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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1428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徐育婷選任辯護人李介文律師被告向富田指定辯護人謝允正律師上列被告等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1年度偵字第33301號、第3490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徐育婷犯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處有期徒刑貳年捌月。扣案之iPhone8行動電話壹支（內含門號〇九〇八九五〇二〇〇號SIM 卡壹張）、ASUS筆記型電腦壹臺、OPPO行動電話壹支（內含門號〇九七五〇〇八四六〇號SIM卡壹張），均沒收。向富田無罪。　　事　實徐育婷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持有，竟基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以營利之犯意，以通訊軟體與徐鏡鎧聯絡，雙方約定以iPhone8行動電話1支跟 ASUS筆記型電腦1臺（下稱本案財物）作為販賣2.5公克安非他命（下稱本案毒品)之對價，並由徐育婷於民國111年2月15日凌晨2 時36分許，駕車前往桃園市○○區○○路0段000號之統一超商萬鑫門市（下稱本案超商），向徐鏡鎧收取本案財物，待徐育婷確認本案財物能夠使用後，復於同日凌晨3時44分許，再度前往本案超商，將本案毒品交付予徐鏡鎧而完成交易。　　理　由甲、有罪部分壹、證據能力：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等4條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同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立法意旨在於傳聞證據未經當事人之反對詰問予以核實，原則上先予排除。惟若當事人已放棄反對詰問權，於審判程序中表明同意該等傳聞證據可作為證據；或於言詞辯論終結前未聲明異議，基於尊重當事人對傳聞證據之處分權，及證據資料愈豐富，愈有助於真實發見之理念，且強化言詞辯論主義，使訴訟程序得以順暢進行，上開傳聞證據亦均具有證據能力。查本判決所引用以下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被告徐育婷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時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428號卷【下稱本院卷】第127頁），復本院認其作成之情況並無違法不當情況，經審酌後認為適當，故前開審判外之陳述得為證據。二、另本院以下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件事實具有自然關聯性，且核屬書證、物證性質，又查無事證足認有違背法定程序或經偽造、變造所取得等證據排除之情事，復經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164條、第165條踐行物證、書證之調查程序，況公訴人、被告及辯護人均對此部分之證據能力亦不爭執，是堪認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上揭事實，業據被告徐育婷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時，均坦承不諱（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3301卷【下稱偵33301卷】第15頁至第21頁、第161頁至第163頁；本院卷第123頁至第129頁、第505頁至第506頁），核與證人即毒品買家徐鏡鎧於於警詢及偵訊時證述之情節大致相符（見偵33301卷第25頁至第31頁、第187頁至第188 頁），且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扣押筆錄與扣押物品目錄表、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刑案現場照片各2份、本案超商監視器畫面截圖1份等件在卷可佐（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1年度他字第1741卷【下稱他字卷】第41頁至第4 7頁、第69頁至第70頁、第73頁至第81頁；偵33301卷第49頁至第54頁、第57頁至第67頁）。又扣案白色或透明晶體1包，經送鑑驗後，檢出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成分（驗餘淨重1.9599公克），有臺北榮民總醫院北榮毒鑑字第C0000000 號毒品成分鑑定書在卷可稽（見偵33301卷第55頁），堪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足以採信。　㈡至證人即毒品買家徐鏡鎧於本院審理時雖證稱：我的毒品上游是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水雞」之人，並非徐育婷。案發當天之所以攜帶本案財物至本案超商交付予徐育婷，是因為我欠徐育婷錢，因此請他幫我轉賣本案財物以抵債。我在警詢時證稱有向徐育婷購買毒品，是因為當時我與徐育婷的男友向富田有摩擦，而且當時在警局接受詢問時藥效未退，始作成不實之證述。後來在檢訊時，因為覺得不宜隨便翻供，因此便依循先前警詢筆錄之說法而續為不實之證述等語（見本院卷第487頁至第493頁），惟查：　⒈被告徐育婷自警詢時起，至檢訊、本院準備與審理程序，始終均供認其之所以向證人徐鏡鎧收取本案財物，係作為提供本案毒品予證人徐鏡鎧之對價。倘果如證人徐鏡鎧所稱，被告徐育婷收取本案財物僅係為替證人徐鏡鎧轉賣以抵債，而與交易毒品無涉，則被告徐育婷當無於歷次程序中均絕口不提此事，而自甘陷於販毒重罪之誘因。從而，證人徐鏡鎧於本院審理程序中所翻異改稱之證述，已有可疑。　⒉又證人徐鏡鎧於本院審理時，雖稱其於警詢時之所以為不實證述，係因與同案被告向富田有摩擦云云，然而，觀諸證人徐鏡鎧於檢訊時之證述：當時是徐育婷拿毒品給我，向富田坐在旁邊沒有說話，就在旁邊看，我不記得他還有多做什麼等語（見偵33301卷第187頁至第188頁），倘若證人徐鏡鎧確與同案被告向富田有恩怨糾紛，欲栽贓嫁禍之，則其既已甘冒偽證之刑責，要無道理將謊言所指之對象僅止針對被告徐育婷，卻未對被告向富田加以攻訐之理，由此可知，證人徐鏡鎧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並非合理。　⒊再者，觀諸本案超商監視器畫面截圖，證人徐鏡鎧係於111年 2月15日凌晨2時36分許第一次到達本案超商，並進入被告徐育婷所駕駛車輛之副駕駛座，隨後於同日凌晨2時37分許下車離開。嗣於同日凌晨3時44分許又返回本案超商，並倚身於被告徐育婷所駕駛車輛之駕駛座車窗外等情（見他字卷第 73頁至第81頁），核與證人徐鏡鎧於警詢時證稱：111年2月 15日上午2時36分許，我上車跟徐育婷交易，我有給他本案財物，因為他要先測試筆電是否堪用，所以後來他就開回他租屋處。同日上午3時44分許時，徐育婷測試完筆電可以用後，就將本案毒品給我，因為當時向富田坐在副駕駛座，所以我從駕駛座的窗口跟徐育婷拿本案毒品等語（見偵33301 卷第29頁至第30頁），互核相符，足徵證人徐鏡鎧於偵查中所為之證述，應屬實在。況且，倘若證人徐鏡鎧只是為請託被告徐育婷替其轉賣本案財物，應無必要特地相約於凌晨時分交付本案財物，更無於同日二度返回本案超商之可能，是證人徐鏡鎧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要非可採。　⒋綜上，相較於證人徐鏡鎧於本院審理時所為之證述有諸多與事理不符之處，其於先前偵查階段所為之證述則與客觀事證較為吻合，自以此次證述為可採。從而，難憑證人徐鏡鎧於本院審理時之證述，而為對被告徐育婷有利之認定。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徐育婷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核被告徐育婷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又被告徐育婷販賣前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販賣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刑之減輕事由：　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自白減刑：　⑴按犯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所謂自白，乃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關乎構成要件之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37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查被告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就本案犯行中關於以本案毒品作為對價，向證人徐鏡鎧換取本案財物等重要客觀事實與主觀犯意均坦承不諱（見偵33301卷第15頁至第21頁、第161頁至第163頁；本院卷第123頁至第129頁、第505頁至第506頁）。至其於偵查中雖曾主張證人徐鏡鎧並非向其購買而係交換，因此不構成販賣毒品之犯罪等語（見偵33301卷第18頁、第162頁），惟此僅涉及構成要件解釋與法律上之評價，被告徐育婷既已就本案重要主客觀要件皆供認不諱，足以達到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範目的所謂之鼓勵是類犯罪行為人自白、悔過，並期訴訟經濟、節約司法資源等效果，應認其已滿足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之要件，是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之規定，減輕其刑。　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供出毒品來源減免其刑：　⑴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同條例第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所稱「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係指被告具體提供「本案犯行相關毒品」從何而來之資訊，使調查或偵查犯罪職務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並據以破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而言。（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106號判決參照）。又上開減、免其刑規定，係為鼓勵被告具體提供其毒品上游，擴大追查毒品來源，俾有效斷絕毒品之供給，以杜絕毒品泛濫所設，為憲法第16條所保障被告之訴訟權利。是倘被告已供出毒品來源之具體事證，惟偵查機關因特殊原故，例如仍須對被告提供之線索實施通訊監察、行控制下交付、佈線、埋伏、跟監等蒐集證據而一時無法收網，或囿於偵查不公開、毒品上游已畏罪潛逃等原因，礙難立即告知是否有因被告供出而查獲毒品上游等情，事實審法院非不可依據現有並堪信非屬無稽之證據自行或從寬認定有無「查獲」之事；相對地，若被告已供出毒品上游之具體事證，而偵查機關在無不能或難以調查之情形下，卻無任何作為，事實審法院對此亦率而忽視，自不能遽將偵查機關之不作為即視為未經查獲，而將此不利益歸於被告承擔（最高法院112 年度台上字第366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徐育婷雖有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指認真實姓名年籍不詳、自稱「王啟萌」之人為其毒品上游等情，惟未能提供對話紀錄、匯款紀錄與其他任何相關證據予警方，因而導致警方並未從而查獲被告徐育婷之毒品上游，此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新莊分局新北警莊刑字第1123966432號函存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49頁至第154 頁），故被告徐育婷並不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減刑規定要件，而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 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被告徐育婷及其辯護人上開請求，自無理由。　⒊刑法第59條犯罪情狀顯可憫恕之減刑：　　被告徐育婷之辯護人另請求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經查，被告所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名，法定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1500萬元以下罰金，並非輕罪。又同為犯下此一犯行的犯罪行為人，其原因動機不一、犯罪情節不盡相同，造成的危害程度也會有所差異，但法律對於此一犯罪，卻一律處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罰，刑責不輕。又被告徐育婷於本案之犯罪情節，僅係與認識之友人交易少量毒品，於本案中並無積極尋找交易對象而使毒品流通向不特定多數人之行為，所獲利益亦非豐厚，犯罪情節尚屬輕微，對社會所造成之危害非鉅，縱經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仍認被告徐育婷此部分犯行即使量處該罪的最低法定刑，猶過於苛刻，而有情輕法重的狀況，故依刑法第59條的規定，再遞減輕其刑。　㈥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徐育婷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第二級毒品，戕害他人身心健康甚鉅，竟執意對外販售，致使毒害蔓延，而染毒者為索得吸毒資金，多鋌而走險再為財產犯罪，衍生諸多社會問題，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徐育婷於偵審階段均能坦承犯行，堪認有悔悟之意，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犯罪所得利益、販賣毒品之次數、數量及金額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三、沒收部分：　㈠扣案之iPhone8行動電話一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與ASUS筆記型電腦一臺為被告徐育婷所有，且即係其販賣本案毒品所獲取之對價，此據被告徐育婷供陳在卷（見本院卷第125頁），均係屬犯罪所得，爰依刑法第38條之1規定宣告沒收。　㈡扣案之OPPO行動電話一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內含門號0000000000號SIM卡1張），係用以聯繫證人徐鏡鎧以販賣本案毒品，業據被告徐育婷供陳在卷（見本院卷第501頁），而屬供犯罪所用之物，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 1項規定沒收之。　㈢至扣案之iPhone8行動電話一支（IMEI碼：000000000000000 ），因卷內並無事證足認與本案有何關連，爰不予宣告沒收。乙、無罪部分一、公訴意旨另以：被告向富田明知甲基安非他命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列管之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販賣，竟意圖營利，與同案被告徐育婷共同基於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之犯意聯絡，由同案被告徐育婷先以通訊軟體與證人即毒品買家徐鏡鎧聯絡，約定以本案財物作為販賣被告2人所共有之本案毒品之對價，並由同案被告徐育婷於111年2月15日2時36分許，至本案超商前向證人徐鏡鎧收取本案財物。嗣後，同案被告徐育婷將本案財物帶回桃園市○○區○○街00號3樓之租屋處，確認本案財物能夠使用後，再於同日3時44分許駕駛自小客車，搭載坐在副駕駛座之被告向富田，一同前往本案超商，由同案被告徐育婷將本案毒品自駕駛座窗口交付予證人徐鏡鎧以完成交易。因認被告向富田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 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有關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懷疑之存在，致使無從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自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最高法院29年上字第3105號、40年台上字第86號、76年台上字第49 86號判例意旨參照）。再者，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闡明之證明方法，無從說服法官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128號、30年上字第816號判例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向富田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無非係以證人即同案被告徐育婷於警詢與檢訊時之證述、證人徐鏡鎧於警詢與檢訊時之證述、本案超商監視器畫面截圖等件，為其主要之依據。四、訊據被告向富田固坦承有於111年2月15日凌晨3時44分許，搭乘同案被告徐育婷駕駛之自小客車前往本案超商等情，惟矢口否認有何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行，辯稱：徐育婷當時說要出門買東西，我才會跟著上車，不知道徐育婷是要去交易毒品。我當時都在車上睡覺，完全不知情徐育婷有交付本案毒品予徐鏡鎧等語。辯護人則辯稱：同案被告徐育婷之證詞前後反覆，且證人徐育婷為本案共犯，其證述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又卷內其他證據，至多僅能證明被告當日有前往本案超商現場，尚無從證明被告向富田確實與被告徐育婷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請求為無罪諭知等語。五、經查：　㈠被告向富田有於111年2月15日凌晨3時44分許，搭乘同案被告被告徐育婷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前往本案超商一節，為被告向富田迭於警詢、偵訊及本院準備程序時所供認（見他字卷第179頁至第183頁、第203頁至第205頁；本院卷第185頁至第191頁），核與證人即同案被告徐育婷於警詢、檢訊、本院準備程序與審理程序之證述、證人徐鏡鎧於警詢與檢訊之證述相符（見他字卷第29頁至第35頁、他字卷第177頁至第1 78頁；偵33301卷第15頁至第21頁、第161頁至第163頁；本院卷第123頁至第129頁、第494頁至第497頁），是上開事實，首堪認定。　㈡又證人告徐育婷於警詢時雖證稱：向富田知道徐鏡鎧要用本案財物交換本案毒品，向富田也有參與本案交易（見偵3330 1卷第18頁），於檢訊時證稱：向富田與我一起販賣毒品，那天我有跟向富田說我要去換筆電，我賣的毒品是我跟他共有的等語（見偵33301卷第162頁），惟證人徐育婷於本院審理程序時翻易前詞，改稱：那時向富田其實不知道我要去跟徐鏡鎧交易毒品，他在車上副駕駛座睡覺休息。這次交易的本案毒品是我自己所有的，之所以在偵查中稱毒品是我與向富田所共有，是因為當時向富田是我同居人，所以我就說是我們共有等語（見本院卷第496頁），是證人徐育婷於偵查與審理中之證述，已有前後明顯矛盾與齟齬之處，尚難執此逕為對被告向富田不利之認定。　㈢又證人徐鏡鎧於警詢時證稱：當時向富田坐在副駕駛座，所以我是從駕駛座的窗口跟徐育婷拿本案毒品（見他字卷第34 頁）；於檢訊時證稱：向富田坐在旁邊，沒有說話就在旁邊看，我不記得他還有做什麼等語（見他自卷第177頁至第178 頁），足徵被告向富田雖有於案發當天搭乘同案被告徐育婷駕駛之自小客車至本案超商，但並無參與同案被告徐育婷之販毒行為，是證人徐鏡鎧之上開證述，尚不足以證明被告向富田有與同案被告徐育婷就本案販毒行為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亦無法證明本案毒品究為何人所有，自難僅憑此即為對被告向富田不利之認定。　㈣至本案超商監視器畫面截圖部分，僅見證人徐鏡鎧倚身在被告徐育婷所駕駛之自小客車對窗內互動之影像（見他字卷第 79頁至第81頁），尚無法執此判斷被告向富田有何販毒行為，亦無從憑此作成對被告向富田不利之認定。　㈤綜上所述，證人徐育婷之證述既有前後矛盾之瑕疵，且證人徐鏡鎧於偵查中之證述，以及本案超商監視器畫面截圖，亦不足以證明被告向富田於本案犯行中與同案被告徐育婷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自難憑上揭證據率將被告向富田以刑罰相繩。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證據，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向富田確有公訴人所指訴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之程度，本院自無從形成上開被告向富田有罪之確信，揆諸前開法條規定及判例意旨，自應為無罪之諭知，以昭審慎。丙、職權告發事項：　　證人徐鏡鎧於本院審理中，以證人身分具結後證稱：我的毒品上游是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水雞」之人，並非徐育婷。案發當天之所以攜帶本案財物至本案超商交付予徐育婷，係因為我欠徐育婷錢，因此請他幫我轉賣本案財物抵債云云（見本院卷第487頁至第493頁），就被告徐育婷是否涉犯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罪行之重要關係事項，為虛偽不實之證述已認定如前，因認證人徐鏡鎧涉有刑法第168條之偽證罪嫌，故依職權告發由檢察官另行偵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方勝詮提起公訴，檢察官邱健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1　　日　　　　　　　　　刑事第十八庭審判長法　官　鄭吉雄　　　　　　　　　　　　　　　　　　法　官　羅文鴻　　　　　　　　　　　　　　　　　　法　官　姚懿珊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張妤安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　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21

