行刑之要件均無可知，抗告人可待該等案件確定後再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況每次定應執行刑，均可減少相當刑度，多次定應執行刑對抗告人並無不利）等情，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 1日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原審未參酌抗告人於原審就本件定應執行刑陳述之意見，其另涉他案尚在法院審理中，應待全部判決確定後再合併定應執行刑，原裁定違反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所指為保障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等意旨，侵犯抗告人之聽審權。　㈡抗告人所犯另案業經認罪並適用簡式審判，原審本應依職權調查另案是否合於定刑要件，不應以推測方式逕為裁定，此司法行政程序之不利益，不應由抗告人承擔；且原裁定所採：況每次定應執行刑，均可減少相當刑度，多次定應執行刑對抗告人並無不利等語之見解，與現行定刑之規定嚴重不符，倘若抗告人之判決確定一件就聲請定刑，抗告人之刑期僅會越定越高。　㈢又抗告人僅有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且是越南籍之新住民，其父親年邁、母親為外籍配偶，屬弱勢家庭，致其求學階段誤結損友，對法律理解程度欠佳，原裁定亦未依刑法第57條規定審酌。　㈣綜上所述，依上開最高法院裁定意旨，應俟抗告人所犯全部數罪確定後，於執行時由檢察官聲請定刑為宜。爰提起抗告，請撤銷原裁定，並暫不定其應執行刑等語。三、按犯最重本刑為5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之罪，而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宣告者，得以新臺幣1千元、2千元或3 千元折算一日，易科罰金，刑法第41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四、經查，抗告人因犯如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3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共1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向原審法院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嗣經原審合併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2年，並諭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惟抗告人所犯附表編號1至4所示之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所處有期徒刑，其最重法定本刑為有期徒刑7年，且被告經判處逾6月有期徒刑，與刑法第41條第1項所規定得易科罰金之要件不合，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上開各罪於定執行刑時，法院自不得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原裁定不察，就上開4罪所處有期徒刑合併定應執行有期徒刑2年，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揆諸上開說明，其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部分，顯於法不合。抗告意旨雖未指摘及此，惟原裁定既有上述可議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裁定撤銷，又為維護當事人之審級利益，爰發回原審法院更為適當之裁定。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3條前段，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2025-03-21

TPHM-114-抗-306-20250321-1

上重更一

臺灣高等法院

殺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重更一字第6號上訴人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陳柏諺選任辯護人程萬全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殺人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1年度重訴字第13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2598號），提起上訴，案經最高法院撤銷發回，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前項撤銷部分，陳柏諺處有期徒刑拾捌年拾月。　　事實及理由壹、本院審理範圍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2項、第3項規定：「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查本件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陳柏諺（下稱被告）均提起上訴，檢察官之上訴書、被告之刑事上訴暨上訴理由㈠狀雖未載明僅就量刑提起上訴，然其等理由中均僅就量刑表達上訴之意旨，且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中均明示表達：僅就量刑提起上訴，就其餘之事實、罪名之部分均不爭執等情，有本院筆錄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28 、206、207頁），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犯罪事實、罪名，則均非本院審查範圍，合先敘明。貳、上訴意旨一、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殺人手段殘忍，犯罪後仍矢口否認犯行，毫無悔意，迄今尚未取得被害人蔡紫萱（下稱被害人）家屬諒解，衡之被告犯行所生之損害及犯罪後態度，原審量刑顯然過輕，建請參酌告訴代理人之科刑意見，判處極刑等語。　　二、被告上訴意旨：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現已不爭執原判決認定的犯罪事實、罪名，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後悔，也誠心認錯，我當時與被害人發生爭吵，情緒都有，態度語氣都不好，事發後也很後悔，一心想死，後來被搖醒，因為後悔與懊惱充滿整個腦袋，就把這件事情說出來；我在案發後都在盡自己的力量彌補，抄寫佛經祈求菩薩保佑被害人，也先向父親借錢，希望賠償被害人家屬，父親只能先拿出新臺幣（下同）250萬元，不夠的部分我願意等出監後賺錢賠償，也願意用在監所的勞作金賠償，我知道自己多了一份對被害人的責任；我學會反省自己，也逐漸修正自己的錯誤與缺點。希望能依照自首規定予以減刑，並給我改過自新的機會等語。　㈡被告之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被告確係自首，且有悔悟之心，請依刑法第62條賜予減刑：被告犯案後打電話給父親陳明裕告知自己殺人了想跳樓，而後電話中斷，陳明裕其後轉知錢淑銀，錢淑銀叫女兒陳韻翔先報案，陳韻翔打電話到三峽分局鳳鳴派出所報案，並將被告的手機號碼告知員警林峻皓，林峻皓打給被告詢問，被告聲稱是在開玩笑，不用警方協助等情，業經陳明裕、錢淑銀、林峻皓證述明確，可知警方當時並不知道被告殺人之事；後員警林峻皓又再以自己手機打電話給被告，因被告手機已經無法接通，陳韻翔再打電話給警方，希望警方過去被告住處察看，警方就派巡邏員警史良程過去，史良程到場後敲門沒人回應，就請值班員警蔡宗達通知被告家人前來破門，錢淑銀趕到現場後，警員陳軒宏與被告之父母及鎖匠開門，見被告躺在床上，床上有很多藥物，陳軒宏打119叫救護車，而被告當時都沒有講話，陳軒宏有看到租賃契約就問被告租約何時到期，此時被告方主動表示說「我殺了人」，再說出被害人及其所在位置，是於被告說明前，警方不知道被告有殺人之犯行、不知道有被害人及被害人所在，可認被告確實符合自首之規定。然被告於林峻皓首次查詢時，並未表明有殺人，係因被告當時一心求死，不欲員警前來阻止，並非擔心警方追查，若被告當時並無悔悟之心，大可不必主動提及殺人、地址。至被告其後雖有辯解，然此實係不清楚自己行為之法律評價，被告對於自己行為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從未否認，原審以此認定被告並非悔悟，實有誤解。　㈢被告雖一時失慮而殺死被害人，然係因二人起口角時，被害人就金錢糾紛回應態度強硬，導致二人口角，請審酌刑法第 57條第2款「犯罪時所受之刺激」對被告從輕量刑。被告行為過程中並未使用兇器、或毆打被害人，相較其他案件，可認手段並非兇殘，依據刑法第57條第3款「犯罪之手段」，應可從輕量刑。被告於行為前有正當工作、並無前科、亦無暴力、酒精物質濫用，可認生活狀況、品行良好，依據刑法 57條第4款、第5款之規定，應可從輕量刑。被告雖曾考上大學，未讀完即去工作，僅有高中畢業學歷，依據刑法第57條第6款規定，犯罪行為人之智識程度，宜對被告從輕量刑。另被告犯罪後向警方自首，現已完全承認犯罪，也對被害人家屬致歉願意和解等，可認被告犯罪後態度良好，應可酌為減刑。　㈣另參酌我國已發生之刑案中，有犯罪行為人縱火燒死多人之案件，該案二審亦認定該案被告為自首而改判無期徒刑，最高法院並駁回檢察官上訴，該案被告因而判處無期徒刑定讞，在該案件中，雖被告否認殺人犯意，且犯罪所造成危害甚鉅，但法院仍認為被告之自首不在犯罪計畫、目的內，難認其屬於「狡黠陰暴」而自首之人，故仍依自首規定將該案被告之刑由死刑減為無期徒刑，相較之下，犯罪實害較輕之被告，當可適用自首規定減刑。　㈤是請求撤銷原審判決，依自首規定減輕被告之刑度為有期徒刑，至於量刑多少，被告都可接受，被告只希望可以早日出獄賺錢彌補被害人家屬等語。參、本院之判斷一、關於自首減刑部分　㈠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刑法第62條本文規定至明。是行為人在偵查機關發覺其犯罪事實前，主動向偵查機關申告，並接受裁判者，即成立自首。其法律效果，在外國法例雖有列為量刑參考因子，我國係因襲傳統文化，將此由刑法第57條抽離，單獨制定第62條規定，成立法定減輕其刑要件，嗣鑑於自首之動機不一而足，有出於內心悔悟者，有由於情勢所迫者，亦有預期邀獲必減寬典而恃以犯罪者，為使真誠悔悟者可獲減刑自新機會，而狡黠陰險之徒亦無所遁飾，以符公平，並參酌我國暫行新刑律、舊刑法及日本現行法例，於民國94年2月2日修正公布、95年7月1日施行之刑法，將自首由必減其刑，修正為得減其刑，此觀其立法理由自明。堪認自首規定之立法目的，兼具奬勵行為人悔改認過，及使偵查機關易於偵明犯罪之事實真相，以節省司法資源，並避免累及無辜。是以，立法者本側重鼓勵行為人自行揭露自己尚未被發覺之犯罪，而將自首列為法定減刑事由，至上開修法理由之說明僅得列為法院是否減輕其刑之部分衡酌因素，法院就符合自首要件者是否給予減刑寬典，仍應就行為人是否悔過投誠、有無因此節省司法資源等雙重立法目的予以綜合審酌，不可忽略或偏重一方，致有悖寬厚減刑之刑事政策（本案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801號判決撤銷發回意旨參照）。　㈡關於自首事實之認定：　　經查，證人即三峽分局鳳鳴派出所員警陳軒宏於偵訊時具結證稱：我聽到這個案件，是111年10月13日下午2時左右，當時被告父母打電話進來鳳鳴派出所所内電話，說被告有傳簡訊要尋短，我4點要巡邏，所以就先到被告的鶯歌租屋處前詢問警衛，之後被告之父母到場並請鎖匠來開門，鎖匠開門後我就進到房屋内，就看到被告睡在床上，當時我仔細看被告還有呼吸，床上很多藥物，我就立即通知所内值班打119 通知救護，我有看到被告房間有一個租賃契約，我問被告租約何時到期，他就說我殺人了，一開始我沒聽清楚他說什麼，我就問他你說什麼，他就很小聲說「我殺人了」，被告還有自己講出他所殺的人住的地址跟名字，我有問被告怎麼確定對方已經死了，被告回我說對方死透了，他有說我不敢自殺而已等語（見111偵22598卷二第478至482頁）。而員警陳軒宏於111年10月13日前往被告之鶯歌租屋處，從被告口中得知被告有殺害被害人，且係以徒手掐死被害人一情後，即透過三峽分局勤務中心通報士林分局以查證被告所述是否屬實，後經士林分局派員前往被害人士林租屋處勘查，即發現被害人躺在租屋處床上業已明顯死亡、無生命跡象等情，有原審於112年3月29日準備程序就員警密錄器勘驗之勘驗筆錄附件（見原審重訴卷二第188-1至188-39頁）、原審112年5 月9日準備程序就員警密錄器之勘驗筆錄附件2（見原審重訴卷二第331頁至第342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出具之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轄內被害人命案現場勘察報告【案件編號：00000000000號】1份（見111偵22598【卷五】第214至454頁）附卷足憑。是被告係在警方據報到達鶯歌租屋處，斯時警方尚不知被告有殺人行為，亦無從獲知任何情資足以查覺被告有以右手徒手掐扼被害人頸部至被害人死亡時，被告即主動向警員陳軒宏陳述殺害被害人之過程，並說出被害人之地址跟名字，而接受裁判，可認被告係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發覺其本件犯行前，主動向員警自首犯罪並接受裁判，應合於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之要件。　