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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0年度重訴字第13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劉宗仁選任辯護人黃世欣律師（法律扶助）被告莊賀程指定辯護人姜俐玲律師被告李立國選任辯護人陳宏銘律師（法律扶助）被告簡建國指定辯護人陳佳函律師上列被告因殺人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0年度偵字第21512 號、110年度偵字第21515號、110年度偵字第2161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劉宗仁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玖年參月。未扣案之西瓜刀壹把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莊賀程幫助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拾壹月。李立國幫助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拾壹月。簡建國幫助犯傷害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參年陸月。　　事　實一、劉宗仁（綽號阿仁）、莊賀程（綽號小頭）、李立國及簡建國（綽號阿國）為朋友，劉宗仁與辛○○有因毒品買賣而起之財務糾紛，辛○○於民國110年7月17日邀約劉宗仁到址設　　臺北市○○區○○路000號11樓之「西門壹參伍行旅」（下稱本案旅館）表示欲還款，嗣因辛○○與友人乙○○(綽號飛鳥)於11 0年7月17日下午抵達本案旅館時，乙○○癲癇發作，劉宗仁幫乙○○及辛○○開本案旅館1110號房間，讓辛○○照顧在內休息之乙○○後即先離去。稍晚，劉宗仁思及辛○○相約目的在清償債務，即致電辛○○詢問何時還款，辛○○表示拒絕，劉宗仁認遭欺騙，雙方因而發生口角。斯時，簡建國為處理車號000-00 00號租賃小客車（下稱本案車輛）之承租事宜，駕駛本案車輛搭載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先至被告李立國住處停留後，即前往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附近，與出名向和運租車股份有限公司承租本案車輛再交給簡建國使用、不知情之黃得杰見面。辛○○於110年7月17日深夜至18日凌晨間，以乙○○持用手機傳送內容為「...你現在敢過來喔，希望你找越多人來啦，押看看啦，其實再來押看看啦，我很喜歡挑戰你。」、「狗急跳牆嘛，你看我敢不敢汽油這樣一顆一顆丟啦，你等著看。」等語之挑釁影片予劉宗仁，同行之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亦當場得知此事。劉宗仁受此刺激，決意前往本案旅館向辛○○尋仇，遂於110年7月18日凌晨1時許，基於傷害之犯意，改由其駕駛本案車輛，搭載知悉劉宗仁上開目的，具備幫助傷害犯意之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自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附近出發至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及貴陽街口，劉宗仁先向莊賀程表明要拿取先前寄放在莊賀程居所之西瓜刀1把，莊賀程遂聯絡胞弟莊家恩，要求將西瓜刀自其等位於臺北市○○區○○○路0○0號之居所拿到巷口，劉宗仁再指示簡建國下車向莊家恩拿取西瓜刀，簡建國拿到西瓜刀後隨即返回車內將之交給劉宗仁。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於同日凌晨1時37分許抵達本案旅館樓下，將本案車輛停放於道路旁，此時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已知悉劉宗仁前來本案旅館之目的係利用西瓜刀傷害辛○○，其等4人雖無殺害辛○○之犯意，然其等客觀上均能預見以西瓜刀攻擊他人身體，極可能因傷及人體重要臟器或血管，進而發生死亡之結果，仍由劉宗仁率先持西瓜刀搭乘電梯至位於11樓之本案旅館，莊賀程、李立國隨後搭乘另一電梯上樓，簡建國則留在本案車輛上接應。劉宗仁抵達11樓時，正好遇見從甲○○所承租、位於電梯口之1101號房間走出之乙○○，劉宗仁遂持西瓜刀脅迫乙○○交出1110號房間鑰匙，同時莊賀程、李立國亦抵達11樓，並在劉宗仁與乙○○對峙時，分別站在劉宗仁兩側助勢，未阻止劉宗仁之行為。乙○○迫於無奈將鑰匙交出，劉宗仁即快步走向1110號房間持鑰匙開門，於房門口以西瓜刀大力揮砍辛○○之左大腿1次，造成辛○○左大腿長度12公分、20 公分傷及深層肌肉之撕裂傷、股動脈斷裂，另於過程中傷及辛○○之左肩部側面，造成4.5公分之撕裂傷，辛○○因而不支倒地。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共同搭乘電梯下樓逃離現場，在進入電梯前，三人要求乙○○、甲○○叫救護車將辛○○送醫。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離開本案旅館後，於同日凌晨1 時42分許，搭乘簡建國在內接應之本案車輛，由簡建國駕車迅速逃離現場，一行人趕往簡建國不知情之友人丙○○位於新北市○○區○○○路00號6樓住處討論後續逃亡、湮滅證據事宜，劉宗仁向丙○○借用1套衣物及1雙拖鞋換裝後，將犯案所用之西瓜刀1把、犯案時穿著之衣物、鞋子、其持用之iPhone 7 Plus手機1支棄置（均未扣案，西瓜刀經包裝後由不知情之丙○○棄置於社區垃圾場，其餘物品棄置地點不明）。劉宗仁再搭乘由簡建國以丙○○手機應用程式呼叫之白牌計程車逃逸，簡建國、莊賀程、李立國則共乘本案車輛離去。本案旅館工作人員邱志瑋接獲甲○○通知1110號房間有呻吟聲，前來查看，見辛○○倒臥血泊中，而由在場之乙○○報警處理，警方於 110年7月18日凌晨1時52分接獲報案並將辛○○送往臺大醫院急救，惟辛○○仍因左側股動脈銳器傷及大量出血，於同日晚間6時38分死亡。二、案經辛○○之父訴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報告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被告劉宗仁及辯護人主張證人甲○○、證人即被告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於警詢中證述無證據能力，經核上開證述就被告劉宗仁之犯罪事實而言，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不符合法律所定得作為證據之例外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第1項規定，均無證據能力，故本院並未用於證明被告劉宗仁之本案犯罪事實。二、其餘本判決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業據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下稱被告4人）及辯護人於準備程序時陳明不爭執證據能力（見本院卷二第 19頁)，復於辯論終結前亦未對該等證據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本院審酌前開陳述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是其餘本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自均得為證據。三、卷內所存經本判決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部分，經核與本件待證事實均具有關聯性，且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㈠、被告劉宗仁部分：１、訊據被告劉宗仁坦承因與被害人辛○○有因毒品買賣而起之財務糾紛，且於110年7月17日，被害人邀約被告劉宗仁至本案旅館見面還款，被告劉宗仁到場後卻因與被害人同行之乙○○ 癲癇發作，為被害人及乙○○開本案旅館1110號房間休息而未處理債務問題，嗣經被告劉宗仁致電被害人催討債務，被害人表示拒絕又傳來挑釁影片，被告劉宗仁遂決意前往本案旅館向被害人尋仇，而基於傷害之犯意，駕駛本案車輛搭載被告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先至被告莊賀程居所拿取西瓜刀再前往本案旅館，抵達本案旅館後，被告劉宗仁持西瓜刀脅迫乙○○交出1110號房間鑰匙，並以鑰匙開啟被害人在內之 1110號房間門，在房門口以西瓜刀揮砍被害人左大腿1次，造成被害人左大腿長度12公分、20公分傷及深層肌肉之撕裂傷、股動脈斷裂之傷害，且被害人因此傷重不治死亡等情，並坦承犯傷害致人於死罪，惟否認被害人左肩之撕裂傷為其以西瓜刀揮砍所造成。經查： ⑴、被告劉宗仁上開坦承之犯罪事實，經證人乙○○於警詢、本院審理中、證人甲○○於偵查、本院審理中、證人邱志瑋於警詢、偵查中證稱無訛（見470號偵查卷第53頁至第55頁、21512 號偵查卷第90頁至第92頁、第113頁至第115頁、第117頁至第121頁、第409頁至第412頁、第539頁至第547頁、本院卷二第19頁至第34頁、本院卷三第114頁至第124頁、第151頁至第155頁），且與證人即同案被告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於偵查、本院審理中之證述大致相符（見21515號偵查卷第261頁至第269頁、第275頁至第281頁、第441頁至第444頁、本院卷三第98頁至第114頁、第156頁至第167頁、第304頁至第320頁），並有卷附刑案現場照片89張、挑釁影片譯文、監視影像翻拍照片15張、現場模擬影片及翻拍照片8張、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下稱臺大醫院）病歷、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現場勘驗報告卷暨相片、臺大醫院11 0年8月24日校附醫秘字第1100903924號函暨檢附之死者急診彩色傷勢照片3張、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被告劉宗仁持用手機門號基地台訊號紀錄、通聯調閱查詢單、上網紀錄、被告劉宗仁於本案旅館之訂房單、被告簡建國與李立國間電話譯文、通訊軟體LINE對話紀錄截圖在卷可參（見470號偵查卷第57頁、第59頁至第263頁、第285頁、第293頁至第297 頁、第345頁至第530頁、21512號偵查卷第21頁至第24頁、第48頁至第50頁、第65頁至第67頁、第77頁至第79頁、第10 1頁至第103頁、第109頁至第111頁、第135頁至第139頁、第 167頁至第216頁、第217頁至第229頁、第363頁至第370頁、 21515號偵查卷第145頁、第353頁至第360頁、21617號偵查卷第219頁、本院聲羈卷第57頁至第62頁、第63頁），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　　此部分之犯罪事實應堪認定。且依此觀之，被告劉宗仁開啟本案旅館1110號房間門後，看見面向門外之被害人，即以右手持西瓜刀，揮砍被害人左大腿部位1次，致被害人受有左大腿長度12公分、20公分傷及深層肌肉之撕裂傷、股動脈斷裂，此部分傷害行為與結果間之因果關係甚明。被害人遭被告傷害而倒地不起後，雖經救護車緊急送至臺大醫院救治，然延至110年7月18日晚間6時38分仍傷重不治死亡，其後經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督同法醫研究所法醫師解剖屍體檢驗，鑑定結果確認被害人係因遭銳器砍割，致左側股動脈銳器傷及大量出血而死亡，此有法務部法醫研究所110年10 月5日法醫理字第11000049340號所附110醫鑑字第110110180 8號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驗報告書、相驗屍體證明書在卷足憑（見470號偵查卷第265頁至第277頁、第533頁至第544頁、第545頁），則被害人之死亡與被告劉宗仁傷害行為間，確有相當因果關係，亦堪認定。 ⑵、被告劉宗仁雖否認被害人左肩之撕裂傷為其以西瓜刀揮砍所造成，惟查，依臺大醫院病歷記載，被害人入院時身體檢查結果包含「Extremities：laceration wound over left up per arm laceration wound 4.5cm」，即左肩4.5公分撕裂傷（見470號偵查卷第65頁），且觀諸急診病歷記錄內於110 年7月18日凌晨4時32分上傳之傷勢照片，亦可見被害人左肩之傷口甚新，周圍尚有流出之血液，並無癒合之跡象（見47 0號偵查卷第296頁），堪以佐證上開病歷之文字記載。又相驗照片雖顯示被害人左肩之傷口於死亡時已經縫合（見470 號偵查卷第485頁），惟經本院向臺大醫院函詢被害人左肩傷勢為何時縫合，臺大醫院以113年1月4日校附醫秘字第113 0900050號函覆稱：被害人左上肢傷口撕裂傷非深及主要神經血管，於加護病房有進行傷口護理及包紮治療等語（見本院卷四第38頁），可見被害人入院治療當下確實存在左肩撕裂傷，而須立即包紮治療，至於辯護人主張病歷內記載被害人左肩傷口滲液量為微量等情，依上開函文所載，應係傷口非深且經臺大醫院傷口護理及包紮之緣故，該傷口係於被害人本次送醫救治前甫造成，實甚明確。再者，被害人左肩之撕裂傷位於身體左側面，且大致呈現前後走向，此亦與被告劉宗仁以右手持西瓜刀，與被害人面對面自右側（即被害人之左側），揮砍被害人之方向相符，則該傷勢應係被告劉宗仁本案傷害行為所造成。另查，被害人左肩之撕裂傷相較於左大腿之撕裂傷，傷口長度、深度均較輕微，又與被告劉宗仁以西瓜刀揮砍被害人左大腿之方向一致，不能排除係在被告劉宗仁揮砍被害人左大腿，或被害人見狀迴避之過程中造成，故本院雖認被告劉宗仁本案傷害行為與被害人左大腿、左肩之撕裂傷均有因果關係，仍認定其於案發時、地僅揮砍被害人1次，且係大力針對被害人左大腿所為。 ⑶、按刑法第277條第2項傷害致人於死、致重傷罪，係因犯傷害罪致發生死亡或重傷結果之「加重結果犯」，依同法第17條之規定，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其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故傷害行為足以引起死亡或重傷之結果，如在通常觀念上無預見之可能，或客觀上不能預見，則行為人對於被害人因傷致死或重傷之加重結果，即不能負責。此所稱「客觀不能預見」，係指一般人於事後，以客觀第三人之立場，觀察行為人當時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不可能預見而言，惟既在法律上判斷行為人對加重結果之發生應否負加重之刑責，而非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預見之問題，自不限於行為人當時自己之視野，而應以事後第三人客觀立場，觀察行為前後客觀存在之一般情形（如傷害行為造成之傷勢及被害人之行為、身體狀況、他人之行為、當時環境及其他事故等外在條件），基於法律規範保障法益，課以行為人加重刑責之宗旨，綜合判斷之。申言之，傷害行為對加重結果（死亡或重傷）造成之危險，如在具體個案上，基於自然科學之基礎，依一般生活經驗法則，其危險已達相當之程度，且與個別外在條件具有結合之必然性，客觀上已足以造成加重結果之發生，在刑法評價上有課以加重刑責之必要性，以充分保護人之身體、健康及生命法益。即傷害行為與該外在條件，事後以客觀立場一體觀察，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已具有相當性及必然性，而非偶發事故，須加以刑事處罰，始能落實法益之保障，則該加重結果之發生，客觀上自非無預見可能性（最高法院102年度台上字第2029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被告劉宗仁用於揮砍被害人之兇器雖經其棄置而未扣案，惟證人甲○○、及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均一致陳稱：被告劉宗仁進入本案旅館時係持西瓜刀（見21512號偵查卷第235頁、第411頁、21515號偵查卷第262頁、本院聲羈卷第69頁），證人乙○○於審理中則證稱：刀很長，看得出被告劉宗仁拿的是1把長刀等語（經通譯當庭測量證人比出之長度約65公分、寬度約10公分；見本院卷三第116頁），可見該兇器係長度甚長、刀刃鋒利之西瓜刀，若持以揮砍攻擊他人身體，因人體內有諸多重要臟器、血管等，縱使身強體壯之人亦難免造成嚴重出血致命之危險，此為一般人客觀上所得認識，堪認被告劉宗仁就上情在客觀上具有預見可能性。被告劉宗仁基於傷害之犯意，以西瓜刀大力揮砍被害人左大腿1次，客觀上既能預見此攻擊行為有造成被害人大量失血喪命之風險，而疏未慮及此點，終致被害人死亡之加重結果，自構成傷害致人於死之犯行。２、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劉宗仁係基於殺人之犯意為上揭犯行，並導致被害人死亡，因認其係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等語。惟按刑法殺人罪須以下手時主觀上具殺意及死亡之預見為斷，刑法殺人所定殺人（含未遂）罪與傷害（含致死）罪之區別，端在以加害人於行為之初有無戕害他人生命之故意為斷，至於殺人犯意之存否，固係隱藏於行為人內部主觀之意思，被害人傷痕之多寡、受傷處所是否即為致命部位、傷勢輕重程度、加害人下手情形、所用兇器為何，及與被害人是否相識、有無宿怨等情，雖不能執為區別殺人與傷害之絕對標準，然仍非不得審酌事發當時情況，觀其行為動機，視其下手情形、用力輕重、砍向部位之手段，佐以其所執兇器、致傷結果、與被害人之關係暨行為後之情狀等予以綜合觀察論斷（最高法院85年度台上字第1608號、87年度台上字第3121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又「任何故意犯罪之行為，一般皆源於犯罪之動機，尤在殺人之重罪，行為人係以欲置被害人於死地戕害其生命為目的，通常應有其犯罪動機之存在，或為情殺、仇殺、財殺…等目的而殺人，均應有其殺人之動機，始足以形成殺人之意思，進而為殺人之決意，而著手殺人。」（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7408號判決意旨參照）。經查： ⑴ 、被告劉宗仁後續雖與被害人發生因毒品買賣而起之財務糾　　紛，惟於110年7月17日下午被害人與乙○○抵達本案旅館時，因乙○○癲癇發作，被害人致電向被告劉宗仁求助，被告劉宗仁與被告簡建國到場後，被告劉宗仁、簡建國、被害人、證人甲○○相互協助將乙○○背至被告劉宗仁承租之1110號房間休息；過程中被告劉宗仁、簡建國與被害人間並無任何衝突、口角，此經證人甲○○證稱屬實（見21512號偵查卷第410頁），由此可見，被告劉宗仁與被害人間並無長期之仇怨，於案發前日尚可合作照料友人乙○○，故被告劉宗仁本案持西瓜刀傷害被害人之動機，確係因被害人拒絕清償債務又傳送挑釁影片而起，然此一臨時之事由，是否足以使被告劉宗仁萌生殺人之故意，實屬有疑。 ⑵、被告劉宗仁在本案旅館之案發現場，雖持客觀上足以致命之西瓜刀武器犯案，且於取得1110號房間鑰匙後，隨即快步走向該房間開啟房門，並於房門開啟狀態下，在門口以西瓜刀揮砍被害人，惟考量被害人先傳送「...你現在敢過來喔，希望你找越多人來啦，押看看啦，其實再來押看看啦，我很喜歡挑戰你。」、「狗急跳牆嘛，你看我敢不敢汽油這樣一顆一顆丟啦，你等著看。」等內容之挑釁影片予被告劉宗仁，且現場照片亦顯示被害人在房間內確實備有摺疊刀（見21 512號偵查卷第175頁），堪認被害人上開恐嚇內容並非全然虛構，被告劉宗仁對於被害人可能之作為應亦有所顧慮。因此，被告劉宗仁雖於開啟房門後，隨即持西瓜刀揮砍被害人，使被害人猝不及防，然確有可能係擔心被害人出手還擊，始採取此一手段行兇。從而，本院雖認被告劉宗仁辯稱：我一打開房門被害人就持不詳物品攻擊我，我因為左手抱頭蹲下所以就閃身用右手揮舞西瓜刀朝被害人左大腿揮砍1刀云云，因無現場之跡證或被告劉宗仁受被害人攻擊之傷勢可資佐證而難以採信，然亦不能以被告劉宗仁進入1110號房後，立即持西瓜刀揮砍被害人之手段，推認其具有殺人之故意。 ⑶、被告劉宗仁以西瓜刀揮砍被害人左大腿之力道非輕，導致傷口範圍甚大、深及深層肌肉，並割斷左側股動脈等情，固均經本院認定如前。惟查，證人甲○○於偵查中證稱：乙○○百般不願意下就把1110號房間鑰匙給被告劉宗仁，被告劉宗仁就往1110號房間走去，我有聽到他罵人聲，就把擋在門口的乙 ○○推開，等我到房間外時，我想要衝上去抓住被告劉宗仁結果他就把用黑色塑膠袋捆住的物品拿出來，他的黑膠帶我還幫他撿起來留著，這時我就看到他拿的是西瓜刀，那我怎麼敢上去抓他，我就回房間拿剪刀想說這樣就可以擋住被告劉宗仁的西瓜刀，等我拿好東西要去被害人房間時，我就看到被告莊賀程、李立國跟在被告劉宗仁後面往回走，劉宗仁跟我說：叫救護車、大動脈，被告李立國接著跟我說：叫救護車、大動脈，而我跟被告莊賀程沒那麼熟，被告莊賀程只跟我說叫救護車，他們3人就搭同一台電梯下去了等語（見215 12號偵查卷第411頁）。證人甲○○於審理中證稱：乙○○將111 0號房鑰匙交給被告劉宗仁後，被告劉宗仁大步走向1110號房，我衝出去的時候，被告劉宗仁已經往回走；我有聽到一聲慘叫聲，之後都是被害人的聲音，被告劉宗仁就叫我叫救護車，他們就往電梯方向走；我聽到「大動脈」、「叫救護車」，被告李立國、莊賀程也有講等語（見本院卷二第25頁至第26頁），且被告劉宗仁進入1110號房犯案後，短時間內就離開房間，並要求在場之證人甲○○、乙○○叫救護車之事實，另有證人即同案被告莊賀程、李立國於審理中證述可資佐證（見本院卷三第102頁至第103頁、第162頁至第163頁）。上開情節與被告劉宗仁於偵查、審理中辯稱：其以西瓜刀揮砍被害人大腿後，被害人大腿就噴血，其驚慌之下離開房間，並因認為被害人可能有生命危險，要求乙○○叫救護車等情相符。從而，被告劉宗仁雖以西瓜刀揮砍被害人1刀，惟並未朝被害人之頭頸部、胸腹部等一般人所認知之致命部位攻擊，而係砍向外觀上以肌肉為主之大腿部位。且於被告劉宗仁砍傷被害人，被害人不支倒地後，被告劉宗仁並未持續追擊，而於離開1110號房間後向乙○○、甲○○求助，要求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醫，應堪認被告劉宗仁於犯案當下並無殺害被害人之意欲。再者，被告劉宗仁於要求乙○○、甲○○叫救護車時，雖提及「大動脈」一詞，惟依現場照片顯示之血跡可知（見470號偵查卷第420頁至第434頁），被告劉宗仁以西瓜刀揮砍被害人大腿後，有大量血液自傷口噴湧而出，則被告劉宗仁見此情形得知被害人大動脈斷裂，遂向乙○○、甲○○求助並告以此情，實與事理相符。本院考量被告劉宗仁之智識程度及社會經歷，尚無證據可認其於實行傷害行為之際，已知悉大腿內側有供應人體下半身血液之股動脈並特意朝被害人身體此部位攻擊，故無法認定被告劉宗仁主觀上知悉其傷害行為將造成被害人死亡之結果而仍為之。 ⑷、綜上所述，本院參酌本案衝突起因、案發情狀、被告劉宗仁　　下手情形、犯案後之行為等情，尚不足認定被告劉宗仁係以殺人之故意而行兇。且其朝大腿肌肉揮砍，而非特意攻擊特定關節或影響活動之部位，亦不能逕為認定有令被害人毀敗嚴重減損一肢機能之故意。揆諸首開說明，自難據以殺人或重傷害致人於死之罪責相繩。㈡、被告莊賀程、李立國部分：　　訊據被告莊賀程、李立國固坦承於110年7月18日凌晨1時許，搭乘被告劉宗仁駕駛之本案車輛，前往被告莊賀程之住處，由被告莊賀程聯絡胞弟莊家恩，指示將西瓜刀拿到巷口交予被告簡建國，並轉交予被告劉宗仁；抵達本案旅館後，被告莊賀程、李立國搭乘電梯上11樓，見先行上樓之被告劉宗仁持西瓜刀脅迫乙○○交出1110號房間鑰匙時，站立於電梯口等情，惟均矢口否認幫助傷害致人於死之犯行。被告莊賀程辯稱：被告劉宗仁犯案所用之西瓜刀是他寄放在我住處，他要求取回我也不能霸占，因此請莊家恩取出轉交，當時我不知道被告劉宗仁會拿刀傷害別人，到達本案旅館後，被告劉宗仁叫我們不要下車，我下車搭電梯上樓是打算攔阻被告劉宗仁，在被告劉宗仁與乙○○對峙時，我有口頭勸阻被告劉宗仁及擋住他，但被告劉宗仁拿刀子指著我，說不甘我的事，我被嚇到站在原地，被告劉宗仁持鑰匙開啟1110號房間門進去馬上出來，我就聽到哀號聲，我沒有進去被害人的房間，也沒看到當時房間的狀況云云。辯護人為被告莊賀程辯護稱：本案並無確實之證據證明被告劉宗仁是在收到被害人傳送挑釁影片後才去被告莊賀程住處拿取西瓜刀，然後形成尋仇之犯意聯絡，在偵查中被告4人供述衝突矛盾之處甚多；證人並未證稱被告莊賀程在本案旅館把風，實際上被告莊賀程在現場是希望阻止憾事發生，況被告莊賀程並無為被告劉宗仁把風之動機，若真要把風應與被告劉宗仁同時搭電梯上樓，而非搭乘另一電梯等語。被告李立國辯稱：我原本在國賓戲院對面的套房休息，被告劉宗仁他們開車來帶我去被告莊賀程家休息，上車後我就睡著，後來不知道被告劉宗仁去哪裡拿了一把刀子上車，我看到覺得不對，就問被告劉宗仁怎麼了，被告劉宗仁說他要給人一個教訓，但沒有說對象及事由，到達本案旅館後，被告劉宗仁先搭一台電梯上樓，我和被告莊賀程隨後搭另一台電梯，出電梯就看到被告劉宗仁拿刀威脅乙○○交出1110號房間鑰匙，乙○○就無奈地交出鑰匙，被告劉宗仁就進去1110號房間，我跟被告莊賀程就質問乙○○ 為何要交出鑰匙，同時就聽到1110號房間傳出慘叫聲，我距離1110號房間至少有15公尺，我與被告莊賀程來不及追上去云云。辯護人為被告李立國辯稱：被告李立國與其他被告同行之原因是要前往被告莊賀程住處休息，並非要前往教訓被害人，且在本案車輛內並未與其他被告討論如何取刀、行兇事宜，到達本案旅館時又非與被告劉宗仁搭乘同台電梯，實無犯意聯絡，而是要前往阻止本案發生，另被告李立國於被告劉宗仁犯案時，距離1110號房有15公尺以上，根本看不到房間內發生的事情，當下因為害怕遭被告劉宗仁誤傷，才站在原地而未積極阻止被告劉宗仁，惟事後有請乙○○報警、叫救護車，故亦無行為分擔等語。經查：１、證人即被告簡建國於警詢中證稱：我是在臺北市萬華區環河南路285巷口載被告劉宗仁，幾點載他我忘記了，後來去臺北市西寧南路跟長沙街口的百貨商品店載被告莊賀程，後來我們就到臺北市○○區○○街00號找被告李立國，他住在那裡，我們在被告李立國家待了一段時間，約晚間11時許我們就一起離開前往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一帶找租車的車主黃得杰，在板橋離開後就換被告劉宗仁開車，他就載我們去臺北市○○區○○○○○○○○00000號偵查卷第75頁）。證人即被告簡建國於偵查中再次證稱上開情節（見21617號偵查卷第107頁），並證稱：我們4人都有一起去板橋；我們4人去黃得杰家之前，我先到李立國家，那時被告莊賀程、劉宗仁也都在被告李立國家，除了我們4人還有一些被告李立國的朋友也在他家，那時我、被告莊賀程、被告李立國的朋友就已經看到那段挑釁影片了，那時其實並不是在聊被害人的事情，是被告李立國突然就把這段影片給我們看，我現在記不得是LINE還是Facebook傳送的，我看完後想說這跟我無關，所以沒有多管等語（見21512號偵查卷第540頁），本院考量證人即被告簡建國係於110年7月18日晚間7時24分受警詢時為上開陳述，距離案發時間甚近，且當日被告4人前往板橋前並係由被告簡建國駕駛本案車輛，其對於實際前往之地點及時間序印象應較為深刻，又其就此部分事實無為不實陳述之動機，上開陳述應屬可信。再觀諸被告劉宗仁持用手機通訊紀錄基地台位置（見21512號偵查卷第228頁至第229頁），該資料顯示被告劉宗仁於110年7月17日晚間10時許曾位於被告李立國住處附近之臺北市萬華區昆明街一帶，同日晚間11時許位於臺北市萬華區西門至中興橋頭之間區域，直至110年7月18日凌晨0時1分位於環河南路1段與長沙街口一帶，即往新北市板橋區方向移動。嗣於同日凌晨0時13分、0時27分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之監視影像攝得本案車輛，本案車輛再於同日1時28分經由華翠大橋自新北市板橋區返回臺北市萬華區，均與證人即被告簡建國上開所述之路徑、時間序相符。又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萬華分局警員石景旭之職務報告及所附之監視影像截圖（見本院卷三第351頁），本案車輛於同日凌晨1時34分至臺北市○○區○○○路0○0號附近停車後，隨即於同日凌晨1時37分抵達本案旅館前，被告4人犯案後再於同日凌晨1時42分離去。從而，被告4人於110年7月18日凌晨1時許，由被告劉宗仁駕駛本案車輛自新北市板橋區經由華翠大橋返回臺北市萬華區時，係先前往被告莊賀程之住處，向莊家恩拿取行兇用之西瓜刀後，隨即前往本案旅館之事實，即堪認定。被告莊賀程、李立國就其等前往本案旅館前之行程，所辯與上開認定事實不符部分，包含辯護人為被告莊賀程主張本案被告4人可能是先去被告莊賀程住處取刀，再前往板橋云云，均與卷內證據不符。２、依證人即被告簡建國之前揭證述，被告莊賀程、李立國在被告李立國之住處即得知被告劉宗仁收到被害人以乙○○手機傳送之挑釁影片。證人即被告劉宗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證稱：我在黃得杰位於板橋之住處收到挑釁影片，我沒有播給別人看，影片的聲音是直接播放的，沒有使用耳機，但我沒有給其他人看，我自己看到就很生氣，談完租金後，就馬上過去旅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8頁）。被告李立國於本院聲羈案件訊問時，供稱：當時車上有被告劉宗仁、莊賀程、簡建國，好像是被告劉宗仁開車，被告劉宗仁突然在車上說被害人罵他，被告劉宗仁有傳死者嗆聲的影片，我就傳給其他人，被告劉宗仁很生氣等語（見本院聲羈卷第69頁）。被告莊賀程於偵查中亦供稱：我們4個人在車主那裡處理租車款項時，被告劉宗仁接到乙○○的電話，因為他在玩遊戲所以就把這通電話開擴音，我們因此都聽到了乙○○跟被告劉宗仁的對話，被告簡建國處理租車款的對象是喑啞人士，他們都用打字的方式來溝通，所以開擴音不會影響到被告簡建國處理車款的事情，我聽到乙○○問被告劉宗仁昨天有沒有趁他癲癇發作時偷他的東西，被告劉宗仁說沒有，乙○○說可是被害人說他已經把乙○○的東西親手交給被告劉宗仁，東西現在在被告劉宗仁那裡，所以被告劉宗仁就氣炸了；要回萬華時變成被告劉宗仁開車，被告劉宗仁帶我們回到萬華後，不知道為何就急著想要把他暫時放在我西寧南路住處的西瓜刀拿出來，被告劉宗仁又叫被告簡建國下去跟我弟弟莊家恩拿這把刀，被告簡建國有看過莊家恩，我不知道為什麼被告劉宗仁要叫被告簡建國下去接刀，被告簡建國上車後把刀遞給被告劉宗仁，被告劉宗仁就好像發瘋似的趕往本案旅館現場等語（見 21515號偵查卷第262頁、第265頁）。依上可知，被告4人對於被告劉宗仁收到挑釁影片、其他被告知悉此事之時點所述雖有出入，惟均可認定被告莊賀程、李立國在被告劉宗仁駕駛本案車輛搭載其等前往被告莊賀程之住處拿取西瓜刀之前，被告莊賀程、李立國均已知悉被害人傳送挑釁影片予被告劉宗仁，被告劉宗仁因而陷於盛怒，亟欲向被害人當面尋仇一事。再查，被告莊賀程受被告劉宗仁之指示，於其位於臺北市○○區○○○路0○0號之居所附近，指示莊家恩將西瓜刀取至指定位置並交予被告簡建國，此為被告莊賀程所自承（見本院卷一第336頁至第337頁），則被告莊賀程基於上開認知，仍為被告劉宗仁聯繫、提供兇刀，自已就被告劉宗仁傷害被害人之犯行提供物質上之助力。３、按刑法上所謂幫助他人犯罪，係指對他人決意實行之犯罪有認識，而基於幫助之意思，於他人犯罪實行之前或進行中施以助力，給予實行上之便利，使犯罪易於實行，而助成其結果發生者。