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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裁定 113年度店秩字第26號移送機關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被移送人邱垂崴上列被移送人因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經移送機關以民國11 3年10月4日北市警文一分刑字第1133025437號移送書移送審理，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邱垂崴不罰。　　事實理由及證據一、移送意旨略以：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員警於民國 113年10月1日13時10分網路巡邏時，在Facebook社團「演唱會【讓票‧換票‧求票】演唱會門票入場券」（下稱本件社團）中，發現Facebook帳號暱稱「Hy Skoa」即被移送人，於本件社團公開轉售「113年國慶晚會在臺北」門票2張（下合稱系爭門票）。被移送人係於udn售票網上登記取得系爭門票，並於本件社團上以每張售價新臺幣（下同）13,000元轉售系爭門票圖利，獲利26,000元，因認被移送人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下稱社維法）第64條第2款之非供自用，購買運輸、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之違序行為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法院受理違反本法案件，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社維法第92條亦有明定。次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再按非供自用，購買運輸、遊樂票券而轉售圖利者，處3日以下拘留或18, 000元以下罰鍰。社維法第64條第2款定有明文。此等行為嚴重影響他人購買之機會及妨害社會安寧秩序，且易發生糾紛，亟應取締。而本款規定，行為人必須於最初購買遊樂票券時，非供自用而購買，嗣並有轉售圖利之行為，始能該當本款之構成要件，而予以處罰。又本款並無處罰未遂之規定，故僅限行為人有轉售從中圖利始有處罰。復按俗稱「釣魚」或「誘捕偵查」之情形，因警察辦案佯稱購買，而將販賣者誘出以求人贓俱獲，因其無實際買受之真意，且在警察監視之下伺機逮捕，事實上亦不能真正完成買賣，則該次行為，僅能論以未遂論（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4498號判決意旨參照）。三、移送意旨認被移送人有違反社維法第64條第2款規定之行為，無非係以員警於在本件社團網路巡邏時，發現被移送人於本件社團張貼「國慶晚會門票要的私」之文章（下稱系爭文章），經員警私訊被移送人後，雙方在113年10月2日達成以每張13,000元買賣系爭門票之合意，並提出員警與被移送人對話紀錄截圖、系爭文章截圖、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一分局違反社維法現場紀錄、系爭門票、讓與扣留保管物所有權同意書為其論據。經查：　㈠被移送人於上揭時、地，雖與員警達成出售系爭門票合意，並由被移送人交付系爭門票予喬裝買家之員警，固為被移送人於警詢中所自認，應可認為真實。惟員警係於網路巡邏時發現上情，佯裝買家以誘捕偵查方式向被移送人購買系爭門票，被移送人雖有販賣系爭門票之故意，並依約交付系爭門票予員警佯裝之買家，已著手實施販賣行為，然被移送人係因受員警引誘偽稱欲購買系爭門票，員警原無買受系爭門票之意思，其佯稱向其購買系爭門票，意在辦案，以求人贓俱獲，伺機逮捕，事實上不能真正完成買賣系爭門票之行為，應僅視為購買遊樂票券轉售圖利未遂。從而，本件員警購買系爭門票之目的在於蒐集相關事證，主觀上確無購票真意，業如前述，是本件應認被移送人購買遊樂票券轉售圖利行為僅屬未遂程度，而非既遂。又社維法第64條並未處罰未遂犯，復無其他積極證據可認被移送人所為已達購買遊樂票券轉售圖利既遂之程度，自難據此逕以上開規定論處，爰為被移送人不罰之諭知。　㈡司法實務上對於員警喬裝買家以誘捕偵查方式查獲違反社維法第64條第2款規定之行為是否應予處罰，固未有統一見解（採未遂不罰說者，例如：本院112年度店秩字第48號、112 年度店秩字第50號、113年度店秩字第1號、臺灣臺南地方法院113年度南秩抗字第3號等；採處罰說者，例如：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湖秩字第10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中秩字第152號等）。然而，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808號解釋理由書已闡釋：「此等社維法第三編分則所規範之違法行為及其法益侵害，與同一行為事實之犯罪行為及其法益侵害間，應僅係量之差異，非本質之根本不同。」可見社維法第64 條第2款所處之拘留及罰鍰，於性質上雖非「刑罰」而僅為「行政罰」，然其本質上仍係就侵害法益之違序行為所課予之處罰，本院認為社維法第92條既已明定法院受理此類案件之程序準用刑事訴訟法之規定，則在審理是否處罰被移送人之法理上，自應一體適用刑事法理，始符實體與程序論理上之一貫。至於員警就此類案件是否確有不透過誘捕偵查方式即難以查緝黃牛之困難，則與該行為是否該當社維法第92條規定之違序行為要件而應予處罰無涉。再者，非供自用轉售票券圖利之行為固然嚴重影響他人購買之機會，實屬不該，然現已有運動產業發展條例第24條之1第2、3項、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第10條之1第2、3項等規定加以規範，立法者亦對特定不法行為以刑罰規範之，則社維法第64條第2款規定自不應再解釋為：「只要以高於原價之價格轉售票券即該當本款規定之違序行為」，蓋現代人購買票券之理由不一，因故無法自行使用票券而為求不吃虧始將票券轉售者亦所在多有，員警查緝黃牛縱有現實上之困難，此仍非對於社維法第 64條第2款規定之要件從寬解釋、擴大處罰範圍之理由，在現行社維法未明定處罰未遂犯之前提下（刑法第25條第2項前段規定：「未遂犯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應可資參照），縱然被移送人轉售票券圖利之行為應予非難，本件因其所為尚非既遂，本院仍無從依社維法第64條第2款規定論處，末此敘明。　㈢被移送人所為既未構成社維法第64條第2款之行為，扣案之系爭門票亦非查禁物，自無從單獨宣告沒入。四、依社會秩序維護法第45條第2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　　　　　　　　　　　　　　　法　官　林易勳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裁定，得於裁定書送達之翌日起5日內，以書狀敘述理由，向本庭（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提起抗告。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黃品瑄

2025-01-07

STEM-113-店秩-26-20250107-1

抗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聲請解除扣押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511號抗告人即被告吳克敏原審選任辯護人黃淯暄律師上列抗告人因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等案件聲請解除扣押，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26日裁定(113年度金重訴字第1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抗告意旨略以：　㈠抗告人即被告甲○○於民國104年6月26日與李彥廷結婚，而高雄市○○區○○○路000號4樓之1房屋暨其基地即高雄市○○區○○段 ○○段000地號土地（下稱甲房地）之登記原因發生日期為104 年1月10日、登記日期則為104年2月2日，顯係抗告人與李彥廷結婚前所購入，性質屬於抗告人之婚前固有財產，而非被訴之犯罪事實所直接或間接產生之特定物，應非屬本案犯罪所得，自無原裁定所稱「日後若有追徵房地價額」之必要，原裁定駁回解除扣押聲請之理由，應有違誤。　㈡原裁定謂：抗告人經扣押之存款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總額新臺幣（下同）159萬6,760元，尚不足起訴書所載李彥廷交付抗告人藏匿之其餘款項471萬6,000元，且抗告人之甲房地及高雄市○○區○○街000號21樓之5房屋暨其基地即高雄市○○區○○段 0000地號土地（下稱乙房地）尚有近1,250萬元貸款未清償，而前揭房地日後若有追償之必要，可否足敷前揭金額，亦非無疑等旨。然本案起訴書無明確揭示具體聲請宣告沒收抗告人之犯罪所得數額，且檢察官就抗告人所涉洗錢罪部分並無主張抗告人有何犯罪所得，再者，起訴書未主張原裁定所稱下落不明之471萬6,000元均為抗告人所藏匿，況由抗告人保管之現金2,160萬元亦經檢調於搜索時扣案，抗告人現遭扣押之財產總額顯大於原裁定所示抗告人藏匿而下落不明之款項，已屬超額扣押，故是否有繼續扣押抗告人所有之甲房地、乙房地，以保障日後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必要，容非無疑。　㈢抗告人已扣押之存款帳戶總價值31萬2,227元、遭扣押之土地總價值高達1,302萬560元、遭扣押之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總價值亦高達128萬4,533元，倘以原裁定所稱抗告人藏匿而下落不明之款項為471萬6,000元均屬其犯罪所得，上述存款、土地、保單之扣押價值已超過原裁定計算之471萬6,000元甚鉅，顯已超額扣押，而無繼續扣押甲房地、乙房地之必要，原裁定認抗告人藏匿471萬6,000元，有違無罪推定之原則，又僅計算抗告人之存款及保單價值準備金，漏未計算抗告人遭扣押之3筆土地，故駁回抗告人聲請解除甲房地、乙房地扣押之理由，應有違誤。　㈣有關471萬6,000元之流向如下：①110萬元（起訴書附表七編號三）、②68萬元（起訴書附表七編號6）、③225萬元（交付李彥廷二哥李怡興，請其協助處理公司各項事宜）、④120萬元（抗告人協助李彥廷繳納之公司貸款）、⑤30萬元（抗告人已繳納之車牌號碼000-0000賓士車貸款），又抗告人與李彥廷離婚後，獨立扶養三名未成年子女，為提供子女與過往相差無幾之生活條件，仍需持續繳納房貸、車貸，然李彥廷於離婚當時允諾給予之1,200萬元子女扶養費皆已遭扣押，倘繼續將抗告人所有之財產扣押，將致抗告人於生活困頓之窘境，應與比例原則不符。二、原審裁定則以：抗告人經扣押之存款及保單價值準備金總額（312227＋0000000＝0000000），尚不足起訴書所載李彥廷交付抗告人之其餘款項（即471萬6,000元減去159萬6,760元，尚不足311萬9,240元），且抗告人所有之甲房地、乙房地尚有近1,250萬元貸款未清償，而前揭房地日後若有追償之必要，可否足敷前揭金額，亦非無疑。經考量抗告人與檢察官就本案之犯罪所得如何計算明顯存有爭議，且因本案卷證龐雜，迄今尚未審理終結，有關抗告人犯罪所得數額之計算以及應予沒收、追徵之範圍，仍猶待證據調查及辯論程序釐清，抗告人亦未提出其他已達檢察官所主張之犯罪所得數額之財產作為擔保，故甲房地、乙房地仍有留存之必要，爰裁定駁回抗告人解除扣押甲房地、乙房地之聲請在案。三、按得沒收之物，得扣押之；為保全追徵，必要時得酌量扣押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之財產，刑事訴訟法第133條第1 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犯罪所得沒收之標的，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至第3項規定，可分為「利得原物沒收」及「替代價額沒收」。「利得原物沒收」之扣押，係保全將來國家取得具體利得物之所有權或權利，俟判決確定後，應沒收標的之所有權或被沒收之權利自動移轉至國家；「替代價額沒收」之扣押，係依替代價額額度凍結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責任財產，使國家金錢債權得以實現之保全手段，並不限於單一或特定財產標的，被宣告追徵者之任何財產均可能作為保全之標的，判決確定後，國家取得對義務人之金錢給付請求權，並以義務人之財產為責任財產以實現該債權。循此以論，於「替代價額沒收」扣押之情形，其目的在於以犯罪嫌疑人、被告或第三人總體財產作為日後有效追徵之擔保，且此部分財產不必然與犯罪本身有關，扣押物是否有繼續扣押之必要，事實審法院得本於職權，依審判之需要及訴訟之程度，予以妥適裁量。四、本院之判斷　㈠依本案起訴書所載，抗告人被訴之犯罪事實係將如起訴書附表七所示款項（共2,831萬6,000元）交予李彥廷及藏匿在住處天花板上而涉犯一般洗錢罪，其前置犯罪則為李彥廷所犯之詐欺取財罪、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且公訴意旨認李彥廷及共犯之犯罪所得共3,994萬1,412元，抗告人所涉嫌洗錢之款項，除扣案現金2,160萬元及支付律師費用200萬元外，其餘款項（471萬6,000元）均下落不明。　㈡檢察官認李彥廷等人之犯罪所得3,994萬1,412元，應依法宣告沒收，然本案經扣押之現金僅為2,160萬元，與檢察官所認定李彥廷等人之犯罪所得有多達1,834萬1,412元之差距，而乙房地之所有權人為抗告人、李彥廷，各人之權利範圍均為二分之一乙情，有高雄市政府地政局三民地政事務所113 年9月9日高市地民登字第11370733000號函附乙房地建物登記公務用謄本及土地登記公務用謄本在卷可稽（見原審卷四第95至105頁），李彥廷就乙房地既有二分之一所有權，故乙房地自應作為追徵李彥廷之犯罪所得之擔保。　㈢經參酌扣案抗告人之銀行存款31萬2,227元、保險保單價值準備金總額128萬4,533元之總價額，與抗告人所涉洗錢犯行而下落不明之471萬6,000元，確有311萬9,240元之差距，而甲房地現值為229萬3,337元（見113年度逕扣字第3號卷第11頁），截至113年9月24日尚有貸款本金200萬8,933元未清償乙情，有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113年9月30日台新總作服字第1130023768號函可憑（見原審卷四第149頁），故甲房地變價後之價額能否高於應沒收之犯罪所得，確有可疑。　㈣至檢察官雖另將抗告人名下3筆土地扣押在案，該3筆土地總價值為1,302萬560元（見113年度逕扣字第3號卷第11頁），然此3筆土地之異動時間日期均為111年2月10日乙情，有稅務T-Road資訊連結作業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113年度他字第1332號卷二第54頁），此等異動時間日期既係於抗告人與李彥廷結婚後，則此3筆土地是否為抗告人因李彥廷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而有對身為第三人之抗告人宣告沒收犯罪所得之必要？亦有待查明，經將此3筆土地總價值與前揭檢察官所認定李彥廷等人之犯罪所得差額1, 834萬1,412元相較，仍有所不足，實難以此3筆土地遭扣押即認本案對抗告人已超額扣押，原裁定就此雖未予說明，惟並不影響結論。此外，甲房地、乙房地遭扣押之法律效果為禁止抗告人任意處分該等不動產，並未限制抗告人就甲房地、乙房地為使用收益，容無致抗告人於生活困頓之窘境之可言，故原裁定認有繼續扣押抗告人所有之甲房地、乙房地，以保障日後犯罪所得沒收、追徵之必要，合於法律規定及比例原則。　㈤綜上所述，原裁定並無違法或不當，抗告人以上開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經核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葉文博　　　　　　　　　　　　　　　　　　　法　官　林家聖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王秋淑

2025-01-07

KSHM-113-抗-511-20250107-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843號上訴人即被告楊凰上列上訴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屏東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731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1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884至891號、112年度偵字第9059號、112年度偵字第1387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丁○處有期徒刑陸月，併科罰金新臺幣捌萬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丁○（下稱被告）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量刑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102、154、155頁）。惟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民國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8月2日實施，經比較新舊法後，被告應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16條第2項規定論罪科刑（詳後述），則依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第2項本文規定，本院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關於罪刑部分，不及於原判決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等其他部分，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我已承認錯誤，已開始按期賠償部分被害人，希望與被害人和解，請求從輕量刑。三、論罪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行為後，原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先於112年6月14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月16日施行；復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洗錢防制法全文，並於同年8月2日施行，茲就本案涉及法律修正之具體情節說明如下：　⒈關於法定刑部分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19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 萬元以下罰金」。　⒉宣告刑有無限制部分　　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規定：「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依立法理由說明：「洗錢犯罪之前置特定不法行為所涉罪名之法定刑較洗錢犯罪之法定刑為低者，為避免洗錢行為被判處比特定不法行為更重之刑度，有輕重失衡之虞，…定明洗錢犯罪之宣告刑不得超過特定犯罪罪名之法定最重本刑」。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則因認：洗錢犯罪與前置犯罪為不同之犯罪行為，洗錢罪之保護法益係建立在社會經濟秩序之維護與國家主權安定之確保，防止犯罪組織藉由將「黑錢」清洗成「乾淨的錢」，如此始可避免犯罪組織再度獲得滋養而危害社會秩序或金融秩序，也可剝奪或限制犯罪者運用犯罪收入之能力，以此減低或預防未來犯罪之風險。本法第1條於105年12月28日修正後，已明定洗錢罪之保護法益非僅限於前置犯罪之刑事訴追利益，亦包含健全防制洗錢體系，穩定金融秩序，促進金流之透明，強化國際合作等法益，而認洗錢罪之刑度與前置犯罪應予脫鉤，並將第3項之限制刪除（113年7月31日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立法理由第4點參照）。　⒊關於自白減刑部分　　自白減刑之條件如有不同，屬法定減輕事由之條件變更，涉及處斷刑之形成，自屬法律變更決定罪刑適用時比較之對象。查112年6月14日洗錢防制法修正前，同法第16條第2項係規定：「犯前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112年6月14日修正後、113年7月31日修正前，同法第16 條第2項則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中間法）；113年7月31日修正後，則移列為同法第23條第3項前段「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　⒋經查，本件被告①於偵查中未自白，僅於上訴後本院審判中自白，故依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得減輕其刑，依中間法及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前段，則無從減輕；②前置特定犯罪為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一般詐欺罪，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5年。是經整體比較（按：刑法第30 條幫助犯之規定並未修正，故是否依該條減輕其刑部分不列入考慮之列），如適用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其處斷刑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但不得宣告超過5年之刑，所得宣告之刑之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至5年；如適用裁判時之洗錢防制法，所得宣告之刑之範圍為有期徒刑6月至5年。故適用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其最高度刑雖與適用裁判時法之最高度刑相等，然其最低度刑較短，即屬較輕（刑法第35條第2項參照），裁判時法並無更有利於行為人，依刑法第2條第1項前段之規定，即應適用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相關規定。㈡、刑之加重減輕　⒈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及應加重其刑之事項，均應由檢察官主張並具體指出證明之方法後，經法院踐行調查、辯論程序，方得作為論以累犯及是否加重其刑之裁判基礎。查本件檢察官雖於起訴書記載被告構成累犯之事實，並請求依刑法第47 條第1項及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酌予加重其刑，惟經原審認被前案所犯與本案之幫助洗錢罪犯罪型態及手段均有不同，難認有應依累犯加重之特別惡性，於法定刑度範圍內予以審酌即足以充分評價其罪責，而不予加重，且檢察官並未上訴，亦於本院審理中表示：不爭執累犯之適用，僅作為量刑之參考（見本院卷第174頁），是本院自無庸就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予以審酌。　⒉被告於本院審理中自白其洗錢之犯行（見本院卷第103、173 頁），合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爰依該規定減輕其刑。　⒊被告幫助為原審所認定之洗錢、詐欺犯行，本院審酌其提供人頭帳戶，犯罪情節較正犯尚屬輕微，爰依刑法第30條第2 項規定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之規定遞減之。四、上訴之論斷㈠、原審對被告依法論罪論科，固非無見。惟查：⑴按刑事審判旨在實現刑罰權之分配正義，故法院對於有罪被告之科刑，依刑法第57條明定科刑時，應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審酌一切情狀，以為科刑輕重之標準，其中被告之犯罪方式、被害人所受之財物損害程度及被告有無與被害人達成和解進而賠償損失等情，均為認定被告犯罪之手段、所生之損害及犯後態度之重要量刑因子。被告上訴後業已坦承犯行，並實際賠償部分告訴人之損失（詳如後述），原審未及審酌此情，亦未適用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之規定予以減刑，即有未洽；⑵原審為新舊法比較後，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對被告較有利，而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規定論處，亦有微瑕。從而，被告以原審判決過重為由提起上訴，即有理由，應由本院就原判決關於科刑部分予以撤銷改判。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圖抵銷債務12萬元之利益，便容任他人使用本案共2個金融帳戶，以此方式幫助他人實施詐欺犯行、製造金流斷點，並配合設定約定轉帳帳戶、提供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使詐欺所得之去向與所在難以追查，行騙者藉此快速移轉詐欺所得款項，本件共10名被害人、告訴人總額逾270萬元，被告造成之損害金額可觀；惟被告上訴後已坦承犯行，且於原審之準備程序中即表示有和解意願，於原審中業與告訴人戊○○、丙○○、被害人甲○○分別以15萬8000元、10萬元、4萬6000元達成和解，後於本院審理中再與告訴人乙○○、己○○分別以2萬5000元、10萬元達成和解（至其餘告訴人、被害人則因未能聯繫上或無調解意願，而未能試行和解），有原審調解筆錄（見原審院卷第33 5至337頁）、公務電話紀錄（見原審院卷第305頁）及本院調解筆錄（見本院卷第95、96頁）可佐，且被告亦已有依約履行調解條件，此有被告所提轉帳擷圖可參（見本院卷第17 9頁，即被告就原審中已調解成立之告訴人已履行5期，就本院中調解成立之告訴人已履行1期，已履行之金額共計3萬55 00元），雖與被告所造成損害實不成比例，然尚認被告有為自己行為負責之意，犯後態度尚可；兼衡被告有如法院前案紀錄表所示違反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及犯公共危險罪經判刑確定之素行（分別經判處有期徒刑1年6月、4月確定，並經裁定應執行刑有期徒刑1年8月確定，於109年6月5日假釋付保護管束出監，於109年10月2日假釋付保護管束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自承之智識程度、工作、收入、家庭生活情況（詳如本院卷第17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錢鴻明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 500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第1項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

