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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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402號上訴人即被告蘇家立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訴字第2429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5903號、113年度偵字第2796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案審理範圍：㈠、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分別定有明文。是於上訴人明示僅就量刑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以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及論罪，作為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部分進行審理。　　㈡、本件原判決以上訴人即被告蘇家立（下稱被告）所為，就原判決附表編號一至三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下稱加重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並均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各從一重判處被告加重詐欺取財罪刑，諭知沒收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2,960元。被告不服原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審判程序詢明釐清其上訴範圍，被告當庭明示僅就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56頁）。則本案審判範圍係以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基礎，審查原判決關於被告之量刑部分及其裁量審酌事項是否妥適。是本案關於被告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罪名）及沒收之認定，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援用起訴書所記載、更正及補充之事實、證據及理由（詳如附件）。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等語。　　三、本件刑之減輕事由：㈠、按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定有明文。前揭條文所指詐欺犯罪，本包括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罪（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 目），且係新增原法律所無之減輕刑責規定，並因各該減輕條件間及該法其他加重條件間均未具有適用上之「依附及相互關聯」之特性，自無須同其新舊法之整體比較適用，而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輕原則，分別認定並比較而適用最有利行為人之法律，尚無法律割裂適用之疑義（最高法院11 3年度台上字第335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供稱：民國113年5月2日晚間6時09分至木新郵局及113年5月22 日晚間6時09分至文山景美郵局提領款項的男子是我，我只負責領錢，擔任提領車手，「神鳥」會透過Telegram指示我去三重的空軍一號拿卡片，告訴我卡片密碼等語（見113偵2 7965號卷，第10頁；113偵25903號卷，第9至10頁），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供稱：我承認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等語（見原審卷，第56頁、第65頁），於本院審理供稱：對於地方法院認定我有詐欺之行為，我承認等語（見本院卷，第60頁），堪認被告於警詢及歷次審理均自白加重詐欺犯行。雖檢察官未傳喚被告即予以起訴，致被告無從於偵查中辯明加重詐欺取財之嫌疑甚或自白，以期獲得減刑寬典處遇之機會，惟被告已於警詢、原審及本院審理自白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仍應寬認其符合偵審自白之要件（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963號判決意旨參照），且被告已自動繳回犯罪所得2,960元，有113年11月21日臺北地院收受訴訟款項通知及收據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81至82頁），就其所犯3次加重詐欺取財罪均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之規定減輕其刑。　㈡、次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 2條第1項定有明文。且應將行為時之法律與中間時法及裁判時之法律關於罪刑及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事由等一切情形綜合全體比較適用（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55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件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公布全文31條，並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茲比較如下：　　　　 ①、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　 ②、關於減刑部分，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③、被告所為各次洗錢犯行，其所洗錢之財物均未達1億元，業經原審認定明確，且被告均係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其宣告刑不得超過前揭加重詐欺罪之最重本刑7年，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均自白洗錢犯行（詳後述）且繳回所得2,960元，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量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未逾其特定犯罪即加重詐欺取財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其宣告刑不受限制，經減輕後其上限為6年11月）；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後，量刑範圍為有期徒刑3月以上、4年1 1月以下。經綜合被告行為時及裁判時洗錢防制法相關罪刑規定之比較適用結果，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之最重主刑之最高度，依行為時法為有期徒刑6年11月，依裁判時法則為有期徒刑4年11月，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以113年7 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有利被告，並整體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規定。　㈢、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檢察官於偵查中未就本件洗錢之犯罪事實訊問被告，致被告無從於偵查中辯明洗錢犯罪嫌疑甚或自白，以期獲得減刑寬典處遇之機會，然被告已於警詢供稱：我當天領完款項後，「神鳥」就會指揮我前往附近的公園，收水過來向我收取款項等語（見113偵27965號卷，第11頁），並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自白洗錢犯行，仍應寬認其符合偵審自白之要件，且因被告繳回所得2,960元，仍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3 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刑之要件；惟被告所犯一般洗錢罪係屬想像競合犯中之輕罪，揆諸前揭說明，應由本院於量刑時一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㈠、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審量刑時審酌被告負責提領並轉交被害人款項之行為情節及被害人所受損害，犯後坦承加重詐欺與洗錢犯行之犯後態度，在監無能力賠償告訴人，告訴人楊惟琇已對被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求償，復考量被告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在監前從事自助餐工作及月薪約4萬元之工作狀況、無須扶養親屬之家庭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被告如原判決附表編號一至三所示宣告刑，已就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狀詳為斟酌，核屬在適法範圍內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其所為量刑並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背公平正義之精神，客觀上不生量刑過重過輕之裁量權濫用。　　　　　　　　㈢、被告雖以前詞提起上訴，然被告因詐欺、洗錢、偽造文書等案件，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605號判決處刑（共19罪）在案，另經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提起公訴、追加起訴，刻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審金訴字第3 340號及113年金訴字第2309號審理中，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見本院卷，第27至30頁），堪認被告法紀觀念淡薄，與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一再為詐欺與洗錢犯行，使為數甚多之被害人財產受損，難以追查犯罪所得流向，亦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原審就被告所犯3次加重詐欺取財罪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減刑後，復依各告訴人損失之金錢數額為不同量刑，既均在減刑後之法定刑範圍，難謂不當。其次，被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告訴人之財產損失，原審量刑基礎未有所變動。從而，上訴意旨所執理由尚不足以動搖原判決之量刑，認其上訴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謝承勳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8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陳文貴　　　　　　　　　　　　　　　　　　　　法　官　張宏任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于捷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9　　日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審訴字第2429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蘇家立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59 03、27965號），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裁定改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蘇家立犯如附表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已繳回犯罪所得新臺幣貳仟玖佰陸拾元沒收之。　　事實及理由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做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合先敘明。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第7行「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更正為「隱匿前開詐欺犯罪所得」；證據部分補充被告蘇家立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之自白外，其餘犯罪事實及證據均引用如附件所示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三、應適用之法律及科刑審酌事由㈠、新舊法比較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⒉本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8月2日生效施行。關於一般洗錢罪之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度，本次修正前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是修正後擴張洗錢之定義範圍。而被告如本判決附表所為，均係依「神鳥」指示提領款項，並將款項交付予詐欺集團成員，以繳回詐欺集團，則其將財物交付後，將無從追查財物之流向，使該詐欺所得財物之去向不明，客觀上已製造該詐欺犯罪所得金流斷點，達成隱匿犯罪所得之效果，妨礙該詐欺集團犯罪之偵查，本案無論修正前後均構成洗錢防制法第2條之洗錢行為甚明，此部分自毋庸為新舊法比較，合先敘明。　⒊同法修正前第14條第1項，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於本次修正後改列為第19條第1項，該項後段就洗錢財物或利益未達新臺幣（下同）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又同法第16條第2項規定，於前開修正後改列於第23條第3項，修正前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第23條第3項則規定：「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然因本案並無該條後段規定之情形自無庸就此部分為新舊法比較。是修正前第14條第1項依修正前第16條第2項減輕後，其最高度刑為6 年11月，而修正後第19條第1項後段依修正後第23條第3項前段減輕後，其最高度刑為4年11月，其修正後之最高度刑較修正前為輕。　⒋綜上，依綜合考量整體適用比較新舊法後，自以修正後新法有利於被告，經比較新舊法結果，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規定，整體適用修正後之上開規定。㈡、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新增減輕或免除其刑之規定，該減輕或免除規定刑法本身無規定且不相牴觸，故毋庸比較新舊法而得逕予適用，先予敘明。㈢、是核被告如本案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㈣、被告與「神鳥」、「神鳥」所指示收款之人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案上揭犯行，均具有相互利用之共同犯意，並各自分擔部分犯罪行為，故其等就前揭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㈤、被告本案上開行為間分別具有行為局部、重疊之同一性，應認所犯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數罪名，均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分別從一重依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㈥、被告如本判決附表所示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㈦、查本案偵查中司法警察雖漏未訊問被告是否坦承犯行，檢察官亦未傳喚被告，致被告未及自白，惟其對於其詐欺、洗錢犯行構成要件事實於警詢均已供述詳實，且其既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自白犯行，自不能僅因偵查中漏未訊問其是否認罪，而認其未於偵查中自白。又被告業已繳回全部犯罪所得，有本院收受訴訟款項通知1紙在卷可稽，爰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寬認合於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之減刑事由，而輕罪之減輕其刑事由若未形成處斷刑之外部性界限，自得將之移入刑法第 57條或第59條之科刑審酌事項內，列為是否酌量從輕量刑之考量因子（109年度台上字第393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案負責提領並轉交被害人款項之行為情節及被害人所受損害，兼衡被告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惟坦承目前在監無能力賠償被害人，告訴人楊惟琇業已對被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求償，其餘告訴人經本院傳喚均未到庭，亦未以書面表示意見，及被告合於前開輕罪之減刑事宜之量刑有利因子，並參酌被告自述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之前在家中自助餐工作，月薪約4萬元，無需扶養之人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儆。㈨、不予併科罰金之說明：　　按為符合罪刑相當及公平原則，為免倘併科輕罪之過重罰金刑產生評價過度而有過苛之情形，法院依刑法第55條但書規定，得適度審酌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裁量是否再併科輕罪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且充分而不過度（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977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就附表所示想像競合所犯輕罪即一般洗錢罪部分，有「應併科罰金」之規定，然本院審酌被告侵害法益之類型與程度、資力及因犯罪所保有之利益，以及對於刑罰儆戒作用等各情，在符合比例原則之範圍內，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已屬充分且並未較輕罪之法定最輕刑及併科罰金為低，爰裁量不再併科洗錢防制法之罰金刑，俾調和罪與刑，使之相稱，充分而不過度。㈩、不予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被告所犯數罪固合於合併定執行刑之要件，惟本案當事人仍可提起上訴，參以被告另涉多件詐欺等案件偵、審程序尚未終結，故認宜待被告所犯數罪均審結確定後，於執行時再由檢察官依法向該管法院聲請裁定應執行刑，以妥適保障被告定刑之聽審權，並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爰依最高法院11 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刑事裁定之意旨，不予定其應執行刑。四、沒收部分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刑法第38條之1第 1項前段定有明文。查被告於偵查中供稱其報酬為當天提領金額的2％（見113年度偵字第25903號卷第11頁，113年度偵字第27965號卷第12頁），因其本案實際提領金額為148,000 元，是本案其於113年5月22日之犯罪所得應為2,960元【計算式：148,000元×2％＝2,960）】，而被告已將前開犯罪所得繳回本院，業如前述，爰依前開規定沒收之。至如另案亦就被告同日犯罪所得諭知沒收而與本案所得重疊者，自應合併執行，附此敘明。㈡、而113年8月2日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考其立法意旨係為阻斷金流並避免經查獲之洗錢財物無法沒收。審酌本案被告尚非主謀，且已將洗錢財物轉交，既未查獲該洗錢財物，已無從於本案阻斷金流，如對被告已轉交之財物沒收，亦有過苛，同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沒收。　　　　　　　　　　　　　五、起訴意旨雖記載被告與「神鳥」共組詐欺集團等語，即認被告上揭犯行同時涉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l項後段之參與犯罪組織罪嫌。惟查被告於本案繫屬前，另案經同集團指示所涉加重詐欺、參與犯罪組織及洗錢等罪嫌，業經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4939號起訴，於113月 9月25日繫屬於臺灣雲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77號），有該案起訴書、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查。自無從將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割裂再另論一參與犯罪組織罪，此部分本應諭知公訴不受理。惟此部分與被告上開犯行，有想像競合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第23條第3項前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刑法第2條第1項後段、第11條前段、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第28條、第55條、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刑法施行法第1條之1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謝承勳提起公訴，檢察官李進榮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　　　　　　　　　刑事第二十庭　法　官　謝欣宓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黃傳穎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6 　　日附表編號犯罪事實罪名及宣告刑一起訴書附表一編號1、附表二編號1林玟瑩部分蘇家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二起訴書附表一編號2、附表二編號1劉耕豪部分蘇家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拾月。三起訴書附表一編號3、附表二編號2楊惟琇部分蘇家立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5903號　　　　　　　　　　　　　　　　　　113年度偵字第27965號　　被　　　告　蘇家立　　　　　　　　　　　　　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已經偵查終結，認應該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一、蘇家立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神鳥」之人共組詐欺集團，擔任提款車手，其等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詐欺集團成員以附表一所示方式詐欺林玟瑩、劉耕豪、楊惟琇，致其等均陷於錯誤，匯款至指定帳戶，蘇家立再於附表二所示時間、地點提款，再將款項交給不詳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二、案經林玟瑩、劉耕豪、楊惟琇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編號證　據　名　稱待　證　事　實 1 被告蘇家立於警詢之供述被告坦承上揭犯行。 2 證人即告訴人林玟瑩、劉耕豪、楊惟琇於警詢之證述告訴人3人遭詐欺集團以上開方式詐欺取財。 3 帳戶交易明細表、基本資料 ⑴告訴人遭詐欺而匯款至人頭帳戶。 ⑵人頭帳戶於附表二所示時間有提款紀錄。 4 ①監視器影片擷取圖片 ②和泰聯網股份有限公司叫車紀錄 ③手機條碼載具基本資料被告提款之過程。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113 年8月2日施行，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原第14 條第1項）後段就未達1億元洗錢行為之刑責由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是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對被告較為有利。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等罪嫌。被告與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行，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為共同正犯。被告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罪間，係一行為同時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又被告對告訴人3人所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犯意個別，行為互殊，請予以分論併罰。四、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0　　日　　　　　　　　　　　　　　　檢　察　官　謝承勳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9　　日　　　　　　　　　　　　　　　書　記　官　張家瑩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一編號被害人詐欺方式匯款時間匯款金額(新臺幣元) 人頭帳戶 1 林玟瑩(提告) 冒充旋轉拍賣、銀行客服，向被害人佯稱需依指示操作匯款以驗證金流服務云云 113年5月2日17時51分許 3108 郵局000-00000000000000 2 劉耕豪(提告) 在facebook刊登販賣商品訊息，佯裝販售，要求被害人匯款 113年5月2日18時許 5600 郵局000-00000000000000 3 楊惟琇(提告) 冒充賣貨便、銀行客服，向被害人佯稱需依指示操作匯款以驗證金流服務云云 113年5月22日17時58分、18時許 49985、49985 郵局000-00000000000000 附表二編號提款帳戶提款時間提款地點提款金額被害人 1 郵局000-00000000000000 113年5月2日18時9分許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文山木新郵局) 28000 林玟瑩、劉耕豪 2 郵局000-00000000000000 113年5月22日18時9分至10分許臺北市○○區○○○路0段000號(文山景美郵局) 60000、60000 楊惟琇

