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ow99判決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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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請定其應執行刑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487號聲請人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受刑人林忠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2425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林忠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林忠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0條第1項第1款、第 2項、第51條第5款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聲請裁定等語。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應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第53條、第5 1條第5款分別定有明文。三、經查，受刑人犯如附表所示2罪，前經臺灣宜蘭地方法院及本院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均經確定在案，且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為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裁判確定前所犯，此有法院前案紀錄表及上開刑事判決等件在卷可稽。其中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得易科罰金，如附表編號2 所示之罪所處之刑則不得易科罰金，原不得合併定應執行刑。然受刑人業已請求檢察官就如附表所示2罪合併聲請定應執行刑，此有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依民國102年1月25日修正施行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1 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11頁），合於刑法第50條第2項之規定，檢察官就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本院審核認聲請為正當。爰審酌受刑人所犯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為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如附表編號2所示之罪則為施用第一級毒品罪，其等犯罪類型、動機及所侵害法益均不同，彼此間之責任非難重複程度低，並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兼衡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定其應執行刑如主文所示。至如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已執行完畢部分自不能重複執行，應由檢察官於指揮執行時扣除之，此與定應執行之刑之裁定無涉，併予敘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　　　　　　　　　　　　　　　　　　　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附表編　　　　　　號 1 2 （本欄空白）罪　　　　　　名行使偽造私文書罪施用第一級毒品罪（本欄空白）宣　　告　　刑有期徒刑2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有期徒刑7月（本欄空白）犯　罪　日　期 110年11月11日21時30分至111年4月30日間之某時 113年2月1日20時45分許為警採尿前回溯26小時內之某時（本欄空白）偵查（自訴）機關年　度　案　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緝字第612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毒偵字第156號（本欄空白）最　後事實審法　　院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本欄空白）案　　號 112年度簡字第879號 113年度上易字第1361號（本欄空白）判決日期 112年12月28日 113年10月4日（本欄空白）確　定判　決法　　院臺灣宜蘭地方法院臺灣高等法院（本欄空白）案　　號 112年度簡字第879號 113年度上易字第1361號（本欄空白）確定日期 113年2月15日 113年10月4日（本欄空白）備註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1090號（已易科罰金執行完畢）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執字第2657號（本欄空白）

2025-01-16

TPHM-113-聲-3487-20250116-1

聲再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再字第261號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錫壽上列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對於本院98年度上更（一）字第429號，中華民國98年10月29日第二審確定判決〔原審案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現更名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96年度訴字第3964號，起訴案號：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現更名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96年度偵字第19662、2 1351、25393、25602號〕，聲請再審，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本件開始再審。　　理　由一、聲請意旨略以：　　再審聲請人即受判決人陳錫壽（下稱聲請人）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本院98年度上更（一）字第429號確定判決（下稱原確定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6年確定，因有發現新事證，足認為應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依法提起再審，理由如下：　㈠聲請人前於法院審理期間坦承毒品來源係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太陽」之成年男子等語（原確定判決第3頁第2行），但當時因聲請人無法提供更詳盡資料，導致該綽號「太陽」之成年男子無法因聲請人供出毒品來源而查獲，後因聲請人之弟至法務部○○○○○○○懇親會客時，告知聲請人該綽號「太陽」之成年男子斯時在法務部○○○○○○○執行中，聲請人始得知該綽號「太陽」之成年男子之真實姓名為林建和，且林建和於警詢時已坦承其綽號為「太陽」，並於臺灣宜蘭地方法院（下稱宜蘭地院）毒品案件準備程序筆錄中承認其即為聲請人所稱綽號「太陽」之男子，故聲請人已供出毒品來源即林建和無誤。　㈡復經聲請人告發後，綽號「太陽」之成年男子即林建和業經宜蘭地院108年度訴字第344號判決論處罪刑確定。依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規定「犯同法第4條至第8條、第10條或第11條之罪，供出毒品來源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聲請人於原確定判決時已供出毒品來源為綽號「太陽」之成年男子所供給，但當下僅知林建和之綽號為「太陽」，因此無法因提供上游而查獲，故未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減輕其刑，但經聲請人事後查訪已確定毒品來源即綽號「太陽」之成年男子為林建和，故聲請人應符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之規定，是依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之規定提起本件再審，並請求傳喚林建和出庭作證對質，以還原真正始末，並提出刑事告發狀、民國107年1 0月23日聲請人調查筆錄、107年12月18日聲請人調查筆錄、 107年12月26日林建和調查筆錄、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下稱宜蘭地檢署）訊問筆錄（聲請人）、宜蘭地院準備程序筆錄（林建和）、宜蘭地院審判筆錄（林建和）及宜蘭地院10 8年度訴字第344號判決等為新證據等語。二、按有罪之判決確定後，因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認受有罪判決之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之判決者，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得聲請再審，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又該條款之新事實或新證據，指判決確定前已存在或成立而未及調查斟酌，及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事實、證據，復為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3項所明定。亦即，依此原因聲請再審者，應提出具體之新事實或新證據，由法院單獨或綜合案內其他有利與不利之全部卷證，予以判斷，而非徒就卷內業已存在之資料，對於法院取捨證據之職權行使加以指摘。是以新事實及新證據之定義，其中「新規性」（或稱「嶄新性」、「新穎性」）要件，採取以該證據是否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定；此與通過新規性之審查後，尚須審查證據之「顯著性」（或稱「可靠性」、「明確性」、「確實性」），重在證據之證明力，兩者應分別以觀。如提出主張之新事實或新證據，單獨或與先前之證據綜合判斷，足以對原確定判決認定之事實產生合理懷疑，為受判決人之利益，即得聲請再審，無需達於確信之程度；倘無法產生合理懷疑，不足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者，即無准予再審之餘地。又上開所謂「新證據」本身是否實在，對原確定判決產生如何之影響，能否准為再審開始之裁定，仍得做一形式調查，易言之，此屬程序決定事項，應為初步審查；至於其實質證據力如何，能否為受判決人有利之判決，則有待於再審開始後之調查判斷，乃進一步之實質審理，徵諸同法第436條法院於開始再審之裁定確定後，應依其審級之通常程序而為審判之規定，即可明瞭(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966號、110年度台抗字第1068號刑事裁定意旨參照）。次按刑事訴訟法第 420條第1項第6款所稱「應受……免刑」之依據，除「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外，亦應包括「減輕或免除其刑」之法律規定在內，始與憲法第7條保障平等權之意旨無違，乃憲法法庭112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意旨所揭櫫。準此，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既係「『應』減輕或免除其刑」之絕對制，尚非「『得』減輕或免除其刑」之相對制，則符合該條項所定要件者，法院客觀上容有依法應諭知免刑判決之可能，足為法院諭知免刑判決之依據，自得執為聲請再審之原因（最高法院112年度台抗字第345號刑事裁定亦同斯旨）。三、本院依職權調閱原確定判決之全部電子卷證核閱，並聽取當事人陳述意見（見本院卷第175至177頁訊問筆錄）後，析論如下：　㈠原確定判決係依憑聲請人於警詢、偵查及第一審法院羈押訊問時之供述、證人張永宏、許登壹於第一審法院羈押訊問時之證述，佐以96年板檢榮言聲監（續）字第001314號通訊監察書監聽譯文、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96年10月1日刑鑑字第0960144647號鑑定書、97年2月4日刑鑑字第0970006305 號鑑定書，暨扣案之甲基安非他命1大包、1小包、電子磅秤 2台、分裝袋6個、門號0000000000號行動電話（含SIM1枚）等證據資料，據以認定聲請人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第2 項之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共4罪），並衡以聲請人之素行不佳，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明知毒品對於人體有莫大之戕害，竟圖一己之私利，販售具成癮性、濫用性、侵害性之第二級毒品以營利，傷害他人身心健康，助長社會不良風氣，及所販售之毒品數量、販售所得財物及犯後坦承部分犯行等一切情狀，均詳加說明，其論斷乃本諸職權行使對調查所得之證據而為價值上判斷，據以認定聲請人之犯罪事實、論罪暨量刑之事由，並未違背客觀上之經驗法則與論理法則，固屬有據。　㈡聲請人前於原確定判決之警詢時先供稱：我是向「太陽」買安非他命，由其小弟綽號「牛奶（即許登壹）」前來與我交易安非他命毒品，當場為警查獲，我會配合幫助警方查緝牛奶共犯即綽號「太陽」男子等販賣毒品上游等語〔見臺灣板橋地方法院檢察署（現更名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下稱新北地檢署）96年度偵字第21351號卷（下稱偵21351卷）第20 、23頁）〕，復於偵查時迭次供稱：96年9月13日我是要向「太陽」買安非他命，有時他會要牛奶拿來，我以120萬元向太陽買1公斤的安非他命；我的毒品來源是「太陽」；「太陽」是我的上游等語（見偵21351卷第166、218、243頁），又於第一審、本院審理時自承：查獲之毒品來源是「太陽」等語〔見臺灣板橋地方法院（現更名為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板橋地院）96年度訴字第3964號卷一第124頁；板橋地院96年度訴字第3964號卷二第8頁；板橋地院96年度訴字第3 964號卷三第28頁；本院98年度上更（一）字第429卷第42頁反面、第50頁〕。又查，本院依刑事訴訟法第429條之3第2項之規定行職權調查，經函詢宜蘭地檢署：有無因聲請人供述而查獲毒品上游或共犯乙節，經該署以113年8月22日宜檢智和108偵3133字第1139018090號函覆以：聲請人於107年7月1 6日遞刑事告發狀至新北地檢署告發林建和，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核轉本署偵辦後，因聲請人之告發而查悉林建和涉有販賣毒品之情事，經本署以108年度偵字第3133號案件對林建和提起公訴，復經宜蘭地院以108年度訴字第344號判決確定等語，並檢送108（誤載為113）年度偵字第3133號案相關卷宗。稽諸原確定判決全卷資料，可知聲請人於原確定判決之偵、審階段固未曾具體指明其毒品來源即綽號「太陽」之人之真實姓名年籍為「林建和」，然俟原有罪判決確定後，聲請人已告發綽號「太陽」之林建和為其所犯原確定判決之毒品來源，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則其所供出毒品上游「太陽」林建和，依形式觀之，具有未判斷資料性，而為原確定判決所未及審酌，且與其販賣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間存在直接關聯，故就審酌其是否供出本案毒品來源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進而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減輕其刑規定乙節，已足產生合理懷疑據以動搖原確定判決所認定之事實，自亦具顯著性無訛。是此部分堪認確係「原判決確定後始存在或成立之新事實、新證據」而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 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後段之再審理由，應裁定准予開始再審。四、綜上所述，聲請人主張其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1項規定供出毒品來源「太陽」林建和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乃原確定判決後始存在或成立之新事實、新證據，應屬可採，合於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第6款、第3項後段規定，本件聲請人聲請再審，為有理由，應裁定准予開始再審。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435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　　　　　　　　　　　　　　　　　　　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3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書狀(須附繕本)。　　　　　　　　　　　　　　　　　　　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7　　日