是行為人對其幫助之行為與被幫助犯罪侵害法益之結果間有因果關係之認知，仍屬意為之，即得認有幫助犯罪之故意，要不因其所為非以助益犯罪之實行為唯一或主要目的而異其結果；且其所為之幫助行為，基於行為與侵害法益結果間之連帶關聯乃刑事客觀歸責之基本要件，固須與犯罪結果間有因果關聯，但不以具備直接因果關係為必要。故凡意圖幫助犯罪而以言語或動作從旁助勢，直接或間接予以犯罪之便利，足以增加正犯犯罪之力量者，即屬幫助行為，縱其於犯罪之進行並非不可或缺，或所提供之助益未具關鍵性影響，亦屬幫助犯罪之行為。經查，被告莊賀程、李立國見被告劉宗仁持西瓜刀搭乘電梯前往本案旅館時，因已知悉被害人傳送包含暴力恐嚇訊息之挑釁影片予被告劉宗仁，被告劉宗仁又在盛怒之下持西瓜刀上樓尋仇，則被告莊賀程、李立國對於被告劉宗仁即將在本案旅館內持刀傷害被害人已可預見，故本院應審究者為：其等在此衝突中是否基於幫助被告劉宗仁之意思，對被告劉宗仁之傷害犯行施以物質上或精神上之助力。經查： ⑴、證人甲○○於偵查中證稱：案發前10分鐘，我跟乙○○說我要出門去工作，就請乙○○離開，乙○○一開門被告劉宗仁就站在門口，被告李立國、莊賀程分別站在被告劉宗仁的右前方、左後方，被告劉宗仁當時站在1101房門的距離約法庭地板磁磚 8-9塊的長度，那裡正好是電梯口，也是我的房門口，被告劉宗仁手上拿著一個用黑膠帶捆起來的長條狀物品我大概知道那是刀子之類的東西，另外2人手上沒有拿東西，接著被告劉宗仁就跟乙○○起爭執，被告劉宗仁問乙○○被害人為何要這樣子，乙○○就說他也不知道，接著就問乙○○鑰匙在哪裡，叫乙○○把鑰匙拿出來，叫乙○○不要再幫被害人了，並舉起那個用黑膠帶捆起來的長條狀物品對乙○○說鑰匙不拿出來我就對你，乙○○在百般不願意下就把1110號房間鑰匙交給被告劉宗仁，被告劉宗仁就往1110號房間走去，我有聽到他罵人聲，就把擋在門口的乙○○推開，等我到房間外時，我想要衝上去抓住被告劉宗仁，結果他就把用黑膠帶捆住的物品拿出來，他的黑膠帶我還幫他撿起來留著，這時我就看到他拿的是西瓜刀，那我怎麼敢上去抓他，我就回房間拿剪刀想說這樣就可以擋住被告劉宗仁的西瓜刀，等我拿好東西要去被害人房間時，我就看到被告莊賀程、李立國跟在被告劉宗仁後面往回走；（問：你們看到劉宗仁拿到1110號房間鑰匙為何不報警？）因為被害人真的有對被告劉宗仁怎樣，我們不會因為這種事報警，江湖事江湖解決，被害人若真的被修理也是剛好，且被告劉宗仁並沒有意思要殺他，用西瓜刀畫一下也不會怎樣等語（見21512號偵查卷第411頁至第412頁）。證人甲○○於審理中證稱：（問：後來在110年7月18日凌晨1時許，劉宗仁來到本案旅館11樓，當時你有在房間內嗎？當時情形為何？）有，當時的情形，如我之前筆錄所述。當時我要出門我就請乙○○離開，電梯門打開我就看到被告劉宗仁、李立國、莊賀程，中間是被告劉宗仁，左邊是被告李立國、右邊是被告莊賀程，被告李立國站在被告劉宗仁前面，站在電梯口，他是之後才上來的，被告莊賀程站在我的左前方，被告劉宗仁的後面，該處的電梯有2台，他們出來之後，被告李立國站在靠近我房間的電梯，被告劉宗仁在靠另一邊的電梯。（問：當時你看到他們3人時，他們3人有無手持任何物品？）只有被告劉宗仁手上拿著黑色條狀物。（問：乙○○ 是站在你的前面嗎？）是，乙○○開門，站在門口，看到被告劉宗仁，就有一點點往後退，我不知道為什麼，但感覺乙○○ 有點心虛。（問：乙○○後來有無把1110號房間的鑰匙交給被告劉宗仁？）有。（問：你說衝出去想把被告劉宗仁擋下來，當時狀況為何？）被告劉宗仁拿到鑰匙就往被害人房間走，我才衝出去，被告劉宗仁已經回來了。（問：被告李立國、莊賀程當時在做什麼？）也是往回走。（問：被告劉宗仁與乙○○對話時，被告李立國、莊賀程在做什麼？）在旁邊看（見本院卷二第24頁至第26頁）。依證人甲○○之證述可知，被告莊賀程、李立國於被告劉宗仁持西瓜刀與乙○○對峙時，係分別站立於被告劉宗仁之兩側，且於被告劉宗仁取得鑰匙走向1110號房傷害被害人時，2人均跟隨在被告劉宗仁之後，又證人甲○○對於被告莊賀程、李立國站立之位置及當下衝突之情形證述鉅細靡遺，卻全未提及被告莊賀程、李立國在被告劉宗仁手持之西瓜刀尚包覆有膠帶、殺傷力較低時，有阻止被告劉宗仁脅迫乙○○之行為或避免被告劉宗仁前往1110 號房攻擊被害人之行為。 ⑵、證人乙○○於警詢中證稱：其與被告莊賀程、李立國均係朋友（見21512號偵查卷第121頁），其於審理中並證稱：被告莊賀程是我從小看到大的乾弟弟（見本院卷三第123頁），　　足見證人乙○○與被告莊賀程、李立國之關係親近，不至隱匿有利被告莊賀程、李立國之事實。然而，證人乙○○於警詢中未證稱被告莊賀程、李立國曾阻止被告劉宗仁持刀脅迫其交出鑰匙或前去傷害被害人，證人乙○○於審理中在檢察官行主詰問時亦證稱：(檢察官問：劉宗仁拿刀對著你，要你交出鑰匙的過程，莊賀程、李立國有無在現場？)我不清楚，我印象最清楚的是我跟劉宗仁對立。（檢察官問：當時案發現場，莊賀程、李立國有無跟你對話？）我忘記了。（檢察官問：你將鑰匙交給劉宗仁後，莊賀程、李立國在做什麼？）我忘記了，他們是不是一起來我也不知道等語。後經被告莊賀程之辯護人反詰問時，證人乙○○始附和辯護人之問題「你說劉宗仁拿刀對著你，要你交出鑰匙，在這之前，莊賀程有無阻止劉宗仁，叫劉宗仁不要拿刀對著你？」，答稱「莊賀程一直都在幫我，劉宗仁這個行為，莊賀程也有制止，但是劉宗仁還是做了」、「那天狀況很複雜，當天也有人跳出來制止，但我忘記是誰了，一定有人出來制止，但我想莊賀程敢提問，那一定是他出來制止，（改稱）有人出來制止劉宗仁的行為，但我不確定是李立國還是莊賀程，我只記得一個畫面，就是劉宗仁拿刀指著我」(見本院卷三第123頁)，證人乙○○上開證述前後矛盾，又自承基於臆測而回答，難以採信，本院不得以此為有利被告莊賀程、李立國之判斷。復參以證人即被告劉宗仁於偵查中即堅持其1人犯案（見21512號偵查卷第239頁），其於警詢、偵查、審理中之陳述多有維護被告莊賀程、李立國之處，如有「被告莊賀程、李立國當場阻止被告劉宗仁取得鑰匙或實行犯罪」之事實，其必會供稱此情，然於被告劉宗仁歷次供述中，均無上開內容。從而，綜觀證人甲○○、乙○○、證人即被告劉宗仁證述情形，被告莊賀程、李立國抵達本案旅館，發現被告劉宗仁與乙○○對峙時，立場上應係與被告劉宗仁相同，考量被害人曾傳送前述挑釁影片恐嚇被告，本案旅館又位於所屬大樓之11樓，對於自外部前往之被告劉宗仁而言，實難預知被害人是否持有武器或另有他人助陣，則被告莊賀程、李立國雖未持有武器，然其等與被告劉宗仁同行前往本案旅館之行為，確實足以對被告劉宗仁之犯行施以精神上之助力。４、況且，被告莊賀程、李立國於被告劉宗仁行兇後，共同搭乘電梯下樓，搭乘被告簡建國在內接應之本案車輛，由被告簡建國駕車，搭載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迅速逃離現場，前往被告簡建國友人丙○○位於新北市汐止區之住處等情，業經被告莊賀程、李立國所自承（見21515號偵查卷第263頁、本院聲羈卷第69頁），且與證人甲○○於偵查中之證述相符（見21512號偵查卷第141頁），並有道路監視錄影畫面截圖 2張、丙○○居住社區監視錄影畫面截圖17張、被告劉宗仁持用手機通訊紀錄基地台位置可資參照（見21512號偵查卷第2 29頁、21515號偵查卷第155頁、21617號偵查卷第209頁至第 219頁），可見被告莊賀程、李立國確係基於幫助被告劉宗仁傷害犯行之目的而與被告劉宗仁共同前往本案旅館，故於被告劉宗仁下手行兇後，發現被害人大量出血，因被害人傷勢較預期嚴重且擔心後續之法律責任，而要求在場之甲○○、乙○○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醫，再與被告劉宗仁共同逃亡。否則若如被告莊賀程、李立國所辯，其等係為阻止被告劉宗仁之犯行始搭乘電梯至11樓之本案旅館，惟因被告劉宗仁持有西瓜刀，實在無法阻止本案發生云云，則其等於被告劉宗仁逃亡時，根本無需隨同下樓，而可留在現場協助救治被害人，故由被告莊賀程、李立國得知被告劉宗仁犯案後之反應，亦可推知其等上開辯解為無可採。５、按刑法第30條之幫助犯，係以行為人主觀上有幫助故意，客觀上有幫助行為，即對於犯罪與正犯有共同認識，而以幫助意思，對於正犯資以助力，但未參與實行犯罪之行為者而言。此所稱幫助故意，行為人只要概略認識該特定犯罪之不法內涵即可，無庸過於瞭解正犯行為之細節或具體內容。依上開認定之客觀事實，被告莊賀程、李立國於被告劉宗仁駕駛本案車輛自新北市板橋區中正路附近之黃得杰住處出發時，已知悉被告劉宗仁收到被害人利用乙○○手機傳送之挑釁影片，且因此陷入盛怒，決意前往本案旅館向被害人尋仇之計畫。被告莊賀程仍依被告劉宗仁之指示，聯繫胞弟莊家恩，令其取出住處內被告劉宗仁寄放之西瓜刀，而為被告劉宗仁傷害被害人之犯行提供物質上之助力。被告莊賀程、李立國隨同被告劉宗仁抵達本案旅館樓下後，見被告劉宗仁持西瓜刀下車前往本案旅館，已明確知悉被告劉宗仁前往案發現場之目的係以西瓜刀傷害被害人，仍於被告劉宗仁上樓後，隨後搭乘另一電梯上樓前往本案旅館，並於被告劉宗仁與乙○○對峙時站立於被告劉宗仁兩旁為其助勢，而以此方式提供精神上之助力。則被告莊賀程、李立國雖未參與傷害被害人之構成要件行為，然知悉被告劉宗仁具有傷害被害人之犯意，且其等亦具有幫助他人傷害之犯意。另查，以西瓜刀揮砍攻擊他人之身體，因人體內有諸多重要臟器、血管等，縱使身強體壯之人亦難免造成嚴重出血致命之危險，此為一般人客觀上所得認識，已如前述，則被告莊賀程、李立國就上情在客觀上具有預見可能性，其等幫助被告劉宗仁以西瓜刀傷害被害人，客觀上既能預見被告劉宗仁之傷害行為有造成被害人大量失血喪命之風險，而疏未慮及此點，終致被害人死亡之加重結果，自構成傷害致人於死之幫助犯。６、公訴意旨雖認被告莊賀程、李立國與被告劉宗仁間有殺人之犯意聯絡，並為前揭犯行，應論以殺人罪之共同正犯云云。　　惟被告劉宗仁係基於傷害之犯意，持西瓜刀攻擊被害人，並因而導致死亡之結果，應構成傷害致人於死罪，業經本院認定如前。再按刑法關於正犯、幫助犯之區別，係以行為人主觀之犯意及客觀之犯行作為標準，凡以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無論其所參與者是否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皆為正犯；其以幫助他人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苟其所參與者，係犯罪構成要件之行為，亦屬正犯，若所參與者為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則為幫助犯。而所謂參與犯罪構成要件以外之行為者，指其所參與者非直接構成某種犯罪事實之內容，而僅係助成其犯罪事實實現之行為而言。查被告莊賀程、李立國並未下手實行傷害罪之構成要件行為，且其等自被告劉宗仁駕駛本案車輛自黃得杰住處出發時起，固已知悉被告劉宗仁向被害人尋仇之計畫，且於被告劉宗仁持西瓜刀上樓前往本案旅館時起，明確知悉被告劉宗仁計畫以持西瓜刀攻擊被害人之方式為之，惟依卷內證據顯示，被告莊賀程、李立國並未參與上開犯行之謀議，復無積極證據可認其等係基於自身之動機參與本案犯行，被告莊賀程指示莊家恩取出西瓜刀部分，係受被告劉宗仁之指示為之，被告莊賀程、李立國進入本案旅館為被告劉宗仁助勢部分，則應係基於其等與被告劉宗仁間之情誼為之，而幫助傷害犯行之遂行，並非係為「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依前開說明意旨，被告莊賀程、李立國所為應構成傷害致人於死罪之幫助犯，而從屬於正犯即被告劉宗仁，不構成該罪之共同正犯，亦不構成殺人罪之正犯或共犯。㈢、被告簡建國部分：　　訊據被告簡建國固坦承於110年7月18日凌晨1時許，搭乘被告劉宗仁駕駛之本案車輛，前往被告莊賀程之住處，在該處依被告劉宗仁之指示下車向莊家恩拿取西瓜刀交給被告劉宗仁，抵達本案旅館樓下後，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下車前往本案旅館，被告簡建國則留在本案車輛內，待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返回後，4人共乘本案車輛逃離現場，前往被告簡建國友人丙○○住處等情，惟矢口否認幫助傷害致人於死之犯行。辯稱：我們自板橋離開後原本就是要去汐止找友人丙○○，我不知道被告劉宗仁中途會改去本案旅館犯案，也完全沒有想要參與；被害人挑釁被告劉宗仁一事，我是在被告劉宗仁離開本案旅館的車上才聽其他人提及，至於拿取兇刀部分，因刀子是被告劉宗仁所有，他叫我下車去拿，我也不以為意，當時迷迷糊糊的，上車之後我就在車上睡覺，抵達本案旅館後，我仍繼續在本案車輛上睡覺，直到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下樓回到車上關上車門後我才醒來，問其他人發生何事，被告劉宗仁才說他砍人了，被告劉宗仁就按照原定行程往汐止的丙○○家開去，在車上我與被告莊賀程、李立國都有叫被告劉宗仁趕快投案云云。辯護人為被告簡建國辯稱：被告劉宗仁已經承認是1人行兇，也坦承案發現場只有被害人與其在場，案發時被告簡建國都在樓下本案車輛內的副駕駛座睡覺，被告簡建國未受被告劉宗仁指使，也沒有把風、接應，法院應為無罪判決等語。經查：１、證人即被告劉宗仁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證稱：我在黃得杰位於板橋之住處收到挑釁影片，我沒有播給別人看，影片的聲音是直接播放的，沒有使用耳機，但我沒有給其他人看，我自己看到就很生氣，談完租金後，就馬上過去旅店等語（見本院卷一第198頁）。證人即被告莊賀程於偵查中亦證稱：我們4個人在車主那裡處理租車款項時，被告劉宗仁接到乙○○ 的電話，因為他在玩遊戲所以就把這通電話開擴音，我們因此都聽到了乙○○跟被告劉宗仁的對話，被告簡建國處理租車款的對象是喑啞人士，他們都用打字的方式來溝通，所以開擴音不會影響到被告簡建國處理車款的事情，我聽到乙○○問被告劉宗仁昨天有沒有趁他癲癇發作時偷他的東西，被告劉宗仁說沒有，乙○○說可是被害人說他已經把乙○○的東西親手交給被告劉宗仁，東西現在在被告劉宗仁那裡，所以被告劉宗仁就氣炸了；要回萬華時變成被告劉宗仁開車，被告劉宗仁帶我們回到萬華後，不知道為何就急著想要把他暫時放在我西寧南路住處的西瓜刀拿出來，被告劉宗仁又叫被告簡建國下去跟我弟弟莊家恩拿這把刀，被告簡建國有看過莊家恩，我不知道為什麼被告劉宗仁要叫被告簡建國下去接刀，被告簡建國上車後把刀遞給被告劉宗仁，被告劉宗仁就好像發瘋似的趕往本案旅館現場等語（見21515號偵查卷第262頁、第265頁）。檢察官於偵查中依上開證人即被告之證述訊問被告簡建國：「你、莊賀程、李立國在黃得杰板橋住處時，都看到辛○○的挑釁影片了嗎？」，被告簡建國供稱：「更早，在我們4人去黃得杰家之前，我先到李立國家，那時莊賀程、劉宗仁也都在李立國家，除了我們4人還有一些李立國的朋友也在他家，那時我、莊賀程、李立國的朋友就已經看到那段挑釁影片了，那時其實並不是在聊辛○○的事情，是李立國突然就把這段影片給我們，我現在記不得是LINE還是FB 傳送的，我看完後想說這跟我無關，所以沒有多管」等語（見21512號偵查卷第540頁）。由被告簡建國於偵查中尚糾正檢察官轉述其他被告所述內容之情形，且其並無就此為虛偽陳述之動機，此部分供述內容應較可信，其後續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辯稱：被害人挑釁被告劉宗仁的事情，我是後來聽他們講的，就是他們砍完人後，我在車上聽他們講的云云，為不可採。因此，簡建國在被告劉宗仁駕駛本案車輛搭載其與被告莊賀程、李立國，自新北市板橋區黃得杰之住處前往被告莊賀程位於臺北市○○區○○○路0○0號之居所附近拿取西瓜刀之前，即已知悉被害人傳送挑釁影片予被告劉宗仁，被告劉宗仁因而陷於盛怒，亟欲向被害人當面尋仇一事。２、被告簡建國依被告劉宗仁之指示，在被告莊賀程住處附近，下車向被告莊賀程聯繫之莊家恩拿取西瓜刀，並隨即返回車內將之交予劉宗仁等情，為被告簡建國於警詢、偵查、本院聲羈案件訊問程序中所自承（見21512號偵查卷第83頁至第8 4頁、27617號偵查卷第107頁、本院聲羈卷第34頁至第35頁），且經證人即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於偵查中證稱屬實（見 21512號偵查卷第237頁、第262頁）。被告簡建國雖於本院準備程序中辯稱：下車向莊家恩取物時，不太清楚那是刀子云云（見本院卷二第205頁），惟其於偵查中均未辯稱此情，且證人即被告莊賀程於審理中亦證稱：我們拿的時候，那支刀沒有使用帶子裝起來，我記得外面好像有刀套，木頭刀套，此外沒有其他包裝等語（見本院卷三第100頁），足見被告簡建國上開所辯為不可採。被告簡建國既認知被告劉宗仁之目的在於向被害人尋仇且陷入盛怒之狀態，竟仍為被告劉宗仁拿取兇刀，自已就被告劉宗仁傷害被害人之犯行提供物質上之助力。３、再查，被告簡建國於被告劉宗仁持西瓜刀下車前往本案旅館，被告莊賀程、李立國隨後亦下車時，留在停放於本案旅館建物前道路之本案車輛內，再於被告劉宗仁行兇後與被告莊賀程、李立國同時下樓前，已改坐至駕駛座，並於其等上車後，駕駛本案車輛逃離現場，前往被告簡建國之友人丙○○位於新北市○○區○○○路00號6樓住處等情，業據證人即被告李立國證述明確（見21515號偵查卷第278頁至第279頁）。被告簡建國雖辯稱：其向莊家恩拿取西瓜刀後，即在車上睡著，直到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下樓進入本案車輛後關門始醒來，後續是被告劉宗仁駕車前往丙○○位於汐止之住處云云，惟查，被告劉宗仁不認識丙○○，此經被告劉宗仁於審理中供述明確（見本院卷五第240頁），則其應不知丙○○住處之詳細位置，就其如何駕車前往丙○○住處一事，被告簡建國於警詢、偵查中均辯稱：從板橋離開後，就將丙○○住處地址輸入導航云云(見21512號偵查卷第384頁、21617號偵查卷第 107頁)，惟證人即被告劉宗仁於偵查中證稱：案發後我先在路上亂開，後來是因為被告簡建國說要去汐止朋友家，我才開往汐止朋友家冷靜一下等語（見21512號偵查卷第238頁），遭羈押後在借訊之警詢中又稱：我當時就亂開，也忘記為何會開到汐止；被告簡建國在路上醒來，我問他汐止是不是有認識的朋友，他就說有，我就開過去了等語（見21512號偵查卷第358頁），均未提及利用導航前往等情，已與被告簡建國所述有所出入，且被告劉宗仁於到案後供證係1人犯案，具有迴護被告簡建國之傾向，本院故認被告簡建國此部分所辯為不足採。又證人丙○○於警詢中證稱：除了被告簡建國之外，有3人前來我的住處，但我都不認識他們；他們大概是110年7月18日凌晨2時30分到我家；當時被告簡建國說要來我家吃飯，他說會有1個哥哥一起來，我沒想到還會有其他人；一開始他們4個人在我家廁所不知道在討論什麼事情，我都在房間顧小孩，故他們做了什麼我也不太清楚，不過它們有向我要鋁箔紙和一個大塑膠袋，鋁箔紙他們說是用來包手機用的，然後我有看到我給他們的大塑膠袋中裝了一個後背包；他們離開後留下該大塑膠袋裝的後背包在我家客廳，後來被告簡建國打給我，叫我把留下來的東西丟掉，我就把它丟在社區垃圾場等語（見21512號偵查卷第106頁至第 107頁）。證人即被告劉宗仁於偵查中證稱：我在汐止被告簡建國朋友家有把鞋子、衣物都換掉；我有用我的衣服把兇刀包一包放進一個跟被告簡建國朋友借的不透明塑膠袋子裡面，然後把它跟我的衣物鞋子一起丟在同一個位置等語（見 21512號偵查卷第239頁）。被告簡建國於警詢中並自承：當下因為我們得知被告劉宗仁砍人，所以在廁所內問被告劉宗仁事後要怎麼處理，被告劉宗仁有用手機跟不知道哪邊的警察通電話，大約就說出事情，要這個警察幫忙之類的，警察要求他出面；被告劉宗仁告訴丙○○說要拿鋁箔紙跟塑膠袋，我有問被告劉宗仁為啥要這些東西，被告劉宗仁說手機要包在鋁箔紙警察才會找不到，大塑膠袋好像要裝西瓜刀與案發時衣物，他也有跟丙○○拿了一雙拖鞋；被告劉宗仁將用塑膠袋裝有西瓜刀的紅色包包留在丙○○家，後來是丙○○發現，我就問被告劉宗仁要不要回去拿，被告劉宗仁就說丟掉，因為我也知道紅色背包裝什麼，我不可能替他處理，我就跟丙○○ 說丟掉等語(見21512號偵查卷第384頁第387頁)。上述被告劉宗仁於丙○○住處與被告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討論犯案後續事宜，並向丙○○借用衣物換裝後，復湮滅西瓜刀等證據之過程，並有丙○○居住社區之監視錄影畫面截圖在卷可參（見21617號偵查卷第209頁至第217頁），此部分之事實已堪認定。被告簡建國既知悉被告劉宗仁前往本案旅館之目的即係以西瓜刀傷害被害人，且於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離開本案旅館返回本案車輛時，被告劉宗仁身上已有被害人血跡而需換裝，其於此情形下，仍駕駛本案車輛搭載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逃離現場，前往其友人丙○○之住處，而提供被告劉宗仁犯案後暫時躲避、換裝並湮滅證據之場所，又於丙○○以電話詢問被告劉宗仁遺留內有兇刀之背包如何處理時，要求丙○○代為丟棄該背包。從而，被告簡建國雖未於被告劉宗仁行兇時在場，然其於本案旅館樓下之本案車輛內接應，並提供後續助力之事實，已助成被告劉宗仁傷害犯行之實現，故被告簡建國在本案車輛上接應之行為，亦屬本案幫助傷害之行為。４、被告簡建國為上述拿取兇刀、接應準備逃離現場之幫助行為時，既已知悉被告劉宗仁具有傷害被害人之犯意，則被告簡建國雖未參與傷害被害人之構成要件行為，仍具有幫助他人傷害之犯意。另查，以西瓜刀揮砍攻擊他人之身體，因人體內有諸多重要臟器、血管等，縱使身強體壯之人亦難免造成嚴重出血致命之危險，此為一般人客觀上所得認識，已如前述，則被告簡建國就上情在客觀上具有預見可能性，其幫助被告劉宗仁以西瓜刀傷害被害人，客觀上既能預見被告劉宗仁之傷害行為有造成被害人大量失血喪命之風險，而疏未慮及此點，終致被害人死亡之加重結果，自構成傷害致人於死罪之幫助犯。５、公訴意旨雖認被告簡建國與被告劉宗仁間有殺人之犯意聯絡，並為前揭犯行，應論以殺人罪之共同正犯云云。惟被告劉宗仁係基於傷害之犯意，持西瓜刀攻擊被害人，並因而導致死亡之結果，應構成傷害致人於死罪，業經本院認定如前。且被告簡建國並未下手實行傷害之構成要件行為，其自被告劉宗仁駕駛本案車輛自黃得杰住處出發時起，固已知悉被告劉宗仁向被害人尋仇之計畫，於被告劉宗仁持西瓜刀上樓前往本案旅館時起，並明確知悉被告劉宗仁計畫以持西瓜刀攻擊被害人之方式為之，惟依卷內證據顯示，被告簡建國並未參與上開犯行之謀議，復無積極證據可認其等係基於自身之動機參與本案犯行，其本案協助拿取西瓜刀之行為，及在本案旅館樓下接應，以便後續逃離現場躲避及湮滅證據之行為，應均係受被告劉宗仁之指示為之，而幫助傷害犯行之遂行，並非係為「自己犯罪之意思」而參與犯罪。從而，被告簡建國所為應構成傷害致人於死罪之幫助犯，而從屬於正犯即被告劉宗仁，不構成該罪之共同正犯，亦不構成殺人罪之正犯或共犯。㈣、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上開犯行均堪認定，均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㈠、核被告劉宗仁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之傷害致人於死罪；被告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所為，均係犯刑法第30條第1項、第277條第2項之幫助傷害致人於死罪。　　㈡、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均係涉犯刑法第271條第1項之殺人罪嫌，惟經本院綜合卷內證據，認定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所犯之罪名如上，惟其基礎事實同一，又經本院於準備程序中當庭諭知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本案亦可能涉犯傷害致人於死罪嫌（見本院卷二第16頁、第204頁），使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及辯護人就此辯論，無礙於其等之防禦權，爰變更起訴法條。㈢、被告莊賀程、李立國、簡建國均係幫助被告劉宗仁犯罪，爰依刑法第30條第2項，減輕其刑。㈣、被告李立國主張：其當時有委請乙○○打電話報警及叫救護車，符合自首要件，應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云云。惟按刑法第62條所規定之自首，係以對於未發覺之犯罪自首而受裁判為要件，故犯罪行為人應於有偵查犯罪職權之公務員未發覺犯罪事實或犯罪人之前自首犯罪，且接受裁判，兩項要件兼備，始得依刑法第62條自首之規定減輕其刑。查被告李立國與被告劉宗仁、莊賀程逃離本案旅館時，雖因見被害人受有刀傷大量出血，而要求在場之乙○○、甲○○為被害人叫救護車送醫，惟證人乙○○、甲○○均未證稱被告李立國曾要求報案並將其身分轉告警方。況且，被告李立國離開本案旅館後，並未立即前往投案或有其他表示願接受裁判之行為，反而與被告劉宗仁、莊賀程、簡建國共同前往丙○○之住處躲避追查，堪認已經逃匿，最終於110年7月19日凌晨3時30分，始於臺北市○○區○○路000巷00弄00號經警拘提到案，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拘票及拘提報告書在卷可參（見2151 5號偵查卷第17頁至第19頁），揆諸上開說明，被告李立國於本案不符合自首要件，無從依刑法第62條規定減輕其刑。㈤、被告劉宗仁固主張其自青少年時期即有因重鬱症、輕度社會化行為障礙至醫院就診，也曾有自殺意圖，在本案發生時，因受被害人挑釁，受上開精神狀況之影響，辨識能力顯著降低，應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云云。經查，依本院認定之犯罪事實，被告劉宗仁得知被害人傳送挑釁影片後，駕駛本案車輛同時指示被告莊賀程、簡建國為其備妥西瓜刀，再至本案旅館以西瓜刀揮砍被害人1刀，在離去前因見被害人大量失血，尚要求在場之乙○○、甲○○叫救護車將被害人送醫，自己則由被告簡建國接應逃離現場，可見被告劉宗仁之情緒雖然甚為激動而為本案犯行，然其對於本案之全部流程，包含其行為導致被害人受嚴重刀傷需立即送醫急救，暨其行為將受法律之制裁等情，均有清楚之認識，亦無事實可認被告劉宗仁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本院檢附全卷資料囑託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鑑定被告劉宗仁之精神狀態，該院於113年5月31日出具精神鑑定報告書，鑑定結論為：被告劉宗仁曾於98年5月2日至99年1月13日（17至18歲）期間，在該院區接受精神科診療，當時之主要診斷為「輕度社會化行為障礙」與「安非他命及其他興奮劑成癮」。對照被告劉宗仁之前案紀錄，其安非他命成癮問題顯然長期持續。依據被告劉宗仁於鑑定會談時之陳述，其可能在施用安非他命後為本案行為，然其就行為因由、經過之陳述並無明顯乖離現實之內容等語（見本院卷四第98頁），鑑定人因而認為被告劉宗仁應無刑法第19條第1項、第2項所定之情形，即與本院前述之判斷一致。從而，被告劉宗仁並無適用刑法第 19條第2項減輕其刑之餘地。㈥、量刑理由：１、爰審酌被告劉宗仁因與被害人間因毒品買賣而起之財務糾紛，及受被害人傳送挑釁影片之刺激，竟主導本案傷害致人於死之暴行，以其對被告莊賀程、簡建國之影響力，要求其等指示莊家恩取出行兇用之西瓜刀、下車傳遞該西瓜刀，再持西瓜刀前往本案旅館，威脅乙○○取得鑰匙後，隨即進入被害人所在之房間，以西瓜刀大力揮砍被害人大腿1次，犯罪之手段兇殘，當場造成被害人受有犯罪事實欄所載之嚴重傷勢，現場慘不忍睹，後雖要求在場之乙○○、甲○○將被害人送醫急救，仍導致被害人因上開傷勢大量出血而死亡，並造成告訴人突失至親無法彌補且沉重之傷痛。被告劉宗仁隨後又逃離現場、湮滅本案證據，所為惡性程度及所生實害情形均屬重大，縱然被告劉宗仁於偵審中坦承傷害致人於死之犯行，仍應予嚴厲之非難。再衡以被告劉宗仁之前案紀錄，前述精神鑑定報告之內容，及其自述國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在遊藝場上班，月入新臺幣(下同)2、3萬元，與母親同住之生活狀況，暨其於審理程序中針對量刑表示之意見（見本院卷五第 252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刑。２、爰審酌被告莊賀程、李立國在自黃得杰住處返回臺北市之際，均明知被告劉宗仁因收到被害人之挑釁影片而陷於盛怒，而決意前往向被害人尋仇，被告莊賀程仍依被告劉宗仁之指示，轉而要求莊家恩將被告劉宗仁寄放之西瓜刀取出，供被告簡建國轉交予被告劉宗仁；被告莊賀程、李立國並於被告劉宗仁持西瓜刀前往本案旅館，威脅乙○○交出被害人所在之 1110號房間鑰匙時，在旁助勢而未加以阻止，對於被告劉宗仁之傷害致人於死犯行施加助力，而助成被害人受傷及死亡之結果，且被告莊賀程、李立國自始未正視其等在本案中之角色，始終否認其等需對被害人受傷害及死亡之結果負擔責任，實應受有相當之處罰。並考量被告莊賀程、李立國之前案紀錄，及被告莊賀程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百貨公司清潔工作，月入35,000元至38,000元，與祖母、舅舅同住之生活狀況；被告李立國自述高中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銀行業務專員，底薪每月2萬元另有業績獎金，與母親同住之生活狀況，暨其等於審理程序中所述之意見（見本院卷五第253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3項、第4項所示之刑。３、爰審酌被告簡建國在自黃得杰住處返回萬華之際，已明知被告劉宗仁因收到被害人之挑釁影片而陷於盛怒，而決意前往向被害人尋仇，仍因其與被告劉宗仁間之關係，受被告劉宗仁指示傳遞被告劉宗仁行兇用之西瓜刀，並於被告劉宗仁、莊賀程、李立國上樓前往本案旅館時，留在本案車輛上接應，暨駕駛本案車輛供其等逃亡，而對於被告劉宗仁之傷害致人於死犯行施加助力，並助成被害人受傷及死亡之結果，仍應予以非難。再考量被告簡建國行為之影響力較被告莊賀程、李立國稍低，且其雖否認犯行，惟清楚說明被告4人前往本案旅館現場之情形，有助於釐清事實，兼衡被告簡建國之前案紀錄、自述高職肄業之智識程度，從事廣告招牌工作，月入2至4萬元，與父母親、孩子、阿姨同住之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第5項所示之刑。三、沒收：　　　　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行　　為人者，得沒收之；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第2項、第4項定有明文。經查，被告劉宗仁用以揮砍被害人之西瓜刀1把，係供其犯罪所用之物，且為被告劉宗仁所有，雖未扣案，仍應依上開規定宣告沒收，並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李巧菱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友寧、陳映蓁、劉文婷、戚瑛瑛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馮昌偉　　　　　　　　　　　　　　　　　　　法　官　陳乃翊　　　　　　　　　　　　　　　　　　　　法　官　李宇璿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阮弘毅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刑法第30條　　幫助他人實行犯罪行為者，為幫助犯。雖他人不知幫助之情者，亦同。幫助犯之處罰，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刑法第277條　　　　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五十萬元以下罰金。犯前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2024-12-13