2025-01-07

KSHM-113-金上訴-843-20250107-1

國審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家暴妨害自由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國審上訴字第1號上訴人即被告吳雨蓁選任辯護人李承書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家暴妨害自由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中華民國113年2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0578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事實及理由一、經本院審理結果，認第一審以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　被告）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刑法第302條第1項　之私行拘禁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判處有期徒刑9月；又犯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刑法第302條第2項之私行拘禁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判處有期刑9年3月，其認事用法、量刑之諭知均無違法或不當，除理由欄敘明警詢部分應予刪除（理由詳下述）外，餘均引用第一審判決書記載之事實、證據及理由（如附件）。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於民國111年2月19日案發前有飲酒及服用安眠藥物，在被害人吳秀英（下稱被害人）因墜樓發生死亡的結果的當下，正處於昏睡之際，俟經員警叫醒後仍精神恍惚，進而影響被告於當日第1次及第2次警詢筆錄內容無法自由陳述，是以被告於111年2月19日第1次及同日第2次警詢筆錄係遭疲勞訊問，被告於警詢中之自白非出於任意性，自不得作為本案不利被告之證據。又按被告陳述其自白係出於不正之方法者，應先於其他事證而為調查，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3項前段定有明文，故此部分有調查之必要性。　㈡證人乙○○○○現為被告配偶，於案發前身為被告男友，常至被告租屋處，為親身見聞被告與被害人之生活相處狀況之人，所證攸關被害人於案發時是否自行蹲坐在租屋處之窗台上，並經被告及乙○○○○勸阻卻無法制止，而得確認被害人於案發時是因被害人自行爬上窗台而意外墜樓？仰係真如原判決認定被告有私行拘禁之犯罪事實？被告於原審中未聲請傳喚乙 ○○○○，而乙○○○○所證內容對被告涉案與否顯屬相當重要，自屬新證據且有調查之必要。　㈢依乙○○○○於本院審理所證，可見被害人於111年2月7日係自行爬上窗台，經被告及乙○○○○制止，被害人仍堅持待在窗台，而窗戶復未上鎖，可見被告並無私拘禁之行為。另被告始終否認有於111年2月19日令被害人爬上窗台，且依乙○○○○所述可知被害人平日即有因思念女兒而爬上窗台之習慣，足見被害人應係自己不慎墜樓死亡。綜上，原審認定被告有罪，顯然違反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請鈞院本於公平法院之立場，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將原判決撤銷等語。　三、審查原則：　國民法官法（下稱本法）第91條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之案件經上訴者，上訴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所謂上訴審法院妥適行使其審查權限，依據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下稱施行細則）第310條明定：「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上訴審程序，於適用刑事訴訟法第三編關於上訴審之規定時，應本於本法第91條所揭示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為之。」第300條復規定：「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第二審法院，應本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宗旨，妥適行使審查權限，不宜僅以閱覽第一審卷證後所得之不同心證，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明示第二審法院應尊重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之結果。從而，第二審法院應立足於事後審查之立場，以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為審理對象，審查有無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適用法令違誤，或因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致生事實認定違誤，或量刑逾越合理公平之幅度而顯然不當等情事。四、聲請調查證據必要性之說明：　㈠按國民法官法第90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有調查之必要者，不在此限：一、有第64條第1項第1款、第4款或第6款之情形。二、非因過失，未能於第一審聲請。三、於第一審辯論終結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同法第 64條第1項第1、4、6款規定：「當事人、辯護人於準備程序終結後不得聲請調查新證據。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當事人、辯護人均同意，且法院認為適當者。四、為爭執審判中證人證述内容而有必要者。六、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者。」為貫徹國民參與審判制度當事人進行主義及落實集中審理精神，實有必要限制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法院聲請調查證據之權限。基此，上訴審決定是否調查證據之際，應採取嚴格斟酌必要性之態度，倘屬當事人、辯護人未於第一審提出聲請調查之「新證據」，應受本法第90條第 1項調查之限制，倘非前開新證據，則回歸刑事訴訟法第163 條之2予以審查其調查必要性。原則上雖仍適用該條關於必要性之概念，但因應第一審國民參與審判之特性，解釋必要性時，尚有其他宜審酌事項。所謂其他宜審酌事項，觀諸國民法官法施行細則第295條第1項規定：「上訴書狀宜敘明其認為第一審判決因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而不當或違法之事由，並援引其相關事實或情節，以利第二審法院審查…。」是當事人、辯護人於第二審聲請調查新證據，宜審酌該新證據與上訴理由是否具有關聯性(113年度台上字第2438號判決要旨參照)。另施行細則第298條第1項規定，第二審法院審酌調查之必要時，尚宜考量調查該證據後，綜合一切事證判斷結果，是否足認有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以認定事實錯誤而撤銷原審判決）、第306條（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者）、第307條（第一審量刑瑕疵）情形之一，而應予撤銷之高度可能，以避免大量准許於第二審審理時提出及調查業經第一審法院駁回聲請之證據，致上訴審以自己對不同證據之心證取代第一審經國民參與審判所為認定之疑慮，而進一步限縮調查之必要性，是以若無法認定第一審判決有上述違法或不當之情形，縱使調查，仍無從撤銷第一審判決者，第二審法院應認為無調查之必要（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2373號判決要旨參照）。　　　㈡辯護人主張被告於警詢所為陳述係疲勞訊問，及乙○○○○於案發前身為被告男友，平日常至被告租屋處，所證攸關被害人於案發時是否自行蹲坐在租屋處之窗台上，並經被告及乙○○ ○○勸阻卻無法制止，而得確認被害人於案發時是因被害人自行爬上窗台而意外墜樓？仰係真如原判決認定被告有私行拘禁之犯罪事實？故有調查之必要等語。本院衡以被告於警詢之自白是否出於任意性，攸關其證據能力有無，自形式上觀察，確有調查之必要，至於被告於原審並未提出聲請傳喚乙 ○○○○，屬於新證據，辯護人復主張乙○○○○所證對被告有無對被害人為妨害自由犯意及犯行至關重要，本院審酌此聲請調查之證據形式上觀察，係用以證明利益被告之事項，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有重大關係，依本法90條第1項第1款準用同法第 64條第6款規定，如不許其提出顯失公平，故本院認有予以調查之必要。　　五、證據能力之說明：　㈠關於第一審判決理由欄甲、壹、二（一）至（二十）所示證據，及（二十一）其中被告於111年2月25日、111年6月13日偵訊中之供述，經原審認有證據能力，並經合法調查，核並無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誤，依本法第90條第2項之規定，本院得逕採為判斷之依據，先予敘明。　㈡辯護人主張被告於111年2月19日第1次、同日第2次警詢筆錄有疲勞詢問情事，不具證據能力等語。按訊問被告應出以懇切之態度，不得用強暴、脅迫、利誘、詐欺、疲勞訊問或其他不正之方法，刑事訴訟法第98條定有明文。經本院當庭勘驗被告於111年2月19日第1次、同日第2次警詢筆錄，發現被告於過程中表示早上有吞安眠藥，目前藥效還沒退，還不時低頭、瞇眼又睜開、打哈欠，或垂著頭閉眼、揉眼睛，甚或頭靠在警方座位隔版上，有本院113年11月18日勘驗筆錄在卷可稽（本院卷第253至266頁）。本件警方對被告製作上開 2份警詢筆錄雖非於夜間為之，然本院審酌依被告於警詢當時精神狀態呈現多次低頭、瞇眼又睜開、垂頭閉眼之情況；甚至有頭靠在警方座位隔板上，可見警方對被告製作筆錄時，被告明顯有疲勞之情形，然警方未讓被告休息，反而仍於同日密集對被告製作2份警詢筆錄，則警方對被告所為詢問，明顯係在被告疲勞之狀態下為之，雖被告疲勞之狀態並非警方造成，惟此仍屬以不正之方法訊問被告，揆諸上開說明，自難認被告於111年2月19日第1次、同日第2次警詢筆錄有證據能力。六、關於第一審程序違背法令之審查：　㈠第二審審查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之訴訟程序違背法令部分，第二審應如何本事後審之立場，審查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之訴訟程序違背法令一事，本法未定有明文。為避免僅因不影響判決的訴訟程序違法，即由職業法官撤銷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恐與本法所欲彰顯國民主權之目的有違。又施行細則第306條明定「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者，第二審法院得考量其於原判決之影響，為適切之判決。」其具體適例，依該條之立法說明，包括：論罪之違誤而未影響判決結果者，如想像競合犯，漏未論以輕罪；判決引用未經合法調查之證據，但該證據內容未涉及核心事實；認定證據能力之違誤，但排除無證據能力之證據後，並未影響判決結果；認定調查必要性之違誤，如將無調查必要性之證據予以調查，但排除該無調查必要性之證據後，並未影響判決結果；審前說明有違誤，惟未影響判決結果；審判長對國民法官、備位國民法官之指示有違誤，惟未影響判決結果；審判長之訴訟指揮有違誤，惟未影響判決結果等。行國民參與審判案件之第二審法院，係兼容事後審及限制續審制精神，應秉持謙抑原則，妥適尊重第一審法院之判決結果，以達到反映國民正當法律感情及增進國民對於司法信賴之立法目的，故第一審法院之判決縱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之事由，倘未影響於判決者，第二審法院自應尊重第一審法院之判決結果，而非僅因第一審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之瑕疵，即撤銷第一審法院之判決。又以上訴之目的而言，若耗費司法資源於當事人無利害關係之爭點，實違訴訟經濟原則，就當事人權利之維護更毫無助益，且有害於促進人民對於司法之信賴。因此，縱然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惟如非屬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瑕疵，而且顯然於判決無影響者，因除去該違背法令之部分外，仍須為相同之判決，因此訴訟程序違背法令或適用法令違誤於判決無影響，第二審法院並非一概予以撤銷，仍得考量其於原判決之影響，為適切之判決。　㈡本件被告警詢筆錄因係警方在被告疲勞狀態下所製作，而屬以不正方法訊問被告，不具證據能力，業如前述，原審認此有證據能力，其認定固有違誤，惟被告於111年2月25日、11 1年6月13日偵查中所為陳述，核與其於警詢所述內容具有重複性，被告及辯護人均同意偵訊筆錄有證據能力（本院卷第 267頁），且其餘經原審引用作為有罪認定且經合法調查之證據皆有證據能力，而本院為下列事實之審查時，排除被告之警詢，就其餘證據綜合觀察，認原審事實之認定並無違反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詳下述），故原審就被告警詢證據能力認定之錯誤，尚非屬判決當然違背法令之瑕疵，而且顯然於判決無影響。七、關於第一審判決事實認定之審查：　㈠按國民法官法乃引進國民參與審判之特別刑事訴訟程序，關於事實之認定，第二審法院原則上應尊重國民於第一審法院判決所反映之正當法律感情，依本法第92條第1項但書規定，除第一審判決認定事實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顯然影響於判決外，原則上不得遽予撤銷。基於上開法規與理由，國民法官法上訴之第二審案件，自得引用無害錯誤之法理為適當之判決。上開規定所稱事實認定，包括該當於犯罪構成要件之事實、阻卻違法性、有責性事由之事實、刑之加重、減免事由之事實等。依施行細則第305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及其立法說明，所謂「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需有具體理由認為第一審依證據所為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始足當之；倘僅第二審法院關於證據評價、適用法則之見解或價值判斷，與第一審判決不同，而雙方各有所據者，則不屬之。第二審應從第一審判決就證據證明力的評價予以綜合觀察，判斷是否有具體理由，足認其所為之判斷已經違反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其事實認定欠缺合理性，顯然於判決有影響，而須予以撤銷，尚不得遽予推翻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認定之事實，以符尊重國民參與審判之立法意旨。　㈡關於原判決事實一部分：　　⒈原審認定被告與被害人為姊妹，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 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基於妨害自由之犯意，於111 年2月7日上午7時18分前某時，因不滿被害人算錯數學，以命被害人爬至租屋處窗戶外的窗台蹲坐反省，並自屋內將窗戶反鎖，而私行拘禁被害人並剝奪其行動自由之事實，係依據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之供述、被告手機內被害人於111年2月 7日蹲坐在窗台上照片（下稱系爭照片）、被告及被害人手機內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制中心個案輔導報告、證人即被害人大女兒丙○○於原審證述等證據，詳敘其依憑之證據及理由（參原判決第4 至7頁），且駁斥被告所為無主觀犯意之辯詞，並敘明證人即被告賣玉米師傅李宗文之證詞不可採信。經核原審認定與經驗法院、論理法則無違，尚難指為違法或不當，應予維持。　⒉乙○○○○固於本院證述：當時我在場，被害人是自己爬上窗台，系爭照片是我拍的，當時窗戶並未上鎖，我跟被告有叫被害人下來，但她不聽，我拍照的目的是為了保全證據，怕被害人跌下去等語。惟查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從未提及乙○○○○於案發時在場，且被告於原審已證稱：「（檢察官問：111年2 月7日是否你將該窗戶上鎖，將吳秀英關在窗台？）我只有關拍照那一剎那而已。（檢察官問：這次是否你關的？）對，是我，我拍照拍完就馬上叫她下來。」（原審卷四第132 頁），「（辯護人問：…為什麼起心動念想要拍這個照片存在手機裡？）我存在手機發給我師傅看，我說你看又來了，她又再蹲了。（辯護人問：那你怎麼不是趕快叫吳秀英下來呢？）我有叫她，她就不下來啊，我有跟她講說如果妳不下來我就把妳關起來喔，我就關起來拍一張照片，我就把她放鎖了。（辯護人問：所以你關那個窗戶本身就是為了拍照？）對，拍給我師傅看說她又來了。（辯護人問：妳沒有把她鎖上還是可以拍阿？）對阿，可是我就一直要恐嚇她下來」等語明確（原審卷四第141至142頁），觀諸系爭照片係存在被告手機相簿檔內（原審卷三第93頁），系爭照片中窗戶把手朝上，明顯有上鎖（原審卷三第94頁），可見被告於原審所述屬實，本件應係被告將被害人鎖在窗台外並持手機拍照無誤，乙○○○○於本院所述純屬事後迴護被告之詞，殊無可信。