㈢被告之自首有助於偵查機關查明其犯罪事實及追訴其犯行：　　本院審酌被告既然符合自首之要件，又被告雖未能在警員林峻皓最初於當日下午2時許與其聯繫時，即坦承殺害被害人之犯行，惟在警員陳軒宏進入現場之際，仍有告知警員陳軒宏其殺人之事實，並將被害人之地址、姓名告知員警，以利員警後續之偵查；而以被害人係在獨自於臺北市士林區之租屋處遭被告殺害，員警則是在被告新北市鶯歌區之租屋處所發現被告試圖自殺，則如被告於當時未主動坦承犯罪，依常情則需有他人（如因鄰居或房東察覺有異）發現被害人死亡之事實並報案以後，警方才會知悉上述情形並開始追查，並尚須透過諸如調查被害人持有物品、調閱附件監視錄影器、訪查附近住戶等方式以特定犯罪嫌疑人身分，當需花費相當時日；至於被告雖有自殺行為，且先前傳送給父親之簡訊中有大略提到有名女子死亡之事，但如員警未特別深究，也未必能立刻察覺被告之殺人犯行。是以被告之自首行為仍有助於偵查機關易於查明事實真相，使本案得以在相對較短時間內得以查獲被告之犯行，避免無端耗費大量偵查資源及株連無辜之人，且難認為在當時被告係屬於迫於情勢始坦承犯罪甚明。　㈣關於被告犯後面對偵查、追訴與審判之態度：　1.本案被告最初接獲員警電話時，並未坦承殺害被害人事實，至員警應被告父親要求前往其租屋處察看，被告始陳稱殺害被害人之情節，已如前述；就此被告則陳稱：當時有先傳一封簡訊給父親，因當時打算要跳樓，想說先聽一下父親聲音，在員警打電話來時，我已經在吞藥了，因為當時一心想去死，所以沒有想這麼多；後來警察來，覺得衝動犯錯很懊惱，才選擇說出來等語（見本院卷第215頁）；又被告在犯案後，雖有帶走被害人持用之行動電話，惟就此被告陳稱：因為我知道我要去死，她手機最後會被警察找到，會還到她爸媽那邊等語（見偵22598卷一第479至481頁），而經核被告在當日下午1時43分傳送給其父親之簡訊內容，確有主動告知其手機放置在頂樓以及被害人手機密碼（有被告之行動電話簡訊內容翻拍照片在卷可參，見偵22598號案卷一第25至2 7頁），可見被告所辯尚非虛妄之詞；再被告雖知悉被害人行動電話之開機密碼，惟本案經於偵查及原審調查證據結果，並未有查得明確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於犯案後有刪除被害人行動電話內對話紀錄等行為，亦未查得被告有其他湮滅罪證跡象〔可參照原審所傳喚鑑定證人李俊摑、吳思怡、謝其謹、楊承軒於原審審理時之證述，並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111年10月31日數位鑑識報告（見偵22598卷四第17 至59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轄內命案現場勘察報告可資佐證（見偵22598卷五第214至454頁）〕，是從被告上開行為以觀，被告在犯後雖企圖以自殺逃避，但同時也表現出希望偵查機關早日查知此事之態度。　2.又雖然被告在向員警陳軒宏自首殺人行為後，接受急救時，曾有對員警推稱因被害人有輕生念頭，因被害人說想死，才會殺死被害人等語，惟有具體說明包含犯罪情節、被害人姓名、居所、被害人手機所在位置等便於員警追查之相關資訊〔此經證人陳軒宏於偵查中證述甚明（見偵22598卷一卷第48 0、482頁），並有員警陳軒宏111年10月14日職務報告（見偵22598卷一第323至324頁）、原審112年3月29日準備程序就員警之密錄器之勘驗筆錄附件（見原審重訴卷二第188-1 至188-39頁）可資佐證〕，亦足證被告當時希望偵查機關儘快介入處理此案之意思。　3.再被告於偵查階段，亦有避重就輕之情形，稱原本只是想嚇嚇被害人，卻失手殺死被害人等語，惟仍坦承有因為金錢問題與被害人發生爭執，進而徒手勒死被害人之行為〔見被告1 11年10月17日警詢筆錄（見偵22598卷一第7至11頁）、同日偵訊筆錄（見偵22598卷一第465至497頁）、同日法院羈押訊問筆錄（見聲羈卷第23至26頁）、111年10月21日偵訊筆錄（見偵22598卷二第392至412頁）〕。　　4.至案件起訴後於111年11月30日移審至原審法院時，被告先陳稱：只是想嚇嚇被害人，如果我知道掐被害人會造成他危險，那天被害人也沒有怎麼掙扎，所以我不知道有危急到被害人的生命，被害人就這樣死掉了等語（見原審重訴卷一第 56頁）；之後被告有先說明其與被害人因為其索討先前給被害人的款項而發生爭執之經過，隨後被法官詢問有無發生肢體衝突，即供稱：「就是一段時間後就發生了...我們爭執口頭上爭執一段時間，然後就有我去掐他脖子的這個動作」等語（見原審重訴卷一第63頁）；而當法官詢及被告出手掐被害人脖子到被害人死亡的具體情節，被告亦有逐一回覆當時之過程（見原審重訴卷一第63至66頁），而因被告持續提及當時被害人並未有掙扎動作，法官即訊以：「是否你一出手的力道是否大到被害人無法反抗？是否你的意思是強調，當時因為被害人沒有強烈反抗，導致我不知道事情會變這麼嚴重，而強調自己是失手？」，被告答稱：「沒有，我認為是我的錯，但我當下的感覺確實是，就是我想像中的如果我被人家掐脖子，我應該會用盡我的力量去挣扎，跟我想像的不一樣」；又經法官訊以：「檢察官起訴你本案行為，案發前就有殺人的想法，甚至有做好畏罪自殺藥物的準備，因而認為本件是殺人故意，你的意思是你否認有殺人犯意？」被告則答稱：「我承認我殺人，但是我真的到現在我也很恨我自己。」（見原審重訴卷一第65、66頁）。可見被告在案件移審至原審法院之際，最初仍承認有因爭執導致出手勒死被害人之行為。　5.而雖然法官後續又訊以：「你所謂的承認殺人是指因為發生客觀的死亡結果，所以承認殺人，但是否認殺人的犯意，是嗎？」，答稱：「是，否則我那天就不會帶我的筆電過去，還帶我買的西瓜過去。」，訊以：「你的意思是否認殺人罪嫌，而主張自己是過失致死嗎？還是如何？」，答稱：「其實...第一個我本身完全不懂法律，我真的不知道承不承認過失致死的罪刑差別，今天是紫萱過世第49天，我每天都念經迴向給他，其實我求地藏王菩薩，帶紫萱離苦得樂，讓紫萱爸媽不要這麼悲傷，我在裡面都會積極的做房務，讓自己忙起來，其他我就在唸地藏王菩薩經及大悲咒，我也很怨我自己，原本這麼好的感情，我爸媽現在也很難過，我自己也很後悔。」等語（見原審重訴卷一第66、67頁），故當時法官乃認為被告係否認殺人犯行（見原審重訴卷一第69頁），惟從當時被告陳述之整體內容以觀，被告一開始除持續強調非預謀殺害被害人、不慎下手過重以外，原則仍承認有因爭執導致出手勒死被害人之情節，法院最後確認時，才有類似爭執犯意之說法，惟法院再確認其是否主張僅有過失時，被告則迴避直接回答此一問題，只重複表示難過、後悔，可見被告此時雖有如在偵查程序中的避重就輕行為，但尚未有明顯以不實說詞逃避自身罪責之情形。　6.至原審112年1月31日準備程序，被告卻回歸其在急救過程中對員警陳軒宏之說法，辯稱係因為被害人一心求死，始按照被害人要求殺死被害人云云，隨後於原審審理階段，均以該等不實說詞為自己開脫（見原審歷次準備與審判程序筆錄），直到原審認定被告罪證明確，依殺人罪對被告論罪科刑，案件於113年2月7日移審至本院後，被告才又坦承殺人犯行（見本院前審113年2月7日被告訊問筆錄，本院前審卷第77 至79頁）；案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後迄今，被告則均維持認罪之陳述（見被告在本院前審及更審程序中歷次訊問、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之陳述內容）。　7.據上，從上開過程以觀，可見被告於殺害被害人後，因企圖輕生，故在員警來電時未坦承其犯行，但其後也傳訊向其父親傳達被害人死亡之事及被害人手機所在位置，待員警到場時除坦承殺人行為外，有告知員警被害人資訊以利後續偵查，但當時仍以被害人有求死意思為自己開脫；後於受警詢、檢察官偵訊時，除辯稱失手以外，尚知坦承殺人罪行，至原審審理階段，被告則開始編造「受被害人囑託而殺害被害人」之不實情節，直至上訴至本院後迄今，被告則均坦承全部犯行，不再企圖以不實說詞減輕自身罪責。從被告供述變遷過程，可見被告在犯後，一方面有表現出後悔、願意認罪之態度，另方面也表現出企圖粉飾降低自身罪責之心態，惟既然被告仍希望司法機關能查明此案，及在自殺未果後曾承認犯行，又於經原審論罪科刑後，尚知自白犯罪並誠實面對過錯，故仍不能僅以被告同時存有降低罪責之僥倖心理，認為被告毫無任何悔過之意思。　㈤綜上所述，被告在原審審理階段編造「受被害人囑託而殺害被害人」之不實情節，使原審必須調查被告所辯是否屬實，原審並因而傳喚證人即醫師陳嬿伊到庭說明被害人是否受憂鬱症影響有自殺之意，再傳喚證人即警員李俊摑、吳思怡、謝其瑾、張景程、歐陽泰儒、楊承軒等人，以釐清扣案之被告及被害人手機鑑識資料取證過程、現場跡證勘察情形，復傳喚證人即法醫師曾柏元確認被害人就相驗結果、現場有無激烈打鬥等狀況，耗費相當訴訟人力、時間與資源，至原判決認定被告殺人罪證明確，對被告論罪科刑，被告上訴至二審後，始行認罪，顯見被告所為導致原審審理過程延宕，耗費大量司法資源，且被告用被害人與父母之關係、被害人有憂鬱症為藉口，謊稱被害人有自殺之意思，對被害人家屬造成二度傷害，當有可議之處。惟被告先前在案發後自首及於偵查階段之自白，仍有助於偵查機關追訴其犯行，使偵查機關得以在較短時間釐清犯罪事實與被告罪責並據以追訴被告犯行，非僅迫於情勢而不得不坦承；又被告雖曾有逃避企圖減輕罪責之舉措，但於偵查、原審接押訊問、本院前審及更審程序中，仍多次表示承認殺人行為並願受處罰之意思，非全無悔悟之心及面對訴追處罰之意，是按上揭刑法第62條自首減刑規定之規範意旨，認為尚適宜依據自首減刑之規定予以減輕被告之刑度。　　二、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判決以被告經第一審判決認定有如其事實欄所載殺人犯行，因而論以殺人罪，處無期徒刑，並宣告褫奪公權終身，固非無見。惟原判決依調查所得，固說明被告係在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發覺本件殺人犯行前，主動向警員陳軒宏自首犯罪並接受裁判，符合刑法第62條前段自首之要件，但考量本案事發時間為「111年10月13日上午10、11時」許，警員接獲被告家屬來電表示被告有意尋短後，於「111年10月13 日下午2時」許與被告通話時，被告僅告知係開玩笑，無需協助，未主動提及殺人行為，直至當日下午4時許，在警員陳軒宏與被告家屬進入被告租屋處後，始向警方告知本件殺人犯行等過程，認為被告係本人自殺未果，因擔憂警方追查自殺原因而發現其殺人犯行，始為自首，難認有悔悟之心等旨，故被告雖已自首，然與鼓勵真誠悔悟者可得減刑之立法意旨不符，是經審酌後，仍不予減刑。惟本案被告既然符合自首之要件，且依前述說明，被告之自首行為仍有助於偵查機關易於查明事實真相，使本案得以在相對較短時間內得以查獲被告之犯行，避免無端耗費大量偵查資源及株連無辜之人，至於被告犯後雖亦有逃避企圖減輕罪責之舉措，但並非全無悔悟之意思，均經論述如前，則原審僅以上述理由即不予減刑，與首揭自首減刑之立法意旨容有未合；又本案被告既然得適用自首規定予以減刑，則對被告量刑之基礎即有不同，則原審判處被告無期徒刑，併諭知褫奪公權終身，亦有不當，自應由本院將原審判決科處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三、量刑之審酌　㈠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罰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　㈡按死刑減輕者，為無期徒刑；無期徒刑減輕者，為20年以下1 5年以上有期徒刑；有期徒刑減輕者，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減之，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刑法第64條第2項、第65條第2項、第66條、第67條定有明文，是本案被告所犯之殺人罪，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經依前揭自首減刑規定予以減刑後，處斷刑範圍則為「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又本案經原審囑託臺北馬偕醫院對被告進行刑法第57條第4、5、6款量刑前調查報告之鑑定，有臺北馬偕醫院刑法第57條第4、5、6款量刑前調查/鑑定報告書1份在卷可稽（見原審重訴卷五第7頁至第6 1頁，下稱「本案量刑鑑定報告」），而參酌本案被告犯罪情狀，以及相關科刑資料與原審量刑鑑定報告中關於被告成長經歷、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犯罪風險、需求與處遇評估等所為調查結果及刑法第57條各款情形，綜合分述如下：　1.被告犯罪之情狀　　⑴被告與被害人之關係及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及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被告於111年4月29日晚間，透過IG社群軟體私訊被害人而與被害人認識後，於111年10月3日晚間11時24分起，開始與被害人在IG社群軟體有較密切之聯絡，並多次出入被害人之士林租屋處獲得被害人之信賴，卻於111年10月13日上午10時至11時許，僅因欲向被害人取先前以LINE PAY匯款之9萬9,9 99元部分款項遭拒，即萌生殺意，徒手殺害被害人。又依原審調查證據之認定結果，雖不能認為被告事前預謀殺害被害人，然被告僅因金錢糾紛與被害人發生爭執，不思理性溝通處理，即以最極端手段剝奪被害人之生命，其犯罪動機仍具有相當之惡性，殊值非難。　⑵犯罪之手段：　　被告係在被害人之士林租屋處內，以右手徒手掐扼住被害人頸部，同時左手持粉色玩偶遮掩被害人眼睛及臉部，終至被害人因遭被告掐扼頸而窒息死亡，而被害人遺體經送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鑑定後，檢視被害人之下顎及頸部皮下軟組織，發現皮下軟組織有新鮮出血、舌骨亦有骨折出血之狀況（見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1】醫鑑字第1111102557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111相639卷二第454頁至第467頁），顯示被告當時以右手掐扼住被害人頸部之力道甚大，足見被告之殺意甚堅，行為手段殘忍。　