TPDM-110-重訴-13-20241213-3

原交上易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傷害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原交上易字第12號上訴人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吳政陽選任辯護人曾文杞律師(法扶律師) 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傷害案件，不服臺灣宜蘭地方法院112年度原交易字第14號，中華民國113年5月14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宜蘭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12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吳政陽於民國111年7月13日11時23分許，駕駛車牌號碼000-0000號營業貨運曳引車（公訴意旨誤載為半聯結車，應予更正，下稱甲車）沿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 4段由南往北方向行駛，行經該路段與合興路交岔路口時，本應注意該路段之速限為50公里，以及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而依當時情形並無不能注意之情形，竟疏未注意，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並以時速約60至70公里之速度超速行駛，適告訴人戴杏芳駕駛車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乙車）同向由其右前方迴轉，因而遭被告所駕車輛撞擊，致告訴人因而受有腦震盪等傷害。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等語。二、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仍不能遽為有罪之認定。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刑法第284條前段之過失傷害罪嫌，無非係以被告及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之陳述、告訴人於本院之證述、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車損照片各1份、現場監視器、行車紀錄器光碟 1片、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112年4月11日北監基宜鑑字第1120038299號函所檢附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基宜區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1份、礁溪杏和醫院診斷證明書、西園醫療財團法人西園醫院乙種診斷證明書、謙合科學中醫診所診斷證明書、微煦心靈診所就醫證明書、超全能診所診斷證明書各1紙等為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過失傷害犯行，辯稱：我對客觀事實不爭執，但我沒有過失，我是綠燈，我不知道告訴人要往哪走，告訴人突然左轉切出來，沒有打方向燈，我來不及反應等語。被告之辯護人為其辯護稱：被告按其路權依道路交通安全規範駕車，行駛於其應行車道上，沒有任何危險駕車之情事，行經事故路口時，交通號誌為綠燈，允許甲車通行，又公訴意旨所示路段並無分道線，被告按規定靠左行駛，乙車原在道路右側，未讓直行車先行，於未顯示任何燈號下竟突然往左行駛，並逕行停駐於道路左側即被告行駛之路徑，復依行車紀錄器顯示11：23：24告訴人車輛突然往左行駛，約11：23：26兩車發生碰撞，即告訴人突然往左行駛至兩車碰撞為止，時間不及2秒，縱以反應時間為0.75秒，加計煞停時間，被告之反應距離及煞停距離均不足，是被告無充分時間、距離可採取適當措施，以避免事故發生，非可歸咎，故被告並無過失。而且，若非告訴人未顯示燈號，逕行往左行駛並停駐於被告行駛路徑上，即不致發生本件事故，是被告車速與本件事故之發生無關。況檢察官並無其他證明被告有何違反注意義務之舉證等語。經查：　㈠公訴意旨所示路段之速限為50公里，被告於公訴意旨所示時、地駕駛甲車以每小時60至70公里之速度行駛，嗣與告訴人所駕駛之乙車發生碰撞，致告訴人受有腦震盪之傷害；被告於事故發生時，車輛載重達38,260公斤，逾越甲車所規範之總聯結重35,000公斤等情，業據被告於警詢、偵查及原審及本院審理中供承在卷（見宜蘭縣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刑案偵查卷宗〈下稱警卷〉第1至6頁，112年度偵字第127號卷〈下稱偵卷〉第13至14頁，112年度原交易字第14號卷〈下稱原審卷〉第38、66至67、121、158至159頁，本院卷第54頁），核與告訴人於警詢、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之陳述相符（見警卷第 8至12頁，偵卷第13至14頁，本院卷第109至110頁），並有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現場及監視器、行車紀錄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地磅紀錄單照片、礁溪杏和醫院111年7月13日第000000000000000號診斷證明書、過磅紀錄照片、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在卷可稽（見警卷第22至23、24至25、31至51、13、19、54、60頁），足認被告上開供述與事實相符，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本件案發過程，業據告訴人於警詢中陳稱：我於公訴意旨所示時、地駕駛乙車，沿濱海路4段由南向北車道欲往濱海路4 段由北向南車道迴轉，我要迴轉時還在直行，突然聽到後方傳來喇叭聲，醒來時已經被撞擊到南向車道了等語（見警卷第8至10頁），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陳稱：我於公訴意旨所示時、地駕駛甲車，行駛於濱海路4段由南向北車道，事故發生前有看到乙車在我前方，對方當時沒有打方向燈，要走不走停在路中，我立刻鳴喇叭示警，並緊急煞車，但仍發生碰撞，我當時行車速度約60至70公里等語（見警卷第1至3頁，偵卷第13至14頁），復經原審勘驗甲車之行車紀錄器、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如下（見原審卷第61至62頁）：　⒈檔案名稱：00000000_031202 　　⑴【11:23:17】被告駕駛甲車行駛於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4段由南往北路段內側車道。畫面上方告訴人駕駛乙車行駛於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4段由南往北路段外側車道。　　⑵【11:23:18】至【11:23:27】告訴人駕駛乙車於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4段由南往北方向沿著轉彎路段靠外側道路邊線行駛，行駛至合興路與濱海路4段交岔路口處；【11:23 :23】告訴人駕駛乙車往左邊偏移行駛（乙車未亮起左轉燈），【11:23:25】並於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4段由南往北路段內側車道上停下；【11:23:26】隨後被告駕駛甲車自後方撞上乙車。　⒉檔案名稱：00000000_032235 　　⑴【11:11:56】告訴人駕駛乙車出現於畫面上方，靠外側車道之道路邊線行駛於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4段由南往北方向車道。　　⑵【11:11:57】被告駕駛甲車出現於乙車後方，行駛於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4段由南往北方向內側車道。　　⑶【11:12:01】告訴人駕駛乙車鄰近合興路與濱海路4段交岔路口處時，自濱海路4段由南往北方向外側車道往左邊偏移往內側車道方向行駛（乙車未亮起左轉燈），此時被告駕駛甲車行駛於同向路段內側車道，剛行駛過號誌燈處。　　⑷【11:12:02】告訴人駕駛乙車車頭斜向合興路方向行駛於濱海路4段由南往北方向內側車道，於【11:12:03】停下，而被告駕駛甲車位於乙車後方行駛於同向車道，於接近乙車時，甲車往外側車道偏移，畫面時間【11:12:04】，甲車左前車頭自後方撞上乙車左後方。乙車遭撞後因作用力往合興路方向駛去，隨後於路口處停下。　　依據上開勘驗結果可知，本件車禍發生前，乙車原係行駛於濱海路4段由南往北方向之外側車道，且沿右側道路邊線行駛，甲車則行駛於上開路段內側車道，而告訴人於事故發生前3秒，在濱海路4段與合興路交岔路口，駕駛乙車未開啟方向燈，而自濱海路4段之外側車道朝內側車道方向行駛，於事故發生前2秒，乙車方行駛於內側車道，而於事故發生前1 秒，被告因發覺乙車欲行駛於內側車道，而將甲車朝外側車道方向行駛，以閃避乙車，終因煞閃不及而發生本案事故。　㈢按刑法第14條第1項之無認識過失，係指行為人對於犯罪事實之發生，有應注意之義務，且按當時情節，係能注意，而不注意者而言。至行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不只在於結果發生之原因，而且尚在於結果乃基於違反注意要求或注意義務所造成者，並應以行為人在客觀上得否預見並避免法益侵害結果為其要件。是刑法上過失責任之成立，除客觀上注意義務之違反外，尚須以行為人對於犯罪之結果有預見可能性及迴避結果可能性，且結果之發生與行為人之過失間，有相當因果之關聯性，方足當之（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170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駕駛甲車行駛於濱海路4段由南往北方向之內側車道，於事故發生時，有超速、超載行駛之情形，業經本院認定如前。而告訴人原行駛於上開路段之外側車道，且沿右側道路邊線行駛，嗣於未開啟左轉方向燈之情形下，即自濱海路4段之外側車道朝內側車道方向行駛乙節，亦如前述。從而，本件被告是否確有過失傷害之犯行，應審究被告駕車行經本案地點時，是否有違反注意義務之情形，其客觀上是否能預見並具避免結果發生之可能性，以及本件結果之發生與被告之超速、超載行為間，有無相當因果關係。　㈣又一般駕駛反應及踩踏時間之推定：依據日本研究報告顯示，一般駕駛人發現危險情況後，反應時間為0.4至0.5秒，右腳由加油踏板移至煞車踏板之時間為約0.2秒，踩煞車踏板所需時間約0.1秒。因此一般駕駛人在行進中，突然發現危險情況後即刻採取煞車措施，車輛必須空走0.7至0.8秒，才產生煞車效果（交通事故偵查學，吳明德著）。故「一般人之平均反應力」應指在駕駛人於突發狀況下，緊急煞車之平均反應時間。然實際「反應時間」受到駕駛人各種生理、心理及環境因素之影響，故不同駕駛人在不同的身心狀態及道路、交通狀況下均呈現不同之反應時間，此有交通部運輸研究所90年4月24日運安字第900002569號函附卷可參（見原審卷第71頁）。而依上開原審勘驗結果，乙車於事故發生前2 秒方行駛於濱海路4段內側車道，而因乙車於偏移行駛時並未使用方向燈，是被告於斯時方能確認乙車確欲自濱海路4 段外側車道朝內側車道方向行進，而其於事故發生前1秒已駕駛甲車朝外側車道方向偏移，顯見被告於告訴人駕駛乙車變換車道至濱海路4段1秒後旋即反應而欲閃避乙車，以上開反應時間為斷，可知被告衡無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情。復依本件行車紀錄器及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見警卷第49 至51頁），可知於告訴人欲自濱海路4段外側車道往內側車道行駛之時，甲車已行駛超過濱海路4段由南往北方向車道之停止線而進入濱海路4段、合興路之交岔路口，甲、乙2車距離非遠，又自告訴人駕駛乙車行駛於濱海路4段內側車道至事故發生時間僅2秒，一般駕駛人發現危險狀況後即刻採取煞車措施，依上開交通部運輸研究所函文說明，尚需耗費 0.7至0.8秒，才產生煞車效果，則本件被告縱於發覺乙車行駛於濱海路4段內側車道時立即採取煞車措施，亦僅有1.2秒之煞車作用時間，而以事故發生當時天候晴、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速限每小時50公里等情，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在卷可稽（見警卷第24、25、54 頁），縱使被告於本件事故發生時並未超速、超載行駛，實難想像得於1.2秒內來得及煞停而防免本件事故之發生。綜上，難認被告有何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情形，及被告有何客觀上能預見並有避免結果發生之可能性。　㈤本案經送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鑑定，前揭覆議會認為路權歸屬：㈠依美國北佛羅里達州立大學警察科技管理學院Olson與Sivak（1986)的95％駕駛人於未感知危險而必須做停車動作之典型反應時間為（含觸發、感知、判斷、鬆開油門、踩煞車、開始有效煞車）為1.6秒（不含煞車時間），故本案依速限50（公里/小時）行駛，其所需之總煞停距離為38.61至41.88公尺（反應時間1.6秒所行駛之距離22.22公尺＋煞停距離公尺16.39至19.66公尺）。㈡依甲車行車紀錄器畫面、現場圖及事故照片（兩車停止位置、刮地痕、煞車痕）、車損、筆錄…等跡證顯示，肇事地係為號誌管制交岔路口；乙車由車道右側未顯示方向燈往左迴車。㈢該會委員研議認為：乙車由車道右側往左迴車時，未顯示方向燈，且未注意左後方直行駛至之車輛，嚴重影響行車安全，顯有疏失；本案若甲車依速限（50公里/小時）行駛，其所需之總煞停距離（反應距離+煞車距離）為38.61至41.88 公尺，惟依甲車行車紀錄器影片畫面顯示，乙車自車道右側明顯迴車至碰撞之距離僅30公尺（肇事前右側電桿至右側路面邊緣末端-依Google Earth量測），顯然甲車即使依速限行駛仍難以防範，故難以認定甲車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情形。並作成覆議意見：⒈告訴人駕駛乙車由行車管制號誌路口往左迴車時，未顯示方向燈，並未看清來往車輛，為肇事原因。⒉被告駕駛甲車無肇事因素（肇事前超速行駛及超載均有違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40條、第29條之2規定）等語，有交通部公路局113年3月13日路覆字第1130011605號函檢附覆議意見書（見原審卷第129至130頁）。而交通部公路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覆議會之認定係以甲車之行車紀錄器、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結合過去相關研究數據，據以計算、認定，鑑定方法、論理基礎無瑕疵，是該鑑定結果堪認可採。從而，益足徵被告縱使未超速行駛，而以時速50公里行駛，本案交通事故仍會發生，難認被告有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情形，被告之超速、超載行為與本案車禍之發生無相當因果關係。　㈥至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認為乙車行經行車管制號誌路口迴轉時，未充分注意左後方來車安全距離，未讓直行車先行，為肇事主因；甲車行經行車管制號誌路口時，未採取適當安全措施，超速行駛，為肇事次因，其超載違反規定等語（見偵卷第8頁正反面），然細繹該次鑑定過程，主要係討論被告有超速之情況，並未進一步探究倘若被告未超速之情況，本案交通事故是否仍會發生，是交通部公路總局臺北區監理所基宜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之鑑定意見立論基礎有疏漏，故本院不予採信，併此敘明。　　　㈦綜合上情，本件事故起因於告訴人駕駛乙車行經肇事地點時，未看清來往車輛，於未開啟左轉方向燈之情形下，欲往左迴車而貿然向內側車道行駛，以致與被告所駕駛甲車發生碰撞而受有傷害；被告雖有超速、超載行駛情形，然縱使被告未超速、超載行駛，因反應時間及煞車距離不足，仍不能避免本件車禍事故發生，難認被告有何未注意車前狀況之情形，亦難認被告有何客觀上能預見並有避免結果發生之可能性。是尚難認被告對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有何過失責任可言。從而，依檢察官所為之舉證，尚無從使本院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五、上訴駁回之理由：　㈠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　⒈被告於112年11月21日、113年1月23日、113年4月16日原審審判時，在辯護人在場之情形下，均表示認罪，而原審對於被告已經認罪之案件，率爾為無罪判決，是原審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對檢察官造成突襲，又未於原判決理由交代，而有判決不備理由之違誤。又113年4月 16日原審審判時，被告已表示認罪答辯情形下，其辯護人仍違反被告之意思為無罪答辯，原審就此被告與其辯護人意思不一致之情況，在未依法定程序處理下逕為判決，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之違誤。　⒉被告為職業駕駛人，於本案事故發生前已看到乙車，且注意到告訴人駕駛之乙車要走不走的停在路中，卻未即時減速，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仍超速且超載行駛，以致煞停之反應時間及距離均需拉長，而本件車禍發生地點在宜蘭縣頭城鎮濱海路4段彎道上，告訴人於車道欲迴轉時係依法往內側切入，因該彎道導致視線受阻，告訴人無法察覺被告來車，二車因而發生碰撞。甲車若未嚴重超速、超載，不可能發生本案車禍，又原審未計算上開超速、超載對本案車禍發生之影響，逕為無罪判決，其認定事實違背經驗、論理法則。又原鑑定報告未審酌被告有超速、超載情形，應明知更應保持更大的安全距離，因此聲請再次送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鑑定等語。　㈡惟查：　⒈上訴意旨雖稱被告於原審表示認罪，原審率爾為無罪判決，違反刑事訴訟法之改良式當事人進行主義，又被告於原審為認罪答辯，其辯護人卻為無罪答辯，原審未依法定程序處理，逕為無罪判決，有訴訟程序違背法令之誤等語。惟被告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定有明文。故被告雖於原審認罪，法院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不得僅以被告認罪之表示即為有罪判決，是檢察官此部分指摘實與刑事訴訟法之規定不合，不足採信。　⒉上訴意旨另稱原審未計算甲車超速、超載對本案車禍發生之影響，逕為無罪判決，其認定事實違背經驗、論理法則，並聲請再送國立澎湖科技大學鑑定等語。惟查，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雖聲請送國立澎湖科技大學再為鑑定，惟本院認無鑑定之必要，未予准許，並於本院審理時，詢問當事人「尚有無證據請求調查？」，被告、辯護人及檢察官均回答「無」（見本院卷第117頁），足見檢察官於本院審理時，已不再主張送鑑定。又本件被告即便未超速、超載行駛，仍不能避免本件車禍事故發生，業經原審、本院認定及說明如前，上訴意旨另稱原審未計算甲車超速、超載對本案車禍發生之影響乙情，尚不足採。　⒊本院業已析論理由認定被告無罪如上，原審之認事用法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事，檢察官猶執前詞指摘原判決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本案經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張瑞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刑事第六庭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張育彰　　　　　　　　　　　　　　　　　法　官　葉力旗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上訴。　　　　　　　　　　　　　　　　　書記官　蔡慧娟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6　　日