被告上訴否認有將被害人鎖於窗台上，與事實不符，尚無法為本院所採。　㈢關於原判決事實二部分：　⒈原審認定被告於111年2月19日上午8時許，在外飲酒返家後見被害人在客廳，先是以言語辱罵被害人，又以衣架毆打被害人10數下，再命其爬至租屋處外窗台蹲坐，並自屋內將窗戶反鎖之方式，私行拘禁被害人並剝奪其行動自由，而一般人都可以想到被害人被關在高處懸空（距1樓地面約24.372公尺）且長、寬、高度分別僅有130、37.5、58公分之鋁製窗台上，隨時會有跌落之風險，倘自該處向外跌落將會發生死亡之結果，被告仍將被害人反鎖在該處後，隨即吞食安眠藥返回房間睡覺，導致被害人因被關在該處，為脫離此危險處境，過程中不慎自該處跌落至1樓防火巷地面而死亡之事實，係依據被告於偵查及審理之供述、被告及被害人手機內通訊軟體LINE對話截圖、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制中心個案輔導報告、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被害人傷勢及解剖照片、證人即法醫師潘至信於原審證述、證人即員警凃新安於原審證述、密錄器影像光碟、被害人身心障礙證明、證人即被害人二女兒丁○○於原審證述、丙○○於原審證述、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2年3月29日法醫理字第11200022020號函、案發現場360環景影像照片、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影像及光碟、警方職務報告書、現場採證照片、110報案紀錄單、警方密錄器影像光碟等證據，詳敘其依憑之證據及理由（參原判決第8至18頁），且駁斥被告所為並無以木棍、衣架毆打被害人，亦未命令被害人至窗台蹲坐，以及未將窗戶反鎖等辯詞，並說明被告將被害人拘禁於窗台，與被害人自高樓墜落死亡之加重結果且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被告對此應負過失責任且有預見可能性。經核原審認定與經驗法則、論理法則無違，尚難指為違法或不當，應予維持。　⒉乙○○○○於本院證稱其於111年2月19日案發時並不在場，但被害人平日思念女兒丙○○、丁○○時就會自行爬上窗台等語。惟查丁○○於111年1月23日業已與被告協調約定，等111年3月21 日被告回宜蘭看診拿安眠藥時順便將被害人帶回宜蘭，且被害人來高雄後，丁○○不僅幾乎每天有用LINE傳簡訊或貼圖向被害人噓寒問暖、請安問候，且有多次詢問被害人想不想回宜蘭，並曾向被告抗議其總是佔用被害人手機與其通聯，害其不方便與被害人講私密話，丁○○甚至向被告表示已回到宜蘭，有工作賺錢了，可以照顧被害人等情，有通訊軟體LINE 截圖一份在卷可按（原審卷五第159、160、161、177、178 、182-184、185頁），可見被害人平日與女兒常有聯繫。參以丙○○於原審證稱：被害人生性怕高，住在宜蘭時，平日連家裡3樓的陽台都很少去，有一次我帶被害人和姑姑去宜蘭寒溪逛吊橋，那是比較知名的拍照景點，可以讓遊客走過去、走回來拍照，被害人就不敢走到中間去，於是我們只好在邊邊簡單拍個照而已等語（原審卷四第99頁），對照系爭照片顯示被害人在窗台上雙腳盤坐、雙手環抱雙腿、頭部放低至腿部，背後緊貼窗戶玻璃，整個肢體呈現刻意收縮、放低之蜷縮姿態（原審卷三第94頁），核與丙○○證述被害人有懼高之特性相吻合，益徵被害人本身懼高，實無可能因思念女兒而自行爬上窗台，故乙○○○○上開所證與事實不符，無足據為有利被告之認定。八、關於第一審判決量刑之審查：　㈠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苟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無偏執一端，致明顯失出失入情形，即不得任意指摘為違法。國民參與審判案件第一審之量刑，依本法第83條規定，係由國民法官與法官共同評議決定，應予以高度尊重。施行細則第30 7條復規定：第一審判決之科刑事項，除有具體理由認有認定或裁量不當，或有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後足以影響科刑之情狀未及審酌之情形外，第二審法院宜予以維持。詳言之，第二審法院就國民法官第一審判決科刑之審查，並非比較國民法官法庭量刑與第二審法院所為之量刑判斷是否一致，而係審查國民法官法庭量刑是否依刑法第57條規定，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各款量刑因子後，而予適用，所說明之量刑情狀，是否欠缺合理性，除非有極度欠缺合理性（例如：忽略極為重要的量刑事實、對重要事實的評價有重大錯誤、量刑裁量權之行使違反比例原則、平等原則）之情形外，原則上均應尊重原審法院即國民法官法庭所為量刑裁量權之行使。　　　　　㈡查原審已於量刑之理由中敘明事實二部分無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參原判決第19頁），並在罪責原則下，依據被告的品行、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與被害人的關係、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犯罪時所受之刺激、違反義務之程度、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犯罪後之態度及其他量刑所參酌之情狀等加以考量，復參酌檢察官之具體求刑，就事實一部分量處有期徒刑9月，就事實二部分量處有期徒刑9年3月（參原判決第19至24頁），經核原判決已充分考量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量刑因子，所說明之量刑情狀均屬合理，並無裁量權限濫用以致輕重失衡，亦未悖離相類似案件所斟酌之量刑因子及通常刑度而顯失公平或罪責不相當，其量刑自屬妥適。九、關於第一審判決沒收之審查：　　　原審以扣案之衣架1支，係被告犯本件事實二之前持用以毆打被害人所用之物，既非直接用以作為事實二私行拘禁行為之物，檢察官亦稱將另案再作處理等語，爰不予宣告沒收。又以扣案之刷子木把1支（已斷裂成3節）、被害人及被告所有手機各1支，並無證據證明與本案之犯罪行為有關，且非違禁物，非義務宣告沒收之客體，爰均不予宣告沒收（參原判決第24頁）。核其就此部分之判斷，並無違誤或不當之處。十、綜上所述，被告前揭上訴意旨，並不足以影響於本件判決之結果，原審依國民法官法規定由法官與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經調查相關證據後，認事用法難認有何違背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之不當或違法，所為之刑罰量定未逾越法定刑範圍，亦無裁量權限濫用以致罪責不相當，或有顯失公平情形。是被告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國民法官法第4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第373 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朝弘提起公訴，檢察官張益昌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徐美麗　　　　　　　　　　　　　　　　　　　法　官　毛妍懿　　　　　　　　　　　　　　　　　　　法　官　莊珮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芊蕙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附件：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國審訴字第1號公　訴　人　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劉家榮律師　　　　　　陳正軒律師　　　　　　葉信宏律師上列被告因妨害自由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 0578號），由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判決如下：　　主　文一、甲○○犯私行拘禁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處有期徒刑玖月。二、又犯私行拘禁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處有期徒刑玖年叁月。　　事　實甲○○與吳秀英為姊妹，兩人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吳秀英為中度智能障礙人士，領有身心殘障手冊，與甲○○同住於址設高雄市○○區○○路00號8樓之2租屋處，並協助甲○○賣玉米。然甲○○曾因吳秀英數學不好、找錯錢，而以言語辱罵吳秀英，或以徒手、手持木棍、衣架等方式毆打吳秀英。詎甲○○竟基於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故意，分別為下列行為：一、於民國111年2月7日上午7時18分前某時，因不滿吳秀英算錯數學，以命吳秀英爬至上開租屋處窗戶外的窗台蹲坐反省，並自屋內將窗戶反鎖之方式，私行拘禁吳秀英並剝奪其行動自由，迄不詳時間始讓其進入屋內(下稱犯罪事實㈠)。二、復於同年月19日上午8時許，在外飲酒返家後見吳秀英在客廳，先是以「幹你老師、妳怎麼不去死一死、笨蛋、白痴」等言語辱罵吳秀英，又以衣架毆打吳秀英10數下，再命其爬至上開租屋處窗戶外的窗台蹲坐，並自屋內將窗戶反鎖之方式，私行拘禁吳秀英並剝奪其行動自由。而一般人都可以想到吳秀英被關在高處懸空（距離1樓地面約24.372公尺）且長度、寬度、高度分別僅有130公分、37.5公分、58公分之鋁製窗台上，可能隨時會有跌落之風險，倘自該處向外跌落將會發生死亡之結果，甲○○仍將吳秀英反鎖在該處後，隨即吞食安眠藥返回房間內睡覺，導致吳秀英因被關在該處，為脫離此危險處境，過程中不慎自該處墜落至1樓防火巷地面。嗣經同棟大樓5樓住戶聽到重物墜落至地面的聲音，立即前往查看並報警處理，經送醫急救後，吳秀英仍因受有多處骨折、臟器破裂、挫傷、出血、腦幹破裂幾乎橫斷、大量氣血胸與腹血，而於同日上午10時18分宣告死亡（下稱犯罪事實㈡）。　　理　由甲、事實認定與法律適用部分壹、不爭執事項暨國民法官法庭認定此等事實之證據：一、檢察官、被告甲○○（下稱被告）及辯護人（以下合稱為兩造）對於下列事實均不爭執： (一)被告為姊姊、被害人吳秀英(下稱被害人)為妹妹，兩人為姊妹關係。 (二)被害人為中度智能障礙人士，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三)本案事發當時被告與被害人同住於高雄市○○區○○路00號　　8 樓之2(下稱租屋處) 。 (四)案發前，被告平日以賣玉米維生，而被害人原居住於宜蘭，因故搬至高雄後，與被告同住於案發地點即上開租屋處。 (五)本案事實發生之前，被害人會因數學不好、賣玉米時常找錯錢而遭被告責罵或責打。 (六)上開租屋處之客廳窗戶外有一窗台，距離一樓地面約24.372 　　公尺，該窗台為鋁製材質，其長寬高分別為130 公分、37.5 　　公分、58公分。 (七)關於犯罪事實㈠部分：被告有於被害人爬上窗台後，自屋內將窗戶反鎖之情。 (八)關於犯罪事實㈡部分： 1、當天被告在外飲酒返家後見被害人在客廳，先是以「幹你老師、妳怎麼不去死一死、笨蛋、白痴」等言語辱罵被害人。 2、之後被告吞食安眠藥返回房間內睡覺。 3、被害人後自該窗台墜落至1 樓防火巷地面，嗣經同棟大樓5 樓住戶聽到重物墜落至地面的聲音，立即前往查看並報警處理，經送醫急救後，被害人仍因受有多處骨折、臟器破裂、挫傷、出血、腦幹破裂幾乎橫斷、大量氣血胸與腹血，而於同日上午10時18分宣告死亡。二、國民法官法庭認定上開不爭執事實之證據如下：　　 (一)證人即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下簡稱苓雅分局）偵查隊副隊長凃欣安於本院審理中的證述（檢證1）。 (二)凃欣安於112 年3 月29日出具之職務報告（檢證2）。 (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苓雅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扣案物照片及勘察採證同意書（檢證3）。 (四)扣案衣架1枝（檢證4）。 (五)被告門號0000000000手機及被害人門號0000000000手機內照片及通訊軟體LINE截圖（檢證5）。 (六)苓雅分局福德二路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檢證6）。 (七)案發現場360環景影像照片（檢證7）。 (八)案發現場隔壁大樓防火巷之監視器錄影影像（檢證8）。 (九)苓雅分局刑案勘察報告及所附現場蒐證照片（檢證9）。 (十)被害人於國軍高雄總醫院之診斷證明書、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相驗屍體證明書（檢證10）。 (十一)證人即法醫師潘至信於本院審理中的證述（檢證11）。 (十二)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112 年3 月 29日法醫理字第11200022020號函文及被害人傷勢照片（檢證12）。 (十三)證人李宗文於本院審理中的證述（辯證1）。 (十四)證人丁○○於本院審理中的證述（檢證13）。 (十五)被害人身心障礙證明（檢證14）。 (十六)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制中心個案輔導報告（檢證15）。 (十七)證人丙○○於本院審理中的證述（辯證2）。 (十八)111年2月19日案發後員警進入被告租屋處之密錄器影像光碟如以下檔名影片（辯證3）。 1、2022_0219_112852_289.MP4 2、2022_0219_112852_290.MP4 3、2022_0219_112852_291.MP4 4、2022_0219_112852_292.MP4 5、2022_0219_112852_293.MP4 6、2022_0219_112852_294.MP4 7、2022_0219_112852_298.MP4 8、2022_0219_112852_299.MP4 (十九)被告111年2月19日酒測單、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112年7 月26日正超微字第1120010162號函、臺北榮民總醫院112 年9 月6 日職業醫學及臨床毒物部檢驗報告（檢證16）。 (二十)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的供述（檢證17）。 (二十一)被告於111 年2 月19日第一次、第二次警詢及111 年2 月25日、111 年6 月13日偵訊中之供述（檢證18）。貳、爭執事項暨國民法官法庭認定此等事實之證據：一、犯罪事實㈠部分： (一)兩造就被告是否有私行拘禁之主觀犯意，有爭執。 (二)國民法官法庭認定被告就犯罪事實㈠有私行拘禁之主觀犯意。認定之證據及理由如下： 1、本次被告於被害人爬上窗台後有將窗戶反鎖並拍照存檔，依上開照片所示，當時該窗戶之鎖頭業經人上扳而將窗戶反鎖無誤，且被告於警詢、偵訊時均坦承係伊將被害人關於上開窗台並將窗戶上鎖等語（檢證18，參本院卷㈣第212、217頁），可認定本次被告有將被害人拘禁於上開窗台而剝奪其行動自由。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被告當下只是要嚇唬一下被害人而為時甚短，難以構成私行拘禁罪云云。然私行拘禁罪之性質上為即成犯，犯罪行為一經著手即已完成，而無待結果之發生，與經著手後尚待結果發生，始能為不同評價之結果犯或加重結果犯不同（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119號刑事裁判意旨參照）。因此，一旦被告在被害人爬上窗台後將窗戶反鎖，其非法拘禁被害人之犯罪行為，即已完成，不因拘禁時間之長短而有不同。況被告於偵查中二度在檢察官面前自承：本次將被害人關在窗外達5分鐘之久（檢證18，參本院卷㈣第217、221頁），是其非法拘禁被害人容有相當時間，是其私行拘禁之犯罪行為，業已完成。 2、被告於110年12月24日以被害人門號0000000000手機與被害人之女兒丁○○以通訊軟體LINE傳送文字訊息稱：我(即被告) 最近都在教妳媽媽(即被害人)數學～所以我們都很忙。她已經學會背九九乘法表了～開始學加減乘三種算法。不然她老是找錯錢…導致虧損已經4次了。這樣下去，我可是絕對不原諒的！等語，有通訊軟體LINE截圖一份在卷可佐（檢證5，參本院卷㈤第167頁），可知被告是110年12月下旬開始教授及要求被害人學習計算數學習題，並且預告了如果被害人數學計算錯誤或作生意找錯錢的情況不改善，被告將不原諒被害人。又被告於111年2月19日警詢初供時供稱：2月7日當天我跟被害人說，如果妳不會寫數學，妳就去窗戶陽台坐吹冷風想清楚；同日第二份警詢筆錄時供稱：2月7日那天，因為我要讓她學習數學，所以要求她到陽台冷靜等語（檢證18，參本院卷㈣第208、212頁）。被告於111年2月25日偵查中又稱：(問：111年2月7日為何被害人會在窗外？)因為被害人有中度智能障礙，數學不會算，做生意常常找錯錢，我想要讓她清醒一點等語；於111年6月13日偵查中再稱：我讓她去反省吹個風一下，…因為被害人賣玉米找錢找錯，數學算錯，我叫她去跟關聖帝君說對不起，不會再犯錯等語（檢證18 ，參本院卷㈣第217、221-222頁)；再者，被害人事後曾向女兒(不確定是丁○○或丙○○)訴苦表示，其於111年2月7日有遭到被告關在陽台（應為窗台）上，但時間很短，也並沒有受到肢體暴力等語，業經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制中心於訪談被害人女兒之後，記錄於個案輔導報告中( 係本件案發後所製作，下稱家暴輔導報告)附卷可參（檢證1 5，參本院卷㈣第113頁）。