2025-03-18

TPHM-114-上訴-402-20250318-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324號上訴人即被告周柏偉陳伯宇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02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5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周柏偉、陳伯宇刑之部分均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周柏偉、陳伯宇各處如附表三編號1至4「主文欄」所示之刑。　　理　由一、本件被告周柏偉、陳伯宇均僅就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有本院準備程序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6-157頁)，是本件審理範圍，自僅限於被告上訴部分。二、被告陳伯宇上訴意旨略以：我已經與全部被害人和解了，犯後已深感懊悔而彌補被害人所受之損害，請再從輕量刑等語。被告周柏偉上訴意旨則略以：我坦承犯罪，想盡力與被害人和解，而且已與被害人徐雨瑄達成和解，犯後態度良好，請從輕量刑等語。三、被告周柏偉提起上訴後，已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是其所犯各罪，均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之適用，但因所犯數罪，應依想像競合犯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罪處斷，仍應列為刑法第57條科刑時之考量審酌因子。又被告周柏偉、陳伯宇於本院審理中，亦均與附表三編號4所示之被害人達成和解，有本院113年度附民字第2410 號和解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51頁)。再共同正犯間固非必須科以同一之刑，但個案裁量權之行使，仍應受比例原則及平等原則之拘束，俾符合罪刑相當，使罰當其罪，輕重得宜。如共同正犯間之量刑輕重相差懸殊，於公平原則有悖，當非持法之平，即難謂為適法。本件被告周柏偉所犯如附表編號1-4部分，均經本院量處如附表各編號主文欄所示之刑( 如下述)，與共犯陳伯宇所犯如附表編號1-4部分量處之刑相較，量刑輕重顯然相差懸殊，依上所述，與共犯刑罰公平原則亦有相違，原審判決均未及審酌，自應就被告二人上訴之刑部分，均撤銷改判。四、爰以被告周柏偉、陳伯宇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二人在現今詐欺犯罪危害民眾甚鉅，為政府嚴加查緝，卻仍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施詐之犯罪動機、目的，所為嚴重損害財產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破壞人際間之信任關係，並製造金流斷點，隱匿本案詐欺所得之去向、所在，逃避國家追訴處罰之犯罪手段，所為復分別造成如原審判決附表一編號1至4所示被害人受有損害之程度。再兼衡被告陳伯宇均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被告周柏偉與附表三編號4之被害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被告周柏偉、陳柏宇均有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被告陳伯宇併有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1項後段從輕量刑的參考因子，暨被告二人有如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素行，被告周柏偉自述國中畢業的智識程度、目前從事機場接送工作，未婚，無需扶養任何人之家庭經濟狀況；被告陳伯宇自述高中肄業的智識程度、目前待業中，未婚，無需扶養任何人之家庭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周柏偉、陳伯宇刑之上訴部分，分別量處如附表三編號1至4所示之刑，較為適當。五、被告2人均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未到庭，爰不待其到庭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71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秉錡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附表三：編號告訴人/被害人受損金額（新臺幣）主文欄 1 告訴人陳宛莛 3萬2,000元周柏偉處有期徒刑壹年伍月。陳伯宇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告訴人戴嘉儀 2,000元周柏偉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陳伯宇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3 告訴人吳珮珊 9萬元周柏偉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陳伯宇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4 被害人徐雨瑄 7萬4,000元周柏偉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陳伯宇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2025-03-12

TPHM-113-上訴-5324-202503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266號上訴人即被告丁嘉威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98號、第640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2699號及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3年度偵字第1761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均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各處有期徒刑陸月。　　理　由一、本件被告僅就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有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0-81頁)，是本件審理範圍，自僅限於被告上訴有關刑之部分。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都坦承犯行，也有跟被害人和解，都有按期給付，顯見惡性並非重大，犯後也提供詐騙集團同夥資料給員警作為查緝之用，又本件犯罪獲利不多，除另案判決外，先前也沒有前科，現在也有正當工作，請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刑、從輕量刑並宣告緩刑等語。二、原審因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惟查：按犯罪若有情輕法重之情形者，裁判時本有刑法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司法院釋字第263 號解釋意旨參照）。從而其「情輕法重」者，縱非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惟經參酌該號解釋並考量其犯罪情狀及結果，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減其刑，應無悖於社會防衛之刑法機能（最高法院81年度台上字第86 5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被告所犯各罪均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且犯罪所得各僅新臺幣2千元，而被告犯後已於原審與被害人達成和解賠償，迄今均有按期給付，亦有被告庭呈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免填單憑條影本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1-101頁)，犯後在另案也有提供詐騙集團同夥資料給員警作為查緝之用，並繳交犯罪所得，亦足徵被告確實有積極改過向善之真誠反省，依首揭說明，足信被告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爰就所犯各罪，均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被告及其原審辯護人於原審審理時業已主張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 原審訴598卷第104-105頁)，詎原審判決疏未審酌並於判決理由內論斷，非無違誤，仍應就被告上訴之刑部分，均撤銷改判。三、爰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己身之力，透過正當途徑賺取所需，自述因欲多賺取報酬孝敬母親，承擔照顧家庭之責，而加入詐欺集團為本件各次犯行之犯罪動機、目的及原審判決事實欄認定之犯罪手段，所為助長詐騙風氣，並導致被害人受有損害之程度。再考量被告並非擔任本案詐欺集團內之核心角色，且犯後終能坦承犯行並均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且均有按期履行，犯後在另案也有提供詐騙集團同夥資料給員警作為查緝之用，且與被害人和解給付之金額已超過犯罪所得之犯後態度，暨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如上訴意旨狀所舉已有正當工作及家庭生活與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各罪之刑部分，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以勵早日自新。查被告尚有其他案件在審理中，此據被告供明在卷，從而本案宜俟確定後，再由檢察官聲請為適當，爰不定其應執行刑。四、按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或前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執行完畢或赦免後，五年以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而受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始得宣告二年以上五年以下之緩刑，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款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所犯各罪，雖均量處有期徒刑六月，但被告曾因故意犯罪，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13年度審訴字第133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十月，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顯然並不符合法定得予宣告緩刑之要件。本院於審理時亦已告知被告此部分之法律適用，賦予被告防禦權之行使，被告仍執意上訴請求減刑再宣告緩刑，顯與上開法文之規定不合，自無從宣告緩刑，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郭宣佑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2025-03-12

TPHM-114-上訴-266-20250312-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11號上訴人即被告許清舜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786號，中華民國113年12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調院偵字第12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許清舜、劉朝輝（被訴傷害罪嫌，另經檢察官為不起訴處分）與侯貴彩、林家楹，於民國112年12月15日5時許，在址設基隆市○○區○○路0號7樓之○○○小吃店內，因故發生口角衝突。詎許清舜竟基於傷害之犯意，持酒瓶毆打林家楹頭部，致林家楹受有頭皮開放性傷口、頭部挫傷之傷害。二、案經林家楹訴由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報告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訊據被告固坦認確有於上開時地，與侯貴彩有口角衝突，侯貴彩拿杯子丟伊，伊亦拿起酒瓶等情，但矢口否認犯行，辯稱：我沒有拿酒瓶毆打告訴人林家楹頭部，林家楹的頭部傷口是因為林家楹自己翻桌去撞到桌腳云云。惟查：　㈠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被告原本正在與侯貴彩吵架，我介於他們之間擋架，後來被告衝過來，我翻桌想擋住他，被告就持酒瓶打我的頭，造成我受有驗傷單所載的頭皮開放性傷口、頭部挫傷之傷害等語。而證人侯貴彩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被告當時拿酒瓶想攻擊我，過程中告訴人有翻桌，翻桌後被告就拿酒瓶打告訴人的頭，當場頭就流血了等語。互核告訴人及證人侯貴彩前揭證述內容，大致相符，自堪信為真實。　㈡證人即○○○小吃店之負責人吳綉雲於警詢時證稱：我聽到包廂內發生爭吵，開包廂門發現有1名女子頭部流血，因此報警等語。而觀諸卷附告訴人提出之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診斷證明書（見113年度偵字第3504號卷第47頁）之記載，可知告訴人於案發後隨即（112年12月15日5時45分）至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急診就診，且經該醫院之醫師診斷後，認定其傷勢為「頭皮開放性傷口、頭部挫傷」，足見告訴人就診時，確受有前揭傷害。而本案無利害關係之證人吳綉雲已證稱案發當下有女子頭部流血，復考量醫師為告訴人診療之時點，與案發時點密接，可見告訴人第一時間即保全受被告攻擊成傷之證據，且成年男性若持酒瓶攻擊他人頭部，確足以成傷，並參諸醫生診斷出之傷勢情形，核與前揭告訴人及證人侯貴彩所證述，告訴人遭被告攻擊之方式、位置相符，已勘認定告訴人所受之傷害，確係被告拿酒瓶打告訴人的頭所致無訛。　㈢被告上訴意旨雖辯稱，應該是告訴人翻桌自己撞到桌角頭部才受傷云云。然查，證人阮氏秋莊於原審審理時證稱：我當時在場看到被告正在跟別人爭吵，被告叫告訴人他們離開，一轉頭就看到告訴人翻桌子，被告生氣拿酒瓶要打告訴人，我有抓住被告叫他不要這樣…，我把被告帶走後，告訴人說她流很多血云云，顯見證人阮氏秋莊亦親眼看到被告生氣拿酒瓶要打告訴人，亦與上開告訴人及證人侯貴彩所證述大致相符。是被告辯稱，是告訴人翻桌自己撞到桌角才流血云云，顯係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至證人吳綉雲雖證稱衝突發生後至包廂查看，見到女子頭部流血，但身處案發現場之阮氏秋莊卻稱未見告訴人流血，顯有袒護被告之嫌，亦與告訴人及證人侯貴彩所證述不符，此部分自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㈣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請求調閱原審開庭時有帶酒瓶到場之錄影紀錄，用以證明沒有拿酒瓶打告訴人，酒瓶是扁平的、厚的，打下去的傷口為何是直的，打下去傷口應該是腫的、一大片，是被桌腳撞到的，以及請求測謊證明所辯不是說謊云云，經核均顯無必要。　㈤綜上證據及理由所述，被告上訴意旨所辯，均無理由，所犯事證明確，洵堪認定，自應依法論科。二、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至被告本案所使用之酒瓶並未扣案，且為日常生活中易於取得，倘予沒收或追徵，對沒收制度欲達成或附隨之社會防衛無何助益，欠缺刑法上重要性，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三、原審判決同此認定，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堪予認定，依法論罪科刑，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再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酒間未思以和平方式理性溝通解決糾紛，反以上開方式傷害告訴人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所為造成告訴人受有傷害之程度；再兼衡被告犯後迄今仍未能尋求與告訴人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損害之犯後態度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素行，暨自述學歷為國中畢業，從事餐飲業，月收新臺幣10幾萬元，已婚，有2名成年子女，家境小康等一切情狀，亦堪認原審判決就被告所犯情節，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亦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否認犯行，並無理由，自應予以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蕭詠勵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3-12