2024-12-13

TPHM-113-原交上易-12-20241213-1

金訴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違反洗錢防制法等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字第934號公訴人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呂學威上列被告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緝字第573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呂學威無罪。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呂學威可預見將金融帳戶提供予他人，可能因此幫助他人從事詐欺行為而用以處理詐騙之犯罪所得，致使被害人及警方難以追查，竟仍不違背其本意，基於幫助他人詐欺取財及基於掩飾、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去向之不確定故意，於民國112年3月27日前之某時許，將其所申辦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郵政帳戶)之存摺、提款卡及帳號密碼，提供予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詐欺集團成員，以供該詐欺集團成員作為向他人詐欺取財使用。嗣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示之方式詐騙陳儷文，致陳儷文陷於錯誤，並於附表所示時間，匯款如附表所示之金額至郵政帳戶，旋均遭詐欺集團成員提領一空。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0條第1 項、第339 條第1項之幫助詐欺取財、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 項之幫助洗錢等罪嫌。二、按被告未經審判證明有罪確定前，推定其為無罪；又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1 項、第2項及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最高法院40年台上字第86號判例參照）。另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最高法院著有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例可資佐參。刑事訴訟法第161條第1項亦規定，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是檢察官對於起訴之犯罪事實，應負提出證據及說服之實質舉證責任，倘其所提出之證據，不足為被告有罪之積極證明，或其指出證明之方法，無從說服法院以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基於無罪推定之原則，自應為被告無罪判決之諭知（最高法院92年台上字第 128號判例參考）。三、公訴人指被告涉犯幫助詐欺罪，無非係以被告供述、告訴人指述、被告之郵政帳戶遭詐欺集團供作實施詐欺行為之犯罪工具乙情為據。四、訊據被告固坦承其有申辦上開郵政帳戶乙情，惟堅詞否認有何幫助詐欺取財、幫助洗錢之犯行，辯稱：我在112年3月間與一個幫派組織的成員「甜甜」有土地買賣的糾紛，我原係委託「甜甜」幫忙賣土地，後來交易不成反遭「甜甜」脅迫、強制把我帶到台北，後來又把我帶到中壢，「甜甜」還脅迫我交出郵政帳戶要賣掉，我利用「甜甜」聯繫毒品交易不注意的時候與我的友人呂文峰聯絡上，拜託呂文峰前來搭救我，後來呂文峰就帶著陳威凱到中壢將我救出去，我身上的財物、身分證及郵政帳戶因此遺留在我被拘禁的旅館內未能帶走，郵政帳戶的密碼確實有寫在裝著卡片的小袋子裏，但我並非自願將郵政帳戶供詐欺集團使用，應該是被「甜甜」拿去賣給詐欺集團使用，陳威凱可以幫我證明這件事，因為我有將土地的文件交給陳威凱保管，但他好像在桃園監獄執行案件，我也無法聯絡上他等語。　　經查：　（一）本案帳戶係被告本人於郵局開設，而告訴人陳儷文則因遭詐欺集團成員以如附表所示手法詐騙，分別於附表所示時間依指示將如附表所示金額轉入郵政帳戶等情，有被告供述、證人陳儷文證述(見偵緝字卷第81至 82頁，偵字卷第9至12頁）；告訴人匯款紀錄、報案相關資料、郵政帳戶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資料附卷可稽( 見偵字卷第17頁、19頁、29頁至31頁) ，是被告所有之郵政帳戶確遭詐欺集團成員使用，供作遂行詐欺行為之工具，堪予認定。　（二）刑法對於故意有兩種規定，刑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明知並有意使其發生者，為故意」；第2項規定：「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者，以故意論」。前者為確定故意（又稱直接故意），後者為不確定故意（又稱間接故意），均屬故意實行犯罪行為之範疇。故意包括「知」與「意」的要素，所謂「明知」或「預見」其發生，均屬知的要素；所謂「有意使其發生」或「其發生並不違背其本意」，則均屬於意的要素。不論「明知」或「預見」，均指行為人在主觀上有所認識，只是基於此認識進而「使其發生」或「容任其發生」之強弱程度有別。直接故意固毋論，間接故意仍須以主觀上對於構成犯罪之事實有所認識，而基於此認識進而「容任其發生」。主觀認識與否以有「預見可能性」為前提，決定有無預見可能性的因素包括「知識」及「用心」。判斷行為人是否預見，更須依據行為人的智識、經驗，例如行為人的社會年齡、生活經驗、教育程度，以及行為時的精神狀態等事項綜合判斷。易言之，交付或輾轉提供金融帳戶之人亦可能為受詐騙之被害人，其係出於直接或間接故意之認識，而參與或有幫助詐欺、洗錢之行為，仍應依證據嚴格審認、判斷（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1327號判決意旨可參）。又如非基於自己自由意思而係因遺失、被脅迫、遭詐欺等原因而交付金融帳戶者，因交付之人並無幫助犯罪之意思，亦非認識收受其金融帳戶者將會持以對他人從事詐欺取財，則其單純受利用，尚難以幫助詐欺取財罪責相繩。具體而言，倘若被告因一時疏於提防、受騙，輕忽答應，將其帳戶金融卡及密碼交付他人，不能遽行推論其有預見並容任詐欺取財犯罪遂行的主觀犯意(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15號判決意旨參照)。從而，本件所應審究者，係被告辯稱其郵政帳戶存摺、金融卡係於其遭「甜甜」妨害自由時，遭「甜甜」取走乙情是否可採。　（三）查被告之郵政帳戶遭詐欺集團用於收受告訴人遭詐欺款項14萬7,500元之時間為112年3月27日，於該日期之前，該郵政帳戶之款項進出尚無有何異常狀況，有該郵政帳戶交易明細資料可參（見偵字卷第29至31頁），再就被告該郵政帳戶、其餘金融帳戶，亦無其他告訴人提出被告涉有幫助詐欺、洗錢告訴之情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考，是被告之郵政帳戶與一般行為人提供金融帳戶作為收受詐欺贓款之工具後，於短期、密集時間內出現大量異常金流出入之情形已有不同。再證人陳威凱到庭結證稱：我認識呂學威，也曾經借住於呂學威居所，大約於今日（113 年11月15日）開庭的一年多、二年多前，呂學威確實有被一個叫做「甜甜」的人控制行動自由，「甜甜」對外是號稱自己是天道盟小公主，出入都一些小弟跟著，在YOUTUBE上也可以搜尋到「甜甜」的新聞，當時我已經沒有借住了，呂文峰是我前女友的弟弟，呂文峰有一天跑來跟我說呂學威被「甜甜」控制行動自由已經一星期了，要我一起去中壢後站的「伯爵汽車旅館」幫忙把呂學威救出來，因為我也是施用毒品的人口，所以並沒有想到要找警察幫忙，我就與呂文峰一起開車去搭救呂學威，後來有成功將呂學威救出，呂學威只有帶出一份文件交給我保管，呂學威在車上時有說其身上的手機、銀行帳戶什麼的都被「甜甜」拿走了，至於呂學威到底被拿走多少東西，我沒有細究等語（見金訴字卷第109至115頁），觀諸證人陳威凱所述情節與被告辯稱之經過尚屬合致，再被告身分證確曾於112年4月10日辦理掛失，被告名下亦有大溪區土地2筆等情，經本院查詢戶役政系統資料、稅務系統財產資料屬實，有金訴字卷附之前開查詢資料可佐，是被告上開所述，其係遭「甜甜」限制人身自由，其隨身包包內之身分證件、郵政帳戶因而遭「甜甜」取走等情，尚非子虛。　（四）至被告於獲釋後，固未立刻向郵局辦理掛失，然證人陳威凱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甜甜」的勢力不小，在我將呂學威救出後，仍然四處放話說要找呂學威，呂學威和我本來就是毒品人口，對於向警方求助這件事是會抗拒的，呂學威很害怕被「甜甜」找到，所以我就是消極的推說不知道呂學威到哪去了等語（見金訴字卷第110頁、114至115頁）。是認被告因遭「甜甜」限制人身自由之暴力手段所加諸之心理壓力，以及害怕「甜甜」危害自己之人身安全，而未於獲釋後第一時間主動處理帳戶掛失或身分證掛失，又礙於自己為施用毒品人口而未向警方求助等節，實屬人之常情，本院尚難因被告未主動向郵局掛失或向警方報案，即遽為被告不利之認定。依上說明，縱認被告對於其郵政帳戶遭「甜甜」取走後可能遭詐欺集團利用有所預見，然被告並非對於詐欺取財及洗錢不法結果抱持「不違背其本意」之容任心態，本院尚難率認被告有幫助詐欺取財或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五、綜上所述，檢察官所舉證據及卷存資料，業經逐一調查，仍未能使本院獲被告有罪之確切心證。從而，本案尚有合理懷疑存在，致無從形成被告有罪之確信，本案既乏積極明確之證據，可資證明被告主觀上有公訴意旨所指之幫助詐欺取財及幫助洗錢之不確定故意，是被告被訴之上開犯行即屬不能證明，依前揭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江亮宇偵查起訴，檢察官張盈俊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曾淑君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姚承瑋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3　　日

2024-12-12

TYDM-113-金訴-934-20241212-2

北簡

臺北簡易庭

損害賠償(交通)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北簡字第6745號原告南山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理人蔡漢凌訴訟代理人張哲瑀洪啟軒被告詹淑莉訴訟代理人林桓緒複代理人陶紅皓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交通)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 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403元，及自民國113年6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原告其餘之訴駁回。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被告負擔其中新臺幣700元，並應自本判決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加給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其餘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本判決第1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22,403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則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壹、程序方面：一、按簡易訴訟之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聲明原為：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20,1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11頁）；嗣具狀變更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 32,008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本院卷第99頁）。核其所為，屬於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合於前述規定，應為所許。二、本件經原告變更訴之聲明後，請求給付之金額已在10萬元以下，實質上已屬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之案件，僅不及變更案號而已，故本件之判決、訴訟費用之計算及上訴等事項，仍應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之規定，併此敘明。貳、實體方面：一、原告主張：被告於民國112年7月11日上午11時17分許，騎乘車牌號碼00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下稱A機車）行駛於臺北市大安區辛亥路3段之高架橋下停車場時，因違規行駛於行人穿越道且未注意車前狀況之過失，與訴外人沈柏宏所駕駛、原告所承保、沿該停車場汽車車道直行之車牌號碼000-00 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B車）碰撞，B車因而受損。嗣B車送廠修復，共支出維修費用120,107元（含工資6,509元、烤漆費用15,706元、零件費用97,892元），並由原告依保險契約給付完畢。上述維修費用經計算零件折舊後，必要之回復原狀費用為32,008元，爰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提起本件訴訟，請求被告賠償。聲明：如上開變更後之聲明所示。二、被告則以：本件係其騎乘A機車遭B車高速碰撞倒地，其並無肇事責任等語，以資答辯。聲明：1.原告之訴駁回。2.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求准予宣告免為假執行。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21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汽機車行經無號誌之交岔路口，應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少線道車應暫停讓多線道車先行；汽車行近未設行車管制號誌之行人穿越道前，應減速慢行，為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2款、第102條第1項第2款、第1 03條第1項所規定，此等規定屬於基本之交通安全守則，故於非道路之公用停車場發生事故者，仍應可比照作為過失有無之判斷標準。經查，被告與沈柏宏分別騎乘A機車與駕駛B 車，於上開時間、地點發生交通事故，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非道路範圍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可參。而經勘驗現場監視器錄影畫面，結果顯示被告騎乘A機車自該停車場之機車停放區駛出，沿停車格之間劃設之行人穿越道行駛，駛至行人穿越道與汽車車道之交會處時，未減速查看，沿行人穿越標線徑直橫越汽車車道；此時沈柏宏則駕駛B車沿汽車車道直行，亦未減速，逕行穿越行人穿越標線，因而碰撞行駛至其前方之A機車，被告人車倒地，有勘驗筆錄可參（本院卷第124頁）。由此觀之，被告騎乘A機車違規行駛於行人穿越道，至行人穿越道與汽車車道之無號誌交會處疏未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且於未劃分車道之行人穿越道，即雙向二車道之汽車車道間，未讓多車道之B車先行，以致發生事故，顯有違反上開注意義務而有過失。惟B車行經無號誌之行人穿越標線時，疏未減速慢行，縱A機車並非行人，仍因此減損迴避事故之可能性，足認與有過失。考量被告有上開數項未盡注意之因素，違反注意義務之程度較重，對沈柏宏而言，對於機車從行人穿越道快速駛出之預見可能性則屬較低，本件事故應由被告負70%之過失責任，沈柏宏自負30%之過失責任為適當。被告之賠償責任即應依此比例減輕之。 (二)按負損害賠償責任者，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民法第213條第1項、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回復原狀費用既以必要者為限，則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者，即應計算折舊。B車於本件事故後送廠修復，共計支出維修費用120,107元（含工資6,509元、烤漆費用15,706元、零件費用97,892元），而由原告依保險契約賠付，有估價單、結帳單、汽車保險理賠申請書及保險理算書等為據，足認屬實。又依行車執照之記載，系爭車輛係於105年7月出廠，至本件事故發生之112年7月間已使用逾5年，依行政院發布之「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表」，原告更換零件費用扣除折舊後，僅餘殘值即零件價額之10分之1，故原告就更換零件費用所得請求被告賠償之範圍應以9,789元為限，再加計無須計算折舊之工資、烤漆費用後，本件修復之必要費用應為32,004元（計算式：9,789＋6,509＋15,706＝32,004）。再以前開過失責任比例計算後，原告得請求被告賠償之金額即為22,403元（計算式：32,004×70%＝22,403，元以下四捨五入）。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又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5%，為民法第 229條第2項、第233條第1項前段、第203條分別明定。本件原告對被告之損害賠償請求權屬未定給付期限之金錢債權，故其就上述22,403元，請求被告給付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6月7日（本院卷第69頁）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 計算之利息，即屬有據。四、綜上所述，原告依侵權行為及保險代位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五、本判決第1項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並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規定，依聲請宣告被告如為原告預供擔保，則得免為假執行。六、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並依後附計算書確定如主文所示金額。至於減縮聲明部分之訴訟費用，係因原告訴訟行為而生，應由原告自行負擔，附此說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逸倫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須以違背法令為理由，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區○○○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書記官　馬正道計　算　書項　　　　目　　　　　　　金　額（新臺幣）　　　備註第一審裁判費　　　　　　　1,000元合　　　　計　　　　　　　1,000元附錄：一、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　　　　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　　　　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2024-12-12