⑶被告違反義務之程度及所生之損害：　　被害人遭被告以右手徒手掐扼頸部而窒息死亡，其死前身體上遭受之重大痛苦及心理上面臨之恐懼絕望，非可想像；又被告僅因與被害人發生爭執，即恣意剝奪被害人之寶貴生命，未尊重被害人生存之權利，亦未考量被害人亦為其親友與家屬摯愛之人，其行為不僅斷絕被害人生命與未來生涯所有可能的發展機會，使正值青春年華之被害人生命驟然停止在 20多歲，且使被害人之父母痛失愛女，飽受白髮人送黑髮人之痛，足認被告之行為已造成重大且無可回復之損害。被害人家屬並對被告抱有強烈之處罰感情，其委任之告訴代理人到庭表示希望判處被告極刑之意思。　2.被告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等　⑴被告之成長經歷、生活狀況：　　　　本案原審囑託之量刑鑑定報告認為，被告家境小康，居住環境與家庭成員單純，成長過程中並未有遭到虐待、傷害或家暴等不當對待，但因感受到父母經常爭執，父親管教較嚴厲，母親則是比較愛念，讓被告不喜歡家庭氣氛，開始工作後就與家人關係較疏離；被告過去曾有因壓力事件引發的適應障礙症狀，在相關壓力事件解決後，病狀就會有改善，而在遇到被害人後，被告否認再有自殺或殺人意念，並積極尋找工作並計畫進修取得建築師證照，推測其先前相關適應障礙症已經獲得大幅改善，但本案的發生及與被害人間的互動，仍顯示被告在面對感情時可能出現的衝動反應（見原審重訴卷五第44頁至第46頁、第55頁至第56頁）。又被告入看守所前曾從事土木工程師，當時月收入平均6萬6,500元，被告家中有父母、姐姐，被告係獨自在外租屋居住（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18頁），另被告有向銀行信用貸款24萬餘元之情事，有被告之元大商業銀行第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往來交易明細可參（見111偵22598卷三第327頁）。　⑵被告之品行：　①前科與反社會行為　　本案量刑鑑定認為，被告並無其他前科紀錄（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原審重訴卷五第559頁至第560頁），但被告自小學開始在學校就表現出對於權威與權範的抗拒，對於師長及規範表現出較同儕更多的對抗行為，而對於遵守規範也有自己的想法，不容易改變，雖然在家中對於父親的管教及權威仍會尊重並修正行為，但在成長之後，會以逃避互動的方式來抗拒家人的影響力，而在離家求學時就難以自制，無法遵守學校規範，因為缺曠課而遭到退學。被告進入職場後，雖然在自家公司的表現比較任性，但是於其他公司工作表現並未出現重大人際衝突與問題。本案發生前，被告並未有犯罪或是有嚴重暴力的行為。被告對於感情的認知可能影響其與異性親密關係的發展，被告的異性朋友都是來自網路認識，過去幾段對被告而言比較重要的感情都是透過網路認識，然而除了第一段與中國籍女友的互動發展比較正常並維持大約三年外，其他的關係都是短暫交往，彼此認知上的不同，而引發被告的情緒困擾，其中被告認識從事酒店業的林姓女子，就林姓女子認知兩人只是網友認識，出去過兩次，被告希望進一步交往遭到婉拒，被告卻因此耿耿於懷，並對於林姓女子前後態度的變化感到痛苦，同時並陷入低潮並有自殺或要殺害對方的想法（有本案量刑鑑定報告在卷可憑，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0、54至55頁）。　　②人格特質　　依據本案量刑鑑定對被告為心理衡鑑關於明尼蘇達多項人格測驗第二版（MMPI-2）的評估，被告的性格呈現出一種較不成熟、自我中心、無法內化社會價值，且反傳統、反權威的性格傾向，大部分時間被告可以控制這樣的感覺，通常以間接的方式表達攻擊；但有時可能會因挫折忍受度低，以及內在憤怒或怨恨而表現出衝動行為，事後又會因為行為後果而感到罪惡和焦慮（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1頁）。　③人格障礙症　　根據本案量刑鑑定對被告所為心理衡鑑結果認為，雖被告不符合美國精神醫學會（DSM-5）傳統對人格障礙症的標準，但如以DSM-5的替代性人格障礙模式（Alternative DSM-5 M odel of Personality Disorders,AMPD）為評估，對被告的人格做分析，發現被告有表現出下列四個面向的障礙：（1 ）負面情感：情緒易變、對分離的不安感、敵意、堅持、憂鬱；（2）疏離：退縮、喜樂不能；（3）對抗：欺騙、自大；（4）去抑制：不負責任、衝動。雖然整體而言，被告並不具有符合臨床特徵的傳統人格障礙症，然而就新的AMPD模式對被告人格特質的描述，被告仍具有部分病理人格特質，而這些特質對於被告在經歷強烈情緒與精神上的痛苦時，對於自我與外在的界線會變得有些模糊（例如：先前與林姓女子的互動經驗，使其對自我身分的認同有所影響），同時表現出過度與衝突的目標導向（例如：繼續進修、自殺），同時對於自我行為對他人影響的覺察體驗以及尊重他人觀點、情緒與行為反應上均有所受限（例如：與林姓女子的互動中較難覺察對方的態度，與朋友、家人的關係仍多是以自我中心的表現為主）（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1頁至第53頁）。　　　　　④品行對可責性評價之影響　　本案量刑鑑定結果綜合上開因素後，認為：被告的人格特質雖然在一般社會生活中多數時間仍能控制行為，以符合社會期待的方式去回應，於工作上可以維持表現，過去也沒有犯罪前科。然於本案中被告與被害人交往互動時間約一周，可發現被告在面臨感情問題上，似乎難以掌握住人我的界線，很容易投入感情，並會以自我中心的方式向對方表達愛意，對於覺察同理他人情感及行為反應上似有困難，加上與家人及朋友疏離，也不易聽從他人意見，缺乏變通及執著的適應方式使被告也難以自過往經驗學習和反思，當遇到挫折時，自我容易陷入其人格特質中具有病理特徵的影響，包括：負面情感（憤怒或憂鬱）、疏離（家庭及人際疏離，對人生長期不快樂）、對抗（自我中心）與去抑制（衝動）等影響，在案發過程中引發情緒出現的認知及行為反應而導致本案發生。故本案之發生無法排除與其人格特質中的病理特質有所關連（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5頁）。　⑶被告之智識程度：　　被告為大學肄業，依據本案量刑鑑定報告對被告為心理衡鑑關於魏氏成人智力量表第四版（WAIS-IV）之評估，認為根據被告在標準化智力測量所得全量表智商（95%信賴區間為8 9-97，百分等級為32%）之分數來判斷，被告的表現在與同儕相比「中等（average）」的範圍。在「語文概念形成、語文推理能力、由環境所習得之知識」（語文理解指數為11 0，百分等級75%）能力相對較佳，表現位在同儕中上（High Average）的範圍。而圖形設計分測驗（量表分數為6，百分等級為9%）及符號尋找分測驗（量表分數為5，百分等級為5%）是其相對認知弱項，顯示被告視覺空間處理能力和視覺搜索速度相對較差。惟被告仍取得土木建築相關證照，其視覺空間處理能力和視覺搜索速度能力並未對其工作與生活造成影響。而語言表能力為同儕中上，對於溝通反應並優於一般水準（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3頁、第56頁）。據上，足認被告具有一般人水準之智識程度。　　　3.被告犯後態度與悔改更生之可能性等事項　⑴犯罪後之態度　　本案被告犯後有自首，雖本院認為被告因自首接受裁判，確有減省檢警偵查之時間，及追緝犯人之耗費，業已依法減輕其刑，然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固承認有以右手徒手掐扼住被害人頸部致被害人死亡之客觀事實，惟否認有犯殺人罪行，甚且以被害人有自殺念頭並囑託被告殺之等辯詞，將責任歸咎於被害人，甚至還指責係因被害人父母之部分行為，讓被害人感到痛苦始產生輕生意念，試圖合理化自己之犯罪行為，自非可取；又被告上訴至本院以後，即改稱願意坦承全部犯行，態度尚可；又被告雖供稱願意盡其最大能力賠償被害人父母，但被告僅提出先賠償250萬元條件，無法為被害人家屬接受，告訴代理人於本院審理時，亦表示被告迄今並未跟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或賠償損害，可見被告犯後雖有彌補之意思，仍未以實際行動填補其犯罪所造成之損害。　⑵未來社會復歸可能性、犯罪風險與處遇之評估　①又依本案量刑鑑定結果，在綜合考量被告之偏差與犯罪模式、社會支持與適應可能性、家庭支持程度、人際支持程度以後，認為被告同時存有家人仍願意接納被告，有工作、就學意願，對於宗教仍有興趣，具獨立生活能力之保護因子，以及被告性格特質、過往與家人及朋友疏離、抗拒尋求協助及自我揭露、自我覺察能力不足、缺乏有意義的人際關係與社會活動，以網路作為唯一發展親密關係的方式、對於感情挫折調適能力不佳，及本件於殺害被害人後面臨法律責任時，將責任歸咎給被害人，並試圖以被害人囑託殺之辯稱來減輕自身罪責之風險因子（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6至60頁）。　②本案量刑鑑定報告並在整體考量被告過去無犯罪前科，未符合臨床反社會人格障礙或特質、也沒有犯罪或反社會性同儕的影響、沒有物質使用情況，主要風險因子在於不佳的教育表現（大學缺曠課肆業）、家庭或關係不佳（與家人疏離、親密關係可能有問題）、無益的休閒及娛樂（主要以網路及交友作為其休閒娛樂來源，偶而會去按摩及買春）及可能有犯罪或反社會認知（對林姓女子及護理師的前男友有暴力的想法）等情以後，作成以下處遇需求評估：建議處遇計畫可以針對鼓勵被告完成學校教育、建立正向關係及學習處理人際衝突、增強與真實社會連結的休閒娛樂及社會活動及減少反社會反權威的認知並學習正向替代性的想法。在心理治療的考慮上，目前被告具有足夠的認知與言語互動能力；但因為性格上具反權威、對人自我揭露會有防衛且可能有依賴和自主的矛盾衝突等特性，治療關係的建立難度相對較高，且對自己舊有行為模式的缺點似乎尚沒有清楚的省思，如此均可能影響到治療的進展。故治療時可以溫暖支持、不評價但有界限的態度，逐步建立可信賴的合作關係，然後嘗試針對以下議題進行探索及修正：直接但合宜的情感表達、衝動控制及親密關係等。除了上述處遇模式外，需要針對被告情緒控管，自我覺察情緒的能力、同理他人的能力及自我欺騙的問題給予介入並處理，並以親密關係暴力的處遇模式做為介入（見原審重訴卷五第60頁至第61頁）。　㈢本院綜合上開一切情狀，認被告所犯殺人罪部分，其犯罪情節、手段，以及犯罪所生損害均屬重大，惟考量被告並非預謀殺害被害人，過程中亦未虐待或使用其他殘酷手段增添被害人所承受之痛苦，也未有破壞犯罪現場、湮滅罪證甚至企圖隱藏或毀壞被害人遺體之行為，則以被告犯案情節以觀，尚難認為被告之罪責業已屬於殺人罪行中情節最為嚴重之程度，故認為被告在經前開以自首減刑後5年至20年有期徒刑、無期徒刑之處斷區間內，應落在科處有期徒刑之最重區間，但未達應判處最重之無期徒刑程度（即法定刑死刑減輕至無期徒刑）。又考量被告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犯後態度等節，認為被告卸責予被害人及編織其受被害人囑託而殺人之行為，均屬不該，然而綜觀被告前後供述之細節以及供述變遷之過程，仍可見被告有後悔之意思，且被告在經原審論罪科刑後，有較為坦然面對自己過錯之意思，被告復一再表達願賠償被害人家屬之意思，已如前述，復斟酌被告雖有對於感情挫折調適能力不佳、易歸責他人、逃避責任等諸多不利於其更生之因素，但也有家庭支持較為良好、仍具積極正向生活態度等有利於其將來更生復歸社會之因素，是認為可略為下修被告之責任刑程度，是於兼顧刑罰之應報、一般預防、特別預防犯罪等多元目的下，認被告所犯殺人罪部分，以量處有期徒刑18年10月為適當。　　四、不予宣告極刑之說明　　　㈠經核被告犯罪行為，尚難評價為「情節最嚴重之犯罪」　1.按刑法第271條第1項規定：「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 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上開規定所處罰之犯罪行為涉及故意殺人，亦即侵害生命權之犯罪。立法者就違反「禁止殺人」誡命之犯罪行為，選擇死刑為其最重本刑，其目的在使行為人就其故意侵害他人生命之犯罪行為，承擔相對應之罪責，並期發揮刑罰之嚇阻功能，以減少犯罪，維持社會秩序。此等功能亦為我國多數人民之法感情所支持，進而為有關機關據以為立法目的。就被宣告死刑之刑事被告而言，雖然死刑並無特別預防功能，然於我國歷史及社會脈絡下，得認公正應報及嚇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於目前仍為特別重要之公共利益，是上開規定有關以死刑為最重本刑之規定部分，其目的尚屬合憲。次就手段而言，以死刑為制裁手段，其效果不僅會剝奪被告之生命，從而根本終結被告之生物及法律人格，更會進而剝奪被告之其他權利，且均無法回復，其所致不利益之範圍及程度極為鉅大。是得適用死刑予以制裁之犯罪，應僅限於最嚴重之犯罪類型，亦即其所侵害法益之類型及程度，依審判當時之我國社會通念，堪認與被告受剝奪之生命法益至少相當，例如侵害他人生命法益之殺人既遂罪，始足認屬最嚴重之犯罪類型。而使縱認為立法者得選擇以死刑制裁故意殺人既遂行為，然死刑終究為極刑，其適用範圍仍應限於特殊、例外之情形，而非一旦該當故意殺人罪，即得對之科處死刑。是上開規定所定死刑之最重本刑，應僅得適用於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且其刑事程序之規範及實踐均符合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要求者。於此範圍內，上開規定所定死刑之制裁手段，始為達成公正應報及嚇阻侵害生命法益之重大犯罪之目的所必要之手段【憲法法庭 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意旨、判決理由第68至70段參照】。　　2.