TPHM-114-上易-111-20250312-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355號上訴人即被告黃雋逸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564號、第740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9322號、第27445 號，追加起訴案號：同署113年度偵字第29786號、第30099號，及移送併辦案號：同署113年度偵字第29785號、第29786號、356 5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黃雋逸（原名：黃顯威、黃憲桐）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分別基於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詐欺取財，或詐欺取財之犯意，各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對附表所示之各該告訴人施用附表所示之詐術(附表編號1至3之手段包含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之方式)，致各該告訴人因而陷於錯誤，分別將財物交付黃雋逸如附表所示。　　理　由一、訊據被告固坦承有與附表編號1-5 的人分別在網際網路交易、或一般的交易，各該告訴人也有匯款、金額是正確的。但矢口否認有何詐欺之犯行，辯稱：我沒有不出貨，因為我們是3D列印客製化，有時候會有瑕疵，有各種延遲的原因，我有告知消費者延遲的原因，對方可能因為現在網路詐騙太多，他們一害怕就去提起詐欺，做生意產生的紛爭可能我不夠積極處理，我沒有詐欺他們的意思云云。惟查：　㈠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自白承認犯罪，希望能跟被害人和解，請求從輕量刑(原審訴564卷第112頁)，於原審審理中並陳述歷次供述，以在原審法院承認為準(原審訴564卷第129頁)，確認承認檢察官起訴、移送併辦、追加起訴之犯罪事實及罪名等語(原審訴564卷第129-130頁)，而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也坦承在原審之供述，皆如實陳述，有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89頁)，可見被告先前之自白，係出於自由意思，且與下述之證據及事實相符。⒈證人即告訴人陳建洲於警詢時證稱：於112年12月間，在臉書「模物控」之社團內，見暱稱「黃吉米」之被告透過網際網路向公眾兜售模型，就向被告下單訂購鋼彈模型並商定交易，告訴人因而陷於被告會如期交貨之錯誤，依被告指示於112年12月27日晚上8時35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萬7千元至證人蔡涵甯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詎被告竟不出貨又藉詞拖延並置之不理(偵19322 卷第192-1 95頁）。⒉證人即告訴人林柏樺於警詢及偵訊時證稱：於111 年12月間，在臉書「模物控」之社團內，見暱稱「黃吉米」之被告透過網際網路向公眾兜售模型，就向被告下單訂購小小兵玩具模型並商定交易，因陷於被告會如期交貨之錯誤，依被告指示於112年2月7日下午2時37分許，匯款2萬元至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詎被告卻不出貨又藉詞拖延並置之不理(偵19322卷第95-96、327 -329頁)。⒊告訴人即告訴人張仕翰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略以：112年11月14日在臉書「模物控」之社團內，見暱稱「黃吉米」之被告透過網際網路向公眾兜售模型，向被告下單訂購鋼彈模型因而陷於被告會如期交貨之錯誤，依被告指示於 112年11月14日晚上11時34分許、11時55分許，各匯款8千元、2萬元至證人廖佳宸所申辦之振圻有限公司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詎被告竟不出貨又藉詞拖延置之不理等語(偵19322 卷第127-130、327-329頁)。⒋證人即告訴人李建輝於警詢及偵查中證稱略以：於112年9月間某時，被告向依佯購價值7萬2千5百元之LG冰箱並留下「黃寯逸」之假名並僅給付3萬2百元，告訴人因陷於被告會全額付款之錯誤，並於112年9月13日將該冰箱出貨至被告所指定之桃園市○○區○○路0段0巷00弄00號，詎被告遲未支付尾款4萬2千 3百元，且經催促仍置之不理，之後告訴人始取回該冰箱等語(偵19322卷第69-70、327-329頁；偵35659卷第11-12頁) 。⒌證人即告訴人李政熙於警詢證稱略以：伊透過房仲介紹，於113年1月29日向暱稱「黃吉米」之被告訂購五條悟公仔，被告佯稱要訂做公仔，需先給付5萬元訂金，因陷於被告會如期交貨之錯誤，而於113年1月29日晚上9時40分許，在桃園市○○區○○街00號交付5萬元現金及價值1千5百元之公仔樣本給被告，詎被告之後設詞拖延遲不出貨等語(偵30099卷第19-21頁)。　㈡上開告訴人及證人之證述，除與首揭被告之自白供述相符外，復有新竹第二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證明書、刑案現場照片（偵19322卷第17-23、37-46頁）、告訴人李建輝、林柏樺提出之銷貨單、對話記錄、交易明細（偵 19322卷第79-85、99-110、337、353-425頁）、告訴人李建輝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偵35659卷第13-16頁）、被害人張仕翰、陳建洲提出之對話記錄、匯款記錄（113偵19322 號卷第149-176、197-217、427-503頁）、告訴人李政熹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對話記錄（偵30099號卷25-31頁）等證據在卷可以佐憑，足認上開告訴人及證人所證述之情節，確係屬實。　㈢被告上訴意旨雖辯稱：本案只是買賣糾紛並沒有詐欺，也有跟對方達成和解，該退款的我也有退款，因為是做3D列印客製化，有時候會有瑕疵，有各種延遲的原因，也有告知消費者延遲的原因，對方可能因為現在網路詐騙太多害怕就去提告詐欺，是做生意產生的紛爭可能不夠積極處理，沒有詐欺他們的意思云云。惟本件果若係商品瑕疵之交易糾紛，被告當可即時與上開被害人聯繫積極處理，然被告卻捨此不為，顯見被告並無與各該被害人真實履行交易之意思。再者，被告果若沒有詐欺之意思，則大可使用真實之姓名資料與各該被害人進行交易，又何須以「黃吉米」之暱稱與各該被害人交易，又分別使用證人蔡涵甯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證人廖佳宸所申辦之振圻有限公司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甚與被害人李建輝交易時還留下「黃寯逸」之假名，並於收受被害人李政熙交付之5萬元現金及價值1千5百元之公仔樣本後，竟不訂作出貨，且上述一連貫之行為，都是在相近之時間內所為，顯見被告主觀上有反覆實行詐欺犯罪之犯意無訛。被告上訴意旨所辯，無非事後卸責之詞，並無理由。　㈣綜上證據及理由，本件被告所犯各罪事證均屬明確，自應依法論科。二、核被告所為，就附表編號1至3，均係犯刑法第339之4條第1 項第3款之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就附表編號4至5，均係犯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所犯上開犯行，被害人不同、行為互殊，顯係犯意各別之數罪，自應分論併罰之。三、刑法第59條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其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有無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等），以為判斷，期使量刑之斟酌，符合比例原則。又本件係屬被告為自己利益上訴之案件，原審判決以被告所犯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之各罪(附表編號1至3)而言，被告行為之不法利益非高，手段尚屬和平，被告事後且已盡力彌補所犯(下詳)；依被告於偵查中及原審所提出之資料(例如偵字19322號卷第277至303頁)，被告事後確有補正作為，並衡酌原審公訴檢察官及有到庭之告訴人意見等情，認有情輕法重之憾，而均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應予以維持。四、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定有明文。本件被告在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否認犯罪，縱與被害人和解賠償損害，亦不符合上開減刑之規定。是被告上訴意旨請求就附表編號1至3部分減刑，並無理由。五、檢察官移送併辦部分，與本案起訴經審認被告有罪之犯罪事實具裁判上一罪關係，本院自得併予審理。至被告上訴意旨請求與另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04號、113年度易字第878號案合併審判。經查被告於原審坦承犯罪，上訴本院後否認犯罪，且上開案件有罪部分被告亦否認犯罪，有該案判決書在卷可稽，是被告上訴意旨謂合併審判，避免受過重刑罰、爭取緩刑云云，均核無必要，附此敘明。六、爰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圖自己不法所有利益之犯罪動機、目的及附表所載之犯罪手段，分別對各該被害人施以如附表所示之詐術，致各該被害人因此陷於錯誤而先後給付如附表所示之財物後，被告即採取拖延、置之不理，使各該被害人因此受有如附表所示財產上之損害，然已對告訴人陳建洲、張仕翰、李建輝、李政熹為全額賠償或以部分賠償部分出貨之方式進行補償，原本不願和解之告訴人林柏樺亦接受和解並已獲被告賠付完畢，有各該匯款資料、照片、被告所提上開資料、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及原審公務電話紀錄、和解書等件附卷可稽(如告訴人陳建洲於偵查中已表明有收到被告全額還款，不追究被告，見偵29786卷第2 65頁)，整體可認被告確已積極彌補本案全部所犯之態度。末兼衡各該被害人於原審所表示之不同量刑意見，被告所自述之智識程度、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素行、經濟能力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亦堪認原審判決就被告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附表編號1至5之「主文」欄所示之刑，並就得易科罰金部分，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本案不得易科罰金部分之宣告刑，仍得易服社會勞動)，應屬適當。被告上訴意旨認犯後已符合修復式司法積極填補被害人損害，請求從輕量刑，亦無理由。七、就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法院裁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依上開前案紀錄表所顯示被告另涉案件之偵查、審理情形，本院認本案有不適合定刑之情，爰亦不就上開宣告刑定刑。八、被告於原審坦承犯罪，獲得輕判後再藉詞翻供提起上訴否認犯罪，顯見被告犯後並無悔意，只是意圖獲得輕判而已，且被告亦有上開另案有罪判決，從而本件所犯各罪，顯不符合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緩刑要件。是被告上訴意旨認已與全部被害人和解或被害人已不再追究，請求宣告緩刑或附條件之緩刑，並無理由，亦應併予駁回。　　九、被告已對各該告訴人均賠償完畢，有如前述，若再宣告沒收，即屬過苛，爰不宣告犯罪所得之沒收。再沒收適用裁判時法，毋庸為新舊法比較。犯詐欺犯罪，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為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定有明文，於本案自有適用，而關於沒收之事項(如估算條款、過苛調解條款、沒收宣告之效力)，該條例若無明文規定者，仍應回歸適用刑法相關規定。準此，扣案之SAMSUNG牌S23 ULTRA手機1具(扣押物品目錄表見偵19 322卷第21頁)，係被告所有供本案犯罪聯絡所用，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時供承在卷，且該手機內確實存有被告關於本案事宜之照片(同卷第37-47頁)，參酌被告於偵查中所供述之犯罪過程，該手機應宣告沒收。至於被告所稱，若要處理善後，需要該手機內所留存之客戶資料等語，執行檢察官應可以適當方式將該手機提供給被告觀覽、拍照、讓被告複製此等客戶資料或筆記，再收回該手機，以兼顧被告上開正當需求及沒收本旨，併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淑瑗提起公訴、追加起訴、移送併辦，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詐欺取財罪部分不得上訴。其餘部分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編號告訴人被告詐欺之方式被告詐得財物之方式、時間及金額主文 1 陳建洲於112年12月間，左列告訴人在臉書「模物控」之社團內，見暱稱「黃吉米」之被告透過網際網路向公眾兜售模型，就向被告下單訂購鋼彈模型並商定交易，左列告訴人因而陷於被告會如期交貨之錯誤，依被告指示匯款如右。嗣被告不出貨，又藉詞拖延，最後置之不理。左列告訴人於112年12月27日晚上8時35分許，匯款新臺幣(下同)1萬7千元至證人蔡涵甯所申辦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黃雋逸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6月。 2 林柏樺於111年12月間，左列告訴人在臉書「模物控」之社團內，見暱稱「黃吉米」之被告透過網際網路向公眾兜售模型，就向被告下單訂購小小兵玩具模型並商定交易，左列告訴人因陷於被告會如期交貨之錯誤，依被告指示匯款如右。嗣被告不出貨又藉詞拖延，最後置之不理。左列告訴人於112年2月7日下午2時37分許，匯款2萬元至被告之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黃雋逸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6月。 3 張仕翰 112年11月14日，左列告訴人在臉書「模物控」之社團內，見暱稱「黃吉米」之被告透過網際網路向公眾兜售模型，向被告下單訂購鋼彈模型並商定，左列告訴人因陷於被告會如期交貨之錯誤，依被告指示匯款如右。嗣被告不出貨又藉詞拖延，最後置之不理。左列告訴人於112年11月14日晚上11時34分許、11時55分許，各匯款8千元、2萬元至證人廖佳宸所申辦之振圻有限公司聯邦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黃雋逸以網際網路對公眾散布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6月。 4 李建輝被告於112年9月間某時，向左列告訴人佯購價值7萬2千5百元之LG冰箱、留下「黃寯逸」之假名並僅給付3萬2百元，左列告訴人因陷於被告會全額付款之錯誤，將該冰箱交付被告如右，惟被告遲未支付尾款4萬2千3百元，且經催促仍置之不理。左列告訴人之後有取回該冰箱。 112年9月13日，左列告訴人將該冰箱出貨至被告所指定地點即被告當時居住之桃園市○○區○○路0段0巷00弄00號。黃雋逸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5 李政熹左列告訴人透過房仲介紹，於113年1月29日，向暱稱「黃吉米」之被告訂購五條悟公仔，被告佯稱要訂做公仔，需先給付5萬元訂金，左列告訴人因陷於被告會如期交貨之錯誤，交付右列財物給被告，惟被告之後設詞拖延，遲不出貨。於113年1月29日晚上9時40分許在桃園市○○區○○街00號，左列告訴人交付5萬元現金及價值1千5百元之公仔樣本給被告。黃雋逸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千元折算1日。