足認被告於犯罪事實㈠之時、地，因被害人數學算錯，被告為了責罰及管教被害人，乃命令被害人爬上去窗台，堪信被害人爬上去窗台，並非出於自願，而是被告的逼迫與命令。因此，被告在本院審理時改口稱： 2月7日當天被害人因為想她女兒，才會爬上窗台云云（參本院卷㈣第132、141頁），與前揭被告在警詢、偵訊時所述內容不符，難以採信。又被告雖抗辯稱，111年2月19日警詢當天伊因前夜喝酒宿醉又吃精神病藥，腦袋一片空白等語，然而被告數日之後於檢察官偵查時仍為上開相同陳述，足見被告警、偵時如何陳述，與其是否宿醉或服用藥物無關，所以被告上開抗辯，並不可採。 3、丁○○於111年1月23日業已與被告協調約定，等3月21日被告回宜蘭看診拿安眠藥時順便將被害人帶回宜蘭，且被害人來高雄後，女兒丁○○不僅幾乎每天有用LINE傳簡訊或貼圖向被害人噓寒問暖、請安問候，且有多次詢問被害人想不想回宜蘭，並曾向被告抗議其總是佔用被害人手機與其通聯，害其不方便與被害人講私密話；丁○○甚至向被告表示，伊已回到宜蘭，有工作賺錢了，伊可以照顧被害人，至於被害人實際要住在哪裡，伊會自己處理，會與被害人討論等情，有通訊軟體LINE截圖一份在卷可按（檢證5，參本院卷㈤第159、160 、161、177、178、182-184、185頁）。是被告辯稱：因女兒對被害人不聞不問，既不傳LINE關心被害人，也不接被害人回宜蘭家，被害人老是問伊，為什麼女兒沒有傳LINE給我，為什麼女兒還沒來載我回家，伊叫她去問神明，被害人因為想女兒，才會不時上去窗台問神明云云（參本院卷㈣第141 頁），核與事實不符，不可採信。 4、證人即被害人之女丙○○（辯證2）於本院審理中證稱：被害人生性怕高，住在宜蘭時，平日連家裡3樓的陽台都很少去。有一次我帶被害人和姑姑去宜蘭寒溪逛吊橋，那是比較知名的拍照景點，可以讓遊客走過去、走回來拍照，被害人就不敢走到中間去，於是我們只好在邊邊簡單拍個照而已等語（參本院卷㈣第99頁）。參考上開照片中被害人雙腳盤坐、雙手環抱雙腿、頭部放低至腿部，背後緊貼窗戶玻璃，整個肢體呈現刻意收縮、放低之蜷縮姿態（檢證5，參本院卷㈢第 94頁），足認被害人坐在窗台上顯現之模樣，核與證人丙○○ 證述被害人有懼高之特性相吻合，可以採信。以此觀之，證人李宗文於審理中先證述：印象中伊看過一次被害人蹲坐在窗台；後又改稱：伊曾不止一次看過被害人自行爬上窗台，譬如伊去上開租屋處3次，就有2次看到被害人自己爬上窗台去跟神明說話等語（參本院卷㈣第18、38頁），其證述前後不一，已有可疑，且李宗文所說被害人會自行爬上窗台的行為，與被害人懼高的特性不符，亦難遽採；再考量李宗文既為被告學習販賣玉米之師父兼玉米供應商，並曾將忠孝市場的玉米攤位盤讓給被告營生，平日也會與被告一起聚餐飲酒，足見二人的交情頗深，此為李宗文及被告所是認，故李宗文確有迴護被告之可能，綜合上情，本院認證人李宗文上開證詞，難以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5、綜上，被告為智識正常的成年人，且居住於上開租屋處多日，應知道一般人一旦處於上開窗台之上，且將該窗台之窗戶自屋內反鎖，此時身在窗台之人即被拘禁於窗台上而難以進入屋內，亦無法從其他路徑脫離，將因而喪失行動自由等情。而仍於犯罪事實㈠之時間及地點，命被害人爬上窗台後，自屋內將窗戶反鎖，其主觀上自有以此方式剝奪被害人行動自由之意，而具有私行拘禁的主觀犯意。二、犯罪事實㈡部分： (一)兩造就下列事項有爭執： 1、被告是否有以木棍、衣架毆打被害人之事實？ 2、被告是否有命令被害人去窗台蹲坐之事實？ 3、被告是否有自屋內將窗戶反鎖而將被害人拘禁於窗台之事實？ 4、被害人是否因為被被告關在窗台，為求脫離，於過程中不慎從窗台墜落至一樓防火巷地面？ (二)國民法官法庭就犯罪事實㈡部分，認定被告有私行拘禁之行為及犯意，並導致被害人自高樓墜落而死亡之加重結果，且被告對此加重結果應負過失責任，並有預見可能性。認定之證據及理由如下： 1、本次案發當天早上被告返回租屋處後，有用衣架毆打被害人之事實：　⑴被告於110年12月24日曾以通訊軟體LINE文字訊息向被害人女兒丁○○表示：我最近都在教妳媽媽數學～所以我們都很忙。她已經學會背九九乘法表了～開始學加減乘三種算法。不然她老是找錯錢…導致虧損已經4次了。這樣下去，我可是絕對不原諒的！等語（檢證5，參本院卷㈤第167頁），對照被告於偵查中坦承：去年（110年）12月才開始打被害人，打大腿或屁股，寫錯數學就會打等語（參本院卷㈣第218-219頁) ；又被告於警詢中自承：我平常會毆打被害人，一週約2、3 次，都是打大腿、屁股還有背部，因為她數學學不會，個人清潔不好等語（參本院卷㈣第208頁)，可知被告係於110年12 月下旬，因被害人多次販賣玉米時找錯錢，致生虧損，乃開始要求被害人練習數學習題，並因被害人算錯數學習題，而開始毆打被害人，平均每周2至3次。而證人丁○○於111年1月 24日曾以LINE傳文字訊息與被告對話（係傳至被害人手機）：在媽媽回宜蘭（之前）這段期間就麻煩大阿姨(即被告)再照顧媽媽一陣子，不要打、不要罵，我覺得也不用再教數學了，應該沒有必要等語（參本院卷㈤第198-199頁)，足見被害人因算錯數學即遭被告毆打乙情，被害人顯已告知丁○○，而為丁○○所知曉。此何以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制中心於本件案發後所製作之上開家暴輔導報告記載：被害人女兒們表示，110年8月份被告帶被害人至本市生活後，起初幾個月相處尚可，但後續因被害人工作時找錯錢被被告責備，疑似有責打及關在陽台（應為窗台）處罰之情事等語。綜上可知，被告平日即有因被害人算錯數學習題而以暴力管教及毆打被害人之處罰模式與行為習慣。　⑵被告先於事發當日即111年2月19日第二次警詢時供稱：我今天(19日）早上回到租屋處有拿衣架或是木棍打被害人手掌心12下等語；於偵查中又稱：2月19日當天，我有拿衣架打被害人，好像打10下，一題錯打一下，除了19日早上有打以外，其他時間有寫錯數學就會打，去年12月才開始打，有打大腿、屁股等語（檢證18，參本院卷㈣第218-219頁）。案發後經法醫就被害人大體解剖及鑑定結果，被害人除前述的致命傷勢之外，其手腳及胸口至少有10處可以辨識的弧形瘀傷，且經比對結果，該等傷口之外觀型態符合現場扣押的衣架型態，據此研判被害人符合生前曾被人以衣架毆打其左右上臂內側、左右大腿之內側及外側、右小腿內側及胸口等部位乙情，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被害人傷勢及解剖照片在卷可以參考（檢證12，參本院卷㈢第298 、305-333頁），並據證人即法醫師潘至信於本院審理中到庭證述在卷（參本院卷㈢第210-211頁)。由此觀之，上述被告於警、偵中所稱2月19日當天僅打被害人手掌心云云，顯係避重就輕之詞。再者，證人即法醫師潘至信於審理中結證稱：上開被害人手腳上的弧型瘀傷，大致都呈現弧形，伊有將之切開採樣作病理切片檢查，且一般瘀傷或挫傷，如果在 18小時以上，通常會看到皮膚變成黃色；而上開傷勢外觀呈現紅色或紫紅色，研判應是新傷而非舊傷，且吻合衣架所成的傷勢，應是被害人墜樓死亡前數小時遭人以衣架毆打所致，不會是10幾個小時以上的舊傷，這些紅色瘀傷從她死亡開始就不會再改變等語（參本院卷㈢第211、226、229頁)。再參考證人即員警凃欣安於審理中所證：當天我在現場沙發下有發現一支完全扭曲變形的衣架，就問被告早上發生了什麼事？被告當時有說案發當天早上她回來的時候，她有用衣架毆打被害人等語明確（參本院卷㈢第37-39頁)，並經警方於查訪現場時以密錄器拍攝影像畫面在案，亦有密錄器影像光碟在卷可稽（存放於本院卷㈣證物袋）。綜上可以推知，被告於事發當天早上返回租屋處後，在被害人墜樓之前，確有因被害人數學習題計算錯誤未達要求，而以衣架毆打被害人之雙臂、雙腿及胸口等部位成傷之事實。 2、本次被害人應係為被告所迫，非出於自願而爬上窗台：　⑴被害人雖為中度智障人士，有身心障礙證明在卷可參（檢證1 4），但依證人丁○○之證述：被害人生活上可以自理，一般人如果沒有進一步接觸，通常是看不太出來她有智能方面的問題；又被害人於110年8月8日離開蘇澳家時，是自己搭公車去宜蘭七張娘家，等候被告前來接她去高雄；被害人平日生活可以自理，不需要有人在身邊照顧，平常自己會去看醫生，爸爸過世後，我們姐妹和被害人及姑姑一起生活，當時我在準備考試，被害人只要一下班，都會煮東西給我吃，被害人是很好的媽媽，我們相處的很好，我們想吃什麼她都會買給我們吃，我在家庭生活中感覺不太出來被害人的智能與常人的不同，因為從小功課方面都是姑姑在負責，被害人負責吃飯方面，晚餐都是被害人煮，雖然我知道她一直領有殘障手冊，但是我不太會感覺得出來她的智能與常人有不同，而且被害人個性開朗，不太會生氣，都是開開心心的；被害人完全不曾表達過自殺的念頭或舉動，且我們家雖然會去廟裡拜拜，但被害人並沒有特殊的宗教信仰，也沒有與神明對話等迷信的行為等語（參本院卷㈣第46、55、63-64、72-74 頁)。及證人丙○○復證稱：被害人來高雄之前，一直都是在成衣工廠上班，因她領有殘障手冊，平日都是自己走到公車站牌搭免費巴士去上班，最初是我們教她怎麼搭車，很快她就會自己搭了，上下班她都是自己去的，如果沒有搭公車的話，她會自己騎腳踏車去工廠上班；生活上她會負責煮飯、洗衣服及倒垃圾等，對於日常事務的處理，例如買東西、逛夜市、買吃的等都沒有問題。而且被害人的情緒一直都很好，沒有什麼傷心難過或情緒低落的情形，被害人因為怕高，平日連自己住家3樓陽台都很少去等語（參本院卷㈣第87-88 、91、99頁)。由是可知，被害人對於日常生活之自理，以及對於生活週遭之風險及趨吉避害的能力，並未明顯低於常人，再加上其生性樂觀、情緒良好，並無特殊宗教信仰及明顯迷信傾向，且被害人有懼高之特性，已據國民法官法庭認定如前，綜合上情，國民法官法庭認為被害人應不致於無法認識身處於窗台之墜樓風險而無故自行爬上窗台。　⑵被害人來到高雄後，丁○○幾乎每天都會用LINE與被害人連絡問候，丁○○更已與被告談定由被告於3月21日將被害人帶回宜蘭，如此情形下，被告及證人李宗文所稱，被害人因女兒對她不聞不問，被害人因想念女兒，才會常常爬上窗台跟神明說話云云，即不可信，已如前述。然而被害人本次卻由上開窗台墜樓而死，應可推定，本次被害人顯係遭人逼迫才會再度爬上窗台。而事發當天早上8時2分被告回到上開租屋處後至被害人墜樓前，僅有被告與被害人在上開租屋處現場乙節，為被告所不爭執，且被害人於墜樓前，才遭被告以衣架毆打，因此可以推定，本次被害人應是為被告所迫，被害人難以違抗下，才會非出於自願地爬上窗台。 3、本次被告有將窗戶反鎖而將被害人拘禁於窗台之事實：　⑴證人即法醫師潘至信到庭證述：本件被害人的死亡原因是高處墜落，根據被害人的傷勢及我們解剖所見，參照周邊調查所得訊息，包括現場監視錄影畫面所攝被害人墜樓前後影像、被害人墜樓前有出現巨大的金屬撞擊聲，及被害人墜落前有呼喊三次「救命啊」，我們研判被害人在墜落前是面朝屋內，身體懸空在窗台外面，用她雙手的手掌緊緊握住窗台的圍欄上面，因為窗台內面有兩組很清楚的指紋，指紋方向是指尖朝下，指紋的上方有一些摩擦痕跡，該指紋的正下方，就是緊臨的隔壁棟大樓，有藍色的鐵皮屋頂，剛好在這個指紋的正下方，藍色的鐵皮屋頂上有一個凹陷的地方。…被害人墜落時極可能是左手先放開，右手最後支撐不住，所以才有那個右手虎口的破皮。研判被害人當時身體直立，而以自由落體的方式墜落，墜落時第一次撞擊是左腳腳掌碰撞到隔壁大樓的藍色鐵皮屋頂，因此產生一個很大的金屬撞擊聲。被害人撞到鐵皮屋頂之後，身體變成往後彈跳，落在監視器前面時變成倒栽葱，也就是本來是頭上腳下，撞到大樓屋頂之後，身體一個彈跳，變成倒栽蔥而以頭下腳上的方式墜落地面，左頭頂著地後，身體再往前向下倒地，呈現趴臥地面的姿勢。…被害人右手上有一個蒼白印痕，應該是很用力捏著或握著窗台圍欄所造成，並造成她虎口位置有擦傷，而且在墜落之前她有呼喊三次「救命啊」，加上她墜落的地點是在她自由落體方式墜落窗台的正下方，而非如一般跳樓的話，通常會有一個跳躍，所以著地點與牆角會有一個水平移行的距離，但這個案件並非如此；再來就是她曾經兩手用力握住窗台的護欄，上面有指紋留下來，她應該很用力，所以右手有破皮，也因為用力的關係，用力擠壓，血管往旁邊跑，所以這邊手指頭變成蒼白，從這裡可以知道，她有一直要勾著護欄，不想要讓自己掉下來，所以根據以上各點，其死亡方式，我不支持她是自殺等語（參本院卷㈢第210、217、218 -219、227-228頁)，並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2年3 月29日法醫理字第11200022020號函文（檢證12，參本院卷㈢第411- 413頁)、案發現場360環景影像照片（檢證7）及案發現場監視器錄影影像（檢證8）附卷可參。由此可知，被害人在氣力用盡墜樓之前曾經試圖想方設法脫離窗台、奮力求生，才會在窗台圍欄上面留下前揭指紋與摩擦痕及其他跡證，並曾三次呼喊救命，但最後仍不幸墜樓死亡，由此應可推知，被害人於墜樓之前，必然受困於窗台而無法正常從窗戶離開窗台而進入客廳，何以如此？顯然當時窗台之窗戶已遭人自屋內反鎖無疑，否則被害人由窗戶進入屋內即可脫險，無需甘冒生命危險攀爬窗台意欲以此脫困，以致發生意外。　⑵查被告於111年2月19日上午8時2分回到租屋處後，至被害人墜樓前，該租屋處除被害人及被告之外，並無證據證明尚有其他人員進出，被告對此亦無爭執。而被害人不可能將自己反鎖於窗台，由此即可推論，本次被害人為被告所迫非出於自願而爬上窗台之後，該窗戶應為被告反鎖。從而，本次被告有將窗戶反鎖而將被害人拘禁於窗台之事實，即可認定。 4、警方案發後至上開租屋處查訪時，上開窗戶呈現開啟狀態，不足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⑴依現場監視器錄影影像畫面所示，當天上午8時39分42秒至8 時40分14秒間，上開窗台旁的大樓牆面上有一條黑色電纜線曾前後三次呈現不規則擺盪至被害人所處窗台下方，8時40 分9秒時，有聽到被害人哭泣的聲音；8時40分14秒、16秒、 20秒，被害人前後三次喊叫「救命啊」，28秒時，聽到很大的金屬撞擊聲音，之後，攝影鏡頭拍攝到被害人以頭下腳上、倒栽葱的方式垂直墜落的影像畫面等情，有現場監視器錄影光碟、警方職務報告書、現場採證照片在卷可參（參本院卷㈢證物袋、第63-66、147-159頁），並據證人即法醫師潘至信到庭證述明確（參本院卷㈢第209頁）。再根據證人即第一個到現場處理的警察凃欣安於審理中證述：上開監視器攝影機是隔壁棟大樓住戶所架設，位置在被害人所住大樓與隔壁大樓5樓間的防火巷，鏡頭剛好朝下，對著防火巷，監視器當天有正常運作、正常拍攝，但我們事後發現監視器的時間有誤差，與現實的時間不同，但因為沒有做確認及校正，所以實際的誤差時間無法確定等語（參本院卷㈢第32-33、35 頁）。是現場監視器所示時間與現實時間容有誤差，然根據警方事後向證人即隔壁棟5樓報案的住戶（下稱報案人）詢問其發現本案的經過時，該報案人說伊係於8時54分聽到有重物墜落的聲音，前往查看發現有人墜樓後立即於8時55分報警一情，業據證人即警員凃欣安證述明確（參本院卷㈢第4 2-43頁)，並與卷附之苓雅分局福德二路派出所110報案紀錄單所記載之報案時間為2022年2月19日08時55分56秒相合（參本院卷㈢第99頁)。審酌一般人如果發現有人墜樓之重大事件，依常情應會立即向警方報案而不致拖延，因此，上開報案人所稱發現墜樓及報案的時間，應屬可信。由此可以推知，被害人正確的墜樓時間，應在當日上午8時54分之前不久，而非監視器所示之8時40分。　⑵被告於當天上午8時54分，以手機通訊軟體LINE傳送訊息給證人李宗文(綽號水晶哥)及綽號「小魚兒」之友人稱「我妹不見了」等語（參本院卷㈢第95、97頁）。就此，被告於偵查中供稱：我2月19日打完被害人後就去睡覺了，警察來問我，我還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我不知道被害人怎麼會跑到窗台，我打完她就去睡覺了，後來我起來上廁所，發現她不見了，我就傳訊息給李宗文，跟他說我妹不見了，因為我妹常常不見，跑去他那裡，當天我發現被害人不見了，就以為她又跑去李宗文那裡等語（參本院卷㈣第218-219頁），復於審理中供稱：2月19日當天早上我酒醉回家時，被害人正在客廳寫數學習題，我一回家馬上就吞食安眠藥，然後就進去房間換睡衣睡覺，後來我起來上廁所，發現被害人不在家裡，因為她不在客廳，我以為她出去買東西吃，我也沒有去看鞋子，若那時候有看鞋子的話，或許我還可以理解得出她怎麼鞋子在家人不在家，我當時沒有去注意到鞋子，也沒有注意到窗戶的狀態，那個時候我就只想睡覺而已。我確認了客廳沒有被害人的身影之後，就LINE給李宗文和他女兒「小魚兒」，說我妹又不見了，可能會過去你們那邊，麻煩你們幫我照顧一下，我要傳達的是這個意思，當時我雖然不是很清醒，但是我還是有傳LINE出去等語（參本院卷㈣第148-150頁）。對照被告於警詢中所稱：我發現被害人不見的時間，大約是 8點多的時候，當時我正在床上準備要睡覺，我並沒有聽到被害人墜樓前的呼喊求救聲，我服用安眠藥的藥量為8顆半，吃完大約須20分鐘後才會入睡，當時我還沒有入睡，我躺在床上約10分鐘後又起床上廁所，當時就發現被害人不見了，才傳LINE簡訊給李宗文和小魚兒說我妹不見了等語（參本院卷㈣第213-214頁)。可知，被告於當日8時2分回到上開租屋處，其後因發現被害人未完成數學習題而動怒毆打被害人，並命被害人爬上窗台後將窗戶反鎖，再服用安眠藥後回房更衣睡覺，之後發現被害人不見，而於8時54分傳簡訊及貼圖予李宗文及小魚兒止，上述過程中，被告即便因徹夜飲酒宿醉及服用安眠藥的作用而想睡覺，但事實上其並未睡著，且神志尚屬清醒，否則被告難以在8時54分完成從手機群組中找尋「水晶哥」、「小魚兒」等對象，再接續完成繕打文字、傳輸文字及貼圖等動作。　⑶既然被告當時尚未睡著且神志尚屬清醒，衡情，對於被害人在窗台上急欲脫困，曾經哭泣、大聲呼喊救命多次，以及不慎於8時54分前不久墜樓，並撞擊隔壁棟大樓頂樓鐵皮屋頂所發出之巨大聲響，應不致於聽聞不到，而毫無知覺。被告對此雖於警詢中辯稱：我們大樓外的隔音很差，所以外面聲音我沒有注意等語（參本院卷㈣第213頁)。然而，一般房屋如果隔音效果不好，反而容易聽聞到屋外的聲音，此為一般經驗法則，故被告上開所辯，與一般經驗法則不符，已有可疑。況被害人墜樓前既為被告反鎖窗戶而拘禁於窗台，業經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認定如前，則被告不論是因為聽聞被害人墜樓撞擊的巨大聲響而起身查看，或確實因起床上廁所而離開房間，衡情當可輕易查覺被害人已然不在窗台上，從而即可因此推知被害人有極大可能性業已墜樓之情，此時，依一般人的正常反應，當會立即將原本業已反鎖的客廳窗戶打開以查看究竟，始屬合理。反之，被告既稱有另打一副錀匙給被害人使用，讓她自由進出，且兩人平日的作息並不完全一樣，被告因為做玉米3點要起床，晚上6、7點就要睡覺，作完生意回到家，被告還要算帳、結帳，所以被害人平日會自己出門買東西吃，也會自己跑去三和市場的玉米攤找李宗文等語（參本院卷㈣第135-136、162頁）。