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搜尋結果：黃怡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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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46號上訴人即被告蔡東元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86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調偵字第38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蔡東元緩刑貳年。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蔡東元(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示僅就「量刑」提起上訴，並撤回量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146、147、151、152、177至1 78頁)，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請從輕量刑，並為緩刑宣告等語。三、上訴之判斷：　㈠刑之量定，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　　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　　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　　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者，即不　　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　㈡原判決已敘明依刑法第57條規定，具體審酌被告之過失情節、過失程度、告訴人所受傷勢，雖已給付部分賠償，但迄仍未與告訴人達成民事和解，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暨審酌被告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併考量被告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本院認原審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妥適行使裁量權而為量刑，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或者有罪刑顯不相當之有失均衡情事。至於被告於上訴後本院審理期間，與告訴人達成以新臺幣（下同）15萬元和解，並給付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71至172頁），然因原審量刑既已充分考量本案各項情狀，本院認和解賠償不致影響原審量刑，但可以作為緩刑之考量被告之認定，故被告上訴主張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緩刑之說明：　㈠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　㈡被告於本院宣判前5年內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佐。其因過失，致罹刑典，且於本院審理時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並已給付賠償金，告訴人亦同意本院給予被告緩刑之宣告，有調解筆錄、匯款委託書（代收據）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71至1 72、185頁)，堪認被告已積極彌補損害，並得到告訴人之原諒；復念及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信其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條，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彭師佑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徐文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2-27

HLHM-113-上易-46-20250227-1

原交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過失致死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上訴字第2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家裕選任辯護人林其鴻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原交訴字第16號中華民國112年12月2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院審理範圍：　　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1項、第3 項定有明文。本案檢察官陳明僅就原判決（即被告劉家裕所犯過失致死罪）之「刑」部分上訴，有上訴書、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筆錄足憑（本院卷第7至8、67、211至212頁)，被告則未上訴。是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被告所犯過失致死罪之「刑」部分，其餘部分不在上訴範圍。二、檢察官上訴意旨：　　被告因騎乘機車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自摔，造成其搭載之被害人廖玉娟死亡，且被告應負全部之肇事責任。依告訴人廖泰倫、劉素玲（下合稱告訴人2人）所述，被告因個人行為造成告訴人2人痛失○○，然案發後僅道歉1次，復考量被告完全未彌補告訴人2人之損害，僅聲稱願意賠償新臺幣(下同)5 0萬元，然並無任何實際賠償作為，故難認被告犯後具有悔悟之意，是以，原判決之量刑難認在被告接受國家刑罰權執行之法益與確保告訴人2人損害彌補之法益間取得衡平，而有過輕等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刑之減輕事由：　　本案交通事故發生後，被告在警方接獲報案前往現場處理時在場，並當場承認為肇事人而自首犯罪等情，有花蓮縣警察局○○分局交通分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憑（相字卷第71頁），被告復於其後之審理程序到庭接受裁判，可認被告已符合自首之要件，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㈡被告騎乘之車牌號碼000-0✘✘✘號(車號詳卷)普通重型機車及所使用之安全帽皆未裝設行車紀錄器一節，有花蓮縣警察局 ○○分局民國113年8月1日○警偵字第1130009080號函在卷可徵 (本院卷第105頁)。另就本案車禍地點即花蓮縣○○鄉台00線南下車道00.0公里處鄰近監視器畫面進行勘驗結果，無從證明被告有何超速行駛，以致於造成本案車禍，此有本院勘驗筆錄及卷附翻拍照片可稽（本院卷第174至177、179至185頁，偵卷第157至169頁），無從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㈢原審量刑未逾越法定刑度，亦無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等裁量權濫用之情形，核屬職權之適法行使，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可言：　⒈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不可摭拾其中片段，遽予評斷，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不當或違法。　⒉原審量刑適用相關規定，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其領有駕駛執照，當能於騎乘機車時謹慎注意，以維自身及他人之生命、身體安全，並應遵守行車相關規定，且案發當時不論路況、視距均屬良好，卻疏未注意車前狀況，致發生自摔事故，造成其搭載之被害人傷重不治死亡，此屬無可回復之損害，致被害人家屬遭受重大悲痛，所生損害程度誠屬嚴重；又被告雖願意賠償50萬元（不包含在被害人家屬已領取之強制汽車責任險保險金200萬元內），然仍無法與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故被告迄今尚未完全彌補被害人家屬之損失，以取得諒解，造成其等受有相當程度之損害；惟念及被告犯後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自陳高中畢業之智識程度、業工、月收入約3萬元之生活狀況，及本件車禍被告為肇事原因，被害人無肇事因素之過失程度，暨本案為過失犯罪，被告行為之非難性較低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說明告訴人雖求處不得易科罰金之刑度，惟衡酌被告年紀尚輕，入監服刑對其品格塑造及將來對社會之適應，未必有助益，且被告於本案前無任何因故意犯罪經法院判處罪刑之前科紀錄，素行良好，因認認尚無對被告施以自由刑之必要，及本案本質上屬過失犯罪，被告雖尚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惟之後仍有待透過民事訴訟程序以賠償所造成之損害，若課予過重之刑事責任，或逕令被告入監服刑，亦無益於被害人家屬後續受償，故告訴人之求刑要屬過重等語。已就檢察官上訴所指摘之量刑事由詳加說明，並依刑法第57條規定詳加審酌，是檢察官仍執陳詞指摘原審量刑不當，並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蕭百麟提起公訴，檢察官檢察官卓浚民提起上訴，檢察官崔紀鎮、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徐文彬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2-27

HLHM-113-原交上訴-2-20250227-1

原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公共危險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上易字第18號上訴人即被告張信福指定辯護人林武順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公共危險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原交易字第42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84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張信福(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示僅就「量刑」提起上訴，並撤回量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83、91至92頁)，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因家庭因素，一時失慮酒後駕車，固屬不該，惟被告患有肺腺癌末期，雖在持續治療中，仍有諸多後遺症，近期被告與妻子又遭遇詐騙事件，生活過的艱辛，目前都靠民間團體救助及政府急難救助金生活，且我妻子患有身心障礙，原審判決量刑實屬過重，請求撤銷原判決，從輕量刑等語。三、撤銷原判決科刑部分之說明及本院量刑：　㈠按量刑輕重，固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然量刑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且應受比例原則及公平原則之限制，以符罪刑相當之原則，否則其判決即非適法。所稱比例原則，指行使此項職權判斷時，須符合客觀上之適當性、相當性與必要性之價值要求，不得逾越此等特性之程度，用以維護其均衡；而所謂平等原則，非指齊頭之平等，應從實質上加以客觀判斷（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4568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平等原則之誡命既是「對相同之條件事實，始得為相同之處理，倘條件事實有別，則應本乎正義理念，分別予以適度之處理，禁止恣意為之」，準此，其他同類案件之量刑，因量刑係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而刑事罪責復具個別性，相類似案件之量刑分布查詢結果，自因個案情節不同而不能逕執為量刑之準據。然相類似案件之量刑分布卻足可供為量刑時用以檢驗個案裁量結果是否確有畸重、畸輕；如有顯著乖離，法院則應盡其說理義務，並排除裁量結果係因非理性之主觀因素所致之量刑歧異，以此濟量刑裁量之審查標準抽象、審查密度偏低之窮，並昭折服。　㈡查被告前因不能安全駕駛案件，經臺灣臺東地方法院(下稱臺東地院)以109年度原交易字第31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2月確定，於民國111年12月31日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執行指揮書電子檔紀錄在卷可稽，被告於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件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衡酌被告曾因同罪質之酒後駕車公共危險案件經易科罰金執行完畢後，理應產生警惕作用，然其卻故意再犯同罪質之罪，可認其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又觀諸被告本案犯罪情節，經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未使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之罪責，即無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所指應裁量不予加重最低本刑，否則將致過苛或罪刑不相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 1項規定加重其刑。　㈢被告除前開構成累犯之公共危險案件前科外，雖尚有多次酒後不能安全駕駛罪，前已有多次犯不能安全駕駛罪之前案紀錄(上述構成累犯部分不重複評價)，其中，臺東地院前於10 8年間，以108年度原交易字第83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52毫克)、108年度原交易字第85 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0月(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33 毫克)確定，同法院以109年度聲字第151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5月確定，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然就被告本次行為科處之刑度，仍應考量本案各情，並非必予逐次加重其刑度。且衡酌被告本案犯罪動機、情節( 　　騎乘機車、未肇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0.4毫克、未造成損害，前一日飲酒後有適度休息，因欲上教堂而騎乘機車），相較於被告距離本案最近1次之臺東地院109年度原交易字第31號判決（下稱前案）判處之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之犯罪情節（騎乘機車、無肇事，吐氣所含酒精濃度為每公升1.57毫克），顯更輕微，然原審就本案卻判處有期徒刑8月，明顯偏離本院依本案情節查詢司法院建置「事實型量刑趨勢系統」之平均刑度（4.7月、4.4月併科罰金新臺幣2萬元），此有該量刑資訊系統查詢結果列印紙本附卷可參。然原審未敘明本案有何相異於一般相類案例之責任應報或預防需求之特殊情狀，而有逸脫常例刑度從重量刑必要之理由，難謂無違反實質平等、比例原則之違法。是被告上訴指摘原判決量刑過重，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予以撤銷。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酒後不開車」之觀念，為近年來學校教育、政府宣導及各類媒體廣為頻繁介紹傳達各界，佐以被告前有多次公共危險案件之前案科刑紀錄素行，顯見其明知酒後駕車對一般往來之公眾具有高度危險性及違法性，為了上教堂，僅求一時便利，輕忽酒後駕車所可能造成之潛在性危險，而仍於前晚飲酒後未待體內酒精成分消退，心存僥倖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上路，所為實無足取；惟其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態度良好，且幸未因此發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員傷亡；兼衡其騎乘車輛之時間、地點、車輛種類及為警查獲時測得吐氣所含酒精濃度係每公升0.40毫克，並未肇事，亦未造成他人損害等犯罪手段、情節、違反義務之程度、所生之危險，暨其於原審自述為高中肄業、目前為雜工、月收入不固定、須扶養配偶(領有身心障礙證明，本院卷第15 頁)、家庭經濟狀況貧窮(原審卷第99頁)，並罹有肺腺癌第4 期併腦轉移(有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可佐，原審卷第75頁)等一切情狀，依罪刑相當原則，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今酒駕刑責嚴峻，期被告善待、珍惜身體，謹記本次致罹刑章之失，莫又復循覆車之軌，調整飲酒後之生活習慣及延長飲酒後至騎乘機車上路(應領有駕駛執照始可上路)間的間隔時距，以資警惕、切勿再犯。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尤開民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徐文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2025-02-27

HLHM-113-原交上易-18-20250227-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野生動物保育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49號上訴人即被告劉念祖選任辯護人鄭道樞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野生動物保育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 年度花原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5日第一審判決（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2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劉念祖無罪。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謂：上訴人即被告劉念袓(下稱被告)於民國112 年4月4日某時許（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誤載為112年5月3日9 時32分許，業經公訴檢察官於原審當庭更正），在花蓮縣○○ 鄉○○村0鄰○○00號之0住處附近之○○國小舊址前車輛底下，發現保育野生動物黑眉錦蛇1條，明知保育類野生動物，在未經許可，不得騷擾、虐待、獵捕、宰殺，竟與不詳姓名年籍男子，基於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由該不詳姓名年籍男子持掃把及紅色塑膠繩獵捕套住蛇頭掛在樹上，被告持手機拍攝照片（下稱系爭照片）傳至臉書社團「花蓮同鄉會」發佈貼文內容：「請問這是什麼蛇可以解答嗎?因為跑到我車子底下!我要放生!」等語（下稱系爭貼文），供不特定成員瀏覽，經警發現，查知上情。因認被告係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下稱野保法)第18條第1項規定而觸犯同法第41條第1項1款罪嫌等語。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應依積極證據，倘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自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即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包括直接證據與間接證據。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可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可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疑唯輕、罪疑唯有利被告之原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又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參、檢察官認被告涉犯上開罪嫌，無非係以：ㄧ、被告之自白；二、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三、刑案現場照片；四、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物種鑑定書、鑑定照片等證據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肆、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之犯行，辯稱：我確實有貼文，但是蛇不是我抓的；我發現有蛇在我車底下，我一喊，旁邊的人就過來，我不認識的「阿伯」就與另外一個人抓蛇，是「阿伯」抓起來用繩子綁蛇掛在樹上，我知道是保育類黑眉錦蛇後，我就跟那個「阿伯」說把它放掉，「阿伯」說好，就拉繩子，我沒有看完，那時候我有電話來我就走了。於貼文特別提到我要放生，那是我跟那個人說要放生，所以才貼文，這樣的文字用語可能是我表達錯了等語。辯護人則為被告辯護稱：一、被告客觀上並無獵捕黑眉錦蛇之犯行，稽之其行為當下所發布之臉書貼文，益徵更無獵捕保育類動物之犯罪故意，參照被告於花蓮同鄉會之貼文內容，被告拍攝照片時，主觀上並不知悉該蛇為野生動物保育法所保護之黑眉錦蛇，所以才會在臉書貼文詢問網友，蛇類在一般人的經驗法則中，不能排除蛇是否具有毒性，而有咬人導致傷亡結果之高度可能，因此被告在前揭臉書貼文中，表示要放生的同時，欲確認蛇的品種，倘若上情無訛，則被告主觀上既未認知其所拍攝者為保育類野生動物黑眉錦蛇，更無將該蛇置於實力支配之下，即將之獵捕之犯罪故意。二、被告並非本案黑眉錦蛇的捕獵者，捕獵者是當天在場的另一位阿伯，依據被告提供之照片，該位被拍攝者與被告壯碩的身形確實不同，本案確實有可能被告並沒有參與捕獵該蛇的犯行。倘若在沒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被告確有與該不詳年籍之男子事前、事中共謀計畫的情況底下，旋稱被告為共犯，實不無速斷之嫌。三、檢察官要盡實質舉證責任，不能因為被告提出幽靈抗辯，就認定被告有罪。四、如果被告真的知道自己是在從事犯罪行為，應不會暴露自己是在何地等語。　伍、經查：一、被告於112年4月4日某時許，駕駛自小客車前往住處附近之○ ○國小舊址，在車輛底下發現不明蛇類，持手機拍攝系爭照片，將之上傳至臉書社團「花蓮同鄉會」，發布系爭貼文。被告當日發文不久，即有網友在系爭貼文下方留言，明確告知被告此為保育類野生動物黑眉錦蛇，斯時黑眉錦蛇仍為活體。於此同時，被告發文17分鐘後，經警上網瀏覽發現系爭貼文，於同年4月9日前往現場蒐證，黑眉錦蛇已死亡，樹幹上仍繫有紅繩並懸掛蛇頭1只，地上留有蛇皮、內臟等物，警員遂送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野生動物保育服務中心鑑定，確認死體物種為保育類野生動物黑眉錦蛇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並有偵破報告、系爭貼文截圖、該中心112年4月10日物種鑑定書、刑案現場相片在卷可證（警卷第3、13、21、2 3、59至68頁），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二、依據被告及證人即被告之父劉勇哲所述，無法排除本案係姓名、年籍不詳「阿伯」之人單獨所為：　㈠被告並未自白本案犯行。再觀諸系爭貼文內容，雖敘及「我要放生」，無隻字片語提及第三人「阿伯」獵捕字樣，並有紅色塑膠繩套住蛇頭高掛樹上之系爭照片，然「我要放生」之貼文，僅係被告個人意願之表達；案發時間屬大白天，○○ 國小舊址(花蓮縣政府在該處籌建「○○○○○○○○○○○○廣場」)在台11線上，屬公共場所，無從僅憑系爭貼文內容及系爭照片推認被告即為本案行為人。　㈡證人即被告父親劉勇哲於112年5月4日警詢時證稱：那個「阿伯」抓蛇的時候，被告在旁邊看，我那時候也在現場，後來他們用繩子把蛇吊起來的時候我就走了；我當日去那邊看朋友下鋼軌，我那個朋友是在那邊開怪手的，是他那天早上打電話給我和我說他在那邊工作，我剛好沒有工作，所以我順便去那邊找他玩，我不曉得朋友的名字，我們在30年前有一起工作，後來就沒有在一起了，我沒有他的聯絡電話，電話號碼的紀錄已經沒有在我手機裡面。「阿伯」就在那邊晃來晃去，我就以為他是在那邊做工程的人，當天有在那邊做工程的只有怪手而已等語（警卷第33頁）。於原審具結作證略謂：有一個我不認識的「阿伯」在抓，被告在拍而已，我只知道這樣；被告和「阿伯」沒有關係，後來我就回去了，我下午還要工作。我沒有看到是誰把蛇綁到樹上去，我已經離開了，我10點多就離開了，我沒有看到他們用繩子吊起來的過程等語（原審卷第110至117頁），依據證人劉勇哲之證詞，被告並非本案黑眉錦蛇之獵捕者，獵捕者應係當天在場另一位「阿伯」，證人劉勇哲之證詞無從為被告不利之認定。　㈢再觀諸被告於本院提供其所拍攝「阿伯」與本案黑眉錦蛇、繫蛇頸紅繩之照片1張(本院卷第83頁)，該照片為了近拍顯示該黑眉錦蛇直徑、花紋特徵及其身長超過一般成年人，因而未拍到「阿伯」之臉部及該「阿伯」左手高舉黑眉錦蛇頭頸部繫紅繩處，然從黑眉錦蛇身體之花紋、垂掛在蛇身之紅繩，與系爭照片確屬相同，且該照片顯示被拍攝者與本案被告的身形確有不同，被告辯稱不是本案之行為人一節，尚屬有據。三、被告既然有可能不是本案之行為人，真正捕獵者是當天在場另一位不知名之「阿伯」。且依現有卷內資料來看，被告就該「阿伯」者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並未有任何行為參與、助力，已難僅憑其當時在場之事實，即推認被告與該名「阿伯」者，就本案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行為，主觀上有不確定犯意之聯絡，此由被告在系爭貼文欲確認蛇的品種，並表示要放生之情，更顯被告並無與該名「阿伯」共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在本案沒有其他證據可以證明被告確有與該「阿伯」者事前、事中共同謀議及行為分擔的情況下，實難論以共犯。被告此部分所辯，合乎事理常情，可以採信。公訴意旨逕稱被告為共犯，實不無速斷之嫌。四、綜上所述，本院綜合卷內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事證，尚無從證明被告係本案之行為人，或與他人有共同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是依前述說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原審疏未詳察，認定被告有非法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犯行，而對被告遽予論罪科刑，即有未洽。被告上訴否認犯行，指原審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改諭知無罪，以示慎斷。　　五、附帶指明部分：　　現今獵捕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為人，若具有原住民族之身分，又係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是符合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不受同法第18條第1項之限制，而不構成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之罪，屬於刑法第21條第1項規定之依法令行為，應屬不罰：　　㈠臺灣原住民族之狩獵文化，係視狩獵為生活必要、價值正當、識別族群之生活與思考方式，所形成之特殊文化；狩獵活動之進行，存有各種規範與禁忌，基於原住民族之自決權，本當尊重。獵捕、宰殺保育類野生動物，不具備野保法第18 條第1項第1款之條件，依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以刑罰，係對於一般人民之規範，就原住民族而言，野保法第21 條之1第1項明文規定：臺灣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同法第18 條第1項規定之限制。釋字第803號解釋文第3段復揭示：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傳統文化」，應包含原住民依其所屬部落族群所傳承之飲食與生活文化，而以自行獵獲之野生動物供自己、家人或部落親友食用或作為工具器物之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之旨，則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所指傳統文化，自包括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且野保法第4條規定，野生動物區分為保育類（指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其他應予保育之野生動物）及一般類（指保育類以外之野生動物）兩種。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所稱之野生動物，既未侷限於一般類野生動物，依文義解釋，自應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倘不如此解釋，同法第21條之1第1項排除第18條第1項之限制，即失其意義；另野保法第21條之1規定，主要目的在於排除原住民族之刑事責任，具有除罪功能的要件，法官對於該條規定之適用，應本於刑罰謙抑性原則，不應給予過多限制，以尊重原住民族傳統狩獵文化，並落實保障原住民從事狩獵活動之文化權利之憲法意旨（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 11號判決意旨參照)，此為實務界近期之看法。　㈡又野保法於114年2月18日公布，修正第21條之1、第51條之1 等條文，自同年0月00日生效施行。於該法第51條之1，增訂原住民族違反第21條之1第2項規定，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之行政罰(但首次違反者，不罰)，以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文化、祭儀，並兼顧野生動物之保育；再修正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規定「原住民族基於其傳統文化、祭儀或非營利自用，而有獵捕、宰殺或利用野生動物之必要者，不受第17條第1項、第18條第1項及第19條第1項第2款至第6 款規定之限制」，將最高法院111年度台非字第111號判決意旨所指「傳統文化」，包括非營利性自用之情形；所指「野生動物」，應包括「保育類」野生動物之實務見解，均加以明文化。準此，原住民獵捕、宰殺或利用「保育類」野生動物情形，倘符合野保法第21條之1第1項之規定者，參照上開說明，自不構成同法第41條第1項第1款之罪。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戴瑞麒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5 　　日　　　　　　　　　　　　　　　書記官徐文彬