2025-03-12

TPHM-114-上訴-355-20250312-1

台上

最高法院

妨害性自主等罪

最高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台上字第4920號上訴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鄧定強被告凃○堯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性自主等罪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24日第二審判決（111年度侵上訴字第242號，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6年度偵字第20700、270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判決關於凃○堯被訴對於代號0000-000000B加重強制性交、加重強制猥褻部分均撤銷，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其他上訴駁回。理由壹、撤銷(即原判決關於被告被訴加重強制性交、猥褻B女)部分一、本件原判決此部分以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凃○堯為○○市○○區○ ○路○○號○○安親班之負責人兼老師，代號0000-000000B（000 0-000000）號女童（民國00年0月生，名籍詳卷，下稱B女）為該安親班之學生。被告明知B女為未滿14歲之人，竟基於對未滿14歲者強制性交及強制猥褻之犯意，於B女就讀小學一年級起至106年4月19日止之期間，在上開安親班教室內，違反B女意願，將手伸入B女內褲，以手指觸摸外陰部及以手指插入陰道之方式，對B女為強制猥褻及強制性交，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強制性交及第224條之 1、第224條之加重強制猥褻罪嫌等語。惟經審理結果，以：㈠證人即被害人B女於第一審之證詞及其於審判外向其母（名籍詳卷，下稱A母）示範被告對其所為之錄影檔案內容，關於被告碰觸私密處之時、地，碰觸部位與方式，當時有無第三人在場，犯行次數與頻律、被害時是否有疼痛之感受等節或相歧異，或不合常情而有瑕疵；㈡B女於第一審所證與審判外對A母陳述之錄影檔案，經鑑定人即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趙○珊副教授鑑定後，認B女有中度智能障礙，易受暗示，於審判外對A母揭露之細節有多種解讀方式，所證有遭A母誘導、嚴重污染之高度可能性；㈢被告書立卷附自白書時口頭仍否認犯行，其所立之自白書或係迫於A母壓力所為；被告固對B女下跪道歉，惟下跪時亦未承認被訴犯行，下跪之具體原因理由尚屬未明，無從為不利被告之認定；㈣A母所證B 女遭被告「摳屁屁」係自B女聽聞而來，係累積證據而不具補強證據適格性；A母、證人即B女之鋼琴老師范○琪、職能治療師黃○霈、家教老師廖○雅（上3人名字詳卷）觀察所見B 女所為與性有關脫序之行為，或僅係不適切之異常舉動，或係B女之異常情緒反應，且因B女並無任何精神科疾病（包括憂鬱症、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尚難認係遭被告性侵害所致；證人即B女特教老師王○梓（名字詳卷）所證B女向其訴說被害經過，關於是否有疼痛感乙情與B女向A母所述不符、證人即B女之安親班老師楊○顰（名字詳卷）轉述B女陳述之被害經過，與B女陳述具同一性而為累積證據，前揭事證均不能補強B女之指證，因認上開公訴意旨所指被告犯行不能證明，因而撤銷第一審此部分之科刑判決，改判諭知其無罪，固非無見。二、惟審理事實之法院對被告有利、不利之證據，應一律注意，詳為調查，綜合全案證據資料，本於經驗法則以定其取捨，並將取捨證據及得心證之理由於判決內詳為說明，且不得將各項證據予以割裂，分別單獨觀察判斷，否則即有適用證據法則不當之違法。再者，證人陳述之證言組合，其中屬於轉述其聽聞自被害人陳述被害經過者，固屬於與被害人之陳述具同一性之累積證據，而不具補強證據之適格；但依其陳述內容，茍係以之供為證明被害人之心理狀態，或用以證明被害人之認知，或以之證明對聽聞被害人所造成之影響者，由於該證人之陳述本身並非用來證明其轉述之內容是否真實，而是作為情況、間接證據，以之推論被害人陳述當時之心理或認知，或是供為證明對該被害人所產生之影響，實已等同證人陳述其當時所目睹被害人之情況，與待證事實之間有關連性，自屬適格之補強證據。又間接證據倘足以合理推論待證事實之存在或不存在，並非不得用以補強直接證據之真實性，是斟酌直接證據之證明力時，對於待證事實存在或不存在之情況證據，不能置而不論，而應適用嚴格證明法則，綜合相關事證為整體觀察，以判斷事實。卷查：　㈠依原判決認定之事實，本案之揭露及A母提起本件性侵害告訴之經過，係A母於106年4月19日為B女洗澡時，聽聞B女稱「凃老師摳屁屁」，A母與B女之父（名籍詳卷，下稱A父）因而於同年4月24日至被告任職之安親班了解狀況，被告遂於同日書寫自白書1份（下稱106年4月24日自白書）交付A母與 A父，A母並在106年4月26日下午帶B女至欣幼婦產科診所驗傷（檢查結果為處女膜不完整、多處損傷）。另B女之妹妹A 女（名籍詳卷）因閱覽106年4月24日自白書後要求自己之姓名亦應列上，表示亦遭被告碰觸身體，A母乃於106年4月26 日晚間偕同A父再前往安親班質問被告，被告原不願撰寫自白書，然嗣仍再撰寫另份自白書（下稱106年4月26日自白書），惟否認犯行，又因與A父、A母發生爭執，A父乃報警由員警到場並同至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海山分局江翠派出所(下稱派出所)協調，嗣被告表示願對女童道歉，A父即將A女、B 女載至派出所，被告當場向2女童下跪稱「對不起」，嗣A母於106年5月5日帶A女前往派出所報案、於同年月11日帶B女至警局報案，對被告提出妨害性自主告訴(見原判決第5頁第 12行至第6頁第21行)。果若無訛，卷附被告撰寫之自白書，除原判決已依憑勘驗被告撰寫當時部分經過之錄音檔案，而論斷其證據能力之106年4月26日自白書外，尚有A父、A母初發覺被告犯行嫌疑，被告所撰載：「本人凃○堯因對B女做出性猥褻的行為，深深感到對不起小孩以及家長，誠懇希望此後能深刻反醒（省），並且不再與A女、B女有任何接觸，包括見面，懇請父母的原諒」等語之106年4月24日自白書，被告撰寫該紙自白書之情狀，在場之人即A父、A母及證人張○ 晴(名字詳卷，即田老師)分據偵、審傳訊調查(見他3071卷第49至50頁、偵20700卷第29至31頁、偵21636不公開卷第56 至58頁、第一審卷㈤第132至136頁、第138至142頁、第149至 156頁)，然該紙自白書得否作為認定事實之證據，卻未據原判決予以評價、論敘，已有理由不備及調查未盡之違法。另被告在派出所對B女下跪表示：「對不起，是我不對」，有卷附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勘驗報告可稽(見偵21636不公開卷第75頁)，當時被告與A父、A母何以至派出所、兩方爭執重點與下跪前之情形，並據證人陳○昇證稱：被告在派出所有向A母女下跪認錯，A母說她女兒在洗澡時說被老師猥褻，所以去補習班跟老師理論，才有這起糾紛，他們回派出所時有講到搶自白書的事，被告說自白書是A母他們叫他寫的，現場被告一直低頭不語，後來A母就問被告是否願意跟她女兒道歉，A女與B女一到現場（被告）就突然跪下去(見第一審卷㈠第390至391頁)。果若無訛，被告與B女為師生關係，倘遭A父、A母誣指其對B女性侵害，復受脅迫而撰寫自白書，嗣因欲搶回該自白書之糾紛經警帶回派出所處理，其既已受公權力保護，於受此誣指冤屈，何以反而違常對到場之B女下跪、道歉？原判決未予究明，逕以不能認定被告下跪之具體原因與理由，罔顧上揭勘驗報告及陳璟昇之證詞，即為有利被告之論斷，亦有已調查之證據未予釐清之違法。　　㈡B女固於審判外曾由A母詢問、示範被告對其所為，並於第一審作證，惟B女係00年0月生，因發展遲緩，於就讀幼稚園大班（5歲9月）時經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評估為中度智能不足，嗣因本案至衛生福利部八里療養院（下稱八里療養院）鑑定其智能發展落在中度智能不足，分別有臺大醫院兒童發展聯合評估中心綜合報告書、八里療養院106年9月14日八療一般字第0000000000號函附早期鑑定報告書可參（見偵20700卷第117至135頁）。B女於案發時不僅年幼心智發展未臻成熟，亦因智能發展障礙，致理解、記憶、表達能力受限，且易受暗示誘導，依卷附第一審法院囑託國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趙○珊副教授出具之鑑定報告，B 女前揭審判外、審判時之證述可能受到A母不適當之詢問方式，及以B女遭受性侵害為前提所為之輔導治療所污染，因而無從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然縱除去B女審判時及審判外之證述，A母已證稱伊於106年4月19日替B女洗澡時，聽聞B女摀陰部並稱「凃老師摳屁屁」，初以為係指「田老師」，又 B女曾於同年月22日主動示範何謂「摳屁屁」，即著短褲側身從內褲邊緣伸手進去在陰道與陰蒂間手指攪動，且伊於10 6年4月19日前半年即曾見聞B女以手伸入摸自己的下體之脫序行為等語(見他3071卷第21至23頁、第51頁、第一審卷㈣第 467至468頁)，凡此見聞均在A母積極詢問B女被告犯行如何並為錄影，致可能誘導、污染B女之前，尚非轉述其聽聞B女陳述之被害經過，而係與B女之心理狀態、認知、B女因此所受之影響有關連性之情況證據，核與B女就被害經過之轉述不具同一性，原判決遽認前揭證據均為累積證據，不具補強證據適格，亦有違誤。　㈢證人即B女之鋼琴老師范○琪、職能治療師黃○霈、家教老師廖 ○雅觀察所見B女自105年12月起即有出現情緒、舉止異常等行為，且該等異常行為諸如「掀衣」、「脫褲」、「撩裙」、「抓摸自己下體」、「命老師將腳張開」、「跨坐在老師髖骨上」等與「性」相關而超逾其身心發展之異常舉止（見偵20700卷第59至61頁、第一審卷㈤第63至76頁），其等見聞時間既均於本案遭揭發前，或A母積極詢問B女被告犯行如何並為錄影，致可能誘導、污染B女之前，論理上均有別於轉述B女所述之被害經過，與待證事實亦非不具關連性。而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固函覆：「無法充分確診B女是否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卷附八里療養院函覆之B女早期鑑定報告書亦載稱：「無任何精神科疾病診斷(包括憂鬱症、焦慮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等)」(分見第一審卷㈣第273頁、卷㈤第261頁)，惟B女中度智能不足，相較於一般兒童，或不瞭解某些身體部位是私密的，碰觸該部位是不恰當的，就不適切之與性有關舉動之社會意義理解有限，更常出現不適切的身體接觸或不適切之與性有關之行為(Inappropriate sexual behavior)，縱遭碰觸私密部位，就該事件之理解亦未必與一般兒童相當，縱得診斷是否罹有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其診斷標準亦不相同(見第一審卷㈤第 260頁鑑定證人黃○群<名字詳卷>所證，及第一審卷㈣第142頁趙○珊副教授鑑定報告)，是未必得以B女未經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即排除其他不利事證。鑑定人趙○珊副教授出具之鑑定報告亦指出：依其鑑定所據資料，無從判斷B女對A母所示範之自我碰觸行為是否發展障礙導致之不適切身體碰觸，僅得依A母不適切之問題據以判斷B女審判外對A母示範被告犯行之影片檔案已受誘導(見第一審卷㈣第137、143頁，第28 1至285頁)。則前揭B女異常舉動究純係發展障礙導致之不適切身體碰觸，或與被告犯行有關，此既涉專業判斷，原判決逕以B女未經確診創傷後壓力症候群為由，即予排除前揭不利證據與待證事實之關連性，亦嫌率斷。　㈣原判決關於前揭A母於本案發覺前，見聞B女伸手入褲摸自己下體之異常舉動、B女於洗澡時，未經A母誘導主動示範所指「摳屁屁」之動作、A父與A母進而質問被告，始發覺本案，以及被告於106年4月24日書立之自白書、被告於派出所內向有師生關係之B女下跪道歉之違常舉動、A母及B女之鋼琴老師范○琪、職能治療師黃○霈、家教老師廖○雅於本案發覺前觀察所見B女與性有關之脫序行為及相關異常情緒反應，暨卷附106年4月26日全民健康保險欣幼婦產科診所轉診單就B 女之處女膜檢查結果係：「處女膜多處損傷」，A母並證稱醫師檢查後曾表示：「這個年紀處女膜不會這樣，陰道不會這麼裸露出來」等語(見偵21636不公開卷第47頁、他3071卷第31頁)之事證，或認欠缺補強證據適格性，或認與待證事實無關連性，或逕置而未論其證明力，亦未與其他事證綜合評價論斷，並說明取捨之理由，即將上揭不利被告之事證予以割裂，單依其他事證逕認不足以證明被告徒手猥褻B女性器官及性交之犯行，殊嫌速斷，並有理由欠備之違法，其採證認事職權之行使，難謂適法。三、以上或為檢察官上訴意旨所指摘，或為本院得依職權調查之事項，且影響於事實之確定，本院無可據以為裁判，應認原判決此部分有撤銷發回更審之原因。貳、上訴駁回(即原判決關於被告被訴加重強制猥褻A女)部分一、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規定，除同法第8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該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或違背判例者為限。同條第2項並明定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 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此係專就該法第8條情形以外之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諭知被告無罪判決之案件，對於檢察官或自訴人提起第三審上訴所設上訴理由之嚴格限制，且所謂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或判例，不包括違背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及第393條第1款有關之司法院解釋、判例在內，俾符前述規定本院為嚴格法律審之意旨。是檢察官或自訴人對於是類案件提起第三審上訴，自應在上訴理由內具體敘明原判決究竟如何具備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各款所列事項，係屬法定要件。如果上訴理由書狀並未依據卷內資料，具體指摘原判決如何具備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各款所定事由；或形式上雖係以前述事由提起第三審上訴，但實際上所指摘之情事，顯然與該法第9 條第1項所列之上訴理由不相適合者，則與法律規定得為第三審上訴之理由不符，應認其上訴為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予以駁回。至同條項第3款所稱「判例」，依108年1月4日修正公布，同年7月4日施行之法院組織法第57條之1第2項規定，其效力與未經選編為判例之最高法院裁判相同，非謂原依法選編之判例所示法律見解因而失效，是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 9條第1項第3款規定提起第三審上訴者，應理解為「判決違背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惟若主張違背刑事訴訟法第37 7條至第379條及第393條第1款有關之法律見解，仍非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第3款之範疇。二、被告被訴對未滿14歲之代號0000-000000女童(下稱A女)犯刑法第224條之1、第224條、第222條第1項第2款之加重強制猥褻罪嫌，經原審審理結果，認不能證明被告此部分犯罪，因而維持第一審此部分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駁回檢察官在第二審之上訴，已敘明檢察官起訴及提起第二審上訴所指卷內事證，如何無足證明被告涉犯上開罪嫌之理由。檢察官則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原判決違背後述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為由，提起上訴。三、檢察官上訴援引本院53年台上字第2067號原法定判例之法律見解：「證據之證明力如何，雖屬於事實審法院自由判斷職權，而其所為判斷，仍應受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之支配。」執為指摘原判決未審酌卷內有關被告撰寫之106年4月26日自白書具任意性之事證，誤認該自白不具任意性，復未詳查被告自白緣由逕以被告事後反悔，索討該自白書之舉動否定自白書之內容與事實相符，關於該自白之證據能力與證明力之判斷有違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另未察A母所證A女如何揭露其遭被告強制猥褻經過，及A女遭被告強制猥褻後身心狀態改變等事證均為適格補強證據，卻誤為累積證據，同有認定事實違背經驗、論理法則，及適用法則不當之違誤。所引前揭判例，係就法院如何判斷證據證明力所為之闡述，屬刑事訴訟法第378條有關之判例，為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2項除外規定之範疇，與同條第1項第3款所稱之「判決違背判例」不合。依其此部分所述上訴理由之內容，均顯與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第1項第3款所規定「判決違背判例」，而得為第三審上訴理由之違法情形，不相適合。其此部分之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95條前段、第397條、第401條，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刑事第七庭審判長法　官林恆吉法　官林靜芬法　官蔡憲德法　官吳冠霆法　官許辰舟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書記官石于倩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0　　日