2025-01-16

TPHM-113-聲再-261-20250116-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家暴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626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李○○ 選任辯護人陳彥廷律師謝瑋玲律師黃俊華律師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3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6393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一、李○○與洪○○前為夫妻，兩人間具有家庭暴力防治法第3條第1款之家庭成員關係。李○○於民國111年8月6日上午3時41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3樓住處內，因故與洪○○發生爭執，竟基於傷害之故意，與洪○○彼此拉扯、互毆，致洪○○受有之右小腿擦傷、右膝蓋後瘀傷、右前臂、上臂瘀傷、左膝左腳瘀傷、左手肘內側擦傷、左手背中指食指間紅腫之傷害，其自己則受有頸部、陰囊、睪丸、左側手部及雙側足部挫擦傷及左足第四只中趾節骨折之傷害（洪○○涉犯傷害罪嫌部分，另經本院處刑）。二、案經洪○○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中所為之陳述，與審判中不符時，其先前之陳述具有較可信之特別情況，且為證明犯罪事實存否所必要者，得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分別定有明文。所謂「與審判中不符」，係指該陳述之主要待證事實部分，自身前後之供述有所不符，導致應為相異之認定，此並包括先前之陳述詳盡，於後簡略，甚至改稱忘記、不知道或有正當理由而拒絕陳述（如經許可之拒絕證言）等實質內容已有不符者在內（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296號、96年度台上字第4635號分別著有判決意旨可資參照）。且所謂「可信」指其陳述與審判中之陳述為比較，就陳述時之外部狀況予以觀察，先前之陳述係在有其可信為真實之特別情況下所為者而言。所謂「必要性」要件，乃指就具體個案案情及相關證據予以判斷，其主要待證事實之存在或不存在，已無從再從同一供述者取得與先前相同之陳述內容，縱以其他證據替代，亦無由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被告以外之人於司法警察（官）調查中所為之陳述，倘與嗣於審判中之證述相符時，因其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有關傳聞例外規定，即不得作為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此時，當以證人審判中陳述作為證據（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392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證人即告訴人洪○○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性質上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言詞陳述，且上訴人即被告李○○（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中就上開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證據能力表示爭執，然證人即告訴人尚有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所為具有證據能力之證述可供作為證據；又其於警詢時所為之陳述，與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相較，非屬除該項傳聞證述外，已無從再就同一供述取得與其審判外陳述之相同供述內容，倘以其他證據代替，亦無從達到同一目的之情形之「必要性」要件，是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時所為供述，對被告而言，即無證據能力，尚不得作為被告有罪之依據。二、次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而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期日提示之卷證，均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 93至94、183、190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均未再聲明異議，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三、至於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程序期日均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95至101、184至190頁），復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而為合法調查，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參、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上開時間、地點，與告訴人發生肢體碰觸後，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傷害之犯行，辯稱：我當時受重傷，無力傷害告訴人，且依照過往經驗，只要告訴人與我發生爭執，她都會去報案、驗傷，所以我知道我不能動手，我沒有與告訴人互毆，只有被告訴人毆打，告訴人所受傷害不是我造成的云云；被告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被告於案發前一個半月因右腳粉碎性骨折受固定手術，行動不便，於自家住處凌晨睡夢中途遭告訴人攻擊，驚甫未定，現實上身體受傷無力反抗，根本無攻擊告訴人之意念，除為保護自己被動抵擋外，並無任何攻擊告訴人之行為，告訴人所據診斷證明書上所載之傷害，均為四肢部位之擦傷、瘀傷，有可能源於其追打、或因於攻擊被告、搶奪被告手機時推擠致撞擊其他物品或阻擋、限制被告逃離現場時所致，倘被告有意攻擊傷害告訴人，依當時情境，當選擇面對、身體軀幹等目標較大之部分，豈可能刻意選擇膝蓋後方之理？原判決僅憑告訴人受有傷勢之驗傷單，以及告訴人前後不一之陳述，率而認為被告有傷害之行為而為不利被告之認定，違反證據法則、經驗法則及罪疑惟輕原則。縱認告訴人所受傷勢確為被告防禦行為所致，然被告受傷不良於行，且於自宅、半夜、睡夢中突遭攻擊，原判決將被告於驚惶情狀下為保護自己、保全性命之防禦、逃命行為，評價為傷害之意思，顯然與一般人生活經驗迥異，有違論理及經驗法則，被告既係基於防禦自己，為防衛告訴人現時不法侵害之行為，屬排除告訴人對被告身體所為不法侵害行為之相當且必要之防衛行為，自得阻卻違法云云。經查：　㈠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夫妻，嗣於109年7月24日離異，而其等於1 11年8月6日上午3時41分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3樓住處，因故發生爭執，雙方發生肢體碰觸，案發後，告訴人受有右小腿擦傷、右膝蓋後瘀傷、右前臂、上臂瘀傷、左膝左腳瘀傷、左手肘內側擦傷、左手背中指食指間紅腫之傷害；而被告則受有頸部、陰囊、睪丸、左側手部及雙側足部挫擦傷及左足第四只中趾節骨折之傷害等事實，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92至93、102至103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指訴情節相符（見偵卷第57 至58頁；原審卷第43、119至110、292至293頁），並有馬偕紀念醫院111年8月6日受理家庭暴力事件驗傷診斷書、新北市立聯合醫院111年8月6日乙種診斷書、臺北榮民總醫院111 年8月23日診斷證明書、被告傷勢照片、告訴人傷勢照片、原審法院109年度婚字第130號和解筆錄、現場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截圖、手機錄影檔案畫面截圖及新北市立聯合醫院11 2年11月08日新北醫歷字第1123523616號函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24至31、83至84、98至100、113至118頁反面、141 至144頁反面；審訴卷第111至118頁；原審卷第93頁；本院卷第161至169頁），且經原審當庭勘驗監視器錄影檔案畫面無訛，此有原審法院勘驗筆錄與截圖等件附卷可參（見審訴卷第118至120、125至133、210至212、221至225頁），應堪認定。　㈡證人即告訴人先於偵查中指稱：被告扭我的手腳，我們2個相互推打，我想要他放手，有踹他受傷的腳，可能我反抗，有打到被告導致他受傷；我有於移送書所載時地遭被告毆打手跟腳，他徒手扭我的手跟腳，傷勢如診斷證明書所載等語（見偵卷第57至58頁）；復於原審法院112年7月4日準備程序期日中指稱：我承認有起訴書所載之客觀犯罪事實，我們雙方確實是手腳互有往來，我當天是要回去找他商量事情，我跟被告之間有一些身體拉扯，當時是被告先動手來拉我，他坐在地上，將我的右腳往左右扭，被告當時已經下床，而我坐在地上，他下床時我有看到他行動不方便，但他就用手抓住我的腳，把我從床上往下拉，所以我掙扎，掙扎過程中有踢到他的腳，我們肢體衝突大概1、20分鐘，當時要掙脫，我有主動用手去推他或是去踹他等語（見原審卷第43頁）；又於原審法院112年11月28日準備程序期日中指稱：當時被告在睡覺，我把棉被拉起來以後，被告就醒來就用滾的方式下床，被告下床之後就坐在地上，然後被告拉住我的右腳，當時我坐在床上，被告坐在地上，被告就用兩隻手拉我的右腳，他還有用兩隻手轉我的腳、扭我的腳，把我從床上往下拖，讓我的膝蓋直接撞到地上，我為了要掙脫，我一隻腳被他捉住無法走路，所以就被被告拉在地上爬，我就開始掙扎，就變成這樣的局面，就是扭打，他就是抓住我，我要掙脫，就導致我們有肢體的推拉，後續我就呼喊我兩個兒子，請他們過來，大兒子李○○拉住我，二兒子李○○拉住被告李○○，李○○、李○○把我們兩個拉開。我的傷勢是被告抓我的腳、扭我的腳，我要掙脫，被告又抓我的手，我要掙脫，掙脫過程中導致我受到起訴書上所載的傷，另外，在我跟被告肢體接觸中，被告也有打我，就是被告先扭我的腳再扭我的手，還有抓到我身上的某些地方，診斷證明書上面都有等語（見原審卷第109至110頁）；再於原審審理中指稱：我不知道被告什麼時候會在，所以我根據被告大部分的生活時間去找他，並不是故意半夜去找他，我也已經跟被告分居兩三年，根本不知道被告的腳受傷。我去的時候，兩個小孩坐在客廳，我直接進到臥房裡，看到被告在睡覺，我把棉被拉開，被告並沒有醒來，我就拍被告的肩膀叫醒他，被告醒來後，就用他的方式滾下床，坐在床邊並要回來拿他的手機，我也去拿了被告的手機，我想跟被告好好談小孩的事情，我坐在床上的同時，被告開始用手扭我的腳，扭我的腳踝，腳踝上受傷的情形非常清楚，這時被告就從床上把我拉下床，我的膝蓋傷勢很清楚，我從床上跌到地上，眼鏡掉在地上，接下來因為我進去時沒有注意被告身邊的東西，他將我拉下來時，我的腳被床上某個東西整個拉下來，讓我整隻腳受傷，他不是只有讓我的腳受傷而已，還掐我的腳，大腿上都有痕跡，非常清楚，並不是被告沒辦法動，他的腳能不能動我不知道，但他的雙手很有力氣等語（見原審卷第292至293頁）。綜觀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原審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期日中所為指訴，就被告於上揭時間、地點，在臥室地上，以手扭告訴人之腳，把在床上之告訴人拉下床，嗣後雙方開始拉扯、扭打等基本核心事實，前後供述大致一致，並無刻意誇大、明顯矛盾或不合常情之處，復參以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中已具結擔保所言屬實，若非確有其事，證人即告訴人焉有可能甘冒誣告或偽證嚴厲處罰之風險，刻意構詞誣陷被告之理，益徵其所證當具相當之可信性。　㈢復被告於原審法院112年11月28日準備程序期日中陳稱：告訴人半夜來我的住所，打我的臉，我從夢中醒來，她又不斷打我的臉，另一隻手捏我的睪丸，我以雙手抵抗，之後有用一隻手抱住告訴人，讓她壓在我的身上，我想要把告訴人壓下來，但是告訴人捏住我的睪丸，我設法爬到床下，告訴人就趁機踢我的腳，我受不了，才翻過來，以四腳朝天的姿勢，用我的左腳抬高去抵抗等語（見原審卷第111至112頁）。　㈣綜觀告訴人與被告前開陳述，參酌告訴人與被告於案發後之傷勢，可見被告與告訴人2人確於爭執後發生肢體衝突，參酌被告與告訴人2人之傷勢分散於四肢各處，堪認雙方有多次肢體碰撞明確。又被告於案發時年已52歲，教育程度為碩士畢業，自行經營工廠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供承甚明（見原審卷第290頁），其既為具有一定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之人，對於彼此互毆將造成對方受傷，自難諉為不知，然其仍與告訴人彼此拉扯、互毆，則被告主觀上自有傷害犯意甚明，故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被告並無傷害之犯意云云，洵不足採。從而，被告前開傷害犯行，堪以認定。　㈤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⒈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被告於案發前一個半月因右腳粉碎性骨折受固定手術，行動不便，於自家住處凌晨睡夢中途遭告訴人攻擊，驚甫未定，現實上身體受傷無力反抗，根本無攻擊告訴人之意念，除為保護自己被動抵擋外，並無任何攻擊告訴人之行為，告訴人所據診斷證明書上所載之傷害，均為四肢部位之擦傷、瘀傷，有可能源於其追打、或因於攻擊被告、搶奪被告手機時推擠致撞擊其他物品或阻擋、限制被告逃離現場時所致云云。惟查，被告於案發時雖有右腳骨折之情事，然其雙手、左腳並無受傷而非不可使用，自非毫無攻擊告訴人之能力，遑論被告於原審法院112年11月28日準備程序期日中亦自陳其有抱住告訴人、欲將告訴人身體往下拉、以左腳抵抗等語，已如前述，足證被告於案發時仍確有攻擊告訴人之能力無訛。況且，倘若被告於案發時從未出手拉扯、毆打告訴人，理應僅被告單方面受傷，惟告訴人卻受有前開不只一處之傷勢，實難遽信被告係純粹遭受告訴人攻擊而從未出手。是被告其辯護人前開所辯，不足採信。　　⒉被告及其辯護人雖辯稱：告訴人於警方獲報到場第一時間未反應遭被告攻擊，僅稱「你一看到我，你就翻下來，然後自己爬出來」等語，且員警當場並未看到告訴人受有傷勢，而告訴人之後就遭被告攻擊之案發經過陳述不一，指訴難以採信云云。惟查：　　　⑴觀之被告自行製作之時序表記載「李○○向警察陳述：因為洪○○一進房間就是踹我的腳，然後拿我手機。洪○○：不是，我是進去拿你的手機。李○○：那你為什麼要拿我手機。洪○○：因為我要親你。李○○：我手機放在床邊。洪○○：你看到我，你就翻下來，然後自己爬出來，我沒有踹你的腳…」等語（見審訴卷第120頁），可見告訴人當時因為遭被告在員警面前指控有傷害行為，而急於為自己辯駁，縱一時未提及其亦遭被告攻擊，尚難據此逕認告訴人未遭被告傷害。　　　⑵證人即案發後到場處理之員警朱峻霖於本院審理中證稱：我到現場時，看到雙方以及小孩4、5個，還有他們的親戚，總共加起來約8個以內，在現場都各講各的，都在吵架；我有看到現場的被告，我看到他是不便行走的狀況，也就是坐在地上或是沙發上，情緒很激動，也有爬行的部分；我也有看到在場的告訴人，她的部分是後來她跟我講她哪裡受傷，我才仔細檢閱，我到現場看到現場都很混亂，雙方沒有明顯流血或是東西破裂的情形。我是案件承辦人，告訴人跟我說她回到家要跟被告談金錢訴訟債務，要談一些小孩子在國外住宿的問題，還是金錢的問題，然後把被告叫起來，叫起來之後雙方就發生扭打，最後我問雙方要不要去驗傷，他們說之後再去驗傷。我是在當天中午10點到12點左右，他們中午驗完傷之後，雙方來派出所報案的時候，有檢查告訴人的傷勢等語（見本院卷第196至199頁），顯見告訴人於證人朱峻霖到案發現場處理時已表明其與告訴人發生扭打且受有傷害等情明確，縱使證人朱峻霖並未於案發現場仔細檢視告訴人之傷勢，亦難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⑶又按因回答者之記憶與陳述能力、提問者提問之方式與內容、問答之前後脈絡等諸多因素，本可能導致人就事件發生經過之敘述可能未盡相符。告訴人就其與被告拉扯、扭打之傷害構成要件基礎事實既前後陳述一致，且被告亦供認有抱住告訴人、欲將告訴人身體往下拉、以左腳抵抗等肢體衝突行為，告訴人復提出診斷證明書與傷勢照片以實其說，自不能僅因告訴人就枝節供述不一致，遽認告訴人之指訴即屬不實。故辯護人上開所辯，亦難採信。　　⒊被告及其辯護人固主張被告係正當防衛云云。惟按正當防衛必須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始足當之，侵害業已過去，或無從分別何方為不法侵害之互毆行為，均不得主張防衛權，而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單純一罪，而互為攻擊之傷害行為，縱令一方先行出手，還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最高法院 96年度台上字第352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與告訴人係彼此拉扯、互毆，自與刑法第23條前段正當防衛之要件不符，而無從主張正當防衛阻卻違法。是被告及其辯護人上開主張，難認有據。　㈥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 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前為夫妻關係，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述，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 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而被告對告訴人為前揭傷害行為，核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罰則規定，自應依刑法之罪刑規定論罪科刑。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上開傷害犯行罪證明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應知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對於任何衝突之解決，應本諸理性、和平之手段與態度為之，竟與告訴人彼此互毆導致對方受傷，行為實不足取；並參以被告犯罪之手段與其與告訴人各自之傷勢，告訴人攻擊被告陰囊、睪丸等重要人體部位，且使被告受有左足第四只中趾節骨折之傷害，足見告訴人犯罪之手段與所生損害均較被告為重；再考量被告未能坦承犯行，告訴人稱有調解之意願，被告不願調解，迄未調解、和解並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復參酌其犯罪之動機、目的、與告訴人為前配偶關係既其之素行與自陳之教育程度與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290、291頁）等一切情狀，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等旨，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量刑之宣告亦稱妥適，應予維持。是被告猶執前詞否認上開犯行，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被告直至原審審理時，均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賠償損害，告訴人因此遭受重大的損害，顯見被告迄今尚未取得告訴人之原諒。又被告否認犯罪，犯後態度亦不佳，難認有悔意。是原審所為判決並未能反應上開量刑事由之結果，而與一般國民法律感情有所背離，對被告亦無嚇阻或預防再犯之效果。從而應認原判決有量刑過輕之違法不當，請撤銷原判決，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云云。惟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30 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於量刑理由時已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及前開所列情狀，予以綜合考量，就被告所犯傷害罪，量處有期徒刑3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復被告未能坦承犯行，且迄未與告訴人調解、和解並賠償損害之犯後態度等情，業均經原審納為量刑因子，自難認原審就量刑事由有所疏漏未予考量而有未當之處，且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符合法規範之目的，亦無違反比例、平等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縱與檢察官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是檢察官上訴請求從重量刑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范孟珊、葉國璽提起公訴，檢察官詹啓章提起上訴，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　　　　　　　　　　　　　　　　　　　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1-15