TYDM-111-訴-1428-20241121-2

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上易字第166號上訴人即被告蘇永銘選任辯護人翁晨貿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苗栗地方法院113年度交易字第160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苗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005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壹、犯罪事實：　　蘇永銘於民國112年4月15日18時許，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沿苗栗縣苑裡鎮中山路（臺1線）由南往北方向行駛，行經苑裡鎮中山路480號前，本應注意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速外，不得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及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及此，貿然減速，適後方劉00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應注意在同一車道行駛時，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亦疏於注意及此，撞擊蘇永銘所騎乘之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而倒地，致劉00受有左側膝部擦挫傷、左側踝部擦挫傷、左側足部擦挫傷等傷害。嗣張00騎乘車牌號碼000 -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亦沿方向行駛，亦應注意在同一車道行駛時，後車與前車之間應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亦疏於注意及此，撞擊劉00 所騎乘之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而倒地，致張00受有左側鎖骨粉碎性骨折、多處擦裂傷等傷害（劉00、張00僅對蘇永銘提出告訴，蘇永銘對張00所涉過失傷害罪部分，業經張00撤回告訴，由原審不另為不受理之諭知，此部分未據上訴，不在本院審理範圍）。貳、證據能力：　　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蘇永銘（下稱被告）、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審理時，對於本案相關具傳聞性質之證據資料，均表示不爭執或同意有證據能力，且本案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亦屬合法取得，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及取得之程序均無違法之處，依法均可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參、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訊據被告於本院固坦承於上開時、地，發生上述碰撞事故，並致告訴人劉00、證人張00受有前開傷害等情，然矢口否認有何過失傷害之犯行，其辯護人辯護稱：原審認為被告有在車道上貿然減速的理由，就是劉00、張00的證述，但依據最高法院見解，這兩位是被害人，被害人供述並不能作為對被告不利的唯一證據。雖原審判決有提出現場的照片，但是該照片只能呈現事發後被告機車的客觀位置，無從補強車輛發生碰撞時被告有沒有突然減速，並不符合補強證據的要件。本件只有被害人單一指述，無其他補強證據，證據不足，請鈞院撤銷原審判決，改諭知無罪云云。二、惟查：　㈠被告於112年4月15日18時許，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沿苑裡鎮中山路（臺1線）由南往北方向行駛，行經苑裡鎮中山路480號前，貿然減速，適同向、後方騎乘車牌號碼000 -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之告訴人劉00，未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撞擊被告所騎乘之普通重型機車而倒地，證人張00騎乘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亦未保持隨時可以煞停之距離，撞擊告訴人劉00所騎乘之車牌號碼0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告訴人劉00、證人張00分別受有前開傷害等情，業據證人即告訴人劉00、證人張00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67至74、171至174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照片、診斷證明書、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在卷可參（見偵卷第75至127、163至166、209至212頁），且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可信為真實。　㈡按汽車除遇突發狀況必須減速外，不得任意驟然減速、煞車或於車道中暫停。前車如須減速暫停，駕駛人應預先顯示燈光或手勢告知後車，後車駕駛人應隨時注意前車之行動。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案發地點為苑裡鎮中山路（臺1線）由南往北之慢車道上，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案發現場照片可參，被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自應依循上開規定，不得驟然減速，而依當時天候晴、日間自然光線，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及無障礙物，視距良好，被告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於注意，在苑裡鎮中山路480號前，貿然減速，致後方騎乘機車而未與前車保持安全距離之告訴人劉00，與被告所騎機車發生碰撞，被告駕車行為顯有過失；又本件經送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覆議會進行肇事分析，均認：告訴人劉00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未與前車保持足夠行車安全距離致追撞前車，為肇事主因；被告駕駛普通重型機車，在車道上驟然減速煞停，影響行車安全，為肇事次因，此有交通部公路局新竹區監理所竹苗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意見書、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覆議會覆議意見書在卷可憑（見偵卷第16 3至166、209至212頁），亦同此認定。益證被告就本案交通事故確有過失至明。再者，告訴人劉00受有如犯罪事實欄所示之傷害情形，已如上認定，被告之過失與告訴人劉00所受上開傷害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甚明。至告訴人劉00雖有未保持足夠行車安全距離之過失，然此為民事賠償有無過失相抵之問題，仍不可解免被告應負之過失傷害罪責。　㈢辯護人雖辯以上情。惟法院認定事實，並不悉以直接證據為必要，其綜合各項調查所得的直接、間接證據，本於合理的推論而為判斷，要非法所不許。各種供述證據，無論係被告或共犯（含傳統的共同正犯、教唆犯、幫助犯）的自白、對向犯或被害人（含告訴人及其家屬）及一般無上揭關係的證人指述，均屬各自獨立的證據方法。雖然被害人或告訴人之指證，因立場與被告有利害相反，具有較高的真實性疑慮，但若無明顯齟齬，各該證據方法並非絕對不能互為補強證據。易言之，此乃屬證據證明力範疇，設使另有其他非供述證據可以參佐，益當足憑認定。又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被告之供述或告訴人之指證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已充足（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3386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告訴人劉00、證人張00雖均為本案交通事故之被害人，然本案交通事故係連環肇事，於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之碰撞中，被告及其二人間，有不同之過失程度，告訴人劉 00、證人張00之證述，仍屬各自獨立之證據方法，且其等間關於車禍發生之經過，所證述之內容一致，也與被告之供述大致相符，而無真實性之疑慮，此外，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及現場照片，均足以佐證被告、告訴人劉00、證人張00所述屬實，是以本件除被告自陳之內容，與告訴人劉00之指訴、證人張00之證述及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等補強證據相互利用，自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堪認被告確有上開過失傷害犯行，並無辯護人所稱證據不足之情事。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可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肆、論罪量刑之理由：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又被告於肇事後有停留於現場，並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機關或公務員發覺其過失傷害犯行前，向據報前往處理之員警坦承肇事等情，業據被告於審理中供述明確（見原審卷第126頁），並有現場照片、警方職務報告及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在卷可考（見偵卷第61、93、129頁），足認被告應係在其過失傷害犯行未被發覺前，主動向到場處理員警自首而願接受裁判，爰依刑法第62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伍、上訴駁回之說明：一、原審以被告上開犯行事證明確，適用相關規定，以被告之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一切情狀，量處拘役50日，均已詳細敘述理由，顯已斟酌被告犯後態度、智識程度、家庭經濟狀況等刑法第57條各款事由（詳原判決第 2頁第18行至第3頁第2行），經核原判決適用法律並無違誤，所為量刑未逾越法定刑度，亦未濫用自由裁量之權限。被告於本院審理中雖已與告訴人劉00成立調解（見本院卷第13 7至138頁），並約定被告自114年2月15日起按月於每月15日前給付1千元，共應給付7千元，告訴人劉00於調解時表示不再追究等情，仍未對告訴人劉00有實質上之彌補，原審量處拘役50日，已屬偏低度之量刑，被告雖有上開量刑有利審酌事項，亦無足動搖原審量刑之合法、妥適性，而無在刑度上減讓之必要。二、辯護人另以被告為中度智能障礙，目前在戒治中，與告訴人劉00之調解條件實屬不易，請求依刑法第59條及61條規定為免刑之諭知云云。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經查，被告上開犯行，於法定刑內科刑並無罪責不相當、猶嫌過重之虞，無從援引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亦無刑法第61條規定之適用餘地。三、綜上所述，被告上訴以前詞否認犯行，並無可採，業如前述，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吳珈維提起公訴，檢察官陳佳琳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　　　　　　刑事第十庭　　審判長法　官　簡　源　希　　　　　　　　　　　　　　　　法　官　楊　文　廣　　　　　　　　　　　　　　　　法　官　楊　陵　萍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陳　三　軫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0　　日附錄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20

TCHM-113-交上易-166-2024112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093號上訴人即被告 NGUYEN VAN DAT（阮文達）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姜惠如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重訴字第72號，中華民國113年7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147、4915 0、5438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本件被告NGUYEN VAN DAT（阮文達）提起第二審上訴，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上訴（本院卷第93、133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認定犯罪事實、罪名及諭知保安處分、沒收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二、本院審查原判決關於被告量刑是否妥適，作為量刑依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均依第一審判決之認定及記載。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本案運輸毒品來源為「阿勇」，並配合聯繫接貨者林宇城，為警拘提到案，移送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有被告與林宇城之Telegram對話紀錄、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解送人犯報告書、內政部警政署航空警察局民國113年4月16日航警刑字第1130013677號函附卷可資佐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150號偵查卷宗【下稱49150偵卷，以下偵查卷宗代稱均同】第3至5、73 至77頁、原審112年度重訴字第72號刑事卷宗【下稱原審卷】㈠第276-1頁），即因被告之供述查獲其他正犯，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惟斟酌被告之犯罪情節及所能杜絕毒品氾濫之程度，認依前揭規定減輕其刑已足評價對於查獲毒品來源之貢獻程度，不宜寬待至免除其刑。　㈡被告就本件運輸第二級毒品犯行，於警詢時供稱：貨物是我簽收的，但我不知道裡面是大麻等語（49147偵卷第12、17 頁），於偵查時供稱：「阿勇」要我幫忙領取貨物，但沒跟我說裡面是什麼東西等語（49147偵卷第151頁），於羈押訊問時供稱：收貨人是我本人沒錯，但我否認犯罪，因為我不知道裡面是毒品等語（49147偵卷第176頁），被告於偵查中並未就運輸第二級毒品之犯罪事實自白，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㈢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大麻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公告列管之第二級毒品，其流通危害國人身心健康及社會秩序至鉅，向為國法所厲禁，被告誘於厚利，受「阿勇」委託負責運輸目的端收貨事宜，於本案運輸進口之大麻逾5公斤，助長毒品流通，對社會治安造成嚴重危害，實無任何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顯可憫恕之處，復經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尚無情輕法重之弊，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四、維持原判決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運輸第二級毒品、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等犯行，事證明確，予以論罪，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與「阿勇」、黃鉦凱共同為本件運輸第二級毒品及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犯行，引入之大麻毒品數量甚多，倘經擴散將嚴重危害國人身心健康，助長毒品氾濫風氣，所為誠屬不該，幸而所運輸之毒品於流入市面前即遭查獲，未造成不可回復之損害，並兼衡被告與「阿勇」之分工，於原審審理時尚知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及於原審自承之智識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生活狀況（原審卷㈠第357至358頁）、素行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年10月，其量刑應屬妥適。　㈡被告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係因母親病重急需醫療費用，一時失慮鋌而走險，且於本案僅依指示收取毒品包裹，非居主要地位，毒品亦未流入市面，犯罪情節輕微，原審雖因被告供述查獲林宇城，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被告之刑，惟仍判處有期徒刑3年10月，實屬過重，請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刑度，從輕量刑。　㈢經查，量刑輕重係屬為裁判之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之情形，自不得指為不當或違法。毒品於國際間或國內流通、氾濫，對社會危害至深且廣，為犯罪偵查機關嚴厲查緝，被告於本案雖係依指示具名受領包裹，究係為獲取高額報酬甘願涉險，與共犯運輸之第二級毒品大麻數量逾 5公斤，情節非微，客觀上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堪可憫恕之處。原審斟酌上情，不再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被告之刑，並就被告運輸毒品之數量、分工情節、所肇危害、家庭生活狀況，及於原審審理時終能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詳為斟酌，在適法範圍內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核無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被告以原審量刑過重，提起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柏成提起公訴，檢察官侯靜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楊仲農　　　　　　　　　　　　　　　　　　　　　法　官　廖怡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芷含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1項之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一、為防止犯罪必要，禁止易供或常供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進口、出口。二、為維護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禁止偽造、變造之各種貨幣及有價證券進口、出口。三、為維護國民健康必要，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來自特定地區之物品進口。四、為維護國內農業產業發展必要，禁止、限制來自特定地區或一定數額以上之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進口。五、為遵守條約協定、履行國際義務必要，禁止、限制一定物品之進口、出口。