2025-03-06

TPSM-113-台上-4920-20250306-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270號上訴人即被告陳柏宇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審易字第2613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58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　實一、陳柏宇前因施用毒品案件，經依法院裁定送觀察、勒戒後，認無繼續施用毒品之傾向，於民國110年9月1日執行完畢釋放，並由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9年度毒偵字第4205 號、第6517號、110年度毒偵字第2610號為不起訴處分確定。詎陳柏宇於觀察、勒戒執行完畢釋放後3年內，復基於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先於 112年12月29日中午某時許，在新北市○○區○○路0段00巷00號 4樓住處，以將甲基安非他命放入吸食器內，再燒烤吸食器以此吸食所產生煙霧方式，進而施用甲基安非他命1次；另於112年12月31日1、2時許，亦在上開住處，以將海洛因加水稀釋後，再置入針筒注射靜脈之方式，藉此施用海洛因1 次。嗣因另案遭到通緝，而於112年12月31日6時20分許，在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1段96巷口，遭警方緝獲，並在其上開住處地下1樓停車場，查獲其持有海洛因1包(淨重0.1036公克，驗餘淨重0.1006公克)及注射針筒2支，復在徵得其同意後採尿送驗，結果亦呈嗎啡、甲基安非他命陽性反應。二、案經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報告偵辦。　　理　由一、訊據被告對於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本院卷第82-83頁 )，而被告於原審、偵查及警詢中亦供認不諱，復有自願受採尿同意書、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受採集尿液檢體人姓名及檢體編號對照表、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月12日出具之濫用藥物尿液檢驗報告(檢體編號：H0000000號)、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臺北榮民總醫院113年2月6日北榮毒鑑字第C0000000號毒品成分鑑定書、扣案海洛因1包及注射針筒2支在卷可以佐憑，足認被告所犯事證明確，堪予認定，自應依法論科。二、被告上訴意旨主張：請宣告觀察勒戒處分云云。惟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內再犯第10條之罪者，檢察官或少年法院（地方法院少年法庭）應依法追訴或裁定交付審理，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3條第2項定有明文。本件被告施用毒品係於上開事實欄所載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釋放後，三年內再犯，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是被告上訴意旨主張觀察勒戒，並無理由，自應依法論科。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第1項及第2項之施用第一級毒品及施用第二級毒品等罪嫌。被告持有毒品之低度行為，分別為其施用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為所犯二罪犯意有別、時間不同、構成要件不同、係數行為，應分論併罰之。三、扣案第一級毒品海洛因1包（驗餘淨重0.1006公克），為本案查獲之第一級毒品，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諭知沒收銷燬。用以裝盛上開海洛因之外包裝袋1只，因沾附前揭毒品殘渣，難以完全析離，應整體視為毒品之一部，爰併予宣告沒收銷燬。至因鑑驗用罄部分，因已滅失，自毋庸為沒收銷燬之諭知。扣案注射針筒2枝，係被告所有供其為本件施用毒品所用之物，業據被告於原審準備程序中供述明確，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2項規定併予宣告沒收。四、被告上訴意旨另略以：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均坦承犯行，家中經濟狀況屬小康、家中有需照顧長者，若因刑責較重入監，無法儘快出監投入工作，勢將造成家中經濟困頓，家人無法賴以生活，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並從輕量刑云云。惟刑法第59條關於裁判上減輕之規定，固屬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並非漫無限制，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而認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被告無前科、坦白犯行、素行端正，以及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或犯罪後之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等情狀，無非均屬應依刑法第57條所定，在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量刑審酌事項，自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以避免濫用致破壞立法者設定法定刑之刑事政策。本件依被告上訴意旨所舉之事由，並無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可言，依上所述，無非均屬刑法第57條所定之量刑審酌事由，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五、原審判決同此認定，以被告所犯事證明確，依法論罪科刑，認事用法均無違誤。再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已接受觀察、勒戒執行完畢，仍未戒斷施用毒品之惡習，竟再為本件施用毒品之犯罪動機、目的及手段，所為足以戕害身心。惟所為施用毒品，本質上係屬自我戕害行為，反社會性之程度應屬較低，再兼衡被告偵審中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自述之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自助餐內場、家中尚有母親、失聰的哥哥及長輩需撫養照顧之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堪認原審判決就被告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應屬適當。另審酌被告所犯各次施用毒品犯行之犯罪類型同質性程度、行為態樣、手段、責任非難重複性程度等情狀，定其應執行之刑暨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亦屬妥適。被告上訴意旨請求再予以從輕量刑，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筵銘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0條施用第一級毒品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施用第二級毒品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3-05

TPHM-113-上易-2270-2025030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訴字第101號上訴人即被告宋柏璁送達代收人馬達玲指定辯護人梁育銘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3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4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件被告僅就原審判決之刑部分提起上訴，有本院審理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96頁)，是本件審理範圍，自僅限於被告上訴部分。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本案屬於釣魚偵查，被告販賣行為僅屬未遂，應依照刑法第25條第2 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減刑，並審酌被告販賣毒品的數量不多，又非販賣毒品的大盤、中盤毒販，縱量處法定最低度刑仍然過苛，且被告破壞巡邏車擋風玻璃部分，也已經賠償損害，另參酌被告有在國軍桃園總醫院精神科就診，請依照刑法第59條酌減刑度，另就被告行為時是否符合刑法第 19條第1 、2 項規定，請依被告檢附的門診病歷，依法審酌云云。二、本件被告已著手於販賣第三級毒品犯行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原審判決業已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按既遂犯之刑減輕之。又被告於偵查及歷審審理時就上開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原審判決亦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並與前揭減輕事由，依法遞減之。三、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者，不罰。行為時因前項之原因，致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者，得減輕其刑。係以行為人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或辨識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例如，重度智障者。對於殺人行為完全無法明瞭或難以明瞭其係法所禁止；行為人依其辨識違法而行為之能力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形，例如，患有被害妄想症之行為人，雖知殺人為法所不許，但因被害妄想，而無法控制或難以控制而殺害被害人者，始克該當，此觀上開法條之立法理由甚為明確。依被告所舉國軍桃園總醫院歷次門診病歷顯示，被告雖係經診斷為非特定的焦慮症、聽幻覺、疑似有精神病症狀的躁症發作，重度Manic episode, severe with psychotic sym potpms、其他興奮劑濫用，伴有興奮劑引發的情緒障礙症、其他憂鬱症發作等等病情(本院卷第41-62頁)。然被告於本案行為時，尚能在Twitter個人主頁張貼「音樂課老師（彩虹圖示）（香菸圖示）（咖啡圖示）（氣球圖示）、中壢區裝備商」等隱含販賣毒品之訊息，並以Twitter聯繫買家，以每包新臺幣400元之價格，販賣含有上開毒品成分之毒品咖啡包，再親送至現場與買家交易，且亦供承係因此不爽被警查緝，而以頭部撞擊巡邏車(偵卷第23-25頁)，顯見被告行為時與一般正常人之心智及精神狀態無異，已甚明確。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主張被告行為時有上開不罰或得減輕其刑之事由，顯無理由，亦無鑑定之必要。四、刑法第59條關於裁判上減輕之規定，固屬法院得自由裁量之事項，然並非漫無限制，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而認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至於被告之智識程度、無前科、坦白犯行、素行端正，以及犯罪之動機、犯罪之手段或犯罪後之態度、家庭與經濟狀況等情狀，無非均屬應依刑法第57條所定，在法定刑內從輕科刑之量刑審酌事項，自不得據為酌量減輕之理由，以避免濫用致破壞立法者設定法定刑之刑事政策。本件依被告上訴意旨所舉之事由，並無何特殊之原因與環境，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之可言，依上所述，無非均屬刑法第57條所定之量刑審酌事由，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五、爰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身體健全，不思努力進取獲取所需，為圖一己之私利之犯罪動機、目的，明知毒品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深具危害，仍欲販賣毒品牟利，助長毒品流通及泛濫，危害社會治安，幸因即時查獲而未遂，方未成實害。又因欲販賣毒品之犯行被查獲後，竟因此心生不滿之犯罪動機、目的，進而破壞警員職務上掌管之巡邏車而致令不堪用，顯見漠視公權力。惟念犯後尚能坦承犯行之態度，及欲販賣毒品之數量非大、價額非多，與一般中大盤商有別，犯後亦已向中壢分局賠償所破壞巡邏車擋風玻璃之損失，及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載之素行、有國軍桃園總醫院歷次門診病歷所載之身心狀況、自述之智識程、從事便利商店店員工作、需扶養母親及家庭經濟狀況勉持等一切情狀，堪認原審判決就被告所犯各罪，分別量處如原審判決主文所示之刑，應屬適當。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請求再予以從輕量刑，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俊蓉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2025-03-05