TPHM-113-上訴-5626-20250115-1

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竊盜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易字第2115號上訴人即被告陳仁豪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竊盜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328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10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2328號、112年度偵字第237 3號、112年度偵緝字第1088、1089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一、陳仁豪與吳建進（所涉竊盜部分，業經原審論處罪刑確定）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竊盜之犯意聯絡，分别為下列犯行：　㈠於民國111年4月28日23時8分許至同年月29日9時51分許間之不詳時間，由陳仁豪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黑色自用小客車（陳仁豪與不知情之友人汪豪傑合資購買，下稱本案黑色小客車）搭載吳建進，至新北市○里區○道○0000號旁空地，由陳仁豪在車上把風，吳建進下車分別徒手竊取由王源昌所管領，劉秉豪所有並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張孟涓所有並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黃陞權所有並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觸媒轉換器各1個，得手後，吳建進將上開觸媒轉換器3個放置在本案黑色小客車後座後，即自行步行離開現場。嗣經王源昌發現遭竊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案發地監視錄影畫面，始循線查獲。　㈡於111年5月3日凌晨5時5分許起至同時15分許，由陳仁豪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租賃小貨車（下稱本案租賃小貨車）搭載吳建進，至新北市○里區○○路0段000巷00號前，由陳仁豪在車上把風，吳建進下車徒手竊取停放該處江書銘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1個，得手後，吳建進將之放置在本案租賃小貨車上，並搭乘陳仁豪所駕上開車輛離去。嗣經江書銘發現遭竊而報警處理，經警調閱案發地監視錄影畫面，始循線查獲。　二、案經王源昌、江書銘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下稱蘆洲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方面：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而檢察官及上訴人即被告陳仁豪（下稱被告）對本院審判期日提示之卷證，均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1至72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二、至於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判期日均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72至73頁），復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檢察官及被告而為合法調查，應認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方面：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111年5月3日，曾駕駛本案租賃小貨車搭載吳建進至新北市○里區○○路0段000巷00號前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竊盜之犯行，辯稱：我沒有開車載吳建進至新北市○里區○道○0000號旁空地；另我雖開車載吳建進至新北市○ 里區○○路0段000巷00號前，但我不知道他要去行竊云云。經查：　㈠犯罪事實一之㈠部分：　　⒈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建進於111年4月28日，在新北市○里區○ 道○0000號旁空地，徒手竊取告訴人王源昌所管領，劉秉豪所有並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張孟涓所有並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黃陞權所有並停放在該處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觸媒轉換器各1個，得手後隨即離去等事實，業據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建進於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期日中坦承不諱（見偵22328卷二第33頁；偵緝卷第147頁；審易卷第 80至8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王源昌於警詢時指訴情節相符（見偵22328卷一第9至11頁），並有新北市○里區○道 ○0000號旁空地照片、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111年4 月28日本案黑色小客車及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等件在卷可稽（見偵22328卷一第41至46、52至53頁），應堪認定。　　⒉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建進先於偵查中供稱：（問：111年4月2 9日上午9時51許，有無到新北市○里區○道○00○0號旁空地偷停在該處車輛的觸媒轉換器？）我有去那個地方，是被告開一台黑色車子帶我去，被告說停車場的車子有人欠他錢，叫我把車子的排氣管弄斷，我再把觸媒轉換器拿出來交給被告，當時被告開車把我放在該處，我拔完之後再打 LINE通知他來載我，當時偷走3個觸媒轉換器等語（見偵2 2328卷二第33頁），復於原審準備程序期日中供稱：我承認犯罪，帶我去偷竊的都是被告，因為兩次的地點我都不熟，被告知道我要去竊取觸媒轉換器，因為是他教我怎麼拔觸媒轉換器的，被告說有人欠他錢，要我去教訓他，拔下來的觸媒轉換器都是被告拿走了，我在拔觸媒轉換器的時候，被告都是在附近等我。那時候被告叫我再去做，我覺得不對，就跟他吵架，被告載我去之後車子有壞掉停在偷竊地點，後來我就走路回家等語（見審易卷第79至81頁）；又於原審審理中結證稱：111年4月28日晚間10時許，我有至新北市○里區○道○00○0號空地，進入他人3台自用小貨車，竊取觸媒轉換器各1個，當時我是坐被告開的本案黑色小客車過去，被告沒有下車，只有我下車去拔觸媒轉換器，被告知道我有把觸媒轉換器放到車上後座，車子有在偷竊地點拋錨，他就跟我吵架，我就用走的先離開，離開時，3個觸媒轉換器還在被告車上等語綦詳（見原審卷第112至115、117至118頁），綜觀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建進於偵查、原審準備程序期日及原審審理中所為證述，就被告於上揭時間，駕駛本案黑色小客車搭載其前往新北市○ 里區○道○00○0號旁空地，由其下車竊取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貨車、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小客車之觸媒轉換器各1個，得手後將之放置在本案黑色小客車後座等基本核心事實，前後供述一致，並無刻意誇大、明顯矛盾或不合常情之處，復參以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建進於原審審理中已具結擔保所言屬實，若非確有其事，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建進焉有可能甘冒誣告或偽證嚴厲處罰之風險，刻意構詞誣陷被告之理，益徵其所證當具相當之可信性。　　⒊被告雖辯稱：我沒有開車載吳建進至新北市○里區○道○0000 號旁空地云云。惟查：　　　⑴本案黑色小客車為被告與案外人汪豪傑共同合資購買，平時該車及鑰匙均寄放在被告家中，由被告使用乙節等情，業經被告於警詢時供述明確（見偵22328卷一第25 頁），核與證人汪豪傑與警詢中證述相符（見偵22328 卷一第17至19頁），並有車輛詳細資料報表1紙附卷可參（見偵22328卷一第109頁），足認本案黑色小客車確均為被告所駕駛。　　　⑵復被告於111年4月28日21時30分許，曾在新北市八里區搭載吳建進，且本案黑色小客車於111年4月28日23時44 分許至同年月29日凌晨間有多次於案發地點附近徘迴之情事等情，有監視器翻拍照片等件附卷可參（見偵2232 8卷一第45至46、52頁）；參酌本件竊盜犯行於111年4 月29日為警方查獲時，本案黑色小客車即停放在案發現場乙節，有現場照片2幀在卷可證（見偵22328號卷一第 44頁），堪認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建進上開證稱其係搭乘被告駕駛之本案黑色小客車至案發地點，由被告在車上把風，其下車行竊，嗣後本案黑色小客車拋錨，其自行走路離開案發現場等情為真。是被告前開所辯，不足採信。　　⒋另查，證人楊政偉於原審審理中證稱：吳秉韋於111年4月2 8日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我至新北市八里區長道坑，到那邊與吳建進聊天，聊一下後吳秉韋就把我載走了，當天吳建進是給誰載去我忘記了等語（見原審卷第119至127頁），而依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顯示，被告於111年4月28日21時27分許，駕駛本案黑色小客車搭載吳建進；案外人吳秉韋於同日22時3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 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搭載證人楊政偉，二車於同日22時6 分許在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3段義民街會合後，被告及吳建進下車搭乘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旋即開往新北市八里區長道坑，嗣於同日23時8分許返回至新北市八里區中華路3段義民街等情，有111年4月28日本案黑色小客車、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沿路監視器畫面擷圖及車輛軌跡事件紀錄清單翻拍照片等件在卷可稽（見偵22328卷第45至51頁）；佐以本案黑色小客車於111年4 月28日23時44分許至同年4月29日凌晨有多次於案發地點附近徘迴之情事等情，業如前述，復參以告訴人王源昌係於111年4月29日上午9時51分許始發現遭竊情事乙節，可知被告駕駛本案黑色小客車搭載吳建進至案發地點行竊，時間應係111年4月28日23時8分許至同年4月29日9時51分許間之不詳時間，而非起訴書所載之同年4月28日晚間10 時14分許，附此敘明。　㈡犯罪事實一之㈡部分：　　⒈被告於111年5月3日駕駛本案租賃小貨車搭載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建進至新北市○里區○○路0段000巷00號前，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建進下車並徒手竊取停放該處之告訴人江書銘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觸媒轉換器1個等情，業據被告於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見本院卷第74至7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江書銘於警詢時指訴情節相符（見偵 2373卷第13至14頁），復經經人即同案被告吳建進於偵查及原審準備程序期日中坦承不諱（見偵22328卷二第33至3 5、55至57頁；審易卷第80頁），並有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貨車照片、111年5月3日本案租賃小貨車照片沿路監視器畫面擷圖、蘆洲分局八里分駐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處）理案件證明單、111年9月19日八里分駐所警員職務報告等在卷可稽（見偵2373卷第49、51、55、67、 93至94、98至103頁），亦堪認定。　　⒉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建進先於偵查中稱：111年5月3日我記得我有偷3部貨車，我各偷到1個觸媒轉換器，被告除了開車載我去之外，還有把風，被告都在車上等我都沒下來，我東西偷了就給被告，因為被告說這些人跟他有仇，叫我去幫他拿，除被告與我共犯以外，沒有其他人參與等語（見偵22328卷二第55至57頁）；復於原審審理中結證稱：111 年5月3日被告載我至新北市○里區○○路0段000巷00號前，竊取1台自用小客車之觸媒轉換器。我下車偷竊時，被告沒有下車，但被告知悉我下車偷竊，也有看到我將觸媒轉換器放到車上，事後我坐在副駕駛座，被告開車搭載我離開，觸媒轉換器仍放在被告車上等語明確（見原審卷第11 2至119頁）。綜觀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建進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之證述，就被告於上揭時間，駕駛本案租賃小貨車搭載其前往新北市○里區○○路0段000巷00號前，由其下車並徒手竊取停放該處之告訴人江書銘所有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貨車觸媒轉換器1個乙事，被告係知情並參與部分前後供述均一致，並無刻意誇大、明顯矛盾或不合常情之處，復參以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建進於原審審理中已具結擔保所言屬實，若非確有其事，證人即同案被告吳建進焉有可能甘冒誣告或偽證嚴厲處罰之風險，刻意構詞誣陷被告之理，益徵其所證當具相當之可信性。　　⒊被告雖辯稱：我不知道吳建進要去行竊云云。惟查：　　　⑴證人楊政偉於警詢時證稱：本案租賃小貨車為我、被告及鄭翰揚一起於111年5月1日12時許至臺北市北投區大度路上的泰元貨車出租有限公司以我的名義所租賃，租賃後皆為被告在使用，我並沒有使用過該車。之前我與被告、綽號「神經」（即同案被告吳建進）聊天時有聽過，他們倆人一起行竊時，是一個人竊取觸媒轉換器，另一個人則在現場把風。我有詢問過他們為什麼要竊取觸媒轉換器，他們表示觸媒轉換器轉賣的話價錢很好，因為我與他們兩人都是朋友，也不方便多說什麼等語甚明（見偵2373卷第27至33頁）。　　　⑵復依前引之111年5月3日本案租賃小貨車照片沿路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顯示，被告先於111年5月3日凌晨1時25分許、1時26分許，駕駛本案租賃小貨車搭載同案被告吳建進，且於同日凌晨5時5分許，在新北市○里區○○路0段 000巷00號前自本案租賃小貨車駕駛座下車查看欲行竊之車輛；復由同案被告吳建進於同日凌晨5時12分許自本案租賃小貨車副駕駛座下車，竊取車牌號碼000-0000 號自用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後，隨即將竊得之觸媒轉換器放於本案租賃小貨車後車斗等情無訛，顯見被告對於同案被告欲竊取車牌號碼000-0000號自用小貨車之觸媒轉換器1個乙事知情並參與其中無訛。故被告前開所辯，亦不足採。　㈢綜上所述，被告前開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均堪以認定，應均予依法論科。二、論罪：　㈠核被告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之竊盜罪。　㈡按共同正犯之意思聯絡，不限於事前有所協議，其於行為當時，基於相互之認識，以共同犯罪之意思參與者，亦無礙於共同正犯之成立；又按共同正犯之成立，祇須具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既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須參與，若共同實施犯罪行為之人，在共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體均參與實施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為要件。查本件被告於上開時間，先後搭載同案被告吳建進前往行竊地點，分別由同案被告吳建進行車並下手行竊，被告則均在車上把風，足徵被告各係基於自己犯罪之意思參與上開竊盜犯行之分工，而與同案被告吳建進間互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自應就其所參與犯行所生之全部犯罪結果共同負責。故被告與同案被告吳建進就上開4次竊盜犯行，均有犯意聯絡與行為分擔，應皆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所犯上開4罪，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就犯罪事實一之㈠所為竊盜行為，具有時空上密接關係，各自獨立性極為薄弱，實無從加以割裂評價，應論以接續犯之一罪云云。然被告上開所竊得之觸媒轉換器 3個分別屬不同人所有，業據證人即告訴人王源昌於警詢時證述明確（見偵22328卷一第10頁），而不同車輛車主本不相同，被告行竊3台車之觸媒轉換器，當知被害人均不同，是被告此部分係對不同之被害人而犯，並非侵害同一法益，且其先後犯罪時間亦有差異，在刑法評價上即各具獨立性，自應分論併罰，而無論以接續犯之餘地，是公訴意旨此節所認，容非可採。三、刑之加重事由：　　依108年2月22日公布之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文：「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受徒刑之執行完畢，或一部之執行而赦免後，5年以內故意再犯有期徒刑以上之罪者，為累犯，加重本刑至二分之一。』有關累犯加重本刑部分，不生違反憲法一行為不二罰原則之問題。惟其不分情節，基於累犯者有其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等立法理由，一律加重最低本刑，於不符合刑法第59條所定要件之情形下，致生行為人所受之刑罰超過其所應負擔罪責之個案，其人身自由因此遭受過苛之侵害部分，對人民受憲法第8條保障之人身自由所為限制，不符憲法罪刑相當原則，牴觸憲法第23條比例原則。於此範圍內，有關機關應自本解釋公布之日起2年內，依本解釋意旨修正之。於修正前，為避免發生上述罪刑不相當之情形，法院就該個案應依本解釋意旨，裁量是否加重最低本刑。」是在該解釋文公布後，本院即應依此就個案裁量是否有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最低本刑之必要。至如何能避免發生「罪刑不相當」之情形，自應審酌犯罪行為人之前、後案之犯罪類型、行為態樣是否相同或類似；前案執行完畢與後案發生之時間相距長短；前案是故意或過失所犯；前案執行是入監執行完畢，抑或易科罰金或易服社會勞動而視為執行完畢；前、後案對於他人生命、身體、財產等法益侵害情形如何等具體個案各種因素，再兼衡後案犯罪之動機、目的、計畫、犯罪行為人之年齡、性格、生長環境、學識、經歷、反省態度（即後案之行為內涵及罪責是否明顯偏低）等情綜合判斷，以觀其有無特別惡性或對刑罰反應力薄弱而決定是否依累犯規定加重最低本刑（最高法院108年度台非字第176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前㈠因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罪，經原審法院104年度審簡字第630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 5月確定；復因犯施用第二級毒品等罪，經原審法院104年度審簡字第356號判決分別判處有期徒刑5月、5月，應執行有期徒刑8月確定。上開3罪，經原審法院104年度聲字第1372 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確定，於105年1月9日入監執行；㈡因犯傷害罪，經原審法院105年度審簡字第436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3月確定；復因犯持有第二級毒品罪，經原審法院1 05年度審訴字第424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7月確定。上開2罪，經原審法院105年度聲字第1522號裁定應執行有期徒刑9月確定，應於106年1月9日接續上開㈠所示3罪執行，於106年3 月31日因縮短刑期假釋出監，假釋期間付保護管束，於106 年9月26日假釋期滿未經撤銷，視為執行完畢等情，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按（見本院卷第25至50頁），其於受有期徒刑執行完畢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最重本刑為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符合刑法第47條第1項累犯之規定，本院審酌被告所犯之前案為傷害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與本案所犯竊盜罪間不具有相同或類似之性質，亦非屬具有重大惡性特徵之犯罪類型，且審慎考量本案情節、被告之主觀惡性、危害程度及罪刑相當原則，爰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最低本刑，附此敘明。　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上開竊盜等犯行罪證明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一時貪念，而為本案竊盜犯行，顯欠缺尊重他人財產權之觀念，造成告訴人王源昌、江書銘及其他被害人受有財產上之損害，所為實屬不該，應予非難；兼衡其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竊得之財物價值、未賠償告訴人及被害人損失，及被告之前科素行（見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暨其自陳國中肄業之教育智識程度、入監前從事抓魚，月收入不固定、已婚，有1名未成年子女須扶養之生活經濟狀況（見原審卷第133頁）等一切情狀，就被告所犯竊盜4罪各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復酌以被告所犯4罪之犯罪類型相同、時間相近、行為次數等情狀，再就其所犯之罪整體評價其應受非難及矯治之程度，兼衡刑罰經濟與公平、比例等原則，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1年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另就沒收部分說明：被告竊得之車牌號碼000-0000、9G-3625號、AJG-5511 號自用小貨車、BLD-8173號自用小客車之觸媒轉換器共4個，屬被告之犯罪所得，並未扣案或發還被害人，應依刑法第 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第5項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等旨，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量刑及沒收追徵之宣告亦稱妥適，應予維持。是被告猶執前詞否認上開犯行，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㈡被告上訴意旨另以：原審量刑過重，請從輕量刑云云。惟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項前段、第51條第5款定有明文。另參諸數罪併合處罰之立法意旨，除在於緩和多數有期徒刑合併執行所造成之苛酷外，更避免責任非難之重複，蓋有期徒刑之科處，不僅在於懲罰犯罪行為，更重在矯治犯罪行為人、提升其規範意識，及回復社會對於法律規範之信賴，是應併合處罰之複數有期徒刑倘一律合併執行，將造成責任非難之效果重複滿足、邊際效應遞減之不當效果，甚至有違責任主義，故採行加重單一刑主義，以期責罰相當。是法院就應併合處罰之數個有期徒刑宣告定其應執行刑時，不僅應遵守法律所定「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30年」之外部界限，更應受不得明顯違反公平正義、法律秩序理念及目的之規範。具體而言，於併合處罰，其執行刑之酌定，應視行為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而定，倘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之犯罪類型者（如複數竊盜、施用或販賣毒品等），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然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則較低，自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另行為人所犯數罪非惟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更高，應酌定更低之應執行刑；反之，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之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甚低，當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至個別犯罪之犯罪情節或對於社會之影響、行為人之品性、智識、生活狀況或前科情形等，除前述用以判斷各個犯罪之犯罪類型、法益侵害種類、犯罪行為態樣、手段、動機是否相同、相似，以避免責任非難過度重複者外，乃個別犯罪量處刑罰時已斟酌過之因素，要非定應執行刑時應再行審酌者。又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情形，否則縱屬犯罪類型雷同，仍不得將其他案件裁量之行使比附援引為本案之量刑輕重比較，以視為判斷法官本於依法獨立審判之授權所為之量刑裁奪有否裁量濫用之情事。此與所謂相同事務應為相同處理，始符合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之概念，迥然有別（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於量刑理由時已詳予審酌刑法第57條各款及前開所列情狀，予以綜合考量，就被告所犯4罪，各量處有期徒刑6月，並均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且定其應執行之刑為有期徒刑1年4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難遽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不當，且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符合法規範之目的，亦無違反比例、平等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是被告上訴請求從輕量刑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柏青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　　　　　　　　　　　　　　　　　　　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20條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為竊盜罪，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而竊佔他人之不動產者，依前項之規定處斷。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15