次按此一犯罪情節最嚴重情形，除限定在基於直接故意、概括故意或擇一故意而殺人既遂之情形以外，且仍須由法院綜合考量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段、所生危險或損害、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等犯罪情狀，進一步確認被告之犯罪動機與目的在倫理及法律上確具特別可非難性，或其犯罪手段為特別殘酷，或其犯罪結果具嚴重破壞及危害性者，始足以該當個案犯罪情節最嚴重之情形。例如：（1）就犯罪動機與目的而言，行為人是否係出於預謀之蓄意連續殺人或恣意無差別殺人等惡性重大之動機。（2）就犯罪手段及參與程度而言，行為人是否使用足以造成多人死亡之武器或爆裂物、生物化學製品、毒藥等；是否對被害人施加明顯不人道、有辱人格、極端凌虐之殘忍手段；共同正犯之成員對於犯罪之掌控程度或實際參與程度、其各自行為對被害人死亡結果之原因力強弱等。（3）就犯罪結果而言，行為人是否殺害多人；是否殘忍殺害自我保護能力明顯不足之兒童、老年人、懷孕者、身心障礙者等；其故意殺人行為是否與其他重大犯罪行為結合等。上開可供認定個案犯罪情節是否屬最嚴重情形之各該犯罪情狀，僅係例示，而非列舉。於具體案件中如有相當於上開例示情狀之其他情形，足認該個案犯罪情節確屬最嚴重之情形者，自仍有死刑之適用。又法院於個案除應綜合考量上開犯罪目的、手段及結果之相關情狀外，亦應注意個案犯罪之動機是否具有足以減輕對個案犯罪情節不法評價之情狀。於此情形，該個案犯罪情節即未必仍屬最嚴重之情形【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13號判決理由第77至81段參照】。　3.在我國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下合稱兩公約）施行法第2條規定具有內國法效力之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第6條第1、2項規定：人人皆有天賦之生存權；此種權利應受法律保障；任何人之生命不得無理剝奪；凡未廢除死刑之國家，非犯『情節最重大之罪』（the mo st serious crimes，或譯為『最嚴重的罪行』，關於公政公約條文及一般性意見之中譯，以下引用法務部編印之中文版），不得科處死刑。又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Unit 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ttee，下稱人權事務委員會）」所作之第36號一般性意見，要求司法審判機關審慎運用死刑，僅在最特殊的情況下和在最嚴格的限制下適用之，所謂「情節最重大之罪」必須作嚴格解讀，僅限於涉及故意殺人的極嚴重罪行（第36號一般性意見第5點、第33點、第3 5點參照），亦即，死刑僅能運用在故意殺人犯罪當中屬情節最為嚴重者，此亦與前揭憲法裁判之意旨相同。　4.本案檢察官雖上訴請求本院撤銷原判決，改判處被告死刑，告訴代理人亦表示請求判處被告死刑之科刑意見，然本院審酌被告無端殺害被害人，就其惡性與所造成損害之重大程度，固然應予嚴厲非難。然而查被告並非基於預謀或事前計畫犯案，也非無端隨機殺人，而係起因於欲向被害人取回前開 LINE PAY匯款之9萬9,999元部分款項遭拒，被告因而心生怨懟，受激動情緒影響下強勢暴力回應而為本案犯行，然與事前預謀犯罪、隨機殺人等行為仍有不同，亦未見其有使用凌虐手段增加被害人痛苦等情形。是以本案被告所犯固為殺人重罪，惟核其節，尚與前揭「情節最重大之罪」有間，對被告行為之評價亦應為區隔。　㈡本案尚難認為被告全無悔改更生之可能：　　1.按前揭人權事務委員會針對公政公約第6條生命權之規定通過第36號一般性意見，於第37段揭示：「在所有涉及適用死刑的案件中，法院量刑必須考慮犯罪行為人（下稱行為人）個人情狀（the personal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der ）和犯行的個別情狀（the particular circumstances of the offence），包括犯行的特定減輕因素（its specific attenuating elements）。...」之旨，已指明所犯之罪法定本刑有死刑案件之量刑，應審酌事項包括犯罪的具體情節與行為人之個人情狀。從而，適用我國刑法第57條及內國法化之兩公約相關規定、立法意旨暨解釋判斷是否量處死刑時，應區分與犯罪行為事實相關之「犯罪情狀」（例如犯罪之動機與目的、所受刺激、犯罪手段、所生危險或損害、行為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被害人之關係等）及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例如行為人之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之態度、更生改善可能性等）。必先審查「犯罪情狀」究否為「情節最重大之罪行」（the most serious crime s），俾劃定是否屬得適用死刑規定之範疇，若認係情節最重大之罪行，尚須綜合考量與行為人相關之「一般情狀」，審酌有無可減輕或緩和罪責而保留其生存權之因素；若「犯罪情狀」未達「情節最重大之罪行」程度，基於行為責任原則，即無量處死刑之餘地。換言之，所犯是「情節最重大之罪行」，係法院得量處死刑之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不能僅因犯罪情狀極度嚴重，即謂應一律科處死刑，以免完全侵蝕法院審酌行為人個別情狀之裁量空間（最高法院 110年度台上字第3266號刑事判決參照）。　2.經查，被告前無犯罪紀錄，考量被告犯後具有自首、於警詢、偵查坦承犯行之態度，於本院前審及更審審理中坦承及認錯之態度，以及本案量刑鑑定報告認為，本案之發生無法排除與被告人格特質中的病理特質有所關連（即負面情感、疏離、對抗與去抑制等影響，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5頁），就被告「未來社會復歸」之具體建議，認為如為助於增加被告未來於在社會的適應性，可考慮以處理親密關係暴力的模式進行處遇（見原審重訴卷五第58頁），另在「被告犯罪風險、需求與處遇評估」部分，則建議處遇計畫可以針對鼓勵被告完成學校教育、建立正向關係及學習處理人際衝突、增強與真實社會連結的休閒娛樂及社會活動及減少反社會反權威的認知並學習正向替代性的想法（見原審重訴卷五第60頁）。在心理治療的考慮上，可以不評價但有界限的態度，逐步建立可信賴的合作關係，然後嘗試針對以下議題進行探索及修正：直接但合宜的情感表達、衝動控制及親密關係等；另建議需要針對被告情緒控管，自我覺察情緒的能力、同理他人的能力及自我欺騙的問題給予介入並處理，並以親密關係暴力的處遇模式介入（見原審重訴卷五第60頁至第61頁）。是尚難認為被告具有無法教化改善之絕對反社會性，除對被告犯行科處適當之刑罰外，如配合適當矯正處遇措施，使被告深刻反省，矯正偏差之價值觀念，仍非完全無於未來社會復歸之可能性，是由此一觀點考量，亦難認為死刑為適當之刑罰。　㈢據上，本院綜合考量與被告犯罪情節及其生活狀況、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後態度等一切情狀，並聽取告訴代理人為告訴人與被害人家屬所述之量刑意見（見本院卷第187至189頁），斟酌再三，認為對被告科處上開長期之有期徒刑，與其罪責尚屬相當，且能兼顧對被告重大犯罪之公正應報，以及被告之更生改善、復歸與社會安全之維護等刑罰目的。檢察官上訴意旨請求本院判處被告死刑，尚非可採，併予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楊舒婷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尹敏提起上訴，檢察官黃和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適用法條全文刑法第271條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3-20

TPHM-113-上重更一-6-20250320-2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860號上訴人即被告嚴數學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姜惠如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704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215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嚴數學於民國111年11月13日凌晨4時40分，在址設臺北市○○ 區○○○路0段00號2樓e書漫（下稱本案店家）內，因與店員劉仲庭生消費糾紛，經劉仲庭報警後，嚴數學因不耐等候而逕自離去，劉仲庭遂追至上址樓梯間攔阻嚴數學並要求須待警員到場。詎嚴數學竟基於傷害之犯意，以其右手抓劉仲庭左手，再以左手抓住劉仲庭左肩往牆壁推撞，致劉仲庭右肩胛挫傷擦傷破皮、食指挫傷等傷害。二、案經劉仲庭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15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及第159條之5分別定有明文。查本案判決下列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嚴數學（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均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1至53頁），復經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證明力亦無顯然過低或顯不可信之情形，認以之作為證據使用均屬適當，應認有證據能力。二、其餘資以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並無證據證明有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亦與本案待證事實具有證據關連性，均認有證據能力。三、至於辯護人主張告訴人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陳述，無證據能力等語（見本院卷第52頁），故不以告訴人於警詢時之陳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事實成立與否之證據，併予說明。　　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地與告訴人劉仲庭發生消費糾紛，隨後被告有以左手抓住被害人往牆壁推撞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犯行，辯稱：被告在本案店家與告訴人發生消費糾紛，是因為告訴人一開始沒講清楚，突然說倒垃圾還要加收錢，我說把垃圾還我我可以自己拿去超商丟，但告訴人又不還我，我才跟告訴人爭吵，告訴人還報警找警察來；因為我有長年高血壓病史，與人發生衝突血壓會升高，所以我避免與人衝突，也不喜歡待在不友善的環境，當時我血壓高、身體發熱，才會急著要離開該處，我說報案沒關係，之後我再去做筆錄，但告訴人不讓我離開，硬要把我留在該處，甚至還用搭肩後環抱身體的方式，阻止我離開，我為了要掙脫告訴人，才會有上開行為；可見我當下並無傷害告訴人的故意，而且告訴人限制我的行動自由，是現在不法侵害行為，我這樣只是基於正當防衛；我也質疑告訴人所受的傷勢，告訴人自己弄一下弄破皮也可以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被告當時僅因為消費糾紛與告訴人爭執，並無刑事不法行為，非現行犯，被告因急事無法久候員警到場要先行離去，告訴人並無阻止被告離去之權利，是以告訴人所為妨害被告行動自由，被告所為自符合正當防衛；又即使認為告訴人行為不構成現在不法侵害，被告行為不該當正當防衛之要件，但被告在當下短暫時間內必須即時反應，亦不可能充分思考告訴人所為是否構成現在不法侵害行為，故被告也成立「誤想防衛」，按學說與實務見解，應認為被告行為欠缺期待可能性，而不具可責性，是請撤銷原審判決，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等語。經查：　㈠被告於上開時間，因與本案店家之店員即告訴人生消費糾紛，經告訴人報警後，被告因不耐等候而逕自離去，告訴人遂追至本案電話之樓梯間攔阻被告並要求須待警員到場，被告竟以其右手抓告訴人左手，再以左手抓住告訴人左肩往牆壁推撞等節，有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8張在卷可稽（見偵卷第1 3至16頁）；亦有原審勘驗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確認無訛，製有勘驗筆錄及附件截圖在卷（見原審卷第173至174頁、第215至216頁，原審勘驗結果如附表所示），又就被告與告訴人因消費糾紛發生爭執，告訴人報警後，被告逕自離去，告訴人追上前阻止被告離去，被告隨即出手將告訴人往牆壁推撞等客觀情節，亦均為被告所不爭執，是上揭事實，足堪認定。　㈡又告訴人於案發當日即前往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就診，經診斷受有右肩胛挫傷擦傷破皮、食指挫傷等傷害，有該院診斷證明書存卷可考（見偵卷第17頁），衡以告訴人前往醫院就診時間與案發時間尚屬密接，難認另有其他外力因素介入致告訴人受傷之可能，且告訴人之受傷部位、傷勢，也與告訴人所述其遭被告抓住左手，及抓住左肩往牆壁推撞，而造成手指因拉扯及整個肩膀撞擊至牆壁會造成之傷勢相符，益徵告訴人上開證述確屬事實，而可採信。至於被告質疑告訴人傷勢，並表示如本院認定結果對其不利，要傳喚開立診斷證明之醫師到庭作證等語，惟本院審酌告訴人遭被告推撞至牆壁，告訴人前往醫院驗傷之情形，均屬明確，告訴人所受傷勢亦與當時遭被告推撞之狀況相符，被告只空泛質疑診斷醫師之可信度，並未能就醫師到庭說明之必要性提出具體理由，是認為上開證據並無調查之必要，併予說明。　