是被害人平日既有自行出門買吃食或找李宗文的習慣，則本次被告發現被害人不在家時，既認為被害人是去市場找李宗文，且當時天已大亮，並非凌晨或深夜，被害人並無人身安全之顧慮，何須特別傳送簡訊「我妹不見了」等語予李宗文等人，如此反應非無可疑。況果如被告所言，係懷疑被害人出門去找李宗文，其所傳簡訊內容依常情應為「我妹出門了，是否去找你了」或「我妹出去了，是不是去你那裡了」，而非「我妹不見了」等語，除非，被告原本知道被害人「實際在窗台上」，且「應該在窗台上」，卻發現「並不在窗台上」，此時被告感覺或認為「我妹不見了」方屬合理。　⑷警方於2月19日上午11：30許至現場查訪時，被告尚躺在房間內昏睡，待員警大聲將被告叫醒後，被告乍見多名員警在場圍繞身邊，似未表現出驚訝之狀，亦未出聲詢問何以眾人來此原因。之後被告在臥室業已起身坐在床上，第一時間聽聞員警告知說：「吳小姐，妳妹墜樓了，妳知道嗎？」等語，未有任何反應；待其走出臥房來到餐桌旁時，員警指著沙發問：「妳妹是不是都睡在那邊？」被告回問員警「我妹怎麼了？」似已預知被害人出事；當員警回稱並第二次告知「妳妹墜樓了」，被告先回應：「她人呢？」，員警再回稱：「她現在醫院」，被告繼而腳步不穩、跌坐在椅子上，之後員警續詢問「我問一下，妳今天為什麼沒有去玉市上班？」，被告還糾正員警說：「是玉米啦」，接下去員警詢問被告是否有吃安眠藥或飲酒、當天早上發生了什麼事？被告和被害人有無發生爭吵？為何衣架扭曲變形？被告有無毆打被害人等問題，員警並告知「我們發現的時候，妳妹妹已經在樓下了」、「我們是想了解她是從這裡或是樓上掉下去的」，然而被告在回答警方一連串提問，並敘述自己昨夜喝酒作樂、今早回家有因為數學教不會而責打被害人、及被害人何以會自宜蘭來高雄與其共同生活等內容，前後長達近30分鐘的過程中，被告表情均正常穩定，且竟完全未向警方追問：「我妹妹為何會墜樓？」、「我妹妹從哪裡墜樓的？」、「為什麼會這樣？」等問題，其反應似與常情不合。以上各情，業經本院當庭播放警方密錄器所拍攝現場影像畫面可參，並有警方密錄器影像光碟在卷可佐（存放於本院卷㈣證物袋)。　⑸綜上所述，被害人墜樓前後被告既在上開租屋處現場，且被告當時尚未睡著並神志清醒，從而被害人於8時54分前不久墜樓後至員警於11時30分進入上開租屋處前，該現場非無經被告變動或破壞之可能。因此國民法官法庭認為，警方案發後至上開租屋處查訪時，上開窗戶雖呈現開啟狀態，然尚不足據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5、被告將被害人拘禁於上開窗台，與被害人自高樓墜落死亡之加重結果，二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被告對此加重結果應負過失責任，並有預見可能性：　　⑴按刑法第 17 條之加重結果犯，係故意的基本犯罪與過失加重結果之結合犯罪。以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為例，非謂有私行拘禁之行為及生死亡結果即能成立，必須拘禁之行為隱藏特有之危險，因而產生死亡之結果，兩者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該加重結果客觀上可能預見，行為人主觀上有注意之義務能預見而未預見，亦即就加重結果之發生，具有過失，方能構成。良以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與私行拘禁罪之刑度相差甚大，不能徒以客觀上可能預見，即科以該罪，必也其主觀上有未預見之過失（但如主觀上有預見，則構成殺人罪），始克相當，以符合罪刑相當原則（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4163號刑事裁判意旨參照）。　⑵經查，被告既將被害人拘禁於上開窗台之上，而該窗台位於上開租屋處之客廳窗戶之外，僅有客廳窗戶與室內相通，並無其他路徑可以脫離該窗台，故將被害人拘禁於此，不僅剝奪其行動自由，且該窗台不僅狹小而僅可容身，而其欄杆高度為58公分，僅至一般人之膝蓋部位，故被害人身處其中，失足跌落之風險極高，加上該窗台位於8樓，距離地面約24, 372公尺，一旦失足跌落，必然導致重傷或死亡的結果，故此重傷或死亡之加重結果與私行拘禁行為間，自有相當因果關係，一般人對此客觀上當有預見之可能。被告為智識正常的成年人，且居住於上開租屋處多日，對於該租屋處之客觀環境，以及上開窗戶及窗台之相對位置，知之甚詳，故對於一般人苟處於上開窗台之上，即有隨時跌落墜樓而生重傷或死亡之風險乙情，自有所認識甚明。此參被告自承伊自己不會站上去窗台，也沒有爬上去過等語（參本院卷㈣第160頁），即可明瞭。從而，被告既將被害人拘禁於上開窗台，對於被害人失足墜樓而生重傷或死亡的加重結果即負有注意義務。然其命被害人爬上窗台，再將窗戶反鎖而將被害人拘禁於窗台之後，自己卻服用安眠藥後進房倒頭睡覺，置被害人於不顧，對於被害人之後果然不幸從窗台墜落而傷重致死之加重結果，自應負有過失責任。綜上，被害人從窗台墜落而傷重致死，與被告之私行拘禁行為間，有相當因果關係，且被告對此加重結果應負過失責任，並有預見可能性，均甚為明確。揆諸上開說明，被告就犯罪事實㈡部分，自應以私行拘禁致人於死罪相繩。三、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就犯罪事實㈠、㈡分別否認犯罪，均無足採，其犯行俱堪認定，自應依法論科。乙、論罪部分　　查被告與被害人為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規定之家庭成員，是被告所為上開犯行亦該當於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惟該法就本案犯行並無另設罰則，故本案仍應依刑法相關規定論處。一、核被告犯罪事實㈠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第1項之私行拘禁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二、核被告犯罪事實㈡所為，係犯刑法第302條第2項之私行拘禁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丙、量刑部分一、本案犯罪事實㈡部分是否有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之適用？ (一)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是本條之酌量減輕其刑，必須犯罪另有特殊之原因、背景或環境，在客觀上顯然足以引起一般人同情或憫恕，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又本條酌量減輕其刑之規定，係推翻立法者之立法形成，就法定最低度刑再予減輕，為司法之特權，適用上自應謹慎，未可為常態，其所具特殊事由，應使一般人一望即知有可憫恕之處，非可恣意為之（最高法院11 1年度台上字第2154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院國民法官法庭審酌被告就犯罪事實㈡犯行，將中度智能障礙的胞妹即被害人，非法拘禁於稍有不慎隨時有跌落墜樓致死風險的上開窗台，並將窗戶反鎖，斷絕其向外呼救及自行脫離險境的可能，又其自始至終均否認犯罪，並供詞反覆不一，毫無反省懺悔之意，且其將被害人拘禁於上開窗台並反鎖窗戶之後，旋即服用安眠藥後入房睡覺，置被害人生命危險於不顧，被害人也因被告此項嚴重疏忽以致失去寶貴生命，使被害人家屬蒙受極大悲痛，而被告將被害人非法拘禁於上開窗台之舉，既係出於己意之行為選擇，並未存在有何緊急、迫於無奈或非不得已之特殊原因及環境，其行為已難認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情事，故其犯罪情節堪認嚴重，客觀上實難認為有何情輕法重、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可堪憫恕的情形。準此，本院國民法官法庭認為，被告犯罪事實㈡部分，所成立刑法第302條第2項之私行拘禁剝奪他人行動自由致死罪，應無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而違反比例原則致有過苛可言。揆諸前揭說明，難認與刑法第59條之要件相符，自無從依該規定酌減其刑。二、本案量刑因子之說明： (一)犯罪事實㈠及㈡的共同量刑因子： 1、被告的品行：　⑴被告前於109 年6 月20日，與另一妹妹鄺秀芬曾經因為經濟因素發生口角，進而發生肢體衝突與拉扯，後來雙方互為通報家庭暴力，有上開家暴輔導報告在卷可參。　⑵被告前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3月，並於109年7月23日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下稱前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然考量前案與本案之罪質及所保護之法益並不相同，參考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77 5 號解釋意旨，就犯罪事實㈠及㈡，均不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但仍列為被告品行之評價因子，而屬從重量刑因子。 2、被告的智識程度：被告為高商畢業。 3、被告的生活狀況：　⑴被告的父母親都已經過世，有一個弟弟、二個妹妹即被害人與鄺秀芬。　⑵被告之前曾有兩段婚姻，均已離異，112年10月三度結婚，於前婚姻有三個小孩，兩個已經成年，一個正在就讀大學。　⑶被告於本案案發前在市場擺攤販賣玉米維生，每個月平均賺5 、6 萬元。於賣玉米之前，係從事八大行業超過10年。 4、被告與被害人的關係：　⑴被害人為被告的親妹妹，為中度智能障礙人士。　⑵被害人已經結婚，有兩個女兒丁○○、丙○○，其配偶及公婆都已經過世，被害人本來與兩個女兒及大姑(配偶的姊姊)一起住在宜蘭蘇澳，平日在成衣工廠上班，後來因為工廠歇業，才搬回宜蘭七張的娘家與小妹鄺秀芬同住。　⑶被告於110 年8 月25日將被害人帶到高雄，同住於被告所承租的上開租屋處，並教導被害人販賣玉米維生。　⑷依卷附被害人手機中丁○○與被告的LINE對話紀錄，以及被告所提出被害人來高雄之後，伊有帶被害人出遊、吃飯、醫治牙齒等照片（參本院卷㈣第223、227、231-237頁)，被告確實有照料被害人之日常生活，並有帶被害人看牙齒、帶狀疱疹(俗稱皮蛇）之情，足認被告確有關心照顧被害人之實，此部分應認對被告有利，而屬減輕量刑的因子。 5、其他量刑所參酌之情狀：　　　被告雖有表示說被害人的女兒對其不聞不問，不願將被害人接回宜蘭照顧，然而依據卷附丁○○所傳到被害人手機的LINE 對話紀錄中，可以看出丁○○幾乎每天都有向被害人請安問候，並多次向被告說要帶被害人回宜蘭照顧，且丁○○已和被告協調約定3 月21日由被告將被害人帶回宜蘭，只是後來沒有成行，故被告上開所辯，不足採信。 (二)犯罪事實㈠之個別量刑因子： 1、犯罪之動機、目的：　　考量被害人係中度智能障礙人士，為弱勢族群，被告身為親姊姊，理應多加愛護，卻因被害人賣玉米找錯錢，因此要求被害人習作數學習題，又因被害人經常算錯，引發被告不滿，遂對被害人施予不當管教及處罰，而命其爬上上開窗台，再將窗戶反鎖，而非法拘禁被害人，置被害人處於危境，且剝奪其行動自由，其犯罪動機可議，屬從重量刑因子。 2、犯罪之手段：　　上開窗台狹小且高聳，且護欄高度僅達一般人膝蓋部位，稍有不慎，即有隨時跌落墜樓的風險，被告卻將中度智能障礙的被害人拘禁於窗台，再用手機拍照存檔，是對一個比較弱勢的人為犯罪行為，屬從重的量刑因子。 3、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被告把心智年齡跟小孩一樣的被害人關在僅有58公分高的護欄之窗台上，等同是把一個小孩關在窗台上一樣，應可認識到會引起可能墜落的危險。且依上開照片所示，被害人當時雙腳盤坐、雙手環抱雙腿、頭部放低至腿部，背後緊貼窗戶玻璃，整個肢體呈現刻意收縮、放低之蜷縮姿態（檢證5，參本院卷㈢第94頁），因此認為，其所生之危險或損害甚高，屬從重的量刑因子。 4、犯罪後之態度：　　被告犯後，雖坦承有私行拘禁的客觀行為，卻又飾詞狡辯是為嚇唬被害人，而無主觀犯意云云，顯然意圖御責，犯後態度難認良好，亦屬從重量刑的因子。　　　　 (三)犯罪事實㈡之個別量刑因子： 1、犯罪之動機、目的：　　與犯罪事實㈠類似，起因都是因為被告要求被害人計算數學習題，因被害人未能完成被告所規定的數學習題，引發被告的不滿及怒氣而處罰被害人，但本次被告有先用衣架毆打被害人，並再次將被害人拘禁在窗台上作為管教的方式。如此管教方式，無疑對一個心智年齡僅相當於小孩的被害人來說，產生極大的心理壓力，顯為嚴重的不當管教，故屬從重量刑因子。 2、犯罪時所受之刺激：　　本次被告犯罪前曾徹夜飲酒，並服食安眠藥物，有被告酒測單、正修學校財團法人正修科技大學112年7 月26日正超微字第1120010162號函、臺北榮民總醫院112 年9 月6 日職業醫學及臨床毒物部檢驗報告在卷可佐（檢證16，參本院卷㈣第199、201、203-204頁）。被告當天早上回到租屋處後，因見被害人在客廳沙發上睡覺，未完成其所規定的數學習題，引發不滿與怒氣，先辱罵被害人，再以衣架毆打被害人後，命其爬上窗台，並自屋內將窗戶反鎖，而將被害人拘禁於窗台。然不論飲酒、服藥、辱罵或毆打被害人，及將被害人拘禁於窗台等一連串作為，均是出自於被告自由意志之決定及選擇，最後因此鑄成大錯與遺憾，故認屬從重量刑因子。 3、犯罪之手段：　　本次與犯罪事實㈠一樣是將中度智能障礙之被害人關在窗台，差別在於，本次被告將被害人關在窗台之後，隨即回房倒頭睡覺，置被害人身處極高度危險之窗台而不顧，以被害人之立場而言，其完全不知會被關多久才能脫離，而窗台之空間狹小、且窗戶本身高度不及被害人之身高，旁邊緊臨著就是懸空的大樓牆面及防火巷，被害人身處其中，根本無法站直，也不敢站直，亦無法平躺，只能蹲坐而將身體蜷曲著，同時無法飲水或上廁所，堪認屬不人道的待遇。因此，被告對於弱勢族群之被害人為犯罪，及對被害人施以不人道的待遇，應屬從重的量刑因子。 4、違反義務之程度：　　被告將被害人拘禁於上開窗台之上，以該窗台所處位置而言，被害人身處其中，失足跌落之風險極高，一旦失足跌落，必然導致重傷或死亡的結果，一般人對此當有預見之可能，被告為智識正常的成年人，既決意將被害人拘禁於上開窗台，對於被害人失足墜樓致死之加重結果，即負有注意義務，並能夠注意，而被告竟疏於注意，實有嚴重疏失，認屬從重量刑的因子。 5、犯罪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本次被告行為最嚴重的損害，莫過於最終導致被害人墜樓致死。再者，被害人與二個女兒丁○○與丙○○原本相依為命共同居住於宜蘭縣蘇澳鎮，被害人雖為中度智能障礙，但在二名女兒心目中仍是一位稱職的好媽媽，平日都會煮飯洗衣，照顧女兒的飲食及生活，加上個性開朗，脾氣很好，每天都開開心心的，所以母女感情很好，被告突於110年8月25日將被害人接來高雄，原本以為只是小住，且已約定111年3月21日就要回去宜蘭團聚，竟生意外，遂成永別。從丁○○於案發隔日即111年2月20日傳至被害人手機之簡訊內容：「媽媽…」、「媽媽早安…」、「媽媽你有想我嗎…」、「媽媽對不起… 」、「我應該早點接你回去…」、「媽媽對不起…」、「媽媽對不起…」等語（參本院卷㈤第227頁)，可看出頓失母親的丁 ○○心中的懊悔與不捨。足認被告之行為所生之損害非輕，應屬從重量刑的因子。 6、犯罪後之態度：　　考量被告自始至終均否認犯罪，且供詞反覆不一，毫無反省懺悔之意，犯後明顯態度不佳，亦為從重之量刑因子。並審酌被告迄今未與被害人家屬達成和解，亦未給予任何賠償，復未尋求家屬給予諒解或寬恕，且依丁○○、丙○○之證詞，被告事後甚至寄發存證信函，除了伊之前照顧被害人的生活費用、牙齒開刀及住院之看護費用之外，竟然要求渠等必需賠償因被害人不幸墜樓伊請法師訟經超渡、現場灑淨等費用共計50萬元（包括前述全部項目），心態甚為可議，亦屬從重量刑之因子。 7、其他量刑所參酌之情狀：　　本院國民法官法庭以被告之責任為基礎，審酌上開事由等一切情狀後，並審酌被告當初因同情被害人而將其自宜蘭接來高雄就近照顧，並教授其販賣玉米之方，以求被害人學得一技之長，其初衷尚屬良善，且平日雖有責打之情，亦容有提供飲食、生活照顧、陪同看病、住院陪伴之實，核屬從輕之量刑因子。三、本院國民法官法庭綜合以上各情，認為： (一)犯罪事實㈠部分，檢察官具體求刑有期徒刑7月，稍有過輕，爰量處有期徒刑9月。 (二)犯罪事實㈡部分，檢察官具體求刑有期徒刑10年1月，尚屬過重，爰量處有期徒刑9年3月，以資懲儆。另依本案犯罪之性質，認無對被告褫奪公權之必要，併此敘明。丁、沒收部分一、扣案之衣架1枝，係被告犯本件犯罪事實㈡之前持用以毆打被害人所用之物，既非直接用以作為犯罪事實㈡私行拘禁行為之物，檢察官亦稱將另案再作處理等語（參本院卷㈤第48頁) ，國民法官法庭認不予宣告沒收，附此敘明。二、至扣案之刷子木把1枝（已斷裂成3節）、被害人所有門號00 00000000手機1支、被告所有門號0000000000手機1支，並無證據證明與本案之犯罪行為有關，且非違禁物，非義務宣告沒收之客體，爰均不予宣告沒收。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國民法官法第86 條、第87條、第8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王朝弘提起公訴，檢察官邱柏峻、李文和、伍振文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23　　日　　　　　　國民法官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陳紀璋　　　　　　　　　　　　　　　　法　官　李承曄　　　　　　　　　　　　　　　　法　官　張　震　　　　　　本件經國民法官全體參與審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中　　華　　民　　國　　113 　年　　3 　　月　　18　　日　　　　　　　　　　　　　　　　書記官　蔡靜雯附錄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02條私行拘禁或以其他非法方法，剝奪人之行動自由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07