TPEV-113-北簡-6745-20241212-1

訴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

詐欺等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396號　　　　　　　　　　　　　　　　　　 112年度訴字第1324號公訴人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李松縉選任辯護人葉宏基律師被告吳晨妤選任辯護人林經洋律師（法扶律師）被告蔡偉建選任辯護人吳啟瑞律師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344 53、38229號）、追加起訴（112年度偵緝字第1501號）及移送併辦（112年度偵緝字第525號【下稱併辦一】、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緝字第954號【下稱併辦二】、臺灣屏東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3060號【下稱併辦三】、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4263、11124號【下稱併辦四】），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一、李松縉犯如附表二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二、吳晨妤犯如附表二所示之罪，各處如附表二「罪名及宣告刑」欄所示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壹年捌月。三、李松縉已繳交之犯罪所得新臺幣肆仟壹佰柒拾壹元沒收。四、蔡偉建無罪。　　事　實吳晨妤明知金融帳戶為個人理財之重要工具，且關係個人財產、信用之表徵，依其智識及經驗，自可預見將金融帳戶任意提供他人使用，將有遭不法詐騙者利用作為詐騙被害人轉帳匯款以取財等犯罪工具之可能，且依他人指示將該金融帳戶內所匯入不明款項領出並轉交不詳之人，常與詐欺取財之財產犯罪密切相關，極有可能係在取得詐欺所得贓款，並製造金流斷點，及掩飾該詐騙所得之來源及去向，竟仍基於縱其所提供之金融帳戶被作為詐欺取財犯罪之工具及掩飾、隱匿不法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亦不違背其本意之不確定故意，李松縉則以擔任第一層收水手之分工，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通訊軟體暱稱「陳士豪」、「陳家明」、「財務長」等成年人及所屬詐欺集團（下稱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吳晨妤於民國111年8月19至22日間，以通訊軟體LINE提供其名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帳號0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中華郵政帳戶）、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 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台新銀行帳戶）及第一商業銀行帳號 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本案第一銀行帳戶）之帳號予「陳士豪」、「陳家明」，並約定若有款項匯入上開3個帳戶（下稱本案帳戶），將由吳晨妤代為提領後交予「陳家明」指定之人，而由吳晨妤容任他人使用本案帳戶遂行犯罪，嗣本案詐欺集團取得本案帳戶之帳號後，由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依附表一「詐騙時間、方式」欄所示之時間、方式，對附表一「被害人」欄所示之人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分別依附表一「匯款或轉帳時間、金額」及「受款帳戶」欄所示之時間，將同欄位之金額匯款或轉帳至受款帳戶，再分由吳晨妤依「陳家明」之指示、李松縉依「財務長」之指示及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依指示，分別為如附表一「吳晨妤先提領左欄款項之時間、地點、金額」、「吳晨妤次轉交左欄款項予李松縉之時間、地點、金額」及「李松縉再轉交左欄款項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時間、地點、金額」欄所示之提領贓款及收水行為，將詐得款項逐層上繳，以迄本案詐欺集團成員，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之斷點，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之來源及去向。　　理　由甲、有罪部分壹、證據能力部分一、本判決所引被告李松縉及吳晨妤以外之人於審判外所為之陳述，悉經當事人於本院準備或審判程序明白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112訴396卷一第220至226、238至243頁，卷二第 45至48頁），而該等證據之取得並無違法情形，且與本案之待證事實，具有關連性，核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事由，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第1項所定傳聞例外之同意法則，認有證據能力。二、本案資以認定被告李松縉及吳晨妤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規定反面解釋，亦具證據能力，併予敘明。貳、實體部分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㈠被告李松縉部分　　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李松縉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被害人鍾麗嬌、王麗雲、崔瑋哲、黃喻星、陳尚羿於警詢時之證述、共同被告吳晨妤於警詢、偵訊及本院審理時之供述大致相符，並有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與截圖、本案帳戶基本資料、交易明細與存摺封面、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共同被告吳晨妤與「陳士豪」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共同被告吳晨妤及「陳家明」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之截圖及純文字檔，暨被害人鍾麗嬌之匯出匯款憑證、存摺封面、與暱稱「一帆風順」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通話紀錄，被害人王麗雲與暱稱「台灣加油」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匯款申請書、存摺封面，被害人崔瑋哲之銀行交易明細單據、與暱稱「楊主任」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通話紀錄，被害人黃喻星之通話紀錄、行動銀行台幣存款總覽、交易明細，及被害人陳尚羿之自動櫃員機交易明細表、銀行帳戶存摺封面及交易明細、授權書在卷可稽，足認被告李松縉上開任意性自白核與事實相符而可採信。　㈡被告吳晨妤部分　　訊據被告吳晨妤固坦承為如事實欄所示提供本案帳戶、提領款項並轉交之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犯行，辯稱：本件是因我曾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下稱中國信託銀行）申請貸款但沒有過，我就找網路上的代辦公司，我按連結後出現詢問要不要加LINE，隔天就是「陳士豪」來跟我聯絡，後來「陳士豪」介紹「陳家明」給我，「陳家明」說他們是與康師傅有關的公司即「頂友投資有限公司」，我並沒有擔任詐欺車手，「陳家明」當初有請我簽保密條款，但我實際簽的是「頂友投資有限公司簡易合作契約」（下稱「簡易合作契約」），我沒有詐欺、洗錢的意思等語。其辯護人則辯以：吳晨妤主觀上確實認為是要申辦貸款，而透過代辦公司進行帳戶美化動作，因其過去從來沒有成功向銀行借貸款項之經驗，當時又遭中國信託銀行拒絕貸款，情急之下，只能上網搜尋如何通過銀行審查，才會找到所謂代辦公司；吳晨妤因為急著貸到1筆小額款項以支付房租、押金、搬家費用，所以沒有深思究竟代辦公司之行為是否合法或符合常規交易，加上代辦公司員工有提供所謂「招福金融」公司名片、「簡易合作契約」，取信吳晨妤，令其誤信對方係真正經營之代辦公司，才會相信對方指示，配合領取款項，交付所謂公司專員取回；吳晨妤沒有預見該美化帳戶行為（在實務所在多有），可能會協助詐騙集團遂行其詐騙犯行，其在當初沒有預見可能性，也沒有不確定故意，若謂吳晨妤此種美化帳戶行為，是向銀行行使詐術，但實際上此詐術根本尚未著手，從頭到尾都只是詐騙集團的話術而已，此部分不應另外論罪等語。經查：　⒈事實欄所示被告吳晨妤如何提供本案帳戶帳號予「陳士豪」、「陳家明」，並約定若有款項匯入本案帳戶，將由被告吳晨妤代為提領後交予「陳家明」指定之人，嗣被告吳晨妤如何自本案帳戶提領款項並轉交共同被告李松縉，以及共同被告李松縉、「陳士豪」、「陳家明」、「財務長」與事實欄所示其餘本案詐欺集團成員共同為如事實欄所示犯行之事實，有上開甲、貳、一、㈠所示之各項證據足證，且為被告吳晨妤所不爭執（見本院112訴396卷一第232至237頁），首堪認定。　⒉關於被告吳晨妤具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乙節，析述如下：　⑴按刑法上之故意，非僅指直接故意，尚包含間接故意（即不確定故意、未必故意），所謂間接故意係指行為人對於構成犯罪事實，預見其發生而其發生並不違反其本意者而言，刑法第13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按衡諸一般常情，任何人均可辦理金融帳戶使用，如無正當理由，實無借用他人帳戶使用之理，而金融帳戶亦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之保障，其專有性甚高，除非本人或與本人親密關係者，難認有何理由可自由流通使用該存摺，一般人均有妥為保管及防止他人任意使用之認識，縱特殊情況偶需交付他人使用，亦必深入暸解用途及合理性，始予提供，且該等專有物品如落入不明人士手中，而未加以闡明正常用途，極易被利用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此為吾人依一般生活認知所易於體察之常識，而有犯罪意圖者，非有正當理由，竟徵求他人提供帳戶，客觀上可預見其目的，係供為某筆資金之存入，後再行領出之用，且該筆資金之存入及提領過程係有意隱瞞其流程及行為人身分曝光之用意，一般人本於一般認知能力均易於瞭解（最高法院 93年度台上字第31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國内詐騙行為猖獗，不法詐騙份子為掩飾不法避免查緝，利用他人金融帳戶、金融卡及密碼確保犯罪所得免遭查獲，早迭經報章、媒體再三披露，政府單位亦一再宣導勿將金融帳戶交付他人使用。而金融帳戶之申辦並無特殊限制，一般民眾僅需持有雙證件，皆可以存入最低開戶金額之方式自由申請開設金融帳戶，且得同時在不同金融機構申請多數存款帳戶使用，並無使用他人帳戶之必要。若遇刻意將款項匯入他人帳戶，再委託他人代為支出之情形，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即已心生合理懷疑所匯入之款項可能係詐欺所得等不法來源（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403號、112年度台上字第1544號判決意旨參照）。　⑵被告吳晨妤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曾向中國信託銀行申請貸款但沒有過，我就去找網路上的代辦公司，我按連結後出現詢問要不要加LINE，隔天就是「陳士豪」來跟我聯絡，後來「陳士豪」介紹「陳家明」給我，「陳家明」說他們是與康師傅有關的公司即「頂友投資有限公司」；中國信託銀行直接跟我表明沒有辦法核貸，我還會想找上開民間代辦貸款機構，是因為對方跟我說可以幫我包裝，也就是指做假金流讓銀行誤信，而所謂做假金流，就是要我做提領動作，我必須當天提領出來歸還給他們；「陳家明」有請我簽「簡易合作契約」，該契約提到若匯進來的款項有問題，對方會全部承擔等語（見本院112訴396卷一第232至233頁，卷二第87至88 、90頁），並有中國信託銀行於111年8月18日通知無法核貸予被告吳晨妤之簡訊、被告吳晨妤與「陳士豪」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截圖、被告吳晨妤及「陳家明」間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之截圖、純文字檔及「簡易合作契約」翻拍照片存卷可參（見偵38229卷第97至118頁，本院112訴396卷一第111至1 94、257至273頁）。而觀之上開對話紀錄及「簡易合作契約」所示，可知被告吳晨妤於111年8月19日起因資金借貸需求，與「招福金融」公司之「陳士豪」聯繫，先應「陳士豪」要求傳送自己之國民身分證、健保卡、勞保投保、本案中華郵政帳戶存摺封面等資料，又應「陳士豪」要求填載其親屬之姓名、手機號碼等資料作為聯絡人，嗣「陳士豪」將被告轉介給「陳家明」，被告即於同年月21日起與「陳家明」聯繫，「陳家明」遂向被告表示「你到7-11雲端下載合約。填寫清楚，簽字蓋章。手持合約，自拍發給我」，被告因而依「陳家明」指示下載列印「簡易合作契約」，並依該契約內容填載本案帳戶資料供作為流水數據之帳戶，且將填載完成之該契約拍照傳送予「陳家明」，足見被告在網路上看到廣告，即以通訊軟體與「陳士豪」、「陳家明」聯繫，與其等實未曾謀面，且對於其等之真實姓名、年籍資料等各項資訊均一無所悉，亦未對「招福金融」公司及所謂「簡易合作契約」之簽約對象即「頂友投資有限公司」或上二公司間之關聯進行查證及確認，而「陳士豪」、「陳家明」就此亦全然不曾主動說明，且依上開對話紀錄、「簡易合作契約」均與代向金融機關貸款之契約內容不符，又依被告吳晨妤於本院審理時供稱：我有上網查，確實有「頂友投資有限公司」，我就沒有再確認其他事情等語（見本院112訴396卷二第89頁），可徵被告吳晨妤就此亦未曾多加確認、詢問，此已與一般辦理貸款過程大相徑庭。於此情況下，被告實無從確保對方獲取本案帳戶之帳號後，作為何種用途使用，自也無從確認「陳士豪」、「陳家明」陳述暨其等使用「招福金融」、「頂友投資有限公司」名義之真實性。　⑶被告吳晨妤前有向中國信託銀行申請貸款遭拒之經驗，已如前述，堪認被告吳晨妤在本案之前，已知辦理貸款之正常程序及情狀，亦對於申辦貸款應具備之資格與條件知之甚詳，復參被告吳晨妤於行為時乃年滿34歲之成年人，並任外送人員及加油站員工，此有被告吳晨妤與「陳士豪」間之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憑（見本院112訴396卷一第113頁），當具有一定智識程度與工作經驗，並非智識程度低下或毫無社會經驗之人，況衡以被告吳晨妤曾於107年間（按：被告吳晨妤於該時原名為吳芸蓁）同為申辦貸款，將其名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之提款卡及密碼提供予某詐欺集團用以收受被害人之受詐騙款項，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7年度簡字第883 7號判決認被告吳晨妤幫助犯詐欺取財罪，處拘役20日確定，嗣於108年4月23日易科罰金執行完畢（下稱前案），此有該判決及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參（見本院11 2訴396卷一第211至213頁，卷二第113頁），而被告吳晨妤歷經前案偵、審及執行程序，對於詐欺集團為尋求人頭帳戶作為被害人匯入遭詐騙款項使用之手法，顯然早有深刻之認識與經驗，故被告吳晨妤面對他人以各種理由（尤以貸款之名義）要求提供帳戶時，更應謹慎、多方查驗，以免自身金融帳戶淪為他人詐欺取財之工具。再依金融機構信用貸款實務，除須提供個人之身分證明文件核對外，並應敘明並提出個人之工作狀況、收入金額及相關之財力證明資料（如在職證明、往來薪轉存摺影本、扣繳憑單等），金融機構透過徵信調查申請人之債信後，評估是否放款及放款額度，倘若申請人之債信不良，達金融機構無法承擔風險之程度時，即無法資得款項，縱委託他人代辦時亦然，是依一般人之社會生活經驗，金融機構不以申請者還款能力之相關資料作為判斷貸款與否之認定，亦不要求提供人保、抵押，反而要求申貸者交付與貸款無關之金融帳戶資料，以一般人客觀認知，難謂對該等金融帳戶資料可能供他人作為財產犯罪之不法目的使用主觀上無合理之預見。而被告吳晨妤未提供足額擔保，「陳士豪」、「陳家明」亦未詳加詢問或調查與被告吳晨妤還款能力相關事項，也未說明授信審核内容、核貸流程等細節事項，反而表示可代為製作不實之資金往來交易，嚴重悖於金融貸款常規。以被告吳晨妤之年齡、智識、曾申貸遭拒及前案經驗，可知悉「陳士豪」、「陳家明」所說為貸款而交付帳戶資料之經過明顯不合常理，自難謂僅憑其等有傳送辯護人所稱之「招福金融」公司名片，抑或「簡易合作契約」等虛偽文件即認定被告吳晨妤有何合法信賴基礎可言。　⑷徵之被告吳晨妤於偵訊時供稱：我先向中國信託銀行申請貸款，但我資力不足，所以不貸給我，我只好轉往網路去找，「招福金融」的專員「陳士豪」說我的收入不足，他說要幫我做假的收入證明，另外他又介紹「陳家明」給我，幫我做假金流乙情（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偵緝954卷第54頁），顯見被告吳晨妤既已知悉自身條件不佳，然卻聽信「陳士豪」、「陳家明」宣稱「美化帳戶金流」之說詞，即輕率提供本案帳戶資料，所為除違背自己申辦貸款遭拒之經驗外，亦與常情不符，要難認有將帳戶資料交予他人之正當理由。又被告吳晨妤對於其乃係透過「陳家明」利用其個人帳戶，於短期間內製造金流進出，將不明來源金錢存入以美化帳面紀錄、膨脹信用乙情亦知之甚詳，被告吳晨妤顯係欲藉由「陳家明」為其美化帳面紀錄之不法途徑，試圖欺瞞銀行以通過貸款審查而為詐貸行為，被告吳晨妤對自己並非尋覓一般正常管道方式辦理借貸，而存有不法風險，自當有所認識，被告吳晨妤卻對此竟全然不以為意，此觀其於111年8月20日下午3時23分許即以LINE向「陳士豪」詢以：「你們總經理說的那個會不會是到時候要把印章存摺交給對方的那種？」嗣於同年8月31日（即被告吳晨妤為本案車手行為之翌日）上午9時17分許亦以LINE向「陳士豪」詢問：「又加上昨天我朋友跟我講說什麼會不會到最後是在幫忙洗錢」等語，此有該等通訊軟體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本院112訴396卷一第12 0、192頁），暨其於本院審理時供稱：當初簽的「簡易合作契約」有提到，若匯進來的款項有問題，對方會全部承擔等語益明（見本院112訴396卷二第90頁），顯見其主觀上始終對其提供本案帳戶供他人「美化帳戶」，將有可能作為詐騙之不法資金進出乙情，有所預見，然卻毫不在意，且任令其發生之心態。　⑸衡以金融機構帳戶，係針對個人身分社會信用而予以資金流通，具有強烈之屬人性，且其用途不以提款為限，尚具轉帳之轉出或轉入等資金流通功能，而可作為不法犯罪所得之人頭帳戶，事關個人財產權益保障，其專有性甚高，稍具通常社會歷練與經驗之一般人亦均應妥為保管、使用，縱偶因特殊情況而須提供予他人使用，亦必深入暸解該他人之可靠性與用途，再行提供，俾免被不明人士利用或持之為與財產有關之犯罪工具，並期杜絕自己金融帳戶遭他人冒用，使真正詐欺犯者，無法被查獲，此均為一般人生活認知之常識。又正常營業之企業經營者多會透過金融機構轉匯、收取款項，而依「簡易合作契約」第五條所載「乙方申請之銀行貸款審核過件後，須支付甲方費用參仟陸佰元新台幣」之內容（見本院112訴396卷一第124頁），「頂友投資有限公司」至多僅向被告吳晨妤收取新臺幣（下同）3,600元之費用，豈有可能大費周章，先將附表一所示高達41萬餘元之款項轉匯至本案帳戶，再由與「頂友投資有限公司」素無關連、亦欠缺信賴基礎、更無信用及資力循正常管道申辦貸款之被告吳晨妤從事提款及轉交高額現金之工作，徒增款項於過程中遺失或遭侵吞之風險？此種迂迴方式顯非一般正當、合法經營之公司所採擇之方式。因此若非為掩飾不法行徑，以避免偵查機關藉由金融機構匯款紀錄，而追緝不法份子真實身分，當無大費周章刻意請他人為此行為之必要。被告吳晨妤既然明知本案帳戶内將有款項進出美化帳戶，然未多加確認該等款項之來源，即允諾對方，更應知為貸款而以虛假之交易紀錄美化帳戶，並非正道。因此，依被告之智識經驗，對其所提領之款項來源不明，並非適法，且其所為恐係參與他人犯罪行為之一環，自應有所預見，仍心存僥倖認為可能不會發生，縱使發生，其自身亦無任何損失，希求藉此獲取美化帳戶以順利貸得款項之私益，將自己利益置於他人財產法益是否因此受害之上，仍率爾將本案帳戶帳號交付予「陳士豪」、「陳家明」，並依「陳家明」之指示將款項提領而出，再轉交予共同被告李松縉，其主觀上確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不確定故意甚明。被告吳晨妤及其辯護人就此所辯，並無可採。　⒊被告吳晨妤及其辯護人其餘所辯，亦不可採：　⑴辯護人辯稱：本案起因於吳晨妤急著貸到1筆小額款項以支付房租、押金、搬家費用等語，固然業據被告吳晨妤於本院審理時供稱：那時我前男友無預警提分手，他限期要我搬家，我經濟狀況不好，我需要一筆錢繳房租、押金、搬家費，我有先去中國信託銀行申請小額貸款但遭拒等語在卷（見本院 112訴396卷二第86頁），然依上述被告吳晨妤於本案行為時尚任外送人員及加油站員工，可見其非無業或無收入之人，復參被告吳晨妤於偵訊時供稱：我認為我有還款能力等語（見偵38229卷第400頁），暨其於111年8月20日本案中華郵政帳戶內尚有1萬3,448元款項，此有該帳戶交易明細存卷足憑（見偵38229卷第73頁），足見被告吳晨妤於提供本案帳戶資料予「陳士豪」、「陳家明」時之時空、背景，並非類同重利罪之被害人，係居於急迫、輕率、無經驗或難以求助之最脆弱處境，自難憑此為有利被告吳晨妤之認定。　⑵被告吳晨妤固應「陳家明」要求簽署「簡易合作契約」，然該契約記載「合作內容（本合作內容限於銀行貸款項目）…… 三.甲方（按：即『頂友投資有限公司』，下同）提供資金匯入乙方（按：即被告吳晨妤，下同）名下之銀行帳戶作為帳戶流水數據，乙方必須於當日立即前往指定銀行將資金全數提領並歸還給甲方。甲方匯入乙方帳戶之資金，乙方無權挪用。如乙方違反本協議規定，甲方將對乙方採取相關法律途徑（刑法320條非法佔有、刑法339條背信詐欺）。並向乙方求償拾萬元新台幣作為賠償。乙方自願放棄抗辯之權力，確保甲方權益。四.甲方匯入乙方帳戶之資金，若涉及法律規定，一切法律責任都由甲方負責，與乙方無關。五.乙方申請之銀行貸款審核過件後，須支付甲方費用參仟陸佰元新台幣」等內容，及契約末並蓋有「頂友投資有限公司」、律師「李怡珍」之印文等節觀之（見本院112訴396卷一第124頁），外觀上雖已具備法律文件之形式，其內容復明定雙方權利義務關係及法律責任等，惟細究其內容終非被告吳晨妤訂約之目的即貸款，反而涉及製作虛偽金流紀錄，被告吳晨妤對該等與其貸款目的毫無關聯之契約內容，均未質疑及究明，亦非事理之常。更何況，被告吳晨妤是否係因遭「陳士豪」、「陳家明」以虛偽之貸款緣由而為本案行為，與其為本案行為時是否具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洗錢之不確定故意間，並非必然互斥（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974號判決意旨參照）。被告吳晨妤冒著本案帳戶帳號遭作為詐騙工具之風險，圖謀成功貸得款項之利益，主觀上所具有者係犯罪之不確定故意，而非一般自始即明確知悉自己係詐欺集團一分子之詐欺車手。是以，被告吳晨妤之辯護人以所謂吳晨妤係因誤信對方，方為本案行為等語為辯，不足為有利被告吳晨妤之論據。　　　㈢綜上所述，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李松縉及吳晨妤之犯行均堪認定，皆應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⒈關於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之加重詐欺取財罪部分　　被告李松縉及吳晨妤行為後，刑法第339條之4規定⑴先於112 年5月31日修正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然此次修正僅新增該條第1項第4款「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之規定，該條第1項第2款規定則未修正，是前揭修正與該被告2人於本案所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之犯行無涉，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逕行適用現行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⑵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全文58條，於113年7月31日公布，並明定除部分條文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另定外，自公布日施行即同年8月2日施行。其中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為該條例第2條第1款第1目之罪，被告李松縉及吳晨妤所犯為刑法第3 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並無該條例第44條第1項所列加重其刑事由，而上開條例關於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之構成要件及刑罰均未修正，不生新舊法比較適用問題，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　　⒉關於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之自白減刑規定部分　　被告李松縉行為後，新增訂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並於11 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犯詐欺犯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如有犯罪所得，自動繳交其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犯罪所得，或查獲發起、主持、操縱或指揮詐欺犯罪組織之人者，減輕或免除其刑。」此行為後增訂之法律因有利於被告李松縉，依刑法第2 條第1項但書規定，應予適用。　　⒊關於洗錢防制法規定部分　⑴本件被告李松縉及吳晨妤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 日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施行，應依刑法第2條第1項「從舊從優」原則，綜合全部罪刑法條而為比較，予以整體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2條擴大「洗錢」之範圍，惟該被告2人掩飾隱匿詐欺犯罪所得去向之行為而言，無論修正前、後均屬洗錢行為，此部分尚無新舊法之比較問題。而就一般洗錢罪之處罰，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規定：「（第 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第3項）前2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而修正後洗錢防制法則將條次移列至第19條，規定：「（第1項）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00萬元以下罰金。（第2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參酌刑法第35條之規定，修正前之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並未有利於該被告2人。　⑵又被告李松縉行為時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 2條之罪，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下稱112年 6月14日修正前洗錢防制法）；嗣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於 112年6月14日修正、同年月16日施行，就自白減輕其刑之要件修正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則將上開自白減輕之規定移列條次至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為：「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亦即，依修正前之規定，行為人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係符合減刑之規定。而依113年7月31日修正後規定，除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規定。本件被告李松縉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犯罪，已如前述，且已自動繳交其全部所得財物（詳後述），是就被告李松縉本案之情形而言，無論是依112年6月14日修正前、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或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均符合減輕其刑之要件。　⑶經綜合比較之結果，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對被告李松縉及吳晨妤較為有利，依刑法第2條第1項但書之規定，就被告李松縉部分，應適用113年7月31日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23條第3項規定，及就被告吳晨妤部分，應適用該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規定。　㈡論罪　　核被告李松縉及吳晨妤就附表一編號1至5部分，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洗錢罪。　㈢共同正犯之說明　　被告李松縉及吳晨妤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行，與事實欄所示其餘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互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均應論以共同正犯。　㈣罪數　⒈被告李松縉及吳晨妤就同一被害人所犯上開各罪，均應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⒉被告李松縉及吳晨妤上揭各次犯行，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論併罰。　㈤併辦一至四之犯罪事實，核與起訴部分同一，本院自應予以審理，附此敘明。　㈥刑之減輕說明　⒈查被告李松縉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就上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犯行均坦承不諱，並已繳交其犯罪所得4,171元（詳後述），此有本院收據及公務電話紀錄附卷可憑（見本院112 訴396卷二第126、129頁），應依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 7條前段規定減輕其刑（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4246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被告李松縉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就上開洗錢之犯行亦坦承不諱，且已自動繳交其全部所得財物4,171元，是原應就被告李松縉所犯上開犯行，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被告李松縉就上開犯行均係從一重論以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被告李松縉所犯洗錢罪屬想像競合犯其中之輕罪，故應於量刑時依刑法第57條規定一併衡酌此減輕其刑之事由。　㈦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李松縉、吳晨妤以事實欄所示方式從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業已損及被害人之權益，且已嚴重危害社會安全，所為實屬不該，兼衡被告李松縉坦承犯行，並前開被告李松縉部分應於量刑時合併評價之減輕其刑事由，復參酌被告李松縉、吳晨妤業分別與被害人崔瑋哲成立和解、調解且已如數賠償（見本院112 訴396卷一第411至412頁之調解筆錄，卷二第123至124頁之和解筆錄），被害人崔瑋哲就本案量刑之意見（見本院112 訴396卷二第93頁），暨被告李松縉之辯護人所述李松縉有與其餘被害人調解之意願但無調解能力（見本院112訴396卷一第317頁之公務電話紀錄），被告吳晨妤則表示有與其餘被害人調解之意願及能力（見本院112訴396卷一第245頁），然其餘被害人經本院通知，均未出席與被告吳晨妤調解等情（見本院112訴396卷一第361至362頁之調解紀錄表），再考量被告李松縉曾於102年5月8日經醫院診斷有注意力缺損症、亞斯伯格症、疑語文學習障礙之情形（見本院112審訴3 89卷第79至127頁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02年5月22日診斷證明書、病歷摘要等相關資料，及本院112訴396卷一第279至3 07頁之病歷資料），嗣經醫院鑑定則認並無理由認為被告李松縉於本案行為時可能因精神障礙或心智缺陷，致辨識行為違法之能力或依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有所減低等語（見本院11 2訴396卷一第413至418頁之臺北市立聯合醫院113年5月24日北市醫松字第1133033375號函暨所附精神鑑定報告書），又衡以該被告2人之犯罪動機、智識程度、生活狀況（見本院1 12訴396卷二第90至91頁）、本案參與程度及素行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第一至二項所示之刑。並就該被告2人所犯數罪反映出之人格特性、刑罰及定應執行刑之規範目的、所犯各罪間之關連性及所侵害之法益與整體非難評價等面向，定其等應執行之刑如主文第一至二項所示。　㈧不予宣告緩刑之說明　　按受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罰金之宣告，認以暫不執行為適當者，方得宣告2年以上5年以下之緩刑，此見刑法第74 條第1項規定甚明。查被告吳晨妤於本院審理時雖與被害人崔瑋哲成立調解且已如數賠償，並表示有與其餘被害人調解之意願及能力，業如前述，然被告吳晨妤始終未坦承犯行，顯見其非真誠悔改，難認以暫不執行宣告刑為適當。是被告吳晨妤之辯護人請求宣告緩刑等語（見本院112訴396卷二第 94頁），容屬無據，並不足取。　三、沒收部分　㈠被告李松縉於警詢時供稱其本案所得報酬為收取詐欺贓款總額之百分之1等語（見偵34453卷第24頁），故可認其所得報酬為本案詐欺款項共計41萬7,104元（即附表一「匯款或轉帳時間、金額」欄所示金額之總和）之百分之1即4,171元（小數點以下4捨5入）。上開犯罪所得經被告李松縉自動繳交，業如前述，惟被告李松縉繳交之犯罪所得，僅係由國庫保管，依刑法第38條之3第1項規定，尚須法院為沒收裁判確定時，其所有權始移轉為國家所有，是本院仍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惟無庸諭知追徵其價額。至於被告吳晨妤於警詢時供稱：本案我沒有領到報酬等語（見偵 34453卷第45頁），卷內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吳晨妤確因上開犯行而有犯罪所得，自無從宣告沒收或追徵。　㈡按沒收適用裁判時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2項定有明文。查被告李松縉及吳晨妤行為後，洗錢防制法第18條第1項有關沒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之規定，業經修正為同法第25條第1項規定，於113年7月31日公布，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自應適用裁判時即修正後之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之規定。次按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犯第19條、第2 0條之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對於洗錢標的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是否屬於行為人所有，均應依本條規定宣告沒收。又本條固係針對洗錢標的所設之特別沒收規定，然如沒收有過苛之虞，因前揭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並未明文，則仍應回歸適用刑法關於沒收之總則性規定。查本案被害人遭詐欺款項業經轉至他人持有，非屬被告李松縉或吳晨妤所有，亦未扣案，復無證據證明該被告2人就上開款項具有事實上之管領處分權限，故難認該被告2人終局保有洗錢標的之利益，且所為與一般詐欺犯罪之核心成員藉由洗錢隱匿犯罪所得，進而坐享犯罪利益之情狀顯然有別，是綜合本案情節，因認本案如仍對該被告2人宣告沒收已移轉其他共犯之財物，難認無過苛之疑慮，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就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之洗錢標的不對該被告2人宣告沒收或追徵。乙、無罪部分一、追加起訴意旨略以：被告蔡偉建即為如附表一「李松縉再轉交左欄款項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時間、地點、金額」欄所示向共同被告李松縉收取款項之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其就如事實欄所示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因認其涉有刑法第339條之4第1 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 4條第1項之洗錢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再按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最高法院30年上字第816號（原）法定判例意旨參照）。又按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規定：被告或共犯之自白，不得作為有罪判決之唯一證據，仍應調查其他必要之證據，以察其是否與事實相符。其立法旨意乃在防範被告或共犯自白之虛擬致與真實不符，故對自白在證據上之價值加以限制，明定須藉補強證據以擔保其真實性。而所謂補強證據，係指除該自白本身之外，其他足以證明該自白之犯罪事實確具有相當程度真實性之證據而言，雖所補強者，非以事實之全部為必要，但亦須因補強證據之質量，與自白之相互利用，足使犯罪事實獲得確信者，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6年度台上字第1041號判決意旨參照）。三、公訴人認被告蔡偉建涉有上開罪嫌，無非以被告蔡偉建之供述、共同被告李松縉及吳晨妤之供述、證人即被害人鍾麗嬌、王麗雲、崔瑋哲、黃喻星及陳尚羿之證述、上開被害人提出之對話紀錄及匯款收據、監視器畫面截圖、本案帳戶之開戶資料及交易明細表等為其論據。四、訊據被告蔡偉建堅決否認有何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於111年7月28日遭警逮捕後，就沒有再做詐欺相關的事情，我在先前所涉案件，也沒有看過如「陳士豪」、「陳家明」、「財務長」之本案詐欺集團成員暱稱；本案我沒有去向李松縉收錢等語。其辯護人則以：蔡偉建於 111年7月28日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拘捕到案，且將手機等其他犯案之工具交付檢警繼續追查，自該時後，蔡偉建無法與其他集團成員聯絡，因此追加起訴意旨稱蔡偉建於111年8月仍有從事詐騙，與事實不符；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26911號不起訴處分，已說明蔡偉建於臺中經查獲後，就無繼續從事詐騙，此部分亦有蔡偉建上網歷程可參，且該時正值疫情期間，出外均需掃碼，因此蔡偉建確實並無繼續從事詐欺之行為；本件除李松縉之單一指訴，並無任何證據可證蔡偉建與本件有何關聯等語置辯。五、經查　　　㈠共同被告李松縉之相關供證如下：　⒈共同被告李松縉於警詢時供稱：我於111年8月30日收取的3筆詐欺贓款，前2筆共30多萬元，於收取後全數於當日下午6時許，前往板橋區英士路153號旁巷內為第1次交付，之後第3 筆大約14萬元於當日晚間7時前往同處交付給同一男子，我都徒手交付給他，交付完成後我都搭計程車離開；我不知道前述男子的真實姓名，他曾說過他大約40歲，他都是騎乘白色的GTR機車前來向我收取詐欺贓款，車牌號碼我不知道，我跟他都是使用通訊軟體飛機（下稱飛機）聯繫，他的暱稱可能為「淨覺」或是「達魔」，他就是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中編號四之人（按：即為被告蔡偉建）等語（見偵34453 卷第23至24頁），並有該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在卷可參（見偵34453卷第31至33頁）。　⒉共同被告李松縉於偵訊時供稱：本案我拿了錢後，在板橋交給「達摩」等語（見偵34453卷第88頁）。　⒊共同被告李松縉於本院審理時證稱：111年8月30日下午6點時，我到板橋區英士路153號旁的巷子去交款，我交款的對象就是現在在法庭的蔡偉建；同日晚間7點多一樣在上開地點，我第2次交錢給蔡偉建；該日是我第1次見到蔡偉建；飛機裡面「達摩」的角色，就是跟我收錢的人；「達摩」的長相、特徵，就是蔡偉建；我看到「達摩」時，他的長相、特徵，就是背1個背包，戴1個帽子；我能夠明確指認我交錢的對象就是蔡偉建，是因為在板橋有見過面；我跟「達摩」見面時，我有看到「達摩」的全臉長相等語（見本院112訴396卷二第52至53、56至59頁）。　㈡惟查，關於共同被告李松縉上開指認被告蔡偉建即為如附表一「李松縉再轉交左欄款項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時間、地點、金額」欄所示向共同被告李松縉收取款項之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乙節，卷內並無其他證據足以補強，茲說明如下：　⒈追加起訴意旨就此雖以111年8月30日下午6時1分許在新北市○ ○區○○路000號旁巷內及同日下午7時16分許在新北市板橋區四維公園之監視器錄影畫面截圖（見偵38229卷第65至66頁），作為共同被告李松縉上開供證之補強證據（見本院112 訴1324卷第77頁）。然該等截圖中僅有共同被告李松縉之影像，而未見有何被告蔡偉建之影像，且該等截圖所取自之監視器錄影檔案，因當時警方僅有翻拍照片，而未予下載，現已無法取得，此有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二分局113年8月 16日北市警中正二分刑字第1133016311號函及本院公務電話紀錄存卷足憑（見本院112訴1324卷第101、107頁），自難憑此佐證共同被告李松縉上開供證。　⒉依共同被告李松縉上開供證，其交付款項對象之飛機暱稱為「淨覺」、「達魔」、「達摩」，然此與被告蔡偉建於偵訊時供稱：我於飛機的暱稱為「派狼」（見偵緝1501卷第50頁），及於另案偵訊時供稱：我於飛機使用的暱稱為「派狼」，後來在111年5月以後改為「灰狼」等語者（見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偵26911卷第199頁），並不相符，是亦難以此佐證共同被告李松縉上開供證。　⒊檢察官雖主張：被告蔡偉建曾於111年8月17、18日於另案為收水行為，此有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2年度審金訴字第534號判決可證等語。然卷內並無證據證明該案與本案有何關連，尚難由此佐證共同被告李松縉上開供證。六、綜上所述，在別無其他補強證據之情形下，本案尚無從僅以共同被告李松縉之單一供證，遽認被告蔡偉建就事實欄所示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犯行，有何犯意聯絡或行為分擔，自無法對被告蔡偉建遽以該等罪名相繩。而公訴人既無法為充足之舉證，以說服本院形成被告蔡偉建有罪之心證，本院本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原則，及依上開規定、（原）法定判例意旨，自應為有利於被告蔡偉建之認定。從而，本案不能證明被告蔡偉建犯罪，依法應為無罪之諭知。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1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玟瑾提起公訴及追加起訴，檢察官陳玟瑾、曾耀賢、鄭博仁、楊景舜移送併辦，檢察官李建論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七庭　審判長法　官　王筑萱　　　　　　　　　　　　　　　　　　　法　官　王沛元　　　　　　　　　　　　　　　　　　法　官　蘇宏杰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徐鶯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三百三十九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一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113年7月31日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六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附表一：　　　編號被害人詐騙時間、方式匯款或轉帳時間、金額受款帳戶吳晨妤先提領左欄款項之時間、地點、金額吳晨妤次轉交左欄款項予李松縉之時間、地點、金額李松縉再轉交左欄款項予本案詐欺集團不詳成員之時間、地點、金額 1 鍾麗嬌（同併辦二） 111年8月29日下午6時3分許 /假冒親友借款 111年8月30日上午9時52分許 /20萬元本案台新銀行帳戶 111年8月30日上午10時26、29分許 /臺北市○○區○○路0段00號台新銀行南門分行 /18萬5,000元、1萬5,000元（合計20萬元） 111年8月30日上午10時29分許 /臺北市中正區南昌路1段31巷內 /20萬元 111年8月30日下午6時許 /新北市○○區○○路000號旁巷內 /35萬元（尚含不詳之人之5萬元） 2 王麗雲（同併辦一） 111年8月23日下午1時許 /假冒親友借款 111年8月30日上午10時38分許 /10萬元本案第一銀行帳戶 111年8月30日上午11時13、14、16、17、18分許 /臺北市○○區○○街00號統一超商文華門市 /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2萬元（合計10萬元） 111年8月30日下午2時42分許 /臺北市中正區廈門街99巷口 /15萬元（尚含不詳之人之5萬元） 3 崔瑋哲（同併辦四） 111年8月29日晚間7時21分許 /佯稱帳戶遭凍結，需轉帳始能解除 111年8月30日下午4時4分許 /2萬9,985元本案中華郵政帳戶 111年8月30日下午4時27分許 /臺北市○○區○○街00號中華郵政螢橋郵局 /5萬9,000元(尚含不詳之人之2萬9,015元) 111年8月30日下午6時25分許 /臺北市中正區廈門街99巷口 /14萬7,000元（尚含不詳之人之2萬9,896元） 111年8月30日晚間7時許 /新北市○○區○○路000號旁巷內（起訴書誤載為「臺北市中正區廈門街99巷口」，業經檢察官更正） /14萬7,000元（尚含不詳之人之2萬9,896元） 4 黃喻星（同併辦三） 111年8月30日下午4時30分許 /佯稱會員設定錯誤，需操作轉帳始能解除 111年8月30日下午5時20、44分許 /4萬9,985元、2萬2,123元（合計7萬2,108元）本案中華郵政帳戶 111年8月30日下午5時26、42、46、49分許 /臺北市○○區○○街00號中華郵政螢橋郵局 /4萬9,000元、1萬6,000元、2萬2,000元、1,000元（合計8萬8,000元。尚含不詳之人之881元） 5 陳尚羿（同併辦四） 111年8月30日下午3時54分許 /佯稱會員設定錯誤，需操作轉帳始能解除 111年8月30日下午5時36分許 /1萬5,011元本案中華郵政帳戶附表二：編號事實罪名及宣告刑 1 附表一編號1部分李松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玖月。吳晨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肆月。 2 附表一編號2部分李松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吳晨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3 附表一編號3部分李松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柒月。吳晨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4 附表一編號4部分李松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吳晨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5 附表一編號5部分李松縉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捌月。吳晨妤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2024-12-11