㈢又被告雖辯稱，當時是其只是身體不舒服想先離開，告訴人卻追上來，伸手環抱其身體，不讓其離開，才想掙脫告訴人，沒有傷害故意等情詞；惟查，經核原審勘驗上揭監視錄影結果，可見當時告訴人在樓梯間轉角處追上被告，而告訴人試圖攔阻被告離去，然被告旋即出手抓住告訴人，將告訴人推往牆壁，從上述監視錄影檔案，亦清楚可見告訴人是在遭被告推撞牆壁以後，才與被告相互拉扯之情形，被告既為具有正常智識程度之成年人，其明知抓住他人身體並使之往堅硬之牆壁衝撞，會使他人身體在施力與衝撞過程中受傷，卻仍強行抓住告訴人左手，又抓住告訴人左肩將其往牆壁推撞，主觀上自有傷害故意無疑，是被告所辯上情，自無足採取。　　㈣被告及辯護人並主張其上開行為，係因告訴人妨害其自由，而為擺脫告訴人之糾纏，故屬正當防衛等語，惟按刑法第23 條之正當防衛，係以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為要件。因之正當防衛，必以基於防衛之意思，對於現在不法侵害所為之防衛行為，始足成立，倘非出於防衛之意思，則與正當防衛之情形有別。所謂不法之侵害，係指對於自己或他人之權利施加實害或危險之行為；所稱權利，則係指刑法及其特別法保護之法益。又所稱現在，乃有別於過去與將來而言。過去與現在，係以侵害行為已否終了為準；將來與現在，則以侵害行為已否著手為斷。若侵害已成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侵害行為尚屬未來，則其加害行為，均無由成立正當防衛（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28 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因強制罪係屬開放性構成要件，可資判斷該當強制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範圍相當廣闊，故在強制罪之犯罪判斷，需從事實質違法性判斷，將不具違法性之構成要件該當行為，排除於強制罪處罰範疇之外。亦即強制罪之成立應經實質違法性判斷，故強制行為之違法性乃決定於強制手段與強制目的之關係上，亦即以目的與手段關係作為判定是否具有違法性之標準，若就強暴脅迫之手段與強制目的兩者彼此之關係上，可評價為法律上可非難者，亦即以強制手段而達成目的之整體事實，係社會倫理之價值判斷上可責難者，則該強制行為方具有違法性；苟若行為人所為之強制行為僅是造成輕微之影響，則此種強制行為仍不具應以國家刑罰權加以制裁之可非難性，即不得逕以強制罪相繩，以避免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動輒得咎。本案之起因，乃被告與告訴人斯時係因消費糾紛而發生爭執，告訴人因而撥打電話報警，並要求等待警察到場處理，惟被告因不耐等候而逕自離去，告訴人遂追至樓梯間攔住被告並要求須待警員到場，被告旋為前揭行為等節，此經認定如上。因此縱認告訴人有攔阻被告離去之行為，惟究其目的係因先前已與被告就消費金額計算與結帳等問題發生糾紛，被告與告訴人無法以理性溝通方式化解歧見，始要求被告暫時留在現場等候員警到場後，再釐清糾紛及責任歸屬，復依卷內事證，並無證據可認告訴人除攔阻被告離去外，另有其他不必要之肢體接觸或阻擋行為，且告訴人當時阻擋被告離去之舉動，造成被告權利之妨害之情節，尚屬輕微，足認告訴人所使用之手段、目的間尚屬相當，合乎一般社會合理性、相當性，尚不具社會倫理可非難性，要難認告訴人當時阻攔被告離去之行為，有何實質違法性可言，無從以刑法強制罪責論處。是以，即難認為告訴人當時有對被告為現在不法侵害之行為，被告當無主張正當防衛之餘地。又告訴人當時雖試圖攔阻被告，但未見有傷害被告身體等攻擊被告之行為，被告卻即時就將要求其留在現場等候之告訴人推往牆壁，實難認為被告主觀上係誤以為當下遭受到急迫危害，而只得以上揭推撞之手段排除危害。因此，被告及辯護人上開所辯，均難認有據。　㈤此外，被告另辯稱其有高血壓病症，故不願與人發生衝突，當時也是因為血壓升高，為避免衝突，才急著離開等語，然而被告所述不僅與本案被告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無關；且被告於原審審理時尚自承：告訴人需要我再多額外支付一個費用，我覺得很不合理，所以跟告訴人爭論一下，或許聲音有大一些；只是那時在氣頭上，跟他吵一下，他可能覺得我太大聲會影響他的營業，就報警找警察來；我說沒問題，等一段時間就說如果警察沒有要來，我就要走了等語（見原審卷第 172頁），亦有本案店家之櫃檯監視錄影翻拍照片可資佐證（見偵卷第13、14頁），可見被告當下逗留在本案店家櫃檯處大聲爭吵，才會有後續告訴人報警前來排解糾紛之舉措，與其辯稱愛好和平不與告訴人衝突等情詞，亦與事實不符，不足採為對其有利之認定，併予說明。　㈥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　㈡又被告以其右手抓告訴人左手，再以左手抓住告訴人左肩往牆壁推撞等行為，係基於同一傷害目的之決意所為，侵害同一告訴人之身體法益，各舉動之獨立性均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傷害舉動之接續施行，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三、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後，認被告犯罪事證明確，並於原判決說明認定被告所辯不足採信之理由，復敘明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間之消費糾紛，經告訴人報警處理並攔阻其離去時，被告不思克制情緒及理性處理，竟以前揭方式攻擊告訴人，致告訴人受有前揭傷害，顯見其自我情緒管理能力及尊重他人身體法益之法治觀念欠佳，所為實屬不該；兼衡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其為碩士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經營電腦工作室為業、須撫養1名16歲之小孩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201頁），暨被告之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所為認定俱與卷證事證相符，亦與論理、經驗法則無違；且在綜合考量被告上述行為之動機、目的、與告訴人之關係、情節嚴重程度、造成告訴人損害程度，以及被告智識程度、生活狀況、犯後迄今均否認犯罪，未以理性態度與告訴人協商修補告訴人所受損害等情節後，認為原審所處刑度尚無逾越法定刑度，無明顯失出或裁量濫用之情形，自無違法或不當可指。被告上訴仍執陳詞否認犯行，辯稱沒有傷害意思，亦無傷害到告訴人，且屬於正當防衛等語，惟其所為辯解業經論駁如前，均不足採取。綜上，本案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怡君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附表（原審勘驗內容）：勘驗標的監視器錄影畫面勘驗結果一、畫面時間04：47：57至04：48：09 　　被告步出店內走下樓梯，告訴人隨後快步步出店內攔阻被告離去。嗣2人消失在攝影機拍攝不到之死角。二、畫面時間04：48：13至04：48：15 　　被告以左手抓住告訴人右手，另以右手掐住告訴人左肩膀之方式，將告訴人推往牆壁。三、畫面時間04：48：15至04：49：00 　　告訴人與被告互相拉扯，2人推擠至畫面右方時仍抓住彼此，惟之後畫面遭樓梯擋住，至04：48：43時，可見告訴人已與被告分開，之後告訴人與到場之員警一同上樓。

2025-03-20

TPHM-113-上易-1860-20250320-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58號上訴人即被告蘇昱廷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易字第1831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毒偵字第1886 、197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本院審理之範圍一、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二、經查，本件原判決判處上訴人即被告蘇昱廷（下稱上訴人）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同條例第2項施用第二級毒品罪。被告提起上訴，其上訴意旨略以：對於原審判決書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均不爭執，僅就量刑提起上訴，請求從輕量刑等語（見本院卷第70 、92頁），足認被告只對原審上開部分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揆諸上開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貳、被告提起上訴主張其坦承全部犯行、深感悔悟，原審判太重，希望從輕量刑，也希望累犯部分不要加重等語。參、本院之判斷一、被告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原審法院以107年度簡上字第107 號判處有期徒刑5月確定，於民國107年12月26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各罪，均為累犯等情，業據原審公訴檢察官於審判中提出主張，且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參酌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認為就被告於上開毒品案件經論罪科刑確定及執行完畢後，竟於5年內再犯罪質相同之本案，可見被告之刑罰反應力薄弱，前案刑之執行並未確實達到督促被告反省改過之效果，又被告於本案所犯之各罪，尚無因加重最輕本刑而生刑罰逾其罪責之情，均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加重其刑。　　二、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有罪被告之科刑，應符合罪刑相當之原則，使輕重得宜，罰當其罪，以契合社會之法律感情，此所以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所列10款事項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俾使法院就個案之量刑，能斟酌至當。而量刑輕重係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不得遽指為違法（最高法院72年台上字第6696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三、原審判決已綜合審酌各項量刑因子予以量定，並審酌被告除前述構成累犯之前科外，另有多次施用毒品前科，並於111 年間亦因施用毒品犯行，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新修正之相關規定送觀察、勒戒，有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按，仍不知悛悔，復再施用毒品而犯本案，殊值可議，惟念其施用毒品乃戕害自己身心健康，尚未直接危及他人，並考量其犯後坦承犯行之態度、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暨其自陳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服務業，未婚，無子女，入監前與家人同住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就被告所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部分，處有期徒刑6月，就被告所犯施用第一級毒品部分，處有期徒刑8月，及就其所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以及說明就上開二罪不併予定其應執行之刑之理由。原審之量刑既已詳予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形，並具體說明理由，核無逾越法定刑度、濫用自由裁量權限之違法或不當情事；況原審就被告所犯施用第一級毒品罪、施用第二級毒品罪2罪量處之刑度均僅較法定最輕本刑（即6月、2月）略增數個月之刑度，並就施用第二級毒品部分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均無過重可言，是認其量處之刑度尚屬適當。至被告雖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惟本院認為被告符合累犯規定，且自律性與遵守法規範意識不佳，故當應依累犯規定加重，業如前述，又原審量刑時已將前揭被告之犯後態度等情狀均列為量刑因子詳予審酌，是本院認均無從變動原審據以為量刑之基礎。從而，被告提起上訴指摘原審刑度過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莊富棋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0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所適用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3-20