2025-02-27

HLHM-113-原上訴-49-2025022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個人資料保護法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161號上訴人即被告許祐禎選任辯護人簡燦賢律師簡雯珺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個人資料保護法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181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302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許祐禎緩刑貳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許祐禎(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示僅就「量刑」提起上訴(就第一審判決未予緩刑部分提起上訴外，其亦明白表示上訴之效力及其範圍包括所諭知之主刑)，並撤回量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91至93、97至98、121頁)，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二、被告及辯護人上訴意旨略以：被告已認罪。被害人即被告○○ 嚴允彤確已原諒被告，不再追究；○○嚴允彤患有遺傳性心臟血管缺陷，多年來體弱多病，因心臟病經常突然發作，是以因病引病而患有嚴重憂鬱症等疾病，又因精神壓力大，引發肺動脈高壓、嚴重心律不整，呼吸困難急促等情，平日需被告照顧；年邁父親又發生車禍，同需被告照料；被告30餘年來在警職不餘遺力盡忠職守，請法外施仁，為緩刑宣告等語。　　三、上訴之判斷：　　原審審理結果，認被告所犯罪證明確而適用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第41條、第19條第1項規定，並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身為○○人員，應知公私分明，僅為個人感情、○○因素，即率而查詢以取得被害人本案車輛之行駛軌跡，所為足以生損害於被害人之資訊隱私權，並足使人民對執法機關之信任產生不良之影響，所為非是；另酌以被告與被害人業已和解，被害人於偵查及審判中，一再表示撤告不再追究，被告不曾因犯罪而遭起訴或判刑之素行，暨被告教育程度、工作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本院認原審已依刑法第57條各款妥適行使裁量權而為量刑，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或者有罪刑顯不相當之有失均衡情事。被告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緩刑之說明：　㈠按緩刑制度之目的即在避免刑罰剝奪自由造成難以挽回之傷害，給予受刑人自新機會。法院行使此項職權時，除應審查被告是否符合緩刑之法定要件外，仍應就被告是否有以暫不執行刑罰為適當之情形，亦即就犯罪狀況、造成之損害及危險性、被告犯罪之動機暨犯後態度，以及有無再犯之虞等情，綜合加以審酌。至於所犯罪名及法定本刑之輕重，尚非絕對、必然的判斷基準（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505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按，審酌其因一時輕忽，致罹刑典，且其犯後與被害人業已和解，被害人於偵查、原審審判中，一再表示撤告不再追究（他字卷第115頁、原審卷第4 1至45、75、121、127、165、166頁），復於本院審理期間請求給予被告緩刑機會等語(本院卷第95、127至128頁)，被告顯然於事後已有悔意，且其犯罪動機、情節及對於警察機關執行勤務所生危害程度不大，考量其30餘年來在警職不餘遺力，盡忠職守，因表現良好先後拔擢為副所長、所長，有警察人員人事資料簡歷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31、133頁)；又需照顧身心狀況不佳之被害人(原審卷第47、49、53、57 、59頁，本院卷第23、25至27頁之花蓮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等資料)及年邁、車禍受傷之父親（民國25年次，本院卷第1 41、143頁之花蓮慈濟醫院診斷證明書）等情，如受刑之執行，將使其家庭生活陷於困境，衡酌刑罰之功能在於對受刑人的矯治、教化，尤以被告身為○○人員，經此次刑之教訓，當能深切體認到犯罪之嚴重性。本院審酌上情，信認被告歷此偵、審訴訟程序及刑之宣告教訓，當知所警惕，殊無再犯之虞，因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 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併依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8條第1項規定諭知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陳宗賢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徐文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9條第1項非公務機關對個人資料之蒐集或處理，除第6條第1項所規定資料外，應有特定目的，並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一、法律明文規定。二、與當事人有契約或類似契約之關係，且已採取適當之安全措施。三、當事人自行公開或其他已合法公開之個人資料。四、學術研究機構基於公共利益為統計或學術研究而有必要，且資料經過提供者處理後或經蒐集者依其揭露方式無從識別特定之當事人。五、經當事人同意。六、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七、個人資料取自於一般可得之來源。但當事人對該資料之禁止處理或利用，顯有更值得保護之重大利益者，不在此限。八、對當事人權益無侵害。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違反第6 條第1項、第15條、第16條、第19條、第20條第1項規定，或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第21條限制國際傳輸之命令或處分，足生損害於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4條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