TPHM-113-上易-2115-2025011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秘密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813號上訴人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林○○ 上列上訴人等因被告妨害秘密案件，不服臺灣基隆地方法院113 年度訴字第117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010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撤銷。林○○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處有期徒刑伍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未扣案之Apple廠牌、型號為iPhone 14 Pro之行動電話壹支及隨身碟壹個均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犯罪事實一、林○○與劉○○（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甲）為夫妻關係，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詎林○○於民國112年3月9日上午0時34分許，在其與甲共同居住位在基隆市○○區○○街000巷00○0號4樓住處之臥室內，見甲前往臥室內廁所如廁，明知甲係進入該臥室廁所內如廁，且依其智識及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應可知悉女子如廁時會褪下其內褲，如持開啟攝錄功能之智慧型手機攝錄廁所內情景，可能因此攝錄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該女子身體隱私部位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如廁行為之影像（即性影像），並預見可能因而攝錄甲之性影像，僅因其與甲感情不睦，為蒐集可能對其有利之離婚訴訟證據，竟仍基於縱若無故攝錄甲之性影像，亦不違反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利用甲如廁之機會，未經甲之同意，即持其個人所使用之Apple廠牌、型號為iPhone 14 P ro之行動電話1支（下稱本案手機）開啟攝錄功能並伸入前開廁所隔間門板上方，無故由上往下攝錄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甲如廁時行為之性影像（下稱本案影片）。嗣林○○於113年2月27日14時41分許，在臺北市政大一街某社區警衛室，將載有本案影片之隨身碟1個交付予該警衛室人員轉交予甲之舅舅（真實姓名年籍均詳卷，下稱A 男；林○○所涉無故散布攝錄他人性影像罪嫌部分，業經原審判決無罪確定），經A男轉告甲，始循線查知上情。二、案經甲訴由臺灣基隆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審理範圍：　　原審判決後，檢察官及上訴人即被告林○○（下稱被告）均對原判決有罪部分聲明不服，並均於法定期間提起該部分上訴，檢察官對於原判決無罪部分並未提起上訴，故本件審理範圍，僅限於原判決有罪部分，合先敘明。貳、證據能力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而檢察官及被告對本院審判期日提示之卷證，均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91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二、至於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及被告於本院審判期日均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91至92頁），復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檢察官及被告而為合法調查，應認均有證據能力。參、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開時間、地點，持本案手機開啟攝錄功能，並將之伸入前開廁所隔間門板上方，由上往下攝錄告訴人甲之影像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之犯行，辯稱：我正與告訴人甲打離婚官司，因為告訴人常常喝醉酒回家，依常情判斷告訴人會有再次產生不理性行為之機率甚高，且告訴人於酒後讓未成年子女同在廁所之行為，顯已非常人所為，如告訴人有惡言相向以外之不理性行為，我無法單以門外之攝影即可蒐證，故為關心未成年子女之目的及蒐證告訴人酒後所為之不理性作為而作為將來離婚訴訟之用，所以我才以蒐證為目的拍攝本案影片，實屬具正當理由；原審勘驗影片後，當庭才知悉未成年子女無任何疼痛反應，但未成年子女明確是在告訴人關上門時，表達「用到我的腳了」，告訴人亦曾擔心而觀看未成年子女之腳是否受傷，而我當時被隔絕於門外，毫無機會了解知悉未成年子女是否真有傷勢？以及傷勢嚴重與否？因廁所門是向內而開，我若貿然打開廁所門，恐壓迫到未成年子女，故以一般人常理以及當下的期待可能，當是越過上方玻璃門的阻擋，從廁所上方縫隙之方式了解未成年子女是否真是受傷以及是否受傷嚴重。又我與告訴人為夫妻關係且同居多年，甚且已育有未成年子女，彼此了解甚深，要無可能產生窺探對方私密活動之念頭。更何況，案發時我已訴請離婚，與告訴人面對面都生厭惡之心，對告訴人一點感覺也沒有，不會想要拍她的秘密活動或性影像，本案影片顯非針對告訴人性器官進行拍攝，且非持續拍攝，而是僅有拍攝幾秒鐘時間，果若是要拍攝告訴人非公開活動或性影像應當是長時間拍攝且以拍攝到告訴人隱私部分為主要目的，可知被告實無意窺探告訴人如廁之過程，並無攝錄性影像之犯意云云。經查：　㈠被告為告訴人之配偶，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被告於112年3月9日上午0時34分許，在其與告訴人共同居住位在基隆市○○區○○街000巷00○0號4樓住處之臥室內，見告訴人前往臥室內廁所如廁，因其與告訴人感情不睦，為蒐集可能對其有利之離婚訴訟證據，竟未經告訴人同意，將本案手機開啟攝錄功能並伸入前開廁所隔間門板上方，由上往下攝錄告訴人如廁時影像。嗣被告於113 年2月27日14時41分許，在臺北市政大一街某社區警衛室，將載有上開告訴人如廁時影像之隨身碟1個交付予該警衛室人員轉交予A男等事實，業據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坦承不諱（見他卷第35頁；原審卷第63、119頁；本院卷第67至68、93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指訴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頁；原審卷第111至114頁），復經證人A男於偵查中證述屬實（見偵卷第18至19頁），並有本案影片擷圖等件附卷可參（見他卷第9至13頁），且經原審當庭勘驗本案影片無訛，此有原審勘驗筆錄等件附卷可查（見原審卷第103至104、110頁），應堪認定。　㈡本案影片係屬刑法第10條第8項第4款規定之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影像（即性影像）：　　⒈按刑法第10條第8項規定：「稱性影像者，謂內容有下列各款之一之影像或電磁紀錄：一、第五項第一款或第二款之行為。二、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三、以身體或器物接觸前款部位，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四、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依其立法理由說明：第2款所稱「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指該身體隱私部位，依一般通常社會觀念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而言，例如臀部、肛門等。第4款規定「其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例如其影像內容未如第1款或第3款行為清楚呈現「性器」或「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而係對該等部位以打馬賽克等方式遮掩、迴避，或因攝錄角度未能呈現，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行為。　　⒉告訴人於原審審理中固證稱：我於案發時、地如廁時，因剛好抱著小孩而有遮住我的性器官沒有被拍到等語（見原審卷第113頁），且經原審當庭勘驗本案影片之結果，被告所持本案手機鏡頭從上往下朝廁所內拍攝，畫面出現女子（即告訴人）褲子褪去呈坐姿坐於馬桶上，雙手環抱男孩，女子左手手臂恰巧遮住性器官，女子性器官未出現於拍攝畫面中乙節，有前引之原審勘驗筆錄等件附卷可參。然觀之前引本案影片擷圖可知，本案影片雖因攝錄角度而未能清楚呈現「性器或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然已明顯攝得告訴人裸露之大腿、腹股溝及如廁行為，衡以告訴人於案發當時係以將廁所外門全部關閉，以利用相當環境或適當設備之客觀方式，確保如廁活動之隱密性，進而表達對如廁活動的主觀隱密性期待，本案手機所攝得告訴人裸露之大腿、腹股溝及如廁行為極具私密性，一般人均享有不受他人窺視、攝錄之合理隱私期待，如遭人見及或攝錄如廁時裸露之大腿、腹股溝或如廁行為，該人通常會因而感到羞恥，故被告於案發時持本案手機攝得告訴人如廁時裸露之大腿、腹股溝及如廁行為之影像，自屬刑法第10條第8項第4款所定之性影像甚明。是被告辯稱：本案影片顯非針對告訴人性器官進行拍攝，非屬性影像云云，洵不足採。　㈢被告主觀上具有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之不確定故意：　　　　⒈按刑法上之故意，可分為直接故意與不確定故意（間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直接故意；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為間接故意。又刑法詐欺罪雖不處罰過失，然「有認識過失」與「不確定故意」二者對犯罪事實之發生，均「已有預見」，區別在於「有認識過失」者，乃「確信」該事實不會發生，而「不確定故意」者，則對於事實之發生，抱持縱使發生亦「不在意」、「無所謂」之態度。　　　⒉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固供稱其係其係出於自保與離婚訴訟蒐證目的而拍攝本案影片，並無攝錄性影像之犯意云云。然衡諸女子如廁時均會褪下其內褲，如持開啟攝錄功能之智慧型手機攝錄，可能因此攝錄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該女子身體隱私部位或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如廁行為之影像，此為一般人之常識，被告於案發時年已34歲，教育程度為碩士畢業，從事科技業等情，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供承甚明（見原審卷第118頁），其既為具有一定智識程度及一般社會生活通常經驗之人，對此自難諉為不知。本案被告行為時已滿34 歲且智識正常，其明知案發時告訴人係進入該臥室廁所內如廁，應可預見其將本案手機開啟攝錄功能並伸入前開廁所隔間門板上方，由上往下攝錄廁所內情景，可能因而攝錄告訴人之性影像，仍持本案手機開啟攝錄功能並伸入臥室內廁所隔間門板上方，由上往下攝錄，顯見其係基於縱若無故攝錄告訴人之性影像，亦不違反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而仍為攝錄行為，堪認被告行為時，主觀上應有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㈣被告係「無故」攝錄告訴人性影像：　　⒈按維護人性尊嚴與尊重人格自由發展，乃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核心價值。隱私權雖非憲法明文列舉之權利，惟基於人性尊嚴與個人主體性之維護及人格發展之完整，並為保障個人生活私密領域免於他人侵擾及個人資料之自主控制，隱私權乃為不可或缺之基本權利，而受憲法第22條所保障（司法院釋字第585號解釋、第603號解釋意旨參照）。　　⒉次按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無故竊錄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及同法第319條之1無故攝錄性影像之處罰規定，其所謂「無故」，係指欠缺法律上正當理由而言，縱一般人有伸張或保護自己或他人法律上權利之主觀上原因，亦應考量法律規範之目的，兼衡侵害手段與法益保障間之適當性、必要性及比例原則，避免流於恣意。相較於職司犯罪偵查職務之公務員，基於偵查犯罪、維護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之目的，並符合法律所明定之嚴重危害國家、社會犯罪類型，依照法定程序，方得在法院之監督審核下進行通訊監察，則一般具利害關係之當事人間，是否得僅憑一己之判斷或臆測，藉口保障個人私權或蒐證為由，自行發動足以妨害他人秘密之蒐證行為，殊非無疑。至於理由正當與否，則須綜合考量行為之目的、行為當時之人、事、時、地、物等情況，他方受干擾、侵害程度等因素，合理判斷其行為所構成之妨害，是否逾越社會通念所能容忍之範圍，並非其行為目的或動機單純，即得謂有正當理由。又夫妻雙方為維持幸福圓滿之生活，固互負忠貞、純潔保持之道德上及法律上之義務，然夫妻雖在法律上及事實上係親密連結之生活共同體，彼此間在家庭、生活之領域內可保有之隱私權範圍，或許有可能較一般私人間可保有之隱私權範圍限縮，但並非全無隱私可言，故不能藉口懷疑或有調查、蒐證配偶外遇或不當行為之必要，即認恣意窺視、窺錄他方及周遭相關人士非公開活動、言論、談話或身體隱私部位，甚至攝錄性影像之舉措，率謂其具有法律上之正當理由，而排除刑罰之適用。　　⒊被告與告訴人為夫妻關係，惟雙方感情不睦，嗣被告於112 年9月7日對告訴人提起離婚訴訟，現由原審法院家事庭11 2年度婚字第120號維股案件審理中乙節，有被告與告訴人之個人戶籍資料、原審選任辯護人所呈刑事答辯暨調查證據聲請狀及其檢附原審法院113年度家暫字3號民事裁定等件在卷可稽（見原審卷第27、29、71至87頁），可堪認定，合先敘明。　　⒋被告於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固供稱其係因與告訴人進行離婚訴訟中，告訴人經常喝醉酒後返家抓傷人、罵三字經等鬧事失控行徑，甚至鬧到警察來家裡，告訴人亦會拍自己，故出於自保與離婚訴訟蒐證目的而拍攝本案影片等語（見他卷第35頁；原審卷第119頁；本院卷第93頁）；而證人即被告之母鄭雅玲於原審審理中亦證稱：告訴人婚後長期不顧家，經常喝酒後半夜才回家，並因酒醉而在家裡大吼大叫、亂罵人，連對被告也照罵三字經，幾次鬧到有派出所警察到家裡來，我住在被告與告訴人共同住處的 5樓，被告與告訴人是住在4樓，被告跟我講拍攝本案影片是要當離婚之證據，且被告說告訴人常在拍他等語（見原審卷第105至109頁）。惟縱告訴人於如廁時突然對被告惡言相向，被告僅需隔門攝得告訴人之語聲即可，無須將本案手機伸入廁所隔間門板上方、從上往下拍攝告訴人如廁畫面，即可達其離婚訴訟蒐證目的，根本無需越過廁所隔間門板上方，由上往下攝錄告訴人如廁畫面，且依前揭說明，被告尚不得藉口蒐證告訴人酒後有不當行徑之必要，而恣意於未經告訴人同意之情況下，攝錄告訴人如廁行為之性影像。再參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5條第1項為國家機關之通訊監察所設定的重罪原則、比例原則，即便在舊法時期通姦罪仍存在時，其追訴利益仍不足以正當化對他人隱私權之侵害，此一價值判斷不會因為私人取證而有改變，遑論在民事事件中，更不存在為了離婚而有侵害、犧牲他人隱私權之必要性。是被告前揭所辯，尚非可採。　　⒌被告雖另辯稱：我是為關心未成年子女之目的而拍攝本案影片，實屬具正當理由；原審勘驗影片後，當庭才知悉未成年子女無任何疼痛反應，但未成年子女明確是在告訴人關上門時，表達「用到我的腳了」，告訴人亦曾擔心而觀看未成年子女之腳是否受傷，而我當時被隔絕於門外，毫無機會了解知悉未成年子女是否真有傷勢？以及傷勢嚴重與否？因廁所門是向內而開，我若貿然打開廁所門，恐壓迫到未成年子女，故以一般人常理以及當下的期待可能，當是越過上方玻璃門的阻擋，從廁所上方縫隙之方式了解未成年子女是否真是受傷以及是否受傷嚴重云云。惟被告先於偵查中供稱：（問：為何要拍攝這個影片？）我在自保因為當時告訴人喝醉酒回家會鬧；（問：為何要拍攝告訴人上廁所的影片）因為我怕告訴人會鬧等語（見他卷第 35頁）；復於原審審理中供稱：我拍她（按指告訴人）就只是單純她喝醉，所以我拍她，也是蒐集證據，因為有好幾次都鬧到警察來我們家等語（見原審卷第119頁），則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始終未曾供稱其係為關心未成年子女有無受傷及傷勢是否嚴重而拍攝本案影片等語，則被告是否確實係為關心未成年子女有無受傷及傷勢是否嚴重而拍攝本案影片，實非無疑。再觀之前引原審勘驗筆錄，本案影片顯示被告與告訴人間之未成年子女進入廁所後，由坐臥於馬桶之告訴人以雙手環抱，該未成年子女坐在告訴人身上並抬頭對著鏡頭觀望等情無訛，則該未成年子女進入廁所後神色、舉止一切如常，並無任何外顯的腳部傷勢，更無表現疼痛的異常反應，實難認其於案發當下出現受傷情事，遑論被告於拍攝本案影片期間，始終未曾上前敲門關切、或隔門關心詢問該未成年子女有無受傷、傷勢若何、是否有後續就醫、施藥需求等話語，顯難認被告係基於關心未成年子女之目的而拍攝本案影片。是被告此部分所辯，亦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　㈤綜上所述，被告所辯，顯屬事後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二、論罪：　㈠按家庭暴力者，謂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又家庭暴力罪者，謂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 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與告訴人為夫妻關係，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述，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 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而被告對告訴人為前揭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行為，核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稱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並無罰則規定，自應依刑法之罪刑規定論罪科刑。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319條之1第 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原審蒞庭檢察官變更起訴法條認被告所為，僅係犯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無故以錄影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罪（見原審卷第119頁），尚有未洽，惟其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經本院踐行罪名告知程序（見本院卷第89頁）後，予以檢察官及被告辯論，業已保障被告之防禦權，爰依法變更起訴法條予以審理。　㈡按想像競合與法規競合（法條競合），固同屬一行為而該當於數個構成要件，惟二者本質上及其所衍生之法律效果仍有不同。前者係因侵害數法益，為充分保護被害者之法益，避免評價不足，乃就其行為所該當之數個構成要件分別加以評價，而論以數罪。但因行為人祇有單一行為，較諸數個犯罪行為之侵害性為輕，揆諸「一行為不二罰」之原則，法律乃規定從一重處斷即為已足，為科刑上或裁判上一罪；後者則因僅侵害一法益，為避免牴觸「雙重評價禁止原則」，祇須適用最適切之構成要件予以論罪科刑，即足以包括整個犯罪行為之不法內涵。故其他構成要件之罰責均排斥不用，實質上僅成立單一罪名，屬單純一罪。至於如何適用其中之最適切之構成要件，依通說不外乎先判斷各構成要件間究為「特別關係」、「補充關係」或「吸收關係」，再分別依「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基本法優於補充法」或「吸收條款優於被吸收條款」等原則，選擇其中最適切之規定予以適用（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5587號判決參照）。本件被告固係以一個竊錄行為同時該當於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無故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同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二罪之構成要件。然因上開各罪所保護者，均為個人隱私之同一自由法益，且以手機攝錄功能於他人如廁時，攝錄其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身體隱私部位及該與性相關之如廁行為等性影像，必會伴隨實現竊錄他人非公開活動及身體隱私部位之構成要件，再參酌刑法319條之1 以下之妨害性隱私及不實影像罪章之立法理由，該等條文旨在強化隱私法益之保障，維護個人生活私密領域最核心之性隱私、姓名譽，是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規定相對於刑法第3 15條之1第2款規定，屬隱私權保障層升之法規競合「特別關係」，應優先適用刑法第319條之1第1項之罪，而排除刑法第315條之1第2款之適用，附此敘明。三、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審理後，認被告犯竊錄非公開活動罪事證明確，並予論罪科刑，固非無見。然查，被告所為，係犯無故攝錄他人性影像罪，原審認被告係犯竊錄非公開活動罪，認事用法容有違誤。檢察官提起上訴，據此指摘原判決認事用法不當，為有理由；被告提起上訴，猶執前詞否認犯罪，雖無理由，惟原判決關於此部分既有前開違誤之處，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有罪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違犯本案前並無前科，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第37至38 頁），素行尚稱良好，僅因與告訴人感情不睦，為蒐集可能對其有利之離婚訴訟證據，將本案手機開啟攝錄功能並伸入臥室內廁所隔間門板上方，從上往下拍攝告訴人如廁行為之畫面，而攝得與性相關而客觀上足以引起性慾或羞恥之告訴人如廁時行為之性影像，顯然不尊重配偶之隱私權，且其侵害隱私之程度非輕，顯屬不該；又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飾詞卸責，且迄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告訴人之損失，亦未曾就所為表示任何歉意，犯後態度難謂良好，兼衡其犯罪動機及目的均係為蒐集可能對其有利之離婚訴訟證據，犯罪之手段、告訴人所受損害，被告於原審及另案中自承智識程度為碩士畢業，在南港軟體園區工作，在先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擔任業務副理，薪資年收新臺幣（下同）180萬元，每年實際分紅約30萬元，主業收入約200萬元左右，另經營保時捷改裝之副業年收入超過200萬元，與告訴人共同育有1 名4歲多的未成年子女，父母無需其扶養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118頁；請上卷第1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㈢沒收部分：　　　⒈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為人者，得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第2、4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刑法第319條之1至前條性影像之附著物及物品，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319之5定有明文。是刑法第319條之5規定應為刑法第38條第2項所指之特別規定，應優先適用。　　⒉查，未扣案之之Apple廠牌、型號為iPhone 14 Pro之行動電話1支，為被告所有持以攝錄他人性影像所用之物，且用以儲存本案影片所拍得影像之附著物，有本案影片擷圖存卷可參（見他卷第9頁），另被告嗣將本案影片儲存於隨身碟轉交A男，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述，故該隨身碟1個亦為儲存本案影片之附著物，兩者雖均未扣案，然均無事證顯示已滅失，爰均依刑法第38條第4項、第319條之5之規定，宣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⒊至於卷附本案影片擷圖，係本案之證據資料，非屬刑法第3 19條之5所規定應予沒收之物，均不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蕭詠勵提起公訴，檢察官周啟勇提起上訴，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　　　　　　　　　　　　　　　　　　　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本件不得上訴。　　　　　　　　　　　　　　　　　　　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19條之1 未經他人同意，無故以照相、錄影、電磁紀錄或其他科技方法攝錄其性影像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意圖營利供給場所、工具或設備，便利他人為前項之行為者，處 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50萬元以下罰金。意圖營利、散布、播送、公然陳列或以他法供人觀覽，而犯第1 項之罪者，依前項規定處斷。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15