2024-11-19

TPHM-113-上訴-5093-2024111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998號上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廖紹呈選任辯護人張淑琪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425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6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7669號、第 23392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部分（含宣告刑及應執行刑）撤銷。上開撤銷部分，廖紹呈分別處有期徒刑柒年柒月、貳年貳月。應執行有期徒刑柒年拾月。　　理　由壹、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一、按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定有明文。依該條項之立法說明：「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等語。準此，上訴權人就下級審判決聲明不服提起上訴時，依現行法律規定，得在明示其範圍之前提下，擇定僅就該判決之「刑」、「沒收」、「保安處分」等部分單獨提起上訴，而與修正前認為上開法律效果與犯罪事實處於絕對不可分之過往見解明顯有別。此時上訴審法院之審查範圍，將因上訴權人行使其程序上之處分權而受有限制，除與前揭單獨上訴部分具有互相牽動之不可分關係、為免發生裁判歧異之特殊考量外，原則上其審理範圍僅限於下級審法院就「刑」、「沒收」、「保安處分」之諭知是否違法不當，而不及於其他。本案係由上訴人即檢察官（下簡稱：檢察官）與上訴人即被告廖紹呈（下簡稱：被告）均提起上訴，檢察官、被告於其等分別出具之上訴書、刑事聲明上訴狀及刑事第二審上訴理由狀中雖未具體表明限定其上訴範圍，而檢察官於上訴書及被告於其刑事第二審上訴理由狀中均僅記載與「刑」有關之上訴理由，惟於本院審理時經審判長闡明後，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分別表示：如上訴書所載；本案僅針對量刑上訴等語，此有檢察官上訴書、被告之刑事聲明上訴狀、刑事第二審上訴理由狀、本院審理筆錄暨撤回上訴書各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3至14頁、第21頁、第25頁、第178至179頁、第187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須就原判決所宣告被告「刑」部分（包含宣告刑、執行刑）有無違法不當進行審理；至於原判決就此部分以外之犯罪事實、論罪等其他認定或判斷，既與刑之量定尚屬可分，且不在被告明示上訴範圍之列，即非本院所得論究，此部分並經審判長於本院審理時說明上訴範圍及本院審理範圍綦詳（見本院卷第179頁），先予指明。二、按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所謂判決之「刑」，包括首為刑法分則各本條或特別刑法所規定之「法定刑」，次為經刑法總則或分則上加減、免除之修正法定刑後之「處斷刑」，再次為裁判上實際量定之「宣告刑」。上訴人明示僅就判決之「刑」一部聲明上訴者，當然包含請求對於原判決量刑過程中所適用特定罪名之法定刑、處斷刑及宣告刑是否合法妥適進行審查救濟，此三者刑罰具有連動之不可分性。第二審針對僅就科刑為一部分上訴之案件，祇須就當事人明示提起上訴之該部分踐行調查證據及辯論之程序，然後於判決內將聲明上訴之範圍（即上訴審理範圍）記載明確，以為判決之依據即足，毋庸將不在其審判範圍之罪（犯罪事實、證據取捨及論罪等）部分贅加記載，亦無須將第一審判決書作為其裁判之附件，始符修法意旨（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625 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揆諸前揭說明，本院以經原判決認定之事實及論罪為基礎，僅就原判決關於被告「刑」之部分是否合法、妥適予以審理，並不及於原判決就此部分外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法條（論罪）、沒收部分，且就相關犯罪事實、所犯法條、沒收等認定，則以第一審判決書所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為準，亦不引用為附件，合先敘明。貳、本院就被告對原判決之「刑」一部上訴，於此上訴範圍內，說明與刑有關之事項：一、刑之加重部分（即累犯之說明）：　　被告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竊盜等案件，分別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7年度訴字第2581號、107年度訴字第2509 號、107年度易字第3121號、108年度訴字第16號、108年度訴字第945號、108年度訴字第1228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9 月、7月、3月、9月、8月、8月（以上二罪經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1月）、10月、3月確定，經同上法院以108年度聲字第 4871號裁定將上開各罪定應執行有期徒刑3年6月確定，於民國107年12月24日入監執行，於111年3月17日縮短刑期假釋出監，並於同年12月11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徒刑執行完畢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43至67頁），是被告於受上開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 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依刑法第47條第1項之規定，為累犯。本院參酌偵查及公訴檢察官已於起訴書及原審審理程序中敘明被告構成累犯之前案記錄及依法應加重之理由，就前階段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以及後階段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加以闡釋說明並具體指出證明方法（見起訴書證據並所犯法條欄第四項；原審卷第143至144頁），並審酌被告前案與本案均係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且被告於前案執行完畢後，不到1年之時間，旋即故意再犯原判決所認定之本案犯罪事實，顯見被告對於刑罰之反應力薄弱，衡酌對被告適用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並無致被告所受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及使其人身自由受過苛侵害之情形，爰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就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依法則不得加重。二、刑之減輕部分：㈠未遂犯之說明：　　被告就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認定之販賣毒品犯行，被告客觀上已著手實施販賣毒品之行為，然因證人簡俊銘自始即不具購買真意，事實上不能完成交易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犯之之刑減輕之；並依法先加重後減輕。　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適用之說明：　　被告就原判決所認定如其犯罪事實欄一㈠、一㈡販賣第一級毒品共2次之犯行，於偵查中、原審準備程序及審理中均坦承不諱，於本院審理時則表示僅就「刑」部分上訴，對犯罪事實及罪名均不爭執，故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之規定，減輕其刑；且就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所示犯行依法先加重後減輕，就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所示犯行依法先加重而後遞減（以上法定刑為死刑、無期徒刑部分，均依法不予加重）。　　㈢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不予適用（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認定之犯行）及適用（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認定之犯行）之說明：　⒈按犯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依照刑事訴訟法第228條第 1項、第229條至第231條規定，檢察官因告訴、告發、自首或其他情事知有犯罪嫌疑者，應即開始偵查；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就犯罪偵查是居於輔助檢察官的地位，負責協助檢察官或受其指揮、命令偵查犯罪，於發覺有犯罪嫌疑即應移送檢察官偵查。亦即，檢察官是偵查犯罪的主導者，並由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輔助蒐集及保全犯罪證據。而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所稱被告「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的規定，其「查獲」是屬偵查機關的權限，至於查獲「屬實」與否，則是法院職權認定的事項，應由法院作最後審查並決定其真實性。換言之，是由偵查機關與事實審法院分工合作，對於被告揭發或提供毒品來源的重要線索，應交由相對應的偵查機關負責調查核實，並由事實審法院根據偵查機關已蒐集的證據綜合判斷有無「因而查獲」的事實，原則上不問該被舉發案件進行程度如何，亦不以偵查結論作為查獲屬實與否的絕對依據。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是採取「必減」或「免除其刑」的立法模式，如被告有「供出毒品來源」及「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的情形，法院並無裁量是否不予減輕或免除其刑的權限，且為刑事訴訟法第163條第2項但書所稱「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為法院應依職權調查者，亦不待被告有所主張或請求，法院依法應負客觀上注意義務。縱使案件已確定，被告仍可依據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 號判決意旨聲請再審，以為救濟。由此可知，前述減、免其刑的規定，是為鼓勵被告具體提供其毒品上游，擴大追查毒品來源，俾有效斷絕毒品的供給，以杜絕毒品泛濫所設，為憲法第16條所保障被告的訴訟權利。是以，如被告已供出毒品來源的具體事證，但偵查機關因特殊原故，例如仍須對被告提供的線索實施通訊監察、行控制下交付、佈線、埋伏、跟監等蒐集證據而一時無法收網，或囿於偵查不公開、毒品上游已畏罪潛逃等原因，礙難立即告知是否有因被告供出而查獲毒品上游等情，事實審法院非不可依據現有並堪信非屬無稽的證據自行或從寬認定有無「查獲」之事；相對地，若被告已供出毒品上游的具體事證，而偵查機關在無不能或難以調查的情形下，卻無任何作為，事實審法院對此自不能率而忽視，遽將此不利益歸於被告承擔，此有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219號刑事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經查，被告於警詢中即供出其毒品來源為「陳啟彰」，此有被告112年4月14日警詢筆錄在卷可稽（見偵17669卷第99頁）；經原審法院及本院均向臺中地方檢察署、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和平分局函詢有無因被告之供述因而查獲上手陳啟彰乙節，據該署及該局均函覆稱：經查尚未因被告之供述而查獲毒品來源等語，此有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1月2日、113 年9月19日函文及臺中市警察局和平分局113年4月11日函文各1份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105頁、第129頁；本院卷第137 頁），且臺中市警察局和平分局於上開函文中說明稱：「本分局無因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陳啟彰涉嫌販賣第一、二級毒品海洛因及安非他命，陳啟彰於本分局啟動查緝之初，已於臺中監獄服刑（112年5月29日），目前尚查無積極證據」等語。惟經本院另向臺中地方檢察署調取上開陳啟彰販賣毒品案件之相關報告書、筆錄等資料，陳啟彰已於113年9月 26日經警認定其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及同法第 8條第2項之罪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偵辦，其為警移送之犯罪事實為；①陳啟彰於112年3月12日20時15分，在臺中市○ 區○○路000號來富貴彩券行，販賣價值新臺幣（下同）1千元之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②陳啟彰於112年4月12日11時許，在上址之彩券行，販賣價值1千元之海洛因予被告；③陳啟彰於112年4月13日10時許，並於上址彩券行附近，由陳啟彰無償提供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而上開①②所示之販賣毒品犯行業據陳啟彰所承認，前揭③部分陳啟彰則陳稱被告賒帳，故其係請被告施用甲基安非他命等語，此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刑事案件報告書、陳啟彰於113年9月19日警詢筆錄附卷可參（見本院卷第149至171頁）。本院審酌被告所犯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認定犯行部分，被告所涉犯係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犯行，惟陳啟彰僅坦承其於112年3 月12日係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是被告此部分之犯行，自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規定之適用；至被告所犯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認定犯行部分，陳啟彰係坦承其於112年4月12日有販賣海洛因1千元予被告，於同年月13日則僅販賣甲基安非他命予被告等情，惟因陳啟彰於112年4月12日販賣價值1千元之海洛因予被告，與本案原判決認定上開犯行係與被告於同年月13日以向上手取得價值1千元之海洛因以1500元販售予簡俊銘，有時序上及販賣海洛因數量上可能之因果關係，揆諸前揭說明，本院自得依據現有並堪信非屬無稽的證據從寬認定被告就此部分之犯行確有供出上手因而「查獲」乙事，是被告所犯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認定犯行，應得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 7條第1項減輕其刑，並依法先加重而後再遞減之。　　㈣本案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認定之犯行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及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認定犯行不適用該條之說明；　⒈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認，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是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870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二者並非屬截然不同之範圍，於裁判上酌量減輕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刑法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又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被告之刑，係實體法上賦予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97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⒉查被告所犯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所示之販賣第一級毒品既遂及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所示因誘捕偵查而販賣第一級毒品未遂之次數各為1次，販賣對象均相同，且販賣金額亦僅為2千元及1500元之零星、小額交易，各次所獲利益亦屬有限，其惡性及犯罪情節實與專門大量販賣毒品之所謂「大盤」、「中盤」毒販仍有重大差異，與大宗走私或利用幫派組織結構販賣而獲得厚利、使毒品大量流通社會之情形相較，所生危害稍低，而刑罰除制裁功能外，亦寓有教育、感化之目的，期使誤入歧途而有心遷善改過者，可以早日復歸家庭及社會，被告所犯之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其最輕法定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依上所述，就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認定之犯行部分，業已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及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減輕其刑，其最低之處斷刑為有期徒刑1 5年1月，惟倘處以減輕後之最低刑度，猶嫌過重，難謂符合罪刑相當及比例原則，容有情輕法重之虞，此部分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至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認定之犯行部分，已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及依刑法第25條第2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同法第17條第1項之規定再遞減輕其刑，是其最低之處斷刑為有期徒刑1年4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部分可減至3分之2），已無情輕法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客觀情狀而應予以憫恕之情形，自無從援引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辯護意旨以被告販賣毒品之對象及金額不多，為朋友間互通有無之情形，與大、中盤毒梟販賣動機截然不同，及被告所賺取利益微薄、對社會造成之危害輕微，主張此部分犯行亦有刑法第59條之適用等語（見原審卷第145頁），難認可採。　㈤本案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一㈡所認定之犯行均無再依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3號判決酌減其刑餘地之說明　　⒈被告之辯護人為被告辯護稱：被告本案經原判決認定之2次犯行，時間間隔近1個月，次數不頻繁，且係受毒友簡俊銘之委託始為本案之零星販賣，犯罪情節輕微，對於社會治安、國民健康危害較低，應均適用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3 號判決再酌減其刑等語（見本院卷第185至186頁）。　　⒉按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3號判決主文第1項諭知：「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前段規定：『……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立法者基於防制毒品危害之目的，一律以無期徒刑為最低法定刑，固有其政策之考量，惟對諸如無其他犯罪行為，且依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可認屬情節極為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縱適用刑法第59 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於此範圍內，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所為之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司法院釋字第476號解釋，於此範圍內應予變更；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2年內，依本判決意旨修正之」、主文第2項諭知：「自本判決公告之日起至修法完成前，法院審理觸犯『販賣第一級毒品之罪』而符合前揭情輕法重之個案，除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外，另得依本判決意旨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等內容。該判決理由並敘明「……同為『販賣第一級毒品者』，其犯罪情節差異甚大……一律以無期徒刑為最低法定刑，而未依犯罪情節之輕重，提供符合個案差異之量刑模式，亦未對不法內涵極為輕微之案件設計減輕處罰之規定，在比僵化之法定刑規定之下，司法實務對於觸犯系爭規定者 ……絕大多數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輕其刑（後）……最低刑為 15年以上有期徒刑，適用於個案是否仍為過苛，自應將犯罪之情狀、犯罪者之素行，以及法安定性及公平性之要求一併考量。準此，系爭規定對諸如無其他犯罪行為，且依其販賣行為態樣、數量、對價等，可認屬情節極為輕微，顯可憫恕之個案，縱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嫌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於此範圍內，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人身自由所為之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等內容。由此可知，憲法法庭前述判決就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1項「販賣第一級毒品罪」，其不分情節輕重，法定刑一律「死刑或無期徒刑」，縱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仍有不符罪刑相當原則之情形，認得依該判決意旨減輕其刑。是以，前述憲法法庭判決既然是針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 條第1項法定刑一律「死刑或無期徒刑」有可能造成情輕法重，致罪責與處罰不相當的情形所為的判斷，本案自有該判決所揭示得予審酌是否減輕其刑意旨適用。　⒊經查，本院審酌被告自99年迄至108年間，即有多次施用毒品之前科，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並入監執行之前科素行，因上開案件入監執行而於111年3月17日假釋出獄後，又於112年間再度因施用毒品案件，經法院裁定送觀察、勒戒，此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按（見本院卷第43至68頁），可見被告本身即為長期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人，應知海洛因毒品對人體之危害既深且劇，一旦成癮並長期施用，除可能造成神經系統之病變外，更往往因難以戒除而導致家庭破碎、亟需金錢購買毒品而有其他犯罪所導致之家庭、社會問題；其亦曾於100年間，因販賣毒品案件，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0年度訴字第819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2年6月確定，更可知販賣毒品因對國民健康及社會治安將造成重大影響，其犯罪所衍生之潛在危害性甚高，係國家所禁絕之重罪，被告時值青壯，四肢健全，不思正當營生，明知海洛因毒品危害人體至深，且施用者猶有為獲毒品而另犯刑案之可能，造成社會治安之潛在危害，販賣毒品更為法所嚴厲禁止，然並未因前揭施用毒品、販賣毒品之前科而心生警惕，卻為貪圖一己利益，而為本案販賣第一級毒品既遂、未遂之2次犯行，且被告依原判決所認定之2次犯行販賣海洛因之數量並非極其輕微（2千元、1500元），足見被告仍有一定之法敵對意識之惡性，本院復認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認定之犯行尚無從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已如前述，是被告所犯本案原判決所認定之2次販賣第一級毒品既遂、未遂犯行，均當無再依前述憲法法庭裁判意旨減刑之理。是以，被告及其辯護人此部分之的上訴意旨，亦不可採。　參、原判決關於「刑」部分撤銷之理由　　一、原判決認被告犯販賣第一級毒品既遂、未遂等2罪，說明刑之加重減輕事項部分：就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犯行，說明應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且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2項、刑法第59條及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3號判決予以減輕其刑、遞減輕其刑、再遞減輕其刑，而就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犯行，說明應依累犯之規定加重其刑，並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刑法第59條之規定予以減輕其刑、遞減輕其刑；且就量刑及定應執行部分則審酌被告之責任、被告犯罪所生危害、被告之智識程度及家庭教育等一切情狀，予以科刑，暨斟酌各罪間之犯罪類型、手段、罪質及目的，及矯正受刑人與預防再犯之必要性等因素予以定應執行刑，固非無見。惟查：㈠被告所犯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認定之犯行部分，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所供出之上手「陳啟彰」於113年9月19日警詢中坦承其於112年4月12日有販賣海洛因予被告之犯行，及「陳啟彰」上開販賣海洛因之犯行業經警報告移送檢察官偵辦在案，故就被告此部分之犯行未適用前揭條文減輕其刑，尚有未洽；㈡又被告所犯上開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認定之犯行，既已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之規定減輕其刑，其處斷刑之最輕刑度已為有期徒刑1年4月，並無情輕法重而得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情形，是原審就被告此部分犯行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亦有未合；㈢另被告所犯上開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所認定之犯行，本院審酌被告之素行、犯罪情狀及法安定性與公平性等要求，認此部分犯行已適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後，並無仍嫌情輕法重，致罪責及處罰顯顯不相當之情形，故無適用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再減輕其刑之必要，惟原審並未衡酌被告本身即為長期施用毒品之人，且前已有販賣毒品之前科，又本案所犯2次販賣海洛因既遂、未遂犯行之數量尚非甚微等情，遽引用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3號判決意旨再予以被告此部分酌減其刑之寬貸，應有未妥。是檢察官上訴意旨主張本件並無依憲法法庭112年度憲判字第13號判決酌減其刑之必要，及被告上訴意旨主張被告就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㈡所認定犯行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刑之適用，均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刑」（含宣告刑及應執行刑）部分撤銷予以改判。二、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本身即為長期施用第一級毒品海洛因之人，明知海洛因戕害人體身心健康，亦曾於 100年間因販賣第二級毒品罪，經法院判處罪刑確定並執行完畢，應明知販賣毒品為政府嚴厲查禁之行為，竟不知記取教訓，反而因貪圖販賣毒品之利益，無視法紀為本案販賣第一級毒品海洛因既遂、未遂之行為，其所販賣之人為簡俊銘 1人，販賣海洛因之數量分別為價值2千元、1500元之海洛因，非屬價值低微僅供1次施用之量，助長社會濫用毒品風氣，使毒品在社會中流竄，所為危害社會治安，殊屬不該，以此等犯情事由作為被告責任刑上下限之基礎框架；兼衡被告有多次施用毒品、竊盜前科（惟構成累犯之此部分前科不重複評價），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及被告自陳其高中肄業之教育程度，之前從事地板工，月收入4萬初，未婚，沒有未成年子女，不用扶養父母（見原審卷第144 頁；本院卷第183頁）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二項前段所示之刑。三、定應執行刑之說明　㈠按數罪併罰之定應執行之刑，係出於刑罰經濟與責罰相當之考量，乃對犯罪行為人本身及所犯各罪之總檢視，除應考量行為人所犯數罪反應出之人格特性，並應權衡審酌行為人之責任與整體刑法目的及相關刑事政策，在量刑權法律拘束性之原則下，並應受法秩序理念規範之比例原則、平等原則、責罰相當原則、重複評價禁止原則等自由裁量權之內部抽象價值要求界限之支配，使輕重得宜，罰當其責，俾符合法律授與裁量權之目的，以區別數罪併罰與單純數罪不同，兼顧刑罰衡平原則。　㈡被告所犯如原判決犯罪事實欄一㈠、一㈡所示之販賣第一級毒品既遂罪及販賣第一級毒品未遂罪，經審酌上開各節，認被告所犯上開2罪之時間間隔不到1個月，時間尚屬接近，且犯罪態樣、手段相同，購毒者又為同一人，所犯均為同一罪質之毒品犯罪，責任非難重複程度較高，定執行刑時應考量刪除重複評價部分。又參諸刑法數罪併罰係採限制加重原則而非累加原則之意旨，及本案犯罪情節、販賣數量，且以被告之年齡尚屬年輕，復歸社會之可塑性較高，若定以過重之應執行刑，其效用可能隨著長期刑之執行而下降，對於被告教化效果亦不佳，有害被告返回正常家庭生活及回歸社會，亦可能造成額外之社會問題等情狀，並參考原審定應執行刑之幅度，定應執行刑如主文第二項後段所示。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依成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敬暐提起上訴，檢察官楊麒嘉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王　鏗　普　　　　　　　　　　　　　　　　法　官　周　淡　怡　　　　　　　　　　　　　　　法　官　黃　齡　玉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二十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洪　玉　堂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2024-11-19