2025-02-27

HLHM-113-上訴-161-20250227-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過失致死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上訴字第74號上訴人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禹翰（原名：林胤志）選任辯護人傅爾洵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1年度原訴字第58號中華民國112年8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0年度偵續字第31、3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林禹翰犯過失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肆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一、林禹翰（原名林胤志）為臺東○○堂之實際負責人，於民國10 9年2月8日、9日臺東縣元宵民俗嘉年華會祈福遶境遊行期間，○○堂應邀前往「○○○○○」飯店前表演炸虎爺之活動。於109 年2月8日19時許，○○堂之隊伍集結於臺東縣○○市○○路000號「○○○○○」前道路，林禹翰身為活動承辦者及燃放鞭炮之管控者，其知悉炸虎爺活動所使用之鞭炮內有火藥，若於活動中一起燃放大量鞭炮，可能伴隨火苗延燒造成參與活動人員燒燙傷之高度危險，有危害共同參與活動工作人員及觀眾之生命、身體安全之虞，就表演活動燃放鞭炮所生火源之危險源，即具有監督義務之保證人地位，理應注意在表演前或表演進行中，應禁止防火裝備不足之「外圍隨行人員」及觀眾進入鞭炮炮網「禁制區域」(鞭砲區)內，若發現有「外圍隨行人員」或觀眾進入「禁制區域」內時，應勸離、淨空、區隔，以免燃放鞭炮活動開始後遭「禁制區域」內之鞭炮炮火延燒，並確實清場、區隔「外圍隨行人員」及觀眾，並於轎班隊伍行進間隨身備妥滅火器、水線等安全設備，俾能於鞭炮火光失控傷人時，即時滅火降低熱能危害，以確保所有現場工作人員人身安全之客觀注意義務，惟竟違背此項客觀注意義務，未採取下述行為：①設置鞭炮準備完畢，開始施放鞭炮前，應確保危險程度最高之「禁制區域」內，無觀眾及「外圍隨行人員」，其未能自行或監督在場工作人員落實區隔、清場、淨空「禁制區域」內「外圍隨行人員」之適切措施；②行進隊伍應適時適地備妥滅火器、水線等滅火冷卻設備，以即時撲滅失控火光、降低工作人員燒燙傷程度(燒燙傷發生的時間是瞬間幾秒，但熱能可能不只在表皮，已進入組織，第一時間以適量流動的冷水沖患部，盡量至少沖水15 ～30分鐘，能把熱能帶走，可大幅降低燒傷程度，避免傷口感染，還可減少腫脹以及止痛的效果)，其因確信不會發生工作人員燒燙傷，致疏未注意採取上開事項，而依當時情況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及此，未落實進行「禁制區域」內「外圍隨行人員」之清場、淨空，以至於「外圍隨行人員」張德林協助設置鞭炮完畢尚未離開「禁制區域」前，任由工作人員林世強貿然點燃鞭炮，鞭炮點燃後火苗隨即延燒，導致張德林不及走避，全身著火，又未能即時以滅火器、水線等滅火設備滅火、降低身體熱能減低傷害，只以毛巾拍打張德林身上的火，致其因而受有全身三度燒燙傷，體表面積76%燒傷，延至109年3月8日23時42分許，因敗血性休克不治死亡。二、案經張德林之○林梅花委由李文平律師、張照堂律師訴由臺東縣警察局○○分局報告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下稱臺東地檢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之說明：　　本件認定事實所引用之卷證資料（包含人證、影像等物證、書證，詳下述及者），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與本案亦有自然之關連性，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迄至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均不爭執該等卷證之證據能力或曾提出關於證據能力之聲明異議，本院認引為證據為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物證部分）、第15 9條之1第2項（證人於本案偵訊陳述）、第159條之5（其他傳聞證據）、第208條第1項等規定，下述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證據方法均有證據能力。貳、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林禹翰（下稱被告）固對於擔任臺東○○堂之實際負責人，於犯罪事實所載之時間、地點舉辦「炸虎爺」之活動，並擔任活動之承辦者以及總指揮，負責管控現場事務，且不爭執當日斯時被害人張德林(下稱被害人)因位於轎子前進方向之炮網上，於燃放大量鞭炮後，因而受有全身三度燒燙傷，體表面積76%燒傷，於109年3月8日23時42分許，因敗血性休克不治死亡等事實不爭執，惟矢口否認有何過失致死犯行，被告及其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害人當日當日擔任該活動之「外圍隨行人員」，非轎班人員，理應不得進入「禁制區域」(鞭炮燃放之區域)，且「緩衝警戒區域」已有安排負責警戒「禁制區域」之「外圍隨行人員」，且於燃放前，已有廣播通知清場，且被告及其餘外圍人員已目視並確認燃放「禁制區域」內並無他人後，始為燃放鞭炮，況當日活動現場備有滅火器、水線等滅火設施，被害人於鞭炮燃放後，因不詳原因進入鞭炮燃放區，因而受有體表面積76%燒傷，而生敗血性休克不治死亡之結果，非被告過失所造成，故被告並無涉犯過失致死罪等語。二、客觀事實：　　被告係擔任臺東○○堂之實際負責人，並於犯罪事實所載之時間、地點舉辦「炸虎爺」之活動，並擔任活動之承辦者以及總指揮，負責管控現場事務，被害人當日擔任該活動之「外場隨行人員」，因該活動燃放大量鞭炮，而受有全身三度燒燙傷，體表面積76%燒傷，於109年3月8日23時42分許，因敗血性休克不治死亡等情，業據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均坦承不諱(偵續31卷第111至119頁，原審卷第213至326頁，本院卷第60至6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林梅花、證人即○○張震濰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證人即工作人員林正禾於警詢、偵查及原審之證述、證人林有德、林燕萍於警詢中之證述相符(警卷第17至20、21至24、25至27、29至33、35至37、3 9至41、43至46、51至53頁，相卷第15至17、19至22、39至4 3、47至50頁，他卷第57至67、69至71、73至83頁，偵570卷第15至19、83至85頁，偵1222卷第13至14、19至25、27至31 頁，偵續31卷第91至95、111至119頁)，並有刑案現場測繪圖、臺東地方檢察署相驗屍體證明書、臺東○○堂臉書粉絲專網貼文截圖、2020臺東元宵民俗嘉年華會祈福遶境遊行路線圖、抽籤表、行程表、活動報名表、臺東○○堂活動切結書( 被害人未簽該切結書)、現金簽收單、送行者人本生命有限公司張德林葬服務建議書明細、刑案現場照片21張、被害人傷勢照片23張、臺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臺東馬偕紀念醫院(下稱臺東馬偕紀念醫院)病歷、佛教慈濟醫療財團法人花蓮慈濟醫院(下稱花蓮慈濟醫院)病歷、收據、診斷證明書、臺東馬偕紀念醫院出院病歷摘要、手術紀錄、門診紀錄單(警卷第61、63、65至69、70至81、83至85、89至99 、101至112、113至137、139至165、167至241、243至259、 261至539頁)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堪可認定。三、被害人案發當時並非因癲癇發作，無法及時閃避、離開「炸虎爺」活動轎區點燃之炮網現場致生憾事：　㈠經原審檢送事故現場影像，函請被害人因癲癇就醫治療之臺東馬偕紀念醫院說明事故當時被害人是否癲癇發作一事，經該院回復如下：　⒈癲癇發作是由腦部突發、不自主地異常放電所致。因不正常放電導致行為、動作、感官或認知上的改變。依腦部異常放電的原因及部位而不同，癲癇發作的嚴重程度有很大的差異。常見之癲癇症狀有：強直陣攣發作(大發作)、失神發作( 小發作)、顳葉發作(複雜部分發作)、肌陣攣發作。不同型態，各有其不同之症狀。　⒉強直陣攣發作(大發作)時之症狀為：病患突然倒地(有時大叫一聲)，意識喪失、眼睛上吊、牙關緊閉、口吐白沫、四肢僵硬及抽搐，常伴有大小便失禁及舌頭咬傷，發作完後病人呈現嗜睡、意識混淆及失憶現象。發作時，病人無法保有自主之身體行動能力。　⒊癲癇之治療，首要乃規律按時用藥控制癲癇，儘可能達到無癲癇狀態，以求改善並維持生活品質，並避免因發作造成併發症或生命威脅。被害人之癲癇係95年10月外傷性腦出血後遺症所致，依病歷記載，被害人癲癇發作型態為強直陣攣發作(大發作)，發作時意識喪失、四肢僵硬及抽搐。　⑴初期，被害人曾多次因癲癇發作至急診就醫，甚至住院進一　　步治療；隨後，被害人之癲癇控制逐漸改善，99年9月後，　　未曾再因癲癇發作住院。　⑵102年8月以後，不再有癲癇發作至臺東馬偕紀念醫院急診就醫之紀錄。　⑶於門診紀錄中，104年8月以後不再有癲癇發作之記載。即使　　104年8月以後癲癇未再發作，被害人之醫囑遵從良好，皆能按門診預約日期回診。　⒋(案發現場)影片第30秒至37秒，可見遭火燃燒之人(被害人) 仍可站立並有自主轉向行動之事，若係大發作型癲癇病人，依此影像，難謂其當時有癲癇發作之情事等情，有臺東馬偕紀念醫院112年1月27日馬院東醫乙字第1120000377號函在卷可證(原審卷第175頁)。　　㈡又證人即當日「外圍隨行人員」、被害人之○林正禾於原審　　證述：(他當天的樣子看起來有癲癇發作的情況嗎？)當時發生的時候，我以為，但是在清理他的過程，他身上的火（清理）完畢，他可以自行坐下，自行站起來坐到警車，我跟我 ○○說「○，你可以自己起來嗎？你身體都那樣，我沒有辦法摸」，我○就「嗯」，他自己站起來，自行走路，他就算是一個正常人。(跟癲癇發作的狀況不一樣？)我有看過我○有癲癇，假如他有癲癇的話，他是馬上倒，臉部抽搐。(狀況是不一樣？)不一樣等語(原審卷第299至300頁)。另經本院勘驗案發當日現場影片，亦可見被害人站立並有自主轉向行動之事，此有勘驗筆錄所附影片截圖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65 至175頁)，顯與臺東馬偕紀念醫院所述被害人癲癇發作型態症狀即強直陣攣發作(大發作)，發作時意識喪失、四肢僵硬及抽搐等情不同，從而，證人林正禾於警詢曾證稱：被害人有癲癇病史，當時伊與被告在道路上放置廟宇活動要炸的鞭炮，伊等放置完就準備要點燃，但是當時鞭炮點燃後，燃燒速度太快，同時被害人不知為何原因癲癇發作，身體不方便移動離開鞭炮區，鞭炮炸開時，被害人就被波及到了等語，再於偵查中證稱：伊與被害人都是○○堂工作人員，當時伊與被害人幫忙排連炮，排完後準備要炸，當時風很大，鞭炮點燃的速度太快，伊回頭時看到被害人怎麼站在那邊沒動，伊想說完了會不會是癲癇發作，伊看到時鞭炮已經燃起來，伊就趕快去拉被害人出來，伊拉被害人時有確定被害人是因癲癇故無法離開現場等語，實與臺東馬偕紀念醫院所述被害人癲癇發作型態症狀不符，核屬推測之詞，無從據此認定被害人係因自身癲癇宿疾發作，無法及時閃避致生本案憾事。四、按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此即學理所稱不純正不作為犯。所指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者，以行為人在法律上對於結果發生負有防止之作為義務，具有保證人地位者，其不作為即得成立不作為犯；保證人地位，除法律明文規定者外，依契約或法律之精神觀察有此義務時，亦應包括在內，如自願承擔義務、最近親屬、危險共同體、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及對危險源監督義務者，也具有保證人地位。所稱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並非課予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犯罪結果之絕對責任，仍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結果可避免性為前提，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防止義務人故意或過失之不作為為其意思責任要件，始令負故意犯或過失犯罪責。行為人若履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結果即幾乎確定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可認與構成要件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又過失犯，依刑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為過失。」以行為人具有防止結果發生之注意義務，且客觀上並非不能注意，竟疏未注意，違反注意義務，其過失行為與結果間，在客觀上復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即應就有預見可能性之結果負過失犯罪責。「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既係結合不純正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二者，即應以「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分別為不純正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之核心概念，「作為義務」，乃以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來判斷其在法律上有無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義務，進而確認是否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注意義務」係以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之各種安全或注意規則，來檢視行為人有無注意不讓法益侵害發生之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過失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76號、112 年度台上字第338號判決意旨參照）。五、被告具有危險源監督者之保證人地位：　㈠被告擔任臺東○○堂之實際負責人，並於上開時間、地點舉辦「炸虎爺」之活動，並擔任活動之承辦者以及總指揮，負責管控現場事務之事實，已認定如前，並為被告所不爭執。臺東○○堂炸虎爺之活動表演內容，依據被告於警詢所述：有走炮網及定點炸，走炮網是指將鞭炮以井字編排散開，抬轎人員抬起虎爺轎走過正施放鞭炮之炮網，而定點炸是抬轎人員抬起虎爺轎在鞭炮堆定點不動而施放；本案是走炮網式等語 (警卷第14頁)，並有臺東○○堂臉書粉絲專網貼文截圖可證( 警卷第65、67頁)。　㈡按經營一定事業或從事其他工作或活動之人，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生損害於他人之危險者，對他人之損害應負賠償責任，但損害非由於其工作或活動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所致，或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91條之3亦有規範。由此可見，從事危險工作或活動之人，對於其工作或活動之性質或其使用之工具或方法，有損害於他人之危險者，負有相當之注意義務，否則對他人之損害，即應依上開民法規定，負擔損害賠償責任。揆諸該條立法理由所載：「近代企業發達，科技進步，人類工作或活動之方式及其使用之工具與方法日新月異，伴隨繁榮而產生危險性‧‧‧‧‧且鑑於：⒈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製造危險來源⒉僅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能於某種程度控制危險⒊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因危險事業或活動而獲取利益，就此危險所生之損害負賠償之責係符合公平正義之要求。」等語。再參酌該立法理由所例示之工廠排放廢水或廢氣、桶裝瓦斯場填裝瓦斯、爆竹場製造爆竹、舉行賽車活動、使用炸藥開礦、開山或燃放焰火等，均係從事危險事業或活動者製造危險來源，或因危險事業或活動而獲取利益，足認立法理由所指負有作為義務之危險源之控制主體，須符合確實有製造危險、控制危險、分散危險之主體者　　。　　㈢炸虎爺之活動表演內容既然是將鞭炮以井字編排散開，抬轎人員抬起虎爺轎走過正施放鞭炮之炮網，或是抬轎人員抬起虎爺轎在鞭炮堆定點不動而施放，鞭炮內有火藥，一起燃放大量鞭炮，火藥伴隨火苗延燒，對人有燒燙傷之高度危險，顯然已在表演場地內製造危險來源，即炮炸虎爺轎之過程，因燃放大量鞭炮，有生損害於前往參觀之民眾及活動參與者生命及身體之危險。被告係臺東○○堂之實際負責人，又於本次活動，擔任承辦者以及總指揮，對於表演場域具有控制及分散危險程度之能力，依前揭民法第191條之3 之規定，居於危險源監督者之保證人地位，至為顯然。　　　　　六、被告主辦炸虎爺之表演活動之注意義務為何，爰說明如下：　㈠刑法上所稱之過失，係指對於構成犯罪事實之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之情形。而有無上開情形，應就相關事實為具體之判斷，不能以行為人擔任某種職務，即為概括之推定（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192號判決意旨參照)。所謂「應注意，並能注意而未注意」，乃指行為人對於客觀可預見之構成要件結果的發生，疏於保持依據客觀情狀所必要之注意，即違反客觀之注意義務，而具有行為不法。然人類之社會活動形形色色，立法技術不可能規範所有具危險性活動之注意義務為何，甚至學者通見亦主張，刑法以外法規所訂定之注意義務規範，亦僅作為判斷行為人有無違反注意義務之參考，是以學者乃有主張，刑法本身即為注意義務之依據，而歸根究柢，過失犯係有待補充之構成要件，唯賴法院依個案事實加以評價、補充。又法院判斷個案注意義務時，應審酌「容許的風險」，如該行為之風險雖屬可預見亦可避免，但若屬法律秩序所允許之風險，該行為即非法律所禁止，而其判準，應依據該危險行為之社會相當性而定；其結果，將造成注意義務之限縮。質言之，過失犯規定雖禁止對他人法益製造風險，但若一概要求為達此目的務善盡防止結果發生之義務，則許多現代社會所不可或缺之行為將受捨棄、抑制，實礙社會發展，法秩序對此自有作衡平調整之必要。　㈡有關元宵遶境活動燃放排炮、爆竹之個人或團體，如非施放專業爆竹煙火原則上免申請，惟不得違反臺東縣政府公告禁止施放之區域範圍及時段規定，有臺東縣消防局111年11月1 6日消預字第1110017302號函及臺東縣政府110年11月3日府授消預字第1100224809號函可稽(原審卷第139至140頁，　　偵續31卷第39頁)。又本案「臺東市○○○○○之十字路口」鄰近臺東大學，係屬不得燃放爆竹之區域，惟元宵節活動不在此限一節，有臺東縣政府111年11月23日府民禮字第111024783 5號函可徵(原審卷第135頁)，因此臺東○○堂此次舉辦「炸虎爺」之活動施放鞭炮，不須事先擬具安全措施向臺東縣政府申請許可(偵續31卷第47頁臺東地檢署公務電話紀錄)，此亦為檢察官所不爭執(原審卷第166至167頁)。　㈢炸虎爺之活動表演內容既然是將鞭炮以井字編排散開，轎班人員抬起虎爺轎走過正施放鞭炮之炮網，或是轎班人員抬起虎爺轎在鞭炮堆放定點不動而施放鞭炮等2種方式，在炮網內表演，因燃放大量鞭炮，火藥伴隨火苗會產生巨大濃煙團夾雜火光延燒，若失控會讓參與者發生燒燙傷高度危險之特性，復參照：　⒈被告於警詢陳述：現場有8個固定抬轎「轎班人員」，其他轎班人員會於施放鞭炮期間輪流替換，以利抬轎成員換氣，另外有「外圍隨行人員」會在人群邊維護，以免人群進入炮點引發危險，通常裝備不齊全之「外圍隨行人員」不會讓其靠近虎爺轎，另有工作人員會在現場負責水線及持滅火器於現場待命；要施放鞭炮前，我們都會請非轎班人員之工作人員離開現場後，才開始炸虎爺的活動等語(警卷第14至15頁)。　⒉轎班人員衣服、鞋子等裝備，要防火；現場要準備滅火器或水線；現場有轎班人員及「外場隨行人員」，要施放鞭炮前，我們都會請「外場隨行人員」、觀眾離開現場後，才開始炸虎爺的活動等情，亦據證人即參與活動者林世強、徐睿昌、林正禾於原審證述在卷(原審卷第219至221、229至230、2 31至232、243至245、252、253、255至258、266至267、276 至277、284、288至289、293至294、301頁)。　⒊又被告已辦理多次炸虎爺之表演活動，且依據臺東○○堂「活動切結書」所書「…炮炸金虎爺活動，…該活動具有一定危險性，…具有無法控制之不特定風險…」(警卷第83頁)內容可知，其對於炮炸活動若失控會讓參與者發生燒燙傷高度危險當知之甚詳。而鞭炮造成之燒燙傷，其發生的時間是瞬間幾秒，但熱能可能不只在表皮，更可能已進入組織，而燒燙傷之處置，第一時間以適量流動的冷水沖患部，盡量至少沖水15 ～30分鐘，能把熱能帶走，可大幅降低燒傷程度，避免傷口感染，還可減少腫脹以及止痛的效果，業據政府部門、醫學院所宣傳多年(沖、脫、泡、蓋、送)，更是經辦活動多年炸虎爺活動之被告無從諉為不知。　⒋從而，炸虎爺表演活動既然會因燃放大量鞭炮，火藥伴隨火苗會產生巨大濃煙團夾雜火光延燒，若失控會讓參與者發生燒燙傷高度危險之特性，再依據被告及活動參與者即證人林世強等人所述表演過程之實際情狀可知，炸虎爺表演活動會依危險程度高低區分如下：「禁制區域」(鞭炮區)，其範圍應係鞭炮施放之區域，以本案走炮網而言即指井字編排之炮網，而定點炸則是鞭炮堆定點。另外在危險程度較低、距離「鞭炮區」較遠之觀眾區與「禁制區域」之間，再劃設一臺東○○堂「外圍隨行人員」活動範圍之「緩衝警戒區域」，用以緩衝、區隔「禁制區域」與危險程度最低之觀眾活動區域，避免因燃放大量鞭炮，伴隨火苗延燒傷害觀眾，也讓「禁制區域」表演活動能順利進行(包含清掃施放後之鞭炮等)；「禁制區域」在施放鞭炮期間僅有合格之轎班人員可進出，「緩衝警戒區域」則是「外圍隨行人員」活動範圍。要施放鞭炮前，「禁制區域」內若有參觀民眾或「外圍隨行人員」逗留均會確實清場、淨空，此一舉動在確保防護裝備不足之「外圍隨行人員」及觀眾之安全，且表演活動應備妥滅火器、水線等滅火冷卻設備，以即時撲滅失控火光。　　㈣綜上，本院認本案被告所應負之注意義務，乃表演活動設置鞭炮準備完畢，開始施放鞭炮前，應確保危險程度最高之「禁制區域」內，無觀眾及「外圍隨行人員」，若有觀眾或「外圍隨行人員」進入「禁制區域」，應暫緩點燃鞭炮，先行勸離、清場、淨空；且表演現場應備有「滅火器、水線」等安全設備，以有效即時降低失火意外所造成之燒燙傷害。七、被告有未採取適當措施之不作為：　　被告應注意炸虎爺表演活動之鞭炮為具有危險性之物品，燃放鞭炮前應落實區隔措施，確保「禁制區域」已淨空，且依其情形復無不能注意之情事，以至於「外圍隨行人員」即被害人尚未離開「禁制區域」前，任由工作人員貿然點燃鞭炮，致尚在「禁制區域」內之被害人閃避不及，遭鞭炮炸射全身著火，又因表演現場無滅火器、水線等安全設備，以致於無法即時撲滅火勢、降低被害人燒燙傷程度：　㈠被告於109年3月9日警詢中陳稱：案發當時被害人在道路上設置活動要用之鞭炮，設置完畢後鞭炮燃燒得太快，我當時看見被害人整個人就呆站在鞭炮旁都不動，然後他整個人就被鞭炮炸傷，全身起火(警卷第8頁)；109年5月30日警詢中陳稱：鞭炮燃燒時，就突然發現被害人不知為何原因，會在鞭炮區附近，然後他就被炸傷了等語(相卷第85至86頁)。於10 9年12月15日警詢中陳稱：鞭炮開始施放且虎爺轎行進約3分之1炮網時，我看見轎中有人衣物燃燒，是我○○(指林世強) 立即將其拉出，工作人員上前將其火焰撲滅，我才發現是被害人，因為他不是轎班人員且身著之衣物不符合轎班成員之標準等語(警卷第15頁)；第一時間我們有用其他方式滅火等語(偵續31卷第113頁)。　㈡證人即當日轎班人員林世強於原審證述：(張德林會是負責設置鞭炮的人嗎？)就是大家互相幫忙。(掃鞭炮的人也會去設置鞭炮嗎？)也是會。(你們是所有工作都混在一起，大家有時候做這個，有時候做那個？)還沒開炸之前，都會互相幫忙。…(當時要點燃鞭炮的時候，你們有沒有確認張德林有沒有離開鞭炮周圍？）這我就不太清楚了…(你們當天救火的方式是直接用身上的東西把他的火拍熄？)對，因為當下太急促了，所以就直接先用手和身上的毛巾去拍打。(你們當天的滅火器和水管有用到嗎？)水管那那時候已經移到旁邊了，滅火器的話，是工作人員拿在手上，我們當下是，我發現，把他拉出來之後，是急著幾個人就先搶救，就是先撲滅。 (當時，水管已經被移到旁邊，沒辦法拿到？)對，當下是沒有辦法拿到的…(所以，滅火器來的時候，你們已經把火熄滅了？)是等語(原審卷第248至249、233、237頁)。證人林世強再於本院證：(當天何人負責拿滅火器？)那麼久了，我忘記了。(所謂的提供水線的方式？)請○○○○○拉水管，水管沒有跟著我們的轎子前進，水管就放在飯店外面的水龍頭下面。(如果發生事情的時候你們如何通知○○○○○開水及拉水管？ )因為那是戶外水龍頭，我們有需要的話就跑過去開水龍頭並拉水管。我們沒有無線對講機可以互通。(依本院卷第169 頁截圖照片所示，穿黃色上衣的人有無辦法去區別抬轎人員或是工作人員？)無法區別。但我們在抬轎前會確認是否為抬轎人員。(這張照片上的防護措施水線、滅火器等在何處？)看不出來。(意外發生時，你們的水線及滅火器是沒辦法及時搶救？)是等語(本院卷第至360至361、367頁)。　㈢證人即當日「外圍隨行人員」徐睿昌於原審證述：（方才你說你是在炮王左前方區隔民眾，清場的人員，那表示你們當時是有安排誰負責在哪個角落區隔民眾、清理現場嗎？）其實是比較自由意志，哪一個人站哪一個方位，都不一定，就是我們10幾個人會在外圍等語(原審卷第274頁)。　㈣證人即當日「外圍隨行人員」、被害人之○林正禾於原審證述：(在規劃大家工作的時候，有沒有其中一批人是現場水線降溫及持滅火器的人？)我沒看到。(有分配這一個工作嗎？ )當下很亂，我沒看到。(行程前，有規劃現場水線和持滅火器這一個工作的工作人員嗎？)沒有。(你們出去的時候，有人配小型滅火器嗎？)沒有。(你在現場有看到嗎？)沒有。( 後來有看到滅火器，你知道那滅火器是從哪裡來的嗎？)我聽他們講是從「○○○○○」裡面拿出來的。(炸之前，你在現場有看到水線嗎？)沒有。…(你是負責【轎子】正前方？)對，正前方，因為記者媒體都是在我的後方。(轎子在行進的時候，你是看著轎子？)對。(轎子是往你的方向過來？還是往離你的方向遠離？)它是往我前方這樣過來。(點燃鞭炮前，你○○是在哪裡？)我真的不清楚。(點燃之前，你○○到底在哪裡？)我也是不清楚，因為鞭炮全部擺完的話，人都散開了。(你○○有幫忙排置鞭炮嗎？)有；當下我真的不知道我○○有沒有在裡面等語(原審卷第286至287、295至296、297頁)。　㈤依據被告及證人林世強等人上開所述，足見案發當時被告未能自行或監督在場工作人員落實清場、淨空、區隔「禁制區域」轎班人員與「緩衝警戒區域」之「外圍隨行人員」，再觀諸本院勘驗現場影片結果(本院卷第143、144、149至253 、356頁)益證：活動現場人流眾多，無法明確區隔「禁制區域」及「緩衝警戒區域」，且本案現場未見滅火器或相類滅火設備、水線等事實，另自現場外某處取得紅色澆花桶及滅火器之人，趕赴現場時，已來不及救火、滅火，有現場影片截圖畫面可證(本院卷第213至221頁)。　㈥本院勘驗現場影片編號3部分，同時佐以證人林世強於本院證詞，可知當日點燃鞭炮過程及被害人著火之過程如下：　　一開始林世強喊：「點炮」，現場響起哨音，身穿黃色衣服之人即○○張震濰將一柱長香點燃在頭戴虎帽之人即林世強左手上的砲網引信，張震濰把長香交給戴虎帽之林世強，林世強將手上拿的鞭炮引信往前放在地上，並且轉身往後走，之後張震濰就離開，其後林世強跟著隊伍往前走一段，再往後退幾步之後，林世強又突然衝進去，拉出身上著火的被害人，旁人以毛巾打火等情，有本院勘驗筆錄、影片截圖及證人林世強於本院之證詞可稽(本院卷第235至247、356、358至3 59頁)。在勘驗過程並未聽見被告所稱之廣播，或林世強於原審所述：會互相喊「驅離了」、「好了」等語(原審卷第2 49頁)，或看見林世強於本院所述：外圍人員羅志偉站在轎子與觀眾的中間那邊（當庭繪製相關位置圖，本院卷第359 、373頁），向伊打手勢表示OK，林世強才請○○點燃鞭砲引信(本院卷第359頁）之情，足見燃鞭炮過程無任何警示，亦未見清場，被告所稱有廣播或清場云云，不足採信。　㈦綜上，被告未能自行或監督在場人員落實清場、淨空、區隔「禁制區域」轎區工作人員與「緩衝警戒區」之「外場隨行人員」，以至於被害人尚未離開「禁制區域」前，即任由工作人員貿然點燃鞭炮，致被害人閃避不及，復未無法即時撲滅火勢、降低被害人員燒燙傷程度。被告違反以上注意義務之行為，顯已逾越了被容許的風險，並製造了風險，並於具體事件歷程中實現了風險，顯見，被告之行為既已昇高了風險，自應受到歸責。八、以下有利被告之證詞，與客觀事實不符，不足採信，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定：　㈠證人林世強於原審曾證稱：活動當日現場有做人流管制，除了轎班人員以外不得靠近轎子(即為炮網鋪排或燃放處)，只要非抬轎人員，一定會將之驅離到旁邊，縱然是○○堂其餘工作人員亦不可靠近之，且在活動開始後，不可能有非轎班人員站在鋪排的炮網上，因為要點炮之前一定要將非轎班人員驅離。○○堂當日亦有安排專責人員擔任警戒或驅離非轎班之人之工作人員，且燃放前會告知要清場，轎班人員以及被告會大喊「要點炮了」，且外圍人員會回報現場已將他人全數離驅離完畢。當日活動現場亦備有水線、滅火器等安全設施；伊可以肯定在鞭炮開始燃放之初，轎子前方並無其餘人員等語(原審卷第217至254頁)。　㈡證人徐睿昌於原審另證：當天在鞭炮排好以後，禁止所有的人員進入場中央，管制人員會在外圍，將轎班人員以及群眾區隔並清場，安全維護人員會在外圍，注視所有的群眾以及非轎班人員的一舉一動，嚴禁他人進入炮網內，縱然是其餘工作人員，亦不得進入。且活動當日亦備有滅火器及水線等安全設備。在點燃鞭炮前，有確定轎子的周圍並無其他非轎班人員，當活動開始後，會一直往前走，並確保前方是淨空的，且在鞭炮點燃時，轎子的前、中、後方均無他人，是伊並不知悉為何被害人會進入炮網內而遭鞭炮燒傷等語(原審卷第254至278頁)。　㈢證人林正禾於原審證稱：當日所負責的工作，為確保媒體拍攝時與炮網之距離，斯時媒體記者位於其身後，伊目視轎子，轎子向伊之方向前進，且伊從點燃鞭炮前，並無看見有其餘之人進入炮網內，伊亦不知悉為何被害人會在炮網內等語 (原審卷第278至300頁)。　㈣前揭證人之證詞就當日所進行「炸虎爺」之活動，固曾證述活動現場有安全維護、燃放鞭炮前並有安全確認等節，為形式上制式之說明，然證人林世強於原審同時證稱：(當時要點燃鞭炮的時候，你們有沒有確認張德林有沒有離開鞭炮周圍？）這我就不太清楚了等語。且證人徐睿昌於原審證稱：（方才你說你是在炮王左前方區隔民眾，清場的人員，那表示你們當時是有安排誰負責在哪個角落區隔民眾、清理現場嗎？）其實是比較自由意志，哪一個人站哪一個方位，都不一定，就是我們10幾個人會在外圍等語，可見當日表演活動雖有工作人員區隔觀眾，然該等人員所負責之區域未事先明確劃分，僅憑案發當時當場隨意分配，致人流管制、清場並未全面確實，否則若已淨空完畢始開始進行活動，何以所有工作人員均未發現被害人進入「禁制區域」，顯不符經驗法則。況依本院勘驗現場影片3，只見一開始林世強喊：「點炮」，現場響起哨音，○○張震濰將一柱長香點燃在林世強左手上的砲網引信，張震濰把長香交給戴虎帽之林世強，林世強將手上拿的鞭炮引信往前放在地上，並且轉身往後走，之後張震濰就離開，其後林世強跟著隊伍往前走一段，之後即發生被害人全身著火之情形，可見燃放鞭炮前，並未做清場之舉，也未確認轎子前方有無他人進入之區隔動作，現場亦無「滅火器、水線」等安全設備，證人林世強等人上開證詞，無非是迴護被告之詞，與勘驗現場結果之客觀情狀不符，無從為被告有利之認定。九、又刑事責任之認定，並不因被害人與有過失，而免除被告之過失責任，被害人與有過失之情節輕重，僅係酌定雙方民事上損害賠償責任之依據，並不影響被告所犯刑事責任之罪責。是本案被害人以參加多次炸虎爺之活動，深知活動所使用鞭炮內有火藥，一起燃放大量鞭炮，火藥伴隨火苗延燒，對人有燒燙傷之高度危險，在協助排炮準備活動後，因自身疏忽未留意活動節奏，未能即時走避而遭鞭炮火花延燒受傷死亡，其就本案事故之發生雖亦有過失，然被告就本案事故之發生具有過失，已認定如前，是被害人與有過失之程度，僅係酌定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之依據，仍無解被告上揭過失之刑責至明。十、被告之不作為與被害人因全身三度燒燙傷，體表面積76%燒　　傷，嗣因敗血性休克不治死亡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被告因未能自行或監督在場人員落實清場、淨空、區隔「禁制區域」轎區工作人員與「緩衝警戒區」之「外場隨行人員」，以至於被害人尚未離開「禁制區域」前，即任由工作人員貿然點燃鞭炮，致被害人閃避不及，此無從認定是屬被害人自我負責之範圍(「超法規阻卻違法事由」中的「可容許危險」是指參加者認識炸虎爺活動的危險性，且同意活動所使用之鞭炮在一般危險情況下對身體或生命產生的危害) 　　，案發現場復無法即時撲滅火勢、降低被害人員燒燙傷程度，是被告之不作為與被害人未及走避，受有燒燙而死亡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已堪認定，其具有過失，至為明確。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洵堪認定，應依法論科。參、論罪科刑之理由：一、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二、撤銷原判決之理由：　　　原審不察，認被告應無過失，而為無罪判決，尚有未洽，檢察官上訴指摘原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予以撤銷改判。三、科刑審酌事由：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係為臺東○○堂之實際負責人，於臺東縣元宵民俗嘉年華會祈福遶境遊行期間，○○堂應邀前往「○○○○○」飯店前表演炸虎爺之活動，深知活動所使用鞭炮內有火藥，一起大量燃放鞭炮，火藥伴隨火苗延燒，對人有燒燙傷之高度危險，其居於危險源監督者之保證人地位，除了保護觀眾之安全外，更應注意工作同仁在表演活動過程中生命、身體之安全，因一時疏未注意，在設置鞭炮準備完畢開始施放鞭炮前，應確保危險程度最高之「禁制區域」內，無觀眾及「外圍隨行人員」，若有觀眾或「外圍隨行人員」進入「禁制區域」，應暫緩點燃鞭炮，先行勸離、清場、淨空；且表演現場應備有「滅火器、水線」等安全設備，以有效即時降低失火意外所造成之燒燙傷害。其未盡上開注意義務，致被害人受有全身三度燒燙傷，體表面積76% 燒傷，終因敗血性休克不治死亡，且犯罪所生損害非微，另考量被告與被害人平日之關係，已盡其所能，先行賠償被害人家屬醫療(救護車)、喪葬等費用之犯後態度及過失情節、被害人與有過失之程度，及其與被害人家屬因意見不一致，而未能達成和解；暨被告之教育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詳警詢筆錄受詢問人欄所載，及被告於原審所述)等一切具體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　　折算標準。本案經檢察官於盼盼提起公訴，檢察官莊琇棋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徐文彬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276條因過失致人於死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2-27