TPHM-113-上訴-5813-20250115-1

附民

臺灣高等法院

妨害秘密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裁定 113年度附民字第2267號原告劉韋伶被告林聖淳上列被告因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5813號妨害秘密案件，經原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查其內容繁雜，非經長久之時日不能終結其審判，爰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前段，將本件附帶民事訴訟移送本院民事庭，特此裁定。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5 日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官許永煌法官黃美文法官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林立柏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2025-01-15

TPHM-113-附民-2267-2025011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735號上訴人即被告楊麒安指定辯護人本院公設辯護人陳德仁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等案件，不服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1381號，中華民國113年8月28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2830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本件上訴人即被告甲○○（下稱被告）以原審就販賣第二級毒品罪部分未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輕其刑不當及原審量刑過重為由提起第二審上訴，並於本院審理中當庭陳稱：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81頁），是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無訛。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刑之減輕事由：　㈠被告就原判決事實欄二部分所為，雖已著手於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行為之實施，然因喬裝賣家之警員並無購買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之真意，始不能完成販賣行為而未遂，為未遂犯，衡酌其犯罪情節，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按既遂之刑度減輕其刑。　㈡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8條之罪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項定有明文。依該規定旨在獎勵犯罪人之悛悔，同時使偵查或審判機關易於發現真實，以利毒品查緝，俾收防制毒品危害之效；故不論該被告之自白，係出於自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一次或多次，並其自白後有無翻異，苟其於偵查及審判中均有自白，即應依法減輕其刑。是該條項減刑規定之適用，係指偵查及審判中均有自白而言。而所謂自白乃對自己之犯罪事實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肯定供述之意。次按行為人轉讓同屬禁藥之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未達法定應加重其刑之一定數量）予成年人（非孕婦），依重法優於輕法之原則，擇較重之藥事法第83條第1項轉讓禁藥罪論處，如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仍應適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但就量刑而言，在重法之法定最輕本刑較輕法之法定最輕本刑為輕時，如仍得在重法之最輕本刑以上、輕法之最輕本刑之下，量定其宣告刑，即有重法輕罰之不合理現象。因此，在別無其他減輕其刑事由時，量刑不宜低於輕法即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8條第2項所規定之最低法定刑，以免科刑偏失，始符衡平（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4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警詢、偵查、原審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轉讓禁藥及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犯行（見偵卷第21至27、32、212至213頁；原審卷第209至211、244 至246頁；本院卷第85頁），爰均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 條第2項之規定，各減輕其刑。又被告就原判決事實欄二所示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犯行，有上開數種減輕其刑事由，應依刑法第70條、第71條第2項規定遞減之。三、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被告上訴意旨略以：⒈原審漏未審酌被告所為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犯行之販賣對象僅有1人、交易次數僅為1次，販賣數量為5公克、交易金額為新臺幣（下同）1萬1,000元，均屬有限，足見被告販賣毒品之惡性及犯罪情節，均與大量走私進口或大量販賣毒品所謂之「大盤」、「中盤」毒販有重大差異，且毒品尚未流出市面即已遭查獲，對整體法秩序之破壞有限，論其情節，惡性堪稱輕微，對他人及國家社會侵害之程度非屬重大，且被告自始坦承犯行，堪認被告所為確足以引起一般同情，縱量處最低本刑猶嫌過重，原審未予援用刑法第59條酌減其刑，容有不適用法則或適用不當之判決違法，請考量被告已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均坦承犯行，犯後態度堪稱良好，其深感悔悟，家中復有未滿2歲之稚嫩幼兒，正是需要父愛陪伴教養之時，仰賴其照顧，非無顯可憫恕之處，酌以刑罰應著重於教化重生之目的，適用刑法第59條之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使個案裁判之量刑，能斟酌適當；⒉衡酌被告因家庭經濟狀況不佳，一時受誘惑沾染毒品，復而犯下本案犯罪，惟本案被告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均坦承全部犯行，堪認犯後態度確屬良好，具有誠摯悔意。且被告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犯行，販賣對象僅有1人、交易次數僅為1次，販賣數量為5公克、交易金額為1萬1,000元，均屬有限，被告販賣毒品之惡性及犯罪情節，均與大量走私進口或大量販賣毒品所謂之「大盤」、「中盤」毒販有重大差異，其惡性及犯罪情節均屬輕微，當應予從輕量處，且毒品尚未流本案毒品均尚未對外販售，毒品散布危害尚屬有限，對他人及國家社會侵害之程度非屬重大，原審漏未審酌被告惡性及犯罪情節均屬輕微，仍就被告所為一次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一次轉讓禁藥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2年10月及3月，當有過重，容與平等原則及比例原則有違，而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云云。　㈡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此雖為法院依法得行使裁量之事項，然非漫無限制，須犯罪有其特殊之原因、環境與情狀，參以刑法第57條所列10款事項等一切情狀後，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之同情，認為即予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猶嫌過重者，始有其適用。所謂法定最低度刑，固包括法定最低本刑，惟遇有其他法定減輕事由者，則指適用該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後之最低度刑而言。倘被告別有法定減輕事由者，應先適用法定減輕事由減輕其刑後，猶認其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即使科以該減輕後之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始得適用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7 44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查甲基安非他命屬於第二級毒品，一旦成癮即難以根除，並易對其個人、家庭甚至社會秩序造成負面影響，而應嚴予禁絕，因之政府近年來為革除毒品之危害，除於相關法令訂定防制及處罰之規定外，並積極查緝毒品案件及於各大媒體廣泛宣導反毒，被告行為時已成年，依其智識程度及社會經驗，要難諉為不知，其縱非以此為業之藥頭，或中、大盤毒梟，且販賣對象僅有1人、交易次數僅為1次，然被告漠視法令規定，恣意販賣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予他人，危害社會治安，仍屬不該，其犯罪情狀及手段顯屬可議，難認有何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之特殊原因、環境與情狀，尚無如宣告法定最低度刑（經依刑法第25條第2項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7條第2 項規定遞減輕後為有期徒刑2年6月），猶嫌過重，而情堪憫恕之情形，自無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之適用餘地，且原審於量刑時已詳為說明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正值青年，不思以正軌獲取財物，更無視政府一再宣誓掃蕩毒品犯罪之決心，且毒品戕害施用者身心，如任其氾濫將嚴重腐蝕國民健康及社會風氣，吸毒者一旦施用成癮，不僅自戕，更可能為滿足毒癮而傾家蕩產，對社會造成直接、間接危害重大，且其轉讓、販賣毒品，所為足以擴散毒品並增加施用毒品人口，足見其觀念之偏差，所為誠有不該，戕害購毒者、施毒者之身心健康，幸未及販賣得逞即為警查獲，並審酌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品行、自始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且於警詢中自陳國中畢業之教育程度、家庭經濟狀況勉持、職業為工（見偵卷第19頁）等一切情狀，予以綜合考量，就被告所犯轉讓禁藥罪量處有期徒刑3月；就被告所犯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罪量處有期徒刑2年10月，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難遽謂原判決量刑有何不當：復被告轉讓、販賣毒品，所為足以擴散毒品並增加施用毒品人口，幸未及販賣得逞即為警查獲，且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被告自始坦承犯行之犯後態度等情，業均經原審納為量刑因子，縱經將被告所述其因家庭經濟狀況不佳，一時受誘惑沾染毒品而犯下本案犯罪，家中有未滿2歲之稚嫩幼兒須仰賴其照顧，且其販賣第二級毒品未遂犯行，販賣對象僅有1人、交易次數僅為1次，販賣數量為5公克、交易金額為1萬1,000 元等列入量刑因子，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考量，仍難遽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不當，且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符合法規範之目的，亦無違反比例、平等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是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9條規定減刑，及從輕量刑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蔡孟庭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　　　　　　　　　　　　　　　　　　　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附錄原審論罪科刑法條全文：藥事法第83條明知為偽藥或禁藥，而販賣、供應、調劑、運送、寄藏、牙保、轉讓或意圖販賣而陳列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 千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因過失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5 百萬元以下罰金。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製造、運輸、販賣第一級毒品者，處死刑或無期徒刑；處無期徒刑者，得併科新臺幣3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二級毒品者，處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三級毒品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第四級毒品者，處5年以上1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製造、運輸、販賣專供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50萬元以下罰金。前五項之未遂犯罰之。

2025-01-15

TPHM-113-上訴-5735-20250115-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家暴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626號上訴人即被告洪○○ 選任辯護人顏世翠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 年度訴字第332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2日第一審判決（起訴及移送併辦審理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56393號、112年度偵字第3845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原判決關於洪○○刑之部分撤銷。上開撤銷部分，洪○○處有期徒刑參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一、本案審判範圍：　㈠刑事訴訟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上訴得明示僅就判決之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為之」，而其立法理由指出：「為尊重當事人設定攻防之範圍，並減輕上訴審審理之負擔，容許上訴權人僅針對刑、沒收或保安處分一部提起上訴，其未表明上訴之認定犯罪事實部分，則不在第二審之審判範圍。如為數罪併罰之案件，亦得僅針對各罪之刑、沒收、保安處分或對併罰所定之應執行刑、沒收、保安處分，提起上訴，其效力不及於原審所認定之各犯罪事實，此部分犯罪事實不在上訴審審查範圍」。是科刑事項已可不隨同其犯罪事實而單獨成為上訴之標的，且上訴人明示僅就科刑事項上訴時，第二審法院即不再就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為審查，而應以原審法院所認定之犯罪事實，作為論認原審量刑妥適與否的判斷基礎。　㈡原審判決後，上訴人即被告洪○○（下稱被告）以原判決量刑過重為由，提起第二審上訴，並於本院審理中當庭陳稱：僅就量刑部分提起上訴等語（見本院卷第91、179至180頁），是認被告只對原審之科刑事項提起上訴無訛。依據前述說明，本院僅就原審判決量刑妥適與否進行審理，至於原審判決其他部分，則非本院審查範圍。二、撤銷改判之理由：　㈠原審就被告所犯傷害罪予以科刑，固非無見。惟查：被告提起本件上訴後，已於本院審理中坦承犯行（見本院卷第32、 91至92、103、192頁），原審未及審酌被告此一犯後態度，尚有未合。被告提起上訴，據此指摘原判決量刑不當，為有理由，自應由本院將原判決關於被告刑之部分予以撤銷改判。　㈡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於違犯本案前並無其他前科紀錄，有本院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51 至52頁），素行尚稱良好，與告訴人李○○前為夫妻關係，於民國111年8月6日上午3時41分許，在新北市○○路00號3樓住處內，僅因細故與告訴人發生爭執，不思以理性溝通之方式解決，竟基於傷害之故意，與告訴人彼此互毆，且攻擊告訴人陰囊、睪丸等重要人體部位，致告訴人受有頸部、陰囊、睪丸、左側手部及雙側足部挫傷擦及左足第四只中趾節骨折之傷害，顯見被告自我情緒管理能力及尊重他人身體法益之法治觀念有待加強，所為孰非可取，犯後於偵查及原審審理中雖均不爭執其所為傷害行為，惟於偵查中主張其為正當防衛，嗣於原審法院112年3月9日準備程序期日中雖坦承本案犯行，然於原審法院112年7月4日、112年11月28日準備程序期日及原審法院審判期日中或改稱其無傷害告訴人之犯意，或稱其是正當防衛云云，嗣於本院審理中始坦承犯行；又被告雖有意願與告訴人商談和解事宜，惟因告訴人不願僅就本案與告訴人商談和解事宜，雙方迄未達成和解或調解，被告亦未賠償告訴人之損失，兼衡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情節、本身亦受有右小腿擦傷、右膝蓋後瘀傷、右前臂、上臂瘀傷、左膝左腳瘀傷、左手肘內側擦傷、左手背中指食指間紅腫之傷害，及其於原審審理中自承智識程度為碩士畢業，一直為家管，經濟狀況小康，與告訴人育有3名子女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原審卷第290至291頁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2項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9條第1項前段、第364條、第299 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范孟珊、葉國璽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5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　　　　　　　　　　　　　　　　　　　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附錄本案原審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5-01-15