KSHM-113-國審上訴-1-20250107-1

金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詐欺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訴字第557號上訴人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簡偉育選任辯護人陳煜昇律師上列上訴人因被告詐欺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金訴字第657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27日第一審判決（追加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718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簡偉育於不詳時間，加入由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阿東」組成之詐欺集團（涉犯參與犯罪組織罪嫌部分經另案起訴，下稱本案詐欺集團），而居中介紹同案被告李嘉宏（業經原審判決確定）自民國111年3月間某日起，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擔任提領詐騙所得之工作。被告與李嘉宏及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共同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由李嘉宏提供由其擔任負責人之「趁鱻有限公司」設於彰化商業銀行之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彰銀帳戶）供詐欺集團收取被害人遭詐欺款項之用，再由該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所示「詐騙方法」向告訴人胡成發及陳怡涓實施詐術，致渠等2人均陷於錯誤，而於附表「匯款日期、金額、帳戶」欄所示時間匯款至吳雅仁（所涉詐欺犯行，另由警移送偵辦）之華南商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000000，下稱華南銀帳戶，即第一層帳戶）。其後，詐欺集團成員於附表「轉出日期、金額、帳戶」欄所示時間，將告訴人胡成發、陳怡涓之匯款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轉帳至吳雅仁之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帳號000-000000 00000，下稱臺灣中小企銀帳戶，即第二層帳戶），再由詐欺集團成員於111年5月17日9時48分轉帳新臺幣（下同）26 萬3,021元至李嘉宏之彰銀帳戶，由李嘉宏依本案詐欺集團指示，於同日13時46分前往位於高雄市○○區○○路0號之彰化銀行建興分行，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臨櫃提款126萬元後，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以此方式製造資金斷點，因認簡偉育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 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尤不得以被告之辯解不成立，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而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同法第15 6條第2項定有明文。旨在防範被告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以共犯（包括任意共犯及必要共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不特與利用被告自己之自白作為其犯罪之證明同有自白虛偽性之危險，亦不免有嫁禍於被告而為虛偽供述之危險。共犯之自白或其他不利於己之陳述，固得作為認定被告犯罪之證據，但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亦即仍須有補強證據以擔保該共犯自白之真實性，始得採為斷罪之依據。所謂補強證據，指除該自白或不利於己之陳述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2條第2款之洗錢罪嫌，無非係以李嘉宏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胡成發及陳怡涓於警詢之證述、胡成發及陳怡涓檢附之對話紀錄擷圖、轉帳畫面擷圖與報案紀錄、第一、二層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與交易明細、李嘉宏之彰銀帳戶交易明細及取款憑條、李嘉宏提供之Line對話紀錄截圖等為主要論據。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辯稱：我不認識李嘉宏，我沒有把照片傳給李嘉宏過，我不知道為什麼他的手機內有我的照片，我也不清楚李嘉宏提供Line對話紀錄的內容，我沒有介紹李嘉宏來收錢等語。四、經查：㈠、李嘉宏於111年3月間某日提供彰銀帳戶供本案詐欺集團收取被害人遭詐欺款項之用，再由該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所示「詐騙方法」，向胡成發及陳怡涓實施詐術，致渠等均陷於錯誤，匯款如附表「匯款日期、金額、帳戶」欄位所示款項至第一層帳戶，詐欺集團成員將告訴人胡成發及陳怡涓前開匯款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轉帳至第二層帳戶後，復於111年5月17 日9時48分轉帳26萬3,021元至李嘉宏之彰銀帳戶，李嘉宏遂依詐欺集團指示，於同日13時46分前往彰化銀行建興分行，連同其他不明款項臨櫃提款126萬元後，交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等情，業據李嘉宏坦承不諱（見原審院卷第83頁、第96頁、第105頁），並經告訴人胡成發及陳怡涓於警詢中證述明確（見偵卷第43至44頁、第77至81頁），另有李嘉宏彰銀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及取款憑條（見偵卷第 119至171頁）、第一、二層帳戶之開戶基本資料及交易明細（見偵卷第105至112頁）、告訴人胡成發及陳怡涓之報案資料、遭詐騙經過之對話擷圖與相關匯款證明（見偵卷第45至 59頁、第83至102頁）等在卷可佐，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㈡、惟就李嘉宏是否係經被告居中介紹而加入詐欺集團，固經檢察官提出同案被告李嘉宏之證述為證，然經細繹檢察官所提其餘證據，無論係告訴人胡成發及陳怡涓之證述、報案紀錄、匯款單據、遭詐騙經過之對話紀錄擷圖、第一層帳戶之歷史交易明細等件，至多只能證明告訴人胡成發及陳怡涓確實因受騙而匯款至第一層帳戶及事後報案等情；而第二層帳戶及李嘉宏之彰銀帳戶交易明細、取款憑條等件，亦只能證明李嘉宏之彰銀帳戶確實作為詐騙集團收取贓款之工具，且李嘉宏依指示提領贓款等情，均無從認定被告確有參與本案詐欺集團之本案犯行。㈢、又同案被告李嘉宏雖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均證稱係簡偉育介紹其加入本案詐欺集團，且曾指示其提領款項等語，並提供其與「WEI」之Line對話紀錄擷圖為證（見偵卷第263至307 之1頁）。而李嘉宏所提出之上開Line對話中，與李嘉宏對話之人確曾傳送被告之照片，且最後以「WEI」之名稱離開聊天（見偵卷第248頁），被告亦自承：偵卷第31頁的照片是我，另一張在床上的照片也是我（偵一卷第247、248頁）。被告雖辯稱：我的Line名稱為「WEIII」，我不知道為何李嘉宏Line名稱「WEI」的照片中會有這些照片，我沒有傳給李嘉宏，我的照片曾經在臉書跟IG有張貼這些照片，有錢的照片是我在做二手車買賣時要收車的錢，可能是被盜圖云云，然李嘉宏見對方傳送該等照片後，並未有質疑為何對方傳送他人之照片之情形，顯見依李嘉宏之認知，照片中之人即為「WEI」本人，即非被盜圖之情形，被告辯稱全然不認識李嘉宏且未曾傳送照片給李嘉宏云云，當不足採。㈣、然綜觀前開擷圖之訊息，傳送日期均在111年4月間，與李嘉宏於警詢所證稱：我於111年3月中旬時積欠高利貸資金周轉不靈，有位朋友暱稱「小偉」男子說將帳戶借他做為網路博弈匯款，我再將錢領出給「阿東」，即可從中獲得1%之傭金（見偵卷第16頁），及本件之告訴人受騙而匯款至李嘉宏帳戶之時間111年5月中旬，均有約1個月之差異，且該等通話之內容全然未提及介紹李嘉宏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或指示其提款等內容。再者，據同案被告李嘉宏以證人身分於原審證稱：（檢察官問：偵卷第263至307之1頁是否為你跟簡偉育的對話及照片？）他自己傳給我的。（檢察官問：他要跟你炫耀說這個很好賺嗎？）他就是說賭博有人就贏這麼多錢。（檢察官問：就是說很好賺，讓你…）繼續賭下去。（檢察官問：繼續跟著他做車手的工作？）沒有，那時候他是炫富說，我就是因為賭博輸錢，繼續拚有可能還會再拚起來，輸了錢，欠這麼多債務，提供帳戶給他們公司利用賭客下資金後把錢領出來，然後也可以還債。（辯護人問：在本案你有提到一位綽號「阿東」之人，你手邊還有沒有留存你跟「阿東」相關的通訊軟體紀錄？）沒有，就是Telegram而已，都被他們刪除掉。（辯護人問：為什麼過程中你有辦法提供簡偉育的對話紀錄？）那是更早之前我還沒有被他們利用，我還在賭博的時候，他也有提供娛樂城還是一些帳號給我去玩，我提供給警方說我是從這樣開始跟他認識的。（辯護人問：具體內容是怎麼樣？）他介紹我進入、利用我的時候，他們就叫我下載Telegram，一開始他跟我在賭博、討論等都是用 Line，是事後騙我、要利用我進去做詐欺這個動作的時候才用Telegram等語（原審院卷第245至247頁）。觀諸上開證詞，益證依據李嘉宏所言，其所能提供之對話紀錄擷圖僅係與對方討論賭博事宜，並未提及介紹加入本案詐欺集團及要求提供帳戶與提領款項等情，而其所稱對方嗣後轉移到Telegr am上介紹伊本案犯行云云，並無證據可佐，自無從補強其不利於被告之證述。㈤、從而，本案除同案被告李嘉宏之證述外，卷內並無其他證據足認被告確曾介紹李嘉宏加入本案詐欺集團，或被告與李嘉宏及其他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有本案犯行之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則被告是否確有起訴書所載犯行，尚屬不能證明。五、原審以本件除共犯李嘉宏之單一證述外，卷內尚乏其他證據可資補強，認檢察官所舉事證，尚未達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而對被告為無罪之諭知，核無違誤。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介紹李嘉宏加入詐欺集團並指示其提領款項等情，業經證人李嘉宏證述明確，且證人李嘉宏提出之對話紀錄尚有多張被告之照片，顯見被告辯稱不認識李嘉宏云云並非事實，反足以證明證人李嘉宏所述應屬實在，且渠等之對話紀錄中有多次語音通話，證人李嘉宏證述係經由被告居中介紹而擔任車手，應屬可採，被告之犯行應堪認定。惟同案被告李嘉宏之證述並無其他證據可資補強，被告辯稱不認識李嘉宏之辯解縱不可採，亦僅能證明被告與李嘉宏相互認識，尚難以此作為補強證人李嘉宏證述之證據或認定被告犯罪之積極證據。是檢察官循告訴人陳怡涓具狀請求上訴，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同案被告李嘉宏有罪部分，未據上訴，不另論列。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汶哲提起公訴，檢察官劉河山提起上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本判決須符合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之規定始得上訴。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規定：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377條至第379條、第393條第1款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表：編號告訴人詐騙方法匯款日期、金額、帳戶轉出日期、金額、帳戶轉出日期、金額、帳戶 1 胡成發告訴人胡成發於111年4月間在LINE上認識暱稱「黃慶鴻」之詐騙集團成員，對方自稱為貝萊德投資證券台灣區負責人，向告訴人佯稱可透過下載名稱為「貝萊德」之假投資不詳應用軟體，以隔日沖銷之操作方式進行投資以獲利云云，致胡成發信以為真，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如右列款項至左揭帳戶內。 111年5月17日9時18分（5萬元）吳雅仁所有之華南銀帳戶 111年5月17日9時31分（4萬9021元）吳雅仁所有之臺灣中小企銀帳戶 111年5月17日9時48分（26萬3021元）李嘉宏所有之彰銀帳戶 2 陳怡涓告訴人陳怡涓於111年3月30日在不詳網站點選LINE連結後，與暱稱「黃慶鴻」之詐騙集團成員互加好友，對方自稱為貝萊德公司分析師，向告訴人佯稱可透過下載假投資不詳應用軟體進行投資以獲利云云，致陳怡涓信以為真，陷於錯誤而依其指示匯款如右列款項至左揭帳戶內。 111年5月17日9時34分（5萬元）、37分（3萬元）吳雅仁所有之華南銀帳戶 111年5月17日9時44分、46分（連同其他不明款項分別轉帳15萬8018元、5萬元）吳雅仁所有之臺灣中小企銀帳戶

2025-01-07

KSHM-113-金上訴-557-20250107-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140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吳東慶上列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對於本院104 年度上訴字第484 號，中華民國104 年8 月25日第二審確定判決，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再審之聲請駁回。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　㈠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吳東慶（下稱聲請人）否認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新臺幣(下同)500 元給購毒者徐世賢（下稱徐世賢），且無營利之事實，本件事實上是徐世賢之前向聲請人借款後，要返還聲請人500 元。聲請人於本案犯行前，身上僅餘500 元現金及價值1000元之甲基安非他命，因為要償還韓青樺1000元欠款，便打電話給徐世賢要求歸還 500 元，此有卷內韓青樺、陳明宏及張佑生等人之證述可證。原確定判決未調查審酌卷內韓青樺、陳明宏及張佑生等人之筆錄內容，顯有錯誤。　㈡依據原確定判決附表所示之通訊監察譯文，聲請人並未向徐世賢有詢問或推銷之意思，徐世賢誤認其所交付之500 元是購買甲基安非他命的對價，且徐世賢於審理中亦有證述有欠款聲請人500 元之事實。退步言之，聲請人向韓青樺購買10 00元毒品，其中500 元由聲請人支付，剩餘500 元由徐世賢支付，聲請人及徐世賢皆有取得毒品，聲請人並無任何營利。聲請人因發現上述新事實及新證據，足認應受無罪之判決，依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第3 項規定聲請再審。二、按經法院認無再審理由而以裁定駁回後，不得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法院認為聲請再審之程序違背規定者，應以裁定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434 條第3 項、第433 條定有明文。所謂同一原因，係指同一事實之原因而言，法院應就重行聲請再審之事由暨所提之證據方法，與前經實體裁定駁回之聲請是否同一加以判斷。若前後聲請再審原因事實以及其所提出之證據方法一致者，即屬同一事實之原因，自不許其更以同一原因聲請再審，亦不因聲請意旨陳以不同之說詞或論點，即謂並非同一事實原因（最高法院108 年度台抗字第108 　、504 、623 、628 、1082號、111 年度台抗字第7 號刑事裁定要旨參照）。經查：　㈠聲請人本次係以原確定判決有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所示事由，向本院聲請再審，然審核聲請人刑事聲請再審書狀所示再審理由之一，係以原確定判決對於聲請人與徐世賢之通訊監察譯文及徐世賢之證述等證據方法等之認事評價有誤。　㈡惟查，聲請人前以原確定判決有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規定所示事由，向本院聲請再審，並經本院以113 年度聲再字第66號刑事裁定，以聲請再審無理由，駁回聲請人再審之聲請，嗣經最高法院以113 年度台抗字第1707號駁回聲請人之抗告確定（見本院卷第109 至116 頁，下稱第一次再審）。其中，第一次聲請再審之再審理由，經核與本次聲請再審理由之一，即聲請人主張前開通訊監察譯文及徐世賢之證述，作為新事實及新證據，二者之原因事實同一，證據亦均同一，業經本院調取上開卷證核閱屬實（見本院卷第10 7 頁）。　㈢綜上，依據最高法院所揭示之前述判斷標準，比對本院第一次再審聲請意旨及本次聲請再審意旨上開部分，聲請人就此部分所指摘之聲請再審證據方法均屬同一，且本次聲請再審理由經核亦與第一次再審聲請意旨之意旨相同，又聲請人就本院第一次再審及本次聲請再審，亦均係以刑事訴訟法第42 0 條第1 項第6 款作為再審事由，又屬同一，依據前述說明，聲請人本次聲請再審，就此部分既與本院第一次再審之聲請再審事由，確有同一原因事實之情形存在，聲請人本次聲請再審之程序就此部分已違背規定而不合法。三、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所謂發現之新事實、新證據，不以該事證於事實審法院判決前已存在為限，縱於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亦屬之。但聲請人依憑其片面、主觀所主張之證據，無論新、舊、單獨或結合其他卷存證據觀察，綜合判斷之評價結果，如客觀上尚難認為足以動搖第二審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同無准許再審之餘地。另依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第3 項規定聲請再審者，指該證據於案情有重要關係且未經審酌者而言，如證據業經法院本其自由心證予以取捨及判斷，僅係對此持相異評價，即不能以此為由聲請再審。經查：　㈠聲請人原係以「其為償還韓青樺1000元欠款，乃撥打電話予徐世賢要求歸還先前欠款500 元」作為歷次抗辯及再審理由。聲請人又以「其向韓青樺購買1000元毒品，其中500 元由聲請人支付，剩餘500 元由徐世賢支付，聲請人及徐世賢皆有取得毒品」作為再審聲請理由。經核上開二項抗辯明顯矛盾無法同時併存，聲請人以之作為再審理由，已難採信。　㈡聲請人另以原確定判決未審酌韓青樺、陳明宏及張佑生等人之證述，作為本次聲請再審理由。然查，聲請人係於102 年 8 月26日16時28分30秒與徐世賢通話後，於同日17時販賣價格500 元之甲基安非他命予徐世賢（見本院卷第7 至8 頁之原確定判決）。其中：　⒈向聲請人購買毒品之證人徐世賢，於警詢及偵查中均一致證稱是向聲請人以500 元購買毒品等語（見本院卷第215 至22 9 頁之警詢及偵查筆錄）；於原審翻異前詞，先改稱有向聲請人借款500 元，又改稱借款1000元，且當時係向綽號「阿毛」購買毒品云云（見本院卷第264 至272 頁）。上情業據原確定判決調查後，認定徐世賢於法院所為證述為不可採（見原確定判決第7 至8 頁），亦據聲請人於第一次再審以之作為再審事由，經本院以聲請再審無理由駁回確定在案（見本院卷第97至98頁之刑事裁定），自不容聲請人再事爭執，以之對原審為相異評價。　⒉陳明宏係於102 年8 月24日凌晨11時42分許至25日凌晨4 時4 7分許與聲請人通話聯絡，聲請人與陳明宏討論購買甲基安非他命時，完全未提及再審意旨所指「聲請人為償還韓青樺 1000元欠款，乃撥打電話予徐世賢要求歸還先前欠款500 元」等情，業經本院調閱原確定判決卷內陳明宏之歷次筆錄核閱屬實（見本院卷第187 至195 、250 至263 頁之歷次筆錄）。　⒊張佑生則於102 年9 月16上午某時，藉由聲請人幫助向韓青樺購買甲基安非他命，聲請人與張佑生及韓青樺見面對話時，亦未曾提及再審意旨所指「聲請人為償還韓青樺1000元欠款，乃撥打電話予徐世賢要求歸還先前欠款500 元」等情；上情同經本院調閱原確定判決卷內張佑生之歷次筆錄屬實，有提及韓青樺部分之時間則為102 年9 月16日，但本案販賣毒品之時間是在102 年8 月26日，亦與本案無關（見本院卷第197 至213 頁之歷次筆錄）。　⒋就韓青樺部分，經本院調閱原確定判決卷內韓青樺之歷次筆錄，韓青樺證稱聲請人有欠款1000元部分即有所討論部分，係發生於000 年0 月00日前某日至102 年8 月27日止，但係與不知真實姓名綽號「豬仔」交易毒品，及於102 年9 月16 日與張佑生交易毒品。然而，本案販賣毒品之時間是在102 　年8 月26日，交易毒品對象為徐世賢，且徐世賢並非綽號「豬仔」之人。另對於徐世賢有無向聲請人借款500 元及聲請人有無向徐世賢取得500 元等節，韓青樺均未曾為證述（見本院卷第139 至185 、273 至278 頁之歷次筆錄）。　㈢綜上，聲請人就此部分所提再審理由，經本院調閱卷證審查後，聲請人所指上開三名證人之歷次陳述，無從佐證聲請意旨所指之情事確實存在，難認就此部分與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 項第6 款、第3 項規定之要件相符。從而，本件就此部分之再審聲請，為無理由。　　四、綜上，聲請再審意旨所指事由，部分係以同一事實再為聲請而不合法，部分則非新事實或新證據而無理由，均應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33 條、第434 條第1 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璧君　　　　　　　　　　　　　　　　　　　法　官　石家禎　　　　　　　　　　　　　　　　　　　法　官　李東柏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黃瓊芳