HLHM-112-原上訴-74-20250227-1

原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上易字第14號上訴人即被告李鈺欣選任辯護人陳家偉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3年度原交易字第6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3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1442號；移送併辦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28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李鈺欣緩刑貳年。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之說明：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　　、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查上訴人即被告李鈺欣(下稱被告)提起上訴，明白表示僅就「量刑」提起上訴，並撤回量刑以外之上訴（本院卷第61、62、65至66頁)，依據上開條文規定，本院審判範圍僅及於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罪名」均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原審未及審酌，請從輕量刑，並為緩刑宣告等語。三、上訴之判斷：　　刑之量定，屬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顯然失當或違反公平、比例及罪刑相當原則，亦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者，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原判決已敘明依刑法第57條規定，具體審酌被告之過失情節、過失比例、告訴人所受傷害，迄今仍未與告訴人達成民事和解或調解，賠償告訴人所受之損害；暨審酌被告坦認犯行之犯後態度，併考量被告於本院審判程序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及無犯罪前科之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40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本院認原審已斟酌被告有自首，且依刑法第57條各款妥適行使裁量權而為量刑，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或者有罪刑顯不相當之有失均衡情事。至於被告於上訴後本院審理期間，與告訴人達成以新臺幣（下同）3萬元和解，並當場給付完畢，此有調解筆錄在卷可證（本院卷第83至84頁），然因原審量刑已屬於較低度量刑，本院認和解賠償不致影響原審量刑，但可以作為緩刑之考量被告之認定，故被告上訴主張從輕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四、緩刑之說明：　㈠行為經法院評價為不法之犯罪行為，且為刑罰科處之宣告後，究應否加以執行，乃刑罰如何實現之問題。依現代刑法之觀念，在刑罰制裁之實現上，宜採取多元而有彈性之因應方式，除經斟酌再三，認確無教化之可能，應予隔離之外，對於有教化、改善可能者，其刑罰執行與否，則應視刑罰對於行為人之作用而定。倘認有以監禁或治療謀求改善之必要，固須依其應受威嚇與矯治之程度，而分別施以不同之改善措施（入監服刑或在矯治機關接受治療）；反之，如認行為人對於社會規範之認知並無重大偏離，行為控制能力亦無異常，僅因偶發、初犯或過失犯罪，刑罰對其效用不大，祇須為刑罰宣示之警示作用，即為已足，此時即非不得緩其刑之執行，並藉違反緩刑規定將入監執行之心理強制作用，謀求行為人自發性之改善更新。　㈡被告前並無任何犯罪紀錄，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　　1份在卷可佐。其因過失，致罹刑典，且於本院審理時與告　　訴人成立調解，並已給付賠償金，告訴人亦同意本院給予被　　告緩刑之宣告，有調解筆錄附卷可稽（本院卷第83至84頁) 　　，堪認被告已積極彌補損害，並得到告訴人之原諒；復念及　　刑事法律制裁本即屬最後手段性，信其經此偵審及科刑教訓　　，應能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併予宣告緩刑2年，以啟自新。五、關於一造缺席判決部分：　㈠按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　㈡查本案被告李鈺欣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本院卷　　第69、87、89頁），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作成本判決。　本案經檢察官陳妍萩提起公訴、檢察官尤開民移送併辦，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徐文彬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2-27