TPHM-114-上易-158-20250320-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397號抗告人即受刑人郭珅禓上列抗告人即受刑人因聲請定其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31日裁定（113年度聲字第413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即受刑人甲○○（下稱「抗告人」）先後因詐欺等案件，經如原裁定附表（下稱「附表」）所示之法院，以如附表所示判決，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確定在案。又其中抗告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之罪，與附表編號1、3至7、9至12（有期徒刑部分）所示均係不得易科罰金，亦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及附表編號8所示（有期徒刑部分）係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原裁定漏載附表編號8為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應予補充），合於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情形，依同條第2項規定，須經抗告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其應執行刑，始得依刑法第51條規定定之，而本案業經抗告人向檢察官請求就附表所示案件聲請定刑，有抗告人於民國113年9月12日出具之定刑聲請切結書 1份在卷可稽，是原審法院為最後審理事實諭知罪刑之法院，而附表所示之罪乃於裁判確定前犯數罪，檢察官聲請就附表所示之罪合併定刑，洵屬正當，應予准許。原審法院另發函請抗告人於文到5日內就本案表示意見，抗告人逾期仍未回覆，是原審業已予抗告人表示意見之機會。爰依外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所示各罪刑之總和，及內部界限，即不得重於附表編號1、3至7、10所示之罪前分別定刑加計其餘罪刑之結果，並本於罪責相當之要求，在前述界限範圍內，綜合斟酌抗告人分別係犯加重詐欺及私行拘禁等罪，其所犯加重詐欺及洗錢犯罪時間均介於109年12月至110年1月間，且均係侵害財產法益，其犯罪類型、行為態樣、動機均大致相同，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暨其餘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其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爰裁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6月，併科罰金新臺幣（下同）3萬元，並諭知罰金如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㈡又抗告人所犯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雖為得易科罰金之罪，但因如附表所示其餘之罪均為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其合併處罰之結果，其執行刑部分自無庸諭知易科罰金折算標準，附此敘明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數罪併罰合併定刑，旨在綜合斟酌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及對犯罪行為人施以矯正之必要性，而決定所犯數罪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是基於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立法機關衡量其所欲維護法益之重要性、防止侵害之可能性及事後矯正行為人之必要性，綜合斟酌各項情狀，所得科處之刑罰種類及其上下限，應與該犯罪行為所生之危害、行為人責任之輕重相符，始與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無違。㈡抗告人與前女友於109年育有一幼子，其原以打零工維生，生活常陷入困境，致前女友拋下幼子不告而別，抗告人無力養育而與家人商議代為照養，抗告人則外出工作。然因臨時工收入不穩，經友人介紹較穩定之工作，抗告人遂於109年12 月24日起，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其初始不知情，因社會歷練不足且成員不會告以實情，抗告人每日依指示領款後再交回公司，可領取3至5千元，卻因此陷入詐欺集團之控制，雖有怨言但因需錢養育幼子及生活所用，只得忍氣吞聲完成工作。惟110年1月30日最後一次領款時，即為警逮捕，抗告人坦承所有犯行，據實供出所知情節，且經法院判處罪刑後，亦因深感懊悔而放棄上訴。　㈢綜上，本案不應僅以行為人犯罪次數作為定其應執行刑之標準，而應考量犯罪時間之密接性及個人情狀，以符合比例原則。請審酌抗告人上述所有情狀、尚有5歲幼子待扶養及刑法第57條各款事項，重新從輕量刑，為最有利於抗告人之裁定，予抗告人悔過向上之機會，早日重返社會、重新做人，並盡為人父之責任等語。三、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以上裁判者，依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刑法第50條第1項本文、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款分別定有明文。又執行刑之量定，雖係事實審法院自由裁量之職權，惟法律上屬於自由裁量事項，尚非概無法律性之拘束，在法律上有其外部界限及內部界限，前者為法律之具體規定，使法院得以具體選擇為適當裁判，此為自由裁量之外部界限。後者則為法院為自由裁量時，應考量法律之目的、法律秩序之理念所在，此為自由裁量之內部界限。法院為裁判時，二者均不得有所逾越。在數罪併罰而有二裁判以上，應定其應執行刑之案件，法院所為刑之酌定，固屬自由裁量事項，然對於法律之內、外部界限，仍均應受其拘束。倘其所酌定之執行刑，並未違背刑法第51條各款所定之方法或範圍（即法律之外部性界限），亦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或整體法律秩序之理念（即法律之內部性界限）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596號、101年度台抗字第280號裁定意旨參照）。四、經查：　㈠抗告人因犯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115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1罪）、私行拘禁罪（1罪）、幫助洗錢罪（1罪），經附表所示法院分別判處如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刑確定在案。且附表編號2至12所示之罪均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於111年1月24日判決確定前所犯，並以原審法院為其最後事實審法院，有上開判決及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而其中附表編號2所示係得易科罰金之罪，與附表編號1、3至7、9至12（有期徒刑部分）所示均係不得易科罰金，亦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及附表編號8所示（有期徒刑部分）係不得易科罰金，但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依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規定，原不得合併定其應執行刑，惟抗告人已請求檢察官聲請合併定其應執行刑，此有抗告人出具之定刑聲請切結書在卷可稽，符合刑法第50 條第2項之規定（按係指前揭各罪所處有期徒刑部分，至於附表編號8、12所處併科罰金部分，得逕由檢察官依職權提出定刑之聲請，無庸經抗告人請求）。　㈡原審依檢察官之聲請，就抗告人所犯附表所示各罪所處有期徒刑及併科罰金刑，合併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8年6月、併科罰金3萬元，從形式上觀察，有期徒刑部分乃於附表編號1至12所示之罪所處有期徒刑1年1月（44次）、1年2月（3 1次）、1年3月（13次）、1年4月（7次）、1年5月（7次）、1年6月（6次）、5月、1年（7次）、7月、2月之最長期（即附表編號1、7所示之有期徒刑1年6月）以上，及附表編號 1曾定之應執行刑（即有期徒刑5年6月）、附表編號3曾定之應執行刑（即有期徒刑1年4月）、附表編號4曾定之應執行刑（即有期徒刑3年6月）、附表編號5曾定之應執行刑（即有期徒刑2年8月）、附表編號6曾定之應執行刑（即有期徒刑1年11月）、附表編號7曾定之應執行刑（即有期徒刑2年9 月）、附表編號10曾定之應執行刑（即有期徒刑1年2月），加計附表編號2、8、9、11、12所示之罪所各處有期徒刑5月、2月、1年1月、1年2月（4次）、1年1月（10次）、1年（3 次）之總和（總合逾有期徒刑30年，應以30年計）以下，酌定其應執行刑；併科罰金部分則於附表編號8、12所示之罪所併科罰金2萬元、5,000元（3次）之最多額（即附表編號8 所示之罰金2萬元）以上，合計之金額3萬5,000元以下，酌定其應執行刑，自均屬適法。　㈢又抗告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3至7、9至12所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共115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1罪），均係加入「法拉驢」、「麥拉倫」、「張麻子」等所屬詐欺集團擔任車手或取簿手，而附表編號8所示之罪則為幫助洗錢罪，抗告人提供其申辦之金融帳戶予「蕭鎮富」，上開各罪均係侵害不同被害人之財產法益，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同或相似，且犯罪時間在109年1 2月24日至110年1月30日間所為，責任非難重複程度甚高；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則為與其他117罪罪質、犯罪類型、侵害法益種類不同之私行拘禁犯行，犯罪時間為109年4月13至14 日，責任非難重複程度低；另審酌併科罰金屬於財產刑，與屬於自由刑之有期徒刑因考量人之生命有限，刑罰對受刑人造成之痛苦程度，係以刑度增加而生加乘效果，而非等比方式增加，如以實質累加方式執行，刑責恐將偏重過苛，仍有不同之處。原審在定其應執行刑時，已具體敘明係經審酌抗告人所犯前揭各罪之罪質、侵害法益類型、犯罪時間、行為態樣、動機、先前定刑情形、抗告人矯正之必要性及罪責相當原則等節，並參酌抗告人之意見【抗告人經原審書面通知後未表示意見（見原審卷第59至65頁）】，裁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6月，併科罰金3萬元，既未逾越刑法第51條第5款、第7款所定之法律外部性界限，亦未逾越法律授予裁量權之目的，並無濫用裁量權而違反公平原則、比例原則之情形，自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符合法規範之目的，亦未違反內部性界限，自難指為違法或不當。　㈣至抗告意旨所指抗告人犯後坦承犯行，深感懊悔等事項，乃屬其所犯案件於審判中調查、判斷及量刑時所應斟酌之情狀，尚非本件定應執行刑所審酌之事項，自難執此指摘原裁定有何違法或不當。又抗告意旨以其個人及家庭狀況，請求重新定更輕之執行刑，俾其得以早日重返社會、返家盡為人父責任等情，亦不足以影響對於其定執行刑之判斷，為無理由。　㈤據上，原審綜合審酌上開情事，就抗告人所犯上開118罪，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8年6月，併科罰金3萬元，自難指其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抗告意旨雖稱原審所定應執行刑對抗告人顯屬過重，應依比例原則、罪刑相當原則，重新定更輕之執行刑等，惟本院斟酌上開情事後，認原審所定執行刑刑度應屬妥適，且相較於附表各罪之刑期、罰金總和，已給予相當寬厚之恤刑利益，符合法律授予裁量權之目的，並無抗告人所稱過重或違法不當之情形，至為明確。五、另按附表編號1、3、6、10「偵查機關年度案號」欄內所載「基隆地檢110年度偵字第947號」、「臺中地檢110年度偵字第21969號」、「雲林地檢110年度少連偵字第30號」、「新北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029號」，應分別更正為「基隆地檢110年度偵字第947號等」、「臺中地檢110年度偵字第219 69號等」、「雲林地檢110年度少連偵字第30號等」、「新北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2029號」；附表編號3「犯罪日期」欄內所載「110/01/16 110/01/18（2次）」，應更正為「11 0/01/20（2次）、110/01/21」，惟就上述誤寫之錯誤內容，尚不影響原裁定之適法性，併予說明。六、綜上所述，本件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 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2025-03-18