TPDM-112-訴-396-20241211-1

交訴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公共危險等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交訴字第268號公訴人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詹馥聲選任辯護人歐嘉文律師劉珈誠律師施竣凱律師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偵字第43812號），經本院以113年度國審交訴字第2號案件受理，裁定不行國民參與審判，改依通常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詹馥聲犯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處有期徒刑貳年。緩刑伍年，並應於緩刑期間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及完成法治教育參場次，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　　犯罪事實一、詹馥聲於民國112年9月3日3時30分起至4時許，在從桃園南崁出發回臺中新社車輛內副駕駛座上，飲用含酒精之威士比後，明知飲酒後已影響正常操控車輛之能力，駕車將足以危害公眾往來之安全，且客觀上能預見酒精成分將導致注意力、判斷力、反應能力、駕駛操控能力均顯著降低，致不能安全駕駛，服用酒類後駕駛動力交通工具之行為，極可能因而發生交通事故，卻仍於112年9月3日4時10分許，基於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之犯意，駕駛車牌號碼0000-00號自用小客車，從臺中市新社區東山街附近某工地，往臺中市新社區興社街1 段方向行駛，嗣於同日4時30分許，詹馥聲行經臺中市○○區○○ 里○○街0段000號前時，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並應注意行駛於上開路段，時速不得超過50公里，而依當時天候晴、夜間有道路照明且開啟、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並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上情，且其因飲用酒類致精神、辨識、注意能力及行車操控能力皆受酒精效用影響而未能注意車前狀況，貿然以時速約60公里超速行駛，適行人黃劉足行經閃光號誌交岔路口，亦疏未注意左右有無來車，小心迅速穿越，致上開自小客車左前車頭當場撞擊正在穿越馬路之行人黃劉足，致黃劉足受有頭部外傷、左側股骨轉子間閉鎖性骨折、多處撕裂傷、胸部多處肋骨骨折等傷害，嗣警據報到場處理，詹馥聲在警方發覺其上開犯罪前，當場承認為肇事人，並於同日4 時50分許，測得其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81毫克，惟黃劉足經送醫急救後，仍於同日7時2分許因多重器官損傷不治死亡。二、案經黃劉足之子黃聯意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東勢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壹、程序部分一、本判決所引用被告詹馥聲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迄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就該等陳述之證據能力聲明異議，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並與本案被告被訴之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規定，均具有證據能力。二、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經查並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亦無證據證明有何偽造或變造之情事，經審酌與本案被告被訴之犯罪事實具有關連性，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 規定之反面解釋，亦均具有證據能力。貳、實體部分一、認定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一）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警詢、偵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核與證人即黃劉足之子黃聯意於警詢及偵訊中所證相符，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東勢分局東興派出所員警職務報告書、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車輛詳細資料報表（牌照號碼9372-P5）、被告駕籍詳細資料報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執行交通違規移置保管車輛收據、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㈡、路口監視器錄影畫面翻拍照片、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童綜合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一般診斷書（診斷書號：0000000)、刑案現場勘察報告（含刑案現場照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東勢分局112年10月16日中市警鑑字第1120087658號DNA型別鑑定書、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112年12月26日中市車鑑字第1120011169號函暨所附中市車鑑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及檢驗報告書在卷可佐，足認被告上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應堪採信。（二）按行車速度，依速限標誌或標線之規定；汽車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不得在道路上蛇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3條第1項、第94條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查案發路段速限為時速50公里，有道路交通事故調查報告表㈠可參（偵卷第63頁），且被告考領有合格駕駛執照，亦有被告駕籍詳細資料報表在卷可稽（偵卷第55頁），自應遵守上開規定，竟疏未注意，自承以超過速限之 60公里時速（偵卷第27頁），未注意車前狀況貿然行駛，並依案發當時天候晴、夜間有道路照明且開啟、柏油路面乾燥、無缺陷、無障礙物、視距良好等情形，無不能注意的情事，導致所駕車輛撞擊被害人黃劉足，致黃劉足受有頭部外傷、左側股骨轉子間閉鎖性骨折、多處撕裂傷、胸部多處肋骨骨折等傷害，終因多重器官損傷不治死亡，堪認被告本件過失責任甚明，並與被害人之死亡結果間，有相當因果關係存在。（三）次按加重結果犯，以行為人能預見其結果之發生為要件，所謂能預見乃指客觀情形而言，與主觀上有無預見之情形不同，若主觀上有預見，而結果之發生又不違背其本意時，則屬故意範圍，是以，加重結果犯對於加重結果之發生，並無主觀上之犯意可言。亦即刑法上之加重結果犯，係指行為人就故意實行之基本犯罪行為，於一般客觀情況下可預見將發生一定之加重結果，但因行為人之疏虞（即過失）而主觀上未預見，致發生該加重之結果而言，故加重結果犯就基本犯罪而言，為故意犯；對加重結果而言，則具有過失犯之性質（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3601號判決意旨參照）。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係加重結果犯，學理上稱為「故意與過失之競合」，以行為人對於基本（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行為有故意，對於加重結果（致人於死）部分有過失，始令負該加重結果之責，並於實體法上給予實質上一罪之評價（最高法院 101年度台上字第648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於前揭時地飲用酒類後，未待體內酒精成分退卻，隨即於上開時間決意駕車上路，被告就飲用酒類後已達不能安全駕駛之程度而仍駕駛車輛之行為，自屬故意所為；又一般人於飲用酒類後，在客觀上應能預見於飲酒後駕車上路，因精神不佳及注意力、反應力、操控力均降低，若稍有不慎，極易導致車禍發生，危及其他用路人之身體、生命安全，造成受傷或死亡之結果。而被告係具有正常智識及相當社會經驗之人，客觀上自可預見酒後駕車若發生事故，可能導致搭載之他人死亡結果，惟主觀上卻因疏忽注意，仍於飲酒後駕車於市區道路，嗣因酒後判斷及操控車輛之能力降低，致未注意車前狀況且超速而肇事，並致被害人死亡之結果，被告自構成本罪之加重結果犯。（四）又按行人穿越道路，應依下列規定：六、在未設第一款行人穿越設施，亦非禁止穿越之路段穿越道路時，應注意左右無來車，始可小心迅速穿越，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34 條第1項第6款定有明文，本件案發路段雖非禁止穿越之路段，然未設行人穿越設施，揆諸上開規定，被害人於穿越該路段時，亦應注意左右無來車，始可小心迅速穿越，惟被害人未予注意，貿然穿越而與被告發生碰撞，亦有肇責，本件經送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鑑定，亦同本院上開認定，而認被害人為肇事次因，有臺中市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112年12月26日中市車鑑字第1120011169 號函暨所附中市車鑑0000000案鑑定意見書可佐（第309-3 12頁），然此部分僅屬民事上與有過失之問題，不影響被告過失罪責之認定，惟可於量刑時併予審酌（詳下述），附此敘明。（五）綜上所述，本案事證已臻明確，被告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二、論罪科刑（一）被告行為後，刑法第185條之3增訂第1項第3款規定：「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及將原第1項第3 款移列至第4款後修正文字為：「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於112年12月27日公布施行，並於000年00月00日生效，惟該2款規定與本案之論罪科刑無關，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二）按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所定，駕駛動力交通工具，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因而致人於死或致重傷之處罰規定，考其立法及歷次修正之立（修）法理由，旨在特別因應服用酒類過量後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下稱危險酒駕行為），足以造成注意能力減低，並導致「意識模糊」，在此情形下仍從事危險酒駕行為，將提高重大交通事故發生之可能。是行為人對此危險性應有預見可能性，卻輕忽危險酒駕行為可能造成死傷之嚴重侵害法益結果。原依數罪併罰處理之結果，尚不足以彰顯危險酒駕行為致人於死或致重傷之惡性。爰參考刑法公共危險罪章相關規定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對於危險酒駕行為之處罰方式，以及外國立法例不乏對酒駕肇事致人於死傷行為獨立規範構成要件之情形，爰增訂上開加重結果犯之刑罰，處以較高刑責，以期有效遏阻酒駕行為，維護民眾生命、身體及財產安全（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150號判決要旨參照）。可見本條項之立法目的，有意將酒後駕車肇事致人於死或重傷之處罰，以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規定，取代刑法第185條之3第1 項與刑法第276條或刑法第284條併合處罰之意。故於此種情形，應依法條競合優先適用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規定處斷。是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前段、第1項第1款之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致人於死罪。（三）按汽車駕駛人酒醉駕車，因而致人受傷或死亡，依法應負刑事責任者，得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而刑法第185條之3第2 項前段之罪，乃結合不能安全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駕駛罪及過失致人於死罪之構成要件，並規定較重之法定刑，然不影響其本質上係前開二行為之認定。故汽車駕駛人（即被告）服用酒類駕車肇事致被害人死亡，因同一刑罰加重事由已於刑法第185條之3第2項予以評價而為加重，則關於被告服用酒類駕車部分，應已無再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86條第1項第3款規定加重其刑之適用，否則即違反雙重評價禁止原則，而有過度處罰之情形。（四）自首　　　按對於未發覺之罪自首而受裁判者，得減輕其刑。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刑法第62條定有明文，查被告於肇事後，立即前往就近之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東勢分局東興派出所報案，自承駕車撞到人，需要救護車，經警通知救護車及交通隊到場處理，當場對被告實施酒測，並測得吐氣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81毫克等情，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東勢分局東興派出所112年9月3日、113年3月18日、113年3 月18日警員職務報告、臺中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存卷可證（偵卷第23、347、349、35 1頁），堪認本件被告確於有偵查犯罪權限公務員發覺犯罪前，自承犯罪並接受裁判，考量被告此舉有助於肇事責任釐清，簡省司法資源之耗費，爰依上開規定，就被告所犯之罪予以減輕其刑。三、量刑　　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酒後駕車之危害及酒後不應駕車之觀念，已透過學校教育、政令宣導及各類媒體廣為介紹傳達各界週知多年，被告竟僅因貪圖一時之方便，於上揭時、地飲酒後，仍駕駛動力交通工具上路，顯見其不僅仍心存僥倖，嚴重漠視自己安危，更罔顧用路人之生命、身體法益，且因而造成本件交通事故發生，更致使被害人傷重死亡，使被害人家屬承受喪失親人之苦痛，行為實有不該，應予非難，惟被告雖為本件肇事主因，然被害人亦有未注意來車之肇事次因，是本案肇責尚不能全歸因於被告，又被告於本案前，並無因故意犯罪經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在卷可按，足見其素行尚佳，而其犯後亦能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達成調解，並已履行全部調解條件總計新臺幣230萬元，此有臺中市○○區○○○○○000○○○○○0000號調解書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3月13日公務電話紀錄在卷可稽（偵卷第337-338、3 45頁），足見被告犯後尚有悔意，且積極彌補其所造成之損害，兼衡其於本院自承之家庭、學歷、經濟條件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四、緩刑　　被告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已如前述，其因一時短於思慮致罹刑章，犯後業能正視己非，經此教訓後，當知所警惕，復與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調解成立，並履行全部調解條件，告訴人及被害人家屬並同意給予被告緩刑之機會，本院認尚無逕對被告施以自由刑之必要，自可先賦予被告適當之社會處遇，以期其能有效回歸社會，故上開對被告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 1項第1款規定，諭知緩刑5年，以啟自新。惟本院審酌為使被告經此事故後，能切實反省，並知曉法治觀念、行車安全之重要性，以免再犯，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第8款規定，諭知被告應於緩刑期間向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及完成法治教育課程3場次，並依同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規定同時諭知被告於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此外，倘被告於緩刑期間更犯他罪，或未遵期履行緩刑之負擔且情節重大，依法即得撤銷緩刑，執行原宣告之刑，併此指明。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徐慶衡提起公訴，檢察官王富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九庭　審判長法　官　何紹輔　　　　　　　　　　　　　　　　　　　法　官　黃麗竹　　　　　　　　　　　　　　　　　　　法　官　蔡有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不服判決，應備理由具狀向檢察官請求上訴，上訴期間之計算，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起算。　　　　　　　　　　　　　　　　　　　書記官　陳任鈞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附錄法條刑法第185條之3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0 萬元以下罰金：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三、尿液或血液所含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或其代謝物　　達行政院公告之品項及濃度值以上。四、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施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　　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因而致人於死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曾犯本條或陸海空軍刑法第 54 條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經緩起訴處分確定，於十年內再犯第 1 項之罪因而致人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 3 百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2 百萬元以下罰金。

2024-12-11

TCDM-113-交訴-268-20241211-1

抗

臺灣高等法院

不服羈押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抗字第2532號抗告人即被告游治緯選任辯護人蔡明叡律師抗告人即選任辯護人王弘熙律師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傷害致死等案件，不服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1月19日羈押裁定（113年度原訴字第33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抗告駁回。　　理　由一、原裁定意旨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游治緯（下稱被告）除涉犯起訴書所載之罪嫌外，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2 項前段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私行拘禁、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並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因而致人於死罪嫌，嫌疑重大，被告所犯為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考量被告曾有多次之出境紀錄，有相當理由認被告有逃亡之虞，為使日後審判、執行能順利進行，核有羈押之必要，應予羈押等語。二、抗告意旨略以：　㈠被告並無逃亡之虞：　1.被告前於偵查、審理時允受交保，歷經7次開庭（民國113年 4月18日、9月10日、10月1日、10月15日、10月22日、11月1 2日、11月19日審判期日），均恪遵機關通知準時出庭應訊，並無無故未到之情，且被告於本案之前並無任何前科，亦無遭各該機關通緝之不良紀錄，並無任何逃亡之前例，故被告實無逃亡之虞。　2.被告於偵查程序中經檢察官限制出境、出海（限制期間自11 2年11月12日起至113年7月11日止）；於審判程序中亦經原審法院宣告自113年7月12日起限制出境、出海8月，足徵被告現為已遭限制出境、出海之狀態，實無可能逃亡。　3.本案發生之日為112年8月23日，被告於隔日（8月24日）係自行前往警局接受調查，並於8月25日製作警詢筆錄，後移送地檢署接受複訊，嗣經原審法院諭知具保，並未宣告被告限制出海、出境。而自8月25日地檢署複訊後，均未接獲開庭通知，故被告於11月12日欲偕同友人出國旅遊，惟經航警局攔下。起訴後閱覽卷宗才知地檢署檢察官係於11月2日時開立拘票，故當日被告才遭攔下。惟本案案發時間為8月23 日，倘被告有意逃亡，絕不會待至11月12日時方才打算出國，其理顯然不通，在此之間被告並未收到傳喚通知，並非收到傳喚通知後才欲出境，原裁定認有逃亡之虞，應屬未察。　4.被告女兒甫2歲6個月，被告對於涉犯刑法第283條已認罪，僅希望於執行前能多陪伴妻兒，並積攢儲蓄，絕無可能棄家庭不顧而逃亡，且本件並無逃亡之相關事證，足徵羈押之原因已有欠缺，原裁定僅憑被告此前曾有多次之出境紀錄為據，連結到被告於本案有逃亡之虞，尚屬牽強。　㈡被告於本案審理之初，檢察官即起訴其涉嫌「最輕本刑為10 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惟113年11月19日審理期日，經審判長諭知被告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原審法院突然以被告涉犯傷害致死且嫌疑重大，作為羈押被告之理由，其理不通，如原審法院認有羈押被告之必要性，於該時起即應羈押被告，惟原審法院卻於一審程序終結時始以被告涉嫌「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為由羈押被告，亦有疑義。　㈢由羈押或審判程序調查證據之結果，被告自始至終均未碰觸被害人身體，客觀上確無任何傷害被害人之具體行為，亦未攜帶凶器或妨害被害人行動自由，被告於本案中之爭點係其行為究竟是否應就被害人死亡結果負責，亦即其是否須就其他被告間之加重結果犯行為同負其責，惟就該加重結果是否須有預見可能性，最高法院見解歧異，故被告最終所犯罪名為何，尚有疑義，並不當然如原裁定所載「涉犯最輕本刑10 年以上有期徒刑且嫌疑重大」，其羈押原因實屬薄弱。又依被告之答辯意旨，其係因他事偶然在場，並未與實施傷害、攜帶兇器私行拘禁之同案被告有事前、事中之犯意聯絡，更無被害人生命法益受侵害之預見可能性，對於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刑法第302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2 項前段等罪是否確實「犯罪嫌疑重大」，依卷內客觀事證已非無疑。　㈣被告另抗告部分：　1.本案前於113年11月19日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定於113年12月 31日宣判，被告之犯行是否確實該當此節尚有未定；而依被告之答辯意旨，其係因他事偶然在場，並未與實施傷害、攜帶兇器私行拘禁之同案被告有事前、事中之犯意聯絡，更無被害人生命法益受侵害之預見可能性，對於刑法第277條第2 項前段、刑法第302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2項前段等罪是否確實「犯罪嫌疑重大」，依卷內客觀事證已非無疑慮。　2.被告因本案於112年8月間之偵查階段已以10萬元交保，其後係因過失不知已遭限制出境而於112年11月間遭移送，該次再以10萬元交保。實則，因被告該時允受交保，審判程序以降均恪遵機關通知出庭應訊，且被告於本案之前並無任何前科，亦無遭各該機關通緝之不良紀錄，並無逃亡之前例。原裁定僅憑被告曾有多次之出境紀錄為據，即稱被告有逃亡之虞，並不當連結到被告於本案逃亡之虞，毋寧僅係被告現遭訴重罪即認有羈押理由而予以羈押，實際上已無異於架空「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之要件，似有待商榷。　3.原審已於113年11月19日辯論終結，相關事證均已調查完畢；被告否認犯罪應係被告答辯權利之合法行使，與本案有無羈押必要性之考量並無直接關聯。且被告自審判程序以來均未遭羈押，係於第一審言詞辯論終結始無預警遭到羈押，被告此前均能於排定之庭訊時間到庭應訊，應足認具保之手段確能對被告形成相當之拘束力。若課予被告提出相當之保證金、責付、限制、限制住居當替代羈押之手段，或同時施以電子監控手段即足以對於被告形成相當之拘束力，應無再為羈押之必要。另本案情形是否已達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之程度？有無改命具保責付或其他替代處分之空間？是否實施電子監控手段即可對抗被告逃跑之虞？該部分未見原裁定具體釋明，對於被告之合法權益保障確有不足。　4.被告家中尚有2歲之幼兒嗷嗷待哺，更有高齡94歲之祖母需被告照顧生活起居，懇請斟酌本案之具體情形，撤銷原裁定，並發回原裁定法院更為妥適之裁定云云。三、按被告經法官訊問後，認為犯罪嫌疑重大，而有下列情形之一，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審判或執行者，得羈押之：㈠逃亡或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者。㈡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㈢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刑事被告經法院訊問，有無羈押之必要，乃事實問題，屬事實審法院得依職權裁量之事項，應許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最高法院46年台抗字第6號判例、98 年度台抗字第405號裁定意旨參照）。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確保證據之存在及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又法院為羈押之裁定時，其本質上係屬為保全被告使刑事訴訟程序得以順利進行，或為保全證據，或為擔保嗣後刑之執行程序，或為防止被告反覆施行同一犯罪，而對被告實施剝奪其人身自由之強制處分，法院僅須在外觀上審查被告犯罪嫌疑是否重大，及有無賴此保全訴訟程序進行或執行而為此強制處分之必要，關於羈押原因之判斷，尚不適用訴訟上之嚴格證明原則，只需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在形式上足以證明被告犯罪嫌疑為已足。而被告之犯罪嫌疑是否重大，有無羈押之必要，俱屬事實問題，法院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容有依法認定裁量之職權。質言之，羈押被告之審查，既非終局確認被告是否犯罪，法定羈押原因備否之認定，又無須經嚴格之證明，以自由之證明即達於「釋明」之程度為已足，且就有無羈押之必要，法院有裁量之職權。故原審法院依檢察官提出之證據，倘認已足釋明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具有法定羈押原因，而其關於羈押必要性之裁量，亦合於保全被告之本旨，且與通常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無何扞格，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四、經查：　㈠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經查，本件被告除涉犯起訴書所載之罪嫌外，另涉犯刑法第 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2項前段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私行拘禁、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並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因而致人於死罪嫌，經原審訊問後，被告僅承認聚眾鬥毆、在場助勢，惟否認毆打被害人及限制其行動之犯行（見原審卷四第329 頁），惟有卷附證據資料在卷可稽，足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㈡被告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且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　1.經查，被告有多次出境紀錄之事實，且被告涉犯之刑法第27 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嫌、第302條之1第1項第1款、第2款、第4款、第2項前段三人以上共同攜帶兇器私行拘禁、剝奪人之行動自由，並對被害人施以凌虐，因而致人於死罪嫌，係最輕本刑5年以上之重罪，被告逃匿以規避審判程式進行及刑罰執行之可能性甚高，良以重罪常伴有逃亡、勾串共犯及證人之高度可能，係趨吉避凶、脫免刑責、不甘受罰之基本人性，是被告有事實足認為有逃亡之虞，且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則原審以前情，而認本件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羈押事由，經核於法尚無不合。　2.抗告意旨雖主張：被告自偵查程序、審判程序中歷次期日均準時到庭，並無缺席之情，且被告於本案之前並無任何前科，亦無遭各該機關通緝之不良紀錄，又被告已遭限制出海、出境，其妻兒均在臺灣，絕無可能棄家庭不顧而逃亡，又其從未有逃亡之舉動，實無逃亡之虞云云(見本院卷第12至16 、38頁)，惟上開各情均不足以排除被告有逃亡之高度可能性，自非可採。至抗告意旨另辯稱：本案案發時間為8月23 日，倘被告有意逃亡，絕不會待至11月12日時方才打算出國，實際上已無異於架空「有相當理由認為有逃亡之虞」之要件云云(見本院卷第14至15頁)，然刑事案件審理、執行之過程中，被告逃亡之動機有無及逃亡之可能性隨時處於浮動狀態，依照事證解明之程度、其被定罪乃至於遭諭知重刑之可能性高低隨時會有不同變化，是被告先前未乘隙逃亡與日後有無逃亡可能，並無必然關係，故被告前揭所辯，並不足採。　3.按刑事審判程序屬於浮動狀態，因程序進行、證據調查而變化，強制處分亦因應訴訟狀態而不同（最高法院101年度台抗字第508號裁定意旨參照）。故法院裁定羈押被告之要件，包括犯罪嫌疑重大、羈押原因及必要性等，均隨法院審理之進行而處於浮動狀態，則原審依現階段之訴訟程序及調查證據所得，審酌被告另涉犯刑法第277條第2項前段之傷害致人於死罪，而有相當理由認為被告有逃亡之虞，即屬有據。是抗告意旨指稱原審法院如認有羈押被告之必要性，於審理之初即應羈押被告，原審法院卻於一審程序終結時始以被告涉嫌7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為由羈押被告，顯有違誤云云(見本院卷第16至18頁)，亦無足採。　㈢本件有羈押被告之必要：　1.按憲法第8條第1項前段雖明文：「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然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漫無限制，同法第23條更規定：「以上各條列舉之自由權利，除為防止妨礙他人自由、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01條之1正是本於增進公共利益，讓司法權能有效行使、刑事程序實現公平正義之目的所立基之條文規範。因此，身體自由之基本權在符合程序正義之基礎下，自得在最小限度內，適當地限制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並非謂人民身體自由之基本權，在符合法律要件之限制下，均不得限制之。次按執行羈押後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仍許法院斟酌訴訟進行程度及其他一切情事而為認定，且羈押被告之目的，在於確保訴訟程序之進行、證據之存在、真實及確保刑罰之執行，而被告有無羈押之必要，以及羈押後其原因是否仍然存在，有無繼續羈押之必要，屬事實認定問題，法院有依法審認裁量之職權，自得就具體個案情節予以斟酌決定，如就客觀情事觀察，法院許可羈押之裁定在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並無明顯違反比例原則情形，即無違法或不當可言。　2.又按羈押乃是國家為了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手段，乃是為實現國家對於被告之刑罰權。羈押之目的在於保全被告之法定證據方法及擔保將來執行刑罰之目的，其性質係將被告拘禁於特定處所以拘束其行動自由，乃強制處分中對人身自由最大之限制，故以此方式保全被告以保障追訴、審判及執行之最後手段，若有與羈押同等有效，但干預權利較輕微之其他手段時，應選擇該其他手段，不得率予羈押；亦即必須符合比例原則以及必要性原則，在審酌以其他方式均確定地無法保全被告時始得為之。正是因為羈押乃是最嚴重侵害人權之手段，因此，羈押被告除符合法定事由外，應以有無羈押之必要性作為考量之要件，質言之，得否以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亦為決定被告是否羈押之重心所在。若有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足以替代羈押之強制處分，且亦可達到保全證據及保全刑罰執行之方法者，自應以其他較為輕微之手段為之，反之，即應認有羈押之必要性。　3.經查，被告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1項第1款、第3款之情形所定之羈押原因，並參酌全案卷證，認被告所涉前開犯罪，乃重大刑事案件，且被害人已死亡，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若僅命被告具保、責付或限制住居等侵害較小之手段，均不足以確保審判程序之順利進行，自無從准予被告以具保及限制住居等方式替代之，該羈押之強制處分確屬最後不得已之手段。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之自由法益及被告訴訟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本院認原審對被告羈押之處分尚屬適當、必要，合乎比例原則，而有羈押之必要。故原審裁定審酌上開各項情事而予以羈押，自難認有何不當或違法之處。是抗告意旨猶主張本案命被告提出相當之保證金、責付、限制、限制住居以替代羈押之手段，或同時施以電子監控手段即足以對於被告形成相當之拘束力，應無再為羈押之必要云云(見本院卷第20、40頁)，揆諸前開說明，難認可採。　㈣抗告意旨固指稱：被告已遭限制出海、出境，其餘同案被告均在看守所內，且一審調查證據之程序已結束，證人證述概已具結，本案並已定宣判期日，又被告於偵查、審判過程中均相當配合，從未有無故不到庭之情形發生，足徵被告犯後態度良好，相當配合本案審判進行，堪認被告並無羈押之必要性云云(見本院卷第16、19至20頁)，惟按羈押被告乃刑事訴訟上不得已之措施，法院於認定羈押被告之原因是否存在時，僅就被告是否犯罪嫌疑重大，有無刑事訴訟法所定羈押情形及有無保全被告或證據使刑事訴訟程序順利進行之必要為審酌，至被告是否遭限制出海、出境、同案被告是否羈押於看守所、證人有無具結、證據是否調查完畢、是否已定宣判期日、被告是否配合相關程序，則均非在斟酌之列，該等事由無從擔保本案追訴、審判或執行之順利進行。是上開所指，委無可採。　㈤抗告意旨固主張：被告未碰觸被害人身體，客觀上無任何傷害被害人之具體行為，亦未攜帶凶器或妨害被害人行動自由，被告於本案中之爭點係其行為究竟是否應就被害人死亡結果負責，故被告最終所犯罪名為何，尚有疑義，原裁定認被告「涉犯最輕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且嫌疑重大」，其羈押原因實屬薄弱；又被告係因他事偶然在場，並未與實施傷害、攜帶兇器私行拘禁之同案被告有事前、事中之犯意聯絡，更無被害人生命法益受侵害之預見可能性，是否確實「犯罪嫌疑重大」已非無疑云云(見本院卷第18至19、38頁)，惟按羈押與否之審查，其目的僅在判斷有無實施羈押強制處分之必要，並非認定被告有無犯罪之實體審判程序，故關於羈押之要件，無須經嚴格證明，以經釋明得以自由證明為已足，至於被告是否成立犯罪，乃本案實體上應予判斷之問題。是刑事案件中，所稱犯罪嫌疑重大而須羈押之情況，乃以有具體事由足以令人相信當事人很可能涉嫌其被指控之犯罪者即屬之，此項實質要件之關鍵在於「嫌疑」重大，而非「犯罪」重大，與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證據需達無合理懷疑之程度者，尚屬有別。本件依現階段審理程序調查所得之相關證據資料，已足認被告涉犯前開罪嫌之犯罪嫌疑重大，至被告前揭所辯，核屬犯罪是否成立之實體調查審認問題，與羈押程序僅在於判斷是否符合羈押要件，並無必然之關係，是抗告意旨上開所指，並無理由。　㈥至抗告意旨另指稱：被告家中尚有2歲之幼兒嗷嗷待哺，更有高齡94歲之祖母需被告照顧生活起居云云(見本院卷第41頁) ，要與法院裁量被告是否犯罪嫌疑重大、有無羈押必要或是否得以其他方式代替羈押無涉，此部分抗告理由，亦不足採。　五、從而，原審認被告之犯罪嫌疑重大，有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第3款之情形，另查無其他法定撤銷羈押之事由，或有刑事訴訟法第114條各款所列情形，而為羈押之裁定，已權衡國家刑事司法權之有效行使、社會秩序及公共利益、被告人身自由之私益及防禦權受限制之程度，且其目的與手段間之衡量亦無違反比例原則，原審所為羈押之裁定，核無違誤。抗告意旨仍執陳詞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刑事第十六庭　審判長法　官　劉嶽承　　　　　　　　　　　　　　　　　　　法　官　古瑞君　　　　　　　　　　　　　　　　　　　法　官　黃翰義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董佳貞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2 　日