TPHM-114-上訴-101-20250305-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名譽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53號上訴人即被告方國屏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妨害名譽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3 年度易字第1055號，中華民國113年10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234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方國屏有罪部分撤銷。方國屏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方國屏、鄒○○（真實姓名、年籍詳卷）均為桃園市○○區○○○街00號自立社區之住戶，方國屏並為該社區管理委員會委員。因上址社區地下室遭堆置廢棄物，經住戶向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檢舉，環保局因而派員到場稽查，過程中方國屏因認鄒○○為檢舉人，遂與鄒○○ 發生爭執，其等爭執過程則經在場之其他住戶錄影拍攝。嗣於民國112年8月16日某時，上述拍攝爭執過程之錄影檔案經張貼於社群網站FACEBOOK（下稱臉書）「記者爆料網–公開版」專頁。方國屏於該錄影檔案張貼後之某時，意圖散布於眾而基於散布文字誹謗之犯意，以不詳電子設備連結網際網路登入臉書，透過帳號「方國屏」在該則貼文留言處張貼如附表一所示文字內容，足生損害於鄒○○之名譽。因認被告方國屏所為，係犯刑法第310條第2項之散布文字誹謗罪嫌。二、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方國屏於偵查中之供述、112年8月14日現場錄影音(檔名影片-1、影片-2) 、現場錄影音譯文、通訊軟體Facebook(臉書)「記者爆料網 -公開版」112年8月16日貼文及留言截圖畫面為據。訊據被告固然坦認確實有在「記者爆料網–公開版」專頁留言如附表一之內容，但堅決否認有散布文字誹謗之犯意，辯稱：我是社區管委會委員，當時社區地下室遭堆置廢棄物，經住戶向桃園市環保局檢舉，環保局因而派員到場稽查，後來有住戶將我跟告訴人的爭執過程之錄影經張貼於臉書「記者爆料網–公開版」專頁，有很多住戶去評論，我也只是去評論而已，沒有散布文字誹謗之犯意等語。經查：　㈠被告及告訴人鄒○○均為上址社區住戶，被告並為該社區管理委員會委員，且被告曾因上開事由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並於上開時間以上開方式在上述貼文留言處張貼如附表一所示文字內容等情，業據被告於檢察事務官詢問、原審及本院審理中所坦認，核與告訴人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之證述相符（他字卷第59頁），且有如附表一所示文字內容之臉書頁面截圖、原審勘驗瀏覽上述貼文錄影檔案之勘驗筆錄等在卷可稽（他字卷第27-28頁、原審易字卷第78頁、第97-98頁），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　㈡惟按刑法第310條第1項之為誹謗罪，關於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者之構成要件，仍應區別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之本未盡相同，前者具有可證明性，後者乃行為人表示自己之見解或立場，屬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民主多元社會，雙方發生言語爭執時，即使施以尖酸刻薄之評論，倘若不具有「真實惡意」 (ac tual malice)，即應認尚未逾一般人可以忍受之程度，依憲法第23條之規定，仍受憲法第11條所保障。本案依告訴人所述，即上述拍攝爭執過程之錄影，告訴人是受檢舉人委託下來跟環保局人員對接，陪同的兩位住戶也是檢舉人幫忙找來陪告訴人至現場(本院卷第52頁)，顯見被告是有合理懷疑被告係檢舉人之可能性，並非憑空杜撰。而依被告所留言如附表一所示之內容以觀，也僅係在評論清理地下室還被同社區之告訴人檢舉到環保局，告訴人對管理委員會做的任何事，無論大事小事，一律檢舉，認為告訴人檢舉自己的社區，心態可議，無理的檢舉反對是最差勁的人，而且在現場做事的委員、工作人員簡直無法忍受，大罵她「妳還是人嗎？」等語，無非係就懷疑告訴人是檢舉人，而為表示自己對告訴人言行之主觀評價而已，此屬個人主觀價值判斷之範疇，並非空穴來風的杜撰不實內容，進而意圖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告訴人名譽之事。　㈢刑法第310條第3項前段以對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係針對言論內容與事實相符者之保障，並藉以限定刑罰權之範圍，非謂指摘或傳述誹謗事項之行為人，必須自行證明其言論內容確屬真實，始能免於刑責。惟行為人雖不能證明言論內容為真實，但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認為行為人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司法院釋字第509號解釋參照)。本件依上所述，被告確實是有合理懷疑告訴人係檢舉人，而對於他人張貼在「記者爆料網– 公開版」專頁之如附表一所示之內容，依其主觀之價值判斷加以評斷，雖然無從證明告訴人就是檢舉人，但是告訴人既自承係受檢舉人之委託到場，已足認被告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可見被告並無憑空杜撰之真實惡意。依此，基於憲法第11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鑑於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即不能以誹謗罪之刑責相繩。三、綜上所述，本件依公訴意旨所舉之證據，尚不足以達到確信被告已構成誹謗罪之有罪門檻。原審判決不察，徒以被告對於如附表一貼文之主觀價值判斷，致告訴人有所不滿，即從文章字句中編織罪名，認為已構成誹謗罪，自應撤銷改判，而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庶免法院淪為興文字獄之幫兇，並符憲法第11條所定保障人民言論自由之本旨。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暐勛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附表一：編號被告文字內容 1 方國屏清理地下室還被社區檢舉達人鄒○○檢舉到環保局，清理也不是，不清理也不是，無理的檢舉反對是最差勁的人。 2 這個社區很「神奇」，畫面裡的女子是社區住戶，她反對管理委員會做的任何事，無論大事小事，一律檢舉。影片為委員會清理地下室雜物時，她帶領環保局專員來現場，請環保局開罰（到底什麼心態）在現場做事的委員、工作人員簡直無法忍受，大罵她「妳還是人嗎？」