TCHM-113-上訴-998-20241119-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389號上訴人即被告王紫選任辯護人翁松崟律師上列上訴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672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7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5316、3133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科刑撤銷。上開撤銷部分，王紫處有期徒刑壹年玖月。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事項：　　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王紫（下稱被告）於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均陳明其上訴範圍係針對原判決關於其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之量刑上訴（見本院卷第126頁、第178頁），故而，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部分之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貳、本案據以審查原判決量刑妥適與否之原審所認定之犯罪事實、所犯罪名，均如原審判決書所載。參、被告上訴有無理由之論斷：一、被告上訴意旨主張其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大麻之犯行，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供出毒品來源，減免其刑規定之適用，另請求本院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並給予緩刑之宣告等語。二、刑之減輕事由：　㈠被告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大麻犯行，於偵查及法院審理中均自白，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㈡被告應有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之適用：　　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同條例第17條第1項定有明文。上開規定旨在鼓勵毒品下游者具體供出其上游供應人，俾進一步擴大查緝績效，揪出其他正犯或共犯，以確實防制毒品泛濫或更為擴散，是行為人應具體提供毒品來源之資訊，使調查或偵查犯罪之公務員知悉而對之發動調查或偵查，進而查獲該其他正犯或共犯，暨行為人本案犯行相關毒品之來源，而確實有助於本案上手之追查，始足當之。而被告有無上述因供出來源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之事實，應由事實審法院本於採證認事之職權，綜合卷內相關事證資料加以審酌認定，並不以被告所指毒品來源之正犯或共犯經起訴及判決有罪確定為必要，亦不可僅因該正犯或共犯經不起訴處分或判決無罪確定，即逕認並未查獲。經查：　⒈警方於112年4月25日查獲被告後，被告即於當日警詢供稱其於110年11月9日交付予施欣儀之大麻，係伊向藥頭即綽號「 MAX」（或「馬克斯」）之男子所購買等語（見警卷第9至11 頁）；再於同月26日警詢時指認案外人葉俊宏即係「馬克斯」（見同上卷第22頁），有被告各該警詢筆錄可稽。警方即係依據被告之供述，始認知並查獲葉俊宏之情，亦有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新興分局（下稱新興分局）112年12月8日高市警新分偵字第11274799200號函及所附該局刑事案件報告書在卷（見原審卷第85至89頁），是被告確有供出葉俊宏為其大麻毒品來源之情事，堪可認定。　⒉依前開刑事案件報告書所載，雖可知新興分局移送葉俊宏販賣大麻予被告之時間點係在「112年4月13日23時30分」，另該案件繫屬於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後（即112年度偵字第317 96號案件），檢察官亦係起訴葉俊宏此次犯行，嗣並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3年度訴字第10號判處葉俊宏此次犯行有期徒刑3年6月（此業經本院調取各該卷宗核閱無訛，下稱另案），亦即葉俊宏經警移送、檢察官起訴，及法院判刑之犯行，係在本案被告販賣大麻予葉欣儀（即110年11月9日10時 9分許）之後。惟據被告提供其與葉俊宏之SINGAL通話紀錄（見偵卷第23至28頁），可知其雙方均有討論大麻調貨事宜。參以葉俊宏於前開另案112年9月4日警詢自承：我去過王紫租屋處很多次，我大約一個禮拜去2至3次，約「2至3年前」開始去找王紫，最後1次去找王紫是在112年4月13日晚上2 3時左右。我通常是去找王紫聊天，或者是帶大麻跟王紫一起施用等語（見另案警卷第8頁）；又於112年9月14日警詢供稱：我有放置大麻花在王紫家，我跟王紫都會施用這些大麻，但是王紫身上沒什麼錢，等王紫身上有錢的時候，我們再計算王紫使用多少數量，再付錢給我，或是以後她再還等值的大麻給我。王紫使用的大麻每公克約新臺幣1200元等語（見同上卷第13頁）。且核之葉俊宏前開所稱之金額，顯略低與被告於偵查中承認伊「調貨」給施欣儀，10公克1萬300 0元之價格（即每公克1300元），是被告自葉俊宏處以每公克1200元之價格取得毒品大麻後，再以每公克1300元之價格出售予施欣儀，賺取利潤100元，顯而與一般小盤販毒者賺取微薄利潤之交易常態並無不符等情，是足認葉俊宏確係被告本案販賣之毒品大麻來源無訛。　⒊綜上，葉俊宏既係被告本案販賣之毒品大麻來源，則被告本案犯行即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要件，應依該規定減輕其刑，不因葉俊宏此部分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未經警方移送或檢察官起訴而有差異。　　㈢被告並無刑法第59規定之適用：　　刑法第59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於犯罪另有特殊原因或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而確可憫恕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低度刑期，猶嫌過重者，或因立法至嚴，確有情輕法重之情形，始有其適用。而考之該條立法理由，亦以酌量犯人之心術與犯罪事實，情可矜憫為原則；至被告是否因一時失慮，致罹章典，事後是否坦認犯行或犯罪危害程度等情，涉及被告品行、智識程度、犯罪動機、犯罪後態度及犯罪所生損害等因素，均屬刑法第57條各款量刑標準事項，僅可依比例原則在法定刑範圍內予以審酌，未便逕援為同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依據。本院審酌被告固坦承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大麻之犯行，然被告本案所為顯然助長毒品流通及氾濫，且所販賣毒品多達10公克、價值多達新臺幣（下同）1萬3000 元，可認已對社會治安、國民健康產生危害，實難認其犯罪情狀，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而有對其宣告販賣第二級毒品法定最低度刑期猶嫌過重之情事。況被告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已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第1 項之規定遞減輕其刑，最輕本刑應已符合罪刑相當性及比例原則，自無再依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餘地。故而，被告主張其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應有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並無可採。　㈣被告有如上所示之減輕其刑事由，爰依法遞減輕之。　三、原審認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罪證明確，因而予以論科，固非無見。惟按，被告就本案犯行，供出該毒品來源，合於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其刑事由，原判決未依此規定減輕被告之刑，尚有未合。被告上訴意旨主張本案應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固無可採，然其指摘原判決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減輕其刑，而有未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此部分之科刑予以撤銷改判。四、科刑：　　本院審酌被告無視國家對於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仍為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大麻犯行，危害社會治安及國民健康，助長毒品氾濫，所為實有不該；惟念及被告迭次坦承犯行，且供出毒品來源，堪認犯後態度尚稱良好，復斟酌被告販賣毒品之對象雖僅友人施欣儀1人，惟重量多達10公克，販毒所得亦高達1萬3000元，並衡以其犯罪動機、手段，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素行，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83頁）等一切情狀，就其本案所犯，量處有期徒刑1年9月。五、辯護人雖請求本院對被告為緩刑之宣告，惟被告前已因幫助施用第二級毒品案件，經受有期徒刑3月之宣告確定，業據本院核閱案卷無訛，已不符合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得宣告緩刑之要件；且被告除本案所犯及有前開幫助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外，另因施用毒品而經觀察、勒戒，亦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參，則由被告歷次所犯，亦難認其本案所受宣告之刑，有以暫不執行為適當之情事，是自無從對被告為緩刑之宣告，併此敘明。　　肆、被告幫助施用第二級毒品部分，業經原審判處罪刑確定，茲不再論列。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簡弓皓提起公訴，檢察官吳茂松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楊智守　　　　　　　　　　　　　　　　　　　法　官　莊珮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　　　　　　　　　　　　　　　　　　　書記官　黃旭淑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