TPHM-113-上訴-5626-20250115-2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上訴字第234號上訴人李家禾即被告 (另案於法務部○○○○○○○執行) 上列上訴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9月16日第一審判決（113年度金訴字第1162號）提起上訴，未敘述上訴理由，依刑事訴訟法第367條但書規定，限於本裁定送達後5日內向本院補正；逾期未補正即駁回上訴。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3 日刑事第23庭審判長法官許永煌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抗告。書記官蘇婷中華民國 114 年 1 月 14 日

2025-01-13

TPHM-114-上訴-234-20250113-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殺人未遂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5491號上訴人即被告梁賀銘指定辯護人余政勳律師（法扶律師）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殺人未遂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 年度訴字第66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5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68846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犯罪事實一、梁賀銘前曾居住在位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2「達摩洞」，為報復「達摩洞」現任住持莊梅花等人減少醫療補助費及參拜者對其之輕視，明知人之頭部乃屬人體之重要部位，且顱內有生命中樞之大腦、小腦及腦幹等極為脆弱之重要器官，且其所持質地堅硬、金屬材質之西瓜刀1把甚為鋒利，主觀上可預見若持之朝人體頭部揮砍，極可能傷及大腦內重要器官，致生理機能嚴重受損及大量出血死亡之結果，竟基於縱使持上開西瓜刀揮砍人之頭部因而致生死亡之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之殺人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9月20日9時3 8分許，在上開「達摩洞」內，趁莊梅花等人在廚房煮菜、在大廳誦經或在大廳外搬運物品之際，突然手持西瓜刀1把，先後朝莊梅花、王素貞、王鳳琴、王鳳英、周川雲、蕭武龍、高莊國（下稱莊梅花等7人）之頭部及其他身體部位迅速、猛力地砍殺數刀，致莊梅花受有頭皮刀傷之傷害（砍4 刀）；王素貞受有頭皮刀傷之傷害（砍2刀）；王鳳琴受有左手拇指創傷性不完全截肢、頭皮9公分、右耳3公分、右臉頰4公分、右膝8公分開放性傷口之傷害（砍3刀）；王鳳英受有右前臂開放性傷口併屈指肌腱斷裂、正中神經不完全損傷、額頭1公分開放性傷口，且右手掌及手指功能於受傷時已達醫學上毀敗狀態之重傷害；周川雲受有頭皮割裂傷之傷害（砍2刀）；蕭武龍受有右手拇指、左手掌割裂傷，且為深度撕裂傷，多處肌腱及神經血管斷裂之重傷害；高莊國受有面部2處撕裂傷之傷害（砍2刀）後，隨即騎乘車牌號碼00 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逃逸。嗣經警據報抵達現場，將莊梅花等7人分別送往臺北榮民總醫院、長庚醫療財團法人林口長庚紀念醫院（下稱林口長庚醫院）、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淡水馬偕紀念醫院（下稱淡水馬偕醫院）急救後，始均倖免於難而均未發生死亡之結果。二、案經莊梅花、王素貞、蕭武龍、高莊國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蘆洲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第159條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判決下列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供述證據資料（包含人證與文書等證據），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而檢察官、上訴人即被告梁賀銘（下稱被告）及其辯護人對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期日提示之卷證均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130至131、175至176頁），且迄至言詞辯論終結前亦未再聲明異議，本案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證明力亦無明顯過低之情形，認為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自均得作為證據。二、至於非供述證據部分，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期日及審判期日中均不爭執其等證據能力（見本院卷第 131至134、176至179頁），復均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予檢察官、被告及其辯護人而為合法調查，應認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不爭執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於前開時間、地點，遭人持刀砍傷而受有上開傷害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殺人未遂犯行，辯稱：案發當天我沒有出現在「達摩洞」，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都不是我砍的云云；被告之辯護人則為其辯護稱：被告否認有起訴書所載殺人未遂事實，並否認監視畫面之人為其本人，且監視器畫面無法明確辨識為被告本人面部容貌，是本案除告訴人單方陳述外，別無補強證據，不得逕以推測或擬制之方式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云云。經查：　㈠被告前曾居住在位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之2「達摩洞」；於112年9月20日9時38分許，告訴人莊梅花受有頭皮刀傷之傷害（砍4刀）；告訴人王素貞受有頭皮刀傷之傷害（砍2 刀）；被害人王鳳琴受有左手拇指創傷性不完全截肢、頭皮 9公分、右耳3公分、右臉頰4公分、右膝8公分開放性傷口之傷害（砍3刀）；被害人王鳳英受有右前臂開放性傷口併屈指肌腱斷裂、正中神經不完全損傷、額頭1公分開放性傷口，且右手掌及手指功能於受傷時已達醫學上毀敗狀態之重傷害；被害人周川雲受有頭皮割裂傷之傷害（砍2刀）；告訴人蕭武龍受有右手拇指、左手掌割裂傷，且為深度撕裂傷，多處肌腱及神經血管斷裂之重傷害；告訴人高莊國受有面部 2處撕裂傷之傷害（砍2刀）。嗣經警據報抵達現場，將莊梅花等7人分別送往臺北榮民總醫院、林口長庚醫院、淡水馬偕醫院急救後，始均倖免於難而均未發生死亡之結果等事實，業據被告於原審及本院審理中所不爭執（見原審卷一第77 頁；本院卷第129至130、136至137、180至181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莊梅花、王素貞、蕭武龍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審理中證述、證人即被害人王鳳英、王鳳琴、周川雲、證人即告訴人高莊國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情節大致相符（見偵卷第 17至19、25至27、33至35、41至43、49至51、57至59、180 至184、267、279至281、299至301頁；原審卷二第115至128 頁），並有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林口長庚醫院診斷證明書、淡水馬偕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淡水馬偕醫院112 年11月13日馬院醫急字第1120007110號函及其檢附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急診檢傷單、傷勢照片、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急診醫囑、新北市私立鴻祥老人長期照顧中心（養護型）醫師診斷資料、淡水馬偕醫院113年2月20日馬院醫急字第1130001007號函及其檢附淡水馬偕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急診檢傷單、傷勢照片、馬偕紀念醫院（淡水院區）急診醫囑、淡水馬偕醫院出院病歷摘要單、手術紀錄、臺北榮民總醫院113年3月6日北總企字第1130300374號函及其檢附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救護紀錄表、臺北榮總急診病歷、急診護理評估、臺北榮民總醫院急診處方、臺北榮民總醫院藥物治療紀錄單、臺北榮民總醫院靜脈溶液點滴紀錄單、臺北榮民總醫院治療處置、臺北榮民總醫院病程護理紀錄、臺北榮民總醫院急診部外傷科外傷傷口縫合處置說明暨同意書、臺北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輸血處置（治療）說明書暨同意書、臺北榮民總醫院生命徵象測量紀錄單、臺北榮民總醫院病理檢驗部一般檢驗科報告、臺北榮民總醫院輸血醫學科報告、傷勢照片、臺北榮民總醫院診斷證明書、林口長庚醫院113年6月24日長庚院林字0000000000號函及其檢附病歷、診斷證明書等件在卷可稽（見偵卷第77、79 、119至145、199、201、203、277、287至292頁；原審卷一第233至381頁；原審卷二第67至75頁；王鳳英病歷卷；王鳳琴病歷卷；高莊國病歷卷），應堪認定。　㈡被告確係於前開時點，持刀砍殺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之人：　　⒈證人莊梅花先於警詢時證稱：我當時正在廚房洗菜，被告就從我後面拿刀砍我，我當下被砍了4刀，都砍在頭部；他先砍我，然後就過去砍王素貞等語（見偵卷第50至51頁）；復於偵查中證稱：我當時在廚房煮菜，被告從後面砍我頭部1刀，我轉過頭，他又砍我頭部3刀，總共4刀，我問他為什麼要砍人，他沒有講話進來就砍，王素貞當時在我左手邊比較裡面的地方，王素貞聽到我叫，就過來查看並想要阻止被告，被告就開始砍王素貞，之後王素貞就叫救命等語（見偵卷第80至81頁）；又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我師傅往生後，我才正式接住持，案發時我是住持，我沒有住達摩洞，晚上都住新莊，每星期三都會去達摩洞；我那天在達摩洞的廚房莫名其妙被砍傷，那天我們廚房的人請假，我跟王素貞是代班的，我面向牆壁在洗菜，被告過來，我就莫名其妙被砍傷在這裡（手指後腦杓），被他從後面進來砍了1刀，我還反應不過來，轉頭過去，他又連續砍我3刀這裡（手指頭），我的頭總共被砍4刀，我那時候不知道他的名字是梁賀銘，我們都是稱呼師兄，我確定當時砍我的人是被告。當時被告拿一支很長的刀，但不知道是什麼刀，大概1、2尺，他動作很快一直砍、亂砍，很可怕，我也莫名其妙被砍；我被砍的時候，我在叫「你為什麼砍人、你怎麼莫名其妙在砍人」，王素貞跟我在一起工作轉過來，王素貞要幫助我，結果被告就轉過去殺王素貞，王素貞跌倒在地上叫，被告就跑出去又去砍人，我沒看到被告持刀往王素貞身體哪個部位砍，因為當時我流血流很多，而且我有吃抗血栓的藥，血沒辦法止，因為流很多血，我一直在處理自己，我頭部被砍到4刀，現在都還有刀痕。被告持刀砍我時他完全沒有講話，直接從後面砍過來，我也不知道他在砍人。案發前，被告有時候有住達摩洞，有時候沒有住，行蹤不定。當時砍我的人是在庭的被告沒錯等語綦詳（見原審卷二第124至128頁）。　　⒉證人王素貞先於警詢時證稱：今天早上準備午餐時，被告突然從外面進入廚房，持長刀揮砍，他進入廚房後到處揮，揮完後變從廚房離開，後續就一直聽到有人叫喊；我遭砍傷的部位是頭部、左手，目前左手、頭部有撕裂傷等語（見偵卷第58至59頁）；復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我人在廚房，聽到莊梅花在叫並流血，我就跟被告說你為什麼這樣砍人，結果被告就轉過來換砍我，他砍我的手1刀，再砍我頭2刀，結著我就蹲下喊人，我蹲下以後被告就沒有繼續砍我等語（見偵卷第81頁）；又於原審審理中證述：當天我跟師父莊梅花要去煮飯，因為師父說今天沒有人煮飯，叫我們今天早一點去煮飯給他們吃，我過去煮飯時，在庭的被告突然就砍過來，他從後面來，他在砍莊梅花時，我是在旁邊挑菜，莊梅花說「什麼東西掉下來敲到她的頭」，我以為是什麼東西掉下來，我轉頭過去，莊梅花的頭已經在流血，那時候我趕快衝過來，我說「你怎麼拿刀子砍人」，結果被告就停止沒砍莊梅花，轉身過來砍我，被告用刀子朝我頭部砍了2刀，造成我的頭有2道很大的疤痕，現在還是會痛，疤痕很長這裡（以手比劃頭頂部分）。被告持刀揮砍我及莊梅花時，我沒有聽到他說什麼話，那時候我很害怕，全身都發抖，我不認識他，也沒有跟他講過話。他靜靜的就進來，我沒有聽到他說話的聲音，在我被砍之前，有看過被告在達摩洞來拿便當。他拿了便當就走，我沒看清楚被告拿的刀子種類或樣式，因為他砍到我時，我就蹲下去，開始叫救命，後面的人一直追過來才會被他砍等語甚明（見原審卷二第120至122頁）。　　⒊證人王鳳琴先於警詢時證稱：今天上午約9時許，我跟我妹妹王鳳英在達摩洞中庭誦經，突然聽到廚房有一陣騷動，我們兩個變過去廚房查看，就看到被告從裡面衝出來，看到我們兩個就一陣亂砍，他手上拿著長刀，砍完我們後就往上跑。我遭砍傷之部位在左手大拇指、右腳膝蓋，還有頭部，目前傷勢為頭皮撕裂傷、手指撕裂傷、膝蓋擦挫傷等語（見偵卷第18至19頁）；復於偵查中證述：當時我在離廚房不遠處誦經，聽到廚房有人在大喊類似「你在幹嘛、救命」的吵鬧聲音，我就跑進去查看，我看到莊梅花、王素貞躺在地上抱在一起，被告站在前面，我大喊「你在幹嘛」，被告就朝我砍，應該是西瓜刀，白白長長的刀子，他先砍我頭、腳、手，當時他見人就砍，要致人於死地的砍，當時他用力亂砍，真的非常恐怖，太可怕了，當時王鳳英跟在我後面要過來救我，王鳳英出手要擋被告砍我，自己的手都快被砍斷了，王鳳英晚上都沒辦法睡，我看她這樣真的很內疚（哭泣），我沒有看到被告怎麼砍王鳳英，王鳳英現在一想到就哭晚上沒有辨法睡，精神受到很大的影響，以前很愛講話，但現在什麼話都不講，變了一個人等語明確（見偵卷第181頁）。　　⒋證人王鳳英於警詢時證述：我與其他人今日都在達摩洞內，早上之後，我、王鳳琴與其他人在大廳念經，突然聽聞樓下有一陣騷動，我和王鳳琴準備到樓下廚房查看，發現被告從廚房由樓梯上來，與我、王鳳琴在大廳旁相遇，不知為何，被告突然拿起手上的長刀向我們揮舞，先砍傷王鳳琴，再砍傷我，造成我及王鳳琴身上多處砍傷，鮮血直流只能退到一旁，只看到被告拿著刀子朝外逃逸；我是右手腕被長刀砍了1下，目前傷勢為前額撕裂傷、右手腕撕裂傷，右手肘的肉被削掉等語（見偵卷第25頁反面）。　　⒌證人周川雲先於警詢時證稱：今天102年9月20日9時30分許，我至達摩洞做共修，在廚房傳出尖叫聲，當下王素貞在廚房煮飯，我到廚房關心狀況，現場看到被告持西瓜到在攻擊王素貞，被告看到來查看狀況的人也拿西瓜刀發動攻擊，見人就砍，從廚房砍到馬路上騎機車逃離，西瓜刀由被告帶離現場，現場沒有遺留武器，從廚房到馬路上，一共7人受傷，我遭西瓜刀攻擊約2下左右，遭砍傷之部位在右後頭部，目前是皮肉傷等語（見偵卷第42至43頁）；復於偵查中證稱：當時我在誦經座位旁邊，聽到廚房有尖叫聲，原本要離開現場，在我出去的路上遇到被告，他從我後面追過來要往外逃跑，他就從我後面拿刀砍我，先朝我的後腦杓砍1刀，接著再砍我的後背1刀，當時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我就閃到旁邊，被告就跑出去騎摩托車，接著我打電話報警，警察就來了等語明確（見偵卷第181至182 頁）。　　⒍證人蕭武龍先於警詢時證稱：當天112年9月20日，我在觀音山達摩洞1樓外面抽菸，突然聽到我們吃飯的地方有人在叫稱有人在拿刀砍人，我打電話報警，報警過程中我走到地下一樓，報完警後，被告自地下一樓廚房持刀朝我走來，一句話都沒說，就砍過來了，他持刀攻擊我的頭部，我用雙手防禦我的頭部，被告攻擊完我後，隨即騎乘他的普通重型機車離開現場，我趕緊跑回一樓，呼叫救護車；我遭砍傷之部位為雙手，目前右手拇指皮遭削掉，左手食指、中指、無名指無感覺、無知覺等語（見偵卷第280至2 81頁）；復於偵查中證稱：112年9月20日9時38分左右，在達摩洞處所，阿銘刀子直接揮過來，快要揮到我的臉，我用手去擋才沒有更嚴重，他砍我1刀，我左手縫了7至8 針，右手大拇指也有受傷，現在左手無法正常的運作、活動，我被砍到以後就趕快跑，他朝我砍完後就跑了；我有看到法師、廚房的人被他砍，我當時從樓上抽菸下來，就看到阿銘一直在砍人，他是朝我的左側頭部砍，我用手去擋住；偵卷第81頁照片的人（按指被告）就是阿銘等語（見偵卷第299至301頁）；又於原審審理中證述：我當時暫時住在達摩洞，差不多1、2年，當天在達摩洞有發生被人砍傷的事情，當時我在1樓聽到有人在叫「叫救護車」，我拿手機要報警，後來我看到1支白色刀子往我的臉揮過來，要砍我的臉，沒有砍到我的臉，但砍到我的手，還有手指頭，後來我就送醫院了，我有看到「阿銘」拿刀子，「阿銘」就是被告。