2024-12-11

TPHM-113-抗-2532-2024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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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簡易庭

侵權行為損害賠償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3年度板小字第2093號原告廖雅玲被告陳冠宇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於民國113年11月20 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貳萬壹仟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五月十一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原告其餘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被告負擔新臺幣肆佰貳拾元，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其餘由原告負擔。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貳萬壹仟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要領一、原告主張：　㈠被告於民國113年1月24日17時22分許，駕駛車號00-0000號自用小客車，行經新北市土城區成功街與復興街（成功水門）口處時，因行經無號誌路口，左方車未讓右方車先行之過失，而與原告駕駛其所有之車號000-0000號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發生碰撞，致系爭車輛受損(下稱系爭事故)。　㈡原告所受損害之項目及金額如下：　⒈交通費用：新臺幣（下同）5,975元。　⒉工資損失：事故當日原告因驚嚇過度故請親弟到警局協助安撫情緒進行備案求償113年1月24日當晚未營業之損失3,500 元，原告於11.年2月2日請假2.5小時至車輛原廠領車之損失 500元、2月份全勤損失2,000元，合計6,000元。　⒊系爭車輛折價損失：30,000元。　⒋精神慰撫金8,000元。　⒌本件請求損害賠償之金額為49,975元(計算式：5,975元+6,00 0元+30,000元+8,000元=49,975元)。　㈢為此，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⒈被告應給付原告49,9 7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⒉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二、被告則以下列陳詞置辯，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⒉如受不利益之判決，被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㈠被告之行為並未構成侵權行為：　⒈雖交通事故初判表描述被告可能肇事原因為「疑迴轉時未看清無來往車輛仍擅自迴轉」。然係爭交通事故發生當天實際情況係為被告駕駛直行返家方向，且行駛道路為單行道，並無迴轉可能。此情有交通事故現場圖(請見原證)，與被證1( 行車方向示意圖) 可據。　⒉由頂埔派出所製作之交通事故現場圖(請見原證)其地點標註為「成功街與復興街口」，然實際位置非復興街口，被證2( 事故現場Google地圖) 可據。交通事故初判表因交通事故現場圖之地點標註有誤而造成誤判不無可能。　⒊原告雖以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項、第191之2條為其請求權基礎。然查：　⑴承前所述，被告對於損害之發生，並無任何過失可言，且被告並未有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之情形存在，因此被告並不構成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184條第2項之侵權行為。　⑵被告於系爭交通事故發生時之路口為慢速行駛，時速低於10 公里/小時，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因此亦應符合民法第191之2條但書之規定，亦不構成侵權行為。　⒋因此，被告之行為並未構成侵權行為，先予敘明。　㈡退步言之，縱鈞院認被告之行為構成侵權行為，惟原告對於系爭交通事故之發生，應仍有過失相抵之適用：　⒈經查，係爭交通事故發生之時，原告亦有「路口未減速」之過失存在，原告穿越堤防水門處為十字路口，本易因涵洞視線死角發生交通事故。原告就未減速可能造成事故乙節，有客觀上具預見可能性，而違反應注意義務之情事。　⒉衡諸係爭交通事故發生之時，原告本身亦有過失，對於損害之　發生亦有條件關係與預見可能性，原告有與有過失之適用，依民法第217條第1項之規定與衡平原則，被告對原告應負擔之損害賠償責任(假設語氣，被告否認)應負擔之比例應以50%為宜，是原告之主張超過此部分者，應不可採。　㈢再退步言之，縱鈞院認被告之行為構成侵權行為，則原告據請求之項目與金額並不合理：　⒈經查，原告主張，損害賠償金額共計為126,120元, 其中76,1 45元委由保險公司代位求償云云。　⒉就原告自行求償部分，分項答辯如下: 　⑴交通費用支出(5,975元): 所列多為個人私務，如上下班、接送小孩、回娘家等。本項應不可採。　⑵薪資損失(6,000元): 系爭交通事故並未造成原告任何身體傷害而導致不能工作。本項應不可採。　⑶精神撫慰金(8,000元): 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係爭交通事故僅為擦撞，並無造成法條規定項目中之損害。本項應不可採。三、原告主張之上開事實，業據其提出新北市政府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及照片、系爭車輛行照、國都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土城服務廠估價單、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價報告書、理賠申請告知書、在職證明書等件為證，並經本院依職權向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土城分局調閱系爭肇事資料查明無訛，附卷可稽。另本件事故經被告聲請鑑定結果：「一、陳冠宇駕駛自用小客車，行經無號誌路口，左方車未讓右方車先行，為肇事主因。二、廖雅玲駕駛自用小客車，未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此有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113年10月16日新北裁鑑字第1135070782號函暨所檢附之新北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新北車鑑字第0000000號鑑定意見書附卷可稽，是被告對本件車禍事故之發生，具有過失甚明。是原告主張被告應就本件事故負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四、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汽車、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但於防止損害之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者，不在此限。」、「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或健康者，對於被害人因此喪失或減少勞動能力或增加生活上之需要時，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第191條之2、第193條第1項、第195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有明文規定。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17年上字第917號判例可資參照）。本件被告對原告有侵權行為，已如前述，被告自應負損害賠償責任。茲就原告據以請求被告賠償之項目及金額逐項審酌如下：　㈠交通費用：　　原告雖主張因系爭車輛受損，修車期間支出交通費用5,975 元等語，惟並未提出任何證據以實其說，尚難遽認原告此部分有受損害之事實，是原告此部分主張，洵屬無據。　㈡工資損失：　　按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216條定有明文。查原告主張其為處理系爭事故而委請親弟到警局協助安撫情緒進行備案、因至車廠取車請假及請求全勤獎金等情，固提出在職證明書為證，然訴訟風險為一般國民均可能遭遇，此種風險係獨立於被害人所受身體或物之侵害之外，舉凡受偵查、開庭、抑或所支出之攻擊防禦費用，涉及訴訟而必須經歷之各種過程，乃當事人依法應到庭為訴訟行為，盡其攻擊防禦之能事，係其為確保自身財產權所為，縱其因選擇請假而或受有薪資損失，究非本件侵權行為所造成之損害，二者間復無相當因果關係，則原告請求薪資損失6,000元，尚屬無據，不應准許。　㈢系爭車輛價值折損（交易上貶值）部分：　　按物被毀損時，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但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但以必要者為限（例如：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應予折舊）。被害人如能證明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超過必要之修復費用時，就其差額，仍得請求賠償。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一)意旨可資參照。申言之，物之毀損在技術上雖經修復，但交易相對人往往因對於其是否仍存在瑕疵或使用期限因而減少，存有疑慮，導致交易價格降低，此即所謂交易上貶損，被害人若能證明此貶損之存在，參照前揭民事庭會議決議意旨，應認其貶損之價額亦為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本件系爭車輛縱經修復完成，但該車價值貶損，計受有交易上貶損30,000元之損失乙節，業據其提出上開台灣區汽車修理工業同業公會鑑價報告書為證；參系爭車輛原正常車況現值480,000元，修復後現值450,000元，足見系爭車輛之價差折損約為30,000元，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價值減損30,000元，洵屬有據，應予准許。　㈣精神慰撫金部分：　　復按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民法第195條第1項定有明文，是以精神慰撫金或非財產上損害賠償須以人格權遭遇侵害，使精神上受有痛苦為必要。原告雖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8,000元。惟查原告於警詢時陳稱未受傷等語，復未提出本件車禍發生日前往就醫之診斷證明書，是被告所侵害者僅為原告對系爭車輛之所有權，原告之人格權並未受到侵害，故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8,000元，於法未合，不應准許。五、末按損害之發生或擴大，被害人與有過失者，法院得減輕賠償金額，或免除之，民法第217條第1項定有明文。查，本院審酌卷內資料，綜合雙方過失情節及相關事證，認被告與原告之過失程度分別為70%、30%，是依過失相抵規定，被告應賠償原告之金額應減為21,000元(計算式：30,000元x70%=21 ,000元)。六、從而，原告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21,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5月11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部分之請求，即屬無據，應予駁回。七、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依小額訴訟程序所為被告敗訴之判決，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之規定，爰依職權宣告假執行。至原告敗訴部分，其假執行之聲請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又被告陳明願供擔保，請求免為假執行，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八、本件係小額訴訟事件，應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項規定，確定本件訴訟費用為1,000元，由被告負擔420元，餘由原告負擔。九、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436條之23、第436條之19第1項、第7 9條、第436條之20、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上訴理由應表明一、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具體內容。二、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　記　官　魏賜琪

2024-12-11

PCEV-113-板小-2093-20241211-1

金訴緝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

加重詐欺等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金訴緝字第20號公訴人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徐子詠選任辯護人林亮宇律師李秉謙律師張馨尹律師上列被告因加重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2597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徐子詠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又犯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參月。　　犯罪事實一、徐子詠自民國108年8月18日前某日起，加入真實姓名年籍不詳綽號「聖哥」之成年男子及「王烱烈」等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徐子詠所犯參與犯罪組織罪部分，業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以108年度訴字第1001號、109年度訴字第74號案件判決，不在本案起訴範圍），徐子詠擔任俗稱「收水」之角色，負責收受「車手」或「收水」所轉交之被害人受騙款項，並提供其擔任負責人之子壹娛樂有限公司（嗣更名為：子壹整合行銷有限公司，下稱子壹公司）所申設兆豐國際商業銀行東內湖分行帳號0ㄩㄝ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兆豐銀行帳戶）供詐騙集團匯款使用，並將贓款上繳詐欺集團上級成員，亦受本案詐欺集團上級成員「王烱烈」指揮，負責掩飾或隱匿、移轉或變更該詐欺集團之犯罪所得。徐子詠即於該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基於詐欺、洗錢之犯意聯絡，先由該詐欺集團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示之詐欺手法，向附表所示之王權卿及饒承哲施用詐術，致渠等均陷於錯誤，分別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將款項匯入上開兆豐銀行帳戶後，徐子詠再依「王烱烈」指示將詐得款項轉匯入指定金融帳戶或提領現金，以上繳所屬詐欺集團，共同以此方式製造金流斷點，而掩飾或隱匿上開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嗣王權卿及饒承哲發覺受騙後，報警處理，而查悉上情。二、案經王權卿及饒承哲訴由桃園市政府警察局中壢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嘉義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一、證據能力：　本判決以下其他認定事實所引用之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等供述證據，因檢察官、被告徐子詠及其辯護人均對證據能力方面表示同意作為證據（見本院卷第513 頁），且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表示異議，而本院審酌各該證據作成時之情況，核無違法不當或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 1項之規定，認均有證據能力。又其他資以認定被告犯罪事實之非供述證據，亦查無違反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規定，亦具證據能力。二、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依「王烱烈」之指示負責收交款項，並提供子壹公司之兆豐銀行帳戶收受附表所示告訴人匯入之款項後，依「王烱烈」指定將款項匯至指定帳戶或提領等情。惟否認有何詐欺取財或洗錢之犯行，辯稱：我沒有參加詐騙集團；「王烱烈」是我合作20幾年客戶，他說想回臺灣做直播帶貨，請我幫他做代收代付，因為前幾年直播有比較流行，我自己剪輯、製作節目的部分量有比較少，所以我跟他說有機會就一起做，才會提供子壹公司之兆豐銀行帳戶；當時匯入的錢，「王烱烈」說是直播帶貨的錢，由他指定店家，我們把錢送過去；不然誰會拿新臺幣(下同)2,500萬元的公司來接贓款等語。辯護人則以：被告所經營子壹公司為高資本額、創立已久之公司，被告斷不可能以之為收水公司；「王烱烈」為台商，所經營王將集團在大陸地區規模宏大、有多家公司，經營電視購物行銷業務，業務遍及大陸地區，而被告所經營子壹公司與「王烱烈」經營之王將集團業務往來逾20 年，被告知悉其版圖，且受邀參加王將集團尾牙，故對於「王烱烈」邀請合作直播帶貨，當不會懷疑，因此，被告毫無參加詐騙集團、收交付款項之主觀犯意，被告始終遭蒙鼓裡，對所收取款項為詐欺不法所得來源均不知情等語置辯。經查：　㈠被告為子壹公司之負責人，子壹公司有申設兆豐銀行帳戶，被告有將帳戶資料提供與「王烱烈」作為收款之用；詐欺集團某真實姓名年籍不詳之成員，於附表所示之時間、以附表所示之詐欺手法，向告訴人王權卿及饒承哲施用詐術，致渠等均陷於錯誤，分別依詐欺集團成員之指示，於附表所示匯款時間，將款項匯入兆豐銀行帳戶，其後被告再依「王烱烈」指示將前開匯入款項提領或轉匯入指定金融帳戶等情，為被告所不爭執（見本院金訴緝卷第413至414頁），且有告訴人王權卿及饒承哲於警詢時之指述(見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1 09年度偵字第22075號【下稱偵22075】卷㈠第157至159、175 至177頁)，並有兆豐國際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號客戶基本資料表暨交易明細表、匯款申請書回條聯影本、存摺封面及內頁、對話紀錄、投資紀錄翻拍照片各1份在卷可稽(見偵22075卷㈠第345至357、429、437至452頁)，此部分之事實，首堪認定。　㈡按被告之前科紀錄等品格證據，倘與其犯罪事實具有關聯性，在證據法上則可容許檢察官提出供為證明被告犯罪之動機、機會、意圖、預備、計畫、認識、同一性、無錯誤或意外等事項之用。此等證據因攸關待證事實之認定，其由檢察官提出者固不論矣，如屬審判中案內已存在之資料，祇須由法院依法定之證據方法踐行調查證據程序，使當事人、辯護人等有陳述意見之機會，即非不得作為判斷之依據。查：　⒈被告自108年6月某日起，加入「聖哥」、「王烱烈」等人所組成之詐欺集團，並負責收受、轉交被害人受騙款項，先提供兆豐銀行帳戶供詐騙集團使用於取得遭詐騙之被害人王振成、鄭光宙匯款，其後被告依「王烱烈」指示將詐得款項匯入指定金融帳戶，或購買黃金等方式，上繳詐欺集團，共同犯三人以上加重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以110年度偵字第11764號提起公訴及111年度偵字第11268號追加起訴，嗣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金訴字第367號、111年度金訴字第296號(下稱士院110金訴367號等 )判決判處有期徒刑1年4月、1年6月，上訴後經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上訴字第3860號(下稱高院111上訴3860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前開追加起訴書、判決書在卷可參（見嘉義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1 2597號卷第95至109、111至113、115至134頁，本院卷第183 至210、546至547頁）。 ⒉觀諸前開判決書認定被告具有詐欺及洗錢之犯意及行為，理由略以(見士院110金訴367號等判決理由欄貳、一㈡、⒉以下，及高院111上訴3860號判決事實及理由欄三、㈡以下)：　⑴被告持用行動電話之微信對話紀錄，被告在「早上好」對話群組表示「他到了」、「收」、「1580K」，暱稱「大牛」之群組成員即回應「好」、「下課」，隨後「大牛」問到忠孝復興要多久，被告回應「26」，「大牛」即指示「待命」、「出發」、「忠孝復興2號」、「小廖哥」、「257」，隨後被告回應「收」、「2570K」，接著「大牛」指示「忠孝復興2號、小廖哥、51、出發」，被告隨後回應「收」，「大牛」表示「點好回」，被告回覆「510K」；另被告向暱稱「雄雄」之人討論匯款事宜後，被告詢問「所以等一下全部交敦南」，「雄雄」回覆「這趟全部交敦南」、「交好告訴我」，被告回應「已交5」，「雄雄」回覆「下課」等對話紀錄翻拍照片(見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08年度偵字第31339 號卷第80頁反面下方至第81頁、第84頁上方)；而被告陳稱「早上好」群組為「王烱烈」設立群組，「雄雄」為「王烱烈」，前開對話內容係王烱烈指示其處理本案依王烱烈指示代收代付款項相關事宜等情（見臺灣士林地方法院110年度金訴字第339號卷第196頁）；因上開對話紀錄中被告及「大牛」、「雄雄」陳述內容，與詐欺集團經由成員間層層轉手方式，掩飾、隱匿詐欺贓款之情形相符，且其等在對話中，使用「待命」、「下課」等用語，亦與詐欺集團成員聯絡收交款常見用語相合，足認被告對於詐欺集團運作模式甚為熟悉。再依被告之陳述、證人即鎮鋐銀樓負責人黃仁哲、業務林智杰、SHINY精品店負責人吳希儀於審理之證述，可徵被告與「王烱烈」將詐欺犯罪所得，部分用以購買易於收藏變價及難以辨識、追查來源、去向之零售黃金，達成隱匿效果，顯屬詐欺集團變更犯罪所得將詐欺贓款洗白之行為，且被告得以持贓款陪同「王烱烈」一同前往銀樓購買黃金，待銀樓人員熟悉交易模式後，即由被告單獨負責將詐欺贓款交予不知情之銀樓支付黃金價款，再由「王烱烈」到店取貨，亦徵被告深受「王烱烈」之信任，參與犯罪程度非輕，顯非一般單純聽命收交款項之外圍車手或收水人員等情。 ⑵被告另於107年11月至108年2月間，依友人「何楓成」之指示提供自己名下帳戶收受匯款後提款交予黃國愷，由黃國愷交由地下匯兌業者兌換成人民幣匯款至大陸地區，共同犯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09年度金上訴字第33號判決判刑確定。可見被告先前曾從事與本案相同之提供帳戶代他人收交款項之行為而遭追訴，足認被告對於依「王烱烈」指示收交之款項為詐欺贓款一節，已有明確認識，是被告具有參與詐欺、洗錢犯罪之故意及行為甚明。　㈢被告受「王烱烈」之指揮，提供子壹公司之兆豐銀行帳戶供詐欺款項匯入，並負責依照「王烱烈」、「大牛」等人指示，將該等款項轉匯、提領並交付他人，此屬該詐騙集團犯罪計畫不可或缺之重要環節。又其所參與之詐欺集團即有被告，以及與之接觸、聯繫的「王烱烈」、「大牛」等人，已經本院認定如前，其等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遂行犯罪之目的，而其成員已達3人以上。被告就本案有3人以上參與指揮、轉匯、提領及交收款項等情，亦知之甚詳。綜上所述，被告於主觀上明確知悉「王烱烈」指示其所處置之款項，即為所屬詐欺集團所詐得之贓款，目的在於掩飾、隱匿犯罪所得之去向、所在，使執法人員難以追查該等不法款項之流向，而有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及洗錢之犯意，客觀上則有提供子壹公司帳戶、轉匯、提領款項並交付他人之行為分擔。被告及其辯護人辯稱：「王烱烈」係多年合作之客戶，被告因信任「王烱烈」，而認知是合法為「王烱烈」給付貨款，並不知道收到的是詐欺款項，對子壹公司帳戶被他人作為詐欺財務匯款使用之工具，並無預見可能性云云，要非可取。㈣又本件被告及所屬詐欺集團所犯係3人以上共同犯刑法第339 條詐欺罪，構成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該條項為法定刑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之罪，屬洗錢防制法第3條第1款所規定之特定犯罪，而該詐欺集團成員，對告訴人王權卿、饒承哲施以詐術，令其陷於錯誤後，依照集團之指示，將如附表所示款項匯入兆豐銀行帳戶，則該帳戶內可對應找出以上被害人所匯之詐欺犯罪所得款項之金流紀錄，該集團得以藉由該帳戶之「漂白」而掩飾其犯罪所得去向；而被告將匯入之款項以轉帳方式或直接提領現金交付方式隱匿其犯罪所得之去向製造金流的斷點，使檢警機關無從查得前開告訴人遭詐騙款項之去向而掩飾、隱匿其犯罪所得之本質與去向，而兼有洗錢防制法第2條第2款之洗錢行為，自應論以洗錢罪。㈤被告及辯護人均辯稱子壹公司為高資本額，被告知悉代收代付之款項為詐欺贓款，不可能使用子壹公司之兆豐銀行帳戶等語。然查詐欺集團成員使用自己名下帳戶之情形非屬罕見，且以公司行號帳戶作為收款帳戶更亦使被害人信賴所匯款項係供正當用途使用，與本案詐欺集團以投資平台作為詐騙手法一節相符；況公司行號得以營業項目掩飾犯罪行為，此觀被告於本案中即以子壹公司之營業項目包含第三方支付服務，作為其正當化收付詐欺贓款行為之理由即明，是縱被告非使用來路不明之帳戶收付款項，亦不足據以逕對被告為有利之認定。　㈥被告、辯護人聲請傳喚蘇泓展到庭，欲證明「王烱烈」為知名台商、從事直播帶貨業務，故被告因此誤信等節，及傳喚李柏緯到庭，欲證明「王烱烈」與子壹公司有長期合作廣告傳播、業務往來，故被告因此誤信「王烱烈」所稱兩岸直播帶貨業務之合作提議等節。然查被告及辯護人傳喚蘇泓展及李柏緯所欲證明事項，均僅為「王烱烈」之事業、與子壹公司之歷往合作關係，然縱經傳喚前開證人到庭證實上情，亦無法直接證明被告有誤信「王烱烈」之情，故無傳喚之必要，併此敘明。㈦綜上，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堪以認定，應依法論科。三、論罪科刑　　　　　　　㈠新舊法比較：　被告實施本件犯行後，洗錢防制法業經修正，然因本案被告所犯之罪已從一重之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罪處斷( 詳後述)，此部分不贅就新舊法修正為比較。另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增列第4款，於112年5月31日修正公布，而於同年0 月0日生效施行，惟因該法條第1項第2款並未修正，此部分不生新舊法比較問題。　㈡核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2所示2次犯行，均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 第1項第2款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一般洗錢罪。　㈢按共同實行犯罪行為之人，在合同意思範圍以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其犯罪之目的者，即應對於全部所發生之結果，共同負責，不問犯罪動機起於何人，亦不必每一階段犯行，均經參與。本案固無證據證明被告直接對附表所示告訴人施用詐術；惟被告既與「王烱烈」等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依前述分工方式，由被告依「王烱烈」之指示收交詐欺被害人所匯款項，以完成詐欺取財犯行，並確保獲得不法利潤，顯係與其他集團成員彼此分工，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遂行犯罪之目的，參酌前揭所述，被告自應就該詐欺集團成員行為之結果共同負責，是被告就前開所犯2次加重詐欺及洗錢罪部分，應與「王烱烈」等詐欺集團成員，依刑法第28條規定論以共同正犯。　㈣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2所示犯行，各分別係以一行為同時觸犯3 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及洗錢罪，各為想像競合犯，均各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之3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處斷。　㈤被告就附表編號1至2所示犯行，分係侵害不同告訴人之財產法益，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以分論併罰。　㈥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不思循正當途徑獲取生活所需，貪圖參與犯罪之不法報酬，加入詐欺集團參與分工，致附表所示告訴人受有損害，復使犯罪追查趨於複雜，影響社會正常交易安全及秩序非微，兼衡本案被害人數、各次詐騙金額，並參酌被告深受「王烱烈」之信任，負責將詐欺犯罪所得匯至指定帳戶，或提領現金交付，顯見被告參與犯罪程度未輕。又被告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否認犯行，惟與告訴人王權卿達成調解，未與告訴人饒承哲達成和解或調解等犯後態度。併審酌被告於本院審理時自陳之智識程度、工作收入、家庭經濟生活狀況（見本院金訴緝卷第524 頁）等一切情況，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㈦不定應執行刑之說明：關於數罪併罰之案件，如能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於執行時，始由該案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所對應之檢察署檢察官，聲請該法院裁定之，無庸於每一個案判決時定其應執行刑，則依此所為之定刑，不但能保障被告（受刑人）之聽審權，符合正當法律程序，更可提升刑罰之可預測性，減少不必要之重複裁判，避免違反一事不再理原則情事之發生（最高法院110年度台抗大字第489號裁定採此意旨）。查被告尚有他案，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佐，而被告所犯本案數罪，有可合併定執行刑之情況，揆諸前開說明，應俟被告所犯數罪全部確定後，由檢察官聲請裁定為宜，爰不予定應執行刑。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本案經檢察官陳昭廷偵查起訴，檢察官黃天儀、陳則銘、邱亦麟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林正雄　　　　　　　　　　　　　　　　　法　官　洪舒萍　　　　　　　　　　　　　　　　　法　官　陳威憲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告訴人或被害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1　　日　　　　　　　　　　　　　　　　　書記官　李振臺論罪科刑法條全文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前項之未遂犯罰之。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未遂犯罰之。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　　附表：編號告訴人時間詐騙方式匯款時間、金額（新臺幣） 1 王權卿 108年7月23日起先由詐欺集團成員透過交友軟體與王權卿熟識，並取得信任後，再邀約王權卿匯款投資「霆聚投資平台」，保證獲利云云，致王權卿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108年8月30日13時55分，匯款18萬元 2 饒承哲 108年8月1日22時起先由詐欺集團成員透過交友軟體與饒承哲熟識取得信任後，再邀約饒承哲匯款投資「MT4」外匯投資平台，保證獲利云云，致饒承哲陷於錯誤，依指示匯款。 ①108年8月29日23時7分，匯款5萬元。 ②108年8月29日23時8分，匯款5萬元。 ③108年8月29日0時5分，匯款5萬元。 ④108年8月30日20時41分，匯款5萬元。