2024-11-19

KSHM-113-上訴-389-20241119-1

聲

臺灣高等法院

聲明異議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046號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劉郭龍上列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本院100年度聲字第4076號刑事裁定及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0年度聲字第5909號刑事裁定聲明異議，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聲明異議駁回。　　理　由一、聲明異議人即受刑人（下稱受刑人）聲明異議意旨略以：受刑人所犯之罪如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0年度聲字第5909號刑事裁定及本院100年度聲字第4076號刑事裁定所列案件，乃先後起訴、判決，嗣經分別定其應執行刑，然其定執行刑之結果與其他類似案例定執行刑後所減刑之幅度卻是天差地遠；受刑人並非對己所犯有所掩飾，只是相較之下未見符合公平、正義及比例原則之要求，受刑人懇請法院對於受刑人請求數罪併罰乙案能盡督促責任，並回覆數罪併罰真正之量刑標準定義為何，酌予受刑人一較為適當之量刑云云。二、按執行裁判，由為裁判法院之檢察官指揮之。又受刑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或配偶，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不當者，得向諭知該裁判之法院聲明異議，法院並應就異議之聲明裁定之，刑事訴訟法第457條第1項前段、第484條、第486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謂「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當」，係指檢察官有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及其執行方法有不當等情形而言，即受刑人聲明異議之客體，應以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限，不包含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行之裁判，至於判決、裁定確定後，即生效力，檢察官如係依確定判決、裁定之內容而指揮執行，自難指其為違法。倘受刑人並非針對檢察官執行之指揮認有不當，其所為聲明異議於程序上難謂適法，法院自應以裁定駁回其異議（最高法院102年度台抗字第404號、109年度台抗字第1729號裁定意旨可資參照）。換言之，執行機關對於審判機關所為之裁判，並無審查內容之權，故裁判是否違法，並非執行機關所得過問，是聲明異議之對象，應係檢察官之執行指揮行為，而非檢察官據以指揮執行之裁判，檢察官如依確定判決、裁定指揮執行，即無執行之指揮違法或執行方法不當之可言。至於原確定判決、裁定是否有認定事實錯誤或違背法令之不當，應循再審或非常上訴程序以資救濟，尚無對之聲明異議之餘地（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79號裁定意旨參照）。再按已經裁判定應執行刑之各罪，如再就其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應執行刑，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不以定刑之各罪範圍全部相同為限，此乃因定應執行刑之實體裁定，具有與科刑判決同一之效力，行為人所犯數罪，經裁定其應執行刑確定時，即生實質確定力。法院就行為人之同一犯罪所處之刑，如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而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自有一事不再理原則之適用。故數罪併罰案件之實體裁判，除因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合於併合處罰之其他犯罪，或原定應執行刑之數罪中有部分犯罪，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經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等情形，致原定應執行刑之基礎已經變動，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應執行刑之必要者外，法院應受原確定裁判實質確定力之拘束，並確保裁判之終局性。已經定應執行刑確定之各罪，除上開例外情形，如法院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前、後二裁定對於同一宣告刑重複定刑，行為人顯有因同一行為遭受雙重處罰之危險，均屬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而不得就已確定裁判並定應執行刑之數罪，就其全部或一部再行定其應執行之刑。因此檢察官在無上揭例外情形下，對於受刑人就原確定裁判所示之數罪，重行向法院聲請定應執行刑之請求，不予准許，自難指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不當（最高法院113年度台抗字第694號裁定意旨參照）。三、經查：　㈠受刑人劉郭龍先後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數罪，分別經法院判處如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0年度聲字第5909號刑事裁定及本院100年度聲字第4076號刑事裁定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確定，而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0年度聲字第5909號刑事裁定附表所示各罪之定刑基準日為民國99年1月26日、本院1 00年度聲字第4076號刑事裁定附表所示各罪之定刑基準日為 99年8月16日，各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日期均在各附表之定刑基準日以前，且本院100年度聲字第4076號刑事裁定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日期均在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0年度聲字第5 909號刑事裁定之定刑基準日以後，是受刑人所指二裁定所示之各罪，並不符合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之數罪併罰要件，而無從就此上開二裁定附表各罪再合併定其應執行刑。換言之，受刑人所犯前揭裁定附表所示之各罪，既係以數罪中最先確定之案件為基準日，而分別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及本院裁定定應執行刑確定，即有實質確定力，非經非常上訴、再審或其他適法程序予以撤銷或變更，自不得再行爭執，應受原確定裁定實質確定力之拘束，不得再就該各罪之全部或部分重複定其應執行刑，否則即有違一事不再理原則；佐以前揭二裁定後，除並無增加經另案判決確定而合於數罪併罰之其他犯罪外，二裁定所包含之各罪案件，亦無因非常上訴、再審程序而撤銷改判，或有赦免、減刑，更定其刑等致原執行刑各確定判決基礎鬆動之情形，且二裁定刑期接續執行亦未超過刑法第51條第5款但書所規定不得逾30年之上限，並無陷被告於接續執行更長刑期之不利地位，或其他客觀上有責罰顯不相當之特殊情形，為維護極重要之公共利益，而有另定執行刑之必要，是基於確定裁定之安定性及刑罰執行之妥當性，本不得依憑受刑人之主張而再行任意拆解割裂、重新搭配組合。則檢察官既係依據前揭確定判決及定應執行刑之確定裁定所定刑度，指揮執行受刑人之前揭刑期，自難認檢察官執行之指揮為違法或其執行方法不當。　㈡再觀諸受刑人所提數罪併罰合併狀，請法院回覆數罪併罰、量刑所依憑之比例原則標準定義為何，請求給予較為合適、適當之量刑等語，其無論係於狀首所載有數罪併罰「合併」之字眼（此依前揭二裁定內各罪犯罪時間與判決確定時間，本不符數罪併罰合併定一應執行刑之要件，且並無合於合併另定執行刑必要之例外情形存在，業如前述）、或細譯狀內具體內容係對法院前揭裁定所定應執行刑之減刑比例再為爭執（如受刑人援引其他定執行刑之裁定或學說見解，稱裁量基準令其深感困惑迷失云云，惟各案犯罪類型、情節俱不相同，所為刑罰之量定自屬有別，尚難比附援引，亦無從拘束法院裁量權自由行使），似均係對檢察官執行指揮所憑之定應執行刑確定裁定不服，而非具體指摘執行檢察官有何積極執行指揮之違法、或執行方法之不當，而與刑事訴訟法第48 4條規定要件不合，自非聲明異議程序所得審究。從而，受刑人執前開意旨向本院聲請合併定刑、請求酌予適當量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486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王耀興　　　　　　　　　　　　　　　　　　　法　官　古瑞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十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君縈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8　　日