當時「阿銘」拿刀砍我時，「阿銘」沒有說什麼話，我看到人刀子就直接砍過來，「阿銘」跟我一樣住在達摩洞，他住達摩洞與其他人都沒有結怨，我與「阿銘」之間也沒有糾紛，我比較早去住達摩洞，「阿銘」後來才來的，我認識被告並認得他的臉，一開始「阿銘」拿刀子要砍我的臉還是脖子，我用我的手保護（證人舉左手），所以我的手才被砍到，「阿銘」拿刀砍我1刀，我流血流很多，我跑去報警；我沒有看到「阿銘」拿刀去砍別人，但我知道樓下有好幾個人在大小聲，我才下樓要看，要打電話而已，聽到叫「快點、快點，叫救護車」，我還沒看清楚，我就被砍到手。目前我的手傷勢復原情形，（舉起左手）左手比較沒力，手的神經斷掉了等情甚詳（見原審卷二第115至118頁）。　　⒎證人高莊國先於警詢時證稱：今天早上我在達摩洞旁邊的建築物搬建材時，看到被告騎乘NP2-085號機車往下山方向騎乘，過了2至3分鐘後便折回，手裡持黑色長刀朝洞口走去，在被告進入後，山洞傳來很大的叫聲，我便走上前查看怎麼回事，便發現對方持刀向我揮舞，我的左頭皮被砍到2刀不斷流血後，我立馬尋找止血工具，就看到被告又再次騎乘NP2-085號機車往山下方向行駛；我遭砍傷之部位在左頭部，目前頭部左側有2處撕裂傷等語（見偵卷第34至35頁）；復於偵查中證述：案發當時我在達摩洞外的貨櫃屋搬東西，聽到達摩洞下面的人大叫，才發現下面有事情發生，我停下手邊工作，就看被告走上來，當時他有拿1把小支的西瓜刀，總長度大約比1張A4紙長邊再短一點，我就問他怎麼了，當時他身上沒有任何血跡，之後他就突然拿刀砍過來，他當時把刀拿高並朝我砍下，要砍我的頭2刀，我的左額頭及左耳之間被砍到2刀，現在都還有傷痕，我就流血了。在案發時我有看到被告騎機車下山離開達摩洞，過2至3分鐘又騎車回來，當時我沒有看到他手上有無拿東西，之後他就走下去達摩洞，接著事情就發生，我被砍之後有看到被告騎機車離開，沒有帶安全帽。他當時穿白色短袖上衣、灰色短褲，（提示偵卷第73頁反面下方照片，問：有無看過此人）我有看過此人，就是被告當天的樣子等語（見偵卷第183至184頁）。　　⒏被告及其辯護人雖以前開情詞置辯。惟查：　　　⑴按各種供述證據，無論係被告或共犯的自白、被害人（含告訴人及其家屬）及一般無上揭關係的證人指述，均屬各自獨立的證據方法，各該證據方法並非絕對不能互為補強證據，此乃屬證據證明力範疇。再所謂補強證據，並非以證明犯罪構成要件的全部事實為必要，倘得以佐證被害人之指證非屬虛構，而能予保障其陳述之憑信性者，即足當之（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300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雖辯稱：案發當天我沒有出現在「達摩洞」，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都不是我砍的云云，然核與證人即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前開證述均有違；且觀之證人即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前開證述，除各指稱被告就其等個人所為殺人未遂之犯行外，證人即告訴人莊梅花亦證稱被告砍殺告訴人王素貞之情節、證人即告訴人王素貞亦證稱被告砍殺告訴人莊梅花之情節、證人即被害人王鳳琴亦證稱被告砍殺告訴人莊梅花、王素貞及被害人王鳳英之情節、證人即被害人王鳳英亦證稱被告砍殺被害人王鳳琴之情節、證人即被害人周川雲亦證稱被告砍殺告訴人王素貞及見人就砍，一共砍傷7人等情節、告訴人蕭武龍亦證稱被告有砍傷法師及廚房的人及被告一直在砍人等情節、被害人高莊國則證稱被告手裡持黑色長刀朝達摩洞口走去後，達摩洞內傳來很大的叫聲等情，自均得為其他被害人指述之補強證據。　　　⑶又被告在醫療財團法人徐元智先生醫藥基金會亞東紀念醫院（下稱亞東醫院）於113年5月7日對其實施精神狀態鑑定時表示自己是受到魔鬼的唆使才做這些事情（按指本案犯行），因為剛好他們（按指被害人莊梅花等7 人）在那邊，被我（即被告）砍到就是上輩子欠我的，是他們的命運等語，有亞東醫院113年6月11日亞精神字第1130611019號函所檢送被神鑑定報告書1份附卷可參（見原審卷一第481至491頁），足見被告於本案精神鑑定時亦坦承其為持刀砍殺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之人甚明。　　　⑷綜上，被告於本案精神鑑定時坦承其為持刀砍殺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之人等語，核與證人即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前開指訴被告持刀砍殺其等個人情節相符，復經證人即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分別就被告持刀砍殺其他被害人等情證述在卷，足認被告確係於前開時地，持刀砍殺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之人。是被告及其辯護人前開所辯，實不足採。　㈢被告主觀上具有殺害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之不確定故意：　　⒈按刑法第13條之故意規定，分為直接故意（確定故意）與間接故意（不確定故意）二種。前者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使之發生（實現）之決意，進而實施該犯罪決意之行為；後者則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有發生（實現）之可能，因該犯罪事實之發生（實現）不違背其本意，乃予容認，任其發生（實現）之情形而言；又刑法第13條第2項之不確定故意（學理上亦稱間接故意、未必故意），與第14條第2項之有認識過失，及第17條之加重結果犯，法文之中，皆有「預見」二字，乃指基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可以預料得見如何之行為，將會有一定結果發生之可能，而其區別，端在前者之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包含行為與結果，即被害之人、物和發生之事），預見其發生，而此發生不違背本意，存有「認識」及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中者，係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雖然預見可能發生，卻具有確定其不會發生之信念，亦即祇有「認識」，但欠缺希望或容任發生之「意欲」要素；後者，則就構成犯罪的基本行為具有故意，但對於該行為所惹起之加重結果，主觀上沒有預見，然而按諸客觀情形，當能預見，始就此前行為之故意外加後結果之過失，合併評價、加重其刑，斯亦承續同法第12條所定「行為非出於故意或過失者，不罰」、「過失行為之處罰，以有特別規定者，為限」之法理而為規範。易言之，前二者（不確定故意及有認識過失）行為人均有認識，並預見行為所可能引發之結果，祇是一為容任其發生，一為確信不致發生；後二者（有認識之過失犯與加重結果犯）行為人主觀上，皆缺少發生結果之「意欲」，但一為並確信結果不會發生，一為超出預期、發生結果，符合客觀因果（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846號、100 年度台上字第3890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刑法之殺人罪與傷害致人於死罪之區別，應視加害人於下手行兇當時有無殺意為斷，加害人與被害人是否相識、有無宿怨，及有無持續追殺動作，均非推斷有無殺人故意之必要考量。而被害人受傷程度，雖非認定殺意之唯一標準，但加害人持有器械之特性、下手輕重、加害部位、攻擊次數，於犯意之認定，仍不失為重要參考資料；行為時之決意如何，乃行為人內心主觀意念，此主觀之決意，可透過客觀之行為外顯；外顯行為則包含行兇前之準備行為、實施時之行為樣態及犯後所採取之善後行為等。故而，審理事實之法院，應就調查所得之各項客觀事實，予以綜合判斷，以探究、認定行為人之主觀犯意，亦即應審酌行為實施當時所存在之一切客觀情況，例如行為手段，是否猝然致被害人難以防備；攻擊力勁，是否猛烈足致使人斃命；攻擊所用器具、部位、次數；及犯後處理情況等全盤併予審酌，依經驗法則，審慎判斷行為人「於實施攻擊行為之際」，是否具備殺人之犯意（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7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　　⒉查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供稱：我是謝媽媽介紹我去那裡（按指達摩洞）住，因為她跟住持很熟，別人都是新臺幣（下同）600元，只有我是1,000元，知道我全身都是病、都是酸痛，所以我要求要住院，我全身都是病，以前的住持給我1,000元，聽說以前的住持去世，後來的莊梅花就降到3 00元，我有跟莊梅花說300元不夠，她說這是我的事情要我自己處理，我說300元我怎麼就醫，我有精神病、頭痛、頭暈、全身筋骨酸痛，我車禍韌帶受傷，還有頭部受傷，有精神疾病，我的300元怎麼看醫生，用騎機車從那邊騎到淡水馬偕醫院最少也要50元的油錢，只剩250元，那要怎麼看醫生等語（見原審卷二第137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莊梅花於原審審理中證述：師傅（即原住持）在世時給人方便，流浪漢跟師傅說肚子很餓，師傅慈悲給他吃，拿東西給他們救濟，他們知道這地方很慈悲，肚子餓可以來吃，每週三他們會來這裡討飯，有時他們有困難會說師傅我要做什麼、沒有錢，師傅簡單拿一些錢給他們，有時星期三會拿紅包給他們救濟。我們每週三共修一次，他們知道共修有煮飯有人在，他們會來這裡吃，反正肚子餓來這裡吃，討一點點生活費。師傅往生後一切都凍結，師傅的喪葬是我帶動大家處理，我手頭不方便，我說師傅給你們（指流浪漢）600元，我沒辦法給600元，但我可以給你們300元，就是砍一半。平常廟裡面的錢是我們共修拿出來供養，如果手頭不方便，我就不發給他們等語大致相符（見原審卷二第126至128頁）；參酌本件經原審囑託亞東醫院對被告為精神鑑定之過程中，被告於該醫院鑑定時自述：被告原本身障津貼被取消後，達摩洞住持每週會提供1,000元給被告看病，但去（112）年2月住持過世後，接替的12人更改制度，改給其300元，根本不夠看病，被告對此深感不滿；外面來拜拜的人並不固定，但有些人會當面對被告嗆聲，似乎自認地位較高和家有父母等，講話態度不佳，被告自覺被看輕，因此將他們視為仇人，聽從魔鬼指令下，向五股專門製作兵器的打鐵工購買西瓜刀，原本就認識製作刀械的老闆，常跟他買開山刀，老闆常幾千元的刀械都只賣他幾百元，此次被告要求老闆將西瓜刀改良雙手持握加長型，鑑定人詢問多少錢，被告表示改握把450元，改良西瓜刀500元，鑑定人詢問老闆是何人、確切在何處，但被告頓了一下、猶豫一會，面露微笑表示魔鬼說不能說。被告自陳「殺人」需要勇氣，故醞釀兩個月，期間喝特級高梁來壯膽，並購買一雙抓地力強的運動鞋。犯案當日早上6點起床後，喝保力達加咖啡以提神，等到早上8點12位香客前來誦經後，認為那12個人就是我的仇人，被告便邊追邊砍，預計要砍傷12人，砍到第9人其他人就跑了，最後僅砍傷7人。鑑定人詢問來誦經的香客是否有固定，被告表示沒有固定，看那天來的是誰就砍，那些外面的人人姿態都擺很高，被告認為他們對自己都是一樣的。鑑定人詢問，其中有一位被害人蕭武龍，被告是否認識，對方似乎是跟他一起住在達摩洞的弱勢者，跟他所謂的外來姿態高者並不一樣，為何被告也砍了他？被告一時語塞，但隨即表示知道蕭武龍，認為蕭武龍是臥底的，跟外面的人一夥，所以他也一起砍。對於被害人，被告表示對方運氣不好、劫數難逃，可能前世虧欠自己，認為是被害人的命運，因此未感抱歉。被告表示砍人是想要被判死刑，不是想要安樂死，但若未砍多位即無法被判死，其欲尋求安樂死。鑑定人詢問，但被告被抓的第一時間表示砍人的不是自己，如果想要被判死刑，應該可以當時就坦承不諱，為何要否認？被告語塞，然後表示是魔鬼說不能說；鑑定人又問為何現在又坦承？被告表示覺得自己有生病、有肝癌，可以去818安樂死等情，有前引之亞東紀念醫院113年6月11日亞精神字第1130611019號函所檢送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附卷可查，足認被告對新任住持莊梅花等12名接任者將達摩洞原住持每週提供1,000元醫療補助費，調降為每週300元一事，心生不滿，且被告對參拜者當面向其嗆聲、說話態度不佳，自覺被人輕視，故將參拜者亦視為仇人，遂計畫先向五股區之某打鐵工匠購買西瓜刀，並將西瓜刀改良為雙手持握加長型，又於醞釀階段之 2個月期間飲用特級高梁酒以壯膽，並購買一雙抓地力強之運動鞋。被告於當日上午6時起床，先喝保力達加咖啡以提神後，等待至當日8時許，有12名參拜者前來達摩洞誦經，認為該12名即是仇人，被告遂以邊追逐邊砍殺之方式行兇，原本預計要砍傷12人，最後僅砍傷7人等情無訛。　　⒊衡諸人之頭部乃屬人體之重要部位，且顱內有生命中樞之大腦、小腦及腦幹等極為脆弱之重要器官，如持質地堅硬、金屬材質之刀刃朝人體頭部揮砍，可能傷及大腦內重要器官，導致生理機能嚴重受損及大量出血，因而致生死亡結果，此為一般人之常識，被告於案發時年已47歲，教育程度為國中畢業乙節，業據被告於原審審理中供承甚明（見原審卷二第142頁），其既為具有一定智識程度之人，對此自難諉為不知。又證人即被害人王鳳琴於偵查中證述：被告朝我砍，應該是西瓜刀，白白長長的刀子等語（見偵卷第181頁），而證人蕭武龍於原審審理中作證時以手比劃刀子長度，如證人席之電腦螢幕寬約30公分乙情（見原審卷二第118至119頁）；再酌以被告於精神鑑定時自承本案所使用者為自行購入之西瓜刀，已如前述，衡以一般西瓜刀為質地堅硬且鋒利金屬材質之刀刃，倘持以朝人體頭部揮砍，客觀上足以傷及大腦內重要器官，而對人之生命構成威脅甚明。本案被告於行為時已滿25歲且智識正常，其明知人之頭部乃屬人體之重要部位，且顱內有生命中樞之大腦、小腦及腦幹等極為脆弱之重要器官，而其所持之西瓜刀1把係質地堅硬、金屬材質之刀刃且甚為鋒利，應可預見若持之朝人體頭部揮砍，極可能傷及大腦內重要器官，導致生理機能嚴重受損及大量出血，因而致生死亡之結果，仍持上開西瓜刀先後對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之頭部及其他身體部位迅速、猛力地砍殺數刀，顯見其係基於縱使上開西瓜刀揮砍各被害人頭部因而致生死亡之結果，亦不違背其本意而仍持上開西瓜刀分別揮砍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堪認被告行為時，主觀上應有殺人之不確定故意甚明。　　⒋公訴意旨雖認被告行為時，係基於殺人之直接犯意，持自備之刀械1把，先後猛力朝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之頭部及其他身體部位砍殺數刀云云。惟查，被告雖持西瓜刀先後對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之頭部及其他身體部位迅速、猛力地砍殺數刀，然被告於分別砍殺各被害人後，並無再行追殺攻擊任一被害人之舉動，即騎乘機車離去現場，酌以告訴人莊梅花、王素貞所受傷勢均為頭皮刀傷之傷害、被害人王鳳琴所受傷勢為左手拇指創傷性不完全截肢、頭皮9公分、右耳3公分、右臉頰4公分、右膝8公分開放性傷口之傷害、被害人王鳳英所受傷勢為右前臂開放性傷口併屈指肌腱斷裂、正中神經不完全損傷、額頭1公分開放性傷口，且右手掌及手指功能於受傷時已達醫學上毀敗狀態之重傷害、被害人周川雲所受傷勢為頭皮割裂傷之傷害、告訴人蕭武龍所受傷勢為右手拇指、左手掌割裂傷，且為深度撕裂傷，多處肌腱及神經血管斷裂之重傷害、告訴人高莊國所受傷勢為面部2處撕裂傷之傷害；再參酌被告行為前後狀況、被告與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間相識關係，另考量被告於精神鑑定過程中表示砍人是想要被判死刑，不是想要安樂死，但若未砍多位即無法被判死，其欲尋求安樂死等語，亦如前述，堪認被告並無非致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於死不可之直接殺人故意。是公訴意旨認被告係基於殺人之直接犯意而為本案犯行，容有誤會，併予敘明。　　㈣綜上所述，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殺人未遂犯行洵堪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　㈠核被告對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所為，均係犯刑法第271條第2項、第1項之殺人未遂罪（共7罪）。　㈡被告各基於同一殺人之不確定故意，先後持西瓜刀朝告訴人莊梅花、王素貞、高莊國、被害人王鳳琴、王鳳英、周川雲之頭部及其他身體部位揮砍，各該行為之時間、地點密接，且各行為間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視為各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各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各論以接續犯。　