2025-01-07

KSHM-113-聲再-140-20250107-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妨害秩序等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679號上訴人即被告陳尚緯選任辯護人許惠珠律師上列上訴人因妨害秩序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審訴字第433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少連偵字第4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按上訴得對於判決之一部為之；對於判決之一部上訴者，其有關係之部分，視為亦已上訴。但有關係之部分為無罪、免訴或不受理者，不在此限；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刑事訴訟法第348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於本院明確表示僅就原判決之科刑部分提起上訴（見本院卷第78、117頁），因此本院僅就被告上訴之量刑部分加以審理，其餘原判決所認定被告之犯罪事實、適用之法律、罪名及沒收部分，均不在審理範圍，此部分詳如原判決所載。二、被告上訴意旨略以：原審判決認被告與同案被告方瑞陽、張姓少年就何人為首謀相互推諉，然依方瑞陽、張姓少年之供述，可知悉本件之主導者並非被告，量刑自應較其他人為輕，惟原審對被告與同案被告方瑞陽同判處有期徒刑9月，實屬過重；被告與告訴人乙○○於偵查中即達成和解，且被告亦有給付賠償金之意願，係因經濟能力難以負擔，方無法依約履行；刑法第150條第2項僅為得加重，被告與祖父母相依為命，且為家中經濟來源，如被告入監服刑，將影響祖父母之生活，請求不予加重，宣告得易科罰金之刑度。三、上訴論斷：㈠、刑之加重減輕　⒈刑法第150條第2項部分　　被告及同案被告方瑞陽確實分別攜帶高爾夫球桿及木棍等物前去毆打告訴人，業經原審認定明確，查高爾夫球桿為金屬材質，質地堅硬；方瑞陽所持木棍長度約85公分（見警卷第 149頁），亦為堅硬之材質，自均足以對人之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客觀上具有危險性，屬刑法第150條第2項第1 款規定之兇器無疑。而刑法第150條第2項雖採相對加重立法，但立法說明已指出是否有加重之必要，應考量對公眾所造成之生命身體健康等危險是否大幅增加、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是否有所提升等項為斷，法院自應審酌個案犯罪情節、聚集人數、兇器種類、因群眾失控導致犯罪規模擴大或加劇法益侵害，暨波及無辜第三人而破壞公共秩序之危險程度，綜合權衡考量是否有加重其刑之必要性。審諸被告與同案被告方瑞陽所攜帶之兇器固非槍械、刀械或爆裂物、易燃性、腐蝕性液體等危險性極高之物，然球桿、木棍屬便於攜帶之物，且團體中之眾人於妨害秩序時均能輕易持之使用，是眾人失控時，因持有該等兇器而導致對社會秩序之妨害程度提升之可能性亦較高，以刑法第150條第1項之法定刑尚不足以妥適評價被告罪責，自應加重其刑。　2.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部分　　張姓少年於本案犯行時固為12歲以上未滿18歲之少年，然被告行為時，民法第12條尚未生效施行，被告於行為時未滿20 歲，依修正前民法規定即尚未成年，不符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112條第1項前段之成年人與少年共犯之加重規定，無從依該條規定加重其刑。　⒊刑法第59條部分　　按刑法第59條減輕其刑之規定，必須犯罪另有其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刑期，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本院審酌被告與告訴人素不相識，無從有何深仇大恨，僅因係受人邀約，即在告訴人之住處外埋伏，並為原審認定之犯行，被告顯係蓄意犯罪，難認有何特殊之原因、環境導致其犯罪，客觀上亦無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情狀。至被告所述為家中經濟支柱、須扶養祖父母之生活狀況，均係被告為本次犯行前即已存在之情形，被告於犯罪前非不能慮及自身對家人之責任而拒絕他人犯罪之邀約，無科以最低度刑猶嫌過重之情狀，檢察官亦認被告之情形不符合刑法第59條之要件（見本院卷第130頁），爰不依刑法第59條之規定減刑。㈡、原判決就認被告所犯之罪事證明確，審酌被告就與自身無涉之糾紛，竟應他人之糾集而與同案被告方瑞陽、張姓少年分擔前述犯行，一同攜帶兇器前往毆擊告訴人，並由張姓少年紀錄經過，無端造成告訴人受有非輕之傷勢及內心之恐懼，迄今仍未能找出首謀起意之人，其犯罪動機、手段與目的均毫無可取，惡性及破壞社會秩序之程度非輕。被告有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前科（不構成累犯），素行非佳，且與同案被告方瑞陽均有實際下手毆擊告訴人，被告與同案被告方瑞陽之犯罪情節、參與程度及惡性應相當，惟念及被告犯後已坦承犯行，已見悔意，被告雖於偵查中即與告訴人達成調解，但後並未依約賠償；及被告為高職肄業，現從事玻璃維護，收入不穩定，無人須扶養、家境普通等一切情狀，再參酌告訴人歷次以言詞及書面陳述之意見，量處有期徒刑9 月。經核原判決已敘述其就被告所犯之罪之科刑理由，且量刑已審酌前開等情及刑法第57條所列各款情狀，為其量刑責任之基礎，量刑均稱妥適，並無任何偏重不當或違法之處。㈢、被告雖據前詞上訴主張原判決量刑不當（詳上開被告上訴意旨所載），惟查：　⒈按刑之量定，係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苟其量刑已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並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在法定刑度內，酌量科刑，且無明顯違背公平、比例原則，即不得任意指為違法或不當。本件原判決已具體審酌上開刑法第57條科刑等一切情狀，在罪責原則下適正行使其量刑之裁量權，就被告所犯之罪量處有期徒刑9月，既未逾越法定刑度（按：刑法第150條第1項後段之法定刑為6月以上、5年以下之有期徒刑，依同條第2項加重後，處斷刑為7 月以上、7年6月以下之有期徒刑），亦無濫用刑罰裁量權及違反比例原則情事，經核原判決就被告所為量刑之理由甚詳，核無不合。　⒉就本件應依刑法第150條第2項加重其刑之理由，業如前述；另本件就何人方為主謀一事，被告供稱：是方瑞陽約我去打高爾夫，打人是張姓少年下令，我看方瑞陽動手，我才跟著動手（見偵卷第35頁），張姓少年證稱：是方瑞陽找我去（見警卷第47頁），同案被告方瑞陽供稱：我不認識告訴人，我只是跟隨大家一起去打人（見原審之院卷第125頁），固均未指被告為主謀，惟被告等人傷害告訴人時，張姓少年在一旁錄影，此經被告、同案被告方瑞陽及張姓少年供述一致，佐以告訴人表示不認識被告、同案被告方瑞陽及張姓少年，堪認指使被告等人犯本案之人並非被告、同案被告方瑞陽或張姓少年，而另有主謀隱身在後，是原審因而認被告與同案被告方瑞陽之參與程度相當，並量處相同之刑度，無何輕重失衡之誤。　⒊而被告雖以其係囿於經濟能力及家庭狀況，方無法依約賠償告訴人，惟查本件事發為111年4月18日，被告於偵查中即於 112年4月25日以新臺幣（下同）40萬元與告訴人達成和解，約定被告自112年5月6日起以每月1期，每期給付5萬元（計5 期），及自112年10月6日起以每月1期，每期給付3萬元（計 5期）之方式給付，此有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2年度雄司偵移調字第697號調解筆錄在卷可查（見偵卷第119、120頁），惟被告僅於112年5月8日賠償1萬元，後即以入伍服役為由，請求減少於入伍期間賠償之金額，經告訴人同意後，仍未依其承諾履行，至113年6月5日始再賠償1萬元，此有告訴人刑事陳述意見（二）狀及所附簡訊內容可證（見本院卷第97至 102頁），被告亦自承：目前只有給付2萬元，因為我經濟狀況沒有辦法繼續負擔（見本院卷第128頁）。被告雖稱之前係因受告訴人之律師之無形壓力才會答應以40萬元和解，然本院審酌告訴人所受傷勢為頭部外傷、左右側橈骨、左側脛腓骨、右側髕骨多處骨折、右眉撕裂裂傷、右眼挫傷、多處擦傷等傷勢，且於111年4月18日急診後即住院治療，接受骨折復位內固定手術，至111年4月28日方出院，此有告訴人之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診斷證明書可參（見他卷第 13頁），以告訴人之傷勢非輕，且被告於和解時亦為成年人，被告自應能判斷事情之嚴重性，難認有何出於壓力不得不答應之情形。而被告後以其當兵為由請求告訴人通融，告訴人亦給予被告相當之寬限，然調解成立至今已逾1年半，被告卻連調解所約定之第1期5萬元均未能給付完全，告訴人因而認被告反覆無常，無賠償之意願（見告訴人刑事陳述意見㈡狀），告訴人所受之損害未受填補，自難僅以被告所稱主觀上仍有賠償之誠意或經濟狀況不佳，即認原審有何量刑過重之情形。㈣、從而，被告上訴指摘原審量刑過重，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又被告前因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案件，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以111年度簡字第2013號判處有期徒刑2月（併科罰金）確定，於112年3月15日執行完畢，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可參（見本院卷第111、112頁），即不合刑法第74條第1項各款之緩刑要件，自無從宣告緩刑，附此敘明。　　　四、同案被告方瑞陽經原審判決後，未據上訴，不另論列。　　據上論結，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件經檢察官張志宏提起公訴，檢察官高碧霞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唐照明　　　　　　　　　　　　　　　　　　　法　官　林家聖　　　　　　　　　　　　　　　　　　　法　官　蔡書瑜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黃瀚陞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150條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脅迫者，在場助勢之人，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犯前項之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一、意圖供行使之用而攜帶兇器或其他危險物品犯之。二、因而致生公眾或交通往來之危險。

2025-01-07

KSHM-113-上訴-679-20250107-1

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違反藥事法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250號公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沈民森上列被告因違反藥事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449、3582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沈民森無罪。　　理　由（為利精簡，案內相關人於初次提及後將適度省略稱謂）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沈民森基於轉讓禁藥之犯意，於民國11 3年1月25日上午10時許，在其位於新竹縣○○鄉道○街00號住處，轉讓第二級毒品亦屬禁藥之甲基安非他命2包（合計淨重1.89公克，下稱本案毒品）給證人鄭詠州（鄭詠州所涉施用毒品等罪嫌另經本院以113年度竹簡字第529號判處有罪確定）以供施用，嗣經警另案於同日上午11時13分許前往上址執行搜索，在鄭詠州身上扣得本案毒品而查獲上情（被告另經扣案毒品等物而涉及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部分由檢察官另以113年度偵字第17337號提起公訴）。因認被告涉犯藥事法第83條第1項之轉讓禁藥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證據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而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時，即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前揭罪嫌，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證人鄭詠州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鄭詠州經扣案之本案毒品及其毒品檢驗報告、警方搜索現場照片等為其論據。訊據被告否認有何犯行，辯稱：本案毒品是鄭詠州自己帶來的，先前警詢及偵查中會說是我轉讓給他的，是因為不想讓鄭詠州也有責任，且想盡快交保等語（院卷第58-59、229 頁）。經查：　㈠基礎事實：　　警方於113年1月25日上午11時13分許前往被告位於新竹縣○○ 鄉道○街00號之住處執行搜索，搜索當時被告及鄭詠州在場，並扣得本案毒品等情，均經被告及鄭詠州於警詢、偵查及審理中均供（證）述明確（113偵2449卷【下稱偵卷一】第4 、57-59頁、113毒偵245卷【下稱偵卷二】第6頁），並有本院113年度聲搜字62號搜索票扣押物品目錄表、警方搜索現場蒐證照片、本案毒品之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毒品證物檢驗報告、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扣押筆錄等在卷可查（偵卷一第7、13-16、63頁、偵卷二第12-14頁）是此部分事實固堪認定屬實。　㈡至於被告及鄭詠州固然於警詢及偵查中均供（證）述「本案毒品乃被告無償轉讓給鄭詠州」等語（偵卷一第4、57-59頁、偵卷二第6頁），惟其等於審理中則均改稱「本案毒品乃鄭詠州自行攜帶至案發現場」等語（院卷第58-59、219、22 9頁），是其等說詞迄今已有前後不一之情形。而經本院依職權向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調取案發當日搜索現場錄影畫面並進行勘驗結果要旨如下（院卷第216-217、233-236頁）：　⒈於影像前18秒，鄭詠州係「以雙手在左腳褲管內側不斷翻動，於影像第10秒時取出第1包毒品，再於第18秒時取出2包毒品」。　⒉其後於影像第3分28秒時起，被告、鄭詠州及與警方之對話內容則為：　　沈：啊你們那個、你們那個不要為難我老婆啦！我老婆她就　　　　傻傻的什麼都不知道。　　警：不會啦!有什麼就什麼。　　沈：外面、通通都在這邊，通通都在這裡，你們突然衝來我　　　　也沒有機會藏啊！　　警：那你老婆有沒有在用？　　沈：她沒有在施啦！　　警：少少嘛！　　沈：少少而已啊！不要為難她了，我跟你們回去就好了！這　　　　個朋友他也是來找我他也沒有他的事情啊！　　警：他身上有毒品還沒有他的事情！　　沈：他的毒品是我剛剛塞給他的。　　警：你剛剛塞給他的？　　沈：對啊！他不知道啦！　　警：啊錢呢？　　沈：沒有錢啦！　　鄭：（搖頭）沒有、沒有。　㈢而依上開勘驗結果要旨⒈，可知於警方到場執行搜索時，鄭詠州係將本案毒品藏放在其褲管夾縫中、單單要將之取出即已花費將近20秒，故依常理而言，本案毒品本有較高可能性非其基於立即供施用目的而持有；換言之，本案毒品係鄭詠州僅以「隨身攜帶」之心態而持有的可能性較高。而既然如此，本案毒品實際上為鄭詠州自行攜帶到場的可能性本就無法逕予排除。　㈣又查，前揭本院所核發之搜索票上所載受搜索人除被告外，尚包括其配偶羅彩珍（偵卷一第7頁），可知警方於偵辦被告所涉另案販賣毒品犯嫌時，本即同時鎖定羅彩珍亦同樣涉嫌重大；若以此角度觀察上開勘驗結果要旨⒉，則可發覺被告於搜索現場雖亦曾供稱本案毒品係其轉讓予鄭詠州，但依其語境亦顯見被告欲以自行扛下相關毒品刑責為條件而迴護羅彩珍，並且也執相同心態以「我塞給他的」的說法試圖減輕鄭詠州本已無可避免之持有本案毒品刑責。況以，鄭詠州乃係將本案毒品藏放在其褲管夾縫中，已如前述，顯然不可能不知本案毒品之存在，然被告於現場甚且一併向警方表示「鄭詠州不知道我塞給他毒品」等語，益見被告於搜索現場所述難認與客觀事實全然相符。是以，被告於案發現場既有此等刻意藉詞為羅彩珍、鄭詠州等人減輕刑責之心態，則被告亦甚有可能係執相同心態而於案發當日之警詢及偵查中持續為上開不利於己之自白內容，是以，上開自白內容是否確與客觀事實相符，自同屬可疑。而基於相同觀點，鄭詠州於同日警詢及偵查中與被告所述內容相同的證詞，也同樣難以逕為不利被告認定的依據。　㈤至於上開勘驗結果要旨⒉中，被告及鄭詠州雖於案發現場警方詢問轉讓本案毒品是否有償時，均同稱為無償轉讓，但依常理觀之，若前階段的「轉讓」行為本不存在，被告卻又自願擔負「無償」轉讓責任，對被告及鄭詠州而言本已達成為鄭詠州減輕持有本案毒品刑責的目的，雙方自無必要再將之提升為更重的「有償」情節，故即使被告及鄭詠州當時否認本案係「有償轉讓」，仍不足以逕為「無償轉讓」行為存在的充足證據，併此敘明。四、綜上所述，公訴意旨所提出之相關證據，並未使本院就被告所涉轉讓禁藥罪嫌達於無合理懷疑之程度，揆諸前揭說明，自屬不能證明犯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2條、第301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林李嘉提起公訴，由檢察官何蕙君、李昕諭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黃沛文　　　　　　　　　　　　　　　　　　法　官　劉得為　　　　　　　　　　　　　　　　　　法　官　卓怡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被告不得上訴，檢察官得上訴。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田宜芳