2024-11-18

TPHM-113-聲-3046-20241118-1

金簡上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橋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簡上字73號上訴人即被告蘇煜中選任辯護人蔡建賢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詐欺等案件，不服本院橋頭簡易庭中華民國 113年5月6日112年度金簡字第656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起訴案號：111年度偵字第18748號），提起上訴，經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合議庭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撤銷。蘇煜中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陸月。　　事　實蘇煜中（涉犯參與犯罪組織部分，業經本院以112年度金簡字第4 85號判決判處罪刑確定）於民國111年1月間某日，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豪」等成年人所組成之三人以上詐欺集團，擔任取款車手之工作，蘇煜中與「阿豪」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成員於110年11月29日某時許（起訴書誤載為「111年1月某日」，應予更正），傳送簡訊予李秋吟，內容為教人投資，並以LINE暱稱「李朝勝」、「上官美玲」、「e 」、「包羅萬象」聯繫李秋吟，佯稱可在Bit-C虛擬貨幣交易平台投資買賣虛擬貨幣獲利等語，致李秋吟陷於錯誤，而依指示於 111年1月17日13時6分許（起訴書誤載為「12時50分」，應予更正），以臨櫃匯款方式將新臺幣（下同）50萬元匯至蘇煜中申設之臺灣新光商業銀行（下稱新光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00 號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內，蘇煜中再依指示於同日14時31分許（起訴書誤載為「25分」，應予更正），前往高雄市○○區○○○路0 00號（起訴書誤載為「前金區中華四路149號1樓」，應予更正）新光銀行高雄分行，臨櫃提領現金80萬元（含李秋吟所匯上述款項），並將上開提領款項全數交予「阿豪」，以製造金流斷點，達到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去向及所在之結果，並妨害國家調查、發現、保全上開詐欺犯罪所得。嗣李秋吟發覺遭到詐騙而報警處理，始循線查悉上情。　　理　由壹、程序部分　　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蘇昱中及辯護人於本院審判程序時，均同意有證據能力（金簡上卷第96至97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或不當情事，且與待證事實具有關聯性，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前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核與告訴人李秋吟於警詢所為之證述相符，並有告訴人提出之國內匯款申請書、被告本案帳戶之客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在卷可憑，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確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予認定，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被告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業經修正，並經總統於112 年5月31日公布施行，於同年0月0日生效，該次修正係增加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規定，其餘內容並無修正，與被告本案所涉犯行無關，對其並不生有利、不利之影響，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之原則，適用現行有效之裁判時法。　⒉又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並經總統於113年7月3 1日公布，於同年8月2日施行，該法第2條原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被告將告訴人遭詐而匯入本案帳戶之款項全數領出並轉交予「阿豪」，於修正前已屬掩飾、隱匿詐欺所得之來源、去向之舉，而該當於洗錢行為，而上開行為亦屬移轉詐欺犯罪所得，而足以妨礙國家偵查機關對於詐欺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而該當於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洗錢行為，故被告本案所為，於洗錢防制法第2條修正前、後，均符合前揭規定之洗錢定義，而均應依同法相關規定處罰，對其並不生有利、不利之影響，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逕行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　⒊又洗錢防制法第14條原規定：「（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於113 年7月31日修正後則將該條移列至同法第19條，並規定：「（第1項）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而本案詐欺集團利用被告本案帳戶所收取之不法所得金額未達1億元，是應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規定，與前開修正前之規定為新舊法比較。再者，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雖規定「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但依其立法理由所載：「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若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參酌澳門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3條第6項增訂第3項規定，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可知上述規定係就宣告刑之範圍予以限制，並不影響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法定刑度。從而，經比較修正前後之法律，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最重本刑有期徒刑5年，較修正前同法第14條第1項之法定最重本刑有期徒刑7年為輕，是經新舊法比較之結果，修正後規定較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本件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論處。　⒋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一詞，係源自最高法院27年上字第2 615號判決先例所引「犯罪在刑法施行前，比較裁判前之法律孰為有利於行為人時，應就罪刑有關之一切情形，比較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整個之適用，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之判決文字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等語，經實務擴大適用的結果，除新舊法之比較外，其於科刑時，亦有所謂法律不能割裂適用之說。實則，基於案例拘束原則，此一判例意旨原侷限在法律修正而為罪刑新舊法之比較適用時，須考量就同一法規整體適用之原則，不可將同一法規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始有其適用。況對於易刑處分、保安處分等規範，實務見解均已明文採取與罪刑為割裂比較而分別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條文，此有最高法院96年度第3次刑事庭會議決議可參，由是觀之，法律適用本應不存在所謂「一新一切新，從舊全部舊」的不能割裂關係存在。上開判決先例所指不能割裂而分別適用有利益之條文，在罪刑與保安處分之比較適用上，既已產生破窗，而有例外，則所謂「法院就同一罪刑所適用之法律，無論係對罪或刑（包括主刑、從刑、或刑之加重、減輕與免除等項）或保安處分，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均應本統一性或整體性之原則，予以適用」之論述，其立論基礎應有誤會(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808號判決意旨參照)。是如同一法律之數條文同時修正，而需比較新、舊法之適用時，應具體考量各該修正規定之體系關聯，以資判斷有無一體適用之必要，如不具法律適用上之體系關聯，或非屬立法或法律修正時之關聯配套規範，則於法律適用上即無當然一體適用之必要，自應回歸「從舊從輕」之法律適用原則。　⒌由現行洗錢防制法之體系觀之，該法第19條係規範對於一般洗錢行為之處罰規定，而第23條第2項、第3項則係規範於一定要件下，得以減輕或免除行為人之處斷刑之相關規定。則於體系上以言，第19條之規範核心係在劃定洗錢罪之處罰框架、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度，而第23條則在檢視行為人於犯後有無自首、自白及繳交犯罪所得等犯後情狀，是上開2條文之規範目的及體系上並無事理上之當然關聯性，縱未一體適用，於法之適用上亦不會產生法律適用體系上之矛盾，而由 113年7月31日修正洗錢防制法之相關立法理由觀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修正理由略謂：「現行第一項未區分犯行情節重大與否，以較大之刑度裁量空間，一體規範所有洗錢行為，交由法院依個案情節量處適當刑度。鑒於洗錢行為，除侵害人民財產法益外，並影響合法資本市場及阻撓偵查，且洗錢犯罪，行為人犯罪所得愈高，對金融秩序之危害通常愈大，爰基於罪刑相當原則，以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是否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作為情節輕重之標準，區分不同刑度，修正第一項」，而同法第23條第2項之修正理由則為：「配合刑法沒收新制澈底剝奪犯罪所得之精神，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為減輕其刑之要件之一。另考量被告倘於犯罪後歷時久遠始出面自首，證據恐已佚失，蒐證困難，為鼓勵被告勇於自新，配合調查以利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及查緝其他正犯或共犯，參考德國刑法第261條第8項第2款規定立法例，爰增訂第2項及修正現行第2項並移列為第3項」，由上開立法理由觀之，亦可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 項之修正各自係著眼於不同之規範目的，難認立法者有何將上開二者納為整體性配套修正之立法考量，是於比較新舊法時，自無強將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第23條第3項綁定為整體比較之必要，而應分別檢視上開修正是否對被告較為有利，以資適用適當之規範對其論處，先予說明。　⒍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自同年月00日生效施行。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二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規定為：「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其後洗錢防制法嗣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修正後將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移列至同法第2 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是被告於偵查中及審理中是否均有自白、又是否有繳回其犯罪所得，即影響被告得否減輕其刑之認定，112年6月14 日修正前之規定並不以被告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為必要，然112年6月14日修正後則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 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更需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且須繳回犯罪所得始得減輕其刑，顯見112年6月14日、113年7月31 日修正後之減刑要件較為嚴格，故應以112年6月14日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㈡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被告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為想像競合犯，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被告與「阿豪」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就其本案所為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另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經制定，並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公布，於113年8月2日施行。新制定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1款規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㈠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㈡犯第43條或第44條之罪。㈢犯與前二目有裁判上一罪關係之其他犯罪」，查被告本案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自屬前揭規定所指之詐欺犯罪。復依同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惟本件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確實不知道借帳戶給「阿豪」會涉及詐欺，當時沒想這麼多，想說朋友介紹沒怎麼樣等語（偵卷第13 1頁），足認被告於偵查中就主觀上具有詐欺取財之犯意乙節未為肯定之供述，難認已於偵查中自白犯罪，故被告本案所為犯行，尚無從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㈣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依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查被告提供本案帳戶予本案詐欺集團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工具，並擔任取款車手之工作，固應非難，惟考量被告本案參與之犯行情狀，相較於隱身幕後指揮規劃、實行詐術或機房等核心人員，實為共犯分工中較為低階、受支配之角色，惡性較詐欺集團核心人員為輕，且被告參與之分工行為單一，並於犯後願意坦承犯行，又與告訴人以新臺幣35萬元達成調解並履行完畢，有本院112年度橋司附民移調字第1202號調解筆錄、告訴人出具之刑事陳述狀及原審準備程序筆錄附卷可參（審金易卷第59、61至62、66頁），足認被告犯後甚有悔意，而其本案所犯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法定最低刑度為有期徒刑1年以上，本院審酌上開各情，認被告本案犯行縱科以最低法定刑度，顯有情輕法重之情形，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　㈤次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本案所為犯行，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已如前述，本應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 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惟依前揭罪數說明，被告本案犯行係從一重論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是被告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即洗錢罪）減刑部分，本院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將併予審酌。參、被告提起上訴，上訴意旨略以：我認為本案與本院112年金簡字第485號案件（下稱前案）具有一罪關係，應為同一案件等語（金簡上卷第53、96頁）；辯護人則為其辯稱：本案與前案之犯罪事實均係被害人將遭詐欺款項匯入本案帳戶，由被告一次將數位被害人遭詐欺之款項提領而出，再全數轉交予「阿豪」，可知本案與前案係犯罪事實相同之同一案件，原審就同一犯罪事實重複審判，係屬違法判決，且被告前案之緩刑宣告將因本案遭論罪科刑而被撤銷，形同對被告雙重加重科刑之不公平判決，重大侵害被告之權益，請求撤銷原判決等語（金簡上卷第55、102至103頁）。肆、上訴論斷之理由：　㈠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再關於犯意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且數共同正犯之間，原不以直接發生犯意聯絡者為限，即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包括在內。詐欺集團成員，以分工合作之方式，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詐欺取財之目的，即應負共同正犯責任，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且犯意之聯絡，亦不以直接發生者為限，其有間接之聯絡者，亦屬之（最高法院97年度台上字第2946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上之詐欺取財罪既係為保護個人之財產法益而設，則對於犯罪之罪數依遭詐騙之被害人人數計算，倘其所為數個詐欺取財犯行，在時間上可以分開，被害人亦有不同，自應認其犯意各別，行為互異，評價上各具獨立性，應分論併罰。況詐欺集團成員係就各個不同被害人分別實行詐術，被害財產法益互有不同，各別被害事實獨立可分，應各別成立犯罪，不能僅以集團中之「車手」係於同一時地合併或接續多次提領款項為由，即認其僅能成立一罪（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069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係於110年11月29日某時許起，陸續對本案告訴人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於111年1月17日13時 6分許，將其遭詐騙之50萬元匯入本案帳戶，而依前案判決書所載，前案之告訴人吳伊芮係於111年1月間某日遭詐欺集團成員施以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而於同年月17日12時21分許，將其遭詐騙之5萬元匯入本案帳戶（金簡上卷第37至42 頁），可知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係於不同時間，基於各別之犯意，分別對本案告訴人與前案告訴人吳伊芮施用詐術，並各自侵害其等之財產法益，上述二次詐欺取財犯行顯然各具獨立性。又洗錢防制法透過防制洗錢行為，促進金流透明，得以查緝財產犯罪被害人遭騙金錢之流向，而兼及個人財產法益之保護，故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之罪數計算，亦應以被害人人數為斷。被告雖僅有提供本案帳戶予「阿豪」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並領取一次詐得款項後轉交予「阿豪」等行為，惟依前揭說明，被告與「阿豪」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間，既屬共同實行詐欺取財、洗錢等犯罪行為之共同正犯關係，被告在合同意思之範圍內，即應對於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不法行為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意即被告應就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各別對本案告訴人與前案告訴人吳伊芮實行詐術並侵害個別財產法益，而各別成立犯罪之結果共同負責。另就行為個數而言，被告與前述詐欺集團成員既屬共同正犯關係，即應以整個共犯結構，判認其行為個數，而如前所述，本件共犯係分別對本案告訴人及前案告訴人吳伊芮施用詐術，則二者顯非僅有一行為甚明。準此，本案告訴人與前案告訴人吳伊芮遭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實行詐術之時間、受侵害之財產法益均不同，即應各自成立犯罪，而非犯罪事實相同之同一案件，至為明灼。被告及辯護人所辯，洵屬無據。　㈢再按，受緩刑之宣告，在緩刑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刑期內受6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確定者，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其宣告，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而緩刑宣告是否撤銷，除須符合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各款要件外，並採裁量撤銷主義，賦予法院審認是否符合「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之實質要件。換言之，就前述「得」撤銷緩刑之情形，法院應依職權本於目的性之裁量，妥適審酌被告所犯前後數罪間，關於法益侵害之性質、再犯之原因、違反法規範之情節是否重大、被告主觀犯意所顯現之惡性及其反社會性等情，是否已使前案原為促使惡性輕微之被告或偶發犯、初犯改過自新而宣告之緩刑，已難收其預期之效果，而確有執行刑罰之必要，非謂被告前案之緩刑宣告必然將因本案判處罪刑而遭撤銷，況本案與前案並非同一案件，業如前述，原審就被告本案所為犯行判處罪刑，自無違法不當之情形，辯護人此部分辯詞，亦無足採。是以，被告及辯護人以前揭理由提起上訴，並無理由。伍、撤銷改判之理由：　　原審經審理結果，認被告本件犯行事證明確，論處被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113年7 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固非無見。然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且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已如前述，是原審未及依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對被告論處罪刑，其法律適用應有未當。從而，被告以本案與前案為同一案件為由提起上訴，雖無理由，惟原審對被告本案犯行所論處之罪名既有上述可議之處，即屬無可維持，應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撤銷改判。陸、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係智識成熟之人，在政府及大眾媒體之廣泛宣導下，理應對於國內現今詐騙案件層出不窮之情形有所認知，竟任意將本案帳戶資料提供予「阿豪」及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作為詐欺取財、洗錢之工具，並將詐得款項提領後轉交予「阿豪」，造成告訴人財產受有損害，並增加司法單位追緝之困難而助長犯罪歪風，所為不足為取。惟念及被告之角色分工非居於主導或核心地位，不法罪責內涵相對較低，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尚佳，且於原審審理期間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並賠付完畢，已實際彌補告訴人所受部分損失，業如前述，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暨經濟狀況(因涉及隱私，故不予揭露，金簡上字卷第101頁)，以及如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所示之前科素行、犯罪之動機、目的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柒、沒收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現行法為第25條第1項）修正為：「犯第19條、第20 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是本案關於沒收部分，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及刑法相關規定。　㈡依據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立法理由所載：「考量澈底阻斷金流才能杜絕犯罪，為減少犯罪行為人僥倖心理，避免經查獲之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即系爭犯罪客體）因非屬犯罪行為人所有而無法沒收之不合理現象，爰於第一項增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並將所定行為修正為『洗錢』。」，可知該規定乃是針對犯罪客體所為之沒收規定，且未有對其替代物、孳息為沒收或於不能沒收、不宜執行沒收時應予追徵等相關規定。因此，本規定應僅得適用於原物沒收。經查，本件洗錢之財物，業經被告提領一空轉交予「阿豪」，而未留存本案帳戶內，此經本院論認如前，且依據卷內事證，並無法證明該洗錢之財物（原物）仍然存在，更無上述立法理由所稱「經查獲」之情，因此，尚無從就本件洗錢之財物，對被告諭知沒收。另依卷內現有事證，尚難認被告確因本案犯行而獲有何等犯罪所得，自無從依刑法第 38條之1第1項規定對其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項、第3項、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麗琇提起公訴，檢察官廖華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　法　官陳君杰　　　　　　　　　　　　　　　　　　　法　官孫文玲　　　　　　　　　　　　　　　　　　　法　官陳姿樺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記官吳宜臻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15