㈢又被告對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所犯各殺人未遂罪，各個殺人之行為先後可分，且侵害各被害人專屬之生命法益分別獨立，應予分論併罰。三、刑之減輕事由：　㈠被告雖均已著手殺人行為之實施，惟因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及時抵抗及員警趕抵現場及時處理而未產生被害人莊梅花等7 人死亡之結果，故均僅止於未遂階段，均為未遂犯，衡酌其犯罪情節，均依刑法第25條第2項之規定，各按既遂之刑度減輕其刑。　㈡被告並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　　⒈按刑法第19條關於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責任能力之規定，係採混合生理學及心理學之立法體例，區分其生（病）理原因與心理結果二者而為綜合判斷。在生（病）理原因部分，以有無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為準，實務上可依醫學專家之鑑定結果為據；在心理結果部分，則以行為人之辨識其行為違法之能力（辨識能力），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控制能力），由法官判斷行為人於行為時是否屬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為斷。縱經醫師鑑定為生（病）理上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者，但其行為時之心理結果，無論辨識能力、控制能力並無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之情形時，即應負完全之責任，自無同條第1項不罰或第2項減輕其刑規定之適用。是行為人是否有足以影響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之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等生理原因，因事涉醫療專業，必要時得委諸於醫學專家鑑定之，然該等生理原因之存在，是否已致使行為人辨識能力與控制能力有不能、欠缺或顯著減低等情形，不能端憑醫學專家之鑑定為其唯一依據，應以行為人犯罪行為時之狀態定之，由法院本於職權，依其調查證據結果，綜合行為人案發前後之行為舉措、於案發當時之言行表徵等主、客觀情狀加以判斷（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1427號、第2629 號、第3149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雖主張其罹患重度之精神疾病、憂鬱症及躁鬱症等云云。查，被告於案發前，先後妄想型思覺失調症、非特定之鬱症等疾病就醫等情，固有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馬偕醫療財團法人馬偕紀念醫院113年2月2日馬院醫精字第1130000 782號函及其檢附馬偕紀念醫院門診紀錄單、衛生福利部基隆醫院113年2月16日基醫醫行字第1130000996號函及其檢附精神科門診紀錄、矯正機關門診紀錄、國防醫學院三軍總醫院北投分局113年3月7日三投行政字第1130012898 號函及其檢附三總北投分院附設民眾診療服務處出院病歷摘要單、三軍總醫院北投分院護理紀錄表等件在卷可憑（見原審卷一第109至143、145至198、221至224、385至400 頁），然被告雖診斷為憂鬱症、妄想型思覺失調症，長期覺得被人看不起、歧視、不當對待，對於社會與他人傾向有負面、陰暗的看法。依據被告之鑑定會談與心理測驗之結果，被告之語言理解力、表達能力、記憶能力皆無異常，表達能力流暢，敘事組織力尚可，對於他人狀態欠缺關注與同理。又被告對於本案自述想要砍比較多人才會被死刑，顯示其明顯知道其行為為違法、可能被判死刑。就其描述，其行為在思慮下執行，醞釀了兩個月，且與其個人之意向相符，被告對自己零用金被縮減有所不滿，對外面的人有所恨意，與一般受到精神症狀，例如妄想，影響而莫名執行的去脈絡行為較不相符，且就被告描述的過程，其並無遭受到不可抵抗之衝動、其妄想或幻覺世界亦無讓他到達非做此行為無法保全自己生命安全之狀態。雖然被告於鑑定時持續強調自己是想要安樂死才犯下此案，但卻於第一時間告訴警察、檢察官與北投818醫院醫護人員，那個砍人的不是他、被抓錯等，與其想要接受死刑的說法並不相符，鑑定人認為被告於本案整體犯罪過程中，並無因其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其判斷自己行為違法或是依其判斷而為行為之能力受到影響乙節，有前引之亞東醫院11 3年6月11日亞精神字第1130611019號函所檢送精神鑑定報告書1份附卷可佐。本院觀諸被告先於警詢時供稱：因為她們（按指被害人）不是住在那邊，是後來有人邀進來，然後她們都會攻擊原先住在裡面的住戶，對我們態度很不好，以及言語方面的吐槽及辱罵等語（見偵卷第15頁）；復於偵查中供稱：我是那邊（指達摩洞）的流浪漢、病患、出家法師。該處是山上的寺廟。我不認識高莊國他們7 人，他們是外來的人，不是住在我們寺廟的人，寺廟可以收容5男5女，他們外來誦經的人會特地找我們麻煩、欺負我們。是住持邀請我們來誦經，可是住持已經往生，後來起了制度上的糾紛，我本來住那邊不用做事，住持願意給我每禮拜1,000元看醫師，住持2月往生，他們外來誦經的人把我們制度的錢銷毀。我覺得他們有偏見，因為他們會對付我們住在那邊的人等語（見偵卷第111頁），可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能明確知悉被害人莊梅花等7等人並不住在達摩洞，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會以言語吐槽、辱罵原來居住在達摩洞之人，且對被告態度不佳，並能說明住持原來願意給付被告每週1,000元看醫師，但住持往生後，其與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間有制度上之糾紛，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也將補助給被告的錢取消等情，足認被告於為本案犯行時，並無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其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而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不罰或減輕規定之適用，併予敘明。四、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原審以被告上開殺人未遂犯行事證明確，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犯恐嚇危安罪、強制罪、恐嚇未遂罪、傷害罪及竊盜罪，經法院判刑確定，有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附卷可考（見原審卷一第13至23頁），其素行不佳，被告僅因為報復現任住持莊梅花等人減少醫療補助費及參拜者對其之輕視，竟趁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當日上午在廚房煮菜、在大廳誦經或在大廳外搬運物品之際，即持西瓜刀先後對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頭部等處迅速、猛力揮砍數刀，造成告訴人莊梅花、王素貞、高莊國、被害人王鳳琴、周川雲受有上開傷害，以及被害人王鳳英、告訴人蕭武龍受有上開重傷害，並對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所造成心理上及生理上之損害甚大，其惡性重大，所為應予非難，參酌被告犯後始終否認犯行之態度，且均未與被害人莊梅花等7人達成和解或賠償，再參酌被告砍殺人數高達7人，各被害人遭砍傷之傷勢及情節，兼衡被告於原審審理時自陳國中畢業之智識程度、無業、經濟狀況不佳（見原審卷二第142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復審酌被告所犯本件殺人未遂罪之罪質、犯罪方式相同，犯罪時間相近，於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範圍內，對於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復考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遞減、被告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遞增及其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其所罹患上開疾病等情，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7年6月等旨，經核其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量刑及沒收亦稱妥適，應予維持。是被告執前開情詞否認犯行，上訴指摘原審判決不當云云，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㈡被告上訴意旨除否認犯行，業經本院論駁如上外，其辯護人另以：依亞東醫院鑑定報告，被告除罹患憂鬱症及妄想型思覺失調症，並有中度智能障礙情形，縱認被告智能障礙及精神症狀表現尚不符刑法第19條規定減刑事由，然其上開個人之情狀，顯仍應屬刑法第57條量刑審酌事項中，受訴法院依法應予審酌之減輕量刑事項，原判決未論及審酌，量刑於法容有未恰云云。惟按量刑係法院就繫屬個案犯罪之整體評價，為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自由裁量之事項，量刑判斷當否之準據，應就判決之整體觀察為綜合考量，並應受比例原則等法則之拘束，非可恣意為之，致礙其公平正義之維護，必須兼顧一般預防之普遍適應性與具體個案特別預防之妥當性，始稱相當。苟已斟酌刑法第57條各款所列情狀，而未逾越法定刑度，如無偏執一端，致有明顯失出失入之恣意為之情形，上級審法院即不得單就量刑部分遽指為不當或違法（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5301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數罪併罰，分別宣告其罪之刑，其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刑法第50條第1 項前段、第51條第5款定有明文。另參諸數罪併合處罰之立法意旨，除在於緩和多數有期徒刑合併執行所造成之苛酷外，更避免責任非難之重複，蓋有期徒刑之科處，不僅在於懲罰犯罪行為，更重在矯治犯罪行為人、提升其規範意識，及回復社會對於法律規範之信賴，是應併合處罰之複數有期徒刑倘一律合併執行，將造成責任非難之效果重複滿足、邊際效應遞減之不當效果，甚至有違責任主義，故採行加重單一刑主義，以期責罰相當。是法院就應併合處罰之數個有期徒刑宣告定其應執行刑時，不僅應遵守法律所定「以宣告各刑中之最長期為下限，各刑合併之刑期為上限，但最長不得逾 30年」之外部界限，更應受不得明顯違反公平正義、法律秩序理念及目的之規範。具體而言，於併合處罰，其執行刑之酌定，應視行為人所犯數罪之犯罪類型而定，倘行為人所犯數罪屬相同之犯罪類型者（如複數竊盜、施用或販賣毒品等），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較高，應酌定較低之應執行刑；然行為人所犯數罪雖屬相同之犯罪類型，但所侵犯者為具有不可替代性、不可回復性之個人法益（如殺人、妨害性自主），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則較低，自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另行為人所犯數罪非惟犯罪類型相同，且其行為態樣、手段、動機均相似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更高，應酌定更低之應執行刑；反之，行為人所犯數罪各屬不同之犯罪類型者，於併合處罰時，其責任非難重複之程度甚低，當可酌定較高之應執行刑。至個別犯罪之犯罪情節或對於社會之影響、行為人之品性、智識、生活狀況或前科情形等，除前述用以判斷各個犯罪之犯罪類型、法益侵害種類、犯罪行為態樣、手段、動機是否相同、相似，以避免責任非難過度重複者外，乃個別犯罪量處刑罰時已斟酌過之因素，要非定應執行刑時應再行審酌者。又個案之裁量判斷，除非有全然喪失權衡意義或顯然有違比例、平等諸原則之裁量權濫用之情形，否則縱屬犯罪類型雷同，仍不得將其他案件裁量之行使比附援引為本案之量刑輕重比較，以視為判斷法官本於依法獨立審判之授權所為之量刑裁奪有否裁量濫用之情事。此與所謂相同事務應為相同處理，始符合比例原則與平等原則之概念，迥然有別（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428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審於量刑理由已詳為說明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刑法第 57條各款及前開所列情狀，予以綜合考量，就被告所犯7罪分別判處如附表所示之刑，復審酌被告所犯本件殺人未遂罪之罪質、犯罪方式相同，犯罪時間相近，於刑法第51條第5 款所定範圍內，對於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整體評價其應受矯治之程度，並兼衡責罰相當與刑罰經濟之原則，復考量刑罰邊際效應隨刑期遞減、被告所生痛苦程度隨刑期遞增及其復歸社會之可能性、其所罹患上開疾病等情，定其應執行刑為有期徒刑7年6月，就刑罰裁量職權之行使，既未逾越法律所規定之範圍，亦無濫用權限之情形，難遽謂原判決就此部分之量刑有何不當：縱將辯護人所述，依亞東醫院鑑定報告，被告除罹患憂鬱症及妄想型思覺失調症，並有中度智能障礙情形等列入量刑因子，並參酌前引之精神鑑定報告書中載明「綜合心理衡鑑結果，被告本次評估可配合回應個人經歷，主動表達自身想法及感受，亦能清楚說明案件內容和行為原因，言談切題流暢，闡述過程較欠缺同理反應，而涉及案件相關對象姓名時則顯得保留，在主觀報告的妄想及幻聽內容相較含糊，評估過程未觀察有明顯精神或情緒症狀干擾。在智能評估方面，受作答動機影響，部分分測配合度低，對照被告過去職業功能和生活適應水準，其無法回應相對應能力之題項，且在多數輕中度智能障礙者可正確回應之例題及簡單題亦有困難，應答品質較不典型，與會談時語言理解與表達能力存在明顯落差，智能測驗結果明顯低估」等語，與其他量刑因子綜合考量，仍難遽謂原判決之量刑有何不當，且未悖於法律秩序之理念，符合法規範之目的，亦無違反比例、平等原則或罪刑相當原則，縱與被告主觀上之期待有所落差，仍難指其量刑有何不當或違法。是被告上訴請求依刑法第57條規定從輕量刑云云，為無理由，亦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劉新耀提起公訴，檢察官黃彥琿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8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黃美文　　　　　　　　　　　　　　　　　　　法　官　雷淑雯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林立柏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3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271條殺人者，處死刑、無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　　　　　　附表：編號被害人原審諭知之罪名及宣告刑 1 莊梅花梁賀銘犯殺人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年伍月。 2 王素貞梁賀銘犯殺人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3 王鳳琴梁賀銘犯殺人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年肆月。 4 王鳳英梁賀銘犯殺人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年。 5 周川雲梁賀銘犯殺人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6 蕭武龍梁賀銘犯殺人未遂罪，處有期徒刑陸年。 7 高莊國梁賀銘犯殺人未遂罪，處有期徒刑伍年貳月。

2025-01-08

TPHM-113-上訴-5491-2025010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