HLHM-113-原交上易-14-202502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賭博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08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翁三才翁四海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賭博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168號中華民國113年11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47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翁三才、翁四海(以下合稱被告2人)共同意圖營利，基於供給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之犯意聯絡，於民國111年12月10日前之某日起，以被告翁三才位在花蓮縣○ ○市○○路000號之住處(下稱案發地點)為賭博場所，經營麻將賭博並提供賭具，供不特定人前往賭博財物，並以每次麻將自摸即抽取新臺幣（下同）200元之方式牟利。嗣為警於112 年5月2日8時17分許，在上址查獲，並扣得麻將3副、牌尺12 支、小骰子5顆、大骰子7顆等物。因認被告2人均涉犯刑法第268條前段及後段之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等罪嫌。貳、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基礎；而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積極證據，係指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之積極證據而言，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再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此為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所明定。因此，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參、公訴意旨認被告2人涉犯上開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之犯行，無非係以證人吳玫玲、王健智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花蓮縣警察局○○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現場照片等證據，為其主要論據。嗣經原審判決被告2人無罪後，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一、證人王健智於偵查中雖就抽頭金額證述與警詢有不一致之處，但亦證稱有抽頭金、用途即是茶水錢等語；再於原審證述時，亦證稱有抽頭金，但因時間久了、曾經中風，數額不確定，應以112年9月20日警詢時證稱自摸是300元抽頭金，一將1,200元較為正確等語，雖證人王健智與吳玫玲就抽頭金數額所述稍有不一致之處，惟均證稱有抽頭金；另證人王健智於警詢、原審證稱係被告翁四海告知其該處有在打牌，且賭博的5次其中有3次均係由被告翁四海主動邀約，抽頭金若係被告翁三才在場會由被告翁三才收取，被告翁三才不在則由被告翁四海收取，且有因為無法支付賭債向被告2人借錢等情，而證人吳玫玲於原審亦證稱：王健智有曾經說「我沒帶錢」，但最後結算的時候還是有拿錢出來的情形等語，並有卷附之商業本票、證人王健智與翁三才之對話紀錄可資佐證，足證被告翁三才確實有於證人王健智無力支付賭債之際出借金錢給證人王健智，由證人王健智、吳玫玲上開證述，均明確指稱案發地點之賭博場所是由被告翁三才介紹給證人吳玫玲，被告翁四海介紹給證人王健智，並由被告翁四海邀集賭客前往，被告翁三才在場擔任場主，供賭客兌換金錢，並收取抽頭金，且在賭客無力支付賭債時，出借金錢給賭客，足證本案賭博場所係由被告2人互為分工、共同經營甚明。原審以證人王健智就抽頭金之金額前後所述不一，遽謂證人王健智所述全部不可採，忽略證人王健智就被告2人確實有收抽頭金乙事前後均為一致之證述，判決理由容有未洽之處。二、況且，證人吳玫玲於警詢亦證稱自摸的人就拿200元給内場的人，就是被告翁三才，一將打完就累積800元等情，係直至審理時，始對被告2人多所維護，強調係自願給予，何以原審逕採證人吳玫玲對於被告2人有利之證述，未說明證人吳玫玲警詢不可採之原因，亦有判決不載理由之違背法令之處。三、再者，被告翁三才一再強調自己不會打麻將，而無論係證人王健智、吳玫玲均證稱係被告2人主動介紹上址賭博場所，並由被告翁四海邀集賭客前往，若無利可圖，被告翁三才焉有介紹證人吳玫玲賭博場所，再由自己跑腿代賭客購買便當、飲料而徒勞之理？原審判決理由亦顯然與經驗法則有所不符。四、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嫌未洽，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4 4條第1項，第361條第1項提起上訴，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肆、訊據被告2人固均不否認有在案發地點提供麻將桌供友人打麻將，且證人吳玫玲、王健智曾至上址打麻將之事實，惟堅詞否認有何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之犯行，被告翁三才辯稱：我不會打麻將，他們只是在打家庭麻將，那幾天我剛好在花蓮，我在客廳看電視，打麻將的人就叫我去買便當，因為自摸他就拿200元給我，我幫他去買飯捲，之後剩下70元我有要還他，他說不用，說剩下的要給我，我只是幫忙跑腿，這能算是抽頭金嗎等語；被告翁四海辯稱：只是在家裡打牌，是他們來找我打麻將的，我們打麻將時並沒有說自摸或摸一圈後要給我多少錢，我也沒有拿到來打麻將的人給的錢等語。伍、本院判斷說明如下：　一、按犯刑法第268條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及意圖營利聚眾賭博罪，行為人所圖得之利益，應係以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之犯罪構成要件行為所獲取之直接對價為限。且所謂「營利意圖」之內容，必附麗於聚眾、供給賭博場所等行為之上（例如收取租金、抽頭金等），即行為人所圖得之利益，係由「提供賭博場所」、「聚眾賭博」之直接對價而來，方能以該罪論擬。是倘行為人藉由參與賭博之射倖行為，而非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之行為獲利，自難認其主觀上有前述「營利意圖」。至於同條後之聚眾賭博犯行，則須行為人主動聚集多眾，且該等多眾具有不特定性，可隨時增加、退出人數，始屬之。二、本件經警於112年5月2日8時17分許，持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核發之搜索票至被告2人住處即案發地點執行搜索，扣得麻將3 副、牌尺12支、小骰子5顆、大骰子7顆、電動麻將桌1張等物品，有搜索票及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在卷可佐（警卷第67至75頁），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三、本件有無營利意圖之認定：　㈠證人吳玫玲於警詢中證述：我是於111年11月聽朋友說案發地點那邊有在打牌，服務還滿親切的，我只去過2、3次而已，底是1,000元，一台是100元，自摸的人就拿200元給内場的人，就是翁三才，一將打完就累積800元，翁三才就會拿這筆錢看大家有什麼需要，買飯、香菸、飲料之類的給大家，剩的就給他們留著繳水電費，我是從他們家的大門出入，是翁四海打電話找我的等語(警卷第43頁)；於偵查中向檢察事務官陳稱：111年12月10日有在案發地點與翁四海、王健智、「小喬」打麻將；打麻將的場所是被告2人住宅；我是聽朋友說那邊有在打麻將；我於警詢有說自摸的人會給翁三才 200元等語(核交卷第10頁)，再於原審具結證述：我警詢說的朋友就是翁三才，翁三才說他們有在打牌，問我願不願意一起打，我去2次，都是翁四海打電話找我的，去2次跟我打牌的人都是翁四海、王健智，還有一個女的(下稱「小喬」) ；被告他們那邊是家庭麻將，當時我有自摸，就拿200元給他，麻煩他幫我買飲料、便當，沒有說自摸的人就要給，只有我自己要給的而已。我在警察局時說「底1,000元，一台1 00元，自摸的人要拿200元給內場，內場就是翁三才」的意思，是因為當時作筆錄時，我問派出所的警員這邊有沒有在「東錢（閩南語）」，派出所警員就問我什麼是「東錢」，我又問警員他會不會打牌，他說他不懂，我就跟派出所警員說一般去朋友家打牌都是要「東錢」，因為人家要水電費、冷氣、便當，我就跟警員這樣講，警員就說所以這是「東錢」，我說不是啦，是我自己拿200元給他買飲料、買便當的，我說這就算「東錢」，我心裡的意思是這樣。除了我自摸拿錢給被告翁三才外，我還有看過被告翁四海有拿一次200 元給被告翁三才，叫他去買香菸，其餘我沒看到王健智跟另外一個女生有因為自摸有拿錢給被告翁三才；(王健智說「抽頭是翁三才抽，自摸1次會抽300元，一將抽4次，所以抽1 ,200元」，是否屬實？)沒有這回事；我自摸就拿200元給翁三才，請他買飲便當、買飲料，剩下的零錢他是有要找給我，我都說不用，他就收下了，我去2次總共給他800元；剛開始去的時候，翁三才都在，有幫我到便利商店換零錢，也有幫我買東西等語（原審卷第87至98頁）。　㈡證人王健智於警詢證稱：翁四海用通訊軟體LINE打電話給我，找我去打麻將，我與翁四海、吳玫玲、「小喬」打麻將共 5次，總共輸了29萬多元，一開始的時候，我自己有帶現金，就支付現金給對方，之後我去打牌，因為輸比較多，現金不夠，就會跟場主翁三才借現金，讓我支付給對方，我本身輸了約5萬多元，我向翁三才借了21萬5,000元，其中1萬5,0 00元是利息錢，我有與翁三才簽立商業本票；自摸的話至少 3,400元起，胡牌的話，至少1,000元起，自摸有抽頭，由翁三才抽，一將打完之後，翁三才抽1,200元；自摸一次抽300 元，一將抽4次，所以總共抽1,200元等語(警卷第51、53、5 9、65頁）；證人王健智於偵查中向檢察事務官陳稱：自摸的話會給翁三才400元(改稱500元)；抽頭金即有人自摸給50 0元，但如果都沒人自摸，最後一圈胡的人要給500元，所以最後一圈會給4次；給500元的用途算是茶水錢等語(核交卷第16頁)。再於原審證述：去翁四海住處打過4至5次牌，每次的牌友都差不多；玩麻將時被告翁三才有抽頭；抽頭金一將差不多1,200元，自摸的人要給4次，1次300元或400原，沒有人自摸的話從北風開始，胡的人要給300元或400元。其他牌友即被告翁四海、吳玫玲、小喬自摸都有給錢；抽頭金放在桌上，由被告翁三才收走，如果被告翁三才不在就由被告翁四海代收；抽頭金和被告翁四海沒有關係；他們有買飲料，但檳榔、菸酒是我們自己買的等語（原審卷第159至171 頁）。　㈢互核上開證人吳玫玲、王健智分別於警詢、偵查、原審之證　　詞，說明如下：　⒈證人吳玫玲於警詢、偵查證稱自摸的人就拿200元給被告翁三才，一將打完就累積800元等情，於原審證述該200元是我自己要給被告翁三才等語。就上開200元或累積之800元是每個自摸之人均要給被告翁三才，或是證人吳玫玲1人所給之細節先後所述稍有不一，然對於該200元或累積之800元係為購買飲料、便當等食物供在場之人或其1人食用等節則始終證述一致，是依證人吳玫玲所述，該200元或累積之800元，既非係被告翁三才個人額外獨享之財產上利益，無從據以推論證人吳玫玲所述200元或累積之800元，即為被告翁三才意圖營利，而供給賭博場所、聚眾賭博所獲取之直接對價，難謂被告翁三才主觀上有藉以牟利之意圖，且證人吳玫玲所述相關款項，又與被告翁四海無關。從而，被告2人所辯其並無營利意圖等語，即非無據。　⒉另依證人王健智所證述關於抽頭金之金額，於警詢證稱：自摸的話至少有3,400元，胡牌的話至少1,000元起，自摸有抽頭，是由被告翁三才抽，一將打完被告翁三才抽1,200元等語（警卷第59、65頁）；復於偵查時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稱：自摸的話抽頭金應該是400元，後改稱500元，也就是說有人自摸時要給抽頭金500元，如果都沒有人自摸，在最後一圈胡的人要給500元，所以一將4圈會給4次等語（核交卷第1 6頁），於原審再稱：抽頭金每次是300或400元等語，證人王健智對於抽頭金之金額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前後證述不一，若上開事實確係證人王健智親身經歷之事，其又自稱碰到證人吳玫玲藏牌詐賭及因賭資不足向被告2人借款之事，怎會連場主即被告翁三才如何收取抽頭金額之重要事項，前後陳述不一。甚且其於偵查中更證稱有抽頭金、用途即是茶水錢等語，此關係到證人王健智所稱「抽頭金」是否為參與打麻將之人要他人幫忙在外協助幫忙購買飲料、食物供渠等正常開銷使用，而非專由被告翁三才個人獨享之財產上利益之對價。何況證人王健智又因借款不還，與被告翁三才間衍生其他法律上之爭端，進而提告本案，其證詞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自不得僅以證人王健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　⒊再者，上開證人吳玫玲所述「東錢」之金額，與證人王健智所述關於抽頭金之金額及其他參與打麻將之人是否亦有給抽頭金一事證述不一，且證人吳玫玲、王健智皆無人指證被告翁四海有收取其等2人及「小喬」者交付之「東錢」或抽頭金，益證被告翁四海所辯無營利意圖等語，應堪採信。　㈣綜上，證人吳玫玲所述，交付與被告翁三才之200元或累積之 800元，係為供在場之人或證人吳玫玲1人飲食使用一情，業已證述如前，而關於證人王健智所稱被告翁三才有收取「抽頭金」一事，業據被告2人否認在卷，且無從排除相關款項係供在場參與打麻將等人正常飲食使用之可能，自難以證人王健智此單一證詞逕為不利被告2人之認定。　四、本件有無聚眾賭博之認定：　　　由證人王健智、吳玫玲上開證述，雖指稱案發地點是由被告翁三才介紹給證人吳玫玲，被告翁四海介紹給證人王健智，並由被告翁四海邀集賭客前往，被告翁三才在場擔任場主等情，然不論是證人吳玫玲所述2至3次之打麻將，或證人王健智之5次打麻將，渠等均證述：是被告翁四海、吳玫玲、王健智、「小喬」在案發地點打麻將，案發地點是被告2人住宅等語，已如前述，並有被告2人戶籍資料在卷可證(警卷第 9、21頁，本院卷第33、35頁）。復觀諸現場照片，屋內僅擺放電動麻將桌1張，復僅查獲麻將3副、牌尺12支、小骰子 5顆、大骰子7顆等物，有現場查獲照片在卷可稽（警卷第85 至93頁）。本案打麻將之成員即為被告翁四海、證人吳玫玲、王健智、「小喬」等特定4人，並無他人可中途換手，或隨時增加、退出人數。現場復僅查獲麻將牌3副，電動麻將桌1張，且該處空間有限，難以容納不特定之其他多名賭客，顯見該址尚未達聚集多數人賭博財物程度，與一般經營職業賭場之情形尚屬有別。則是否得以認定被告2人有何聚眾賭博之行為或恃此營利之意圖，容有可疑。五、其餘相關說明：　　本件被告翁四海賭博財物之行為既係於其住處，而本案打麻將之成員即為被告翁四海、證人吳玫玲、王健智、「小喬」等特定4人(對於非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賭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4條規定：「於非公共場所或非公眾得出入之職業賭博場所，賭博財物者，處新臺幣9千元以下罰鍰。」)，又未當場查獲案發地點有何證人王健智所稱之抽頭金，自難認被告2人有何聚眾賭博或提供賭博場所之營利意圖，業如前述。至於警員在被告2人住處查獲擺放電動麻將桌1張、麻將3副、牌尺12支、小骰子5顆、大骰子7顆等物　　，至多僅能證明被告翁四海及證人吳玫玲、王健智、「小喬」有在該處把玩麻將之事實，然無從證明被告2人有何共同意圖營利聚眾賭博或意圖營利提供賭博場所之情，自難以此對被告2人以刑法第268條圖利提供賭博場所及聚眾賭博罪嫌相繩。六、綜上所述，本院綜合卷內檢察官所提出之各項事證，尚無從證明被告2人有共同意圖營利，供給賭博場所或聚眾賭博之犯意或犯行。是依前述說明，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即應為被告2人有利之認定，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此業據原審判決於判決理由內均詳予論述，且並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檢察官上訴仍執陳詞，對於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仍無從使本院就此部分形成被告2人有罪之心證，且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供調查，是本件檢察官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君如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6 　　日　　　　　　　　　　　　　　　書記官徐文彬