2024-12-10

CYDM-113-金訴緝-20-20241210-1

上訴

臺灣高等法院

過失致死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3年度上訴字第4665號上訴人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被告鄒鎮業上列上訴人因被告過失致死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110號，中華民國113年6月19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7054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上訴駁回。　　理　由一、公訴意旨略以：被告鄒鎮業(下稱被告)與同案被告傅玉婷( 所涉本件過失致人於死犯行，業經原審判處有期徒刑8月確定)前有因未妥善照顧嬰兒致死之前案紀錄，被告與同案被告傅玉婷為鄒○潼(民國000年0月生，真實姓名年籍詳卷，下稱甲童)之父母，竟又未能謹慎照顧子女，明知鄒○潼出生即患有輕微喉頭軟化症，且僅為出生甫2月之嬰兒，本應注意餵食完牛奶後不得立即平躺，恐有引起窒息之風險，且無不能注意之情事，竟疏未注意，於112年7月21日上午5時許，在其等居處內，於餵食甲童牛奶後，竟讓其平躺而未讓其頭部墊高或側臥，甲童因而有嘴角、鼻孔冒泡之情形，且身體抽蓄、臉色蒼白。被告與同案傅玉婷見狀始察覺有異，緊急送醫，經施以急救後仍於翌（22）日凌晨1時59分許死亡。嗣經員警接獲通報，循線調查始悉上情。因認被告亦涉犯刑法第276條之過失致人於死罪嫌等語。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其犯罪事實；又不能證明被告犯罪或其行為不罰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此即揭櫫刑事訴訟程序係採證據裁判主義，易言之，即認定不利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自應為有利於被告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次按刑事訴訟法上所謂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認定被告確有犯罪行為之積極證據而言，該項證據自須適合於被告犯罪事實之認定，始得採為斷罪資料。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以為裁判之基礎。又刑事訴訟上證明之資料，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證據，均須達於通常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若其關於被告是否犯罪之證明未能達此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致使無法形成有罪之確信，根據「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即不得遽為不利被告之認定。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過失致人於死罪，無非係以被告於警詢及偵查中自白、證人即同案被告傅玉婷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及新北市立土城醫院112年7月22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案發現場照片51張、遠興婦產科醫囑單暨相關說明文件、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及解剖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勘(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等為其主要論據。四、訊據被告堅詞否認有何過失致人於死犯行，辯稱：我跟太太的分工是我負責賺錢，當天不是我給小孩餵奶，當時我準備要出去工作，沒有注意到小孩躺的位置，我太太先發現小孩有異狀，有嘗試急救，後來我看到馬上把小孩背去送醫院等語。五、經查： (一)按刑法上之「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係結合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二者，以「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分別當成不作為犯與過失犯之核心概念。「作為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係依刑法第15條第1項規定「對於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之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乃以行為人是否具有「保證人地位」來判斷其在法律上有無防止犯罪結果發生之義務，進而確認是否應將法益侵害歸責予行為人之不作為。而「注意義務」其法源依據主要來自同法第14條第1項規定「行為人雖非故意，但按其情節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者，為過失。」係以社會共同生活領域中之各種安全或注意規則，來檢視行為人有無注意不讓法益侵害發生之義務，進而決定其行為應否成立過失犯。是上述兩種義務法源依據不同，處理問題領域亦有異，或有重合交錯之情形，惟於概念上不應將「作為義務」與「注意義務」相互混淆，而不能以行為人一有違反「作為義務」即認違背「注意義務」。換言之，保證人地位僅是行為人「作為義務」之理由，無法直接從保證人地位導出「作為義務」之內容。至行為人是否違反「注意義務」仍應以行為人在客觀上得否預見並避免法益侵害結果為其要件。非謂行為人一經立於保證人地位，即應課予杜絕所有可能發生一切危害結果之絕對責任，仍應以依日常生活經驗有預見可能，且於事實上具防止避免之可能性，亦即須以該結果之發生，係可歸責於保證人之過失不作為，方得論以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4276號判決參照，97年度台上字第3115號判決同此意旨一併供參）。次按對於具保證人地位者之不作為結果加以責難之可罰性基礎，在於不作為與作為具有等價性。而刑法對於不作為犯之處罰，並非僅在於不履行作為義務，還須考慮如予作為，能否必然確定防止結果發生，而非無效之義務，以免僅因結果發生之「可能性」，即令違反作為義務之不作為均負結果犯罪責，造成不作為犯淪為危險犯之疑慮。從而，必行為人若履行保證人義務，則法益侵害結果「必然」或「幾近」確定不會發生，始能令之對於違反作為義務而不作為所生法益侵害結果負責，且此所謂「必然或幾近確定」可以避免結果不發生，應由檢察官負舉證責任（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3780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查被告為甲童之父，當時亦與甲童同處一室，而被告傅玉婷餵食甲童牛奶完畢，因急於上廁所，隨即將甲童平放嬰兒車內，怠於將其頭部墊高或側臥，甲童因而嗆奶，呈現口鼻冒泡、呼吸困難等情，業據被告供認不諱，並據證人即同案被告傅玉婷於警詢及偵查中證述明確，且有新北市立土城醫院 112年7月22日出具之診斷證明書、案發現場照片51張、遠興婦產科醫囑單及相關說明文件、法務部法醫研究所解剖報告書暨鑑定報告書、相驗及解剖照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勘 (相)驗筆錄、相驗屍體證明書等在卷可稽，是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是案發當時被告同具有保護甲童生命、身體安全之作為義務，而亦有保證人地位甚明。惟參諸甲童係因嗆奶窒息死亡之本案事實（結果）為中心，關係最近者乃同案被告傅玉婷，其次始為同處一室之被告，被告既非實際上餵奶後將甲童平放之人，則其是否知悉同案被告傅玉婷相對危險的照顧嬰幼兒方式及知悉後如何處置，及案發時之注意及避免甲童窒息死亡之可能性，茲分別分述之： 1、參諸證人即同案被告傅玉婷於警詢中證稱：我餵完奶幫甲童拍嗝，過程中都沒什麼事，放回嬰兒車後，就發現她嘴角冒泡、吐一些奶漬、抽蓄、臉色蒼白，我就用大拇指按壓她胸口作CPR，後來我老公就背著女兒騎車趕去土城醫院急診室等語(見相卷第8至9頁)；於偵查中證稱：遠興婦產科護理人員來衛教時跟我說嬰兒天生有軟喉症，醫生跟我說至少要3 、4個月才會好，我先生也知道，衛教有跟我說餵完奶要讓小孩休息一下拍嗝，不能平躺，那天我餵完奶後有拍嗝，但拍完嗝平躺時沒有墊高，我先生本來急著出門，看到小孩頭朝上平躺，嘴角、鼻子有溢奶，我先生就把孩子翻過來頭朝下輕輕拍背，小孩還是沒有反應，我跟先生就把她翻過來按壓兩邊胸部上端，我先生看無效，就把孩子背著騎機車送土城醫院等語(見相卷第174至175頁反面)；於原審審理中證述：小孩平常都是我在照顧，回診都是我自己帶回去，我先生沒時間陪我去，他大部分都要上班，通常凌晨5、6點出門到工地集合點，他負責賺錢。事發當時發現小孩口鼻有異狀，我在小孩旁邊，我從廁所回來才發現小孩有異狀，這段時間我先生剛好要出門，我先生已經起床，是在同一房間，但我有點忘記我先生當時在做什麼。我去廁所時他有在房間，我先生沒有發現可能是在穿衣服，還是在做什麼。我先生有時會在我累的時候協助幫忙餵奶，我會先教他怎麼用，他在旁邊看。我先發現小孩有異狀再叫我先生，當時情況我一邊做 CPR一邊叫我先生過來，他也看得到小孩等語(見原審卷第13 9至151頁)，足認被告於發現甲童有異狀時，甲童業已呈現嗆奶、口鼻冒泡、呼吸困難之情形，其隨即有協助急救之舉動。而同案被告傅玉婷於上廁所前，將甲童平放嬰兒車內，怠於將其頭部墊高或側臥，並未特別告知被告，亦未有特別交代被告應注意甲童狀況，則被告於當時業是否足以知悉傅玉婷相對危險的照顧嬰幼兒方式，顯非無疑；況觀諸放置甲童之嬰兒車，上有斗篷可遮蔽嬰兒頭部，後方有半透明藍色網狀結構，有現場嬰兒車照片在卷可參(見相卷第33至37頁) ，則如非特別就近觀看，尚不容易察覺車內嬰兒是否頭部有墊高或側臥；尤以本案檢察官並無提出甲童身處嬰兒車當時與被告之相對位置，被告在房內之位置是否一眼望去就看得到甲童，依被告當時正忙於準備上班之情境，被告縱能看得到甲童，其是否可一望而察覺甲童處於平躺且頭部無墊高之相對危險狀態，殆有疑問。 2、另徵諸證人陳潔蓮於原審審理中證稱：辦出院跟嬰兒發燒時，看過爸爸2次，但是過程中基本上是與媽媽互動，沒有跟爸爸互動。餵奶的衛教是示範給媽媽看，爸爸沒有在場等語 (見原審卷第130、134、135頁)，益徵證人陳潔蓮並無同樣對被告施以餵奶後應如何處置之衛教，則被告平常縱認有協助餵奶，惟主要仍係在同案被告傅玉婷教導之下為之，是被告否知悉甲童餵完奶後應如何處置，亦即被告是否具有與同案被告傅玉婷相同之風險意識與照顧知識等情，自屬有疑。退步言，本件縱認被告案發時可以注意到甲童係放在嬰兒車中平躺，惟實際上本案甲童並無呈現哭鬧之狀態，如未經同案被告傅玉婷告知，或發生任何足以讓被告提高警覺之特殊狀況，則被告既非主要餵奶及平放甲童之人，依據共同照顧者合理之風險分攤，衡情亦不可能要求被告每分鐘都必須隨時監看甲童動靜而不能兼做其他事務，是本件依被告早晨忙於趕赴上班之事務，自難認被告有何違背注意義務或不知輕重緩急之處。此外，本案亦無證據足資證明同案被告傅玉婷違反上開注意義務歷時之久暫，如其違反時間較久，縱被告察覺到風險，將甲童抱起或墊高，是否法益侵害結果「必然」或「幾近」確定不會發生，亦即縱認被告履行照顧甲童之注意義務，是否足以避免甲童窒息死亡，亦有疑問。是檢察官就此部分之舉證，尚無法使本院形成對被告涉有過失致死犯行之確信，自無法認定被告涉犯過失致死罪。 (三)綜上所述，被告上開辯解，足堪採信。　　六、綜上所述，公訴人所提出之證據，尚難認定被告於案發當時對於甲童有何照顧不周或能注意卻怠於注意不作為之情形。　　此外，復無其他積極證據足以證明其被告有何上開犯行，揆諸上開說明，自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七、原審經審理結果，認無其他積極證據足資證明被告有公訴人所指之上開犯行，而為被告無罪之諭知，尚無不合。檢察官上訴意旨略以：㈠按過失犯以行為人對於結果發生應注意並能注意而不注意為成立要件；意即行為人具有防止結果發生之注意義務，且客觀上並非不能注意，竟疏未注意，違反注意義務，即應就有預見可能性之結果負過失犯罪責。另對犯罪結果之發生，法律上有防止義務，能防止而不防止者，與因積極行為發生結果者同；因自己行為致有發生犯罪結果之危險者，負防止其發生之義務，刑法第15條亦有明文規定。又行為人具有保證人地位，在法律上對於結果發生負有防止之作為義務者，其不作為將構成過失不作為犯；保證人地位，不僅依法令負有作為義務者，其他如自願承擔義務、最近親屬、危險共同體、違背義務之危險前行為及對危險源監督義務者，也具有保證人地位。而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之成立要件，指居於保證人地位之行為人，因怠於履行防止危險發生之義務，致構成要件結果產生，即構成犯罪。過失不純正不作為犯構成要件之實現，係以結果可避免性為前提。因此，行為人若履行被期待應為之特定行為，構成要件結果即不致發生或僅生較輕微之結果；意即法律上之防止義務，客觀上具有安全之相當可能性，則行為人之不作為，即可認與符合構成要件之結果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4034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父母對於未成年之子女，有保護及教養之權利義務；父母或監護人對兒童及少年應負保護、教養之責任，民法第1084條第2項、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3條前段亦定有明文。㈡查被告與同案被告傅玉婷為被害人甲童之生父及生母，平時共同負責照料甲童起居，均理應注意照護甫出生2個月甲童之生活與身體狀況，並注意給予適當之照護及營養，此為被告所不否認，復有個人戶籍資料查詢結果、遠興婦產科診所生產同意書等在卷可參，故被告具有保證人地位無疑。又據遠興婦產科醫囑單及相關說明文件記載甲童患有喉頭軟化症，並經證人即甲童主治醫師陳潔蓮給予衛教等情，核與證人陳潔蓮於原審審理中證稱：我有看過被告與傅玉婷，並示範如何餵奶，不得拍完嗝就平躺，確定出院那次被告有來，嬰兒室跟門診都有衛教，都會跟新生兒的父母進行衛教等語，而被告亦於偵查中供稱：遠興接生醫生跟我說孩子有軟喉症，餵奶主要是教我老婆，基本的我也知道怎麼餵食等語，足見被告確實知悉甲童患有喉頭軟化症，甲童是甫出生兩個多月的新生兒，餵奶時必須高度注意監看。且不論自己是否為實際餵食者，仍應隨時注意甲童之狀況，注意餵食者有無確實拍嗝、墊高甲童躺姿及甲童食畢後之相關情形，尚不得因為甲童交由傅玉婷餵奶，並急著出門，即解除自己生為人父之共同照護義務，參諸被告前有因照護幼兒疏於注意之過失，致其子死亡等案件，甫經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判處有期徒刑4月確定並執行完畢，有被告前科資料及該案起訴書附卷可查，是被告理應對於照顧幼兒之事更加謹慎，以避免憾事再度發生。再查，被告與傅玉婷、甲童同住一間套房之內，房內空間並非寬敞或具有多個房間，事發當時被告與甲童共處一室，隨時察看甲童當時情形，並非要求其過於嚴苛之義務而強人所難，並有現場照片、現場圖等在卷可憑，然竟被告疏未注意，導致甲童嗆奶窒息死亡，顯有過失存在。原審判決以依當下情形，被告不見得一眼察覺甲童處於危險狀態，而認被告責任無法成立為理由，顯然忽略被告本來有主動察看餵食情形及甲童當下狀況之義務，是否處於一望即知的環境實與被告應負之察看義務並無干涉。另原審判決認為證人陳潔蓮主要衛教對象是傅玉婷，傅玉婷又為主要照顧者，故被告是否有相同的風險意識及照顧知識，顯然有疑，惟被告既已知悉甲童患有喉頭軟化症，本應主動學習相關餵食知識，當不得以主要照顧者為傅玉婷即推諉照護責任，否則形成不盡責照顧孩子的父親沒有責任，而願意分擔育兒工作的父親才有責任之境況，顯然並非事理之平。甫出生2個月之新生兒，沒有自助能力而隨時可能發生未預期之風險，其幼小生命的維繫端賴於父母之共同照護，方能有平安成長的機會，為人父母者，必須有所認知及擔當，並負起相應的責任，如果不能稱職謹慎盡到照顧責任，一時懈怠而發生憾事，刑法就不得不介入評價，以維護幼兒脆弱之生命法益，實現刑罰一般預防及個別預防的機能。㈢綜上所述，原判決認事用法尚有違誤，爰請將原判決撤銷，更為適當合法之判決等語。惟查：㈠參諸證人即同案被告傅玉婷於警詢中證稱：我餵完奶幫甲童拍嗝，過程中都沒什麼事，放回嬰兒車後，就發現她嘴角冒泡、吐一些奶漬、抽蓄、臉色蒼白，我就用大拇指按壓她胸口作CP R，後來我老公就背著女兒騎車趕去土城醫院急診室等語(見相卷第8至9頁)；於偵查中證稱：遠興婦產科護理人員來衛教時跟我說嬰兒天生有軟喉症，醫生跟我說至少要3、4個月才會好，我先生也知道，衛教有跟我說餵完奶要讓小孩休息一下拍嗝，不能平躺，那天我餵完奶後有拍嗝，但拍完嗝平躺時沒有墊高，我先生本來急著出門，看到小孩頭朝上平躺，嘴角、鼻子有溢奶，我先生就把孩子翻過來頭朝下輕輕拍背，小孩還是沒有反應，我跟先生就把她翻過來按壓兩邊胸部上端，我先生看無效，就把孩子背著騎機車送土城醫院等語(見相卷第174至175頁反面)；於原審審理中證述：小孩平常都是我在照顧，回診都是我自己帶回去，我先生沒時間陪我去，他大部分都要上班，通常凌晨5、6點出門到工地集合點，他負責賺錢。事發當時發現小孩口鼻有異狀，我在小孩旁邊，我從廁所回來才發現小孩有異狀，這段時間我先生剛好要出門，我先生已經起床，是在同一房間，但我有點忘記我先生當時在做什麼。我去廁所時他有在房間，我先生沒有發現可能是在穿衣服，還是在做什麼。我先生有時會在我累的時候協助幫忙餵奶，我會先教他怎麼用，他在旁邊看。我先發現小孩有異狀再叫我先生，當時情況我一邊做CPR一邊叫我先生過來，他也看得到小孩等語(見原審卷第139至151 頁)，足認被告於發現甲童有異狀時，甲童業已呈現嗆奶、口鼻冒泡、呼吸困難之情形，其隨即有協助急救之舉動。而同案被告傅玉婷於上廁所前，將甲童平放嬰兒車內，怠於將其頭部墊高或側臥，並未特別告知被告，亦未有特別交代被告應注意甲童狀況，則被告於當時業是否足以知悉傅玉婷相對危險的照顧嬰幼兒方式，顯非無疑；況觀諸放置甲童之嬰兒車，上有斗篷可遮蔽嬰兒頭部，後方有半透明藍色網狀結構，有現場嬰兒車照片在卷可參(見相卷第33至37頁)，則如非特別就近觀看，尚不容易察覺車內嬰兒是否頭部有墊高或側臥；尤以本案檢察官並無提出甲童身處嬰兒車當時與被告之相對位置，被告在房內之位置是否一眼望去就看得到甲童，依被告當時正忙於準備上班之情境，被告縱能看得到甲童，其是否可一望而察覺甲童處於平躺且頭部無墊高之相對危險狀態，殆有疑問。㈡另徵諸證人陳潔蓮於原審審理中證稱：辦出院跟嬰兒發燒時，看過爸爸2次，但是過程中基本上是與媽媽互動，沒有跟爸爸互動。餵奶的衛教是示範給媽媽看，爸爸沒有在場等語(見原審卷第130、134、135頁)，益徵證人陳潔蓮並無同樣對被告施以餵奶後應如何處置之衛教，則被告平常縱認有協助餵奶，惟主要仍係在同案被告傅玉婷教導之下為之，是被告否知悉甲童餵完奶後應如何處置，亦即被告是否具有與同案被告傅玉婷相同之風險意識與照顧知識等情，自屬有疑。退步言，本件縱認被告案發時可以注意到甲童係放在嬰兒車中平躺，惟實際上本案甲童並無呈現哭鬧之狀態，如未經同案被告傅玉婷告知，或發生任何足以讓被告提高警覺之特殊狀況，則被告既非主要餵奶及平放甲童之人，依據共同照顧者合理之風險分攤，衡情亦不可能要求被告每分鐘都必須隨時監看甲童動靜而不能兼做其他事務，是本件依被告早晨忙於趕赴上班之事務，自難認被告有何違背注意義務或不知輕重緩急之處。此外，本案亦無證據足資證明同案被告傅玉婷違反上開注意義務歷時之久暫，如其違反時間較久，縱被告察覺到風險，將甲童抱起或墊高，是否法益侵害結果「必然」或「幾近」確定不會發生，亦即縱認被告履行照顧甲童之注意義務，是否足以避免甲童窒息死亡，亦有欵問。是檢察官就此部分之舉證，尚無法使本院形成對被告涉有過失致死犯行之確信，自無法認定被告涉犯過失致死罪。㈢綜上所述，被告上開辯解，應堪採信，此業據原審判決於判決理由內均詳予論述，且並無違背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又按證據之取捨及證據證明力如何，均屬事實審法院得自由裁量、判斷之職權，苟其此項裁量、判斷，並不悖乎通常一般之人日常生活經驗之定則或論理法則，且於判決內論敘其何以作此判斷之心證理由者，即不得任意指摘其為違法。公訴人上訴仍執陳詞，對於原審依職權所為之證據取捨以及心證裁量，重為爭執，仍無從使本院就此部分形成被告有罪之心證，且並未提出其他積極證據以供調查，是檢察官此部分之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哲名提起公訴，檢察官程彥凱提起上訴，檢察官曾俊哲到庭執行職務。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周煙平　　　　　　　　　　　　　　　　　　法　官　孫惠琳　　　　　　　　　　　　　　　　　　法　官　吳炳桂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檢察官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惟須受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限制。其未敘述上訴之理由者，並得於提起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刑事妥速審判法第9條：除前條情形外，第二審法院維持第一審所為無罪判決，提起上訴之理由，以下列事項為限：一、判決所適用之法令牴觸憲法。二、判決違背司法院解釋。三、判決違背判例。刑事訴訟法第 377 條至第 379 條、第 393 條第 1 款之規定，於前項案件之審理，不適用之。　　　　　　　　　　　　　　　　　　　書記官　鄭舒方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10　　日

2024-12-10

TPHM-113-上訴-4665-20241210-1