2025-03-05

TPHM-114-上易-53-2025030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偽造文書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260號上訴人即被告杜正文選任辯護人黃志文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330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923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件經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杜正文所犯事證明確，依法論罪科刑，認事用法及量刑均無不當，應予維持，並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另補充理由如下：　㈠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係依高松林之要求，而於自己及高松林持有之契約加註系爭文字，而高松林為系爭契約之當事人，就其持有之契約有處分權限，被告乃係有權製作之人，則加註系爭文字之行為係有權製作。又李曉玲持有之契約並未加註系爭文字，被告在自己及高松林持有之契約加註系爭文字並無效力，可見被告並無變造系爭契約之犯意。再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高松林詐欺案件，已認定興家公司前曾以系爭土地申請建照，並因逾期未申請復審才遭退件，則被告加註系爭文字與客觀事實相符，不構成變造。被告係依檢察事務官之要求，將其所持有之買賣契約交予檢察事務官，並未就該買賣契約有所主張，行為客觀上不該當行使。況本案土地已經賣出，權狀在被告這裡，是不是李曉玲向地政事務所謊稱權狀遺失而補辦新的權狀去賣掉，實有疑義，故李曉玲之前稱要買土地之前不知道土地曾經有申請過建照的部分，並不實在云云。　㈡惟按刑法第210條之變造私文書罪，係指對於無權更改之私文書，故意為不實內容之更改而言。被告已坦承在系爭未獲李曉玲之同意或授權，即逕依高松林之指示，先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項約定旁加註「原申請建照已遭退件」等文字，並接續在自己持有之版本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 項約定旁加註「之前申請之建照已退件」等文字，以此方式變造本案買賣契約書後，再於原審判決事實欄所載之時地，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接受該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向檢察事務官提出前揭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將之充作記載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真實合意內容之買賣契約書而行使之事實(本院卷第138、173頁)。而本案契約 1式3份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係於買賣雙方締約後，由被告及高松林、李曉玲各持1份保管，契約條款約定事項乃關係買賣雙方之權益，被告僅係在買賣雙方約定之事項範圍內為記載，在買賣雙方並未合意或同意之下，並無擅自變更契約記載事項之權利。然而被告卻在李曉玲不知情之情況下，擅自加註系爭文字，並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提出，自係主張系爭契約加註之內容為真實，並損及契約另一方即李曉玲之權益，及檢察機關關於系爭加註文字記載為真實之誤解，自足以損害公眾或他人，當該當行使變造私文書罪。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被告係有權加註系爭文字，而且加註系爭文字與客觀事實相符，不構成變造云云，顯屬無稽。至於本案系爭土地是否售出，李曉玲是否有向地政事務所謊稱權狀遺失而補辦新的權狀，其先前曾證稱不知道土地曾經有申請過建照等等，均核與被告確實未經李曉玲同意，擅自在買賣契約書上加註系爭文字之事實，並提出行使之事實並無關連性。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訴意旨辯稱，本案土地已經賣出，權狀在被告這裡，是不是李曉玲向地政事務所謊稱權狀遺失而補辦新的權狀去賣掉，實有疑義，李曉玲之前稱要買土地之前不知道土地曾經有申請過建照的部分，並不實在云云，亦與本件被告確有變造系爭契約並行使之事實並無關涉。至被告及其辯護人聲請調閱系爭土地第一類謄本，用以證明系爭土地業已賣出云云。然系爭土地是否已經賣出，與被告變造系爭契約一節，並無關連性，況系爭土地業已賣出，已有第二類謄本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17頁)，且與待證事實無關，並無贅行調查之必要性，附此敘明。二、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73條、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提起公訴，檢察官鄧定強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曾淑華　　　　　　　　　　　　　　　　　　　法　官　李殷君　　　　　　　　　　　　　　　　　　　法　官　陳文貴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胡宇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附件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30號公　訴　人　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杜正文　男　民國00年0月00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　　　　　　　　　　住○○市○○區○○路0段00號3樓　　　　　　　　　　居新北市○○區○○路00巷00號選任辯護人　黃志文律師上列被告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 9234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杜正文犯行使變造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事　實一、緣高松林（涉犯詐欺案件，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判決諭知無罪確定）前為新北市○○區○○○段○○○○ 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166之2地號土地）之登記名義人，林敦煌為新北市○○區○○○段○○○○段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稱166之96、166之31、166之190地號土地）之登記名義人，李水升（其與林敦煌涉犯詐欺罪嫌案件，均業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08年度偵字第8877號為不起訴處分確定）為新北市○○區○○○段○○○○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166之11地號土地，並與166之2地號土地、166之96、16 6之31、166之190地號土地，合稱為本案土地）之登記名義人，前揭3人並於民國102年1月14日與富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富玉公司）負責人李曉玲締結買賣本案土地之買賣契約（下稱本案買賣契約）而簽立1式3份之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李曉玲以新臺幣（下同）2億7,000萬元之價格向高松林、林敦煌、李水升買受本案土地，杜正文則為永信地政士事務所之地政士，負責承辦上揭買賣事宜，又前開1式3 份不動產買賣契約書於買賣雙方締約後，乃由高松林、李曉玲、杜正文各持1份保管（下分別稱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二、詎杜正文知悉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簽立本案買賣契約時，未曾合意於本案買賣契約第12條第6項約定旁註記本案土地曾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執照並嗣遭退件之事，竟基於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意，先由杜正文於102年1月14日後至103年1 2月22日前之某日，在不詳地點，未獲李曉玲之同意或授權（另無證據證明係未經林敦煌及李水升同意或授權），即逕依高松林之指示（涉犯教唆變造私文書罪嫌部分，另由本院職權告發）先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項約定旁加註「原申請建照已遭退件」等文字（下稱本案甲爭議文字），並接續在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項約定旁加註「之前申請之建照已退件」等文字（下稱本案乙爭議文字，並與本案甲爭議文字合稱為本案爭議文字），以此方式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後，再於 108年9月16日14時32分許，在址設臺北市○○區○○路000號之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第3詢問室內，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而接受該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向該署檢察事務官提出前揭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將之充作記載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真實合意內容之買賣契約書而行使之，足生損害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憑信性、司法機關認定事實之正確性及李曉玲之權益。三、案經本院函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其中關於證人即被害人李曉玲於本案偵查中所為之證述，被告杜正文及辯護人均同意有證據能力（本院訴330號卷第154頁，本判決所引卷宗簡稱詳如附件所示之卷宗標目所載），檢察官則未明示同意作為證據，至於其他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亦未明示同意作為證據，然就其等未明示同意有證據能力部分，其等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皆未聲明異議（本院訴330號卷第320至334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製作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前開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均具有證據能力。二、又卷內所存經本院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與本案待證事實間均具有關連性，且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該等證據資料亦具有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固不爭執事實欄一所載之本案買賣契約締結經過，亦坦承其係於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締約後，未經被害人同意或授權即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並於接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該署檢察事務官等事實，惟否認有何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行，辯稱：我是應高松林要求才註記本案爭議文字，且因為雙方當事人簽立本案買賣契約當時氣氛融洽，我有把握事後去找被害人，應該也可以成功在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加註類似本案爭議文字之內容，所以我才會先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註記前揭文字，只是我後來忘記，所以才沒有在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註記此類文字，我沒有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意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係有權利製作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人，且被告於上揭買賣契約書內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亦與客觀情況相符，故被告所為不符合偽造或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被告當時係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要求才將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該署檢察事務官，而非被告主動提出，是被告所為與「行使」之要件未合；被告承辦本案買賣契約僅向買賣雙方各收取1,000元，亦不會因為本案買賣契約成功履行而可另外獲取報酬，被告實無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動機；倘若被告確欲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其應將如同其他修改部分般，於手寫文字旁蓋章，而不會只有單純以手寫方式補充本案爭議文字，如此變造之手法實過於粗糙；倘若被告係為使共犯高松林免責而遂行變造私文書犯行，其理當將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皆註記本案土地先前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之事，如此方能發生本案買賣契約賣方可藉此免責之法律效果，由此可見被告僅分別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根本毫無意義，益徵被告並無變造私文書之動機；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判決已敘明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間記載不同之部分並非僅有1處，並認定被害人不可能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結前，完全未詳細查證即買受本案土地，足見共犯高松林並無詐欺被害人之行為，且前揭判決亦已說明無證據證明被告與共犯高松林共同偽造或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等語。經查：㈠、關於事實欄一所載之本案買賣契約締結經過，暨被告係於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締結本案買賣契約後之102年1月14日後至103年12月22日前某日，未經被害人之同意或授權，即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並於108年9月16日14 時32分許，在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第3詢問室內，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而接受該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該署檢察事務官等節，業據被告坦認在卷（北檢他5695號卷第67至 71頁、審訴卷第40頁、本院訴330號卷第150至151、155至15 6頁），核與證人即被害人於偵查及審理中之證述（北檢偵8 877號卷二第20至21頁、本院金重易1號卷二第37頁、高院上易880號卷四第307至308頁、本院訴330號卷第294、297至29 9頁）、證人高松林於偵查及審理中之證述（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244至245頁、本院金重易1號卷一第112至115頁）、證人林敦煌於偵查中之證述（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248至249 頁）、證人李水升於偵查中之證述（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24 9至250頁）、證人即時任富玉公司總經理趙慶陵於偵查及審理中之證述（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65至67頁、本院金重易1 號卷二第11至16頁）、證人即本案買賣契約介紹人郭國琛於偵查及審理中之證述（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61至62頁、北檢偵8877號卷二第52至53頁、本院金重易1號卷二第49至55頁、北檢他5695號卷第51至53頁）相符，並有166之2地號土地土地登記第二類謄本（北檢偵8877號卷二第41至43頁）、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本院訴330號卷第43至51頁）、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本院訴330號卷第23至31頁）、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本院訴330號卷第59至69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108年9月16日詢問筆錄（北檢偵8877 號卷一第387至390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之事實，堪以認定。㈡、從而，本案應審究者即為：１、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並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之行為，客觀上是否符合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２、若上揭事實堪以認定，則被告為前揭行為時，主觀上是否具有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意？㈢、茲就前揭事項認定結果分敘如下：１、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並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之行為，客觀上符合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 ⑴、按刑法上所謂變造文書，係指無權製作者，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者而言（最高法院95年度台非字第14號判決意旨參照）。而契約係雙方當事人基於對立合致之意思表示所成立之法律行為，一方當事人並無單獨形成契約意思表示內容之可能及權限，故於契約訂立後，關於契約內容之修改或更動，自須經由雙方當事人皆同意後方得為之，若任一方當事人未經他方同意即擅自修改契約內容，因此際已牴觸契約所蘊含權利義務內容係由雙方當事人合意共同形成之本質，自屬無權製作者就真正文書加以改造之變造文書行為。又契約內容係表彰雙方當事人之思想表示內容，而實務上於買賣過程中常見協助雙方當事人製作契約書之代書或地政士等角色，僅係立於輔助雙方當事人將思想表示內容形諸於有形載體之地位，其等並非實際形成意思表示內容之主體，故若受雙方當事人委託協助製作書面契約之代書或地政士，未獲全體契約當事人同意即逕自修改契約內容，亦屬無製作權者就真正文書加以改造之變造文書行為。 ⑵、查本案買賣契約係由共犯高松林、案外人林敦煌、李水升及被害人共同締結，而被告係於未經被害人同意或授權之情形下，即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均業經認定如前，且證人即被害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我與賣方簽立本案買賣契約當日，雙方並沒有針對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退回之事進行討論，我是後來才知道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等語（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388頁、本院訴3 30號卷第300頁），核與證人郭國琛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證稱：我是本案買賣契約之介紹人，而我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約前、與高松林及案外人林敦煌接洽之過程中，他們都沒有跟我提及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之事，我在被害人與高松林等人簽立本案買賣契約前，我也不知道本案土地曾多次申請建築執照遭退件，我印象中本案買賣契約當事人於簽約當日亦未就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退件之事有進行任何討論等語（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65頁、北檢他5695號卷第 51至53頁、本院金重易1號卷二第54、59頁）相符，足見被告亦非係在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對於可在本案買賣契約內註明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之事已形成共識、僅係為明確化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內容之情形下，自行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加註上揭文字，是揆諸前揭說明，被告前開行為自屬變造私文書行為。又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雖供稱：我當初係依高松林之要求始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註記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等語（北檢他5695號卷第 71頁、本院訴330號卷第151頁），核與證人高松林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時確實是我要求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等語（本院訴330號卷第311、313、315頁）相符，然依上開說明可知，共犯高松林既僅為本案買賣契約之一方，則其當無單方面更動本案買賣契約內容之權限，是縱然被告係應共犯高松林之要求而註記本案爭議文字，其於未獲被害人同意或授權之情形下即逕行為之，仍屬變造私文書行為無訛。 ⑶、次按所謂「行使」變造私文書之行為，乃依文書之用法予以使用之意，若行為人已將該文書提出，且達於他方可得瞭解之狀態者，則不得謂非行使之既遂（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41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係於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而接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該署檢察事務官等情，已如前述，且觀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本院訴330號卷第28頁）可知，該份買賣契約書第12 條第6項約定旁並無以手寫方式註記類似本案爭議文字意涵之文字，故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當庭接收被告所提出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後，亦緊接著就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間關於第12條第6項約定旁有無註記文字及註記內容之用字差異等節詢問被告，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10 8年9月16日詢問筆錄附卷可參（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387至3 89頁），而面對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之詢問，被告則進一步供稱：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均係於本案買賣契約當事人於102年1月14日締結本案買賣契約時，我以手寫方式加註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當時因為1式3份之買賣契約書已拆成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等3份，所以用字會略有不同；至於為何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項約定旁未記載類似文字，可能是我當時漏掉等語（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388頁），可見被告當時不僅明確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供稱本案爭議文字係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102年1月14日締約當下所增補，其更就其增補該等文字之情境、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間措辭不同之緣由等節供述綦詳，是由此情足徵被告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提出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時，已然將該份變造後之買賣契約書充作記載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締約時真實合意內容之契約使用。且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既已當庭就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間記載內容不同之處加以詢問，則堪認被告提出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亦已達到該署檢察事務官可得瞭解之狀態。從而，揆諸前開說明，被告此部分所為自屬行使變造私文書之行為。 ⑷、再按刑法處罰偽造文書罪，在於保護文書之實質真正及公共信用之法益，雖尚以足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為要件之一，亦只以有損害之虞為已足，有無實受損害，在所不問（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82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註記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後，以具有通常智識能力之第三人角度以觀，自將使第三人對於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締結本案買賣契約時，是否已就本案土地先前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之事進行討論，或是當事人間是否已合意將該等事項載明於書面契約等節產生混淆，且被告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後，後續檢察官偵辦及法院審理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時，亦不斷針對何以僅有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加註該等文字等事項，向多位上開詐欺案件之證人進行釐清，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108年9月16日詢問筆錄（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387至3 89頁）、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08年12月17日訊問筆錄（北檢偵8877號卷二第20至21頁）、109年1月9日訊問筆錄（北檢偵8877號卷二第37至38頁）、109年1月15日訊問筆錄（北檢偵8877號卷二第52至53頁）、本院110年12月17日審判筆錄（本院金重易1號卷二第15至16、37、54至55頁）、臺灣高等法院111年12月20日審判筆錄（高院上易808號卷四第307至308頁）存卷可憑，由此更足以證明被告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嗣並將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之行為，確實足生損害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憑信性、司法機關認定事實之正確性及被害人之權益甚明。 ⑸、綜上所述，堪認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並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之行為，客觀上符合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２、被告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及行使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時，主觀上具有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意 ⑴、按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刑法第13條規定甚明。是倘行為人對於其係無製作權而就他人所製作之真正文書加以改造而變更其內容、再持以向他人提出等事實已有所認識或預見，仍有意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即難謂無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故意。 ⑵、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已自承：我分別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時，確實未經過被害人同意等語（北檢他5695 號卷第70頁、本院訴330號卷第366頁），足見被告完全明白其變更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內容時，並未獲本案買賣契約全體當事人之同意，其卻仍執意依照共犯高松林單方面之指示，擅自更動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內容，是其行為時具有變造私文書之故意，至為明確。 ⑶、又被告係於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偵辦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時，向該署檢察事務官提出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業如前述，而被告當時既年滿58歲，並於109年1月9日接受偵訊時自承從事土地代書工作已逾2 0年（北檢偵8877號卷二第34頁），則依其豐沛之社會歷練及多年從事代書工作之經驗，自當明瞭其向偵查機關提出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時，該份買賣契約書將作為認定雙方當事人合意內容之證據資料，惟遍觀該次庭期詢問筆錄（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387至390頁），被告均未曾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陳明該份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項旁所加註之本案乙爭議文字，係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結後，僅依共犯高松林之片面指示即進行增補，且被告於該次庭期更明確向該署檢察事務官表示本案爭議文字均係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約時所添寫，已如前述，是由此情在在顯示被告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提出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時，係為將該份變造後之買賣契約書充作記載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締約時真實合意內容之契約，而刻意隱匿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項旁所註記之文字乃本案買賣契約締結後共犯高松林單方面要求其增補之事實。至被告嗣雖在臺灣高等法院於112年2月14日審理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時辯稱：我事後回想，我當時接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所為之供述，應該係依照我一般代書作業流程進行回答，本案爭議文字應該是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 102年1月14日締約後才另行註記等語（高院上易808號卷五第16至18、24至25頁），然被告係於108年9月16日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明確供稱其係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約當下加註本案爭議文字，業如前述，而衡以上開時間點既距離被告承辦本案土地買賣事宜之時間點較為接近，其對於相關承辦經過理當具為更為清晰、深刻之記憶，然其嗣卻稱其係於距離其承辦本案土地買賣事宜之時間點較遠、甚至已將近10年後，方回想起其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之正確情景，此實與常情相違，難以採信。是綜參以上各情，堪認被告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提出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時，確實係為將該份契約書充作記載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真實合意之契約使用，而隱瞞本案乙爭議文字係嗣後另行依共犯高松林單方面指示加註之事實，其具有行使變造私文書之故意甚明。 ⑷、從而，被告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及行使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時，主觀上具有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意等節，均堪以認定。㈣、被告辯解及辯護人辯護意旨不予採信之理由１、被告雖辯稱：我是應高松林要求才註記本案爭議文字，且因為雙方當事人簽立本案買賣契約當時氣氛融洽，我有把握事後去找被害人，應該也可以成功在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加註類似本案爭議文字之內容，所以我才會先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註記前揭文字，只是我後來忘記，所以才沒有在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註記此類文字，我沒有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意等語。惟查： ⑴、如何認定被告行為時具有變造私文書及行使變造私文書之犯罪故意，已如前述，至被告雖辯稱其僅係事後一時忘記找被害人，始因而漏未於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上加註類似本案爭議文字之註記等語，然契約乃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後所形成之法律行為，一方當事人原則上並無接受他方當事人所提條件之義務，是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時，被害人既未明確同意或授權被告可為上開行為，則被告豈能確信被害人嗣後必將同意於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皆註記本案土地曾向主管機關申請建築執照並嗣遭退件之事？且證人即被害人與證人郭國琛皆已明確證稱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簽立本案買賣契約當下，雙方並未針對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退件之事進行討論，業如前述，足見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本案買賣契約簽約當日，根本未針對可在本案買賣契約內加註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之事形成任何合意，被告自無從徒憑所謂簽約當時買賣雙方氣氛融洽，即擅自推認被害人亦將同意於本案買賣契約內註記類似本案爭議文字之內容，而逕依共犯高松林之指示，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註記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故被告自難執前詞辯稱其行為時不具犯罪故意。 ⑵、再者，審諸本案土地是否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退件，不僅事關買方權益重大，於本案買賣契約內加註類似本案爭議文字之內容，更形同表明買方係於知悉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之情形下，仍願購買本案土地之意，此將對於買方嗣後主張權利產生重重困難，而被告為執業經驗豐富之代書，自應明白加註本案爭議文字茲事體大，理應儘速讓被害人獲悉共犯高松林指示其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之事，以避免日後滋生糾紛，然被告應共犯高松林指示先後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內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後，卻獨漏於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內註記此類內容，顯與常理未符。更何況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102 年1月14日締結本案買賣契約後，曾於103年12月22日另針對本案買賣契約相關辦理貸款及交付尾款事宜簽立協議書，被告亦於該份協議書內以見證人之身分簽名等節，有前揭協議書在卷可憑（北檢他5454號卷第27至31頁），足見被告於10 2年1月14日至103年12月22日間加註本案爭議文字後，至少於103年12月22日仍曾再度與被害人碰面。且證人即被害人於本院審理中證稱：當初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之所以會於103年12月22日簽立協議書，是因為我們買受本案土地後，建築執照一直申請不下來，中間付尾款的時間就過了，之後被告一直在跟我催尾款，我就跟被告說我這邊拖延付款的原因，所以後來被告才幫我們做了前開協議書；另外本案買賣契約簽約當下，我就有留下我的聯絡電話，之後被告自己也有聯絡我與趙慶陵之管道，不需要都透過高松林才能與我們聯繫等語（本院訴330號卷第300至301頁），被告於本院審理中亦供稱：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締約後，我曾經去過富玉公司位於新北市永和區之辦公室數次，與買方協調本案買賣契約之相關事宜；另外因為本案買賣契約買方在申請建築執照之過程中，並不是很順利，時程上有些延宕，而也因為若沒有建築執照核准，銀行土融、建融就不容易貸下來，所以買方付款時程就一直往後延，當時買方有向我表示希望延期支付買賣價金，而當時高松林對於買方也較為寬鬆，所以後面就一直有協議書，我在中間也一直在協調例如減少買賣價金等事宜等語（本院金重易1號卷二第164至165頁、本院訴330號卷第368頁），由此可見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102年1月14日簽約後，被告不僅私下與被害人及趙慶陵有為數不少之接觸，甚至在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103 年12月22日另行簽立協議書前，被告即已知悉本案買賣契約之買方就本案土地取得建築執照之過程並不如預想中順遂、造成買方面臨必須遲延給付買賣價金之困境。準此，共犯高松林於本案買賣契約簽立後，另行委請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之事，既同樣係涉及本案土地申請建築執照事宜，則殊難想像被告於與被害人及趙慶陵仍有所聯繫、並知悉其等申請建築執照過程一波三折之情境下，竟迄至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103年12月22日再度針對本案買賣契約相關事宜簽立協議書時，均完全未聯想到其可能須將其事後受共犯高松林委託，分別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之事，告知被害人或趙慶陵，此實與常情相悖。故就被告首開所辯，尚難採憑。２、辯護人雖為被告辯護稱：被告係有權利製作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人，且被告於上揭買賣契約書內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亦與客觀情況相符，故被告所為不符合偽造或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等語。然查，就本案買賣契約而言，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始具有共同製作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權限，已如前述，是被告自非前揭買賣契約書之有權製作者。又按刑法第 210條所定偽（變）造私文書罪，採有形偽造，即形式主義，以無製作權人冒用他人名義製作內容不實或將之改作為內容不實之文書為要件，且須二者兼具始足當之。惟契約書之法律上用意，係用以表彰雙方當事人對於契約所載內容均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故被告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內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該等文字所表彰之意涵並非「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退件或駁回」此一事實本身，而係蘊含本案買賣契約全體當事人就「可將本案土地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退件或駁回之事加註於本案買賣契約」此節已達成意思表示合致之意涵。據此，被告既未徵得被害人同意或授權，即分別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則被告此部分所為，仍係將原先如實記載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合致內容之買賣契約書，改作為表彰本案買賣契約當事人皆另外同意將本案土地前申請建築執照遭退件或駁回之事加註於買賣契約書內之不實文書，仍該當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從而，辯護人以前詞為被告辯護，難謂有據。３、辯護人雖另為被告辯護稱：被告當時係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要求才將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該署檢察事務官，而非被告主動提出，是被告所為與「行使」之要件未合等語。惟查，本院前已敘及何以被告本案所為該當行使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且被告向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提出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契約書時，該署檢察事務官已進一步詢問被告何以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未如同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般，有類似本案爭議文字之註記，是果若被告當時即向該署檢察事務官陳明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第12條第6項約定旁所記載之本案乙爭議文字，係其於雙方當事人締約後始依共犯高松林單方面之指示另行加註，則該署檢察事務官即完全無可能誤認該份買賣契約所記載之本案乙爭議文字，係經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於簽約時均同意註記，惟被告於接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卻將該份變造後之買賣契約書充作記載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締約時真實合意之契約使用，進而以此為基礎向該署檢察事務官進行說明，業如前述，是被告當時所為符合行使變造私文書之構成要件甚明。故辯護人以上開情詞為被告辯護，委不足採。４、辯護人雖又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承辦本案買賣契約僅向買賣雙方各收取1,000元，亦不會因為本案買賣契約成功履行而可另外獲取報酬，被告實無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動機等語。然查，現實社會中犯罪行為人犯罪之動機容有多端，未必僅有為圖得實質經濟上利益始可能遂行犯罪，且被告於偵查中已自承：當初係高松林找我承作本案土地買賣事宜，而我在承辦本案土地買賣事宜前，就曾經幫高松林承辦過2至3件買賣案件等語（北檢偵8877 號卷二第34頁），核與證人高松林於偵查中證稱：本案土地買賣事宜係我找被告承辦，在本案土地買賣前，我就曾經請被告幫我辦過案件等語（北檢偵8877號卷二第36頁）相符，且被告於本院審理中復供稱：我當時是在本案買賣契約簽立後，私下去高松林住處找他辦理其他案件時，高松林希望我可以加註本案爭議文字，所以我後來才依其指示進行註記等語（本院訴330號卷第364頁），足見被告於承辦本案土地買賣事宜前，即已認識共犯高松林，並曾承作共犯高松林所委託之案件數次，而其等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結後亦持續存有除本案買賣契約以外之業務上往來，是被告自有可能係基於其與共犯高松林之交誼及為維繫雙方工作友好互動關係而遂行本案犯行。從而，辯護人所執前開辯護意旨，並非必然成立之推論關係，尚難採憑。５、辯護人雖復為被告辯護稱：倘若被告確欲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其應將如同其他修改部分般，於手寫文字旁蓋章，而不會只有單純以手寫方式補充本案爭議文字，如此變造之手法實過於粗糙；倘若被告係為使共犯高松林免責而遂行變造私文書犯行，其理當將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皆註記本案土地先前曾申請建築執照遭駁回之事，如此方能發生本案買賣契約賣方可藉此免責之法律效果，由此可見被告僅分別在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上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根本毫無意義，益徵被告並無變造私文書之動機等語。惟查，綜觀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可知，該等買賣契約書上均存有若干以手寫補充後、卻未經雙方當事人用印之文字，例如本案買賣契約第 5條第1項關於本案簽約費用之分擔，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中均記載該等費用應由買賣雙方各半負擔，惟其中「各半」2字，皆係單純以手寫方式補充、而未經雙方當事人於該等文字旁另行蓋章，又如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契約末頁均有以手寫加註「買方聲明會增加一位登記名義人，資料後補，持分2人各半取得」等文字，然該等文字旁同樣未蓋有雙方當事人之印文，此有前開買賣契約書在卷可憑（本院訴330號卷第26、29、4 6、49、60、63頁），依此可見本案買賣契約透過手寫增補之內容，並未完全嚴格遵守增補後必須經雙方當事人用印之程序，故縱使本案爭議文字旁未加蓋雙方當事人之印鑑，亦無法使檢閱前揭買賣契約書之第三人，可立即自本案爭議文字旁未加蓋雙方當事人印章乙節，推導出本案爭議文字係未獲全體當事人同意即逕行加註之結論。更何況先前偵查機關及法院處理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時，為確認本案爭議文字究竟係何時所加註及雙方當事人有無合意於買賣契約書內加註此等文字，已就此訊（詢）問多名證人，業如前述，而本院於該案審理時，甚至更當庭勘驗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試圖透過本案爭議文字之字跡顏色，確認本案爭議文字之記載時點，此有本院111 年3月18日審判筆錄附卷可佐（本院金重易1號卷二第175至1 76頁），由此益徵縱使被告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內，僅單純以手寫方式分別加註本案甲爭議文字及本案乙爭議文字、而未另行加蓋雙方當事人之印鑑，仍已使一般人對於本案買賣契約全體當事人是否合意於買賣契約書內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乙事產生嚴重混淆。故自無從以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後，該等文字旁未經本案買賣契約當事人用印，或是被告未另行於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內加註類似本案爭議文字之註記，即遽認被告前揭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之行為毫無意義，並執此進一步推認被告無遂行本案犯行之動機。從而，辯護人以上揭情詞為被告辯護，並無足取。６、辯護人雖再為被告辯護稱：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 8號判決已敘明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間記載不同之部分並非僅有1 處，並認定被害人不可能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結前，完全未詳細查證即買受本案土地，足見共犯高松林並無詐欺被害人之行為，且前揭判決亦已說明無證據證明被告與共犯高松林共同偽造或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等語。然查： ⑴、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判決理由雖認定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彼此間存有諸多記載不一之處，並提及各買賣契約書版本間記載內容相異存有多種可能原因（參見該判決第19頁所載），但也正是因為各買賣契約書版本間記載內容未臻一致之原因容有多端，故針對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間記載內容不同之處，其原因究竟係本案買賣契約當事人已對於約款內容達成意思表示合致、僅係製作買賣契約書時因一時疏漏而導致各買賣契約書記載文字不同，或是他人於本案買賣契約締約後針對部分真正之文書加以變造，始導致不同版本之買賣契約書間內容相歧，自須將不同約款各自獨立判別，當無從遽認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李曉玲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間各約款記載內容有所出入均係出於相同原因，並執此排除被告係基於變造私文書之犯意而加註本案爭議文字之可能性。 ⑵、再者，本案係針對被告加註本案爭議文字及其嗣將加註本案乙爭議文字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提出予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之行為，是否構成行使變造私文書罪加以審理，而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判決則係就共犯高松林出售本案土地之行為是否涉犯詐欺罪嫌進行審理，二者有所不同，自無從以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 號判決就共犯高松林涉犯詐欺罪嫌部分諭知無罪，即逕認被告上揭所為亦不成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 ⑶、又刑事訴訟採直接審理主義，事實審法院應就調查所得之證據，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本於確信加以判斷，不受法院就其他案件判決之拘束（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409 號判決意旨參照），是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判決雖曾於理由內提及無積極證據證明被告曾與共犯高松林共同於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內偽造本案爭議文字（參見該判決第20頁所載），然該案既係側重於審究共犯高松林是否涉犯詐欺罪嫌，自與本案審理重點有所不同，更何況本院係踐行獨立之訴訟程序後，基於自身確信而認定被告本案所為構成犯罪，上揭判決所為之認定自無從拘束本院。 ⑷、從而，辯護人以上開情詞為被告辯護，仍難採信。二、綜上，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參、論罪科刑㈠、論罪１、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變造私文書罪。２、按同時偽造同一被害人之多件同類文書時，其被害法益仍僅一個，不能以其偽造之文書件數，計算其法益。此與同時偽造不同被害人之文書時，因有侵害數個人法益，係一行為觸犯數罪名者迥異（最高法院89年度台上字第2730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此於變造私文書之情形，亦應為相同之解釋。查被告本案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行為，既均係未經被害人同意或授權，且該等文書皆係表彰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之合意內容，而屬同種類之文書，則揆諸前揭說明，被告本案所為變造私文書犯行，僅構成單純一罪。是被告先後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行為，係基於改作本案買賣契約雙方當事人合意內容之單一目的而為接續之數行為，犯罪方式及侵害法益均相同，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適當，屬接續犯，應論以一罪。又被告前開變造買賣契約書之低度行為，為其嗣後行使變造後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竟未經被害人之同意或授權，擅自變造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及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並持變造後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以行使，侵害前開文書之憑信性、司法機關認定事實之正確性及被害人之權益，所為實有不該，復考量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併衡酌被告本案犯行所造成之危害，兼衡被告前曾因偽造文書案件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之前案紀錄，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查（本院訴330號卷第379至380頁），暨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述大學畢業之智識程度，現為地政士、月收入不固定、須扶養母親之家庭經濟情況（本院訴33 0號卷第370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肆、沒收一、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及第4項固分別定有明文，惟被告變造之文書，倘已交付於他人收受，則該物即非屬被告所有，即不得再對各該文書諭知沒收。二、查被告本案所變造之杜正文版本買賣契約書，業經被告於10 8年9月16日因本案買賣契約所衍生之詐欺案件而接受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提供予該署檢察事務官後，經該署檢察事務官諭知暫不予發還，而被告本案所變造之高松林版本買賣契約書，亦經共犯高松林於108年10月28日因前揭案件接受該署檢察事務官詢問時，交付予該署檢察事務官附於該案卷宗內，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事務官 108年9月16日詢問筆錄（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389頁）、108 年10月28日詢問筆錄（北檢偵8877號卷一第449頁）存卷足按，則揆諸前揭說明，上開文件既已非屬被告所有，自無從依首揭規定宣告沒收或追徵其價額。伍、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定有明文。查被告係依共犯高松林指示遂行本案犯行，業如前述，是共犯高松林自涉有教唆變造私文書罪嫌，而共犯高松林涉犯上開罪嫌，既為本院因執行職務所知悉，則依前揭規定，本院即應依職權告發，並由檢察官另行依法處理，附此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聖提起公訴，檢察官周慶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筱寧　　　　　　　　　　　　　　　　　　法　官　吳家桐　　　　　　　　　　　　　　　　　　法　官　黃柏家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蘇瑩琪中　　華　　民　　國　　113 　年　　9 　　月　　2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二百一十條至第二百一十五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附件：《卷宗標目》 ◎本案卷宗部分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5695號卷（簡稱北檢他5695號卷）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9234號卷（簡稱北檢偵39234號卷）本院112年度審訴字第233號卷（簡稱本院審訴233號卷）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30號卷（簡稱本院訴330號卷） ◎調卷部分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7年度他字第5454號卷（簡稱北檢他5454號卷）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他字第9423號卷（簡稱北檢他9423號卷）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8877號卷一（簡稱北檢偵8877號卷一）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8877號卷二（簡稱北檢偵8877號卷二）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109年度偵字第6329號卷（簡稱北檢偵6329號卷）本院109年度金重易字第1號卷一（簡稱本院金重易1號卷一）本院109年度金重易字第1號卷二（簡稱本院金重易1號卷二）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卷一（簡稱高院上易808號卷一）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卷二（簡稱高院上易808號卷二）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卷三（簡稱高院上易808號卷三）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卷四（簡稱高院上易808號卷四）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易字第808號卷五（簡稱高院上易808號卷五）

2025-03-05

TPHM-113-上訴-6260-202503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