2025-02-27

HLHM-113-上易-108-20250227-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毀棄損壞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14號上訴人即被告傅瓊儀上列上訴人因毀棄損壞案件，不服臺灣臺東地方法院112年度易字第194號中華民國113年1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03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傅瓊儀無罪。　　理　由壹、審判範圍之說明：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　　或保安處分之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二、原審判決認上訴人即被告傅瓊儀(下稱被告)毀損樹蘭2棵部分，係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另就起訴書所載被告毀損另6棵樹蘭、1棵楓樹及1棵芒果部分不另為無罪諭知。檢察官並未提起上訴。被告僅就判處有罪部分提起上訴，是本件審判範圍為原審判決有罪部分，原審判決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則不在本院審判範圍，先此敘明。　　貳、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明知在臺東縣○○市○○路0段000號房屋( 下稱○○路000號房屋)後方之空地(下稱本案空地)上裁種之樹蘭等植物，係告訴人林和誼（下稱告訴人）所裁種，竟基於毀損之故意，於民國111年5月22日9時許，未經告訴人之同意，徒手將本案土地上之樹蘭2棵連根拔除並棄置在現場，破壞植物原得生長之狀態而損壞，足以生損害於告訴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54條之毀損他人物品罪嫌等語。參、按：一、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二、告訴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亦即須有補強證據資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自不得僅以告訴人之陳述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且該必要之補強證據，須與構成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之證據，非僅增強告訴人指訴內容之憑信性(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575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刑法第354條之毀損罪，不僅須行為人客觀上有毀損他人物品之行為，主觀上亦須有毀損他人物品之不法犯意，始足當之。肆、公訴意旨認被告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於偵訊中之供述、告訴人於警詢及偵訊中之指訴、刑案現場照片等資料，為其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決否認有何犯行，辯稱：我認為應該判無罪，這件事情是發生在我臺東縣○○市○○路住家( 址詳卷，下稱被告○○路住家)前面，不是發生在○○路000號房屋後方的本案空地，地點不一樣，這是被告○○路住家要出入，擋到我要去○○路房屋倉庫的路，我才拔掉，住家四周環境雜草隨手移除，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不知道整理住家旁邊的環境，竟然會被起訴，而且發生的時間也不一樣，我不知道那是告訴人種植的，就隨手拔除那兩棵樹蘭。○○路000號房屋後方倉庫、防空洞、本案空地與被告○○路住家前方的空地是相連的；與告訴人簽訂租約，載明使用範圍僅○○路000號房屋而已，與該屋所在土地無關。告訴人跑到別人的家裡去種植，那就是竊佔罪，我們屋主怎麼不能去拔掉；我於原審說願意認罪，是指我承認當時整理庭院時在拔草的時候，有拔到兩棵樹蘭部分，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樹，我不知道那是他種植的，那兩棵樹蘭告訴人也無法證明是他種植的，因為那裡也會自己長樹出來。我的認知是那是我們的地，別人不能隨便去種植，我沒有毀損的故意，我只是覺得認為那是雜樹擋住路，所以我就把它拔掉等語(本院卷第81、157、158 、161至163頁)。伍、經查：　　　一、告訴人與被告之○陳錫森(000年0月00日死亡)前於109年10月 15日(3年，至112年10月15日止)所簽署之「店房屋租賃契約書」，該契約書第一條即載明「甲方（指陳錫森）店房屋所在地及使用範圍臺東市○○路○段000號附圖示使用範圍：僅限於○○路000號建物，與該建物的土地面積無關」，特別排除租賃範圍包含中華路房屋所在土地之事實，有臺灣臺東地方檢察署(下稱臺東地檢)110年度偵字第2579號卷附上開契約書(函附圖)影本在卷可徵(該卷第24至36頁)，足見本案空地不在被告之○陳錫森原出租之範圍。二、再者，臺東縣○○市○○段00○00000地號等2筆縣有土地( 　　下稱00及00-00地號縣有土地)，有臺東縣○○市○○路0段000○0 00○000號等3戶私人建物在其上(騎樓部分則係佔用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下稱國產署】所管理臺東段00之00地號土地之國有土地，面積僅有20平方公尺)，各該建物所有權人為陳錫森、陳沘逸、陳逸民等3人，此3人與臺東縣政府並無租賃關係，現為占用管理，由臺東縣政府收取使用補償金，自104 年第1期起即有未完全繳足使用補償金之情形，有臺東縣臺東地政事務所110年11月18日東地所登記字第1100007765號函及附件、臺東縣政府110年12月8日府財產字第1100243925 號函及附件在卷可稽(110年度交查字第525號卷第57至63、6 5至71頁)。且被告○○路住家座落臺東縣○○市○○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00-0地號土地)，為私人土地，並非縣有土地等情，有臺東縣政府113年10月24日府財產字第1130234993號函在卷可證(本院卷第119頁)。又案發地點係告訴人承租之○○路房屋後院，亦係被告住處前方空地，且上開98及00-00地號縣有土地及被告○○路住家所在之00-0地號土地，彼此相連等情，有現案現場測繪圖1份、現場照片、地籍圖在卷可憑(偵卷第57、59至68頁，臺東地檢110年度交查字第525號卷第39 至45、63頁)，再予敘明。三、本案僅有告訴人之單一陳述，且本案刑案現場照片(關於樹蘭部分，偵卷第65、66、68頁)及告訴人提供隨身碟2022.5 錄影畫面亦無法證明告訴人之指訴為真，卷內又別無其他補強證據可資佐證，本案自難僅執告訴人之片面指述，遽認被告有本案毀損犯行：　㈠告訴人於原審固具結證稱：被告於111年5月21日15、16時許、5月22日6時許、9時許毀損植栽，並拍下植物在地之照片交與員警，及告訴人所稱之照片已附於偵卷，確有為數不少之植物倒伏在地，部分植物甚至有從中折斷之情形，但除此之外，並無其他補強證據足以擔保其陳述之真實性，經原審勘驗告訴人提供隨身碟2022.5錄影畫面，僅有被告與告訴人兩人對話，告訴人自行向警員表示被告剛剛才拔起來等語( 原審卷第142至143頁)，亦無法證明告訴人之指訴為真。　㈡被告固於警詢陳述：「有把他植栽拔起，因為他種的植物會影響我過去我倉庫的路徑」、「我用手把樹蘭1株拔起來」、「因為告訴人將樹蘭種在我要去的路」、「我覺得樹蘭不會死掉，因為告訴人馬上就種回去了」(偵卷第8至9、12至1 3頁)，再於原審陳述：「(對於警詢筆錄有何意見？)我　　當時看到有2棵樹種在我的道路上，我就把樹拔除了。我家那個地隨時都會雜草叢生，樹也很多。它幾天沒有除草就一　　大堆。我不知道是什麼樹，我看起來都是雜樹，是什麼樹我也不知道。我否認檢察官所起訴的犯罪事實，我沒有意識到樹是別人的。(對於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有何意見？)我否認檢察官所起訴的犯罪事實，我只有拔2棵不知道是什麼樹的雜樹。」、「我當時覺得奇怪為何有樹擋住去我家倉庫的路，就順手拔了其中2棵樹，丟在原地。那2棵樹後來怎麼了，我不清楚，因為我辦完事就回家了，沒有再去注意了。　　」、「告訴人提出植物倒在地上的照片，我之前都沒有看過。告訴人用除草名義來種植物。告訴人這些擺在地上的植物，我根本連看都沒有看到，我是聽友人說告訴人在那邊把植物拿來拍照，但他(友人)不敢出來作證」、「我懷疑警察有無問過我警詢筆錄上所寫有幾顆植物被拔除的問題。我懷疑是否是警察事後自己編造。因為我去做筆錄的時候，我以為他的程序是要連續問幾次，還有幾次我都沒有確認筆錄內容，警察叫我簽名就簽名，反正我覺得筆錄寫的數量不符合實際狀況，『我就是只有拔2棵而已』。」、「我只有拔空地上的2棵植物，過後還有很多樹種在那邊地上，何時被拔除丟在地上我不知道，我那邊會有工人或小孩會進來」、「(妳拔的2棵樹為何植物？) 我不知道名字，可能就是樹蘭。」、「就靠近我路邊的2棵樹蘭，其他部分跟我無關」等語(原審卷第80、81、211、212、213、215頁)，綜合被告上開所述，被告固坦認有拔2棵可能是樹蘭之客觀行為，然究竟係何時與何地所為，均不清楚，且被告顯然否認有何毀損之故意，又與告訴人指訴之情節不同，能否逕認為是被告對被訴事實之自白，尚有疑問，自難認為可為本件告訴人陳述之適法補強證據。　㈢綜上，本案既無其他補強證據可佐證告訴人證述被告毀損2棵樹蘭之情節為真，自難僅憑告訴人之單一指述率論被告有毀損犯行。　四、又「不動產之出產物尚未分離者，為該不動產之部分，民法第66條第2項有明文規定，某甲等在某乙所有地內侵權種植其出產物，當然屬於某乙所有，如果該項出產物經某甲等割取，即不能謂某乙未因其侵權行為而受損害。」（最高法院 31年上字第95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故甲竊佔Ａ之土地種植玉米，嗣乙向Ａ承租該土地種植農作物，乙為種植農作物，雇請不知情之丙用推土機將甲種植之玉米推平，毀棄損壞約0.5公頃，損失10公噸玉米，甲固犯竊佔罪，惟告訴權應從形式上審查，甲種植之玉米為乙推平，自屬直接受害之人，而應認有告訴權。但甲竊佔Ａ之土地種植玉米，參照最高法院31年上字第952號民事判決意旨，該玉米之所有權屬Ａ所有，今Ａ將該土地出租乙使用，種植農作物，乙對該土地之玉米自有處分權，其將玉米推平以利耕作之行為，從而乙不負毀損罪責（詳法務部（75）法檢（二）字第1013號函釋意旨），足見出產物尚未與不動產分離者，屬不動產之部分，所有權於屬不動產所有人，惡意占有人雖得對第三人主張出產物之權利，然不得對抗不動產之所有權人；故按「占有人對於占有物所有人以外第三人之占有請求權，並不因其係善意占有或惡意占有而有差異。占有人對於不動產出產物之取得，雖受有限制。惟占有人既受占有規定之保護，亦不容許『所有人』以外之第三人對於該占有不動產之出產物加以破壞。」（最高法院84年度台上字第46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是物之占有人，縱令為無合法法律關係之無權占有，然其占有，對於『物之真正所有人』以外之第三人而言，依同法第 962條及上開法條之規定，仍應受占有之保護。」（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40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亦即惡意占有人對於不動產之出產物，如遭第三人侵奪，仍得主張保護，然不得對抗所有權人。經查：　㈠參照上開臺東縣政府110年12月8日府財產字第1100243925號函所示可知，00及00-00地號縣有土地係由建物所有權人陳錫森、陳沘逸、陳逸民等3人占用管理，被告之○陳錫森既於 000年0月00日死亡，依○○關係來看，在本案土地(00及00-00 地號縣有土地)點交臺東縣政府之前，被告認本案土地(00及 00-00地號縣有土地)係其占有管理(對臺東縣政府而言，仍屬無權占有)尚堪採信。　㈡民法第962條規定之占有保護請求權，於無權源之占有人亦得主張之。如果占有被不法侵害，占有人即非不得依侵權行為之法則，請求賠償其所受之損害（最高法院74年度台上第75 2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案土地(00及00-00地號縣有土地)既然不在被告之○陳錫森原出租之範圍，本案樹蘭2棵又係告訴人未經臺東縣政府及被告同意，自行種植在本案土地上，縱被告對臺東縣政府而言屬無權占有人，然在本案土地尚不能否認被告有占有管理之事實，而得行使民法第960條之自力救濟權。從而，被告縱有將告訴人樹蘭2棵連根拔除，然被告係認為告訴人種植2棵樹蘭擋路因而拔掉，以排除侵害，係行使占有人之權利，亦難認有毀損罪之犯意，尚難遽以毀損罪論處。　　五、綜上事證，本件尚難僅執告訴人之片面指述，遽認被告有前揭檢察官起訴之毀損告訴人所有之樹蘭2棵。縱認被告有毀損2棵樹蘭，亦係行使占有人之權利，難認有毀損罪之犯意，自應為被告此部分無罪之諭知，原審疏未詳察，認定被告毀損告訴人所有之樹蘭，而對被告遽予論罪科刑，即有未洽。被告上訴否認毀損犯行，指原審判決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撤銷，就此部分為無罪之諭知，以示慎斷。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301 條第1項前段，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洪清秀提起公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徐文彬