TPHM-114-抗-397-20250318-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聲字第421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黃敬文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4年度執聲字第25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黃敬文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拾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黃敬文因犯妨害秩序等數罪，經先後判決確定如附表所示【按本件聲請意旨所檢附之附表（見本院卷第9頁），其中部分內容有誤，應更正如本裁定附表所示】，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其應執行刑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而數罪併罰有二以上裁判者，應定其應執行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並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本文、第53條、第5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三、次按數罪併罰之案件，其各罪判決均係宣告刑，並非執行刑，縱令各案中一部分犯罪之宣告刑在形式上已經執行，仍應依法聲請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裁定，然後再依所裁定之執行刑換發指揮書，併合執行，其前已執行之有期徒刑部分僅係應予扣除之問題（最高法院90年度台非字第340號、95 年度台非字第320號判決意旨參照）。四、經查：　㈠受刑人因犯附表編號1、2所示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脅迫罪，分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本院判處如附表編號1、2所示之刑確定在案。且附表所示各罪均係在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於民國113年4月10日判決確定前所犯，並以本院為其最後事實審法院等情，有前揭各件刑事判決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檢察官聲請就受刑人所犯前揭各罪合併定其應執行之刑，本院審核認其聲請為正當。　㈡爰審酌受刑人所犯前揭各罪之犯罪類型、動機、犯罪時間間隔、行為態樣、罪質、侵害法益是否具專屬性或同一性、行為次數等一切情狀（附表編號1、2所示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罪、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首謀實施強暴脅迫罪，均係於111年6月12日所為，因對被害人所屬公司不滿等糾紛，先後持棍棒砸毀不同被害人之物，影響社會秩序安寧，造成公眾及他人恐懼不安，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手段、動機相同或相似，其責任非難之重複程度不低），並參酌受刑人就本件定應執行刑表示「無意見」等語（見本院卷第59頁），經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在不逾越內部性界限及外部性界限之範圍內，合併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又按本件受刑人所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在形式上縱有部分經執行完畢（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於113年8月8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然附表所示各罪既合於數罪併罰之要件，依前揭說明，在所裁定之應執行刑尚未全部執行完畢前，仍應就附表各罪所處之刑，合併定其應執行刑，至於前揭業經執行之刑部分，僅係檢察官就所定應執行刑執行時，應如何扣除之指揮執行事宜，與定應執行刑之裁定無涉，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3條、51條第 5款、第41條第1項前段、第8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2025-03-18

TPHM-114-聲-421-20250318-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049號上訴人即被告江捷睿選任辯護人李柏杉律師上訴人即被告侯尊耀選任辯護人劉鑫成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等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87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62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對江捷睿、侯尊耀所處之刑及沒收江捷睿犯罪所得部分，均撤銷。前項撤銷部分，江捷睿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緩刑參年。且應依附表所示方式，向告訴人支付損害賠償。第一項撤銷部分，侯尊耀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緩刑貳年。　　事實及理由壹、本院審理範圍　　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江捷睿、侯尊耀（以下合稱被告2人）均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被告江捷睿並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明示僅就量刑及沒收犯罪所得部分上訴；被告侯尊耀則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程序中明示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70、71、111頁）；檢察官則未提起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對被告2人所處之刑及對被告江捷睿沒收犯罪所得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被告2人之犯罪事實、所犯之罪名等部分，先予敘明。貳、被告上訴意旨一、被告江捷睿上訴理由略以：被告江捷睿坦承犯行，並於原審及上訴審與告訴人曹介兆（下稱告訴人）達成和解，同意賠償告訴人全部款項，並已給付新臺幣（下同）162萬5,000元，告訴人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一再表明願意原諒被告江捷睿，且同意給予被告江捷睿緩刑機會，讓被告江捷睿得以在緩刑期間內遵期給付後續和解分期款項，另被告江捷睿育有3 名未成年子女，並有定期從事公益活動，也願意接受法治教育，請考量上情，從輕量處被告江捷睿得易科罰金之刑，並給予被告江捷睿緩刑自新機會等語。二、被告侯尊耀上訴理由略以：被告侯尊耀並無犯罪前科，本案係因被告侯尊耀不熟悉殯葬商品，才因為介紹費之小利，而誤觸法網；現被告侯尊耀已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成立調解，另同案被告江捷睿也已與告訴人和解，同意賠償告訴人全部被害金額；被告侯尊耀在因本案被警查獲後，已不再從事殯葬商品相關行業，目前腳踏實地從事二手汽車業務；被告侯尊耀對自身行為造成對社會之危害，懊悔不已，除面對司法責罰，還向兒福聯盟捐款。懇請審酌上情，從輕量處被告侯尊耀得易科罰金之刑，並給予被告侯尊耀緩刑自新機會等語。參、本院之判斷一、按刑法第57條第9款、第10款所定之「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本為科刑輕重應審酌事項之一，其就被告犯罪後悔悟之程度而言，包括被告行為後，有無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此並包括和解之努力在內。國家更有義務於責令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制裁，與確保被害人損害填補2種目的之實現中，謀求最適當之衡平關係，以符「修復式司法」或稱「修復式正義」（Restorative Justice）之旨趣。從而被告積極填補損害之作為，自應列為有利之科刑因素（最高法院110年台上字第477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前揭修復式正義之意義，乃期望於犯罪發生後，藉由犯罪行為人與被害人間自主、平等進行對話，使犯罪行為人能真誠反省自身行為過錯，自主採取行動以彌補犯罪所造成被害人及其所屬社會之損害，藉此支持被害人復原，更期許犯罪行為人重新回歸社會、不再重蹈覆轍；而此一修復式正義理念業已廣為當代刑事政策所重視，認屬可能替代直接執行刑罰之有效手段，並具體落實在刑事司法程序之實踐中，據此設計各種修復式司法途徑，及研擬替代入監執行刑罰之處遇措施，期待達成對犯罪行為人究責、解決紛爭、彌補損害等原本執行刑罰之目的（參見United Nations Office on Drugs and Crime(2020), Handbook on Restorative justice pr ogrammes, second edition.）；此一精神同樣展現於我國近年增訂刑事訴訟法第248條之2、第271條之4偵查及審理中轉介修復程序之規範上，至於法院於論罪科刑，審酌決定處遇措施時，除在刑罰裁量以外，亦得斟酌運用刑事訴訟法中諸如附條件緩刑等機制，以此刑罰以外之處遇措施促進修復式司法之實現，先予敘明。　　二、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審理後，以被告2人犯罪事證明確而予以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查：1.被告2人於偵查、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罪，態度均不足取，惟被告2人於上訴至本院後，均坦認一切犯行，並積極尋求告訴人之諒解，除被告2人在原審時與告訴人以連帶給付100萬元成立調解，並支付其中10萬元款項以外，被告江捷睿於上訴後已全部履行該100萬元調解條件完畢，並另與告訴人成立和解，約定賠償告訴人212萬7,500 元，並於114年2月20日已先支付其中62萬7,500元，其餘部分，則約定從114年3月起，於每月15日給付6萬2500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詳如附表所示）；被告侯尊耀也另外與告訴人成立和解，賠償告訴人3,000元，是以現在被告2人已同意填補告訴人所受全部損失，且截至本院審判期日為止，合計已實際履行162萬7,500元（辯護意旨狀誤載為162萬5,0 00元）加計3,000元之賠償金額等節，除經被告、告訴人陳述甚明外，並有被告2人與告訴人於原審法院民事調解庭成立調解之調解筆錄（見原審卷第225、226頁）、被告2人與告訴人之和解筆錄（見本院卷第83、84頁）、被告江捷睿提出之還款明細（見本院卷第121至137頁），可見被告2人於歷經偵查起訴及原審予以論罪科刑之教訓後，已知所悔悟，並積極彌補其等行為所造成之損害，原審於量刑時未及審酌上情，尚有未合；2.被告江捷睿既已經與告訴人和解，並有實際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失，則原審認為屬於被告江捷睿之犯罪所得且尚未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之數額為302萬7,500元，且未考量過苛規定，而予以宣告沒收部分，亦有不當之處。據上，被告2人以前揭情詞提起上訴，為有理由，原判決既有前揭可議之處，就原審對於被告江捷睿所處之刑及沒收部分，以及對被告侯尊耀所處之刑部分，均應予撤銷（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三、量刑之審酌　㈠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2人利用告訴人手上有眾多殯葬商品無法出脫，而急於解套之心態，共同以上開詐術詐欺告訴人，致告訴人陷於錯誤，並交付高額款項，未尊重他人財產法益之保護，所為自有不該，應予非難；再審酌被告2人本案詐欺取得之金額高達312萬7,500元，金額甚高，且係針對老年人下手實施犯罪，犯行實非輕微；惟考量被告 2人在本案犯罪計畫中之參與程度，被告江捷睿於本案基於主導之地位，而被告侯尊耀則係聽從被告江捷睿指示參與犯罪，地位較低，且被告江捷睿有獲取及分配犯罪所得之權限，被告侯尊耀則僅依據被告江捷睿之分配獲取報酬，是被告江捷睿之責任刑範圍應從中度刑予以考量，而被告侯尊耀之責任刑範圍則落於低度偏中度之區間。　㈡再審酌：1.被告侯尊耀並無前科，江捷睿則有過失傷害罪之前科紀錄，均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足見被告侯尊耀素行尚佳，得為從輕量刑之考量，而被告江捷睿素行尚可；2.被告2人雖於偵查及原審審理時均否認犯行，但上訴後已坦認全部犯罪情節，表示誠心悔改並願接受司法審判之制裁，且被告2人除在原審審理時與告訴人以賠償100萬元之條件成立調解以外，並於本院審理時分別以賠償212萬7,500 元、3,000元之條件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承諾賠償告訴人所受全部損失，並已實際履行前揭數額之款項完畢，業如前述，足認被告2人均展現出積極填補損害之態度；3.