CTDM-113-金簡上-73-20241115-1

訴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3號公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承瀚選任辯護人黃重鋼律師魏士軒律師謝和軒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2年度偵字第233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李承瀚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年陸月。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沒收銷燬；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物沒收。　　犯罪事實一、李承瀚明知大麻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列之第二級毒品，依法不得販賣、持有，竟意圖營利，基於販賣第二級毒品大麻之犯意，於民國111年11月13日13時35分許，以通訊軟體Telegram（下稱飛機）暱稱「活在當下」在「得意的一天」聊天室群組內，刊登暗示毒品交易「我在這邊（葉子圖案）5：6500 10：11000台北優進口貨誠信買賣騙子勿來」之訊息，與不特定買家洽談販售大麻事宜。適經警執行網路巡邏發覺，而於111年11月14日4時5分許，喬裝買家利用飛機與李承瀚聯繫，雙方約定以新臺幣（下同）7 萬8000元購買大麻100公克，嗣並約定於112年3月8日18時10 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平面停車場內進行交易，李承瀚將大麻1包（淨重96.32公克、驗餘淨重96.27公克）交付喬裝買家員警之際，經警當場表明身分將其逮捕而未遂，並扣得如附表所示之物，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而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判決所引用以下審判外作成之相關供述證據，公訴人、被告李承瀚及其辯護人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均表示同意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69、179至180頁），本院審酌上開供述證據資料作成或取得時狀況，並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二、至於以下認定本案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亦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訊據被告對於其有在飛機群組上刊登販賣大麻訊息、交易經過、販賣大麻之售價為7萬8,000元等事實均不爭執，惟否認有營利之意圖，辯稱：我是幫黃紹祖販售，之前都是跟他拿大麻，這次是他請我幫忙，我跟他說只幫他1次，不分裝賣，他也同意，我做這件事情沒有獲得任何利益或好處等語。　㈡經查：　⒈被告於飛機群組上刊登販售大麻之訊息，由喬裝買家之員警與其聯繫，並約定以7萬8,000元為對價購買大麻100公克，雙方約定於112年3月8日18時10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 號平面停車場內進行交易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坦認不諱（見偵卷第16至26頁、第158 至164頁、本院卷第66頁、第180至182頁），核與證人蔡宗旻、官霖於警詢、偵查中之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46 至54、66至74、172至176、184至188頁），並有李承瀚手機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偵卷第32至34頁）、飛機群組「得意的一天」對話紀錄擷圖（見偵卷第94頁）、警方與飛機暱稱「活在當下」即被告李承瀚之對話紀錄擷圖（見偵卷第96至99頁）、蔡宗旻之手機通訊軟體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偵卷第114頁）、查獲現場照片（見偵卷第116至119頁）、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所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押物品收據（見偵卷第82至88頁）、法務部調查局濫用藥物實驗室112年8月17日調科壹字第1122391430號鑑定書（見偵卷第236頁）、112年3月9日員警職務報告（見偵卷第92至93頁）、警方與被告之飛機語音通話聯絡譯文表（見偵卷第100至113頁）在卷可稽，復有如附表所示之物扣案可考，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⒉被告販賣大麻確有營利之意圖：　⑴按販賣毒品者主觀上是否具有營利之意圖，係潛藏在其個人意識之中，通常無法以外部直接證據證明其內心之意思活動，是以法院在欠缺直接證據之情況下，尚非不得綜合各種間接或情況證據，本諸社會常情及人性觀點，依據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加以認定。苟無營利之意圖，無償受他人委託，出面代購毒品或共同合資購買，並分攤價金及分受毒品，以便利、助益委託人施用者，固為幫助施用毒品；倘以營利之意圖交付毒品，而收取對價，無論毒販原即持有待交易之毒品，抑或與買方議妥交易後，始轉而向上手取得毒品交付買方，亦不論該次交易係起因於賣方主動兜售或買方主動洽購，毒販既有營利意圖，即非可與單純為便利施用者乃代為購買毒品之情形等同視之，而均論以幫助施用毒品罪，二者之辨，主要仍在營利意圖之有無。而認定行為人是否有營利之意圖，當可審酌供需者間接洽之情形、該交易如何起始、商議、達成合意，並勞費及風險之承擔等客觀情狀，以為判斷之所據（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092號、105年度台上字第 1282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觀諸被告與員警飛機對話紀錄內容：於111年11月14日，被告問員警「要多少」，員警回「30」並交流個人資訊；於同年月15日員警詢問「拿多少有較大優惠？」，被告回以「看你要多少，在往上一點其實會更優惠」；於112年2月13日，員警詢問被告「現貨有多少」，被告回以「夠你要的」；於同年月15日由被告傳送「現在行情比較高一點點了」、「你知道嗎」，員警於同年月16日回傳「報多少」；於同年2月19 日由被告詢問員警「你的數量？」，員警回傳1盎司並詢問1 盎司的報價，被告則回以「有空打給我」；於同年3月6日，由被告跟員警說「我這裡有台製的，價格品質都不錯」，並詢問員警需多少克大麻，1盎司是幾克，員警回以「還是50 克？」後，被告於1分鐘後回傳「可以」、「50一個算你800 」（見偵卷第96、98頁）。　⑶自被告與員警之語音通話譯文內容顯示：於111年11月16日17 時41分許，被告說：「要這樣子見面大家都還是會擔心，不然這幾天大家休碰一次面」（見偵卷第100頁）；於112年3 月7日16時25分許，被告與員警約定交易地點在輔大醫院旁邊後，被告突然詢問通話者是否為員警，並稱要確定一下，也會緊張等語（見偵卷第102至104頁）；於同年月8日16時2 9分許，員警說：「是一個8嗎？」，被告回以「東西是OK的」，並表示最近進口的太高了後，由被告先行詢問員警「要不要拿6，還是要直接拿100」，員警同意後，被告即稱7萬8 就好，並稱「反正不要是警察都OK」等語（見偵卷第108至1 09頁）。　⑷由上述對話過程中，被告數度欲確認買家身分，顯恐其所為遭警查緝，而被告與喬裝買家之員警僅於網路上有所聯繫，素不相識，僅因毒品交易而有接觸聯絡，倘非有利可圖，自無平白甘冒觸犯重罪之風險而交付大麻之理。由磋商過程中，可見被告與員警達成交易數量之共識後，被告旋即報價，未見被告酌留需徵詢他人售價之時間差，可認被告具有自行決定交易價量之自主權，而非受他人所控之交易模式，自難認被告僅係代黃紹祖販售，所辯並無可採。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足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按大麻屬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第2項第2款所定之第二級毒品，不得非法販賣。次按刑事偵查技術上所謂之「釣魚偵查」，係指對於原已犯罪或具有犯罪故意之人，以設計引誘之方式，使其暴露犯罪事證，而加以逮捕或偵辦而言，此乃純屬偵查犯罪技巧之範疇，並未違反憲法對於基本人權之保障，且於公共利益之維護有其必要性。警方為求破案，授意執勤員警佯裝購毒而與毒販聯繫，經毒販允諾，依約攜帶毒品交付予佯裝購毒之人，旋為埋伏員警當場查獲者，於此誘捕偵查案件，販毒者雖有販毒之故意，且依約攜帶毒品前往交付，並已著手實施販毒之行為，然因係受警員引誘偽稱欲購買毒品，警員原無買受毒品之意思，其虛與買賣毒品，意在辦案，以求人贓俱獲，伺機逮捕，實際上不能真正完成買賣毒品之行為，而應僅論以販賣毒品未遂罪（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49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透過飛機發送販售大麻之訊息，本即有販賣第二級毒品之犯意，員警僅係以引誘之方式使被告暴露犯罪事證，乃機會提供型之合法誘捕行為，與犯意誘發型之陷害教唆有別。又被告已著手實施販賣第二級毒品之行為，惟因員警並無購買毒品之真意，故事實上不能完成犯行，故被告前開行為，僅應論以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是核被告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6項、第2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被告著手實行販賣第二級毒品前，意圖販賣而持有第二級毒品之低度行為，為其販賣第二級毒品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㈡刑之加重及減輕事由：　⒈被告已著手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之實行而不遂，為未遂犯，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⒉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此所謂「自白」，係指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所稱犯罪事實，則指符合犯罪構成要件之具體社會事實而言。若對事實別有保留，或有構成其他犯罪之辯解，僅屬訴訟技巧之運用，對訴訟經濟毫無助益，均難認屬此所指之自白。而有無營利之主觀意圖，乃販賣毒品、轉讓毒品、合資購買及為他人購買毒品以幫助施用等犯罪之主要分野，亦為各該犯罪異其刑罰輕重之原因，自屬販賣毒品犯罪之重要構成要件事實，倘僅承認交付毒品、收取價款等客觀行為，而未坦認有營利意圖，自難認已就販賣毒品之事實為自白（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565號、1 11年度台上字第451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偵查中固坦承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之犯行，但仍供稱：我幫忙賣大麻並無獲得報酬等語（見偵卷第162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供稱：我承認檢察官起訴的事實，但我沒有要賺中間的價差等語（見本院卷第67頁），經本院於審理程序中再次向被告確認後表示：我沒有獲得利益等語（本院卷第182頁），是被告就有無營利意圖之說詞，於偵查及歷次審理中均為否認之表示，揆諸前揭最高法院判決要旨，自難認被告於審理中已就販賣第二級毒品之事實為自白，而無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規定之適用。　⒊另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同條例第17條第1項亦有明文。查偵查機關未據被告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共犯乙情，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113年4月29日北市警士分刑字第1133038742號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81頁），自無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免刑責之餘地。　⒋不適用刑法第59條之說明：　　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45年度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度台上字第899號判決先例意旨參照）。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項於109年1月15日修正、於 109年7月15日施行，並提高販賣第二級毒品罪之法定刑，其修正理由表明「依近年來查獲案件之數據顯示，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之行為有明顯增加趨勢，致施用第二級毒品之人口隨之增加，為加強遏阻此類行為，爰修正第2項規定，將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之最低法定刑提高為10 年有期徒刑」，足見立法者透過修法以提高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刑責之立法目的；本於權力分立及司法節制，裁判者自不宜無視該立法意旨，而於個案恣意以刑法第59條寬減被告應負刑責，以維法律安定與尊嚴。查被告於案發時正值青壯，四肢健全，顯無不能謀生之情事，其明知我國政府多年來大力宣導反毒、禁毒之政策，不得非法販賣毒品，且販賣毒品助長毒品之蔓延，致使施用毒品者沈迷於毒癮而無法自拔，直接戕害施用者自身及國民身心健康，間接危害社會治安，竟為私欲，甘願鋌而走險販賣毒品，對社會秩序危害非輕。復衡以被告本案原欲販售之大麻數量為100公克、約定之交易金額為7萬8,000元，價量均非輕微，難認其犯罪有何殊值同情之特別情狀。況本案業已適用未遂規定予以減刑，客觀上自難認尚有何情輕法重而堪予憫恕之情形，是辯護人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亦非可採。　㈣量刑：　　爰審酌被告明知毒品具有成癮性、濫用性，對社會深具危害，竟不思努力進取獲取所需，為圖一己之私利，欲販賣第二級毒品以牟利，造成毒品流通且助長泛濫，危害社會治安，所為實屬不該；兼衡其於犯罪後僅坦承客觀犯行之犯後態度，另考量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犯行因員警即時查獲而未遂，未造成實際危害；並衡以其素行、犯罪動機、目的、手段、欲販賣毒品之數量、為警查扣之大麻數量，暨其智識程度、家庭生活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18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三、沒收：　㈠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物，屬查獲之第二級毒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8條第1項前段，宣告沒收銷燬；至因鑑驗耗盡之大麻既已滅失，自無庸再為沒收銷燬之諭知。　㈡扣案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行動電話1支，為被告所有供其與員警聯繫本案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犯行所用，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177頁），爰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 項規定，宣告沒收。　㈢犯罪所得　　被告本案犯行雖約定價金7萬8,000元，惟員警實際上並未交付被告，此部分自難認屬被告之犯罪所得，爰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宋有容提起公訴，檢察官彭聖斐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十八庭　審判長法　官　詹蕙嘉　　　　　　　　　　　　　　　　　　　　　　　　　　　　　法　官　施函妤　　　　　　　　　　　　　　　　　　　　　　　　　　　　　　　　　　　　　　　法　官　施元明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應附繕本) ，上訴於臺灣高等法院。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君憶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附表：編號物品名稱數量備註 1 第二級毒品大麻 1包毛重：103.54公克驗餘淨重：96.27公克 2 iPhone13手機 1支（含SIM卡）手機號碼：0000000000號 IMEI碼：000000000000000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14

PCDM-113-訴-3-20241114-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2775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旂瑋選任辯護人趙浩程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1368號，中華民國113年4月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4965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李旂瑋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李旂瑋處有期徒刑壹年。　　事實及理由一、本院審判範圍：　　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其立法理由謂：「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應以原審法院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之判斷基礎。本件檢察官、被告李旂瑋提起第二審上訴，明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上訴（本院卷第65、121、166、167頁），依前揭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關於被告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就被告認定犯罪事實、罪名及沒收部分，均非本院審理範圍。二、本院審查原判決量刑是否妥適，作為量刑依據之犯罪事實及所犯法條、罪名，均依第一審判決之認定及記載。惟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施行，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113年7月31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則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收或追徵。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復將原第14條規定移列第19條，修正前第14條規定：「有第 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第19條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綜合比較修正前後關於洗錢行為之定義及處罰，以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規定對被告較為有利，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19條之規定。檢察官、被告雖僅就原判決之量刑上訴，然因被告所犯各罪依想像競合犯規定應依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論處，所涉洗錢犯行依原審認定之犯罪事實於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後均該當洗錢罪之構成要件，罪名亦無不同，爰逕補正此部分論罪法條為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經總統於113年7月31日以華總一義字第11300068891號令公布施行，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規定：「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自白（原審112年度金訴字第1368號刑事卷宗第70、225頁、本院卷第127、172頁），並於本院審理時繳回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2萬元（本院卷第177至178頁），然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僅坦承以「富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專員名義向告訴人陳俐臻收取500萬元後繳回上手之客觀事實，然始終以受託收取購車尾款云云執為抗辯，否認加入詐欺集團擔任車手而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參與犯罪組織等罪（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 2年度偵字第49656號偵查卷宗第84至90頁反面、107至111頁），即與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減刑之要件不符，無從依前開法條規定減輕其刑。　㈡又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意旨，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自係指裁判者審酌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即必於審酌一切之犯罪情狀，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刑度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38年台上字第16號、45年台上字第1165號、51年台上字第899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邇來詐欺犯罪甚囂塵上，詐騙手法層出不窮，所獲不法款項更藉由車手、收水等層層轉遞方式遭掩飾、隱匿，被告雖非詐欺集團核心地位，然其行為助長詐欺風氣，使詐騙首腦、主要幹部得以隱身幕後，難以追查、取回贓款，不僅造成告訴人重大財產損害，被害金額高達500萬元，嚴重影響經濟秩序，危害金融安全與社會治安，犯罪情狀並非輕微，客觀上實無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顯可憫恕之處，難認對被告科以最低度刑尤嫌過重，而有情輕法重之弊，自無刑法第59條規定之適用餘地。四、撤銷原判決之理由及科刑審酌事由：　㈠原審以被告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等罪，事證明確，予以論罪，其科刑固非無見。惟原審判決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公布施行，復經被告於本院審理時繳回犯罪所得，原審未及斟酌而為量刑，容有不合。從而，檢察官上訴主張原審量刑過輕，洵非有據，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為有理由，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之科刑部分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壯，非無謀生能力，不思正道取財，竟參與詐欺集團從事勞力與報酬顯不相當之收取、轉交金錢工作，助長詐欺犯罪，危害社會治安，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益之守法觀念，妨害金融市場及民生經濟，應予非難，兼衡被告之素行，於本院審理時自承之智識程度、經濟能力、家庭生活狀況（本院卷第128頁），及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獲利益，復念被告於本案犯罪結構中，係受詐欺集團成員指揮，依指示收取、傳遞金錢之涉險性角色，並非核心地位之犯罪情節、參與程度，暨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時坦承犯行（所犯洗錢罪符合112年6月 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減刑規定），並陳明願賠償告訴人100萬元，為告訴人所拒（本院卷第133頁），而未能達成和解之犯後態度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之刑，資為懲儆。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依刑事裁判精簡原則，僅記載程序法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黃鈺斐提起公訴，檢察官鄭宇提起上訴，檢察官侯靜雯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惠立　　　　　　　　　　　　　　　　　　　法　官　楊仲農　　　　　　　　　　　　　　　　　　　法　官　廖怡貞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劉芷含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9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普通詐欺罪）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以前項方法得財產上不法之利益或使第三人得之者，亦同。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