2025-02-07

HLHM-113-上易-14-20250207-1

原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

妨害秩序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上訴字第44號上訴人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林易澄林俊雄選任辯護人鄭敦宇律師(法扶律師) 被告林振雄選任辯護人林政雄律師(法扶律師) 被告呂士豪選任辯護人羅國榮律師(法扶律師) 被告蔡志宏蔡洳鈺陳文翰選任辯護人蔡瑞紅律師(法扶律師) 被告徐仕彥上列上訴人因被告妨害秩序案件，不服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2年度原訴字第164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6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壹、因檢察官僅針對被告林易澄、林俊雄、林振雄、呂士豪、蔡志宏、蔡洳鈺、陳文翰、徐仕彥（共8人，下稱被告林易澄等8人)涉犯妨害秩序罪嫌部分提起上訴，故就被告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部分既然不在檢察官上訴範圍，自非本院審理範圍。貳、本案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檢察官所舉證據尚不足認被告林易澄等8人有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脅迫犯行，依法為無罪諭知，核無不當，除增列下述理由外，其餘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證據及理由(如附件)。參、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本案發生時，案發地點之「000卡拉OK」係在營業時間，屬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在此發生聚眾施強暴脅迫之情事，立法者本假定該場所隨時會有人員出入（是否實際有人出入，並非所問），故只要有聚眾施強暴脅迫之行為，即認該行為本身即含有侵害社會法益之可能性而加以禁止，此乃抽象危險犯之本質。縱然依最高法院提出諸多判斷行為是否存在抽象危險之判斷標準（例如：原審判決所引用「本案被告等人形成之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狀態，是否已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仍應認被告林易澄等8人成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理由如下：一、既原審判決認定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於案發時係在旁進行勸架，並試圖制止被告林易澄等8人繼續發生肢體衝突，以避免危害擴大、暴力狀態升溫，且均未曾出手攻擊對方，故本案在判斷被告林易澄等8人之行為是否有「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之情形時，自應納入屬於在場人之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之主觀感受，而非只以「僅有店員即證人廖惠芬見聞本案衝突與受到影響，周邊顯無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為由，遽認被告林易澄等8人之行為未該當聚眾施強暴脅迫罪。二、證人即在場人陳明騰於警詢中證稱：後來雙方就開始動手，場面很混亂，我在其中努力勸架但還是拉不住，我就退到店外了。我確定蔡洳鈺有持酒瓶攻擊，我不確定現場遺留的血跡是何人所有等語。證人即在場人許淑䅍於警詢中證稱：我就看到兩邊都打起來，我是沒有看到誰先動手，因為阿彥（指被告徐仕彥）受傷嚴重，我和蔡志宏、阿翰（指被告陳文翰）乘坐計程車送他到省立花蓮醫院（指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等語。證人即在場人戴麗菁於警詢中證稱：對方有丟東西過來，是什麼東西我不清楚，然後就發生衝突打起來，我就趕快叫店家報警，我沒有去注意誰有兇器，現場很混亂，有很多碎酒瓶在地上，我不確定現場遺留的血跡是何人所有等語。參以證人即店家廖惠芬於警詢中證稱：小姐都在勸架，但是都拉不開，突然雙方就爆發扭打，我口頭制止無效就報警了，事後我看監視器，發現有人拿酒瓶隨便敲，也有人徒手扭打，該卡拉OK是大家都可以進入的場所等語。佐以卷附原審法院就案發過程監視器影像製作之勘驗筆錄及參與之人（包括被告徐仕彥、陳文翰、蔡洳鈺、林俊雄、林振雄）之診斷證明書，足認被告林易澄等8人當時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爆發嚴重肢體衝突，衝突過程中亦有參與之人持具有相當危險性之酒瓶攻擊對方，且肢體衝突之位置亦有因推擠、拉扯或追打而轉換空間（由店內打到門外），造成部分案發地點係在監視器攝錄範圍之外之情形，顯見當時場面已達於失控之程度，且此等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已然波及蔓延至在場之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及廖惠芬，使渠等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此由渠等證述案發當時面對肢體衝體之處置作為由原先之勸阻，嗣因無效果而退至店外；或由原先之制止，但因無效果而改報警處理等情亦可得知。三、綜上，被告林易澄等8人聚眾施強暴脅迫之行為，明顯已使其他在場之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及廖惠芬遭受集體情緒失控之波及，原審判決對於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之主觀感受恝置未論，反以周邊顯無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為由，逕認被告林易澄等8人之行為，不構成聚眾施強暴脅迫罪，故原審判決認事用法容有違誤，請將原審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　肆、鑒於具有潛在暴力性質的人群聚集，易使個人在人群掩飾下產生妄為或罪惡感，立法者因而制定具有聚眾犯與危險犯性質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刑法第150條）及聚集不解散罪（同法第149條）等規範，用以保護公眾安全。而為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該等規範業於民國109年1月15日修正公布，其中修正後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聚集施強暴脅迫罪，以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3人以上，施強暴脅迫，為其要件，且依個人參與犯罪態樣之不同，分為首謀、下手實施或在場助勢之人，而異其刑罰。並於同條新增第2項第1款之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及第2款之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危險等規定，為其加重構成要件，以避免公眾安全遭受更為嚴重之侵害（其中第2款加重聚集施強暴脅迫罪為具體危險犯）。考諸此次修正之立法理由所載敘：本罪重在安寧秩序之維持，若其聚眾施強暴脅迫之目的在犯他罪，固得依他罪處罰，若行為人就本罪之構成要件行為有所認識而仍為本罪構成要件之行為，自仍應構成本罪，予以處罰等旨，參以本罪係列於妨害秩序罪章之體例，可見該罪之立法目的乃在維持社會安寧秩序，所保護之法益側重保障公眾安全之社會法益，有別於個人法益之保護。又稽諸該條修法理由雖說明：倘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等旨，依此立法說明，行為人施用強暴或脅迫行為之對象，當包括對特定個人或不特定公眾為之，且擬制為有該行為即會發生立法者所預設之危險。然該罪保護之法益既在保障公眾安全，使社會安寧秩序不受侵擾破壞，尤在對象為特定人，進而實行鬥毆、毀損或恐嚇等情形，是否成立本罪，仍須視個案情形判斷有無造成公眾之危害、恐懼不安，否則將造成不罰之毀損、傷害或恐嚇未遂之行為，仍以本罪處罰，不啻使本罪規範成為保護個人法益之前置化規定，致生刑罰過度前置之不合理現象，有違憲法罪責原則。是以該罪雖非立法明文之適性犯，惟為避免違反罪責原則，仍應將對特定人施強暴脅迫之本罪視為實質適性犯，亦即，3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倘施強暴脅迫之對象為不特定人，即屬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而成立本罪；若其對象為特定人，基於本罪著重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依目的解釋及合憲性解釋，其所施用之強暴或脅迫行為，仍須足以引發公眾或不特定人之危害、恐嚇不安之感受，而有侵害公眾安全之可能性，始該當本罪，俾符前述本罪修正之立法目的及所保護社會法益，且與罪責原則無違（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376號判決意旨參照）伍、本院判斷說明如下：一、本案事發地點為在營業中之卡拉OK，固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觀之原審勘驗筆錄與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原審卷一第364 至369、319至349頁)，可知當時在卡拉OK內消費之人，僅有被告林易澄等11人，現場除了店員證人廖惠芬，並無其他人在場消費，該卡拉OK四面有牆，大門緊閉，與外面空間有所區隔，他人欲進入本案案發地點尚需開門始能進入，非露天場所，或路過之人可直接見聞之場所，故被告等人在卡拉OK 內發生肢體衝突，卡拉OK外之人無從見聞、聽聞，非屬一目了然之狀態。又被告林易澄等8人雖一度於卡拉OK外繼續發生衝突，但參以現場照片(警卷第145頁)，案發地點卡拉OK 之門外並非馬路或公共場所，另有一個等待空間，該空間有一座椅，並設有另一扇門通往戶外，從而，被告林易澄等8 人縱使在門外發生衝突，可能僅止於門外之空間，本案衝突持續時間約5分鐘，時間非長，未發生場面無法控制之態勢；現場除了被告林易澄等8人外，僅有店員廖惠芬及與被告林易澄等8人同行之友人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該3人經檢察官起訴原審判處無罪確定)見聞本案衝突等情綜合研判，難認其等之行為已有可能煽起集體情緒失控，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之人或物，顯然未有因此而影響其他第三人有關公眾秩序或造成群眾恐慌之情狀，實難認其等上開行為態樣及強度，已達因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程度，自不符合刑法第150條第1項規範之立法意旨。二、又刑法第150條之罪既屬妨害秩序之犯罪，主觀上須其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本件被告林易澄等8人以及友人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原係在卡拉OK店內各自聚集單純消費，在正常消費期間始偶生短暫爭執，亦難認其等主觀上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是原審因而就檢察官所指被告林易澄等 8人在公共場所聚集3人以上下手實施強暴犯行，為無罪之諭知，核其論斷，於法並無不合，亦無上訴意旨所指之情形。且其說明俱有前揭證據資料可稽，並不違背證據及論理法則，係原審採證認事職權之適法行使，亦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檢察官上訴意旨認被告林易澄等8人所為，即屬強暴脅迫行為，已使店員廖惠芬及與被告林易澄等8人同行之友人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等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云云，而據以指摘原判決違法，容有誤會，為無理由，應予駁回。陸、關於一造缺席判決部分：一、按被告經合法傳喚，無正當之理由不到庭者，得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71條定有明文。二、查本案被告林易澄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不到庭(本院卷　　第301、303、337、341頁），爰不待其陳述，逕行判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1條、第373條，作成本判決。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提起上訴，檢察官黃怡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慧英　　　　　　　　　　　　　　　法　官　謝昀璉　　　　　　　　　　　　　　　法　官　李水源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判決被告部分依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限制以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違背司法院解釋及違背判例為由方得上訴。檢察官部分均得上訴。如上訴，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狀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徐文彬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三百七十七條至第三百七十九條、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一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 【附件】臺灣花蓮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原訴字第164號公　訴　人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林易澄　　　　　　林俊雄上　一　人選任辯護人　鄭敦宇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林振雄選任辯護人　林政雄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呂士豪選任辯護人　羅國榮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陳明騰選任辯護人　鄭道樞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蔡志宏　　　　　　蔡洳鈺　　　　　　陳文翰上　一　人選任辯護人　陳郁涵律師 (法扶律師) 被　　　告徐仕彥　　　　　　許淑䅍　　　　　　戴麗菁上列被告因妨害秩序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7 64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林易澄、林俊雄、林振雄、呂士豪、陳明騰、蔡志宏、蔡洳鈺、陳文翰、徐仕彥、許淑䅍、戴麗菁均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林易澄、林俊雄、林振雄、呂士豪、陳明騰等5人係友人關係(下稱甲方)，被告蔡志宏、蔡洳鈺、陳文翰、徐仕彥、許淑䅍、戴麗菁等6人係友人關係(下稱乙方)，雙方於民國112年9月22日0時許，前往花蓮縣○○鄉○○○ 街00○0號「000卡拉OK」消費(下稱卡拉OK)，詎被告林易澄、蔡志宏在該店內發生口角，被告林易澄、林俊雄、林振雄、呂士豪、陳明騰共同基於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犯意聯絡，被告蔡志宏、蔡洳鈺、陳文翰、徐仕彥、許淑䅍、戴麗菁共同基於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之犯意聯絡，其等明知該店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而當時尚在營業中，被告林易澄先以酒杯丟向被告蔡志宏，雙方隨即爆發肢體衝突，被告徐仕彥、林俊雄與被告呂士豪互相扭打，被告陳文翰徒手毆打被告林易澄，被告林振雄與被告陳文翰互毆，被告蔡洳鈺則持店內桌上之酒瓶砸向被告呂士豪，雙方發生互相推擠、互毆，致被告林易澄、林俊雄、林振雄、蔡志宏、陳文翰、徐仕彥、蔡洳鈺受有身體多處之傷害（就傷害部分，被告林易澄、林俊雄、呂仕豪與蔡洳鈺未據告訴；被告林振雄、蔡志宏、陳文翰、徐仕彥則撤回告訴），其等以上開方式，妨害公共秩序與公眾安寧。因認被告林易澄、林俊雄、林振雄、呂士豪、陳明騰、蔡志宏、蔡洳鈺、陳文翰、徐仕彥許淑䅍、戴麗菁均係涉犯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脅迫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亦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訴訟採證據裁判原則，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達到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足當之。倘其證明之程度，尚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不能遽為被告有罪之認定。而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被告則無自證無罪之義務。倘檢察官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院形成被告犯罪之心證，即應為被告有利之認定，此觀諸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161條第1項、第301條第1項規定即明（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259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林易澄、林俊雄、林振雄、呂士豪、陳明騰、蔡志宏、蔡洳鈺、陳文翰、徐仕彥、許淑䅍、戴麗菁均涉犯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脅迫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林易澄、林俊雄、林振雄、呂士豪、陳明騰、蔡志宏、蔡洳鈺、陳文翰、徐仕彥、許淑䅍、戴麗菁之供述、證述、證人廖惠芬之證述、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及翻拍照片、勘驗筆錄等件為其論據。四、被告林易澄、林振雄、呂士豪、蔡志宏、蔡洳鈺、陳文翰、徐仕彥坦承上開客觀事實。又訊據被告林俊雄、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固坦承其等於上開時、地消費，被告林俊雄並與被告徐仕彥拉扯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脅迫之犯行，被告林俊雄、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及被告林俊雄、陳明騰之辯護人辯稱如下：　㈠被告林俊雄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林俊雄是遭毆打的一方，當時是制止被告徐仕彥，並非壓制他。又依據案發時間、過程及現場的情狀，除了受害對象為在場之共同被告與證人廖惠芬受影響外，尚難認有波及或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之加成效果，亦無外溢作用致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人有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故被告林俊雄之行為客觀上無從認已達危害社會安寧秩序。