2025-01-07

SCDM-113-訴-250-20250107-1

金訴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556號公訴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廖乙達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6491號），嗣被告於準備程序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之旨，並聽取被告與公訴人之意見後，進行簡式審判程序，判決如下：　　主　文乙○○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未扣案洗錢之財物新臺幣20萬元沒收。　　事　實乙○○自民國112年10月3日起，加入通訊軟體LINE代號「路遠」等人（均無證據證明為未滿18歲之人）所屬詐欺集團擔任向被害人取款、再將款項轉交上手之俗稱「車手」工作（所涉參與犯罪組織犯行另經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以113年度金訴字第116號判決）。乙○○與「路遠」及該集團所屬其他成員間，共同基於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之三人以上詐欺取財、洗錢、行使偽造私文書等犯意聯絡，由該集團不詳機房成員向甲○○聯繫而訛稱：可於投資APP操作股票投資獲利等語，致甲○○陷於錯誤，依指示於112年10月19 日下午3時19分，在甲○○位於新竹市○區○○路000巷00號之住處，向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面交現金新臺幣（下同）20萬元之投資款，而乙○○則基於與上開詐欺集團成員之共同犯意聯絡，依指示於11 2年10月19日下午3時19分前某時依「路遠」指示前往不詳超商列印一正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一正公司）之「現金憑證收據」後，於112年10月19日下午3時19分許，至甲○○位於新竹市○區○○ 路000巷00號之住處將上開「現金憑證收據」交予甲○○收執而行使之，以此方式向甲○○收取20萬元贓款得手後，再依「路遠」指示方式將款項交予詐欺集團上游，其等以此輾轉交付之方式製造金流斷點，掩飾及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以洗錢，且足以生損害於甲○○及「一正公司」。嗣經甲○○發覺受騙報警處理，而悉上情。　　理　由（為利精簡，案內相關人於初次提及後將適度省略稱謂）一、訊據被告乙○○對於前揭犯罪事實均坦承不諱（院卷第144、1 52頁），並經證人甲○○於警詢中證述明確（偵卷第7-8頁），且有甲○○提出之「一正公司現金憑證收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2年12月8日刑紋字第1126059937號指紋鑑定書、甲○○之本案相關報案及警方通報紀錄等在卷可查（偵卷第9、16-20、28-30頁），足認被告自白與事實相符，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所為足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法律適用：　㈠新舊法比較：　　按刑法第2條第1項之新舊法比較，其比較者為「法律」而非僅就「刑」為比較，故應就與罪刑有關之共犯、未遂犯、連續犯、牽連犯、結合犯以及累犯加重、自首減輕、暨其他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一切情形，綜其全部之結果，而為比較，再適用有利於行為人之整個法律處斷（最高法院113 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本案以下即分別說明新舊法之比較結果：　⒈不法要件及刑罰減輕要件部分：　　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8月2日修正生效（新制定之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及第44條之刑罰加重要件規定，基於罪刑法定原則，自與本案無涉）。而新修正洗錢防制法將舊法第14條移列為第19條後，新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之最輕法定刑為有期徒刑6月，其修法目的本即在於給予如受有期徒刑6月以下宣告者有得易科罰金之機會，自係輕於舊法；又新修定之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及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均就涉犯一般洗錢罪、刑法加重詐欺罪之行為人設有與舊法時代不同之犯罪減（免）其刑要件，且新修定規定較之歷次舊法時代規定「自白減輕」規定而言，係新增「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之要件，則並未對被告較有利。經綜合比較後，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洗錢防制法部分應整體適用較有利於被告之修正後規定。　⒉沒收規定部分：　　有別於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2項「洗錢之財物以外之財物」必須行為人所得予支配始應宣告沒收，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則規定「洗錢之財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應予沒收，故新法下所謂的「洗錢之財物」顯不以行為人具有實質支配力為構成要件，所有行為人自被害人處取得並轉交上游的錢都是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宣告沒收的範圍。又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是以此部分亦無新舊法比較之問題，應逕行適用裁判時法即上開新修正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惟刑法第38條第4項、第38條之1第3項之沒收追徵規定及同法第38條之2第2項過苛等裁量不予沒收之規定，依條文意旨均以「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之沒收，或「犯罪所得」之沒收為前提，而新修正洗錢防制法並無就「洗錢之財物」的追徵規定，而應予沒收的「洗錢之財物」，經核亦難以直接將其性質定性為刑法第38條第2項、第38條之1第1項所列「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或「犯罪所得」等其中任何一類，故此部分「洗錢之財物」沒收，縱未扣案，本院認為仍無從進一步適用上開刑法之追徵規定或過苛等裁量不予沒收之規定（另本院亦認若參酌新修正規定強化打擊洗錢行為之修法目的而言，關於過苛裁量部分未予一併入法乙節是否確屬法律漏洞亦非明確，故亦認於本案尚無類推適用之餘地），而僅能就之單純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㈡故核被告所為，均係犯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刑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私文書罪。其等共同偽造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被告於本案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上開3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㈢又詐欺集團分工細緻，被告雖未自始至終參與各階段之犯行，且無證據證明與實際詐騙相關被害人之機房成員間彼此相識，然依現今詐欺集團詐騙之犯罪型態及模式，其等就所屬詐欺集團成員以本案手法行騙，當為主觀上所已預見之範圍，其等復在如事實欄所示犯行之合同犯意內，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而相互利用其他詐欺集團成員之部分行為以遂行犯罪之目的，自難謂無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而應就共同意思範圍內之全部行為負責，故被告與「路遠」及該集團所屬其他成員（含機房、上游收水等）間，分別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各依刑法第28條之規定論以共同正犯。三、量刑審酌：　　爰以行為人之行為責任為基礎，審酌本案與刑法第57條各款規定相適合之事實暨其他一切情狀（被告本案所實際領取之贓款數額多寡、其於偵查及審理中均知坦承犯行犯後態度良好且合於其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精神、依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知之素行等），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又依刑事訴訟法第310條之2準用同法第454條第1項規定，上開審酌細節並非行刑事簡式審判程序判決之必要記載事項，爰不另予詳細敘明四、沒收：　㈠被告本案「洗錢之財物」為20萬元，雖均未扣案，然依前揭說明，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仍應依新修正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分別宣告沒收之。　㈡至於被告本案實際獲取之犯罪所得，因本院業就其上開洗錢之財物宣告沒收，若再就犯罪所得部分宣告沒收應認尚有過苛，爰另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不另宣告沒收。五、不另為無罪諭知部分：　　公訴意旨雖另指被告本案另有偽造上有其照片與載陳「乙○○ ：外派經理」等文字之工作證，並於收取贓款現場配戴上開偽造之工作證而行使之而涉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然查，甲○○僅有提出上開「一正公司現金憑證收據」，除被告此部分自白外亦無其他客觀證據可認被告於案發時確有偽造或配戴上開工作證；至於卷內雖有警方另案於112年10月22日查獲被告時發覺被告攜帶多張投資公司工作證之蒐證照片（偵卷第52-55頁），但其中亦無公訴意旨所指之「一正公司」工作證存在。是以，本案被告就此部分之自白既然並無其他佐證，則關於被告於本案涉犯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嫌部分，依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1項規定應認尚屬無從證明被告犯罪，本應就此為被告無罪之諭知，然此部分罪名若成立犯罪，與前揭業經認定有罪之部分則有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爰不另為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蔡沛螢提起公訴，由檢察官何蕙君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刑事第二庭　法　官　黃沛文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7 　　日　　　　　　　　　　　　　　　書記官　林汶潔附錄本判決論罪法條：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1-07

SCDM-113-金訴-556-20250107-1

交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庭

交通裁決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地方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2年度交字第1088號原告吳德生被告臺北市交通事件裁決所代表人蘇福智上列當事人間交通裁決事件，原告不服被告民國112年8月16日北市裁催字第22-A00E97403號裁決，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主文原處分關於罰鍰新臺幣4萬5,000元部分撤銷。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訴訟費用新臺幣300元，由被告負擔2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50元。事實及理由壹、程序事項　　交通裁決事件之裁判，得不經言詞辯論為之，行政訴訟法第 237條之7定有明文。經查：本件係原告不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下稱處罰條例）第8條裁決所提撤銷訴訟，屬行政訴訟法第237條之1第1項第1款所稱交通裁決事件，且依兩造陳述及卷內資料，足認事證已臻明確，爰依前開規定，不經言詞辯論逕為判決。貳、實體事項一、爭訟概要：　　原告騎乘車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車（下稱系爭機車），於112年4月21日5時20分至55分期間，行經臺北市士林區重陽橋（從三重往士林方向）時，自行摔車倒地受有體傷，嗣起身繼續騎乘系爭機車，於同日5時55分許，抵達其工作場所；同事邱○○發現原告滿臉血跡、身有體傷後，即通報救護人員將其送醫救治，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收治後，於6時30分通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下稱舉發機關）處理，員警到場處理時，於同日7時51分許對原告實施酒精濃度測試，測得呼氣酒精濃度值為0.51MG/L，遂舉發原告有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達呼氣酒精濃度達0.4未滿0.55MG/L程度）之行為（應到案期限為112年 7月13日）；原告於112年6月5日為陳述，於112年8月16日請求開立裁決書，被告於同日以北市裁催字第22-A00E97403號裁決書，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處原告罰鍰新臺幣（下同）4萬5,000元、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下稱原處分），於同日送達與原告。原告不服原處分，於112年9月15日提起本件行政訴訟。二、原告主張略以：　㈠原告未酒後騎車，係因從事保全工作日夜輪班，長期服用安眠藥，始致騎車自摔倒地受傷，待抵達工作場所後，因手指骨折疼痛，始飲酒止痛。　㈡爰聲明：原處分撤銷。三、被告抗辯略以：　㈠員警使用經檢定合格的呼氣酒精濃度測試器，對原告實施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呼氣酒精濃度值為0.51MG/L，且原告接受交通事故談話時，已自承其係於前晚20時在家中飲用高粱酒，足認原告確係飲酒後騎乘系爭機車上路，非騎乘系爭機車自摔倒地受傷後飲酒，已構成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達呼氣酒精濃度達0.4未滿0.55MG/L程度）之違規行為。　㈡爰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四、本院之判斷：㈠應適用之法令及法理：　⒈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 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3以上者，不得駕車，處罰條例第92條第1項所授權訂定之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4條第2款定有明文。　⒉汽機車駕駛人駕駛汽機車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處1萬5,000元以上9萬元以下罰鍰、吊扣駕駛執照1至2年，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定有明文。　⒊汽車駕駛人或汽車所有人違反本條例規定者，除依規定處罰外，並得令其或其他相關之人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處罰條例第24條第1項定有明文。　⒋若係騎乘機車違反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規定，應吊扣駕駛執照1年、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講習，呼氣酒精濃度達0.4 但未滿0.55MG/L，於期限內繳納罰鍰或到案聽候裁決，處罰鍰4萬5,000元，處罰條例第92條第4項所授權訂定之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下稱處理細則）第2條所附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下稱裁罰基準表)定有明文。前開裁罰基準表，乃主管機關在母法範圍內，為統一行使裁罰裁量權，所訂定之裁量基準，本於行政自我拘束原則及平等原則，得作為被告裁罰之依據。㈡經查：　⒈如爭訟概要欄所示之事實，及原告因此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2年度偵字第14700號起訴書，起訴其涉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罪嫌，繼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下稱士林地院）以112年度交易字第154號刑事判決，判決其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下稱系爭刑案）之事實，有舉發通知單、原告陳述書、舉發機關 112年6月26日北市警士分交字第1123039686號函、交辦單、刑案呈報單、呼氣酒精濃度檢測單、呼氣酒精測試器檢定合格證書、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藥毒物檢驗報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吐氣酒精濃度檢測程序暨拒測法律效果確認單、臺北市立聯合醫院陽明院區藥毒物檢驗報告、自路口監視器錄影所擷取採證照片、駕駛人基本資料及機車車籍查詢資料、裁決書及送達證書、系爭刑案起訴書及判決書等件可證（見本院卷第35至45、51至66、89至98頁），並經本院調取系爭刑案偵查及審理卷宗核閱屬實，應堪認定。則原告騎乘系爭機車，有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達呼氣酒精濃度達0.4未滿0.55MG/L程度）之違規行為，亦堪認定。　⒉原告應注意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15毫克以上時，不得騎乘機車上路；其竟未注意前情，仍有前開違規行為；復無相關證據，足認其有不能注意之情狀；則原告就前開違規行為之發生，至少有應注意、能注意、不注意之過失。　⒊至原告固主張其未酒後騎車，係因長期服用安眠藥，始致騎車自摔倒地受傷，待抵達工作場所後，因手指骨折疼痛，始飲酒止痛等語。然而，⑴原告於112年4月21日接受交通事故談話時已自陳：其係於前日20時在家中飲用高粱酒等語，有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系爭刑案準備程序筆錄等件可證（見本院卷第48頁、系爭刑案審理卷第37頁），並經系爭刑案檢察官及法院勘驗員警密錄器錄影及錄音後，製成勘驗筆錄在案（見系爭刑案偵查卷第165至166頁、審理卷第105至107、 111至113頁）；⑵再者，證人即原告同事邱○○於系爭刑案警詢及偵訊時亦證稱：其見原告騎車來上班後，即發現原告臉上血跡、身上體傷，遂打119報案，期間未見原告飲用酒精，且工作場所僅社區一樓門口崗町，沒有其他辦公室或休息室，工作期間亦不得飲酒，其未見原告飲用酒精等語，有警詢及偵訊可佐（見系爭刑案偵查卷第31、135至137頁）；⑶ 是以，足認原告確係於飲用酒精後，始騎乘系爭機車上路，非於騎乘系爭機車自摔倒地受傷暨抵達工作場所後，始飲用酒精。⑷此外，士林地院系爭刑案判決亦認定原告係飲用酒精後騎乘系爭機車上路，並判決其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確定，亦如前述。⑸從而，原告主張其非酒後騎車，不構成前開違規行為等語，顯非事實，自不可採。　㈢基上，原告騎乘系爭機車，確有經測試檢定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達呼氣酒精濃度達0.4未滿0.55MG/L程度）之違規行為，且就前開行為之發生，具有主觀責任條件，被告依處罰條例第35條第1項第1款、第24條第1項、裁罰基準表等規定，處原告吊扣駕駛執照12個月、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核無違誤。　㈣惟被告處原告罰鍰部分，與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未合：　⒈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應處以其他種類行政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亦得裁處之。前項行為如經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之裁判確定者，得依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裁處之。第一項行為經緩起訴處分或緩刑宣告確定且經命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或提供義務勞務者，其所支付之金額或提供之勞務，應於依前項規定裁處之罰鍰內扣抵之，行政罰法第26條第1、2、3項定有明文。可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因刑罰與行政罰同屬對不法行為之制裁，而刑罰之懲罰作用較強，故依刑事法律處罰即足警惕時，即無再處行政罰必要，惟因罰鍰以外之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兼具維護公共秩序等作用，為達行政目的，仍得併予裁處之（立法理由、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交上字第226號、108年度交上字第15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13年度交上字第3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者，應將涉及刑事部分移送該管司法機關；前項移送案件，司法機關就刑事案件為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確定或為無罪、免訴、不受理、不付審理、不付保護處分、免刑、緩刑、撤銷緩刑之裁判確定，或撤銷緩起訴處分後經判決有罪確定者，應通知原移送之行政機關，行政罰法第32條第1、2項定有明文。可知，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規定時，得否科以與刑罰相類之行政處罰（例如罰鍰），依行政罰法第26條規定，端視該行為之刑事訴追或審判程序終局結果而定，故行政機關於刑事審判程序尚未終局確定前，自不得逕予裁罰，至其他種類之行政處罰（例如記違規點數、吊扣或吊銷駕駛執照等屬行政罰法第2條所定其他種類行政罰者），依刑罰法第26條第1項但書規定，既得併予裁處，則行政機關本不需待刑事判決確定，即可逕行認定事實而為裁處，不違反一事不二罰原則（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111年度交上字第226號、108年度交上字第15號、臺中高等行政法院 113年度交上字第33號判決意旨參照）　⒊一行為同時觸犯刑事法律及違反本條例規定者，依刑事法律處罰之；但其行為依本條例規定處罰鍰以外之其他種類處罰，或得沒入之物而未經法院宣告沒收者，仍應依規定裁處之，處理細則第3條第2項亦有明文。　⒋經查：原告因前開違規行為，同時觸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規定，依前開說明，被告於刑事審判程序尚未終局確定前，不得逕予裁處罰鍰，則被告於112年8月16日開立原處分時，即裁處原告罰鍰4萬5,000元，已屬可議；原告因前開違規行為，經士林地院系爭刑案判決認定其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罪，並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依前開說明，即應依刑事法律處罰，不得再處原告罰鍰，故被告作成原處分，裁處原告罰鍰4萬5,000元，顯與行政罰法第26條、處理細則第3條第2項等規定未合。五、綜上所述，原處分關於罰鍰4萬5,000元部分不合法，原告請求撤銷，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餘部分則屬合法，原告請求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舉證，經審酌後認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述。七、本件第一審訴訟費用僅裁判費300元，爰確定第一審訴訟費用額，諭知兩造應負擔比例，均如主文所示。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法官　葉峻石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以原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以及依訴訟資料合於該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6 　　日　　　　　　　書記官彭宏達

2025-01-06

TPTA-112-交-1088-202501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