被告江捷睿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先前以賣車為業，月收約5、6 萬元，因為身障人士，找工作不方便，現從事自創品牌賣保養品，收入不固定；家中有母親、太太及三個小孩，其為家中經濟來源，需要扶養小孩、太太、母親等一切情狀；被告侯尊耀則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之前以賣車為業，現在在賣海鮮，月收入約6萬元至12萬元；家中有母親、姊姊，沒有親屬需其扶養，但須給家裡生活費之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15頁）；4.其他相關之一切情狀，予以調整被告2 人責任刑程度。　㈢據上，足認為就被告2人所表現出反省之態度，及以實際行動填補積極犯罪所造成損害、修補與告訴人之關係等情，均有助於實現促使被告2人更生復歸社會之刑罰目的，應足以大幅下修被告2人之責任刑程度。　㈣從而，本院綜合考量被告2人犯罪情狀事由及一般情狀事由，基於平等原則及罪刑相當原則後，就撤銷改判部分量處被告 2人如主文第2、3項所示之刑。至於被告江捷睿及其辯護人固請求判處有期徒刑6月以下之刑度，惟經考量被告江捷睿犯罪情節、犯行之惡性以及造成告訴人所受損害程度，均較為重大，在考量其責任刑範圍後，認為即使依據其犯後坦承犯行、和解賠償損害之態度等情節，而大幅下修其責任刑範圍，仍難以從輕判處有期徒刑6月以下之刑度，併予說明。四、緩刑之宣告　　　㈠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其期間自裁判確定之日起算：一、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二、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5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刑法第74條第1項定有明文。其中就前揭第1款所稱「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應指受有期徒刑宣告確定者而言（參見最高法院11 2年度台上字第256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484、2494、2495 、2496號判決理由之說明）。經查，被告江捷睿於本案以外，另因詐欺犯罪，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2年度訴字第981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惟該案因被告江捷睿上訴由本院其他合議庭審理，故尚未確定乙節，有被告江捷睿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4、45頁），是以尚不能認為被告江捷睿已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又被告侯尊耀並無犯罪前科乙節，亦有被告侯尊耀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存卷可考（見本院卷第49、50頁）。　㈡被告2人所為上開犯行雖有不該，惟基於前述被告2人所表現出反省之態度，及以實際行動填補積極犯罪所造成損害、修補與告訴人之關係等情，均有助於實現被告2人更生復歸社會之刑罰目的之考量，堪認為被告2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尚無重大偏離，而仍得期待藉由緩刑宣告之約束力，促使被告2人悔過自新，不再重蹈覆轍，而無庸遽予執行刑罰。又衡酌全案情節，復考量前述被告2人之工作、生活、家庭、經濟狀況等情，認被告2人經此偵審程序並刑之宣告後，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至於被告江捷睿雖有前揭詐欺犯罪之前案紀錄，惟審酌該次詐欺犯罪乃被告江捷睿於本案詐欺犯行前不久所犯，且性質上亦是利用販售殯葬商品為名目，向該案被害人詐取財物，尚非被告江捷睿在本案犯行被查獲後，還有再從事其他詐騙行為，故就此不影響被告江捷睿更生自新可能性之判斷，併予說明。　㈢復斟酌告訴人表明願給予被告2人緩刑自新機會，希望被告2 人不要入監執行，也希望被告江捷睿能持續工作以履行前揭和解條件之意見（見本院卷第71、72、115頁），亦足見透過替代刑罰之處遇督促被告2人彌補告訴人損害，為補償告訴人、促進被告2人復歸乃至於回復法秩序之有效手段。　㈣綜上，因認被告2人所受刑之宣告，均以暫不執行為適當，再為確實保障告訴人之權益，而認為配合緩刑之宣告，有將被告江捷睿於本院與告訴人成立之和解內容納入作為緩刑負擔之必要。從而，本院於綜合審酌上情後，依刑法第74條第1 項第1款之規定，併予宣告被告江捷睿緩刑3年，並應依附表所示之方式支付款項予告訴人；被告侯尊耀緩刑2年，以啟自新。五、不予宣告沒收被告江捷睿犯罪所得之說明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又共同正犯之犯罪所得，沒收或追徵，應就各人所分得之數額分別為之，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倘若共同正犯各成員內部間，對於不法利得分配明確時，應依各人實際分配所得宣告沒收；再按為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犯罪所得，顯失公平正義，而無法預防犯罪，且為遏阻犯罪誘因，並落實「任何人都不得保有犯罪所得」之普世基本法律原則，刑法第38條之1明文規範犯罪利得之沒收，期澈底剝奪不法利得，以杜絕犯罪誘因。惟由於國家剝奪犯罪所得之結果，可能影響被害人權益，基於利得沒收本質為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應將犯罪所得返還被害人，為優先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並避免國家與民爭利，刑法第38條之 1第5項規定：「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以不法利得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作為封鎖沒收或追徵之條件，此項發還條款乃宣示犯罪利得沒收之補充性，相較於國庫沒收，發還被害人居於優先地位，此亦能避免被告一方面遭國家剝奪不法利得，另一方面須償還被害人而受雙重負擔之不利結果。由於利得沒收為準不當得利之衡平措施，自應符合不當得利體系之要求，而須探求利益移動之軌跡，使最後利益歸屬之人，將該利益返還受損人，因此行為人或第三人之所得利益，必須來自被害人所受之損害，兩者間須具有「行為人或第三人所得，即為被害人所失」之鏡像關係，是以該項發還條款所稱被害人，乃指直接財產損害之鏡像被害人，亦即行為人或第三人之犯罪所得，與被害人直接財產損害之間，具有鏡像關係，唯有「產自犯罪」之利得（例如詐欺、竊盜、侵占犯罪之贓物），具有上述鏡像關係，方為優先發還被害人之範圍；至於性質上出於不法原因給付之「為了犯罪」的報酬、對價（例如犯罪之酬金、收受之賄款），不生優先發還之問題，即無上述發還條款之適用而排除沒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115號判決參照）。　㈡又按宣告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38條之 2第2項亦定有明文。本條項規範之過苛調節條款，明定宣告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必要之情形，得不宣告或酌減，以調節沒收之嚴苛性，並兼顧訴訟經濟，節省法院不必要之勞費。其中過苛之虞、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必要及犯罪所得價值低微之情形，屬實體過苛事由，乃禁止過度原則之具體展現（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074號判決參照）。　㈢就被告江捷睿前揭已經實際賠償給告訴人款項部分，可認為業已屬於實際合法發還告訴人之款項，不予宣告沒收。至於其他尚未賠償之款項部分，則考量被告江捷睿已承諾按其與告訴人之和解條件約定分期賠償，並積極與告訴人修復關係，獲得告訴人原諒，告訴人並期待被告江捷睿係按照其雙方約定之賠償條件分期償還，且考量前述被告江捷睿之家庭經濟狀況後，認為如先予宣告沒收，之後再由被告江捷睿向檢察官請求扣除後續已賠償部分，及由告訴人聲請檢察官發還款項，不僅可能影響被告江捷睿分期賠償之能力，進而影響被告江捷睿與告訴人之間原已自主成立之修復計畫，甚且將使尚須扶養未成年子女之被告江捷睿家庭生計陷入困難。是以本院綜合考量上揭情節後，認為就此部分如仍宣告沒收，當有過苛之虞，故不予宣告沒收，併予說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 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3款，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堯樺提起公訴，檢察官李豫雙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被告江捷睿應給付告訴人曹介兆新臺幣（下同）212萬7,500元，除於114年2月20日先行給付62萬7,500元以外，其餘150萬元部分，並應於114年3月起，於每月15日前給付6萬2,500元，至全部清償完畢為止。如有一期不按時履行，視為全部到期。

2025-03-18

TPHM-113-上易-2049-2025031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上訴字第5730號上訴人即被告何偉耀選任辯護人劉杰律師黃志興律師王聖傑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上訴案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何偉耀羈押期間，自民國一百一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起，延長貳月。　　理　由一、上訴人即被告何偉耀（下稱被告）前因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運輸第二級毒品罪、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等罪嫌，經法官訊問後，認其犯罪嫌疑重大，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且其所犯之運輸第二級毒品罪為最輕本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有逃亡之虞，有羈押原因及必要性，自民國113年10月23日起予以羈押3月，又於114年1月23日起延長羈押1次在案；其延長羈押期間即將於114年3月22日屆滿。二、按羈押被告，偵查中不得逾2月，審判中不得逾3月。但有繼續羈押之必要者，得於期間未滿前，經法院依刑事訴訟法第 101條或第101條之1之規定訊問被告後，以裁定延長之；延長羈押期間，審判中每次不得逾2月，如所犯最重本刑為10 年以下有期徒刑以下之刑者，第一審、第二審以3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分別定有明文。　　三、因被告羈押期間即將屆滿，經本院於114年3月13日訊問被告後，認為被告被起訴共同運輸第二級毒品、走私管制物品進口之犯行，業經本院認為事證明確，而判處有期徒刑3年4月在案（尚未確定），考量趨吉避凶之人性，被告當有逃亡規避執行之動機存在，則被告在受此重刑之宣告後，其逃亡之可能性亦隨之增加；復考量被告為香港籍人士，其來臺之目的係為攜運及轉交本案毒品，而被告在我國臺灣地區並無固定住居所及親友，可隨時離境，堪認被告確有潛逃甚或出境不歸之動機及能力，是以，當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據上，本院認原有羈押原因均仍存在，且目前判決尚未確定，為確保後續審理、執行程序之進行，以及基於維護公共利益、保障公共安全及被告人身自由之考量，依比例原則衡量，本院認為尚無其他有效之手段可替代羈押處分，而仍有羈押之必要。綜上所述，被告羈押之原因及必要性仍繼續存在，復無刑事訴訟法第114條所列不得駁回具保聲請之事由，是為確保將來訴訟、執行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應認現階段維持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且必要，爰裁定被告自114年3月23日起延長羈押2月。四、至於被告於前次延押訊問時所稱健康問題，應由看守所提供其必要及適當之醫療協助，並隨時注意其身體狀況，併予指明。五、依刑事訴訟法第108條第1項、第5項，作成本裁定。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連育群　　　　　　　　　　　　　　　　　　　法　官　蕭世昌　　　　　　　　　　　　　　　　　　　法　官　陳思帆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蘇芯卉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4　　日

2025-03-14

TPHM-113-上訴-5730-202503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