再被告林俊雄等人到場之原因為朋友聚餐，在消費時偶然與鄰桌客人發生衝突，被告林俊雄等人並非係為實施強暴脅迫行為而互相邀集前往上址聚集，被告林俊雄並無妨害秩序之故意等語。　㈡被告陳明騰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陳明騰在發生衝突前，即已阻擋在兩造中間積極勸架，到事發不可收拾時，仍躲在旁邊避免捲入其中，被告陳明騰無任何叫囂、助威行為，亦無任何讓場面失控之行為等語。　㈢被告許淑䅍辯稱：我當時沒有動手，我那天喝醉倒在沙發，在那邊哭到不行，大家打起來我都不知道是什麼狀況等語。　㈣被告戴麗菁辯稱：我沒有動手打人，當時是被告許淑䅍約我去唱歌，他們在打架時我就離開座位，沒有進去勸架，我有嚇到等語。五、經查：　㈠本案不爭執事項：　　甲方與乙方於上開時、地消費、聚餐，被告林易澄先以酒杯丟向乙方，雙方隨即爆發肢體衝突，互相推擠、互毆，致被告林俊雄、林振雄、陳文翰、徐仕彥、蔡洳鈺受有身體多處之傷害等事實，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林易澄、林俊雄、林振雄、呂士豪、陳明騰、蔡志宏、蔡洳鈺、陳文翰、徐仕彥、許淑䅍、戴麗菁、廖惠芬於警詢、檢察事務官詢問時證述之情節相符(見警卷第17頁至23頁、第27頁至33頁、核交字卷第15頁至25頁、警卷第37頁至43頁、警卷第47頁至53頁、第 57頁至63頁、第67頁至73頁、第77頁至80頁、第83頁至87頁、第91頁至97頁、第101頁至107頁、第109頁至123頁、第11 1頁至115頁、核交字卷第19頁至21頁)，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檢察官勘驗筆錄、被告林俊雄、林振雄、徐仕彥、陳文翰、蔡洳鈺之衛生福利部花蓮醫院診斷證明書、案發位置照片、現場照片、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暨指認照片、本院勘驗筆錄在卷可參(見警卷第141頁至143頁、偵卷第121頁至 123頁、核交字卷第21頁、警卷第125頁至133頁、第135頁至 137頁、第139頁、第145頁至147頁、本院卷一第319頁至349 頁、第364頁至369頁、第403頁至409頁)，故此部分事實，先堪認定。　㈡本案法條之解釋與適用：　⒈按刑法第150條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原規定之構成要件「公然聚眾」部分，於109年1月15日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其修正理由（同第149條修正說明）載敘：實務見解認為，「聚眾」係指參與之多數人有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若參與之人均係事前約定，人數既已確定，便無隨時可以增加之狀況，自與聚眾之情形不合。此等見解範圍均過於限縮，也無法因應當前社會之需求，爰將本條前段修正為「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聚集」之行為為構成要件，亦即行為人不論在何處、以何種聯絡方式（包括透過社群通訊軟體：如LINE、微信、網路直播等）聚集，其係在遠端或當場為之，均為本條之聚集行為，且包括自動與被動聚集之情形，亦不論是否係事前約定或臨時起意者均屬之。查該修正條文除場所屬性不再侷限於實質上一般大眾可共見共聞之地點外，並將在現場實施騷亂之人數，明定為三人以上為已足，至若隨時有加入不特定之群眾，或於實施強暴脅迫持續中，其原已聚集之人數有所變化，均無礙於「聚集三人以上」要件之成立。而本罪既屬妨害秩序之一種犯罪，則聚眾實施強暴脅迫之人，主觀上自須具有妨害秩序之故意，亦即應具有實施強暴脅迫而為騷亂之共同意思，始與該條罪質相符。惟此所稱聚眾騷亂之共同意思，不以起於聚集行為之初為必要，若初係為另犯他罪，或別有目的而無此意欲之合法和平聚集之群眾，於聚眾過程中，因遭鼓動或彼此自然形成激昂情緒，已趨於對外界存有強暴脅迫化，或已對欲施強暴脅迫之情狀有所認識或預見，復未有脫離該群眾，猶基於集團意識而繼續參與者，亦均認具備該主觀要件。且其等騷亂共同意思之形成，不論以明示通謀或相互間默示之合致，亦不論是否係事前鳩集約定，或因偶發事件臨時起意，其後仗勢該群眾結合之共同力，利用該已聚集或持續聚集之群眾型態，均可認有聚眾騷亂之犯意存在。又該條之修法理由固說明：倘三人以上，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進而實行強暴脅迫（例如：鬥毆、毀損或恐嚇等行為）者，不論是對於特定人或不特定人為之，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應即該當犯罪成立之構成要件，以符保護社會治安之刑法功能之旨。然依本罪之規定體例，既設於刑法第二編分則第七章妨害秩序罪內，則其保護之法益自係在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安全之維護，使其不受侵擾破壞。是本罪既係重在公共安寧秩序之維持，故若其實施強暴脅迫之對象，係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而已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自屬該當。惟如僅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基於本罪所著重者係在公共秩序、公眾安全法益之保護，自應以合其立法目的而為解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始應認符合本罪所規範之立法意旨。如未有上述因外溢作用造成在該場合之公眾或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而有遭波及之可能者，即不該當本罪之構成要件（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6191 號判決意旨參照）。據此，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聚眾施強暴脅迫罪，可以區分成二種不法類型：　⑴該聚眾團體對「群眾」或「不特定人」為之，已經造成公眾或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致妨害社會秩序之安定。　⑵該聚眾團體對於「特定人」或「物」為之，必其憑藉群眾形成的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攻擊狀態，已有可能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　⒉由於本案被告等人並未對「群眾」或「不特定人」施行強暴、脅迫行為，故本案爭點在於：被告等人所為，是否符合上開㈡⒈⑵之不法類型，即該聚眾團體是否已經被「煽起情緒失控」、「是否因此產生加乘效果」、「波及蔓延至周邊」，亦屬不確定之法律概念，本院認為應該可以參考下列具體指標：　⑴聚眾團體之人數，及是否處於可隨時增加之狀態。雖然立法者要求「三人以上」，但這應該僅屬「最低標準」，而非絕對之成罪門檻，畢竟「情緒失控」、「加乘效果」、「波及蔓延」必須經由一定人數聚集，始能達到危害公眾安全之威脅程度。　⑵聚眾團體於施行強暴脅迫時，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的人數多寡，以及是否自願參與其中（例如：與該聚眾團體相互叫囂、口角衝突），還是無辜受到波及（例如：旁觀、經過的路人）。　⑶聚眾團體於施行強暴脅迫時之騷亂規模大小、持續時間。　⑷從整體觀察，該聚眾團體的集體失控情緒，是否處於節節升高、無法控制之態勢，而現場是否有人持續鼓動、加強、維持騷動情緒，亦為重要判斷因素。　⑸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是否有具體閃避、受到人身威脅而逃離之舉動。　㈢被告林易澄、林俊雄、林振雄、呂士豪、蔡志宏、蔡洳鈺、陳文翰、徐仕彥於案發時縱有在本案卡拉OK內互相拉扯致傷，但難認有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秩序、社會安寧，而造成公眾或不特定他人之危害、恐懼不安：　⒈本案之事發經過，依被告11人於警詢、偵查中之供述及本院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之結果(勘驗內容詳後述)，甲方、乙方在卡拉OK內異桌聚餐，因被告林易澄往乙方方向丟酒杯，且雙方均有飲酒，即開始互朝他方動手，甲方、乙方相互推擠、拉扯(除被告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外，詳後述)，並在卡拉OK門外發生爭執與推擠。　⒉案發現場之監視器錄影畫面光碟，經本院當庭勘驗，勘驗結果如次：　　編號勘驗內容 1 檔案名稱：00000000_01h06m_ch01_944x480x30 勘驗內容：（畫面無聲音）於2分22秒，右桌座位從右上座位開始順時針方向，分別為林易澄、林振雄、陳明騰、呂士豪、林俊雄；左桌座位從左下座位開始順時針方向，分別為蔡洳鈺、許淑䅍、徐仕彥、戴麗菁、蔡志宏、陳文翰。於2分57秒，蔡志宏與陳文翰開始回頭看右桌。於3分4秒，陳文翰起身往畫面右側走去。於3分6秒，林易澄起身。蔡志宏仍回頭往右桌看去。於3分14秒，徐仕彥起身，並於3分16秒伸出右手指向右桌。於3分15秒，蔡志宏起身。於3分17秒，蔡洳鈺起身，並往右桌方向走去。於3分18秒，左右二桌之人全數站起。【左邊鬥毆處】於3分21秒，徐仕彥跳上沙發，林俊雄也跳上沙發，林俊雄與徐仕彥在沙發上拉扯、互推。於3分30秒，蔡洳鈺伸手拉住徐仕彥，之後摔倒在地。於3分36秒，呂士豪從徐仕彥後方拉住徐仕彥的雙肩，抱住徐仕彥的頭部往後拉，徐仕彥摔倒在地，此時蔡洳鈺與呂士豪亦發生拉扯，林俊雄將徐仕彥拉起，呂士豪抱住徐仕彥頭部。於3分45秒，蔡洳鈺彎腰撿起地上的酒架，將酒架往呂士豪丟去，打中呂士豪的肩膀，酒架中的數瓶酒瓶均飛出來落地，呂士豪跌坐在沙發上，此時徐仕彥起身，以右手毆打呂士豪的左臉部，接著轉身與林俊雄發生拉扯，往牆面倒去，林俊雄隨即伸出右手將徐仕彥壓在沙發上，徐仕彥掙脫後，又與林俊雄拉扯跟互推，此時蔡洳鈺拿起左桌桌上的酒瓶往呂士豪左上方牆面丟，酒瓶撞到牆面後掉到地上，徐仕彥於4分5秒以右手毆打林俊雄的右臉部後，將林俊雄拉倒在沙發上，並於4分7秒以右手毆打林俊雄頭部，徐仕彥往右邊鬥毆處移動，林俊雄則坐在沙發上。於4分31秒，許淑䅍至林俊雄後面，手放在林俊雄的背部上，之後林俊雄起身，許淑䅍拉著林俊雄右手臂，阻止林俊雄起身往前走向衝突處，陳明騰也走到林俊雄旁邊，此時許淑䅍放開林俊雄的右手，林俊雄站在牆邊。於5分9秒，林俊雄往畫面左側移動，於5分22秒因與徐仕彥發生口角，徐仕彥推了林俊雄一下，林俊雄於5分26秒從畫面左側離開。於3分52秒，呂士豪起身離開沙發處。於3分54秒，蔡洳鈺抓住呂士豪，並以右腳踹呂士豪一腳，蔡洳鈺及呂士豪雙雙摔倒。【右邊鬥毆處】於3分27秒，陳文翰跳上沙發，以右手毆打林易澄一拳。於3分27秒，林振雄從後方將陳文翰拉倒在沙發上，陳文翰起身後與林振雄發生拉扯，雙雙倒在地上，雙方起身發生推擠。於3分40秒，陳文翰將林振雄推倒在沙發上，跑向站在柱子後面的林易澄，以左腳踹林易澄後，再以左手拉住林易澄，以右手毆打林易澄臉部，林易澄倒地後，陳文翰跨站在林易澄身體兩側，彎腰以右手毆打林易澄左側頭部四拳，陳文翰重心不穩倒地後站起，拖著倒地的林易澄。於3分52秒，林振雄以左手架住陳文翰的脖子，陳文翰掙脫並將林振雄往林易澄身上推。於3分55秒，陳文翰以右腳踢林易澄的頭部兩次。於3分58秒，林振雄起身，與陳文翰發生拉扯。於4分2秒，蔡志宏從左側鬥毆處往陳文翰、林易澄與林振雄方向走去。於4分5秒，陳文翰走向林易澄，並推了林易澄一下，再以右手毆打林易澄頭部兩次。於4分7秒，蔡洳鈺從地上拿起一個酒瓶，並持酒瓶往林易澄頭部擊打一次，林振雄見狀擋在林易澄與蔡洳鈺中間。於4分14秒，陳文翰從林易澄後方以右手毆打林易澄一拳。於4分15秒，徐仕彥推了林振雄一下，林振雄架住徐仕彥脖子往左側推去，蔡志宏則從林振雄後方拉林振雄。於4分20秒，陳文翰將林易澄推倒，林易澄因而摔倒在地。林易澄起身後，陳文翰繼續推擠林易澄。於4分33秒陳文翰以右手打林易澄的左臉部一下，林易澄往後倒在歌唱台的地上。於4分22秒，在林振雄架住徐仕彥脖子時，許淑䅍從林振雄後面拉著林振雄，阻止林振雄往前走。於4分23秒，徐仕彥掙脫後，與林振雄發生拉扯，並往陳文翰及林易澄方向移動。於4分30秒，徐仕彥以右手打林振雄頭部。於4分37秒，陳文翰、蔡志宏、蔡洳鈺、徐仕彥圍著倒在歌唱台上的林易澄。蔡洳鈺以右腳踹林易澄一次，並持酒瓶丟擲林易澄，徐仕彥以右手毆打林易澄、以右腳踹林易澄，陳文翰以右腳踢林易澄。於4分42秒，林振雄將徐仕彥、陳文翰推離開林易澄，再將林易澄拉離開歌唱台。於4分53秒，蔡洳鈺與林振雄發生拉扯。於4分59秒，徐仕彥以右手毆打林振雄臉部，徐仕彥因重心不穩摔倒在地。於5分30秒，呂士豪與徐仕彥互推。於5分43秒，衝突又起（衝突發生在左側畫面之門口處），蔡洳鈺被推入店內，隨即又往店外衝，徐仕彥將蔡洳鈺往後拉。於5分49秒，徐仕彥於門邊與人發生衝突。於5分51秒，陳文翰拿起左桌桌上的酒瓶往畫面左側丟。於5分56秒，蔡洳鈺從左桌桌上拿著酒杯、蔡志宏從左桌桌上拿起酒瓶，將酒瓶高舉作勢以酒瓶打人，再往畫面左側離開。於5分55秒，林俊雄從後面抱住陳文翰，陳文翰於6分5秒掙脫林俊雄。於6分3秒，蔡志宏跑回店內，於6分9秒拿起左桌上的酒瓶從畫面左側離開，並於6分31秒回到店內。於6分7秒，蔡洳鈺走回店內，拿起左桌桌上的不明物體，隨即從畫面左側離開，又於6分17秒回到店內。從衝突開始到結束，陳明騰都站在衝突的外圍，常做出安撫、阻止的動作，並試圖將發生衝突的雙方拉開。許淑䅍與戴麗菁均在將互相拉扯、推擠的人往外拉，阻止雙方繼續有肢體衝突。 2 檔案名稱：00000000_01h06m_ch02_1920x1088x26 勘驗內容：（畫面無聲音）於3分7秒，林易澄起身，並從桌上拿起不明物體往另一桌的方向拋出，蔡志宏起身，接著兩桌人士陸續起身。【左邊鬥毆處】於3分21秒，徐仕彥跳上沙發，與林俊雄發生拉扯及互推。於4分9秒，徐仕彥毆打林俊雄的背部。於3分50秒，蔡洳鈺拿起左桌桌上的酒瓶往呂士豪左上方牆面丟，酒瓶撞到牆面後掉到地上。於3分55秒，蔡洳鈺拉住呂士豪的右手，以右腳踢了呂士豪，蔡洳鈺跌倒在地，站起後推開呂士豪。 4分7秒，蔡洳鈺撿起地上的酒瓶往畫面右下角離開。【右邊鬥毆處】於3分18秒，蔡洳鈺起身並往右桌走去。於3分22秒，陳文翰跳上沙發，毆打林易澄的後腦兩次，二人倒在桌上，陳文翰繼續毆打林易澄七次，被林振雄拉開，林易澄坐在地上。接著陳文翰與林振雄互相拉扯跟推擠，陳文翰與林振雄往後倒，二人起身後往畫面右下角離開，林易澄站在牆邊。於3分41秒，林振雄被陳文翰推到沙發上後，陳文翰轉向站在牆邊的林易澄，陳文翰以左腳踢林易澄肚子，接著把林易澄拉倒在地上，以右手毆打林易澄一次，將林易澄拖到畫面右下角，林振雄跟到畫面右下角，陳文翰、林易澄及林振雄在畫面右下角發生衝突。於3分25秒，在陳文翰毆打林易澄時，蔡洳鈺推開陳明騰從右桌桌上拿起酒瓶，往林易澄的方向丟擲，蔡洳鈺又從右桌桌上拿起酒瓶，往林易澄的方向砸，酒瓶撞擊到林易澄的頭部破裂，裡面的酒噴灑出來，蔡洳鈺將手上殘餘的酒瓶往前丟後跌坐在地上。於4分12秒，徐仕彥、林振雄、蔡洳鈺在畫面右下角發生衝突(畫面被切到無法看清楚衝突細節)。於4分17秒，林振雄以手臂架住徐仕彥的脖子，蔡志宏則從林振雄背後拉著林振雄的肩膀、許淑䅍抓著林振雄的手臂，阻止林振雄往前走。於5分1秒，徐仕彥毆打林振雄後跌倒，起身後轉向毆打站在牆邊的林俊雄。於5分5秒，徐仕彥撥掉林俊雄指向他的右手後，以右手毆打林俊雄一拳，林俊雄彎腰躲過，蔡志宏將徐仕彥拉走。於5分29秒，呂士豪與徐仕彥發生口角，並互推，呂士豪推著林俊雄一起走出門外。【門口鬥毆處】於5分41秒，蔡洳鈺站在門口處往門外看。於5分43秒，蔡洳鈺從門口被林振雄猛力推進來，蔡洳鈺隨即衝上去，徐仕彥也跟到門口將蔡洳鈺往後拉，許淑䅍將林俊雄及蔡洳鈺拉進店內，徐仕彥與林振雄於門口互推。於5分49秒，林振雄以右手毆打徐仕彥，徐仕彥跌坐在沙發上，許淑䅍將林振雄推往門外，徐仕彥起身追去門外。於5分50秒，陳文翰拿起左桌桌上的酒瓶往門外丟，呂士豪抓著陳文翰，並推陳文翰一下，林俊雄從後方抱住陳文翰，許淑䅍跟著走到門外，蔡洳鈺拿著酒杯，蔡志宏手持酒瓶高舉作勢以酒瓶打人。於6分4秒，林振雄於門口以右手毆打蔡洳鈺，蔡志宏被推擠至店內，許淑䅍站在林振雄面前阻擋，蔡洳鈺拿起左桌桌上的酒杯往門外丟，蔡志宏拿起左桌桌上的酒瓶往門外走去。於6分3秒，陳文翰掙脫林俊雄，撿起牆角的酒瓶走到門外，並於6分21秒回到店內。於7分23秒，徐仕彥往門口走去，許淑䅍拉著徐仕彥阻止徐仕彥往門外走，蔡志宏、戴麗菁也跟著走到門口。從衝突開始到結束，陳明騰都站在衝突的外圍，常做出安撫、阻止的動作，並試圖將發生衝突的雙方拉開。許淑䅍與戴麗菁均在將互相拉扯、推擠的人往外拉，阻止雙方繼續有肢體衝突。　 ⒊本案事發地點為在營業中之卡拉OK，此經證人廖惠芬於檢察事務官詢問時陳述明確(見核交字卷第19頁)，固屬公眾得出入之場所，然觀之本院勘驗筆錄與監視器畫面截圖照片( 見本院卷一第364頁至369頁、第319頁至349頁)，可知當時在卡拉OK內消費之人，僅有被告林易澄等11人，現場除了店員證人廖惠芬，並無其他人在場消費，該卡拉OK四面有牆，大門緊閉，與外面空間有所區隔，他人欲進入本案案發地點尚需開門始能進入，非露天場所，或路過之人可直接見聞之場所，故被告等人在卡拉OK內發生肢體衝突，卡拉OK外之人無從見聞、聽聞，非屬一目了然之狀態。又被告等人雖一度於卡拉OK外繼續發生衝突，但參以現場照片( 見警卷第145頁)，案發地點卡拉OK之門外並非馬路或公共場所，另有一個等待空間，該空間有一座椅，並設有另一扇門通往戶外，從而，被告等人縱使在門外發生衝突，可能僅止於門外之空間，而卷內無證據證明被告等人之衝突延續戶外馬路上導致路過之人可得見聞本件衝突，自難認本件衝突蔓延至店外而影響不特定人；且本案騷亂之規模非大，僅有被告林易澄、林俊雄、林振雄、呂士豪、蔡志宏、蔡洳鈺、陳文翰、徐仕彥與對方發生之衝突，未波及他人，衝突持續時間約5分鐘，時間非長，未發生場面無法控制之態勢；況現場除了被告等人外，僅有店員即證人廖惠芬見聞本案衝突與受到影響，周邊顯無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綜參上述情形，難謂本案被告等人形成之暴力威脅情緒或氛圍所營造之狀態，已因被煽起之集體情緒失控及所生之加乘效果，而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而使公眾或不特定之他人產生危害、恐懼不安之感受，不符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構成要件，而無由成立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罪。　 ⒋被告林易澄、林振雄、呂士豪、蔡志宏、蔡洳鈺、陳文翰、徐仕彥雖均於本院承認犯罪，但基於最高法院上開見解所闡釋之標準、公平法院應具備之客觀性義務，該等被告所為是否構成本罪，既有前揭疑問，即應對該等被告均為有利之認定。　㈣被告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於案發當時未有下手施強暴脅迫或在場助勢之行為：　　本案衝突未波及蔓延至周邊不特定、多數、隨機之人或物，以致此外溢作用產生危害於公眾安寧、社會安全，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另須說明者，依據前開勘驗筆錄，被告陳明騰自始至終均站在衝突外圍，以手勢勸雙方冷靜，被告許淑䅍、戴麗菁則有拉開肢體衝突者之動作，可見被告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在案發現場時，確實係在旁進行勸架，並試圖制止被告林易澄、林俊雄、林振雄、呂士豪、蔡志宏、蔡洳鈺、陳文翰、徐仕彥繼續發生肢體衝突，以避免危害擴大、暴力狀態升溫，且均未曾出手攻擊對方，被告陳明騰、許淑䅍、戴麗菁前揭所辯，尚屬有據，自無從逕以本罪相繩之。　　六、綜上所述，本案依檢察官所舉各項證據方法，就被告11人是否構成公訴意旨所指之在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下手施強暴脅迫罪，本院認與上開最高法院判決所揭示之意旨尚有未合之處，仍存有合理之懷疑，尚未達於得確信為真實之程度，無法形成被告11人有罪之確信，自難遽以上開罪名相繩。準此，此部分既不能證明被告11人犯罪，依前開說明，即應就被告11人均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簡淑如提起公訴，檢察官卓浚民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6 　　月　　26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梁昭銘　　　　　　　　　　　　　　　　　　　法　官　曹智恒　　　　　　　　　　　　　　　　　　法　官　林思婷

2025-02-07

HLHM-113-原上訴-44-202502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