2024-11-14

TPHM-113-上訴-2775-20241114-3

金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1359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周喆衍選任辯護人王志超律師鍾璨鴻律師郭峻容律師上列被告因違反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113年度少連偵字第256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當事人之意見後，經本院合議庭裁定改由受命法官獨任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甲○○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緩刑貳年，並應依附件調解筆錄所示調解成立內容㈠支付損害賠償。扣案之IPHONE SE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壹支沒收。　　事　實甲○○自民國113年7月2日至3日間某時起，加入由少年黃○儒（00 年0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所涉詐欺非行，現由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調查中）及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日進斗金」、「武財神」、「豬八戒」、「無雙2.0」等三人以上所組成，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有持續性、牟利性及結構性之犯罪組織擔任車手，負責假冒幣商利用通訊軟體LINE、以暱稱「Allen」（下稱本案LINE帳號）與他人交易虛擬貨幣及面交取款等工作。嗣與該詐欺集團成員即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自113 年7月2日晚間9時49分起，利用LINE暱稱「創薪時代」、「工程師（托尼）」與乙○○聯繫，佯稱可操作「Grota」網站投資獲利，需依指示購買虛擬貨幣參加「槓桿獎金」活動，方能將獲利領出云云，致乙○○陷於錯誤，依指示與甲○○使用之本案LINE帳號聯繫購買價值新臺幣（下同）5萬元之泰達幣，由甲○○於113年7月5 日晚間9時25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黃○ 儒，前往桃園市○○區○○路00號萊爾富超商向乙○○收取現金5萬元後，將等值之1449顆泰達幣轉入詐欺集團控管之錢包地址，營造交易成功之假象，再前往新北市新莊區明志路3段42巷「新莊園」社區內某處將款項轉交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而掩飾、隱匿上揭詐欺犯罪所得去向，同時領取「日進斗金」交付之報酬1,200 元；嗣因乙○○無法自「Grota」網站提領獲利，察覺有異而報警，配合警方再次與本案LINE帳號聯繫購買價值8萬元之泰達幣，甲○○遂於113年7月10日下午4時13分許，搭乘黃○儒駕駛之前揭自用小客車至桃園市○○區○○路0000號統一超商榮興門市，向乙○○收取現金7萬9,000元，當場為埋伏在旁之警員逮捕而未遂，並扣得現金7萬9,000元、IPHONE SE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IPHONE 15 Pro手機各1支。　　理　由一、上揭事實，業據被告甲○○於偵訊、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均坦承不諱，並有共犯黃○儒於警詢之供述、桃園市政府警察局八德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2份、扣案手機照片、LINE對話紀錄、Telegram聯絡人個人基本資料及對話紀錄翻拍照片、監視器截圖、查獲現場照片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之自白均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業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之情形，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及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規定，所得科刑之最高度有期徒刑為7年，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最高度有期徒刑為5年，依刑法第35條第2項規定，以修正後規定較有利於被告。至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自白減刑規定，雖於113年7月31日有所修正，然因被告於偵查及審判中均坦承洗錢犯行，且被告供稱其有獲取1,200元之報酬，業已與告訴人乙○○調解成立，並已賠償第1期金額5,000元予告訴人，此有本院調解筆錄及各被告陳報狀暨轉帳明細截圖（見本院卷第93至99頁）附卷可佐，堪認等同已繳交其犯罪所得，是無論修正前後均有該條項之適用，故本案經上開比較結果，概以修正後之規定有利於被告，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整體適用上開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　　　　㈡次按刑罰責任之評價與法益之維護息息相關，對同一法益侵害為雙重評價，是過度評價；對法益之侵害未予評價，則為評價不足，均為法之所禁。又加重詐欺罪，係侵害個人財產法益之犯罪，其罪數之計算，核與參與犯罪組織罪之侵害社會法益有所不同，審酌現今詐欺集團之成員皆係為欺罔他人，騙取財物，方參與以詐術為目的之犯罪組織。倘若行為人於參與詐欺犯罪組織之行為繼續中，先後多次為加重詐欺之行為，因參與犯罪組織罪為繼續犯，犯罪一直繼續進行，直至犯罪組織解散，或其脫離犯罪組織時，其犯行始行終結。故該參與犯罪組織與其後之多次加重詐欺之行為皆有所重合，然因行為人僅為一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侵害一社會法益，屬單純一罪，應僅就「該案中」與參與犯罪組織罪時間較為密切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及加重詐欺罪之想像競合犯，而其他之加重詐欺犯行，只需單獨論罪科刑即可，無需再另論以參與犯罪組織罪，以避免重複評價。是如行為人於參與同一詐欺集團之多次加重詐欺行為，因部分犯行發覺在後或偵查階段之先後不同，肇致起訴後分由不同之法官審理，為裨益法院審理範圍明確、便於事實認定，即應以數案中「最先繫屬於法院之案件」為準，以「該案件」中之「首次」加重詐欺犯行與參與犯罪組織罪論以想像競合。縱該首次犯行非屬事實上之首次，亦因參與犯罪組織之繼續行為，已為該案中之首次犯行所包攝，該參與犯罪組織行為之評價已獲滿足，自不再重複於他次詐欺犯行中再次論罪，俾免於過度評價及悖於一事不再理原則（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94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本案為被告參與本案詐欺集團取款犯行後首次繫屬於法院之案件，自應論以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後段參與組織罪。　㈢核被告所為，係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1項參與犯罪組織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同條第2項、第1項第2款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未遂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洗錢罪、同條第2項、第 1項洗錢未遂罪。　㈣被告與少年黃○儒、「日進斗金」等詐欺集團成員間，就本犯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㈤被告先後向同一告訴人收取款項，係於密切接近之時間所為，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僅論以一罪。　㈥被告以一行為觸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 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㈦刑之加重減輕：　⒈被告為本案犯行時，為年滿18歲之成年人，黃○儒為00年00月生，斯時為未滿18歲之少年，而被告坦承與少年黃○儒共犯本案犯行之事實，應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 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加重其刑。　　　⒉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500萬元者，處3 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000萬元以下罰金。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5 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第44條第1至3項並規定：「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 款之罪，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該條項規定加重其刑二分之一：一、並犯同條項第1款、第3款或第4款之一。二、在中華民國領域外以供詐欺犯罪所用之設備，對於中華民國領域內之人犯之。前項加重其刑，其最高度及最低度同加之。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而犯第1項之罪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億元以下罰金。」，而被告本案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並未達500萬元，亦未有同條例第44條第1項、第3項所定情形，應逕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論處。又同條例第47條前段固增訂「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而本案被告於偵查、本院準備程序及審理時均自白犯行，且被告堪認已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業如前述。是以，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1條第1項規定，先加後減之。　⒊再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5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就其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及洗錢罪，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且以賠償告訴人方式等同繳交犯罪所得，應依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後段、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然被告就前述犯行均係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是就其此部分想像競合輕罪得減刑部分，爰均依刑法第57條量刑時併予審酌。　⒋至辯護人為被告主張依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部分，惟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考其立法理由認，科刑時，原即應依同法第57條規定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該條各款所列事項，以為量刑標準。是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係指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事項以及其他一切與犯罪有關之情狀之結果，認其犯罪足堪憫恕者而言，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因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縱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870號判決、45年度台上字第1165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刑法第59條與第57條適用上固有區別，惟刑法第59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刑法第57條所稱之審酌「一切情狀」，二者並非有截然不同之範圍，於裁判上酌量減輕其刑時，本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刑法第 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顯可憫恕之事由，以為判斷，故適用第59條酌量減輕其刑時，並不排除第57條所列舉10款事由之審酌。又是否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係實體法上賦與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97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目前社會詐欺集團橫行而為我國司法單位嚴厲查緝，被告明知此情，仍參與詐欺集團，負責車手面交取款後轉交上游成員，致不法資金之流動軌跡遭遮斷，使司法機關無法有效緝獲詐欺集團之上游，致無法從源頭徹底阻斷詐欺犯行，實難認其所為犯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況被告所犯業經本院依前揭規定減其刑後，並無科處最輕刑度猶嫌過重之情形，至辯護人其餘所舉之事由，本院認僅得作為法定刑內從輕量刑之依據，仍無解於行為時之惡性，即無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減其刑之餘地。　㈧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循正當工作管道賺取所需，為圖快速輕鬆獲得收入，加入詐欺集團，負責出面向告訴人收取詐欺款項轉交予上游，隱匿金流致使告訴人無從追查所失金額下落，更因此隱匿上游共犯，對於社會治安、經濟秩序之危害甚鉅，所為實應予非難，惟念其犯後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成立調解，並依約履行第1 期款項，態度尚可，足見悔意，參以被告之犯罪角色非屬核心，就洗錢、參與犯罪組織犯行於偵查、審理中均自白，兼衡其自陳之教育程度、職業、家庭經濟狀況（見本院卷第81 頁）暨其年齡、前案素行、告訴人所受損失金額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三、又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見本院卷第17至18頁）附卷可參，本院審酌其因一時失慎，致罹刑典，固有不當，然始終坦承犯行，且已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告訴人表示對於給與被告緩刑沒有意見等情（見本院卷第81頁），是本院綜合上開情節，認被告經此偵、審教訓，當知所警惕而無再犯之虞，因認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規定，諭知宣告緩刑2年；另為使被告能謹記本次教訓且填補其行為對告訴人造成之損害，期符合本案緩刑目的，爰併依同法第74條第2項第3款規定，諭知被告應依附件調解筆錄所示調解成立內容㈠支付損害賠償。　　四、沒收：　㈠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被告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沒收規定，為刑法沒收之特別規定，故本案供詐欺犯罪所用之物之沒收，應適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8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查扣案之IPHONE SE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支為被告用以聯繫詐欺集團上游之工具，業據被告供承在卷（見本院卷第73頁），爰依法宣告沒收。至扣案之IPHONE 15 Pro手機1支，卷內並無證據可證其與本案犯行有關，當不得宣告沒收，附此敘明。　㈡被告雖因本案犯行取得報酬1,200元，然業已實際賠償告訴人 5,000元，形同將犯罪所得發還告訴人，爰依刑法第38條之1 第5項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丙○○提起公訴，檢察官劉哲鯤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4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華媚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陳佑嘉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犯罪組織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參與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但參與情節輕微者，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以言語、舉動、文字或其他方法，明示或暗示其為犯罪組織之成員，或與犯罪組織或其成員有關聯，而要求他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出售財產、商業組織之出資或股份或放棄經營權。二、配合辦理都市更新重建之處理程序。三、購買商品或支付勞務報酬。四、履行債務或接受債務協商之內容。前項犯罪組織，不以現存者為必要。以第2項之行為，為下列行為之一者，亦同：一、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其行使權利。二、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第2項、前項第1款之未遂犯罰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件：本院113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593號調解筆錄。　　　　　　調　解　筆　錄　　聲請人　乙○○　（年籍詳卷）　　相對人　甲○○　（年籍詳卷）上當事人間113 年度附民移調字第1593號就本院113年金訴字第1 359號一案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事件（附民案號：113 年度附民字第1941號），於中華民國113 年10月14日下午2 時30分在本院刑事調解室調解成立。茲記其大要如下：一、出席人員：　　法　官　陳華媚　　書記官　陳佑嘉　　通　譯　林哲宇二、到庭調解關係人：　　聲請人　乙○○ 　　相對人　甲○○ 三、調解成立內容：　　㈠相對人甲○○願給付聲請人乙○○新臺幣（下同）2 萬　　　 5 千元整。給付方式：相對人願自民國113 年11月1 日　　　起，按月於每月1 日前給付5 千元整，直至全部清償完　　　畢為止，共分5 期匯入至指定之帳戶。如有一期未給付　　　，視為全部均到期。（帳戶：○○○○銀行【銀行代碼　　　：000 】，帳號：000000000000號，戶名：乙○○）。　　㈡聲請人就本件（113 年度金訴字第1359號）其餘民刑事　　　請求權均拋棄。四、以上筆錄當庭交關係人閱覽/朗讀並無異議後簽押　　　　　　　　　　　聲請人　乙○○ 　　　　　　　　　　　相對人　甲○○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4　　日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五庭　　　　　　　　　　　書記官　陳佑嘉　　　　　　　　　　　法　官　陳華媚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陳佑嘉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5　　日

2024-11-14

TYDM-113-金訴-1359-202411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